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日生活
2012年10月21日
【明報專訊】躍起之後
勢須下落
而今問題在
你如何去平伏那心跳？
反國民教育運動在公民廣場解散那天，有人用李天命這首新詩比喻運動前路。我卻想到咱們親愛的「強國」。李照興的新書《燃後中國》留下很強的視覺效果。他說由申奧成功開始，中國進入蜜月期，直至二○○九年春節中央電視台總部大樓一場由違法煙花引起的大火，標誌着中國這場煙火正式爆破，燦爛過後，灰燼隨風向四方飛散。而今問題在，如何平伏那十三億看煙花群眾的心跳？李照興之前就住在中央電視台大樓旁的公寓，這場煙火，由盛至衰，他都看在眼內。
全球都爭着說中國。但城鄉差距，十三億人，少數民族……中國不是鐵板一塊，這個故事，不容易說。李照興二○○四年北上，八年來穿梭廣州、上海、北京，他無意說盡整個中國。「我的觀察對象是七十和八十後，北京和上海新冒起的中產階級。」他以flaneur和城市觀察者自稱，無意說農村故事，「一九八○年代，我還是學生，已經在旅途上觀察中國鄉土和貧窮問題。近年間中再看，不幸發現這二十年來鄉土變化其實不大。最經典的是安東尼奧尼一九七二年的紀錄片《中國》，那些農村問題今日還在，時間彷彿停留在四十年前」。
廿一世紀焦點在北京
「相反過去十年城市無論軟件和硬件變化翻天覆地。建築物最visible，拆舊樓，建古靈精怪的新樓。物質豐盛，中產階級冒起，他們的價值觀如何改變？我想知他們的人生追求是什麼。由集體主義過渡至個人主義，這場劇變之下產生大量有意思的故事，而且這場劇變極度濃縮。開國一九四九年至七九年變化其實不大，改革開放後變化固然大，但一九九○年代後開始真正全面向世界開放，城市更新改造，這個過程蘊含巨大的能量，漩渦般把我捲進去，展開一場冒險。」
二○○九年出版的《潮爆中國》，據非正式不科學的肉眼統計，銷量應該很不錯。當時梁文道賜序，題為「最後一代香港文化人的告白」，說到香港曾經在華文世界的文化圈領先，近年威風不再，引起不少迴響，說他投共，為自己北上搵錢開脫。李照興八年來穿梭北京上海廣州，是最後一代香港文化人的一員，「我不喜歡北京，但沒想過回港。我有被虐狂，享受被虐待的感覺」。
雖然喜歡城市，我卻少到內地大城市。夏天短留北京，已經被那十線行車的馬路、廣闊無邊的廣場嚇怕，新北京城為戰略意義而建，決不是人類日常活動的規模，更不用提那些霸氣十足的的士司機。我真不明白為何李照興可以在京滬穗過八年，「其實真係辛苦。北京跟Jane Jacobs定下的好城市準則完全相反。Jane Jacobs不是說最理想的街道，闊度應該讓對面馬路的人可以跟對方打招呼嗎？每個地鐵站間步行應該只需十五分鐘。北京絕非如此。北京由地理、交通到天氣，我都不喜歡」。
「北京對我而言就像亞馬遜森林，不宜生存，好多猛獸，好多森林規則，但裏面好多奇珍異物，雖然絕不宜居，卻充滿未知的可能性。北京人口是全中國最多元化，內地北漂都湧到北京，不同人口交流碰撞；很多音樂、電影活動都在這裏發生，令我找到自己的興趣和同類人。這裏的國際化是來自五湖四海的人講中文溝通，不是英語化，這對我這種在香港英語化社會長大的人衝擊很大。巴黎是十九世紀的世界焦點，二十世紀是紐約，廿一世紀就是北京。我相信我正身處世界焦點大都會。」
中產階級欠缺安全感
至於那些喜歡拒載、粗聲粗氣、又不認得路的的士司機，李照興自有一套辦法應付這些零服務態度的「北京爺們」：「所以我住在三里屯village，返工、見朋友、傾合作，全部都在三里屯village三條街之內搞掂，就不用坐的士，不用過十線行車的馬路囉！港人要在北京住下來，必須有自己一套對策。一旦找到自己的niche就會好享受，因為除了免除心態負累，更找到同路人，生活輕鬆得多。我想用中國人可以理解的語言，但又並非傳統中國角度去記錄這些劇變下的故事。在北京生活，好玩聽起來太輕鬆，但的確是享受，樂於接受種種不便。」
陳冠中的反烏托邦小說《盛世》，描繪二○一三年全中國瀰漫着一股莫名其妙的幸福感。中國物質豐盛，社會氣氛比從前開放是事實，如陳冠中月初在一場公開講座所言，中國人擁有95％的自由，只要你肯放棄餘下的5％，大可生活得非常幸福。李照興卻對這個說法打上問號。
「我認識一班中產，他們雖然有錢，飲紅酒食好嘢，可是總被不安全感籠罩着。食物不安全，身體不安全，路上的車無車牌無保險，即使有車牌出事後，又有人跳出來說自己的父親是權貴；在香港有事可以找警察，在內地有事難道找公安？公安會否插贓嫁禍？跟對方同流合污？住間屋用料又差，行天橋又會倒塌，種種不安全感之下難道人還會覺得幸福？如果有一點幸福感，只是因為共產黨曾經給你地獄。上一輩曾經經歷苦難，進步繁榮得來不易，大家需要和諧，以和諧為藉口壓制變動，所謂幸福感的迷思就是如此形成。」
一場派對全城扮亢奮
重讀二○○八年出版的《潮爆中國》，隱約感到《燃後中國》不及前作樂觀。《潮爆中國》花了不少篇幅寫中產飲酒食蟹如何品味人生，寫時尚和當代藝術市場；《燃後中國》寫中國處於變革的十字路口，結語一章更驚人：中國人處於一種Living diaspora，因為不安全感，雖然明明住在自己國家的土地上，卻處於被流散的狀態。《燃後中國》捕捉的是李照興自己，也將他的失望投射到北京上。
「二○○四年六月九日我到北京工作，當時公寓正在今天中央電視台的地盤旁，感到全城正在蘊藏一股巨大能量，北京人充滿希望。當時社會瀰漫着一片樂觀情緒，拆樓咪拆囉，因為新樓一定更好；哪怕新建築其實毫不順眼，都不打緊，因為將來一定更好。」
「直到二○○九年春節CCTV旁即將完工的酒店起火。CCTV是大國崛起象徵，北京市民不是該很認同國家崛起嗎？但一班百姓雀躍地穿睡衣踢拖落去睇，見到這個中國新地標起火居然幸災樂禍。北京申奧成功的確興奮，可是人們慢慢發現奧運其實與我無關，只是一場中國政府的大龍鳳。近年中國到處找機會展示成就，但這些成就根本不被當地人承認。一幢電視台，並非代表資訊自由，而是資訊箝制、官方的俗套，是金錢、權力的象徵，用天價請國際級建築師，但北京市民根本不能享受。這種幸福其實是壓抑。這套說法不只關於CCTV，甚至通用於奧運前後大國崛起的幸福感，藉由這場大火一次過爆出來。所以爆出來的犬儒、反諷，根本不值得意外。中國人正參加一場party，全城扮亢奮，但誰都沒有踢爆。」
新一代尖子非改革力量
由沉醉於盛事到食花生，他說，他見證着中國人「被幸福」的過程，「高鐵最緊要快，不是因為中國人要咁快，只因為快才是世上最牛B，以全球最快鐵路向世界證明中國有幾勁，高鐵這種宣傳效果較實際效益更重要。中國人坐上一班由共產黨駕駛的高鐵，你好似有say，可以決定往哪裏去，腳下好似有路軌，但根本不確定是否安全，高鐵以高速甚至超速行駛。全中國人就是被乘客，司機好似在帶領，理論上應該安全，但你不知司機技術如何，又不知開往哪裏，可是車窗鎖死，不能跳車；難聽點就像劫機，不能反抗，一反抗就機毁人亡，比不反抗死得更慘，唯有繼續坐定定。」
近來跟一些內地尖子大學生和學者接觸，發現他們無論思想多開放，總逃不出「歷史長河論」。由六四到貪污，他們不怕主動跟你講，因為結論總是「這些問題我們都知道，可是你看看近二十年，問題已經逐漸改善，這些在歷史長河當中只是沙石，在共產黨領導下這些問題一定會慢慢解決」。李照興對內地新一代尖子也不抱期望，「這些人是既得利益者，又怎會是改革社會結構的進步力量？加上單孩政策，父母期望都集中在他們身上，繼承主流價值觀的壓力更大，沒有反叛和邊緣的能力。大家似乎把期望放在體制內的太子黨，他們受過自由教育，嘗試辦媒體、有社會責任的企業。可悲的是依然要依賴體制帶來改變，甚至說不上是變革，只是又慢又微小的改變而已。」
「中國唯一可以參考的是台灣解嚴和民主過程，但這牽涉了一正一反的力量。有些人提到蔣經國的貢獻，從建制內瓦解極權，但這必須要有持續由民間發起的抗爭，如美麗島以來，形成民間訴求和社會氛圍，配合建制釋放權力，才能達成台灣案例。但在內地，建制內並沒有既具視野又有權力的領導人，可以一個人說了算；民間之內，在警察國家治下，不能成立反對黨，只容許沒有組織的群眾，零散表達對個別事件不滿。台灣經驗的兩個主要條件，中國全都欠奉，我真的看不見中國變革的基本因素。」
中國尚處於蠻荒年代
李照興在內地隔岸看着香港的排外意識興起，他覺得過火，「我們要把中國政府和中國人區分。很多人對中央政府和自由行不滿，但我們不要局限於小香港心態。在多元化、生活形態等方面，中國有很多非常inspiring的例子。例如一些不完全追求利潤最大化的商業模式，這些先鋒、創意只有在中國才能實現。大家應該親身上路，並非指要讚嘆大好山河，只有親身接觸鄉村的人，聽一般百姓講生活，講理想，中國空間大，理想主義可能性也大，這是中國的另一面向。我們口中的蝗蟲或掃名牌的自由行，只是以偏概全的中國人。香港人和大陸人其實面對共同敵人，敵人的名字叫野蠻。當下是一場文明與野蠻之戰，文明一方代表國際化現代文明的價值觀，包括擁抱公義、價值傳承等；中國正處於野蠻到文明的過渡期。中國是世界上最年輕的大國，現在中國並非所謂五千年歷史，現代中國由一九七九年開始，還不夠四十年，尚處於蠻荒年代。」
問：何雪瑩
非常喜歡城市的香港八十後，雖然明知世界所有奇觀都在中國（或阿聯酋）發生，但被北京的巨大城市scale和高級商場內的臭廁所嚇怕，一直不嚮往踏足北京。訪問時聽到李照興說享受住在世界焦點大都會時非常興奮，終於聽到有人跟她想法一樣，可惜她心中的世界焦點大都會始終不是北京上海。
答：李照興
「最後一代香港文化人」其中一員。擅寫影評，城市觀察，當過記者，二○○四年受邀任職內地《周末畫報》，跟多名香港文化人齊齊以內地為基地。二○○八年出版的《潮爆中國》，據訪問者非正式不科學肉眼統計應該幾好賣。近年特別關注城市觀察，他說，內地只有普及文化的文本分析，暫時未有城市觀察者或flaneur。
文 何雪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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