信報 2011年7月至10月連載
Vic：趁著農曆新年的假期，一次看完邵力競先生去年在信報連載的〈十四年亂象回顧系列〉共十四篇文章，深感分析中肯精闢，值得所有關心香港的人細閱，茲整理文章連結如下，以便有心人查閱。
邵力競先生為香港中文大學公共政策碩士課程兼任講師，曾任特區政府政務主任，現從事公共事務諮詢服務。
一、十四年亂象回顧
不論政府和建制派如何自吹自擂，特區十四年的現實是政不通、人不和。在此情形下，一眾局長高官紛紛勞累得病，又豈屬偶然？是他們的領導能力真的如此不濟？還是舊制度已沒法順應新時代的要求？變相公投反映了什麼體制上的缺陷？政改後的制度又有何「漏洞」，會成為反對派圍攻政府的機會？政府威信不彰，到底是因為太多的民主，還是太少的民主？
由於執政的支持基礎持續削弱，政府威權日去，支持者少，反對者眾，便得在每項政策議題上作出更大讓步，對象或個別黨派、或利益集團、或壓力團體、或傳播媒界，不一而足。由是在普羅大眾尤其是弱勢社群眼中，其執政進一步被認為軟弱不公，進一步打擊其公信力，形成惡性循環。
三權分立的本質，是三大部門權力的互相制衡。社會上不時有人希望行政、立法、司法三部門減少衝突，甚至加強合作、增進和諧；建言雖然立意良好，卻是對三權分立的最大誤解。三大權力的民意基礎和代表利益各異，任免和問責對象又不相同，加上人類對權力的慾望，以及港式資本主義奉為圭臬的「利益最大化」原則，在在使這類良好意願變得不可能。其實，透過權力之間互相制衡以防止專權腐敗，正正是三權分立的本意。
行政弱勢源於制度設計，而非立法或司法機關阻撓施政，不能倒果為因。香港政制的核心問題，是既要發展一套貌似西方的制度，卻又不願認真研究制度背後的核心價值；既要保留英國留下的司法獨立和議會監督，卻不能真正接受西方的民主民權精神；既要抄襲別人的遊戲規則，又不能接受遊戲結果。以至港式三權分立變成徒具虛文，矛盾百出。老實說，香港民主化的經驗，還走不出百年中國現代化東拼西湊、形具而神乏的格局。
為了讓功能組別這一鼓吹社會利益分化的畸形設計得以長期延續，已令香港的發展付出沉重代價。當局現在為了保留功能組別，換取民主黨的支持，而在政改方案中搞出超級區議會方案這另一怪胎，殊不知卻可能對自己的威信構成更大挑戰，這也許就是日後歷史的反諷。
六、孤獨的行政長官
香港特首的產生，既非透過現代公開普選的選舉原則，又不能如殖民地般由北京當局直接委任，因此只能是精英集團彼此間或明或暗地爭取中央的祝福，這與二月河筆下的九王奪嫡，何其相似？
七、擠擁的行政會議
區區寡聞，暫時實在無法參透行政會議以目前的架構和組成，對貫徹「行政主導」有何意義。然而，行會縱無百利，卻有一害——因為這種行政多元化，傾向掩飾過失、破壞責任。無他，行政會議成員雖可向特首提出反對意見並記錄在案，但這些記錄因行政會議內容的保密性而無法為公眾知悉（故意洩密另作別議），公眾因此永遠無法就個別政策的推行或延宕，而向一眾行會成員攤分並追究責任。
過去十四年我們在民主化上未有寸進，我們的政治文化是變得更理性還是更民粹、更反智？當政務官出身的曾俊華尚且要打破謹慎理財的原則，虛耗庫房以堵悠悠眾口、取悅民眾的時候，我們對這種憂慮還有什麼話說？難道因為這政府是民主選出的嗎？我日後數篇會小心求證。但在此不妨先大膽假設，提出一個多年來的觀察：即不是民主政治帶來了民粹主義，而是抗拒民主化才引進了民粹政治。
九、文官政治的貧乏
所有意識形態的爭拗，最終會反映到與我們福祉攸關的具體政策上。最近李克強訪港，加推CEPA框架下之「挺港」（事實上是互惠）措施，全港歡騰，諸君又可知CEPA和昔日港府推崇之多邊自由貿易精神格格不入？據聞CEPA未誕生前，曾有港府要員當眾怒斥坊間學者提出之區域性經濟協議，是愚蠢透頂（bloody stupid），反映雙方對經濟哲學認識上的強烈出入。
我們有沒有辦法把這種對管治哲學的不同理解，作有建設的討論，化為具體政策，供人民選擇，落實試驗，並讓當事人為成敗負起責任？有，那便是透過選舉為社會議題聚焦，就不同政綱來一場大辯論，讓不同意識形態的政黨組成責任內閣。具體施行，可以斟酌；但如沒有這種機制，又如何測試不同施政理念的成效？
真正成熟的政治問責，當包含更深意義：「問」，在此是追究的意思，為什麼你這樣做而不是那樣做，什麼地方弄砸了，什麼承諾落空了，什麼人須對什麼事負責等等，從政者須向人民解釋交代。不過，在未有民選政府前奢談問責，根本就是緣木求魚。人民對從政者的政綱本來便無從選擇，問責官員亦從無具體公開交代其施政理念和政策承諾。既然從無承諾，又如何追究責任？一如雙方從未訂約，又如何控告對方違約？過去數年各方對這一制度的擾攘，實昧於民選政府必先於問責政府這一顯淺道理，不能本末倒置。
十一、諮詢政治 玩到幾時
對於這種「我請客，你付鈔」的問題，不能就個別政策作諮詢，而要讓公眾看到不同政策範疇之間的利害因果，平衡輕重，作出取捨，透過選擇不同政策組合的政綱，給予政府清晰的民意授權，體現社會的共同意志；否則每人就各自利益對每項政策各自發言，便會陷入既要請客、又不付鈔的局面，再諮詢一百年都無用！
十二、自由喪鐘因誰而鳴
中式開會——沉默
中式民主——乞求
中式自由——質劣
沒有真正民主政治的後果，是人民從來無選擇政府和不同政治綱領的自由，而只有批評反對的自由。人們既不能按自己的意願選擇，也就無義務和責任要支持所產生的政府和政策；一如盲婚啞嫁的人總能把婚姻失敗的責任推到父母頭上。久而久之，我們擁有的便只能是有批評而無建設的自由。
十三、民主的最後答案
歸根究底，我們對政治制度的選擇來自對人性的判斷：如果你認為一般人都是愚人，只會為眼前利益你爭我奪，那麼社會最好是讓天使和精英來領導；如果你堅持投票權要與納稅量掛鈎，認為中國人先天不宜或不配施行民主制度，那對我提出的問題你不會找到答案。
然而，又有什麼能保障天使不會墮落、精英不會徇私？中外歷史都說明，在缺乏監督制衡的情況下，能力強而機關算盡的精英會給公眾利益帶來更大的傷害，沒有任何證據顯示，學歷學識或納稅多寡與人的愛國心和公益心有必然關係。以香港社會教育的普及、市民的理性務實、法制的完備，如果硬說還未準備好、未符《基本法》所定的「實際情況」，未知世上還有多少地方，具備產生民主政府的「實際情況」？
十四、神話的終曲
精英階層需要懼怕開放權力嗎？事實上大部分港人都服膺能者奪魁、多勞多得的資本主義精神，沒有理由相信這會因政制改革而改變。正如美國兩百年的民主制度也沒有窒礙資本主義的發展，反令它成為這精神的老大哥，不斷壯大，抵禦了半世紀以來社會主義的挑戰。
這是因為民主政治的最大優點在於它的教育功能，當人有自我管理的權利後，便須為自己的選擇負責，並在過程中學習，不能再諉過於一小撮人。固然總會有人後悔自己的選擇，也沒有任何制度能杜絕無恥食言的政客；但長遠而言，民主制度比其他制度更具自我完善、修復錯誤的能力，美國人從兩百年前的蓄奴到廢奴、從平權到今天黑人可以當總統，是為一例。
香港的精英階層也許對民主理念不感興趣，但至少應注意它對社會安定所起的功能；擔心政改過急帶來風險的時候，也要認真思考無限期拖延的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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