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新一屆立法會選舉塵埃落定，泛民雖保持關鍵少數席位，但在地區直選出現得票多卻失議席的情况。選舉過後，輿論直指泛民選舉策略拙劣。另一方面，泛民的整體得票率下降，所謂「六四黃金定律」已被蠶食。其實早在選舉之前，泛民的選情已令支持者無所適從。個別泛民黨派互相攻訐，「投共」帽子更滿天飛，這種情况只會令泛民原有的支持者心灰意冷。事實上，新一屆立會選舉的投票率雖創歷史新高，但泛民整體得票率不升反跌，或許說明泛民在選舉之前自我製造的亂局早已埋下挫敗種子。
泛民的亂局源自二○一○年的「五區公投」和政改風波，當時作為泛民最主要政黨的民主黨對前者態度曖昧，早已引起投身公投的黨派不滿。其後民主黨支持一個既沒有路線圖，亦缺乏普選時間表的政改方案，惹來出賣民主的指摘。無論如何，政改一役令原本不過是鬆散、缺乏組織聯繫和必須紀律的泛民黨派連聯手否決「不夠秤」的政改方案的唯一共同目標亦消失了，泛民四分五裂。從社民連無緣無故（起碼對一般泛民支持者來說）分裂出來的「人民力量」主打狙擊支持政改的泛民黨派，令情况亂上加亂。
如何落實雙普選現分歧
本文的目的卻不是要諉過於任何個別人士或黨派。泛民在政治上節節倒退的原因絕非由於策略拙劣或互相攻訐所致，這些不過是泛民失敗的病徵而已。泛民黨派之間唯一共通的是爭取盡早落實雙普選，但二○一○年政改一役令泛民黨派之間對如何盡早落實雙普選出現嚴重分歧，詛語亦從此未曾間斷，在這種情况下當然無法共同製訂有效的選舉策略。因此需要問的問題是泛民黨派之間除了「爭取盡早落實雙普選」，便再沒有其他議題足以促成泛民黨派之間放下歧見，一起奮鬥嗎？答案顯然不是，眼前便有由一群十多歲的中學生發起的「反對國民教育」運動，在學生們鍥而不捨四出抗議下，已成功發展為一場全民運動。有評論者認為泛民的老大哥民主黨嚴重老化，跟當前的香港社會脫節。
但正如剛辭去黨主席一職的何俊仁接受電台訪問時表示自己剛六十歲，對從政者而言並不老。事實上，六十是耳順之年，六十歲的人思想最成熟，人生體會亦深刻，正好是一展所長的時候。現在何俊仁要為民主黨選舉挫敗而辭職，對民主黨支持政改感到反感，甚至覺得被出賣的泛民支持者而言或許是活該、抵死。但何俊仁接受電台訪問時一方面表明知道有關支持政改的批評，但另一方面卻一再強調當日民主黨採取的是一條理性、溫和、務實的路線，以後亦會堅持此路線。何俊仁的堅持或許勇氣可嘉，卻促成一場激進路線對溫和路線的無謂爭拗。當前香港民主運動迫切須要面對的是「西環治港」、中聯辦插手香港事務已到了肆無忌憚的地步，這是人所共知的事。眼前的「國民教育」無非是取悅中央政府的一項政治工程，旨在解決香港回歸，人心未回歸的問題。
不過所謂人心未回歸的問題實似是而非，首先根本沒有什麼香港回歸，有的是香港主權移交或中國大陸收回香港主權。所謂香港回歸是中國大陸一廂情願的想法，即是說香港回歸，人心未回歸根本就不是個問題，因為根本就沒有所謂回歸。何俊仁和其他民主黨核心成員應該記得，上世紀八十年代初，當中國大陸和英國談判香港的前途問題時，中國大陸一方不斷強調香港前途問題是中國和英國之間由外交談判解決的問題，中國大陸不斷強調沒有任何人能代表香港，還十分生動說有關香港的前途問題不能出現三腳櫈，即由中國、英國、香港三方面共同商議。在整個香港前途問題的談判過程裏，香港只是旁觀者，但談判涉及的恰好就是香港。這一段並不是年代久遠的歷史現在已絕少有人提及，但這一段歷史充分說明香港人的身分一直不被中國大陸接納。
團結泛民的新共同議題
另一方面，香港人身分的意識即使在後九七年代仍是有增無減。連特區政府的一些舉動亦在有意無意之間加強香港人身分的意識。例子可謂俯拾皆是，如梁錦松出任財政司長期間，以歌曲《獅子山下》的歌詞勉勵香港市民積極面對經濟不景。香港社會隨即引起一陣憶苦思甜的情懷，而「獅子山下」的歲月正好是香港脫離中國歷史軌迹的歲月，亦即是說香港人的身分有其獨特之處。其後特區政府無視民間要求保育天星碼頭的呼聲，拆掉大多數香港市民有深厚記憶的天星碼頭，引發一場不大不小的本土意識運動，又再加強香港人身分的意識。到數年前北京政府向香港送禮，放寬內地省市居民到香港旅遊的限制（即所謂自由行）。雖然大量內地民眾到香港旅遊有利香港經濟，但亦突顯了香港人和內地民眾的文化差異，間接加強香港人身分的意識。或許恰好由於特區政府以至北京當局眼見後九七年代香港人身分的意識有增無減，於是推出「國民教育」，希望改變香港人的身分認同。對香港來說，有關「國民教育」的構想最嚴重的問題是香港人身分的意識值得珍而重之，尤其是這個身分曾經被香港現時的宗主國無情地踐踏。民主運動必然涉及身分政治，民主的意義不外乎是說任何人，不分種族、宗教、性別和性取向都享有同等的權利。很明顯香港的民主運動，除了不斷叫喊要雙普選，這些年來從未能提出另一能團結整個泛民陣營和振奮泛民支持者的議題。
我們香港不但在自己的前途問題上做旁觀者，就連我們自己過去脫離中國歷史軌迹的歲月，不是被當權者以一句空洞的「獅子山精神」概括，就是被英國殖民者有自己臉上貼金地說是經濟奇蹟：香港由小漁村變成為國際金融中心。無論是香港的過去或香港的未來，香港都沒有和不被容許有自己的聲音，民主派當然要為弱勢社群發聲。我們香港人的意識不是被刻意踐踏，就是被認定是政治不正確。無論是溫和民主派或激進民主派也不能迴避為香港人身分發聲的責任。雙普選是關乎香港前途的問題，早在上世紀八○年代北京方面已牢牢操控着香港的前途，絕對不讓香港方面有自己的聲音。但起碼對於我們的過去，對於「獅子山下」的歲月，除了當權者貪一時方便而提出的所謂「獅子山精神」，究竟當年的香港市民具體地做了什麼讓他們在殖民統治下不但活過來，而且活得精彩。無論是溫和或激進民主派都不能迴避為我們被壓迫的祖先發聲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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