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誥烽 - 菲律賓的崎嶇民主路

2010年8月30日

【明報專訊】菲律賓的貪腐政治和惡劣治安，舉世聞名。該國選舉期間經常發生的暴力事件，如果傷亡不多於三數人，媒體都已經懶得報道。去年年底一個南部省長候選人的親友在記者陪同下，一行幾十人乘多部汽車從老家出發到省會登記參選，結果車隊中途被100名相信來自競選對手家族的武裝人員綁架。最後候選人的妻妹與同行記者50多人被屠殺，棄屍荒野，有的更被強暴、斬首、肢解。

通過這些恐怖案例，我們不難想像籠罩當地社會的戾氣有多大。想深一層，如果菲國的政治清明一點，人命得到多一點保障，經濟還會那麼糟嗎？那麼多教育程度不低的年輕人，還要離鄉背井跑到別國當家傭嗎？那麼多媽媽還需要將自己孩子享受不到的照料轉讓給我們嗎？菲國政治社會危機的受害者，其實每天都在我們眼前，早已成為香港社會的一分子。

菲國亂局始於小圈子假民主選舉

港人無辜遇害，令我們切身體會菲國管治失效的可怕。可惜的是，在新舊媒體鋪天蓋地的報道下，我們最初的悲憤，並沒有多少轉化成更普遍的人道關懷和理性思考，反而異變成更狹隘的、人民對人民的民粹怒火或冷嘲熱諷。有人說要辭退菲庸、有人主張以經濟制裁懲罰菲國。有藝人更說「既然有外國人做人質，必須以人質安全為首要」，那是不是說如果人質是本地人，便不用以人質安全為首要呢？

菲國政府是需要譴責的。在譴責之餘，我們是否也應該暫時讓心境平靜下來，了解一下身邊菲籍朋友家鄉的亂局，究竟因何而起？

菲律賓人民在1986年通過和平革命推翻了馬可斯的專制統治，一度成為亞洲民主化的先鋒。現在菲國政府無能不堪，治安惡化至此，以後肯定會有不少人引用菲律賓的例子，重彈民主致亂的老調。但回顧歷史，菲國的亂局，其實與革命後的民主體制無關，而是始於美國殖民時期的小圈子假民主選舉。

菲律賓在19世紀被西班牙統治時，縣級地方政府由本土莊園主等精英互選產生。19世紀末西班牙人為了加強殖民政府效率，企圖收回地方政府的自治權和財稅權。長期把持地方政府的地主豪強不服，於是紛紛起義，推翻西班牙統治。但這些豪強在1898年成立菲律賓共和國後不夠一年，美西戰爭結束，戰敗的西班牙竟將菲律賓轉讓美國。本來已獨立建國的豪強拒絕再次被殖民，對登陸美軍作激烈抵抗，最終被殘酷鎮壓。

美國殖民者平定起義之後，積極安撫地方豪強，承諾只要他們接受美國治權，即可與殖民政府分享權力。美國更發明了「導修殖民主義」（tutelage colonialism）的概念，聲稱美國管治菲律賓，為的是引導菲人慢慢建立民主制度，假以時日達至全面自治、終極普選。

豪強政治網絡代代相傳

美國殖民者同時強調菲律賓並未具備實行普選的條件，而民主發展，又必須按當地實際情況循序漸進，不能一步到位。故此殖民政府在20世紀初引進縣級和省級首長、議會與全國國會的選舉時，將選民資格，嚴格限制在下級政府的「民選」公職人員和其他受過高等教育並坐擁巨富的上層精英之內。省長選舉的選民，有時可以少至500人。所有候選人，當然也須獲得美國殖民者的認可與祝福。對這種少數權貴與下層議員選舉上層議員、首長，並由母國在幕後操盤的選舉方法，見慣功能組別與大選舉團的香港人，應該感到十分親切。

這種小圈子選舉，在菲律賓實行了近40年。有資格參與選舉的豪強，在歷次選舉中慢慢結成盤根錯節的庇蔭——附庸（patron-client）網絡，小豪強票投大豪強，大豪強當選後則將壟斷事業牌照、政府合約、官位等公共資源分給小豪強。豪強的政治網絡通常都由他們的子孫繼承，代代相傳，形成豪強家族。豪強間時而因分贓不勻或選舉協調失敗而大動干戈。久而久之，各大家族均自行組建私家軍，割據一方。

美國在殖民統治後期，一步一腳印地增加菲國的民主成分，慢慢擴大各級選舉的選民基礎。這等龜步改革，給予豪強充分時間將其原有的庇蔭——附庸網絡向下伸延，以適應愈來愈龐複的選舉遊戲。到二戰結束後菲國獨立和實行普選時，各大豪強，已通過層層中間人，架起覆蓋至社會最底層的龐大庇蔭——附庸金字塔，立於不倒之地。豪強在每次選舉中的買票成本增加，他們掠奪公共資源的胃口，也就變得更大。1950、1960年代每屆民選總統積弱，沒有一個能駕馭地方豪強、建立強而有效的中央政府，並非沒有原因。

公民行動黨短短十多年發展神速

馬可斯在1972年宣布戒嚴，建立獨裁統治，除了是要集大權以剿滅共黨外，仿效1950年代台彎與韓國經驗建立威權中央、厲行土地改革、剷除豪強勢力，本來也是他的初衷之一。但他還是敵不過土豪的抵制，無功而返，最後只集中精力搜括國庫，累積私財。1986年人民革命恢復了民主選舉後，仍擁有龐大庇蔭——附庸網絡和自主武裝的各地土豪，即重施故技，操弄選舉，將馬可斯家族交還出來的國家機器瓜分，化成他們的私人提款機，造成今天的局面。

但這並不代表1986年的人民革命是白革了。革命至今，菲國的言論和結社自由怎說也比戒嚴時代進步。這個言論和結社空間，讓無數無懼權貴威嚇的社運組織者，支撐起一個充滿活力的公民社會。在傳統豪強家族的統治下，這個公民社會一直被排斥在政治權力之外。有見及此，一群從1986年革命一路走來的公共知識分子和勞工、婦女和外傭等團體在1998年成立公民行動黨（Akbayan Citizens' Action Party），積極參選，企圖從貪腐集團手上奪回86年革命的果實，歸還人民。他們在短短十多年發展神速，在今年國會大選中獲得超過100萬票，奪得兩個議席。該黨的其中一位眾議員，正是世界知名、一輩子為發展中國家的公義與和平而奔走的社會學家Walden Bello。

菲律賓在過去百多年的歷史，血跡斑斑。該國現在雖仍處在混沌、黑暗之中，但希望的幼芽，畢竟是頑強地成長起來了。8名無辜受難的香港遊客，是菲國那個貪腐、暴力體制的受害者。我們在面對同一個體制下的其他受害者時，就算不伸出援手，是否也應該少一點嘲笑，多一點慈悲？

作者是美國印第安那大學布魯明頓校區社會學系助理教授、中國政治與商務研究中心副主任

■延伸閱讀

1. Julian Go 2008. American Empire and the Politics of Meaning: Elite Political Cultures in the Philippines and Puerto Rico during US Colonialis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 Alfred McCoy ed. 2009. An Anarchy of Families: State and Family in the Philippines.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Vic - 無力

2010年8月29日

一八九一年，契訶夫完成了他的庫頁島之旅，頓悟到一廂情願的同情與一視同仁的博愛只是空虛的高調和妄想，而且，契訶夫沉痛地告訴我們：「在俄國，事實過於貧乏而議論過於豐富。」

--張大春：《厭倦議論的契訶夫》，香港蘋果日報／2010年8月29日

今天是馬尼拉巴士人質事件的頭七，許多香港人將走上街頭沉默遊行，哀悼死難同胞，也為自己療傷。

這件事，事實並不貧乏，議論--有見地的議論--迄今並不十分豐富，或許跟我們對菲律賓這國家非常無知有關。我向來重視評論，認為理性、睿智的評論十分珍貴，但此刻最深的感覺是無力：再睿智、再深刻的議論，在八位同胞就在大家眼前被無辜殺害的情況下，都顯得蒼白無力，不值半分錢。

我們覺得菲律賓當局在整件事中表現無能、荒謬到極點，但是，冷靜想想，這不正是一個沉淪了數十年的國家的正常表現嗎？我們要求真相，但這件事就在電視直播下發生，也有倖存者告訴我們車上發生什麼事，表面的真相，還不夠清楚嗎？還是我們認為，事件本來有望和平解決，結果釀成慘劇，是有人在耍陰謀？但是，即使證實的確如此，而且禍首奇跡般得到應有的懲罰，我們就真的心滿意足了嗎？

有在港的菲傭說：「我可以肯定他（殺人的門多薩）原來是一個好警官，起碼他沒有貪污。我在電視看見他的家，屋子殘破極了，而他十分貧窮。你知道，所有貪污的菲律賓官員都住大屋，有車，有錢，我們一看就知道。假如他願意貪污，就不會被解僱了。」

倖存的李小姐說：「槍手又多次向我們道歉，他說他也不想這種事發生在我們身上，說只是想我們幫他，逼政府注意他的個案，他三番四次強調不會傷害任何人，只要我們合作幫他……在他最後開槍之前，他從來沒有把槍指向我們任何一個人，從來沒有威嚇過我們，只要我們告訴他『toilet』，他都會揮手示意讓我們去，於是十個小時內，大家都在車尾堆滿雜物的小室內以膠袋如廁。首幾個小時，槍手說電話時，語氣平靜，有時還語帶笑意，一聲聲『ok、ok』的，讓我們心寬，間或又再強調不會傷害我們，還容許外面兩次送飯給我們。一直到黃昏之前，大家雖然是擔心又害怕，但車內的氣氛算是平和，並不恐怖。」

叫人扼腕，對吧？的確是大有機會和平解決的事。這位前警官，顯然不是窮凶極惡之人，但現實卻可以將他逼入絕境，剎那間由人變魔。人心惟危很可怕，但那令人走投無路的現實，或許更恐怖？

我們很容易將此慘劇歸咎於菲律賓貪污腐敗的體制，這不是問題。問題是，這個人口近一億的國家，淪落到成為全世界笑話的恥辱地步，但是，這似乎還不是黑暗的盡頭：至少，迄今為止，沒有人敢告訴我們，菲律賓這國家有望脫胎換骨，告別貪腐。很無力，是不是？

世界的苦難無窮無盡，每個人都承受著不同程度的現實壓力，再多的愛心也不夠用。「一廂情願的同情與一視同仁的博愛」，或許的確「只是空虛的高調和妄想」。面對慘劇後的傷痛與無力，我想，活著人如果無力積極做些什麼好事，盡可能避免作惡，盡可能避免傷害其他人，盡可能避免令世界變得更糟，也就已經很好了。

陳雲 - 香港人的身份，大陸人的身分

香港蘋果日報 2010年8月15日

殖民地政府發的香港居民身份證，寫的是「身份」而非「身分」，既是符合粵語發音，也是妙用政治語言。份是有份、一份、股份的份，粵語讀的是第二聲（高上聲），讀如麵粉的粉，身份用份字，表示這個地方是我有份的，香港有我的一份，意涵的公民身份是強調權利的，如有權享受憲法保護、公民權利和社會福利。昔日難民避秦，偷渡來港，取得的是香港身份。

身分無疑是舊寫，粵語讀的是第六聲（低去聲），讀如「分子」的「分」，是職分、緣分、盡本分、分內事的分字。身分用分字，強調的意涵是義務和責任，如為國盡忠、服從法令之類。國民義務，是你的本分。明白這個意涵差異，便明白為何香港寫身份證，大陸及台灣寫身分證。

香港回歸之後，二○○一年，葉劉淑儀當保安局長期間，政府公佈智能身份證的設計，諮詢公眾，第七版的設計圖，將新簽發的身份證的字樣更改為「身分證」，香港作家陸離女士馬上抗議，認為不宜亂改，將人字偏旁減去，國學家饒宗頤先生更考據「份」字在宋朝已通用。份字有辨義之功用，身份毋須復古為身分。港府見參與抗議者眾，只得從善如流，恢復寫「身份證」。參與抗議的人，只覺得不宜改字，沒了人字偏旁不好看。沒設想到，去了人字偏旁，意涵大大不同，「人」權奪去了，原本強調公民權利的身份，改為強調公民義務的身分了。

粵語有十聲，音調豐富，很多微細的差別，都可以用變調來辨別清楚。相反，普通話只有五聲，音調貧乏，不能從音調辨別「身份」和「身分」的差別。從讀音上無法分辨，就不會堅持另外創造新詞，甚至取締其他方言區的新詞，將詞彙簡化，例如將「身份」及「身分」統一為「身分」。

份字好勁。於粵人而言，中國我有份，香港我有份，這家公司我有股份，我有份話事，這個份字的讀音，與身份的份字讀音是一樣的。有人字偏旁的身份證，強調的是權利，不是義務。講普通話的人，拿到身份證或身分證，在聽覺上是沒分別的，在語義也難以覺察其精義。若是北方官大人，很自然會覺得這群講「鳥語」的香港人無聊鬧事，為何要堅持身份證那個份字呢？

聲調的微細分辨，聯繫到權利與義務的天大差別。你說，粵語要不要保育？你說，假若香港人的下一代只識得普通話，會不會愈來愈糊塗？北方的官大人要用普通話掃除粵語，將方言驅逐出公共空間，官府、電台、學校不准講粵語，使大雅之粵語淪為私密之部落語、鄙俚之市井語，這難道不是政治議程？愚民教育乃中共之大政，推普廢粵，真的是個偽議題麼？

區樂民 - 醫生之死 & 葛霖 - Good Value結語

區樂民 - 醫生之死
香港蘋果日報 2010年8月13日

她長得美麗，有愛心又具學識，才三十六歲，為甚麼會死在阿富汗？報章上的新聞，我讀完又讀，沉思良久。

英國華裔女醫生 Karen Woo，本是某醫療機構的助理醫療總監，去年十月，她放棄高薪厚職，走到阿富汗當義工，幫助孕婦和兒童。

在山區完成一項工作後，歸途上，車隊被武裝分子截劫，她和另外九人，慘遭殺害。

她不是個無知女孩。網誌上，她曾說：「這次遠征不會沒有危險，但我始終相信，最重要是為那些有需要的人提供醫療，我們的努力是值得的。」

她教我想起耶穌。

耶穌來到世上宣揚福音，基於大愛。被捕前，耶穌給門徒一條新命令：「你們該彼此相愛，如同我愛了你們。」

耶穌愛人，愛到極點，結果死在十字架上。

Karen Woo愛人，也愛到極點，結果死在阿富汗。

她的未婚夫對記者說：「她去最危險的地方只為幫人，她是我遇過最無私的人。她沒有宗教信仰，一切都發自內心。」

或許狹義上她沒有宗教信仰，但神是愛，她按心中的大愛行事，圓滿地實踐了耶穌給門徒的命令。

我敬佩她，但我可沒有膽量和相稱的愛心，跑到阿富汗行醫。基督徒該悄似基督，我捫心自問：究竟我是基督徒，還是她是基督徒？

有些基督徒堅稱，在生時若不信耶穌，死後必下地獄。如果我這個膽小兼愛心不足的基督徒也有資格上天國，天國怎可能沒有 Karen Woo的席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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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d Value
Reflections on Money, Morality and an Uncertain World

葛霖（Stephen Green） 著

作者簡介：現任匯豐控股主席，2003至2006年間任公司行政總裁。1982年加入匯豐後服務至今，1988年起擔任英國聖公會義務牧師。下文為Good Value一書最後幾段之中譯。

許多人對十字架的意義不甚了了，他們更認識麥當勞的黃色M字商標（這商標如今比十字架更普遍可見）。對某些人來說，十字架的意義因為歷史而受損（譬如十字架跟十字軍東征的關聯）。對另一些人而言，十字架是一個護身符，又或者是抬高自己、貶低他人的身份標誌--例如，1990年代塞爾維亞人在波斯尼亞作戰時，脖子上就明顯掛著十字架。

但十字架當年其實是執行死刑的工具，而且還是常用的一種。我們如今已忘了拿這種死刑工具作為一個新運動的標誌、希望的標誌，是多麼震撼的一回事。這個運動的領袖與靈魂人物被處死在十字架上時，喊出了兩句話，向我們顯示這希望的標誌是多麼不平凡。「我的神！我的神！為什麼離棄我？」這聲淒涼的呼喊將我們帶到失敗、絕望與孤獨體驗之極致。我們許多人已經有過、或將會有這種體驗：即使是那些不知道那麼多事的人，也不例外。作為人，我們必然牽涉其中--沒有它，我們的全球化故事就不可能完整。

根據《約翰福音》，接著是死前最後的呼喊：「成了！」在這一刻，這究竟是什麼意思呢？這裡不適合就此問題展開神學討論。千百年來，基督教徒已就此次死亡的意義留下數以百萬計的文字記錄，嘗試從各種角度、以各種理論來解釋它。我很懷疑世人能否徹底探索其深意。而不管如何，無論我們如何從神學上去詮釋它，如果這詮釋無法觸及我們存在的核心，那必定是無足輕重的。在我看來，若要觸及我們存在的核心，它必然得成為我們看自己與看世界的那面希望稜鏡：無論人類體驗到什麼，希望永遠都在，就在事情發生的當下，其基礎是我們已完成的事。米蘭大教堂的十字架，以及我們在所有其他場合碰見的十字架，它們的意義就在這裡。容我再說一次：作為人，我們必然牽涉其中--沒有它，我們的全球化故事就不可能完整。

因此，歸根結蒂，我們應帶著希望，而不是絕望，也不是不加批判的樂觀，去面對我們的全球化未來，個人及整體的，物質及精神的。

而這要求我們採取行動--在所有生活領域，包括親密關係、社會生活、商業、職業，以及我們的內在自我（這是我們自己都不完全了解的）。我們必須在數種意義上面對這要求。首先，世界呼喚我們參與全球市場模糊曖昧的生活，而不是脫離它。第二，我們必須發揮判斷力：在全球經歷危機的時刻，記得「crisis」（危機）一詞源自希臘文意思為「判斷」的單詞，對我們是有益的。只要我們直接或間接涉入不公義、排斥與剝削（總是這樣的），我們就無可避免地必須發揮判斷力。第三，我們每一個人都可能必須擔起自己個人的十字架，而我們可能無法預知這將如何、為何或何時發生。經歷此事時，我們或許必須謹記一件事：有人已經做過這件事。最後，我們都知道，我們肯定會犯錯；但我們總是可以選擇懺悔，而贖罪與重生永遠都是可能的。即使有時我們覺得路已走到盡頭，但那可能只是另一個起點。

在此基礎上，我們將不停探索（與奮鬥），儘管我們將無法看見終點。而即使我們對方向與終點只有不完整與暫時的認識，我們總有能力保持希望，希望自己向目標邁進--這是在全球市場中生活唯一負責任的願景。

明報社評 - 舟曲災難──被榨乾的山川向人類反噬

2010年8月13日

【明報專訊】每逢神州大地災變，看到受災同胞的慘狀，許多人都發出「這個國家真是多災多難，中國人民真是多災多難」的悲嘆。不過，這些災變純屬天災？溯本尋源，正如這次舟曲災難釀成重大傷亡為例，表面上是暴雨引發泥石流淹縣城滅村奪命，不過，骨子裏卻是數十年來舟曲過度開發，使水土嚴重流失的結果。另外，各級政府明知舟曲是全國四大泥石流危害區之一，卻不徹底整治，連人民生命安全也可以打馬虎眼的政府，施政「以民為本」從何談起，難道只是口號一句？

本有「隴上桃花源」美譽

舟曲美景毀於伐林追逐GDP

舟曲一帶，1949年以前曾是舉世聞名的原始森林，但是中共建政之後，舟曲以豐富的森林資源支援國家建設，數十年開發、濫伐的結果，舟曲森林覆蓋率由原先的67%，下降至現在約20%。當地居民形容，過去這裏蒼巒嫩綠，錯落有致，現在則是所有山頭的石岩都裸露在外，活像一個沒衣服穿的貧苦老人。過去，舟曲靠着林業收入，支應縣政所需。可見舟曲為國家建設和地方經濟，榨乾了森林，戕害了土地生機，種下今日的惡果。

1998年禁伐之後，舟曲縣「捨木就電」，開始利用流經白龍江的豐富水力資源，大建水電站，短短10年之間，舟曲縣獲審批大小水電站55座，已建成 27座，在一些河段上，幾乎每隔10公里就有一座。大興土木建水電站，與伐木一樣，都是走榨取自然資源的老路。當地官員說，修建水電站要炸山闢地，岩體因而鬆動，植被遭到破壞，引起新的滑坡，廢料堵塞河道，在溝道把胡亂堆積，也為泥石流形成提供了鬆散的團體物質。

除了伐木、水利，破壞舟曲土地生機的還有採礦。舟曲發現有金礦，據知，雖然現在只得一個集團動工開採，但是到去年為止，已有29家企業獲得礦產開採權，他們一旦全部動工，舟曲本來已經被弄得五癆七傷的水土，不曉得還要遭受多少折磨了。

舟曲縣是貧困縣，有官員訴說上世紀90年代，經常好幾個月發不出幹部工資，舟曲把森林奉獻給國家，而在追逐GDP的日子，他們不管原本有「隴上桃花源」美譽的好山，已經成為瘌痢頭，轉而打好水的主意，大興土木建水電站，還有就是牽山涉水的金礦業。這次連近2000名民眾寶貴的性命也陪上了。

舟曲官員利用自然環境優勢，發展經濟，表面上難以非議。但是這種破壞自然生態，榨取山川價值以推動經濟的做法，只是竭澤而漁，不可能持續發展，有太多例子證明這種粗放型、盲目冒進的發展模式，最終只會自食惡果。舟曲當局和人民珍貴的山清水秀家園，「被開發」得滿目瘡痍，不忍卒睹，不過，在經濟上最得益的並非他們，而是那些由全國各地而來的木頭販子、礦業商人，就算建了大批水電站，舟曲的電費不降反升，居民抱怨說「原來一度只要兩毛六，現在要五毛二」，原來水電站都要歸入國家電網，縣政府無權干涉電價。

家園山川告別隴上桃花源美譽，舟山陪上美麗自然景觀，卻為他人作嫁衣裳，自己仍然阮囊羞澀，這就是舟曲今日的寫照。

泥石流發生的頻率，遠多於地震，所以，預見泥石流和預防泥石流，應該比地震容易，地震發生在地下深處，泥石流大多發生在山溝地表。舟曲水土地表破壞之嚴重，早成為全國四大泥石流危害區之一，中央政府也有撥款給地方進行整治工程，舟曲縣要拿出部分錢，但是因為貧困，縣政府根本掏不出錢來，於是一項工程原要建攔渣壩13道，防導溝1.2公里，因為經費不足，只建了10道攔渣壩，其中3道原設計是鋼筋混凝土結構，因為沒錢，改成石塊混凝土，防導溝則始終無興建。這樣的工程質量，能夠抵禦泥石流衝擊？稀矣！

至於1998年禁伐後，中央給舟曲的造林費，每畝100元人民幣，據當地官員說，今年每株樹苗就要1元多，100元連買樹苗都不夠，因為每畝地要栽 200株，另外灌溉蓄水也在在需財。由此看來，飽歷滄桑、至今仍然遭受水電站和採礦業榨取其大自然剩餘價值的舟曲，當局的所謂保育措施，只是聊備一格，各級政府根本無決心好好整治。所以，今次被特大泥石流掩埋的以千計同胞，他們之死，是死於天災，抑或死於人禍。我們看來，人禍還是主要的。

舟曲災難僅冰山一角

擁豐厚儲備卻不能保民安全？

今次發生泥石流的三峽峪，只是舟曲159個泥石流重點區域之一，據知全國至少有1.6萬個與舟曲類似等級的地質災害隱患點，也就是說，有大批民眾的性命，時刻暴露在災變之下，他們的性命，無時無刻都備受威脅，一個對人民負責任的政府，理應怎麼做，應該不言而喻，但是觀乎實際，這些「保命工程」（若有的話）是否排在各級政府的優先次序上？以舟曲的例子，肯定就不是了。

「保命工程」耗費不菲，相對於興建規模宏偉的廣場、辦公大樓等形象工程，「保命工程」鮮能使官員添顏面光彩，但是有什麼比人民的性命更可貴呢？若連人民的性命也不盡力保護的政府，「以民為本」從何說起。中國現在有接近2.5萬億美元外匯儲備，而且持續增加，應該有能力讓人民活得安全一點。只是更多花精力在防微杜漸，則我們的總理就毋須經常奔波於災區指揮救災和作信心喊話了。

李怡 - 中國沒有畢菲特，也不會有關惠群

香港蘋果日報 蘋論 2010年8月7日

Vic：中國未來是否會像美國那樣，有很多富豪捐出大部分身家，或許不是很重要的問題。更重要的問題是：我們是如何生活、如何創造財富的？

如果我們在創造財富的過程中，糟塌自然生態、毒害剝削世人身心（想想石化與媒礦生意，想想華爾街目中無人的「天之驕子」，想想賣香煙、賣軍火的商人，想想無所不用其極鼓勵大家炫耀與消費的整個現代經濟體制），到頭來捐出財富，真的有很大意義嗎？

像香港的地產商，掌控整個城市的政治特權與經濟命脈，剝削掠奪之手段精益求精，刮你一百塊，再拿兩塊錢出來「回饋」社會，我們就應該很感激嗎？先奴役人，再拿一些錢出來為自己買個好名聲，有何功德可言？

《慢錢》(Inquiries into the Nature of Slow Money)一書的作者Woody Tasch在該書第二章對美國的公益基金會有以下批判，值得我們深思：

數以千億美元計的基金會資產投資時完全忽略基金會的公益目標，有些投資的後果甚至正是基金會撥款希望解決的問題--一名非政府組織領袖因此指公益事業是「一個破體系的溢流」（the run-off of a broken system）。

2007年，《洛杉磯時報》報導比爾與梅琳達蓋茲基金會的投資方式，彰顯了基金會圈子頑抗變革的一面。這家全球最大的基金會投資奈及利亞鑽油業，該產業造成的污染，顯著損害當地農村民眾的健康。在此同時，蓋茲基金會的公益目標之一，是改善非洲民眾的健康。儘管《洛杉磯時報》的報導引發關注與公眾的議論，蓋茲基金會「明確否決使命導向投資」，原因是要「優先處理我們的工作計畫，而不是排列公司與議題」，以及「專注於我們的核心議題」。

對公益基金會圈子以外的人來說，這種決心是難以理解、令人沮喪的。

我們必須繼續尋找我們遺漏的一個要素，一個能喚醒現代投資人心靈的要素，不管這名投資人是受託管理基金會資產，還是以個人資金小規模投資，但希望認真看待投資衍生的後果。

美國富豪的捐款進了公益基金會，公益基金會將這些錢拿去投資，為公益事業累積更多金錢，但如果投資的過程是製造出更多災難，那麼這到底算是什麼公益？為了有更多錢可以改善你們的健康，我們必須先從損害你們健康的生意中賺錢，這是什麼道理？

先污染再治理、先剝削再回饋、先發財再慈善，似乎不是我們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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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起捐出一半身家慈善計劃的美國富豪畢菲特，表示將會向中國和印度的富豪推動這個計劃。前天，奧巴馬總統向持續 24年在美國每天行善的香港移民關惠群授予總統公民獎章。這兩個消息都有在內地媒體報道。然而，筆者幾乎可以肯定地說，在可見甚或不可見的將來，中國大陸都不會有畢菲特，也不會有關惠群。

美國 40富豪捐獻一半身家的承諾，不僅是基於新教的奉獻精神，對人類愛心，而且來自一種人生哲學理念所支持。畢菲特在他發出的「捐獻誓言」中表示，他的人生哲學是把 99%的財富捐出做慈善，「未來我不會需要任何東西，我已經得到人生中想要的一切。」

畢菲特表示，他捐出的財產，就金額來說是很龐大的，但以相對價值來說，其實很多人每天的佈施都比他多。他說，美國有幾百萬人定期捐款給教會、學校、慈善機構，他們捨棄了原本要用在自己或家庭的部份錢財，或減少了看電影、上餐館或其他樂趣而捐款。但「對我來說，捐出 99%財產，我和家人不會有任何犧牲。」

他的「誓言」又說，這項捐獻承諾不會讓他犧牲最寶貴的資產：時間。「許多人──我很光榮地說，包括我的三個兒女──會捐出大量的時間與才幹去幫助別人，這種助人的方式，比捐錢更有價值，因為一個掙扎求生中的孩子，如果能獲得愛心輔導人的扶助與栽培，他所得到的這份愛心之禮，價值將比一張支票來得更大。我在這方面就做得很少。」關惠群 24年每天幫助貧困的人，她的付出按畢菲特的準則就大得多。

畢菲特從關愛全人類的角度，謙卑地表示，他的財富，歸功於他出生在美國。他常說，他和他的兒女都中了「卵巢彩券」（ the ovarian lottery）。他在 1930年出生時，全球能生在美國的機率是 1/30，而且他是男性，又是白人，躲過了即使在美國社會都有的許多人面臨的阻礙。

與大陸人相比，香港人或得以移居香港的人，其實也都是中了「卵巢彩券」的。若關惠群來不了香港，去不了美國，她即使善心爆棚，在大陸也不可能做甚麼，說不定本身都命運多舛。

畢菲特認為，「擁有一大堆財產的人，最後往往會變成這些財產的奴隸。」動用超過 1%的財產花在自己身上，不會讓自己變得更幸福快樂。然而，把 99%的財產捐出，肯定對其他人的健康和福祉可以帶來改變。

畢菲特要用這套人生哲學去勸喻中國富豪，很大程度是對牛彈琴。一、中國沒有鼓勵捐獻的稅制；二、中國缺乏民間的慈善機構，絕大部份捐獻都落到官方機構的口袋裏，比如前年汶川地震所獲天文數字的捐款，就沒有對這些捐款的具體賑災開支作透明交代，人們知道的是內地官員大幅加薪；三、在中國，大手捐款會引起社會矚目，導致各地機構鄉親臨門，引致其他富人的嫉忌甚至仇視，「財不可露帛」是中國的古訓；四、中國的富豪都不是經營事業數十年致富的，而是這十來年才發家的暴發戶，暴發戶不但不會覺得財產是負擔，而且越擁有得多、越奢華，越有滿足感。中國某城市有一標語：「人不可以把錢帶進棺材，但錢可以把人帶進棺材」。在大陸可謂至理名言，卻極少人引為鑑戒。「人不可以把錢帶到棺材」，卻可以留給後代，儘管許多富人死後，後代都爭得打破頭，由親人變成仇人；而許多人生前的誇張奢華，也確能把他提早帶進棺材。

中國不會有關惠群。在玉樹救災中犧牲的黃福榮，在 08年汶川地震當義工，尚且被當局懷疑他的動機；譚作人要幫助地震中國豆腐渣校舍受害學生的家長，卻被判刑；樂施會也被中國官方指為別有用心的機構。在中國，捐款最多詐捐，做好事幫助人只有死了才會被接受和被讚揚。

中國會不會有富豪響應捐獻呢？在中共的強力要求之下，為了迎合國際社會這個趨勢，說不定會有。但也很可能只是姿勢，是詐捐。而詐捐，卻是全世界都沒有的文化。因為捐獻出自心甘情願，沒有人會逼你，故不必詐。在壓力下不得已地捐，才會有詐捐。

Vic - 李巧珍事件與香港價值觀--回應李怡的喊話

2010年7月25日

向來尊敬李怡先生，川震時他的「天譴論」遭許多人痛斥，以至他為汪精衛辯護，我都認為那是他有勇氣的一家之言，不同意也不必苛責。但李先生觀點有時過度偏激偏頗，形同歪理，例如在陳冠希照片事件中，他一味指責阿嬌虛偽，對於赤裸裸侵略他人私穩的人以及為了多賺幾塊錢、極度渲染事件的媒體（當然少不了蘋果日報）卻不置一詞，實在是展現了另一種虛偽。

今讀李先生7月24日《為李巧珍喊話，維護香港價值觀》這篇蘋論，只覺得幾乎是通篇歪理。廣受尊敬的資深評論人寫出這樣的文章，真叫人十分失望。

對於李巧珍事件，我想到兩句話，一句是：「卿本佳人，奈何作賊？」另一句是：「你看，在這個世界，有一樣震撼的事情，那就是每個人都有他自己的道理。」

首先，我同意李怡先生所言，香港的確有值得維護的珍貴價值觀，儘管我們提出這些價值觀時，某程度上是我們理想的投射，不完全是反映港人實際的行為與思想形態。舉例來說，我們說香港人崇尚民主，但現實是有約四成的港人長年甘心當土共的鐵票支持者，支持共產黨奴役人民；又譬如說，我們說香港人崇尚公平，但現實是香港是一個超級資產階級日益壟斷一切，長期佔據特權，從不肯在政治上公平競爭的社會。所以，當我們講所謂香港價值觀時，不要輕易將香港社會理想化，以為自己真是公義的化身。那些價值觀，更大程度上是我們努力的目標。

李巧珍事件的確是醜聞，怪不得大陸媒體渲染，但這是香港旅遊業界的大醜聞，問題主要不在李巧珍這個人--雖然她自甘墮落，配合業界「作賊」，當然逃不了責任。是的，問題在於零團費或低團費，但零團費的癥結在哪裡？癥結就在於有一部分旅行社看準一些人貪便宜的心態，創造出一種欺詐式的經營模式，以極低的團費作為招徠，再挾迫遊客在特定商店購買價格遠遠超過實際價值的商品，藉此連本帶利賺回來。

李怡先生指那些參加低價團的遊客是一心想佔便宜的刁民，姑勿論實情如何，問題是：難道辦這些團的旅行社是善男信女嗎？當然不是，這些旅行業者只是居心不良、以卑劣手段競爭的下流商人而已。這種低價團的問題，關鍵在於：一、它一開始就是存心要把遊客當冤大頭，有欺詐之心。李巧珍說得振振有詞，但請問旅行社事先有清楚明白地跟遊客達成需要購物多少的協議嗎？二、在沒有明確協議的情況下，旅行社威脅、逼迫遊客購物，誰對誰錯，不是很清楚明白嗎？李怡先生為全港幾乎一致指斥李巧珍而不屑，事實是，如果香港人在這件事上一面倒站在李巧珍這邊，那才真正是香港之恥。

我們都知道大陸有太多黑暗的事，但是，李巧珍事件暴露出來的醜陋面，至少有很大一部分是香港這邊的問題：就算低團費是大陸的「潛規則」，誰叫你去配合呢？「搵餐飯食」是天大的道理嗎？還是，其實香港最大的價值觀就是「搵食」，為了搵食，原則可以妥協，道理可以扭曲，尊嚴可以出賣？

李怡先生將低團費大陸團遊客當作是必須對付、教訓的刁民，真叫人啼笑皆非。如果你是文明的地方，文明地接待遊客，刁民也會知所進退，舉止文明一些。如果你一開始就存心不良，將人當作待宰的羊枯，動輒辱罵威脅，那又怎能怪別人刁難你呢？

至於當了數年導遊的林小姐說，不少導遊都認為「阿珍無做錯」，那就應了這句話：「你看，在這個世界，有一樣震撼的事情，那就是每個人都有他自己的道理。」正如李怡先生總有他的道理，所以才能從眾所公認的醜聞中看到「阿珍維護了香港把一切事情挑明的價值觀，她對抗弄虛作假的中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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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怡 - 為李巧珍喊話，維護香港價值觀
香港蘋果日報 蘋論 2010年7月24日

「喊話」是普通話中「呼寃」、為某人說話的意思。為李巧珍喊話，是筆者認為李巧珍被旅發局、傳媒大大地污名化了，要為她說句公道話。而真正的意涵，則是為了要維護香港的價值觀。

李巧珍周三向她所任職的金凱旅行社和《明報》記者開腔了。據報道，她說「我的精神已經崩潰」，「現在無辦法可企出來」，「我只是一個為了食餐飯，很小的事，已變成公眾人物，我承受不到這個壓力」，至於接待的低價團，她說「這件事自然有公佈的一天，我現在不適宜講任何說話，因為我精神非常差。」

把阿珍罵旅客片段上載互聯網的安徽商人王先生也開腔了，他說當天參加的四日三夜港澳團，團費只須 610元人民幣，他知道是購物團。他們全團 53人共花了 40多萬元購物。

他說的團費，比早前傳說的 1,000多元還要低。至於他說全團花了 40多萬元購物，則令人存疑。因為若真的豪花了這個數目購物，又怎會引來阿珍的不滿？而阿珍責罵他們時，又何以會鴉雀無聲？

相信香港許多人都會認為，即使阿珍血本無歸，如果是她花錢去包這些低價團的話，這後果也應由她自負。再說，她為甚麼要惡形惡相對待旅客？不能好好地講，甚至低聲下氣去哀求嗎？

這是香港習慣了事事講規矩、講透明、講禮貌的文明人的想法。但文明人肯定無法對付一批習慣佔便宜、冷漠待人的刁民。本報論壇版周一刊登一篇曾任中國旅遊線的記者葉子的文章，講到在內地旅遊所遭到的粗暴待遇。與這些粗暴行為比較，作者認為阿珍的要脅遊客消費實不足為奇。比起大陸旅遊界的粗魯，阿珍算斯文了。而且，刁民本就「欠罵」，他們也習慣了被罵，怎麼罵他們也不會掏錢出來，因為便宜已經佔定了。

所以，在前天的香港導遊總工會的大會上，有一位當了數年導遊的林小姐說，不少導遊都認為「阿珍無做錯」。而且阿珍事件後，由於國家旅遊局、香港旅發局、香港旅遊專員等都異口同聲幫內地旅客，這幾天令這種低價團的旅客更有恃無恐，不僅不購物，而且還想辦法把導遊惹怒，然後用攝錄機全天候對着導遊，若導遊表現不好，就威脅會放上網，並有機會免費來港旅遊。

這是香港旅遊業官方組織妄自菲薄，不肯正視事情的真相與根源，一味向大陸團叩頭、向國家旅遊局誠惶誠恐的後果。事情的根源是甚麼？就是零團費（包括低價團），而零團費的實質就是一個字：「假」。零團費是大陸假貨盛行因而旅客要來港買真貨的產物；零團費本身也是假貨，因為正如阿珍所說，「沒有免費的午餐」，本來羊毛就出在羊身上。而零團費背後的潛規則（購物）則是大陸從上到下奉行的「通則」。

甚麼是潛規則？簡而言之就是「假」，講一套做又是不同的另一套，講的冠冕堂皇，做的是男盜女娼。

總理的眼淚是假的。《基本法》的承諾是假的。明明是中央向民主黨改良方案讓步，卻說早前否定方案是沒有看清楚方案的內容。假風逐漸污染香港，說是為了使香港在中國經濟高速發展中不要「被邊緣化」，去年 6月有梁振英參與的《香港再出發宣言》，坦言宣言的主旨是要「改變港人的價值觀和行為」。

於是，全港幾乎一致指斥李巧珍，於是商務及經濟發展局長劉吳惠蘭說政府要立法規管導遊，於是，沒有人對國家旅遊局的旅遊警示提出異議。如果香港仍接受這種零團費的潛規則而又沒有導遊敢對付一下那些零團費旅遊團的刁民，香港還有人肯當大陸團的導遊嗎？

再細讀阿珍罵旅客的話，如果了解其背景，你會覺得她只不過說了真話，為了「食餐飯」而已。田北俊說是新移民導致導遊質素參差。真是大錯特錯。阿珍維護了香港把一切事情挑明的價值觀，她對抗弄虛作假的中原化。

書摘：巴菲特對商界的批判

Vic：日前提到，巴菲特在每年致股東信中，談笑之間常批判商業社會的醜惡現實。在此摘錄一些大快人心的精彩片段。

第一篇 公司治理

第二節 充分且公允的資訊揭露

(2000年)

我們要為不久前卸任的證券交易委員會（SEC）主席小亞瑟．萊維特（Arthur Levitt, Jr.）喝采，因為他致力遏止近年像癌細胞般擴散的企業歪風──「選擇性資訊揭露」。事實上，大企業「引導」外界對公司之業績預期前幾年幾乎已成標準程序：管理層總是致力引導分析師或大股東形成「適當」期望，也就是對公司的盈餘預期符合或略低於管理層的實際預估。企業經理人選擇性散播暗示，對一些人眨眨眼、點點頭，投機傾向的法人與投資顧問在訊息上因此佔了投資傾向的散戶便宜。這是一種腐敗的行為，很不幸華爾街與美國企業界卻樂此不疲。

感謝萊維特主席，因為他孜孜不倦、有效地為投資人打抱不平，企業如今已被要求平等對待所有股東。這項改革由當局強制推動，而不是源自企業界良心發現，美國企業的執行長們以及他們的投資人關係部應對此感到羞愧。

(2002年)

管理層在看得見的事情上投機取巧，幕後的行為很可能也是如此。廚房裡很少只會有一隻蟑螂。

大力宣傳EBITDA（不計利息、稅項、折舊與攤銷之盈餘）的好處是特別惡劣的行為。這麼做是在暗示折舊因為是「非現金」支出，因此並不是一項真正的費用。真是胡說八道。折舊的確是一項特別不受歡迎的費用，因為在公司購買的資產開始貢獻利益前，相關的現金支出必須先埋單。不妨想像一下：假設某公司今年年初一次付足所有員工未來十年的薪酬（就像公司付現金購買一組可用十年的固定資產那樣）。在第二年起的九年中，員工薪酬將會是「非現金」費用──帳面上是從今年建立的「預付薪酬」資產中支取。有人想說第二年至第十年的薪酬費用不是費用，不過是記帳之例行公事嗎？

晦澀難懂的財報附註通常意味著管理層不可信賴。如果你看不懂某些附註或管理層的說明，那通常是因為執行長不想讓你看懂。安隆（Enron）就某些交易的說明至今仍教我困惑不已。

最後，對那些大事宣揚盈利展望與成長預期的公司，應抱持戒心。企業極少是在無風無浪無意外的環境中營運，盈利當然也不會很順利地逐年成長（當然，在投資銀行提供的招股書裡，情況總是異乎尋常的理想）。

查理和我此刻不但不知道我們公司下年度會賺多少，我們連下一季會賺多少都不曉得。對那些常常宣稱自己能知未來的執行長，我們總覺得很可疑；而如果他們總是能達成他們宣佈的目標，我們就更是完全不敢相信了。經理人若總是承諾「達成財測」（make the numbers），總有一天會很想將數字編造出來（make up the numbers）。

第六節 有理有節的主管薪酬政策

(2005年)

執行長如果被炒魷魚，常常還能海撈一票。事實上，光是他清理辦公桌走人的這一天，他能「掙得」的錢，可能比一名美國勞工洗一輩子廁所的報酬還多。常言道：一事成，百事順（nothing succeeds like success）。忘了這一句話吧。今天，對企業高層來說，一面倒的法則是：一事無成，百事順（nothing succeeds like failure）。

(2003年)

執行長侵佔股東利益的行為在1990年代變本加厲：執行長們就像在競逐貪婪之王的頭銜那樣，極力爭取離譜的薪酬方案；而一旦爭取成功，其他經理人很快就會要求自己的雇主比照辦理。促使貪瀆之風擴散的，通常是企管顧問與企業的人力資源部，他們很清楚誰是自己的衣食父母。一名薪酬顧問就這麼說：「有兩類客戶是你不想得罪的：現有的以及潛在的。」

(2002年)

近年來，薪酬委員會往往就像搖著尾巴的小狗，只懂溫順地聽從企管顧問的建議。這些顧問向來不是以效忠為顧問費埋單的股東著稱；對他們來說，股東是一群無名氏。（如果你不清楚某人站在哪一邊，那麼對方肯定不是站在你這邊。）沒錯，按照SEC的規定，薪酬委員會必須在委託書中說明薪酬建議的根據。但是，相關措辭通常是公司律師或人力資源部擬就的樣板文字。

這種裝模作樣的把戲代價高昂，不應再玩下去了。除非是有能力代表股東談判、維護股東利益，否則董事不應擔任薪酬委員會的委員。薪酬委員必須說明自己對薪酬問題的看法，以及打算如何評估管理層的績效。而且，處理股東的資金時，他們必須當成自己的錢來處理。

1890年代，龔帕斯（Samuel Gompers；美國勞工聯盟〔AFL〕創辦人）告訴大家，勞工組織的目標就是「再多些！」1990年代，美國企業的執行長們繼承了此一訴求。結果是，許多執行長發了大財，而他們的股東卻經歷財務災難。

企業董事應制止這種竊盜行為。經理人表現真正傑出時，支付高薪是完全正確的。但是，情況若非如此，董事們就應該喊一聲「少一些！」近年過度膨脹的薪酬若成為未來的標準，豈不荒謬透頂？薪酬委員會應摒棄近年的陋習，重新出發。

第五篇 企業併購 (引言)

(1992年)

多年來，我曾見識過很多急於併購的經理人，我發現當中許多人顯然受兒童時期聽過的青蛙王子故事迷惑，以為公主一吻真能吻出個王子來。他們因此付出高昂的代價，取得親吻蛤蟆企業的權利，期望著神奇的變身。但高價收購的蛤蟆還是蛤蟆，只是這些經理人不會輕易死心，起初的失敗不過是加強了他們親吻更多蛤蟆的決心。（喬治．桑塔亞那〔George Santayana；西班牙裔美國哲學家〕曾說：「所謂狂熱，就是當你已經忘了自己的目標時，仍加倍努力。」）但最後，即使是最樂觀的經理人也必須面對現實：吻過後毫無反應的蛤蟆已堆到他的膝蓋時，他就宣佈公司「重整」，提列巨額的費用。在這種企業版「起步方案」（Head Start Program；美國政府1965年起推行的一套綜合扶貧方案，為低收入家庭的兒童與家人提供教育、醫療與營養等方面的援助）中，執行長受教育，但付學費的是股東。

擔任企業經理人的早期，我自己也曾約會過幾隻蛤蟆。都是廉價的約會（敝人向來節儉），但我得到的結果跟那些追求高價蛤蟆的經理人一樣：我吻了蛤蟆，牠們回我兩聲「呱、呱」。

就這樣失敗了幾次之後，我終於想起一位職業高爾夫球手曾提點我的一件事（指導過我的職業選手都不希望身份曝光，這一位也不例外）。這位高手說：「熟不一定能生巧，不斷練習只是鞏固你的習慣而已。」自此之後，我改變策略，嘗試以合理價收購好企業，而不是以優惠價收購平庸的公司。

第六篇 會計與評價

第八節 伊索與無效叢林理論

(2000年)

投資與投機從來就不是涇渭分明的兩回事，而當絕大多數市場參與者近來都享受到勝利的喜悅時，投資與投機的界線就更模糊了。沒有什麼比大筆不勞而獲的錢更能抑制人的理性了。這種經驗令人飄飄然，正常情況下很理智的人，也會變得像舞會上的灰姑娘。他們都知道，留在這種歡樂派對上（也就是繼續在那些相對於盈利基本面，價格高得離譜的公司上投機買賣）過久的話，南瓜馬車與老鼠馬伕將原形畢露。儘管如此，因為派對實在太迷人了，他們不願意錯過一分一秒。因此，玩得正興起的人都想留到午夜前的最後一刻才離開。問題是，舞廳裡的時鐘通通沒有指針。

去年我們評論了當時的榮景（沒錯，的確是不理性的；註：當時正值網路股泡沫），表示投資人對報酬率的期望已超過合理水準數倍……但是，更不理性的，是當時一些幾乎肯定只有很低價值（甚至完全沒有價值）的公司，市場參與者卻給予極高的評價。但受股價飆漲迷惑的投資人不顧一切，蜂擁投入此類企業。情況就像投資專業人士與業餘者多數感染了某種病毒，集體進入一種迷幻狀態，以為某些類股的價值可以完全脫離其基本業務價值。

在此迷幻狀態下，許多人高談闊論「價值創造」。我們很樂意承認，近十年來，一些新企業創造了巨大的價值，而且未來還會有更多。但任何一家企業如果終其一生是虧錢的，則不管其市值曾經升至多麼高的水準，也只是摧毀而非創造價值。

在這些案例中，實際發生的是財富轉移，而且往往是極大規模的財富轉移。近年來，金融掮客藉由無恥地推銷「無鳥叢林」，將數十以至數百億美元從大眾的口袋裡轉移到他們自己的口袋裡（當然也包括他們的朋友以及生意夥伴）。事實就是，泡沫市場製造出泡沫公司，而泡沫公司存心只想騙投資人的錢，而不是幫投資人賺錢。企業掮客的首要目的，往往是首次公開發行（IPO），而不是公司的業務能賺錢。歸根結底，這種公司的「業務模式」不過是一種老式的連鎖信騙局，求財若渴的投資銀行家是它們勤快的郵差。

但每一個泡沫都有一根針在等著它。兩者相遇時，新一波投資人就會學到一些非常古老的教訓：第一，只要投資人願買，不管那是什麼東西，大批華爾街業者會去找來賣給他們──華爾街是一個不重視品質控管的圈子。第二，投機獲利看起來最容易之時，正是最危險的時候。

第七章 會計政策與賦稅

第一節 制定標準

(2002年)

數十年前，安達信會計師事務所的審計意見是審計界的圭臬。這家事務所內部有一個菁英組成的專業標準小組（Professional Standards Group），無論客戶施加什麼壓力，均堅持誠實報告事實。秉持這種原則，專業標準小組1992年表明立場，指企業向員工發放認股權的成本顯然是一項費用，應以費用的名義記錄在財務報表上。但是，小組的意見遭安達信一些「呼風喚雨的」合夥人推翻了。這些合夥人很清楚客戶想要的是較高的公告盈餘，不管實際情況如何。許多企業執行長也極力反對認列認股權費用，因為他們知道，一旦真實的成本必須反映在帳上，他們渴求的巨額認股權（價值高得可恥）勢必將遭大幅削減。

安達信專業標準小組的意見遭推翻後不久，獨立運作的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FASB）以七比零的票數，通過要求企業認列員工認股權成本的議案。結果主要的會計師事務所與大群企業執行長一如預期地湧向華府，對參議院（還有哪一個機關更適合仲裁會計問題呢？）施加壓力，要求推翻FASB的意見。抗議者的聲音，因為他們大筆的政治獻金而變得更雄壯。這些政治獻金多數是由企業的股東埋單的，如今卻被用來遊說國會支持一些矇騙企業股東的會計準則。真不是公民教育的好示範。

第三節 「重整」費用

(1998年)

曾經有一段時間，會計是黑白相對分明的世界。舉例來說，1960年代末，企業界曾刮起一陣會計浮誇風──某位騙子稱之為「勇氣可嘉、富想像力的會計」（拜這種會計手法所賜，這位先生一度成了華爾街的寵兒，因為他一直能讓公司的業績符合華爾街的期望）。但是，在這段時期，絕大多數投資人都知道哪些人在耍會計花招。而且，值得一讚的是，美國最受尊敬的企業幾乎全都抵制欺詐之風。

但近年來，企業操守逐漸沉淪。許多大公司仍正直行事，但相當一部分本來算得上優質的經理人（也就是那種你會認為適合跟你的孩子結婚、或是當你的遺囑執行人的體面人士），卻發展出一種觀點，認為操縱盈餘以滿足華爾街的期望是沒問題的。而且，這種想法還有日漸普及之趨勢。事實上，許多執行長認為這種操縱行為不僅沒問題，甚至是他們的職責之一。

這些經理人往往是一開始就認為，他們的職責永遠是盡可能推高公司股價（我們堅決反對此觀點）。為推高股價，他們致力爭取傑出的經營績效，這一點是可敬的。但當經營績效不如理想時，這些執行長就訴諸並不可敬的會計伎倆。這些伎倆或是直接製造出理想的「盈餘」，或是為未來的理想「盈餘」鋪路。

為這種行為辯解時，這些經理人往往會說，他們做併購時所用的貨幣──也就是公司的股票──價值若遭低估，勢必會損害股東的利益。他們還會說，他們使用會計詐術編造出理想的業績，不過是跟隨企業界普遍的做法罷了。這種「大家都這麼做」的心態一旦鞏固，道德疑慮就一掃而空了。這種行為不啻是劣幣驅逐良幣定律的變種：惡質會計驅逐誠實會計。

許多經理人如今對忠實報告財務態度如此輕蔑，顯然是企業界一大恥辱。而審計師則如我們所言，並未發揮多少正面作用。雖然審計師理應視投資大眾為服務對象，他們往往選擇向聘請他們並付錢給他們的經理人叩頭。（「誰給我麵包吃，我就唱誰的歌。」）

書名：巴菲特寫給股東的信(經典重譯．最新增修版)原文書名：The Essays of Warren Buffett: Lessons for Corporate America Second Edition作者：華倫．巴菲特/原著、勞倫斯．康寧漢/編選
原文作者：Warren Buffett、Lawrence A. Cunningham出版社：財信出版
出版日期：2010年7月7日

韓少功 - 「扁平」代多數為王

香港蘋果日報　2010年7月18日

這個時代當然還有文化，有文化運動與文化衝突，也不乏輪番登台的文化偶像。不過，與傳統意義上的聖人、先知、導師不同，很多現代文化偶像形式大於內容，迎合多於獨行，公關造勢優於埋頭苦幹，成功獲利重於大道擔當。這些人不過是營構一種虛假的方向，在無方向時代滿足一種偶像消費，其中既包括對偶像的適時狂拜，也包括對偶像的適時狂毀。在這裏，狂拜或狂毀只在一念，無須深思熟慮和身體力行，因此所需偶像不必經久耐用，隔數月或隔幾天就更換一個，實為攤檔上的尋常。正因為如此，很多偶像不得不焦灼難安，不得不到處奔走，拚命保持公眾能見度成了他們的殊死搏鬥，也成了他們與以往大師的明顯區別之一。一個個豪華大片就這樣火了，又冷了；一個個驚世的主義就這樣火了，又冷了；一個個讓人開心的狂生或浪女就這樣火了，又冷了──到後來，很多人參與圍觀純粹是為了有權開罵，爭相點擊只是為了自秀高明和比拼刻薄，於是火就是為了冷，或者說火本身就是冷，感官的火在另一面就是心靈的冷。每一個人最大的敵人其實就是自己。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 2008年的統計報告顯示，高達 47%左右的公眾已經不信任或不太信任網絡。美國佩尤研究中心 2004年的調查統計顯示，媒體公信力一直下滑，比如對 CNN信任值已跌至 32%，即大多數人持懷疑態度。有意思的是，這一類文化產業不正是公眾用高點擊率、高收視率、高票房額等熱心餵養起來的麼？不都是文化市場上的成功典範麼？

美國學者托馬斯．弗里德曼（ Thomas L.Friedman）幾年前推出《世界是平的》一書，認為互聯網的廉價推廣，促成了技術、資本、信息三個「民主化」同時到來，深刻改變着世界經濟發展的方式和格局。他是一個敏銳的觀察家，但談得不夠多和不夠深的是文化，其中包括文學。「民主化」的文學是否可能？如果說「民主化」意味着一個有核心、有級差、有組織的塔狀結構，讓位於一個無核心、無級差、無組織的面狀結構，那麼這一前景是否值得萬眾歡呼？或者是否僅僅值得歡呼？

這當然是更為複雜的一個問題。

一個「扁平」的世界裏眾聲喧沸。從原則上說，由編輯、審查、批准一類關卡所組成的文化權力體系幾近瓦解，每一個 IP地址自由發聲，都可能成為強大的文化媒體。英才慘遭埋沒的可能，偽學與贗品一手遮天的可能，在傳統意義上都會減少。全民批評權的運用，也是一種有益的破壞性檢驗。不過問題的另一面，是胡說比深思容易，粗品比精品多產，優秀者至少沒有數量上的優勢。一旦優劣平權成了優劣俱放，文化產量中庸質與惡質的佔比肯定大大攀升，低端文化產能不僅無法淘汰，還可能日益滾大和坐大。一些優秀作品即使生產出來，也可能在過量的文化淹沒中，在受眾們暴飲暴食式的閱讀之後，在食欲不振的這些快餐者們那裏，出現影響力的嚴重折扣。一旦腸胃已經吃壞了，再多的良藥也都無濟於事。

一個「扁平」的世界裏多數為王。在一般的情況下，有些潮流可以修復民眾良知，是真理的脫穎而出；有些潮流泯滅民眾良知，是泡沫和垃圾的霸道橫行。但不管是哪種情況，多數人的理解力構成潮流的邊界，那麼大眾型和通俗化的真理尚有機會，而冷門的、偏僻的、艱險的、高難的──又常常是重要的文化探索，則可能缺氧。進一步說，市場總是嗅覺靈敏地跟蹤多數，跟蹤購買力的所在，以實現利潤最大化。它們必然就低不就高，隨眾不隨寡，視高深、高難、高雅為營銷毒藥，並有足夠的本領使輿論、獎項、教育、權力等資源向低端集中，打造出泡沫霸權和垃圾霸權。一種品質趨下的文化誘導機制，在這種情況下幾乎難以避免。

一個「扁平」的世界還有易破難立的特點。特別是自 18世紀啟蒙運動以來，敬畏感隨着上帝一同消失。叛逆比服從更流行，權利比責任更動心，無論左右翼都造反成癖，在獲得解構主義一類學術裝備後更是見立必破，逢正必反，打倒一切。這一過程削弱了上帝與王權，清算了教條與偽善，其功績不可低估；但無政府式的激進狂飆若無解藥，其結局必是相對性等同虛無性，民主化等同民粹化，任何共識難以搭成，真理永遠缺位。真理也許還是有的，但在很多時候只剩下每個人那裏「我」的真理，即自戀、自閉、自利的各種強詞，甚至是專職扒糞的哄客四起──這不過是社會淪入一片「原子化」散沙的文化表徵。聖人、先知、導師一類從此不再，文化成了一地碎片和自由落體。一個個公權政府在這樣的逐利時代也更像個總務處，無心也無力充當精神旗幟，無心也無力實施有效的社會調控。避罵自保的公關活動已夠他們忙的了，討好票源和收買民意已夠他們累的了，他們哪還有建構民族與人類精神的遠大抱負和堅定行動？

越來越多的迹象表明，一旦失去文化的約束和引導機制，一個扁平的世界就是沒有方向的世界，是無深度和無高度的世界。即使有成打的托翁和莎翁再世，他們通常也形同刺猬而不是獅子，是暗燃而不是火炬，常常隱在主流受眾的視野之外──在生態、經濟、政治等重大危機逼近之前，在民眾的真理渴求大增之前，情況大體如此。

南方朔 - 從鋼管女郎，檳榔女郎，到台大辣妹

2010年7月12日

【明報專訊】近年來，全球與臉蛋身材有關的產業日益發達，經濟學有名言「市場決定意見」、「意見決定社會價值」，在這個百業蕭條、就業困難的時刻，這些與臉蛋身材有關的產業，自然吸引了愈來愈多長得臉孔天使、身材魔鬼、童顏巨乳的少女投入。以前的人有偏見，認為「波大無腦」，但到了現在，縱使高學歷或好學校的畢業女生，也願意投入這些產業，先當個小一級的秀場女孩，巴望着有一天時來運轉進入演藝圈，當起主持人或名模，從此人生改觀。

政治惡鬥雖不斷
但「童顏巨乳」性話題影響更大

今天的台灣，雖然政治惡鬥不斷，兩岸糾纏也不停，但對整體社會真正有影響力，還是那些與臉蛋身材有關的新聞發展及因此惹出的各種小型八卦話題﹕

——台灣社會的「文化雜配」（Hybridization）快速，早年我還在求學時，地方城鎮就有很多歌舞團，到處參加婚喪喜慶和祭祀拜拜活動，許多歌舞團作風大膽，只要有賞，要脫就脫，婚宴可以助興，喪禮和拜拜，神佛和已死的老人家也需要養眼。這種脫衣歌舞團後來很快的又將美國和菲律賓泰國等地的女郎鋼管秀引入。1980年代台灣民主化加快，傳統的檳榔文化因為有鄉土的正統合法性而大盛，於是穿得很少、露得很多的「檳榔攤辣妹文化」興起，英國「辣妹合唱團」（Spice Girls）以一種奇怪的雜配方式在台灣出現。一些台灣的文化名流對這種現象也大力鼓吹，甚至說這是顯示台灣文化生命力的「現代俗艷文化」。而我們都知道，一種文化價值的正統地位被確立，以前對它的批評反對便無法立腳，而與它的趨勢和走向的人與行為即會增多。「辣妹合唱團」代表的「辣妹文化」走紅之後，團員之一的艾瑪（Emma）所說的「豪放名言」--「我不想當個小可愛，我想變成一個熱情而又性感的賤女人」，從此以後即顛覆掉了過去那種「賤女人」的意義，辣不辣才是重點，賤不賤已無意義。

——除了台灣各地的脫衣舞團文化和檳榔攤女郎文化與全球化之後形成的「辣妹文化」雜配出愈穿愈少、愈露愈多的新泛性感文化外，我們也不能否認台灣的泛性感文化，其實也和來自日本的那種「扮可愛的女童性崇拜」有關。日本性崇拜裏有個重要元素，那就是性崇拜對象要有娃娃腔，要做扮天真的動作，而在其他性感部分則都不能少，必要時還要大膽的暴露性史和性體驗，所有的這些性元素，乃是台灣「幼齒崇拜」的公分母，近年來台灣許多當紅的這種女子，都故做娃娃音，所謂「童顏巨乳」、「童音性感女神」等影像都由此而產生，而在最近一兩年，由於資訊科技進步快速，性影像傳播快，其他諸如動畫和遊戲產業發達，泛性感產業更加水漲船高，日本的「宅男文化」也快速進入台灣，搶着當「宅男女神」已成了性感商業的主戰場，再過一陣子，成年女子自爆的所謂「熟女文化」可能也會全球蔓延！

——就在前兩天，美國的「洛杉磯情色大展」（Erotica Expo LA）才開幕，高科技電子傳輸加3D，加手機網上連線，性感文化和性感產業將更加發達，沒有人知道它會在台灣雜配出什麼樣的社會景觀和文化價值。

「你要看，就讓你看個夠」的自曝人種
更值得為政者及學者研究

最近幾個星期，台灣一些比較出名的大學，如台大、政大等已紛紛出現許多在學或畢業女生進入那個以臉蛋曲線、罩杯大小為條件的市場，於是像諸如台大校長等教育界人士都紛紛表示意見。綜合各類意見，有的人認為進入好學校好科系，將來專業上發展才是較佳選擇，如果因為長得漂亮，身材好，就想進入另一種行業，那豈非可惜浪費，而且模特兒或演藝團是另一種專業，她們如果是覺悟，早點去讀表演專業豈非更好。但有的人則又認為，現在這種時代，長得漂亮，身材好，換行工作收入更好，有什麼工作的待遇會比模特兒、綜藝節目主持人高？以台灣的教授為例，一個月才台幣10萬，港幣才2.5萬不到，專業發展又如何？上述這些正反意見，並無行業貴賤或社會觀感的偏見，而只是就未來的前途和所得等而論，顯然都各有各的道理。不過，這種討論，事實是它已刻意逃避掉了許多可能很重要的課題！

其一，乃是當今社會的價值取向，在消費者、媒體等的主導下，任何人想要有專業上的成就已難，立德要一世努力，立言要白首窮經或蹲實驗室十年八載，而立名則是最容易的途徑。大學女生去當秀女郎，穿少少、露多多，就有過得去的收入，而且馬上就被大肆報道，她們的師長們努力一輩子可能都沒有那樣被報道過。人生的選擇除了自己的認知外，社會整體氣氛所造成的誘導力量可能才更大。

社會變遷所造成的人生選擇誘導，乃是這些討論刻意避開的真正重要問題。這個問題今天正在全球出現，這種泛性感文化或許才更值得討論。

當代思想家泰瑞．伊戈頓（Terry Eagleton）不久前曾感慨指出，人類文明的發展，過去談「個體」，後來被窄化到只談「主體」，而後更窄到只談「身體」；而到了晚近，就更只剩下「慾望」，甚至還只是「情慾」，這樣的文明走向到底是在那個分岔點上出了差錯。現在的人已成了一種「你們要看，就讓你們看個夠」的新的自曝人種，這些問題或許才更值得為政者及學者好好去研究吧！台灣「辣妹文化」當道，這沒有什麼特別不好，只是讓人覺得有點不對勁！

南方朔
《亞洲週刊》主筆

陳雲 - 快樂抗爭的靈感來源——弗雷勒的解放教育法

2010年7月11日

【明報專訊】學問要用在身上，才是學問，否則只是消閒。消閒也很好，不過遇上渾濁時代，正氣不張，又容不得人偷安。寫舊書的書話，重看舊藏書，有些毫無留下閱讀痕迹的，倒是懷疑當年自己曾否讀過，例如弗雷勒（Paulo Freire，1921-1997）的《被壓迫者的教育法》（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快樂抗爭的一些靈感，除了來自社運同道的談話和宗教哲學之外，也源自此書。

閱讀藏書，認定源頭

此書是教英文寫作的老師Louis Crew博士臨別香港所贈，連帶一大堆其他詩集、小說和社運書，許多看後我都轉贈其他學生了，只留下幾本。弗雷勒的是其中之一，現在看看，原來是一九七○ 年的英文初版，翻譯自作者的葡萄牙文手稿（一九六八年）。弗雷勒原是巴西教育家，負責甘蔗工人的識字教育，政變之後一度流亡智利，復定居美國，為貧困階層探索教育方法學。此書是社運的奠基之作。前幾日重看，我才肯定，一九八六年讀過此書，當時是連住幾本黑人社運書一氣讀的，故記不清楚。書上留有老師的勾劃和筆記，珍而重之，便不自加橫批了。

弗雷勒的論述，如一些南美的思想家著作一樣，章法凌亂，喜歡用激情的對比排句和模糊的馬克思主義術語，需要理性的整理。也許我當年心內整理過，因此忘卻了原著，有點忘恩負義了。

自壓迫之中解放出來

壓迫是什麼？壓迫就是將人變成物，不將人當作人來看待。只有當權者是人，當權者不能愛別人，只能愛自己，其餘的人都是物，可以隨便支配、勒詐和虐殺的物。反抗壓迫，不是要將關係倒轉過來，將奴隸變成主人，而是要反省奴役，取消奴役，取消壓迫人的奴役關係，將當權者也一併從壓迫的不愉快的關係之中解放出來，大家享受平等和自由的快樂人生。主子虐打奴隸，一樣是面容扭曲的，從虐待狂之中，得不到快樂。壓迫人的當權者，活在惶恐不安之中，用侍衛困鎖自己，毫不輕鬆。

魯迅先生講過，「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發，就在沉默中滅亡。」在壓迫之下沉默，是受壓迫者的特色。當權者壓迫窮人，少數人壓迫多數人，靠的是灌輸意識形態，使得窮人認命而沉默無言，不再反抗。政治解放，要由意識解放和文化分析開始，不是從武力抗爭開始。由武力抗爭開始，只會令窮人更加絕望﹕ 比起當權者，自己的武備貧乏得可憐，必須鼓吹超出理性的仇恨，採取更為滅絕人性的超限戰爭（如恐怖襲擊），犧牲許多同道，惹來當權者更為合理的鎮壓，而無數的武力革命先輩，最後演變成殘酷暴政的例子又太多了，怎不令人沮喪而沉默，即使智者也變得犬儒起來？

恢復人性，便是解放

壓迫的方法是去除人性，待人如物，革命就首先要人認識人性，待己如人，待人如人，重獲自己的自由、責任和愛心，活在真實之中。社運中的民眾教育，不能用壓迫的灌輸教學法，要平等相待，尊重民眾的生活體驗和民間知識，彼此維繫對話，一同尋找問題的解決方法。民眾不是革命的螺絲釘，而是有真性情和各種缺陷和癖好的人。當民眾簡化為螺絲釘、兌換成可以交易的籌碼，只是奪權，改換當權者，而不是革命。

革命的過程，是要以對話來啟發民眾成為自由探索真相的人，彼此締結，組織起來，抵抗當權者的分化和離間。民眾的訴求，如爭取加薪、爭取住所之類，要尊重，但要綜合其他的訴求，令民眾認識到他們階段性的個別爭取，可以連結到整體社會的解放。要民眾理解到什麼是整體解放，就要用文化藝術來聯繫不同的生活領域，擴大他們的同理心。最終的革命，不是奪權，而是文化的更新﹕以對話取代灌輸，以合作取代奴役，以愛取代恨。

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
作者：Paulo Freire
出版：Continuum

巴菲特的金融市場寓言──交易成本篇

Vic：不是每個人都崇拜巴菲特，也不是每個人都想了解巴菲特，但如果有機會閱讀他每年寫給股東的信，幾乎人人都會看得趣味盎然。光就敘述風格而言，巴菲特的文字可說是「簡潔有力、自然直率，寫下來跟講出來是一樣的……趣味十足」。

不同背景的人可以從巴菲特致股東信中看到不同的景觀，即使是金融門外漢，也能領略他的許多重要觀點。富批判精神的人更會意外發現，巴菲特談笑之間，幾乎每年都在批判商業社會的醜惡現實，有時也不忘自嘲一番。以下這篇可說是談交易成本的絕妙寓言。

書名：巴菲特寫給股東的信(經典重譯．最新增修版)

原文書名：The Essays of Warren Buffett : Lessons for Corporate America Second Edition

作者：華倫．巴菲特/原著、勞倫斯．康寧漢/編選

原文作者：Warren Buffett、Lawrence A. Cunningham

出版社：財信出版

出版日期：2010年7月7日

第四篇 普通股

一、交易之惡：交易成本（選自2005年巴菲特致股東信）

對波克夏及美國其他企業的股東來說，這些年來賺錢實在有夠輕鬆。讓我們舉一段很長的時間為例：1899年12月31日至1999年12月31日期間，道瓊工業指數從66點升至11,497。（猜猜看需要多高的年成長率才能產生這樣的結果？令人訝異的答案就在本文結尾。）股價指數漲勢這麼大，原因很簡單：這一個世紀中，美國企業表現格外優異，投資人搭上了順風車。如今企業表現依然出色，但股票投資人因為一連串的自殘行為，投資報酬率受到顯著的傷害。

要解釋此現象，首先可以從一個基本事實說起：撇開一些不重要的例外情況（例如某些公司破產時，部分損失由債權人吸收），從現在至最後審判日，股東整體而言能賺取的收益，不可能超過企業的累計盈餘。沒錯，投資人A若買賣精明或運氣夠好，的確可以賺得較大份的收益，但這多賺的部分是由投資人B埋單的。沒錯，股市上漲時，所有投資人都會覺得自己的財富增加了。但某位股東若獲利了結，必然得有另一位投資人頂替其位置。某位投資人高價出售持股，另一位投資人就得高價接手。整體而言，股東能得到的財富，不可能超過他們的企業所創造的；這當中是沒有魔法的，金錢不會從天而降。

事實上，因為存在「摩擦」成本，股東能賺到的，必然少於企業的盈餘。這就是我想說的：目前此類成本已變得非常沉重，股票投資人得到的報酬因此遠低於過往。

為說明此類成本是如何暴增的，且讓我們做一個假設：美國全部企業皆由單一家族擁有，未來也將永遠如此。讓我們稱此家族為「得寶家族」（Gotrocks）。在支付股息稅之後，得寶家族的財富跟隨其擁有的企業之總盈餘逐年增加。如今這筆盈餘為每年7,000億美元。當然，這家族會花掉部分所得，但它存下來的部分會產生複利作用，對家族累積財富大有好處。在得寶家族裡，每一個人的財富均以同樣的速度增加，家族裡一團和氣。

假設此時出現了一群口才便給的「服務者」（Helpers），他們熱心遊說得寶家族的成員：只要在適當時機跟親戚做一些股票交易，閣下所得就能顯著超過其他家族成員。這些服務者義不容辭地負責完成這些交易──當然會收取服務費。得寶家族仍擁有全體美國企業，股票交易不過是改變了股權的分佈。該家族的財富原本是跟隨企業盈餘成長，但在服務者協助下，家族必須支付股票交易佣金，因此每年的財富增幅就會被這些佣金吃掉了一部分。得寶人之間的交易越頻繁，服務者得到的佣金越多，家族所得就越少。這群服務者其實就是經紀商，他們深明此中道理：交易是他們的好朋友，他們想盡辦法鼓勵人們交易。

一段時間之後，得寶家族多數成員意識到，這種「打敗兄弟」的遊戲並沒有為他們帶來多少好處。此時另一群服務者出現了，他們向每一位得寶人解釋：單憑閣下一己之力，是不可能打敗其他家族成員的。他們建議的辦法是：「請一位經理人吧。沒錯，就是我們，讓我們為您提供專業的投資服務。」這群經理人也是透過經紀商執行交易，他們甚至可能更積極地買賣，好讓經紀商多賺一些。整體而言，更大份的財富流向了這兩群服務者。

得寶家族因此更加失望。每一位得寶人都聘請了專業人士，但家族整體所得不增反減。該怎麼辦呢？當然是尋求更多專業服務囉。

於是財務策劃師與機構顧問就登場了，他們的任務是幫助得寶家族成員挑選投資經理人。糊裡糊塗的得寶人欣然接受這種服務。到此地步，他們已相信自己不但沒有能力正確選股，也不知道如何正確選擇投資經理人。那麼，為什麼他們會認為自己能選對顧問呢？但得寶人沒想到這問題，而投資顧問當然也不會提醒他們。

得寶人如今要養三群收費昂貴的服務者，家族所得進一步萎縮，他們因此陷入絕望的深淵。但就在希望看似幻滅之際，第四群服務者（讓我們稱之為「超級服務者」吧）適時出現了。這群親切的專業人士向得寶人解釋：他們的所得不理想，是因為既有的服務者──經紀商、經理人與顧問──缺乏激勵誘因，因此根本無心服務。超級服務者說：「這樣一群行屍走肉，你能期望他們替你做些什麼呢？」

超級服務者提出一個簡單得驚人的解決方案：多付一些錢，讓我們來操盤。這些超級服務者自信滿滿，堅稱得寶人除了支付昂貴的固定管理費外，交易獲利分一大部分給他們，就必定能在投資上打敗其他得寶人。

比較機警的得寶人發現，部分超級服務者不過是穿上新制服的投資經理人，大衣上繡著「對沖基金」或「私募基金」這種很炫的名稱而已。但這些超級服務者鼓起如簧之舌，令得寶人相信這種換裝行為至關緊要，就像溫文爾雅的克拉克．肯特（Clark Kent）穿上他的超人制服，馬上就有了神奇的力量。得寶人聽了這解釋後覺得很安心，決定掏錢聘用這群超級服務者。

而這就是我們當前的處境：本來股東只要安坐搖椅上，就能全數進口袋的企業盈餘，如今有好大一部分流向陣容鼎盛的「服務者」，數額之大前所未見。對股票投資人代價最高昂的，是近年像流感般流行的投資分紅方案。在這種方案下，服務者若是精明或幸運，可以分走好大一部分的投資獲利；服務者若是愚笨或倒霉（有時是存心欺詐），則投資人在承擔全部損失之餘，還得支付昂貴的固定費用。

這種服務方案（賺錢時經理人分走一大部分，虧錢時投資人全數認賠，同時支付昂貴的服務費）如果大流行，得寶家族或許就應該改稱「失寶家族」（Hadrocks）了。事實上，今天得寶家族承擔的各種摩擦成本大有可能高達美國企業盈餘的20%。換句話說，因為必須向一層層的「服務者」付費，美國股市投資人的整體投資報酬，僅為他們安坐搖椅、不理任何人時的80%。

很久以前，艾薩克．牛頓爵士告訴我們，運動有三大定律。這真是天才之作。但艾薩克爵士的天才不包括投資：他在南海泡沫（South Sea Bubble）中損失慘重，事後解釋說：「我能算出天體運行的軌跡，但無法預料人類的瘋狂。」如果不是因為此次投資慘敗的創傷，艾薩克爵士大有可能發現第四運動定律：對整體投資人來說，動作越多，投資報酬越低。

本文開頭提出的問題，現在揭曉答案：精確點講，道瓊工業指數於二十世紀從65.73點漲至11,497.12，年複合報酬率為5.3%。（當然，在此期間投資人還會收到股息。）倘若二十一世紀表現相同，2099年12月31日收盤時，聽好了，道指將來到2,011,011.23點。我不貪心，給我整數兩百萬點就好了。只是新世紀開始六年以來，道指仍在原地踏步。

吳靄儀 - 真假普選 兩條前路

Vic: 我始終認為，人民的覺醒與民意的清楚展現，是決定香港能否實現真普選的關鍵因素。如果吳靄儀議員本文的論點成為香港大部分市民的常識、共識 (尤其是「普選不只是指投票權，同時也包括被選權，即是參選權和提名權」這一點)，保留功能組別的歪理日後必然會為多數港人唾棄。

問題是，持續用心關注政改問題的港人始終是少數。民意之飄忽有時更令人沮喪--你想想，在余曾辯論之前，民意調查不是清楚顯示多數港人支持通過政府那個垃圾方案嗎？我覺得，如果最終香港實現的普選是山寨普選、是中國特色普選、是不三不四的普選，那麼或許我們該承認：We deserve it, since the majority of us are NOT good enou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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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7月1日

【明報專訊】民主黨8票改為支持政府，促成「改良區議會方案」政改方案在立法會通過。這個重大變化，究竟是吉是凶？我認為，普選聯應向香港市民解釋清楚，他們心目中的「普選路線圖」，步向的是真普選還是假普選，如何從「改良區議會方案」走到真普選。如果香港民主派相信，香港是中國民主的試點，那麼「真普選」還是「假普選」試驗成功，就更加重要，我們能否堅守防線，就不是一黨「輸」、「贏」的問題。

公民黨為何「企硬」？

我們不認為民主黨的區議會改良方案，足以說服我們改為支持政府，第一，因為它增加功能組別議席；第二，因為「改良方案」所「改良」的不是現行制度，只是「改良」那個我們根本不必通過的政府方案，現在的功能組別制度最不公平之處，仍然沒有任何改變。

增立會議席「改良方案」 有什麼好處？

民主黨提出的一個理據，可稱為「實質成果論」，說得俗一點，就是「攞得幾多得幾多」：增加議席，可以提供更多機會給有志參政的年輕人進入議會。這個論點違反原則：議員是為公職服務；議會不是為服務政黨而設。另外一個理據，是「增加民主成分」，指擴大功能組別的選民基礎。然而，這只是虛象。現在最大的不公平，在於有些特殊界別只需很小數目的選民就可以選出一席，而最小的15個功能組別議席，選民總數只有1萬人。在分組點票之下，1萬人可以否決330萬人。這個不公平制度，改良方案沒有一點改良。

不但無改良，而且接受了「增加民主成分」的說法，會令我們付出很大的代價，因為我們會失去重要的理據。喬曉陽說，普選最重視的是選舉權。這令我們十分擔心，因為普選不只是指投票權，同時也包括被選權，即是參選權和提名權。現在的區議會功能組別，提名權和參選權都是極窄的。姑且以法律界為例作一比較，你不滿意吳靄儀，還有6000多個律師可以出來參選，有6000多個律師有提名權。但民選區議員只有400多人，加上提名門檻所限，可供300萬選民的選擇更加有限。而且如果接受選民基礎大就是「變相直選」，將來特首普選，我們是否也接受提名權和參選權的限制？是不是只要一人一票選出，就是不算普選，也算得上是「變相普選」？

「改良」方案改變了普選方向

「改良」方案將我們的方向改變了。從全部或逐步取消功能組別，變成愈加愈多功能組別，立法會愈來愈龐大。說今次加至70席，功能組別佔35席，下次是否加至100席？功能組別又佔多少？這樣愈加愈多，是否我們應走的方向？

普選聯的葉健民在電台節目中說改良區議會方案，背後有一個「民間普選路線圖」。這是民主黨支持方案的另一個理由。張文光議員在發言時說：「民主黨相信直選，只要直選議席在2012和2016年不斷增加，就能造成一個局面，直選包圍和孤立功能組別，最後走向三分之二的多數，時機成熟，就揭竿起義，將功能組別廢除，送入歷史博物館。」可否把數目計清楚？他說的不斷增加的直選議席裏，是否包括「變相直選」？他的路線圖，不就是贊成了政府猶抱琵琶半遮面的「溝淡論」麼？政府避免承諾，因為他日未必兌現，張文光議員無權承諾，只是希望立法會「揭竿起義」，結果增加議席是真，「起義」無期，還比不上葉劉淑儀議員的路線圖更直截了當，改革而非增加現有的功能界別。2007年泛民支持的「一人兩票」，兩票都是普選，一票分區直選，一票是整個特區為一選區，一人一票，沒有提名權和參選權的關卡；不是一票功能組別，一票地區直選的「一人兩票」。只需要開放現有功能組別的選民基礎，根本不需要無端加了5個區議會功能組別。新的「一人兩票」，模糊了普選共識的「一人兩票」。

兩條前路：民運抗爭與和解合唱

隨着改良區議會方案的通過，及泛民第一大黨的心態改變，一面倒的局面已迅速形成。本地立法，名正言順是下一個焦點，政府重新帶動議題，將普選聯及立法會的能量，集中在改良區議會方案的細節，擱置取消或改革功能界別的議題。不但擱置議題，更藉此消滅由80後反高鐵運動、5區公投運動凝聚的民間「踢走功能組別、實現真普選」力量。

因此，改良方案的通過，不但涉及普選的方向，更關係到發展民主普選的方法的兩條路線：一條是和解妥協，按照當權者規定的條件以密室談判達成決策；一條是民間抗爭，以不斷提高的公民參與意識促使議會及政府按民意決策。

在這個形勢下，香港人更需要確保議會裏有堅強的制衡力量，不讓廢除功能界別的焦點消失，不讓政府指揮「和解合唱團」以假普選排斥真普選。政府愈是刻意將一切反對的聲音、公民社會的抗爭運動統統標籤為「激烈」、「暴力」而打壓之，我們就愈是要確立理性抗爭的旗幟，堅持真普選的原則和方向，讓公民社會的意見影響議會，發揮力量，最終達至真正的民主普選。

梁文道：與周保松對談－－大學的價值 (節錄)

2010年6月     閱讀全文

【讀書好】周保松是我的老同學，不僅在同一個系上課，而且還一起拜在石元康教授門下攻讀政治哲學。只不過他是一個比我好得太多的學生。當年我讀了四年碩士都沒唸完，他卻在碩士畢業之後跑到倫敦政經學院取得博士學位，然後回到母校任教政治與行政學系。

可是換個角度看，他卻又是一個十分反常的人。原來他本科唸的是工商管理，一個人人稱羨的熱門行當，前途不可限量；但他竟在大三那年忽然轉系哲學，一個在另一種意義上「前途不可限量」的學科。不只如此，他從大一開始加入《中大學生報》，寫一大堆批判校方、批判主流社會的文章，這也是一般工商管理學生不會幹的事。

最神奇的事還在後頭。始執教鞭，他就開了網上討論班，和他的學生大談政治、哲學與人生，而且談得十分嚴肅深入。前幾年，他把第一批討論成果編成《政治哲學對話錄》一冊，約五十萬言，自費印刷三百本，留給同學當紀念。要知道，在教授都成了論文機器與行政人員，勞形於資金申請與工作報告之間的今天，還肯花這麼多心力時間在學生身上的老師，實無異於一種幾近消亡的文化遺產。

可堪告慰的是這一切無助於升職的勞動到底結下了纍纍異果，他的學生畢業之後依然不倦地閱讀思辨，有的甚至接下其師的棒子，或者繼續走上學者的路線（有學院派也有民間派），或者成為新一代學運中堅。

正好近日母校中文大學惹起風波，人人關注大學的價值與學運的未來，於是我有理由找周保松敘舊細談。

梁： 梁文道
周： 周保松

梁：在《相遇》這本書裏，你擔心你教書的時候與你的學生提出很多與社會主流不同的價值觀和反省；但學生出去了，還是需要在一個主流的社會中找工作，那你是幫了他們還是害了他們呢？但你的一個學生反而質疑你怎會這麼說，因為他覺得在這三年中的獲益很大。那是08年寫的一篇文章，現在回看，你還有這種困擾嗎？

周：困擾一定是有的。學生自己會來跟我講，他們畢業了到社會上工作，一定會面對種種張力，但我們覺得這是值得的。教育是一個empowerment的過程，我們叫做充權，它增加你的自信、擴闊眼界，然後你會看到另外一些可能性，你看到生命或生活原來有另外一些possibilities，於是你就會有改變的力量了。如果整間大學都可以這樣為學生充權，都可以培養學生對哲學和對社會的興趣與關懷，就會慢慢形成一個力量了。就像我的學生，有人畢業後到中學做通識教育老師，我覺得這就是好的影響。不用太悲觀，覺得一出去就沒有自己、沒有選擇。我一直不想那麼快就跟學生講「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主流沒得抗拒這類的話，我覺得我們還沒到這個地步，那麼快就將自己的自主性放棄。當然有張力、有壓力，但你該問自己要如何在這麼大的限制下去過一個較自主的生活、一個自己追求的生活。

梁： 說到這種張力，我甚至一直覺得，一個真誠的人一定會永遠感覺得到這種張力。如果有人覺得沒問題，那他不是聖人，就是傻子。因此他們難免會覺得難過痛苦。你的學生當中有沒有這種經歷呢？會不會覺得出去工作很辛苦呢？

周：一定有。我們的學生面對他們的選擇，一定要為自己做決定。你看到不同的人正在走不一樣的路，有的學生比較清楚，比較知道自己想要怎麼的生活。我們政治學系的學生有些想做公務員、有些想做AO、有的走抗爭的路、有的繼續升學。大學教了最基本的東西，你令他們自己思考，但最終選擇哪條路仍然是自己要負責。

梁： 我知道你與學生開了一些很熱鬧的網上討論組，在我看來是做了很多大學規定之外的東西，甚至是今天的大學教授不應該去做的事情。可以說說這些討論組的運作是怎樣的嗎？

周：每開一門課程，我們就開一個討論組，除了平時上lecture、上tutorial之外，大家還會持續在網上廿四小時互相交流。其用量驚人，通常一個學期、兩三個月下來就累積了幾十萬字，學生一直active地參與討論，而且討論也不限定於課堂所學的，也可以是人生哲學的問題和其他社會上發生的許多事情。討論之後有些行動他們還會跑去參與實踐。像反高鐵那時，就有學生去參與運動；最近的五區公投也有學生去參選，由其他學生助選。我覺得這是要將學問和生活融為一體，因為讀政治最難的是一種政治感，the sense of politics，你要感受到政治對你的生活、整個社會的重要性，而不只是覺得政治是一種抽離的技術性概念。

另一個討論組我叫做「政治哲學與人生」。這是每年我教完一門課，讓一些讀完這個course之後還想繼續這種知性的討論的學生進來。這裏長期有些不同界別的學生組成一個 community，現在共有三百多人，維持了六、七年。

梁： 你回來教書教了八年，一回來沒多久就開始做這件事。為甚麼？

周：大家都知道哲學最重要的就是對話、討論，你要敢於表達你自己的觀點與意見。我經常鼓勵他們，最好的思想training就是將自己的觀點講出來，接受其他人的批評、接受其他人的挑戰。習慣了之後，這正好是 cultivate一個民主公民的最好途經。最近一年半載，看到我們同學的文章登上報紙，就可以看到這個training的效果。這是真正的 life long learning，終身學習。其實有很多學生都畢業好多年了，但都還堅持看論文和評論文章，關心中國、關心國際，然後他們可以自由討論。這個過程就是讓他們覺得不那麼孤獨，因為畢業後單打獨鬥是很辛苦的，尤其發覺你做的事與身邊的人都格格不入的時候，你就會覺得沒有力量。但如果有一個platform，便知道很多人都在關心同一件事，你想的不是一些另類或沒人支持的事。

梁： 除了這些網上群組，你好像還搞了一個「犁典讀書組」？

周：我不敢肯定這個讀書組是不是全港維持得最久的一個，它至今也有六、七年了，一直都能保持十幾個人，現在有些人去了Oxford讀書，有人走也有人進來，成員包括本科生、研究生和一些老同學老朋友。我們每次因應一些不同主題，挑選最重要的相關文章展開討論。例如香港正在討論民主化，所以我們接下來會讀一些和 democracy有關的原典。我們兩、三個禮拜聚一次，每次談三、四小時，持久地讀下去，很嚴肅地一起聊，慢慢累積下去，大家以後或者就會成為整個公民社會中重要的參與者。

梁： 你教書要備課，還要寫論文、做研究，你有時間嗎？

周：在現有的大學體制中做這些事，其實是大傻瓜，這是真的，完全沒有分數計算。所以這也是大學教育的危機。你看到現在的大學是千方百計將老師趕離學生。在你的升遷、續約考慮裏面，只看你的publications；至於你放多少時間在學生身上，體制上是毫不關心的，甚至告訴你別放太多時間在學生身上，因為這樣對你是很不智的。當然你說學校會有course evaluations，每份evaluation都有十幾條問題，但是他們只看兩條，就是「Are you satisfied with the course?」及「Are you satisfied with the lecturer?」這兩個問題會化成數目字，比如1至6，非常滿意至非常不滿意。

所謂的重視教育其實是一個數字，中間所有其他東西都不見了。而你和學生的交流、學生的轉變，這些教育最核心的部分在整個assessment當中都不見了。在現代那些國際大學不同的ranking裏面，這些部分也是沒有的，最多只能看得到一個師生比例，完全沒辦法evaluate一個teaching quality，譬如師生關係、學生在學習過程中提升了多少等等。這些完全在所謂ranking或calculation中消失了。結果所有老師都不被鼓勵關心這些事了，連老師都不做老師，教育的本義就無法繼續下去了。香港在講民主化，中國在講如何改革，我們正面對一種政治轉型；而政治轉型是需要有人去推動的，那我們需要甚麼人材去推動？這是整個大專教育應該要想的問題，但奇怪的是，整個大專教育似乎沒有想過要去培養甚麼人去推動社會改革。

梁：目前全世界基本的趨勢就是，大學是整個社會經濟未來動力的發動機或培育所。例如有些生化學科就和藥廠合作研究，甚至已經到了違反學術倫理的地步了。因為大學裏的研究是應該拿出來登在學刊中公諸天下的，但現在很多研究都不公開，他幫藥廠做、要註冊專利，又怎麼可以公開呢？人文學科只是聊備一格，當學校已經變成這樣子的時候，不談你剛才講的那些問題反而是正常了。

周：教育商品化當然是資本主義的一個意識形態擴張，將市場的邏輯應用在教育的領域當中。借用Michael Walzer講的Sphere of Justice，教育本身應該是一個獨立的sphere，有它自己內在的價值與倫理規範。現在你用市場的邏輯入侵大學的時候，整個大學就會跟着市場的模式去運作，用資本主義的邏輯去運作。那結果當然會將傳統大學的理念邊緣化，像我們說的那些價值。我們以前講教育，可能除了追求真理之外就是德性的培養，或是現在講的民主公民價值，一個民主社會應具備甚麼樣的civic virtues，這些我們以前都看得很重。還有全人教育的目的是將人的本性和potential發展出來，從而有助於人實現他的well being。也就是說，傳統大學教育離不開個人人生計劃的實現，以及在一個政治社群中做一個好公民，從而令整個政治社群可以得到改善。但你要是將它變成一間公司、一個企業，當然它最重要最大的目標就只是幫市場培養它需要的人才。所以你現在見到一間excellent的大學最重要是看僱主滿不滿意它生產出來的產品。

如果你認為大學只是去滿足既有制度的工具，那它便會失去批判性了。如果連大學都失去批判性的話，社會便沒有其他空間和知識資源去對我們既有的制度做出一些挑戰，或者引導社會去看到其他的可能性了。像這次的金融風暴，很多大學好像完全沒有反省過自己在這個危機中需要承擔甚麼責任，更不會問我們的教育是不是很失敗。整個金融危機的原因之一，是那些所謂的精英過度貪婪，沒有最基本的操守和社會倫理。問題是這些所謂社會精英是哪裏培養出來的呢？就是我們所謂最好的大學。即使哈佛或美國最頂尖的大學都已經開始思考這些問題了，這條路是不是走錯了呢？大學是不是應該有自己的一條路然後抗衡這個所謂的市場邏輯？這是我們需要去想的。

梁：我知道現在的大學要求教授出很多paper，把注意力從學生身上移開了。但回想我們讀書的時候，我們不也整天都說有很多老師不做研究嗎？根據那種德國研究型大學的理念，教學應該相長，你做了研究，才有東西拿出來教學生。所以，這豈不是過去幾十年香港認真的大學生所期盼的事？

周：教學與研究在理念上是沒有衝突的，而且我覺得應該兩者兼重，能平衡是最好的。但是一個很現實的問題是時間就只有這麼多，你多放一分鐘時間在學生身上，你就沒可能將所有精力放在另一邊。所以下一步我覺得應該考慮兩件事，第一就是校方能否提供一個較好的環境去肯定教學的重要。第二就是你所說的研究到底是做甚麼研究呢？現在的研究往往重量不重質，不斷催谷老師去申請research funding，然後用那個funding來衡量研究的成就。你要問一個好的研究、高質素的研究，要在一個怎樣的環境下才能產生出來？譬如你講哲學，John Rawls 五十歲才出他的第一本書，但一出便是經典。不同學科有不同性質，不同老師有不同的特長和不同研究的路向，可能有些東西是要厚積薄發的，例如以前的中央研究院甚至規定研究員進去頭三年不能出論文。好的教育需要很長時間來跟學生相處，好的研究則需要很長時間去累積和develop 。

梁： 所以當代學者只出論文集，而專著則幾乎消失了。

周： 在現在的評核制度中，一本書等同一篇論文，那還有誰會去寫書呢？而且寫一本書可能需要十年八年，一個真正的好學者一生可能就只出一本書。在現在這個學術環境中，這一類學者可能就無法生存了。

梁： 又以我們中文世界的學者為例，可能他寫專著時想用中文，但它的分數一定比一篇英文論文低。

周：甚至完全不被承認，現在這種情況很普遍。只要你用中文寫作，不理內容是甚麼、不理它有多重要，只要是你用中文去寫，就不會被承認。我想不到有比這更荒謬的情況。語言是需要develop需要累積的，我們沒辦法去發展自己的學術語言。如果我們沒辦法去發展學術語言，就沒辦法用自己的學術語言去思考社會問題了。我們正面對一個這麼大的時代，中國有那麼多問題，我們不用自己的語言和框架去思考這些問題，提出我們的反思，然後將我們香港所有大學的所有精力完全放在另一邊，那其實是辜負了整個社會對大學的期望。我們身上一個很重要的責任就是要將學術語言中文化，將這些概念框架慢慢累積起來。你想想我們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整個中國的新文化運動其實也就是從翻譯做起，然後民主和自由等概念才能引入中國社會。所以我在大學經常講要肯定中文學術、重視高水平翻譯的重要性。如果不做這些事情，我們中文的學術水平沒辦法成長，而我們社會的發展速度又遠遠超過學術圈的理解能力，那我們就永遠是摸着石頭過河，永遠沒一個自己的理論框架去了解社會發生了甚麼事 。

梁：你剛才提到的那種大學理念十分傳統，但這個理念到了韋伯的時候已經體現出一些矛盾的地方了。因為它強調通識教育，liberal arts educations，要讓學生變成一個較完整的人，要讓他去分享這個社會的文化價值，要讓他對自己的人生多些反省，得到一個比較幸福的人生。但這套東西是一種人文主義的教育理念，而人文主義的教育理念在現代已經有危機了。因為在價值多元的世界裏面，大學要不要價值中立呢？人文主義的價值本身是否也是一種價值？而且從前那種對人的想法在現代世界是否仍然合理呢？

周：我與石先生也談了很多這類問題，你知道他對現代社會的想法就是你剛才提到的多神主義。在這麼一個所謂價值主觀主義、價值懷疑主義甚至價值虛無主義的時代，你還能不能講一些大學的理念、堅持一種大學的價值呢？我承認這是一個蠻大的問題。而我初步的想法是：第一，根本沒有所謂中立的大學，即是說無論你喜不喜歡，你辦一所大學就一定要有自己的一套想法。我覺得沒有所謂 neutral的大學，neutral背後都有一個沒講明的立場或態度。

既然沒有所謂價值中立的大學，那麼我們面對不同的大學理念，自然就要追問哪一種理念最合理。簡單說，你辦一所大學，自然要問你想教學生甚麼？你想他成為一個怎樣的人？每一個學生也要自問我怎樣透過教育令自己活出一個好的人生。不管你是甚麼主義，你都需要對這些問題提供一些有理據的答案。我不覺得有所謂的唯一理想大學，只是擁有不同觀念的人需要各自提供理由。

我覺得它不外乎兩個基本的問題，第一，我們需要有一個對人的理解，即是說人是甚麼，甚麼構成一個good life？用回古典希臘的說法，這是個How should I live的問題。第二個則是How we live together 的問題，因為大學是一個社會，接受公帑，所以除了問自己可以如何得到一個好的人生外，亦要關心社會中人與人之間應該怎樣共同生活。由此引申，我們便需要理解大學在社會中應該扮演一個怎樣的角色。

梁： 照你剛才的說法，大學不可能是價值中立的，那你怎麼看最近中大的民主女神像事件？校長劉遵義很強調「政治中立」，但也有人認為這是一個價值問題，跟「政治中立」無關。

周：政治中立是應用在校方上的，因為它擁有權力，當它去決定一些大學事務的時候，譬如老師的升遷、研究課程的設計和學生活動的時候，它不能夠訴諸一些政治的理由來作為判斷的依據。因為這有助保障一個兼容並包及自由開放的校園，容許教師和學生去自由探索、自由辯論。但這個意識本身並不是中立的，政治中立本身不是一個中立的原則，它其實有一個價值協定，協定大學要把持兼容並包的立場。把這個層面弄清楚之後，就回到你那個「六四」的問題。其實我們是在問另一個問題：究竟大學作為一個公共機構，它有沒有一些最基本的價值堅持？一定要有的。我想沒有人否認大學有兩個最重要的角色，第一，它追求真理，追求真理已是一個很重要的價值堅持，這意味着你不能容忍一些虛假的東西，你要接受真相；譬如你說「六四事件」，你便要承認那是一個怎樣的事實。第二，你除了追求真理，還要把持公義。當然，公義的內容是甚麼是有討論餘地的，可是大學有一個責任，就是它是社會的一部分，大學要培養好公民，好的公民當然會把持公義，不然我們培養這批人出來做甚麼呢？你能想像德國大學在面對納粹的時候還說甚麼中立嗎？這根本不合邏輯。你接受人人平等的理念，你就要接受德國的公民不能因為他的種族和宗教而被歧視傷害。

所以這裏有兩個層面，第一，大學對我們整個社會共有的高度共識協定是不能放棄的，那是人類文明社會的底線。譬如反對種族歧視、政府不能屠殺人民等等，這些都是我們在長遠歷史之中早有共識的東西，構成了整個民主社會的基礎。第二，即使某一所大學所說的價值不是如此普世性，但我們也會尊重某些大學和學院有它自己的價值堅持，只要它的堅持沒有破壞一些社會的基本原則——例如你可以宣揚基督教，但基督教學校不能壓制其他學校的信仰，就像崇基和新亞，大學容許它們有自己的理念，但同時尊重學生們有追求其他信仰的自由。

梁： 如果照這個說法，你該認為中大用「政治中立」的理由去拒絕放置民主女神像是非常不恰當的。

周：假若以政治中立原則作為它的前提的話，推論出來的結論應該是容許學生擺放女神像，而不是不准許。他頂多只能說學生的立場不等於校方的立場，這樣他的立場就比較一致。當然，下一步或許有人會說，他不只要讓學生擺放，更要肯定學生的行為，這就像你剛才說的，校方是否該超越政治中立的原則，而去肯定某些普世價值。我認為這是兩種層次，即使從內在的角度，從他自己肯定的政治中立原則，也推論不出它現在的結論。

梁：大家都在說中大的傳統，有趣的是不論崇基或新亞，甚至聯合，這三家早期建立中大的學校背後均有一種對中國的承擔。恰好現代大學都是民族主義時期的產物，它們都把自己定位成national culture的捍衛者、發揚者。我們祖輩成立這間大學時心中也一定有一套民族文化，其中包涵了一些價值，但依據這些想法和精神而建立的這間大學在發展到後來的時候卻會出現很多不同的聲音，甚至可能正正就是要反對這種建立在與民族文化有關的大學理念。換句話說，一間大學的建校者有一個看法，這個看法背後有一種對民族文化的理解和主動承擔，但到了後來，學生也好、老師也好，卻可能會反對這種對文化民族的理解或承擔。

周：這是另一個很大的題目，我先說幾件事。第一，我覺得一間好的大學必須有一個悠久的傳統，但這傳統卻不是不變或固定的，不是說甚麼建校先賢定義了那種傳統就等於整間大學的精神。我自己在中大經歷了二十年，我們需要的不是一本聖經或先人的傳統，然後我們就要死跟着它，覺得那是甚麼甚麼精神。我認為該有個創造性的詮釋，一個有力的傳統，是該容許一代一代的中大人去對你的傳統詮釋、建構、豐富。它愈豐富，這間大學就愈有活力，這豐富的過程是傳統的一部分。

梁：套回中大的例子說明，無論是主張最原始的那種新亞精神，還是寫大字報去罵新亞精神，對我來說也依然有一個共同的地方，那就是一種對價值很積極的認定，一種肯認，一種承擔，這是很重要的。中大五十年，無論你是哪一種學生運動，大家對價值有一個起碼的肯認，絕非價值虛無主義。

周：我絕對同意，在中大四十年的時候我寫了一篇文章，嘗試去定義甚麼是中大精神，那就是價值關懷和社會批判，它絕對不是中立，而且絕對願意承認它對社會有承擔，我認為這是中大最重要的資產。這次的事件好像對中大構成很大的傷害，但相反來看，有二、三千人護送女神像，有這麼多人走出來，正是看到中大的價值意識和社會批判的存在。我能肯定地說，不只在香港，甚至在整個華人地區，也沒有幾間大學培養出這種傳統和自我期許，這比競爭國際排名要有意思得多。

大學最精彩的地方就是理想性和純粹性。這是在你離開以後很難做到的。你說大學生不成熟、天真；但從另一個角度看，他的好處就是理想和純粹，恰恰足以彰顯世界上很多不理想也不純粹的東西，這是一股很大的力量。

梁啟智 - 講道理

2010年6月26日

【明報專訊】政改方案終於獲得通過，各走極端的解讀才剛剛開始。一時之間，政壇和社會中出現了很多預言家，聲嘶力竭地慶賀或警告香港的民主前路。在相信任何一套的說法之前，筆者希望能提倡兩個基本的原則，以免這些極端的解讀撕裂社會。

任何批評都應有根有據

第一個基本原則，是任何的批評都應該有根有據。記得早前的反高鐵抗爭，其中一個值得鼓舞的特點就是認真。專業團體、環保組織和學者，連同社運友好和地區代表齊心翻查各項相關的政府紀錄、工程文件和環境與規劃報告，找出了許許多多值得質疑之處要求政府解釋。究竟政府假設高鐵可以搶走來往華東的四成客量是高估還是低估，固然可以有不同立場，但最少都是基於相同事實的分析。

來到反政改的抗爭行動，儘管同樣在立法會外高呼，來自台上的言辭卻變得很不一樣。對於民主黨和中央談判，有講者說：「有些人坐在談判桌上，面對眼前的美酒和點心，很容易會動搖。」這些繪聲繪影的說法固然成功挑起了台下群眾的情緒，然而除了「坐在談判桌上」這半句是事實之外，其餘全部出於想像，也無助市民理解方案的優劣。

民主黨的方案固然有不足之處，也值得討論；公眾認識此方案的時間是否足夠，也值得質疑。然而如果把動機代替論據，喊口號時只求抹黑對方的公眾印象，只怕我們會變得和我們所反對的政權沒有分別。筆者在大學講堂常常和學生談到所謂「官商勾結」的含義，卻從來不會如某些內地的政治課一樣說「資本家就是每晚在牀上和老婆或情婦數鈔票」。有些說法，雖然很過癮，卻不是來自泛民主派的朋友所該說。

要先律己以嚴 不要自相矛盾

第二個基本原則，是我們要先律己以嚴，不要自相矛盾。政改通過之後，立即有政治領袖提出為了貫徹其反對立場，會號召杯葛相關的選舉安排，如主動放棄因為民主黨方案而於下屆立法會選舉中獲得的第二票。這種說法聽起來是有理有節，說穿了卻是政治潔癖，也對在議會內繼續抗爭無益。

回看當前立法會的組成，23名泛民議員當中有4名來自功能組別（吳靄儀、張文光、張國柱、李國麟）。如果我們不認同選舉的方式就不去參與，那麼這4 位議員本來就不該參選，他們所代表的界別選民也不該去領票。然而如果當日泛民放棄了這4個議席，也就會失去政改的否決權了。某些人今天的說話權利其實來自願意在建制內抗爭，卻又要求公眾日後要和建制劃清界線，未免叫人難以理解。

無論各位是否認同民主黨方案，既然已成事實，何不積極提出完善方案的辦法，並在選舉中積極參與。「拒絕參與等如助紂為虐」這句話，數個月前在立法會補選前也說過。當時許多溫和派的泛民選民雖然不相信「變相公投」有用，權衡之下也萬分不願意地前往投票；現在基要派的泛民選民不相信「變相直選」會成真，卻聲稱寧願把議席送給對手也不去領票，則同樣是叫人難以理解。

筆者不相信政改方案通過就等於香港民主已死，也不相信前面的路會一帆風順。然而如果我們相信未來仍然是靠我們的雙手去創造，則我們該好好思考這雙手應該和不應該做些什麼。泛民有不同的策略路線本來是正常不過——如果真的有一些共同原則需要遵守的話，那未必是什麼路線圖或時間表，而是對擺事實、講道理的認同和追求。

梁文道 - 和內地朋友說香港政改

梁文道：和內地朋友說香港政改（二之一）——何謂功能組別？
2010年6月24日

【am730-觀念】每當有關香港政制改革的新聞傳入大陸，就總會有人在網上留言，批評「怎麼香港人以前不向英國爭取民主，現在回歸了才來爭民主呢？」。每次看到這種言論，我都不知該說甚麼才好。首先，它的前提是錯的。香港人的民主運動成形於上世紀八十年代；早在英殖末期，今天枱面上的民主派就已經是當時十分活躍的政治人物了。所以說出這種話的大陸網民根本就不了解香港。其次，這句話把重點放在了向誰爭取民主這個問題上面，而非爭取民主本身；似乎民主運動本身沒有內在道德價值，是非對錯全看你是在向甚麼人爭取民主。

這難道不是一種價的移位和錯置？難道香港人在回歸之後變得更加渴慕政制的民主化，就是不愛國了嗎？說來令人神傷。九七以前，有些人擔心未來的政治局面會變得更加閉鎖；但也有一部分人深信在擺脫了一百五十七年的外來殖民統治之後，我們當家做主，中國人自己施行人人平等的民主政治，實在是天經地義順理成章的一件事。為甚麼香港政制改革會演成爭論不斷的艱難局面？又為甚麼反而引來部分內地同胞的非議呢？這件事錯綜複雜，千頭萬緒，我們不妨從最為人關注的立法會「功能組別」說起。所謂「功能組別」，就是香港立法會內那三十席代表不同社會界別的席次，例如「工程」、「金融界」、「會計界」、「地產界」、「商界」、「金融服務界」、「工業界」、「紡織界」和「飲食界」。這三十個界的代表和地區直選產生的三十位議員享有同等權力；但一位地區議員代表背後是數以萬計的普通百姓，而一位功能界別議員則只要搞掂業內幾千甚至一百多票就行了。

不只如此，某些界別的選民基礎還不是個人票，而是公司票。舉個簡單的例子，一位地產經紀雖然是地產業內的一員，但他並沒有選舉地產界議員的權利；真正有權投票選代表的是地產公司。比如說李嘉誠旗下的「長江實業」，它的董事局才有資格投下這神聖的票。這三十種界別到底是甚麼邏輯基礎上區分的？從來沒有人說得清楚。「商界」為何有兩個代表？也沒有人能提出合理的解釋。至於「工業」和「紡織」，「金融」與「金融服務」為甚麼會各自分開；而「教育」又不按大、中、小學劃成三張票；那就更沒辦法說明了。

我們只知道這些界別很容易形成網絡，被少數人操控。比方說「會計界」，會計這一行的主要客戶就是香港那幾十家大財團，所以「會計界」的代表在做任何政治決定之前，都不能不看後者的臉色；又由於那些財團的生意夠大，橫跨多個領域，在幾個界別裡頭都有投票權，所以有時候一個家族，就能影響好幾個界別的選情。


梁文道：和內地朋友說香港政改（二之二）——香港政改中的殖民餘孽
2010年6月25日

【am730-觀念】財團能影響到數個界別的選情，也就更加不要說這些家族的每一位成員都還是地區直選的選民。與此同時，立法會內還有分組點票的機制，任何一項議案的通過都是多數票決，且需得分別在「功能界別」與「地區直選」這兩大傀儡各自得到半數以上的支持。它的毛病很明顯，但我們還是再舉一個例子來演示一下。比方說香港賣樓的方式一向為人詬病，廣告宣傳常常誇張不實，很多買家直到付交訂款那一刻，都還不曉得自己買的房子究竟有多少實用面積。假設今天政府提出項保護消費者的法案，意圖杜絕這些問題。再假設全港市民直選出來的那三十位議員也都很支持這個法案，全票贊成。可是到了「功能組別」那一塊，只要有十五個議員反對，這項深孚民意的議案就會被否決掉了。換句話說，全香港數百萬人意見在議會裡頭可以很輕易地被十五個只代表自己業界的議員推翻，而那十五個議員在這件事上很可能是幾個超級財閥的代言人。甚麼叫做以一敵萬？這就是最好的示範了。

為甚麼香港會有一套這麼古怪不平等的議會制度？這還得從歷史說起。歷史上除了香港，只有兩個政權實行過這套議會設計，那就是意大利的墨索里尼和西班牙的佛朗哥。所以我們可以大膽地說，這是種深受法西斯獨裁政權與殖民帝國歡迎的制度。理由很簡單，統治者不用那麼麻煩地去討絕大多數普通公民的歡心，它只要籠絡幾千個甚至幾百個有財有勢的人，就能牢牢掌握局勢，方便得很。其次，那些有財富有地位的精英是當政者的潛在挑戰力量，這套優惠他們的辦法可以把他們變成自己的同盟，鞏固統治的基礎，形成一種名正言順的「官商勾結、精英共治」。

港英殖民政府借用了這源起於法西斯主義的策略，於是可以安心地把香港打造成一個它心目中的「經濟城市」，表面上說是為了資本主義發展才把那麼多的權益交給少數權貴；實際上卻是要方便當年想在香港大賺其錢的英商，以及曾經對其非常效忠的後起華人富豪。

這便是今日香港政改爭論的焦點了。立法會「功能界別」的存在不僅不合理，而且還違反了《基本法》所規定的「立法會最終達致全面普選」的目標。香港回歸了，港人當然有權期盼它的改變，當然有權甩脫這套加諸在我們身上的「殖民餘孽」，所以民主派才會再三要求一個全面取消立法會「功能組別」的時間表。九七年前，我們一度聽說這個目標將會在2008年實現的消息；然而到了今天，它卻依然是一個有待奮鬥的遠果。

那些批評香港人「以前不同港英爭取民主，回歸才開始說要民主」的內地同胞們，你們是不是該幫忙想想，為甚麼一套港英年代的不民主制度居然可以拖到回歸十多年後的今天呢？

林濁水 - 比鴻海更鴻海的血淚工廠

台灣蘋果日報 2010年06月24日

假使鴻海是血汗工廠，那麼號稱世界工廠的中國便是比鴻海更鴻海的血淚工廠。

中國標榜改革的《南方都市報》派人到富士康臥底 28天後，寫了一篇報導，結尾這樣說：「此非一個工廠的內幕，此乃一代工人的命運。」

此一代富士康工人叫農民工，在人類工業化歷程上獨一無二，是充分具備中國特色的一代。
上世紀50年代中國採城鄉二元體制把戶籍分為城市和農民兩種，並嚴格管制，改革開放後，他們一億兩億地奔進城市成為農民工。

他們兼具兩種身分：既是戶籍所在地的名義農民，又是在工作了幾十年的工作所在地不能落籍的實質工人。在就業、社會福利、醫療保險、子女教育上都面對國家制度性的歧視，成為二等國民，再加上共產黨對工會嚴厲控制，他們成為資本家可以強力剝削的對象。

如今台商富士康跳樓事件在中國史無前例地新聞吵翻天，富士康被當成是最惡質剝削的典型，但是且看北京學者舒可心怎麼說中國的「本土血汗工廠」: 「童工……工廠中豬狗一般生活環境」「比起富士康現代化生產線上的工人……其實更值得關注。」北京學者陳永苗說：「中國社會主義體制下原始資本積累……給勞動者帶來的罪惡遠勝於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同一過程」。香港學者潘毅甚至說現在農民工的處境和馬克思描述的18世紀可憐的工人比起來，後者「好像還比我們（農民工）幸福一點點」！

她說：「2000年後珠三角……企業出現罷工……幾千人幾千人參與……媒體不報導……，因為企業的罷工實在是太普遍了。」

既然如此鴻海新聞會被炒翻天，就掀起了各式各樣的揣測，現在且擱下那些揣測，再回到農民工問題上面。

農民工淪邊緣人
農民工既然那麼可憐，可以改變身分成為工人在都市落戶嗎？

這問題早在1993年就被提起了，但 1994年卻又在宏觀調控下停擺。2008年又說要改，本來農民工不能久住，所以不能取得都市戶籍只能取得暫居證，08年改成「居住證」。問題是如深圳這樣仍要等10年才能申請入籍審查。又如上海借用先進國家對落後國家採取的「技術移民」政策，入籍要「具有專業知識和技能」。依規定上海沒有戶籍的500多萬人可以落籍的只有3000人！

中國農民要成為上海人、深圳人竟比依親歸化美國或來台取得戶籍還難得多！拿居住證所擁有的權利比拿美國綠卡還不如！

嚴酷的農民工制度摧殘了人權，也形成了種種異形怪象：

本來深圳才31萬人，1980年代不可思議地每年增加三、四十萬，90年代每年更成長七、八十萬。如今人口超過1400萬。但其中有戶籍的卻只有200多萬，其他1000多萬流動人口有居住證的700多萬，住工廠宿舍100多萬，另外有200多萬是沒有正當職業的「灰色人口」。

都市對這些流動人口，潘毅說「短期間把他們的勞動力榨取出來；用完後…… 擲回農村中去」，更慘的是一億新一代農民工9成已失去了務農的技能，他們的收入又根本無法在深圳定居，於是城鄉兩頭落空成了整個社會的邊緣人，自殺自然一點也不意外。
城鄉二元體制和農民工造就了深圳神話，造就了偉大的中國模式，一些台灣和國際學界名流競以歌頌「中國模式、北京共識將取代華盛頓共識，成為經濟發展的典範」為時尚！

現在在歌頌聲中富士康農民工硬是插隊進來合唱，聽到後名流們能為人類工業史上最慘的2億農民工順便掬一把淚嗎？而另一些學者在批評富士康之餘是不是更要用十倍嚴厲態度譴責不義的體制？

林博文專欄 - 韓戰禍延60年

中國時報 2010年6月23日

　　六十年前（一九五○年）的六月二十五日凌晨四時左右，十萬北韓「人民軍」摸黑衝過三十八度線大舉南侵，韓戰爆發了。魯莽、自大的北韓頭子金日成向蘇聯領導人史達林誇下海口：「三星期內一定可以統一全韓。」史達林半信半疑，但相信的成分多於懷疑，因金、史皆很有把握地認為美國不會出兵，只有毛澤東擔心美國會出兵。結果，金日成把美國、中共和其他聯合國部隊拖下水了；只有蘇聯躲在幕後，看他的小老弟北韓和中共對付美國。

　　六十年來，有關韓戰的中英文著作及論文，可說汗牛充棟，一直有新材料出土。這裡主要是談幾個問題，第一是韓戰到底是誰先發動？朝鮮半島在二戰結束後被畫成南北韓，雙方以三十八度線為界，畫線的人就是日後在甘迺迪和詹森政府當國務卿的魯斯克。北韓被金日成統治，獲蘇聯支持；南韓則由李承晚當家，獲美國撐腰。南北韓都急切希望統一，雙方都有一群激進的民族主義者和愛國者，南北韓軍隊常在三十八度線一帶發生小規模的武裝衝突。從史料上來看，南韓軍方發動的糾紛多於北韓，有南韓軍政大員包括李承晚在內亦屢次公開表示支持軍方在三十八度線滋事。華府無法壓制李承晚，但不願事態擴大，乃拒絕幫南韓成立空軍。

　　李承晚希望統一全韓，馬克思主義者金日成更企盼早日以武力完成使命；他知道北韓軍力超過南韓，一旦打起來，南韓絕非對手。金日成早在中共建國（一九四九年十月）後即一再要求史達林支持他南進，曾一連發了四十多通電報，並數度前往莫斯科當面向史達林陳述。史告訴金，要打仗一定要找毛澤東支持。關於中共如何介入韓戰，十多年來不斷有中英文著作論及，如現任教康乃爾大學的大陸學者陳兼（南伊利諾大學博士），中國社科院的楊奎松和華東師大的沈志華等。除毛澤東之外，中共老帥都反對出兵（包括劉少奇、周恩來），幾經論辯，最後毛一人拍板定案。

　　毛澤東向金日成表示美國如越過三十八度線，中國一定會出兵。韓戰的開打，是由金日成發起的，已無可置疑。但美國左翼異議報人史東（I. F. Stone）曾於一九五二年出版《韓戰秘史》一書，首先提出李承晚挑釁北韓，金日成火大才發動南侵的說法。一九九○年芝加哥大學史學教授康明思（Bruce Cumings）出版第二冊《韓戰的源起》，呼應史東之見。但廿年來，史東和康明思的說法在陸續出土的蘇聯檔案和其他史料的對照下，已站不住腳。也就是說，不管李承晚有沒有挑釁，金日成早已決心打南韓，他認為南韓不堪一擊，三星期內就可把李承晚打垮，他太過自信了。

　　第二個問題是中共志願軍，究竟傷亡多少？韓戰時期主持中共總參謀部的聶榮臻在回憶錄中說：「我們在朝鮮打了三十三個月，也有不少傷亡，但比美軍要小。」事實上，中共為「抗美援朝，保家衛國」，遭史達林和金日成脅迫出兵一百萬至一百五十萬「志願軍」，據美方估計志願軍死亡八十萬至九十萬，蘇聯官方同意這個說法。美軍陣亡三萬三千，十萬五千人受傷。北韓軍隊死亡六十萬至七十萬，南韓軍隊死亡四十二萬。南北韓平民等死亡二百萬。中共官方稱志願軍死亡三十六萬，這個數字比實際死亡人數少了一半以上。

　　第三個問題是韓戰的後果與代價。中共被迫參戰，調派大批被收編的國軍赴韓作戰，除了戰死，所謂「非戰鬥減員」（即被凍死者），數目驚人。中共剛剛建國，被金日成和史達林逼迫出兵，還得向蘇聯借錢買軍火打仗。聶榮臻說，中共向蘇聯借了三十億四千萬美元，但據其他資料顯示中共向蘇聯貸款五十億至一百億美元打韓戰，一直還到一九六五年始還清。韓戰是美國與中共首度正面交鋒，雙方沒有輸贏；中共在國際上打出了知名度和影響力，但美國從此認定中共在亞洲實行擴張主義和赤化政策。直到越戰，美國仍認為中共是北越的幕後推手。

　　日本和台灣是韓戰的最大受益者。日本做美軍的後勤基地，從二戰廢墟上重建，成為經濟強國；台灣受到第七艦隊保護，開始接受美國軍經援助，曾一度被杜魯門政府「唾棄」的蔣介石政權從此在風雨飄搖中穩住腳跟。南韓亦是韓戰的受益者，六十年來在美國的保護下亦已躍為經濟強國。

　　凡事有變與不變。六十年來第一個不變的是南北韓依然對峙；第二個不變的是北韓仍舊在金家父傳子的極權專制統治下，民不聊生黷武好戰。第三個不變的是，六十年前，中共被迫出人出錢出命，六十年後，中共仍不得不每年提供大批糧食、汽油和其他民生用品給北韓這個「惡鄰居」。金家「一蟹不如一蟹」，未來必有大事發生，東北亞將無寧日矣！

施永青 - 政制發展沒有終極

2010年6月23日 am730 C觀點

除了那些只懂跟隨意見領袖去思考的人，在很多人的心目中，都會有一套自以為是的政制發展理想模式。我當然也有一套。我有時也會拿出來與人分享，互相討論，但我不會視這套模式為終極模式，並要求把它加諸在所有人的頭上。

人類社會是不斷發展，不斷進步的，不宜預設甚麼終極模式。因為，一旦有了終極模式，那以後還可以朝那裡發展。人類社會是不是以後就停頓下來，不能有更美好的追求？

〔Vic：人類社會真的是不斷進步嗎？發展一定帶來進步嗎？金融業不斷發展，世界因此變得更美好了嗎？為什麼是金融業肥貓暴得巨富，而大眾卻要為愈來愈頻繁出現的金融危機埋單呢？

人類社會的確是可以有更美好追求的，但現實是現代社會陷於經濟發展至上的迷思中，在猖獗消費主義（rampant consumerism）、經濟全球化的模式支配下，弱勢者受到愈來愈嚴重的壓迫與剝削，而我們又常常以「發展必經之路」為理由，輕易地將他人的苦難合理化，例如，認為富士康的生產與管理模式沒問題，問題在於那些自殺的員工太脆弱。〕

普選只是人類社會發展中的一個模式，不是終極模式。它自身也不是定型的，在不斷演進的。英國最近就在為選舉方式爭論不休，沒有一個人敢說自己的一套是終極的。我不明白，為何香港的政客可以這麼肯定，他們心目中的那套就是終極普選？曾蔭權在與余若薇辯論的時候，為甚麼不把握機會問一問她。如果連英美這類在民主上相對先進的國家，在政制發展上都未有把選舉制度發展至終極，香港憑甚麼講「終極普選」，而且還要一步到位呢？

〔Vic：施先生這段話是在偷換概念。香港民主派講「終極普選」是有具體意思的，是指在基本法的架構下，實踐中央政府對香港終將實現特首與立法會雙普選之莊嚴承諾（莊嚴一詞或許應加引號）。香港社會早就具備實現民主普選的成熟條件，言而無信、一再阻撓香港邁向民主普選的，是北京：從以前講2007年之後香港可自行決定如何實踐普選，到後來挖空心思設置種種障礙，例如透過人大釋法極端無理地限定立法會一半議席為功能組別，並保留分組點票制度，例如政改三步驟變成「五部曲」，例如想盡辦法意圖扭曲普選的定義，將普及平等的投票權與參選權簡化為「選舉權」。

香港人爭取的，不過是國際公認的公民正常、正當政治權利，而且是特區憲法所承諾的；香港人民主之路漫長崎嶇，屢受強權無理打壓，施先生竟然說：「香港憑甚麼講『終極普選』，而且還要一步到位」，真是太涼薄了！

至於施先生講普選並非「終極模式」，此「終極」主要是「完美、無需再改善」之意，跟香港民主派講的「終極」是兩碼子事，根本不能混為一談。民主普選並非完美的政治模式，這一點多數人都同意（但現實是人類社會還無法發展出一個可行的更好模式）；即使是公認的民主國家如英國與美國，其政治制度仍有需要改善之處，這一點相信也無人反對。但以此為論據，支持「香港憑甚麼講終極普選」之說，則無疑是混淆視聽。〕

反建制派高舉終極普選的旗幟，目的是要佔領道德高地。因為，如果民眾以為他們手中的一套才是終極的，那其他人提出的普選方式豈不是都是半湯不水的，甚至是假的。曾蔭權在與余若薇的辯論中，應首先讓公眾明白，世上根本沒有終極普選，而只有普選發展的不同階段，這樣，曾蔭權才可以把余若薇從道德高地上拉下來。之後，辯論才可以公平地進行。否則，人家的一套是終極的、至尊無上的，那就只能捱打，還有甚麼好辯論。

曾蔭權應讓公眾明白，「終極」的提法是唯我獨尊的、排他的、反民主的。他應該引民主派大都推崇的哲學家，卡爾‧波普的理論來反駁民主派。卡爾‧波普的名著《開放社會與它的敵人》，一向被視為民主理論的奠基著作。其主要內容就是批判柏拉圖的理想主義。他認為人類的發展沒有一套必由之路，而只能透過試錯去不斷摸索。自以為手上已有終極真理的人，是最危險的人。他們會以堅定的信念去追求烏托邦，結果往往是以「為人民謀幸福為名」，強要人民按他們心目中的理念去生活。因此，相信自己手上已掌握終極真理的人，最容易會走向專制。

〔Vic：香港民主派爭取雙普選，爭取建立民主政制，並非因為自信掌握了終極真理，並非要強迫人民按他們心目中的理念去生活；恰恰相反，爭取民主的目的，正是要避免掌權者自以為掌握了終極真理，強迫人民按他們心目中的理念去生活。爭取民主，是要改變目前不公不義的制度，是要讓多元的價值觀能在公平的制度下相互競爭，而不是讓社會主流莫名其妙地永遠淪為「少數反對派」。〕

全世界的國家都有不同的政制；英國的一套，不同美國；美國的一套，不同法國；都是因應自己的獨特歷史環境而演變出來的。在政制的發展中，一定有人主張保守，有人主張急進，有人主張中庸。他們之間會不斷較量，不斷妥協，尋找一條多數人都可接受的路。死抱著自己的「終極方案」不放的人，只會妨礙社會的進步。

環顧全世界的政制，沒有一個是按一套理念倒模出來的，必然在某些地方仍殘留著對既得利益者的妥協。香港的政制要踏出一步，一樣得考慮中央的意願，商界的利益。把這些都一概否定，堅決不肯妥協，那這一步就很難邁得出。此之所以，民主黨的方案雖然不甚理想，我仍樂觀其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