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日生活
2016年7月10日
【明報專訊】最近有兩個香港人成為「異見者」：一個是歌手何韻詩，一個是書店店長林榮基。他們各有因由，但帳還應算在中共領導的國家機器頭上。從兩人身上，可以看到這副無遠弗屆的國家機器無意之間，正在打造一種異見文化。
所謂異見者，從來不只關乎思想，也涉及位置、姿態及身影。昔日，一般人的印象中，異見者多是知識分子，雖然現實並不都是如此，但「知識分子」的巨大身影總佔據着大眾目光。例如，1989年北京學運領袖是英雄式的知識分子，2014年雨傘佔領運動裏，有戴耀廷般的學者，雖然遭部分群眾質疑，但公眾目光也離不開「雙學」的幾名學生。異見知識分子的形象是：弱小的書生，提出猶如天理律法的原則（港人反而有時喜歡自貶之為「底線」），面對強權。
何韻詩與林榮基則有點不同，在雨傘運動期間，何由歌手變成明星級社會活躍分子，接着成為被中國官方全面封殺及打壓事業的藝人代表，一下子成為香港「有種」人物。林榮基只是書店店長，卻因「中央專案組」成為「銅鑼灣書店事件」這件大案中唯一的異見者，喊出港人不向強權低頭之聲。兩人在公眾面前展現了勇氣，作出了犧牲，現出了「知識分子」的身影，成為強權的對立面，但原因不是他們本來有着所謂「知識分子」的職業、思想及社會位置，把他們推到那個位置的，是無法無天的國家機器。
簡言之，愈來愈多的「知識分子」不是書生，不是縱論天下之士，任何人似乎都有機會被送上那個位置；當然，這還在乎於個人那一刻的道德決定，妥協還是不屈。
知識分子責任的爭論
差不多同一時間，在中國大陸因為楊絳去世，引發了有關知識分子責任的爭論。有人指摘楊絳及錢鍾書雖然名滿天下，但除了在文革後留下《洗澡》及《幹校六記》等外，在反右文革期間，還是毛以後的時期，從來沒有為社會政治不公仗義執言，他倆不是知識分子的表率。相反，有人以自由主義的原則，認為任何人也有沉默的權利，誰也無權指摘錢楊二人。不久，徐賁發表了頗受注目的〈沉默是知識分子的「權利」嗎？〉一文，指知識分子對公共事務保持沉默，雖然是公民權利，但畢竟沒有盡自己的社會道德責任，即康德所說的「不完全義務」（有別於屬道德底線的「完全義務」）。換言之，仗義執言你可做可不做，但若做了就能表明你盡了公共知識分子的特別責任。而著名的自由派知識分子張鳴則回應徐賁，指他說得實在太輕巧了，在嚴苛的環境裏，保持沉默是情有可原；張還暗示，徐身在海外，只是展現一種「看客式的勇敢」，令爭議火上加油。
用香港例子對照這場爭論，我們也許可以得出一種頗為後現代的回應：以天下為己任的「知識分子」，只是某時某刻專權把人推至某種絕境的結果，是媒體及公眾渴求及想像的景觀，根本不存在一個叫「知識分子」的群體，那麼，還談什麼「知識分子的」責任呢？社會學家鮑曼說過，「知識分子」只是一種戰鬥召喚，而在如今的中國，徐賁要召喚一場怎樣的戰鬥？似乎這場爭論裏的人也說不清。
我其實並不那麼後現代，畢竟，一般人大部分時候都不是活於兩極。只有少數人以異議作為終身職業，以至生活的主軸（例如劉曉波）；至於完全保持沉默者，在最壓抑的專制極權時期也許常見，但終究並非常態，否則如今的監控審查者也不用那麼忙碌了。在這兩端之間及之外，那些擁有文化資源與地位，被視為最典型的知識分子，到底在做什麼，他們行為的道德意義是什麼，我以為更值得我們認真對待。
在這個背景下，我介紹大家讀一下《沈從文的家國》。作者李揚是搞文學的，但他在撰寫這本有點像傳記的書時，心中必定想着許多政治問題，否則，他不會從沈從文文學創作末期，即1940年代，作為起點。
沈從文的沉默後半生
全書的起點，正是解放前夕。在中共政治運動還沒有全面開展（雖然郭沫若等已撰文批判他，指他為「反動作家」）時，他已停止文學創作，他大概預感到，自己強調「人性」的文學觀，並不容於中共工農兵革命文學，他甚至在1949年自殺過。可是，他一生幾乎沒有公開發表過批評中共當局的文章，私人書信提及的也極少而零星，相反，李揚從他1952年至文革前的書信中，找到不少接受「改造」的證據，他還寫過歌頌新社會的詩文！文革時他當然也逃不過被批鬥，但1980年時文革已過，他受邀到美國講學，他還把自己的經歷輕描淡寫，甚至否認當局限制他寫作。用徐賁等的看法，他不是勇者，更不是時下香港的異見者。若有人要用「沉默」來形容沈從文的後半生，甚至不再視他為知識分子，亦無不可，他不像文革時犧牲的遇羅克、張志新及林昭等這樣的烈士。
可是，作者在書中卻微微透露着對沈的敬意。在中共掌權後，沈雖然偶然心癢要重新創作，但總是無疾而終。他的下半生光陰，都花在文物研究上，寫下了行內人讚歎的《中國古代服飾研究》，然而行外人，特別是搞文學的，可能真不知他在搞什麼玩意。最寬容的讀者，大概只能欣賞他的毅力。雖然物質條件匱乏，得不到領導歡心，但他卻在歷史博物館裏的工作中找到自己的人生意義。在政治運動高峰期，跟所有知識分子一樣要被改造、被批鬥，甚至要下放到農村幹校，即使後來可以回北京工作，卻要躲在自己殘破的斗室中做研究寫書，他還是無怨無悔，甘之如飴。
「堅持工作 留下一些東西」
有評論說，沈從文小說的人物故事，大多並不關於出走或對抗，而是「留下來」的結局。他自己人生最後的幾十年，在政治上最艱難的歲月，恍如走進了自己的小說裏，盡是「留下來」的故事，甚至可說是「投進去」，投進一個無力改變的體制裏，但他卻能在當中找到自己小小的天地。他在家人、同事及朋友眼中，是個忠誠的「鄉下人」，同時，他大概為歷史博物館及社科院歷史研究留下專業及敬業的模範。但是，他沒有為自己的事業及人生轉折，作多少文化與道德的詮釋，他最後只是淡淡地說：「許多人在運動中都犧牲後，就更需要有人頑強堅持工作，才能留下一些東西。」
我還在琢磨他留下了什麼「東西」，我不知道，在這個年頭，還是否有人有我這種興趣，閱讀及思考這種卑微的故事，審視那些算不上是勇敢的人生抉擇。然而，我真的更有興趣知道，何韻詩今後會如何做她的歌手，林榮基留在香港會如何過他的生活，我想，那絕不是幾天的媒體頭條及網上洗版可以告訴我的。
文：葉蔭聰
編輯：馮少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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