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立峯 - 從不滿政治到不滿社會：本土派和民主派支持者的差異

2016年7月7日

【明報文章】本土派在今年初正式成為一股大家不能忽視的、有能力左右選舉的力量，但我們對廣大市民當中的本土派支持者的特徵所知其實仍然不多。一般認為，本土派支持者相對於民主派支持者更不滿特區及中央政府、更傾向接受武力抗爭，以及更有可能支持如港獨等激進的政治目標。但除了說本土派在一個單一維度的政治光譜上比泛民處身於一個更極端的位置之外，我們還可以怎樣了解本土派和民主派支持者之間的差別？

筆者在今年5月剛進行了一個香港社會與文化轉變調查研究。該研究計劃並不集中於市民的政治態度上，較接近社會指標研究（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的傳統，問卷主要涉及香港市民的一些基本社會價值觀和對社會的一些認知，如人際間的信任、社會包容、後物質傾向、對移民政策的態度等。其中一組題目涉及被訪者認為香港社會是否公平、平等和開放，將會在以下分析。今年的調查亦加入了被訪者認為自己屬於哪個政治派別的問題。所以，我們可以看到不同政治取向的市民在一些社會態度和認知上的差異。

兩個調查的分析結果

表1總結了相關的分析結果。由於本文集中談本土派和民主派支持者之間的差異，被訪者只被分為3組。本土派自成一組（佔整個樣本的7.5%）。民主派支持者包括「溫和民主派」支持者和小量「激進民主派」支持者（分別佔整個樣本的27.6%和1.7%）。建制派支持者、自稱中間派的市民，以及無政治取向的市民則被歸納為其他市民。

表面上看，表1的數據很「正常」：本土派支持者的認知比民主派支持者的認知更具批判性，而民主派支持者的認知則較其他市民更具批判性，例如只有兩成左右的本土派支持者同意香港社會中每個人都有平等機會；同意這句話的民主派支持者及其他市民分別有三成多及四成多。

但如果仔細一點看，在頭4個問題上，民主派支持者和其他市民之間的差異，遠小於民主派和本土派支持者之間的差異。這在第3和第4個問題上最明顯。超過六成其他市民認為個人努力和能力是決定一個人能否在香港取得成功的最重要因素，同意這句話的民主派支持者也接近六成；但同意這句話的本土派支持者低至三成以下。同樣地，不足兩成本土派支持者同意香港的社會制度普遍而言是公平的；同意這句話的民主派支持者超過四成，甚至稍高於其他市民中同意這句話的比例。

相反，在第5和第6個問題上，民主派和本土派支持者之間的距離，就較民主派支持者和其他市民之間的距離小很多。本土派支持者和民主派支持者中，都有約六成認同很多香港人未能分享到香港的繁榮；認同這說法的其他市民只有三成半。

在討論這些結果前，先再補充多一點數據。由於5月的調查重點在社會價值和認知上，沒有問到被訪者對政府的評價。所以，筆者回到今年3月中大新傳學院進行的另一個調查，其中有兩條題目跟政治科學中的外在效能感有關，即人們認為現有的政治系統能否回應民意。

表2顯示，在兩個相關問題上，情况跟表1的第5和第6個題目相似：本土派和民主派支持者之間的差異，遠較民主派和其他市民之間的差異小。尤其是在「香港特區政府是否樂意接納民意」這點上，本土派和民主派支持者的態度，基本上沒有分別。

民主派支持者不滿 集中政府大財團

將表1和表2結合起來，我們可以作以下的概括性描述。民主派支持者非常不滿現時的香港政府和政治制度，亦同意社會上有強烈而不合理的貧富差距；但他們的不滿仍主要是集中在政府和大財團這兩個最主要的政治和經濟權力擁有者之上，他們對「社會」本身，並沒有比其他市民負面很多的想法。而且，近六成民主派支持者仍然相信，個人努力和能力仍然是決定人的成就的最重要因素。他們相信，靠自己的能力和努力，就算改變不了社會，至少可以為自己的生活爭取到一些東西。

本土派對「社會」有非常負面觀感

相比之下，本土派支持者的不滿情緒，已經不限於政府和大財團這些權力擁有者身上。他們對籠統意義下的社會制度以至「社會」本身有非常負面的觀感。其中尤其值得關注的，是相信努力和能力決定成就的，只剩下四分之一；相信社會制度整體上是公平的，不足兩成。

有這種社會認知為背景，本土派對激進行動的支持就容易理解。筆者最近也在做一些跟香港社會和文化轉變研究計劃相關的焦點小組訪談。兩星期前一個小組內一名青年參加者就說，既然社會已經壞到一個程度，不如推倒它從頭來過。這名青年人沒有自稱本土派（焦點小組的重點亦不在參與者的政治態度），但他的說法很可能代表着一些本土派青年的想法。

本土派似成絕望情緒集結點

電影《十年》能夠引起那麼大的迴響，多多少少反映了「悲觀」是當下香港社會情感結構中的主調。但從民調數字看，悲觀還是有程度之分的。對政治、社會，以至個人能否掌握自己的將來的徹底失望，也許目前仍然只存在於一小部分香港人當中。而本土派除了建基於一種跟身分認同相關的論述外，似乎也成為了這種絕望情緒的集結點。筆者懷疑，這種強烈和全面的悲觀情緒，就算對本土思潮的發展，都不一定是件好事。只不過，悲觀和絕望不一定是不合理的反應。如果衝擊各種現有社會制度和文化的荒謬事情繼續發生，悲觀和絕望只會成為更多人的回應。

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