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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雲 - 何解我們寬容菲傭，卻「苛待」陸客？——中港族群問題

2012-01-29T11:10:00.000+08:00

Facebook隨筆 2012年1月29日

一群菲傭席地而坐，佔領天橋、廣場、公園草地，香港人不以為然，甚至在雨天佔據較為偏僻的私人商場通道，商場保安員也不以為然。一群陸客席地而坐，蹲坐巴士站等車，我們側目而視，陸客坐在商場石欄，即使商場保安員寬容，香港人也怒目而視。菲傭有貧窮的，我們不會敵視，陸客有貧窮的、有富裕的，我們卻全部敵視。為什麼呢？說好的階級分析呢？公民重新佔領公共空間，反對過度管理呢？為什麼全都失靈了？為什麼菲傭佔領公共空間，睡在草地上，我們視為理所當然，甚至有點吐氣揚眉之感，覺得她們為我們小市民充了權（they empowered us）；陸客佔領，我們卻視為「蝗蟲」犯境，要奔走呼告，警惕香港「淪陷」？大陸人與我們不是同文同種的嗎？

前年，冬日的大晴天，我在尖沙咀的公園看見一名本地的巴基斯坦裔廚房工人，小休時倒臥在公園的石地台上午睡，公園的保安員走來，用廣東話叫他起身，他無奈起身，我幾乎留下眼淚。假若，同樣的情況出現，而巴基斯坦裔廚房工人換了大陸自由行，陸客睡石地台而被保安員用普通話叫他起來，我也許會難過，但不會留下眼淚。換了你是我，反應會是一樣的吧？

當中的差異，不是階級、不是貧富、不是血統，而是族群。菲傭、巴基斯坦裔香港人與香港華人的族群差異少些，甚至接近同一族群。大陸人即使與香港人同屬華裔血統，卻並非同一族群。

用一點發現新大陸的心態，探索一下菲傭與大陸人的差異吧。菲傭識得講他們的鄉下話Tagalog、國際話英文和一點我們的廣東話，她們不會強逼我們講Tagalog；她們講英文不論好過我們還是差過我們，我們不會生氣。他們講廣東話，我們好領情。菲傭只是在星期日或假期佔領空地，不會遺下垃圾，會唱歌，但不會叫囂。她們唱聖詩唱到流淚，我們基督徒聽了會自慚形穢。她們會如我們一樣，精打細算購物和帶飯盒，簡樸飲食。他們假日會攜帶大型行李走動，但總不會撞到我們。

陸客講鄉下話和普通話。他們會用帝國主義壓迫我們講普通話，我們講不好，他們會恥笑我們。他們不會學講廣東話。他們在平日佔領鬧市，會在十字路口或電梯口三五成群站立甚至蹲下，阻礙路人。他們會遺下垃圾。他們會叫囂，不會唱歌，也不會唱聖詩。他們購物財大氣粗。他們攜帶大型行李走動，香港人不閃避，必會被撞。

菲傭有工會，但沒有一個強大的國家在背後。陸客沒工會，但背後是個龐然大國。菲傭想居留香港，要謙卑地向港府申請。陸客產子或持單程證要居留香港，港府無權拒絕。菲傭不會用民族大義來唬嚇我們，而會用香港的法治和風俗來與我們講道理或求通融。

我們對菲傭，竟然比陸客還要親近，這就是族群的關係。菲傭入鄉隨俗，入境問禁，她們融入香港族群，經歷好多努力和辛勞，我們領情，也心存感激。

遊客本來是行為放縱一點的，接待國的人會寬容遊客。我們會寬容美國的成年人在街頭醉酒甚至醉酒之後小便，但我們不會寬容大陸小童在街頭小便。原因是美國人不會統治我們，大陸人卻會唬嚇要統治我們，甚至踏扁香港。假如我們呼喝那個撒尿的美國醉漢，叫他不要在街上小便，他會悻悻然走開，不會大吵大鬧，說美國人用遊客消費供養了香港，請我們收聲。

香港人不寬容陸客，鬧出衝突，原因是陸客的行為準則不符合香港的國民原則，故此我們必須加以限制入境，或入境之後要有特殊旅行安排（如隨團）。所謂國民原則，不是說香港是國家，而是在某種政體管轄區域之下形成的公民權利和公民風俗。此外，就是陸客的背後，拖着一個強大的中共帝國的身影。這個身影，我們覺得可怕，甚至是可恥的，陸客卻總覺得是光榮的。

陳雲 - 堵截大陸孕婦，限制大陸遊客——為了維護香港的制度文明

2012-01-27T00:17:00.000+08:00

Facebook隨筆 2012年1月26日

為何一定要堵截陸婦衝關？一定要限制自由行旅客？因為無限制的大陸孕婦和自由行，會沖垮香港的文明制度。假如你珍惜香港戰後六十年來建立的制度文明，請香港人協助呼籲，促請香港政府堵截陸婦和限制自由行旅客。

公共服務和福利資源的使用是人人平等，但資源是有限的，而且由於是公共使用的，就必須要用公德心來維護，要用彼此的誠信和行為準則來維持成本效益，否則你防範我、我防範你，你欺壓我、我欺壓你，就什麼公共服務都不用做，因此，只能用國民原則來享用。故此，一地的公共服務，特別是福利性質的部分，必須是排他的，只有國民才享有全權照顧，非國民只能得到緊急救護，事後追討收費（有時也可豁免），全世界的政府都是這樣。所謂國民原則，是香港永久居民，他們不論有否納稅，都為此地背負終身的公民責任和義務，他們也信守最低限度的公民行為（例如不會拖欠公立醫院的賬單或打醫生！）。香港的公共服務開放任由人家取用，其命運就好似香港郊野公園無人看管的野生香木和羅漢松一樣，被大陸人大肆砍伐，或如香港的海域開放捕魚，結果就是生態枯竭，經濟學這叫做「租值消散」（dissipation of rent）。香港政府懂得守護香港郊野和香港海域，不容偷獵，為何香港更為昂貴的醫療、教育和福利卻不去守護了？這不是配合中共的帝國殖民主義，又是什麼？

香港的公共醫療假若開放了，無限制的話，人人伸手去取，最後糟蹋得變成要有惡霸手段才可以取得一點服務，整個公共服務制度就崩潰了。各位有眼看的。公立醫院明明已經停止陸婦的預約服務，但陸婦為何仍可得到公立醫院床位？就是靠惡霸手段（臨盆衝入急症室、持續典床典席呼喊叫痛）。這樣下去，香港的公共服務的平等和人權原則，如何可以維持下去？至於私立醫院產科床位，中介公司之勾結，已經將行賄合法化了。

攻陷了醫院和母嬰健康院之後，下一步，就是香港的學校網絡，必定成為貪污溫床。目前已經出現了。我在香港政府和公共機構做公共行政和資源規劃十年有多，以上是經驗之談。

為什麼一個地方可以容許別的地方免簽證入境呢？用的也是國民原則，就是我們覺得某個國家或地區的人的行為準則大致與我們相同，才容許他們免簽證入境，或不檢查之下放寬入境，否則必須通過旅客簽證的個別審查的許可。大陸自由行出問題，就是大陸客的行為準則不符合香港的國民原則，故此我們必須加以限制入境，或入境之後的旅行安排。所謂國民原則，不是說香港是國家，值的是有地域限制的公民權利。例如2010年香港政府派發六千元，就是依照香港的國民原則。

香港人在五十年代入醫院，要給amah（阿嬸）紅包，要樣樣付錢，還要看醫生面色做人，到了八十年代，經歷廉政公署和公共服務改革，我們才有真正平等的公共醫療。我們絕不容許大陸人來糟蹋我們香港人的心血付出！我們邀請你來、批准你來的，我們願意承擔責任，你們變好變壞有你們的公民自由，我們負責到底。但你們不請自來，我們絕不歡迎，因為我們無法評估責任和風險。

日前有大陸男人在香港公立醫院叫囂，高舉鈔票說要先看他的老婆，就是不知何謂公共服務。很多大陸人，心中只有家而無國，有私利而無公德，不知什麼叫公共、公共服務、公德心。即使是私立醫院，也有其公共性，不可亂來。付錢買了床位服務，就不代表她們可以在私家病房大聲叫囂，寄存購物行李和招呼親友打邊爐。要大陸人知道什麼叫公共服務，需要三、五十年的文明政府教養！我們香港沒有這個責任。當香港的英國殖民政府在戰後努力為香港建立公共服務的時候，中共這六十年在做了些什麼？

邵力競 - 十四年亂象回顧系列

2012-01-25T23:05:00.002+08:00

信報 2011年7月至10月連載

Vic：趁著農曆新年的假期，一次看完邵力競先生去年在信報連載的〈十四年亂象回顧系列〉共十四篇文章，深感分析中肯精闢，值得所有關心香港的人細閱，茲整理文章連結如下，以便有心人查閱。

邵力競先生為香港中文大學公共政策碩士課程兼任講師，曾任特區政府政務主任，現從事公共事務諮詢服務。

一、十四年亂象回顧

不論政府和建制派如何自吹自擂，特區十四年的現實是政不通、人不和。在此情形下，一眾局長高官紛紛勞累得病，又豈屬偶然？是他們的領導能力真的如此不濟？還是舊制度已沒法順應新時代的要求？變相公投反映了什麼體制上的缺陷？政改後的制度又有何「漏洞」，會成為反對派圍攻政府的機會？政府威信不彰，到底是因為太多的民主，還是太少的民主？

二、施政困局的體制根源

由於執政的支持基礎持續削弱，政府威權日去，支持者少，反對者眾，便得在每項政策議題上作出更大讓步，對象或個別黨派、或利益集團、或壓力團體、或傳播媒界，不一而足。由是在普羅大眾尤其是弱勢社群眼中，其執政進一步被認為軟弱不公，進一步打擊其公信力，形成惡性循環。

三、誰也主導不了誰的「行政主導」

三權分立的本質，是三大部門權力的互相制衡。社會上不時有人希望行政、立法、司法三部門減少衝突，甚至加強合作、增進和諧；建言雖然立意良好，卻是對三權分立的最大誤解。三大權力的民意基礎和代表利益各異，任免和問責對象又不相同，加上人類對權力的慾望，以及港式資本主義奉為圭臬的「利益最大化」原則，在在使這類良好意願變得不可能。其實，透過權力之間互相制衡以防止專權腐敗，正正是三權分立的本意。

四、港式三權分立行政必成弱勢

行政弱勢源於制度設計，而非立法或司法機關阻撓施政，不能倒果為因。香港政制的核心問題，是既要發展一套貌似西方的制度，卻又不願認真研究制度背後的核心價值；既要保留英國留下的司法獨立和議會監督，卻不能真正接受西方的民主民權精神；既要抄襲別人的遊戲規則，又不能接受遊戲結果。以至港式三權分立變成徒具虛文，矛盾百出。老實說，香港民主化的經驗，還走不出百年中國現代化東拼西湊、形具而神乏的格局。

五、超級區議會向弱勢政府再插一刀

為了讓功能組別這一鼓吹社會利益分化的畸形設計得以長期延續，已令香港的發展付出沉重代價。當局現在為了保留功能組別，換取民主黨的支持，而在政改方案中搞出超級區議會方案這另一怪胎，殊不知卻可能對自己的威信構成更大挑戰，這也許就是日後歷史的反諷。

六、孤獨的行政長官

香港特首的產生，既非透過現代公開普選的選舉原則，又不能如殖民地般由北京當局直接委任，因此只能是精英集團彼此間或明或暗地爭取中央的祝福，這與二月河筆下的九王奪嫡，何其相似？

七、擠擁的行政會議

區區寡聞，暫時實在無法參透行政會議以目前的架構和組成，對貫徹「行政主導」有何意義。然而，行會縱無百利，卻有一害——因為這種行政多元化，傾向掩飾過失、破壞責任。無他，行政會議成員雖可向特首提出反對意見並記錄在案，但這些記錄因行政會議內容的保密性而無法為公眾知悉（故意洩密另作別議），公眾因此永遠無法就個別政策的推行或延宕，而向一眾行會成員攤分並追究責任。

八、神話與現實之間的文官制度

過去十四年我們在民主化上未有寸進，我們的政治文化是變得更理性還是更民粹、更反智？當政務官出身的曾俊華尚且要打破謹慎理財的原則，虛耗庫房以堵悠悠眾口、取悅民眾的時候，我們對這種憂慮還有什麼話說？難道因為這政府是民主選出的嗎？我日後數篇會小心求證。但在此不妨先大膽假設，提出一個多年來的觀察：即不是民主政治帶來了民粹主義，而是抗拒民主化才引進了民粹政治。

九、文官政治的貧乏

所有意識形態的爭拗，最終會反映到與我們福祉攸關的具體政策上。最近李克強訪港，加推CEPA框架下之「挺港」（事實上是互惠）措施，全港歡騰，諸君又可知CEPA和昔日港府推崇之多邊自由貿易精神格格不入？據聞CEPA未誕生前，曾有港府要員當眾怒斥坊間學者提出之區域性經濟協議，是愚蠢透頂（bloody stupid），反映雙方對經濟哲學認識上的強烈出入。

我們有沒有辦法把這種對管治哲學的不同理解，作有建設的討論，化為具體政策，供人民選擇，落實試驗，並讓當事人為成敗負起責任？有，那便是透過選舉為社會議題聚焦，就不同政綱來一場大辯論，讓不同意識形態的政黨組成責任內閣。具體施行，可以斟酌；但如沒有這種機制，又如何測試不同施政理念的成效？

十、沒有民選政府問責制難行

真正成熟的政治問責，當包含更深意義：「問」，在此是追究的意思，為什麼你這樣做而不是那樣做，什麼地方弄砸了，什麼承諾落空了，什麼人須對什麼事負責等等，從政者須向人民解釋交代。不過，在未有民選政府前奢談問責，根本就是緣木求魚。人民對從政者的政綱本來便無從選擇，問責官員亦從無具體公開交代其施政理念和政策承諾。既然從無承諾，又如何追究責任？一如雙方從未訂約，又如何控告對方違約？過去數年各方對這一制度的擾攘，實昧於民選政府必先於問責政府這一顯淺道理，不能本末倒置。

十一、諮詢政治玩到幾時

對於這種「我請客，你付鈔」的問題，不能就個別政策作諮詢，而要讓公眾看到不同政策範疇之間的利害因果，平衡輕重，作出取捨，透過選擇不同政策組合的政綱，給予政府清晰的民意授權，體現社會的共同意志；否則每人就各自利益對每項政策各自發言，便會陷入既要請客、又不付鈔的局面，再諮詢一百年都無用！

十二、自由喪鐘因誰而鳴

中式開會——沉默

中式民主——乞求

中式自由——質劣

沒有真正民主政治的後果，是人民從來無選擇政府和不同政治綱領的自由，而只有批評反對的自由。人們既不能按自己的意願選擇，也就無義務和責任要支持所產生的政府和政策；一如盲婚啞嫁的人總能把婚姻失敗的責任推到父母頭上。久而久之，我們擁有的便只能是有批評而無建設的自由。

十三、民主的最後答案

歸根究底，我們對政治制度的選擇來自對人性的判斷：如果你認為一般人都是愚人，只會為眼前利益你爭我奪，那麼社會最好是讓天使和精英來領導；如果你堅持投票權要與納稅量掛鈎，認為中國人先天不宜或不配施行民主制度，那對我提出的問題你不會找到答案。

然而，又有什麼能保障天使不會墮落、精英不會徇私？中外歷史都說明，在缺乏監督制衡的情況下，能力強而機關算盡的精英會給公眾利益帶來更大的傷害，沒有任何證據顯示，學歷學識或納稅多寡與人的愛國心和公益心有必然關係。以香港社會教育的普及、市民的理性務實、法制的完備，如果硬說還未準備好、未符《基本法》所定的「實際情況」，未知世上還有多少地方，具備產生民主政府的「實際情況」？

十四、神話的終曲

精英階層需要懼怕開放權力嗎？事實上大部分港人都服膺能者奪魁、多勞多得的資本主義精神，沒有理由相信這會因政制改革而改變。正如美國兩百年的民主制度也沒有窒礙資本主義的發展，反令它成為這精神的老大哥，不斷壯大，抵禦了半世紀以來社會主義的挑戰。

這是因為民主政治的最大優點在於它的教育功能，當人有自我管理的權利後，便須為自己的選擇負責，並在過程中學習，不能再諉過於一小撮人。固然總會有人後悔自己的選擇，也沒有任何制度能杜絕無恥食言的政客；但長遠而言，民主制度比其他制度更具自我完善、修復錯誤的能力，美國人從兩百年前的蓄奴到廢奴、從平權到今天黑人可以當總統，是為一例。

香港的精英階層也許對民主理念不感興趣，但至少應注意它對社會安定所起的功能；擔心政改過急帶來風險的時候，也要認真思考無限期拖延的後果。

陳雲 - 龍：壬辰大龍鳳

2012-01-23T21:19:00.000+08:00

世紀．Lunar New Year．龍：壬辰大龍鳳
明報 2012年1月23日

二〇一二，人民抬頭，有怨報怨，有仇報仇。

地獄門開，惡貫滿盈請進來。龍乃變化之象，今年是餘勢未盡、新勢又興，陰陽交叉大搗亂之年。天翻地覆，中國大凶，客家人有云，修身不如講正話，凶煞當前，即使新年流流，我也省回客套吉利話。讀民俗學之後，我為香港報紙寫了近二十年的新年文章，頭一次用凶話開年。至於香港能否逢凶化吉，能否得利於亂世，看大家的造化。

龍是傳說的神獸，並非實物，十二生肖也只有龍是虛構之物。晚清之後，學界大致認為，根據龍紋飾的器物考證，龍以揚子鱷的形態為本，累積至漢唐，綜合其他動物形態而成，如牛頭、牛耳、鹿角、馬鬃、蛇身、（魚）鱗甲、鷹爪、鱷足之類，與華夏文化之累積與錯綜，合乎一體。漢代字書《說文解字》，稱龍是「鱗蟲之長，能幽能明，能細能巨，能短能長，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潛淵」。

上古神獸變化多端

龍善於變化，升降浮沉，興雲布雨。鱷魚水陸兩棲，遇旱而伏，遇雨而出，故為水神。水乃生命之源，龍可以控制雨與雲，陰陽不測，《易傳》就以龍來比喻乾卦的六種爻變：潛龍勿用、見龍在田、或躍在淵、飛龍在天、亢龍有悔、群龍無首。宇宙由空間與時間構成，儒家以「時」為貴，觀察時間流逝如河川，如何安心，如何立足，如何順逆而行仁義，乃儒者之行，故儒者必修《易》學。

氣勢用盡，聖人零落，舉目中港政壇，多是風水尾、打靶鬼，時乃大凶，於是有今日之群龍無首。然而群龍無首之局，能用得其所，亦吉。禍兮福所伏，大凶正是大吉。時窮而變，變而通，《易傳》的乾卦最後一辭「用九」，乃「見群龍無首，吉。」乾卦至極，其「體」凶，其「用」吉。本體是凶煞，能用而化之，可成吉利。

亂世之道體昏沉，以器用為先，用勢為先。勢是potential（貯存能量）與動用potential的能力。美國、歐盟、金融資本主義，均是二次大戰之後的餘勢。然而將勢用盡的，用到毫無餘地的，用到遍地都是游移浮走的蝗蟲的，是中國。中共用盡社會道德、生態資源、人民健康、土地資本、國家信貸。勢盡即亡，中共未必亡黨，但中國必會亡國，亡而復生。

蝗蟲政權香港六神無主

中共是蘇維埃殘留於中國的境外殖民政權，靠侵蝕主體而生存，本性如蝗蟲、如病毒。中國危如累卵，隨時崩潰。不要為中國哭泣，中國錯過了所有機會，糟蹋了所有善心，只能崩潰。種種跡象顯示，中共走向拉丁美洲化：國土沉淪、人民流竄、產業凋敝、財政枯竭、資本逃逸、官員後代外逃美國尋求庇護。美國政府統計，中共部級以上官員的兒子輩擁有美國綠卡或公民身分的佔74.5%，孫輩則達到91%或以上，中共是美國兒孫的父母在統治的詭異之國。中共不會民主轉型、議會民主受到虐殺、愛國資本家集團不會出現、民間社會無法健全發展，無任何正面的趨勢顯示它可以長期存在。中國是極權資本主義政府，可以濫發鈔票、濫用信貸，可以用官方傳媒掩蓋危機，但這只令到中國將在無任何先兆之下，一下子全國陷入衰退、通脹及動亂。

中國人的愛國心、仁愛心、天下一家之心與民間宗族組織，經歷中共六十年的敗德敗政，損耗殆盡，大亂之後的中國，難以收拾。中共及民主中國的過渡期很長，期間腥風血雨，血流成河。中國已是地獄，香港人要識得自保。

美國有奧巴馬與希拉里的靈巧領導，奧巴馬靜待變局，尊重當地人民意願，不再支持親美的獨裁者（埃及穆巴拉克政權崩潰的例子），對第三世界採取靈巧力量（smart power）的干預手法，在事變之中，順風點火，順水推舟。中共購買美債續命，正是親美的獨裁者、賣國賊。美國返回亞洲，佈局準備呼應中國民意，迎接中共倒台。

今年，環繞華人世界的中、美、台、港政府同時換屆，北韓因金正日逝世而提早交接權力。換屆將宣布政治路線改變，走向極端，政府卻是裝腔作勢，根基不穩，反應能力難料，這是最容易出亂事的局面。中國出現弱勢領導層，無法應付內外變局。一有大變局，中國官長無法應付。六四屠殺之後的危機，也是靠元老鄧小平應付的，現代這群領導層，都是阿斗，沒一個經歷過考驗。面對美國在南海的挑釁，中共陷入迷局，即使面對烏坎村的地方自治革命，中共也是撫順民意，胡混過去，無復往昔的鐵腕手段。

群龍無首衝突爆發

如無意外，今年中國與香港都是二世祖上台，中國於世界，是外強內弱，美國採取強勢，而中共只能示弱乞憐。然而由於中國對香港的殖民勢力總量龐大，中國於香港，是中國是強勢，香港是弱勢。

中共的國民，蜂擁來香港買樓洗黑錢、買貨逃稅、套匯消費，雙非人來香港落戶，領取終身福利及政治保險。即使陸客南來香港，並非出自北京明令，但各方坐視不理，也就形成中國對香港的帝國殖民主義佔領。父母皆非香港居民的雙非人，霸佔醫院產科牀位，招呼不周，怒打港人爸爸及醫生發泄。邊境海關，入境處職員截停無產科預約的大陸孕婦，反遭陸媽打罵，陸客起哄，不知誰是主人，誰是作客。香港周街都是購買水貨的陸客，拖住買貨鐵車及大皮箱，左衝右突。市民日常使用的地鐵和東鐵，並非機場鐵路，陸客攜帶沉重行李，佔用香港的民用交通工具，不付額外行李費，也不自行站到行李車卡（無座位的尾卡）。他們頗多行為暴躁，動輒與港人衝突，甚至出言不遜，說香港不靠他們消費，香港便完蛋、香港人要食屎。一九九八年，香港經歷金融風暴，當年無自由行消費，香港不是一樣好端端的嗎？如果他們這麼高貴，這麼有骨氣，就將貨物的稅款留在中國，將自己的後代留在中國，不要來香港受氣吧。

D&G的保安員，在傳媒拍攝期間，當面喝罵香港人，不准在店外的街道拍攝，視香港人為乞丐，叫香港人「過主」，陸客則無任歡迎。此事不但犯法，而且侮辱港人尊嚴。民眾發起萬人拍攝抗議行動，除了謝偉俊議員仗義執言之外，政府、政黨及一眾議員噤若寒蟬。

無審批、無止境之大陸殖民霸佔香港資源及妨礙社會融和，堵截「雙非人」之事，關乎香港生死存亡，政府不敢提議修改《基本法》二十四條，泛民政黨顧左右而言他──說香港產科病牀不足、單非人沒好好照顧、雙非人也有窮苦人家之類。泛民看準香港人為了恐共，遭到他們綁架，不敢離棄他們，於是他們也不去得罪中共，更不會放過開拓新移民票源的機會。食碗面，反碗底，正是這些賣港政黨的真面目。

黎民於變時雍

面對有法不執的垃圾政府，背棄本土的賣港政黨，香港人遇到中港族群衝突，只能靠自己搞掂，自行其是。北京不調停、港府不做事，政黨不面對，香港人只能採取公民行動，期間可以有暴力衝突，族群仇恨。然而，最終會引導北京與香港，重提一國兩制之中港區隔精神，族群區隔，各有自主，方可各取所需，和諧共處。

變，不足懼，族群衝突不可怕，《書經》第一章講的就是族群和諧《虞夏書•堯典》曰：「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九族和睦，其前提是各有邦界，互不侵犯，彼此尊重。

「黎民於變時雍」。黎民，眾民也。時，是也。雍，熙和也。政府執政得法，眾民也相遞變化，互相尊重，友好和睦。中港族群，因誤會而結合，因了解而分隔，始於凶，終於吉，此香港城邦能否逢凶化吉，視乎大家的智慧。

[文／陳雲編輯／袁兆昌]

陳雲 - 李鴻章和他的奏章——讀《一個人和一個帝國：李鴻章與晚清四十年》

2012-01-22T16:20:00.001+08:00

2012年1月22日

【明報專訊】我讀清朝奏章，源自大學時期偶然買了鄭振鐸於一九三七年編的《晚清文選》，上海書店一九八七年影印出版，收錄林則徐、魏源、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梁啟超、孫文乃至汪精衛的文章，當中一大部分是奏章，以朝廷奏議的簡潔文體，記錄晚清驚心動魄之大事，行文儒雅而人情世故練達，八方風雨，驚心動魄，王朝傾覆而大臣之文章法度不改。讀之，可見舊時讀書人心術之正，才學之博，中國之荏弱，並非士人無能，而是緣於滿洲異族統治。王族私心，劫持公器，即使能臣輩出，亦無法挽回敗局。觀乎晚清名臣李鴻章，梁啟超也說：「吾敬李鴻章之才，吾惜李鴻章之識，吾悲李鴻章之遇！」

名臣奏章，上乘中文

九十年代遊學德國，在漢學系之圖書館，發現幾個書架裝滿一套叢書，乃清代各朝奏章之影印本，觀摩宣紙或絹帛上的工書小楷，大臣文章，輔以優雅書法，比起讀《晚清文選》，更令人陶醉。皇帝夜來讀此樸實儒雅之文章，公務勞累也有雅趣，朝臣圍攏談論，也薰陶出士林文氣。用今日的例子，假若立法會之會議文件與議員提案，用的都是樸實儒雅文章，香港之新聞文體，也會隨之提升吧。

雷頤之《一個人和一個帝國——李鴻章與晚清三十年》，乍看以為是李鴻章傳記，內容用奏章貫串李鴻章的仕宦生涯，用的是史學視野，書序「奏摺裏的歷史世界」，道出此書的結構——用歷史背景討論，解讀李鴻章的奏摺。奏摺是原始檔案，顯示當事人如何用文字技巧來醞釀歷史巨變。在公共演說尚未流行的清朝，奏章就近似公共演說，只是書面的，而且文辭古樸。此書並未分析李鴻章的奏章文體，只是交代歷史背景，但讀者如想欣賞大臣文風，可自行研讀，必可提升語文能力，鍛煉描畫事態之能耐。學子或士官讀之，取法乎上乘，得其一二，終身受益焉。套用移民公司的電視廣告詞，「我就是一個成功例子」。

第一篇奏章是「初到上海覆陳防剿事宜摺」（同治元年；一八六二年），是李鴻章在上海招募洋人，組織「常勝軍」，協助抵禦太平軍之侵襲，保住上海。內文「李鴻章務當體察洋人之性，設法籠絡」，又說「華登等名利兼圖，亦當設法牢籠，毋惜小費」，說的是李鴻章見洋人火槍隊之統領華爾、戈登之流貪圖名利，可以籠絡及箝制，最終解其甲兵。文筆是樸素散文，但也暗藏韻文風格（「體察洋人之性，設法籠絡」），讀來文氣舒暢，可見李鴻章嶄露頭角，意氣風發。當然，當時在上海參軍之洋人，都是流氓痞子，但戰鬥力極強，李鴻章只能用權術來籠絡洋人軍官，所謂「痞子手段」，卻無法學得洋人練兵統兵之長技。

官督商辦與開放改革

論試辦輪船招商局致總理衙門函（同治十一年；一八七二年），講李鴻章用「官督商辦」之法，用朝廷庫銀及商人股份，授予經商特權，開辦航運生意，這是中國首次之國營企業，但一早便與商人合資，由商人管理，目的是與洋人競爭，因為當時華商由於無法取得經商特權，入股洋人企業，假扮洋商，掛外國旗在長江航運。這段歷史，與共產中國之開放改革及中資假扮外資的歷史，何其相似？李鴻章用了聊聊數語，便交代了政治經濟的錯綜關係：「使華商不至皆變為洋商，實足尊國體而弭隱患」。關乎今日，中資不單假扮外資，而且中國商人爭相取得外國國籍，方可保證人身安全，又何其諷刺？

李鴻章之官督商辦，是確保商人自理生意，原意是官方並不參與，在「復陳招商務片」（光緒六年；一八八○年），明示「盈虧全歸商認，與官無涉。誠以商務應由商任之，不能由官任之。輪船商務牽涉洋務，更不便由官任之也。」然而，終由於牽涉利錢巨大，朝臣覬覦，戶部（財政部）需索不斷，核查帳目，即使招商局後來由官場出身的盛宣懷主理，也不得不每年向朝廷交納十萬兩銀。

錐心催命之投降奏摺

因協防太平軍而與洋人軍官結交而熟悉洋人之性，又開洋務以通國際商事，進而掌管清朝外交，中日甲午戰爭、八國聯軍入京等敗仗之後，李鴻章負責議和，雖說用了締約政治的策略，力爭有利條款，保住清朝利益，但始終是城下之盟，締約國又不守信用（特別是日本），令李鴻章背負喪權辱國之罵名，鬱鬱而終。

雷頤書中收納李鴻章最後一道奏章，是義和團覆亡而八國聯軍入京劫掠之後的「禍從全案議結摺」（光緒二十七年），就是統籌列強提出懲處當日支持義和團「扶清滅洋」之朝臣名單，由李鴻章奏請朝廷通過。除卻中間免除大臣罪責之句（「計十八員，內有兩員清減，兩員免議，兩員更正」），全篇用樸實文章而一句到底，只有史筆而無辭采。這是全書最痛心的奏摺了。此奏摺呈交之後兩個月，李鴻章命終。

文陳雲
編輯曾祥泰

古德明 - 「嘔心」的「空間」

2012-01-18T09:51:00.000+08:00

am730 中華正聲專欄 2012年1月18日

去年底，中電大幅增加電費，民間嘖有煩言，香港環境局長邱騰華說：「中電有空間調低加價幅度。」這「空間」一詞，當然不是中文。

空間

現代漢語所謂「空間」，無非英文room的化身。查《牛津高階英漢雙辭詞典》，room是「space空間」，可比喻作「possibility可能」。邱勝華那一句，就可直譯成英文：There is room for a downward adjustment of the electricity tariff by CLP Holdings Ltd.

中文本來有所謂「餘地」，約等於英文的room。這個詞出自《莊子‧養生主》庖丁解牛的故事：庖丁擅屠牛，順著牛肌肉筋骨的結構，以無厚的刀刃出入於牛體空隙之間，「恢恢乎其於遊刃有餘地矣」。這「餘地」也往往用於比喻，例如杜甫《送顧八分文學適洪吉州》詩稱讚顧誡奢的八分書別開生面：「顧侯運鑪錘，筆力破餘地。」劉長卿《洛陽主薄叔知和驛承恩赴選伏辭》詩稱讚這位洛陽主簿有王佐之才，能屈能伸：「通變有餘地，器字溟渤寬。」中文不會說「通變有空間」、「遊刃必有空間」等。

但新中國人只愛向英美學舌。請看台灣海峽交流基金會董事長江丙坤去年五月對到訪的四川省長說：「台灣和四川，有不少可以優勢互補的空間。」同年十二月，大陸中國新聞網有報道說：「未來糧食價格，仍有上漲空間。」他們不會說「台灣和四川，大有互相取長補短的餘地」，也不會說「未來糧食價格，仍可能上漲」。現代漢語之墮落，真到了令人所謂「嘔心」的地步。

嘔心

「嘔心」大概也是英文，即nausea(作嘔、反胃)。去年四月十三日，香港《明報》娛樂版有文字說：「外國很多音樂影帶都有性感鏡頭，但沒有猥褻、嘔心感覺。」二OO九年十月十四日，台灣《自由時報》則有報道說：「台中市安和國立中學七名學生用完午餐，陸續出現嘔心、腹瀉等症狀。」這個「嘔心」，中文應作「惡心」。

「惡心」才是「反胃」、「作嘔」的意思。例如《紅樓夢》第六回鳳姐笑斥劉老老說話太過客氣：「這話沒的叫人惡心！」《儒林外史》第六回嚴貢生發暈病：「一時頭暈上來，兩眼昏花，口裡作惡心，噦(嘔吐)出許多清痰來。」

中國人「嘔心」，不是作嘔，而是「費盡心力」的意思。《新唐書》卷二O三載：李賀作詩，殫精竭慮。他母親說：「是兒要嘔出心乃已耳。」今人真要把古人嘔心瀝血而成的詩文，都視為「令人作嘔」的篇章嗎？

古德明
作者專研中英文，以寫作、翻譯為業。　　　(逢周三刊登)

陳雲 - 導正民粹，政黨新路

2012-01-17T10:41:00.000+08:00

香港雅虎三文治專欄 2012年1月17日

香港媽媽大遊行，抗議大陸孕婦闖關產子，排擠本土資源。這是正當的民情，大家要叫它做「民粹」也可以。然而，由於缺乏政黨和輿論的引導，有些市民不明白政府內部運作和行政權力，不知道該如何堵截大陸孕婦，於是倡議人大釋法，就破壞香港法治，得不償失了。

生產嬰兒，是天下間最危險的事情，也是最痛苦的事情。產科資源被侵佔，香港媽媽的呼籲，出自切身之痛，這些本土利益、本土訴求，正正當當，不是歧視大陸人，也不是排外，而是堂堂正正的要求。這不是右翼，更不是所謂法西斯，而是正常的家政（household politics或home affairs），香港人是主，大陸人是客。

巴士已經爆棚，裡面的乘客還要任由其他不買票又不排隊的人擠擁上車，直至巴士爆胎癱瘓嗎？這時候，有政客伸手招呼路人上車，而且呼籲車上乘客不要歧視洶湧上車的人，這些政客是真的做好心，還是存心要新舊乘客「一鑊熟」？更何況，那些候車的路人，明明自己也有巴士坐的，只是他們的巴士沒有冷氣和軟沙發座位而已！

來港產子的孕婦，並非戰地難民，她們只是想子女取得居留權和公民福利，然而香港人有必要成全她們達成願望嗎？香港人是置身事外的移民公司董事嗎？由於大陸孕婦並非本地人，香港的自然資源和社會資源也不勝負荷，超越臨界點，香港的生態系統可以支援的人口最多只是四百萬人口，目前已經太多人了，即使《基本法》依法規定陸媽有權產子取得居留，由於湧入產子的情況嚴峻，基於內部資源安全和族群和諧，香港政府是必須堵截的。世上所有政府都有移民審批權，中共也是，惟獨香港對大陸移民無審批權，無法拒絕大陸輸送殖民及大陸人自行來港產子，這是荒天下之大謬。坐視不理，只會釀成中港族群大衝突。

中共在建政之後，採取帝國殖民主義對付新收回主權的地區，以補充當地的生育率不足和勞動人口不足為理由，在西藏、新疆和內蒙古不斷輸入漢人，直至漢人數目超越臨界點，可以掌握當地政治和經濟。面對十三億的中國人，香港是少數，在人口政策上，香港必須採取保護措施。有某些自稱左翼的人，認為香港採取保護措施，是歧視、是排外、是法西斯、是撕裂族群，我請那些反對香港限制中共移民的左翼分子回答：你們是否也贊成漢人大量移入西藏和新疆？若你們也贊成，你們就不是左翼，而是帝國主義者。

大陸孕婦闖關和潛入香港產子的問題，牽涉本地人的生育權利和香港人口的長遠規劃，香港政黨必須表明態度。九七之後，十數年間，超越一百萬的大陸殖民湧來香港，此地的經濟、民生和文化危在旦夕，Either you lead, you join, or you step out of the way. 面對本土利益，香港本土政黨要導正民意，還是追隨民意，還是走開一邊，退出政壇，是他們必須面對的抉擇。

香港是法治之區，《基本法》第二十四條規定「雙非」嬰兒（父母皆非香港居民而在香港誕生的嬰兒）有居留權，此法不合現實，故此必須動議修改。由於修改需時，港府必須動用行政措施，馬上堵截陸媽入境。

港府可以考慮下列原則：

1. 責成入境處嚴厲執行，關員負責辨別及堵截。香港海關關員久經訓練，辨認能力很高，帶生豬肉入境都可以查出，何況是孕婦？只要有明確的行政授權，關員必可辨認大部分雙非孕婦而拒絕入境。雙非孕婦萬一漏網，入境而進入醫院急症室待產，她們的護照蓋章上有入境處關員的編號，可以查核關員的工作表現，海關可以再培訓、調職或懲處。

2. 匿藏香港、逾期居留的孕婦，發現之後，如非在幾日之內生產，入境處可以用違法居留為理由，在醫護人員監護之下，遞解出境。一心要匿藏香港懷孕產子的，即使是合法用旅遊簽證居留，入境處也可用違反居留原因為理由，遞解出境。入境處的執法權力很大，而且無法以待產為理由而抗辯，滯留香港，陸媽只能在遞解出境之後再申訴。

3. 真的臨盆在即的雙非孕婦，容許在醫院接生，依照《基本法》給予香港居留權。

上面的行政措施，符合入境條例的授權，卻不一定符合《基本法》第二十四條的精神，或會引起陸媽的司法覆核，但我們要對香港的法治有信心。也相信能在執行期間，港府爭取時間提請人大，動議修改基本法。

這便是導正民粹，令民怨可以進入議會議程，化成合理的公共政策和行政措施，保護本土利益，令中港族群得到區隔，避免爆發族群衝突，彼此尊重，大家和諧共處。問題是，香港媽媽在哭泣呼叫的時候，我們的政黨在做什麼了？

古德明 - 騙子的「更加」

2012-01-11T20:34:00.000+08:00

am730 中華正聲專欄 2012年01月11日

中聯辦宣傳文體部長郝鐵川最近暫停其微博評論，網上留字說：「由於工作繁忙，決定封筆。有時間之後再恢復。」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說甚麼。

我可以明白「有時間才再寫」，但「有時間之後」，是不是指「待沒有空的時候」？「恢復」不是已有「再」的含義嗎？新中國掌文藝宣傳的大員，連執筆達意都做不到。文武百官，必須懂得的，顯然只是假大空。

請看今年一月二日溫家寶談去年溫州高速列車相撞事故：「這個教訓，使我們更加懂得，發展高速列車，要有更強的責任感。」二O一O年一月十日胡錦濤談貪污問題：「我們要以更加堅定的心和更加有力的措施，堅決懲治腐敗，有效預防腐敗。」二Ｏ一一年曾蔭權談香港行政長官選舉：「下屆選舉，將會更加公正。」

中文有「較為」、「更加」兩個說法，都可用於對比，但含義不同。說「甲比乙更高」，含義是乙本身已經很高；說「甲比乙較高」，則乙本身未必怎麼高。例如《東周列國志》第二十九回說人心險詐：「強中更有強中手，一人行詐九人危。」王安石《孤桐》詩稱頌桐樹：「歲老根彌壯，陽驕葉更陰(太陽愈猛烈，樹葉愈茂密)。」杜甫《人日》詩說春寒令百花遲開一點：「冰雪鶯難至，春寒花較遲。」王沂孫《掃花游》詞說，才子杜牧誤了「待我十年」之約，十年之後，發覺佳人已嫁：「杜郎老去，算尋芳較晚。」杜甫不會說「春寒花更遲」，王安石也不會說「陽驕葉較陰」。「較」、「更」的分別清清楚楚。

香港行政長官選舉「會更加公平」，新中國當局防止貪污「會更加有力」、經營高速列車「會有更強責任感」，等於說選舉本已很公平、防貪本已很有力、經營列車本已很有責任感。這些官話，你同意嗎？香港選舉假如能夠較為公平，當局反貪假如能夠較為有力，中國人已是求之不得。

現代漢語其實是一套騙子語言，而被騙者朝夕受當局宣傳薰陶，往往也不自覺的跟著說謊。今天，幾乎人人都把鎮壓人民的共軍稱為「人民解放軍」，把人民不得自由選舉的中共代表稱為「人民代表」，把嚴禁自由言論稱為「社會和諧」，把縱容大資本家吸盡工人膏血的制度稱為「社會主義制度」。類此謊言，不勝枚舉。整個國家就在假大空之中沉淪。

孔子說，為政要做的第一件事，是「正名」：「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

這段話對不對，我們今天應可清楚看到。

作者專研中英文，以寫作、翻譯為業。(逢周三刊登)

陳雲論D&G事件文章兩篇

2012-01-11T20:33:00.000+08:00

陳雲 - 逃稅消費，商業惡霸
am730 轉角專欄 2012年01月10日

過去的星期日，香港人響應良心召喚，蜂擁到海港城影相，抗議奢侈時裝店D&G歧視香港人，捍衛香港尊嚴。市民用快樂抗爭的方法，抗議商場霸權和商業惡霸，侵犯香港公共空間，非法規管。大家用照片留下印記，留下抗爭的記憶，在個人的照片庫內，留下香港尊嚴的一張張紀錄，留下香港人成長的portfolio。

傳媒報道，早前接獲投訴，在該店對出街道嘗試拍攝，該店保安質詢有否申請，商場海港城的保安更以保護商店租客的利益為名，在街道上驅趕記者，及用手阻擋鏡頭，商店保安更威脅要打爆相機。海港城的保安聲言，內地遊客影相就「無問題」，香港人就要「過主」。

自從海港城的客流變為大陸遊客之後，商場竟然將香港人視為乞兒，要香港人「過主」。看了這些新聞而無動於衷的，不是香港人。我不是說，要大家動怒，而是要大家想一想，為何香港的商業霸權會兇惡到這個地步？是誰放縱它們？是港共政府？是一向逆來順受、慣性接受「管理」的香港人？

全世界也不見好似香港商人如此放肆，斗膽行使治外法權，管轄公共空間。全世界，也不見有政府，放縱商場規管公共空間的。為何香港會有？我們做錯了甚麼，要淪落到被商場視為乞兒，隨便驅趕，要我們過主？

香港商業惡霸那副食碗面、反碗底的嘴臉，令人吃驚。香港的商品免關稅，不開徵銷售稅，也誠信可靠，大陸豪客和水貨客來香港買貨，令中國國庫損失稅收，屬於不光彩的逃稅消費，不值得他們炫耀。

商品服務(海關、警察、接受投訴的公共部門等)和公共服務(旅客的交通負擔、城市資源負擔、醫療撥備等)，這些社會成本，卻是香港公帑支付的。英治時代，香港維持簡單低稅制的原因，是官、商、民關係和諧，彼此尊重，和衷共濟，商人有社會責任和道德義務，減低了事事徵稅的行政成本，令香港成為購物天堂。這是不必明言的社會合約(social contract)。

然而，香港移交中共之後，商人不負社會責任，賺到盡、管到盡，帶頭踐踏培育他們成長的香港社會，肆意用殘體字廣告侵害香港的文化自主權，討好壓迫香港人的北京政府和大陸豪客，食碗面、反碗底。香港的義人聲討地產霸權、商場霸權、商業惡霸，並非仇富，而是討回正義，討回尊嚴。重新提醒商家，注意香港的社會合約精神。否則，商人賺到盡、管到盡，市民日後也會以牙還牙，以嚴厲的稅法討回社會正義。

文化評論人，德國哥廷根大學民俗學博士，《中文解毒》系列作者。

陳雲 - 政黨為何不敢在D&G「抽水」？
雅虎香港三文治專欄 2012年1月10日

一月九日，剛過去的星期日，香港人響應良心召喚，蜂擁到尖沙咀海港城影相，捍衛香港人尊嚴，抗議時裝店Dolce & Gabanna歧視香港人，不准香港人在門口的公共街道拍照。

上月，有市民在網上討論區留言，稱在海港城該店外的行人路為女伴拍照時，被數名海港城保安驅趕。《蘋果日報》接獲投訴，於一月四日在該店對出街道嘗試拍攝店面，該店保安員即時走出，記者表露身份，保安員質詢有否向該店申請，隨即召喚商場海港城的保安員協助。商場保安員以保護商店租客的利益為理由，在街道上驅趕記者，用手阻擋鏡頭，記者詢問有何法律根據，保安員拒絕回答。海港城的保安員聲言，內地遊客觀光影相就「無問題」，香港人就要「過主」。網民在一月五日報道當日在面書成立萬人攝影抗議專頁。一月五日，時裝店的保安更出來制止街道拍攝，威脅要打爆記者相機。

「過主」是廣東人呼喝乞兒用的俗話，即是吩咐乞兒走開，去隔離的施主那邊討飯。這是極其侮辱香港人的說話，由於商場准許大陸人拍攝，卻不許香港人影相，屬於種族歧視（或族群歧視）。這是海港城的保安員當住已經表露身份的記者的面前說的，他明知是會報道的，即是說海港城商場的管理人根本不介意得罪香港人，因為商場現在的顧客群，主要是大陸豪客。香港人的消費，商場不看在眼內，於是才夠膽向記者說，叫香港人「過主」。

這是觸怒香港人尊嚴的大事，聽了而無動於衷的，不是香港人。

面書網絡號召之後，有幾千人響應參加。示威之前兩日，發表批評該店非法規管公共空間的，只有旅遊界功能組別的立法會議員謝偉俊，他當日也偕同妻子區議員白韻琴到場聲援，謝議員指D&G歧視市民，要求D&G道歉，並承諾在立法會提出質詢。示威之前一日（一月七日），立法會議員馮檢基到該店遞信，要求道歉；示威當日，馮也有到場聲援。然而，香港政府毫無表示立場，香港政黨也毫無發表政黨聲明。示威當日，也只有個別議員和社運人士（陳景輝、林輝）、媒體人士（黃洋達）到場聲援，但政黨失踪了，政府也失踪了。

對於向北京出賣香港人的港共政府，我們無可期待，但政黨仍是要順從民意的吧？是次示威，觸及香港人的愛港真感情，擺在政黨面前的便宜，他們不來撿拾，抽水也不敢。土共派（民建聯）可以建議用人大釋法的糖衣毒藥來解決大陸孕婦問題，但D&G公然優禮大陸人、侮辱香港人，由於觸及香港人與大陸人的族群衝突，政黨恐怕得罪大陸人或新移民的票源，全部噤若寒蟬。

網上也有一些人，諷刺那些飛撲去現場的政客或明星是「抽水」（渾水摸魚），我不以為然。現代社會的公義行動，參與的人都容許保有自己的原因、動機和立場，毋須接受思想統一的指引，即使參與者夾帶個人利益，如趁機洩憤、博出名、討好選民之類，也是合理的，只要不是喧賓奪主或擾亂行動就可以。即使是黃夏蕙小姐，在示威前一日（一月七日）和示威當日盛裝現身，鼓勵人家拍攝，我也是肅然起敬的，我不會說她是抽水，反而會質問其他香港社會培育長大的藝人和明星哪裡去了？我不猜度夏蕙姨的心態，我只是記得，當香港人尊嚴被人侮辱的時候，夏蕙姨現身，我感激她。

成熟的社會，要懂得向正義的聲援者感恩。成熟的政治意識，不能追求目標純粹和一致，但求參加者共同行動、目標一致就夠，毋須統一心態。多元化的社會，就應該這樣。同理，馮檢基議員遞信抗議和現身支持，一樣值得敬重。香港人尊嚴受損的時候，馮檢基沒有缺席，他到場了。謝偉俊更加是身先士卒，群情洶湧之前，他一早發表譴責聲明。

「抽水」這個指責，大家已經用得太濫，而且於事無補。我一向不用這個詞，也呼籲大家慎用。這些憤世嫉俗又無所肯定的cynicism，害得香港還不夠嗎？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香港人淪落到尊嚴被人踐踏，在香港的商場被管理者當乞兒驅趕，難道這些憤世嫉俗又否定一切行動的言論，十幾年下來，沒有責任嗎？我們為何放過踐踏我們的敵人，卻對不大完美的聲援者，諸多挑剔呢？

古德明 - 民主黨萬言書

2012-01-04T23:23:00.001+08:00

am730 中華正聲專欄 2012年1月4日

二O一一年五月，香港民主黨主席何俊仁發表萬言書，解釋出賣民主，為甚麼等於成就民主。現謹節錄一小段，從中當可看到新中國典型政論的特點。

何俊仁說：「在二OO九年，社民連和公民黨發動公投運動，除了不少民主派群眾之外，亦自然得到死硬反共人士和一批反權威的青年的呼應和支持。他們要運動在社區中遍地開花，然後結成烈火，持續一波接一波、一浪比一浪地衝擊政府。(他們徒勞無功。民主黨則不然。)在堅持民主理念的同時，能清醒、理智地掌握客觀形勢，確是成功地使香港的政治發展，跨前踏進一步。」

新中國政論愛用比喻，「紅太陽」、「香花毒草」、「白貓黑貓」等，層見迭出，只是往往引喻失義。就以何文為例：請問讀者有沒有見過遍地狂花「結成烈火」，而烈火又化作怒濤？不是顛倒白黑，不會有這樣矛盾如水火的比喻。請看《史記》卷一二六齊威王以大鳥自況：「此鳥不飛則已，一飛沖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比喻必須前後貼切。齊威王斷不會說「此鳥不飛則已，一飛沖天；不笑則已，一笑傾城」。

新中國政論的另一特點，是褒貶全靠形容詞，論據也還是形容詞。例如「偉大的毛主席」、「英明的黨中央」、「猖狂的反動派」、「死硬的反共人士」等。甚麼叫做「死硬」？《現代漢語詞典》解釋說：「堅持錯誤立場，頑固不化。」反共錯在哪裡，不能用事實說明，就用形容詞代替事實好了，反正在香港民主黨主席筆下，反共人士和反權威青年一樣，都是「民主派群眾之外」的人。當年岳飛矢志抗金復土，史家譽為「屢敗金虜，唾手中原」，今天則大可稱為「死硬反金」。可惜秦檜不懂現代漢語，否則給岳飛的罪名，不會是支支吾吾的「莫須有」。

反共者「死硬」，民主黨則「清醒」、「理智」、「客觀」、「確是成功」；更厲害的，是他們「踏進一步」都有「跨前」兩字形容。也許，現代漢語的「跨前」不等於「踏進」。總之，沒有形容詞，新中國政論就難動輒萬言。

何俊仁那段一百三十三字現代漢語，改為中文，只用五十九字：「二OO九年，社民連、公民黨籌辦公投，反共者、反權威青年以及不少其他民主派人士響應，務求民主運動波瀾壯闊，一浪疊一浪，沖擊政府。(他們徒勞無功。民主黨則不然。)堅持民主之餘，盱衡形勢，實事求是，使香港政治邁進了一步。」

試比較原文，你就會知道甚麼只是一篇文字，甚麼才算一段文章。

古德明
作者專研中英文，以寫作、翻譯為業。　　　(逢周三刊登)

陳雲草擬：用英文向外國人解釋簡體字及普通話的弊端

2012-01-03T23:00:00.005+08:00

2012年1月3日

近年愈來愈多香港商店及公司在公共空間展示中共簡體字告示及廣告，污染香港文化，破壞一國兩制。以下的聲明，可以用來撰寫英文投訴信，向外國人解釋，或向香港的公共機構用英文投訴，使西人高層明白到簡體字侵犯香港的文化權利，也是危害世上碩果僅存的漢字保育區。也請廣傳予關心香港的國際社會或學習中文的外國人知道。

Stop Using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s in Public Notices and Signboards. Help Conserve the Endangered Orthodox Chinese Language in Hong Kong

The simplified Chinese writing system was created in the 1950s and imposed upon the Chinese public by the communist government of China through legislation, media control and publication laws. The set of simplified characters were derived from popular shorthands and synonyms or designed by government linguists. The changes made are analogous to merging such syllables as "key-", "quay-", "kea-", "cay-" and "kee-" into “ki-”, spreading it through the press and the education system, and then banning the original spellings from all public spaces.

The simplified Chinese writing system was created largely without regard to the expressiveness and structural aesthetics of Chinese characters in use since the Han dynasty (206 BC -220AD). The cultured consider it a crude set of shorthands. Most linguists outside Mainland China consider it a political tool for cutting the link of Chinese people from their historical roots, rendering historical accounts and ancient literature confusing if not incomprehensible, just as Shakespeare would appear if it were littered with “thru”, “ki” and the like.

Hong Kong and Taiwan are two major Chinese societies that use the orthodox Chinese writing system and free from direct communist rule (so far!). Hong Kongers (and their neighbours from Macau) speak Cantonese whose metre is close to their ancestors' in the Tang dynasty a millenium ago. But same as the mainlanders, the Taiwanese people speak Mandarin ("Putonghua"), which is a form of spoken Chinese mixed with Mongolian and Manchu languages in the recent dynasties. If you don't know what that means, imagine Britain being taken over by invaders and the English word “thrust” considered too difficult and thus "reduced" to “fuss”.

That is to say, Hong Kong is the only place in the world that preserves both orthodox spoken Chinese and written Chinese. Yet some shops and organizations have started to use simplified Chinese in public signboards and instructions in reaction to the influx of tourists from China. We ask these shops and organisations to switch back to orthodox Chinese as a respect to the endangered languages of Hong Kong. In fact, Mainland Chinese tourists do read traditional Chinese, sometimes with the help of contextual cues and intelligent guessing, as it has always been.

（此稿由陳雲草擬，面書版友協助修訂）

陳雲 - 土共打「蝗蟲」，政黨大變身

2012-01-03T09:39:00.000+08:00

雅虎香港網上專欄 2012年1月3日

一月一日，民建聯主席譚耀宗宣布準備上京，在三月的政協及人大兩會期間，談大陸孕婦來港產子的問題。他表明，不贊成父母雙方均屬大陸人的港產嬰兒有香港居留權。這是表面上令人吃驚的舉措，但特首參選人梁振英早前已經宣布，香港必須堵截來港產子博取居留權的大陸孕婦。

政治一日也嫌長。有心在香港執政的政黨，都會想辦法解決大陸孕婦來港產子的問題。所有正常的政黨都必須面對此問題。泛民主派不面對，是他們好可能並非正常的政黨，令人懷疑泛民對香港本土的政治承擔。我的意思是：泛民只是職業議員組成的黨，憑着民主抗共的餘勢，與土共用六與四的比例，瓜分選票。當土共（包括梁振英）採取若干香港自治的戰略的時候，泛民恐怕會被踢出香港的政壇。

在中國局勢動盪之前，最有決心在香港推行自治政策的是土共。搶佔自治政策，可以保證他們在中共倒台之後立足香港，只要有香港民意支持，便無懼全民公投，即使美國政府插手香港，也無可奈何。假設中共平安無事，中共如果認識到香港城邦的功用，洞悉中、港、台、澳組成中華邦聯，以突破美國外交封鎖的玄機，中共也會促成土共搶奪香港自治政策的議程。一來，這是保全香港一國兩制精銳、使得中共可以長期利用香港的常規政策，只是過去做歪了，現在撥亂反正，而且中國南來殖民也夠用了。二來，中共並非愛國愛華的政黨，而是為求執政而不惜一切的現實主義者，中共也不祈求香港人愛國，要香港人支持中國大一統。三來，大陸孕婦來港產子，衝擊香港資源安全，而且也衝擊大陸自己的制度安全，大陸人民用胎兒出走，是會衝擊中共統治的。大陸孕婦雖然妨礙香港資源，卻是大陸平民百姓的個人「抗共」手段，對於他們中共是惱怒的，共黨要掌握的殖民，反而是來港讀大學的知識青年、投資移民和每日一百五十名的配額移民。

當中共在香港放棄用種票的方法，採用民粹主義，主動解決大陸孕婦問題的時候，他們在下次立法會選舉便會大勝。這是他們掩蓋種票疑雲，敗部復活的良策。在今年立法會選舉論壇的時候，民建聯只要這樣質問泛民，便可以贏盡掌聲：「我們民建聯在為香港人解決大陸孕婦產子問題的時候，你們泛民在哪裡？」

於堵截大陸孕婦的事情，中共與土共當然是互相配合，同唱雙簧，然而，只要泛民一早堅決反對中國殖民，中共也只能就範，因為中國殖民根本就會搞垮香港的！這是一張無可抗拒的必勝牌。可惜，現在失去先機，沒得打了。

中共是過街老鼠，民主派走香港自治路線，甚至採取民粹主義作風，中共是奈何不了的。但是，民主派要自殺的話，我們也阻止不了。就由得他們去死吧。

如果民建聯上京搞掂大陸孕婦來港產子的困擾，泛民恐怕會在下屆立法會選舉覆亡（除非土共向個別泛民議員過票！）。整頓香港的政治，需要政治上的右翼——維護香港自主權，抗拒大陸殖民，經濟上的左翼——維護中小企及低下層的生計安穩。梁振英的路線，就是政治右翼，加經濟左翼。這不是狡猾，也不是投機，而是正常。這是正常的執政常識，因為香港的公共政策週期，經過長期的政治左翼與經濟右翼之後，應該調整到政治右翼、經濟左翼的鐘擺。

泛民這群人，卻是反其道而行之，政治上採取左翼——無任歡迎中國殖民來港，經濟上的右翼——維護大商家利益。香港的義人必須驚醒，並清楚認識他們一向投票的政黨：這些泛民政黨究竟是否忠於香港本土利益？還是忠於他們心目中的民主統一的中國利益？至於泛民是否為本土草根民眾謀福利，只要翻查當年誰支持通過領匯的法案，領匯踢走公屋商場的中小企和小商戶之後，誰一直沒有提出議案反對領匯，就知道了。

土共終於反對香港網上論壇的所謂「蝗蟲」來港產子，我只能樂觀其成。香港在夾縫之中生存，在中西方之間兩頭食水，必須要政治現實主義的立場，要有政治中立的智慧。我的《香港城邦論》是個開頭，中共選擇性地用了其中的策略，並非是我取悅中共，而是城邦論是香港的正常生存策略。香港不為中國，也不為西方，而是要為自身城邦的安樂，為發揚中華文化，為貢獻人類文明。

陳雲 - 自相殘殺，禍及香港

2012-01-03T09:38:00.000+08:00

am730 轉角專欄 2012年1月3日

殘國用殘字，正邦用正字。簡體字破壞漢字的造字結構，近形、同形而異義的字又過多(一個「干」字代替乾、幹、榦、干之類)，妨礙閱讀與文字傳意，已是語言學界之通論，無可置疑。近年中港兩地的網民，更以「殘體字」名之，以別於香港使用的正楷漢字。中共用法律禁止正楷漢字出現於公共空間及印刷媒體(古籍除外)，大陸人想用正楷漢字而不得，招牌偷偷用毛筆書法寫的正楷漢字，雖然法律容忍，但久不久就會被市政府取締，清拆殆盡。

正楷漢字造型合理，香港的正體字告示，依照環境提升，加上圖解，大陸人也可以猜到意思的。例如「請勿亂拋垃圾，定額罰款一千五百元」的警察告示，即使大陸人看不懂那個「亂」字，也可理解整句意思，毋須遷就。大陸人來到香港，正要體驗香港文化，不稀罕看到殘體字告示的。可惜，上水火車站旁，上述的警察告示就出現殘體字版本。下一步，香港的殘體字告示是否要遷就大陸告示的白話中文，要改為「请不要乱扔垃圾，定额罚款一千五百元」呢？

由於近年大陸人蜂擁南下香港，搜購免稅奢侈品及奶粉、藥物、糧油雜貨，近日頗多商號放棄使用正體漢字，違背香港的文化慣例，超市、快餐店出現殘體字廣告、水牌及告示，山頂車站公然展示簡體字站牌。好多地產公司也出現殘體字樓盤廣告。

沙田及旺角的火車站，有中國旅行社的燈箱廣告，向大陸人招攬生意。殘體字國向殘體字人宣傳，無問題，但拜託，請不要禍及香港。香港用正楷漢字，殘體字留給大陸人自作自受。中共說一國兩制，香港中國旅行社是國有企業，也在香港開公司，尊重一下香港的語文習慣好麼？中旅社自我標榜：「放心遊香港，誠信一天遊。」假使香港到處湧現殘體字招牌、廣告和告示，入耳都是普通話，香港的貨物、香港的服務，還有誠信這回事麼？

不要以為我在小題大做。商號用簡體字，並非取悅宣傳對象問題，而是香港的漢字傳統不受尊重，各商業機構自行以商業私利，切割自己的宣傳空間，劃出自己的大陸租界。這是香港大陸化的象徵，文化尊嚴和自治基礎瓦解的象徵。香港出現簡體字告示及廣告，從視覺上可以感知，一國兩制淪亡。

出現殘體字廣告，不容小覷。大船被人一個一個孔洞鑿穿，最終沉沒。對於出賣香港尊嚴的港共政府，香港人無可期待，但商號公然展示簡體字，就是自作孽，侮辱香港人的文化尊嚴，香港人會記住你們。

陳雲
文化評論人，德國哥廷根大學民俗學博士，《中文解毒》系列作者。

陳雲 - 和諧社會是這樣的！

2012-01-02T09:02:00.000+08:00

Facebook隨筆 2012年1月2日

《天與地》有一句對白：和諧不是一百人說同一番話；和諧是一百個人，有一百句不同的話之餘，而又互相尊重。

以下為陳雲評論：

一百個人說不同的話，而互相尊重，那只是相對主義，比起無政府主義略好一些。這是典型的左翼社運人的黐線理論！

和諧社會，是一百個人說不同的話，在互動和交流之後，形成主流意見，可以行動，但尊重其他不贊成主流意見的人。而不贊成主流意見的，願意耐心等候人家如何實踐主流意見。

和諧社會是這樣的！

這是政治學的ABC，要講得明白，已經這樣困難，故此，香港要搞政治，真的前路漫漫。

如果主流意見是由參與的人在交流之後形成的，不贊成的人，也要尊重主流意見，只能等待後果或監察進行。因為不能假定人家的主流是對，也不能堅持自己是對，要有準備錯誤或驚喜的心。故此，民主精神與科學精神（懷疑、好奇但先諒解目前的解決方法）是相輔相成的。

一個不理解科學的社會，也無法理解民主。香港目前就是這麼一個社會。當然，我們會改變它。

我之所以不厭其煩，補充TVB劇集《天與地》的虛假教誨，只是想指出：官商勾結的傳媒，除了灌輸財閥的意識形態之外，永遠只會教給觀眾一些危險而無用的左翼黐線發神經思想。我們必須警惕，永遠警惕！傑佛遜總統：民主就是恆久的警惕。

貼文的一段《天與地》的教誨，用真正馬克思主義來評論，屬於romantic leftism。在政治上，是fatalism的同義詞。

我們毋須花太多精力去遊說那些不聽講話的人，只要凝聚自己陣營，將立場反覆講清楚，做好事情，原先反對的人，便會注意過來。

將立場表述清楚，用各種版本來陳述清楚，是最難的事情，需要智力和耐性。不必沮喪，這是學來的本領。我們本來是沒有這種本領的。是磨練出來的。失敗不是問題，但一直失敗卻總是冷嘲熱諷而不去學習，才是問題。

黎廣德 - 兩電失控的真假博弈

2011-12-31T08:43:00.002+08:00

2011年12月30日

【明報專訊】自兩家電力公司宣布明年加價後，市民不滿，政黨聲討，特區官員破天荒加入戰團，向自己監管的兩電開火。一時之間，子彈橫飛。究竟「讓子彈飛」的背後，有多少是假戲真做？各方爭論不休的「公眾利益」，會否變成最終被犧牲的籌碼？

今次電費加幅驚人的真正原因只有一個：政府監管兩電的模式落伍失效，導致投資效益低劣，保證利潤卻高企不下，成本上漲的惡果則由全港用戶全盤承擔。

今天政府監管兩電的「管制計劃協議」，起源於上世紀60年代。當時政局不穩，殖民地政府資源緊絀，為了吸引國際資本，利用協議向兩電提供優厚回報和長期穩定的投資條件，是審時度勢的權宜之計。

1980年代，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推動公用事業私有化，到了1990年代初，在電力行業引入競爭已是全球大勢。1993年政府重訂「管制計劃協議」，本應是收緊協議條件的大好時機，可惜又面臨九七政權交接的政治動盪，結果優厚條件維持15年不變。此後10年，中電和港燈在扣除通脹後的實質股本回報率，分別為平均19.4%及21.8%，成為全球兩家回報最高的上市電力公司，連新興市場中號稱「風險大、回報高」的拉丁美洲企業也自嘆不如，但兩電的營運效率卻只處於國際排名的中下游〔註一〕。

建制派護航失卻改革良機

政府在各界壓力下，於1999年委託顧問公司進行研究，確認了兩電聯網及引入競爭的可行性，指出了聯網後足可令兩電節省投資4%至6%，還未計算廠網分家，引進第三者競價上網所帶來的效益，但聯網後兩電的利益不易均分，規模較小的港燈會較「蝕底」，所以兩電全力頑抗〔註二〕。

此後多年，政府對於改革電力市場之議拖拖拉拉，在多次立法會辯論中，建制派議員經常用「維持穩定電力供應」、「吸引國際投資」和「尊重合約精神」為借口替政府保駕護航。結果曾蔭權政府獨排眾議，於2008年再次與兩電續簽「管制計劃協議」，名義上把固定資產回報率下調至9.9%至11%，但加入延長折舊年期等有利兩電的「魔鬼細節」，更放棄引入競爭的機會。以中電為例，過去3年的股本回報率分別為22.5%、20.3%和19.6%，遠高於國際資本市場對投資級別的生產性上市企業，股本回報率只需11%至12%的要求〔註三〕。

特區政府在庫房水浸、本地投資環境吸引、內地電力公司樂於加入競爭的情况下，仍然漠視民意，死抱國際市場早已唾棄的監管模式，為兩電繼續提供超高利潤保證至2023年，試問如何能夠擺脫利益輸送的嫌疑？

帳目保密市民難窺真相

今次兩電根據協議加價，從特首曾蔭權到環境局長邱騰華，從自由黨到民建聯議員，忽然煞有介事，高喊「企業社會責任」。這場把戲的可信程度，就活像汕尾市委書記鄭雁雄和他的同伙，幾十年來力撐烏坎村幹部和發展商橫徵暴斂，忽然在明天高叫大家要對村民有良心一樣。烏坎村民不傻，難道港人會比村民更傻？

可惜，這種戲假情真的博弈始終容易穿崩。就在上周五的立法會會議中，當民主派動議使用立法會特權法，迫使政府交代兩電帳目和談判紀錄時，建制派議員便馬上反臉，否決議案，支持政府和兩電把文件保密，令市民無法知悉「年年被宰」的奧秘何在。

儘管政府希望這場假博弈不了了之，但市民要與兩電來一場真博弈，還是大有可為。

真正維護公眾利益，必須三管齊下：其一是促使兩電接受符合市場水平的合理回報，其二是促使兩電提高投資效益，其三是促使兩電持續提升環保及減排標準。今次兩電在公眾壓力下微調電費加幅，其實是玩弄掩眼法，全搔不着癢處。調整後兩電的實收回報沒有減少（因少收部分可在將來追加），也沒有壓力提高效益或降低實報實銷的經營成本。

「陽光」檢討與燃料帳「剃頭」

要與兩電認真博弈，非採取以下兩項行動不可。

政府應根據管制協議附表三A1(b)或(d)條款，啓動「發展計劃檢討」程序，要求兩電修訂投資方案，重估資產，壓縮成本和理順帳目，從而降低未來的電價。由於此條款賦予行政會議批核發展計劃的權力，所以兩電不得不認真回應。但過去的檢討是黑箱作業，因此今次公眾必須要求整個程序在陽光下進行。若兩電不願意公開資料，政府便應支持立法會動用特權法，超越管制協議的束縛，使檢討程序既合法亦合乎公眾利益。

兩電估計明年在燃料帳各有10多億元的負結餘，理論上兩電可在來年向用戶增收燃料費彌補虧損，但若香港市民無法長期負擔這筆額外費用，在未來幾年拒絕追加燃料附加費，到2018年管制協議到期時，兩電便只得把這筆虧損作為呆壞帳處理，一筆勾銷。兩電撇帳或「剃頭」多少，市民便真正節省多少。有這後着在手，政府便可以趁2013年管制協議中期檢討的機會，要求兩電坐上談判桌，修改協議條款。我們並非鼓勵市民賴帳，但市民不是管制協議的簽字方，沒有責任承擔脫離現實的超高回報。兩電若因政治現實而無法「賺到盡」，也只是全球電力行業需要面對的正常市場風險〔註四〕。

政府樂於把矛頭指向兩電，但市民不應上當。兩電一直在政府制訂的框架中運作，但特區官員經常暗示，他們受協議束縛，無能為力，是典型的官僚誤導。為何市民在博弈中注定是輸家？關鍵不在於政府沒有籌碼，而在於建制派是否為大財團賣力，並且成功轉移視線，毋須為此而付出政治代價。

只消看看政府口硬手軟的表演：一面由特首曾蔭權充當網絡英雄，號召市民向兩電施壓，一面由發展局長林鄭月娥向中電送大禮，在亞皆老街重建項目豁免補地價30億元，便明白箇中真相。港人要當贏家，便須準確對焦，戳破謊言。

註一、參考投資銀行分析報告：CLSA Emerging Markets, "Hong Kong: Critique of the Scheme of Control", 26/2/2003

註二、ERM, "Interconnection and Competition in the Hong Kong Electricity Supply Sector", October 1999

註三、港燈披露的數據比中電少，因此無法準確計算，但由於港燈的電價及借貸比率較中電為高，所以股本回報率應較中電更高。詳見公共專業聯盟「兩電加價初步分析報告」，2011年12月，www.procommons.org.hk

註四、中電估計燃料帳會在明年有14億元負結餘，參考2010年中電在協議範圍內賺取淨回報78億元，而股東資本為400億元，即使在一年內全額撇帳，撇帳後的股本回報率仍達16%。

古德明 - 未克很犬儒

2011-12-28T09:52:00.000+08:00

am730 中華正聲專欄 2011年12月28日

十二月二十六日，溫家寶接見曾蔭權，一字一頓說：「這一屆香港政府，雖然只餘半年任期，但一定能夠克盡職守。」這位新中國總理，再一次證明自己不懂舊中國文字。

「克」就是「能夠」。例如《詩經 ‧ 蕩》說歷朝最初無(靡)不有善政善道，最後卻很少(鮮)能夠有善道善政：「靡不有初，鮮克有終。」《醒世恒言》卷十七張孝基教大舅浪子回頭：「勸大舅自今以後，克儉克勤。」中文不會說甚麼「能夠克儉能夠克勤」，請「飽讀詩書」的溫家寶留意。

當然，中國人不懂中文，今天簡直是件光榮的事。同樣光榮的，是言辭之間，盡量流露英文學養。請看深圳大學流風詩社去年七月發表新中國大詩人北島對大陸知識分子的評論：「大家都犬儒化，基本放棄對世界大問題真問題的關注，變成了私人恩怨。他們大談自由民主，行為上卻恰恰相反。」同時，香港著名文化評論家梁文道則發表《媚俗》一文：「假如你聽說今天的中國人變得很冷漠很犬儒，那麼，你真該多看點報紙。」不懂英文的人，不可能明白梁文道在說甚麼；懂得英文的人，更不可能明白北島在說甚麼。究竟甚麼叫做「犬儒」？這得先談談cynic一字。

古希臘有位哲學家叫安提西尼(Antisthenes)，崇尚美德，糞土物慾，鼓吹克己。他講學的場所，叫做Cynosarges，意即「白犬」。時人稱安提西尼和他的門徒為Cynics，或說是取其學院之名，或說是譏其儉樸得和惡犬一樣粗鄙：希臘文cynikos是「犬」的意思。

但Cynic為甚麼譯做「犬儒」？安提西尼的犬家學說，和我國儒家了無關係。中文說的「鴻儒」、「小儒」、「寒儒」、「腐儒」等等，學養容有不同，卻無一不是讀儒家經典。現代漢語所謂「犬儒」，似是說「犬一樣的儒生」，這算是甚麼翻譯？我國儒家之外，還有道家、墨家、陰陽家等等，現代漢語大師為甚麼硬要安提西尼託孔孟門牆？

此外，今天英文說的cynic，不用大寫字母(capital letter)，已不是說安提西尼學派，意思變為《新牛津英文字典節本》(The New Shorter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所謂one who sarcastically doubts or despises human sincerity and merit，即「懷疑善美，冷嘲世情者」。形容詞cynical則可譯做「憤世嫉俗」、「事事冷嘲」等。無論如何，古之Cynic和今之cynic，都不是北島說的那個意思。而把不倫不類的名詞「犬儒」當作形容詞，說甚麼「很犬儒」，文字上不能不說亂類亂倫。

作者專研中英文，以寫作、翻譯為業。　　　(逢周三刊登)

鍾樂偉 - 當流淚變成國家唯一語言

2011-12-25T12:39:00.003+08:00

2011年12月25日

【明報專訊】在香港，我們認識李春姬是何許人，是因為她破天荒在報道新聞過程中因悲傷痛哭過度而暈倒。

然而在朝鮮裏，她只是二千萬一同流淚的陌生人而已。

整天望着直播中的朝鮮中央電視台畫面，不是播放着讚頌金正日將軍革命的豐功偉績和貢獻的頌揚歌曲，就是把一首首宣揚擁護金正日將軍千歲萬歲的詩詞激昂地朗讀出來。在沒有把台徽轉為黑白的情况下，電視畫面不斷出現着穿上一式一樣老土西服的韓國男人，女的穿著顏色單調的韓服，一張一張淚流滿面的臉孔，可以的話就以拍打自己來表達無盡深淵的傷痛，抑或在攝影機鏡頭面前呼天搶地地叫嚷「我們的父親金正日呀，你的離開叫我們怎麼辦？」就在這一刻，彷彿在這個國度裏，國家機器要狠狠地把一個獨立個體吞噬﹕哭泣聲成為國家唯一容許存在的聲音；舉國上下只能在掛上金正日生前向國民微笑的照片面下跪拜。「201112170830」，這是一組從今天起成為每一個朝鮮國民不能忘記的數字。

然而，在沒有排演的可能下，最令外界費解的是每一個人、每一個動作、每一滴眼淚，都好像可以恰如其分地從心而發熟練的演繹出來。此外在錦繡山紀念宮中圍走在金正日領袖已蓋着紅旗和以自己名字命名的「金正日花」（Kimjongilia）的身軀旁一同參拜的政要、軍官和黨內要員，都好像機械人般集體地以同一步伐同一角度鞠躬。在這種集體主義下，每一滴也是為着死去的偉大領袖金正日而流，然而每滴淚珠流在每一張臉孔的淚痕背後，都好像在告訴我們，他們每一個都嘗試訴說出屬於自己的故事﹕那是真心單純地擁戴領袖而對其死訊感到震撼的表現與長期懼於恐怖極權手段下的本能反彈。

1984的恐懼氛圍

奧維爾告訴我們，人身自由在獨裁政權控制到無孔不入不是奇聞。但朝鮮甚至連傷痛流淚的自主權也是牢牢地盡在一個從上而下控制的獨裁體制內，相信這是連《1984》也沒有想到的。朝鮮勞動黨會為每家每戶的悲傷反應記錄下來，以嚎啕大哭視為效忠政權的唯一指標，因而每一個人都只會爭取在鏡頭曝光面前聲嘶力竭地哭，擔心別人比自己的「感情」更強而被官員質疑忠誠。

筆者在朝鮮領袖金正日逝世後，以電郵方式聯絡了一位在澳洲認識的朝鮮變節人士。尹先生當初2000年從中朝邊境的渠道成功排除萬難最終逃到抵達自由世界南韓其後再轉到澳洲。由於今天在中澳兩地從事與朝鮮之間的礦產貿易投資工作，因工作敏感不便公開顯露自己身分。然而，從他的回覆中得知，他對當下朝鮮百姓對金正日逝世消息的反應沒有感到驚奇。因為當年當被告知金日成的死訊後，他的工作單位立刻通知他前去金日成的銅像前把內心深切的哀痛「表露」出來。就在那一刻，任憑他有多努力也不能逼出眼淚，只能以低頭掩面假扮流淚或以口水畫在臉上扮作淚水。此外，他更提起當年謠傳的一件事，當金日成死後，一位負責經濟研究的大學教授由於被發現哭不出淚來並忙於修理自己的單車，其後被黨以不尊敬領導人為罪名送往勞教所，他便知道自己不能在這個國度裏長期逗留。

Nothing to Envy 的造神運動

恐懼是單方面的硬手段。單純地擁戴源於國家宣傳對領導人的神化工作，配以隔絕外來資訊而無法作出對比，就正如Barbara Demick的著作書名《我們最幸福》（Nothing to Envy）一樣，平民已被國家機器蒙騙出一種狹窄的自滿感，才是朝鮮最鬼斧神工的國家藝術。

根據朝鮮的歷史書記載，當年金日成辭世，當時有過千隻仙鶴（在朝鮮中象徵永生）想接走領導人，可是，後來卻因為﹕「仙鶴不忍心接他升天，因為人民哭得肝腸寸斷，他們搥胸、叩地、扯髮。」「十天後上天派來的仙鶴，決定讓他在人間的天堂宮殿安息。」

另外，當年的政治宣傳部也為金日成死後編造了一個故事，內容是發生於朝鮮大同崗郊區，離平壤40公里的地方有一座金日成紀念碑，就在他去世的那天，有幾千隻燕子飛到那裏向他鞠躬。經年累月後這些都成為朝鮮家傳戶曉的神話，從來無人敢於質疑和挑戰。

為了延續政權的神聖化，金正日被賦予製造神蹟的能力比父親更變本加厲。據史官記載，金正日當年出生於神聖的白頭山時，天上曾出現兩道彩虹，而且傳說他在山上的簡陋的木屋中出生，駐守該區的士兵忽然感到不可思議的事正要發生，他們在樹上刻上數個字的標語，寫着﹕

「啊！朝鮮呀！白頭山明星誕生了！」

其後這棵樹成為大眾朝聖的地方。直至近年因有日本植物學家質疑該棵樹上的標語不可能在50年前刻下，因為那棵樹根本在那時不存在，朝鮮政府才把該區封閉起來不接受外界參觀。

神聖不可侵犯是建立神與人不同的基點，金正日的神聖之處更在於他如何保留他聲線的神秘性。從1970年代正式在朝鮮電視媒體出現，成為金日成悉心栽培的繼任人，到上星期六他在火車上去世為止，絕大部分的朝鮮百姓只曾在1992年慶祝朝鮮人民軍60周年的閱兵儀式中聽過他的聲音。當時，站在其父親身邊，金正日在金日成的講話後，向咪高峯說出至今在不少未有接觸過他的朝鮮百姓中的唯一一句說話（https://www.youtube.com）﹕「將榮譽給予英勇的朝鮮人民軍﹗」

為了使百姓歇斯底里地對金氏王朝有絕對心甘情願的擁戴，聲線成為政權最後的武器，鐵定要把領袖與人民徹頭徹尾的分隔起來，因為對人民來說，他就是神。

教育也是金正日牢牢控制的，根據Human Remolding in North Korea: A Social History of Education 一書的分析，朝鮮對教育的重視程度，可在其99%的識字率大概得知一二。在朝鮮的教科書中，歌頌金日成和金正日的課文比比皆是，有的甚至把金日成描繪為異於常人的課文，例如他能夠徒手撿出一顆石頭，往天空奮力一擲，結果把美國衛星砸下的驚人故事。

其實了解事實真相，特別是不少當年負責杜撰那些匪夷所思虛構故事的宣傳部官員，今天都已變節逃到韓國。然而對大部分仍蒙在鼓裏的平民百姓，這是人民在過去的半個世紀唯一接觸到的資訊。因為他們自少就被灌輸了國家領導人有天賦的超自然能力，政權透過麻醉人民的思想，隔絕與外界接觸來控制人民。再加上傳統儒家思想在朝鮮社會的重要地位，它強逼人民要絕對服從領導人，使到那些天方夜譚的故事他們也最終選擇相信接受。

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

可能你會問﹕如果我留在家中不外出，外人便不知道我有否在家中悼念？更可以假扮悲傷？尹先生告訴我，他曾經聽說過當年在金日成死後，有些卧病在牀的病人由於未能下牀外出到金日成的銅像前嚎哭悼念，後來被黨質疑其誠信並捉去到勞教所「再教育」。我便知道在官員眼中，哪怕你是真情抑或假意，你根本沒有逃避空間。

在朝鮮嚴密監控的社會裏，不單每家每戶必須以戶籍（Hojeok）向政府登記家中所有的資料，因為朝鮮要依此來確保糧食分配制度（Public Distribution System）得以維持和阻止人民自由流動外，每一個人也被牢牢困守在國家個人登記系統中，沒有一件事沒有一天別人會不知道你在幹什麼，因為你每天都要按國家斷定你家庭階級的工作（工廠生產、農業）準時向單位匯報。如果有一天你無故缺席了，不但你的直屬工作單位會向上級告發，你的鄰居也要小心翼翼地留意你的行蹤，因為如果最終被發現出任何違法行為，在朝鮮連坐法的社會中，你身邊每一個人也會被控告隱瞞國家懲處的。

不過根據尹先生的回覆中，他也提出這個真與假的比例也慢慢出現變化。他說﹕「對朝鮮平民而言，金日成是萬人景仰的偉大親切的革命家與父親，然而與金正日只是令人民一次又一次陷入饑荒的獨裁者而已。」在朝鮮宣傳部的油畫中，大概可以明白金日成與金正日的分野﹕金日成會走進群眾關心群眾，但金正日的擁戴只是因為他是金日成的兒子而已。我想這也是近年傳出朝鮮國內有零星反對金正日的原因。

吃不消那些濫情的對白，本已準備按下電視遙控器上的更換頻道制時，直播畫面出現了一個訪問﹕「國父兼親愛的領導人離世後，大批受創傷的靈魂聚集在一起。」

「他年紀這樣大，仍不辭勞苦為我們工作。現在他死了，我怎能隱藏我的傷痛。」

哭泣聲從來是只是讓人倍加傷感的載體，但原來在一個國度裏，舉國上下以統一的方式來表達別無兩樣的感情時，產生出的聲音只有令人感到更心寒。

李怡 - 真相與愛，定能戰勝謊言與仇恨

2011-12-24T09:12:00.002+08:00

香港蘋果日報蘋論 2011年12月24日

本文的題目，取自捷克著名作家、前總統哈維爾（Vaclav Havel）的名言，本月 18日他在布拉格病逝，昨天是他的葬禮，法國總統薩爾科齊、德國總理默克爾、美國前總統克林頓和他的國務卿夫人希拉莉，還有許多國家的領導人，都專程前往參加喪禮。大多數國家的領袖、幾乎全球媒體和有識之士都在懷念這位二十世紀的偉大思想家、政治家，捷克和斯洛伐克以至整個東歐的自由民主的推手。

在哈維爾逝世前一天，北韓領導人金正日猝死，但他的死訊遲了兩天公佈。他的死更受關注，是因為他執掌北韓的絕對權力。北韓的權力轉移沒有制度化，加上擁有核武器，又是不斷製造麻煩的「流氓國家」，故引起周邊國家的緊張。北韓設下金正日的哀悼期是自 17日到 29日（17、 18沒有公佈死訊不知如何哀悼）， 29日追悼會，不接受外國代表團入境弔唁。北韓駐聯合國代表團要求大會默哀，一半國家缺席這個對任何國家在任領袖去世的禮貌儀式。

金正日和哈維爾前後一日去世，正好顯示二十世紀的「真相與愛」和「謊言與仇恨」的戰爭。金正日是謊言的化身，他的出生地是蘇聯卻謊稱是北韓的白頭山，他通常是凌晨才睡覺卻謊稱他早上在專列火車上工作勞碌而死，幾百人侍候他的專列竟兩天都無人洩露他的死訊。金正日從生到死都假，一生中也充滿關於他的種種謊言，比如說他會寫歌劇，會導演電影，打高爾夫球多次一杆進洞。金正日所代表的，是一個由獨裁者控制、由謊言與仇恨建構的國度。

哈維爾一生追求真相，他的信念是：「生活在真實中」（living in truth），他認為，「生活在真實中是人類對外力強加的反抗……是人類爭取重新獲得責任的意識，是一種明明白白的道德行為。」他的寫作，他在捷克極權統治下呼籲自由民主，起草《七七憲章》，參與街頭抗爭，多次被捕入獄， 1989年 5月，他剛獲釋就發起「天鵝絨革命」，嘲諷共產政權是「荒誕國度」，三周後，極權政府崩解，他隨後獲選為捷克斯洛伐克總統。 1992年，斯洛伐克經公投後獨立，哈維爾支持人民決定，他在次年當選捷克總統。

在推翻專制政權之前，哈維爾作為知名並有顯著成就的作家，一直投身於為捷克爭取自由與人權的運動。他與另一位捷克著名異議作家昆德拉有過一次爭論，昆德拉在《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輕》中，藉主人公拒簽一份人權聲明，以表示反抗運動的集體性，與他們反抗的暴力實在是系出同源。哈維爾為文反駁，認為不能因為怕自己成為笑柄，而怯於聲援被迫害的言論和自由。

哈維爾說：「知識分子應該因獨立而引起異議，應該是體制和權力的主要質疑者，應該是謊言的見證人。」這句話是筆者一生寫作批判文字的座右銘。

然而，在推倒獨裁政權後，他被選為總統，成為他自己一生質疑的體制和權力的代表，成為自己嘲諷的對象。但他沒有拒絕這職責。他認為當今世界比以往更需要有知識、有思想的政治家。他明白「當今的政治已經變得如此依賴時機，依賴公眾或媒體轉瞬即逝的情緒。……然而，時代越是不歡迎能做長遠打算的政治家，我們就越需要他們。」他在十年總統任期內，給捷克人民帶來自由民主法治人權，今天我們看到數以萬計的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連日來真心誠意地去向他的遺體致意。

2003年，哈維爾卸任總統，仍致力於人權運動。劉曉波入獄時，他是唯一到中國大使館遞抗議信的前任總統。去年，他提名劉曉波角逐諾貝爾和平獎。去世前一周，他拖着病體與達賴喇嘛會面。他說：「當卸任總統比當總統還辛苦，因為沒有任期，卸任總統要做到死為止。」

無論作為一個抗議的知識分子，還是當總統，以及卸任總統，哈維爾都不吝表達立場，勇於介入現實，他絕不同於只會發牢騷的犬儒知識人，也不同於像筆者那樣只是述而不作的寫作人。感念他的一生，述而不作的知識人也覺慚愧。

世上絕大多數人會選擇「真相與愛」，各國領袖或出自本意或順應民情，也選擇哀悼這位「真相與愛」的使者；而極少數只崇拜權力也不須顧及民情的政權，卻拒絕「真相與愛」，他們選擇向當代「謊言與仇恨」的表表者致哀。

香港人，香港今日或明日的主政者，請在這二者中抉擇。

哈維爾文章：〈知識分子與政治〉中譯

哈維爾 - 知識分子與政治

2011-12-24T09:11:00.001+08:00

香港蘋果日報 2011年12月24日

十二月十八日，捷克前總統哈維爾逝世。昨天舉殯。他是一位罕見的知識分子，與其想方設法擠入政界，他讓政治生涯自己找上門來。一九九八年，時任總統的哈維爾發表了以下關於知識分子從政和做有思想的政治家的看法。全文略刪。

如果有這樣一個知識分子憑着自己的努力，透過事物的表面現象，抓住其中的因果和聯繫，通過個體認識整體，從而更加深入地感受世界，獲得對全世界更強烈的責任感。那麼，他屬於政界嗎？

如果是這樣的話，大家會以為我把投身政治看作是每個知識分子的責任。可是，這很荒唐。政治也涉及一系列特殊要求，而這些要求也僅僅只能與政治同時存在。有些人符合這些要求，其他人卻不符合，不管他們是不是知識分子。

我堅信，當今世界比以往更需要有知識，有思想的政治家，他們必須能夠權衡在時間和空間上超出其影響範圍的事物。我們需要這樣的政治家，他們樂意並能夠超越自己和政黨甚至國家的權利和利益，根據全人類最根本的利益行使職能，以每個人應有的方式來表現自己，即使大多數人都沒有做到這一點。

當今的政治已經變得如此依賴於時機，依賴於公眾或媒體轉瞬即逝的情緒，這是前所未有的。政治家們也空前地被迫變得目光短淺，只考慮當前。我常常這樣認為，許多政治家的生命始於某晚的新聞，延續到第二天的民意調查再到下一晚他們的電視形象。我不確定是否當前這個大眾傳媒時代鼓勵像邱吉爾一類的政治家的出現和成長。我相當懷疑，雖然總是可能有例外。

總而言之，時代越是不歡迎能做長遠打算的政治家，我們就越需要他們。因此，政界應該迎接更多的知識分子，至少符合我的定義的那一類。

我聽到反對意見：政治家必須由選舉產生；人們給與自己想法一致的政治家投票。如果有人想在政治上取得進展，他必須尊重所謂的「普通」的選民的立場。他不敢於作為不受歡迎的真理的使者，因為即使他是為了全人類的利益去承認這些真理，選民們也不會將其視為對他們切身利益的保障，甚至認為這與他們的利益相對立。

我深信，政治的目的並不在於實現短期意願。一個政治家也應設法贏得民眾對自己想法的支持，即使它們不受歡迎。政治必須說服選民，某個政治家比他們更好地認識或理解某些事情，正因如此，他們應該投他的票。當然，所有迷惑群眾的人，潛在的專制者或狂熱分子都用這條理由達到他們的目的。共產黨人在宣佈自己是民眾中最開明的黨派時就利用了這一點。憑藉着這種所謂的開明，他們僭取了專橫統治的權利。

政治真正的藝術，是以一個良好的事業贏得人民的支援，即使追求這個事業可能會妨礙一時的利益。這樣的事業應當保證我們能夠評判其目標是否正義，以確保忠誠的公民不去為一個謊言服務，不至於在對今後繁榮虛幻的追求中遭受災難性後果的折磨。

必須強調的是，世界上有許多這樣的知識分子具備犯下這種罪惡的能力。他們把自己的智力提高到高於別人的程度，同時他們超越了所有人類。在經歷了二十世紀的風風雨雨之後，我們不難看到這種智慧的態度或者乾脆說「類似智慧」的態度是多麼的危險。讓我們記住多少知識分子幫助創建了各種現代獨裁！

一個優秀的政治家應該能夠解釋現象而不是極力誘惑民眾；他應該虛心尋求世界的真理，而不自稱是世界的專有者。他應該提醒民眾意識到他們自身的優點，包括超越個人的價值觀和利益觀。他不能有優越感，不能強加給他的同胞任何東西。他不應該向公眾或者媒體的情緒屈服，他要時時反省自己的所作所為。

知識分子應該用兩種可能的方式之一讓民眾感知到他們的存在：他們接受政治職務，運用這個職位做自己認為正義的事，而不僅僅為了抓住權力；或者，他們可以成為當權者的一面明鏡，確保後者為一個正義的事業奮鬥。他們不能像過去的政界知識分子一樣，用花言巧語掩飾罪惡行徑。

英文版連結

瓦茨拉夫．哈維爾（Vaclav Havel）
Copyright: Project Syndicate, 2011.
www.project-syndicate.org

吳志森 - 左報一波接一波的大批判

2011-12-22T13:52:00.000+08:00

香港蘋果日報 2011年12月21日

Vic：成名教授一再為港人民主權利仗義執言，力陳功能組別之不公不義，難怪會成為港共的眼中釘。支持成名教授！

成名教授的數篇文章：

成名 - 應否全面廢除功能議席？
成名、陳錦卓﹕功能界別損害公益
 成名 - 應否撤銷補選？（上）
成名 - 應否撤銷補選？（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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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短一個月，科大社會科學部副教授成名被香港左派點名批評攻擊，文章已近十篇，本文見報之日，「戰績」又可能已經增加不少。文章用詞之辛辣，用心之狠毒，惟中國過去幾十年洶湧澎湃的政治運動發表的大批判文章可堪比擬。

只看標題不讀內容，也夠叫人觸目驚心：〈成名哪有一點學者的氣味？〉、〈成名──就是戴?學者頭銜的長毛〉、〈學界長毛成名與「法輪功」媒體一唱一和〉、〈成名是科大副教授還是極端職業政客？〉、〈批評成名文章　哪一點講的不是事實？〉、〈批評成名的文章踩了誰的痛腳？〉、〈「港版麥卡錫主義」鬧劇不得人心〉、〈成名──西方訓練出來的「惡犬」〉、〈成名「叫屈」自暴其醜〉……

標題夠嚇人了吧，但只需看頭幾段，就無法再讀下去，內容粗糙不堪不用說了，遣詞用句，彷彿時光倒流，又回到六、七十年代的極左時期。

左報對成名的大批判，對我來說一點都不陌生。過去一年，左報指名道姓批判我的文章，已經達七、八十篇，超過十萬字。這些不知所云的大批判，都是一些極左打手憑我在電台講過的，文章寫過的片言隻語，斷章取義，上綱上線，羅織罪名。這種手法，在過去幾十年的政治運動中，屢見不鮮。

極左打手們當然不會「講過就算」，大包圍十萬字的大批判，環繞的主題只有一個：叫港台炒我。我曾經向港台表示憂慮，並要求高層回應，但他們不知是否怕惹禍上身，避之惟恐不及，連屁也沒有放一個。於是十篇，又十篇，不達目的，誓不罷休。累積至七十多篇的時候，終於發揮到預期效用，我的「烽煙」節目主持人職務被撤換了，從此被滅嘴噤聲。

對付成名的手法，與對付我的幾乎是一模一樣的翻版。大批判文章毫無掩飾，非常赤裸，不只一次，不只一篇：「科大校董會應研究成名的所作所為，是否褻瀆師德和影響學校形象，是否應容忍這樣的所謂教授繼續誤人子弟？」

只寫幾十篇大批判文章，就可把一個被視為眼中釘的節目主持人滅嘴，太便宜，成本也實在太低了。食髓知味，他們沒有閒?，又把矛頭指向一位崢嶸敢言的學者，也是批判文章一篇接?一篇，要求科大炒成名魷魚。

千萬不要小覷這些文章的威力，千萬不要只說「左派批判是你的光榮」這種風?話，千萬不要高估任何機構掌權者的風骨，千萬不要以為他們會挺身捍?言論自由學術自由。批判文章增加到某個數目，壓力累積到某種程度，膝頭缺鈣的掌權者就會跪下，腰骨也無法伸直，為避免惹上麻煩，只會把你當成建功立業的犧牲品。

今天，為成名吶喊的人少之又少，我以過來人的身份，希望大家密切注視成名的情況，必要時挺身而出。面對不公不義，把頭別過去裝作看不到聽不見，下一受害者，肯定就是自己。

吳志森
資深傳媒工作者

練乙錚 - 三看烏坎三問港人

2011-12-22T09:48:00.001+08:00

信報 2011年12月22日

廣東陸豐市烏坎村的群眾運動有特殊意義，香港人尤其有責關注。筆者今天試提供分析此運動的三個參照點，並膽敢向有關港人提出三問。

事件的第一參照點是發生在1871年法國的巴黎公社。知道一點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的讀者，都會馬上看到二者之間的共同處。首先，當年的巴黎和今天的烏坎的原來地方政權，包括官僚機關和武裝力量，一下子完全消失；代之而起的，是當地群眾建立的臨時自治政權或組織。巴黎公社的臨時政權維持了六十多天，最後被凡爾賽政府（其時法國敗於普魯士之後的流亡中央政府）的軍隊武裝鎮壓，死人以萬計，悲劇收場。烏坎村的自治組織成立於本月初；其時，村幹部、公安怯於群眾運動聲勢，一個不剩落荒而逃，文件等物品都來不及收拾，村政府的辦公樓現在空空如也，上了封條由群眾把守。

巴黎烏坎難作比擬

其二，群眾為填補地方權力真空而設的臨時自治組織，是由民主選舉產生的。不同者，巴黎公社誕生之前，法國由復辟的拿破崙三世統治；此君原來與他的叔父拿破崙一世一樣，有鋪皇帝癮，起先通過普選上台，當了三年總統便策動政變，修改政體稱皇，故巴黎公社臨時政府由民主選舉產生，還原而已，而且發生在法國戰敗、皇權式微之際，本身不算太震撼。烏坎則不同，它的民主選舉是在整個中國大陸六十餘年一黨專政、黨勢大盛如日中天的情況下出現的，對中共而言，說是晴天霹靂也不為過（近年買好中共專制政權「模式」者，大概不會說「預咗」）。

事件的第二個參考點，可試從中共黨史上找。1931年中共在山西瑞金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不過那時中共已經得到蘇聯的幫助，瑞金政權遂有毛有翼，具備完整的政府功能，還發行自己的鈔票，而且存在了三年，烏坎實不可與之同日而語。瑞金政權成立之前，有「井岡山的鬥爭」，是黨直接領導的、非常成熟的武裝鬥爭，長時間與國民黨短兵相接，「段數」已經很高，烏坎亦無可比擬。

古老悲劇當地重演

再之前，中共在湖南、江西一帶發起「秋收起義」（黨史上亦稱「秋收暴動」）；但因為同樣是武裝鬥爭，起義之後還準備攻打長沙，而且地域規模大得多，烏坎也不能比。如果撇除暴力與非暴力這個不同點（烏坎乃非暴力），光從性質與規模看，黨史上提供最接近的參考點大概是1927年彭湃領導的「海陸豐農民運動」——不錯，也是在陸豐及附近地區發生，也是農民造反。

陸豐在汕尾海濱，旁有海豐，兩地一般合稱海陸豐。彭湃是海豐人，大地主家庭出身，辛亥革命後留學日本，在早稻田大學習政治經濟，本是一位基督徒，五四之後投身共產主義運動，是一個理想主義者。他參加「南昌起義」，失敗後，決意組織自己家鄉的農民運動；因為熟悉農村，工作得心應手，於1927年創立了「海陸豐蘇維埃工農兵政府」，堅持了一年多，是黨史上第一個蘇維埃政權，比瑞金蘇維埃還要早，連毛澤東也佩服，稱他為「農運之王」。

讀者可以看到，中國農民八十年前的悲劇，今天在海陸豐重演，同樣是土地問題，同樣是錢權勾結；不同者，是舊時農民跟共產黨起來造反，現在是農民自己起來造共產黨的反。革命者得天下之後腐化墮落，最後成為革命對象，中國的二十六史，從湯武革命起，大抵就是如此周而復始。及至中共，一個以農民運動起家的皇朝，再一次從搞土地改革墮落到搞土地掠奪，從根基底部動搖了自己政權的歷史合法性。烏坎事件一葉知秋，向大家提示：中國歷史似乎並未走出毛澤東滿懷自信以為已經走出的「歷史周期律」。

烏坎的第三個參照點應該從1949年共和國成立以來的自發群眾運動裏找；最明顯的，當是八九天安門事件。論起因，兩個事件很相似，都是貪官太多，民眾要反官倒。論訴求，天安門運動要求新聞出版自由及政治民主，並以法律形式保障；烏坎要求地方政府接受民眾監督，不能隻手遮天，官員應由公開公正的普選產生。這兩個運動的訴求都差不多，其實都是憲法已經明文保障的。不過，在不少方面，包括群眾的自治程度這方面，烏坎不僅繼承了天安門，甚或已經超越：

論持久，烏坎事件由開始至今三個月，已超過八九天安門事件；後者由當年4月中旬胡耀邦去世起，到六四屠城止，還不到兩個月。

論參與者成分，天安門多年輕學生、工人投入，烏坎則是以所有宗族、家庭為單位，不論男女老幼社群行業，都成為發動機，完全沒有內部阻力，結果是一個全體市民參與的總動員。

中央政府多月無聲

論發生場所，天安門運動是廣場運動；廣場運動有其優點，就是可以很快把運動訴求聚焦，但缺點是要佔領，非常不方便，而且一旦佔久了，當局要驅散參與者，藉口很多，美國華爾街及各地發生的「佔領運動」，便是好例子。烏坎，則是名副其實的社會運動，在社會每一角落、每條街上、每個單位、每戶人家裏就地發生，超越廣場，包括廣場，不必佔領，已然佔領。這個運動形態，是烏坎社會現實政經矛盾深廣度決定的，有其體制普遍性；運動蔓延到各地的話，一樣會以此形式出現。

論原動力，天安門很大程度上是由抽象理想驅動的，烏坎運動則源於具體利益被掠奪。要解決由抽象價值驅動的運動並防止重演，統治者只需擊破運動，進而重設民眾頭腦裏的觀念便可（看來中共在這方面做得不錯）；但是，因具體利益被掠奪而引起的運動，卻只能通過利益還原才能解決，而且不能只在一地還原，因為別的有同樣問題的地方，遲早會群起效法，進入運動狀態以取得利益還原。也就是說，體制問題須體制解決。而大陸農村現時發生的，是由黨員帶頭的體制性掠奪，要體制本身去解決，困難得多。

烏坎民眾呼籲中央政府出頭，但奇怪得很：中央政府三個月來在此重要事件上無半點公開表示！中央怎麼解決呢？上頭知道下面的地方政權都敗壞了，就算解決得烏坎的問題，烏坎就馬上成為星星之火，向全國四周燃燒、向上方燃燒。因此，中央一定要求地方就地解決。

斷水斷糧全球罕見

不過，汕尾與烏坎地方政府出什麼招，大家早可猜想到：一、事發後馬上和村代表會面，隨即聲稱「問題基本解決」——再鬧，就是你心懷不軌（做了）；二、把運動的中堅打成壞分子，抓一批、殺幾個（做了）；三、指控《南周》和一些境外媒體別有用心，是受敵對勢力指使（做了）；四、試圖切斷出事地點與外界接觸，封網、割線、阻外人進入（做了）；五、準備鎮壓——斷水、斷糧（做了）。

最後一點，猶如天安門的坦克，也是共和國的第一次。用集體餓死、渴死為手段，對付有正當訴求的自己人民，除了今天的中共黨官，筆者還想不起近代世界上有哪個政權曾這樣做過【註】。怎麼辦呢？現在中間着墨由省政府出頭，也不外玩兩面手法，懲處一兩個市級當政官員、抓起運動的帶頭人，把火種撲滅，同時增強全國各地的專政維穩機器。能否奏一時之效，大家就看此黨的造化。

烏坎勢危應予聲援

烏坎土地問題，肇於當地黨官胡作非為，倒賣土地與香港地產開發商聯手獲利。弄到如此局面，筆者認為港人是有責任的。為此，筆者膽敢提出三問。

香港地產開發商和大陸各地官員勾結，瓜分國內人民土地，恐怕不限於烏坎。那些江蘇姑爺珠海姑爺，二三十年來在大陸風光得很，地產項目發展快如閃電，還常常慨歎香港公務員項目審批速度慢，環保團體阻住地球轉，拖慢「香港發展」。試問，當年大陸人民的維權意識薄弱甚或根本無有，這些財雄勢大的地產姑爺們有沒有像在烏坎的一樣，於全國各地與各級黨政要員打龍通，掠奪土地予取予攜，一天等於香港二十年？此第一問。

美國自1977年起，有國內法規範國民及美國企業在外國的商業行為；如有在外國以任何利益為手段行賄當地官員者，如同在國內犯法，可以刑事起訴，最高罰款二千五百萬美元及入獄二十年（American Foreign Corrupt Practices Act, 「FCPA」）。1998年，OECD（發達國經合組織）當中的二十九國通過了協議，同意各自推動類似的國內立法。英國去年修訂並通過了了它的Bribery Act，其中第六章便是有關這方面的規範。現在，G7國家除了加拿大，都有類似的法律了。

大陸黨政貪官多如牛毛，港商肆無忌憚與其勾結，直接損害大陸人民利益，實在不可饒恕。故筆者認為，香港也應進行同樣的立法工作，並於立法之後嚴格執行。若有港商、港企在此法之下獲罪，港人更應杯葛他們的公司股票及產品。此立法工作能否展開、能否順利進行，端視本地商界在大陸有頭有面的大人物（特別是那些如同擁有內地政治通行證的港區全國或地方人大、政協）能否不為私利、多為國家，與立會衷誠合作。特區政府、立法會及有關方面的官員、政黨、團體、個人願意嗎？此第二問。

筆者希望烏坎運動和平發展，但一來擔心中央黨政分裂無作為，地方黨政官員遂敢冒天下之大不韙，進行圍堵，最後血腥鎮壓；二來擔心中央未表態，也許只是山雨欲來。回想六四前夕，中央分裂了，一度無作為，之後主殺派得勢，馬上下令共軍屠城。此刻政治局常委可能正在鬥得不可開交；筆者留意到溫家寶近日取消了接見兩位重要外賓的消息。

港人有深切責任在此時發聲，以助免除烏坎民眾的可能一劫。立會各議員應不分黨派，共推一個議案，譴責汕尾當局對烏坎實施的野蠻斷水斷糧行為，並要求中央及各級黨政機關保證不用暴力及其他非法行為對付烏坎市民、作秋後算賬。四名角逐特首大位者，亦應立即發表聲明，向中央政府作同樣呼籲。代表港人發聲支援烏坎民眾，這些人願意嗎？此第三問。

天安門之後二十二年，無良黨官狼性依舊，甚或因國勢上升、專政資源強化而大大膨脹了。耶誕在即，舉世歡騰無暇顧及之際，烏坎人民卻危在旦夕。港人應該再次有所行動，面北發聲。

註：讀者請看此視頻：www.youtube.com/watch?v=2fGCpHdDT3U

《信報》特約評論員

陳雲 - 公共語文，豈可苟簡？

2011-12-22T00:33:00.002+08:00

世紀．文字江湖﹕公共語文，豈可苟簡？

2011年12月21日

【明報專訊】香港警務處在屯門良景邨及上水火車站旁樹立簡體字告示，這是首次香港官方在香港市民的日常生活空間使用中共的簡體字。良景邨的告示是「行人路上踏單車會被檢控」，告示牌之側，不立正楷版本。上水火車站旁邊是水貨客集散地，欄杆上的告示是「貨物阻街會被檢控，亂泊單車會被清走，亂拋垃圾罰款千五」，正楷漢字的告示與簡體字版本相間出現。

然而，除卻邊防禁區之外，香港的官方告示從來都不應用簡體字，這是違反香港官方語言通則的。簡體字出現在警察告示牌上，是香港大陸化的徵兆，不能視作等閒。此外，太平山頂有簡體字巴士站牌，幾個大陸遊客購物區的惠康超市出現簡體字宣傳標語，香港機場離境大堂內的大家樂快餐廳，也出現純用簡體字的餐牌告示，這是不尋常的改動。

正楷漢字造字合理，稍有字體辨認能力的大陸人都可讀懂，况且另有圖解及環境提示。而即使他們不能讀懂，香港官方也毋須遷就他們。大陸人來到香港，正要體驗香港文化，不稀罕看到簡體告示。香港官方機構這樣寫，大陸人不會感激你，只會鄙視你。從政，要有智慧：你愈遷就大陸人，他們會愈多投訴，諸多需索，令你疲於奔命。做官的只要說一句：「我相信大陸同胞的語文智力，可以讀得懂。」他們就不好意思要求簡體字告示。

以筆者拍攝到的上水簡體字警察告示而言，即使同時配以正楷漢字和英文，也是毫無必要的。例如附圖的告示，「請勿亂拋垃圾，定額罰款$1,500」大陸人不認得讀正楷漢字的「亂」字，也讀得懂「請勿拋垃圾違者定額罰款$1,500」。香港人到日本，單憑日文漢字和圖解，也猜到公共告示何解。

近日留意警方告示多了，發現香港官方的語文真的退步。例如沙田公園側邊的單車徑，上面寫了警方的告示「行人路上不騎車單車徑上不步行／跑步」(Don't cycle on the Pavement. Don't walk/run on the cycle track.)，教人搖頭歎息。首先，中文禁令是用不得、不許、勿、切勿之類的詞，不能單獨用「不」。單詞「不」，意思是含混的，是不必、不須，還是無？例如讚揚社會安寧的「路不拾遺，夜不閉戶」，裏面的「不」，就是不必，或無人這樣做的意思，並非不准的意思。

警方告示的後半句，用了英文的「/」號，更是觸犯公文大忌。這個標點符號曖昧得很，邏輯上是A or B or both之意(甲或乙或兩者皆是)。英文的公文指導書，就教人不如直接寫清楚，是「或」還是兩者都是。講到一詞多義，中文本來就有辦法，常用的同義複詞「行走」，就是行或走或既行亦走之意。寫「行人路上勿騎車單車徑上勿行走」，豈不更清楚？草擬警察公告的文書人員，顯然是脫離常用詞彙，也無信心用淺白古文。

沙田的行人天橋上，也有一則警方告示，貌似搞笑：「騎單車人仕注意：行人天橋，不准策騎單車。只准推行，否則會被檢控」。初看以為警方故弄玄虛，單車也有策騎的麼？

細看法例，原來控告行人路上騎單車的罪名，引自香港法例第228章《簡易程序治罪條例》第4條「妨擾罪及雜項罪行」第8節「無明顯需要而在行人路上策騎或駕駛；或在顧及一切有關情况下，在公眾地方罔顧後果或疏忽地策騎或駕駛，或其策騎或駕駛的速度或方式會對公眾產生危險；或在超越或遇上另一匹被策騎的動物或另一部駕駛中的車輛時，不沿用合乎慣例的一邊路面」。從同段的法例可見，策騎的是馬匹，不是單車。

警方告示用策騎單車，是由於無法徵引適合的法例來懲處，故此用策騎驢馬的罪名來控告。早年，香港行人稀疏，也無單車徑之設，行人路上以慢速騎單車是很普遍的。法例未改變，就只好寫定「策騎單車」，掩人耳目，以便控告了。原來，警方文書人員的頭腦，是用到這些地方去的。

[圖、文．陳雲]

古德明 - 那些年的最好之一

2011-12-21T09:55:00.000+08:00

am730 中華正聲專欄 2011年12月21日

讀現代漢語，我經常想起李白《古風》詩：「郢客吟《白雪》」，遺響飛青天。徒勞歌此曲，舉世誰為傳？試為《巴人》唱，和者乃數千。」《陽春白雪》少人唱和，《下里巴人》則萬口爭傳，這話一點不假。

那些年

台灣作家九把刀小說《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最近拍成電影，「那些年」馬上成為流行詞語。上海作家毛尖今年六月發表《約夏貝爾》一文說：「那些年，我們唯讀外國詩。」香港教育學院副教授沈旭暉十一月發表公開信，題目是：「那些年，我們一起聽過的黃毓民。」「那些年」應是英文in those years的化身。

從前，中國人會說「當年」、「當時」、「當日」。例如陸游《訴衷情》寫自己少年時候：「當年萬里覓封侯，匹馬戍梁州。」李白《贈從弟南平太守之遙》寫自己一朝得志：「當時(從前)笑我微賤者，卻來請謁為交歡。」李商隱《華清宮》寫楊貴妃不和君主上驪山取樂，就不會有安史之亂：「當日不來高處舞，可能(怎會)天下有胡塵？」簡潔的「當年」等，為甚麼要變做「那些年」？

最……之一

香港高中文學課本有作家丁西林簡介：「丁西林是五四以來最有影響的話劇作家之一。」本月十一日，重慶政法委員會書記劉光磊也說：「重慶已成為全國最穩定的地區之一。」這「最……之一」，骨子裡又是英文。

英文有one of the most…說法，直譯正是「最……之一」。例如英國作家狄更斯名著《雙城記》第三卷第九回有以下句子：You were one of the best patriots。這一句，現代漢語會譯做「你是最出色的愛國者之一」，但中文不會這樣說。中文的「最」字，有「無與倫比」含義。例如《史記》卷五十三漢高祖劉邦開國，論功行賞，「以蕭何功最盛」，但也有人認為「曹參功最多」，最後論定「蕭何第一，曹參次之」。中國人不會說「蕭何，功最盛者之一」。既云「之一」，就不是「最」。

One of the most…其實等於「非常」、「十分」、「不凡」或「很」。此外還可譯作「出類拔萃」、「數一數二」、「名列前茅」等。請看《三國演義》第六十回張松論西蜀歷代人才無數：「出乎其類，拔乎其萃者，不可勝記。」《醒世恒言》第二十卷說縣丞職位的待遇優渥：「縣丞乃是數一數二的美缺。」《嘯亭續錄》卷四說清朝莫晉讀書，獲老師賞識：「每考，必列前茅。」「前茅」是行軍走在最前面的隊伍。中文會說「論穩定，重慶名列全國前茅」、「丁西林是影響非凡的劇作家」、「你是非常出色的愛國者」等等，怎會說甚麼「最……之一」？

古德明
作者專研中英文，以寫作、翻譯為業。　　(逢周三刊登)

陳雲 - 聖誕食波蘭鵝

2011-12-20T09:56:00.000+08:00

am730 轉角專欄 2011年12月20日

聖誕節食火雞，並非西方傳統，而是近代風俗。家裡布置聖誕樹、交換禮物、壁爐夜話、小孩在賓客面前彈唱演藝，也是近二百年的市民階級和城市核心家庭的風俗，不很古老。

聖誕大餐烤火雞，雞腹內釀栗子、薯仔等，伴以小椰菜、薯蓉和紅莓汁而食，看來豐盛，味道卻是不敢恭維，尤其是火雞肉質之粗糙，肉味之寡淡，可謂禽鳥之中最難食者。故此蘸火雞肉的醬汁，是聖誕大餐的成敗要素。

於歐洲人而言，聖誕無疑是本土與異域風俗的大雜燴，伯利恆、東方三博士、香料、神秘的聖尼古拉斯、鹿車、木製玩具和聖誕音樂，也不在乎另加一道異域飲食——火雞。火雞成為聖誕大餐，是由於出自異域，物以罕為貴，十六世紀由西班牙人從南美洲帶入歐洲，成為貴族盤中之物，當時誤以為此鳥經由土耳其運來，故名之為turkey。火雞未入歐洲之前，聖誕食鵝，山民偶然有鹿肉或野豬肉。即使後來上流社會時興食火雞，鵝仍是平民聖誕之美饌。

直至十九世紀，歐洲人生活艱苦，聖誕食鵝是大件事，甚至要平日每月給商販或鵝農供款，聖誕才儲到錢食肥鵝。「鵝會」(gooseclub)好似香港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之前的供「月餅會」，都是期貨的初期模樣。英國小說家查爾斯•狄更斯的《小氣財神》(《聖誕頌歌》A Christmas Carol 1843)裡面的卡樂捷(Cratchi)一家，正是鵝會的成員，月供幾便士(pennies)，聖誕可領鵝。第三章記載了他們煮鵝的情景：卡樂捷太太煮稠肉汁、彼德壓薯蓉、白蓮達太太煮甜蘋果醬、瑪莎擦碟。小孩坐定，人人口含鐵匙，準備大啖鵝肉。

旅居德國的時候，我也試過煮聖誕鵝(Weihnachtsgans)。煮的是好大、好便宜的波蘭急凍鵝，要漏夜放在暖氣管上解凍。塞入栗子、香草、蘋果、梨乾、橙肉、胡蘿蔔、洋蔥、蒜苗之類，放入焗爐一個半小時，鵝身抹鹽、肉桂粉、乾蒜粉，不時拿出來傾出肉汁。肉汁之後用小鑊煮稠，用紅椰菜、香草嫩薯仔伴碟。將蔬菜釀入鵝肚，有如放糧入倉，鵝烤得吱吱滴油，鵝肚又如滴水岩洞，蔬菜吸收肉汁，涓滴不失。這種聖誕鵝的煮法，一看便知是貧民之食：鵝雖大，鵝肉仍不夠分，於是將難食的蔬菜蘸滿鵝油調味，餵飽一家大小。

聖誕除了慶祝耶穌基督帶來福音之外，也是分享的時候，分享錢財、食物、歡樂、信仰。平安夜唱聖詩、報佳音，就是分享平安喜樂。即使不是基督徒，旅居海外，可以煮聖誕鵝、聽聖詩、入主教府望彌撒，亦是人生一大樂事。

陳雲
文化評論人，德國哥廷根大學民俗學博士，《中文解毒》系列作者。

孔捷生 - 太監的性想像

2011-12-20T00:42:00.000+08:00

香港蘋果日報 2011年12月19日

太監有沒有性生活？據說是有的，只限於混得有頭有臉的高級太監，虛鳳假凰地在宮外私宅包養一個，二奶小三倒不必了，反正是擺設，少而精，多無益。至於宮內為數眾多的太監亦有性想像，卻蒼白而且扭曲，給皇上和嬪妃侍寢本是直觀性教育，但在太監看來，男女行房的表情和呻吟，足見其痛楚之深。

作家王朔用太監比喻「愛國奴」暨「愛國賊」一類的庸眾和群氓，他寫道：「沒選票，沒土地，沒政治權利的一群人，聚在一起高談民主的壞處。我彷彿看到，一群太監在說性生活多傷身體，幸虧咱們閹了。」太監從肉體到精神都不能勃起，庸眾和群氓的器官卻時常充血和勃起，動輒「說不」和「不高興」，甚麼自由民主，甚麼普世價值，都是西方霸權忽悠中國人的五毒散。太監沒有性體驗，庸眾對民主法治也無認知，選舉、憲政、權力制衡、政黨輪替，都是自找麻煩，天下讓一黨當政，事無巨細都由政府管着多麼省心！

然而高級太監的性想像與庸庸碌碌的小太監們略有不同，虛鳳假凰是一種身份的象徵，無民主之實而有民主之名，正好掩蓋生理和心理殘缺。根據天朝翰林院大學士（中國社會科學院）歸納，毛時代解決了挨打問題；鄧時代解決了挨餓問題；現在要解決挨罵問題。於是把民主虛懸起來做幌子，它就是好東西。最近《環球時報》奉旨做民意調查，據稱近九成受訪者認同民主是好東西；七成七認同民主是大趨勢；卻又八成認為民主有不同模式，美國式只是其中一種；六成認為中國可建設不同於西方的民主模式。

《環球時報》的民意調查主旨說得明白，「中國在民主問題上一直處於被西方批判的位置……民主是好東西，我們也需要民主，但是我們真正需要的民主是甚麼樣的？西方模式的民主是唯一的民主實現形式嗎？」說穿了都是廢話，誰要中國要照抄美國？法國式民主和美國式還不一樣呢。正如作家王朔所言，中國人沒選票、沒土地、沒政治權利，給他們這些不就開始民主了嗎？否則喊一萬遍民主是好東西，它始終不是個東西。

其實中共許多仁人志士對民主有着真誠憧憬和切實追求，抗戰時期第二次國共合作，中共一度反省蘇維埃時期的路線，提出保證人民各項民主權利，彭德懷根據這一精神在軍政幹部大會談民主教育。不多久毛澤東就致信彭德懷，對他提出甲乙丙丁多條批評。簡言之，彭認為民主是目的，毛認為是手段；彭認為言論出版自由是思想自由的保障，毛認為是發動群眾的手段；彭要反封建，毛要階級鬥爭。彭德懷的民主理念儘管還粗略，卻符合普世標準，後來胡耀邦和晚年趙紫陽繼承的就是這一思想脈絡，而鄧小平及其後江、胡秉持的正是毛的律條。幾代下來，更繁衍出精神人格被閹割的袞袞庸眾，黨意志為民主特製的鳥籠，正符合大小太監們對性的想像空間。回到王朔那句話：「性生活多傷身體，幸虧咱們閹了。」

陳雲 - 多情之夫妻愛——重讀《浮生六記》

2011-12-19T10:48:00.000+08:00

2011年12月18日

【明報專訊】讀者問我讀什麼書，可以轉化氣質，磨礪文筆，我舉的多是明清與民初的小品與筆記，外加魏晉《世說新語》。明清前承唐宋，後開民國，距今不遠，時代相近，文言寫得淺白，白話寫得精煉，情態清雅而平易近人，不論文心與文筆，都可學而得之。清之性情文章，沈復之《浮生六記》，誠真而純樸，不可多得，林語堂讀之即翻譯為英文，傳播世界。手上的袖珍本，不時翻閱，見沈復坎坷跌宕而偷歡自得，有閱世療心之功。今日寫者，是一私之見，乃臆測沈復之愛妻芸娘乃女子同性戀（lesbian）而與丈夫共享所愛之美事。

讀之得以寬懷

沈復生於師爺世家，以幕僚及酒業為生，窮困時亦賣書畫。其人性情坦蕩，仗義疏財，其妻則優雅、纖巧、義氣而癡情，生於乾隆盛世、滄浪亭側而家道中落，後因芸娘與娼妓結拜及沈復與西人高利貸擔保而被嚴父逐出門庭，乃至命運潦倒，生計不保，一家流離失所，寄居別處，子女託人照顧。此種生活形態，正是今日香港中產階級趨向貧困之寫照。可幸者，是沈復夫婦情篤，好做詩、栽花、盆景、煮茶、遊覽，結交廣闊，困厄之中亦有雅趣，且沈復將畢生經歷寫於自傳散文，而《浮生六記》又有幸流傳世上，令無數人讀之得以寬懷，頗有藝術拯救人生之意。

《浮生六記》只存四記，後兩記「中山記歷」及「養生記逍」（或作「養生記道」）乃後人偽託。「中山記歷」改自清人李鼎元《使琉球記》，情節驚險，「養生記逍」乃補綴之作，文筆無趣，增長知識而已。兒時最喜讀的是「閑情記趣」及「浪游記快」兩章，前者寫種花、造園及栽盆景，正是我童年樂趣，後者寫各地遊歷及舊時文人冶遊之樂，沈復遍遊中國，且與幕友尋花問柳，見識天下佳麗。自誇四處做幕僚而遊歷廣闊﹕「余游幕三十年來，天下所未到者，蜀中、黔中與滇南耳」。讀者隨之神遊，可謂雖不能至，心嚮往之。「閑情記趣」最動人一節，是芸娘僱請老翁挑餛飩擔到郊外，方便眾人野炊，觀賞菜花田。飽食之後，煮茶、溫酒而詠詩，乃至紅日將盡，沈復思食粥，老者買米煮之。此文人郊遊，比不上王羲之蘭亭雅集，曲水流觴，也是常人可及之樂。

沈復被逐分家之後，開店賣畫，隔鄰有「西人」放高利貸，沈復擔保友人借錢五十金而被牽連，遭其父斥責，於是驅逐。此「西人」不知是何國之人，也許是乾隆年間來華經商之歐洲白人。當時沈復常提及之「番銀」，乃墨西哥銀圓。又他在「浪游記快」，記錄浙江上洋之郡園亭林，乃洋商捐資修建。在沈復自傳偶然讀到洋人在清朝盛世之活動，也是樂趣。

同性之愛

近十年喜讀「閨房記樂」及「坎坷記愁」，篇章不長，有時交替而讀，有時對調而讀，印證人生苦樂參半也。「閨房記樂」最為今人驚訝者，是芸娘見沈復與其友徐秀峰自廣東做幕僚歸來，而秀峰攜有美妾，芸娘見了，說她雖美而欠韻味，秀峰賭氣說芸娘之夫婿納妾，必是嬌美而有韻味的了？芸娘竟然一口咬定，於是四處打聽，而其夫初時不以為然。及後，見名妓冷香之女，名憨園，年華二八，亭亭玉立，貌美而有文思，可謂「一泓秋水照人寒」，芸娘見之，「歡同舊識，攜手登山，備覽名勝」，夜飲野芳濱，泊船之後，芸娘着其夫陪友，而自與憨園共宿一舟，次日憨園與芸娘喁喁密語，結為姐妹，芸娘將翡翠釧子贈送，套於憨園臂上。定情之後，轉而向其母冷香談婚娶之事，然而憨園後來被豪客奪去，豪客多金，且答允奉養憨園之母冷香也。因憨園被奪，而芸娘素有之血疾（吐血之病）發作，家翁又斥責她與娼妓結盟姐妹，敗壞家風而驅逐之，輾轉流離，竟然香消玉殞。

沈復在《閨房記樂》末端，透露端倪，問其妻是否想效法兩互相愛慕之女子同侍一夫之事﹕「余笑曰﹕『卿將效笠翁之《憐香伴》耶？』芸曰﹕『然。』」《憐香伴》出自李漁《笠翁十種曲》，寫兩名私訂終身之女子（崔箋雲與曹語花）無法婚姻而長相廝守，崔箋雲嫁先予范介夫而再納曹語花為妾之故事，即兩名同性戀女子借同侍一夫而合家團聚。李漁此劇，在當時乃驚天之作。芸娘好男扮女裝而與夫婿出遊，未嫁之時又多結拜姐妹，但並非急色，而是要為夫婿尋覓可堪匹配之美妾，後來自己也心生喜歡而已。

成人之美

沈復《憐香伴》之問，乃明知故問，而芸娘也大方承認，夫妻終無妒忌，以慾望及美意坦誠相對。之前夫妻遊太湖，沈復請船妓素雲來陪酒，三人在萬年橋下暢談，素雲不勝罰酒而醉，狂態畢露，芸娘叫其夫撫摸素雲之身，之後自行乘輿歸去，留下其夫與素雲在船上「茶話片刻，步月而回」，也是成人之美。及後，友人魯半舫之母私下告知芸娘，說他夫婿曾於萬年橋舟中挾兩妓而飲，芸娘則說其中一人就是她，於是魯夫人大笑。

芸娘乃同性戀、雙性戀，我日前偶然閱讀得之，後來查證，發現有數篇文學論文以此為題，然而多是以現代女性主義之性愛解放觀點而寫，有些生硬，未能盡古人之豁達與隨心。沈復與芸娘，都是多情又癡情之人，一度成為神仙美眷，兩人都是豪情義氣而成人之美，乃至不為世間所容。年少時讀之而悲，今日重讀，則不覺其悲，只覺其美。人生不在久長，而在快慰而已。

毛孟靜 - 未圓的香港夢

2011-12-19T10:42:00.000+08:00

信報 2011年12月19日

在《信報》定期佔一小篇幅，這上下，也有二十年了吧。每次下筆，都嚴陣以待，我手寫我心；近年，更因為練乙錚的一句：I have spoken my view, and thereby saved my soul，更覺得人生匆匆一場，一些公道精神、人倫價值，必須有許多的堅持，為後世來點交代。

誰當特首押注正確

天下無不散的筵席，經濟大儒說的：In the long run, we are all dead。三日前收到通知，這個欄，今天是最後見報一篇。許多念頭，紛至沓來，排第一的，仍然是香港前途問題。那是1980年，得胡菊人先生之邀，寫一篇〈誰任下屆港督？〉；做了好些資料搜集後，結論答案：尤德；成了那一期《百姓》雜誌的封面故事，一份新聞成就感，開始了評時論政的生涯。

三十年後，今日香港的熱門話題，仍然不就是「誰任下屆特首」？最諷刺的是，英殖時期，講明是殖民统治，誰做領袖，要等倫敦欽點；九七後，特區「高度自治」了，最終仍然要靜候北京發落。

「靜」候？不，非常喧嘩。看整個社會興興頭頭的「豬狼說」，一個蠢、一個狠？不要緊，最要緊是別押錯注。這齣戲看得最開心的，該就是北大爺：香港同胞們，大家有得揀吓！什麼爭取07、08年雙普選，早已煙消雲散，中南海已「半」錘定音說，一人一票嘛，這個「可以」在再下屆，即2017年普選特首。說的是「可以」，沒有百分百肯定，但這樁事，確是很難再拖。

眾所周知，北京只喜歡預知結果的選舉，所以要未雨綢繆，為2017悉心鋪排，不能一個不好，選出個不聽話的「長毛」一類人物做特首。

鋪排造勢，由區議會選舉開始，尤其因為這一屆將出現「超級」區議員，由全香港選民選入明年的新一屆立法會，這些人得票隨時以數十萬，甚至上百萬計，可以挾數字自重，成為「民意先鋒」；若選出來的都是聽聽話話一派，背靠祖國，支持中央，做好個勢頭，那北京老大哥們都可以比較放心，睡得比較好。於是，回看區選種票兼種人一幕，果然就像夕陽特首曾蔭權（爵士）說的，「見怪不怪」！

到了眼前的特首選舉，梁振英與唐英年之間，滿城風雨也似地「有得揀」，於是出了兩人民望、民意比併一筆。這個，北京就比較難有say了，總不成去叫鍾庭耀等一流的pollsters「識做」。

自由市場也有勾結

話說民意，上周辦了個英語工作坊，來赴會的都是出色的高中和大學生，也有現職的英語教師，我們用洋話討論這個本土議題：若有一票在手，你揀誰？有人即問，那個叫Albert（何俊仁）的泛民候選人呢？有人即答：他只是個token！

揀豬，亦即揀唐英年的人，有兩大理由。一是說此人差得不能再差，會把香港置諸死地，但這卻就是好！最好是可以激發一百萬人上街，幫忙帶出像奥巴馬口號的CHANGE，這叫「置諸死地而後生」……。令人聯想董建華朝代如何有意無意地幫忙提升香港人的民主意識，也令人聯想法王路易十五歷史傳聞中的一句：Apres moi, le deluge.（After me, the flood.）；之後，就有法國大革命了。有點出奇的是，這個論調來自比較年長的人，原來講民主，中年人會比年輕人更不耐煩。

理由二，掉過頭來，反而是高中生要擁抱繁榮安定：看，唐英年與商界拍膊頭關係好，香港金融中心的地位就可「順住去」。有反問，不擔心官商勾結？答：香港到底是自由市場。

年輕人自有見地，也許尚未看到自由市場的「圍威喂」、官商之間的互相搔背抓癢。我們續談自由市場之父亞當．史密斯的生意人利益論。遺憾的是，不管美孚居民如何高調抗議地產商在他們的家前面要兜口兜面起樓，要反地產霸權；大家一起慨嘆，香港人似乎大都事不關己，己不勞心。

那個主題「兩害取其輕」的分享環節，投票走勢大概3：7比，梁振英贏。這個比重，不符合特首選委選舉中、唐英年看來穩操勝券的結果。民意跟小圈子選舉果然有落差。更大的落差，來自上周二的一個午餐聚會，圍坐為數半打的IT人，清一色說寧願揀狼。

權宜政治充斥特區

即使仍然是預知結果的特首選舉，但若有違大圍民意，北大爺面子上不好看之餘，更要擔心因此而令2017年的特首普選鋪排有誤——這一次花了這許氣力工夫，找來這個咖哩啡點綴，那個跑龍套裝飾，扭盡六壬完畢，最終出來的訊息，竟然仍是「小圈子選舉荒謬，阿爺欽點可笑」!

不敢自稱對北京的鷹鴿幫派、宮廷政治有深刻認識，但顯而易見，中南海有人認為，民望高低，可以透過「人民的教科書」——即今日傳媒——指點之。九七後本地傳媒的變遷，自我審查之風之盛，這些年下來，大家有目共睹，不必再贅。當連香港電台都撐不住，連一個吳志森主持的phone in節目都受不了，都要除之而後快，其他光怪陸離現象，都可抄曾蔭權的一句：見怪不怪。

比起英殖時期，今日特區更充斥權宜政治，political expediency、expedient politics；一切只為利益，但求就手，整個城市就像一間巨型的便利店。小橋流水，跨過新世紀，處身全球化，繼續要問的，仍然是香港前途問題。

香港幾時有真民主？這是最大的、未圓的香港夢。

星期日現場：農民起義 (烏坎)

2011-12-18T10:30:00.004+08:00

2011年12月18日

【明報專訊】「打倒貪官」！「還我耕地」！「血債血償」！

這是在烏坎村內，上至老邁村民，年輕壯丁，下至婦孺幼童每天都高喊着的口號。村民口中除了怒吼的言詞外，還有含着淚水的眼神，也充滿了怨恨和哀痛。

儘管汕尾當局嚴格限制內地媒體報道烏坎村事件，但仍無法阻止村民把公安封村消息通過網絡及僑居外地的親友對外發放；外國記者突破封鎖成功入村採訪，近千人跪地哀求希望真相報道，彷彿當下只有境外記者是他們的救星，事實上受屈村民向記者下跪求助情景不是沒有見過，只是近千人下跪哀求，估計任何一位到場的「良心記者」無不動容。

正是這場由村民與官商博弈對流形成「烏坎風暴」，把已經極缺誠信的中國政府，吹得更體無完膚，進一步把地方官吏的極權暴力政治揭示給外國「欣賞」。

由今年九月，村代表薛錦波與村民發起的對抗官商勾結，爭取討回被私下賣走的數萬畝農地，示威、抗議原是有序進行，公安克制，然而，政府又再實施秋後算帳的一貫伎倆，三個月後武力攻村，施放催淚彈，動用黑勢力挾走薛錦波，短短三兩日，正值壯年的薛錦波被指猝死，而後禁止家人驗屍，十餘大漢監控着家屬禁止其拍照，繼而通過官方指定媒體發放採訪內容，包括採訪同囚的目擊證人指死者薛錦波死於自然，再訪問自己安排的法醫解釋驗屍結果無可疑，這一記爭取話語權的工夫確是做了，可惜仍無法令尋求真相的外媒相信。

反觀村民這一方，自發組織抗爭隊伍，冒着被捕風險帶外媒入村，讓記者親身看見村內真實情况，隨意讓記者自由採訪並沿路保護，甚至有外國記者基於安全理由無法離開烏坎村，村民亦主動開放居室和讓出棉被給記者暫時棲身，儘管封村下糧食欠缺，村民依然為記者煮上獨特的潮汕粥和簡便飯餐，讓他們有足夠精神去採訪。為了讓前來採訪的記者即時把消息發布，有村民開放互聯網絡，提供WIFI連線，外國攝影記者每拍到一定的照片時，就在「無線網路中心」內傳送照片。試問這難道不是更得「人心」麼？

為保護農地而抗爭

老村民張大叔（化名）帶記者到傍海的草地，遙指遠處的海面，「以前村民早上出海捕魚，下午回來務農，腳下這片土地非常肥沃，不用灌溉，稻田已能長至人高，畝產千斤，但現在已被填成一片平地，農民想種田也無田可耕」。張大叔邊說邊嘆氣，他埋怨村內的惡官，自行私賣土地，村民敢怒不敢言，「這舊房子是ＸＸ副書記，他把房子前的空地佔為己有，然後找人鋪了水泥，把原來的行人道堵了，村民要另外繞行」。張大叔繼續道出村民忍在心裏的怨氣，他說﹕「若不是薛錦波如此不明不白死了，村民也不一定那麼決心與貪官惡霸對着幹，實在是官逼民反！烏坎村民世代在這裏生活，只為保着自己的田地，若然農地一一被私下賣走，錢也分毫沒有，將來子孫如何過日子？」

抗爭手法漸趨成熟

官民抗爭，在內地已非什麼新鮮事，然而這次事件，着實帶來一些新的視野。

烏坎村民一般文化水平不高，卻也天生悍性，素來「天上雷公，地下海陸豐」就是指海陸豐一帶的村民，生性剛烈，遇到外族干犯時，往往齊心協力對付。諷刺的是，中國第一個農村蘇維埃政權「海豐、陸豐縣蘇維埃政府」就是一九二七年十月在陸豐建立，領導者彭湃被中共推崇為農民運動英雄，卻不料時移世易，這裏的鄉親又再走上了抗爭之路。

自從十二月防暴特警武力攻局勢急轉直下之後，村民在短時間內組成一支「抗暴隊」，在多個村口用樹木石塊設成路障，防止公安車挺進，然而村民也沒有把寬闊的行車道堵塞，以避免當局有藉口指村民非法堵塞交通，每個村口路障除了有小孩和婦女日夜輪流站崗守望以外，亦有年輕壯丁把關，壯丁手持對講機，與其他村口的守望者不時通話，並接受村內「指揮部」的詢問匯報。在進村的其他小路，防禦工作絕不鬆懈，進村小路狹窄，村民把兩旁樹木砍下來橫卧着，用自制的釘板插放在路障前，又在小路上挖了坑道，足以把企圖進村公安車輪呔卡死在坑道內。村民又自備長棍，由年輕男子把持着，這樣的防禦網，一般只為「打工交差」的而沒有配備槍械彈藥的公安派出所警員來說，確是起到震懾作用。

有村民告訴記者﹕汕尾地區過往發生不少警民衝突，最嚴重的要算○五年紅海灣東州鎮事件，當年村民抗議政府徵地建發電廠，村民用漁炮反抗防捕警察又堵塞路口，給當局大有藉口開槍鎮壓，這次他們學乖了，既不堵公路也不用火藥裝備。

在村內，平常用作演大戲的戲台成為聲討貪官講台，村代表不時向村民透過揚聲器宣讀政府公布的公稿內容，每當提及村民受煽動、呼籲首領投降等內容時，村民都以憤怒的表情、高舉握緊的拳頭高聲抗議。

教下代非暴力抗爭

薛錦波之死，一石擊起千重浪，村民醒覺地方政府的貪腐無可救藥，唯有自救，在面對政府單方面指摘村民非法組織集會、勾結境外勢力的指控，他們一方面以最不暴力的合理手段來抵禦防暴公安入村搜捕，一方面不斷向村民灌輸民主選舉意識，村民說，四十多年來從沒有自己的選舉，他們的訴求正是現今全國基層的呼喚。

另一方面，村民亦用不同方法，把消息告知外地親友，然後不斷在微博、推特上發布，雖然微博上的網監竭力地刪走相關消息和相片，但每當刪走一段時，可能已出現另外五段消息，使網管疲於奔命。

在面對地方政府以公權力和武裝力量去對付烏坎村民，村民的武器，看來只有「齊心」，只有「傳播真相」，只有「呼籲中央政府介入」，然而，這些「武器」能否阻止鎮壓，能否換來屬於祖祖輩輩的土地？筆者比較悲觀，總擔心事件恐怕仍以流血收場，或待外媒減少關注後，公安逐一搜捕，再安加罪狀，這就是現今的暴力政權。

文、圖東邪西毒（twitter: @gzdxxd）

長平 - 烏坎改寫抗爭史

2011-12-18T10:22:00.002+08:00

2011年12月18日

【明報專訊】先是若干次小規模上訪和示威，政府除了一如既往派出警察圍堵之外，沒有打開更多的溝通渠道，終於釀成一次大規模示威活動。規模雖然盛大，但秩序井然，理性克制，在高呼「反對獨裁」、「還我人權」、「懲治腐敗」的同時，也打出「擁護共產黨」的標語。由於仍然只有盾牌，警棍和催淚彈代表政府，衝突勢在必然。

一直躲閃的政府突然冒了出來，不無亢奮地為這次示威活動定性，稱其僅有少數人參與，動機雖然良好，但被別有用心的境外敵對勢力利用。同時，宣布民眾自己成立的自治組織為非法組織，對為首者進行抓捕。事關切身利益，能夠獨立思考，發自內心請願的民眾，深感訴求被忽視，人格被羞辱，同時看到了「秋後算帳」的伏筆，於是爆發更大規模和更長時間的示威遊行。

宣布非法更受擁戴

代表政府工作的機構陷入癱瘓狀態。自治組織被宣布非法之後，更加受到民眾擁戴和珍惜，能夠高效組織抗議活動，而且成功倡導理性克制，自治範圍之內，社會秩序良好，不僅沒有動亂，連小偷都改邪歸正。同時，為了保護自治，他們與警察形成對峙，僵持數月之久。

在此期間，民眾代表一直呼籲與政府對話，期待更高層領導出來傾聽呼聲，體察下情。境內外媒體從不同立場廣泛報道，種種傳言帶給他們希望。這些傳言包括﹕最高層受到欺騙，尚不知情，或者知情之後也意見分歧，正在權鬥之中，只要我們堅持和平請願，最終會有好的結果。

這不是在描述二十二年前的天安門事件，而是眼下發生在廣東陸豐烏坎村的抗爭運動。但是它們如此相似，恍若時光倒流。烏坎村勇敢的「非法組織」，激情澎湃的遊行和靜坐，四處飄揚的旗幟和標語，都會讓二十二年前的青年錯把村委會當做天安門。同時，大批軍警的武裝待命，政府基層的癱瘓，高層的沉默，都讓人深感不安，解決之道似曾相識。

聯想起天安門事件

事實上也並非烏坎抗爭和天安門事件之間有什麼特別的聯繫，它不過是中國社會民間抗議的一個普通範例。極權之下，大多和平克制的抗議活動都與此相似。在很大程度上，歷史只是在或多或少地重複。六年之前，汕尾就發生過相似的農民抗爭運動，以軍警的無情鎮壓收場。

我仍然努力去發現變化，從中窺伺結局改變的可能。首先看到的，卻是大規模抗議活動之後，政府採取偽裝和欺騙手段，抓捕了村民代表薛錦波等人。村民們再次遊行示威，要求政府放人，政府卻通知薛家前去認領屍體。政府宣布薛錦波被秘密抓捕兩天之後，發生心源性猝死，卻牢牢控制住屍體。薛家在僅有一次的目睹親人遺體之後，看見其滿身傷痕，相信他是遭受酷刑而死。

同時傳出政府願意出一千萬元買斷薛錦波遺體處置權的消息。不經過任何監督程序，政府隨意動員納稅人的錢來買納稅人的命，這種荒謬的事情，是經濟發展之後的一個新趨勢。

無論薛錦波的死因如何，通過近年來野蠻的房屋強制拆遷，非人的上訪者黑監獄等事情，民眾早已了解，至少基層政府在對待民眾抗議時，比二十二年前更加胡作非為。放在一個較長時期來看，這些作為都是高層縱容甚至授意的結果。但在具體的事件中，它讓高層的沉默更多地顯出其冷漠和失職，而不是對希望的幻想。隨着屍體的一天天腐爛，政府解決問題的時間也愈來愈少。

權利意識更多覺醒

另一方面，烏坎村的自治組織和抗爭運動，也與二十二年前以學生為主體的天安門事件有了很大的不同。村民們有着停止土地盜賣，公開村務帳目，懲治貪污腐敗等具體利益訴求，通過簡單的全民普選，選舉出村民臨時代表理事會，還成立了婦女聯合代表會，而且以熱血青年為先鋒，以宗族老人的傳統道義為後盾。既有舊式的血淚呼喊，也有最新的網絡媒體宣傳。透過媒體報道，可以看見民眾普遍的權利意識有了更多的覺醒。

同時，由於維穩體系的利益複雜化，村民自治組織不僅先前得到政府認可，代表們從政府領到每月上千元的薪水，而且在被宣布為非法組織之後，仍然與政府官員保持着頻繁的溝通。目前還無法判斷，這會在多大程度上增加新的解決之道的可能性。

正如六年前的汕尾農民悲劇一樣，這二十多年來發生的種種抗爭活動，歷史都有可能完全或部分重演。但烏坎的故事讓人相信，政府的鎮壓將會付出更多的代價。從這個意義上說，烏坎人已經改寫了歷史。

註﹕作者為資深時評人，《陽光時務》總編輯

練乙錚 - 失控的格鬥，真做的假戲？

2011-12-16T09:22:00.000+08:00

信報 2011年12月16日

特首「選舉」進入最後階段，筆者一不偏幫，二不猜測結果。大集團在玩小圈子遊戲，不應偏幫；結果不由港人話事，「天命」難測，筆者沒這個本領，也沒有所謂的「內幕消息」。本文只提供一些基本觀點，分析唐、梁之爭的涵義，給讀者參考。

本地評論界有一種說法，認為中央有其他大問題要處理，香港的事不過芝麻綠豆，當權派內部為了誰當特首吵吵架又如何？反正都是「自己人」；而且，2017年搞普選，這次「假戲真做」演習一下，對中央來說，也無不可。此說太兒戲，而且不符「國情」。

就看層次最低的區會選舉，中共在港的政治機器八年前已開始部署，投入人力物力不知幾何，更有西環負責協調；現在「選」特首這個層級最高的特區官員，有可能任由「香港人」分兩派廝殺自定勝負嗎？筆者認為不可能。何也？

「支持」某方實為「套戥」

首先，大家留意到，這次梁、唐對砍，不少一、二線資本家及一些「打工皇帝」先後表態，有些更不惜公開歸邊助陣帶頭衝。這種表現與民主國家的情況大異其趣，包含重要資訊可資解讀。民主國家的大資本家也常在重要選舉活動中下注，但他們的動作都比較間接、低調，這當然與一些法律限制有關，故以私人名義作出的大筆政治捐款，只給智庫和草根組織，而且他們往往同時支持交戰雙方，其個人立場僅可從捐款比例看出端倪，有時甚至根本看不出。

除此之外，他們或是不公開自己的一票誰屬（如Bill Gates），或是只作非正式被動公開（如Warren Buffet），但無論如何，一定不會抬轎，更不會像香港現時看到的那樣搖旗吶喊豁出去。他們這種低調做法，一個原因是要作「政治套戥」，但更重要的是，多數票在中下階層手裏，大資本家的高調支持，特別是對主張自由經濟的候選人而言，很可能是「死亡之吻」。

香港的這次特首「選舉」則不同，票不在平民手裏，加上雙方背後都是大資本家，一方代表傳統勢力，另一方則地產利益色彩至為明顯，故資本家大膽落場肉搏，並無上述「死亡之吻」禁忌。

不過，如果2017年是一場有各派代表公平入場參與、票在市民大眾手裏的真普選，則筆者敢斷言，本地大資本家一定向西方看齊，降調收聲玩套戥。如此，這次「選舉」的所謂「實習」作用，從何談起？但如果2017年不是真普選，則現在又何必多此一舉搞「實習」？

階級矛盾勢必加深

再者，民主國家資產階級那種低調做法的另一社會效果是，大資本家及其財團之間，彼此不會因短兵相接而加深矛盾、變成世仇，影響企業運作。香港這次特首「選舉」淪落為資本集團之間互片，已造成當權派的大問題。

眾所周知，此派本來便有一大內部矛盾，即資本家和傳統草根左派之間的階級矛盾；不過，在「愛國愛黨」口號及大陸走資的情況下，此矛盾有所緩和。現在，大資本家之間因派系利益徹底分裂勢不兩立，而兩個山頭之中，一方是資本勢力主體，另外較弱一方則喊出民粹口號以作招徠；後者如此劃線，勢必加強當權派內原有的階級矛盾意識。

當權派內部裂痕這樣加深了，整體上還不至於影響北京在這次特首「選舉」中的利益（因為泛民根本無法在特定小圈子遊戲中構成威脅），但卻直接削弱當權派於2017年真假普選前夕的向心力，不利抗擊泛民。若到時當權派因內部分裂而形勢不妙，中央才出重手干預選舉「平亂」，則一齣宣傳已久的「真」戲，勢必比今年的假戲更假，從而給中間選民一個極壞印象：共產黨說話原來不算數。

論理，北京不可能看不到這個危機，看得到的話則絕不會讓其擴大（唐、梁惡鬥早已路人皆見，誰人不知就是白癡；不是有「大孖沙」老早聲明：「若某某人得勝，馬上移民」嗎？）。

再者，兩個山頭裏的人，並非都是善男信女；這次敗選的一方為免對方五年之後再度得勝而鞏固其派系的政經地盤，期間必或明或暗籠絡在野的泛民，甚或來一招「寧給外敵、不予內仇」，暗地裏與泛民交易，共推一個彼此皆可接受的候選人，以保證砍倒對方。然而，這卻是北京更不願見到的。

北京「山頭」互鬥激烈

因此，今天香港出現兩個當權派山頭直接火拼，其影響之深遠，黨中央有可能的話，決計不會坐視。故筆者認為，今天當權派分裂為挺梁派和挺唐派，乃是北京欲控而失的結果，反映其最高層內部早已嚴重分派，甚或在其他大問題上已然分裂！

中共政治不透明，但觀幾年來各種迹象，高層貌合神離日漸明顯，政治局常委裏有吳邦國賈慶林等的黨工系，也有溫家寶等的緩和派（胡錦濤居中搞「和諧」成不了什麼派），公開各說各話，密室裏不知鬥成什麼樣子。此兩派還各有政治局常委之外的地方支持者，如重慶的「唱紅派」和廣東的「不唱紅派」。

此外，還有能量絕對不能低估的前一、兩屆諸領導人各施各法「發揮餘熱」。尤甚者，在中國大陸，三十年前，政治鬥爭是權力和意識形態之爭，今天加上派系集團家族之間的龐大經濟利益掠奪戰，矛盾更為激烈、複雜。於是，黨內外、派系、血系之間，歷史恩怨與政經利害犬牙交錯，步調要統一，比以前更難；外交部止不住軍頭對外亂開口，溫總調動不了軍方的直升機去救人，有一派要政法分家、另一派卻說要「築牢抵禦西方三權鼎立的防線」…。

這些「不方便事實」，愛國派非但不敢提，連想一下也會條件反射心生禁忌；本地大資本家則因利益所繫非常留意，卻不會公開講。

這些「不方便事實」很重要，清楚反映專制政權的一個特性，就是最高個人權力從第一代領導人起，不斷下降。第一代中的「神」隕落後，權力靠慣性還可集中。到了第二代，必搞所謂集體領導；這一階段之初，領導層還比較團結，但再往下去，必貌合神離，派系之間互相傾軋日益明顯（即今天境況），最後四分五裂。

這個規律，一如白手興家的富人，身後三代之內家族不是分崩離散各走各路就是嚴重不和大打出手，其道理也是一樣的（堪稱熱動力學第二定律的社會政治版）。因此，不是操控成癖的黨中央忽然不想全程操控特首選舉，而是在現今黨內政經利益鬥爭難分勝負之際，未能有效操控；簡而言之，就是失控。分析今年特首大位爭奪戰，筆者認為應從這個基本觀點出發。

失控格鬥敗者悲涼

其實，無論唐、梁，皆早已是培養對象，不過在鄧時代，鄧的個人權力可說是絕對的，黨內不同派系就算有「心水馬」也不會明說；江時代距鄧未遠，黨依舊是一言堂，與胡溫當政特別是連任以來黨內高層公開出現不和而無人可以一錘定音的狀況很不一樣。其實，在香港特首誰當的問題上，中共高層之間早已出現不和，特別是2003年董落曾上那一幕。那事非同小可，胡的確太不給江面子。

大家想想，再之前不久，曾發生女港記向江請問欽點一事，當時龍顏大怒震盪全球，原因就是江覺得丟臉（欽點的事實不是問題，問題是港記字眼「用錯了」；倘若「欽點」換作「慧眼識英」之類的恭維話，結果當是龍顏大悅）。2003年胡的行為，難以想像可在早一代領導人執政之下發生。

家醜不外揚，為何中共內部紛爭，竟波及另一制的香港？這說法會否過分？比如美國，國內政爭止於國門，其外交政策跨黨派，一致且連貫；一黨專政的中共，這方面難道比美國還不如？世事奧妙，往往如此。筆者試再提一個觀點點，讓讀者思考。

香港資本家，從中國改革開放第一天起，就扮演着重要角色，絕對不能小覷。三十年來，他們踏破鐵鞋跑北京，早在黨內打好大量關係，勢力和影響直伸最高層。黨內高層有的是大陸的權，香港資本家有的是外面的錢，彼此垂涎，內權外錢平等交易，才可成活。

然而，黨內高層分系分派，港資不可能不歸邊靠碼頭；反過來說，香港大資本家之間何嘗不是壁壘深嚴，黨官何嘗不需擇木而棲？三十年來這個錢權互動過程，演化出今天港人眼底下的唐、梁之爭。一派上台，另一派不會好過。甲當特首，乙要移民。那並不是一句虛話。

失控的格鬥，真做的假戲，涵義大不一樣。舉例說，若是假戲真做，梁這次參選是合作，輸了也有後福；若是失控的格鬥，則他參選如同玩命，輸的後果很慘，其支持者亦然。篇幅所限，這些豐富涵義，將另文詳述。

《信報》特約評論員

古德明 - 核心價值本源

2011-12-14T09:32:00.001+08:00

am730 中華正聲專欄 2011年12月14日

上月底，旺角花園街失火，九人枉死，《明報》社論力主整頓街上凌亂貨攤，說「要正本，就要清源」。這樣的文字，從前報紙的學生園地都不會刊登。

「正本」是端正木之本，「清源」是澄清水之源，都是比喻徹底整頓，無先後之分，例如《論語‧顏淵》「必也使無訟乎」句朱熹注：「正其本，清其源，則無訟矣。」中文可以說「要成功，就要努力」，怎可以說「要正本，就要清源」？我希望「杜漸防微」、「站立」等將來不會也變成「要杜漸，就要防微」或「要站，就要立」。

中文經現代漢語人肆意摧殘，今天已是不成體統。請看新中國主席胡錦濤二OO八年一月論宣傳工作：「要推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台灣馬英九總統二OO九年四月論台灣精神：「我歸納出台灣人所應有的六大核心價值。」香港民主黨今年十月發表的施政報告建議書標題：「捍衛核心價植。」這些「核心價值」，下流得令人作三日嘔。

「核心價值」是英文core values的硬譯。查《新牛津英文字典節本》(The New Shorter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value可以解作the monetary worth of a thing(某事物金錢上的價值)，也可解作the principles or moral standards of a person or social group(個人或社群的原則或道德標準)。中文的「價」或「價值」，從來沒有value的第二義，只有其第一義，例如《論語‧子罕》子貢說：「有美玉……求善價而沽。」又如《說岳全傳》第十回岳飛論店家的湛盧劍：「周先生，此乃府上之寶，價值連城。」Value的第二義，中文有不同叫法。例如moral values、aesthetic values、traditional values等，可以譯做「道德觀」、「審美標準」、「傳統觀念」之類。從前。我們有「三綱(君臣、父子、夫婦)五常(仁義禮智信)」，又有「國之四維(禮義廉恥)」，是古人所謂「放諸四海而皆準」的觀念，用英文來說，就是古中國的universal values。中文的「觀念」和「價值」，意思迥然不同。一九九七年版《朗文當代高級英漢雙解辭典》把values譯做「價值觀」，硬把中文兩個不同意思的詞語混為一談，已覺非驢非馬；今天，現代漢語專家更進一步，連稍為像樣的「觀」字都刪去，完全和英文看齊，於是新中國再也沒有基本原則或觀念，只有「核心價值」。

「三綱」以及「四維」，固然不等於自由、民主等現代原則，但「綱」、「維」都有「法度」、「準繩」的意思，例如孫文《興中會宣言》說：「中國積弱，至今極矣……政治不修，綱維敗壞。」這「綱維」和「基本原則」一樣，絕對可以用來譯core values。但新中國人只會用漢字說英文。於是，兩岸三地，像樣一點的中文幾乎絕迹。

作者專研中英文，以寫作、翻譯為業。(逢周三刊登)

陳雲 - 陸B在香港馬槽誕生

2011-12-13T13:53:00.002+08:00

am730 轉角專欄 2011年12月13日

聖誕節之前，香港有很多大陸嬰兒的馬槽誕生故事，為嬰兒家庭帶來福音。中國信貸危機，經濟有硬着陸之勢，生態環境惡劣，水土敗壞，食物有毒，民心浮躁不安，各地暴亂頻仍。《二〇一一年中國私人財富管理白皮書》調查公布，百分之十四的受訪富豪已移民或申請移民，百分之四十六考慮移民。在全國動亂、中共崩潰之前，逃離中國，富豪袋裡要有一本方便出國的護照或確保在外有居留權。

薄有家財的，只能湊到旅費的，不用怕，還有香港產子居留的後路，但要趕快，因為香港不勝負荷，閘口或要關閉。香港境外人口負擔，政府今年每人派六千元的時候已經露出端倪，區議會的種票案、居住大陸的香港人坐旅遊車大批回港投票，露出政治危機。安全隱患方面，海外的香港人口無礙，但居住大陸的境外香港人，由於大陸的福利和環境安全不如香港，在天災、瘟疫、核爆或戰亂之際，三數十萬大陸港人，將連帶其家庭湧回香港尋求庇護，而港府是無法拒絕他們入境的。

香港每年有三萬名陸B誕生，超過港嬰，其他大陸移民每年五、六萬人。九七至今，近九十萬大陸人取得香港居留權，而在戰後至八十年代為止，香港接納的大陸難民、移民也只是一百萬。這是香港不得不面對的人口衝擊，除非香港考慮發出境外居民身份證或境外居民護照。然而，港府不理危機，立法會無人提出討論。

今年一月至十一月，醫管局錄得非本地孕婦衝急症室產子的數字高達1,453宗，較去年全年激增八成。十二月八日，一名持雙程證來港的內地孕婦在土瓜灣一個住宅單位涉嫌逾期居留，意圖等待衝入急症室產子，卻在深夜胎動而召救護車，由救護員即場接生，幸而母子平安。

孕婦無醫護人員協助生產，隨時血崩斃命，大陸孕婦搏命衝關產子，就是要為子女取得香港居留權，將來確保全家的身份庇護和福利照顧（用不用再算）。大陸孕婦太多，公立醫院不再給予配額，私家醫院產房配額逼爆，酒店賓館又太貴，不能長租，於是租住板房、劏房、床位，在齷齪的蝸居等候產子，以便取得香港居留權。

《路加福音》記載，羅馬皇帝下令戶口登記，約瑟帶了懷孕的馬利亞趕回祖居地伯利恆。客店爆滿，他們只好住在馬房。馬利亞生下耶穌，用布包住，放在馬槽。救世主在馬槽降生，源自衝關登記。

文化評論人，德國哥廷根大學民俗學博士，《中文解毒》系列作者。

陳雲 - 官用簡體殘字，毒我香港城邦

2011-12-13T09:16:00.002+08:00

香港雅虎三文治專欄 2011年12月13日

屯門良景邨及上水火車站出現純用簡體字的香港警察告示，破壞香港公共語文慣例及香港文化傳統。良景邨的告示出自香港警務處新界北區總交通部，上水的簡體字告示牌由香港警務處、食物環境衛生署及北區民政事務處聯合發出。良景邨的告示牌之側，並無正楷版本。上水火車站欄杆上的告示，正楷漢字的告示與簡體字版本相間出現。然而，香港的官方告示從來不應用簡體字的，這是違反香港官方語言通則的。香港政府必須解釋，立法議會也必須質問。簡體字出現在警察告示牌上，香港人不能坐視不理。

即使港府託辭推諉，說用簡體字是要用來特地警告大陸人不要在行人路上踏單車及不要阻街或拋垃圾之類，也無此必要。

首先，任何入境者或新移民必須遵守當地法律，不得託辭不認識當地語文而不遵守法律，執法當局也絕不會因為犯案者不識得閱讀法令而不檢控之（但法官可以酌情處理）。更何況，文明社會的法律一般與道德原則並不相抵——亂拋垃圾、隨處便溺、亂擺雜物阻礙通道是必然犯法的，殺人放火的更不要說，一定於法不容。只有來自蠻夷地區的人，才會託辭不識得正楷漢字，而覺得香港可以隨處便溺、亂扔垃圾、亂堆雜物而不會被警察檢控。

上水的簡體字告示牌

其次，任何針對入境者或新移民所用的語文警告，除非是在海關、邊境或軍事區的嚴重警告（例如「越過軍事封鎖線者格殺勿論」之類），否則都不可特地用移民或旅客的語文而不附加當地的法定語文，否則就帶有歧視性質，違反民族平等的國際通則。香港出現純用簡體字的告示，擺明是歧視大陸人，大陸人看到，心裡絕對不好受。老實說，大陸人就喜歡香港用正楷漢字，過關看到正楷漢字，心裡特別踏實——終於來到自由法治之區。奶粉、藥物、化妝品上面看到英文和正楷漢字，知道是香港專用貨物，他們才放心購買的，看到簡體字反而一臉狐疑，不敢買了。

其三，筆者經常出入上水火車站，實地觀察，簡體字的警告牌毫無作用，上水火車站側的行人路上，依然亂擺水貨客的紙箱、四處堆了垃圾、鐵欄上也鎖滿了單車及運貨手推鐵車及皮箱——而且就在警告牌的後面。警告牌變了單車、手拖皮箱的遮陽板（見筆者拍攝的照片）。

其四，即使港府出於好心，要教化大陸人，也毋須使用簡體字告示。以屯門及上水出現的警察告示的內容而言，前者是「行人路上踏單車會被檢控」，後者是「貨物阻街會被檢控，亂泊單車會被清走，亂拋垃圾罰款千五」，正楷漢字與簡體字相差不大，大陸人具備基本識字能力的，都應猜到字義，明白內容。若果加以詞句調整，根本毋須特別用簡體字的，例如屯門的告示，由於「檢控」並非大陸公安通行用語，真的要大陸人明白，用「控告」即可，變成「行人路上踏單車會被控告」，「控告」的漢字正楷，不須簡化，這是任何一位香港官署內的語文主任（language officer）都應具備的工作應變能力。

以此四條原則來推理，香港警務處及其他市政管理部門用簡體字告示，根本並無事先考慮其他選項，只是執意要在香港公共語文打破缺口，借助大陸人出沒為理由，樹立簡體字告示，偷偷地改變香港的官方語文慣例。香港市民習慣之後，官方將以簡體字是大陸人和香港人都能看得懂的共同文字為藉口，全面推行公共語文的漢字簡體化。

幾年前，香港鐵路公司在路軌上用簡體字告示，警告乘客不要橫過路軌——「危險，嚴禁進入路軌，違者罰款$5000」，這仍是有必要的，因為闖入路軌危及過路者的性命及鐵路的安全。然而，後來路軌上也同時出現正楷漢字告示牌，以示平等。至於在上水火車站的提示旅客到羅湖還是落馬洲的火車終點顯示，即使信息對大陸旅客非常重要，鐵路公司也堅持沿用正楷漢字，毫無改用簡體顯示之心。

屯門良景邨並非邊界，上水火車站側的行人路也並非大陸旅客的專用區，這是首次香港官方在香港市民的日常生活空間使用中共的簡體字。香港並無明文規定法定語言的書寫及口音，也毋須如此規定，因為我們香港有自己的悠久傳統：開埠一百七十年以來，香港城邦的中文書寫方式是正楷漢字、官方交流語是廣府話，英文的拼寫方式是英式英文，官方交流語是皇室口音。（按：王朝中國、中華民國與香港城邦用的中文是正楷漢字，英文成為orthodox Chinese或traditional Chinese，並非「繁體字」。「繁體字」是中共推出簡體字之後捏造的歧視名詞，認為傳統漢字筆劃繁瑣）

屯門和上水出現簡體字告示，是香港文化的生死存亡之戰，退此一步，即無死所。凡我香港城邦市民，都應該口誅筆伐，不容半點退讓。至於港共的主事者，為了領一時之功，用簡體字侵入香港公共空間，毒害香港城邦，殺伐中華文化，他們是香港城邦的千古罪人，也是中華文化的千古罪人。

林茵 - 板間人的呼喚

2011-12-12T00:04:00.005+08:00

2011年12月11日
《板間人》Cubicle man，淋浪Lumlong，油彩布本 125x200cm，這畫因6月一宗劏房媽媽壓死嬰孩的新聞而起，表現出板間世界的殘酷壓迫感。淋浪說他們的畫雖然常被人說太過恐怖，其實每幅都留下了希望的伏筆。《板間人》的燈光中隱約可見一個鼻子，「我們信神，這是天父的鼻，她唞不到氣但天父在幫她。」

【明報專訊】劏房慘劇接二連三，有熊熊烈火有轟烈地整幢倒下，然後什麼問題都沒解決就被遺忘；更多的，不為人知，連遺忘都無從說起。淋浪卻記得，並畫成了《板間人》。畫作說的是今年6月發生一宗母親壓死嬰兒事件，三口之家因為劏房面積太小，放不下嬰兒牀，母子同牀睡時，剛滿周歲的嬰兒被壓着窒息死了，直至父親回家發現，返魂乏術。

再翻一下資料，原來6月以來至少發生過3宗同類事件，只是每次報道篇幅都很小，沒引起注意；去到第三宗，更剩下一家傳媒報道了。沒報出來的，有更多嗎？

「板間房肢解的，不單是最基本的生活空間，而是更基本的生存尊嚴。我們除了憐憫他們，偶爾為他們流一滴眼淚外，有自省過自己可能就是這虛浮自私的炒賣文化、和這不公義的地產霸權背後的幫兇嗎？」淋浪寫下這樣的注腳。

板間人與紙皮人

最近淋浪和太太淋漓辦畫展，適逢花園街大火，《板間人》在facebook上流傳，見者無不觸動。淋漓也畫了一幅《紙皮人》展出，那是他們鄰居執紙皮為生的葉婆婆，背弓成一座小山般，每天吃力推車時頭就垂得好像不見了一樣。她並不比某特首候選人的紮腳媽媽懶惰，80歲還在苦幹，因為子女的收入不足以照顧她。這個社會，也沒有照顧她。

兩小口的作品色調晦暗，畫盡一張張貧窮、困苦的臉孔。朋友看後留言﹕「like唔落，share。」「太恐怖了﹗太慘了﹗我頂唔順。」他們教小朋友畫畫，最經典有家長問過﹕「你們畫這樣的畫放在家中，自己好安樂嗎？不會驚嗎？」他們當然不怕，只怕眾人的沉默和冷漠，因此要用最真實的圖像，迫使大家從不安中反思。成年人愛逃避現實，來學畫的小朋友卻愛戴他們的老師，跟着淋浪夫妻去探訪老人院、菜園村，以一雙未有成見的眼睛看清楚這小城市正在發生什麼事。

一條街劏開貧與富

淋浪和淋漓是理大設計系的同學，畢業後各走各路，某天在街上再遇才走在一起。在香港做設計除了走商業路線外別無選擇，於是他們拍着拖到法國進修，2006年回港後只做純藝術作品，畫室加寓所在西環高街。「高街好像一條貧窮線，上面般咸道、列堤頓道、羅便臣道的好有錢，下面好窮。」他們教高街以上的孩子畫畫，賺取收入維持生活，再透過創作關懷那些住在高街以下的「板間人」和「紙皮人」。只是，西區發展來勢洶洶，不是拆樓重建超級豪宅、就是掘路建地鐵；幾年間老店不斷消失，窮人住得起的舊唐樓愈來愈少，路面工程處處，「愈掘得多，婆婆就愈辛苦。」

空間有價因而被切割變賣，尊嚴無價因此被剝奪亦無人理會。「同朋友談起劏房媽媽壓死嬰兒的事，有人會說『佢自己照顧得唔好啫﹗』我聽到好心痛，就像日前蔡子強的文章所言，香港的死因將會是眾人的沉默和冷漠。太多人不會設身處地去想，這不是照顧得好不好的問題，根本一個人就不應該在這樣的環境下生活。就算媽媽真的有疏忽，也要諗番個源頭，有幾多社會原因令佢哋搞成咁？像花園街的火災，為什麼每天講來講去就說人地阻街、危險、容易着火？政府只會轉移視線，不去捉鬼。但我們也要自省，幾多人炒樓供樓，成為地產霸權的幫兇？」

「我想要普選」

富者對板間人和紙皮人視而不見，淋浪與淋漓卻對他們懷着敬意，「他們謙虛卻不會自卑，即使住的板間房好狹窄，還是會熱情招呼我地進去坐，其實真是不知坐在哪裏好，但他們知道我們不會因此睇小佢。有時想幫公公婆婆搬紙皮，佢會推開你話自己搬得動，你幫了他一點點就不停講多謝，每天早晚笑得好開心跟你打招呼，這正是知足者、貧亦樂。」

板間人和紙皮人沒有抱怨，旁觀者卻看到政府不應推搪卻永遠落空了的責任。「只會諗地產商和自己的利益，犧牲了這班窮人。」因為窮人沒選票，不止無權選特首，連間接投一票選選委的資格也沒有。與眾無關的特首之爭、豬狼之戰，淋浪說，「唔揀得唔得呀？我想揀普選。講真，我對他們兩人不抱期望，我只對香港人有期望——可不可以放底自己少少的利益、為了社會公義行出來？」

喚起人爭取公義

「你問我們，我們是幾絕望的。我唔相信2017年會有普選，甚至可能2046都無。搞社運搖鐵馬我哋唔知有無用，但應該可以喚起一些反思。近年多了參與社運活動，雖然不是走在最前，但各人都在自己的崗位上盡力。雖然沒有選票，但可以從社會關懷和教育去做。我們教創作，希望下一代有獨立批判的精神。這些學生大部分生活富庶，但心地也很好，用身教去影響他們，讓他們知道要幫受苦的人，慢慢改變社會的思想、品格和德性。有時在社運場合見到大家呼籲人行出嚟、留守，為什麼人們不出來？因為每個人都只想到自己。能夠喚起別人關心身邊的人、鄰舍和社區，你才能說服他出來為公義爭取。」

淋漓笑說，身邊大部分都是中產朋友和社會上的尖子，不止一次有人說他們的作品好「政治化」，再誇張一點更說「喂你因住畀人拉」。「你睇香港人敏感到，咁淆底。」小學生反而道出真理。有次他們一個小學二年級的學生，問畫室助教哥哥「你贊唔贊成外傭嚟香港呀？」哥哥答﹕「乜你講啲咁嚴肅嘅嘢？」小學生頭頭是道，「其實政治唔係離自己好遠㗎喳，就係每一日同生活有關嘅事。」淋浪和淋漓聽得「老懷安慰」，「就像我們畫這些，都是好日常生活的事，普選也是日常生活的事。如果特首要對你的選票負責，可能就不會有板間房和執紙皮這些事情出現。」

蔡子強 - 若有一天這個城市死亡，死因會是沉默和冷漠

2011-12-08T11:52:00.000+08:00

2011年12月8日

【明報專訊】「他們最先走來捉共產黨，因為我不是共產黨，所以我無出聲；

他們稍後走來捉猶太人，因為我不是猶太人，所以我也無出聲；

他們接着走來捉工會分子，因為我不是工會分子，所以我還是無出聲；

到了他們來捉天主教徒，因為我是新教徒，所以我仍舊無出聲；

最後，他們走來捉我，環顧四周，已經沒有人留下來，可以為我出聲了。」

以上一段「唔關我事，所以我唔出聲，而到了最後，終於無人為我出聲」的故事，來自德國人馬田尼姆拉（Martin Niemoeller），他是一個德國傳教士，雖然也曾被希特勒逮捕而鋃鐺下獄，但戰後他一直沒有以受害者自居，反而深切反省。

馬田尼姆拉的歉疚

他認為納粹所犯下的滔天暴行，不應只推諉給少數幾個人，大家便認為可輕易「甩身」，反而認為應該由整個民族一起承擔，因為面對不公義，如果袖手旁觀坐視不理，本身便是一種不可饒恕的罪行。

他說﹕「我們常常選擇保持沉默，事實證明，我們並不能因此而逃避責任。我曾經不斷反覆地追問自己，如果在1933及1934年間，德國全國境內1.4萬名傳教士都嘗試挺身而出捍衛真理，甚至不惜為此賠上性命的話，歷史是否因此可以改寫呢？我愈來愈傾向相信，300至400萬條無辜犧牲的生命其實是可以挽回的。現在我們必須為此付出代價。」

1月起，吳志森將被香港電台奪去其烽煙節目主持的崗位。港台搬出一大套冠冕堂皇的理由，美其名是要多讓聽眾發表意見。港台上下，由領導層到工會代表，今次在這個問題上立場頗為一致。

香港電台讓我感到陌生

但眾所周知，吳志森一直被左派中人視為眼中釘，傾力圍剿。正如他近日在報章撰文說﹕

「去年12月至今，愛國左報指名道姓批判我的文章，多達70篇。打手們都仔細監聽我的節目，反覆閱讀我的文章，再斷章取義，進行批判。多了這批讀者和聽眾，未嘗不是一件好事，但他們希望的事發生了，目的達到了，今後會清閒多了。」

所以，港台今番舉動，很難不讓人不產生相關的政治聯想。我只能說，對於港台的朋友，我從未試過像今天般感覺陌生。

但我想，吳志森有一點是錯了，就是前述這些人不會變得清閒，因為他們很快便會找來新的目標，例如科大社會科學部副教授成名。

吳志森之後，矛頭轉向成名？

粗略一查，在過去短短10日，愛國報章便有4篇點名針對成名的文章，最新一篇是周一劉夢熊所發表的〈成名是科大副教授還是極端職業政客？〉。

就讓我節錄這篇文章的部分內容，讓讀者一開眼界﹕

「科大校董會應研究成名的所作所為，是否褻瀆師德和影響學校形象，是否應容忍這樣的所謂教授繼續誤人子弟？」

「有評論批評他『言論之激進、政治立場之極端，恐怕連激進反對派政客也自嘆不如，綜觀成名多年來的言論，他根本就是戴着學者頭銜的長毛，只不過是利用學者的身分去鼓吹激進路線』，這批評完全符合事實。」

「成名是『法輪功』的兩大媒體《大紀元時報》和『新唐人電視』的常客，令人搞不清他是科大副教授還是『法輪功』成員。」

「成名扮演極端職業政客的出位言行罄竹難書，令人質疑他是科大副教授還是極端職業政客？」

這類指控，稍為有常識的人，都會知道其橫蠻無理，不用我多廢唇舌。

不錯，劉夢熊確是在趙連海等問題上說過幾句「人話」，而讓他甚至受到吹捧，但到了一些關鍵位，他便很快「歸隊」。這些殺氣騰騰、叫人收聲的文章，展現出他與知識分子的真正差距。

袖手旁觀是一種罪行

我跟吳志森和成名在諸如公投、政改等問題上，都有頗為不同的政見，但我認為這些都不重要，因為這是一個開放、多元社會的必然現象。我相信，自己即使與他們政見不同，也一樣要捍衛他們說出這些政見的權利，這是應有之義。

很多人選擇在香港這塊土地安身立命，並不是因為那些高樓大廈，又或者昔日傳說中的「遍地黃金」，而是它尚算寬鬆自由、開放多元的環境。

我記得港大8‧18事件後曾舉辦過一個公開論壇，不錯，就是徐立之有份出席的那一次。當時有一位來自國內的女同學激動的發言，她說內地是不可以因為抗議而集會的，集會只能為了慶祝，如果她們真的有所不滿，宣示的方法只有透過「散步」。她更說，有4個字，是20多年內自己也不敢喊出的，剛剛看到港大同學喊，她也終於按捺不住，忘情的大聲喊了出來，那就是「平反六四」。

如果有一天，吳志森、成名……，一個又一個都被迫收聲的話，我相信其餘的香港人也都不能獨善其身。如果大家目睹這些打壓和不公義，都選擇冷眼旁觀、明哲保身的話，這個城市將有一天會死亡，死因會是大家的沉默和冷漠。

但丁（Dante Alighieri）在《神曲》中說過﹕「地獄裏最熾熱之處，是留給那些在出現重大道德危機時，仍要保持中立的人。」（The hottest places in hell are reserved for those who in times of great moral crises maintain their neutrality.）

我相信，馬田尼姆拉心裏也會說﹕「監牢裏的一角，是留給那些在目睹打壓和不公義時，選擇無動於中、視若無睹的人。」

梁振英的公道

周二，梁振英高調反擊，批評有傳媒集團天天針對他，並以失實報道抹黑他，更指報道是有動機的，讓他感到困擾，大量虛耗他的精神和時間。

先不說梁拒絕說清楚哪些地方報道失實，聽到梁這番憤慨和控訴，再想起前述吳志森等，以及國內備受宣傳機器打壓的異見人士的遭遇，真的讓人有點哭笑不得。

在房屋、最低工資、民生問題上，梁振英總能滔滔不絕，侃侃而談，但到了諸如六四、大陸異見人士等人權課題上，梁總是選擇緘默，說沒有補充。梁從政了近30年，曾當過特區籌備委員會副主任、行政會議召集人、全國政協常委等，位高權重，與那些備受打壓人士可謂天壤雲泥。試問過往他又有沒有為遭受打壓的異見人士以及人權公義等課題仗義執言過半句？他又有沒有為吳志森等的遭遇伸張過正義呢？今天，到他反過來要為自己討回公道，試問，他又認為自己會能夠得到多少人同情呢？

香港的傳媒當然不是納粹，但梁振英在慨嘆不公時，卻宜多一點馬田尼姆拉式的自省。

蔡子強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導師

古德明 - 深層次得來不易

2011-12-07T08:58:00.001+08:00

am730 中華正聲專欄 2011年12月7日

二OO九年四月，日本首相麻生太郎訪北京，溫家寶懇請他說：「中日關係改善的局面，得來不易，雙方要共同珍惜。」今年三月，臺灣海峽交流基金會董事長江丙坤說：「兩岸關係改善的成果，得來不易。」四月，香港行政長官曾蔭權說：「最低工資法案通過，是得來不易的成果。」溫、江、曾都充分發揮了現代漢語的特色：短話長說。

「得來不易」等於中文兩個字：難得。請看《禮記．儒行》說國君難以求得儒者，而儒者為官不求厚祿：「儒……難得而易祿也。」《東都事畧》卷八十三姦臣蒲宗孟詆毀司馬光植黨營私糟蹋人才：「方今人材難得，司馬光以朋黨壞之者半矣。」《二刻拍案驚奇》卷十七聞俊卿稱讚景小姐：「小姐如此高才，難得難得。」把這三段話的「難得」都改為「得來不易」，中文和現代漢語優劣立判。

溫家寶對麻生的懇求，改用中文來說，字數可省去三分之一：「中日關係，難得改善，雙方都應珍惜。」但現代漢語人說話，少一點假大空都不安樂，文字自然越冗長空洞越好，連臺灣朝野都不例外。

短話長說的，還有「深層次」。例如去年六月二十國集團會議上胡錦濤說：「我們要深刻認識國際金融危機深層次影響的嚴重性和複雜性。」現代漢語這個「深層次」，早已風靡大陸，近年還隨著溫家寶一句「香港的深層次矛盾」而風靡香港。今年十月二十六日《星島日報》社論的標題就是：「官二代受人詬病之深層次原因。」什麼「深層次了解」、「深層次問題」等，天天都可以聽到看到。

從前，我們只會說「深」、「根本」、「基本」等。請看《漢學師承記》卷三說錢大昕治學：「靡(無)不博綜而深究焉。」《淮南子》卷十論君臣：「君，根本也；臣，枝葉也。根本不美，枝葉茂者，未之聞也。」中文不會說「無不博綜而深層次研究焉」、「深層次不美」等等，只會說「深入了解」、「根本問題」、「香港的基本矛盾」之類。胡錦濤在二十國集團會議上的話，簡直是羞辱中文。得體的中文會說：「國際金融危機，影響深廣而複雜，我們應仔細檢討。」這固然比胡錦濤原文清楚易讀，字數也省了五分之一。

明太祖年間，刑部主事茹太素上疏論事，洋洋萬言，太祖耐著性子聽罷，慨然說那萬言書可縮為五百字：「文詞太多，便至熒聽(會聽得人頭昏腦脹)。太素所陳，五百餘言可盡耳。」他於是下令制定格式，以免奏章浮文妨要(《明史》卷一三九)。當然，今天一切都變了。現代漢語以浮誇為上。

古德明
作者專研中英文，以寫作、翻譯為業。　　　(逢周三刊登)

陳雲 - 聖誕市集肉桂香

2011-12-06T10:14:00.000+08:00

am730 轉角專欄 2011年12月6日

香港並非聖誕濃厚的地方，一來是亞熱帶氣候，二來是商業品味低賤。可以賤到在十一月中，便在火車站和商場聽到聖誕音樂，露出那種追逐最後一文錢的窮途末路感(desperateness for the last penny)。為了節省音樂的版權費，播出的是彈奏與和弦技巧粗糙的劣品演奏。幾億元錢上落的商場生意，為了謀利心切而提早播出聖誕音樂，卻為了節省一千幾百元給名家的版權費，而播出可能是音樂學生的灌錄作品。這就是香港某些大財團的品性。不是我性格高傲，而是當你知道這些對照，會從心底裡鄙視香港的財主。他們是穿上華麗衣裳的乞丐。

還是息怒，不要敗壞聖誕的興致吧。上世紀九十年代初，在德國度過五次聖誕，城鎮市集的聖誕是大雪之後陽光普照而空氣冷冽的白日，市面人人厚衣，緩步而行，有溫暖的騷動。我每在街上踱步，都憶起中國久違了的宋朝市集氣息，如描劃汴京的《清明上河圖》，又或是六、七十年代歲晚在元朗街頭洋溢的年宵氣氛。

中國歲晚的氣息是一陣陣臘味和醬肉的油膩酒香，夾雜一點爆竹的硝煙味，歐洲聖誕市集洋溢的是肉桂和葡萄酒香。特別是基督教氣氛濃重的德國鄉鎮，十二月初，市政廳的廣場樹立聖誕樹，用杉木和帆布搭了聖誕市集，遠遠便聞到肉桂香。聖誕節賣的暖酒，德文是Glühwein(紅熱的酒)，在銅煲注入廉價的紅葡萄酒，加入丁香、肉桂、紅糖同煮，散出醉醺醺的肉桂味。奉客的玻璃杯，用黃銅色的鋼骨捆住，有如飲用香草熱茶的小茶杯。

杏仁糖餅(Lebkuchen)用麵粉、糖、茴香和肉桂製作。杏仁糖麵包(Mazipanbrot)也散出杏仁香。厚重的聖誕蛋糕(Weihnachtsstollen)，用料是麵粉、酵母、牛油、糖、乾果碎，用蜜餞橙皮、甜酒和肉桂增加香氣。

肉桂源自南中國(廣西)，亦稱月桂、玉桂，藥材稱桂枝、桂皮。香料往往同時是藥物、調味料和祭品。熏香是宗教儀式，《馬太福音》記載，耶穌基督降生時，幾個博士在東方見到伯利恆方向的天上有一明星，隨之來到耶穌的出生地，他們帶了黃金、乳香和沒藥，朝見馬槽內的聖嬰。博士的禮物有三樣，傳說便稱作東方三博士。博士源自拉丁文magus，語源來自古波斯語，祭師也。雖然東方三博士的香料之中並無肉桂，但德國聖誕節的食物常有肉桂，在市集嗅到了肉桂之香，總令中華遊子有了莫名的親切感。

陳雲
文化評論人，德國哥廷根大學民俗學博士，《中文解毒》系列作者。

陳雲 - 一宗即便

2011-12-06T10:11:00.001+08:00

香港雅虎網上專欄 2011年12月6日

這些年，一起意外的日子。大陸亂象紛呈，香港人讀當地新聞，往往讀到「一起意外」、「一起事故」之的報道，有時撞作一團，變成：

「我市發生一起意外翻船事故」（湖南省洪江市委宣傳部二〇一一年六月二十一日新聞公佈）
「虞塘派出所妥善處置了一起意外死亡事件」（湘鄉市公安局二〇一一年八月二十九日新聞公佈）

兩宗意外，傷亡不大。不熟悉北方用語的，會以為很多人一起翻船、很多人一起意外，跌得滾地葫蘆，死得屍橫遍野，而不知道北方話的「一起」，就是古語的「一宗」、廣東話的「一宗」、北方近代口語的「一樁」（借用一根木樁的比喻）。一宗事件、一宗意外，容易寫也不會有歧義，但講廣東話的香港人不能明白，為何北方人、特別是中共媒體非要說「一起事件」、「一起意外」不可？難道他們面對官方的公佈，是不敢讀錯、不敢笑的一群人？

「一宗」與「一起」都是量詞，古文少用量詞，古人說「一井」，不說「一口井」，量詞都是後起的。用「宗」稱事件，源自明代口語，借用自宗族、宗派、宗支、卷宗的宗。如《儒林外史．第四十七回》：「方六老爺拿手一宗一宗的指着說與他聽。」

「起」也是量詞，用「起」稱事件，是清之後的口語，如《紅樓夢．第四十四回》：「且平兒又是個極聰明極清俊的上等女孩兒，比不得那起俗蠢拙物。」明與清的書面白話相差不遠，依照語言常識，用「一宗」好些，因為「一起」是有歧義的。於文書與公告而言，「一宗」與「一起」並列，只有死心眼的某些大陸人和台灣人，才會選用「一起」。我們香港人，不論文書或口語，都用「一宗」。

令港人迷惑的大陸流行用詞，還有「即便」，意思與「即使」一樣。一般香港人初看以為「即便」是「即使」的排版錯字，查字典才知道，「即便」與「即使」是同義的。有些香港作者投稿到大陸，文中的「即使」就改為「即便」，易通曉為偏僻，令他們大惑不解。

「即使」在魏晉時期已用，是「使」（假使）的引申。「即便」在魏晉時期也有，但不是「即使」的意思，而是馬上、即刻，是「便」（順利、簡單）的引申，意思是「即可便去」、「即刻便做」的意思。

連詞的便，是縱使的意思，應是明清口語，如《三國志演義．第九十五回》：「孔明曰：『司馬懿非等閒之輩；更有先鋒張郃，乃魏之名將：恐汝不能敵之。』謖（馬謖）曰：『休道司馬懿、張郃，便是曹睿親來，有何懼哉！若有差失，乞斬全家。』」

「即便」當作「即使」來用，源自清朝口語。此語用法偏僻，也有歧義，不知是「即刻便做」還是「縱使」、「即使」，一般作家不寫，然而大陸人有股毛澤東傳下來的匪氣，不粗鄙不用、不偏僻不用、不歧義不用。我們香港人，自己寫好中文就是，大陸人要怎麼寫，他們要坐高鐵「一起意外」，要在車廂「即刻大便」，隨他們的便吧。

許寶強 - 從華爾街佔領到佔領華爾街

2011-12-05T16:18:00.001+08:00

2011年12月5日

【明報專訊】9月展開的佔領華爾街運動，影響波及近百個城市，迄今仍然持續，並擴散至大學校園、博物館、倉庫等場域。要為這次佔領運動的成效和意義蓋棺論定，為時尚早，然而，回顧產生是次運動的歷史脈絡，或有助我們分析未來的前景。

佔領，從華爾街開始

全球反資本主義運動的矛頭之所以指向華爾街，針對的正是在過去二三十年造成貧富懸殊、令「99%」人生活受損的「金融霸權」。什麼是金融霸權？它如何導致大多數人的生活質素下降？要解答這些問題，可從分析全球反資本主義運動的關鍵詞——佔領——開始。

佔領，英語的動詞是occupy，包含侵佔空間、佔用時間的意思，作名詞（occupation）用時，則同時意指工作、職志（或經常從事最喜歡的活動）。所謂金融霸權，狹義是指全球經濟正逐漸被「金融化」（financialized），也就是指企業以至個人的收入，主要不再源於生產和銷售實質商品，而是經由炒賣金融市場的無形產品、衍生工具或樓房地產而獲得；較為廣義的理解，是這種基本上依賴華爾街的金融操作而獲利的資本主義運作邏輯，以及其產生的後果，正在很大程度上侵佔了城市以至農村的主要空間（例如透過資助地產炒賣），並佔用了大部分人口的工作和生活時間（包括延長工時或消費）。金融力量無孔不入的侵佔，使全球絕大部分民眾，受制於資本的流向，在資金擴張時（如美國的「量化寬鬆」），受損於通脹，到資金收縮時（如歐債危機下的削減支出），則面對經濟衰退的衝擊。這種如癌細胞入侵人體的華爾街式「佔領」世界，改變了全球資本主義的運作，並削弱其體質，導致一波又一波的金融和經濟危機。

人類學者Karen Ho在她的Liquidated - An Ethnography of Wall Street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9）一書指出，以華爾街為代表的金融勢力，不僅是一組財經機構和網絡，更同時是一種工作和生活習慣，一系列的價值信念和實踐方式。活躍於華爾街的，主要是畢業自美國名牌大學的「叻仔」、「叻女」，他們把自己當作社會精英，視不穩定、高強度、長工時的工作為挑戰而非負擔，強調收入與短期表現（演）掛鈎，甚至歌頌裁員（downsizing）和僱員流動性（employee liquidity），勇於在不作長遠計劃下涉險，追逐短期的股價利潤業績。這種華爾街文化價值和處事方式，不僅主宰了活躍其中的投資銀行的運作，更滲透至美國以至全球的零售商業銀行，甚至改造了整體的企業文化。其無遠弗屆的影響，甚至在經歷了2008年金融海嘯後，也沒有隨着雷曼兄弟這類大投資銀行的倒閉而消失，相反更在持續擴散。不過，華爾街並非是當代資本主義新文化的唯一推力，英美以至其他地方的新自由主義政府、大學的經濟及商學院等等，也是營造金融霸權的重要參與者。

Karen Ho的分析只集中於華爾街的商業世界，然而，華爾街的世界觀和運作邏輯，其實也逐漸滲透至社會文化生活的每一個角落：從公營部門和私營企業的短期合約，到大、中、小學的「果效為本」（outcome-based）改革，到社福界以各式基金資助計劃取代政府的經常支出，到政黨在選舉中的短視「務實」和表演政治，處處也可見類似華爾街的文化價值觀和處事方式。

金融資本的暴力

華爾街的佔領世界，除了增加大部分人的工作壓力外，還催生了各式的文化和物質暴力。正如馬爾華兹（Christian Marazzi）指出，企業金融化及其建基於「錢搵錢」的內在不穩定性，逐漸偏離於民眾的需求——包括穩定的工資與工作前景、確定的退休保障等等。短視的金融邏輯與長遠的社會需求之間的矛盾，正是一波又一波經濟（也同時是社會和政治）危機的源頭。面對因企業金融化而衍生的危機，企業和政府傾向以裁員或削減教育、醫療、文化、社福等支出作回應，結果是花錢救金融、缺錢助民眾，把金融的負（或毒）資產社會化，利潤則私有化（socializing the losses and privatising the benefits），進一步導致貧者愈貧、富者愈富，逼令佔人口絕大部分的低收入民眾的物質和文化生活質素變差。

這些源自華爾街、透過經濟周期危機發放的制度性暴力，影響着成千上萬民眾的生存狀况、情緒和感受。由於華爾街價值和邏輯佔領及劫持了民眾的社會和經濟生活各個面向，借助這共生體的關係，陷入危機時，金融資本得以勒索政府以救「市」為先，降低利率、推高通脹、削減福利，減輕企業和政府的債務負擔，延後危機的爆發，同時不斷蠶食老百姓的利益。於是金融或狹義的經濟危機，往往能直接轉化為整個社會的危機。

如果在金融化的初期，各地政府能有效監管投資銀行的運作，或許能阻止華爾街對世界的佔領，就像及早發現癌細胞，可透過開刀治癒。然而，錯過了早期切割局部的腫瘤（如徹底改革對華爾街的規管），受擴散了的癌細胞入侵的身體，除了採用同時自傷其身的電療化療以外，就只能不斷靠注入營養及嗎啡吊命，迎接延後的死亡。

佔領華爾街意味什麼

金融危機其實也是全球管治的危機，金融資本可以佔用全球每個角落的資源和利潤，影響世界各地民眾的日常生活，但卻缺乏相應的全球監管。各國政權不僅各自為政，甚至國內政黨也互相諉過、不負責任。被新自由主義推手奉為圭臬的貨幣政策（如量化寬鬆），只能延後危機的爆發，完全無力徹底解決問題；至於「自由放任」、讓「市場」自我調節的說詞，在2008年歐美政府大舉「救市」和今天美債歐債陰影下，顯得愈加空虛。

金融霸權並不是狹義的經濟問題，而是政治和文化侵佔的問題。因此，佔領華爾街，也不能只改變金融經濟政策，更需要改造社會的政治和文化體質，從全球到在地（local）的各個領域，建立有效的民主制度和生活習慣，向短視求快的數字業績說不，拒絕浪費時間和生命於弄虛的「務實」。正如馬爾華兹指出，要克服沒完沒了的金融危機，不能不徹底改變侵佔了現代社會生活的（華爾街）文化價值，反思及重建投資、工作和消費的意義。

抗拒癌細胞的入侵，不一定要採用與敵俱亡的電療化療，更徹底有效的方法，或許是中醫藥理的固本培元。佔領華爾街，也可作如是觀：取occupation中的職志之意，恆常地守護自身、社群和自然生態，壯建民眾的意志和體質，抗拒割裂短視的無聊業績、快速投機的淺薄表現（演）、充滿壓力的工作消費，在企業、政府、工廠、商場、醫院、學校、農田、家庭、教會等社會所有場域，重建政治和文化力量，以自己真正喜愛的生活方式，佔領每個現代人心中的「華爾街」。

古德明 - 曾家的末世孫

2011-12-03T09:04:00.001+08:00

香港蘋果日報 2011年12月3日

香港行政長官曾蔭權任期到了尾聲。最近，他藉一年一度亞太區經濟合作會議機會，撿出一九九五年會議上和江澤民合影的照片，公諸互聯網，還鄭重表示，當時江澤民在一張廢棄菜單背後給他寫的「港人治港，一國兩制，保持繁榮穩定」十四字，他盥手裝框，珍藏至今。

《明史》卷三百六載：明武宗年間，太監劉瑾用事，「列卿爭先獻媚」。給事中李憲獲劉瑾贈銀，珍藏袖中，一有機會，就拿出來誇示：「此劉公所遺也。」曾蔭權今天的表現，固然可以和李憲共為表裏；而他的政績，是不是也和史家評李憲等人一樣，「（助桀）虐焰，流毒誠無所窮極」，則不妨看看下列三事。

第一，他望風承旨，離任之前，突然出手，取締香港最後一個直言無隱、敢攖逆鱗的電臺節目《自由風》。英治時代撒播大氣之中的言論自由，從此寂滅。香港各電臺和大陸電臺已無分別。

第二，最近一年，曾蔭權掃除新聞自由，再也不遺餘力。官方活動，陸續不容傳播界採訪，消息統一由官方發布；公眾事務，消息也次第封鎖，連「斬人狂徒肆虐將軍澳」、「老淫賊出沒觀塘」等都秘而不宣。英治時代的新聞自由，逐漸消退。立法會中共派議員日前否決《捍衛新聞自由》議案，無非配合曾蔭權「香港新聞界和大陸看齊」的政策。

同時，曾蔭權治港七年，鼎力扶持地產商，一任他們食人而肥。於是香港地價之高，居世界第一；寰球富豪榜上，李嘉誠之流的名次，也節節上升。在香港，小小幾百英尺的套房，左間右隔，供十多戶人家居住，今天已是屢見不鮮。而不過兩年前，曾蔭權還闊論高談：「香港樓價哪裏算得上昂貴？市民對居住環境不應太過挑剔。」最近，九龍花園街一幢舊樓失火，房客困在右隔左間的火場之中，左右難逃，九人燒死，曾蔭權當然不會引咎自責。

地產商坐大了。電臺言論自由取締了。新聞自由否決了。這是不是「流毒誠無所窮極」，不用再多評說。

南宋寧宗年間，姦臣韓侂胄當政，罷斥直臣，趙汝愚等遭貶死。韓侂胄的祖宗，是公忠體國的北宋名臣韓琦。所以當時有書生敖陶孫賦詩悼趙汝愚：「九原若遇韓忠獻（韓琦），休說渠（他）家末世孫。」（《四朝聞見錄》丙集）曾蔭權自稱是大賢曾參之後，我們不妨借敖陶孫那兩句詩，更改三個字，轉贈花園街火災死者：「九原若遇曾郕伯（曾參），休說渠家末世孫。」

古德明
專欄作家

練乙錚 - 再論本地大陸籍學者和學術自由 (上、下)

2011-12-01T08:54:00.002+08:00

練乙錚 - 再論本地大陸籍學者和學術自由
信報 2011年11月30日

拙文〈談徐立之下台、論大陸籍學者角色〉於本月4日刊出後，反應相當熱烈，不同意筆者觀點的文章，小計已有五篇，分別是《信報》8日理大閻洪教授一篇，《信博》11日Paul Peng一篇，《文匯報》17日專欄作家韋剛、9日居港內地海外學人聯合會創會會長兼科大榮休教授葛惟昆共兩篇，以及《大公報》18日城大法律學院副院長顧敏康一篇，在網上都很容易找，讀者可細看。各篇文章風格不一，《文匯報》的兩篇，調甚高而說理少；Peng先生的一篇，羅列筆者背景資料如數家珍，本當甚有看頭，不過很快就淪為誅心之作（或曰「心理分析」）。可幸，閻教授和顧院長的兩篇文章（〈回應「大陸籍學者『三個弱點』」論〉、〈莫低估大陸學者貢獻〉），都是思辨、說理的文字，筆者樂於回應，趁機會也可闡明一些未及細表的論據和觀點。

閻文刊出不久，筆者便作簡覆，附在另寫的一篇文章之後（〈區選結果能擦亮誰的眼睛？〉，刊11月10日）；惟字數所限，未及詳論閻教授提出的一個重要質疑——「三個弱點」論有何證據、是否失諸偏頗，以至顧文認為筆者避重就輕。過失的確是筆者的，故本文就該點作補充論述。

第一論：「驚弓論」

「三個弱點」論的第一論，可稱「驚弓論」。筆者認為，共和國六十年來無數次對知識分子特別是敢言知識分子殘酷打擊的事例，歷歷在目而未嘗或已，讓大陸籍學者政治上或多或少都成為驚弓之鳥，遇有重大中港政治議題或事件，除非是「隨心所欲不逾矩」者，否則難以在香港這「半個解放區」內公開表達意見。此論非如閻文所擔心的旨在抹黑大陸籍學者，其要點恰恰在於體察到「鳥」的困難處境；若真有抹黑，黑了的也只可能是「弓」。此論亦非如顧文所說，「言下之意，大陸學者就是缺乏對時政批評之勇氣」。筆者沒有要佔領道德高地的意識或潛意識，並不視香港土生學者在勇氣方面高人一等；拙文就此點寫得很清楚：「易身而處，大家可寫包單，筆者也會噤聲。」（「寫包單」是俚語，「認定」的意思）同是五千年文化孕育出來的群體，其子群體之間，固然會有經歷上的差異及處境之不同，卻沒有本質上的道德勇氣高下之別。

驚弓之鳥，古往今來多的是。筆者當年在美留學，其時台灣仍是蔣家天下，台灣留學生到了言論自由的美國讀書、工作，思想比較活躍的，無論過了多久，依舊背負舊日政治陰影，時刻留意着身邊的「五毛」（當時不稱五毛，稱「黨員學生」、「黨工」什麼的，或者乾脆稱「大使館的人」）。他們在很多事情上無法暢所欲言，行動每受制約；一些人天真，在保釣運動中豁出去了，結果有家歸不得，家人亦受累；這種情況，一直到台灣完全民主化之後才消失。到了八、九十年代，繼台灣留學生有此遭遇，筆者看到的，還有大陸留學生，尤其六四之後。今天，從政治上專制高壓國家到西方留學的，還有越南學生、新加坡學生、伊朗學生、敍利亞學生……；受壓程度不同而性質一，例子縱非俯拾即是，卻可說時有所聞。《明報》20日王雅雋文章〈黨籍作為一種生活工具〉，便有一個寫得相當細緻的個案描述。這令筆者想起「驚弓之鳥」一詞的典故。讀者還記得麼？

西漢劉向《戰國策．卷十七．楚策四》：「……更羸與魏王處京台之下，仰見飛鳥。更羸謂魏王曰：『臣為王引弓虛發而下鳥。』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此乎？』更羸曰：『可。』有間，雁從東方來，更羸以虛發而下之。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此乎？』更羸曰：『此孽也。』王曰：『先生何以知之？』對曰：『其飛徐而鳴淒。飛徐者，故瘡痛也；鳴淒者，久失群也，故瘡未息，而驚心未止也。聞弦音，引而高飛，故瘡隕也。』」（「引弓虛發」，即箭不上弦，引弦而發，虛而有聲；「孽」，這裏指受過箭傷的雁；「瘡」，即創傷、傷口；飛徐而鳴淒，行動和聲音都不一樣了。）

誠然，對「驚弓之鳥論」而言，上述都是一般常識和觀察，與標準社會科學要求的嚴格論證還有距離。然而，要作問卷調查等實證研究，十分困難。驚鳥豈敢言弓？萬一調查資料給「維基泄」捅出去了，如何是好？還是如王雅雋文中的內地來港博士生老穆說的那樣就比較妥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想想內地的父母。」包含這類自我審查問題的抽樣資料，統計學上可歸類為刪失資料（censored data），所引起的統計偏差，一般稱作社會贊許性偏差（social desirability bias；具體所指，負意義的稱謂更為貼切：政治壓迫性偏差）。不過，容筆者反問：若說本地大陸籍留學生和學者當中沒有「驚弓之鳥」問題，倒是顛覆了常識、違反了直觀的說法，不是更需實證，而且證明定必加倍困難嗎？解此難題，大概要等到像台灣社會那樣動態穩定，「弓」不存在了，政治鎮壓用的武器鍛成農具了，才水落石出不證自明（台灣立法院本月8日三讀通過法例，取消了「不得主張共產主義或分裂國土」的禁令和人民出入境必須申請許可的規定，政治上達到全面自由）。

大陸、乃至香港，會有政治上達到全面給人民自由的一天嗎？難說。此前，道路一定還十分曲折。就拿拙文刊出之後的一些「小事」為例吧。筆者也算是個「海歸派」，早年在美讀書教學，那是不少人包括筆者的一些黨員朋友都清楚知道的；可是，在三篇撻伐我的文字當中（不記得是哪一篇），我那幾年的讀書教學竟變成「在美國受訓和工作」，「中情局」三字差點沒說出口。枉筆者那些年思想變得左傾，回港後殫精竭慮為愛國事業工作十餘寒暑，如今說話不中聽，便得此下場。想想，其實並不奇怪，數不清的四、五十年代歸國留學生後來被打成叛徒、特務，遭遇悲慘千百倍，都是因為說話不中聽。陳年往事不必詳說，筆者這個老海歸剛得到的待遇，無疑也是給本地大陸籍學者的一個不怎麼客氣的警告。「弓」還張着，「鳥」驚不驚？

第二論：「株連論」

「三個弱點」論的第二論，即「株連論」。古有誅九族，九族指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明成祖殺方孝孺，誅其「十族」，即九族加門生。文革當中，知識分子有罪，受牽連的何止十族，連同事、朋友也遭殃。文革永遠過去了麼？筆者看未必。八十年代，大陸知識分子提倡民主，還不像現在那麼提心吊膽會出事；那時提起「紅歌」，人所不齒，現在有領導在發動。當然也有黨內高層反對，但鹿死誰手，尚未可知。國進民退了，不是社會主義回朝，而是國企給既得利益瓜分，保障既得利益最終要靠法西斯。這不一定發生，但只要有一成機率，文革株連家族的陰影便在，大家便得「想想內地的父母」。一度着蛇咬，怕見斷井索；這是五千年文明的智慧，難道共和國人的心理特質沒那麼幾年就徹底改變了？

或曰，驚弓的，怕蛇咬的，只是少數思想出軌者，絕大多數人都是「隨心所欲不逾矩」，感覺自由得很；至於對付幾個出軌者，乃是社會穩定所需，「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皂」，古已有之，無可厚非。不過，筆者有另外一個看法，希望給閻教授、顧院長參考；講得比較抽象的話，希望二位學者不介意。有一種博弈有這樣的設計特性：弈者保持在平衡路徑上，因為走到非平衡路徑上的代價太大。這時，觀察到的是，絕大多數甚或所有弈者都自動保持在平衡路徑上，只有因為受一些隨機因素影響，極少數人偶然脫離平衡路徑而須付出高昂代價，從而可讓其他弈者看到後果而知所行止。通俗一點說：猴子都乖，可能是牠們本性真乖，但也有可能是因為牠們見到雞給殺了。同理，多數人不逾矩，可能是因為看見少數人逾矩的經歷太悲慘而已，而不是隨心所欲而仍有的結果。當然，兩種可能性都有，但這已足夠讓筆者的第一、第二論成為一方之言（哪怕只是有足夠旁徵而尚待科學實證之言），可議論批駁而不應受無端撻伐。

順便一提：筆者的第二論指「本地大陸籍學者絕大多數還有親人在大陸，根還在那裏，政權力量自會利用這個關係，妨礙他們本身的學術自由，或是削弱他們捍衞學術自由的勇氣」，強調的是政權力量發功，而不是指責大陸籍學者不敢批評時政；兩者有分別。筆者深責的，始終是「弓」不是「鳥」。

第三論：「合作論」

「三個弱點」論的第三論，可稱「合作論」：「文化背景關係，大陸籍學者當中有些人也許較易與政權合作，放棄甚或出賣學術自由。」這裏說的文化背景，指共和國六十年而非指華夏五千年。其實，與專制政權合作者，無論自願或被迫，古今中外都有，關乎這些政權的一些通性，並不限於中共，上周五的國際新聞披露了一些也是「一國兩制」之下的駭人史實，或可作為參考，惟篇幅關係，明天待續。二之一

練乙錚 - 三論本地大陸籍學者和學術自由
信報 2011年12月1日

昨文談了「三個弱點」論的第一、二論，今天續談第三論，也就是筆者原文提出的比較敏感的「合作論」。此論謂：「文化背景關係，本地大陸籍學者當中有些人也許較易與政權合作，放棄甚或出賣學術自由。」閻教授和顧院長的回應文章對此都有強烈反應，可以理解。如果讀者只看今天筆者這篇文章，甚或只看開頭幾段，正負反應也許都更強烈，可能不利思考，故讀者最好先看昨天那篇，或者從本月4日拙文〈談徐立之下台論大陸籍學者角色〉看起，就更能了解筆者原意。

與專制政權合作，無論出於自願還是被迫，古今中外都有，主要源於專制政黨的一些通性，並不限於中共，上周五的國際新聞披露了一段也是「一國兩制」之下的駭人歷史，能說明問題。不過，我們還是先回味一下國人自己的一些家事。

「運交華蓋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頭。」內戰期間，蔣介石搞白色恐怖，中共知識分子黨員如瞿秋白等，殺的殺、抓的抓；不過，蔣對一些沒有黨籍背景的左翼文人如魯迅及很多後來稱為「民主人士」者，還是網開一面，作品依然可以出版，而且十分流行。不幸，解放後，這一批硬骨頭當中剩下來的，七批八鬥之後，很多捱不過文革；然而，到了今天，令中國知識分子最為傷感的，恐怕已經不是誰給打倒誰被鬥死，而是前不久披露出來的一些檔案，記錄了大陸最高級知識分子層當中發生的兩起臥底告密、出賣摯友的事件，其一是畫家黃苗子出賣聶紺弩，其二是翻譯家馮亦代出賣章伯鈞。

知識分子飽受控制

患難之交，本應相濡以沫，黃、馮的行為，的確令人難過；不過二人在當時的政治情況下，與政權合作並非賣友求榮而是賣友避災、賣友求活。共產黨歌頌那些與自己的政敵鬥爭的硬骨頭，但當發覺這些硬骨頭不很聽話的時候，卻翻臉無情絕不心慈手軟，或奪其帥，或喪其志，直逼得一些人要出賣朋友。其實，不必說大陸，便是香港的左派圈子裏，也有過很令人痛心的例子。時代也許不同了，中共的政治哲學卻於根本處未變，其控制知識分子的方法更多樣化了。這就是筆者所指的大陸籍學者背負着的文化背景，是高度專制政治文化的一部分。

有人會說，現今一國兩制之下，大陸是大陸，香港是香港，這裏是安全的，況且黨說明不在此地活動。也許如此，不過筆者提供一個在「一國兩制」之下，專制政黨在另一制裏大規模主導秘密賣友交易的事例，供大家參考。本月24日，德國的新聞周刊Der Spiegel報道了一批新整理的前東德國安部原始檔案資料，消息令德國人震驚。原來，東德政權崩潰之前，德共在西德發展了數以千計的線人，光是西柏林，便有五百四十二個。這些人分布在西德的大學、政府、軍隊、教會、政黨、工會、社群裏，打很多小報告；其中一個名叫Josef Frindt，竟是西德Muenster市的一位天主教神父，不久前才過身，生前一共打過九十五份小報告，對象都是他的同事、朋友、教會中的信徒，還包括一位名叫拉辛格的年輕教授（Joseph Ratzinger），也就是今天的羅馬教宗。

Muenster當時是人口十萬左右的小城市，線人一共十六個，被監視者卻多達四百名。滲透得最為嚴重的組織，大概是社會民主黨了（此黨乃當今德國第二大黨，亦是該國最老牌政黨，前身於1869年由德國共產主義運動著名領袖Bebel和Liebknecht所創，後來的領導人包括修正主義大師伯恩斯坦和考茨基；德國分裂時代，此黨只在西德運作）；黨員當中，起碼有七十八個線人，其中十三個專注該黨中央委員會各成員。滲透到最高層的線人，要算此黨西德前總理布蘭特的助手Guenter Guillaume。此前，德國人以為東德國安部只監視東德境內居民，現在才知道德共的線人系統比想像的厲害得多，伸延很遠，深入另外一制。西德境內的那些線人，很多在東德那邊有親屬，後者往往不幸成為活人質；Frindt神父的姐姐便住在東德，他是否因此被迫當上線人，今天已難考證。

關係趨冷觸發「熱戰」

更深入思考這個問題的時候，也許要明白，共產人做事強調「目的理性」，手段無分好壞，有效便是一切。比如說搞選舉，既可調動大量人力物力合法爭取選民支持，但如果有助致勝，運用一些非法手段如種票等，亦未嘗不可。

誠然，這些都只能算是重要旁徵，雖可歸納成為直觀結論（上述第三論），但如何進一步嚴格地用社會科學方法實證，則是難題。筆者當然希望，我們香港這一制，這方面有別於大陸那一制，也和德國人的經歷截然不同。不過，大家也應看到，相反的結論，不僅求證更難，而且擺在如此可鑒的歷史資料面前，更是反直觀的。

話說回頭。閻教授和顧院長的文章，還就本月4日拙文提出另外一個批評。若筆者沒理解錯，兩位的意思是，對一個社群的部分不指定成員作負面批評，無論正確與否，都同時會對社群的所有成員造成傷害，因而是不公平的。這個說法很有道理，但另一方面，若所有這類批評因而都不容許的話，對實際整體均衡卻有不良影響。美國的種族關係中，最先出現「政治正確」一詞，指的就是評論者不得對特別是弱勢族群作負面批評、論述或作出後者認為不當的稱呼。社會按此規矩運作，確能減少族群之間的語言摩擦，好像和諧了；但事實上，「不對罵」往往演變成「不對話」，族群之間愈來愈疏遠，對他方的言論愈來愈敏感，關係趨冷，偶然碰撞，便可能觸發「熱戰」，結果令弱勢族群更難融入主流社會，靜態和諧的代價是動態不和諧。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但若只有對罵沒有對話，則最終大家都損失。

事實上，習慣在重要、敏感問題上作精誠而公開的觀點交鋒，是一個自由社會的重要財富；回歸之後香港政治一直處於緊張狀態，惟風雨如晦、雞鳴不已，始終值得慶幸。面對兩難，怎麼辦呢？筆者提供一個意見：分清對社群的批評是善意還是惡意，若是善意，則就算包含一些負面的，亦應視為可。當然，善惡意有時難分，而且就算善意，亦難免除上述提到的不公；不過，這個規矩的總體社會效益比較大，長遠對少數社群也是好的。

「弓」若收斂「鳥」或好過

「三個弱點論」是善意之論。筆者認為弱點不源於大陸籍學者本身，而是這個社群的周遭環境及六十年文化背景造成，問題在「弓」不在「鳥」。而且，論點提出之後，經社會討論，多人關心了，「弓」也許要收斂一些，知所檢點，「鳥」就可能會好過一些。

此外，閻教授和顧院長提出的另一觀點無疑也是對的，即實踐或強化學術自由，不一定要公開針砭時政、大聲疾呼；筆者也許對此點強調不足。顧院長提到，老師在論文中、課堂裏、下課後，與學生無拘無束討論問題，也是重要而有效的實踐，此點筆者完全贊同。事實上，4日的拙文沒有要求大陸籍學者一定要這樣或那樣做，反而是說，不同背景的學者，在各自的處境裏，力所能及地發揮不同作用，便是最好，有聲輕聲無聲都可以（見該文末尾二段）。美國有喬姆斯基、克魯明那樣公然挑戰政經主流的學者，也有在校園裏默默耕耘的無數勇士，二者相生，她的學術自由才有以為繼。

最後，筆者想作一點申辯。顧院長認為，筆者提出「三個弱點論」，必是覺得大陸籍學者不能擔負起捍衞香港學術自由的中堅角色。事實上，筆者4日的文章裏沒有這個意思，反而是認為，從趨勢看，這個中堅角色，遲早得由大陸籍學者負起，而且因為他們是過來人，最清楚失去學術自由的可怕——不僅僅學者運交華蓋，整個民族也掉進災難深淵；因此，這個學術群體最具捍衞學術自由的潛力。這個「過來人論」是首要的，然後才是「三個弱點論」。

熬過悲劇還需要鶚

寫這一組文章，筆者多次提到「鳥」，這裏再用另一個「鳥論」作結。

希臘文化以鶚（貓頭鷹）象徵智慧，因為牠能在黑暗中視物；智慧之神雅典娜之伴，便是一隻鶚。雅典娜在羅馬神話中的名字是Minerva，因此，西方學術傳統裏有所謂Minerva's Owl這個意象。此意象有兩個不同涵義。尼采以鶚只在黑夜來臨之後才展翅，遂以之表達他自己的歷史哲學：歷史是發生之後才可解的，思想家解釋歷史，悟性往往來得太遲。這是悲劇涵義，另一涵義卻可振奮人心：鶚在黑夜裏，目光如炬洞悉一切破曉方休，因此可看作是文明的終極守護者（defender of the last resort），人類一旦失落在黑暗的長夜裏，只有靠鶚的眼，才能生存到天亮。筆者認為，特別是在中國，兩個涵義並不矛盾。知識分子熬過那段悲劇歷史之後，明悟了，也就是所謂的「過來人」；但長夜還未破曉，還需要鶚。

僅以此雙重涵義的鶚的意象與閻教授、顧院長以及所有本地大陸籍學者共勉。

二之二
《信報》特約評論員

吳明林 - 俟河之清人壽幾何

2011-11-30T22:22:00.001+08:00

2011年1月30日

【明報專訊】上任不足3個月的廣播處長鄧忍光最近收到一份員工呈上的禮物。這一份禮物，對政務官來說，確有驚喜，只是包裝太拙劣、太反智。

原本，叮走一兩個主持根本不需要長篇大論的理由，節目調動就是節目調動，一如報章副刊改版，自然有專欄作家消失，換上一批新作者。春去秋來，四時之序，功成者退，根本是輕鬆平常的事。但香港電台卻大費周章鋪排，先是醞釀逾年，繼之以研討會，終於找出一個「主持人太多偉論，要多聽聽眾聲音」的論點。

可笑的是，這樣的論點竟要醞釀一番、研討一番才找出來。這個論點，自有烽煙節目的第一天已經存在，但從來都不是問題。意見本來就是不重量而重質，眾聲喧嘩的結果只有一個，就是﹕眾聲喧嘩。

即使接受「多聽聽眾聲音」這個論點，改善的方法也有很多。最聰明的人才想到叮走建立了聲名、樹立了風格的主持而代之以明年便退休的公務員。斧鑿的痕迹太深了，馬皇后的腳露出來了。

我痛心的倒不是一兩個主持人的去留，誰是陪葬更不重要。我所痛心的是，這個人事調動背後的意義﹕一代人的努力糟蹋掉了。從此，香港電台將步入漫長的嚴冬。

且聽我慢慢道來。

香港電台由1970年代至今，雖然始終是一個政府部門，但卻不斷朝公共廣播的方向發展。一步一顧盼，一步一回首。

以烽煙節目為例，由歐陽義德的《太平山下漫步》、黃華麒的《電話說心聲》，以至現在的《千禧年代》及《自由風自由phone》，主持人的角色經歷數變，由信息傳遞者、協調人，以至今天有觀點有論述的主持，都是朝公共廣播的方向一步一步走。

1970年代初，我剛入港台的時候，香港電台還沒有自己的新聞部，所有新聞皆仰給於時在港台進駐的新聞官。後來，成功爭取獨立的新聞部，以至有《新聞天地》的出現。

電視節目方面亦然，《獅子山下》、《鏗鏘集》、《城市論壇》、《頭條新聞》，不同時候總有不同的人要突破政府部門的重重限制，朝公共廣播的方向進發。

試想像一下，假如當年沒有《城市論壇》，港台今天向當局申請在維園直播極富爭議的時事論壇，你認為批准還是不批准？

當年之所以有《城市論壇》，不是出於偶然，而是一代人的努力。這些人也不單單是港台人，也包括有雅量、有識見的政府中人。他們「領悟到公營電台有理有據的批評反而增加政府的公信力和官員的責任心」（語出陳雲，收錄在《一起廣播的日子》，二○○九，明報出版社）。

如果用公務員的思維，最好不要有像《城市論壇》一類的節目，風險高，一旦出事誰負責？以公務員的思維，安全系數最高的是《警訊》，永遠沒有爭議。

今年，由政務官出掌港台，開80年未有的先河，已可斷言未來港台的命運。它將會徒擁公營廣播的虛名，而行政府部門之實，一切規章先行，程序正確，一個一個節目將會出現微妙的變化，保證有醞釀、有研討會、由下而上，處長兵不血刃，樂觀其成。不過，這樣一來，公共廣播的氣運已盡，不數年便成歷史陳迹。

有香港電台的同事問我，今後怎麼辦？還可以怎麼辦！

俟河之清，人壽幾何，急是急不來的。

時局既如此，要發生的總要發生，個人的力量非常渺小。不過，公共廣播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天地悠悠，必有後之來者，這是心懷公共廣播的人必有的情懷。

吳明林
港台烽煙節目前主持

古德明 - 中共的成語

2011-11-30T09:23:00.000+08:00

am730 中華正聲專欄 2011年11月30日

「2011年11月11日」是六個「1」的日子，香港千多對男女成親。《明報》的報道，使用中共成語，非常嫺熟：「百年一遇好日，新人逾千對。」這當然不是中文。

請先看唐朝王勃的《滕王閣》：「閑雲潭影日悠悠，物換星移幾度秋。」宋朝王安石的《梅花》：「唯有春風最相惜，一年一度一歸來。」中國人會說「百年一度的好日子」，不會說「物換星移幾遇秋」、「一年一遇一歸來」。最近二十多年，我國河山經中共不斷斵削，年年不是大浸稽天，就是旱魃為虐。當局歸咎大自然，每年都說甚麼「百年一遇的洪水」或「五百年一遇的旱情」，似乎幾百年來的水旱災害，他們都有科學記載。新中國人默化潛移，現在連「若干年一度」都變成「若干年一遇」了。

從前，孔子路過盜泉，惡其名，「渴矣而不飲」(《尸子》)；今天，中共竊國，所創成語，新中國人不知為甚麼卻萬口爭傳。請看香港公民黨主席陳家洛十一月二十五日發表的文字：「迎難而上，贏回民心。」十月二十七日《大紀元時報》一段報道：「土耳其爭分奪秒，拯救地震倖存者。」

「迎難而上」是典型中共豪言壯語。例如胡錦濤二OO九年元旦說：「我們要大力弘揚偉大北京奧運精神，迎難而上。」香港發展局長林鄭月娥今年十月說：「開拓土地非常困難，但我們會迎難而上。」從前，中國人說話較為平實。請看《後漢書》卷十七光武帝嘉許大樹將軍馮異：「為吾披荊棘，定關中。」《三國志》卷三十六稱讚關羽：「隨先主(劉備)周旋，不避艱險。」迎難而上，比「艱險不避」、「斬棘披荊」主動得多，也鬥志昂揚得多，只是昂揚得和中共其他假大空政治口號無有分別。所以，胡錦濤迎難而上的結果，是大陸貪官繼續橫行，民變此落彼起，旱澇年年不息；林鄭月娥迎難而上的結果，是香港人愈來愈覺安居不易。

「爭分奪秒」也很有中共特色。二OO五年曾蔭權就任香港行政長官，循例說：「我會爭分奪秒，做好工作。」去年溫家寶發表《再回興義憶耀邦》，也說：「(胡耀邦)每天都爭分奪秒地工作。」中國人說工作勤奮，不會這樣無端滲入鬥爭含義。例如《史記》卷十漢文帝說：「朕夙興夜寐(起早眠遲)，勤勞天下。」宋朝陳亮《上光宗皇帝鑒成箴》：「當效禹王(大禹)，寸陰是惜。」

中國人本來酷愛和平，不會開口就是鬥就是爭。說話不想假大空，做人不想喝盜泉水，那麼，請提防習染中共的成語。

作者專研中英文，以寫作、翻譯為業。　　　(逢周三刊登)

陳雲 - 種票大躍進

2011-11-29T11:32:00.000+08:00

am730 轉角專欄 2011年11月29日

昔有畝產萬斤，今有戶種百票。區議會選舉，印證香港的另類農業革命。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二年，中共在第二個五年計劃中增加生產指標，高舉「三面紅旗」——大躍進、人民公社和總路線。毛澤東發動農村「大躍進」，農村幹部虛報種糧成效，祈求北京表揚，於是出現「畝產萬斤」、「衛星田」、「空中播秧」等神奇農業科技。所謂畝產萬斤，就是虛報一畝地出產七八千斤小麥，幾萬斤甚至十幾萬斤稻米，不一而足。「衛星田」就是產量高懸、眾人仰望，猶如放衛星在天上，有時也指根本就沒那些田畝，幹部報多少有多少，也叫衛星田。「空中播秧」是將秧苗播在山崗的硬地，秧苗不能紮根而生，卻當作收成來計算。

香港的種票，美孚有1屋7姓13人，審計署查出的紀錄，最高的1戶有162人登記，堪稱畝產萬斤。拆毀的西環卑路乍街56號至58號的兩幢唐樓，今日空餘一塊建築地盤，竟有近九十名市民登記，是衛星田。香港仔華富邨華康樓只有21樓層，卻有登記24樓及32樓的選民，這是空中播秧。沉悶的香港，一下子「家家大煉鋼，戶戶衛星田，超英趕美，畝產萬斤，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

熟悉中共黨史的，都知道種票的技術轉移，來自何處，令人會心微笑。五十年過去了，中共毫無長進，仍停留在毛澤東大躍進的浮誇造假時代。接收了香港國際大城市，中共用大躍進時代的方法來統治。然而，香港的法治不是鬧着玩的啊。港府一旦被逼發落廉政公署，秉公查辦，則種票黨成了非法黨、哄騙黨，指揮種票的勢力成了干預香港內政的鐵證。港府包庇不查，則區議會及下次的立法會都變成種票議會、非法議會，非法議會通過的法案，喪失合法性，往後社會也不必守法，偷呃拐騙，造假橫行。

曾蔭權說，種票見怪不怪，不想處理。這除了他生性怠惰之外，也料到市民和傳媒會發起維護選舉公平的呼聲，查出證據，令廉政公署不得不受理。香港的制度不斷受到境外勢力的侵蝕，香港人卻不能除去境外勢力干預。義人的反抗和矯正，只是養好身體，維繫寄生蟲的蠶食。境外勢力毫不維護制度，他們將維護的責任推予香港義人。這種寄生蟲與宿主的關係，叫殖民主義，且是最惡劣的。英國經營香港殖民地，好歹有建設、有維護，再剝削一點。中共經營香港殖民地，卻是無建設無維護，一味做害死宿主的寄生蟲。

文化評論人，德國哥廷根大學民俗學博士，《中文解毒》系列作者。

毛孟靜 - 種票與種「人」

2011-11-29T00:23:00.000+08:00

信報 2011年11月28日

種票，分明舞弊。選舉呈請，就是要推翻投票結果，重新再選。既然區選種票的疑似案例，幾乎日日新鮮，怎不見泛民群起而呈請之？就是難。因為是不記名投票、秘密投票，除非是輸贏差距真的很小，像民協的林健文只輸了足足兩票，可以考慮，不然要證明因為種票而左右了一場選舉結果，很不容易。

選民原應填報的，是主要居所，但搬了家忘記改填，可以原諒吧；大富豪明明住在港島南區，報的卻是中環公司地址，有人會否辯說，我真「瞓」身業務乎？亦有人只報一個郵箱號碼，理由是「居無定所」，可以嗎？又聞說有一班外裔工人用一個「工作休息室」報作個人登記地址，疑似犯法？選民純粹報一個「通訊」地址，在法律上到底接受抑不接受？

訴諸法庭耗費精神時間

要呈請訴諸法庭，當事人先要計一計要花的精神與時間，官司一路打上去，小橋流水，歲月悠悠，隨時三數年後，誓要得回的任期都已屆滿。最大的難處，自然是錢，即使這邊廂有義務律師，但一朝輸了官司，要付對方堂費律師費，數目隨時以百萬計（或許更多？）。一個常人，怎麼打？

常人常情常理，是不忿氣的。看美孚南王德全的個案，對手的種票嫌疑，呼之欲出，明眼人都會覺得「表面證供成立」，但要就此否決勝負，難度甚高。

也就是老話一句，錢，並非萬能，但沒有錢，就萬萬不能。看一個區選當選者一篇近乎勝利宣言的文字，此人不但不必担心正職，根本就是個億萬富翁。當然，他有心，更有時間與錢，描述如何大半年前在選區設立辦事處，怎樣跟進近千個投訴個案，每每要花人力物力，個個都是錢銀符號……這裏淨是鋪陳現實，也無批評的意思。

傳媒官腔政府帶頭抹黑

回說選舉舞弊。這套來自洋人的理念，electoral fraud，包括一些手段可以是技術上合法，但就不合情不合理，道德上不能接受——legal，but morally unacceptable。怪不得給問到種票新聞，只見曾蔭權嬉皮笑臉說，「見怪不怪」!

也有人說，選民姓名與地址不符事宜，歷史悠久，確係見怪不怪，為甚麼以前不見得高調投訴，這次就吵個翻天？有理由相信，舊時即如上述時間、精神與錢的考慮如出一轍，尤其若勝負相差過百票，當事人也沒好氣再去埋頭追究；而往日也確有零星的個案，但因為不涉及「政治明星」，新聞界也沒興趣。但這一次，種票的規模看來確是有異「常態」。

老老實實，選舉舞弊一樣包括滋擾，harassment。由日日出傳單抹黑誹謗 (「告我吖! 」) 到玩「人釘人」，貼身跟着候選人大聲喝罵，內容不時以粗口點綴，亦步亦趨與你入電梯上樓梯，只差未跟你去廁所。還有惡人先告狀，有事無事報警，投訴你的團隊有人在公眾地方拍攝他的尊容，成功爭取一隊警察來「圍」你；投訴無厘頭不要緊，誣告得逞就可以了！

面對無賴，只有更無賴？如何訴諸法治？講到底，只見一個社會的文明精神可以淪落至斯。

街頭劇目的自編自演角色，或只是個小嘍囉，或仍只算是小圈子面貌，更大圍的不堪，是本年度香港區議會選舉最大的誹謗抹黑者，是政府，是曾蔭權要「踢你臨尾一腳」的夕陽政府。而除了極少數的招牌，為政府夾道敲鑼打鼓的，是傳媒。

教新聞理念，常跟大學生順帶一提，說早年好些荷里活電影的劇情中，忠角受大陰謀追殺，報警也沒用，因為追源溯本，陰謀來自白宮；最後自救一招，總是訴諸傳媒，終結畫面見《紐約時報》、CNN等，歡喜收場。

但，回看曾氏政府就外傭及大橋官司的做假吹風發布，得幾許媒體逐字垂青，不必過濾偵查，就將之大字標題發揚光大。總之政府說的就是真理。

今日特區，香港人要認真地擔心的，是許多本地傳媒在一些大是大非上，只會承接官腔，跟政府同一陣線，有些根本就是得令辦事，什麼新聞界是第四權應該監察政府一筆，原來可以撇開不理，束之高閣。香港點算？

港台變動重踏官台舊路

可憐在張敏儀時代，香港電台面對英殖統治——縱使地位從來是個政府部門，兼老是給句句提醒「不要咬餵你的手」，don't bite the hand that feeds you——總一直挖空心思要洗脫「官方喉舌」的形象，辦新聞時事節目，力爭批判多元，有內外、有正反、有火花。對，張說，「踩鋼線！」今日，港台卻自我確認「官台」身份，走回頭路，去到比張敏儀時代還舊的舊時。

港台一個號稱「由下而上」的編輯決定，拔掉吳志森這把民主聲音，同時以周融一把建制聲音「陪葬」，以玉石俱焚的姿態搞平衡，就狡猾地以為堵得住世人悠悠之口。

政治有賴傳媒垂青造勢，發揚光大，於是確是很少政治人會批評新聞界，擔心日後會斷了公關渠道、宣傳後路。但搞政治，着眼應是大眾福祉，豈能本末倒置。

沒有了周融，不日或有陳融、李融；沒有了吳志森，港台不會另邀陳志森、李志森，甚麼志森；由公務員、港台全職僱員獨領「烽煙」風騷，這和曾蔭權政府派個AO來領導港台的邏輯，沒什麼大分別。種票以外，這叫種「人」。

林茵 - 新思維﹕陳雲拋出香港自治城邦論

2011-11-27T10:01:00.002+08:00

2011年11月27日

【明報專訊】陳雲的香港城邦自治論述，由年初香港「被規劃」成珠三角宜居灣事件發端。目睹政治上無敵正確的祖國融合論，和回歸後港人對邊緣化的無限恐懼，他從整個歐亞歷史溯源，論證香港擁有自給自足、社會開放、文化多元、法治觀念等傳統歐洲城邦的特性；提倡香港一直以來、往後亦應以「高度自治」原則及香港本位的政策力保「邊緣」地位。正因為邊緣，才可以獨立發展優勢，亦只有香港維持邊緣與獨特性，才可能與中共發展互惠共生的關係。論述恢宏，立意顛覆並重塑將回歸後香港民主運動帶入困局的觀念，提倡講究謀略的「現實政治」（Realpolitik）。

6月中旬，「香港自治運動」理論成形，陳雲陸續以歐式精密散文風格，將重點內容發布到面書上，透過網友互動，調整論點至最貼近民情。著作甚多的他說這還是首次新嘗試，《香港城邦論》是屬於所有面書朋友的。

在內地，維權人士執著憲法列明的人權、民主、依法治國等條文認真，可被扣上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陳雲在香港，要重提基本法承諾的「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不少人看過其面書貼文，只聯想到「搞港獨」，或者拿他當傻佬辦。若干年後回首，《香港城邦論》會是癡人說夢，或是先見之明？還看今天有多少港人敢於就個人及這城市的發展前景接受一種新的想像。

城邦的性格

城邦（city-state）的形成遠早於17世紀的民族國家（nation）。古代文明薈萃和物產富饒之地，都是城邦，可上溯至巴比倫、瑪雅城邦、希臘的雅典和斯巴達、意大利羅馬、威尼斯、佛羅倫斯等，都有類似城邦的地位。城邦最初都由商業而起，商人聚居於海港城市或交通要塞，重信用、合約精神，衍生法治觀念；商業繁盛的城市孕育市民階級，社會開放多元，具文化傳播和影響力。然而，城邦多欠缺軍事實力，依附主權體制（通常是帝國或王族）的軍事保護及外交領導，商貿活動亦需要腹地支援。

古代城邦與主權國之間，以締約界定彼此關係，以商業利益交換主權國的軍事與外交保護。這種締約是歐洲民主社會的憲法雛型，十來個城邦結成締約，便建立如荷蘭、德國、比利時等聯邦國家。亞洲的城邦文化，由英國於19世紀建立。英人開闢東亞貿易航道，沿中東科威特、巴林、阿聯酋，至新加坡、馬六甲、檳城、香港等設立貿易港；二戰後，除香港外，各亞洲城邦或獨立建國，或成為主權國內一普通城市，失去城邦身分。

然而，香港卻因殖民地與遺民社會的特殊角色，發展出鮮明的城邦性格。陳雲提出，按「祖國」的史觀，英人殖民佔領香港，將西方文化強加於華人，是百年恥辱；但中共思想體系源自蘇維埃，能否算是中華正溯本就存疑。香港由宋代開始已是「遺民社會」，接收南宋、明末、清末、國共內戰及文革時期，因外族入侵及內亂而逃離的中華文化精英。1842年起英人取得香港，管治公共秩序、守住邊界，令傳統中華文化風俗和良好的人民素質，不至於被戰亂和政治內鬥弄壞；並引入西方觀念，奠定香港開放多元、宗教寬容、尊重法治和合約精神的城邦基礎，成為華人世界中首個歐式制度的典範。

在殖民統治期間，港督雖由英國派遣，施政時卻以香港為本位，規劃上保護本土農業、工業發展，興建自己的水塘，發展大學教育和制定各專業的執業考試。《中英聯合聲明》本為回歸後的香港定下「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原則，但特區政府卻在中共影響下極速放棄香港本位的思考，由供水、食物至產業上強化香港對內地的依賴，以邊緣化的恐懼推銷融合祖國；大財團與「港共」官員勾結，在牟取暴利的同時消滅本土多元的經濟、文化、生活空間。

香港要自保

《香港城邦論》首章立論，指出香港乃歐洲城邦史於遠東的延續，港人應重新檢視英殖時代對香港社會的意義，並與中共爭奪「回歸」、「祖國」等政治語詞的選擇權與詮釋權。「當港人相信自己是中西、歐亞歷史的融合點，而不是中國歷史的延續；一國兩制是香港自己應有的，而不是大陸賜予，才會有捍衛港人治港的決心。」

陳雲並反對將中國民主發展與香港的民主鬥爭扣連。歷來要求平反六四成為香港民主派的最高行為模範，不少港人亦認為先要中國民主化，香港才有普選的希望；但他指出，根據中國現時的政治社會狀况，急速民主化的中國，很易成為納粹式「國家社會主義」的民主專政體系，以多數人的暴政，苛索香港龐大儲備和金融能量。香港必須搶奪先機，以一國兩制的自治建設，保住城邦獨立的文明根基，自保之餘亦可作為幫助中共政權脫亞入歐的捷徑。

他又提出，屬同一民族，不等於要成立大一統民族國家。德國之所以有今天的實力，因其與同民族的奧地利、瑞士、列支敦士登締結同盟，四國以不同的國際形象、政治聯繫與經濟產業上的專長，在外交與經濟事務上互相配合。中國對台港應效法這種互利互惠的盟友關係，中國好比德國，台灣好比奧地利，香港可以擔當瑞士的角色，而澳門類似列支敦士登。「這書也是要說明，香港維持城邦自治特色和制度，對於中共的戰略價值。所以這次寫書的過程中，一直沒有受到太多阻力。只有《文匯報》出了篇評論說，『香港自治運動』有美國駐港總領事背後策動；其實中港台澳如果形成這種盟友格局，對美國絕對沒有好處。」

拒絕中港融合，《香港城邦論》亦觸及新移民政策；陳雲向來提倡收緊移民限制，被一些進步青年視為「右翼」與自利的代表而存有質疑。他認為，現時政府和社會人士常以資源分配的角度去理解新移民問題，其實他更關注的是大量移民湧入，對香港城邦原有的公民性格和價值觀構成極大衝擊。「1950至80年代，30年間，新移民人口累計才100萬；97年至今，14年已增加了83萬，而且政府是完全被動，不去處理文化融合的問題。」

無節制接收移民放任種族仇恨

他指出，上世紀來香港的新移民，會尊重香港是個先進地區，港英政策亦着意幫助他們融入社會，適應香港的文化制度。回歸後來的這一群，抱着大中國主流觀念，自外於香港文化，不講廣東話，亦不關心民主政治。「我反對的是無節制地接收移民，接收之餘又無陳述這個社會的價值觀給他們知道。以前港英政府講多元、法治、開放、平等、公德心……現在的政府，自己都不是這樣，當然不會跟新移民講。特區政府對新移民是完全不理會，社福、醫療政策出問題，於是有蝗蟲論、本地孕婦爭不到產房牀位，他們袖手旁觀，任由種族仇恨爆發。一個有自治觀念的政府，是應該掌握篩選新移民的自主權，協助他們融入本土文化和價值觀，而不是這樣助長族群政治。」

捱一排啦，5年內必有暴動

不過，他對於政府與議會早已不抱期望，書中雖有本土視野的公共政策倡議，要實行都應該是民間「香港自治運動」成功後的事。「我預計了這本書不會有即時明顯的政治效果。」目的是提供一種歷史和戰略視野，令香港人認識自己所處的關鍵位置，重拾爭取自治的信心。「現在的政府不理社會公平，不尊重法律，任由領匯與財團擠壓低下層的生存空間，議會內反對聲音都被收買或孤立，這樣下去，大家不會再期望它會改變，全都好沉默地看着它作惡，只要等一次大衰退，就會谷爆。捱一排啦，五六年內，香港必有暴動。」近來政府與建制派愈是倒行逆施，陳雲愈是高興都來不及，面書上單單打打，食住花生等睇戲。

文林茵
編輯陳嘉文

明報社評 - 立會否決捍衛新聞自由溫水煮蛙日子有功？

2011-11-26T12:51:00.001+08:00

2011年11月26日

【明報專訊】立法會本周三會議，否決了劉慧卿議員提出的「捍衛新聞自由」動議。這個結果，無論是否涉及黨派之爭，或政府要維護尊嚴，發動建制派保駕護航，實質反映本港內部就維繫核心價值出現分歧，而政府和建制陣營對捍衛新聞自由，已經不當一回事。〔Vic：也不能說他們不當一回事，共產黨最重視控制資訊與輿論，港共是處心積慮要蠶食新聞自由的。〕回歸以來，新聞自由和一些核心價值遭到衝擊和侵蝕，公衆起初還有反應，久而久之，好像習以為常，在公衆之間再也泛不起漣漪，立法會否決捍衛新聞自由的動議，或許是這種取態的進一步表現。香港能否維持應有的獨特性？這個問號，愈來愈大。

限制採訪官媒當道
政府剝奪市民選擇權

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於9月20日公布的民意調查結果，顯示市民對新聞自由滿意率由68%下跌至58％，劉慧卿在議案中提到這個調查結果，認為與包括當局限制傳媒採訪有關；建制派的黃定光議員認為箇中欠缺嚴謹邏輯關連，而民政事務局長曾德成認同黃定光的論據，在發言時予以引用。民研計劃定期持續做有關調查，市民對新聞自由滿意度有起有落，在過去的調查結果已經反映出來，最新調查是在8.18事件之後進行，結果反映了警方在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訪港期間，保安安排不當，包括阻擋記者鏡頭、採訪區遠離活動場地等，使記者採訪變得有名無實。民調反映市民對當時一些事態的觀感，所以，曾德成若認為當局限制採訪與民調結果欠缺嚴謹邏輯關連，有罔顧事實之嫌。

另外，劉慧卿提到當局拒絕讓傳媒採訪，只發放官方短片和稿件（俗稱「鱔片」、「鱔稿」)，也是民調結果原因之一；曾德成則說，傳媒的採訪報道，與政府發放的影片或稿件，都是公共資訊一部分，可以並存。傳媒報道與政府資訊並存，原則上沒有問題，不過，有一個前提，就是傳媒有權採訪官方活動，由傳媒自行決定報道角度，政府發放的稿件和短片，傳媒可以作為參考之用。不過，近年「官方媒體採訪」當道，官媒拍攝和採訪官員（包括行政長官），然後交給傳媒播出，而事前傳媒根本不知道官員有這些活動和「專訪」。

李克強訪港採訪安排，官媒更是一枝獨秀。李克強共20場活動，不足一半供傳媒記者採訪，部分甚至只能在活動場地以外觀看電視直播，其餘活動，傳媒只能透過官媒所拍攝畫面、政府新聞處發出的新聞稿或短片，了解活動情况。這樣的安排，若仍然不算限制傳媒記者採訪自由，則怎樣才算呢？曾德成在發言時，說「最近政府新聞處派員到粵北韶關，報道在當地做義工的香港青年服務團15名成員的生活和工作狀况，就有多家傳媒引用」，為官媒節目受歡迎作註腳，這是轉移視線，目的只為迴避官媒的實質。傳媒不滿的是：官媒擠佔了採訪空間，成為政府的宣傳工具，剝奪了市民接收資訊的選擇權。

官方蹧蹋傳媒人，損害新聞自由，還有管治的理由，但是作為立法會議員，理應為民喉舌，但是在投票時，建制派議員都分別投反對票、棄權或無投票，結果在20名泛民主派議員投票贊成下，由於在分組點票未能得到功能組別議員支持，使議案不獲通過。所以，立法會否決捍衛新聞自由動議，實際上就是建制派不讓動議通過。

建制派議員否決了動議，卻不想揹上反對捍衛新聞自由之名，例如梁美芬議員認為不應嚴格要求政府不發「鱔稿」，一切交由市場決定云云；黃國健議員則表示不認同立法會調查亞視才投棄權票。其實，建制派若對議案內容有意見，應該提出修訂，他們不循此途，則「捍衛新聞自由」在他們心目中到底有多大分量，於此可見一斑。

當年爭不變保獨特性
今日香港已經變質變味

新聞自由乃衆多自由之母，若新聞自由不保，則其他自由還可以安然無恙？過去，若出現新聞自由或一些核心價值遭到衝擊，社會和公衆都反應強烈，但是近年一些事態，例如政府千方百計阻撓保釣號出海宣示主權、被內地流放的政治異見人士未獲准來港等，這兩件事，涉及港人出入境自由和香港實施「一國兩制」的獨特性，但是社會和公衆已經無甚反應，好像習以為常，成為理所當然的事。就算近日香港電台裁撤被當局視為眼中釘的吳志森，各方反應強度與此事性質之嚴重，完全不成比例。此外，種票損害選舉的公平公正，行政長官曾蔭權竟然一度說「見怪不怪」。這樣的香港，與當年港人齊心協力爭取保持不變、保持獨特性、捍衛核心價值的香港，好像變質、變味了。

立法會否決動議後，據劉慧卿透露，有澳洲電台記者向她查詢立法會發生什麼事、丹麥駐港領事對此「嘩然」。立法會否決「捍衛新聞自由」議案所傳達信息，港人經過長期溫水煮蛙，可能無感覺，但是在國際間或會感到不可思議，這種情况，會否影響國際社會對香港屬性的研判，甚而影響一些國家的對港政策，值得關注。總之，港人對各種自由和核心價值若已失去應有警覺，對香港整體大局絕無好處，而更需保持清醒的是特區政府，除了必須時刻維護各種自由和核心價值，更重要的是，絕對不要因為短視的管治需要，做出任何損害新聞自由的事。

歡迎回應 editorial@mingpao.com

立此存照，大家看看哪些議員投票反對捍衛新聞自由：

民建聯9人：譚耀宗、陳鑑林、劉江華、葉國謙、黃容根、黃定光、張學明、李慧琼、陳克勤

專業會議4人：梁美芬、何鍾泰、石禮謙、劉秀成

自由黨3人：劉健儀、方剛、張宇人

經濟動力2人：梁君彥、劉皇發

獨立2人：黃宜弘、詹培忠

連新聞自由亦不敢撐，只投棄權的議員，包括：

工聯會4人: 黃國健、王國興、潘佩璆、葉偉明

五散人3人: 陳茂波、譚偉豪、梁家騮

古德明 - 盛世國情

2011-11-26T12:49:00.000+08:00

香港蘋果日報 2011年11月26日

美國駐華大使駱家輝八月初赴北京履新，出入樸素無華，中共上下側目。中央電視臺記者芮成鋼率先發難，在大連一個國際論壇上當面嘲諷駱家輝：「先生來大連，坐飛機三等艙，是不是要提醒大家，美國欠中國錢？」《環球日報》也隨即發表社論說：「駱家輝似乎喜歡在中國演廉潔戲。」外交學院院長趙進軍則聲言：「大使代表了國家。我當大使，一定坐頭等艙。中美國情不同。」

中共既已侵吞中國國土，何必還要厚誣中國國情。

春秋時，魯國季文子為相，妻妾衣不華美，坐騎食不肥壯。仲孫它勸他不要那樣節儉，以免天下笑他吝嗇，令國家蒙羞：「人其以子為愛，且不華國。」季文子回答說：「吾觀國人，其父兄之食麤（粗糙）而衣惡者多矣。人之父兄食麤衣惡，而我美妾與馬，無乃非相人者乎（怎麼配做國相）！且吾聞以德榮為國華，不聞以妾與馬。」朝士為國爭光，在德行而不在奢華，季文子說得很清楚（《國語》卷四）。

大唐貞觀年間，賈敦頤貴為州刺史，每次入朝，「車一乘，弊甚（殘舊不堪），羸馬繩羈（馬不肥大，而且只是用繩作絡頭），道上不知其刺史也」。唐太宗絲毫不認為這樣的官員有辱國體，反而加意獎借，成就了貞觀盛世（《新唐書》卷一九七）。

今天的中共盛世則完全不同。據他們中央電視臺《新聞一加一》報道，共幹以公務為名，每年用於旅遊、舟車、吃喝的公帑，至少是九千億元，佔行政費用六成，保證出入烜赫，炊金饌玉，以彰國情，以示國威。十月二十四日，山東臨沂市舉行全國村長論壇，會場外停滿了平治、寶馬、勞斯萊斯等西方豪華汽車。江蘇昆山一位村主任的豪言，和季文子的話一樣，可以記入青史，傳諸萬世：「一輛車幾百萬元，不算什麼。為免太過丟臉，我就開這輛一千二百萬元的勞斯萊斯過來。」

此外當然還有無數值得中共引以為榮的事。例如今年三月《江淮晨報》載，深圳一個癱瘓婦人沒錢買輪椅，就自製滑板代步，到處拾荒，供十歲兒子讀小學。又如日前《新浪網》載，甘肅慶陽市幼稚園為了省錢，校車本來限坐九人，卻坐了六十二人，結果二十一個孩子，轉眼就在一場交通事故中喪命。不是有十三億那樣微不足道的小民，中共怎能以債主身分，睥睨美國。

這是中共國情，駱家輝不可不識。

古德明
專欄作家

古德明 - 成語的墮落

2011-11-23T08:52:00.001+08:00

am730 中華正聲專欄 2011年11月23日

十月九日，胡錦濤談辛亥革命：「一百年前，中國人民為救亡圖存，前赴後繼。」他再一次突出了現代漢語的特點：其穢入骨。中文只有「前仆後繼」或「前仆後起」，即前驅者倒下，後來者繼續衝前，無所畏懼。例如清朝黃遵憲《近世愛國志士歌序》：「有志之士，前仆後起，踵趾相接，視死如歸。」秋瑾《吊吳烈士樾》詩：「前仆後繼人應在，如君不愧軒轅孫。」「赴」則只是「前往」的意思，以「赴」代「仆」，成語就沒有了「死都不怕」含義。

但是，《現代漢語詞典》只有「前赴後繼」一詞，沒有「前仆後繼」。現代漢語詩人艾青《光的讚歌》也說：「光榮屬於前赴後繼的人。」為甚麼現代漢語以「赴」代「仆」？原來毛澤東一九六四年發表《支持剛果(利)人民反對美國侵略的聲明》，錯用了「赴」字：「全世界人民要有勇氣，敢於戰鬥，前赴後繼。」新中國領袖錯了都是對的，所以從此「赴」取代了「仆」，正如華國鋒一九七七年題下「革命加拼命，無往而不勝」十字，現代漢語學家沒有一個敢說「拼命」應作「拚命」，文字改革委員會還隨即發表漢字簡化方案，以「拼」取代「拚」，成為現代漢語另一點入骨污穢。

中文成語遭現代漢語戕賊的，當然不止「前仆後繼」。請看二OO九年一月溫家寶謀士林毅夫論經濟：「不能拔苗助長，不要搞大躍進。」又請看今年八月新中國教育信息網標題：「留學語言考試，高分垂手可得。」

按中文向來只有「唾手可得」。向手掌吐唾液，即準備動手，而一動手就可得到。例如《三國演義》第七回袁紹謀士逢紀說，只要用計，「(冀州)唾手可得」；《說唐》第六十回劉黑闥攻唐朝紫金關，誇言「此關唾手可得」；《水滸傳》第五十七回宋江攻青州城，軍師吳用教降將呼延灼「賺開城門，唾手可得」。現代漢語把「唾手」改為「垂手」，但垂著手怎麼可以取得東西，我不知道。

「拔苗助長」則當然是《孟子‧公孫丑上》「宋人有閔(憂)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故事。「揠苗」即「拔苗」，但中文從來不說「拔苗助長」，例如宋朝呂本中《紫微雜說》論學問工夫：「揠苗助長，苦心極力，卒無所得也。」民國梁啓超《生計學學說沿革小史》說：「政府宜一聽其自勞自活自由自治，而絲毫不可有所干涉；苟干涉者，則是揠苗助長。」現代漢語學家一定是認為新中國人不可能掌握「揠」這樣艱深的字，於是改為「拔」。

對當局來說，語文的詞彙就像人民的頭腦，愈簡單愈好。否則現代漢語怎會成為天下最低等語文。

古德明
作者專研中英文，以寫作、翻譯為業。　　　(逢周三刊登)

毛孟靜 - 坐困愁城「揀隻豬」？

2011-11-21T11:08:00.000+08:00

信報 2011年11月21日

人世充滿吊詭，英文的Catch-22——要出城，得先拿許可證，但那個許可證要出了城才有得拿，於是橫不行，豎也不對，彷彿沒有出路。前門拒虎，後門進狼，惟有坐困愁城揀隻豬？但你真有得揀嗎？說泛民「團結」如是，說特首選舉如是。

范太葉太輪流耍人

看，半年前後，范徐麗泰明明仍是同一個人，代表的一套面貌沒什麼變化，但就見她的選特首民意支持度，由紅到盡時豈止化灰，簡直上吐下瀉；此人耍香港人耍足半年，市民亦對其還以顏色。搞政治，終歸要向mass psychology、公眾觀感低頭。

這一筆的接班人，叫葉劉淑儀，嘩，其人的立會議員支持度好似排第一喎。非常相似的一幕，是好些香港人選擇忘記前事——范徐麗泰回歸時的姿態取向忽然「江青」，由八十年代的親英至九十年代的擁共，至今日的莫名其妙；而葉劉，她的「大陸人隨時千帆並舉湧港」的大話，還有硬銷二十三條的氣燄……。成功幫忙爭取2003年的五十萬人上街。由她做特首，不日，香港人可以期待有一百萬人上街！

即使以「都不過做好份工啫」為其開脫，但特首一樣是份工，大家就有理由大大擔心了。更何況，葉劉淑儀最新最大的「成就」，不就是改寫香港的核心價值，這次成功硬銷一句：司法獨立誠可貴，港人福祉價更高！老老實實，衣食住行，樣樣都是人民福祉，記得以後凡事都用得上，就可以着着忘記既不能吃也不能穿、抽象的層次高一點的精神價值——「人不為己，天誅地滅」! 更不必向下一代重提司徒華的一句：溫飽權只是動物權。

也就是林行止說的「香港可能漸漸在自由世界中淡化褪色以至失去國際大都會光環的先兆」。

理論是，任何選舉，人人有參選權、也有投票權，最是理想；不是說，有得揀，你先係老闆嗎？自由市場，愈有選擇，愈是對消費者有利。但現實是，多個人參選，不管有意無意，效果就是「票」。眼下，疑似「虎」與備選「狼」要一齊爭，擺明會益了隻吊吊揈的「豬」。有說，揀豬好過。

但我們也有一句「扮豬食老虎」。況且，豬也有許多品種，包括喬治．奥維爾筆下《動物農莊》中，那隻叫拿破崙的領袖豬。

偵查報道希望多做

當下只覺憂愁，說參選權，眾所周知，北京老大哥的認可祝福至為重要，說投票權，你我根本沒有票，不必再贅。於是，大眾起勁討論的，來去是那三數張五官；於是，不管傳媒怎樣煞有介事㷫烚烚報道特首選委會選舉，就只見人多聲雜的一個動物農莊，no personalization，no dramatization，「都唔知邊個打邊個」，沒得聚焦，也就唔得閒理。

仍盼望本地新聞界認真多做偵查報道，諸如許多人掛在嘴邊的「種票」事宜——改報地址為要在指定選區投票？譬如一屋足足二十三口，二十三個選民！「劏房」？但地址卻又是個辦公室之類。

又抑或，香港可否考慮強制公民投票，外國人叫的compulsory voting？在澳洲，不盡這公民責任會罰款五十澳幣。但在此地，蛇齋餅粽除外，會不會另外有人會代付罰款？再抑或，這本來就是個沒有記憶的城市；當建制派連《檔案法》——為香港這個家好好地保存記憶，誰做了什麼？為何要負責——都要否決，這……提出強制投票法，是天方夜譚？

主流傳媒肯定仍有傳統的magnifying（放大）、snowballing（滾雪球）以至manipulating（操控）功效，日復一日，新聞界講得夠多夠大聲，漸漸，錯都彷彿對，假的也真得了。於是，乍讀一等一的知識分子談外傭官司的一段話，霎時無言以對：「但是公民黨卻選擇於『最後關頭』採取法律行動，雖令法理彰顯……；亦予政敵以『公民禍港』大事攻訐，敗壞選情」。

這裏頭，有很大的誤會：這個黨有大律師黨員根據專業守則，自接官司，這個黨本身跟這樁法庭個案根本毫無關係，遑論選擇在什麼時候採取法律行動（順帶一提，本人兼職記者╱老師╱黨員，自行在王丹主催的網上「華人民主書院」授課談傳媒與民主，既無向黨申報，亦不必得其批准，日後若竟然有什麼政治爭議，此乃純粹個人事業一章，與人或黨無尤）。

兩黨輪替香港難行

當連林行止都會誤會，這個黨亦要反省對外發言的姿態及presentation問題。

區選過後，市民只聽見泛民中人一樣人多聲雜，似乎句句「割蓆」、「劃清界線」……，這又惹來批評，誰有權包攬民主。吓？誰有獨市生意、註冊商標？問題是，怎地你標籤我「偽民主」可以，我宣布跟你「冇偈傾」不行？

未來有泛民黨vs建制黨？英美等國，確也基本是兩黨輪替執政，不同的是，人家民主社會的資源和權力機會均等，on equal footing。

這個小城，那邊在外頭「清洗」，這邊搞內部「清洗」？更大的問題是，泛民若真的大團結，當初亦不必各據山頭，另起爐灶。事實是，淨是外傭申請居權一筆，就有甲說寧輸選票不輸黨格，乙卻大聲講明：不贊成（即是反對）外傭享有居港權。今天，只要一句金蘭結義，就來同氣連枝？

泛民既要拒虎，又怕引狼，且擔心大佬細佬文化，真的只能坐困愁城揀隻豬？

陳雲 - 共黨的佔領潛伏的複製

2011-11-20T15:44:00.001+08:00

2011年11月20日

【明報專訊】紮營（camp）是為了作戰，佔領（occupy）是為了排擠。紮營是進攻途中的備戰狀態，佔領是勝利之後的統治狀態，排擠的是舊勢力和原住民。紐約華爾街的紮營者聲稱是佔領，呈現出來的精神勝利法，就令人納悶。也許習慣信貸消費的這一代，比以前激進很多，未備戰、作戰，就宣布勝利，在精神上消費勝利果實，之後再work backwards，重拾舊山河，慢慢思考金融資本主義的弊病和救治之道。紮營作戰，身綁炸藥包，手執步槍衝入政府大樓、廣播電台和銀行總部的年代，不再是抗爭者認為是合乎潮流與道德的方式，儘管這是最有效的方式。

抗爭者提前消費勝利果實

告別革命嘛，要從根本上思考才是radical嘛，抗爭者也許思考得很遠。資本家呢，在工廠捲起衣袖，巡視機器生產，準備隨時抽出廢品或關上注塑機的年代，也不是資本家認為是合乎成本效益的工作方式。後工業年代了，連窮人都不進工廠，在街上做波希米亞式的遊獵採集的拾荒，富人還需要辛勞工作嗎？

在互聯網促進商貿交易和抗爭者通訊的年代，要致富或抗爭，有更舒適的方法——複製。資本家複製貨幣和國家債券、複製房地產套利術、複製金融欺詐和龐茲騙局、複製產品和公司分支。抗爭者的複製技巧貧乏一些，目前只是在全球複製佔領行為，頂多是由公園、廣場複製到鬧市街道和大學校園而已。

好彩還有共產黨

幸好，在各種後現代的複製行為之中，香港有前現代的複製行為，那不是華爾街式的佔領，而是十九世紀的殖民（colonization）。所謂colonize，就如在一片乾淨的大菜膠上面放入細菌，過幾日之後，便看見細菌的殖民區（colonies）。我說的是共產黨在香港的殖民行為。共產黨最可愛的地方，就是自身已經捲入跨國金融資本主義，成了美國的跨國提款機和中國工奴代管人的時候，依然保育住歷史，不合時宜地做着英國的維多利亞朝或中國的清朝的事。

都已經收回香港，從英國手上接管香港的主權了，都說好了一國兩制的了，要區隔大陸與香港，大陸的法律不在香港實施（除《基本法》附件三列出的之外），大陸的黨委系統不在香港支配港府，港澳的黨工系統也不在香港浮面。這會影響一國兩制，也影響國際聲譽，影響美國對香港的態度，因為香港的國際締約地位，源自殖民地時期的自治身分。美國國會於一九九二年通過《香港政策法》，該法例設立了法律框架，使美國可繼續和擴大數十年來與香港市民及其官員建立的廣泛、多層面關係，藉此承認及支持香港的自治權。該法例的前提，是允許美國僅在總統可證實香港擁有充分自治權的時候，才給予香港區別對待。一旦中共侵蝕香港的自治權，美國將不予香港優惠對待，而其他國家必會跟隨，削弱香港的國際締約地位而動搖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幫助中共套匯、融資和人民幣國際化，這可是中共的救命草啊。

非理性的繁殖欲望

然而，理智歸理智，共產黨就是不能約束自己的原始欲望——繁殖。共產黨不能約束的事情很多的，例如中世紀式的政教合一，邪教式的組織指揮個體，部落式的長官意志，幫會式的集體腐敗，但這種種，都建基於一個基本生存元素，就是有些地方是提供營養的，有些地方是共黨勢力不去伸展的。是故，共黨本來要控制黨員人數，本來要保護黨組織不去發展的地方。例如香港的民間社會，共黨是要控制組織不發展的，否則從政府、議會、商界、街坊會到學生會都是共產黨的地方，滿街都是《Matrix》（1999）的Agent Smith，還有營養可食嗎，你精我又精，你是黨組織我也是黨組織，還有油水可撈嘛？連香港都弄得遍地黨委，都是自己人，黨在香港還有乾淨食物麼？還有什麼情報可以套取的？還有什麼黨的敵人可以勒詐和剝削的？這是生存的理智問題，恰恰共產黨活得不耐煩了，失去理智，瘋狂繁殖起來。這是黨組織的金融種金術、龐茲騙局，不會久遠的。看到這種行為，我開心也來不及﹕中共理智失控，時日無多了。

英國人在香港統治的時候，黨組織的地下工作，滲透到民間去，是必須的潛伏。

但現在都勝利「回歸」了，潛伏的目的達到了，《基本法》又規定一國兩制，香港好歹也要保持個「共產黨淨土」的模樣來哄騙國際，共產黨還明目張膽地搞滲透，就好像自己半夜起牀，躡手躡腳，盜取自己抽屜裏備用的大額鈔票，放入自己的銀包，然後笑嘻嘻地再度入睡。各位不要笑，世界上偏有這種人，而且為數不少。

嶺南大學的學生會候選內閣主席，在爭論「六四」紀念與否的時候，自己揭露是共產黨員，城市大學的學生會競選內閣，傳出四名內地生是共青團成員，前者自行引退，後者則醞釀退選。輿論有兩派，親共派認為馬列思想與共產主義是政治信仰，共產黨是正常政黨，而大學是思想自由之地，參與學生會等政治活動並無問題。其他則恐懼共產黨員佔據學生會，影響校園自治、道德監察和制衡校方的能力。

校園版的《埋伏》，爛尾了

在政黨充斥、政團林立的年代，學生會監察社會的道德負擔減輕了很多，回復到學生自治和諮議校政的本務，即使偶然突圍而出，參加抗議示威，也是眾多政團之一員，不再是往日聲援艇戶上岸、聲援反貪污和保衛釣魚台的火紅年代，獨當一面。這種本務，就好像私人大廈的業主立案法團一樣，頗為納悶的，但一旦裝修工程揭發貪污，住戶便悔不當初，不參與立案法團，弄到幾次會議都流會，唯一的一次湊夠了委託授權投票，開成會來，便批出貪污工程了。

現在大學校方也學乖了，很多政策，都邀請學生做觀察員的，事先諮詢學生，不會一意孤行。然而，這些四平八穩的校政，偶然也出意外，需要學生會出動救亡的。例如香港大學邀請副總理李克強來主持校慶，踐踏學權，作威作福，其他政團不好意思自己闖入校園抗議，學生會便要被逼出馬帶領。校方要四處安裝閉路窺探鏡頭，甚至要求學生拍卡進入課室和女生廁所，不知怎麼的，這種侵犯人權的政策在校方理事會通過了，學生會也要出來奔走、救亡。但很多人就是忍不住平日潛伏的能耐，於是久不久學生會就內閣出缺，無人上莊，用一個臨時管理委員會支撐住。

這種潛伏的工作，最適合做的，就是終身隱藏，隨時候命的共產黨員了。可惜啊，香港有一國兩制，黨組織本來不容許滲透學生會的，佔領了學生會，排擠了非共黨的學生，還要一國兩制做什麼？學生會都歸黨委管了，大陸學生還要花錢來香港留學嗎？這套大陸《埋伏》（2011）電視電影的香港校園版，寫好了劇本，安排了演員，卻因為投資錯誤，不能開拍，爛尾了。

古德明 - 懦夫谷

2011-11-19T21:24:00.002+08:00

香港蘋果日報 2011年11月19日

深圳治安聯防隊員楊喜利最近闖進一家小店，把店東妻子拖到卧房強姦，店東躲在隔壁房間裏，聽着妻子被人淫辱了一小時，才硬着頭皮，召警察拘捕楊喜利。他罵自己是懦夫，警察也罵他是懦夫，傳播界也都罵他是懦夫。不過，這件新中國小事，哪裏是一個「懦」字了得。

春秋時，齊桓公出獵，縱馬追鹿，追到一個山谷，問路旁老翁說：「是為何谷？」老翁回答：「為愚公之谷。」桓公覺得谷名奇怪，老翁就給他細說原委。原來老翁所養母牛生了隻小牛，長大後，他牽去換了一匹馬，卻有個不肖少年走來，說牛不能生馬，把馬拖去，老翁無力阻攔，也不敢報官，人人都笑他是愚公，就把他居住的山谷叫做愚公谷。桓公也忍不住說：「公誠愚矣！夫何為而與之（怎麼任那少年搶馬）？」第二天，桓公聽朝，跟國相管仲談到這件事。管仲一聽，正襟再拜，說政令清明，那老翁就不會任人欺侮：「公（老翁）知獄訟之不正，故與之耳。請退而修政。」見微而知著，聞過而能改，這是我國政治家的風範（《說苑》卷七）。

深圳那個小店東，似乎比齊國那個愚公更加懦弱。原因很簡單。他生逢新中國穩定繁榮的盛世，而這盛世的盛事，大家都耳熟能詳。

二零零八年，貴州甕安縣中學生李樹芬遭同學買兇姦殺，屍棄西門河。主犯是縣官親屬。於是官府把李樹芬陰道以至子宮全部割去，宣布驗屍證明她是投河自盡的，死前沒有被強姦。李樹芬的叔父不服，上派出所理論，被打得遍體鱗傷；逾萬縣民不服，上街抗議，逾千防暴警察就用長短槍、催淚彈、高壓電棍剿殺，殺了至少三人，傷了百多人。最後，李樹芬不由你不信是自殺了。

同年，福建閩清縣公安主辦的夜總會裏，煙花粉黛嚴曉玲被輪姦至死，官府卻宣布她是死於「宮外妊娠破裂」。有路見不平的吳華英、游精佑為她喊寃，結果都蒙上「誣告陷害」罪，都被判處入獄。嚴曉玲「宮外妊娠破裂」的死因，於是也不由你不信。

二零一零年，江蘇無錫市一家大專院校的高級共幹見女教師王炎貌美，命她同往出席酬酢，酬酢之間，一點蒙汗藥就把她弄得骨軟肉酥，扶到旅館，任人魚肉。王炎包羞忍恥，不敢報案，一年之後，終於效綠珠墜樓，玉碎香銷。那高級共幹當然還是高級共幹。

今年，貴州畢節市高幹王忠貴愛一個中學女教師秀色可餐，命她陪酒，灌醉後，肆意玩弄。那女教師醒來之後，失卻理性，竟然哭上警局，得到的答案是：「人家戴了避孕套，就不算強姦，懂了嗎？」

深圳那個小店東，是不是懦夫，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溫家寶不會為這件小事正襟再拜，對胡錦濤說：「彼知獄訟之不正，故忍辱耳。請退而修政。」

古德明
專欄作家

Jeffrey D. Sachs - The Global Economy's Corporate Crime Wave

2011-11-19T07:52:00.005+08:00

May 2011

Vic：Jeffrey D. Sachs此文討論跨國企業的腐敗問題，值得細讀。

許多人常提到Milton Friedman說，企業唯一的責任是為股東賺錢，但他們往往有意無意地將Friedman此話的前提省略掉：「唯一的前提是它得遵守遊戲規則，也就是說，與其他企業公開、自由地競爭，不行騙、不欺詐。」可悲的是，行騙、欺詐、不守遊戲規則一直是商業運作重要的一部分，而當代金融業者更是優而為之。我對華爾街的憎惡，主要正是這原因。

林行止向來支持自由市場體制，但近年來他的觀念也修正了，年中在〈九巴要求補貼票價香港進入共產天堂〉這篇文章中，說了一段頗有懺悔意味的話：

許多資深讀者都說筆者的思路變了，這確是事實。初入行時，筆者對市場制度有無限憧憬，這是受保守經濟學說的濡染，同時親自經歷了小資本家艱辛掙扎才有所得的過程，堅信資本主義制度是誘發人的工作潛能進而創富的最佳制度，連帶對資本家亦肅然起敬。可是，這數十年來，筆者看到了資本家貪婪無厭以至不擇手段追逐利潤的醜陋一面。香港真是資本家的天堂，稅率低稅例簡單、已取消遺產稅而政府工作效率高，在在向資本家傾斜，對他們非常有利，可是，不少資本家還是不滿足……。這是筆者對不懈投機取巧以至不惜走法律罅欺負消費者賺錢的資本家愈來愈反感的原因。

世故如林行止，也要歷數十年才對資本體制有較持平的看法，簡單相信資本體制的許多香港人，要何時才能醒悟？

全文中譯：http://www.caijing.com.cn/2011-05-03/110708182.html

NEW YORK – The world is drowning in corporate fraud, and the problems are probably greatest in rich countries – those with supposedly “good governance.” Poor-country governments probably accept more bribes and commit more offenses, but it is rich countries that host the global companies that carry out the largest offenses. Money talks, and it is corrupting politics and markets all over the world.

Hardly a day passes without a new story of malfeasance. Every Wall Street firm has paid significant fines during the past decade for phony accounting, insider trading, securities fraud, Ponzi schemes, or outright embezzlement by CEOs. A massive insider-trading ring is currently on trial in New York, and has implicated some leading financial-industry figures. And it follows a series of fines paid by America’s biggest investment banks to settle charges of various securities violations.

There is, however, scant accountability. Two years after the biggest financial crisis in history, which was fueled by unscrupulous behavior by the biggest banks on Wall Street, not a single financial leader has faced jail. When companies are fined for malfeasance, their shareholders, not their CEOs and managers, pay the price. The fines are always a tiny fraction of the ill-gotten gains, implying to Wall Street that corrupt practices have a solid rate of return. Even today, the banking lobby runs roughshod over regulators and politicians.

Corruption pays in American politics as well. The current governor of Florida, Rick Scott, was CEO of a major health-care company known as Columbia/HCA. The company was charged with defrauding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by overbilling for reimbursement, and eventually pled guilty to 14 felonies, paying a fine of $1.7 billion.

The FBI’s investigation forced Scott out of his job. But, a decade after the company’s guilty pleas, Scott is back, this time as a “free-market” Republican politician.

When Barack Obama wanted somebody to help with the bailout of the US automobile industry, he turned to a Wall Street “fixer,” Steven Rattner, even though Obama knew that Rattner was under investigation for giving kickbacks to government officials. After Rattner finished his work at the White House, he settled the case with a fine of a few million dollars.

But why stop at governors or presidential advisers? Former Vice President Dick Cheney came to the White House after serving as CEO of Halliburton. During his tenure at Halliburton, the firm engaged in illegal bribery of Nigerian officials to enable the company to win access to that country’s oil fields – access worth billions of dollars. When Nigeria’s government charged Halliburton with bribery, the company settled the case out of court, paying a fine of $35 million. Of course, there were no consequences whatsoever for Cheney. The news barely made a ripple in the US media.

Impunity is widespread – indeed, most corporate crimes go un-noticed. The few that are noticed typically end with a slap on the wrist, with the company – meaning its shareholders – picking up a modest fine. The real culprits at the top of these companies rarely need to worry. Even when firms pay mega-fines, their CEOs remain. The shareholders are so dispersed and powerless that they exercise little control over the management.

The explosion of corruption – in the US, Europe, China, India, Africa, Brazil, and beyond – raises a host of challenging questions about its causes, and about how to control it now that it has reached epidemic proportions.

Corporate corruption is out of control for two main reasons. First, big companies are now multinational, while governments remain national. Big companies are so financially powerful that governments are afraid to take them on.

Second, companies are the major funders of political campaigns in places like the US, while politicians themselves are often part owners, or at least the silent beneficiaries of corporate profits. Roughly one-half of US Congressmen are millionaires, and many have close ties to companies even before they arrive in Congress.

As a result, politicians often look the other way when corporate behavior crosses the line. Even if governments try to enforce the law, companies have armies of lawyers to run circles around them. The result is a culture of impunity, based on the well-proven expectation that corporate crime pays.

Given the close connections of wealth and power with the law, reining in corporate crime will be an enormous struggle. Fortunately, the rapid and pervasive flow of information nowadays could act as a kind of deterrent or disinfectant. Corruption thrives in the dark, yet more information than ever comes to light via email and blogs, as well as Facebook, Twitter, and other social networks.

We will also need a new kind of politician leading a new kind of political campaign, one based on free online media rather than paid media. When politicians can emancipate themselves from corporate donations, they will regain the ability to control corporate abuses.

Moreover, we will need to light the dark corners of international finance, especially tax havens like the Cayman Islands and secretive Swiss banks. Tax evasion, kickbacks, illegal payments, bribes, and other illegal transactions flow through these accounts. The wealth, power, and illegality enabled by this hidden system are now so vast as to threaten the global economy’s legitimacy, especially at a time of unprecedented income inequality and large budget deficits, owing to governments’ inability politically – and sometimes even operationally – to impose taxes on the wealthy.

So the next time you hear about a corruption scandal in Africa or other poor region, ask where it started and who is doing the corrupting. Neither the US nor any other “advanced” country should be pointing the finger at poor countries, for it is often the most powerful global companies that have created the problem.

Jeffrey D. Sachs is Professor of Economics and Director of the Earth Institute at Columbia University. He is also Special Adviser to United Nations Secretary-General on the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Full article in Chinese: http://www.caijing.com.cn/2011-05-03/110708182.html

古德明 - 洋奴「化」

2011-11-16T09:08:00.000+08:00

am730 中華正聲專欄 2011年11月16日

十月二十日，台灣總統馬英九批評民進黨主席蔡英文：「蔡英文以兩岸簽署和約，比作當年西藏和北京簽署和平解放協議，是擬於不倫，自我矮化。」十一月十日，香港發展局長鄭月娥呼籲市民支持填海：「不要把填海妖魔化；適度填海，可紓緩地少人多問題。」新中國的洋奴真多。

「矮化」者，英文dwarf是也。Dwarf作名詞，指「侏儒」；作動詞，意思是「使顯得渺小」、「使相形見絀」。例如馬英九「擬於不倫，自我矮化」八字，譯做英文，就是To make such an inappropriate comparison is to dwarf ourselves。

春秋時，齊國晏子使楚，楚王告訴左右說：「吾欲辱之。」於是要晏子從小門入，以嘲諷他矮小，不料晏子說：「入狗國者，從狗門入。」楚人唯有改請晏子走大門。「吾欲辱之」四字，譯做現代漢語，一定會變成「吾欲矮化齊國」。

齊國名相管仲論王霸事業：「兵雖強，不輕侮諸侯。」(《管子‧重令》)蜀漢丞相諸葛亮寫《出師表》，勸後主不要自輕自賤：「不宜妄自菲薄。」中國人從來不說「不矮化諸侯」、「不宜自我矮化」等下流話。

至於「妖魔化」，同樣是英文，即demonise。Demon是「惡魔」，demonise就是「使……顯得邪惡可怕」。鄭月娥所謂「不要把填海妖魔化」，等於英文Reclamation should not be demonised。

說事物為患之烈，中國人習慣用的比喻不是「妖魔」，而是「洪水猛獸」，例如《孟子‧滕文公下》朱熹注：「邪說橫流，壞人心術，甚於洪水猛獸之災。」又如梁啓超《十種德性相反相成義》說：「不服公律，不顧公益，而漫然號於眾曰：『吾自由也。』則自由之禍，將烈於洪水猛獸矣。」又demonise其實可譯作「痛毀極詆」，例如明朝王守仁《教條示龍場諸生》說，勸人改過，應委婉其言，不應「痛毀極詆，使無所容」。但是，現代漢語人不會說「不要把填海當作洪水猛獸」，也不會說「不要對填海痛毀極詆」。他們懂得的無非demonise。大家都以做英文奴才為榮。

於是，現代漢語不斷以「化」作詞尾(suffix)，把名詞、形容詞等變作動詞，像英文字尾ise、en等一樣。甚麼「強化」(strengthen)、「深化」(deepen)、「優化」等，取代了中文的「加強」、「加深」、「改良」，而甚麼「活化(revitalise？)舊建築物」等，究竟是甚麼意思，我至今摸不著頭腦。畢竟洋奴的語言，不是給中國人看的。

古德明
作者專研中英文，以寫作、翻譯為業。　　　(逢周三刊登)

吳靄儀 - 外傭居港權的困擾 ——回應周永新博士

2011-11-15T08:50:00.000+08:00

2011年11月12日出處：公民黨網站

周永新博士深為外傭居港權的法庭裁決感到困擾，但為了避免在區選期間造成誤解，所以等到選舉過後才發表評論。我希望到了這個階段，大家可以心平氣和討論這個社會上有強烈不同意見的問題，消減分化和困擾。

周博士的結語，道出了困擾的核心︰「左看好像法庭裁決有道理，外傭住滿七年確有申請居留的權利，右看卻覺得外傭只是來港打工，怎可說以香港為永久居住地？」我看誤會就在其中。

首先，外籍人士來港任職家務助理，的確是一個來港工作的特殊安排，並不是一個移民計劃，所以並不是住滿七年，就有權經過申請手續，成為香港永久居民。這點是完全沒有異議的。

「通常居住」意義廣闊

那麼，法庭關於「通常居住」的裁決又是怎麼一回事呢？簡單地說，「通常居住」的意義相當闊，很多合法在香港工作及生活的人士都可說是通常在香港居住，但是只有很少人可以申請居留權，因為「以香港為永久居住地」的要求十分高，審查也理應十分嚴格。

正如終審法院在另一宗官司裏說，「香港永久居民」的身份是一個附有重要權利的身份，並不是輕易可得，特別是以非中國籍公民來說，更是一種額外的對待，所以不可能是大量地賦予。

換句話說，即使外傭在本港的居留可說是「通常居住」，也不是每位滿七年的外傭也有資格申請居留權。法庭裁決帶來的改變，是入境處不能倚賴「只要是外傭，就不是通常居住，就無權申請」的立場。正如我們海外留學，以學生身份拿簽證，不能藉此轉為當地公民，但在一些特殊的情況下，有些留學生有可能改變身份一樣。這類情況，應該是個別例外而非正常途徑。

「以香港為永久居住地」，並不是指主觀願望，從英文文本"have taken Hong Kong as their place of permanent residence"可見，這是指申請人在申請時，已能提出足夠證據，令入境處相信，申請人已採取了步驟，以香港作唯一的家，跟「住滿七年就有權申請」有很大的距離。

我們在申請的個案實例可見，提出申請的外傭夫婦已在香港居住了20 的七年之中，有一段時間並非合法逗留，所以仍是不符合「連續七年」通常居住的條件。

無可諱言，一般市民得到的印象是，只要符合通常居住七年，申請居留權一般會得到入境處批准。對此，政府要負很大的責任，因為根據保安局向立法會提供的資料，外傭除外的外籍人士申請居留權，很多都得到批准。亦有個案顯示，入境處對某些外國人的審批，態度相當隨便，甚至不符法例要求。假若如此，立法會就有理由要問個清楚。

另方面，法庭審理的個案顯示，對於外傭在香港所生的子女能否在本地上學，入境處似乎給予不同待遇，也是值得查究之處。

入境處標準應查究

曾任入境處長及保安局局長的葉劉淑儀說得楚楚可憐，好像入境處的官員什麼也不能做，但事實剛相反，他們一直行使很大的酌情權而不受監管，無論拒人入境或審批逗留或居留申請，都以「不評論個案」為理由，拒絕公開交代。

入境政策，向來是敏感議題，外傭來港工作，不應變成移民渠道，這個政策，得到市民廣泛認同，無可厚非，但實施的方式，必須經得起法律的考驗，「法律之前，人人平等」，周博士認同外傭有權為爭取自己的權利而打官司，我相信這是香港人的共識，而善待所有來港服務的人士，也是香港社會的價值。

連串官司，法庭的裁決，有助我們完善外傭的制度。可能現時的做法需要有修改之處，周博士的評論，提出了市民在這方面的一些憂慮，將來應得到充分考慮。

吳志森 - 民粹主義的幽靈引爆族群炸彈 (節錄)

明報 2011年11月15日

法官的判決，粉碎了一些民粹政客近幾個月來的胡言亂語，例如：證明「以香港為永久居住地」是很容易的，一紙聲明就可以了，前入境處長葉劉淑儀更說，入境處一向很鬆手，一直都是這樣做。但法官的判決，卻斬釘截鐵的說明了「以香港為永久居住地」的定義是相當嚴格的，法律亦賦予入境處很大的權力，為香港嚴格把關。如果入境處以往沒有好好履行自己的職責，就是嚴重失職，今後應該用同一法律標準，處理所有外籍人士居港權的申請。

外傭案信手拈來，成為民粹政客打擊對手的工具，無所不用其極的恐慌策略，挑起港人潛藏的排外心理。12萬外傭湧港，連配偶子女達50萬，吃盡我們的房屋、教育和福利，一切都似曾相識。1999年港人內地子女居權案，167萬人「踩沉」香港的恐嚇，就是時任保安局長，今天貴為民望第一的立法會議員、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的傑作。葉太棄官從政，借民粹達政治目的，手法愈來愈嫻熟，「民粹天后」當之無愧。

葉蔭聰 - 落地如何生根？——「外傭居港權」引發的新議程

2011-11-14T13:33:00.001+08:00

2011年11月14日

【明報專訊】外傭居港權的爭議持續，甚至有人認為在剛過去的區議會選舉中發酵，導致公民黨大敗。到底是否如此，不得而知，但有一點是肯定的，反對外傭有權申請居港權的市民，高舉一種防衛性的本土身分，在建制派政治人物的攪動下，甚至出現排外歧視的言論及情緒，實屬悲哀。

當日的工作做得不夠好

筆者先表明立場，過去好幾年，我也鼓吹香港本土身分，不過，並不是防衛性。2007年初，我參與保衛皇后碼頭的運動，組織叫「本土行動」，發起過一個叫「人民登陸皇后碼頭」的小小行動。當日，一群坐在船上由尖沙嘴出發往皇后碼頭的人，一概自稱為香港人，拉出的布條寫着「本土號」，船上的人包括港人內地子女、外籍傭工、少數族裔等等。我們當時意識到，經歷過1970年代末以來的「大香港意識」後，在新世紀開始之時，我們需要自我批判意識之餘，還要開放及具普世意義的本土身分。但看到近日的爭議，我們當日的工作顯然做得遠遠不夠好，不夠持續。

在這次爭論中，有一個沒有被深入發掘及討論的議題，就是香港社會是如何及該如何對待外傭，以至其他流徙群體（displaced group），不去深入剖析這個議題，談人權與公義時會流於抽象口號。對待所謂流徙的「他者」，其實就是界定「我們」的香港。

香港主流意見皆只看到外傭「流徙」的一面，例如，有反對者說：他們是外國人，是傭工，為什麼要讓他們留港？就連民主黨及其支持者也說，外傭問題是移民政策問題，不涉人權及種族歧視。他們對外傭的界定是：離開了自己國家，但又不是香港居民的人，他們自願接受外傭簽證限制，是你情我願的自由選擇。

這個界定不能說是全錯，但卻以偏概全。所有流徙群體固然有其「流徙」（displacement）特質，但也有其「落地」（emplacement）的一面。研究難民及移民的學者，自1990年代開始提出對「落地」的關注，以反駁過分簡化的全球化或「世界是平的」的說法。流徙群體雖然跨境到處游走，可是，不要以為他們很自由很隨機地到處尋覓機會，實際上他們落在特定的軌道、活動空間、社會位置等等，而「落地」方式更往往受到社會權力的約束及支配。

從「落地」角度看外傭

只要我們從「落地」角度看，便不會犯上民主黨的基本概念錯誤，把外傭與解放軍及外交人員混亂類比。不用我的解釋大家也知道，外交人員與外傭的「落地」方式根本完全不同。香港外傭一般經勞務仲介公司進入香港，並受到嚴格的入境條例限制，包括只能做家庭傭工，必須居住在僱主家中。換言之，她們沒有自己的家，工作及休息空間不分，24小時隨時候命。一旦僱傭合約中止，只有兩個星期時間找另一位僱主，否則必須離港。

除了這些白紙黑字的限制，在社會及文化上亦落入非常狹窄的社會位置與空間。在我們日常語言中，她們是「外」傭，不是「勞工」，更不是「公民」。香港一般市民甚至沒有興趣去區分她們來自菲律賓還是印尼，只知她們是外人。政府以前收過「外傭稅」（以再培訓本地工人之名），但不會為她們提供文娛設施。她們在假期時沒有像樣的休憩空間，只好在城市的公共空間甚至縫隙中野餐，如星期日的中環行人專用區，或社區的公園與天橋。很多香港市民不會因此覺得過意不去或感到羞恥，還會有人理所當然地覺得她們有礙觀瞻。

人類學家蕭鳳霞曾用「非公民／非文明」城市空間（uncivil spaces），形容廣州的城中村，以及那裏的本地農民及農民工的處境。我認為，用來形容香港更貼切。我們為外傭訂的最低工資之低，說明我們並不期望她們能在香港過一個正常勞工及市民的生活，她們只配拿着微薄工資養活在祖國的家庭，最好永遠維持兩地分隔狀態。換一個馬克思主義的角度看，就是我們購買她們的勞動力要她們勞動，但是，除了保證她們三餐溫飽明天還會起牀工作，以及每年有路費回鄉省親外，並不期望她們在香港有休憩娛樂、家庭生活、養育子女等等的機會。我們要她們「落地」，卻生不了根，要把大部分勞動力再生產成本推回她們的老家。

把成本推回她們老家

在香港，並不是所有流徙群體都有相同遭遇，他們各有各的「落地」方式，簡單來說，你只要看一下入境處的資料，便可以大概分析一下不同的「落地」方式。部分群體比較幸運，有一些一樣被困在不同的「非公民／非文明」城市空間。國內拿單程證的新來港人士（以婦女為主），幾年前我們便說她們多住在天水圍這個「悲情城市」，另一種「非公民／非文明」的城市空間。至於拿着優才及專才身分入境的，他們的處境要「文明」多了；甚至拿學生簽證在港讀書的國內學生（每年大概也有好幾千人），畢業後也可無條件延長簽證一年找工作，亦有權申請永久居民身分。

我這樣分析外傭處境，主要不是希望令人同情她們，因而支持她們有權申請居港。我最想指出的是，香港像其他大都會一樣，有着不少流徙群體，她們被限制在特定的「落地」空間，處身「非公民／非文明」的景况。

我們的確有權定下及修改入境及移民政策，但是，修訂的目標及標準是什麼呢？是讓外傭的「不文明」及「非公民」處境更惡劣，讓我們更好地剝削她們？流徙群體的處境及其改善的可能，是我們城市的文明或不文明的指標。不要忘記，外傭在香港出現，恰好是1970年代後期香港本土中產階級冒起之時，也是公民社會初生階段。外傭的處境，其實反映着我們社會的公民性格，我們都要撫心自問，香港有多大程度能稱得上是關心人權與公義的公民社會，還是一個以現代文明與本土之名，實行隱性階級與種族統治的城市？

我提出這些想法，不是大唱全世界工人階級大團結高調，幻想無邊界的烏托邦，而是立根於香港現况，提出漸進的政治社會改革方向。由外傭居權出發，我們不應只看到移民政策，而要看到所有在香港生活工作的小市民，如何在城市落地及安居的問題。我們這幾年抗議地產霸權，抱怨樓貴租貴，在經濟及文化上覺得這個城市不再屬於我們。拿着三粒星的香港人，不是也一樣覺得缺了家的感覺，在地卻難生根嗎？對外來者是落地生根問題，對土生土長小市民來說，是如何與更多進步的公民一起，保育及創造美好家園。

到底要不要給她傳單？

在區選中，我們見識過建制派如何結合北京政府的政經強勢，在基層打造保守社區及本土組織的能量，即所謂「種票」及鐵票動員，而「反外傭」則成為他們爭奪「保衛香港」文化領導權的新戰線。對於落敗的民主派而言，困難重重，但問題不單是去搶「他們」的選票，因為，即使能搶回保守及排外性格極重的公民支持，這樣的家園也絕不是美好的。香港民主運動的成功，要建立在一個開放而進步的本土社會，甚至退一萬步，若只關心擴大民主派選民數量，這也是必須的。

投票日，我在街頭拉票，看到大量沒有投票權的外傭經過，總令我有突兀的感覺，我到底要不要給她傳單？我在想，如果我們永遠只當她們以至其他「外人」透明，這樣的公民社會是否我們樂見呢？如果她們也是公民，那肯定會是一場不一樣的民主選舉。

■延伸文章

Siu, Helen (2007) "Grounding Displacement: Uncivil Urban Spaces in Postreform South China." American Ethnologist 34(2): p. 329-350.

Vic - 外傭居港權、移民限制與法治

2011-11-12T14:16:00.001+08:00

2011年11月12日

外傭居港權官司是極佳的通識題材，不僅牽涉人口政策、社會公義與法治精神，還涉及民粹政治與香港自治問題。

民建聯、自由黨、新民黨及親權勢傳媒顛倒是非黑白，煽動非理性恐懼，抹黑公民黨，是不爭事實。香港許多基層民眾與所謂中產聽信讒言詭辭，不辨是非，氣急敗壞，也是不爭事實。

香港不可能無限量接收移民，適當限制移民是合情合理的。香港理應有自主的人口政策，眼下香港面臨的重大威脅，絕非外傭居港權問題，而是香港人面對大陸移民的無能為力：一、香港無權審批單程證，只能被動接收大陸批出的人；二、大陸孕婦蜂擁到港產子，每年產下數以萬計父母均非香港人、但自動享有居港權的小孩。單程證尚有配額限制，大陸孕婦到港產子，則因為香港當權者的無作為而不受控制，是一個無底深潭。

說回外傭居港權，問題不在限制外傭移民香港，而在限制的手段是否合法合憲。同樣是外勞，非傭工居港算「通常居住」，傭工居港則以某種條約訂明不屬「通常居住」，藉此令外傭沒有資格申請居港權，無論怎麼說也是一種歧視。

如今香港法庭的判決是外傭居港也算是「通常居住」，這是情理之中的判決。判決只是表明，政府不能以不合法的手段剝奪某些人的應有權利。而如法庭最新判決顯示，外傭即使有權申請居港權，也必須證明自己符合香港入境條例規定的其他條件。香港法庭只是糾正當局之違法手段，並無奪行政立法之權的問題；「司法霸權」之說，無中生有，是對香港司法體系的誣衊。

香港法庭捍衛法治之結果，是外傭日後可以跟其他外勞（包括許多高級白領，如跨國公司的管理層）一樣申請居港權，而行政當局則可依法審批申請。但許多香港人似乎仍然對此極不高興，認定外傭就是不應享有申請居港權的權利，認定透過某種手段，例如所謂人大釋法，剝奪外傭此一權利，令這些人「做一世都只能是外傭」，才是對的，而任何不認同此觀點的從政者或法律界人士，皆是「政棍」、「訟棍」、「港奸」。

這就說到了一個很基本的問題：法治之區的法律，可以公然違背公正原則，明確剝奪某些群體的權利嗎？如前所述，我認為適當限制移民，是合情合理的（包括定出配額限制），而香港也應有自主的移民與人口政策（包括應有審批大陸移民的權力，以至修改基本法，取消在港出生者自動享有居留權之規定），但法治之區的法律，不可以公然歧視特定群體－－這跟當年美國排華，立法剝奪華工權利，同樣是不公不義的。

芸芸評論中，信報博客朝雲的兩篇評論，盡顯慎思明辨、耐心說理之風，值得有心人細閱：

朝雲：外傭爭取申請居港權的感想

朝雲：我不認為公民黨是訟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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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南 - 誰是真正出賣市民的政棍
香港蘋果日報 2011年11月12日

最新一宗菲傭爭居權案，被判敗訴，法官認為案中人無法證明「視香港為永久居住地」，不符入境條例規定。

沒錯，菲傭就算居港滿七年，就算按《基本法》有權申請居留權，只要不符入境條例其他規定，入境處就有權不批准其申請。

「原來」，「竟然」，我們不需要人大去釋法，並不需要把某些政棍口中的「訟棍」趕跑，更不需要質疑司法獨立，只要按香港正常司法程序處理，就已經有這個規定。

這個規定，那些「政棍」口中的「訟棍」早就解釋得很清楚，在立法會內解釋，在公共場合回應，在媒體撰文說明。

但香港人因為覺得「五十萬人湧港」這件事很嚇人，在沒搞清楚這件很嚇人的事到底有多真實前，選擇了不聽也不看，先相信「政棍」的恐嚇，反對了「訟棍」再算——「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多像「盲搶鹽」事件啊。

騙徒利用了人的貪婪

好了，真相大白了，原來不知哪來的消息人士說的「五十萬人湧港」從來都不會發生，根本沒有甚麼「司法霸權」，再沒人說「有人為爭十二萬外傭選票出賣港人」，一眾「反對菲傭居港權」橫額突然消失無蹤，一眾高呼「訟棍亂港」的政棍對最新判決默然無聲。

當然，政棍的抹黑工作已完成，港人已因自己的盲目恐慌向說謊的政棍投降，已用手上一票把不惜冷對千夫指而為自己堅持法治的人趕跑了。任務完成了，也是時候轉移抹黑目標了。

港人說：「法律的事我不懂，我就只知道被人搶飯碗很可怕，你不能怪責我。」從來騙徒就是利用人的貪婪與可怕，寶藥黨如是，祈福黨如是，政棍如是。你不要再被騙，就得以理性克服自己的恐懼，以及認清楚誰才是真正出賣你的騙徒，以免以後再被騙。

司南
自由撰稿人

居權案政府勝外傭須過三關
有社交圈斷原居連繫不足夠
2011年11月11日

【明報專訊】高院昨駁回第三宗菲傭母子居港權的司法覆核申請，裁定政府勝訴。判辭清晰指出，外傭取得居港權須「過三關」，先要有意願以本港作唯一的家，再用具體行動實踐，且要7年連續、無間斷居港；法庭裁定單是在港有社交圈子、斷絕與原居地連繫等，不等於「以香港為永久居住地」。有法律學者認為裁決確立入境處的把關角色（見另稿）。

菲傭律師：顯示法律關卡極嚴

保安局發言人指出，政府歡迎原訟庭判決。當局提供的數字顯示，截至今年9月，約有7000名外籍人士申請居留權，約九成獲批。而一直代表菲傭一方的律師帝理邁指出，今次裁決顯示「法律關卡」極為嚴謹，反駁外傭一夜間大量湧港的說法。帝理邁表示，本案申請人暫未決定會否上訴，律師會先研究判辭。

申請人Josephine B. Gutierrez於1991年來港當菲傭，其後在港誕下現年14歲的兒子Joseph，兩人06年申請居港權被拒，上訴至人事登記審裁處再被拒。法官林文瀚於判辭開首表明，法庭的責任是界定何為「通常居港」及「永久居港」，而判定誰有居港權是入境處權力範圍；除非入境處的決定極不合理，否則法庭不會干預。

官﹕須實際行動視港為家

林指出，根據案例，申請人先要證明打算永久留港居住，再要做實際行動表明以香港為唯一住處，才符合《基本法》第24條中「永久居港」的條件。林表明，雖然申請人在港有社交圈子，公餘時積極參與宗教活動，及斷絕與原居地連繫，但不等於實際行動以證明有長期留港的生計。

法官指出，首宗個案申請人Vallejos的僱主願意為她提供居所及工作；相反，本案申請人雖然與現任僱主關係融洽，但她在06年申請居港權時，根本未開始替此僱主打工，故此這關係不能列入考慮。法官又指出，根據案例，其未成年孩子的永久居住地，應以父母的意願為依歸，故申請人的兒子亦無居港權；再者，其子曾多次離港，他的通常居港年期，應由最後一次入境，即04年開始計算，故他連續居港不足7年。

【案件編號︰HCAL136、137/10】

確立入境處把關

【明報專訊】《入境條例》被裁定違憲，12.5萬外傭即擁有申請居港權的資格，但要成為永久居民，《基本法》訂明要以本港為永久居住地。林文瀚法官的3次裁決，釐定有關條文的定義，更提供具體例子，認為這宗案件的申請人Gutierrez無作具體行動，以維持長期留港生計，與首宗個案的申請人Vallejos並不相同。有法律學者認為，裁決確立入境處的把關角色，亦向市民派出「定心丸」。

首案僱主支持生計成關鍵

客觀來說，Gutierrez與Vallejos的背景有很多相似之處，但法官林文瀚清楚指出，Vallejos的僱主表明支持她成為永久居民，其將來生計得到資助，是兩案的重大分野。法官亦指出，《入境條例》的附表列出的四大因素︰其慣常居所、家庭成員所在、合理收入及有否繳稅，雖能協助決定誰是永久居民，但不是唯一考慮因素。

外傭今後有例可依

根據林的裁決，雖然入境處的把關角色得到了確立，但同時亦劃清在什麼情况下，居港滿7年的外傭有權獲得居港權，換言之，有意申請居港權的外傭將有例可依。

香港大學助理教授張達明表示，法庭釐清「以香港為永久居住地」的定義，相信絕大部分外傭不符合條件，裁決可謂向市民派出「定心丸」；又指裁決證明以十萬計外傭即將湧港是危言聳聽。張認為，入境處有責任一視同仁，處理外籍人士的居留權申請，不能只針對外傭嚴格執行規例。

資深大律師兼公民黨梁家傑亦表示，裁決說明政府擁有相當大的行政酌情權，當局可按照個別案件情况，決定誰能取得居港權，相信清晰的界線將會慢慢形成，法庭只會在當局的決定不合理或違法時干預。但前保安局長葉劉淑儀則表示仍有隱憂，每一宗個案都要視乎實際情况，而根據政府數字，有12.5萬名外傭已居港滿7年，就算今次申請人被判敗訴，亦難保其他外傭仍會獲得居港權。

明報記者梁珮珊

古德明 - 國情嚴峻鸚哥噪

2011-11-09T09:23:00.000+08:00

am730 中華正聲專欄 2011年11月9日

今年一月七日，《大紀元時報》有中國政評說：「國富民窮，有利專政。」假如你不覺得這句話下流，那麼，請看《漢書》卷二十三：「齊桓公任用管仲，而國富民安。」中文從來只有「國富民安」、「國泰民安」等詞語，不可能說「國富民窮」，正如我們不可能說「身體好而健康差」。天下是天下之天下，人民就是國家。遠古的《尚書‧五子之歌》有言：「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世上哪有「國富民窮」、「國泰民亂」的道理？

《大紀元時報》所謂「國」，無非中國共產黨用語，「國」即是「黨」。中共公安最近告訴民權藝術家艾未未：「國家說你偷稅，你就偷了。國家會改口嗎？你只有自認倒楣。」這樣以黨為國混淆視聽的言論，出自共幹之口，並不奇怪；但《大紀元時報》以「反共」自許，現在既尊共產黨為國，還憑甚麼說「中共竊國」？總之，用中共的現代漢語，你就不能講道理，不能辨是非，不能有思想。

而沒有思想正是現代漢語人的一大特點。他們有如學舌鸚鵡，以不學無術的統治者、傳播界、歌星戲子等為主人。主人隨口說甚麼，他們聽了，不明所以，都會隨聲亂噪。十一月六日香港區議會選舉前夕，民主黨就有八隻鸚鵡，一臉李鵬神氣，合力啣著斗大八個字，向選民告急：「左右夾擊，選情嚴峻。」

「嚴峻」一詞，新中國眾鸚鵡學自中共前總理李鵬。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九日，李鵬出席中共中央及北京市幹部大會，咬牙說：「當前首都形勢相當嚴峻。」從此，各地鸚鵡爭相「嚴峻」起來。今年七月二十一日，《大紀元時報》有報道說：「歐洲聯盟執行委員會主席嚴峻警告，必須解決希臘債務危機。」十一月一日，台灣華夏經緯網也有專文說：「國民黨選情，面臨嚴峻挑戰。」究竟「嚴峻」是甚麼意思？

宋朝司馬光《涑水記聞》卷九載，武功知縣种世衡為政，「用刑嚴峻」。《漢書》卷七十四載，漢武帝曾孫因事繫獄，獄吏丙吉憐他不幸，一力維護，「不避嚴刑峻法」。可見中文「嚴峻」二字，是指「嚴厲苛刻」；李鵬不懂，誤解作「危急」；李鵬的鸚鵡更加不懂，只懂附和，於是又一個下流詞語傳遍現代漢語世界。

諸葛亮《出師表》談到蜀漢處境：「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水滸傳》第六十二回談到宋江兵打大名城，守城官員說：「賊兵臨城，事在危急。」「危急」和「嚴峻」，跟「中國」和「共產黨」一樣，本來意思不同，甚至勢同水火，現代漢語卻都混為一談了。

古德明
作者專研中英文，以寫作、翻譯為業。　　(逢周三刊登)

書介：林行止談《財經議題即戰力》

2011-11-08T21:35:00.003+08:00

書名：財經議題即戰力：看懂金融危機、景氣波動與政策的經濟學

原文書名：The Little Book of Economics: How the Economy Works in the Real World

作者：葉偉平（Greg Ip）
譯者：許瑞宋
出版社：財信出版
出版日期：2011年11月8日

林行止 - 子彈用盡出「刺刀」量化寬鬆成敗未知
信報 2010年11月17日

國際金融事務愈來愈複雜，作為這個金融中心的居民，進一步瞭解金融運作，大有必要。未入正題之前，先說一點題外話。大概四五天前，台灣一家電視台的時事座談節目談論美國聯儲局，一位煞有介事的講者誇誇其談，竟然說它是由猶太人把持的秘密組織；聽其口氣，Fed（沒有中文名）比黑社會還不如，其所作所為都是犧牲他國利益以成全美國財閥……。聯儲局的決策，特別是持續性量化寬鬆（perpetual QE），確有濫用印鈔的方便圖救美國出財困而令環球金融大亂的後果，但說它黑箱作業故意搗亂國際金融，便不符事實。

最近讀了一本「小冊子」：《現實世界的經濟運作》（Greg Ip＊ : 《The Little Book of Economics — How the Economy Works in the Real World》），雖冠以「小冊子」之名，其實內容廣披，涵蓋每個金融決策層面，由於出自一名學養經驗俱豐的資深新聞工作者之手，流暢活潑，信手拈來，皆成妙文，其間又穿插了不少未見諸新聞報導的趣事逸聞，可讀性高，有益有趣有建設性，值得向讀者特別是對當前金融亂局迷惑不解者推薦。以下是該書與「時局」有關部分的摘要及筆者的「借題發揮」。

■決定貨幣政策（聯邦基金利率）的「聯儲局公開市場委員會」（ＦＯＭＣ，本地傳媒簡稱「公開市場會議」）每年開會八次，委員十九人，主要由七名聯儲局理事及紐約聯儲局主席（俱為政治任命）組成，再加四名由十一間聯儲局分局局長（主席〔由商業銀行推選〕）輪任（為期一年）；由於只有五名主席有投票權，加七名有投票權的理事，即共十二名委員（五名分局主席加七名理事）有投票權而有七人沒投票權，因此一般人視之共有十九名委員。

公開市場會議會期一至二天，會議通常由紐約聯儲局的市場主管簡報金融市場近況，再由專人呈交各種經濟預測的「綠皮書」（Greenbook）；然後是各聯儲局分局局長（主席）報告本區經濟情況。至此，才由公開市場會議秘書提交包含種種政策選擇的「藍皮書」（Bluebook）。獲得這些資訊後，委員們各抒己見，最後由聯儲局主席作出政策建議並讓委員們投票……。投票後委員們晉午餐，其結果於下午二時十五分公佈。

會議後三週，聯儲局公佈會議的辯論細節，但不公開發言者姓名；辯論全文五年後才公開。

迄今為止，聯儲局曾犯了兩次大錯。第一次是在二十年代末期，眼見華爾街炒得天翻地覆，聯儲局決定提高利率，結果導致「華爾街大崩潰」；第二次是六十年代末期，它未能及時提高利率以抑制通脹，結果是七十年代出現的滯脹。一九七八年，國會立法決定聯儲局的目標為全民就業、穩定物價、中庸（Moderate）的長期利率及於今年加上的「金融穩定」。任務這麼多且艱巨，其能否完成，是未知之數。這即是說，當前的量化寬鬆成敗未卜！

■聯儲局（中央銀行）把短期利率降至低無可低的零或近零，意味它已無子彈可用；但彈盡還有刺刀，「量化寬鬆」便是聯儲局「出刺刀」之舉。ＱＥ的做法是聯儲局向市場購進政府債券，結果債券價格上升、固定的孳息相應下降，這意味「出刺刀」的後果是逼降長息，有利「利息敏感」項目如物業投資。利率下降促使銀行積極對企業和私人放款，以賺取較高利潤。如此這般，便會令經濟活動較前活躍。

不過，這只是理論上的推斷，聯儲局現在可能採用持續性量化寬鬆，便是因為有權購買所有市場上的美國債券，但這樣做有四點未知的後果。

第一、聯儲局買政府債券，等於借錢給政府（此為經濟學家所說的「債務貨幣化」），雖然聯儲局此舉並非受政客指使，但聯儲局樂意這樣做，政府便少了削減財赤的誘因（起碼沒有這種迫切性），因為財赤可由聯儲局「融資」。由於捲進融資財赤，聯儲局獨立於政治的性質便可能受質疑。

第二、印太多鈔票可能帶來通脹（請讀昨天本欄的解釋）；當然，銀行貸出這些資金令市場「流動性」大增才會引發通脹。二○○八年，聯儲局創造一項新工具，即以「過剩儲備還息」（IOER： Interest on excess reserves），假使它有二釐息，銀行也許會滿足收息而不在低於二釐息的聯邦基金市場借出。

第三、利息太低會使市場「閒資」及貸款流入各種投資市場，結果造成不正常投機浪潮，二○○二年至○四年的「次按風暴」便由此而生；如果用加息遏制投機，有若對白蟻窩投以炸彈，其造成的破壞甚於投機本身；因此，加強管制也許是阻遏過度投機的良法。但有效且少副作用的管制市場活動，談何容易。

第四、終有一天，聯儲局必須賣出所持債券，結果必然扯高長期利率，這對經濟肯定有消極影響，但影響多大，是未知數（unknown）。

■聯儲局中人滿口術語，外人聽來可能一頭霧水，不過，他們亦有輕鬆幽默的一面，比如局內的理髮室有一「標語」︰「你的（頭髮）增長率影響我（理髮師）的貨幣供應」（Your growth rate affects my money supply）；聯儲局自一九八二年後不再設定貨幣供應目標，因此，除了理髮店的「標語」，「貨幣供應」一詞在「官方用語」上已成絕響。

書中寫及世貿組織（ＷＴＯ），其現任總裁拉米（P. Lamy）的辦公室懸掛兩位紳士的相片，一般人以為是總裁的先輩，哪知竟然是於一九三○年提出徵收懲罰性進口關稅法案那兩名美國議員斯姆特和霍利。眾所周知，此等同公然倡議貿易保護主義的立法（Smoot-Hawley Tariff Act），是世界經濟大蕭條的元兇；而為了防止貿易保護再現，才有ＷＴＯ之設，因此拉米視這兩位議員為ＷＴＯ的創辦人！

＊Greg Ip為加拿大出生的華人，乃父為香港移民，Greg不懂中文，只知其全名為Gregory Wei-Pieng Ip（並知Pieng代表和平），葉偉平是筆者的譯名。葉氏長期任職《華爾街日報》，為該報獲普立茲獎新聞小組成員；葉氏為電台、電視台的常客，現任倫敦《經濟學人》駐華盛頓的美國經濟編輯。

葉偉平是少數擔任英國傳媒要職的華裔。另一位在英國傳媒闖出名堂且擔當要職的是現任《金融時報》副主編兼中文網主編張力奮（Lifen Zhang）；張氏為上海人，畢業於復旦大學，後獲英國萊斯特（Leicester）大學大眾傳播博士學位。

林行止 - 囚徒何來困局右手馬羊左手犬 (摘錄)
信報 2011年5月17日

■近日又見有人討論「道德風險」（Moral hazard），其中以哈佛名教授孟球（G. Mankiw）說得比較生動。二月二日他在網誌上貼出題為〈道德風險〉的短文，說其住所屋頂積雪甚厚，他只有爬上去剷雪。以下是他和太太的對話—她：「小心！」他：「知道了。」她：「屋頂滑濕，我不想你跌倒。」他：「不要緊，我已買重壽險。」她：「哈哈。」他：「我沒買傷殘險，因此，如有意外，最好是一命嗚呼！」

這與「道德風險」有什麼關係？記得多年本報數作者曾就什麼是「道德風險」展開討論，可是說來論去，似不得要領。前讀葉偉平的《現實世界的經濟運作》（見去年十一月十七日本欄），記得對此解釋簡潔明瞭，翻書，果於〈神經痛種切〉（A Species of Neuralgia）一章見如下的剖析：「道德風險為借自保險業的名詞。其意為你如不必為後果負責，你傾向冒較大風險。假如你替兒子買交通意外險及負責為他交如開快車之類的罰款，他經常開快車是必然的事。同理，如投資者相信政府不會讓銀行倒閉，他們便不會替其經營是否妥善而存入更多款項結果銀行亂借錢終於釀成大禍……。」以此類推，「道德風險」便不難理解了。

施永青 - 從希債危機看公投與民主

2011-11-08T20:59:00.000+08:00

am730 C觀點 2011年11月8日

Vic：施生對公投的批評言之成理。直接民主與代議政制各有自身問題－－代議人本身成為一個龐大的利益集團，或淪為金權附庸，也是非常實在的問題。

公投在成熟的民主體制中，自有其功能；至於在香港提公投，有其特殊時空背景。對於公投，不能簡單地以「搞公投的人目的在於癱瘓我們的體制，而不是解決我們的問題」否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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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輿論一向視公投為最直接的民主，由全民公投所取得的決議，應具有無可置疑的權威性。然而，為何今次希臘為歐盟救市協議而搞的公投卻受到各方的質疑呢？

現實是公投在大部分國家都沒有憲法地位，瑞士、丹麥、愛爾蘭等只是少數的例外。美國只是在州政府層面，才容許以公投的方式去解決州內問題；在聯邦政府層面，憲法規定只有國會才有立法權，不可以用公投去取代國會的地位。

前港督彭定康曾公開表示(2003年BBC):"I think referendums are fundamentally anti-democratic in our system……. On the whole, government only concede them when governments are weak."他認為公投基本上是反民主的，只有弱勢政府才會容許搞公投。

大部分歐美國家的所謂民主政制，其實都是代議政制。在某種程度來說，仍是精英制。人民有權選舉心目中的精英，代議眾人之事，以管理好國家。人民不會亦不可能直接管理國家大事。

希臘在城邦制年代，能夠較多地使用公投，是因為人口少，加上並非人人有投票權，公投才容易進行。對人口眾多的現代國家來說，事事搞公投，根本不切實際。這只會令國家停頓，沒法正常運作。

此外，現代社會遠比希臘城邦年代複雜，一般人對社會面對的問題根本認識有限，叫他們去投票決定，不一定能得出正確的答案。譬如醫療保險制度，本身就極其複雜，又牽涉投票者的自身利益，民眾在投票時不一定會考慮到社會的長遠利益。硬要交由公投決定，只會禍延後代。

所以，我對那些常說會以選民的意願為依歸的議員嗤之以鼻。選民是需要你用你的智慧來作判斷，怎曉得你又將個波交回給市民，說要收集市民意見。你不是像帕潘德里歐一樣想推卸責任吧了。

今次希臘事件，正好告訴香港人，不要迷信公投了。公投根本不是解決社會問題的好方法，動不動就祭起公投的旗幟，只會癱瘓現有立法制度，令社會更加混亂。

歷史上最喜歡搞公投的有兩類人：一類是野心家，墨索里尼與希特拉都搞過公投，目的是奪權。另一類是弱勢領袖，自己擺不平反對力量，只好訴諸「人民力量」。葉利欽與盧武鉉都搞過公投，結果國家愈搞愈亂。

香港最喜歡搞公投的是社民連，長毛梁國雄是托洛茨基分子。托洛茨基在1939年10月21日處理美國社會主義工人黨內部派系鬥爭中清楚表示：公投只是用來癱瘓帝國主義體制，而不能用來解決內部事務。香港人下次遇到有人搞公投時，就應該明白：搞公投的人目的在於癱瘓我們的體制，而不是解決我們的問題。

韓寒 - 格調不高怎麼辦

2011-11-08T08:22:00.003+08:00

韓寒部落格 2011年11月2日

明報世紀版編輯按：本月2日傍晚6時，內地新銳文化雜誌《大方》（內地著名作家安妮寶貝主編），於官方微博宣布雜誌「不得再出版」，疑被停刊。42分鐘後，內地作家韓寒即於博客發表「悼文」，並揭露內地出版審查流程，並講解內地出版風險。翌日（3日）中午，該文疑被博客伺服器管理者改動過，刪剩一個標點符號。兩小時後，韓寒亦即忍不住拋下一句：「這我也沒辦法，手快有，手慢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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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從《脫節的國度》不見了以後，一直都未寫東西。因為我著實是一個寫的不勤奮的人，每次寫完，隔日不見，真的掃興，而且國家部門繁多，就算宣傳部門和新聞出版部門覺得沒問題，所有配備了帕薩特以上公務車的部門也都可以一個電話把你文章刪了。其中最仁慈的反而是某地方的公安部門，08年有一天我寫了一篇文章，事隔一年多，他們刪除了這篇文章。難怪大家都說公安出警慢。的確。刪文章的地方太多了，就不知道該怎麼下筆了。

　　從事了這個工作大概十三年，我發現文化工作者在地位上真是一個特別下三濫特別窩囊廢的工種。這個工種所出產的作品由於受到諸多的限制，所以肯定沒有那麼奇特的經歷更加精彩。我來說一些小故事。

　　在中國的出版行業，其實是沒有官方的審查的。大家都應該覺得很奇怪，因為這違背了常識。但是可以告訴大家，出版行業的確沒有審查。這是因為中國每年要出幾十萬本書，實在審查不過來。而且我相信管那些讀書人的同志大部分都不愛讀書，所以圖書審查其實一直由出版社獨立完成。

　　只有擁有書號才能出版，只有出版社才能發書號，只有官方才能有出版社，所以從源頭上，自由的出版其實是不可能的。而由於大量的國有出版社能力不濟，很多民營文化公司開始運營圖書出版。出版的方式就是合作出版或者從出版社那裏購買一些書號。但這依然不能改變出版現狀，因為出版社依然是終審方。而一本書如果不讓出版，在以往理由是反革命，後來反革命這個詞不太出現了，因為反革命既然是不好的，那豈不成了鼓勵革命。而官方認為，革命工作已經完成，所以既不能反革命，也不能革命，群眾最好的生活方式就是呆著。於是現在不能出版的理由就是格調不高。我第一本書《三重門》就是因為格調不高，遲遲不能出版。格調不高是致命的，因為文筆太差可以改，邏輯不清可以理，唯獨格調不高讓人頭痛，你也不知道怎麼能讓自己的格調提高一點。你問他甚麼是格調，他也不知道。一直到現在，我才明白了，格調其實就是割掉的意思，格調不高就是割掉的不夠高，你以為象徵性地把腳底板的老繭磨磨平就能從事文化行業了麼，你要割掉的夠高。凡是保留腰以下部分的，從事文化行業明顯還是會顯得雄性氣息太濃厚。

　　我是一直飽受審查之苦的。但在格調稍微高了一點以後，我還是僥倖可以出版圖書，並且因為圖書的暢銷，有的時候還稍微可以在小問題和出版方爭取格調稍微降低一點。每次寫作前，我都要進行一次自我審查。也許很多沒有從事過這個行業的朋友會覺得我們這樣做特別慫，不夠MAN。比如當年《獨唱團》出版前遇到很多的困難，一些朋友看不下去了，說你太娘們了，這要是我，不要書號了，直接拿到印刷廠去，印個幾十萬本，這就開賣了。我欣賞這位朋友的沒有格調，但他們不知道印刷廠只有收到了出版社開具的委托印刷單以後才能開機印刷，否則你非但印不了一本，人家就報警了。其次就算你爹開了一個印刷廠，你印刷出了幾十萬本，你沒有書號，沒有一家書店和報刊亭是會進你的貨的。連賣盜版的都不敢幫你賣。

　　也許這位朋友會說，那我就放到網上去，在淘寶賣。那我告訴你，在淘寶銷售圖書，首先你得擁有資質，其次你不能隨手拍一個封面就上架了，你必須輸入書號，當系統把你輸入的書號和書名對應起來，你才能上架。

　　所以一直到今天，所有的文化人都在進行著痛苦的自我審查。那我們能否指望出版社突然格調降低呢，這當然也不可能，一旦出版社有格調降低的跡像，由於都是國有單位，官方再指派一個社長過去就是。而那些格調降低的同志就可以去婦聯殘聯養養老。事後審查制最恐怖一環在於懲罰，就是我不管你，但你要是出版了甚麼么蛾子，我罰死你。輕則撤職撤社，重則投進大牢，所以你看著辦吧。

　　至於我本人，雖然每一篇文章都經過了自我審查和閹割，但有的時候難免也會出現閹割的形狀不符合認證的情況。這個和每個出版社的緊張程度有關係。比如我最新的小說就被槍斃了，因為新小說裏的主人公姓胡，雖然我才寫了五千字，但是出版社認為這必然是有政治隱喻的。當我明白了要避諱的時候再改姓已經晚了。但避諱要記住勿忘前朝，我還有一篇小說中，因為出現了「江河湖海」四個字，被更直接地槍斃了。如果說之前我犯了錯誤的話，那這一個就是兩倍的錯誤。連我都不能原諒我自己，明知道惹不起，怎麼連躲都沒躲利索呢。

　　我不知道一個文化人提筆就哆嗦的國家怎麼能建設成文化強國，一個因為要避諱常委所以在谷歌上搜索不到李白的國家怎麼能建設成文化強國。我不知道該怎麼一個文化體制改革法，反正我只有一個願望，就是韓正老師別再升官了，要不然我就搜不到我了。

　　謹以此文紀念一期被停的《獨唱團》以及兩期被停的《大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