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全球手機市場中的兩大巨頭，近年不斷被揭發他們對待工人的具爭議行為。本文作者一直關注各地工人權益，並在「大學師生監察無良企業行動」（SACOM）工作，最近到訪韓國，發現在「半導體」工廠勞動的工人，健康受化學物質影響，更有不少年輕工人因此患上各種不治之症，相繼死亡……
商業競賽的世界波譎雲詭，iPhone5發布前夕，三星電子（Samsung
Electrics）這韓國最大大電子公司董事長李健熙，與香港首富李嘉誠高調會面，握手合作，媒體標題為「截擊蘋果」──美韓兩大電子巨靈法庭上對簿、媒體上互嗆。
三星用戶是iPhone
這彷彿是三星在挑戰蘋果的「老大哥」地位時，為消費者打出開放選擇的市場，卻很少看透觸屏底下我中有你，iPhone從來都採用三星的處理器。這些都是「資本家的團結，不為其他」，一直為韓國職災性白血病受害者向三星追討責任的民間聯盟SHARPs成員孔政玉和李鍾蘭，深明企業清晰不過的目標只為囤積財富。兩個加入這場工運的醫生與律師的專業人士如是說。
假如iPhone背後的血汗因為富士康的連環跳已經廣為人知，如今能與它一分天下的三星Galaxy系列智能手機，背後工人不見血的犧性又豈是少數？SHARPs的全稱，中譯後是「半導體勞動者健康與人權守護聯盟」，其成立背景便是因為一位年輕女工的逝去。
黃于宓高中畢業前夕，進入韓國三星半導體工廠的「無塵室」工作──教人想起第二代中國農民工許多未出校門便被職業學校推往工廠「實習」的學生工。但短短兩年，她就患上白血病，治療讓她稚氣未脫的臉龐變得臃腫，秀髮脫落。
三星曾表示同情于宓的病情，願意補助醫療開支，以此換取于宓的辭職。但于宓的父親黃尚吉陸續發現三星工廠內不少工人有類似病症，婦女月經紊亂或流產，免疫系統失調，甚至不孕。他開始質疑于宓的病與工作有關。三星隨即變臉，收回補助承諾，而于宓最後殁於2007年3月6日，年僅22歲，與她共事的工友亦同告病亡。
憤怒的黃尚吉開始召集工運者，成立「三星半導體之血癌調查及勞工促進權益聯合委員會」，亦即SHARPs之前身。SHARPs至今有超過20個團體參與，有工會如「民主勞總」、人權組織如「茶山人權中心」、政治團體如「社會黨」、「進步新黨」等等。不同的專業角度，聚合成社會力量，為簡單的訴求與被視為韓國國民企業中的霸主三星，展開漫長的抗爭。
也是這時候，執業醫生孔政玉及公共勞動法律師李鍾蘭，由原先不同的專業軌迹，開始走在一起。
法律界與醫學界加入工運
韓國現代社會的專業化發展，竟未使人與人愈走愈遠，也許讓人訝異。正是去年參加的一場研討電子行業職業對健康與環境災害的會議，我才見識工運在韓國得到法律界與醫學界制度性地的投入：醫學院有專門的工業勞動保健科目，年度會議上，生物化學專家辯論着生產過程中使用的化學品，會否在高溫的電子工廠車間內互相反應而生出未知而有害的新合成品；法律系學生參與準備為工人爭取賠償的訴訟，而任何人只要通過勞動法規的專業考試，便可如李鍾蘭，即使原是市場學出身，也可取得勞動法律師的執照，維護勞動者的法律權益。
「即使在韓國，這也是三星運動才展現的新模式。我們要組織更強大的社會支持，因為三星從來都沒有工會。孔醫生據說就是勞工運動的第一個執業醫生。」李鍾蘭笑說，英語能力較佳的孔政玉害羞翻譯。訪問之初，向來是發言人的孔醫生就強調這次由李律師發言，她只擔任翻譯，退居末席。當談及組織，初階入門第一課便是誰在哪裏，如何協作恰如其分，並不互相搶奪鎂光燈。
今天，韓國的工運看來堅定強大，動輒出現罷工幾十日百多天的抗爭。那或許是繼承自從獨裁政權中的民主運動傳統，也可能是七八十年代熱烈的學運餘韻仍在今天燃燒。1990年代的大學生，不論是經常上街的行動派李鍾蘭，從要求為光州事件中的死傷學生平反的抗議中，開展了階級現實的視野，最後成為工會中的法律諮詢律師；或者如孔政玉，本一心想當一個單純地救人濟世的醫生，卻因為每星期在城市邊緣為貧困者義診，眼見城市發展而將貧民區夷為平地，確知若留在龐大醫療體制中，不昧良心的個人力量何其微薄。
半百青年患癌辭世
如此，一個白皙纖瘦的女醫生，和一個高大和藹的女律師，一起成立了韓國勞動安全及健康學會（KILSH），SHARPs聯盟中一個活躍組織。
但聯盟也許仍然未夠強大，足以撼動三星霸權。如今，SHARPs只能透過工人一點一滴收集回來的信息，得知三星電子中已有146名工人患上血癌或腦癌等疾病，其中56名已經去世。他們大多是20至30歲的青壯年，「正常情况下很少患上這類癌症」。而根據韓國職業安全與健康研究所的研究，在號稱無塵、無菌高科技半導體產業工作環境中，工人罹患白血病機率高達一般人的1.3倍，得到淋巴瘤機率高達5.14倍。對於關注工人權益的行動者這是顯而易見的工作引致的疾病，但要爭取法律確立疾病與工作的關係與相關賠償，卻是SHARPs勞力多年的奮戰。
巨靈的生成，往往因為有着政權的滋養。三星一直拒絕承認工人患疾與工作有關，因為政策規定企業每年需為員工購買工傷保險，以此支付未來可能發生的職業安全與健康事故；但向企業傾斜的政策亦予以優惠，若企業工傷或職業病發率為零，購買保險的金額則可打個五折。「因為如此，三星去年便省掉143億韓圜（約9910萬港元）。」
韓國政府是幫兇
三星因此企圖以私下談判、轉介醫院、代付醫療費，或者向工友游說不要去申請政府的工傷保險賠償等等為手段，企圖令受害工人消聲、離職，SHARPs盡力協助每個病人個體曝光，為他們制定紀念日、召開記者會，訴說自己的故事。堅持5年後，「去年6月23日，我們終於感到組織的力量，因為在5個工人的法律訴訟案件之中，兩個案件終於被判定為職業性血癌。雖然三星如今對判決正尋求上訴，但這是第一次得到官方認可，是很有象徵意義的勝利」。如今，李鍾蘭說來仍然欣喜雀躍，她應該會永遠記得這個日子。
事實上，正如香港人都知道李嘉誠所代表的地產霸權，韓國人民亦知道如同巨獸般壟斷生活方方面面的大企業：除了電子產品之外，三星集團的業務還包括紡織時裝、保險、廣告、主題樂園、酒店、建築……等等不勝枚舉這些事業得以飛速發展，全因政府政策的支持。今年4月，一個千人的調查表示，九成受訪者認為大企業的發展非靠自身的力量，其中近八成認為是因為「以大企業為中心的政府政策」，甚至「國民的犧牲和支持」。
或許這是韓國在近百年亞洲國家與地區在資本主義高速發展中，看到本國以至香港、日本與中國的共同經驗，一個已富裕起來的國家，警惕着後進者。「來到香港，我們才看到三星要與李嘉誠聯手，也要到中國西安建半導體工廠。那是資本家的結盟，我們只能有更大的社會團結，才能抗擊他們。」
文．鄭依依
編輯 袁兆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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