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月31日 星期四

吳志森 - 移民的理由

明報   2013131 

接上篇:吳志森 - 移民台灣?

香港會否出現新一波移民潮,我沒有水晶球,無法準確預測。朋友見面,愈來愈多人談移民,倒是個值得重視的現象。

要離開一個土生土長、長期居住的地方,絕不容易。原因不外乎:別的地方更好,更有發展機會,選擇連根拔起,放手一搏。又或這個地方愈來愈差,實在呆不下去,不得不尋找出路,另謀發展。當然還有很多不足為外人道的理由,包括個人、家庭、事業等等,無法一一列舉。

總之,移民不移民,是個人和家庭的決定,正所謂家家有本難念的經,外人無容置喙。

但如果移民不是個別的決定,不是個別家庭的現象,而是集體行為,發展成為移民潮,就另當別論,這個地方究竟出了甚麼問題。就值得研究了。

為甚麼要移民?要離開生於斯長於斯的地方?最近,我聽到起碼有兩種截然相反的觀點,一種是:香港太紛亂了,每天爭拗不絕,政府寸步難行,甚麼事情都做不了,發展停滯,給鄰近國家和地區都趕過了。

更嚴重的是,人們愈來愈無法包容不同意見,非友即敵,無論是議會還是傳媒,愈來愈粗暴,新聞只有意見而不講事實,更經常逼人表態,這跟文化大革命有何分別?躲得遠遠,圖個耳根清靜,不是更好的選擇嗎?

驟聽,這種講法表證成立,言之成理。紛擾不絕,吵鬧不停,置身其中,頭痛欲裂,身心都會受到影響,試問,誰願意在這種環境下過活?為了避開這愈趨紛擾的世局,只有移民他鄉,再作發展。

先不說我是否同意這種分析,類似觀點,十幾年前已經聽過,不是在香港,而是台灣。台灣解嚴,開放黨禁報禁,政黨和媒體林立,整天吵鬧,無日無之,人人都只講立場不問是非,民粹當道,容不下理性討論空間。

甚至有知識分子慨嘆,不到台灣,不知文革還未結束。就是這句話,使大陸的宣傳部門恍如執到寶,以此告誡大陸同胞,民主不是好東西,會變成文革,看看台灣就知道了。

其時,有台灣知識分子在報上撰文,詰問對這種慨嘆今不如昔的論點:如果嫌今天的台灣紛亂困擾,回到兩蔣統治的威權時代,沒有任何雜音,一切都由國民黨說了算,你們願意嗎?

Vic:一個社會湧現移民潮,或移民成為熱門話題,的確是反映這個社會出現了大問題。個人是否要移民,必須考慮的關鍵問題是:你心裡能放下故鄉嗎?你在新地方能安頓下來嗎?最差的情況,是對故鄉無法忘懷之餘,在新地方也無法安頓,徒有新家,但精神上從此漂泊。然而,目下許多香港人想移民,實在不難理解(Standing on my land, I feel like a stranger),而港共政權,是絕不介意香港人外流的。香港正在換血,香港人棄城外逃,正合港共心意。司徒夾帶以下這段話,絕非兒戲,不願移民或不能移民的香港人,都應該好好想想。

葉一知 - 河水犯井水:中港三大矛盾

爽通識   香港爽報   2013年1月31日

搶奶粉夾無品 中港矛盾有原因

近日中港矛盾再度升溫,有廣東省政協港區委員更火上加油,表示「中港矛盾源於香港人眼紅內地人有錢」,未免太無知。要初步理解中港矛盾,可從三個層面分析。

一、文化差異致中港磨擦

中港兩地發展的差異形成兩地生活方式的重大落差。早於70、80年代,香港已走向國際化,成為現代化的文明城市,但當時中國大陸正值文化大革命的餘波,發展仍屬封閉和落後。

中國大陸自改革開放後才走上現代化道路。但由於改革只屬經濟層面,政治仍然封閉,內地人到今日所能接收的資訊仍有限,網絡資訊也遭過濾,加上高壓統治,在經濟改革的旗號下,內地人惟有事事向錢看,因為如不向錢看改而關心社會或政局,便觸及中共管治問題,刺痛中央神經,必遭禁止和打壓。近年的維權運動屢被打壓,可見一斑。

這種發展模式的結果,是人民生活改善了,但良好的公民心理和素養卻無法建立。即使中央推出多種措施,例如呼籲國民出外要奉行「文明旅遊」,注意言行舉止不要令國家蒙羞,又不斷推行提升公民質素的教育,但公民質素不是一朝一夕可培養出來,何況在一個封閉的高壓統治國度裏呢?

今天,很多內地人仍欠缺公民意識,如打尖、隨處大小便、不懂禮讓等。從前香港人也是如此,但經過多年發展,今天已沒有多少香港人認同這種行為,不過在內地這種劣根性卻仍被視為在社會生存的必要行為。公民素養的落差,便形成第一波中港矛盾。

二、社會資源競爭成矛盾爆發點

單是文化差異未必導致軒然大波,社會資源的競爭才是矛盾的爆發點,當中包括:

本港孕婦床位不足:這應是最早突顯的尖銳矛盾。內地孕婦基於逃避一孩政策、希望取得香港身份證、對本港醫療水平更有信心等原因,大舉到港產子,造成本地孕婦床位不足。

自由行經濟推高租金:港府多年來過度倚賴自由行帶旺經濟,內地人大舉到港消費,令各區租金一升再升,除藥房、電器店、金舖、連鎖名店外,其他店舖都因租金高昂而難以經營,老舖一間接一間結業,幾乎出現「每日一執,你今日執咗未」的現象。即使店舖可以經營下去,也因租金高而要大幅加價,推高通脹,大大干擾本地人的生活。

樓價高企:內地富人大舉到世界各地置業,令各地房地產熾熱非常。本港樓價「受惠」於大陸人,已達「癲價」,香港人無法置業,租金也隨樓價上升,造成港人嚴竣的住屋問題。即使港府出招,向外地買家徵收重稅,情況也未見大幅改善。

小學學位不足:跨境學童人數連年上升,學位被「雙非兒童」(即父母均非香港人而在港出生並取得本港居留權的兒童)搶奪,北區小學學額更是嚴重不足,令本地家長憂心不已。

搶購本地日用品:由於內地貨品以「假」聞世,內地食物以「毒」聞名,自由行旅客紛紛到港搶購各式貨品,包括成藥、賀年食品等。一簽多行的政策也造成水貨問題,最近水貨客哄搶奶粉造成「奶粉荒」,官員又建議「配給」——本地人購買日用品要配給,遊客反而任買,令中港矛盾彷彿到了另一高峯。

三、政治矛盾

中國大陸仍奉行極權統治,無示威和言論自由,官員貪腐,法治不彰,人權屢遭打壓,種種問題都違背民主、人權、自由、法治、廉潔等香港核心價值。

本來,一國兩制和《基本法》保障了這些核心價值,但近年種種事情都令人擔心核心價值不保,例如中央干預香港事務日見明顯,中聯辦被指介入特首選舉;官員屢次捲入貪腐、以權謀私的醜聞;香港示威自由屢遭打壓,警方出動大型胡椒噴霧對付示威者,還經常引用《公安條例》拘捕他們(2011年以此拘捕了45人,超過回歸14年來累積的總和);《基本法》承諾給港人普選,但中央多番推辭,人大更以釋法否決2007、2008年雙普選;律政司被指向終審法院施壓,希望終審法院自行提呈人大釋法推翻其有關居港權的判決,破壞法治……

種種事例,形成政治上的中港矛盾:香港人希望中央承諾實踐一國兩制,不加干預,保障本港核心價值,但中央卻小動作多多,逐步蠶食本土文化,「拒絕同城化、赤化」的呼聲大增,甚至有人高舉港英旗示威,可見中港矛盾的尖銳。

撰文:葉一知
通識老師

電郵:mailto:yipyatcheels@gmail.com

蔡子強 - 「人格謀殺」不能取代「坦白交代」

2013年1月31日

【明報專訊】過去幾個月,為了拆解梁振英的「語言偽術」,筆者在本欄曾經多次推介過曾任教於中文大學哲學系的李天命老師之《李天命的思考藝術》一書,並引述當中的理論,來剖析梁的偽術與謬誤。

今天筆者又再拿書中另一理論,來剖析和評論一下過去一個禮拜熱爆本地政圈的一宗時事。

「人身攻擊之謬誤」

《李天命的思考藝術》一書中,在拆解各種語言和思考方法的謬誤時,提到其中一種為「人身攻擊之謬誤」,並解釋:

「這種謬誤可以用四個字概括,就是『因人廢言』。在討論時針對別人的品格、動機、態度、階級、種族、處境……之類的因素進行攻擊或加以挑撥,以此當做提出了理據去駁斥對方的言論,那便犯了人身攻擊的謬誤。」

「最常見的一種人身攻擊的謬誤,就是猜估別人的動機或內心態度,然後當做已給出了理據駁倒了對方。」(摘自書中第224頁,筆者看的是自己書櫃裏1991年發行的第2版,這本書至今已發行至60版)

所以,一個流氓說「太陽從東方升起」,你不能單單因為他流氓的品格,便否定「太陽從東方升起」是錯的;一位善良的老太婆說「喝香爐灰冲水能醫百病」,你因為她善良,一直待你很好,便信以為真;同樣,你也不能因為一個人求官不遂,又或者嘗試干預廉署調查,便認為他的說話一定是「生安白造」。

「人格謀殺」

類似「人身攻擊之謬誤」及伎倆,應用在政治上,英文稱之為「Character Assassination」,中文譯作「人格謀殺」。

那就是指,一種處心積慮,以各種手段摧毁對手的聲譽、公信力和形象,來把對手擊倒,及打發對方的論據和批評,以此取代以事論事,以理服人,以及正當的政治、意識形態和政策辯論。這些手段或明或暗,或公開或枱底操作,包括渲染對方的不利消息和傳聞、挖掘對方的黑材料,以至造謠生事等等。

國內對付政爭對手以至異見人士的一種方法,往往就是發放消息,說其私生活、男女關係如何不檢點,收入、財富如何不乾淨,人品、性格是如何的差,鬥垮鬥臭之後,便不用再處理他們原本的批評和論據。

但今天的香港,是否真的也在「大陸化」呢?

上個禮拜,劉夢熊,梁振英參選特首時的頭號闖將,倒戈相向,在周四出版的《陽光時務週刊》之專訪中,狠批梁振英,指梁沒有兌現給他行政會議成員,以及只推薦他一人為全國政協常委的承諾,又在僭建問題上「作故事」,批評梁「言而無信,不知誠信為何物」,在政圈引起極大震撼。

梁振英的「笑而不語,不作回應」

以往常把「開誠布公」掛在嘴邊的梁振英,連日來對劉夢熊的指控,都封口不作回應,對記者的一再苦苦相逼,要求他交代事件,都只是笑而不語。就算周六出席無綫節目《講清講楚》,被主持當着鏡頭直接追問,梁也以「現階段不適宜回應」作擋箭牌,亦不肯交代何時才是適當時候回應。另外,梁在接受亞視國際台《時事縱橫》訪問,在主持四度追問他可有誠信問題下,他一樣未有正面回應。

周日,梁振英參與一個航空公司的公關活動,他與飛機上的乘客有說有笑,有問有答,對小朋友簽名的要求更是有求必應,盡量擺出一派親民作風。不過,對於同場記者的提問,卻是充耳不聞,有報章記者統計,在歷時10分鐘與乘客的互動中,記者提問了超過50條問題,例如「咁幾時先係適當時機?」「係唔係想好似僭建咁,拖香港市民?」「你接唔接受測謊?」「有政黨指你涉嫌賄選,點解面對咁嚴重指控都唔回應?」「如果劉夢熊真係國金跳落嚟,你覺得自己係咪幫兇呀?」但梁振英卻一律置若罔聞,只是賠着一副笑臉。

有記者再追問「你係咪覺得簽吓名就可以得到市民信任?」「係唔係出席呢啲活動就可以證明你係有誠信嘅特首?」當時正背向記者為小朋友簽名的梁振英突然回頭,面對傳媒區「哈!哈!哈!」大笑3聲,然後繼續簽名。

這種「笑而不語,不作回應」,讓人想起2003年7月1日50萬人上街,要求董建華下台,之後記者連續多天,大清早待在政府總部等候董上班,追問他對遊行人士的回應,但董卻只是賠着笑臉,並以一句「早晨」作回應。

都說董建華是一個「老好人」,至於梁振英呢﹖我不知道。他在事件中,又是否只是「笑而不語,不作回應」那麼被動呢?有否用到其他手段為自己絕地反擊呢?

躲在「消息人士」的掩體之後

上周四,即是《陽光時務週刊》專訪刊出當天,傍晚無綫六點半電視新聞便報道,劉夢熊於本月初被廉署拘捕的消息,接着多個電子及印刷媒體,俱收到消息人士,放出同一段消息。

這樣時間上是否太過巧合?動機是否成疑呢?

於劉夢熊專訪刊出之後,極短時間之內,不同媒體都接到消息人士放出同一段針對性的消息,很明顯這不是偶發行為,而是有部署的「放風」,為梁振英「消毒」,那麼消息人士的真正身分為何?是特首辦?又抑或是梁粉?還是其他?

在接着幾天,暗箭持續亂飛,聲稱牽涉內情的信件,不斷遭報章披露,矛頭直持劉夢熊,但卻「有被告無原告」,沒有人具名、光明正大、堂堂正正的確認這些信件的源頭和真確性,卻被報章統統籠統地以「消息人士」、「知情人士」來作引述。

躲在「消息人士」這個「掩體」之後,啟動一個龐大的放風機器,發放對對手不利的消息,企圖「人格謀殺」,藉此摧毁對手的誠信,再一併打發對手的指控,這是十分之不光采的手段,如果這個放風機器是政府,那麼就更加恐怖,更加讓人齒冷。

劉夢熊動機成疑 不代表梁振英不用交代

媒體報道劉夢熊與廉署之間的瓜葛,當然無可厚非,亦與公眾利益和知情權有關,但問題是,如果梁振英認為這樣就可以取代自己直接回應對其誠信的指控,因而可以每天繼續「笑而不語」,對記者的提問置若罔聞,那就是絕對的錯誤。

如果劉夢熊真的如報章報道般,企圖透過梁振英來干預廉署的運作和調查,那固然是一件嚴重事件,但梁振英在當選前有否向劉夢熊許下承諾,作出不道德的政治交易,卻是另一獨立事件。前者成立,並不代表就此便可以推翻後者。放風披露劉夢熊與廉署的瓜葛,並不代表梁振英就不用交代自己與劉有否作過不道德的政治交易。

匿名「人格謀殺」卑鄙

如果梁營人士真的是躲在「掩體」之後,以「人格謀殺」來回應對方指控,這無疑是十分卑鄙的行徑。梁振英有必要出來開誠布公,公開交代,不單是有關其誠信的指控,還有特首辦、政府官員、梁營人士,是否就是上周四傍晚向媒體披露廉署案件的「消息人士」?是否就是過去幾天媒體裏不斷放風打擊對手的「消息來源」?

讓我不厭其煩的說清楚,我並不是反對通過媒體報道來公開事情的來龍去脈,讓公眾更能多角度了解整件事,我反對的只是躲在「掩體」之後,而不是光明正大的去披露案情和消息,以及以此取代正式回應。

我希望讀者和公眾能夠明白當中的邏輯,以及看清這是怎樣的一種語言偽術陷阱。

蔡子強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講師 

孔捷生 - 瘦死的黑熊比狼大

香港蘋果日報   2013年1月31日

熊狼PK熱爆全城,想當初熊狼觥籌交錯、酒酣耳熱之時不知說了幾多體己話,孰料梁振英對誰都不會全拋一片心,歃血為盟更無從談起,狼熊不過露水姻緣而已。果不其然,熊出盡符法幫狼上位,狼即過橋抽板,種種甜美許諾都打了水漂。從動物習性而論,狼食肉,狡詐而陰狠,熊雜食,力大招沉,卻欠聰明。熊被狼放了鴿子,急怒攻心,轉頭給狼以一記「熊抱」,兔子急了還會咬人呢,何況於獅虎都不敢惹的熊?

此番劉夢熊已將生死置於度外,誓與梁振英「賭命」,這兩個字吐出口,斷難善了。就像王立軍賭命夜奔,開弓沒有回頭箭,不世出的梟雄薄熙來卒被七傷拳所廢。若是梁振英聯手西環上演一幕「倚天屠熊記」,對劉夢熊實施「檀香刑」(莫言小說描寫的清代刑罰),使之永世不得超生,卻也存有諸多顧忌。

這就像重慶「淫照門」──盛產美女的渝城有一妖姬趙紅霞(實名周小雪)睡翻了十一個廳級幹部,拍下的淫亂視頻已把雷政富等一眾高官拉下馬。重慶警方跨省「取證」,要搜查爆料人朱某的家,朱有恃無恐,聲言手上還有更多猛料視頻,涉及更多和更高級官員。若在薄熙來治渝之時,「料王之王」朱某早就被人間蒸發了,但如今新君正要肅貪反腐,朱某人背後是億萬網民和一大群維權律師,「滅口」已屬不能。

劉夢熊「賭命」亦與之近同,外間固然不曉得他還有何殺着,狼心裏卻大致有譜,狼熊一段露水情緣,「夜半無人私語時」,不知留下幾多把柄。至少許諾推薦熊入行會及政協常委,賄選表面證供已成立。至於狼自白與泛民主派是「敵我矛盾」,他沒有說過才怪!如此背離《基本法》的說辭,他怎有資格有臉皮賴在行政長官的席位上?

范太有言,這番擾攘風波令她看到政治「醜陋的一面,以前香港政壇講誠信,不講大話」,這已是指着和尚罵禿驢,劉夢熊在香港政壇並無職務,行騙長官才是政壇中人。

瘦死的黑熊比狼大,劉夢熊這一記致命「熊抱」,還會衍生後續的蝴蝶效應。狼民望已超低,經此一遭更創新低;狼朝班底士氣已夠低落,經此一遭更軍心渙散。劉夢熊恐還未算正版王立軍,看到風頭不對,狼班底若再反出個王立軍二世,抖落出更多猛料,那就給狼朝釘上最後一枚棺材釘,屆時永世不得超生的反是狼主。

筆者由此得出之感慨有別於范太,從唐梁雙英對撼到目下熊狼PK ,政治醜陋固然暴露無遺,卻更凸顯香港實行雙普選已刻不容緩。捨此一途,怎去還香港政壇之清白?又如何重建市民的信心?

長平 - 吃着花生唱着歌

主編的話    陽光時務    2013年1月31日

我偶然間看到自己二十年前發表在報紙上的一篇專欄文章,不由得感慨了半天。那篇文章的標題是《新民謠:苦中作樂》,談的是上世紀90年代初期的一種社會現象。那時候呼籲反腐敗的「六四」運動被血腥鎮壓,腐敗却隨「小平南巡」之後經濟重振而更加猖獗。憤怒而又壓抑的民間,興起傳唱「新民謠」,也就是編唱一些新曲來針砭時弊,舒解心中鬱悶。例如:「一等公民是公僕,子孫三代都幸福;二等公民大蓋帽,吃了原告吃被告;三等公民公務員,喝茶看報也來錢……」;「革命的小酒天天醉,喝壞了黨風喝壞了胃,喝得老婆背靠背,老婆告到紀檢委,領導說:該喝不喝也不對……」

作家賈平凹在小說《廢都》裏,大量記錄了這些「新民謠」。當時有人認為,政治腐敗,人心墮落,民憤難平,「詩可以怨」。這些民謠的傳唱,必將積累更多的民憤,加速專制政權的潰敗。我在那篇小文裏,也引述古代民謠,證明「民謠所指,必是社會大病症無疑」。

不過,我更看到,和古代民謠說「徹心徹骨的叫喚聲和咄咄逼人的戰鬥力」不一樣的是,「新民謠」「在諷刺鞭撻不正之風的同時」,還有幾個方面的東西值得重視:一是自得其樂:「你腐敗罷,老子編你唱你,哈哈!」乃至於「這種找樂精神滑向無聊情趣」。一是自暴自棄:「唱來唱去,有時也不免唱到咱小老百姓。自己算什麼玩藝兒,無錢無權,還瞎起哄,真是『十等公民是主人翁,球莫名堂學雷鋒』」——這不就是今天的「 屌絲」心態嗎?三是低級趣味:「人家美女成群,自己孤苦伶仃,只好窺秘意淫」。

我的結論是:「我們民族必須走出新民謠苦中作樂這塊沼澤地,支持什麽,反對什麼,旗幟鮮明,少哼小調,多幹實事,才是振興之道。」——彼時當局撲滅了80年代的「西學熱」,強化民族主義教育,「民族振興」重新成為一個熱詞。

我之所以不厭其煩地轉述這篇才疏識淺的小文,是因為它讓我恍然感覺,這二十年來時間幾乎停止。二十年足以更替一代人,可是當年父輩們的「新民謠」傳唱,不就是今天下一代的互聯網抗議嗎?不同的是,年輕人以更加豐富的文藝形式創造網絡「新民謠」,以更加高的頻率點擊鼠標,可是我在二十年前指出的這塊沼澤地,中國人不僅沒有走出來,也許還愈陷愈深了。

中國歷史上的無數造反運動中,民謠塑造的民意都立了大功。後來「上帝給了中國人一個最好的禮物」——互聯網,這種民意更以幾何倍數的速度進行繁殖和傳播。人們更加堅定地相信:專制政權再也沒有不倒的理由了吧?

這二十年來,我也增長了不少見識,知道在前蘇聯、東歐乃至納粹統治下的德國,政治笑話、民謠和暗語都是民眾表達不滿、釋放憤懣的一種途徑,也知道這些情緒真的會積少成多、聚沙成塔。但是另一方面,我對「苦中樂作」的抵消作用也有了更多的理解。已有若干學者研究,互聯網在給中共政權造成極大威脅的同時,也在幫助它維持統治。至少,它在鼓動人們上街的同時,也替代了一些街頭運動。

我不知道「吃花生」是不是香港的傳統,但是我相信隨着香港的日益「回歸」,它會大量從「新民謠」中吸取「營養」——既有積極的呐喊抗爭,也有消極的自我消磨。因此,當劉夢熊爆出包括自己參與的種種政治醜聞之後,香江水頓時全部化作了「醬油」,大街小巷都堆滿了「花生」,既讓人看到了香港人「圍觀的力量」,也讓我想到二十年前唱遍中國內地的「新民謠」。好在我讀到了更多的聲音,例如黃之鋒的評論:「市民在鬥爭白熱化間又被這些鬥爭放在一旁置諸不理,偏偏我們不敢,也不想進到這個鬥獸場內,不知是迫於無奈還是順理成章,香港人永遠只有當觀眾的份兒。」

以及《獨立評論》的追問:如何唔食花生睇熊狼?——「然而除了花生,坐待事態之外,我們是否也應該真的認真讀一下訪問的文本,它可說是清清楚楚揭露了這年來香港究竟在發生什麼事。」

2013年1月30日 星期三

陳文敏 - 聯邦法院=人大常委會?

明報   2013130

這些年來,總不時會收到一些莫名其妙的信件,這些信件有來自本地也有海外來鴻,它們有幾個特點:一是一般均不具姓名,有時稱「一市民」,有時甚至是無名無姓。二來來鴻均是手筆書寫;三來不少來函均是破口大罵,但卻沒有太多理據;四是通常一書多發,亦沒有回郵地址,以致想回應也沒機會。

最近便收到一封自稱為美國華僑的來信,內容指我們不該反對人大釋法,並指香港終審法院有如加州的最高法院,若它判錯了,聯邦最高法院可以更正,聯邦最高法院的地位等同人大常委會等,這個比喻有點不倫不類,加州最高法院擁有對加州管轄事務的終審權,聯邦政府管轄的事務才可上訴至聯邦最高法院。聯邦最高法院由資深法官組成,聆訊是公開進行,與訟雙方均有陳詞的機會,法院會在判詞中詳盡解釋其判決。這和人大常委會閉門作政治釋法相距十萬八千里!人大是一個立法機構,聯邦法院則是司法機構,美國國會才是人大的對等機構。

然而,法院判錯案怎辦?這是一個常常被提及的論點。當然,法院不是絕對正確無誤的,但所謂「錯」所指為何?「錯」可以指法院的判決造成一些社會不便,這些政治或經濟後果是社會無法承擔的,這種「錯」並非法理原則的錯誤,社會得就這些後果作出討論和提出應付的方法,需要時可能要透過修改法例或憲法來改變判決。

另一種「錯」是法理邏輯的謬誤。這也要區別「錯」與「不同意」,例如我不同意在剛果案中大多數法官的意見,但我卻不能說法院錯,因為合理的人也會有不同意見的時候。由於早前已有兩級法院對有關法理問題作出裁決,終審法院在法理上犯下彌天大錯的可能也較小。若社會不接受或不同意終審法院的判決,解決的方法是交由立法機關透過修改法律的程序相應地修法,而非由一個閉門討論的政治團體來解釋。

盧斯達 - 香港救大陸論,可以休矣--回盧峯先生

香港蘋果日報   2013年1月30日

盧峯先生執筆的蘋果社論,登高一呼,為大陸走私賊說項,理由是「自由買賣、自由市場」,還把全世界的遊客也拉落水,既然「美國旅客可以到鴨寮街或廟街買入大量廉價電子產品,日本旅客可以在廣東道購買玉器,東南亞及印度旅客可以在珠寶金行買入大量金飾手錶」,那麼大陸人大量買奶粉,都沒有問題啦。這種邏輯,我真的不明白。市民大聲疾呼良久、評論人講了很多道理,都似乎是對空氣說話。電子產品、玉器、手錶,是消費品、是奢侈品;奶粉卻是嬰兒的唯一食糧,是必需品!

自由市場,不是連必需品都可以炒賣、囤積,令本地人連基本的生存權利也受到威脅!如此簡單的道理,為何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如此的自由市場,不過是空洞的圖騰而已。盧峯先生的自由市場論,有考慮到香港這個彈丸之地的承受能力嗎?要一個如此細小的市場,去照顧大陸所有中產以及權貴的孩子的奶粉供給,合理嗎?奢侈品買賣和食品供給,是完全不同的東西,不能用一套準則。難道空殼一般的自由市場原則,比本地嬰兒的生命更加重要?在自由市場的大旗幟之下,是不是要犧牲本地人的權益?

香港每天都在流血。在上水、在粉嶺、在沙田,現在到市區,街上滿佈憂心奶粉供應的父母。盧峯先生左一句「內地居民其實也是受害者」、右一句「自由市場」上天下海,卻是雲淡風輕。不只邏輯混亂,更是不近人情。大陸客不成比例地擾亂公眾、運輸、經濟秩序,去跟街上的市民說吧,看他們認為盧峯先生的道理說不說得過去。

我更加不了解,盧峯先生為何千方百計為這種罪狀滔天的大陸客說項,甚至拋出「內地居民其實也是受害者」這個論調。中國十三億人,大國崛起,全球GDP第二,他們竟然連正常奶粉都生產不了。顧好大陸人的生計生存,是大陸政府的責任,不是香港人的義務!大陸奶粉盡是三聚氰胺,是他們的事。問題不是中國和香港人同根與否,而是香港嬰兒不應被犧牲,去拯救一個十三億大國的無量嬰兒!這是本末的問題,是杯水車薪的問題。大陸人慘的,不只是奶粉,還有食油、食米、食水等等,那麼明天他們要來搶購泰國米,香港是不是要搞食米配給?

奶粉只是其中一環,問題是中國正在向香港輸出無始無終的民生問題!香港救大陸論,可以休矣。一退讓,香港人就淪為二等公民,死無葬身之地!無路可走的市民訴諸直接行動,在港府一味包庇中國水貨利益集團而不敢行動的情況之下,是唯一辦法!

還望貴報貴筆,能從自由市場的光潔神壇走下來,回到現實,與受苦大眾走在一起,真正為民喉舌!

盧斯達
無待堂博客


李怡 - 應感謝阻截走私的市民
絲絲世語   香港蘋果日報   2013年1月30日

昨天行會成員葉劉淑儀建議,政府將奶粉列為法例規定的儲備商品,藉此限制水貨客購買數量,保障本地奶粉供應。

本版前天已有黃世澤提出,可引用現時規管食米進出口的《儲備商品條例》,在附屬法例的附表中,加入嬰兒食品一項,就可禁止大陸客帶大量奶粉出港問題。葉劉算是跟從了這建議。

政府即使很快修例,火速出台,但其實已經是反應過慢了。市民走上街頭罵走私客,可以說市民已覺政府無法保護他們,是走頭無路迫不得已的行動。誰願意這樣為香港人出頭?我們是否應該感激他們?當政者更應為自己的無作為和放任一簽多行感到愧怍。至於實行奶粉本地配給制,根本就荒唐,有甚麼理由本港市民要配給,大陸走私客卻可無限制吸貨呢?

周保松 - 活得好的政治

南風窗   2013年第3

自由主義最基本的原則,是確保每個公民享有一系列基本自由去追求自己想過的生活。在這樣的社會,公民可以自由選擇自己的宗教信仰和生活方式,並對自己的選擇負責──只要這些選擇不傷害他人的權利或違反公正原則的要求。不少人認為,這是自由社會最大的好處,因為它容許每個人根據自己的性格喜好能力來活出自己的人生。這樣多元的社會,不僅對自己好,也對每個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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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自由主義這種制度安排,卻遭到不少挑戰,尤其是文化及政治上的保守主義和精英主義。他們認為,自由主義之所以擁抱多元和自由,不是基於什麼正面價值,而是因為它承認和接受,在關乎一己人生安頓的宗教、倫理和意義問題上,不可能有客觀的人人接受的答案。於是自由主義唯一可做的,便是尊重人的主觀選擇,並在人該怎樣生活這個根本問題上保持沉默中立。

批評者認為,自由主義在這裡,實際上接受了凡是個人選擇的,便是好的。個體的主觀喜好,成了價值判斷唯一的和最後的標準。但一旦承認這點,自由主義遂進一步滑入價值虛無主義之境,因為每個人的喜好不同,而即使同一個人的喜好也會因時因地而異。既然理性無法為選擇提供任何客觀判準,所謂生活的好與壞、高與低和對與錯,也就無從談起。政治生活的底線,遂只能調到最低:彼此尊重各自的選擇,只要你的選擇不傷害別人。這樣的底線,或許有助於和平共處,但卻絕對談不上高尚高遠。政治的目的,不再是實現人的至善本性或社群的共同利益,而只是滿足個人的主觀欲望。說得不好聽一點,這是墮落的政治。

批評者聲稱,自由主義強調的什麼政教分離、公私領域二分、正當優先於善好,乃至國家對不同人生觀保持中立等,說到頭,背後其實是接受了價值虛無主義。自由主義作為現代性的代表哲學,對虛無主義不僅不予抵抗,反以各種道德包裝暗裡承認其正當性,遂導致現代性危機。要徹底解決這場危機,便必須在理念上和實踐上拒斥自由主義。這種批評近年在中國知識界頗為盛行,其中包括一些曾是自由主義堅定捍衛者的學者。

我認為,這種批評並不成立。以下我將從兩個方面來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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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方面是如果這種批評成立,批評者將會面對一些難以解釋的事實。我這裡集中談三點。第一,在真實生活中,極少人會是價值虛無主義者。我們從出生起,便活在道德社群之中,學會使用道德語言,和他人建立道德關系,並在生活中作出大大小小的道德判斷和道德行動。可以說,我們被拋擲成為道德人。而當我們在做道德判斷(尤其當這些判斷受到他人挑戰)時,我們必須提出辯護理由,證明自己的判斷是對的。這些理由,是我們所相信的價值。這些價值往往不是可有可無,而是我們為人處世及存在意義的基礎。它們在最深的意義上,界定我們的自我,限定我們看世界的方式。

更重要的是,一旦我們進入這種有形或無形的道德對話,我們必須假定這些價值,原則上是對話者可以理解並能夠接受的。如果我相信思想自由是對的,奴役是錯的,專制是不好的,我必須同時相信,支持我的判斷的理由,是別人可以看到並同時有理由接受的。我的信念可能會錯,但證明我為錯的,必須是更好的理由,而這些理由不能表述為純粹的個人喜好。沒有所謂限於一己的私人的道德理由,所有道德證成都有公共性的一面,而這和我們的道德語言及實踐理性的性質相關。也就是說,一個邏輯上一致的虛無主義者,不可能同時是個道德存有,因為他不能接受有任何跨主體的道德理由(或更廣義的價值理由)的存在。問題是,事實上,我們絕大多數人都是道德存有,也理解和期許自己成為道德人。自由主義作為一套政治道德理論,自然也預設了人是具有理性能力和自由意志的道德能動者。因此,自由主義不可能接受虛無主義。

第二,如果自由主義真的直接導致了虛無主義,那麼愈自由愈多選擇的社會,人們理應生活得愈失落,愈不在乎真假對錯,甚至道德愈敗壞。但實際情況似乎並非如此。觀乎許多發展得已相當成熟,公民權利受到充份保障的自由民主社會,並沒有在道德、宗教、文化乃至生命安頓上,出現所謂虛無主義危機。恰恰相反,這些社會往往宗教發達,文化昌盛,民風良善,公民之間有很強的道德信任。倒是在我們這個不那麼自由沒什麼民主的國度,自利主義犬儒主義和社會達爾文主義盛行,整個社會的道德規範陷於失序邊緣。那些以重建政治道德之名批判自由主義的人,當然不可能為這樣的國度辯護。既然如此,什麼樣的制度安排,能夠較自由民主制更能實現他們的理想?這個問題似乎一直懸而未決。

第三,我們都知道,自由主義有許多價值堅持,而且被廣泛視為普世價值,包括自由、平等、權利、民主、法治、寬容和社會公正。這些價值構成自由社會的基礎。如果自由主義接受價值虛無主義,它怎麼可以為這些價值辯護?它豈非自相矛盾?有人或會說,那是因為自由主義將這些價值納入正當的領域,而其他價值屬於善好的領域,前者客觀後者主觀。這種說法毫無道理。如果價值虛無主義為真,那麼所有價值的客觀普遍性都將無從建立。既然自由主義聲稱它所主張的價值具有客觀普遍性,那它自然不可能接受虛無主義。

如果以上三點成立,以虛無主義之名批判自由主義,看似深刻,其實在攻擊稻草人。但許多人會有一疑惑:既然自由主義不接受虛無主義,那麼它為什麼如此重視個人選擇?如果自由主義知道什麼是好的生活,為什麼還要給予個體那麼多選擇自由?這個問題至為關鍵。以下我將指出,自由主義和其他政治理論的分別,在於它對於什麼是好的生活有其獨到之見,而不是沒有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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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義在乎每個人活得怎樣,並希望每個人活得好。我們甚至可以說,自由主義整個對社會制度的構想,都在環繞如何令自由平等的公民活得好活得有尊嚴。舉例說,自由主義主張保障人的基本權利,包括人身自由、言論思想和信仰自由、集會結社和廣泛參與公共事務的自由。為什麼呢?因為沒有人身自由,我們將活在恐懼當中;沒有思想自由,我們的知性能力將無從發展;沒有政治自由,我們將難有機會過上真正的公共生活。自由主義認為,自由所保障的這些都是好東西。又例如自由主義主張國家有責任為所有公民提供基本社會保障,為孩子提供義務教育,為有需要的人提供醫療服務,為老弱傷殘者提供各種必要支持。為什麼呢?因為沒有這些保障,許多人將活在貧困無助絕望之中。

批評者或許沒有留意到,自由主義在這些問題上,一點也不中立,且毫不含糊地告訴我們,活得好需要怎樣的制度和物質條件。不少人以為,自由主義主張正當優先於善好,因此體現道德正當的政治原則必然不能訴諸任何善好的觀念,因此這些原則必然無根云云。這是極大誤會。政治原則背後是一組價值,這組價值之所以值得支持,必然是因為它公正地保障及實現了人的根本利益。而這些利益之所以被理解為根本,又必然和該理論特定的對人的理解有關。也就是說,自由主義的正當原則,不能離開某種對人如何才能活得好的理解。羅爾斯所說的正當優先於善好,是說經過合理證成的正義原則,將應用於社會基本制度,並以此約束人們對善好生活的追求。但這並不表示,正義原則本身不能或不應基於任何活得好的理念。

有人或會問,既然如此,自由主義為什麼容許人們自由選擇自己的信仰和人生觀?那是因為自由主義相信,一個好的生活的重要前提,是所過生活必須得到當事人的真心認可。這裡有幾個重要的道德前設。一,我們都是自由獨立的個體,有能力為自己的生命作出理性選擇,並對自己的選擇負責。二,我們是自己的主人,不是別人的附庸,我們希望活出屬於自己的人生。三,要活好自己的人生,很關鍵的一點,是在關乎一己生命安頓的信仰和意義問題上,必須能得到我們自己的真心認可。它不是別人強加給我們,而是我們經過反思,認為值得追求並因而自願認可和選擇的。四,這並不意味我們在任何情況下,都較別人更了解自己,也不意味我們所做的選擇必然就是最好的最正確的。但正因為我們在意自己的生命,在意自己做出對的和好的選擇,也正因為我們意識到在生命歷程中,我們有機會犯錯或改變想法,我們才如此重視選擇的自由。

由此可見,不少批評者犯了一個基本錯誤,便是以為由於在各種選擇之間沒有所謂好壞對錯,自由主義才迫不得已給予人們選擇自由。其實恰恰相反。正因為自由主義相信有好壞對錯,所以才如此重視選擇。這點其實不難理解。以職業選擇為例。如果所有職業的價值都是無法比較的,選A和選B是沒有分別的,那麼我們就無法解釋,為什麼我們在選擇時會如此慎重,如此反復比較,如此努力追問不同職業對一己生命質量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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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或會追問,如果有一個外在權威,它較我們所有人更清楚什麼是好的生活,而現實中許多人的理性能力是有限的,意志是薄弱的,為什麼不可以由這個權威代我們做選擇,並為我們安排好生活的一切?這是典型的家長制思路。自由主義對此可有幾個回應。一,實際上沒有這樣的全能的權威。將所有決定權交給這樣一個聲稱的權威,風險太大。二,價值是多元的,人類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的文化實踐和不同的活動,呈現出不同的價值。人本身也是多元的,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性格不同的興趣能力和不同的人生追求。兩者加起來,即可見不可能有絕對的唯一的生活模式。

三,退一萬步,即使有這樣的權威,選擇依然是重要的,因為選擇的過程本身,是構成美好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份。這不僅在於選擇的過程有助於我們更有效地實現人的理性能力,更在於它彰顯了我們是獨立自主的自由主體。所謂好的生活,不只是從第三者的觀點,羅列出一張欲求清單,然後要求每個人逐一去實現;更要從當事人第一身的觀點,讓她實實在在感受到,這個活著的生命是她的,不是別人的。選擇的過程,是個選擇的主體和選擇的客體建立價值認同的過程。沒有這一過程,我難言真實地活出自己的人生,也就難言我的生活是好的。這是現代性最重要的精神,而自由主義很好地把握了這種精神,並努力將它實踐於制度。自由主義對權利和民主的重視,和這種重視個人自主的精神密不可分。

如果我以上所說有理,即可以回應一種十分流行且殺傷力頗大但實質卻是錯的觀點,即自由主義骨子裡接受了虛無主義或導致了虛無社會,所以它根本不在乎人們是否活得好活得幸福。真實情況是,自由主義一直在努力追求的,是自由平等的主體能公正合理地走在一起好好活且活得好的政治。

陶傑 - 如果有戰爭

香港蘋果日報   2013年1月30日

如果日中大戰,為了釣魚台──又名尖閣列島──不要以為香港可以在一旁吃花生,看熱鬧。

戰爭一爆發,如何升級,上帝也無法控制。第一次世界大戰,就是因為六個無政府主義的學生,在薩拉熱窩伏擊來訪的奧匈帝國王儲,擦槍走火而起。

日中因尖釣而開戰,後果可能一樣。當年奧匈帝國,向塞爾維亞宣戰,由於德國與奧匈有盟約,德國馬上捲入戰爭。俄國與塞爾維亞屬斯拉夫語系種裔,俄國幫塞爾維亞這邊。

法德是世仇,法國也宣戰。德國取道比利時襲法國,破壞了比利時這條中立走廊,英國不可不理,也向德國宣戰。

日中「擦槍走火」,美國如果不幫日本,從此在世界無人可以信託,因此美國必定參戰。

美國一參戰,北約也動起來。那時俄國會怎樣?所以,如果這一仗打不起來,必定是美國暗中壓住。

一旦打起來,就是「全方位」。以導彈襲擊所謂「一國兩制」的香港,比襲擊上海好,兩口導彈先落在大鵬灣,樓市急挫五成,反而是好消息,有綠卡、居英權和加拿大籍的中產紛紛逃亡掟貨,不怕死的九十後,盡可在槍林彈雨裏上車。

屆時一個「梁班子」,跑了一半。機場全是上市公司主席和億萬富豪,上千隻LV皮箱堆在頭等艙的櫃枱旁,帶着菲傭,湊着一堆小孩等Check-in。地勤說:請各位耐心,比你們有錢的,都在前頭,十多架私人飛機正在跑道排隊起飛,你們是下一批。

香港漸入無政府狀態,開始有人搶掠周生生和周大福,梁振英發表緊急電視演說,無人理睬,特首越說「大局受到控制」,越沒人信。你愛國,於是你想打仗嗎?好極了,不要擔心,如此緊張刺激的一天,在你有生之日,定會來臨。 

古德明 - 恩公在哪裏?

中華正聲     2013年01月30日

【am730專欄】二零零八年一月,臺灣《學前教育》雜誌有文字談家教:「要孩子懂得感恩。據牛津字典,『感恩』意思是『樂於把得到好處的感激呈現出來,回饋他人。』從前,窮家孩子多會惜福感恩。」中文字的意思,竟然要查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牛津英文字典)。《學前教育》教我再一次看到現代漢語人多麼自甘下流。

語言拾人涕唾,文化隨之。請看中國紡織出版社一本《學會感恩懂得愛》前言:「為求更多人學會感恩,懂得愛,我們精心打造了這本書。」二零一二年二月二十五日,香港《新報》有一篇歌星陳奐仁訪問錄,其中陳奐仁談到事業順遂:「我認為自己很幸運,也很感恩。」中華民族甚麼時候變成一個開口閉口都要「感恩」的民族?

傳統中國人不是不會感恩,但不會事事物物都視為恩賜,非「感」不可。李白《行路難》寫戰國燕昭王禮賢下士:「劇辛、樂毅感恩分,輸肝剖膽效英才。」杜甫《喜聞官軍已臨賊寇二十韻》說,唐朝德被四方,唐室亂時,回紇就出兵來協助平亂:「此輩感恩至,羸俘何足操(捉拿亂臣賊子,不費吹灰之力)。」《兒女英雄傳》第二十三回安學海見俠女何玉鳳救了他兒子,「一心感恩圖報」。安學海以至劇辛,都有恩人可以感謝;但《學前雜誌》說的窮家孩子以至《新報》介紹那位走運歌星,要感謝哪個恩人?

宋朝朱熹有《治家格言》,教子孫「一粥一飯,當思來處不易;半絲半縷,恆念物力維艱。」《楹聯叢話》卷八收錄了一副對聯,寫處世之道:「惜食惜衣,非為惜財緣惜福;求名求利,但須求己莫求人。」中國文化講的是「惜福」,是「念物力維艱」。

「惜福感恩」則是西方宗教文化。美國基督教出版社Baker Publishing Group有All That Jesus Asks (耶穌別無所求)一書,第十八章講得很清楚:「感恩是基督教會歷來崇尚的美德。改革家馬丁 . 路德曾說,感恩是『基督教的根本』。基督教義,簡而言之,在於『感恩』,在於『慈善』:對創造我們、大德普施的上帝,要感恩戴德;而對他人,則要慈善為懷。」所以,西方人一粥一飯以至事業順遂,都可以說I am grateful,這有「感謝神恩」含義。美國甚至有「感恩節」。現代漢語人硬學英文說「我很感恩」,卻是不知所云,畢竟他們十之八九不是基督教徒。改說「謝天謝地」,才是中國人話。

當然,中國人話,現代漢語人可不屑說。他們說話行文,以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為準。

周三刊登
作者專研中英文,以寫作、翻譯為業。

2013年1月29日 星期二

陳雲:香港遺民的現世焦慮

陽光時務週刊    2013年1月28日

文/曠達 攝影/鐘卓明



每逢搬家,親友們就會找上陳雲,因為知道他家裏有十幾個紅白藍蛇皮袋,整整齊齊疊好擺在一起。其中 3個因為是香港產的,質量上乘,輕便堅韌,陳雲便格外推薦:「正宗的紅白藍,香港縫製,質地厚,十幾年前在上水雜貨店買的。」其他卻是大陸製造,他的態度明顯不同,「圖案變成紅黑細斑紋狀的雜色袋,也有變作卡通公仔的。紅黑細紋看來有點骯髒,卡通公仔就有點妖邪氣。」

「這是大陸的原罪嗎?」一位學生下課後去問他。「不是。」陳雲飛快地低聲答道。

但如果這個學生不是當面問陳雲,而選擇在臉書(Facebook)上向老師發問,很可能會得到完全不一樣的答案。

脫下臉書,陳雲是一個低調謙遜的學者,老友形容他「像個在中資機構打工的木訥會計員,其實更像的,是拿着一份《大公報》過日子的大廈管理員。」但一戴上臉書,陳雲則立馬變身,四處開火,成了批評者眼中「希特拉」(希特勒)式的仇恨煽動者。

自從兩年前開始深度介入中港關係的討論,他有如上古神話的共工氏,奮力撞破了維繫中港平衡的不周山。「蝗蟲論」、「港獨」這些詞語與他同時出現在公共討論中,「他最成功的地方就是打開了一個情緒的宣洩口,把中港兩地隱藏的問題全部挑明,他就是一個旗桿式的人物。」香港民主派議員梁國雄點評陳雲。

陳雲和陳雲,至少一眼看上去,很不相同。

修道人:一個人的「斬妖除魔」

這兩年來,網上的那個陳雲很「火」。

在公共圖書館裏,龍應台的《大江大海》、趙紫陽的《改革歷程》隨借隨有,唯有陳雲的《香港城邦論》得在網上預訂。他的這套觀點成了公共討論的投名狀,記者凡是採訪中港關係,經常會被先問一句:「你同不同意陳雲的觀點?」而且大多數時候,只有回答「不」才能讓聊天得以繼續進行。

陳雲的「火」不僅僅指他受爭議的程度,也因為他在網絡上的表現直如一口正在爆發的火山,將熔岩噴向每一個與他抵觸的反對者。買藥的時候被遊客插了隊,回頭他就會在臉書上毫不避諱地怒斥:「大陸人惡毒而蠢,是無藥可救的匪類。」

但是,生活中的陳雲,是一個「修道之人」:儒釋道三家,他挨個修行了遍。採訪的時候,陳雲遠遠地望見記者,他會快走幾步,背微躬,頭微低,雙手握拳,一團和氣地跟記者打招呼。

很長一段時間,他都在文章中自稱「貧道」,朋友請他解釋,他也一本正經地回答:「道教是傳統民間宗教,歷史上起義過幾次,就像黃巾黨。以前只有道士夠膽穿黃色,代天子祭天,和天子平起平坐,有叛逆的意思。」他自稱信道不是為了出世避禍,而是為了入世渡人:「四個字,斬妖除魔。要替天行道就要用到軍隊,但一個人也可以斬妖除魔。」

為了這一目標,陳雲不僅做了精神準備,還把一套蔡李佛及洪拳打得游刃有餘。他老實說,當初練武不是為了強身健體,就是為了「打架」。

朋友又問他,殺人可不可以。

陳雲回答:「如果世上有一些壞人,當然最好的方法是去感化及宣導他,令他返回正途。但如果不能快速地阻止一個壞人或一個大集團的惡行時,那便需要殺戮。」

問這個問題的朋友到了今年,也成了陳雲「殺戮」的對象,便是梁文道。

2012年4月,特區政府有意聘請是共青團員的內地移民陳冉為特首辦公室助理,輿論沸騰。梁文道撰文為團員身分脫敏,指出共產黨員也濫招,不應對一個團員過度緊張,真正應該擔心的是陳冉是否具有永久性居民身分。陳雲見文後極為不滿,臉書上開罵:「梁文道此文,是不分輕重,不辨是非,況且他並未有點明論題而旁敲側擊,此乃閃爍之文。」梁文道沒有回應。

大半年後,陳雲仍然憤慨不平,記者問他,是否可以用更私人、更溫和的手法回應,他正色答道:「不行,這是原則問題。有些人不分輕重,是不能團結的。」

這一年中,梁文道不是唯一一位被陳雲拋棄的「朋友」。2月份,陳雲在臉書轉載了一張照片,上有一個小童在地鐵站內,借牆上插座為遊戲機充電,陳雲評論道:「化公為私,全國皆匪。大有大偷,小有小偷。」這種「簡化武斷」的論述讓作家廖偉棠很是不滿,他在臉書上回應:「我當沒認識過你這個人,再見。」陳雲答:「偉棠:既出此言,自此割席。」

「他之前不是這樣的,這一年多開始鼓吹族群衝突。」陳牛是一位本地網誌作者,多年前就已經關注陳雲的文字。據他說,以往港人與內地人兩個族群的對立很少進入公共討論,是陳雲在不斷提醒自己的粉絲,「強國人」與「我們」是不同的,他會轉載每一張能夠挑起兩個族群對立的照片,並「添油加醋鼓動更多的仇恨。」

而陳雲的攻擊範圍也愈來愈大,不僅僅限於內地人,梁文道式的老友、陳牛式的批評者都在陳雲的炮火之下。自從陳牛在網上批評了陳雲後,道長便選擇在臉書上將他拉黑。

記者小心、婉轉地向陳雲提出這些質疑,並且已經做好了他或勃然大怒,或竭力辯解,或嗤然一笑的準備,可是陳雲的回應永遠讓人難以猜測。

陳雲竟然點了點頭,接着說:「是啊,煽動矛盾是要不得的。但這是小惡,要看到大惡。」他頓了頓,「比如蝗蟲一役,明顯族群歧視不好,但要暫時姑息反蝗蟲運動,因為要先安內後攘外,這樣可以強化本土意識的形成。」

記者追問,部分遊客豈不是會被犧牲?「這是一個不幸的巧合。」這一套咄咄逼人的鬥爭策略並不為港人所熟悉,他們習慣的是坐而論道式的知識分子。「這一套我是從共產黨那學來的,老毛的十六字箴言,敵退我進。」陳雲先下了電梯,禮貌地側身等着記者。

愛國者:「他太有中華情結」

「陳雲身上有一股焦慮。」他的一位編輯如是說。

一起從辦公室去地鐵站,陳雲關掉電腦後,又彎腰抓起鼠標,在桌上來回抹了幾下,確定屏幕沒有再亮起才放心出門。站在門外,他把皮包夾在膝蓋之間,掏出鑰匙仔細鎖好了門,還不放心,又快速地搖了兩下門把。

或許是身為「修道人」,陳雲能看到俗世更多的「妖氣」。10年前他在政府做事,一直在擔心自己出門有人跟蹤,因為有人朝他鞋面吐痰,為此專門找了警務署副署長求助。

10年後,他更加不安,不過擔心的東西更為宏大:「現代中國,國不成國,在法統與道統兩方面,中國都沒有建立起來,沒有建立憲政立國的法統,也沒有建立文化立國的道統。」

過去兩年,因為雙非孕婦、國民教育等議題,香港民間普遍擔心對香港干涉太多,因此在坊間出現了許多對香港前途的想像。

「陳雲的內核是中國的,這也是他與我們的最大不同。」網誌寫手「無待堂堂主」盧斯達解釋稱。在不甚了解的一些人口中,因為一直聲援陳雲,90後的盧斯達被稱作陳雲的「護法」。

早在 20多年前,陳雲就顯示出對中國文化的嚮往,當他人用公民社會、三權分立這樣的西式觀念尋求社會公義時,陳雲則投奔了傳統中國,從古經中尋求寄託:「或許是因為父親學中醫的原因,所以從小也跟着看《易經》之類的經書。」

1986年畢業後,陳雲高分考上政府公務員,半年後卻辭官而去,不是因為待遇不好,也不是因為工作辛勞,只因為「香港公式中文墮落」。那年初,港府發出通令,「要求日後公文全盤白話,連「敬啟者」的啟事語及「謹上」的收束語也廢棄,只用「某某先生/女士」起始,用官員名字及簽署結束。」

這實在是憋死了陳雲:「矯枉過正,不但失禮,簡直無文。」

16年後,等他再次進入政府時,特地爭取來了自己制定文書格式的權利。和百姓寫信,各種敬語統統加上;和大陸官員寫信,他會堅決使用繁體字和古雅中文,「以示文明與粗野之往來」。來往幾次之後,竟然發現大陸的回信也開始用「台鑒」,樂煞陳雲。

愈到後來,陳雲對中文愈加挑剔。今年誠品書店在香港開業,老闆特地給他寄來開幕式的請帖,最終他也沒去。只因為請帖上寫的是「開幕慶典」,回條上卻是詢問是否參加「開幕式」,兩個字眼的不同讓陳雲皺眉頭:「前者大張旗鼓,後者乾結無文,雖然未算是前倨後恭,也是表裏不符。」

正因為這一層的原因,陳雲不可能走上港獨的道路,因為香港對他而言最大的價值就是「保存了中國傳統文化」,他要做的不是獨立,而是復辟:「中共建國精神貧乏,大陸必須回到中華民國的精神傳統。」

陳雲說,自己將中共與中國區分得十分清楚,反的是中共,愛的是中國,這一點他從未混淆。「大學時代看了很多傷痕文學的作品,從那個時候開始對共產黨的印象很差,覺得是一個禮崩樂壞的年代,共產黨是一個很壞的統治者。」陳雲低聲說。

哪怕父親是因為反右而落難香港,陳雲對共產黨的批評也更多來自於文化上,而非制度上。他曾談到「天下亡」的源頭:

「源頭就是共產黨這班人,是蘇聯派下來的特務,他們出身是被蘇聯收買的知識分子,拿了蘇聯的津貼,去做職業的革命工作。當他們得到政權,就害怕別人地位超越自己,當他們把國民黨趕走,就把黨內有古老學問的人都逼死了。」

陳雲講過,「如果可以推翻共產黨,那麼拉着香港一起死都沒問題。」盧斯達說 :「我們背後的理想是要建立起真正本土化的香港,但是陳雲是以反共為目標的,有文化上的目的。」

因為這種觀念的差別,一離開互聯網,陳雲在現實生活中的影響力實則很小。因他而成立的「香港城邦自治運動」(HKAM),雖然「旗幟很大,但是人數很少」,自 2006年起就參與民間抗爭的葉寶琳質疑說。

談到自己在 HKAM中的角色,陳雲也分外謹慎,斟酌了片刻用詞,決定稱自己是「顧問」:「會提出我的意見,但我和他們其實也是有分歧的。」

而且隨着情緒不斷積累,自治派本身也分裂為自治、港獨、戀殖三種不同傾向,愈發不受陳雲控制,更加激進的團體也會反過頭來批評陳雲太過保守,「太有中國情結」。

2012年的夏天,當其他人試圖用公民教育代替國民教育時,陳雲的「中國情結」又一次展現:「香港是需要國民教育的,需要有一個公正的愛國心,這個國就是整個華夏社會。只有公民教育是不夠的,是會親西方的,是不會捍衛本地利益的。必須有歷史的、國民的教育,香港人必須要認識黨國、要理解黨國,要活在真實裏面。香港現在很多人就不是這樣。」

陳雲說自己很有做行政、當官的天賦。第一次辭官後沒幾年,他負笈德國,在此期間,他又當選「中國民主聯合陣線」的德國分部主席。1989年之後,中國的政治流亡者便聚集在這個組織旗下,因此,陳雲不僅需要策劃民間抗爭,更大的責任是幫 600多名新會員申請政治庇護。整個團體在他的帶領下,從無到有,在德國與政治的這一次親密接觸,極大地鼓舞了陳雲參與政治的心思。

謀略家:「蝗蟲歌的暴力,我要暫時利用」

1992年8月,陳雲在《開放雜誌》上發表了《捷克文人總統——哈維爾落選的啟示》,這篇文章可被看成他的參政宣言,文章說:「唯道德論的政治家未必造福於人民,哈維爾為一例……目前中國在野的民主運動者中,文章之士甚多,而謀略之士則少有。這實是中共的巧計使然,他們將謀略之士困於獄中(如任畹町),而釋放無礙於政權的文章之士(如劉曉波)……」

自此,陳雲決定當一名「謀略之士」。

1995年他民俗學博士畢業後,沒有投身學術,而是進了公營機構香港政策研究所,專心研究公共行政和文化政策,並結識了同樣希望復興中國文化的何志平。之後 10多年,他跟隨何的腳步,先後出任藝術發展局和民政事務局的研究總監,努力地在體制內實現自己的抱負:「保留更多中國的傳統文化,思考如何將西方的政務官變成中國的儒官。」

民政事務局研究總監的位置,幾乎是局長何志平專為陳雲一人設計,年薪近百萬,實質是局長個人的智囊。這種外來者的身分遭到公務員體系的掣肘,而且當年香港經濟低迷,財政司對陳雲龐大的創意產業計劃不感興趣,讓陳雲心灰意冷。於是,陳雲另闢捷徑,化名在報刊發表專欄,一邊從體制內收風,一邊在體制外建言。

其中一個筆名是「秦暮楚」,雖然「道不行」,不過陳雲根終究沒有「乘桴出海」,而是一直拿着高薪,直到 2007年何志平離職。

離開政府之後,陳雲開始「思索香港之路怎麼走」,2011年,他開始在臉書上發表自己的《香港城邦論》思想。核心是要求保證香港的高度自治,北京不應干預香港內政,香港也不應過度關心內地民主。而從香港拓展出去,陳雲立意在中國中央政府下,各地都能建立起擁有自主權利的城邦,即實質的中華邦聯國。

一邊聊着,記者和陳雲一起走進地鐵,「車廂裏就要小點聲音聊天了。」陳雲環顧四周,收緊喉嚨,然後繼續興奮地說:「城邦論就是給高層、知識分子看的,告訴他們香港的發展出路……我始終是站在政府的角度去思考。」

而為了讓港府有底氣向中央政府爭取自治權利,陳雲還需要完成群眾的「組織」工作。「蝗蟲論就是給這些一般人看的。普通人不成事的,中國政治裏面,從來都不是群眾起決定作用。民眾的思想是很容易被利用的,那我就是要教導民眾要區分自己和大陸人,要能夠為了自己的利益敢於去和政府鬥爭,等這些聲音被中央政府聽到。所以蝗蟲歌這些暴力,我要暫時利用。我是被逼犧牲,如果群眾聰明點,那就輕鬆點。」

陳雲曾經寫到,自己鬥爭策略的轉折點,出現在 2009年以快樂抗爭的方式反對興建高鐵失敗過後:「我自己反省了一會,之後我用我自己的民粹方法,自己處理中港融合的衝突,此後,我便與 80後社運人分道揚鑣。用民粹還是不用民粹,簡化論述還是堅持全部真理,要成功還是要失敗,要保護香港人的生存還是要保護自己的聲譽,我在 2010年做了個抉擇。之後,好多人覺察到我改變了,不再善良了。」

2010年底,粵港澳政府共同推出「環珠江口宜居灣區行動計劃」,香港的發展「被規劃」,陳雲立即決定插手:「我必須要立刻加入,沒有任何猶豫。因為這個還只是計劃,並沒有具體的項目,所以很容易一招打死,這個我也是看得很清楚,算好了的。」

自此之後,他以近乎悲壯地努力向所有人開火,甚至已經「預計到了肯定會被攻擊,但是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這就是現實政治。這個事情其他人不敢來做,愛惜自己的羽毛,那就我來吧。」

2011年6月,陳雲在臉書上吐露自己心聲:「做小事,靠理性。做大事,靠意志。入了中年,益加覺得成就大事,靠的是意志,而不是理性,也不是運氣。」

臨分手,記者問他:「假如有一日,城邦論的構想真會實現,那個時候人們會怎麼來評判你?」

「會理解我的苦衷。」

陳雲生於 1961年,今年52歲,復興中華文化、推動香港自治,便是他的「天命」。


臉書上的陳雲言辭激烈,臉書下的陳雲卻被形容為「像拿着《大公報》過日子的大廈管理員」。

陳雲小檔案

本名陳雲根,1961 年出生,德國哥廷根大學文史學院哲學博士。
1997 年加入香港政策研究所,後任藝術發展局策劃及研究總監、民政事務局研究總監。2009 年任職香港嶺南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至今。著作甚豐,多涉時事評論、本土文化及中國語文。 

陳雲 - 戲曲中心、Xiqu Centre 與Chinese Opera House

三文治    2013年1月29日

聞說西九文化區管理局將規劃中的戲曲中心,英文定為Xiqu Centre,還說是從學術上考慮到西洋的opera不能用來翻譯中國的戲曲云云,不禁令人失笑。此英文譯名一出,社會輿論嘩然,但西九當局依然故我。不學無術的機構一旦學術起來,就是這個模樣。我是中西比較文學專家,也曾供職於香港藝術發展局及民政事務局,出任研究總監一職,xiqu這個名也是在我任內採用的藝術界別名稱,在此向西九當局進一言,請他們不要一意孤行,貽笑天下。

首先,中文定名為「戲曲中心」,就是專業失準,也無文化修養可言。中心(centre)是綜合文化建築或多功能建築之用,專門建築的文化場館(purpose-built cultural venue),應該叫house、gallery、museum之類。專門演出中國戲曲的場館,中文是「戲曲館」、「曲藝館」,不是戲曲中心。香港太空館、香港藝術館、香港科學館,都是叫館,不是叫中心的。藝術館叫中心的話,就變成巴黎的龐比度中心(Centre Georges Pombidou)、紐約的林肯中心(Lincoln Center for the Performing Arts)那類綜合大型場館,集展覽、收藏、研究、教育與表演於一身,也是跨界別藝術的。

其次,是英文譯名。在中國文化研究、中西比較文學的學術討論,要用xiqu的拼音詞,是避免套用opera的西洋觀念入宋元戲曲,然而通用英文,大家依然用Peking opera或Chinese opera。西九文化區的內頁宣傳也是用Cantonese opera之的英文名稱的,中國大陸則用Chinese Theatre之類。如果要依循採用xiqu拼音的原則,粵劇的英文請改用Yuet Kuk (粵曲)或Kwang Tung Tai Hei (廣東大戲),不要用Cantonese opera。至於xiqu用了漢語拼音的x和q,在大部分歐洲語言都是不熟悉的輔音字母,用英文發音,毫不便利。也許若干年之後,西九文化區落成,一個美國人見我是香港文化專家,便對我說:"I want to attend a xiqu show in West Kowloon. Can you give me some hint?" 我答,"Oh? You'd better go to New York. Broadway has it better." 西九文化區的Xiqu Centre,是戲曲中心,還是西曲中心。戲曲的拼音是xìqu,西曲的拼音是xīqu,由於在英文上面標音是匪夷所思的,故此Xiqu Centre不好意思標音,而且西人也無法辨別普通話的第一聲和第四聲,故此聽起來都是xīqu,即是西曲。

Xiqu從學術譯名演變為香港的文化行政(cultural administration)名稱,源自是藝術發展局內訂立戲曲界(xiqu group)之後的譯名,主要在對內文書使用。界別包括粵劇、京劇、崑劇、京崑、地方戲等,故此不宜用Chinese Opera來概括,便引用源自比較文學和漢學研究的音譯譯名xiqu。此譯名是避免套用歐洲的opera觀念入宋元雜劇。當年藝術發展局戲曲組採用xiqu group的譯名,無傷大雅,組內全是華人,英文譯名只是符合中英並重的行政需要,例如在中英文的年報使用。世上沒幾個研究中國戲曲的漢學家,西九文化區是面對全世界觀眾的,用漢學界才會明白的xiqu來翻譯,而中心主要用於舞台表演,而非用來召開宋元雜劇的學術會議,故此翻譯為Chinese Opera House已經可以。翻譯為Xiqu Centre,是個文化行政的大笑話。

近代粵劇及革新京劇在舞台表演上,頗多採用西洋歌劇和音樂劇的技巧,故此在舞台表演用Chinese opera也是無妨,宋元雜劇當然不可翻譯為opera。戲曲踏入民國之後,已經現代化和西化,也在現代舞台表演,堅持翻譯為xiqu,根本是拿着老黃曆做人,不知道業內情況。戰後香港的粵劇,大量採用西洋技巧:編劇、主題曲式、旋律、人物角色佈局,甚至電影編劇及鏡頭(粵劇電影而言)。將現代化了的戲曲表演,堅持翻譯為xiqu,是不知今日何日。

九七之後,香港的政府和公營部門行政,已經脫離常識。一句話:不懂裝懂。我在比較文學及文化行政兩方面,都算是本地權威。西九文化區管理局的人聽不聽,他們要出學術笑話,是他們的事。反正一開始,他們就是無從問責的獨立王國。這也是我向來不屑評論它的原因,這次涉及語言,是例外。

謝嘉企 - 誰裸誰的命?──陳冠中新著的藏人與漢人

世紀版   明報   2013129

編按:香港作家陳冠中最新長篇小說《裸命》,講述一個藏族男人與一對漢族母女的關係,既寫北京與拉薩的人文風貌,又寫性與愛的疑惑,繼《盛世》預言式的題材後,再一部爭議作品。《裸命》暫時只在台港兩地出版,香港版由天地圖書出版。本版特約記者採訪陳冠中,由他親述寫作這部小說的由來與想法。

問:為什麼會想寫一部關於西藏的小說?這部小說是怎樣完成的?從你對藏地的了解來看,是否你在西藏住了一段時間采風?

陳冠中:我和藏族算比較有緣分,上世紀八十年代因為要替哥普拉(電影《教父》導演)在三藩市的電影公司籌拍一部關於上一世的第十三世達賴喇嘛的電影,才開始看藏地歷史。電影沒拍成,卻有緣遇上了我的佛教根本上師宗隡欽哲仁波切,一直追隨他,去了印度、不丹、尼泊爾和中國的康藏區,認識了不少在世界各地的藏人,也下了些工夫學佛和理解藏文化。1992年開始我去了拉薩多次,半做文化投資半觀光。這些年在北京和拉薩我更結交到要好的藏族朋友和一些熟悉藏地情况的漢族知識分子。為了要寫這本小說做寫前和寫後印證,前年和去年夏天我又都去了拉薩。我一直在注意20多年來藏人處境的變化。

藏族青年在拉薩的那些年

不過這本新小說雖是以一個在拉薩長大、說流利普通話的藏族青年為主要人物,但不能說是一本純粹關於西藏的小說,內容上寫到但卻不限於藏漢的族群關係。不要忘了拉薩還是個相當現代化的城市。這本小說在類型上反而有一點成長小說、情色小說、黑色驚悚小說、後殖民小說甚至公路小說的痕迹,第一部分主要背景是拉薩,第二部分一大段是在拉薩往北京的青藏公路上,第三部分是寫北京的。

我的上一本小說叫《盛世》,這本新小說也是寫當下的這個盛世中國的別的面向。

問:小說為什麼叫《裸命》?書中前半部分有大量大膽的性描寫,為什麼要這樣處理?

陳冠中:流行詞「裸官」、「裸退」還有調侃之意,裸命就不是開玩笑了,天地不仁或聖人不仁,生命都很脆弱。如果身處在一個惡權無孔不入的世界,人沒有公民的權利,人身沒有保障,只能當良民以求自保。

性描寫和性關係確是這本小說的其中一個內在主構築,我覺得非得這樣赤裸裸不可,不該迴避,就老老實實的寫了。

問:小說主人公「我」被北京來的老闆兼情人「梅姐」包養,因怕她多疑,常說自己「很喜歡、很開心」,後來失去性慾,又要在牀事上逼自己盡力迎合。「梅姐」又常說二人的關係是「你情我願」。「我」和「梅姐」的關係,是不是對應着西藏和北京的不對稱往來?

血濃於水?

陳冠中:內地漢人對台灣漢人統戰的時候常說血濃於水,但官方從不說藏漢血濃於水,就是因為清楚知這藏漢不是同族,沒有血統聯結。一般的說法是兄弟民族,那至多也只應是義兄義弟,那盟誓應該是你情我願的、是需要不斷續約的。現在藏漢關係更像是某種性伴的關係,涉權力、欲望、想像、情緒、穿透、猜疑、操控、計算、物質依賴、貪嗔癡、傲慢與偏見、快感與折磨、尊嚴和屈辱,但並不排除各種同處共居的可能性。

問:你在書中提到拉薩的維穩經濟很發達,「我」也說到,其他人「趕上這一波維穩大潮,事業都有指望了」。所謂「維穩經濟」,具體是指哪些?書中提到在「武警、特警和公安的保護下」,現在都不准過藏曆年了。西藏的文化是否受到重大衝擊?很多人都把西藏當作伊甸園和精神故鄉,現實的西藏是否真如天堂般呢?

陳冠中:這是一本相當徹底的反浪漫小說,顯然不是旅遊指南,也有意去掉異國情調或香格里拉想像。我不會浪漫化漢人,也不想浪漫化藏人。說不定很多人看了會不舒服,因為跟他們對西藏的定型想像和對西藏書寫的期待有落差。譬如說青藏線一般被浪漫化為旅行者的「天路」,但在我的小說裏青藏線充滿惡心的死亡和暴力。

2012年的藏曆新年,藏人不高興,自發不慶祝新年,小說裏有描述。

在拉薩,男性的官員和各種性質的維穩人員特別多,加上內地商人,自然要找樂。所以說拉薩有兩套經濟:一套是白天看廟晚上睡覺的遊客經濟,一套是逐年擴增的管治階層消費國家援藏財政撥款的維穩經濟。你會看到離大昭寺不遠的主要大街上政府部門的大院旁邊就是大型豪華的「酒店」娛樂場所,門前站滿穿制服的公主。

問:西藏近年不太平,不斷傳出自焚的新聞。在你看來是什麼原因?是否如你書中所說,是因為「2008年之後的拉薩再也不是以前的拉薩了」?2008年發生了什麼,造成了現在這種局面?

關於一些自殺行為

陳冠中:在這裏只想提出一點:中國人對這一類自殺行為──明志、抗議或死諫──應該是很理解的才對。漢人傳統上對明志、抗議和死諫的自殺是同情的,甚至歌頌的(如屈原),譴責的是強權與苛政,朝廷與昏君。

根據著名藏情學家王力雄對許多自焚者遺言的分析,絕大多數的藏區自焚事件也是屬於明志、抗議和死諫性質的。

20083月開始藏區廣泛出現連串的抗議、衝突和鎮壓事件,自此兩族關係又再惡化。

問:書中的「我」有很多「夢想」,卻說過「夢想既然美好,又何必去實現它?」,為什麼他會有這麼消極的想法?

陳冠中:藏地有句廣為流傳的話說「藏人多夢、漢人多疑」。不過藏地的佛教屬大乘(密乘的見地是大乘中觀),勸大家活在當下,杜絕妄念,不要執著,不要有希冀。

問:「尼瑪」這個角色很有趣,例如他熟諳西藏歷史,又看透遊戲規則,說出「我們博族人,是給圈養了,多衛康三地的公務員、單位員工和維穩的那些人,是給豢養了」,並且「不玩不行」。可否請談一談為什麼這麼設計?他又說只要上網一查,就可知饑荒年間藏地死過多少人,只是沒有什麼人這樣做。中共治下的藏地史,是不是被刻意遺忘?

關於大饑荒與知識分子

陳冠中:尼瑪這個角色,有我認識的幾個藏族知識分子的影子,其中有的至今仍在大陸各地流浪。

中國1958年至1962年的非自然的人為大饑荒,非正常死亡人數超過4000萬,死亡數字遠超過抗日戰爭和太平天國內戰,這是中國共產黨所犯的重大罪孽中的最重,這方面最近都有了更多實證的學術著作(楊繼繩的《墓碑》、曾在香港大學的FrankDikotter及現香港大學的ZhouXun等的著作),網上也有大量但不完整的資料,大陸更有年輕人回家鄉去訪問曾經經歷大饑荒的老人,然後拍紀錄片、寫口述歷史和編舞台劇。想知道的人,是可以自我教育的去知道的。當然,中國共產黨不會自動交代認錯懺悔求恕。大多漢族年輕人對這個中國人歷史上最大慘劇是不甚了了的。

絕對人數上,中國五年大饑荒非正常死掉4000多萬人,當然絕大多數是漢族。

比例上,自治區外藏地的康區和安多,分屬中國的其他行省,跟着內地搞(被搞)人民公社,經歷抗爭和饑荒,死亡率驚人。「和平解放」才沒幾年,青海、四川等省的藏區,「世時翻轉」的人道災難甚至種族清洗式屠殺官方當然沒有宣揚。

問:在小說的中後部分,為什麼會出現聯繫到救助流浪狗的支援團體?這種團體在內地普遍嗎?內地只允許小量NGO拿牌,大部分都是地下組織。你怎麼看待這些地下民間團體?

陳冠中:在中國,殘忍的事情還很多。至今,還沒有法律阻止虐待動物。狗肉更是合法可吃,但是養肉狗成本高,偷狗成本低,狗肉店的食材供應要靠偷狗業,偷狗業成了狗肉產業鏈不可少的部分,這一刻是人類伴侶的寵物,下一刻被偷待宰成裸命。

裸命的共性,就是只剩一口氣一條命,而這也是隨時可以給拿走的。

北京有一百個以上大大小小的動物保護組織,除了極個別是政府認可的之外,大多是年輕人自發的,常以團隊自稱,大多數沒有也無從登記為NGO。動保團隊可說是無私性質的利他志願者組織,全國各地都在冒現,折射着中國公民社會的醒覺。有些地區的政府似容忍它們,有些地區的政府在打壓它們。

我認為動保團隊以具體行動宣示了一種極為重要的倫理價值觀:拒絕殘忍。

莫謂善小而不為。

問:在小說中,微博雖能有效連繫不同的流浪狗支援團體,但又顯得危機處處,差點讓「我」遭人伏擊。你怎樣看待微博這媒介?它能為社會帶來實質進步嗎?你有想過多用微博嗎?

陳冠中:社交媒介也是社運的動員平台。有了微博這些新媒介,許多無法曝光的事情都可以哪怕短暫的曝光。在一個言論受管制的地方,網絡和微博、微信等是不能被實時管控的,因此是一個享有某種受限而且往往短暫自由的空間,也是大陸官方千方百計又想堵塞又要利用的工具,而官方在資源上甚至技術上經常是佔優勢的。新媒介替很多人帶來希望,多一種有自由空間的媒介總比少一種好,但是否能承載人們過高的期望呢?

被監視的歲月

問:「梅姐」的女兒「貝貝」在廣告公司工作,又活躍於拯救貓狗的志願行動,看似新一代的進步青年,但卻對當權者非法的所謂「監視居住」一無所知。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設計?是不是很多中國人仍對這種維穩方式感到陌生?

陳冠中:大眾媒體受管制,資訊要自己主動從碎片化的網絡和微博上找,自然各有各的關注點,也有盲點甚至盲區。舉例:境外很多華人知道的李旺陽之死和盲人律師陳光誠的出走,大部分內地人是不知道的。

北京囚困上訪者的黑監獄式小旅館很多,但不為大多數北京市民所知。每一時期數以千計的外地上訪者滯京,也跟絕大部分城市居民的生活不發生連繫。

所謂「監視居住」,是指未經提審卻可以不送看守所而在「異地」(住家以外)羈留某些嫌疑人物長達六個月的做法,去年通過新刑法73條竟變成合法了,這表示中國多了一條可能違反國家1982年憲法但方便「維穩」的惡法、劣法。

問:在《裸命》出版之後,你的下一步寫作計劃是什麼?

陳冠中:繼續寫關於當前中國式。

文/謝嘉企  編輯/袁兆昌

陳雲遺民論 族群戰開打


香港蘋果日報    2013年1月29日

陳雲很惹火。過去兩年,因為中港融合問題,陳雲與左翼分子天天筆戰。不少人問:「陳雲係咪癲咗?」直接問陳老,他笑答:「我好早就癲咗喇。」他發動族群戰,罵雙非、攻擊水貨客搶奶粉,推許蝗蟲論,這個往日廣受尊重的學者,泥漿沾了一身,「不打這仗,香港玩完。」是真瘋還是佯狂?他書中有寫:「商紂王時比干直諫被殺,微子在國外搞革命,箕子留下來,要詐癲扮儍。」

記者:何兆彬 攝影:黃子偉



■陳雲曾高度評價反高鐵運動,但後來與當中的左翼日日開戰。他說:「那些八十後在扮左翼,其實是浪漫派、小資本階級。左翼不吃有機食物的。只有長毛是真左翼,我尊敬他。」

角色扮演

陳雲前作《香港城邦論》(2011)以香港為本位,提倡中港分隔,此書一出,戰幔打開,左翼與本土/自治派網上天天開戰,中共喉舌也迅速把陳雲打成「港獨教父」。尤記得不過三幾年前,《中文解毒》推出後,文化界/社運人都與他友好,但《城邦論》前後陳雲開始在臉書上攻擊水貨客搶奶粉、譴責自由行在香港打尖、隨地大小二便,部份語言帶情緒性,火力十足,多派人罵戰至今。陳雲在08-10年間多次表示不願參與香港及內地政治評論,後來為何出現這變化?「本來我不想介入。我知道一寫就好唔得閒,隨時給共產黨召我回去。其實我從前寫中國政治比香港政治多,這方面我跟司徒華差不多,但過了九七,特別是有了雙非、跨境發展,我發現不出來守衛香港不行了,過了人口、地理格局這兩關,無得救,因為即使將來香港自治,這都是不可逆轉。」事件的緣由,其實要回到09年反高鐵的失敗告終談起:「反高鐵那役好失望,好失望。和平鬥爭、忍耐包容、感動政府的策略,已走到極端,連苦行跪拜都改變不了社會。我本來以為(反高鐵)掂,立法會會退,或延遲諮詢、又或者高鐵會建在邊界,不會入城,又或接西鐵……之後我知道一定要鬥爭,唔做就玩完了。而從前的斯文玩法不行了,一定要放下身段,要玩現實政治。共產黨睇死你香港人個底,不會勇武鬥爭,又不會族群鬥爭,所以我分了兩條路,族群鬥爭是主軸,勇武是種態度,不一定要打人,你作勢打人就可以了。如果你舉牌作勢衝埋水貨客度,警察一定來攔阻,香港及共產黨是抵受不了公共秩序崩潰的,元旦遊行,警察不敢用胡椒噴霧,也不敢用警棍,因為一扑見血,外國傳媒就會說香港暴動。香港貨幣政策跟美國,很多弱點的。」他觀察到社會起了微妙變化,「共產黨對香港的政策已失控,中央想在香港玩集資,但個別的企業家、官僚自己搵錢,假藉地方或中央權威,來香港做生意,欺壓人民,其實香港是給這兩塊勢力扯開。一旦中央勢力失去,下層勢力就會像蝗蟲一樣,蠶食香港,房地產、金融都可以給他們洗黑錢。」狂罵是否也是一種角色扮演?「是角色扮演。我本來不想入這種角色的,最舒服的角色是等他爛透了,出來收拾殘局。本來我是這樣想的,但雙非及跨境破了局,不這樣,無得玩。」

族群戰必有之惡

讀陳雲評論文章,總會見到現實政治(Realpolitik)的說法,「現實政治是保護現狀,爭取利益。這個期間有一些道德規範是要放棄的,當然不是所有道德都放棄。例如打水貨客,他們真的下來買奶粉、買西藥救命,如果他們說『我們排隊跟在你們(港人)後面啦』,又或是『奶粉不夠,我們頂多買一半吧』,這樣就難打,甚至無得打。如果雙非說『上水沒學位,我們到別區也可以啊』也沒法打,香港人仆街了,因為他們真的是同胞,是弱勢,但八萬多雙非人都不提出這一點,這本是江湖禮數,這都不曉,又奸又蠢又毒,既然如此,道德這一關就過了。」因為這樣,常跟社運左翼開戰,「那班是左翼黐線佬,覺得內地人可憐。我從前在內地買東西,拉車仔也要小心撞到人啊。」他承認由評論者變參與者,不再客觀,不再以評論者身份月旦時事。這其實是戰略考慮,也是必有之惡吧?他認:「對,而且他們真的是沒有道德嘛,所以包袱也輕了。」內地作家許知遠訪問陳雲,寫他「操弄民粹」,陳老笑:「民粹本來就在,我叫這做導正民粹。我給予港人一套理論,罵戰時水客說『沒我們你們吃甚麼?』,港人說『你們是走私犯法』,因為理直氣壯,大家就不用出手打人了。」一定要打族群嗎?「一定要,因為港府被中共操控着,不會理解民意。」


自治派拿龍獅旗,讚頌港英政府,馬上有當年社運人出來訴說港英政府怎鎮壓運動。陳老解釋,這只是為了織構未來夢:「要畀番香港人信心,過去的香港人其實有像美國的拓荒精神。」有過份美好化嗎?「一定有美好化。回顧文化根基,以此做夢想,以鞭策自己前進嘛。這等於孔子說周朝有多好,但周武王其實一樣大殺三方,全部斬頭,斬剩的才封為商朝遺老。我們承繼好的,再慢慢批判壞的,香港壞的東西當然好多,例如拜金、短視。」劉健威近日在專欄寫到,當年英殖時代,港府也把社運人抓起來打,活活打死,「我當年因為我聲援四五行動,馬上受到監視,每天都被人查身份證,這樣才到德國(升學)。到了德國,仍有人傳話叫我在當地落籍,別回香港。我是民族主義者,一向反殖。英國人給了香港一些文明,同時壓迫,所以我們只取其文明部份。給了我們的,你就取不回去了。」

箕子大癲大儍

陳雲新書《香港遺民論》分三部份,一是回應及補充《香港城邦論》,二是遺民論,三是駁斥左翼。「我主要想寫香港族群的身份,也就是用遺民論來寫。其實這個想法,從前錢穆也是寫過的,但他沒有把它拉去政治鬥爭裏去。《香港遺民論》解釋了城邦論中香港人的身份,為何與大陸統治下有別。此外,用遺民論的身份做族群鬥爭,應付中港矛盾。城邦論的文化核心就是遺民身份,它有幾重身份,一是英國殖民地,二是民國,三是民國之前遷徙到香港的人,還有在南亞、印度、中亞西亞的。來自前朝身份的人,形成了香港很獨特的文化。」他說港人文化與大陸人不同,反而與台灣相似,「台灣很多人是民國遺民,所以我用了周朝下三個遺民身份來做比喻,一是比干,勸諫商紂王但被他殺死了;二是微子,他取了商朝的祀器出走,去了他國從事革命;三是箕子,他見阿叔走了,阿伯被殺,若果自己也離開,整個商朝的文化就消失了,於是他遁迹江湖,不理世事,留下祀禮文化,等待周武王來攻打商朝,重建周朝時,他就重新取出商朝文化。香港的情形與箕子十分相似,大癲大儍,一直在做一些看似低俗的事,但其實藏有一套厲害的功夫,待中國民主化後,就把它重新拿出來。」以儒生自居的陳雲說早年讀《論語》早有這種想法,但沒有取用,「因為要取用也是很危險的,因為三人都不臣服於中原。其實箕子、微子對商朝來說,都是叛臣。比干像民主派、劉曉波,是大陸或香港為民運犧牲的人,例如劉青山。」那微子就是孫中山吧?「對,又或者是海外民運人士,我在外面跟你鬥。但現在已沒有微子了,你一出去就被消解了。」

中共氣數已盡

陳雲說,遺民論與錢穆的想法是一脈相承的,「錢穆的說法主要是講明朝的,明朝的遺老當年寫下了整個中國的歷史精神,清朝統治時壓抑了這種思想,但到了孫中山、康有為他們,就拿這些書來讀,重新了『驅逐滿洲』的革命思想,這中間斷了二百年了。其實錢穆自己也是遺民,他是民國遺民。而香港人除了民國遺民,再加上英國殖民地的遺民,英殖有170多年,在中國歷史上幾可及上滿洲國了,不短了。」由不想評論到出版《城邦論》,到出版《遺民論》,他已構思了下一部作品:《中華邦聯論》,「邦聯論要全盤考慮華人社會,要恢復周朝的封建諸侯制,取消秦朝的統一。錢穆他們的想法也一樣:秦朝的統一是個大意外,因為秦朝以前很窮,不重文明教養,只重軍攻、法家統治,到了秦穆公的時候,還算開明,打天下時期,甚麼人才都會重用,但統一了之後就不行了,因為他們那一套並沒有文化內涵,沒有禮教,只有軍事功勞,只會獎賞那些攻城掠地之人。這與我們的情況很相似,共產黨當初建成共產中國,在延安時,不拿人民一針一線,但建國後就開始衰了,因為他掌握絕對權力,但沒有文化內涵。周朝的邦聯,天子是個虛君,只統治京城,其他諸侯名義上臣服於他,但實際上並沒有權力。我談的邦聯,中、港、台、澳就像四個獨立國家。」陳雲預料大陸兩年內會大亂,「經濟上他們無法持續,也保持不了內部的道德士氣,高官都擸錢走。這崩解過程可以很久,但一旦有天災,有暴動,他們就不敢鎮壓了。其實有兩件事可見中共氣數已盡,一是烏坎村事件,將村委踢走自治,其實這已是革命了,但他們不敢鎮壓;二是薄熙來軍事叛變,本來要處死,但中共也不敢,因為其他人也會動起來。我提出《城邦論》,是怕一旦亂起來,有金融危機,他們很可能會向香港埋手,你看金融發展局也是這樣!」

2013年1月28日 星期一

陳雲《香港遺民論》:華夏社會是出路

熱血時報   2013年1月28日

陳雲新近出版《香港遺民論》,指出香港地位非常特殊,香港人既有世代居港的祖輩傳下的良好道德自律與風俗,又學得英國文明;上世紀逃避中共、投奔自由的前朝遺民亦已三代在港安頓、建立了本土歸屬感,新一代自覺世界公民身分,應努力建立自信,發揚古老華夏文化社會,摒棄中共的思想毒藥,繼續以「現實政治」方向,打破香港民主政治困局,根治「失敗社運」。

1月26日,陳雲在立法會議員黃毓民和次文化堂社長彭志銘陪同下,於普羅政治學苑舉行新書發佈會暨坐談會。本報記者亦有到場,邀請三人接受訪問。

為何無法打破失敗的宿命?

陳雲的主張,指導著香港自治運動,並對進步民主人士有重大啟發。立法會議員黃毓民說:「我是陳雲老師的追隨者,《香港城邦論》在政治哲學層面給我很大啟發。為何本土政治運動與社運一直失敗,無法打破失敗的宿命?讀陳雲老師的書我明白了,因為我們沒有足夠的本土民主論述研究。」次文化堂社長彭志銘說:「中共最需要讀這本書,讓他們有覺醒的機會。你看,在他們統治之下,他們孕育了一批甚麼人?他們需要解毒。」

香港與中共注定不可融合

香港受英國人統治一百五十多年,與中共走的法國革命及俄國革命道路截然不同。香港得到君主立憲制下的英國殖民管治,在本地推行傳統復興、培養出優越的本土文化,並且將古老的民俗以規章化來保存,由英人施行猶如周朝王道式的統治,保存、延續了華夏命脈,同時有機會學習英國現代文明,為鄰近政權的現代化如日本維新、辛亥革命提供了接通世界政治改革的窗戶 --- 現代政府統治必須要得到人民首肯授權。

反觀中共的統治,批孔廢儒、破四舊,不識文化乃是延續中華民族的命脈,數千年傳統幾近毀盡。民族心靈變得空虛,中共又灌以革命及階級鬥爭的政治思想毒藥;面對八九六四的契機,卻以武力鎮壓,中共政權自此走上絕路。在惡土成長的人民,受不住改革開放帶來的金錢誘惑,政府和社會全面腐化,成為一個彼此不能信任、任何食物都可能有毒的國家。害人發財的貪官,便出去外國進行蝗蟲式掠奪,貽害國際社會。

中共秦政陰魂不散,港人要捍衛《基本法》

由 《基本法》保障的一國兩制,原本在政治、經濟上將把香港和中國大陸分隔開,中共猶如以武力統一中原後所催生的秦政極權,這段歷史對現時的一國兩制有重大啟示:極權傳統生自秦政,數千年來在歷朝一直陰魂不散,到了現代,再次在蘇維埃所催生的中國共產黨這個境外殖民政權身上借屍還魂,當時的焚書坑儒都可在歷史書上讀到,對中共而言完全就是翻版。

從歐洲城邦歷史、周朝分封地方諸侯之百家爭鳴的社會現實狀況來看,香港城邦論述上接華夏傳統,既切合政治現實,又本土化。陳雲認為捍衛《基本法》是護法運動,本土化是成功的關鍵:「在德國留學時,我主管中國民主聯合陣線德國分部,上兩屆主席只做中國民運,但我將事情本土化,幫大陸政治難民做政治庇護,令議題在當地生根。民運鬥爭和民主運動必須本土化,民主和民眾利益綑綁在一起,一定成功。香港民主運動就一定要反雙非、奶粉走私、自由行,因為這些議題關乎香港人切身利益。」

族群政治無可避免

很明顯,《香港遺民論》與《香港城邦論》是為了讓關心香港前途的人覺醒並進行思想武裝,認識到香港人應以城邦身分自居,而且香港文化則是由古王朝遺民一脈相承,正統華夏文明體系的儒門教化之地再無別家。因此,守護本土文化,進行族群政治、勇武抗爭必不可避。

社運界反對族群政治,他們不願意放下理性第一的包袱,面對高官的語言偽術與警察暴力,不斷被港共政府與中共玩弄於股掌之間。社運界仍未意識到,中共不是弱者,漠視中共是有能力侵略世界的帝國這個事實,將令民主運動永遠無法成功。況且,大陸族群不再兼承謙虛有禮,是香港的文化異族,不斷強調包容他們就等於是引狼入室。

香港人早就已經沒有選擇。但是,認真,你也有贏的機會。

吳志森 - 移民台灣?

明報   2013128

政局紛擾。朋友聚會,談到移民。他們有些九七前已連根拔起,遠赴他邦,基於不同原因,無法落地生根,唱了人家的國歌後,又毅然把根再拔一次,賣屋賣車,舉家回流。

再談移民,他們的心中,可能有點點陰影。實踐證明,自己和家人都難以適應那裡的生活,再走一次,折騰再三,一把年紀,受得了嗎?

朋友談到,再走,應該移民到哪裡去?異口同聲,都說台灣。近年,台灣對香港人有特別吸引力,認識一些朋友,有事沒事,周末飛去台灣度假幾天,不限台北,愈走愈南,足迹遍及整個台灣,一去再去,百去不厭。

他們搜集齊備資料,具體到移民需要多少個百萬台幣,如何買屋買地,就可取得移民資格。然後又扯到哪裡最宜居,台北繁華方便,但略嫌吵亂,有人說花蓮最美,有人說台南樸拙。

為甚麼是台灣?都說有人情味,台灣人都熱情禮貌,還有小店可以逛逛,地產霸權沒有那麼肆虐,還是一個可以追尋夢想的地方。

工作和旅遊,到過台灣已數不清多少次,對台灣,確實都有朋友說的那種觀感。但有一種說法叫「距離美」,離得愈遠,想像空間愈大,美好的感覺就愈豐富。當距離消失,朝夕相對,幻想成為現實,不用雞蛋挑骨頭,缺點也近在眼前。

我不知道台灣有沒有朋友說得那麼好。當我告訴他們,台灣跟香港一樣,大陸的影響每天在增強。台灣的朋友說,除了經濟影響力,政治的手也愈伸愈長,去年的總統選舉,大陸透過台商財團和媒體,操弄選情,情況驚人。

這些劣跡,到台灣旅行的港人,一般是看不見的。但如果說不少旅遊景點都被強國人淹沒,港人大都會有強烈的感覺。今天去台灣,千萬不要去如阿里山、日月潭這些地方,理由不說自明。

還有最新的情況是,中華民國護照可以免簽證進入美國,已受到強國人垂涎。他們有錢有勢,移民台灣易過借火。強國人雖然只把台灣當作移居西方的跳板,但當人潮湧至,炒地炒樓會成為必然,最後會令台灣爛到甚麼程度,難以估計,屆時,台灣又是否我們想得這麼宜居?

把這個預測說出來,朋友移民台灣的夢想,都冷了下來。

孔誥烽 - 糟蹋學術自主 後果堪虞

2013128

【明報專訊】政府中策組宣布要從研究資助局收回2000萬公共政策研究的審批權,引起學界巨大反彈,學者聯署反對。這事件一度引起媒體高度關注,但或許是因為最近特區政府將香港核心價值舊世界打個稀巴爛的壯舉實在太多,這議題好像還未引起持續的關注討論。

事實上,這絕非單一事件,而很可能是梁政府要重新界定政權與學術關係的一環。在中策組宣布要收回撥款權後不久,有媒體報道中策組將介入香港大學的校長遴選,屬意本地學者出任校長,防止較難駕馭的外國學者出任。在差不多時間,又有報道指政府曾嘗試硬推梁振英心腹進入負責分配大學撥款的教資會當委員。

將這些事態串聯起來,我們便能看到香港學界既有獨立性被政治權力加速蠶食的勢頭。在去年3月特首「選舉」塵埃落定後不久,中央政策組前顧問和香港健筆練乙錚先生,即在一次雜誌訪問中警告,新政府身負多個任務,當中除了整頓公務員、法律界、警隊和傳媒之外,還有收拾學術界。

香港學術界一直奉行國際公認標準

香港的學術界,一直是國際學術體系的一分子,其運作一直根據國際公認的標準。學界不少重大決定,均是根據學術自主的原則,通過同行間的互相評審(peer review)而作出。例如學者草擬研究計劃提交研資局申請經費,當局便會挑選熟悉有關領域的學者評審,再根據評審人的意見作出撥款決定。香港出版的學術期刊,編委決定刊出投稿與否,亦是根據同行互審的原則。而大學遴選校長,則慣常是由有關大學的遴選委員會根據院校發展的需要作出決定。這些程序運作多年以來,當然會有種種不足,但有關怎樣改善的討論,均不會超出學術界自主的共識。

針對學界反對中策組收回審批權,中策組的其中一個回應,是研資局過去邀請評審計劃書的外地學者,並不了解香港實際情况,但如這個真是嚴重問題,那麼讓研資局在審議公共政策研究計劃時,多找甚至只找本地學者進行評審即可解決,並不能以此作為廢除整個同行評審程序的理據。

歸根到柢,中策組收回公共政策研究經費審批權、企圖介入大學遴選校長,與1997年後特首與中聯辦官員多次批評或介入學術機構進行的民意調查一樣,體現出政權對學術自主逐步升級的踐踏。

學術自主與同行互審的原則,有如新聞界的編輯自主原則一樣,是現代社會不可或缺的一環。學術界獨立性的喪失對社會的危害,絕對不下於新聞自由的喪失。

在近代以前,世界各地的知識活動,皆向權貴問責。歐洲知識學術活動相對於政治權力的自主性,與「地球不是宇宙中心」、「疾病起源於身體器官失靈而非神力或魔力」,和「人人生而平等」的概念一樣,乃是很多代知識分子通過與教廷與朝廷抗爭而得來的。到了19世紀,學術活動的獨立自主原則,首先在深受康德自由與理性觀念薰陶的德語區,制度化成獨立研究型大學的崛起。在19世紀和20世紀初,德國的研究型大學,成為歐美和各後進國學術發展的典範。至20世紀中,同行互相評審的機制,亦已確立為科學方法的一個核心組成部分。

德國學術自主從有到無的歷史悲劇

在大家對這個學術自主規範習以為常的地方,大眾或者不會意覺其重要性。在這個規範從來未有穩定地確立過的地方如中國,我們也難具體說出這個規範有何好處,但從這個規範被攻擊以至取消的歷史經驗,可讓我們看到這個規範從有到無,後果可以多嚴重。

例如德國在20世紀初民族主義高漲,日益膨脹的國家權力,愈來愈積極地伸入大學體制之中。教授的任用與研究計劃的審批日漸集中在政府官僚之中,而培養國家統一觀念以及將「帝國的敵人」(Reichsfeinde)——包括猶太人、社會主義者、同性戀者等——排除出公共生活之外,則取代培育自由理性公民,成為大學運作的宗旨。在這種氣氛下,各種人文和自然科學的研究,皆慢慢喪失19世紀時活潑多姿的性格,而與德國的帝國主義政策配合。屬於自由派的社會學巨匠韋伯,也曾在1908年投訴,「在德國的所謂科學的自由,其實只存在於政治力量所容許的範圍以內」。

政治控制大學成為常態,對當時德國的第一個打擊,便是一流科學家、思想家等持續流失到外國。另外,愈來愈多學者大搞未研究先有結論的偽科學,製造大量政治正確和以客觀科學包裝的歪理,例如德國人源自優越亞利安人種的理論,與國族間的競爭是物種競爭的延續、你不宰制或消滅他族便會被滅絕的國際關係理論等。此等偽科學理論,因為德國學術界曾經有過的公信力而毒害更深。這些「研究」與德國至上的民族主義意識形態互為強化,最後將德國引向一個什麼悲劇,應該不用我多講。

中共建政之後,花盡九牛二虎之力整頓知識分子,將民國時期曇花一現、仍未扎根的自主學風扼殺。到了今天,大陸學界已經有不少單位嘗試建立與國際接軌的學術規範,如期刊的同行互審制度與升遷的客觀標準等。不過中國學界仍受到黨國體制的框限,所以離真正的與國際接軌,仍然很遠。

香港因為英治後期的種種因緣際會,得以建立一套國際化的學術體制,此乃香港其中一項得來不易的競爭優勢,但當中國學界在困難重重之中仍嘗試國際化之際,特區政府卻要糟蹋香港學界原來十分國際化的典章制度,企圖將學術界大陸化成一切要仰政權鼻息的局面。在這種思維與行為之下,梁振英說要將香港建成國際性的區域教育樞紐,恐怕只能是另一個白日夢。停滯就是落後,落後便會被淘汰。現在梁班子不單令我們停滯,還使我們倒退,香港的前景,可能會比被淘汰更慘。

作者是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社會系副教授

◆延伸閱讀

Charles McClelland 1980. State, Society and University in Germany, 1700-1914.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A Wolf 2011 [1944]. Higher Education in Nazi Germany: or Education for World Conquest. Routledge.

陳雲 - 搶奶粉,鬥香港

轉角    2013年01月28日

【am730專欄】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爭奪戰略資源,族群身份便會顯現。香港奶粉爭奪戰,顯示香港人和大陸人屬於兩個不同的族群。「自家的孩子自家抱」,奶粉屬於嬰兒糧食,是戰略資源,香港市場的奶粉是依照香港人的嬰兒出生率而配售的。香港市場的奶粉,是香港人的,不是大陸人的。

大陸奶粉有毒,是他們的事,大陸人過境大量搶購屬於香港人配額的奶粉,毫不顧及香港人的生存,香港人給大陸人買,是人情,不給大陸人買,是道理。

大陸人買了香港奶粉之後,有轉手圖利的,也有冷嘲熱諷的。網上瘋傳這則「習習在深圳」微博貼文:「香港幾乎所有的嬰幼兒奶粉都被大陸水客搶購一空,有小孩的家庭也買不到奶粉,於是只好出台『新辦法』——憑票供應………我們雄壯的社會主義大軍硬是把資本主義的香港活活的從商品經濟逼退回計劃經濟,國人威武啊!」一度居港的維權鬥士溫雲超(北風),也在推特嘲笑香港人無用,無相熟藥房預留奶粉,輸了給大陸人,活得很失敗。

港人寬容大陸人來買奶粉,是基於人道主義救助和華族共濟之心,大陸人做得過分,反過來要挾我們的生存,嘲笑我們無用,「狗咬呂洞賓,不識好人心」,香港人就要公事公辦,以直報怨,當大陸人是境外族群處理。

大陸人到澳洲、新西蘭、荷蘭和德國搶購奶粉,當地的做法是限購,甚至禁止出口。世界上,政府都保護戰略資源,這種權力是果斷的,因為要保護本地族群生存。有評論人指出,香港政府就有《儲備商品條例》(香港法例296章),賦予政府權力,宣布任何貨品的入口、儲藏量和銷售,受到政府管制。香港的米糧就是受到管制的戰略物資,出入口和存貨量是受到政府監察和管制的。港府只須在第296A章附表《儲備商品(進出口及儲備存貨管制)規例》內加入嬰兒奶粉,就可防止走私客帶奶粉出境,也可用政府發出奶粉銷售特許證的方法,防範囤積居奇。

面對大陸人搶奪香港人的奶粉,港府竟然倡議港媽加入「本地媽咪會」,憑會籍領取,然而售價卻比市面的貴,差價達18%,並要接受傾銷廣告。竟然有顏面提得出這種建議的港共政府,也許不知道,實施糧食配合,對一個地方的人民,是何等的侮辱!憑嬰兒出世紙配給糧食?這是日本皇軍統治香港的淪陷時期嗎?政府不限制外來走私客購買奶粉,反過來要用登記配給制度來對付香港人,是因為統治香港的,是港共殖民政府,當港人是二等奴隸,而大陸人在香港的地位,是皇民的地位,在香港享有特權。

周一刊登
文化評論人,德國哥廷根大學民俗學博士,《中文解毒》系列作者。

2013年1月27日 星期日

安裕周記:「矛盾論」的陽謀

星期日生活   2013127

【明報專訊】「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兩個詞在劉夢熊接受周刊的訪問中出現,梁振英其後否認有此一說,無論如何,這兩句出自毛澤東的講話成了這個星期被引述最多的話語,恐怕大陸十三億人都不能想像,毛死後三十七年香港還有人討論他的講話。也許在毛派心目中,香港變成「禮失求諸野」的一塊地方。可不是麼,連在大陸上都棄之如敝屣的毛澤東講話,在這裏被視為瑰寶大講特講。

儘管如此,毛澤東的矛盾論依然有着值得細味之處。今天香港有人把理順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視為解決香港問題的方向,似乎只要除去敵我矛盾即可萬事大吉。對一些今天才開始讀中共理論的人來說可能認為就是這回事,那些急於上位的忽然愛國一族更甚會把「矛盾」一詞視為較《江南STYLE》更熱門的金句,全然無視毛澤東當年提出「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前後中國發生了什麼事。鑑古而知今,當能清晰體會今天香港面對的政治危機,更能了解人民內部矛盾和敵我矛盾在中國政治的權宜和投機。

「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這兩句,出自毛澤東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長篇講話〈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在這篇數萬字的講話,毛澤東先把「人民」分三個階段定義——抗日戰爭時的「人民」是「一切抗日階級、階層和社會集團」;內戰時,「人民」的定義為「一切反對美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即官僚集團、地主階級以及代表這些階級的國民黨反動派」;到了一九四九年以後,「人民」變成「一切贊成、擁護和參加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階級、階層和社會集團」。也就是說,在毛澤東稱之為「人民」的一方,其身分及定義隨着中國政治蛻變而變化,由三四十年代廣義上的反對日本侵略者的大團結,到內戰年間的你死我活敵我之分,一九四九年中共建政後則是以社會主義建設者為定義。二十年間「人民」的社會及政治意涵兩度變化,並非因其本質變化調整,而是在政治需要之下的扭曲操作。

以中共熟悉的唯物主義而言,物質是從量變而質變,中共對「人民」定義的質變,以及出動毛澤東來強調人民的價值和政治地位,是因為現實上有此需要,不得不賣口乖。毛澤東是在一九五七年初發表這篇長文,其政治背景則是一九五六年的中國及世界情勢。一九五六年對中共從意識形態到內部管治俱是衝擊的一年,一九五六年二月,蘇共二十大在莫斯科舉行,蘇共中央第一書記赫魯曉夫在會議第一天公開說「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失去了斯大林」,並建議大會為斯大林去世默哀,把斯大林放在僅比列寧低一級的崇高位置。詎料在大會的最後一天,赫魯曉夫突然拋出長達四小時的講話〈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全盤否定斯大林,把在蘇聯「偉大衛國戰爭」中成為英雄楷模的斯大林批判得體無完膚,直指蘇聯舉國上下把斯大林的觀點奉為真理是嚴重脫離實際,阻礙國家發展。

蘇共鞭屍震驚毛澤東

蘇聯當時是共產世界領軍國家,中共當年只是蘇聯附庸,中共志願軍出兵朝鮮半島也源於斯大林的壓力,中共在一九四九年後全面親蘇,連解放軍軍帽也是蘇式三角帽,可見蘇聯的巨大影響;由此更可以想像,一旦蘇聯把斯大林從神壇攆下來的衝擊。同年十月,東歐集團成員國匈牙利大批學生上街示威,十萬人浩浩蕩蕩操向秘密警察總部,警方開槍打死打傷大量民眾,群眾搶去武器反抗,蘇軍坦克奉命開入匈牙利鎮壓,事件到一九八九年東歐共黨集團倒台後,匈牙利新領導層始為事件平反。今天人們回顧影響東歐至巨的兩次民主運動,就是一九五六年的匈牙利事件和一九六八年的捷克布拉格之春。

其實,一九五六年的中國也發生了很多事,幾十個城巿罷課罷工,最多時逾一萬學生參加,農村則出現退出人民公社潮,東南沿海富饒省份如浙江廣東都有農民退社,廣東最多時有十二萬戶農民退社。社會上,官民衝突大增,廣東一個縣不理反對強行開設麻瘋病院,落成之時,村幹部帶了四百人反對並拆毁病院,公安到場開槍打死五人。在斯大林被蘇共新領導層全盤推翻並成為批判對象之下,中共出現政治信仰危機,毛澤東在研判蘇共發生什麼事的時候,國內爆發罷工罷課潮。毛澤東認為,大批工人學生罷工罷課,是由於官僚主義引起,官僚無法處理當前利益及長遠利益的矛盾,建議以「團結——批評——團結」的手段解決衝突,並在理論層面提出人民內部矛盾和敵我矛盾的說法。事後檢視,造成如此深遠影響的是蘇共二十大對斯大林的鞭屍,這令毛澤東深深感到恐懼,所謂兩個矛盾論,只是中共中央以過渡手法暫時解決國內困局,隨之而來的事態發展,便是到今天仍然影響中共施政和中國民眾的大變。一向舞文弄墨的毛澤東,在整整一九五六年這年只寫了一首詞〈水調歌頭.游泳〉,抑遏之情顯露無遺。

人民矛盾換來喘息空間

在毛澤東發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同一年,史無前例的反右運動爆發,此前的「人民內部矛盾」變成了上綱上線的敵我矛盾,毛澤東得意洋洋說這是引蛇出洞的陽謀。〈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發表後曾修改,原文當中,在中共八大會議上,有委員談到日益增長的人民文化生活與落後的生產力產生的矛盾,這些內容在修改後蕩然無存。本來,這應是中共正確體認社會矛盾根源的總結,可是到了毛澤東手上卻變成右傾反黨的證據。

被蘇共二十大批斯大林震撼得難以安枕的毛澤東認為,大鳴大放是右派向社會主義體制發動的攻擊,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五日,也就是毛澤東表示要團結不同意見人士之後三個月不到,毛澤東發表另一篇文章〈事情正在起變化〉,態度從年初的謙虛變成兇狠,「幾個月來,人們都在批判教條主義,卻放過了修正主義」,「他們嚮往資產階級自由主義否定一切,他們與社會上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有千絲萬縷的聯繫」。人民內部矛盾的芝麻綠豆小事變成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毛澤東的蒼山如海,神州大地殘陽如血。

五個月後舉行的中共八大三中全會,毛澤東口氣再變,變得更殺氣騰騰,「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毫無疑問這是我們當前社會的主要矛盾」。一場源於對斯大林鞭屍的不安的反右政治運動爆發。最保守統計,全國共劃分右派分子五十五萬二千八百七十七人,複查後核實是錯劃右派的有五十三萬三千二百二十二人;到一九八六年,約剩下五千名右派,九十年代還有接近一千人。這是官方的數字,有大陸學者完全不同意。在這場其實是清黨的反右運動,中國人民敢言的傳統全部消磨剩盡,到今天還不夠膽以真話示人,便是出自這場萬馬齊瘖的反右。人們的總結是,這就是相信了毛澤東的兩個矛盾論,認為自己面對的只屬人民內部矛盾而非敵我矛盾,想不到後來小小的人民內部矛盾擴大成為足以致命的敵我矛盾。一九五八年至一九五九年,反右運動狂風掃落葉,毛澤東詞興大發,連寫七闕,這些詞多少總反映了毛皇帝的心境,一九五八年的〈送瘟神〉、翌年〈到韶山〉滿是狂氣殺氣,「天連五嶺銀鋤落,地動三河鐵臂搖」、「紅旗卷起農奴㦸,黑手高懸霸主鞭」,一一俱是。

三個月蜜月毛發動反右

中共建政後,言必稱人民,人民大會堂,人民英雄紀念碑,人民幣,人民解放軍,然而人民在整個中共統治思維裏只是滄海一粟。一九五七年,中國人民一度欣喜,因為他們覺得自己的意見得到了尊重,所生的爭論只是人民內部矛盾。這一春夢只有三個月,毛澤東一鎚子敲碎「六億神州盡舜堯」的好夢,人民內部矛盾通通變成反黨反馬列毛的敵我矛盾。今天香港社會動輒幾萬人上街究竟是哪一種矛盾,若以毛澤東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尺度而言,這是人民內部矛盾,或者中共八大所述的生產力(政治基建)追不上社會需求(民主訴求)的生產矛盾。可是,當這些上街者被認定是「反對派」(近年香港保皇黨對泛民政黨的統稱),這些不同意見者便是敵人,與之的關係便是敵我矛盾,最明顯的例子,這半年來,老左派和新左派都視不與他們同唱一個調調的為「反對派」或「搞事分子」,痛擊階級敵人的思維已是按也按不住了。

中共欠缺一套完整的思想體系,從馬恩列抄一些,從《資治通鑑》又抄幾篇,再摻些《三國》《水滸》交雜而成,矛盾對立沒有客觀準則。今天是人民,明天風向一轉就是敵人,這是語言偽術的祖師,回歸十五年,該是時候回顧一下,中共當年是怎樣把人民玩弄於股掌之上。

文 安裕
編輯 馮少榮

Vic:這是我七年前的寫過的一段話:說到底,一個政權要堅持國家只能由自己「領導」,必定與民主自由為敵。當前中國社會最大的矛盾,就是共產黨與廣大人民的矛盾,用共產黨的話,這矛盾是「敵我矛盾」——共產黨與人民最根本的利益為敵。

溫曉連 - 香港是時候撥亂反正

盛世顯微鏡   星期日生活   2013127

【明報專訊】過去兩年,中國政圈處於大混戰格局,各方利益集團乘亂而起,大玩渾水摸魚把戲,香港作為中國一部分,也無法置身事外。

總書記習近平繼位才兩個多月,人大、政協還未召開,各部委、地方人事也未完全就位,但新領導層已展現出巨大魄力。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到目前為止,仍未看到前朝元老的實質性干預,無怪乎北京政圈人士耳語,在前兩任領導人的「高風亮節」情操下,習近平很有可能是八九年以來,最具實權的新任領導人。

根據目前的發展,中南海新領導層在短時間內,很可能會有大動作。而這次衝着既得利益集團而來的改革,在兩會後就會隨即展開。當然,所謂改革,絕不是一般香港人,又或是西方觀察家一廂情願期許的政治改革,因為這已在十八大報告裏定下了一條底線,那就是不會走西方式的「邪路」。未來的路向,黨內老、中、青三代已達成共識,只要不走「邪路」,什麼形式的改革都值得嘗試,而目標只有一個,就是重建中國共產黨的威信,保證中共的執政地位世代相傳。

毛左成改革阻力

從新領導層的立場看,要走改革之路,必定要掃除阻力,目前最大的障礙,是黨內眾多表面上高舉着毛澤東旗幟,實際上是充當既得利益集團打手的所謂老左派。過去一年,在很多群眾活動裏,都看到他們的身影,每次這類人士上街頭時,都會顯露出多種共同特點:第一是人數只得寥寥幾十人,他們懂得佔據有利位置,在中、外媒體面前曝光;第二,他們自製的示威工具很統一,通常是國旗,又或是電腦打印的標語,而最重要的,是每當記者上前訪問他們時,每個人都像人肉錄音機一樣,問非所答;第三,當中不難發現,這些人會在不同場合出現,而他們又會特意轉換裝扮,避免有人認出他們,在較早前南周總部門前的左派人士示威,當中至少有三人已被認出是這類「職業示威者」;第四,在老左派佔據的宣傳部門裏,他們通常會鼓動另一派民眾,又或主動製造輿論,為官方立場造勢。

筆者列出內地老左派近年活動的特性,其實就是想讀者把這些場景套在梁振英上台後,香港出現的種種怪異現象。梁振英過去十多二十年的核心班底,意識形態未必跟得上內地根正苗紅的老左派,但處事作風,尤其是對付政敵的態度,兩者驚人地相似。月初的南周事件,在南周總部門前的左派示威者中,已經有人向香港記者承認,左派圈內有人向他們提供500元人民幣報酬,到香港參加挺梁遊行。

毛左與梁振英不謀而合

前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被推舉為滿口馬列毛口號利益集團的領頭人物,他的案件即將開審,這對習李新政能否強勢推行,具有極為重要的標誌性意義。

過去兩年,由於中南海高層權力鬥爭劇烈,形成一種異常弔詭的權力真空,政壇內出現不少怪異現象,群雄並起,但到這一刻,新領導人大權在握,應該已到撥亂反正的時候。

回看香港的政局,梁振英團隊在中南海權鬥情勢最混亂、領導人也幾乎自顧不暇的時候,成功游說中央臨陣易帥,可惜上任不足半年,梁振英連最基本的民生問題都應付不來,最糟糕的是,他為中央帶來了最不願看到的噩夢,就是把香港帶進一個回歸後最為巨大的反共浪潮,梁振英的能力可謂底牌盡露。而這些表現,一眾京官都看在眼裏,近日來私底下無不搖頭嘆息。

眾所周知,前中聯辦主任彭清華、副主任李剛,是促成梁振英反敗為勝的重要幕後推手,他們雙雙在極不尋常的情况下被調職,根據內地官場潛規則,這絕不是偶然的事。

劉夢熊先生這次公開跳船,跟梁振英劃清界線,實際上為這場「撥亂反正」運動拉開了序幕。人大政協會議後,中央政府正式全面接班,屆時中央對港政策必定有所調整,至於這場撥亂反正運動深入到什麼地步,那得看香港人聲音有多響亮。

何雪瑩 - 放生背後——讀《裸命》

讀書   星期日生活   2013127

【明報專訊】台灣文人楊照說,陳冠中很厲害,總是在對的時間做最正確的事。

76年在港創辦《號外》、90年代去台灣辦電視台,上一個10年重回北京寫小說。

三個地方,三個時代,經歷社會劇變,積壓已久的能量一次過爆發出來;後來當雜誌在香港辦不下去,台灣電視台被搞砸之前,全身而退。

他在北京已經超過10年,現在專注寫小說,因為小說也比不上今天中國的荒誕。

兩年半前的政治寓言小說《盛世》一紙風行,《裸命》未出版前,陳冠中也開宗明義說是關於中國的小說。一翻開書,我忍不住立刻對號入座,哪個角色比喻中國的什麼?

我蠢,一直也看不出個所以然。沒頭沒腦跟着藏族主角強巴上他的富婆老闆梅姐,眼睜睜看他為路上一名姿色平庸的流鶯打手槍;甚至因為不舉不能跟梅姐好卻將度母當成性幻想對象,最後完成任務,讓梅姐舒服;後來強巴對梅姐的女兒產生不能克制的性衝動,一路由西藏追到北京。小說的頭三分之二就是眼睜睜看着一個俊美健碩的藏族青年,任由小頭指揮大頭。他的小頭表現出色,令強巴成為梅姐的寵物藏獒,到了他的小頭不爭氣,他害怕從此被梅姐冷落,直到小頭看見梅姐女兒重振雄風,他對人生才第一次有想法。因為他的小頭指揮大頭,下定決心,離開梅姐的comfortzone,到北京追尋未知的感官刺激。這是一場由性驅動的大冒險。我努力穿鑿附會,想要知道強巴隱喻什麼,富婆代表什麼。

都說我蠢。朋友提醒我,才發現原來書名《裸命》根本就是昭然若揭。裸命(barelife)的概念來自意大利哲學家阿甘本(Giorgio Agamben1995年出版的Homo Sacer: Sovereign Power and Bare Life。阿甘本以羅馬時期的homo sacer(字面翻譯為聖人)比喻裸命。Homo sacer在羅馬法律定義為一名可以隨便被殺卻不能犧牲作祭品的人,這裏的神聖跟宗教的神聖不盡相同,卻泛指「脫離社會以外」,也包含受詛咒和意義被掏空。這名homo sacer的弔詭在於他所有公民權被剝奪,不受法律保護,卻無法脫離法律,因為他的特別狀態正是法治的產物,他被剝奪的公民權正彰顯了跟其他被法律保護的大眾的分別。

法律以內不平等

阿甘本以homo sacer作為裸命(bare life)的原形。阿里士多德認為人必須參與政治才能達至有意義的生命,裸命的公民權被奪去,無法參與公共事務,人生一直處於游離狀態。他雖然沒有政治權利,也沒有受法律保護,可是生命並沒有因為這樣跟動物般在活着,相反他依照沒有脫離法律,法律依然在他身上發生作用,以排除的方式把裸命納入法律內。阿甘本的理論重點在於在現代政治,裸命由絕少數人被國家排拒在外的例外處境,擴展成現代國家一般人所面對的情况。阿甘本在2005年的著作StateofException指國家如何利用危機擴展權力,架空原本限制政府權力的法律,公民權和個人基本自由逐漸受削弱,每個人被迫在自己國家流亡。最明顯的例子是911為美國政府帶來將stateofexception合理化的最佳藉口。911發生後不足兩個月,小布殊頒布愛國者法案以「打擊恐怖主義」,為情報機關等大量增權,截聽成為常態。阿甘本自己就曾以「入境時須印指模會淪為裸命為由」拒絕到美國授課,並將印指模、瞳孔辨識等比喻為納粹的bio-political tattoo

稍為理解阿甘本的裸命概念,陳冠中這本小說在眼前忽然豁然開朗。強巴在漢人富婆梅姐的護蔭下不愁衣食,可是他想跟梅姐到緬甸做生意,卻因為藏人身分護照一直發不下來。到了北京打工,他的上司阿力才把事情說到最白。阿力說如果夜晚強巴走在路上,他從後捅強巴一刀,把所有證件拿走,阿力什麼後果也不會有。「像你這樣一個沒名沒姓、沒有單位、十三不靠的外地人,你以為有人會替你破案?門兒都沒有。」公安十之八九當作意外或自殺,省麻煩;即便列為他殺也是擱着不理,有天哪人倒楣把一堆案子頂掉,就破案,公安等發獎金。像強巴這樣的人,任何人都可以把他幹掉,誰都不會有事。

強巴是一條裸命,可是他並非例外,阿力也說即使自己死在路邊也沒人來追究。更多的裸命在強巴北京工作的地方。他起初以為自己在酒店當保安,他的上司也告訴他是餐飲旅遊業,後來才知道是間維穩賓館。旅遊部分是攔截前來北京的上訪者,幹部收到消息上訪者進入北京,就請強巴他們在途上把他們攔下來帶回去。餐飲部分是指為監禁的上訪者送飯。強巴開車入北京,一路上腦袋不斷迴響着北京歡迎你的調子,連公路上看到往北京的路標,小頭也硬得腫起來,要到洗車屋找私人空間打手槍才能繼續前行。強巴不理解上訪者為何堅持要北京,那是他忘了當初北京歡迎你的調調,忘了他那一見北京便硬起來的小頭。

《盛世》的中央官員何東生為老陳等人解開中國全民hyper之謎,解釋中國政府控制手段的正當性;《裸命》則有一名說話好像有點無厘頭的藏人尼瑪。如果強巴是腐化的藏族青年,尼馬正是他的反面。強巴對藏文化和歷史所知不多,由爺爺輩就跟着共產黨走,父母開宗明義跟他說他們家信的是共產黨,每天就沒頭沒腦的靠着小頭指揮大頭過活。尼瑪卻非常「政治敏感」,不說西藏、藏人這些「大漢族主義」的稱呼,不用別人叫的吐蕃(唐朝稱呼)、圖伯特(滿語和蒙語),一直以博自居。

不得不被養

如果用一個字來概括《裸命》,我會選「養」字。尼瑪幾乎成了說書人。他對強巴說,現在衣食住行都不缺,其實是給鎖起來;好像可以在小範圍活動,可只不過是拴的韁繩長點、鬆點。整個社會都給養起來,就像二奶和強巴被有錢人包養,「博族人被圈養」,維穩辦和公務員都被豢養。全部人都成了一等良民,我給你面子,你最好乖乖地把它要上,不要的話就整到服為止。強巴被漢族富婆包養,iPadiPhone全部都有,閒來賞他五千一萬零用錢被他單純的拒絕下來,換來一聲「我家強強真乖」。富婆從北京捎來哈雷皮衣,問強巴「喜歡嗎」,就簡單答「喜歡」;買一輛車問他「漂亮嗎」,他就答「漂亮」。強巴知道,由當初為富婆開車到今天不愁吃喝,不是因為他車開得特別好,也不是因為他為富婆的花澆水,花開得特別嬌豔,而是因為他渾身是勁的小頭讓富婆快活至死。於是當小頭忽然對富婆失去興趣,強巴就急了,他唯一謀生技能失去了,當不成跟在富婆後的小藏獒,iPadiPhone化作一縷輕煙。後來強巴看到人家把龜放生而抓狂打人其實不是必然。在他的童年記憶裏有那麼一幕:一條蜥蜴放生了,一下水拚命游,河邊的大癩蛤蟆成群的追逐過來。他才知道,放生就是放死。

big brother is watching

強巴離不開富婆,他捨不得不被包養。縱然他對富婆失去性趣,還是可以靠幻想別人騙過富婆,他卻不忍這樣。富婆明明待我那麼好,我竟然對他不忠,是我厚顏無恥。弔詭的是,強巴的小頭指引他到北京,上他新的性幻想對象──富婆的女兒,在紙醉金迷的北京,他才發現big brother is watching,裸命被豢養多年根本逃不出富婆的法眼,一直以為富婆給的高級飼料也不過是山寨貨。放生就是放死。

強巴開往北京的國道上闖進飛蠓舞陣。蠓在車頭燈引誘下都飛出來交配,嘗過翻雲覆雨的高潮,心滿意足了,車頭擋風玻璃就成了牠們的亂葬崗。尼瑪說人類基本上只有兩種慾望:性慾望和死亡慾望,和其他兩者互相作用下的變奏。飛蠓和強巴原來差不了很多:本能的性衝動讓他們毫無保留地把自己交給命運,當了性的犧牲品。

拒絕的悲劇

陳冠中說過,國內知識分子一般如此總結小說:小說要源於生活、高於生活;而且在今天的中國,小說和非小說,虛構和非虛構的界線很模糊。很多事情寫進劇本裏,會被導演觀眾罵荒謬的,今天都在新聞看到了,最佳例子正是王立軍事件。可是有些人說不看小說就夠,看新聞看微博已經夠,但本應是真的新聞卻又不一定真實。「小說家好大壓力,驚無能力跟現實競爭」。

如果我說盛世下的中國人都是一條條裸命似乎相當cliché,然而我們無法對中國長期將state of exception無限延伸、國家權力無限擴張以維持和諧視而不見。由飛蠓、強巴到上訪者,一條條裸命都已是一無所有,只有一條命,一口氣。當裸命nothing to lose時,我們還能追逐什麼?書中活得最有尊嚴的可能是尼瑪。最叻「吹水」的尼瑪知道5961年的「三年自然災害」死多少人,也知道這個所謂「自然災害」的說法有多虛偽,當然也對自己民族的主體性非常自覺。陳冠中為他的結局留下悲劇的懸念,這個悲劇卻是反覆在今天西藏出現而為人忽視,這就是拒絕淪為裸命的結局。別忘了裸命的粵語發音,正是「攞命」。

文 何雪瑩
編輯 黃海燕

林茵 - 為誰而建的蓮塘口岸?

星期日生活   2013年1月27日

【明報專訊】過去兩星期香港市民勞氣指數爆燈,農曆新年在即,水貨客替13億人民趕運年貨,紙箱和手拉車的蹤影由東鐵沿線蔓延至屯門、將軍澳甚至本應是高消費區的銅鑼灣;小學生被官員建議不妨跨區讀書,「反對內地孕婦來港產子」群組揚言若不保證小一派位本地學童優先權,將發動衝擊政府機關和癱瘓交通等抗爭,「比現在的憤青、社運還要激烈!」

從粉嶺火車站搭上往坪輋的小巴,坐在旁邊的婆婆全程沉吟着「乜都畀大陸人買晒」,火藥味持續;入到村探訪受新界東北拆遷影響的居民,他們滔滔不絕都在數說大陸人湧港之禍,因為他們感受得到,兩件事是一體的,「一出粉嶺站就畀人打咗荷包,好多人喺度搵食,爛村屋都畀佢哋用晒做水貨倉,成日有人拉車仔出入。遲些起了蓮塘咪仲勁?」坪洋新村的祝小姐,孩子找不到學校,妹妹撲不到奶粉,家園又被劃入新界東北新發展區內,「咪以為東北收地唔關你事,住在這裏的人全都有影響,就算收地收唔到你,咁多人湧入來你仲住得安樂咩?」

蓮塘建口岸 你知道嗎?

如果現在已夠擾民,5年後就算祝小姐的屋沒被強拆,恐怕這地方也再不宜居。2018年啟用的新界東北蓮塘口岸,近日因1.8億相關工程提交立法會財委會撥款,突被公眾發現當中一小章節而引起熱話;原來政府用作增建口岸理據之一的旅客流量估計,是以2030年深圳居民可以免簽注訪港而計算的,預測屆時每天將有30,700人次經蓮塘口岸入境。一邊廂提交「免簽注」的文件理據,另一邊廂則聲稱會與內地部門探討將深圳居民限制為「一簽一行」,梁振英的許諾,又一次成為空話。

蓮塘口岸工程,不止於多建一座出入境大樓,延伸的高速公路網由邊境接通坪輋、沙頭角公路、粉嶺公路直入大埔;預計日後由大埔前往深圳龍崗區,將只需27分鐘,「港深半小時優質生活圈」成形,龍尾泥灘為何無端要發展成「大埔芭堤雅」,不言而喻。工程造價按付款日計算逾160億元,已在去年7月、上屆立法會最後一次財委會會議中通過,又是一個在社會紛亂中被忽略的議程。

逾160億造價 諮詢了誰?

諷刺的是,這項聲稱對全港至關重要的規劃,從未進行過公眾諮詢,以至筆者身邊很多朋友連蓮塘口岸的位置都說不上來,所謂的諮詢工作只曾對北區、大埔區議會和沿路各鄉委會做,及禁區內直接受清拆影響的居民獲告知事件和賠償安排。至於廣大市民是否認同需要多一個口岸、公路應該接駁到哪裏,政府顯然認為是無關痛癢的。按官方提交予立法會的討論文件,此舉對港深兩地的更緊密融合具重要策略意義,並且是已「納入國家『十二五』規劃下的其中一個主要合作項目,港深雙方同意新口岸將不遲於2018年啟用,而連接路需如期完成以配合新口岸的啟用時間。」當中的所謂「港深雙方」,是從不公開會議紀錄的「深港邊界區發展聯合專責小組」 ,由深圳市高官及香港的發展局局長組成。

然而,即使從經濟效益角度考量,政府用作支持興建蓮塘口岸的數據都是站不住腳的。2008年正式提出的這項基建,主要依據為一份「深港興建蓮塘/香園圍口岸前期規劃研究報告」,由深圳市規劃局及香港政府規劃署共同製作,內裏夾雜不少簡體字圖文。報告運用的陸路貨運量數字只到2005年,並以此為基礎,估計到2030年陸路運量將是2005年的三倍,因此需要興建新口岸分擔貨運增長。但其實按運輸及房屋局數據,雖然本港進出口總貨運量穩步上揚,但愈來愈多人採水路運輸,陸路貨運量從2005年起就不斷下跌,至2010年間已跌近25%了。除非力谷旅客(一簽多行、免簽注)及私家車(自駕遊)流量,若單靠下跌中的貨車架次,蓮塘口岸勢必淪為使用率奇低的大白象工程。但擴大一簽多行和自駕遊,明顯與本港民情相悖。


為何要起?為港人抑或大陸人?

本土研究社成員陳劍青指出,近年政府推展跨境基建的原則,與港英年代明顯有別。港英政府時期是從需求論述主導(planning by demand)的,社會先出現了某種需要,例如人口增長、經濟發展,由政府以適當的基建及設施用地配合之;主權移交後卻「被規劃」入全國的一盤棋內,按國家的五年計劃,例如定了某個地方要發展金融中心,就指示該區做相關規劃配合這目標,因此如蓮塘口岸、港珠澳大橋等基建,為何要起?會多了「配合國家整體戰略」等字眼;但香港畢竟有用「需求論述」合理化規劃發展的傳統,政府由是想方設法誇大估算數字,以表現到這些基建是按香港市民需要出發 。

另一方面,就是基建項目的估計使用量,往往是假設了某些政策通過才能達至的,而該些政策其實尚未經立法會或公眾討論;例如廣深港高鐵預計2016年每日客運量99000人次,建基於「一地兩檢」的政策獲通過才能達成,而相關的憲法爭議尚未解決,工程已經上馬;港珠澳大橋預計2016年車流量介乎每天9200至14000架次、2035年上升至每天35700至49200架次,其實按大橋走線設計,若不開放自駕遊,實在難以吸引中港兩地司機使用;如今蓮塘口岸假設深圳居民免簽注訪港,實在異曲同工。基建先行,製造既成事實,其他政策則由長官意志及國家戰略指示強推。

村民現時的生活困境,源於新界東北新發展區及蓮塘口岸兩面夾擊;正因有蓮塘口岸開出一大缺口,內地人流車流便捷湧入,新界東北地價才會水漲船高,有打造「新發展區」的價值。同受發展收地影響的坪洋新村村民黃先生夫婦就說,由始至終最氣憤的是政府宣傳片營造「香港人的新市鎮」假象,「如果你真係起公屋、為人民嘅,我都算啦,你起低密度別墅喎!(按:坪輋/打鼓嶺分區全為特殊產業及中低密度住宅),做大陸後花園,而家我哋唔低密度咩?」夫婦倆今已年過六十,本打算在此安老,現隨時要被趕離家園,連公屋安置都未知有沒有,去年8月知道消息以來一直睡不安枕。而政府目前尚未承諾在新界東北新發展區推行「港人港地」。

新發展區以外的地段亦同受影響,因蓮塘口岸通道連接邊境禁區至坪輋、沙頭角公路、粉嶺公路共有4個迴旋處作為中途出入口,地產商早預先購入這些出入口周邊的地皮,靜待跨境交通人流提升、地價樓價高漲的美好將來;鄉事勢力同受惠,以坪洋村(原居民村)為例,位置在擬定迴旋處旁邊,新發展區則剛好把界線劃至坪洋新村(非原居民村)為止,原居民不用受拆遷影響,還可以坐擁未來完善的基建,「坪洋村近年搏命起丁屋,愈起愈豪,而家賣到七八百萬一間,蓮塘起好佢哋就等發達。」祝小姐說。蓮塘公路走線及新發展區邊界能夠如此完美地配合原居民村,相信正是事前連番諮詢鄉委會的結果。


(圖)站在坪洋村旁的土丘「噹噹山」,可見成群原居民村豪宅,小丘後方較不起眼的寮屋則是坪洋新村,新發展區收地界線剛好劃到不影響原居民住宅,蓮塘口岸公路又為他們鋪設了一個出口,實在得天獨厚;而坪洋村旁、照片左下角的荒地亦已被某大發展商購入。

Vic:你知道香港發生緊乜事嗎?08:05起,司徒夾帶非常認真,絕不搞笑,我聽得好心酸。

內地幫斬絕香港土沉香 百年樹王遭「砍頭肢解」

香港蘋果日報    2013年1月27日
【本報訊】「一吋沉香一吋金」,近10年沉香身價飆升10倍,早已超越黃金價,矜貴的沉香伽南現值每克8,000元。以遍地土沉香聞名的香港,近年成為內地斬樹黨目標。上星期,可能已是本港最後的一棵野生百年土沉香也難逃厄運。據了解,斬樹黨大多來自廣東茂名市電白縣,《蘋果》記者前往當地直擊黑市交易過程,一袋港產沉香碎片,索價6萬8千元人民幣。
記者:黃學潤 馮樂琳 陳偉雄
再有一棵百年土沉香倒下!近年吸引大批內地斬樹黨來港砍伐的土沉香,臨近歲晚再遭重創。打鼓嶺村一棵被稱為鎮村之寶的百年沉香樹上周被「砍頭肢解」,再取走樹上的珍貴樹脂,即沉香。有專家傷心之餘慨嘆,本地沉香幾近被砍伐殆盡。

「真係好心痛、好可惜,成棵斬斷好冇良心……」被砍斷的百年土沉香樹,是由人稱「香港沉香大王」的陳觀榮祖先所種。記者走過小路、穿過矮叢,始見到被去頂的百年土沉香,樹幹倒下、更被砍至斷開一節節,樹幹多處被切走。

陳仔細檢查後說,該樹已無法救回。由於沉香的形成是經年累月,樹幹受真菌感染、被蟲蛀食或受到天然或人為破壞,傷口會分泌樹脂「埋口」,有如人的傷口結疤,時間越長,樹脂越厚;密度越高,越有價值。

■位於本港打鼓嶺村的百年沉香樹,上周遭內地斬樹黨砍斷;中為香港沉香大王陳觀榮。周子惇攝
長春社:砍伐手法殘忍
陳觀榮年前接手家族的沉香生意,是本港唯一種植土沉香的人。由於台灣和內地有不少沉香愛好者,近年沉香成為內地流行的新興玩意,其中上海特別流行,故需求增多,收藏者喜歡舉行品香會,沉香擺設品隨時索價逾百萬元人民幣。

近年本港經常出現斬樹黨,就連西貢、大嶼山、南丫島等,亦發現有沉香樹被砍,惟斬樹黨近期攻入保護區、郊野公園等,路邊土沉香也不放過。記者到過船灣淡水湖和東涌炮台的樹林觀察,完好無缺的土沉香已不復見。

長春社總監蘇國賢觀察本港土沉香被斬情況10年,他慨嘆斬樹黨無孔不入,由以往在偏僻處砍伐至近年貼近民居;以往老樹被斬,近年大小通殺,現時本港可見的土沉香已遭受破壞。他又形容,近期將土沉香整棵劈斷,再從中搜樹脂的手法非常殘忍。

沉香價高,但土沉香其實相當「命苦」,其價值完全來自其損傷程度。陳觀榮解釋,土沉香越多傷口,才越矜貴,而受真菌感染的沉香會自然散發香味,可說是沉香中的極品,稱之為伽南,現值每克8,000元。緊隨的是樹心油,樹脂長在樹心,密度較高,其次是包頭和蟲眼,前者是傷口結成樹脂後,樹幹逐漸修復包住樹脂形成,蟲眼則是受蟲蛀食造成的傷口,3種沉香現市值約每克2,000元。

■該棵百年沉香樹去年仍然茁壯茂盛。
本港沉香樹遭砍伐情況

船灣淡水湖
長春社提供圖片

東涌炮台
長春社提供圖片

南丫島
長春社提供圖片
根據警方資料,2009年接獲18宗砍伐羅漢松及沉香樹的案件,5人被捕,截至2011年11月,數字分別升至64宗及56人;而漁護署於2010年接獲7宗非法砍伐土沉香個案,去年急升至30宗,大部份被砍伐的土沉香樹齡平均超過20年。土沉香受《保護瀕危動植物物種條例》(第586章)管制,進出口或管有野生活體沉香作商業用途,必須領有漁護署簽發的許可證,否則最高可處罰款5萬元及監禁6個月。任何人非法在政府土地砍伐或摧毀樹木,一經定罪,可處罰款$25,000及監禁1年,警方又會因應個案,以《盜竊罪條例》作出檢控,最高刑罰是監禁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