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1月24日星期一

丘亦生 - 一噸現金

金融雲端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11月24日

中央軍委前副主席徐才厚在北京豪宅的地下室,被發現收藏了重逾一噸的現金,這些「噸噸聲」的案例,近期屢見不鮮,叫人清楚明白,人民銀行把人民幣的最大面額限制在100元,是如何的苦心孤詣。同樣的苦心,我亦見於上周五的減息決定。

近日看到內地財經雜誌《新世紀》一篇專欄,提出一個頗有趣的觀點,指內地的貨幣供應M0(只計紙幣及硬幣)多年來急速擴充,甚至超越經濟增長,照計隨着中國的金融體系趨完善,更多的交易會轉移到信用卡或支票等支付方式進行,M0增長理應落後於覆蓋面更廣的M1(包括支票戶口),更不應長期跑贏經濟。

專欄大膽臆測,指其中一個可能性,便是因為有太多紙幣被用作賄款,被貪官收收埋埋,日積月累,其數量可能佔M0供應量5.9萬億元人民幣的一個不低比例,故此多印無妨,橫豎不會刺激通脹。

酒店寧降呢救生意

姑勿論這種「非流通紙幣」如何影響經濟,但中國政府近年大力反貪腐,卻確實傷到經濟元氣。上周五人民銀行公佈兩年來首度減息,除因為要拉低融資成本,也希望藉此催谷年來疲軟的消費與投資,而這又與反腐運動的雷厲風行脫不了關係。

反腐的後遺症,幾近無遠弗屆,除了廣為人知的高級餐飲業、奢侈品、豪宅外,連避孕套銷情也大受打擊,有五星級酒店甘願棄星降班來救生意,航空業受累公幹大減,甚至EMBA課程也因為禁止高幹與國企老總報讀而受衝擊。

年初時,美銀美林便曾經估計,反腐會令今年中國經濟損失1,000億美元,接近1%的GDP,這不但反映在消費上,也影響投資意欲,一來政府官員不願啟動新項目,以免招人撈油水的話柄,令固定資產投資積弱,塘邊鶴的外資也膽顫心驚,擔心行差踏錯動輒中伏,所以連外資直接投資(FDI)也遭殃。如今看來,事態確實依劇本上映,而且因為外圍經濟同樣欠動力,更加凸顯反腐的經濟成本。

香港自不會感受不到,廣東道的銷情,商舖租金的冷卻,當然,港府只會一味說佔中大鑊,而不會跟你講反腐隨時有過之而無不及。看看澳門的數據,肯定慘烈過搞多幾次佔中。

我當然不認為,反腐既會帶來沉重的經濟代價,所以不應該搞。雖然過去總有經濟學者說,貪污其實是不成熟經濟體的潤滑劑,尤其是法規不完善時,有後門走總比沒有好,起碼可以打破僵局提升效率,而只要賄賂渠道存在競爭,不是某個部門說了算,資源縱有浪費亦不會太大,一來一回甚至可能是最優選擇。中國過去30年貪腐程度驚人,但經濟增長卻遠勝清廉得多的經濟。

短痛換來長遠成果

正如有人會認為,以抗爭方式爭取民主,未見其利先見其害,短痛顯而易見,但好處不知何日體現,反腐其實亦如是,用一盤經濟賬來算,絕非一目了然。不過,反腐與抗爭,圖的絕非單單經濟效率或GDP小數位後的數字,更是要建設一個公平公正的社會,讓它由一個剝削性的社會,一個需要一噸噸現金來潤滑的社會,過渡到一個更包容,更能讓人人得享成果的社會。由這個角度看,那點短痛,確實不算甚麼。

馬嶽 - 從危機到更深的危機

2014年11月24日

【明報專訊】香港現正面對近年少見的政治危機。市民佔領主要通道50多天,縱使在「國際標準」而言也是重大事件。然而中央政府和特區政府卻「我自巍然不動」, 沒有任何改變立場的迹象。

一直以來,政治學的分析都認為政治危機是出現政治變革的重要契機。這包括經濟危機或者各類的政治危機,令大量群眾上街並且拒絕離開,對政府提出各種改革訴求,迫使政府作出回應。艾蒙特等在1970年代的重要著作《危機、選擇與轉變》Gabriel Almond, Scott Flanagan, and Robert Mundt eds., Crisis, Choice and Change: Historical Studies of Political Development(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73),雖然不算是最廣為人引述的比較政治學著作,但卻為政治危機的分析奠下非常重要的理論框架。艾蒙特等的假設,是社會矛盾和各類環境轉變會為政權帶來「危機」,例如大規模的群眾動員或不以常規的手段抗爭等,而危機不能用正常的方法解決(例如簡單的讓某人下台或推行某項政策),政府必須在短時間內回應。

政府面對的選擇通常有幾項:它可以選擇鎮壓,它也可以選擇回應訴求而作出政策改變或者制度改革。改革的契機通常來自政治精英對如何應對危機出現分歧(例如有人支持鎮壓而有人支持改革),而危機帶來的資源分配變化和民意變化,可能令支持改革的精英派別取得上風,奪得權力而推動改革以紓緩危機。如果群眾滿意結果,危機可以暫緩;但如果對策根本無助解決根本矛盾,危機可能持續甚至捲大。

政府不為所動

50多天來,政府對佔領運動的反應只是全然的「不為所動」(intransigence) :它既不真正的鎮壓運動,在政改立場上也寸步不讓,精英管治聯盟沒有任何成員轉換,換言之不會有人下台以平息民怨,最近連虛與委蛇的對話和溝通也不做了,彷彿什麼事情都沒有發生一樣。
香港佔領運動的弔詭是:似乎政權並不覺得運動真正的可以威脅政權(所謂威脅國家安全不外乎是說辭吧),於是不需要像六四那樣武力鎮壓,因為不值得付出這麼大的政治和經濟代價。也正因為壓力不夠大,政權沒有覺得這是真正的政治危機,沒有帶來足夠的政治變化以帶來改變,可以選擇來個不理不睬。

世界歷史上不少政治危機的經驗是,如果面對大規模群眾動員,政權仍然不為所動,最自然的後果是抗爭者會將行動升級,直至政權不能不回應為止(要選擇殺人或者改革)。這背後的邏輯很簡單:既然現行的運動模式、規模或手段不能有效迫使政府回應,只能用更厲害的手段了。這和世界各地的政治運動的邏輯是一致的:如果溫和的手段不能奏效,那麼總有人覺得要用更激烈的手段,這當然也是近年香港的抗爭運動愈來愈激烈的原因之一。

但香港的實際情况是:運動沒有打算升級,例如用更激烈的手段或擴大佔領區等(偶發的個別的衝擊不算)。除了佔領開始的大約10天有比較多有關「升級」的討論外,大致沒有很大的動力把行動往更大對抗性或街頭動員的方向「升級」。這一來是害怕升級會帶來暴力鎮壓,以及不相信走非和平路線可以迫使中央讓步;二來也是不少參與者可能從來沒有充分的思想準備要癱瘓香港,以增加對抗的代價(stake)來迫使政府作出回應。原來「佔領中環」運動的想像,一直都是佔領完後被捕了運動便完結,而且一直在強調不是要全面癱瘓中環。很多現時激於義憤為了保護學生出來佔領的人,往往也沒有想過真正要全面癱瘓市面來迫使政府對話或讓步。經過50多天後,無論是群眾情緒或者社會輿論,勢頭已經減弱,更是難以升級。

運動自我設限

從這個角度看,這從來不是什麼「顏色革命」,運動參與者根本沒有完整的戰略計劃,來部署奪權或者逼迫變天,反而這是一個不斷自我設限(self-limiting)的運動。學聯各種對話或試探,也都小心翼翼盡量避免觸怒有關方面(例如要APEC 完了才嘗試上京)。老實說,以「國際標準」來說,真的是「務實」到不行了。

在這情况下,自從「對話」結束後,雙方出現了一種奇特的平衡(equilibrium):這邊不升級、那邊不鎮壓,雙方沒有拉近距離。時光流逝,陷入僵局(Stalemate)。政府繼續等運動的熱情消散和民意逆轉,而佔領者找不到有效的新運動形式以加大壓力,也找不到可以退場的理由和方法。

最近傳出消息說政府已經沒有很大動力清場,想來也不是沒有可能。從政府的角度,時間消逝加深了部分市民「佔領運動不會爭取到目標」的印象,而政府什麼都不做(或者靠法院做醜人),便沒有機會犯錯。如果有人衝擊,輿論馬上會轉向更支持政府。曠日持久政治上可能對政府更有利,因為相當多市民忘記了政府有責任解決危機,僵持的重要原因是政府拒絕回應佔領者訴求,政府什麼都不做(不清場又不對話)其實是失職。其間一切發生的破壞或者對民生的影響,都可以把帳算到反對派的頭上。這項劍指明年區議會和後年立法會的選舉工程,和某台的電視劇一樣,已經開始上演。

隨着時日流逝,可能運動真的不能針對其「初衷」,在爭取真普選上有任何實質的成果。當權者可能沾沾自喜以為自己成功把危機消弭於無形,成功擊退了一場運動,還可能藉此邀功。但其實問題的本質和社會矛盾沒有解決。重複的intransigence只會令危機進一步深化,政府和民間距離愈來愈遠。接踵而來的,只會是更大的危機。

隨着時日流逝,政府改革的時機也已流走,失去了和群眾對話修好的機會。當人民用史無前例的手段抗爭,而政府仍然「不為所動」時,你猜下一階段會怎樣?正常情况下,會有人選擇用更出格更難控制的手段抗爭,因為市民覺得政府根本不會理會傳統的方法,甚至不會聽反對者的民意。接踵而來的,只會是更大的危機。

◆延伸閱讀
Crisis, Choice and Change: Historical Studies of Political Development
作者Gabriel Almond, Scott Flanagan, and Robert Mundt

2014年11月23日星期日

劉況 - 何用浮名絆此身——再讀哈維爾的一生

星期日生活   20141123

【明報專訊】「我在此建議第一件事,就是做傻瓜的勇氣,傻瓜一詞在此取其最奇妙的意思。讓我們嘗試做傻瓜,嚴正地要求改變所謂一向如此的事情。」(頁268

這是在1986年,哈維爾獲荷蘭頒贈伊拉斯謨獎(Erasmus Prize)時所說的話,十足他的風格,充滿荒誕、弔詭和反叛的意味。這個傻瓜終其一生,相信政治事務必須彰顯人類的道德價值。在1997年第二次當選捷克總統時如此宣稱:「在規則系統背後的法治和道德秩序,是使規則得以運作的關鍵。」(頁476)正是這分信念,令他成為異議者,走上反極權的道路。

就在1117日捷克天鵝絨革命25周年前夕,哈維爾執政時的發言人和秘書贊托夫斯基(Michael Zantovsky)出版了一部傳記,名為《哈維爾的一生》(Havel: A Life)。哈維爾的傳記已經有好幾本,但這本是目前唯一一部在哈維爾逝世後才出版的傳記,包括他2003年卸任總統後的生活,又參考了哈維爾圖書館大量已出版和未出版的捷克文資料,可說是最全面地記錄他一生的作品。

斯拉維亞咖啡廳

哈維爾並不是自幼就立志成為政治家,他熱愛戲劇和文學,喜歡搖滾樂。一如其他文藝青年,在死氣沉沉的捷克共產黨統治下,追求自由奔放的生活。坐落在布拉格市中心的斯拉維亞(Slavia)咖啡廳,就是哈維爾和其他作家經常聚會的地方。他未夠三十歲就成為了受歡迎的劇作家,劇作呼應貝克特(Beckett)和尤內斯庫(Ionesco)的荒誕劇,探問人生存在的意義來源,但更着重揭露官僚體制干擾日常生活,令人活得不自由,阻礙人與人之間真誠的溝通。人變成了異化的機器,卻又無力擺脫架牀疊屋的官僚體制。在斯拉維亞的自由氛圍裏,他邂逅了奧爾加(Olga)。1964年兩人瞞着家人結婚,哈維爾形容這個舉動體現了他「從來沒有過的基本的人類尊嚴和自信」(頁55)。

赫爾曼尼塞監獄

作者在傳記裏,適當地平衡哈維爾的情愛關係和政治行動兩方面,沒有過分渲染哈維爾對奧爾加的不忠,也沒單純地將他塑造成反極權的英雄。作者重新考查了哈維爾生平的許多事件,例如在1977年發起七七憲章後長期被監視和問話,三年後警察上門找不到哈維爾,最終卻在其情人安娜的家中將其拘捕下獄(頁212)。再者,在赫爾曼尼塞監獄(Hermanice)裏,哈維爾原獲美國協助流亡,可是卻寧願繼續留在捷克,不是想以英雄主義炫耀人前,而是他真誠地想留在捷克,而奧爾加則單純地覺得留在捷克也許沒異邦生活那樣艱難(頁217)。在他們倆只能靠通信聯絡的日子裏,令他們明白到他們互相依賴,但同時已經各走各路。在1996年奧爾加病逝後,哈維爾說:「她將永遠留在我的靈魂裏,不可取代也不可或缺的位置。」(頁464

了無意義的監控

作者詳盡地敍述哈維爾在捷克當代最重要的政治事件天鵝絨革命中的位置。事實上,天鵝絨革命並不是由哈維爾、七七憲章的聯署人或者任何一個異議者所策劃,更不是所謂外國勢力所促成。我們可以從一件有趣的小事,看到一個新時代來臨。在1988年的一天,哈維爾幾乎被軟禁在住所,他正出門買啤酒招待從斯洛伐克來的親友,卻被門外的警察截停。他們不讓他出外,卻出乎意料地說:「我知道有人來探訪你,是家事而非政治……何不讓我為你買回來?」(頁275)歷史並不由英雄所領導,而是許許多多的人們有意無意間合作和鬥爭的結果。

輕柔而堅韌的天鵝絨

作者把天鵝絨革命追溯至1988821日,過萬人在布拉格市中心的瓦茨拉夫廣場遊行,抗議布拉格之春二十周年,爭取自由和擺脫蘇聯控制。同時1028日捷克獨立70周年,過萬人遊行。直至198911月,國內不少爭取自由和釋放被捕異見人士的聯署和遊行被強力鎮壓,同時國際局勢急劇轉變,蘇聯開始放鬆干預。1117日是納粹德國鎮壓學生運動的五十周年,布拉格大學生組織舉行遊行,近兩萬人參與,卻遭警察暴力鎮壓。哈維爾和不同背景的人士,緊急組成公民論壇(Civic Forum),聯合要求政府保障公民權利,並策動由學生倡議的全國罷工,其後數十萬人的示威,迫使捷克共產黨下台。作者引述別人稱哈維爾的角色,像「碳」一樣燃點起眾人的能量,令公民運動能夠迅速狀大(頁299)。

反抗為了務實的改變

從七七憲章運動走過來的異議者,各有不同背景和立場,有共產黨員、改革派、革命派、作家、哲學家、音樂家等,作者認為哈維爾的特點是「採取實際所需的方法來達至可能(的改變)」(頁316)。對他來說,長期被監控的生涯,目睹好友被折磨、流亡甚至處死,令他不把理想化和務實兩者對立起來。恰恰相反,他認為共產黨的管治已經不能再維持,當務之急是要令國家轉型成為一個保障公民權利的國家,令人們可以超越異化的官僚體制,異議者前仆後繼的反抗都是為了務實的改變。他在1989年擔任後共時代的首位總統,在1990年的首份新年演說中強調:「我們習慣了極權的系統,視之為不可動搖的現實,因而協助其維持下去。換言之,我們所有人——雖然在不同程度上——都要為極權機器的運作而負責。我們當中沒有人是單純的受害者。」(頁332)終止無意義的監控和鎮壓異見,就是最務實的改變。

和平的民主轉型

哈維爾最為人稱道的成就,是令捷克和平地進入民主體制,不致陷入暴動和內戰。然而,批評者一直指控哈維爾和共產黨成員和蘇聯秘密會談,甚至枱底交易,換取共產黨繼續保有一定權力,而自己則可登上總統之位。作者嘗試反駁這些指控,例如哈維爾協調的公民論壇根本組織鬆散,無法統合對未來政府組成的意見,而他跟原籍斯洛俄克的首相和共產黨員卡爾法物(Marian Calfa)的會面,達成的是「理解」多於「協議」,令後共產時代的捷克斯洛俄克組成聯邦可以得到民意支持。作者強調,天鵝絨革命是「非暴力的,革命的天鵝絨特質表明是絕對自發的」(頁310)。人民並不是首先讀了哈維爾的文章,響應號召出來,支持哈維爾成為總統。這樣的看法呼應近年出版的研究著作《多種的異議世界》(Worlds of Dissent),歷史學者布爾頓(Johnathan Bolton)在該書力圖呈現60-70年代捷克異議者的多種聲音,例如學生運動代表烏爾(Petr Uhl)和作家華古歷克(Ludvik Vaculik)的觀點和角色,從而主張絕非哈維爾或柏托什卡的個人思想和魅力足以領導反極權運動。

為金權政治懺悔

作者非常忠實地帶出民主轉型的困難和對哈維爾的批評。作者不諱言哈維爾和副手克勞斯(Vaclav Klaus)之間的政見分歧,對金權政治抬頭有不同評價。所謂金權政治並不是指資本家賄選這種黑金政治,而是指捷克轉向市場經濟後,大量國家產業私有化造成唯利是圖的大資本家出現,取代共產黨的僵化意識形態,進而影響傳媒和社會大眾的價值觀。哈維爾甚至憂慮天鵝絨革命的基石,公民捍衛自由權利的價值將會丟失,只剩下極端的利己主義。經濟改革並不是哈維爾的專長,而是經濟學家克勞斯主理的事務。他不滿哈維爾的所謂左傾社會工程和人道主義,主張現實主義,促進個人經濟自由(頁456)。在此我們可見哈維爾的難題,正如其他後共產政權,面對經濟市場化的惡果束手無策。然而,較之於東方的社會主義大國,哈維爾始終堅持國家應對公民負責。當哈維爾在1998年再度競選總統,有些人批評他戀棧權力,作者則這樣評價:「我們知道我們不是在選神人物(demi-god),也不是在選哲王(philosopher king)。我們在選我們當中,正如我們一樣會犯錯的人,然而這個人以巨大的代價犧牲了他大部分人生,包括他最近(執政)的八年,為公民和國家服務……」(頁476)。

編輯 孫賢亮
相關文章:林康琪 - 不一樣的領袖、不一樣的革命

黃國鉅 - 雨傘下的香港主體

星期日生活   20141123

【明報專訊】香港的故事,我一直不知道從何說起,因為它從來都缺乏一個主體。直到2014年的雨傘運動,這個主體才慢慢在雨傘下浮現。

香港一般的歷史書告訴我們,香港在「開埠」(一個殖民地時期很巧妙的用字)之前只是一個毫不起眼的小漁村,這種漁村在中國南岸不知凡幾,只不過偶然鴉片戰爭,英國人選擇了這「光禿禿的石頭」(a barren rock)作為殖民地,才突然重要起來,變成國際大都會。中間經歷一次一次的移民潮,然後辛亥革命、日本侵略、暴動、香港前途談判、六四、九七等等「風浪」,但香港人發揮獅子山下精神,樂觀自強、默默耕耘,一一熬過。餘下的香港史,則只是鑪峰晚語式的掌故小故事,如香港消防隊何時成立、電車叮叮百年、保良局百年滄桑等。

這種歷史敘述方式有一個大問題:悶!

悶第一個原因是,它是從後來(posthoc)既成事實的角度回頭看歷史,即從香港成為國際大都會的事實這個角度出發,回頭看這個國際大都會的歷史來源。而所有「開埠」之前的香港,既不存在,或只是「史前史」,或是不重要。這種歷史無法為我們提供想像:一千年前的香港,到底是怎個模樣?那幾條漁村、幾個小島、海灘、光禿禿的石頭,除了在地理上是同一個地方,都是北緯22.28度、東經114.15度之外,跟現在的大都會,有沒有其他有意義的關係?於是有些歷史學家不甘於這種悶局,努力尋找一些香港「重要性」的證明,如宋帝昺曾經在香港投海、屯門是清朝的屯兵重地、南來文人承繼中國文化的花果飄零等,借用大中華的歷史長河來托大香港這條小溪的位置。

第二個原因是缺乏主體。所謂主體,簡單來講,就是一個故事的主角,他的存在不單貫通整個故事,他更有自己的思想、意識、看自身歷史的角度與詮釋,甚至我們可以看到,他如何在歷史發展中邁向成熟醒覺的過程。當然,這個主體不必是同一個人,歷史上也不會有一個人的生命能貫串一個民族千百年的歷史,所以歷史哲學家就籠統地稱之為「民族精神」之類。但如果香港的「民族精神」只是所謂的「獅子山下精神」,那麼這精神只能追溯到六、七十年代香港經濟起飛的時代,在此之前的一百多年卻是缺席;而這種所謂獅子山精神,好聽點是逆境自強、默默耕耘,難聽就是不能、也無意主宰自己的命運,任由他人左右、逆來順受、不敢吭聲,而所有發生在自己身上的重大事件都是外來力量所致,我們無法左右,只有硬着頭皮頂着的份兒!

政治缺席香港史

第三個原因是非政治性。有人說,人類歷史就是政治史,如中國歷史的治亂興衰、皇朝更替,根本就是「政治」二字。但上述的香港歷史觀,從小漁村到國際大都會,基本上是經濟史、社會史,政治缺席。從英國人的統治術、中英兩國在不同時期的鬥爭和妥協,香港人要求分享政治權利的聲音,都輕輕帶過,而一些重大政治事件,如省港澳罷工、五十年代暴動、六七暴動等這些「人禍」,都被描述為如天災一樣,並非我們香港人發起、也非我們願見的「亂事」。如此,香港人無法從這些歷史事件中學習,汲取教訓、成長,而只能一味求神拜佛:「香港不要再亂了!」君不見很多老一輩的香港人,一見有人示威抗爭,有理冇理就說:「唔好搞亂香港」,而不會追問,為什麼會亂?孰令致之?「亂」成為深層意識裏揮之不去的噩夢,一個不知道從哪裏來、往哪裏去的鬼影。

這幾年我一直苦思這些問題,也有寫文章,跟朋友如許寶強、羅永生、馬國明等開論壇,費煞思量、搜索枯腸:香港的故事應該怎樣說?

雨傘運動改變港人歷史意識

正當這個問題纏擾不去的時候,雨傘運動卻為它翻開了新的一頁:87枚催淚彈、年輕人表現出來前所未見的智、仁、勇,「自己香港自己救」、「遇到怪魔我即刻變大個」,成為香港歷史的分水嶺。無論這次運動結果如何,香港已經不一樣,香港歷史也不一樣,香港人的歷史意識也會不一樣。

香港人的歷史意識,在這次運動之後應該會產生徹底的改變。以後我們每次回看香港任何一件歷史事件,無論是日本侵略、中英談判、政制改革,我們都會問:那麼香港人當時做了什麼?為什麼他們沒有想到「自己香港自己救」?我們從此應該期待一種新的香港歷史寫作、一本柏楊式的《香港人史綱》、一種描述香港人身分意識如何從蒙昧慢慢走向成熟的敘述方法。曾經滄海難為水,作為一個無可救藥的歷史唯心主義者,我深刻相信黑格爾那套歷史觀:意識必定從壓迫、鬥爭、反抗中成長,別無他途,任何物質上的進步,如果沒有增進意識的成熟,那只就像80年代的香港一樣:經濟上我們是個有錢的大胖子,但政治上我們卻幼稚如三歲孩童。「遇到怪魔我即刻變大個」,香港人意識的成長,是中國和特區政府自己一手造成的。

但我不是歷史學家,我是劇作者。於是乎,我發現盧亭這個傳說中半人半魚的香港原居民,他們受迫害的歷史,隱約淹沒在封塵歷史記載中。於是我借用他的悲慘故事,以他半人半魚、幼稚單純的眼光,如何在各種政治夾縫中找出一條生存之道,最後學會了語言、掌握了自己的命運,從而串連香港一百五十年的歷史,寫成《漁港夢百年》的第一部曲。

或許有人會說:這是另一種虛構的建國神話!我的答案是:我寫的不是歷史,而是戲劇、是詩、是創作,而詩的好處正正是:它可以虛構。

《漁港夢百年》
(天邊外劇場)
沙田大會堂文娛廳:20141128-30
荃灣大會堂文娛廳:2014126-7

梁文道 - 記一位剛剛認識的律師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11月23日

當飛機接近香港上空,能隔着機艙小窗的玻璃看見底下的大海時,偶爾我會想到在那看不透的水面底下,可能正有一隻海龜,舒緩,但是穩定地潛航。牠避開了遠洋貨輪的尾舷,但未必逃得到私人遊艇的衝撞。或許高速駛過的遊艇只是堪堪擦過牠的背甲,留下一道刮痕,然後牠就再度依循既有的航線,在塑膠袋、啤酒罐、破單車,以及廢棄了的漁網之間費力穿行。從空中千呎下眺,是一片綠色的海水,水裏則有這麼一隻海龜正在振臂,一步又一步地巡航於油污絲散的水域當中,航向南丫島深灣。

深灣的海龜已經不多了,但牠們仍舊歸來,定期產卵,定期孵化。剛出生的小海龜就像上了發條似地,不管前方有甚麼飛禽正從空中接近,可能也不知道下水之後的命運,在沙灘上奮力地爬向海潮。許多年後,或有幾百分之一的機會,牠活過來了,然後走上祖輩的道路,回到深灣。

不知道為甚麼我會想起這些海龜,其實那天我在北京只是去看朋友而已。到了老友開的書店,才曉得當晚有一個小小的生日聚會,會上還認識了兩個新朋友,一個多年前曾經受冤入獄,另一個就是律師夏霖了。

儘管新識,但我當然知道夏霖是誰,他做過冉雲飛的律師,現在則替郭玉閃辯護。一見面,他就先多謝我幾年前「在雲飛的事情上頭出力」,令我十分尷尬,因為說過幾句話,寫了一點東西,這所謂的「出力」全是口惠而已,根本沒有太大的作用。反倒是我要感謝他這麼多年來做過的事情,感謝他為我的朋友奔走。

夏霖本來不是人家口中的維權律師,他還在貴州執業的時候曾有過一段相當安逸的日子,家小幸福,閒來喝酒打麻將,大可以就這樣子生活下去。據說是因為看到了余世存的文章〈八九一代人是醜陋的〉,才「覺得現在的自己對不起曾經的沸騰熱血」(見王和岩〈我的朋友夏霖〉),於是到了北京,成了後來的夏霖。現在的這個夏霖,名氣要比從前大,但經濟情況卻比從前糟,因為接了太多義務案子,所以只能住在一間三百多呎的房子。

我知道他,除了他是我朋友的辯護律師之外,主要是在媒體上見過他激動的情緒,為了那些活得遠比他艱困的普通人。比如說鄧玉嬌,這名女子意外刺死了想要強姦自己的地方土霸,夏霖替她上陣,有一回竟當眾情急痛哭,使很多人看儍了眼。友人翟明磊在〈我無法克制自己的惡心〉裏頭為他解釋:「在夏霖進看守所去和鄧玉嬌見面後,當地野三關派出所將鄧玉嬌母親叫走,加以控制,並竊聽了夏霖與鄧玉嬌的對話。然後讓鄧母緊急洗掉關鍵證據內褲。夏霖又得知鄧玉嬌告訴他精神病院毆打她並故意不給她吃藥試圖逼瘋她。所以一出看守所,得知鄧母被警方控制,而弱女子鄧玉嬌的悲慘命運湧上心頭,一時悲憤交集,而與友人抱頭痛哭」。

又有一回,他替殺死城管李志強的街頭小販崔英杰辯護,希望法庭不要判他死刑。他那篇辯護辭非常有名,其中論點是現在大陸很多學法律的學生都讀過的,一般人注意的則是其結語:

「尊敬的法官、尊敬的檢察官:販夫走卒、引車賣漿,是古已有之的正當職業。我的當事人來到城市,被生活所迫,從事這樣一份卑微貧賤的工作,生活窘困,收入微薄。但他始終善良純樸,無論這個社會怎樣傷害他,他沒有偷盜、沒有搶劫,沒有以傷害他人的方式生存。我在法庭上莊嚴地向各位發問,當一個人賴以謀生的飯碗被打碎,被逼上走投無路的絕境,將心比心,你們會不會比我的當事人更加冷靜和忍耐?

我的當事人崔英杰,一直是孝順的孩子,守法的良民,在部隊是優秀的軍人。他和他的戰友們一直在為我們的國家默默付出;當他脫下軍裝走出軍營,未被安置工作時也沒有抱怨過這個社會對他的不公。這個國家像崔英杰一樣在默默討生活的復員軍人何止千萬,他們同樣在關注崔英杰的命運,關注着本案的結果。

法諺有云:立良法於天下者,則天下治。尊敬的法官,尊敬的檢察官:我們的法律、我們的城市管理制度究竟是要使我們的公民更幸福還是要使他們更困苦?我們作為法律人的使命是要使這個社會更和諧還是要使它更慘烈?我們已經失去了李志強,是否還要失去崔英杰?」

在說着這番話的時候,夏霖哽咽,幾乎難以自已。他老是這麼容易動情嗎?

那天晚上,話不多,可是爽快直接的他居然問我有沒有娛樂圈的朋友想打官司,最好是離婚一類的案子,有的話能不能介紹給他。其實夏霖一直不喜歡被人標籤做「維權律師」,那不只嚇怕了某些潛在的客戶,也使他的處境不妙,真要是遇上了甚麼政治敏感的大案,就會四處碰壁,施展不開。他大概以為有機會上上娛樂新聞,能夠起到點漂白的效果吧。同時我也知道,他的激動也只不過是外界印象的標籤罷了,在那個圈子裏頭,他其實是以技術著稱,總能在法條中冷靜地找出有利於當事人的依據。

後來我們當然得說回郭玉閃的情況,但這又有甚麼好說的呢?身為他的律師,人都進去三十多天了,可一面都沒見着。還是去喝酒吧,夏霖建議。我推說夜深,起身告辭,他有點失望,「那就下回吧」。北京這時開始冷了,我鑽進的士之前,他又再囑咐:「記得替我找一些娛樂圈朋友的事呀」。臨關車門,他拉住我低聲說道:「還有玉閃,過一陣子要是需要,可能又得請你寫些文章」。我當然答應;可是我真的不曉得可以寫甚麼了,同類的事情再三發生,而且寫出來又會不會反而對他不利呢?這分寸太難把握。

一個星期之後,夏霖也被帶走了,至今不聞音訊。(海龜之一) 

蘇賡哲 - 語言文字之爭

都市風雲   香港太陽報   2014年11月23日

史學家吉朋指出,羅馬帝國在極盛時期雖然擁有龐大軍事力量,但自奧古斯都大帝之後一百多年,已無向外開拓疆土的大規模戰爭,軍隊只是用來震懾各地反對力量。他認為帝國能夠長期安定整合,除了軍事力量,共同語文是很重要的工具。羅馬人征服一個地方後,一定要拉丁文融入被征服的社會,作為帝國統一的凝合劑。

這個道理,蔣中正不用讀《羅馬帝國衰亡史》也懂,他「播遷」台灣後,硬性規定推行國語,在學校中不講國語而講閩南語要受罰。其後威權統治成為歷史,本土勢力興起,閩南語才逐步扳回強勢地位,外省籍政客拜票謝票,也多少要講幾句閩南語以討好本土選民。北京朝廷比蔣中正更行,一早就全大陸講普通話。不過,普通話凝合劑在香港頗受抵制。香江府衙教育部門用盡九牛二虎之力推行普通話教中國語文科,說是可以提高中文水準,對家長更誘之以子弟將來北上必須懂普通話,有官員甚至貶粵語為非法定語言。然而,香港人熱愛粵語程度,更甚於台灣人之於閩南語。

香港人常稱粵語如何啜核、生鬼,視為天下第一語言,近年來本土力量興起,佔領行動始終會成為過去,接下來戰場之一,將是普、粵語之爭,朝廷比蔣家更不利的是簡體字早受本土派咒詛,平機會可反歧視新移民,但不能反歧視普通話及簡體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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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明 - 「仆你個街,無綫嚟嘅!」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11月23日

對不起,粗魯了一點點,如果你生肖屬T、屬V、屬B,星座是河蟹、鷹犬,請轉身面向牆壁迴避。題目的對白,再創作自電影《賭俠1999》經典名句:「仆你個街!亞視嚟嘅喂!」,由亞視出身的影帝張家輝親自精彩演繹,乃已故香港影壇風雲大亨向華勝先生的永盛公司出品。對白一出,當年即時爆seed,掌聲四起花生四飛,全城哄動一時風靡,神髓活現完全捕捉到香港人對「亞洲電視,香港良心」的廣泛鄙視和集體厭惡,紅爆得香港網絡大典都有載。

那時1999,另一個電視台還未叫CCTVB。

今日,距離「仆你個街,無綫嚟嘅!」遠嗎?還是已是大部分香港人心聲?
想像不久將來有部戲,杜汶澤在電影中大叫一句:「仆你個街,無綫嚟嘅!」是大快人心眾望所歸,還是很多人會替無記不值?做人別太689與做人別太TVB,已經差不多是同等邪惡。回歸以來,因先天優勢,建制及權力的偏頗庇護私通,像689和CCTVB類的醜惡霸權,不思進取,互相靠攏,朋比為奸,不知所謂,受惠於毫無競爭,所作所為一再嚴重侮辱香港人智慧。永遠爭產、偷聽、煮麵、BBQ、植物人,這叫創作?新聞更是出神,疑似審查,疑似刪剪真相,主管心裏面那蟲路人皆見,失信於天下人,這叫新聞?CCTVB,資訊無知無信,娛樂愚而不樂,綜藝失蹤虛偽。

昨日ATV,今日CCTVB,兩台已無異。踏上了同一條墮落之路,廿年未到,恐怖。

鬥志比天高的王wiki,你台慶我開台,擺明與一台獨大對着幹,未知對方幾月幾日死,但求同月同日生,示範如何拿不到電視牌而不失霸氣。

香港電視開台首日有超過64萬個裝置透過電視、手機或電腦收看港視節目,全港各種裝置下載港視app的次數過百萬,反觀同日無記的「冇乜星輝賀台慶」僅得平均收視25點,破20年新低,民氣天與地,冇得比。人家《選戰》口碑先贏99條街,那邊廂還在recycle舊殘老調販賣廉價求婚幸福。據說「技窮台」去年都打過陳豪和陳茵媺主意,不過另一對堅持婚姻是兩個人的事,無必要用來在大氣電波公開表演,否則今年又是repeat又repeat。像那些BBQ。

誰都知港視首日啟播蝦碌兼甩轆,故障、窒、慢、睇唔到,但奇景是全香港冇人介意,全港萬千熱捧,無人鬧!人人爭先恐後網上力推,個個面書前仆後繼提供另類收看方法,眾志成城為港視,完全冇撕裂、冇衝擊、冇外國勢力、冇分藍絲黃絲,人人都是港絲HKTV絲。

有人「入唔到,淨係望住個logo都開心」,有人特別自發列出有在HKTV落廣告的廣告商post上網,指其為良心廣告商,要多多幫襯;有人從未如此鍾意見到電視廣告,越多廣告越開心,多多都支持,每個都睇晒!我說這情況祇可稱為:變態。結果面書上過萬人like,人人熱烈地彈琴熱烈地變態。

何解變態,因為今時今日在香港唔變態唔正常,因為王維基與無數香港人一樣,是雞蛋,不過是隻有錢的蛋,他為了電視民主之路,合法申請說好了的牌照被落豈止三閘。收購中國移動香港旗下擁有行動電視服務牌照的子公司,想合法廣播又被搬龍門,法治,成為了服侍政府的寵物,任佢揑,689政府已無法治公信力與民講法治。王wiki根本早就吃盡封路、胡椒噴霧、催淚彈,最後在被消耗,對手等你陰乾而死,扼殺「我要真電視」。

敵愾同仇。我們支持港視,因為憤怒,因為討厭不公義,因為我要真電視!更因為香港電視也是香港精神,到現在,他還希望奪回公民電視廣場,希望創作心血不被清場,和平抗爭着希望佔領電視的明天,一個有競爭有進步有市場倫理,優勝劣敗和公平公義的明天。

美國總統甘迺迪1963年曾在西柏林市政廳柏林圍牆前發表「我是柏林人」(Ich bin ein Berliner)著名演說:「自由有許多困難,民主亦非完美,然而我們從未建造一堵牆把我們的人民關在裏面,不准他們離開」,香港卻建造了一堵牆困市民在內祇准看墮落電視。

很多人在說退場,為什麼要退?你看王維基,到今天都未退,在找出路。他也在被消耗,萬眾與他同心。公民抗命和平抗爭,除非到了情勢危急別無他選,否則何必自動執包袱退場?政府不作建設性對話,不讓任何一步,歷史不該寫下佔領XXX日之後大家和平散去吧,由麻木政府最終清場(理應政治中立的警察祇可用最低武力,否則權力一方需生生世世負上遺臭萬年的道德負責,個人及親人永世羞恥),是次不合作運動最終拘捕了幾多人,有畫面有歷史有證據,突顯這回歸17年的香港有多不公義,最後完成了司法程序。是港視教曉我的,處逆境而不喪志,中強矢而能怒飛,無條件投降你便真的輸了。

李怡 - 永遠的港督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11月23日

儘管中共及其應聲蟲反覆說佔領運動有外國勢力介入,但實際上「外國勢力」在財大氣粗的中共利益壓力下,對雨傘運動都少說為妙,更何況介入。早前聚集北京的APEC各國首腦,只奧巴馬不痛不癢地說兩句,主旨也是撇清美國沒有介入。在外國勢力都「悶聲發大財」的萬籟俱寂中,唯一仗義執言的就是末代港督彭定康了。

雨傘運動以來,彭定康出席英國國會有關《中英聯合聲明》簽署30年的聽證會,接受BBC訪問批評英國政府不吭聲,在牛津大學活動中撐起黃雨傘。前天,他在美國國會聽證會以視像作證,他說香港學生是為公義抗爭的典範,擁有未來的是他們,而不是那些主張選舉要篩選的人,或主張窮人不應該有選舉權的特首梁振英。他說,指雨傘運動受外國勢力操控是對參與運動者的侮辱,又引述俄羅斯國防部官員曾向中方暗示,可以幫助解決掉香港異見聲音,就像之前烏克蘭問題一樣,卻未見中方抗議。他說若法院頒下禁制令,學生應撤離佔領區,「這不代表你們輸了,運動一定會以另一形式延續下去……。這些孩子令我眼前一亮,他們勇敢地、端正地起來爭取,如果他們是我的孩子,我會感到非常驕傲。」

他的話感人肺腑。他完全可以不必說這些話,就像所有已離任的港督那樣,因為已事不關己,尤其這些話會開罪那些迴避發聲的英國和各國政要。

彭定康的短短五年任期主要花時間在與中共爭政改,港人對他的感覺遠不如具體建樹良多的麥理浩,但他的建樹大都關乎人權,使香港人有了自信。而他離任17年仍然對香港人的權利茲茲不忘。他是香港人永遠的港督。



佔領英領事館發起人馬駿朗接受傳媒訪問

2014年11月22日星期六

呂秉權 - 互聯互通監控之中?

20141122

【明報專訊】中國在浙江千年水鄉烏鎮舉辦了首屆世界互聯網大會,在網絡監控甚盛的地獄築起了一片能在會期內自由上網的天堂。

今後,世界互聯網大會將每年舉辦,中國自封烏鎮為永久會址,搶奪世界網絡話語權。

中國的網絡監控和公民因網上言論入罪劣迹斑斑(浦志強、劉曉波、譚作人、胡佳等均曾因網上言論被抽秤),但標榜自由和開放的世界互聯網大會卻在中國舉行,實在十分諷刺。美國「自由之家」2013年的研究發現,全球60個國家當中,中國的網絡自由排行尾三,僅好過古巴和伊朗,明顯存在限制上網、審查內容和侵犯網民權利的問題(維權人士經常被斷網斷電話)。

無國界記者今年的報告指出,中國是互聯網的敵人,早幾年更指中國是互聯網的黑洞,與北韓和利比亞等國齊名。

內地律師袁裕來在微博上寫中國為何有資格主辦今次大會:

問:首屆世界互聯網大會為什麼在中國開?

答:中國政府管理互聯網的經驗特別豐富。

這帖隨即被刪。

首屆世界互聯網大會以「互聯互通共享共治」為主題,從會議議程安排,亦能看到中國政府對互聯網的側重點是管理和防禦。

14場大會和分組論壇中,有6場是關於網絡的管理和反恐的,包括:互聯互通‧共享共治、加強國際合作,共同打擊網路恐怖主義、網路空間安全和國際合作、互聯網與政府:公共服務創新、全球互聯網治理論壇、網路空間法治化。

而國家主席、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領導小組組長習近平在開幕賀辭中寫道:「互聯網發展對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提出了新的挑戰,迫切需要國際社會認真應對、謀求共治、實現共贏。中國願意同世界各國攜手努力,本着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原則,深化國際合作,尊重網路主權,維護網路安全,共同構建和平、安全、開放、合作的網路空間,建立多邊、民主、透明的國際互聯網治理體系。」

中國網管企業如雨後春筍

習主席的說法突顯中國對互聯網首重安全和管理,這種「中國模式」,世界一些不民主的國家爭相引入。

無國界記者的報告和一些研究指出,北韓、伊朗和非洲的贊比亞已引進中國的網絡監控技術。

事實上,中國的網管企業和輿情監控公司近年如雨後春筍,成為新興行業,愈開愈多愈做愈大,不少輿情監控公司由官方上市的傳媒集團或科技公司控股,一年創收過億元(如「人民網」轄下的監控公司「人民在線」),而整個行業每年的生意額更超過100億,為官方和各路客戶提供「把握輿情、即時監控、不留死角」的服務。內地「財經網」形容,這是有中國特色的半地下產業。

全國由中央到地方政府,由官方到企業近年普遍都安裝了輿情監控軟件,令這些公司股價水漲船高。

據了解,公安、國安、檢察、法院、各省市政府、深圳市和港澳工作系統等近年動輒花費數十萬至過百萬安裝監控軟件,對特定事件、人物、熱話進行大規模的網絡監控和分析,先以自動蒐集的方式對社交網站、微博、論壇、新聞、評論、圖片、視頻、搜索引擎詞頻等方面進行數據收集和儲存。

之後,監控軟件和輿情分析師會重點分析某些目標人物和事件會構成怎樣的輿論趨勢,人物之間有何關係,再向上頭提交輿情報告以供決策之用,必要時還可以短訊通知上級。同一時間,網絡警察會在內地網絡刪除危害國家安全和有損黨國形象的內容,必要時對發帖者採取行動。

這些軟件的監控功能不限內地網站,對港澳台人士和信息亦能跟蹤監控。

近期香港的佔領運動,相信內地有關部門亦有運用各類監控軟件對目標人物和關鍵詞進行地氈式搜索和跟蹤,經過自動和人工輿情分析後,大量數據在手,當局對香港情况可謂瞭如指掌。

未知,近期大批黑名單被拒入境,這些輿情和監控軟件發揮了多大功能?

互聯互通,互聯網的世界沒有深圳河,你看到的,他們可能看到。

你看不到的,他們亦可能看到。

戴耀廷 - 誰擺法院上枱?

明報   20141122

不容置疑,即使沒有法庭頒的禁制令,特區政府按現行法律是有足夠權力去清場的。就算是以公共秩序的原因向法庭申請禁制令,律政司在法律上也是比受佔領影響的私人團體更適合。但律政司卻沒有這樣做。

終審法院前首席法官李國能在被問到特區政府以民事訴訟的禁制令去協助清場,那是否「擺法院上枱」時,他回應說:「法庭只能解決法律問題,不能解決政治問題。學生對民主的訴求是一個政治問題,不能透過法院解決,要透過磋商才能解決,法院只可維護法律。」

誠然,如李國能法官所言,法院有其局限,只能處理法律問題,法院也沒有權去處理沒有放到法院面前的爭議,更不可能處理一些表面是法律的問題,但深層次卻是政治的爭議。當然任何人都有權把涉及他們利益的法律爭議,向法院提出申請要求法院裁決。但本身有公權力去清場和申請禁制令的特區政府,卻什麼也不做,最後容讓了私人團體去把法院推到清場的最前線,有沒有人把法院擺上枱和誰把法院擺上枱,已是甚囂塵上了!要擺法院上枱,也不一定要直接做什麼,有時候,不作為也可以把法院擺了上枱。

當律政司長袁國強被問到為何不向法院申請禁制令時,他只解釋律政司申請所考慮的因素與私人不同,平衡各方因素後,才決定不向法庭申請,但他卻沒有透露考慮過哪一些因素。當然我們不是司長肚裏面的蟲,故不可能知道他考慮過什麼因素才決定不申請禁制令,也不知特區政府考慮過什麼,決定不引用現行法律賦予的現行權力去清場。

合理的懷疑就是特區政府本身無力清場,故利用法院的認受權威去支持清場。但無論律政司是基於什麼理由不提出申請,及警方基於什麼理由到現在還不採取行動清場,把法院擺了上枱已是不爭的事實!語言偽術是幫不了你們的!誰是破壞香港法治的罪魁禍首,也是顯而易見!最淒慘的是,法院在這情况下也只能啞子吃黃連。

李怡 - 衝擊非絕不可取,讓步是一種能力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11月22日

運動何去何從?指的不是雨傘運動,雨傘只是象徵,佔領只是行動的一環,真正的運動是爭取真普選,其內涵是對抗中共港共以假普選對香港人政治權利的侵凌,是維護香港人尊嚴和固有價值的運動。

運動在膠着中,面前有三條路:一是把運動升級,二是維持不進不退的現狀,繼續拖延,三是從佔領區退場。

周三凌晨發生衝擊立法會的事,儘管建制派乘機抹黑佔領運動,泛民議員也急急劃清界限,但誠如曾鈺成所說,衝擊者與三區佔領者不是同一批人。相信這也是香港多數市民尤其是到過佔領區的人們的清晰認定。但不能否認,並非所有參與或支持佔領者都是反對衝擊的。事實上,對於每年例牌遊行然後散去第二天若無其事的這種和理非非抗爭,市民早已厭倦,去年初提出公民抗命的佔中,就是一種對社會秩序的衝擊。佔中拖延不決而後在9.26雙學奪公民廣場是新一波的衝擊。9.28掀起三區佔領運動,是大型衝擊。衝擊非絕不可取。香港人包括泛民政團,到台灣支持太陽花運動,贊頌太陽花運動衝擊和強佔立法院(自然有打碎玻璃),何以回到香港就對在香港有這種行動深惡痛絕,政治潔癖到要急急劃清界限?

在一切和平表達意見得不到回應或扔一坨屎給你的情況下,抗爭升級無可避免。如果沒有衝擊也就沒有雨傘運動。問題是衝擊升級的時機是否有利,以及衝擊的對象是誰。衝擊對象如果是一個像台灣那樣的民選政府,那麼打破立法院玻璃、強佔立法院都可以是有效手段;但衝擊對象是世上最大的專制政權及其在香港的延伸,而當佔領運動的文明抗爭使強權不能不啞忍時,人們實在沒有理由放棄文明之強去示之以勇武之弱。因為任你怎麼抗爭強權都不會退讓,而廣大市民也不欣賞沒有效果的抗爭。

除了勇武衝擊之外,當然還有人提出其他升級行動,以打擊極權政府對民主訴求的麻木不仁。辭職變相公投之議並非良策,學聯上京又被硬生生阻攔。運動升級有沒有良方?

升級之外的另一選擇是維持三區佔領現狀。過去近兩個月,三區成為公民教育活生生的教材,也成為被遊客認為全香港最值得觀賞的景點;香港人從對政治普遍冷漠變得關心起自己的政治權利,雖帶來社會撕裂卻打破了死氣沉沉的認命狀態;「我要真普選」的旗號遍地開花,象徵自由、自主、抗爭和真普選的聲音響徹各大專學校並及於中學;年輕一代的香港自主意識已成為不可抗拒的主流;而中共港共和建制派種種低智的胡言亂語,和他們扭曲的嘴臉暴露無遺,與在佔領區的年輕人的正直坦率和理念清晰的談吐,形成強烈對比。

中共不會收回8.31的荒謬決定,不會讓民望見底的梁振英下台,佔領運動似乎沒有得到任何成果,若就此退場難免讓不少佔領者不甘心。但另一方面,佔領運動造成的長遠影響是香港拒共的民意大勢已不可逆轉,具體並會在近期發生的影響是促使泛民在立法會肯定要否決假普選的政改方案,也就等於實質推翻人大8.31決定。長遠和實質的成果都非常可觀。設若中共答允了香港抗爭者一些要求,而抗爭退場、香港人長遠的自主意識沒有確立,就並非好事。

1987年,筆者訪問柏楊先生,其時蔣經國在台灣開放黨禁,柏楊說:讓步是一種能力,太多人沒有這種能力,不是不願意讓,就是一讓就垮了,從這個角度看,「我覺得國民黨還是蠻強的」。筆者說,在許多中國人看來,讓步是懦弱,是沒有面子的事。柏老說,好比你走路碰到大石頭,如果你轉彎再往前走,就是一種能力,如果硬要往石頭上碰,老抱着革命想法,不讓人擋路,就只好碰得頭破血流。

中共港共是沒有讓步能力的。香港爭民主的市民,有沒有讓步的能力?雙學三子和早就建議退場的人士,都認為無法叫佔領區的市民退場,似乎也沒有讓步能力。但在當前形勢下,縱行動升級也無法要強權退讓,堅守佔領區又會影響市民正常生活,也許正是顯示佔領者有退場能力的時候了。如果雙學三子聯合三佔領區的活躍人士,先舉行會議,定下退場後的活動方式和目標,再組成一個「說明」團,到佔領區每一個點去說明,並定下一星期後的退場日期,屆時光榮退場,正可以顯示進退有據的能力。

退場光榮嗎?看你認為眼前重要還是長遠重要,面子重要還是實際重要。對佔領了頗久的人們來說,退出這個烏托邦不是一樁好受的事。但如果我們的目標不是佔領三區,而是要佔領全香港,實現整個香港自主,那麼退就是一種能力,意味新的轉進。(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2014年11月19日星期三

黎廣德 - 留守佔領區意義重大

20141119

【明報專訊】亞太峰會在北京落幕,金銅旺3個佔領區依然生氣勃勃。梁振英政府欲借助法庭威信清場,曾協助執行禁制令的團體卻被揭發與內地黨政軍部門有千絲萬縷的關係,令人憂慮北京鼓吹的「三權合作」可能就在眼前。面對鋪天蓋地的扭曲宣傳,認清佔領區對雨傘運動的意義至為重要。發展至今,雨傘運動已令香港進入「新常態」,佔中已演變成以政改為主軸的「城市再造運動」,而佔領區就是城市再造的地標。

毋忘初衷,雨傘運動爭取真普選,即在最根本的政治體制中建立公民參與機制,正是永續發展的第4支柱(Participation),補足其餘3條支柱:社會公義(People)、環境質素(Planet)和經濟繁榮(Prosperity)。政府可持續發展委員會愈做愈縮,不但因為3P失衡,更因為失去了第4P,愈「發展」愈失民心。「再造香港」,就是要重建4條支柱。

把雨傘運動放在城市再造的框架分析,更易看清佔領區的三重特殊角色。

政治改革火藥庫:梁振英政府嘗試過金鐘濫發催淚彈和旺角清場變轉場的教訓後,明白到佔領區是不能硬碰的火藥庫,因為引爆的結果難料,隨時炸傷自己。事實上,火藥庫每存在一天,便令建制內的裂痕多擴大一點。最新發展是習近平在京會面時不肯當面撐梁,建制中人靜悄悄調低「顏色革命論」和「外力干預論」,《南華早報》報道中央官員因應新世代訴求而考慮更尊重「兩制」,正好顯示了佔領區「存在就是壓力」的微妙作用。

雖然沒有人說得準中央何時放棄831決議,但歷史學者自會留意,25年前東德共黨總書記昂納克(Erich Honecker)公開預言「柏林圍牆在50100年內都不會倒」,10個月後柏林圍牆便應聲倒下。

社會覺醒催化劑:一班醫生用癌症批評佔中卻歪打正着,因為香港過去17年來確實患上政制腫瘤,過去諱疾忌醫,今天青年學生帶頭停用止痛藥,可惜手執手術刀的大夫仍然不肯動手。佔領區的存在提醒所有人腫瘤正日益增大,有人捱不了痛,有人拒絕相信自己身患危疾,但退場等於落嗎啡止痛,待腫瘤再增大時恐怕欲救無從。

公共空間實驗場

佔領區已發展成世界級的藝術展示場,創意澎湃,瀰漫自由意識,不但英國V&A博物館在洽商保留藝術展品,更令香港首度榮登全球「好城市」榜首(2014 Good City Index)。區內議題從普選擴展至全民退保、三堆一爐、東北新界、基建大白象等等。同學自發落區洗樓,支持者印製明信片邀請街坊親友參加考察團,正好顯示佔領區是催化社會覺醒的文宣基地。

公共空間實驗場:反佔中人士高喊「還路於民」,誰不知過去主要由有車階級專享的道路,經過市民自發規劃,竟然變成帳篷區、有機園圃、物資站、充電站、醫療站、風電場、自修室、連儂牆、演講台、回收站、統計站、民意收集站、心靈支援站、關帝廟、工場、畫室,林林總總,顛覆了所有規劃師的想像,正好脗合「還路於民」。最令人驚歎是佔領區內的責任意識,和平守禮、環保回收、資源共享,超前實踐公民共治的理想。

有人覺得城市不回復「正常」不安心,但香港過去17年本來就處於政治權力失衡的「非常態」之中,現在只是進入另一個「新非常態」(new abnormal)而已。

立法會運作停頓,政策無法推展,警權為政治服務,黑道變管治工具,梁振英踐踏公權與私利的道德底線,其實特區已提早進入不可管治狀態,佔領區反而是「非常態」中的一片綠洲。清場不會令香港回復正常,只有當中央醒覺:賦權新世代再造香港是符合中港共同利益的唯一生路,我城才會真正過渡至新常態。

作者是公共專業聯盟政策召集人

林非 - 保留佔領區的藝術作品

世紀.離經誌   明報   20141119

在幾個佔領集會現場閒逛,相信誰也不難發現,幾個地方都迸發出香港人的創意和特色。

在金鐘的佔領集會地,有「連儂牆」,貼滿了各式各樣的畫作、漫畫、口號、短句、祈願,移玉到立法會對出的迴旋處,又有以雨傘搭成的雕塑作品。轉往政總天橋,又有一大塊用曾抵擋催淚彈的各式傘頂造成的巨型橫幅。至於其他海報、標語、改圖更是琳瑯滿目,不一而足。有人在腳踏上寫上梁振英的名字,寓意他要「下台」,更有人在路障上豎立「光明磊落」四個大字諷刺警察的所作所為,活脫就是一件裝置藝術品了。旺角的「藝術」又自散發不同的氣質,與那裏佔領人士的氣質遙遙暗合,旺角有人製作了超巨型棋盤,將佔領發生以來的事融入在棋盤裏,就連設關帝廟、小聖堂,本身也是一種行為藝術。

而要數佔領以來令人印象最深刻的「行為藝術」,應該是獅子山頂掛的直幡「我要真普選」了。這個行動信息簡單明確,而且三扒兩撥就重新定義了「獅子山精神」。曾經獅子山精神被人用來合理化社會的奴役制度,強化那種剝削為本質的「共渡時艱」,本身就是一種褻瀆和扭曲了原來歌曲精神的解讀,這個真普選直幡,既能上扣「獅子山下」原本那種「理想一起去追」的精神,又能掃除那種被扭曲了的奴役味道。以後大家再提起「獅子山精神」,自然就會想起那飄揚的直幡。儘管政府急急忙忙拆掉了,但這個意象已經深深打入香港人的心中,政府愈慌急忙亂地拆,愈顯得他們心虛。尤其是看着各式部門用荒唐的理由(例如說荒山野嶺一幅直幡如何危害天下人的安全),在失笑之餘又不免暗生淡淡的悲哀,看我們的政府,連提供一般公共服務也不能秉公辦理,放着街邊那些愛港力橫額不動,一見有「真普選」就急急要「滅火」,現在連房屋署也加入這荒腔走板的大合唱了,在屋邨裏的橫額連任何文字也不能有,那麼區議員的宣傳橫額怎麼辦了?為了「真普選」三字,政府可謂慌不擇路,實在悲哀。

這些藝術作品,正好顯示出香港人真正的創意,其實很應該保留下來。儘管大家都明白,為了「真普選」三字也可勞師動眾,佔領區的各式藝術作品其實很難保留下來。由二○○八年時龐均寫生被保安驅趕,到食鬼塗鴉被人當破壞剷走,我們的城市一直將藝術孤立在生活之外,一面將生活中的藝術殺死,另一面葉公好龍地將藝術當成敷在面上的貼金面膜。當政府一再高呼如何發展藝術,如何「推動創意」,卻一再要求將藝術和創意放在他們設好的囚籠裏才能發展,否則就只有移除一途,這樣的「創意藝術政策」,未免空洞,而且更是虛偽。

作者簡介:博客《離經誌》作者,中樂愛好者,往往離經,卻永不叛道。

龐永欣 - 知識物流業

明報   20141119

歐美大學開發「大型開放式網絡課程」MOOC,可能本出於善意:假如大學的教學和評核都可以在網上進行,那麼,要實現低成本無疆界,切合任何人學習需要的環境,豈非即近實現?「世界級」的大學教育,豈非人人唾手可得?

相信上述想法是MOOC這幾年間迅速興起的原因。據說去年MOOC全球用戶達65萬人。雖然人數眾多,但成功率卻極低,例如史丹褔大學Coursera平台下的MOOC,完成課程的比率還不到5%。此外,據報學員抄襲功課的情况也十分嚴重。發生這些問題,可能是由於報讀門檻低、來者不拒、參加者不了解課程要求、單向方式教學、學生沒有得到輔導等因素。

但值得令人深思的是:若MOOC真的很成功,它將改變大學的教學模式和社會功能,及大眾對知識的看法。MOOC實行虛擬教學,操作成本低,將意味着傳統面對面的課程可能被淘汰;傳統中教師要擔任傳道授業解惑的角色,以後教師只是知識物流業從業員,負責把知識分拆打包,傳送至消費者;以前我們相信知識需要慢慢咀嚼和內化,現在衡量知識的價值,只在於便攜、快速存取、無用即棄。大學企業化、知識商品化的步伐將會加快,管理階層最要考量的是:課程掛在哪個平台?跟誰結盟?將來能否在市場轉手買賣圖利?學術自由和研究價值等問題更形次要。

上述問題可能都是出於想像,但據悉香港各大學的高層對MOOC甚表興趣,並打算積極開發,故提出一些問題供大家斟酌。

龐永欣   pongdidit@gmail.com

蘇賡哲 - 犬儒主義

都市風雲   香港太陽報   2014年11月19日

史學家吉朋在古羅馬國會的廢墟間漫遊,旁邊朱比特神殿裏有赤着腳的修士在誦經,他萌生了要把這個城市衰敗經過寫下來的念頭。這是一七六四年的事,十多年後面世的史學巨著《羅馬帝國衰亡史》就是他的心血結晶。大抵當年羅馬廢墟還有比較恬靜的氛圍,到我輩去同樣地方旅遊時,只覺亂七八糟喧鬧如市場,吉朋再生,恐怕不會有多少靈感了。

《羅馬帝國衰亡史》指出一個很重要的衰亡原因,就是古希臘之後,第二次犬儒主義大盛。古希臘的犬儒,尚具基本人生哲學價值,捲土重來的羅馬犬儒,不再是少數哲學家的見解,而是普羅大眾立身處世的態度。它表現為對所有價值的不尊重、不信任,世事沒有好壞善惡,這個皇帝糟糕,換一個也同樣糟糕。他們沒有義憤,而且認為沒有人會有真正的義憤,面對不公義的事也就不會生氣。他們自以為聰明洞察世情,認為天下烏鴉一樣黑,為公義抗爭的人是徒勞的傻瓜。羅馬帝國就在這種心態下逐漸步向衰亡。

日前,香港學聯的同學為宣揚理念,推行「洗樓行動」。有同學反映,他們接觸的民眾固然有同道中人,但不少人就是吉朋筆下犬儒主義的羅馬人。而且羅馬的犬儒生在自主的盛世,今日港人更加犬儒的原因是朝廷壓力下必須的自我寬慰。犬儒心態氾濫既然能使羅馬帝國衰亡,香港能幸免嗎?

蘇賡哲 評論員



維基百科「犬儒主義」詞條:犬儒主義(希臘語:κυνισμός,Cynicism)是一種源於古希臘犬儒學派學者主張的哲學思潮,該派的本意是指人不應被一切世俗的事物,包括宗教、禮節、慣常的衣食住行方面等習俗束縛,提倡對道德的無限追求,同時過著極簡樸而非物質的生活。

Vic:古希臘的犬儒哲學,與後來的犬儒主義,基本上是兩回事。

林夕 - 教會教徒真為你尷尬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11月19日

基督徒在政治上站得太前,會令教會很尷尬?

到底是哪一家教會很尷尬?

管浩鳴背着許多身分銜頭,其中一個是聖公會教省秘書長。管秘書長剛剛代表聖公會受訪說很尷尬,應該是指聖公會吧,也只能是聖公會吧。但正如為全港市民爭取權益的佔領者,該撤還是不撤,都要問問村民怎麼想,秘書長也要問問聖公會,甚至普世基督徒有沒有尷尬。

泱泱大教,會怕主內有弟兄關懷社會公義過當而感到尷尬?是面對信眾、面對社會大眾、面對英國聖公會抑或其他大國大人時尷尬呢?那幾滴尷尬之汗,是這樣邊流淌邊交代的嗎:對不起哦,我們基督徒之中呢,竟然有人搞政治;人家佛教高僧,也不過是問政而不參政而已。人家衛理循道會,也不過是收留了幾個在催淚彈面前站的太前的市民而已。策劃佔中那三個人,其實,只是剛巧都是基督徒而已,他們的言論不代表基督教立場。是這樣嗎?

行公義好憐憫的精神,原來到了某些關口,是不適宜站到台前的,原來只能夠留在後面祈禱祈禱再祈禱,或者站出來,說兩句大家勿忘信望愛,愛愛愛,和稀泥再和一和稀泥,就和諧有愛了,問題就解決了,公義就得以彰顯了,教會這樣就大方得體不尷尬了。

最尷尬的是管牧者自己身為政協,又應邀加盟董建華這政治老人搞的團結香港基金會;不止站到最前線,而且老是常出現,樂於指點江山,表達去政治化的政見之餘,卻只對雞蛋挑骨頭,面對高牆,連呼吸聲都沒有聽見過,真令教友尷尬。

類似什麼人不易站到太前的說法,也曾嗡嗡嗡在耳邊作響過,勸誡過:什麼文人文化人,在政事前不該在筆下腳下站太前。我不知何謂政事何謂社會之事,什麼是前後左中右,不明白如何才算是文化人;所謂文化人不宜多寫政事,不涉政治,這是哪門子的文化?等於宗教要導人向善,但面對惡行,站太前離太近會太尷尬,這又是哪門子的信仰?

梁家傑 - 權愈大,破壞法治的能力愈大

2014年11月19日

【明報專訊】雨傘運動,市民違法堵路超過50日,法庭頒下禁制令,政府高層與建制派眾口一詞,指摘不守法便是破壞香港法治。

按法治原則,任何人都應該遵守法庭命令;然而,將「守法」與「法治」簡單地畫上等號,是十分膚淺而偏頗的看法。法治精神體現在「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以法限權,以法達義」四個層次,一個社會的法治程度,要整體審視。守法,不是法治的全部,只是最起碼的要求,最高境界是以法律行公義,好憐憫,並且要做到有目共睹。

當法律不行公義,首先要在制度中尋求改善,但如果客觀條件不容許,處處碰壁,大石砸死蟹,便要另謀辦法,當中包括以違法行為進行的公民抗命,會招致破壞法治的抨擊。

但論破壞法治的能力,無人及得上政府,它權力最大,可動用的資源最多。市民不守法,政府會制衡、懲處,但政府明目張膽不尊重法治,往往逍遙法外。

政府破壞法治罄竹難書

特區政府與中央政府破壞香港法治的所作所為罄竹難書,事例如下:

一、堵路違法,構成公眾滋擾,現有處理阻街、公眾秩序的法律和法例,政府有法可依,隨時可以執法;即使認為需要一紙禁制令,因為關乎公眾利益,亦應該由律政司名正言順向法庭申請。但梁振英政府又要清場,又要戴頭盔,不敢或不肯直接依法辦事,承擔政治責任,反為鬼鬼祟祟幕後操作,可能劇本是由民間團體「自發」向法庭申請民事禁制令,然後,既非原告亦非被告的律政司長袁國強「自發」介入,派大律師上庭,聲明警方隨時幫忙執行禁制令,促使法庭開綠燈。

法庭頒禁制令前,原訴的士和小巴團體未能提出具體的執行計劃,亦未有說服法庭他們有能力執行法庭一旦頒下的禁制令;法庭頒下第一個禁制令後,他們亦未有試圖執行。難怪終審法院非常任法官列顯倫都公開表達,法庭在這般情况下發出禁制令,他感覺「奇怪」。直至法庭在聆聽與訟一方論據後頒下第二個禁制令,袁國強更與原訴人代表律師開會,「會面約兩個半小時」,「就警方擔當的角色給予法律意見」。袁國強每月公帑出糧30多萬元,以什麼身分積極為這宗民事訴訟服務?原訴人是否替納稅人負擔袁國強部分人工?數千警察候命隨時執行這項民事禁制令,原訴人會否支付警力開支?行動中有人受傷,原訴人須負多少責任?他們又擔當得起嗎?梁振英與袁國強攜手大開司法界先河,我從事大律師近30年,未聞如此荒誕無倫之事。壞先例一開,從此之後的民事訴訟中,是否原訴人都有權要求律政司和警方介入呢?

律政司本有尊重和保護法庭的義務,但袁國強為梁振英護航,利用民事訴訟處理刑事行為,為的只是不用行政當局背負清場的政治責任;窩囊之餘,更擺法庭上枱,陷法庭於不義,破壞法治之甚,令人齒冷。

二、警方9月28日施放87枚催淚彈,驅趕手持「雨傘武器」的群眾,引起公憤,梁振英二話不說把責任推給現場指揮官,保安局長黎棟國則承認與梁振英及警務處長曾偉雄全程監察。明顯警方是過分武力執法,但無人問責,對市民起碼一句道歉都欠奉。上月中在添馬公園暗角打人的涉事警察無被拘捕起訴,上星期在金鐘佔領區合力制服3名暴徒的義工反被警方控以公眾地方打架,還有不少人證物證俱在的執法不公個案,都令公眾動搖對警方政治中立的信心。

三、上周六,學聯代表被拒上京,由航空公司職員轉告他們內地當局已注銷其回鄉證,合法證件霎時失效。當權大於法,法不能限權,一介平民無助地連上訴渠道都沒有。執權者這樣胡作妄為,對法治的遺害和破壞,比堵路者更甚。

四、佔領者瞓街數十日,目的始終如一,爭取無篩選的真普選。根源是目前立法會與特首的選舉制度和法例,及全國人大常委會8月31日決定的政改框架,均未能體現公平參與的普世價值和標準。而梁振英眼中,月薪14K以下香港人是無資格平等分享選舉權的二等公民。選舉法例長期包庇少數人享有特權,近親繁殖只能向中共取提名的特首,是法律行不義的例子。

五、UGL事件中,梁振英從私人公司收取400萬英鎊(約半億港元)巨額報酬,涉嫌觸犯《防止賄賂條例》第9條及行政會議成員的利益申報規定,但他既無歉意亦不開誠布公,建制派又阻止立法會調查,而國家領導人政協副主席董建華說了解過事情,無發現問題,就這樣,再次有人治無法治。

特區政府與中央政府此等行徑,比起市民不守法甚或不遵守法庭命令,誰對法治的傷害較大?前者是大巫,後者是小巫。

部分佔領者公開承諾,將會為本身的不守法行為向警方自首,這樣做,不可以完全逆轉對法治的傷害,而是盡量彌補,但出發點仍然是維護法治精神。但另一方面,執權者變本加厲,禮崩樂壞,對法治造成嚴重傷害,又可會做什麼彌補?

司法權大有能力破壞法治

司法權大,與行政權不相伯仲,同樣有能力破壞法治。針對佔領區的禁制令申請,始作俑者雖是律政司長,但法庭若然混淆民事與刑事,沒考慮原訴人有無計劃和能力執行禁制令,及警方在協助執達主任執行民事禁制令時衍生的後果會由法庭負責,就這樣頒下命令,或會令公眾認為法庭不智,致裁決本身不能服眾。因此,法庭亦有很大責任秉持司法公義,令市民不會減退對法治的信心。

獨裁者只想人民守法,遵守他訂定的法律。雨傘運動的成果之一,是促使香港人思考,法治不是簡單有或無的問題,提防跌入「法治=守法」的洗腦陷阱。而且,民主制度意義不單止是一人一票,還肩負推動法律行公義,達至以法限權、以法達義的境界。

作者是公民黨黨魁、立法會議員

陳沛敏 - 天朝容不下我的小機場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11月19日

註銷學聯代表的回鄉證,取消My Little Airport的內地演唱會,還有盛傳中央網羅雙學及所有大學學生會前任現任幹事的五百人黑名單,事件性質也許不同,卻反映同一個事實,政權是在「封殺」香港一代人的聲音。

獨立組合My Little Airport出道十年,幾年前寫過《Donald Tsang, please die》、《瓜分林瑞麟三十萬薪金》等諷刺時政的歌曲,近期就佔領運動,創作了《今夜到干諾道中一起瞓》,但更多作品,例如《給親戚看見我一個人食吉野家》,因為刁鑽而準確地刻劃香港年輕人的感情與生活,贏得很多like與share。

昨晚My Little Airport在面書宣佈,原訂下月初在廣州舉行的演唱會,被迫臨時取消。主辦單位透露,內地部門最近特別嚴格審批香港音樂人的演出,相信My Little Airport因為寫過佔中歌而被封殺。

My Little Airport的作品雖以廣東話為主,但在台灣、內地和馬來西亞等地都有不少粉絲,經常到各地演唱;過去也曾在內地開演唱會,卻從未被封殺。

諷刺吧!董建華、梁錦松等團結香港乜乜乜才剛說過,要做好「青年工作」,協助年輕人「上樓」兼「上流」,大談「創新、創意、創業」。香港年輕人其實不缺創新、創意甚至創業動力,但像我的小機場,只是創作了一首與佔領運動有關的歌,他們甚至沒有打算要在內地演唱這首歌,已慘遭封殺。

支持佔領運動的何韻詩說,已經兩個月沒有內地的工作。流傳的文化部封殺名單,據說不但包括黃耀明、杜汶澤等立場鮮明的藝人,還有不曾作明確政治表態的「嚴控類」藝人。

不用等秋後,已經開始算賬了。做創作的,被封殺大陸市場,減你發表渠道更要斷你米路;參加學生組織的,全被列入禁入境黑名單,令你們擔心將來升學、就業、學術交流都可能受影響。

政權在說,順我者昌同時順我者娼。它在「封殺」香港一代人的同時,也等於跟香港的一代人斷絕關係。

陳沛敏
記者

李怡 - 今天,我們香港人自己創設文明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11月19日

中大公佈最新調查,發現民意逆轉,支持佔領運動的市民較上月下跌約4個百分點為33.9%;不支持運動的增加8個百分點至43.5%。與上月調查相反,不支持者超過了支持者。67.4%受訪者認為佔領人士應該現在全面撤離佔領地點,認為不應該的只有13.9%。另外,在「袋住先」問題上,民意也出現變化,儘管若政改方案按人大8.31決定,支持通過的有36.1%,仍少於認為要否決的46.7%;但當被進一步問及,若提委會取消公司票及董事票,全部委員由四大界別人士以個人票選出,那麼支持立法會通過方案者則有45.4%,認為要否決的減至35%。也就是說,若政府第二階段諮詢提出以個人票取代公司票,民意傾向「袋住先」了。

昨天執達主任到中信外清除障礙物,沒有遇到反抗。今天可能會清除更多鐵馬。接下來會向旺、金、銅動手。如果留守者不反抗,政府很可能順利完成清場。佔領運動將告一段落。

爭取真普選經歷了將近兩個月,沒有爭取到中共和港共的任何讓步。學聯上京在機場即受阻,民主運動設想的後續行動,一是以自首引起社會關注,另一是辭職公投。但這兩個行動都不見得會掀起新的抗爭高潮。整個運動可能沉寂,師老無功難免令爭取民主的佔領人士氣餒。

作為長期關注中國和香港局勢的論政者,筆者對這大半年民主運動的發展,和中共港共的回應,基本上都在意料中。在雨傘運動如火如荼的時候,筆者從西方所有社會運動都不獲多數人支持的經驗,就預計佔領長此下去必然不會得到市民中沉默多數的支持。此外,無論從中共的權力結構來看,從香港人的難民心態來看,還是從中國人總想向更高權力乞求恩賜民主的奴性來看,筆者自中英簽署聯合聲明以來,所有論述都是悲觀的。

不過,9.28那天晚上,全城有六七萬人不懼催淚彈湧上街頭,並分別佔領金旺銅三區,以及連續近兩個月的文明抗爭,卻完全出乎久歷世故的筆者意料之外。然後,各佔領區漸漸發展成互助互愛更充滿文化藝術創意的烏托邦社區。佔領區影響向外擴散,從獅子山標語到「我要真普選」的橫直掛幅遍地開花。佔領運動又在學校擴展,一間間大學的畢業禮都出現了抗議活動。筆者在這段期間接觸一些年輕人,他們的見識和表達能力使筆者肅然起敬。

這是最壞的時候,也是最好的時候;這次的佔領會結束,但民主意識、道德力量、抗爭精神已融入廣大年輕人血液裏,因此佔領運動沒有結束,毋寧說它只是開始。

看透了中共本質的老一輩智者,認為雨傘運動在中共強勢和不顧香港民意的高壓下似乎瀕於失敗,全民推動真普選已無望,香港會正式宣告沉淪,筆下也難免辛酸。但在這些表面現象和力量對比之外,我們是否還應該看到更重要的內在力量呢?

數日前筆者看了電影《山本五十六》,電影的結尾問:這場仗為甚麼會打成這樣?這結局是怎麼造成的?筆者想起電影前段,山本五十六在指揮襲擊珍珠港之前,一再要求日本最高當局,一定要先向美國宣戰,不宣而戰會是日本海軍最大的恥辱。結果,日本(據說是繙譯之誤)在襲擊行動開始一個小時後才向美國宣戰。儘管偷襲使日本勝了第一回合,但道德上犯的錯造成終局慘敗,道德缺失一方面使日軍感到恥辱,另方面激發了美國的士氣。歷史上的勝敗,真是由道德力量決定的。美國獨立戰爭是道德力量之勝,國共內戰是中共道德力量之勝。道德力量,正義在胸,儘管居劣勢於一時,但卻會激發無以倫比的力量反敗為勝。看看中共港共和建制派在普選爭議中的嘴臉,他們的強詞奪理和語無倫次,他們不敢同佔領區的年輕人直接對話,他們拒絕學聯上京而說甚麼學聯的訴求中央已知道的廢話;再看佔領區的年輕人、留守者的句句在理,世界上任何人都可以評斷出道德力量在哪一邊,而香港前途會由哪一種力量決定。

國際企業顧問公司「GOOD Corps」旗下刊物《GOOD Magazine》日前發表「2014好城市排名」,香港由上年的第24位狂升至榜首。原因竟然是佔領運動:「曾幾何時的小漁村,成長為中西橋樑,不僅重投政治覺醒,更告訴全世界,狂熱的示威一樣可以極之文明」。雜誌形容雨傘運動是植根於互相尊重、表達自由,以及對實現夢想的持續信念。

如果說,以前香港的文明是英國人留下的,那麼從現在開始,我們可以說,香港的文明是香港人自己創設出來的。它會在日後發光發熱。看到這樣的市民,看到這樣的年輕人,我們真是毋須悲觀。(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2014年11月18日星期二

王岸然 - 當濫用法官法律法治時

作者blog   2014年11月18日

所謂千里搭長棚,世上本無不散的筵席。正如當初連出來示威被捕也不敢說、要說「去飲」,到以萬計市民走上街頭,公民抗爭,一切皆出乎意料之外。公民佔領馬路,非社會常態,源出於政治問題。現時,政治問題法律解決,梁振英與袁國強可能以為找到禁制令這條絕世好橋結束佔領而沾沾自喜;但我只想問句,解決了嗎?還是,催生了更嚴重的問題?

更嚴重的是,法官、法律、法治的尊嚴獨立已受濫用,法律已經工具化,三權走向合作的趨勢已開了一個頭。一眾尊貴的老爺大狀可能不覺,民眾眼見法學的理解可以一時一樣,可以因人而異,法治的尊嚴還餘下多少?

筆者從來同意馬克思的說法,法律只是一種工具,是上層建築只為下層建築服務的工具。過去一般人以為是思想激進者的誇大言詞,一夜之間,恐怕人人明白了。法制不是一夕間倒向權貴,而是從來站在高牆一邊。

公眾滋擾(Public Nuisance)本身從來就是普通法中一項刑事罪行,公眾只須投訴,警察就應該執法,何用小巴及的士商會入稟以民事形式拆路障?事件既然一開始就荒謬,老爺本應簡單地拒絕受理,但偏偏很合作地受理,並且頒下臨時禁制令。法庭為公眾利益服務,還是為方便政治上無力清場的政府服務。主動配合國家領導人希望三權合作的訓示,不就是很明顯了嗎?

陳文敏、戴耀廷皆法學專才,但不似法官有實權,而普通法法制下的法官從來自大,學者教授的意見從無影響力,已是傳統,也就算了,列顯倫身為司法界元老,也公開批評,就顯得事不尋常。列老講的,無關政治立場,純粹技術角度,質疑為何一件無結果的官司、不能執行的民事禁制令可以延續。一般人可能不知,民事判令不能由執達吏執行的情況,比比皆是。法庭在申請人未能有效送達被告人(service of the petition),未能安排有效執行命令內容之時,是不會批出命令的。

這次例外,是警方承諾動用七千警力協助。這當然是政治問題,法庭改變一貫的工作習慣,只為方便政府的一項政治任務,法庭的獨立性還存在否?

整件事情就是濫用司法制度,法官不去維護法制的尊嚴而去配合,成何世界?法律學生皆知道禁制令是衡平法(equity)的法令,批准與否有基本原則,就是法令可以執行,以及不會帶來其他的不公義問題。法官今次竟對這些原則視而不見!

不公義是公民的示威權遭剝奪。上訴庭副庭長林文瀚在聆審時表示:「禁制令不覆蓋整個馬路佔領範圍,不會影響佔領人士的集會權利」;又表示以他理解,如果佔領者只是留在馬路不走,不阻止拆路障,雖然是違反禁令,警方無權拘留這些人。(見11月14日無線即時新聞),但一天後頒下判詞,則認同原訟法官的說法,認為示威者無權佔據馬路。一個人的意見可以一天之內前後不同,公眾還如何可以對這些老爺的智慧及公正性有信心?

上訴庭指佔領行動對旺角運輸業有影響,幾乎是常識問題;而本案根本找不到被告人負責人賠償給原訴人,也是常識問題。整件事是政府借法庭法官法律去解決政治問題,是牛頭角順嫂也明白的常識問題。老爺們不明白還是自甘被利用?這不單止常識問題,而是道德問題,更是老爺們是否出賣法治尊嚴的大問題。

按原審法官區慶祥判詞第52段,法官是下令執達吏清除障礙物(clearance and removal of obstructions),這是指物件還是包括個人?人若不走又不阻礙清理路障,理論上不是違反法令,若到晚上一萬市民一如上次清場後走到馬路上,也沒有違令。再有市民搭建新的路障又如何?

須知道,案件是針對不知名的路障設立者,但第一次設障與後來第二次設障不一定是同一人,不一定是同一理由。有人以為執達吏可以無限次執法,這是可笑的司法邏輯,等於說申請者的的士及小巴商會有權永遠禁止任何人在馬路上設立路障,包括警方!

清除路障只是一次過,再清須要再向法官申請,清路障不能清人,警方只能在執達吏在場的情況,應其要求拘捕阻止清路障的人;還有是清拆令有特定的範圍,離開這一範圍法令已經管不了。佔領者自然知道單是旺角重要的交通路口還有幾處,全港更是多不勝數。

問題始終是政治性而不是法治性,一眾以法治尊嚴押上去支持政府的法官是枉作小人。梁振英、袁國強及曾偉雄更是幼稚得可憐。革命要的不單是熱情,更須要的是百折不撓的精神。經過五十天努力的旺角義士已站穩在勝利一方,是即晚重佔,即晚轉場,還是回家休戰一回,主動權是人民而不是法庭。小小禁令就能阻止一場革命的發生,古今中外皆未有先例。是誰會笑到最後,是十分明顯的。

陳漢森 - 從古詩文中尋找粵語

明報   20141118

粵語保留唐宋及以前的語音及語義,因此閱讀文言文時,有時用粵語來理解,會更易明白,可能更傳神。

例如:「後生可畏」(孔子)中「後生」是「年輕人」;「且前日要政,政徒以老母,老母今以天年終,政將為知己者用。」(司馬遷)中的「老母」不解自明;「肯與鄰翁相對飲,隔籬呼取盡餘杯。」(杜甫)中「隔籬」,仍然是日常用語;「問渠哪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朱熹)中「渠」就是「佢」;「村中聞有此人,咸來問訊」(陶淵明)中「咸」就是「冚」、「全部」;「行行重行行」中「重」是「又再、仍然」的意思,與粵語中「你重咁懶!」同;「故人相見重淒涼」(徐鉉)中的「重」是「更加」,粵人一看便明;「聞汝依山寺,杭州定越州?」(杜甫)、「餘日知安在,南村定北村?」(敖陶孫)兩句中的「定」解「還是」,粵人說:「你做定唔做?」用的是此意……

又例如:「尋日尋花花不語」(程垓)、「尋蒙國恩,除臣洗馬」(李密),「尋」不是「找尋」,是「不久」,尋日就是「過去不久之日」,即「昨日」。「百年身後一丘土,貧富高低爭幾多。」(杜荀鶴)、「我這行院人家坑陷了千千萬萬的人,豈爭他一個?」(水滸傳)句中「爭」不是「爭鬥」,是「差別」,粵人說:「唔爭得幾多啫!」就是此意。「蒞臨」似隆重,其實「蒞」就是「來」,就是「嚟」。粵語有助理解文言,我們也可以從文言中找尋粵語。

陳漢森   chs55255@hkstar.com

林康琪 - 不一樣的領袖、不一樣的革命

經天緯地   2014年11月16日

【明報專訊】25年前的今天,捷克學生示威掀起了天鵝絨革命的序幕。提起天鵝絨革命,不能不提捷克前總統哈維爾(Václav Havel)。他是出色的劇作家,又是東歐極權世界最著名的良心犯,1989年當上捷克總統。作為作家及良心犯的哈維爾,一篇擲地有聲的〈無權者的力量〉固然鼓舞了世界各地對抗強權者,但作為政治領袖的哈維爾如何在1989年將理想落實,今天看來也具啟發。

哈維爾乘民憤施壓 捷共倒台

捷克變天之所以被稱為「天鵝絨革命」,是因為過程和平。雖然東歐當年已出現求變氣氛,但柏林圍牆倒下掀起的骨牌效應卻仍然叫人措手不及。哈維爾曾憶述,當時歷史突然加快步伐,他們只是苦苦追趕。捷共11月17日出動防暴警察對付學生和平示威,激起民憤,示威規模一天比一天大,哈維爾等人也抓緊時機,加緊向捷共施壓。 捷共眼見大勢已去,捷共領導層請辭,宣布結束一黨專政,並跟哈維爾談判,最終促使權力和平移交,並於翌年6月舉行民主選舉。

哈維爾生前好友兼新聞秘書 Michael Zantovsky最近出版了哈維爾傳記,重新審視他在天鵝絨革命的角色。Zantovsky在書中稱,哈維爾之所以能在一眾異見人士中脫穎而出,因為「他既可以看到可能性,同時也深明需以務實步驟達至」。因此,哈維爾及其領導的公民論壇能在11月下旬極短時間內把握機會向捷共步步相逼,迫使捷共談判。Zantovsky形容,哈維爾等人跟捷共的3次會面紀錄,讀來就像「象棋高手跟一班熱情新手的博弈」,若非象棋高手一早已失去王后,新手根本無法挑戰。哈維爾深明,他們沒有政府管治經驗,不可能接管政府,亦需找方法選出新總統。捷共跟哈維爾便就權力過渡達成協議,由捷共人物當過渡政府總理,並由捷共控制的國會推選新總統。

未趕盡殺絕 造就和平變天

哈維爾12月被國會選為總統,由捷共橡皮圖章推舉昔日良心犯為總統,難免荒誕。哈維爾沒推翻捷共政權,後來又未清算捷共,一直引起捷克一些異見人士質疑,甚至有陰謀論者認為「天鵝絨革命」只是捷共為保實權而策動的戲。Zantovsky反駁這說法,承認哈維爾當時跟捷共交手可能過於小心,不清楚捷共其實比表面脆弱得多;但同時正是這種小心策略確保反對派不陷劣勢,促成和平權力移交。

小心為上 不對政權抱幻想

哈維爾在2007年出版的To the Castle and Back對1989年革命的反思或許更能透視其用心。他不諱言,從來不對捷克以至人類抱幻想,「只有傻瓜才會相信一個國家會在一夜之間徹底改變,每個人會突然變得明智無私,能為理想犧牲小我」。這是基於他對捷克社會一直以來的觀察,就算在天鵝絨革命也未被勝利衝昏頭腦,反而一直小心,避免好高騖遠。但他從不懷疑人們有醒覺時刻,只是這時刻往往很短,因此「重要的是,如何抓住那時刻並加以利用,以促成無法逆轉的改變,確保一切至少會比原先好」。25年過去,相信無人能否定今天的捷克比極權統治下好得多。

無可否認,哈維爾非完人,革命後捷克政治及社會也面對不少問題。哈維爾一當總統便是13年,更惹來戀棧之嫌,但跟其他政客相比,他無疑對時代以至人性都有遠為深刻的洞見。捷克25年來沒有驚天動地的變化,連捷克跟斯洛伐克1993年分裂也是平淡進行,「平淡」卻可能是這個國家最偉大的成就;哈維爾這位不一樣的政治領袖可謂功不可沒。

2014年11月17日星期一

黃偉豪 - 「唔抗爭,唔正常!」——年輕人向荒謬時代說不

2014年11月17日

【明報專訊】「唔抗爭,唔正常!」這句說話,是參考了著名「棟篤笑」演員黃子華在他最新一次的「棟篤笑」演出的主題《唔黐線 唔正常》。活在一個荒謬的世界裏,不「黐線」,不發狂,不失常,才是不正常的行為。換句話說,就是因為正常,所以才失常。活在荒謬的世界下,真正不正常的,反而是仍然故作正常,裝作什麼都看不見,什麼都沒有發生,堅持要準時返工返學,定時消費娛樂的一群人。

在荒謬的時代下,不但是正常人和不正常人身分互換,更重要的是,有病或垂死的不是人,而是帶來及產生一切荒謬的制度。病了的是制度,不是人。因此,只是針對人,把一切反抗現有制度及不滿現狀的人,視作為罪犯或精神病人,由當權者把他們關進監獄或精神病院,都只是一種本末倒置、是非不分的做法,不是去面對問題的根源,只是加添了時代的荒謬感。

「唔黐線,唔正常」的道理,在「雨傘運動」中,發展至「唔抗爭,唔正常」的情况。在今日的香港,當市民,特別是仍懷有熱血、理想及良知的年輕人,看見公義已死,制度被扭曲,過往的核心價值已蕩然無存,選擇啞忍、選擇盲目,才是不正常。在「雨傘運動」中,選擇抗爭,反而是一種愛香港的無畏無私的精神的顯現。「生於亂世,有種責任」,這句在運動中經常出現的口號,正是這種精神的反映。

雖然有很多市民的廣泛參與,但「雨傘運動」主要是由香港年輕一輩為首的運動。運動所反映的是他們的良心,而非年幼無知。事實上,作為香港的新一代,沒有人比他們更關心和了解香港的未來,因為香港的未來,就正正是他們的未來。而他們之所以走出來,全因為在現存的不公義和失效的制度下,他們早已看不見自己的未來,看不見香港的未來。

有兩件筆者近年在大學教書中遇到的事情,足以反映我們的年輕一代,包括了理應是社會的未來領袖和精英的大學生,已看不清自己的未來的情况。他們對未來的幻想或夢想,早已被香港荒謬的制度奪走了。

第一件事是,筆者在大學教的科目之一是公共財務,因此,很多時均會用「買樓」來做例子,一向反應十分激烈。始終,有自己的居所和物業,組織一個美滿的家庭,是人生中一件十分幸福快樂的事情。

可是,自三四年前起,這個「買樓」的例子所得到的反應已變得非常冷淡,甚至使大學生感到十分陌生。這是因為對他們來說,在官商勾結、地產霸權下,「買樓」或置業已漸漸變成了一件遙不可及的事情。早已有調查及數據支持,一個中等入息的人,即使不食不用,把所有的入息均儲起來,也至少要10多年的時間,才勉強夠錢在香港買入一個小型單位。連大學生也要被迫放棄安居樂業的夢想,這是一個如此荒謬的社會。因此,當有本地的富豪希望學生放棄佔領,早日回家時,富豪自己又有沒有給予年輕人一個組織自己的家的真正機會呢?

第二件事是在大學的校園內,多了大學生主辦中學校服派對。大學生本應是向前望,陶醉於自己大學畢業後的前途和生活,但如今卻開倒車,穿回自己中學的校服,懷念自己在中學年代的溫馨歲月。這又是另一件在不正常的荒謬年代,出現的正常事。

荒謬的年代下,成長是痛苦的,反而是愈無知,愈快樂;愈不懂世情,愈自以為自己幸福。因為人愈長大,變得愈懂事,愈有智慧,便愈明白社會的不公義。因此,在已沒有了將來或完全看不清自己的將來的情况下,穿回自己的中學校服,一起懷念昔日的青葱歲月,是在殘酷現實和痛苦中,一種暫時的抽離和紓緩。

年輕一代支持非物質主義

舉出以上的兩件事,並非要矮化年輕人在今次「雨傘運動」中所表現出的無私和勇氣,更絕不是要貶低運動,把運動的起因歸咎於年輕人買不起樓或找不到高薪厚職等低層次的物質主義因素之上。這只是當權者的論述,及他們用來愚弄其他市民以誤解「雨傘運動」本質的圈套。兩件事件所顯示的是,年輕人連深入的觀察也不需要,只從自己身邊最簡單和貼身的事件出發,已看穿了現有制度的荒謬,情况就如在《國王的新衣》中,全身赤裸的國王般明顯。

美國的政治學家Ronald Inglehart,在他1997年出版的一本十分具影響力的著作Modernization and Postmodernization(《現代化與後現代化》)中(見參考資料),透過了在40多個社會進行的問卷調查和分析,早已發現和上一代比較,各地的年輕一代是十分支持非物質主義,包括了民主、自由、公義、參與、個人自主及表達權利、環保及生活質素等屬於後現代化的價值和議題。他更預言這個世代價值的大轉移,將會對很多國家和社會,帶來挑戰和轉變。

在Inglehart的著作中,他強調這些新價值的出現,是現代化過程的一部分,象徵了社會的發展和進步,而且由於新價值的出現是跨國界的,這亦是一個順其自然,甚或無可避免的過程。在今次「雨傘運動」中,出來帶頭的年輕人及大學生,為的正正並非是一己的私利,而是公義等後現代化的價值。事實上,如果一如政府或權貴所說,這只是不滿經濟環境及現狀所產生的運動,我們絕不會看見有這麼多大學生、知識分子和專業人士參與,他們畢竟不是在這不公義制度的食物鏈的最下層和最大輸家。

雨傘運動是「反佔領」運動

從Inglehart的社會發展模式和軌迹的研究來看,只着重經濟的硬發展,而忽視人的整體需要的發展模式,及只由少數自以為精英的當權者壟斷,而忽視其他人均有參與的需求,權力和能力的政治制度,已經過時,不適合現代的香港社會。真正阻止香港進步的,其實是政府和當權者,而非參與運動的市民。正確一點說,「雨傘運動」不是一場「佔領」運動,而是一場「反佔領」運動,運動希望把香港的前途和將來,從佔領了香港政治和經濟的極少數既得利益者手中,釋放出來,交回每個香港人的手上。

作者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中文大學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

◆參考資料
Inglehart, Ronald. (1997) Modernization and Postmodernization: Cultur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43 Societies.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無綫新聞部一員工:別以「中立報道」作擋箭牌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11月17日

算賬,從來不用留待秋後。

近日在新聞部內,由編到採,種種不合常理的調動和安排,不論管理層搬出怎樣的「理由」,卻無法不叫員工相信,這就是對當日「拳打腳踢」編採決定及聯署行動,最赤裸裸的秋後算賬。

這次爭議的觸發點,是當日播出七警涉嫌毆打示威者的報道,當中對事件經過的描述,管理層與編採人員的看法南轅北轍。但更深層的原因,是管理層長期以來在新聞處理上的偏頗,這才是矛盾的根源。

可以想像,管理層對於「偏頗」的指控,定必深痛惡絕。中立、客觀,是管理層經常掛在口邊的新聞標準。然而,作為負責執行的一分子,切身感受的卻是另一回事,中立往往成為模糊視線、含混其詞的擋箭牌。

以近期的佔領事件為例,管理層明令不可引述集會人士的「呼籲」,諸如呼籲市民到佔領區,避免成為集會一方的傳聲筒,以保中立;但對於警方和政府「呼籲」集會人士離開,卻幾乎每次也照報無誤,所謂「中立」,好像忽然就消失了。

又例如,反佔中支持者誤稱「周融」為「張融」,片段播出後卻被勒令刪除,據講是受訪者不適應鏡頭,要避免醜化。問題是:這位成年受訪者思路清晰、說話清楚,既然其言論並非移花接木,難道不是對公眾判斷事件的有價值資訊?

而另一邊廂,佔領人士常以「留守」自居,管理層一律禁止在報道中採用有關字眼,必須改用「留下」,因「守」字帶「防守」之意,有正面意義。

一方不能美,一方不能醜,這就是管理層的「中立」嗎?

至於今次爭議,誠如新聞總監袁先生所言,他對電視台的一切新聞成品,握有最終決定權。但這並不代表可扼殺前線人員應有的個人專業判斷。外界對於事件描述是否準確、是否涉及法律問題,有不同看法,但任誰也無法斷言,當日前線人員的判斷出錯。

若然管方認為員工有違公司規定、有悖新聞原則,大可光明磊落、理直氣壯地予以處分。然而,今天我們看到的,卻是毫無原因的投閒置散,這充份反映了管理層的虛怯,自知無法以理服人,便改以藏頭露尾鬼鬼祟祟的手法,對「不聽話」的員工殺雞儆猴。秉持新聞專業的前線人員,求是求真,今日為何卻換來如此對待?

曾幾何時,無綫電視新聞代表着行業的最高標準,時至今日,人人喊打,原因不言自明,惟有關人等卻仍可安然自若,繼續躲在虛偽中立的盾牌背後,為所欲為。較之今天民望持續低迷的行政長官梁振英,仍獲北大人堅定支持,何其類同?或許,極權的嘴臉,大致相近。

作為一名小員工,面對有權者,可做的或許不多,也不知下一個觸碰到管理層那神聖不可侵犯「禁區」的,會否就是自己。我們只好相信,公眾的眼睛是雪亮的,而歷史從來不會忘記作惡者的名字。

無綫新聞部一員工

林夕 - 有得揀,你會揀激氣還是憤怒?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11月17日

有得揀,你會揀激氣還是憤怒?會揀嘲笑着你還來這一套啊然後遺憾傷肝,抑或揀指罵着你給我滾蛋吧然後怒火燒心?如果這就是所謂選擇,如果必須二選一。

一個沉悶老套,讓人在戲謔中流了眼淚也不覺得。看那董建華牽頭的團結香港打救青年基金,恍如一齣荒誕鬧劇。你曾經做了八年老中青的工作,竟然說回歸以來政府忽視了青年工作,說得像個旁觀花生友,跟你沒丁點關係似的。你重複十七年前說過的什麼好就什麼更好也就算了,本可以好來好去,當被鬼壓過的一場夢魘。你卻提早冒出頭來扮造王者?你只能演的角色,就是成功之母──即是失敗者,以懺悔謝罪的姿態,把你的失敗史作一面鏡,凡你想過做過的,後來者一律視為戒條禁忌。

你連討好青年人都做不到,憑什麼大言不慚要「做好青年工作」?你念念不忘當年那句好字咒語,把它當治港靈方,果然必有回響:如果不是前世有仇,幫你做設計的,不絞盡腦汁,也很難挑得上那最醜的青色托底與好字的字體。看那好字,落後了新世代美學幾十年不止。見微知著,王維基不必懷疑,他們當然不知有《100毛》雜誌存在,否則何來這揮春似的好字,又怎會誤會或者故意污衊跑去佔領的年輕人,只是因為缺乏向上流動機會,買不起樓?

另一個,在另一邊也沒有閒着,又是要做好青年工作。繼港人港地不了了之後,又繼續吹曾蔭權吹過的水,又是與地產商合謀建造年輕人中產住得起的房子等等,仿佛年輕人解決了住,社會結構不公平就變公平了。不同的是,一個只念大悲咒似的說向上流動向上流動,這一個,一樣強調向上,不過是向深圳河以北上去,是港青唯一出路。這是有史以來唯一一個市長,有顏面不斷鼓勵恐嚇掃除年輕人離開自己城市,才能找到生存的一席之地。這是一齣小夥子個個急着離開窮鄉僻壤,要勇闖他方賣豬仔離鄉覓理想的悲劇。

荒誕鬧劇與悲劇,你又選哪一樣?

2014年11月16日星期日

周保松 - 思想自由之必要

星期日生活   20141116

【明報專訊】思想和表達自由,以及與之密切相關的新聞和出版自由,是自由社會的基石。早在1929年,著名歷史學家陳寅恪就說過「思想而不自由,毋寧死耳」的話。但很不幸,自1949年以降,這些自由在中國受到嚴重壓制,國人長期活在不自由當中。香港雖稱自由之都,近年新聞出版言論自由的空間卻日益收窄,不少人稱此為溫水煮蛙。蛙熟之時,也就是思想不自由之日。當下的雨傘運動,港人不僅在爭普選,也在爭自由,因為愈來愈多人意識到,沒有民主制度的保障,自由一如建於浮沙之廈,隨時崩塌。問題是:思想自由為何如此重要?又或換個問法,思想不自由,會帶給我們怎樣的傷害?

變得恐懼、乏味、難見真理

為了便於討論,試想像我們活在一個沒有思想自由的社會。在這樣的社會,警察不僅維持社會秩序,還要維持思想秩序,確保所有人不會「離經叛道」,故此新聞媒體會受到嚴密監控,書籍出版要通過嚴格審查,網上言論更會受到各種高牆阻擋。但這還不夠,因為要有效控制思想,不能只靠武力威嚇,還需令活在其中的人心甘情願接受官方的意識形態,並在靈魂深處自覺抵制其他「異端」思想。

教育和宣傳在這個社會遂變得特別重要。不過教育的目的,不是培養學生成為獨立的思想者,而是通過指令式的規訓灌輸,配以精密設計的洗腦課程和考試賞罰制度,令學生自小缺乏理性反思能力,唯權威是從,並在思想、審美、情感和行為各方面,變得千篇一律,不敢逾雷池半步。至於宣傳部門,則會用盡各種手段抹洗和擋去所有異議聲音,同時使人們相信在各種可能的世界中,當下活着的就是最好的世界。

活在這樣的社會,有什麼不好?首先,我們會時刻感到恐懼。你必須小心翼翼,思想不能出軌。因為你知道,如果你讀了一些不該讀的書,說了一些不該說的話,就會有人找你麻煩。更麻煩的是,你往往不知道警戒線在哪裏。一不小心,無妄之災就會降臨。你遂慢慢學會自我審查,時刻揣度那個審查者容許什麼不容許什麼。去到某個點,警察不僅守在外面,同時進駐你的內心。恐懼,無處不在的恐懼,遂蠶食你的生命,並令你失去對人的基本信任。

其次,這樣的社會極為乏味。生而為人之所以有意思,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人生充滿各種可能性。我們每個人生下來,就有不同的性格和興趣,不同的理想和追求。只要有一個自由的環境,自然會做出不同的選擇。在這樣多元異質的世界,我們不僅自己有機會活得精彩,更可以受益於別人的精彩。例如我雖不是作家,卻可讀到別人偉大的作品;我雖不懂演奏,卻可享受他人美妙的琴音。多元之好,正在於能充分呈現生命的豐富。如果這個社會只剩下一把聲音一種觀點,所有差異被硬生生壓下去,那將是對人性最大的扭曲。我們失去的不僅是可能性,更是想像可能性的能力。我們的生命,遂未曾燦爛已枯萎。

第三,在這樣的社會,我們將難以發見真理。當權者當然不會這樣想。他們會說,他們所代表及教導的,就是永恆的絕對的唯一的真理。但穆勒(J. S. Mill)在其名著《論自由》中早已告訴我們,這樣的斷言背後有個假設,就是他們永遠不會錯。但這個假設並不成立。歷史早已一次又一次告訴我們,沒有任何人任何理論可以有這樣絕對的確定性,因為每個人都有機會犯錯。事實上,人類知識發展的過程,正是不斷試錯和否證的過程。我們渴望找到真理,卻沒有肯定之門。唯一的方法,就是容許不同觀點公開討論自由辯駁。也就是說,沒有充分的言論自由,思想的原創、制度的改良和人類文明的進步,不僅無從談起,我們更要為為此承受極大的代價。

但這個觀點要成立,必須有個更深的前提,就是我們必須認同真理本身的價值。如果統治者根本不在乎真理,這個論證對他似乎就不見效。問題是,統治者一旦放棄真理的信念,那他還剩下什麼?難道他可以公開承認說,「我所宣傳的所教育的其實都是謊言,但沒關係,請你們繼續相信我服從我?」當然不可能。沒有人願意活在一個明知是虛假的世界。我們努力思考,是因為相信思想有真假對錯可言;我們願意為某個主義奮鬥,是因為相信它真的能帶來更好更合理的生活。一旦我們發現這些全是假的,一切努力便全無意義。所以,只靠謊言支撐的統治,剩下的其實只有暴力。但暴力可以令人懼怕,卻無法令人心悅誠服。

失去潛能、公共生活、尊嚴

第四,這樣的社會,人的能力將無法得到合理發展,而發展這些能力是人活得好的重要條件。這也是穆勒的觀點。他認為,即使有些習俗被證明是好的,我們也不應強加於人們身上,而應鼓勵他們自己為自己做決定。因為只有在做選擇的過程中,人們才有機會運用人的感知、判斷、辨別、理性推論和道德反思的能力。唯有如此,人才有可能成為懂得思考且為自己生命做決定的人。穆勒因此說,我們不應只看人們結果做了什麼,還應看他們以怎樣的方式去做。這其實意味着,在一個沒有思想和選擇自由的社會,人們的生命將有極大欠缺,因為他們許多寶貴的潛能根本沒有得到發展的機會。

第五,這樣的社會,人們將難以參與正常的公共生活。公共參與的前提,是公民能夠無所恐懼地在公共領域就公共事務自由表達自己的意見。但在一個表達自由嚴重受限的社會,這些都無法存在。我們明明活在政治世界之中,世界卻將我們排斥在外。我們遂成為這個世界的異鄉人。這種政治排斥,使得我們對活着的世界缺乏最基本的認同和歸屬。久而久之,我們的生活遂失去公共性的一面。失去公共性意味着什麼呢?意味着我們活得不完整,意味着我們失去許多只有在公共參與中才能好好實現的能力、價值和社群關係,包括我們的公共理性能力,包括我們對社會正義的想像與實踐,更包括我們與其他公民在公共交往中建立起來的信任和友誼。

最後,這樣的社會,會令我們失去做人的尊嚴。巴斯卡(Pascal)有個很有名的說法,就是人是一根能思想的蘆葦,而人的全部尊嚴就在於思想。思想和尊嚴的關係到底在哪裏?我的理解是,思想彰顯了人是有自我意識和反思意識的自由主體。人的主體性,必須通過自由思想來呈現。不容許人們有思想的自由,實際上就是不把人當人,不尊重人作為有自由意志的主體這個最值得我們珍惜的身分,而這是對我們的人格最大的侮辱。陳寅恪先生如此高揚「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我相信其理也在此。

每一個體應受國家公正對待

如果以上六點所說有理,我們即可見到思想不自由對人帶來多大的傷害。這些傷害,在最深的意義上,腐蝕我們的福祉和尊嚴。我們甚至可以說,一個長期活在不自由中的人,他的整個生命將受到嚴重扭曲。他的思考,他的行動,他的情感的培養和表達,他與別人的關係,他感知世界和與世界相處的方式,都會因為不自由而深深受損(而他自己未必充分自知)。我們由此可以認為,確保每個公民享有基本的思想言論自由,是所有負責任政府的基本義務。道理很簡單,政府行使公權力的正當性基礎,必須得到公民的認可。如果一個政府無法保障公民最基本的福祉,它的統治便難有正當性可言。

讀者應可留意到,我的論證是直接訴諸於個體的福祉,而不是抽象的集體利益或社會總體後果。我的思路是:我們每個人都渴望過上好的生活,好的生活需要一些重要的條件,這些條件的實現需要一個自由的環境,而這個環境必須由政治制度來保障。自由之必要和重要,直接植根於我們當下每個人渴望活得好的欲望。基於此,我們可以進一步認為,在制度上爭取和捍衛人的思想言論自由,理應是所有思想派別共守的底線。當我們去判斷及評價中國不同的政治理論時,我們可以直接問一個問題:思想言論自由在這些理論中有什麼位置?其建構的理想社會,能否充分保障公民平等地享有思想、言論、出版及新聞自由的權利?這個問題絕非可有可無,而是每個公民基於自身利益的大哉問,也是不同理論的試金石。

問題一旦提出,讀者或會發覺,今天中國形形色色的國家主義、民族主義、威權主義乃至政治保守主義等宏大理論,往往不重視個體的自由和權利,遑論將其放在制度設計的首要位置。我估計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是這些理論往往預設了一種集體主義式的立場:國家是一整體,有其獨立於個體的意志和目標。在實現其意志和目標的過程中,個體僅是國家的工具和手段。一旦個人自由被認為妨礙了國家利益,前者便必須被限制甚至被犧牲。在這種政治想像中,個體不僅沒有任何獨立自足的道德地位,而且必須從屬於一個建構出來的政治大我。要讓自由在中國生根,我們必須打破這種想像。我們應該學會接受:國家是由一個一個真實的個體組成;每一個體都有受到國家公正對待的權利;在不影響他人同樣權利的前提下,每一個體的基本自由都應受到國家的尊重和保護。

讀者或又會問,既然自由如此重要,為什麼社會上卻有那麼多人不懂得珍惜,不僅不珍惜,還要嘲笑那些努力為所有人爭取自由的人,甚至支持政府各種壓制自由的行為?好問題。原因有許多。但我想最根本的一點,是這些人沒有充分意識到自己是或可以是獨立自主的自由人,並視這個身分為生命的重中之重,蓋這種自由意識並非自有永有,而必須是個體在經受種種壓迫束縛的痛定思痛中,在參與公共事務的充權實踐中,在一次又一次生命的慎重選擇中,逐步發展起來。就此而言,追求自由,不僅是在追求一種制度,也是在經歷一種覺醒,更是在構建一種自由人的主體意識。當這種意識遍地開花,自由自會如風如水如空氣般在大地流淌。

文 周保松(香港中文大學)
編輯 方曉盈

郭梓祺 - 奧威爾是告密者?

一些經典   星期日生活   20141116

【明報專訊】上月寫完〈求真——奧威爾的散文〉後,有兩位朋友分別傳來兩篇據聞最近頗給轉發的舊文,都是關於「文化冷戰」著作的書介。較著名的是英國學者桑達斯(Frances S. Saunders)寫的Who Paid the Piper?:CIA and the Cultural Cold War,書介由王紹光所寫,大意指冷戰期間,包括奧威爾等反共作家,如何給美國一手捧紅,例如中央情報局便曾大力資助《動物農莊》及《一九八四》的流佈,以抵抗共產陣營,方使之成為近代的文化經典。

這我都是知道的,並不詫異。但書介裡有一節關乎奧威爾一生榮辱,下判斷前,不妨先把細節弄清。奧威爾過身前一年的1949,曾開列名單,將他懷疑在文化界的地下共產黨員或其同路人("fellow travellers or inclined that way")記下,交給了英國外交部的「資訊研究部」(Information Research Department),後世稱之為「奧威爾名單」。名單曾引起猜疑,於2003年後卻成為公開資料,如史學家卡爾(E. H. Carr)、演員雷格夫(Michael Redgrave)、導演查理卓別寧(Charlie Chaplin)等榜上有名。在《一九八四》痛詆極權、告密、思想監控的奧威爾,在現實生活卻似乎檢舉逼害政見相異者,他是言行不一的偽君子嗎?

伊戈頓的攻訐

我想從數年前過身的惹火作家希欽斯(Christopher Hitchens)說起,因他一直努力為奧威爾辯護。要知希欽斯有多惹火,看看老牌評論家伊戈頓(Terry Eagleton)的,〈Reach me down Romantics〉便可以了,那是一篇曾使我大開眼界的書評。時為2003年,奧威爾誕辰一百年,伊戈頓評論三本乘勢出版的奧威爾傳記。文章開段很有趣,先用了一大段逐點數落一個不知名的「他」:國家公僕之子,少讀名校卻學能不足,似乎投身左翼卻一身中產氣質,鄙棄個人崇拜卻不經意為自己樹立個人形象,不無知識但嚴格而言又算不上知識分子,晚年對專制國家之恨還使之背棄左翼立場。

那既是篇關於奧威爾傳記的書評,這個「他」,肯定就是伊戈頓素無好感的奧威爾嗎?錯了。第二段開頭即說:「Such, no doubt, is how Christopher Hitchens will be remembered. The resemblances to George Orwell, on whom Hitchens has written so admiringly, are obvious enough, though so are some key differences.」接下來,伊戈頓就力數奧威爾較希欽斯勤懇老實之處。問題是,希欽斯跟文章要評論的三本書,實無直接關係,伊戈頓卻用了書評的開頭三段來詆毀他,我才發現,原來可借書評駡人而駡得這樣理所當然旁若無人。

左右為難的奧威爾

伊戈頓謂希欽斯曾歌頌奧威爾的著作,正是他在2002年寫的Why Orwell Matters。第二章名為「Orwell and the Left」,希欽斯記載了各路人物對奧威爾的攻評,或謂其所謂左翼關懷都不真實,或謂《一九八四》的反共色彩強烈,結局更是悲觀到底,全無出路。然則有時也保守和傳統、重視自由的奧威爾算是右派嗎?第三章〈Orwell and the Right〉便接着討論這問題。

第七章〈The List〉便專門討論「奧威爾名單」。希欽斯先說奧威爾早在二戰時,已擔心作家易成極權的同謀者,跟友人向來在玩一遊戲,就是在筆記簿列出人名,估計假使英國被入侵或成獨裁統治,哪些公眾人物會變節支持新政權。1949年,為對抗蘇共宣傳和滲透的「資訊研究部」成立不久,奧威爾的舊朋友琪溫(Celia Kirwan)在其中工作,那年到了醫院探訪卧病的奧威爾,希望他能推介可信的人任職其中。奧威爾便從筆記簿上的一串人名,錄下38人,後附片言隻字的描述,交予琪溫,以示他們都不合用。

英國政府的蘇聯間諜

舉例而言,奧威爾在名單上懷疑是蘇聯間諜的史慕列(Peter Smollett),二戰時便為英國資訊部(Ministry of Information)蘇聯支部的頭目,在英國散佈過不少親蘇共的政治宣傳。後來的考證發現,這位史慕列,很可能就是曾因《動物農莊》的反蘇共傾向而阻止其出版的官員;及後也證實,他果然是位蘇聯間諜。奧威爾在予琪溫的信中說,如及早提防史慕列等人,就可阻止傷害。

希欽斯特別提到,奧威爾在寫給友人的信中明言,名單上的人物各有不同,需逐一審視,故跟後來美國的參議員麥卡錫(Joseph McCarthy),尤不能一併而談。希欽斯對桑達斯在Who Paid the Pipers暗示奧威爾描述人物時的性別和種族歧視,也不以為然,覺得小題大做,回應了幾下,便進而指出名單上的人物在事後的前途並無大礙,不宜誇大其影響。

「奧威爾名單」的歷史研究

2003年,「奧威爾名單」終成開放的資料,歷史學者亞殊(Timothy GartonAsh)研究後寫了〈Orwell's List〉一文,補充了好些背景資料。文章分三部分,第一部試圖推斷奧威爾當時的心境。奧威爾1945年在散文〈You and the Atomic bomb〉發明了cold war一詞,到1949年,冷戰果真來了。他擔心西方陣營落敗,因大眾似乎還是昧於蘇共的實况,仍為其幫手打敗納粹德國而心懷感激。奧威爾其時苦病在牀,絕望可想而知。亞殊特別從奧威爾對琪溫的書信中,點出他對琪溫的情愫,幾方面的原因結合起來,似乎就解釋了奧威爾會為何會開列那名單。

第二部他試圖追蹤「奧威爾名單」的命運,交到哪個部門,又引發了什麼後果嗎?大體是無甚影響,如史慕列等不單沒受制裁,還竟然給英國政府授勳。但因檔案不周,名單的命運查無下落。亞殊進而追查「資訊研究部」的來龍去脈,並訪問其舊職員,包括琪溫當年的上司。亞殊把這部門形容為semisecret,既列明隸屬於外交部,卻隱藏部分職員的身分。最初目的是為抵抗蘇共於1947年成立的情報局Cominform,主要職責是為信賴的作家和出版社提供蘇聯的資料,也資助反共作家如羅素(Bertrand Russell)出版著作,到了五十年代後期則離此溫和路線,會抹黑和騷擾親共人士。但奧威爾於1950年早就過身了,這自然都是後話。亞殊在文章第三部分便為「奧威爾名單」下判斷:若指控奧威爾因其政治立場促進冷戰,則罪名成立;但若指控他向秘密警察告密,擔任上《一九八四》中的「思想警察」(Thought Police),則不符事實。

「我不贊成你的觀點」

跟所有「普通人」一樣,奧威爾固然也有虛怯軟弱的時候,但「奧威爾名單」就足以證明他為虎作倀假仁假義嗎?王紹光在Who Paid the Piper的書介有這樣一段話:「奧威爾曾在《動物農莊》的序言中堂而皇之地引用伏爾泰的話說,『我不贊成你的觀點,但會誓死保衛你說話的權利』。但他臨死前的作為卻好像是說,『我不贊成你的觀點,所以我有權向有關當局檢舉你』。不過言行不一的『自由主義者』又豈止奧威爾一人。」

荒謬的是,奧威爾幾經辛苦為《動物農莊》找到出版商後,在1945年出來時其實並無序言。是奧威爾沒寫序嗎?不是。學者在七十年代發現原序手稿,名為〈The Freedom of the Press〉,指摘其時英國傳媒之自我審查,壓制批評蘇聯的聲音。為何沒刊出呢?那還是一單文學懸案,雖然當時共產陣營都把《動物農莊》列為禁書,而在德國地下出版的《動物農莊》若給美軍檢得,充公後要不燒掉,要不轉交蘇軍。話說回來,讀了一些學者對「奧威爾名單」抽絲剝繭的研究,知道更多細節之後,我會跟王先生說:我不贊成你的觀點。

文 郭梓祺
編輯 林韻兒

余若薇 - 勿以法律之名傷害法治之實

明報   20141116

三名男子涉嫌在金鐘佔領區向壹傳媒集團主席黎智英擲髒物,義工糾察合力擒獲暴徒,反被警方檢控公眾地方打架,認真荒謬。想起內地怪現象,2006年一名男士扶起倒在地上的老人,反被誣告撞倒老人並索償,自此,市民不敢貿然做救死扶傷好市民。

雨傘運動至今七星期,以執行法律名義產生的不合理事件不停出現。最初有警方不合理地長時間扣押被捕學生,直至法庭頒人身保護令才放人;又有警方向手無寸鐵的和平示威者動武,但放生毆打佔領者的暴徒;在暗角拳打腳踢事件已發生一個月,涉事警察無一被捕或起訴;警察佩戴撐警藍絲帶是表達自由,但黃絲帶就要「被辭職」。凡此種種執法不公或選擇性執法,嚴重損害市民對警方的信任。

體現法治的另一平台是法庭。高院法官既已頒下佔領區禁制令,市民遵守法庭命令,是法治精神一部分,但遵守之餘,裁決本身能否服眾亦有公論。

終審法院非常任法官列顯倫在法庭以外罕有地公開評論禁制令「奇怪」,質疑原告從未向法院提交清除路障計劃,法院頒第一個禁制令後,原告沒執行,法庭又批准延長。今次禁制令確實創下不少先河,試想想,為何一宗民事訴訟可牽涉數千警力,網上大批「義工」說會參與「執法」,還要出動推土機、斗車和各種利器,法庭命令隨時導致流血衝突。

香港市民向來相信警方和法庭政治中立,有別於內地的公安和司法為黨服務,但近年警方的表現漸呈現政治色彩,國務院《一國兩制白皮書》又要求香港法官「愛國愛港」。切記法律不是統治者的工具,法治目的是維護公義,不要以法律之名,傷害法治之實。

陳惜姿 - 秋後算帳到幾時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11月16日

有些事,一次已經太多,怎料還有第二次。新聞界如何不憤怒?

無綫新聞部處理七警打人的新聞,本無不妥。「拳打腳踢」、「暗角」打人,都是如實報道,有片為證。

新聞在半夜發生,新聞部總監袁志偉清晨看到新聞,大感不妥,連忙叫下屬刪掉旁白。那幾秒新聞片段,頓成默片。及至中午才加上「期間懷疑警員對他使用武力」一句。

事件後,處理這宗新聞的助理採訪主任何永康被調離前線,轉任首席資料搜集員。

無綫新聞部近百員工聯署,反對高層刪改旁白,並聲援曾簽署公開信的同事。誰知,秋後再算帳,參與聯署的編輯主任王濱南又被調走,不能再擔任六點半新聞及晚間新聞的主編。

網上流傳的TVB新聞部會議聲帶裏,袁志偉讚賞員工寫公開信是「好事」,代表同事團結一致,也可即時減低記者採訪示威群眾的壓力,他「好開心」。

若寫公開信是好事,若袁先生真是那麼開心,為何聲援聯署的人要受罰,被調離前線?調走掌握重要新聞時段編輯實權的人,除了殺雞儆猴,還有什麼目的?

新聞工作者,憑良知做新聞,誠實做人,為何要受罰?袁志偉能公開站出來,解釋這些人事調動的原因嗎?

香港的新聞自由危在旦夕,TVB「應記一功」。若有天香港果然沉淪了,我們會記着這些人。 

家明雜感:《星際啟示錄》我們都怕被遺忘

星期日生活   20141116

【明報專訊】都說這是包裝世代。

有些電影看似精密,道理其實顯淺,《星際啟示錄》(Interstellar)是箇中表表者。

不過說一個父親的翻身故事吧,相對論、蟲洞、黑洞什麼的,只是唬人的幌子。主角CooperMatthew McConaughey)曾是NASA的飛行員,電影開始時候他已轉行當農夫多年,獨自撫育兒女。當農夫本來沒問題,加上《星際》的故事說不遠的未來,地球鬧食物荒,氣候變壞,土地只可栽種玉米(奇怪Cooper卻有麥釀的啤酒喝?);農夫大派用場,Cooper的兒子也準備繼承父業。不過,荷李活科幻大片不可能只拍農夫,所以Cooper飛天之心不死。他如錐之在囊,隨便一架無人飛機都給他hack了下來(不惜車毁玉米田)。Cooper與外父在屋外長椅閒聊,外父語重心長說:「你有些才能,但始終沒有機會好好發揮,我很難過。」這句話是說給觀眾聽的,重申他只管耕作實在浪費。外父此語一出,Cooper下半生(戲的後大半部分)經歷翻天覆地的改變。不但才華盡顯,還不經意的拯救萬民。

「別妄下承諾」

為了突出Cooper這個父親英雄,《星際啟示錄》寫出一些平庸的父親襯托。先有上文的外父Donald,看上去只是個幫忙帶孫兒的老頭。找John Lithgow來演有點「不懷好意」,他眼神帶邪氣,以前演白賴恩迪龐馬驚慄片的殺手最突出,注定《星際》的老丈人不討好。然而Donald的功能是說警句,他告誡Cooper切記要信守承諾。「別妄下承諾」可說是《星際》的核心精神。Cooper臨行前跟十歲的愛女Murphy鬧翻了,他說「我一定回來」。這個承諾成為他執行升空任務、不畏艱辛,拼盡最後一口氣的動力。《星際》這部龐然大片,除了看上去比較專業、做過一些研究之外,還是跟一般保守的荷李活大片沒大分別。英雄永遠是異性戀白人父親,救災救難,同時也鞏固家庭(父權)價值。而且船到橋頭自然直,老掉牙的只要有愛、有信心,什麼困難終可克服——比如以血肉之軀墮入了黑洞,也一定有奇人異士幫忙的。

反而學富五車的老教授Brand(米高堅)不明白「守諾」的重要,或許人在江湖,或許根本是老奸巨猾。米高堅如此德高望重,這次給導演Christopher Nolan利用了。看過影片記得,老教授向Cooper一言九鼎,說「Plan A」的重力問題一定可解決。Cooper很多年後才發現,教授早知Plan A不可行,着他升空是暗地執行Plan B:在新殖民星培植人類胚胎,地球上的生命將棄之不理:飢荒的幸存者將會窒息而亡。這部片NASA真兒戲,公職人員全不避嫌的,世紀任務全部瓜田李下,教授把寶貝女AmeliaAnne Hathaway)送出外太空,卻騙Cooper留下愛女Murphy等候人類滅絕。《星際》還有另一個父親,Cooper長大了的兒子TomCasey Affleck)。Cooper更寵幸女兒,Tom不大受眷顧。Tom成家後似乎是個專橫的父親,妻子及兒女有點怕他。明明田野的沙塵污染非常嚴重,他置兒子的健康於不顧,頑固地留守祖屋。Casey Affleck演繹的Tom,是個長不大的孩子;跟他父親Cooper離家時三十來歲已一夫當關,相去甚遠。

透過幾個庸父的襯托,Cooper之完美形象健立了。他果敢、聰明、溫柔(McConaughey故意壓低聲線演出)、有信念(女兒學校的老師不信阿波羅登月事件,他跟她當面對質),文武全才,既懂科學,又會耕種,簡直是美國男人的完美典範。不只一眾父親了,所有NASA科學家也給他比下去。他脫離飛行任務這麼多年,在Endurance號征空的一刻,已經完全準備好,專注、體格及心理質素非常勝任。其他人一比之下,便知是跑龍套的貨色。一個叫Doyle的會暈船,甫下船即被大浪捲走;另一個Romilly沒有降落水星球,因為相對論的時間膨脹,在Endurance號上一晃就23年,變了個利動緩慢的中年人。至於在Mann星上發現的Dr. Mann(該星以他命名),雖然找麥迪文來演,卻原來是個好大喜功、貪生怕死的傢伙。再一次證明老教授Brand糊塗,之前在NASA基地,他向Cooper介紹牆壁上的幾位征空先鋒,便說Dr. Mann出類拔萃(remarkable)。

編劇蠻低手

總之除了Cooper,人人充滿身心缺點,編劇其實蠻低手。連出場時道貌岸然,短頭髮梳得貼服像柯德莉夏萍的Amelia也沒例外。經過了水星球一役,這個年輕Dr. Brand意志潰散,決定下得毫不專業(想去前男友Edmunds負責的星球看看)。說《星際》保守,看看Amelia從頭到尾的描寫可知,最後她在Edmunds星球伴隨著大量胚胎幽幽的等,一副多麼需要男人慰藉的模樣,跟出場時的架勢完全判若兩人。如果Edmunds星真可住人,《星際》告訴我們,一個Amelia「聖母」不救,無論如何要等Cooper騎劫太空船飛去當個「天父」才行(是的,他將由完美父親進化為神)。當然,兩個人重逢以後,新生命不用人工培育了,在極目天地自然「做人」便可。

這個Amelia,其實也是女兒Murphy的延續。《星際》初段我感奇怪,10歲的Murphy不是比較像Anne Hathaway麼?為何長大了是Jessica ChastainHathaway反而演另一角色。再看下去不奇怪了,HathawayChastain的共通點是大口,10歲女孩也大口。MurphyAmelia是一人兩面,她們同樣景仰、深愛父親(戀父?),深受父親影響,但被迫分離。記得《星際》第一句對白麼?當時我們不知道,著名演員Ellen Burstyn仿紀錄片的訪問,是老了的Murphy。她在鏡頭前提到失散了大半輩子的爸爸:「我的父親是農夫,就像當時其他人。當然,他開始時候是從事別的工作的。」可見Murphy對爸爸是飛行員引以為傲。女兒是爸爸的前世情人,看CooperMurphy那段要好的關係可知。Nolan拍《星際啟示錄》,除了想拍翻身的父親,也想拍父女情,甚或父女愛?據知Nolan有四名子女,好像兩個是女兒。遠行前別跟情人鬧翻,《星際》最「露骨」的一句對白,是Cooper臨走前向發脾氣的Murphy說,待你長到我這歲數我就回來。當然這太尷尬了,不可能在故事中對現。所以Cooper回來的時間很「安全」,他守諾回來了,但Murphy已垂垂老矣。一百二十多歲的Cooper反而十分精壯(世界不公平,男人都是襟老許多!)。他的情感寄託,於是由一個沒有血緣,但樣子跟女兒有點像的Amelia,接替過去了。

對話文戲難看

這回《星際啟示錄》,Nolan大抵太多東西兼顧。像前文說的,劇本的英雄襯托很笨拙。另外,對話的文戲拍得難看,構圖笨拙。Hans Zimmer的音樂太重複,無計可施唯有向《2001太空漫遊》的古曲樂及《機械生活》(KoyaanisqatsiPhilip Glass的電子樂借鏡。但即使如此,當我看到Cooper跟女兒分離,他在十萬九千里外太空追回23年時間,看亭亭玉立女兒冷冷的問候,我也像Cooper一樣哭成淚人。或許我是懦弱的,《星際》最少有一點打動我的,「山中方一日,世事已千年」,在浩瀚的時間跟前,我們多麼微不足道;「時間」是這部影片另一關鍵詞,Cooper有幸(或不幸?),可以看到年華老大的愛女。米高堅念那首Dylon Thomas的詩也在懷念父親、慨嘆時間無情推移。我們懷念上一代,也說明了有被懷念的渴求。每個人都害怕被遺忘,Nolan拍《星際》的初衷,說不定就是這點。

文 家明
編輯 蔡曉彤

蘇賡哲 - 沒有免費午餐

都市風雲   香港太陽報   2014年11月16日

政治學者艾雲杜蘭在一九七一年提出「世上沒有免費午餐原理」,其後不久,經濟學者佛利民將他一本著作改名《世上沒有免費午餐這回事》,而且在接受以色列希伯萊大學名譽博士學位的酒會上說:「世上沒有免費午餐這句話,就可以概括我經濟理論的全部,其他只是微枝末節。」

免費午餐確實是沒有的,只是午餐的餐費有時是預付、有時是埋單時付、有時是吃後很久才付,更有時是別人暫時代付,事後償還。

有人說建制派團體的蛇齋餅糉是免費午餐。一般來說,蛇齋餅糉不論是假設來自朝廷的公帑,或本地紅色商人的奉獻,都只屬看來免費,接受的人總要有所回報,即是吃後才付代價。而且代價可能會遠遠大於所得,無利可圖的生意不會有人做。

當然,有時這種交易的利益和交換過程極為晦暗轉折,紅色商人付出蛇齋餅糉的成本,他可能不參政,不是政客,接受者如果以選票報答,不是報答他本人,他的回報來自朝廷所施予的商業利益,這種原不應有的利益,不來自朝廷官員的荷包,而來自百姓應享有的權益,因而即是香港人吃午餐,內地納稅人埋單。內地百姓交稅時,很少人會覺得稅收轉轉折折,竟變成一盒港人免費得來的月餅。香港人吃了月餅,將票投給剝奪自身利益甚至踐踏自身尊嚴的政客,代價又比內地納稅人沉重得多。



Vic:所以才有「免費的最貴」這句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