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重要的大是大非面前，態度是無法模糊的"，"戴立忍先生直到昨晚表態依舊模糊。為此，導演和全部投資方集體決定，撤換本部電影的男主演戴立忍"。這是導演趙薇和她的電影《沒有別的愛》團隊發表的聲明。儘管臺灣演員戴立忍聲明自己不是台獨分子，而是"中華民族炎黃子孫"，他還是被換掉了。
時光倒流至2001年，幾乎原樣的話，可以用作任何機構辭用趙薇的理由。當時她穿了一件圖案形似日本海軍軍旗的衣服拍攝時裝照，被愛國網民認為侮辱了中國，對她千般辱駡和恐嚇，甚至在她演出時上臺潑糞。她先後三次發表致歉聲明之後，風波才漸漸平息。趙薇度過了一段艱難的時間。所幸當時的政治氣氛略好於今日，沒有導演或演出機構像她今日這般，以"大是大非"為由和她劃清界限。
從受害者到施害者
一個人因為持不同的政治立場，甚至是同一政治立場（例如"反對台獨"）的不同表達方式，就要被萬民咒駡和驅趕，被合作者大義凜然地斷絕關係，這是一種政治迫害或政治霸陵。趙薇和理解她的人們可能認為，台獨問題事關民族大義，沒有商量餘地。翻看當年的網絡論壇，不難瞭解，在和她今日立場一樣的人看來，穿上日本軍旗裝，哪怕是無意穿錯，也事關民族大義，罪該萬死。再倒退回三十年前的"文革"期間，哪怕只是在美國留過學，和日本人打過交道，都事關民族大義，死有餘辜。那些口口聲聲稱人破壞"政治底線"的人，搞起政治迫害來其實是沒有底線的。
臺灣演員戴立忍
人們更願意相信，趙薇換主演並非她認同這樣的政治迫害，而是在政治高壓之下的被迫服從。因此，她得到人們的同情、理解和支持。她這樣做的理由太多了，最流行的說法是，她對要團隊負責，要對資本負責，對家人負責，對朋友負責（因此不必對公義負責）。她和她的支持者，甚至會因為她的忍辱負重而（自我）感動。
我當然同情並理解趙薇遭受到的巨大壓力，但是我同時也希望她能明白，她是一位擁有巨大影響力的公眾人物，操縱著影視藝術和資本市場的權力，無論是真心認同以"大是大非"行政治霸陵，還是被迫服從當局配合作惡，其所作所為都傷害了公義。作為曾經涉世未深的受害人，她應該為自己事業有成時加入施害者的行列感到羞恥。
趙丹"憤怒已到極點"之後
趙薇及她的支持者還應該明白，為了自保而站到施害者一邊，因為助長了迫害政治最終將難以自保。趙薇的電影人前輩趙丹，在上世紀五十年代批判"胡風反革命集團"時，發表了慷慨激昂的聲討文章《我的憤怒已到極點》。在此"大是大非"面前，一眾文藝天才都和他一樣"態度無法模糊"，例如曹禺的《胡風--你的主子是誰？》，於伶的《敵人不投降，就消滅他！》。胡風被關進監獄，這些人都未能自保，趙丹被關進了關押胡風集團部分成員的同一座監獄，因為紅衛兵也是"態度無法模糊"。
作家李輝編輯的《趙丹自述》中，一半的內容都是趙丹在"文革"中的交代和檢討：自清向黨隱瞞了哪些罪行，回上海幹了些什麼，解放後的罪行交代，1957年反右中的錯誤……甚至一些雞毛蒜皮的生活小事，趙丹也要深入挖掘自己"靈魂深處一閃念"的罪惡。趙薇一定認為，這些都是小題大做，荒唐可笑。可是在當時，它們都是"態度無法模糊"的"大是大非"問題。"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未來人們看趙薇今日之聲明，也會同歎"悲夫"。
今天趙薇認為台獨問題是"大是大非"，可是"小粉紅"們沒有買賬，他們認為昨天的"軍旗裝"已經是"大是大非"，根本不應該讓她活到今天。明天，一定會出現更多的"大是大非"。沒有別的愛，只有中共；而且沒有別的愛法，只有用和"小粉紅"們同樣的語言歌頌偉大領袖，和他們一同去砸麥當勞。
協同作惡無法對團隊負責
再說，對團隊、資本、家人和朋友負責這類話，幾乎可以是古往今來所有作惡者和協同作惡者的藉口。一個奧斯維辛集中營的焚屍官，也是為了養家糊口；倘若他拒不執行滅殺猶太人的任務，他的團隊也會面臨危險。二十多年來，我在中國媒體業屢遭挫折，幾乎每一次都會聽到這樣的解釋：為了團隊的生存，我們不得不執行宣傳部門的命令，禁發你的文章或者解除合作關係。事實是，我走之後，他們所謂的團隊迅速土崩瓦解。協同作惡者不僅不能對團隊和資本負責，也無法對家人和自己負責，有人丟了以為如此這般可以保住的權位，有人未經審判被長期拘押。
我當然知道，不是每一個作惡者和協同作惡者都會落得這樣的下場。通過這些聲明和行為，趙薇或可保住她的億萬家財，保住中國電影表演藝術學會副會長等眾多頭銜，未來甚至可以當上電影審查機構的領導。那麼我只好期待，一個以藝術為志業的人，大概更難回避良心的審判。
根據趙丹的妻子黃宗英回憶，趙丹出獄之後，極度渴望再度從影。但是，他拒絕在"運動復查小組"的結論上簽字，也對當局嚴格的電影審查制度持批評態度（1980年發表文章《管得太具體，文藝沒希望》）。為此，他再也沒有獲得演出任何角色的機會。我相信，他以這種方式對自己的良心作了一些交代。
同時我也希望，無數同情趙薇和她的團隊的人們，也能同情更多被"大是大非"洗腦、被"無法模糊的態度"霸陵的受害者。
長平是中國資深媒體人、時事評論作家，現居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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