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國明 - 魔幻現實主義還是超現實主義的佔中之後

星期日生活   2014年8月17日

【明報專訊】萬人景仰的魔幻現實主義大師馬圭斯去世應是2014年的重大事故之一，同樣很大機會發生的佔領中環的公民運動亦會是2014年的重大事故之一。不過由於佔領中環的行動尚未發生，執筆談論佔中之後的香港形勢，腦海裏馬上呈現馬圭斯的Chronicle of a Death Foretold（中文譯本好像是《事先張揚的死亡事件》）。但參與佔中的人全都是有血有肉，而且要負上嚴苛的「公安條例」裏各種違反基本人權的法律責任，因此不適宜談什麼魔幻現實主義。今早打開報章，讀到有關8‧17反佔中遊行的報道，馬上聯想到托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的社會理論。

槍杆子政權賦予香港權力

認識霍布斯的人當然聽過他於1651年出版的名著Leviathan。筆者不知道這部著作的中文譯名，但當前香港面對的中共政權，尤其是發表了《一國兩制白皮書》的中共政權，正好是霍布斯筆下的Leviathan，即是說一個強橫專制的政權。不過香港社會一向對嚴肅的學術探討無甚耐性，因此即使聽過霍布斯的名字的人，可能不知道他是自由主義的大師。作為一套政治哲學或社會理論，不同的自由主義大師的結論可謂南轅北轍，但他們的立論卻必定假定某種原始的狀態，對霍布斯而言是一種自然的狀况（The State of Nature）；John Rawls則稱為Original Position。更重要的是所有自由主義的理論家都會強調他們各自的立論是建基於某種社會契約。換言之，香港今日面對的中共政權或許就是霍布斯筆下的Leviathan，但他筆下的那個強橫的政權是建基於某種社會契約，不似得不久前發表的《一國兩制白皮書》裏那個唯我獨專的強橫政權。舉一個簡單的例子，《一國兩制白皮書》強調香港的權力來自中央政府，中央政府賦予香港多少權力，香港便有多少權力。但只要反問中央政府的權力又怎樣得來？答案清楚不過，由槍杆子得來。適逢2014年是六四血腥鎮壓25周年，所謂槍杆子得來的權力也就是屠殺人民得來的。

篇幅所限，只能極之粗略地介紹霍布斯的立論。首先他假設最早的人類社會必定處於一種自然狀態，亦即是森林定律（law of the jungle）主宰一切。所謂森林定律即弱肉強食，在這種情况下，弱者們的理性決定就是主動放棄一己的自主，凡事交由某個強悍的人士處理。帶領8‧17反佔中遊行的團體和主腦其實有意無意借用了霍布斯的立論，認為即使當今的中共政權怎樣橫蠻，對香港而言，理性的決定就是唯命是從。近日的電視新聞，採訪一名擔任行政會議成員多年的知名保皇黨人士，此人強調中共政權要的是一場零風險的普選。此人說話時一副理所當然的樣子，他似乎對世界各地的民主選舉一無所知。所謂零風險的普選就是反對派不可能勝出的選舉，全世界就只有俄羅斯和伊朗的普選才會出現這種零風險的選舉！

不可能讓步所以「袋住先」

佔領中環的公民抗命恰好是抗拒這種對蠻不講理的中共政權唯命是從的主張，中共政權以其槍杆子獲取政權，更不惜出動所謂人民解放軍鎮壓手無寸鐵爭取民主的年輕學生。面對這樣殘暴的政權，或許借用霍布斯的立論不失為理性和明智的抉擇，不過霍布斯的立論首先假定一種弱肉強食的自然狀態，而今日的香港卻是重視法治、言論自由和各種基本人權的文明社會。即使警務署長曾偉雄日前口出狂言，公開聲稱不要講良心（編按：曾偉雄當日提到「良心究竟係乜？」「你嘅良心同我嘅良心都唔一樣，甚至有人覺得我冇良心，係咪？」他指警方依法辦事便不會出現違背良心的問題），但狂妄如曾偉雄也不至於誤以為香港社會處於森林定律的狀况。因此反佔中的團體和人士不能借用霍布斯的立論，呼籲香港市民，無論中共政權應允任何形式的普選，都要「袋住先」。佔領中環的公民抗命則不止不要「袋住先」，而且是明刀明槍，清晰無誤地表達爭取一個不會預知結果的普選！雖然到目前為止，佔領中環的公民抗命是否會發生，仍沒有明確答案，假如中共政權稍作讓步，情形怎樣演變，實屬難料。不過北京方面一直擺出一副強硬姿態，更在香港發起一連串反對佔中的行動，讓步的可能性極低，因此才會有筆者這篇「後佔中情况」的文章。

佔中後一樣卻又不一樣

文首提及馬圭斯的魔幻現實主義，在香港這個一向是「搵食大晒」的地方，佔領中環的行動實在帶有濃厚的魔幻現實主義的味道。但談到後佔中的香港形勢，19世紀的超現實主義會更貼切。超現實主義有別於魔幻現實主義，前者觸及的依舊是平常的生活現實，只是在感觀上卻與平日大為不同。一個十分容易理解的例子就是筆者童年時的農曆新年，幾日的假期裏，香港的城市面貌跟平日沒有兩樣之餘，卻有頗大的分別。當時集團經營的連鎖店還未出現，街上的店舖全是小本經營。農曆年假期間，所有店舖都關門，但街道上依舊人來人往，而且多了在街頭擺賣水果或玩具的小販攤檔。這種情况也就是超現實的意義所在，佔領中環後，香港的情况也會變得超現實，因為香港仍是人們熟悉的香港，仍是中共政權主宰的香港；但一切依舊之餘卻又有點不一樣。在一些所謂殿堂級學者的描述裏，香港人只是經濟動物，目光只會放在自己的事業發展上，其他的事情雖不至漠不關心，但一定不會花費時間和精力。佔領中環的公民抗命徹底改變這種描述，參與佔領中環的人，不但花費時間和精力參與行動，還要面對警察粗暴的對待和相關法律責任。當然還有中共政權的龐大機器，因此佔領中環之後，一個十分清晰的問題必定會在香港社會浮現——為什麼有人會參與佔領中環的公民抗命？每一名參與者都有自己的理由，但從宏觀角度而言，佔領中環的意義在於返回霍布斯的立論。接受中共政權這樣Leviathan的統治或許不失為理性的抉擇，但前者的統治是建基於某種社會契約。事實上，「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承諾正好是接受中共政權收回香港的契約。近日發表的《一國兩制白皮書》則是北京單方面撕毁契約，佔領中環的公民抗命便是提醒北京，中共政權對香港的統治必須建基於雙方的契約，很難想像一個自稱是人民共和國的國度會公然否認其權力基礎是建基於政權和人民之間的契約！後佔中的香港是超現實的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