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3月26日 星期四

劉健威 - 葛柏是英雄?

作者書面   2015年3月26日

讀《852郵報》才知道警隊正在改寫當年貪污/反貪污和廉政公署成立的歷史;並把葛柏推舉為「英雄」。

在警察網頁有關「警隊歷史」中《創造傳奇1967-94》篇章有這樣一段:「彼德葛柏是一九六七年事件中英雄之一,曾在街頭與騷亂者對抗……」

葛柏是法庭定罪的罪犯,也是六七十年代貪污的象徵;無論他在「六七」暴動(「事件」!)中如何執法,也不應以「英雄」稱之;警隊更不應標榜個人英雄主義。執筆者這樣做,顯然不是站在社會公義、歷史客觀的角度去評價葛柏;掩不住的是,其景仰之情。這是類乎黑社會「手足情」重於道德的價值觀。

對於廉政公署成立,厲行反貪,網頁是這樣描寫的:「毫無疑問,警務人員成為主要的對象,因為男女警員尤其是軍裝警員,在日常工作中與市民有最密切的聯繫。打擊貪污的行動既無處不達,也認真嚴厲,不少人因此被捕。在警務處和社會裏,很多人覺得事情做得太過火,他們認為多年已為人接受的做法,或者當局已熟視無睹的做法,現在卻受到仔細調查和檢控。」

接着,對於港府的特赦,是這樣形容的:「考慮到原意是好的事也可能做得太過火這一點,政府對過去幾乎全部個案所涉及的大部分是小規模貪污事件,發出特赦令。」

網頁對當年警察貪污的解釋是:「貪污主要是由於工資太低而引起。」並沒視之為罪行,充滿體諒同情。

更令人難以接受的是,對港府成立廉署反貪那段歷史的扭曲——文本兩次提到打貪是「過火」,甚至形容政府也承認是「過火」。這顯然不符事實。

貪污是犯罪,全力遏止打擊是應有之義,不存在過火問題。

當年警察憂慮廉署翻舊賬,集體包圍廉署,港府迫於政治壓力(警隊反彈),遂宣布「既往不咎」式特赦。警察不是身有屎,為何包圍廉署?港府迫於現實妥協,這是一段不光彩的歷史;指港府「過火」是全無是非之心。 

練乙錚 - 談學問淵源即故事 論史觀杏壇如戰場

2015年3月26日

周一本欄文章提及歷史學家Carl Lotus Becker(1873-1945)和他的歷史觀,開了一個頭,今天繼續。關注近現代中國思想史的朋友,對這位學者當會有不少興趣,因為與他差不多同時代的幾位中國史學大師梁啟超、胡適和顧頡剛等,都與他有某種關係或淵源。如果讀者更感覺到本地政治裏出現了歷史教學危機,眼看「紅色記憶」勢必借政經力量大舉植入本地中小學歷史教育,則筆者提出一個本來只在學院裏才有少數人關注的歷史學(historiography)話題,便很及時,更或有助大眾正視大變之將臨,於風雨如晦之際得一思考的憑藉、立足的固點。【註1】

說故事、講淵源

胡適在他的一份1954年發表的英文著作的開首處有這樣一段關於Becker的記載:「教授有一次告訴我,他在辦公室的門上貼了出自《論語》的一句孔子的話:『回也,非助我者也,于吾言無所不悅』。他對孔子這句話很有共鳴,要自己的學生都看到」。這裏說的「回」,就是顏回,孔子心底裏最喜歡的學生;孔子每提起他,總是讚不絕口,但到底還是批評了他一句,嫌他是個太聽話的「凡是派」。躍然紙上的,是Becker的治學態度:絕不輕易接受學術定見,也不希望他的學生個個都像顏回;而這也正正是胡適日後的治學風格。【註2】

Becker和胡適都是康奈爾大學校史上的名人,不過二人在康大的時間不同,胡適於1914年在該校本科畢業,念的是農科,翌年即赴哥倫比亞大學念哲學,師從杜威(John Dewey)。Becker比胡出道早,1917年到康大歷史系任教之時,已經是講座教授;1954年的時候,Becker已經作古。Becker的哲學思想,與杜威有兩點共通,都注重科學方法、都強調知行合一的實用主義;胡適就是深受此影響的。華盛頓大學(St Louis)歷史系教授L. A. Schneider在1971年出版的《顧頡剛與中國新史學》一書裏提到,1915-1917年胡適在哥大念哲學時,對他影響最大的六位學者當中,就包括了Becker。【註3】

顧頡剛是胡適在北大任教時的最早一位學生,修的是胡的中國哲學史課。本着「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的科學方法原則,胡一反當時的學術傳統,把那門課改從《詩經》講起,把不屬於信史的堯舜禹等部分一砍了之,是謂「截斷眾流」,直令未進北大之前已經在國學方面下過苦功的顧頡剛大為傾倒。這一幕對顧頡剛後來成為「疑古派」掌門人、編寫出七大冊的不朽之作《古史辨》,或有十分重要的影響。Becker泉下有知,必撚鬚微笑。【註4】

梁啟超的《新史學》

然而,更早從歷史學的政治角度挑戰傳統的學者兼思想家,卻是梁啟超。1902年,梁發表《新史學》,乃一驚世之作。這篇長文不是勝在學理嚴謹,而是勝在一針見血指出問題振聾發聵。文章以《二十四史》為例,指出兩千年來傳統國史書寫的四大問題:

一、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國家。梁啟超認為,兩千年來的「正史」,其實都不能算是歷史;在開始講民權的時代,意義更不堪:「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譜而己。故其為史也,不過敍某朝以何而得之,以何而治之,以何而失之而已。蓋從來作史者,皆為朝廷上之君而作,曾無有一書為國民而作者也,以為捨朝廷外無國家。」 若用現代語詞來表達,「朝廷」就是帝黨的管治機器,「國家」則是民眾的整體。王朝專制,歷史當然是為帝黨寫的,不是為民眾寫的。

二、知有個人而不知有群體。這裏說的「群體」,應理解為近現代的公民社會,而「個人」,則是過去、現在或未來的君王及為此等君王效勞的一些好人壞人:「中國之史,則本紀、列傳,質而言之,則合無數之墓志銘而成者耳。夫所貴乎史者,貴其能敍一群人相交涉、相競爭、相團結之道,能述一群人所以休養生息、同體進化之狀,使後之讀者愛其群、善其群之心油然生焉。今史家多於鯽魚,而未聞有一人之眼光有見及此者。此我國民之群力群智群德所以永不發生,而群體終不成立也。」

三、知有陳跡而不知有今務。「泰西之史,愈近世則記載愈詳。中國不然,非鼎革(朝代更替)之後,則一朝之史不能出現。今日我輩欲研究二百六十八年(大清立國)以來之事實,竟無一書可憑藉。時或借外國人之着述,窺其片鱗殘甲,百不得一,況吾國之閉關不與人通者耶!於是乎吾輩乃窮。」梁啟超百多年前說的這一點,到今天依然沒有變;例如寫鄧小平的學術性傳記,就只有美國學者傅高義那本。「最正面」的人物不能研究、書寫,其他的人物(例如薄熙來)和事件(例如文革),就更不必說;這都是為了避免領導尷尬、保護黨國對歷史結論的壟斷權。

四、知有事實而不知有理想。「史之精神為何?曰理想是已,作史者苟能勘破之,然後其書乃有益於世界。今中國之史,但呆然曰︰某日有甲事,某日有乙事,至此事之何以生,其遠因何在,近因何在,莫能言也。故汗牛充棟之史書,皆如蠟人院之偶像,而耗民智之具也。」

第一、二點,指出傳統歷史書寫的主角搞錯了;第三、四點指傳統歷史的寫法有問題,以致失去功用。這是典型的歷史學論述,而在清末之世、大變革的前夜,能有此觀念上的突破,尤其可貴。文章很可能影響了胡適。

破中有立,梁啟超這篇文章提倡的兩點,一是實用主義,認為書寫歷史必須有理想,知道寫的是為什麼;一是為了適應新時代,應該調整歷史書寫的對象。這都是與Becker的歷史觀一致的。用顧頡剛的話來說,那就是「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寫的歷史」。

Becker之前的十九世紀西方主流歷史寫法,當然與中國傳統寫法有異;梁啟超論「泰西的歷史」之時〔「泰西」為舊時對西方國家的稱呼〕,也留意到這點。然而,二者也有相同之處,就是所謂的「歷史的自然主義」,另一個叫法就是「歷史的科學主義」,認為史實愈豐富,歷史的真相就自然而然愈趨明顯;史家的責任,就是發掘更多的史料而已。那樣的話,任何時代的歷史工作和寫法也是一樣的。上面的第四點批評,針對的其實就是這種意味永恆不變的「自然主義」或「科學主義」史觀。

Becker怎麼說

1935年,Becker發表了膾炙人口的論文Everyman His Own Historian。他不相信歷史有什麼「鐵的規律」,甚至不認為史家選用史料之時,態度是冷的硬的客觀的。他認為,「科學的歷史」不過是自欺欺人的概念。儘管每一代的人類所掌握的史料無疑比過去的一代豐富,而每一筆史料也可以力求真確反映發生過的客觀事實,但是每一代、每一個史家,在撰寫歷史的時候,無論他的歷史觀是什麼,無論他怎樣力求客觀、科學、公正(那是專業而必須的),他都是無可避免帶着時代和地域的文化偏見和個人的價值觀念去書寫歷史的;在浩如煙海的史料中篩選、提取他所需的有限的史料之時,他必然也是帶有主觀的。是史家通過客觀的史料說自己的主觀話,而不是「歷史」通過史家的嘴巴說客觀的史話。因此,每一代人都從相同的或者是更多更好的史料去書寫以前發生過的同一事件,但寫出來的歷史卻是每一代都不同的。此其一。

然而,如果史家想自己的成果得到社會的承認和應用,從而產生好的社會效果,他必須對未來有一個特定的嚮往、知道社會大概應走什麼方向,從而在篩選史料的時候選取那些最有用的,去作歷史書寫。否則的話,他寫出來的歷史必受冷落、終歸無用。但是,所謂的「嚮往」、「方向」,明顯都是主觀的、受文化制約,因而在不同的時地裏都是不一樣的。所以,史家書寫出來的歷史(不被遺忘的那些),必然同時帶有實用性和第二重的主觀性。此其二。

Becker在論文裏很巧妙地導出上述兩點。首先,他運用簡約法(reductionism),替「歷史」下了一個最簡單不過的定義:「歷史就是過往言行的記憶。」既然如此,則人人都是歷史家,幾乎每天都做着書寫歷史的工作,因為每一個明天都有一些要做的事情,而為了把那些事情做好,今天就有必要把過往的一些自己的、別人的言行記憶住。跟着,Becker借一個「人人先生」的生活裏的一件小事,導出了上述的兩個歷史特性。

某天一早,人人先生吃完早餐嘆咖啡的時候,忽然想起好像有一件事要做,但又記不起是什麼,於是他拿出他的記事簿,翻到當天那頁一看,果然看到一則記錄:「12月29日,付20噸煤的賬給史密夫,1017元。」他閱後即想起一連串真實發生過的事:夏天訂購的煤已經送來了,說好今天要付款。寫到這裏,故事已經包括了一個「歷史事件」(買煤、掛賬、收貨),一次關於這個事件的「歷史書寫」(在記事簿裏寫下一條),一次「歷史考究」(翻查記事簿)。

於是,人人先生出門,到史密夫的公司裏付賬。道明來意,史密夫有點疑惑,於是拿出他自己的生意記錄查看,然後說:「沒有呢。當日你的確來這裏訂購,但我當時沒有存貨,向你提議到布朗先生的店試試。」人人先生這時才想起:的確如此,只不過自己當時忘了更改記事簿裏的記錄;於是他轉到布朗的店,道明來意,布朗打開自己的生意記錄查看:「對了,盛惠1017元。」人人先生於是高高興興的付款,然後輕輕鬆鬆地離開了。這裏又包括了幾宗「歷史行為」:人人先生的歷史記錄做錯了,後來依靠對比其他人的歷史記錄,作出更正;然後,更正了的歷史幫助他順利完成一件他想做的事。

Becker指出,在這個小小的寓言裏,人人先生所做的事:寫下事件記錄、翻查記錄、考證和修正記錄,完完整整就是每一個專業史家每天都在做的專業工作;而人人先生正正是利用了自己書寫的歷史和進一步作出的歷史考證,幫助自己完成一件任務。Becker還特別指出,人人先生當初書寫歷史的時候,其實掌握非常多的史料,但絕大多數是他認為無關宏旨的,於是只選取了一些和自己的目的有關的幾筆史料,書寫出一筆有用的歷史。當然,他旁邊的其他人、其他朋友,每天也在書寫歷史,但如何寫、些什麼,都會是完全不同的。這個小小的寓言,包含了所有歷史書寫的要素:史料是客觀的,但史料的選取是主觀的,取決於自己的目的;目的因人而異,而整個工作是實用的。【註5】

有什麼時義?

梁啟超是政治上的改良派,但他提出的歷史觀卻無疑是革命的。好在,《新史學》發表之時,清王朝已是氣數將盡,提倡西學已經不再是大逆不道,不然的話,換作文章是在清初或「乾嘉盛世」發表,他肯定腦袋搬家。同樣,中共革命的時候,也提出了與統治階級不同的(馬列)歷史觀。原來,歷史觀之爭可以是你死我活。不過,在西方的史學界裏,主流歷史觀的興替,卻相當溫和。Becker和他的學派的理論,取代了之前的「科學的歷史」理論。他的學派發展到上世紀八十年代,造就了後現代的、「反歐洲中心主義」的強大思潮。之後,西方的中國近代史學研究裏,更產生了「新清史」運動:如果從非漢族(滿族、其他邊疆民族)的觀點書寫清史,所選用的材料、得出來的結果,都會很不一樣;在一系列的歷史問題上,例如滿族是怎樣漢化的?「中華民族」的概念是怎樣在清末形成的?等等,答案也都不相同。

1911、1949年的革命成功之後,中國的史學界都曾經出現大變革,新的歷史觀取代舊的,過程並不溫和,特別是在反右和文革的時段裏。同樣,1997年之後,香港的史學界也經歷變化,不過只是完成了一半:舊的歷史課程在學校裏基本上給革掉了。筆者說過,那不是一個偶然或者十多年前「教改」的疏忽,而是政權有意識地刈除自民國以來老一輩歷史教師、特別是新儒學在香港學界裏開枝散葉種下的影響,然後在適當時候代之以政權認為適合的歷史觀所支配的歷史教學。這另一半的變革已經開始了。

有兩點應該注意:其一,2012年的反國教運動,應該放在上述的史學場景去理解。其二,無論是「大中華」、本土派、社運左、右翼,都要思考一個問題:面對政權準備在學界全面引進「新史觀」,民間拿得出一套像樣的史學論述、一部足以抗衡的中國史╱香港史嗎?


【註1】歷史學(historiography)的重點不是具體的歷史,所研究的問題包括:歷史是怎樣寫成的?個別歷史家、某個時代裏的大多數歷史家所寫的歷史,後面是什麼性質的歷史觀?同一歷史事件有哪些不同的寫法?如何從新的觀點再審視過去寫成的歷史?等等。

【註2】胡適的這篇英文論文是The Right To Doubt In Ancient Chinese Thought,有關部分可到下列網頁點擊左上角「Look Inside」鍵看到:http://link.springer.com/chapter/10.1007/978-3-642-31181-9_25#page-1。Becker引用的那句孔子說的句話,出自《論語.先進第十一》。

【註3】Laurence A.Schneider, Ku Chieh-kang And China's New History,加州大學出版社(1971),頁54:https://books.google.co.nz/books?id=jIFVaJyJWaIC&pg=PA54&lpg=PA54&dq=carl+becker+and+hu+shih&source=bl&ots=V4ejojFnFp&sig=WguLs-JRsav-HNaxAKfdWwkNo5I&hl=en&sa=X&ei=b-oQVeu2A4OxmAXH9IDADw&ved=0CB8Q6AEwAQ#v=onepage&q=carl%20becker%20and%20hu%20shih&f=false

【註4】顧頡剛畢業後在北大圖書館當個小職員,生活相當困難,胡適給他資助,更一直在學術方面支持他。顧成名之後,一樣慧眼識英,提攜沒有正式高教學位、當中學教員的錢穆,把他請到大學教書。錢成為一代宗師,結果又教出大師余英時。此可謂幾代的杏壇佳話也。

【註5】Carl L. Becker, Everyman His Own Historian,1935年美國歷史學會年會上的會長演講詞:http://www.historians.org/about-aha-and-membership/aha-history-and-archives/presidential-addresses/carl-l-becker

安娜 - 你在乎嗎,披豹皮的Angie?

2015年3月25日

日在「M+進行:流動的影像」節目中看了堅盧治(Ken Loach)導演的《自由世界》(It's a Free World...,2007) 。電影名叫It's a Free World...,但它可不是一齣高呼自由萬歲、直白地歌頌自由的電影。留意標題最尾有省略號;話沒有說完,「這是一個自由的世界」後還有一些什麼。這句話在戲中出現過一次,是主角Angie跟同住好友Rose說的,當時處境是這樣:她倆經營山寨式的工人中介服務,將東歐勞工介紹到倫敦做最低下的苦工。一個工地老闆捲包袱跑了,令Angie無法給工人支薪。當晚,Angie叫Rose把所得的利錢對分;Rose說既然她們手上還有現款,應拿一點發給工人。Angie斷然拒絕,無情地說:「要分的話就從你那份拿出來。」又說:「這是一個自由的世界,你他媽的想幹什麼都好,關我屁事。」

沒錯,這是一個自由的世界,為了圖利及自私緣故我們可以做千萬樣事情,但,這代表我們應去做這些事情嗎?我可不可以為了改善我的生活而去壓榨那些活得比我還要糟的人?我的生活,是否比那些從不知哪個落後國家來的人的生活更重要?目睹甚至促使了別人的不幸,我能不能冷冷地說一句「你死你賤」?《自由世界》講的是一種同理心,一種今時今日──一個階級、種族、貧富差別仍見懸殊的世界裏──必須保有的同理心。

道德提醒

Angie作為一個單親媽媽,能夠累積到多一些金錢就是最好的保障。工作時她比戲中所有男性都能幹,在工人面前,她常厲聲呼喝,處事嚴明;她對工廠的老闆主管則軟硬兼施,洽談生意時略施美色媚眼,要收爛賬時她又可以滿口咒罵。這就是她生存的方法。Angie的事業令她漸漸變得麻木不仁,工作上的卓越、硬朗,都有它們的代價。為了賺錢,Angie可以容許自己的底線放到幾低?

電影有一筆是講一個由伊朗非法入境的男子Mahmoud的。起初Angie把他趕走,但到她見到他一家四口那個非人所居的藏身窩後,突然起了慈悲之心,把他一家接到家中暫住,反而一直較溫和的Rose對Angie的行徑有所保留。

Angie是善意的,但這個善意有幾多是出於她對弱勢者的關懷、理解、體恤?抑或不過是出於剎那間的同情,多少想借此撫慰自己的良心?電影後段對Angie搭救Mahmoud一家的行為提出了一個很大的質詢。Angie與Rose準備正式成立中介公司,這時她們接了一筆大生意,要用上幾十個烏克蘭人。她們沒地方安置這些工人,於是去到工地附近一個營地,但一個空位也找不着。Angie心生一計:她假扮教會代表,舉報營地中藏了大批持假護照的外地人。Angie自以為得逞時Rose卻叫她張看營地裏的Mahmoud女兒,那個她曾親切照料過的孩子。

這是對Angie一個尖銳的諷刺:是否你歡喜時就可以把他們敬若上賓,當他們擋着你發財時就可以將其推向絕路?離開營地時Rose義正辭嚴地問Angie:「你在乎嗎?如那是你兒子Jamie又如何?」

堅盧治很在乎,他的電影也在勸導我們都應該在乎。對於那些我們可以欺壓的人我們都不應該欺壓,沒有人想做奴僕,沒有人想時時接受命令,人人都有不可褫奪的基本尊嚴。對我來說,堅盧治不單是現時最優秀的導演之一,也是當今最不可或缺的導演之一。堅盧治的電影會刺痛你、會提醒你,你的良心、你的道德、你的一些做人最根本的價值,不可失守;在這個黑白倒錯的世道,見如許人物如見晨星,指引着不遠處的黎明。

黎廣德 - 香港三跑全球最貴之謎

2015年3月25日

【明報專訊】自從上周特首會 同行政會議拍扳通過機場第三條跑道工程後,漏洞愈揭愈多:原有雙Y形客運樓被靜悄悄削去一半,機管局隱瞞項目經濟評估和投資內部回報率,梁振英婉轉承認空 域衝突未解決而只能對內地政府「信住先」。究竟這項本港有史以來花費至巨的基建項目,還有多少未見光的內情?

機管局預計三跑項目投資1415億元,數目大得超乎一般人想像,腦海只會泛起很多個「零」,認清真相的最佳方法莫如比較國際上同類項目。

要解開謎團 須從三方面入手

當 今國際機場加建跑道項目較可比的有3個:澳洲布里斯班市、加拿大卡加利市和廣州白雲機場。這3個機場都是新增一條跑道和配套設施,布里斯班的新跑道長 3300米,卡加利4270米,廣州和三跑一樣是3800米。以總造價而論(以下全以港元計),三者分別為80億、124億和235億,香港三跑所需的 1415億約為它們平均造價的10倍。若以跑道建成後每年新增航班起降能力計算,該3個項目平均每新增一次起降能力需投資8萬元,香港三跑則需71萬元, 而這是假設沒有空域限制,百分百達到設計能力的最理想狀態。

為何三跑造價全球最貴,效益全球最低?眾所皆知,澳洲和加拿大是工資高物價貴的發達國家,所以三跑全球最貴的謎團不能單以各地工資物價不同而敷衍過去。要解開謎團,須從三方面入手。

一、 地理環境超極限——4個項目中唯一需要填海造地的工程是香港,光是從珠三角購入和運輸海沙已經用去龐大資金,再因為對海洋生態的破壞,要用上複雜的填海技 術,還要用最昂貴科技滿足環評許可證所列出的幾十項附加條件以減少空氣、噪音、碳排放等種種污染。這除了說明本港地理條件不利於興建大型基建外,更說明我 們已推到環境承載力的極限。這猶如面對一個在10幾年前拿了奧運金牌的跳高選手,你逼他再跳高1公分,不但是挑戰極限,更容易受傷。三跑的天價是其他城市 的10倍,正是反映了工程難度和對環境生態避無可避的傷害。

二、工程能力超負荷——從前特首曾蔭權提出興建十大基建至今,項目超支延誤已成 常態,估計總超支額逾1600億元。這是清晰不過的系統失誤警號,證明本地工程能力無法承擔政府硬推的工程量,可是梁振英班子依然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三 跑工程量是高鐵的兩倍以上,必受同樣問題困擾,負責預算的機管局為求自保必然報大數,承建商為了減低風險必定抬高投標價,如此惡性循環,最終由市民埋單。

三、 獨立王國自把自為——運房局委託機管局全權負責三跑工程,成立協調辦公室,只有5名工程師,這就是目前政府對有史以來耗資最巨工程的監管機制。相比之下, 港鐵進行高鐵工程須受路政署監管,路政署再聘請獨立工程顧問定期審查,尚落得巨額超支延誤不報的下場。張炳良局長是外行人,政府無心亦無力監管三跑,惡果 已經浮現,因為投資預算全部由機管局自把自為,而機管局管理層是利益相關者,即使不涉中飽私囊,也有極大誘因推高預算以逃避責任。從機管局過去幾年挪用數 以億元聘請顧問而毋須問責可見,公眾實在難以知悉1415億元預算中有多少假大空,所謂接受立法會監管只是敷衍公眾的煙幕,從高鐵醜聞已可盡見立法會的 「馬後炮」角色。

機管局總裁林天福豪言,機管局會「一力承擔」 項目超支。機管局資產全是公共財產,運用公共資產抵押回來的借貸,與運用政府賦予的公權力徵收的費用,都是不折不扣的公帑,難道林總裁用他的近千萬年薪承 擔超支?將過千億元項目付託給一個把公產視作私人王國的管理層,大家放心嗎?

人人監機會委託浸會大學剛完成民意調查,全港近七成市民贊成擱置三跑項目,設法善用現有雙跑道系統,這是跨階層的共識。政府懸崖勒馬,就在今天。

作者是長春社理事、公專聯政策召集人、人人監機會成員 

2015年3月25日 星期三

李怡 - 第六病室的內與外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3月25日

十九世紀俄國作家契訶夫寫過一部中篇小說《第六病室》,最近又拿來重讀,仍感深沉而震撼,也讓筆者聯想到香港的今天。

小說講的第六病室,是當年俄國某醫院收容及治療精神病人的病室。與其說是病室,不如說是瀰漫着污濁空氣的監獄。陰森的鐵窗、殘酷的毒打,那些不幸的「病者」,其實就是囚徒,他們都是受迫害受侮辱的人們。

小說的兩個主人公,一個是「病者」格拉莫夫,另一個是醫生拉京。格拉莫夫講話既像瘋子又像正常人。他重複講人的卑鄙,談踐踏真理的暴力,說第六病室的鐵窗總讓他想到強權者的愚蠢和殘酷。他的話雜亂無章,儘管是老調重彈,然而卻永遠唱不完。他被送到第六病室是因為有一次他看到一隊被押解而過的犯人,他突感恐懼和明白過來:他原來就生活在沙皇俄國這個大監獄裏,而且永遠無可逃遁。他覺得自己有一天也可能戴上手銬,被人押着送進監獄。他雖沒有甚麼過失,但難道不會有人誣陷嗎?難道法院不可能出錯嗎?越想越害怕,逃避,躲閃,有點語無倫次,以致被懷疑患上了妄想迫害症,送進第六病室。

拉京原是去治療格拉莫夫的醫生。他剛來醫院時,也想建立一種合理健全的生活秩序。但是他深深感到在黑暗的現實裏自己是多麼軟弱無力。於是他乾脆逃避生活,躲在家裏喝酒,看書。但是作為一個有思想的知識分子,他需要為自己的生活態度找到一種解釋。久而久之,他就形成了一種對現實妥協的自欺欺人的完整哲學。

在病室,格拉莫夫對醫生說,「是的,我有病。可是要知道,成百上千的瘋子行動自由,因為你這蠢才分不清誰是瘋子,誰是健康人。為甚麼該我和這幾個不幸的人,被關在這裏?你們醫院裏所有的壞蛋,在道德方面,比我們這裏的任何人都要卑鄙得多,為甚麼我們被關起來,而不是你們呢?」

他的話使拉京受震動,他禁不住與格拉莫夫談人生、社會等話題,格拉莫夫越是無禮地駁斥他的「美好的時代一定會到來」的自欺欺人的人生哲學,越使他沉迷於要每天來找格拉莫夫談話。他逐漸認同社會上的虛偽人群才是「瘋子」,於是他的舉動和言論,受到醫院同仁的關注,最終被指為「瘋子」,關進第六病室,而且折磨致死。

梁振英公開說他女兒齊昕「健康有點問題」後,社會上就出現撐梁齊昕、反家暴的群組,梁振英暗示齊昕有精神病或情緒病,但許多人不僅認同她說的「父母即使當下突然死去,我也毫不在意」,也認同她說的(政府)講青年人永遠有出路是「廢話」,支持她「寧可拿福利、居無定所、吃杯麵也好過現在這種生活」,同情她徘徊在跳樓自殺和離家出走之間。許多人覺得她說那些話很正常,不覺得她「健康有問題」。她像是被關進第六病室裏的正常人。

病室外,既然否認她宣稱遭到「家暴」、又指她「健康有點問題」,明明在說她的「不是」了,為甚麼又說「從沒有父母口中不是的仔女」呢?是誰有病呀?

整件事是否有合謀的動機,我們不須猜測。筆者聯想到的是:當第六病室外的人說病室內的人有病的時候,其實真正有病的是病室外的人。曾處長把家暴範圍只局限於配偶之間而排除虐兒在外,是不是有病?梁特說拒絕與泛民作電視辯論的理由,是因為有根本分歧,是不是有病?若意見相同還需要辯論嗎?譚惠珠說要改變特首候選人的過半數出閘門檻,須等大陸領導層任期滿兩屆(十年)之後,是不是有病?同一屆領導層的思想是十年凝固的嗎?就不會改變對香港政改的想法嗎?

這些都是新近的病例,更多每日發生的荒唐病例就數不勝數了。使人擔心的是,整個社會被這種「中國邏輯」搞出病來。當人們對種種奇談怪論、種種謊言習以為常,整個社會就犀牛化了。我們不需要真的相信那些鬼話,但只要「對一切都默許、忍受,隨波逐流,過着與謊言為伍的生活,這就夠了。就是這樣人們確認了這個制度,完善這個制度,製造了這個制度,變成了這個制度。」(捷克前總統哈維爾語)反水貨被指為暴力,而合法使用暴力者卻被表彰為克制,這不就是現實版的第六病室嗎?(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陳雲 - 洋官漢名,平治漢民

三文治   2015年3月24日

古人說:「賜子千金,不如教子一藝;教子一藝,不如賜子好名。」傳統華人相信佳名雅號可以令人事事順利,一生好運,因此取名講究意思吉利,字形美觀,音調協和,避免不雅諧音,免遭好事之徒取笑。例如以前某粵語片新馬師曾飾演紈絝子弟蕭懷雅,其名慕古,豈料名字聽入鄉村阿婆耳中,變成燒壞瓦,即是在瓦窰燒瓦片的時候將一窰瓦片都燒壞了,極不吉利。

華夏雅言,遍及西洋。英國殖民統治香港時期,很多香港總督都有漢化的中文名字,主要由香港中文公事管理局(一九九六年改組為法定語文事務署)和英國駐港商務專員公署等官方機構負責構思。譯名以粵語為準,詞義務求雅馴,故亦可以視為廣東雅言。

早期的英國官員和總督,不大接觸華人,除非本人精通漢文(如金文泰總督),否則一般譯名從便,但也有滿洲貴族的漢名風格,例如德輔、彌敦、卜力、寶靈、盧吉等。戰後港府銳意親民,漢名就精雕細琢,古意盎然。不論是套入滿洲王公大臣之名,還是用漢人士族之名,都可見英國政府刻意模仿華人王朝之風,便利統治。

總督之漢文譯名,以金文泰最為雅馴,也最為淺白;戴麟趾最瑰麗,也最艱深;楊慕琦最似君子;柏立基、羅富國、麥理浩似前清華人進士;彭定康最為家常。譯名受到原名限制,例如Sir Edward Youde,即使他本人精通漢文,也只能譯為尤德。

戰後總督戴麟趾(Sir David Trench)是英國人,我知道的,他當香港總督的時候,正是我的童年。然而,我要到二十幾歲才知道金文泰是英國人。在電視的校際問答比賽,聽到金文泰中學的名字,還以為金文泰(Sir Cecil Clementi)是華籍的善長仁翁,而不知道他是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的香港總督,任期一九二五至一九三〇年,那時孫中山北伐的年代。

金文泰名如其人,精通中文。泰有順適如意、命運亨通之意。泰也是《易經》六十四卦之一,乾下坤上,乃天地交而二氣通之象,吉也。德輔二字見於《左傳.襄公二十九年》:「美哉,渢渢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行為符合道德,可出明君。貝璐和楊慕琦都是取名於美玉。羅富國,寓意民富國強,富國安民 。戴麟趾出自《詩經‧周南》,有後代良善興盛之意。「麟之趾」篇曰:「麟之趾,振振公子,于嗟麟兮。」「關睢序」曰:「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系之周公。」周文王子孫繁衍,後人用麟趾呈祥來恭賀人家添丁。

也有港督因名字犯諱而要正名的。衛奕信出任港督之前,被派往香港大學修習中文,中文名魏德巍,獲老師贈對聯「德者當以道為本,巍峻應有穩定基」。任命為港督後,有人認為魏和巍二字,諧音「偽」和「危」,字裏藏鬼,乃「雙鬼拍門」,巍字更是山下千八女鬼,大不吉利,因此上任前改名衛奕信,取「保衛」、「信任」和「神采奕奕」之意。改名一事由香港和倫敦同時宣佈,可見殖民政府鄭重其事。  當年衛奕信總督改名之事,乃殖民地一時佳話。

2015年3月24日 星期二

長平 - 走了李光耀,別了新加坡

德國之聲   2015323

李光耀符合大多中國人在其政治教育中接受的好領導人形象:精明能幹,廉潔自律,在困境中帶領國家走向繁榮富強。在他去世之後,中文網絡中對他懷念有加,投射了人們對政治強人的眷戀心理。

西方媒體的報道,在描述李光耀集中高效的經濟政策之後,也不會忽略他的威權專制形象。他對反對黨的打壓、對言論自由和集會遊行的限制,他主張的過於苛嚴、有辱人格的鞭刑等法律,權力的家族化控制,以及由此而製造出來的充滿自我審查的謹小慎微的社會生活,都與民主、自由和人權的價值觀有衝突。中國媒體淡化這些爭議,首先是因為這些議題本身,不允許在媒體進行深入的討論。其次,批評中共政權的人士,認為中共能夠學習新加坡模式,已經是人民的萬幸了。

李光耀在回憶錄中,毫不謙虛地誇耀自己推動中國經濟改革的歷史功績。1978年鄧小平以國家副主席身份訪談新加坡時,李光耀給了他改革開放的建議,並鼓勵他說,相信中國可以比新加坡做得更好。1992年的南巡講話中,鄧小平明確提出向新加坡學習。他主張學習新加坡的「經濟秩序好」,但是同時強調「他們管得嚴,我們要借鑒他們的做法,而且比他們管得更好」。

「管得嚴」的好經濟秩序,確定了中共學習新加坡模式的基調。隨後的幾代領導人,都在重複這個調子。這是自中共建政以來,除蘇聯、朝鮮之外,最高領導人點名學習的惟一國家。自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中共每年都派遣大量官員前往新加坡學習,南洋理工大學的中國官員培訓班甚至被成為「海外黨校」。但是他們到底學到了什麼呢?

李光耀的「亞洲價值觀」帶給中共官員兩大興趣點:一是一黨執政也能、甚至更能搞好經濟;二是高薪養廉。官方喉舌媒體也一再通過新加坡的例子教育民眾,西方民主不適合中國,儒家文化更能成功。批評政府的學者和媒體,利用各種機會指出,新加坡的一黨執政,與中共的一黨專制有著本質的區別。儘管新加坡的人民行動黨長期執政,以各種手段打壓反對黨,但是反對黨在新加坡從來都能合法存在,而且執政黨也從來都面臨選票的壓力。其次,新加坡1994年才開始實行高薪養廉制度,在此之前反腐敗已經卓有成效。高薪的目的不是養廉,而是吸引更多優秀人才從政。

2011年大選中,人民行動黨失去了近四成選票,舉國震驚,也讓中國的這些爭論沉默下來。中共官方對學習新加坡模式失去了興趣,當局並不想冒有一天只有六成選票支持的風險;宣傳機器也不再需要用新加坡的例子來證明威權有利經濟,而是直接宣稱中國自身經濟發展就是解釋中國特色的最佳證明。倒是有一些親共學者,還在繼續進行過時的遊說。

根據報道,2007年習近平訪問新加坡與李光耀見面時,還曾表示按照鄧小平號令學習新加坡。隨後,李光耀在新書中回憶這次會面時,稱讚習近平「1969年到陝西插隊,一步步往上奮鬥,從未有過牢騷或怨言。我想,他應該屬於納爾遜·曼德拉級別的人物」。這番稱讚大概會讓曼德拉和習近平都覺得莫名其妙。曼德拉大半生為民權奮鬥,豈止「有過牢騷或怨言」,而是一直都在為正義呐喊抗爭。而習近平既沒有作為政治反對派的經歷,也對民權毫無興趣。

這顯示中共與新加坡的學習關係漸行漸遠。後李光耀時代的新加坡,必然會沿著2011年大選開啟的政治抗爭意識繼續前行,而習近平統治下的中國,連在街頭反對性騷擾的女權行動者也要抓捕。

2015年3月23日 星期一

練乙錚 - 道歉.道歉的理論.史學.史學的實踐

2015323

筆者19日的本欄文見報之後,梁振英先生於20日投函本報,其後各有關方面的反應和矛盾互動即異常強烈,令事件升溫,勢必產生不良影響,乃筆者始料所未及,僅在此呼籲各方稍事冷靜,以免傷及無辜。

梁先生在投書中首度提到梁齊昕「病情不輕」,筆者就此請教幾位專家朋友,得出的綜合意見是:「她的有關事情,最好能在醫護人員的指導下進行。聲音太多,無論是責備她的還是站在她的一邊的,都可能導致不可預見的後果,難用常理推測」。這裏面包含了一位高級顧問醫師朋友的看法。筆者於心不忍,據此願承認19日的文章確有不當之處,並向無辜當事人致最深歉意,同時希望梁先生適當釋出善意,以助事件盡快降溫。

上周初之不幸事件披露之餘,各界注意力集中在無辜者身上,筆者行文的一個目的,本是希望把大眾視線從個人轉移社會,以免愈發造成不意之傷害,而並非所謂的欲作「政治攻訐」。詞不達意,復對各方之反應估計不足,終令厚愛我之讀者、人士殊為不安,誠屬不幸,亦僅此致歉。

筆者的文章不代表《信報》立場;上面各段文字亦然。

公論中的道歉理論

「公論」,英文是civil discourse,在西方起碼有三百多年的實踐傳統,目的在於去蒙求智,是開放社會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公論的形式包括辯論、筆戰等面對面交流或交鋒,彼此對家是誰很清楚;也包括寫評論、做演講,對家其實就是受眾,有各種反饋渠道,因此也是雙向交流。Civil一字的意境,包含「公眾的」、「公允的」和「有規矩的」;而既是discourse,參與者就不能經常自詡百分之百正確,包括邏輯、事實、思路和態度方面的,否則就難有意見交流的餘地,變成純意識形態宣示,或者真的變成「政治攻訐」;因此,公論之中容有錯失,有時的確需要向某些方面道歉,不一定是向對家,有時是向第三者。道歉應該有什麼準則,是一個很有意思的問題,今天正好趁機談談,提出兩個觀點給大家參考,都是從侵權法(tort)的一些基本原理借過來的。

一、道歉深淺要恰如其分,最好按照普通法裏所謂的eggshell skull rule,直譯作「蛋殼顱骨原理」。開車不慎撞倒路人,如果對方是一頭「公牛」,痛也不痛一下,肇事者說句對不起就差不多了(犯交通規例繳交罰款是另一回事);但如果對方是「玻璃骨」,或者「頭蓋骨薄如蛋殼」,輕輕一撞就嚴重受傷,那賠償就要一賠到底,會是很大一筆。侵權法有這個原理,法理經濟學的解釋很簡單:受害人的體質是哪一種,事前無法知道,這個賠償法則保證總的賠償額等於總的損失,駕車人撞倒「公牛」好運氣,與撞倒「玻璃骨」要賠償天價,在統計意義上剛好抵消;如是者,開車要小心的誘因就恰當了。如果賠償法則是要求賠一個平均數,則可能產生不良的後果,例如「公牛」會故意被撞。關於這個「蛋殼顱骨原理」,Richard Posner有很清楚很生動的論述。【註1

在公論過程中,一方若明顯表達了情緒受干擾而不是不合乎常理的話,另一方的道歉充分反映對方所表達的受干擾程度便好;那樣最能支持公論的理性開展。在文明社會裏,無論是敵對的派別之間還是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公論中的雙方最好都遵守這個原則。一個很好的榜樣,就是新科不久的台北市長柯文哲。柯P性急、潑辣、對別人特別是下屬要求高,說錯話的頻率因此也相當高,但一知道錯了就坦白認錯,沒有「如果」、沒有「但係」,也沒有hang up。坦白說,柯P的態度影響了筆者。

二、道歉輕重要視損害甚或consequential damage(間接損害)的程度而定。現以筆者的文章對無辜者可能引起的損害為例,說明這個準則。若論文章的直接損害,也許微乎其微,因為《信報》是出名的小眾報,筆者文章在《信報》網站的最終點擊數平均只有2500左右,而且讀者的年紀一般都比較大,加上幾乎每篇都4000字以上,用中文寫,年輕人接收到而且會看的機率很低。不過,這次情況有點例外:頭一天的點擊數稍高於平均,約3000左右,還算正常,但第二、三天受外來因素影響,點擊數飆升至30000多,是正常的14倍以上;在FB、高登、《港文集》等的平台上的傳閱和談論也激增,年輕人接收到相關訊息的概率就可能不低。文章一旦對無辜者有不良影響,儘管所包含的事實、理據、邏輯、所做的對比等,在技術層面都完全正確,筆者也應負擔比平常重得多的責任,相應的道歉也就不輕。

進一步的分析還應該包括這一點:上述致令筆者文章點擊數持續大幅飆升的,是若干外來因素;如果筆者事先小心一些,當可從過往經驗預估這些因素,但筆者疏忽了這一點。用博弈論的語言來描述的話,這是一個Stackelberg game,而筆者是這個game裏的leader,卻沒有把這個game玩好,終至可能讓無辜者接收到放大了很多倍的強烈干擾訊息。所以,導致間接損害的最終責任主要在筆者,不在其他人。【註2

說完兩個準則,筆者最後或可向梁振英先生作一小小提議:以後若有類似事情發生(同樣的應該不會了罷),梁先生或可把持平意見直接或通過報紙同事傳遞予筆者,而不必馬上給《信報》寫公開信;那樣既可免造成社會事件,驚動或不幸嚴重影響無辜者,也可避免坊間自然出現的「妨礙言論自由」指控。梁先生或者都知道,從去年11月至今,已有幾位他的同事,以發電郵到筆者私人郵址的方式,投訴或商榷筆者的文章批評到他╱她們的部分。因為都是私人函件,筆者或同意或不同意對方的說法,或回覆或置之不理,但都不會隨便把函件公開,更不會藉機指控對方「施壓」。寫評論多年,不會覺得那是壓力,除非不知到了哪一天香港的法律也有了「尋釁滋事」罪。這不是一個一般提議;因為不同的人面對不同的投訴方式,感覺也許不一樣。

筆者衷心希望事件到此而止,讓需要安寧的人得到安寧,也讓評論界更好關注其他的重要議題。

人人都是太史公

1969年的聖誕節假期裏,筆者拿到進大學第一個學期的成績,覺得自己有實力挑戰歷史系的一門理論課:十九世紀思想史。授此課的老師有名「殺人王」,口碑兩極化,教室裏的書桌上刻寫着罵他的粗言穢語特別多,女同學卻覺得他很性感;筆者不知天高地厚,卻也不敢怠慢,假期裏的某一天特地跑到他的辦公室裏拿了閱讀清單,然後開動機器偷步。怎料,冬學期開學不兩周,便已經嚴重跟不上進度,於是又跑去找老師,求救。老師問我:「How fast can you read?」我沒量度過不知道,老師於是讓我看一頁書,我一面看書他一面看腕表;還未及看到一半,老師就叫停:Drop the course.轟的一聲,我那年輕人的自信心和面子同時崩潰,臉紅耳赤敗犬一樣走了。

不過,那兩個星期讀過的材料,印象卻特別深刻,特別是其中的一篇歷史學(historiography)經典論文:Carl L. Becker1935年美國歷史學會年會上的會長演講詞Everyman His Own Historian。歷史學的重點不是具體的歷史,所研究的問題包括:歷史是怎樣寫成的?個別歷史家、某個時代裏的大多數歷史家所寫的歷史,後面是什麼性質的歷史觀?同一歷史事件有哪些不同的寫法?如何從新的觀點再審視過去寫成的歷史?等等。推到前沿,這門學問便與哲學交接:什麼是歷史真理?人能夠認識到多少歷史真理?什麼是歷史意義?歷史有意義嗎?歷史意義是永恆的嗎?

對這些問題的不同答案,讓歷史學分成不同派別。在Becker以前,比較主流的歷史觀就是所謂的「科學的歷史觀」,認為歷史就好比一門考古科學,發掘出的歷史事實多了,歷史的真相和意義就自然浮現。「科學的」一詞,十九世紀的社會、人文學家特別喜歡,認為一切學問都像自然科學那樣講永恆規律,而且那些規律是可以由人正確掌握的;馬克思、恩格斯因此把自己的社會政治理論名為「科學的社會主義」。到了Becker那一輩,少了科學主義的雄心壯志,認為人不一定能夠做到像掌握科學那樣看到永恆、普遍的歷史真相,每一個時代裏的人都只能按時代的特徵和局限重新理解歷史,讓歷史在一段包含當下的很有限的時空裏提供一點行為的指導意義,就差不多了。這個歷史觀,一般稱作「歷史的相對主義」。那是實用主義比較強的歷史觀。這個理論的輪廓,就是Becker在上述演講詞裏界定的。Becker講得十分生動有趣,完全不是乾巴巴像筆者這樣一知半解「講理論」,而且記錄下來變成文字之後,竟成為優雅文體的典範!【註3

令筆者想起Becker的「歷史的相對主義」,是因為看了《立場新聞》最近完成的專題深入報道系列「五代學苑人」(五篇採訪加前言後記一共七篇文章),並想在此向讀者推介。【註4

如所周知,《學苑》因為去年初出版了「香港民族論」系列文章,後來更成書付梓出版,招致在今年立會的《施政報告》宣讀時段裏「被警惕」。《立場新聞》編者眼利,從小小《學苑》的四十年來變化看出時代、世代的更替,組織了該系列採訪,寫成的報道,內容非常豐富,不僅值得細讀,還帶引出「歷史為何如此」、「誰是歷史的主體」、「歷史往何處去」等很根本的思考題。報道本身就是一批很有價值的歷史材料,而所報道的一段歷史是活的歷史,還在延續、發展。

系列採訪文章的數字排序不反映五代學苑人登上歷史舞台的時序。按上莊年份算,報道中的第一代學苑人的代表是程翔先生,最後一代的代表則是現屆的袁源隆和去屆的梁繼平,之間相差四十餘年,即近乎兩個人口世代了。論政治立場,應該都是支持「爭取民主、守護香港」的,在去年的社運裏一同站在人大常委831方案的對立面。不過再細分的話,便有分歧;程表明是「大中華」,袁、梁則傾向「本土」。學苑五代有此首尾分歧,筆者倒從中看出一個更大範圍裏溝通的契機。

社運裏頭,「大中華」與「本土」兩派之間,可謂分歧很小、嫌隙很大。按筆者的一貫理論,有分歧不一定不好,在初階段彼此矛盾還會相當激烈,看似水火不相容。那麼,《立場新聞》何不安排一個由第一代與第五代學苑人牽頭的兩派「華山論劍」、深切對話呢?在一系列歷史、現實與未來的經濟、政治、社會、文化議題上對流、交鋒,把記錄整理出來之後,應該又是一批很好的反映歷史時代差異的材料。

「歷史」、「學生學歷史」,數月來已經成為城中敏感政治話題。迫切需要的,是一種從非政治眼界去觀察政治問題和政治發展的公民習慣。《立場新聞》在這方面開了一個很好的頭。

【利益申報】筆者是《立場新聞》的一個義務非執董。

氣短集.之五十六

【註1】見PosnerEconomic Analysis of Law1986年第3版第171頁(這是一個比較舊的版本)。
【註2】關於consequential damages的分析,可參考Posner的書的第114-115頁。
【註3Carl L. Becker, Everyman His Own Historian,1935年美國歷史學會年會上的會長演講詞︰http://www.historians.org/about-...esses/carl-l-becker。此文的一篇參考閱讀:http://www.history.ucsb.edu/facu...BeckerHistTeach.pdf

【註4】「五代學苑人」系列文章可以從這裏開始點擊:https://www.thestandnews.com/undergrad/

姚松炎 - 三跑的真正成本

2015年3月23日

星期二(17日),行政會議通過香港機場第三跑道計劃(下稱「三跑」),填海面積約650公頃,造價估計高達1415億港元,融資方案分 為三方面,包括:一、政府停收股息十年,估計約值530億元(未計時間值);二、工程期間向旅客徵收180元建設費,約值500億元;三、機管局發債 470億元。

一時間大家只集中討論這1400多億元,彷彿「三跑」的成本就只有這1400多億元;而且由於融資方案毋須政府直接出錢,只須用者自付,市民似乎以為可以吃免費午餐,便宜樂貪。

其實,「三跑」是一項不折不扣的公私合營項目(PPP),政府實情出錢又出地,機管局則只負責舉債和收費,性質與數碼港項目大同小異,政府不但要包底,還須付出高昂的土地成本、社會成本、環境成本和生態成本,而利益卻屬於機管局,明顯是一項搵市民笨的投資項目。

土地社會 成本甚高

先計算政府在土地成本上的出資。根據雷鼎鳴教授的社會資助成本估算模型,填海面積650公頃,若以現時該區每呎賣地價格3000元計,即「三跑」的 土地總值高達1950億元;換言之,納稅人在「三跑」項目上的土地機會成本支出,已經超過機管局的總建造成本,更加是舉債金額的四倍。根據數碼港的合作協 議股權分配模式,政府在「三跑」項目的總承擔金額實為2480億元(1950億元地價與530億元股息),佔項目總經濟成本的74% (2480/﹝1415 + 1950﹞),納稅人才是項目的單一最大股東,卻完全沒有話事權,連獲利權都遭侵吞,真的是可怒也。

在數碼港項目,即使再過分,政府仍可從業務利潤中分得股息,但今回「三跑」項目竟敢明目張膽,連股息的利益都沒收,納稅人只有出資的份兒,半點回報都沒有,倡議者簡直是祈福黨,無知就騙,明知就搶。

即使你能接受土地成本和股息受騙,但當一家擁有壟斷航空權的機構,可以任意增收旅客建設費,不受民意監察,但經濟理論清楚告訴我們,這家擁有壟斷權 的機構有極大經濟誘因推高建造成本和營運成本,把機構的財富轉移到私人財團去,實行掏空國庫。有理由相信,「三跑」項目將會不斷超支,市民被迫繳付更多建 設費,可說肉隨砧板上。

機管局的融資股權佔不到15%,卻盡取全部盈利,兼且一權獨大,濫收費用,為所欲為。市民的融資股權高佔74%,反而不准分利,對項目無權過問,這是哪門子的投資騙局?

此外,地球之友曾就「三跑」項目進行「社會代價及回報評估」(SROI, Social Return on Investment),單單計算2012-2061年間的碳排放和噪音影響,其社會成本已經高達1600至6600億港元,還未計算環境成本和生態 成 本。「三跑」的真正成本其實遠遠不止這1000多億元。

然而,政府堅持興建「三跑」的理據,不過兩項:一、預計機場飽和;二、保持競爭優勢。這兩點理據實在無稽,嚴重扭曲經濟邏輯。試問當需求上升,市場 是否必須增加供應?一旦未能增加供應,是否意味會失去競爭優勢?譬如以近期的奶粉荒為例,因為境外遊客對本地奶粉的需求急增,按照政府的邏輯,供應商理應 馬上多建牧場,增加供應以保持競爭力,避免邊緣化,否則會受淘汰。

錯判供需 得不償失

實情是,幾隻名牌奶粉繼續長期供不應求,經常缺貨,市場的規律就是以價格調節需求。即使供應商不抬價,零售商自會以價格分流;就算零售商也不抬價, 必然吸引一群水貨客來爭奪,最終還是透過價格來解決飽和的問題,又怎麼會因為價格給市況推高,而令名牌奶粉失去競爭優勢?相反,愈是名牌,價格愈高,競爭 愈有優勢,其他牌子望塵莫及。

供應商考慮是否增加供應,必先衡量需求增長是否持續,若為短期波動增長,貿然投入大量固定投資增產,一旦需求回落,隨時血本無歸。譬如幾年前一家補 習社急速擴張,當時業績彪炳,需求逐年上升,門庭若市,怎料政府突然取消高考,把中五和中七兩次公開試合併為一次文憑試,補習生意馬上減少一半,需求增長 錯判,後果堪虞。這例子亦說明,以增加供應來滿足需求也不一定保證優勢。

身為老師,這種情況其實清楚不過。譬如有一課程非常受學生歡迎,報名人數遠超供應,若想滿足需求增長,要不然就只好加大班房,或者多加幾班;但如此 一來,大班教學,難免影響教學質素,若多加幾班,老師神疲力困,效果更差,所以一般只會限額收生,情願拒人於千里之外,亦不想誤人子弟,怎會因為限額收 生,影響競爭優勢?相反,若不限制需求增長,不斷增加服務供應,最終導致質素每況愈下,名牌不再,到時就真的給世界淘汰了。

香港國際機場本是世界級名牌,但過去幾年因為需求增長,機場又想大小通吃,導致服務質素下降,得不償失。其實,當增加供應的成本過高,大可考慮先以 價格分流,與區域機場協作,不但可免大興土木,破壞環境,又可避免進行高風險投資,更可增加即時回報,改善效率,提升質素,有利長遠建構區域分流。

中文大學未來城市研究所副所長、人人監機會成員 

添馬男 - 涼薄刻毒故技重施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3月23日

特首一家涉嫌發生家暴事件,被689聲稱「有病」的女兒梁齊昕指梁唐青儀用粗口辱罵她「死蠢×,周街被人×,去做雞呀繼續」,也動手令她受傷,報警後亦不受理。練乙錚撰文評論事件,以梁齊昕處境比喻香港人,689竟然致函《信報》,攻擊練乙錚借題發揮,利用其女兒患病作政治攻訐。689行徑與當日梁唐青儀召開記者會,攻擊評論員蔡子強「刻毒、涼薄」如出一轍,當然是要轉移公眾焦點,諉過於人,意圖阻止公眾繼續討論。

禮賓府內涉嫌發生家暴事件,是公事而非私事,正如當日梁齊昕割手自殘,梁氏夫婦竟然逼「有病」女兒在公園拍「合家歡」照,做公關Show,此等行為是涉及特首夫婦品德及操守,亦是公事而非私事,而蔡子強也是就此作出評議。

評論員並未有因為689指摘練乙錚而噤聲,「政論博客群」發表聲明,撐練乙錚之外,更提出一個關乎公眾利益的觀點,聲明指出根據「《基本法》第五十二條,行政長官因嚴重疾病或其他原因無力履行職務時必須辭職。因此,行政長官的身體狀況,包括精神健康狀況,皆屬公眾知情權範圍。特首夫人按不成文慣例,出任多個慈善團體、民間機構及青少年組織的最高負責人,她的精神健康狀況,也牽涉重大公眾利益。現在特首夫婦牽涉家暴,而精神問題是家暴個案主要成因之一,為落實『依法治港』,我們呼籲立法會及社會各界,以香港社會整體利益出發,必須立即促成檢查及公佈梁振英夫婦的精神狀況,以供社會及中央政府判斷其履行職務的能力」。為689作精神健康檢查當然不會發生,但在唐青儀未澄清有否用粗口辱罵梁齊昕及其暴力行為未得到公正調查前,她不適合再擔任慈善、福利及青少年機構的贊助人,包括防止虐待兒童會。

至於另一位涉事人物曾偉雄更荒謬,佢為警方拒絕立案調查作辯解,亂噏一通,指網上言論警方不一定要跟進,曾偉雄是否知道梁齊昕乃是在自己社交媒體發佈被唐青儀粗言辱罵及動手,而非匿名言論,加上是她自己報警,同一般討論區吹水言論完全是兩回事。至於他認為警方家暴指引限於夫婦及異性伴侶,更是公然講大話,根據律政司涉檢控家暴政策文件所述,「家庭暴力可泛指現在是或曾經是親密伴侶的成年人或家庭成員之間因暴力、恐嚇行為、身體虐待、性虐待或精神虐待而引起的任何刑事罪行。成年人是指任何年滿十八歲的人,而家庭成員則包括母親、父親、兒子、女兒、兄弟、姊妹及祖父母,不論是直系、姻親或繼父母家庭的親屬關係。」至於律政司界定的家庭暴力行為,包括非公開場合作出言語上的侵犯,對象是指配偶或子女。寫得清清楚楚,警方hea做大家心照,但至少唔好講大話愚弄公眾,此乃反違紀律部隊首長應有操守,應予譴責。

今次為保護689夫婦形象及名聲,將政府多年來宣傳防止家暴、阻嚇家暴嘅成效毀掉,公眾目睹原來警察對家庭暴力係hea做、亂噏、講大話。而最可悲的是《信報》在練乙錚被689攻擊一事上劃清界線並噤聲,一份以知識分子為對象的傳媒,竟然淪落至此! 

2015年3月22日 星期日

李純恩 - 令人愉悅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03月22日


一群赴法旅遊的中國遊客,在香港過境時每人脖子上掛一條彩帶,上書「香港 我不購物」一串大字,以表示威之意。內地有些網民看了大讚這群人替大陸人在香港出了一口惡氣,但更多的人看了,覺得是一群傻B。

看相片,那條彩帶紅底黃字,很是搶眼,若不細看,你說是法輪功鬧事我也相信。那群遊客默不作聲,也有法輪功學員堅毅的特質,所以,這種事情香港人見了一笑置之,若給北京中央首長見了,可能會大皺眉頭。

這群中國遊客大箱小箱,還是要購物的,只是他們不在香港購物,而要去幫襯法蘭西。前兩年我去巴黎旅遊,誤入「春天百貨」,陷入中國購物大軍重圍之中,百貨公司前後左右門口都是購了物的中國人,席地而蹲,展示戰利品,盡情喧嘩,可用全國各地方言,興奮熱烈,身邊旅遊巴士有十幾二十部,滿地皆為世界品牌,那種盛況,與香港上水有得一拼。

於是再看那張香港機場的照片,那群人掛在脖子上的彩帶上「香港 我不購物」只寫了一邊,另一邊空着,卻又覺得隱隱也有一行字:「巴黎 我們來了!」

這就叫「轉戰」,本質卻是一樣的,意思就是「我有錢也不給你賺!」同胞徹悟了,思之頓時輕鬆愉悅起來。

陳嘉文 - 山頂建酒店 迫遷等翻生


街知巷聞   星期日生活   2014年3月22日

盧吉道路窄,平均也只有這個闊度。(劉焌陶攝)

盧吉道二十七號,有九十九年歷史,獲評為二級歷史建築,前年被申請改建為文物酒店。(劉焌陶攝)


盧吉道有一段本來是峭壁,沒有山路可建,一百年前,英軍與華人承建商在這裏立樁建棧道,工程浩大。(資料圖片)


盧吉道是港島徑第一段,行山客甚多,有不少人推着嬰兒車,有車駛進時,人車無法並行。(劉焌陶攝)


【明報專訊】在政府就文物酒店展開第五次諮詢翌日,太平山頂盧吉道比往日更熱鬧,除了成千上萬的旅客,棧道之上,還堆滿相機腳架,幾十個龍友等待拍攝山頂霧境。可是,雖然遊人如鯽,但走了一圈,我卻覺得異常冷清——盧吉道上,本有十二座民居,但十室九空,放盤廣告處處。

因為交通極為不便,這裏的住宅一直少人問津,居民多是住了幾十年的老街坊。

自從二十七號大宅被申請建成酒店,在政府與民間拉鋸之時,曾在大宅居住十三年的姚醫生說:「附近的業主認為盧吉道鹹魚翻生,於是趕走租客,等待發展。」

迫遷不迫遷,是一回事;最大的問題,是這裏根本不適宜發展,本只設計給人行的狹窄行山徑,怎可能要每天數以萬計的遊人,讓路給只接載數十人的酒店專用車?

路窄彎多 接駁車超負荷

二○一三年四月,盧吉道二十七號的現任業主,申請把獲評為二級歷史建築的大宅改建為文物酒店,提供十二個房間,平日每小時行車來回兩次,接載住客,路線沿盧吉道接駁酒店與山頂廣場,即每天九十六次單程。這項申請,在同年的九月獲城規會批准,方案在諮詢期間一度有逾八成人反對,主要憂慮改劃成酒店後,會對交通造成負荷。

曾居於二十七號大宅十三年的姚吉甫醫生,這天帶我們從盧吉道一號起步,一直走回他的舊居。他說,這段路只九百米,但已有三十七個彎,路僅闊一點八至兩米,「運輸署說讓車駛入沒有問題,但他們只是用尺量度,說路比車身闊。不親身在這裏駕過車,怎會知究竟有什麼問題?」姚醫生說,他是住客時,駕的車當時最小型的車款,車身大概一點四米闊,「沒錯是可以駛過的,但左碰右撞,轆軨每三個月維修一次,左邊車身最易刮花,在二十七號前的彎位最難過,那條燈柱,我留下了不少戰績」。

從來不是行車路

事實上,盧吉道本來就不是車路,在一百年前規劃之時,一九一三年的工務局文件寫明,這路是用作觀賞維港風景﹕「The road will be principally used as a promenade, a wonderful panoramic view of the City, Harbour and surroundings being obtainable from it」。這天沿路看到不少古老石椅,其實都是這句說話的佐證。盧吉道所建位置,大多是懸崖峭壁,工程浩大,由當時的英軍率領華人工人鑿石建橋,建成現在的棧道。在建成之初,它一直是英國上流階層的步道,後來禁止華人踏足山頂的法例廢除,這裏成為香港人認識維港的必到之地,平均人流達每小時一千人,旅發局的數字顯示,每年到山頂觀光的旅客多達七百萬人次。很難想像,在人流這麼多的盧吉道上,當每小時都有車駛過,男女老幼爭相走避成為常態,這個被旅發局譽為全港第二大景點的地方,將會是怎樣的一個光景?「這其實是諷刺的,早前我們申請駕車入盧吉道做路試,在山頂警署申請禁區紙,但被拒絕,原因是太危險。其實人人都知道在這裏駕車很危險。」美港聯盟的羅雅寧說。

無處排污

除了車流增加構成危險,姚醫生還說,這裏沒有污水渠,若大宅改成酒店,每日排出二萬公升污水,根本無法處理,屆時只有排到盧吉道下的干德道、薄扶林郊野公園。「大宅外,有一個專用的化糞池處理污水,原理是廁所水直接輸到化糞池,分解後,污水再滲進泥土,以沙石過濾。五人家庭尚可以應付,住五十人的酒店,怎負荷?可以想像,到時候盧吉道下滲出的污水,臭氣冲天。」改建文物酒店,還關乎盧吉道的環境,這裏的生態,價值甚高。不少植物學家曾對此讚譽,事關這裏本地品種繁多,而且山林可以出現在山頂這高度,並不常見。前年,港島徑獲Lonely Planet選為全球十大步行徑之一,而盧吉道,早在一九八五年就被劃入港島徑第一段。

27號大宅 拆泳池——零消防

姚醫生故地重遊,來到三年前才搬走的舊居門外,說大閘都已換掉。這棟大宅,樓高兩層,每層五千呎,他當年是租客,與家人同住。「裏面間隔沒變過,木地板都是原裝,住這裏的人,本來都是尊重歷史、尊重這棟古宅的人。」盧吉道二十七號,在一九一四年開始動工興建,那時候,盧吉道才剛開始動工起路,是盧吉道上第一座民居,「由著名建築師樓巴馬丹拿(Palmer & Turner Group,前稱Palmer & Bird)的合伙人Herbert William Bird所設計及興建,用來自住」。因為自住,可以想像,它一定堅固而實用,而且選址是盧吉道上最好的,「這裏的景觀,望盡整個香港,東至觀塘,西至葵涌,啟德、尖沙嘴、太古城都望到」。

消防車駛不進

後來,Mr Bird把大宅轉售太古船塢,施懷雅家族的人入住,然後再轉為太古集團的高級職員宿舍。日佔時期,日軍曾經佔用這裏,把太古的人趕走,現在還留有痕迹,例如大閘外日式庭園的石塔。七七年,一個美國人接手,他把大宅翻新、建泳池,這個泳池,往後一直沒拆,「盧吉道太窄,沒有消防車可以駛入,沿路沒有水喉,最近也要從山頂廣場外的太平山餐廳借水。我住這裏的時候,裝了高壓水泵和水喉,萬一火燭,就用泳池的水救火。聽說若這裏建酒店,業主打算拆掉泳池,在那裏建玻璃屋,裏面是客房」。

九四年,內地人購入大宅,至九八年轉讓,沒多久,姚醫生搬進來,一住就是十三年。

由於消防車和救護車也無法沿盧吉道駛進,姚醫生以防萬一,要求家傭和司機都接受急救訓練,家裏也備有心臟除顫器。「所以這裏根本不適合建酒店,住客有事的時候,怎樣求援?火燭的話,沒有泳池的水解燃眉之急,要從餐廳拖喉進來,一公里長,要拖多久?」

鄰居陸續被迫遷

沿着盧吉道,經過二十七號,一直往西走,沿途其實會經過幾棟類似的森山大宅。「不過你會發現,現在的盧吉道,已經沒什麼人住。自二十七號的事之後,很多業主都開始心雄,認為盧吉道鹹魚翻生,於是陸續趕走租客,等待發展。」姚醫生說,過往這裏的樓價,一直不昂貴,「若說山頂住宅的呎價平均有十萬元,盧吉道其實大約是三萬元,因為這裏實在交通不便,合心意的人才會買,不合心意的,價錢低極也不會買」。

在二十七號旁的二十八號,面積相對小,一層約三千呎,樓房設計平實雅致,後方有個泳池花園,不過已丟空,歷史與二十七號差不多悠久。Palmer & Turner的合伙人Mr Bird,建了二十七號,再建二十八號,當是別墅。「空置之前,是一個洋人婆婆住的,是去世的丈夫留給她的。她轉售之後,一直住在這裏,但新業主再轉手沒告訴她,有一天,突然有個陌生人敲門,要她走。她七十多歲,被迫遷。」至於三十四號的住客Bob Green,租住這裏四十年,是前美國全國廣播公司(NBC)駐港記者,前年也被趕走了,「業主把樓收回來,想發展服務式公寓、酒店之類」。

峭壁上的棧道

花了九年時間,盧吉道在一九二二年建成,那時候,太平山頂仍是個光禿的石山,繞山而建的盧吉道,遠看像一條天橋(skybridge)。而由於山頂經常有霧,山上的橋在霧中若隱若現,所以盧吉道也一度被稱為「仙橋霧鎖」,是二戰前的香江八景之一。

要建盧吉道,以一百年前的技術,是難度很高的一項工程,由在英國做炮彈戰船的英軍工程師負責,不過真正落手落腳挖掘、砌磚的,則是華人承建商包辦。根據當年的工務局年報,第一階段的工程,只用了年多兩年的時間就完成,但第二段工程,則先拖了四年才復工,然後再用了三年時間興建,事關第二階段全屬陡峭的懸崖峭壁,無建築路面的山坡。一九一九年的工務局年報,最後決定開山劈石、建擋土牆,和在無法築路的峭壁上建架空的棧道——在峭壁下鑿石立樁,橋柱用當年新引進的物料鋼筋混凝土,總共建了八十七條,上面則建橋為路。

行山徑淪車道?

我們一行五人,從獲列為二級歷史建築的盧吉道一號山頂纜車總部起步,一直走至二十七號,雖然這天不是周末假日,沿途還是遇見很多行山的人,當中包括蹓狗的主人和推着嬰兒車的父母。曾在這裏出入十三年的姚醫生說,「從這裏回家,路程九百米,共有三十七個彎,路的闊度平均只有一點八至兩米,駕着車身約闊一點四米、排量600cc的三菱車出入,每個彎都熟晒,最後那個彎,是最常過不了的彎,所以那條燈柱也有很多被我車刮花的痕迹」。

姚醫生說,他每天駕車出入,知道這條路有多難走,人車其實無法共存。雖然他為了減少妨礙行人,以自己用車的時間遷就,例如早上七時前、晚上七時後,以及假日不用車,即使用車,兩餐在外,中間的時間也盡量不回家,寧願在外面蒲足一天;之不過,還是會遇上很多人車爭路的情况,「行山的人,根本沒有準備這條路會有車出現,於是,當有車駛至,行人都心急避車,避到渠邊、山邊,老人會容易跌倒。想像一下,若有人推着嬰兒車走,怎辦?父母一人抱起孩子,一人舉起嬰兒車彎到欄杆外,這樣才夠位走」。盧吉道這段路,只有二十七號大宅有車出入,若是住宅,人數頂多數人,車輛出入次數有限,可是若轉營酒店,申請計劃書中就提到,酒店會每小時提供四次來回接送,一天就九十六次。需要頻繁地避車的行山徑,結果只會讓人不敢再走,而本來為讓人可以欣賞維港景色的盧吉道,也只有淪為接送十多個房間住客的車道。

文 陳嘉文
圖 劉焌陶、資料圖片
編輯 王芷倫 

鄺健銘 - 李光耀、新加坡與香港

星期日生活   2015322

【明報專訊】雖然「新加坡」已成香港公共討論中的關鍵詞,久不久便聽到「香港落後於新加坡」的話語,但當不少港人仍然停留在「新加坡=李光耀」認知層面的時候,就不免令人懷疑,其實香港人對新加坡有多了解。

例如,很多香港人將新加坡視之為住屋天堂,20129月甚至有香港報章報道說,「對於新加坡人來說,住屋不是問題,亦沒有這方面的投訴」。故此新加坡人近年埋怨樓價太高、付擔不起,成為執政黨選舉失利、2011年大選支持率降至歷史新低的一個主因,大概會令港人感到疑惑。他們很少意識到,令他們感到羨慕的新加坡組屋,與他們想像的「公共房屋」存有一定落差;著名新加坡博客區偉鵬(Alex Au)甚至在文章Time we had real public housing裏說,新加坡其實已沒有真正的「公共房屋」。

因為倡導「自力更生」,政府視組屋物業市值為其中一種國民退休保障(Assets value can be unlocked for retirement),這某程度燃起了「新加坡夢」——即細屋換大屋、最終買私人樓保值——進而刺激了樓價。新加坡「永久居民」(見註)也能購買二手組屋,進一步推高樓價;因為埋怨聲高,政府在2013年規限PR需住滿三年才可買二手組屋。有新加坡學者觀察到,新加坡已出現「資產富裕但生活拮据」(Asset-rich but cash poor)的社會現象——意指有好些長者視組屋為主要資產,現金積蓄卻所餘無幾。

故此港人也大概不會意識到,當新加坡在步入後李光耀年代的時候,民間對李光耀的印象與評價已開始有不同看法。去年澳洲學者Geoff WadeEast Asia Forum發表文章,形容新加坡正面臨一場「歷史戰爭」。民間對執政黨的官方國家發展歷史論述──特別是與李光耀有關的著作,包括他的回憶錄──有愈來愈多的挑戰。敏感議題之一,是對1960年代李光耀政府的「冷藏行動」的解讀。這場行動以反左派、反共之名,拘捕了百多人,終結了新加坡的多元政治格局。2013年民間在芳林公園舉行「冷藏行動」逮捕行動的50周年紀念活動,講台的其中一條布條寫着「讓政治流亡者安返祖國」,講者包括當年的被捕人士,出席者有至少600人。同年,民間出版了《新加坡1963年的冷藏行動:50週年紀念》,重塑當年的歷史,挑戰官方不准前拘捕者重寫不同於當政者的官方歷史的警告。其中兩位作者,是孔莉莎(Hong Lysa)與羅家成(Loh Kah Seng),分別著有The Scripting of a National History: Singapore and its PastThe 1961 Bukit Ho Swee Fire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Singapore,均由新加坡國立大學出版。

此外,星馬被迫分家、李光耀在電視面前淚下是否真心(見the online citizen, Myth about a Singapore leader〉),以及日據期間李光耀幫日軍情報機關工作(見新加坡文獻館,〈李光耀昭南島紀實補遺〉),近來都被提起。

這些民間歷史論述與疑問,對國家政治發展、執政黨本質乃至往後的政府——社會關係,多少也會引伸出更多想像,未來這會引起何種政治效果,其實很值得觀察。

不過回顧李光耀一生,不能不提的豐功偉績,是他為新加坡建立的一套外交策略。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曾說,李光耀精明與具連貫性的外交操作,是新加坡的其中一個生存關鍵。

精明外交養活獅城

世界上,不乏缺乏各種資源、但仍能游刃於大國之間、找到自己生存空間同時維持自主的小國,例如人口比某些跨國企業職員數目還少的摩納哥,就是先靠受歐洲鄰國限制的賭業起家、再將產業多元化,最後成功不再臣服於法國,在2007年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已比法國高,更因積極推動全球暖化議題而提升了國際發言權。但論全球知名與能見度,其他小國卻難以與新加坡相提並論。在不少有關管治、經濟、發展的全球排名中,新加坡都名列前茅;在不少國家領袖眼中,李光耀更是「領導人的領導人」。

按李光耀想法,外交是關乎國家生死的事,是內政的延伸。

新加坡外交政策的兩大核心思想是:1.新加坡是個脆弱的國家;2.平衡國際政治中的各種力量是新加坡的外交要務,方法是增加新加坡與大國之間的聯繫,但在互動之中,不失自主,保持獨立身分;對問題的應對以不講意識形態、不相信非黑即白的實用主義為原則。

新加坡增加自身價值的方式,是成為全球移民、人才與世界企業的綠洲、與全世界做生意但反共。因着新加坡的靈活外交方針,即使她以反共起家、刻意突顯不是「第三個中國」以便掃清國內共產勢力,也能與中國做朋友。

「新加坡模式」治港 捉錯用神

香港此刻處於昏亂之中、看不清前景,大概會有不少人希望香港能有一個李光耀。有這種想法,是因為沒有看清貌似相似的星港,其實起碼有五大不同處,這也是中國大陸希望以不講民主、也能有良好民生經濟表現的「新加坡模式」治港捉錯用神的地方﹕

一、 新加坡是個主權國,香港只是一國之內權力愈被收緊的特區。新加坡政府權力少有灰色地帶,主導本土議題的能力遠高於香港特區政府,因此更有善治基礎。例如居於新加坡的中國大陸人孩子出生,他們不會自動成為新加坡公民,因此比香港更能控制人口數量與質素、更好地規劃城市發展;

二、 總理李顯龍形容新加坡為「舢舨」,特首梁振英則形容香港為「萬能插蘇」。兩者的分別在於前者有很高的自主性、廣闊的活動空間、可自由擁抱世界與之接軌,後者則只能被動地倚靠一方、毫無能動性、毫不外向,只能內向地終日「警惕外國勢力」。論作為世界港口城市的優勢,星港高下立見,這也是主權國與特區差別的一個延伸例子;

三、就算選舉制度有可爭議的地方,新加坡至少已有能講「主權在民」的大選,而「主權在民」在香港卻是政治忌諱;

四、 教育程度提高、世界見聞日增、政治強人遠去、經濟發展講求創意產業與提高生產力,都會令後李光耀時期的新加坡邁向自由化,而中國治下的香港卻在步向「警察國家」狀態、自由空間日窄的黑暗歲月;

五、最重要的一點,是香港與新加坡本來就有不同的運作模式,各有千秋。香港有的是強社會、弱國家,新加坡則相反。在亞洲之中,香港原來是一個相較自由的地方,社會有更大的空間發展,也因此港人靈活、有自主性、具創意,這都令香港有先天優勢,發展受很多政府重視的文化產業。

新加坡以經濟而非文化立國、過於強調務實主義、政府過於強勢,以致國民怕輸、因循守舊、欠靈活、缺靈魂。《聯合早報》曾有這麼一個報道:「新加坡能培育出郎朗嗎?很難」。新加坡人李慧敏在《成長在李光耀時代》寫道,政府因着經濟價值推行「講華語運動」、壓制中國其他地方語言,新加坡文化被整頓,猶如將別具風味的南洋沙律,變成無甚特色的西式沙律。有新加坡朋友曾對我說,新加坡人面對愈來愈多來自中國大陸的移民,其實也有身分認同危機,但因為說的是華語(即普通話)、寫的是簡體字,故此也沒有多少文化資源,維持鮮明的本土身分。

後李光耀時代,不單對新加坡人,對港人也同樣別具意義。

(作者為新加坡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碩士、著有《港英時代:英國殖民管治術》)

註:即Permanent Resident, PR.與香港不同,申請者不一定需要在當地居住滿七年,即使申請成功,也需定期續期,不然PR資格會被取消

安裕周記:最後一個強人

星期日生活   2015年3月22日

【明報專訊】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東西方兩大陣營各自歸邊,美國在歐洲成立至今仍在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簡稱北約,麾下是法國德國英國加拿大等;另一方是蘇聯為首的華沙公約組織,簡稱華約,帳前是東德捷克波蘭匈牙利等。在亞洲,類似的對抗亦見出現,中共建政全面倒向蘇聯,一切唯老大哥馬首是瞻,與日本南韓台灣等「自由世界」捉對廝殺。兩種意識形態,兩套戰略思維,圍堵與反圍堵,雙方都把能納入的國家盡量納入,各自擴充,各有坐大。在這兩個巨人之間的寡民小國亟力尋找生存空間,這些國家在夾縫中以本身的地緣險要為槓桿,一躍而成第三勢力,以威權主義管控國家,在同濟東西兩方,共享和平之際,更尋且出現經濟繁榮之象。這些國家主事者有一個不涉及國力大小的通行稱謂:強人。

「強人」一詞在六七十年代用得頗濫,南韓朴正熙菲律賓馬可斯都被稱為強人,實則是美國附庸,華府要他們站着死他們不敢坐着死。反之南斯拉夫的狄托(Tito)是如假包換真正強人,夾在南歐美蘇兩股勢力之間,南斯拉夫既不是蘇聯般全面共產但也不是美國般悉數民主,但就是冷戰年間東歐人民眼中的樂土,西歐各國認定的準共產主義。另一個強人是李光耀,如今全球聚焦這個馬六甲海峽大門的海島城巿之時,翻開歷史,李光耀治下的新加坡雖只是幾百平方公里,卻以有異亞洲眾國的治政之道,令新加坡卓然成為中共以及不少新興國家抄襲對象。然而李光耀就是李光耀,一手專制管治打壓異見,一手年年與香港爭逐美國傳統基金會「經濟自由度指數」桂冠,左手畫圓右手畫方,在「自由」與「專制」之間如何輕重拿揑,確是一門學問。

新加坡位守天險,早於戰前已是大英帝國遠東要塞,它位於馬六甲海峽南端,船艦從印度洋而來轉折北上中國日本台灣南韓,必須經過它面前。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日本聯合艦隊偷襲珍珠港,第二天的十二月八日出兵轟炸駐在新加坡的英軍戰機。日本戰略盤算是這樣的:拿下如今稱為馬來西亞的馬來亞,之後南取新加坡,以此對當時稱作荷屬東印度的印尼發動進攻。日本侵略大計目標是四個英文字母ABCD,A是America(美國),B是Britain(英國),C是China(中國),D是Dutch(荷蘭)。進攻資源充沛的東印度是打擊荷蘭,新加坡是英國橋頭堡,倫敦當然看穿日本圖謀,派出戰列艦「威爾斯親王號」為主的艦隊東來保駕護航,結果慘於十二月十日被越南起飛的八十六架日本轟炸機擊沉,元氣大傷。

星緊扼馬六甲天險

時至今日,馬六甲海峽戰略地位隨着美國「重返亞洲」更形吃重。馬六甲海峽由新加坡、馬來西亞及印尼共管,其他國家貨船軍艦通過皆需三國首肯。冷戰結束,美軍撤出菲律賓克拉克及蘇比克灣兩大基地,昔日在越南金蘭灣的基地亦在一九七五年後喪失,唯一落腳點便是以補給港形態存在的新加坡,獅城舉足輕重由此可見。近年中美犄角對抗之勢明顯,中共策略因而調整,在馬六甲海峽之外開闢另一條南下印度洋生命線,即如二次大戰建設滇緬公路;由雲南經緬甸出海,以免一旦馬六甲海峽封鎖,遠道中東而來的石油補給線遭到搯斷。因此,守着馬六甲海峽咽喉,日本中國南韓就等於給人揑着喉嚨,新加坡的戰略叫價大增。

今年是二戰結束七十周年,對年輕人來說,七十年前的歷史等於上古史,可是今天的世界格局不脫一九四五年戰爭結束後的遺產(legacy)——美俄對抗,俄中結盟,日中對抗,改了的只是國家名稱,大模樣未見根本變化,新加坡地緣政治角色無改,美國要爭取新加坡,中共也要爭取新加坡,五十年代至今一概如此。美國當年以圍堵對付包括中共在內的共產主義勢力,一九六七年,中共文化大革命熱火朝天、中南半島的越戰打得方酣,新加坡、泰國、菲律賓、馬來西亞、印尼簽署《曼谷宣言》組成東南亞國家聯盟。五國當時與美國關係密切,儘管五國間有齟齬,例如新加坡與馬來西亞關係人所共知,回教大國印尼對新加坡亦有看法,然而東盟的最大公約數是反共,這一點各國不存異議,美國在東盟帷幔後的身影呼之欲出。

東南亞的美國身影

新加坡受到美國重視在於其地緣價值,亦由於此,新加坡軍力在東南亞遙遙領先,東亞只有三國裝備美軍頂級F15戰機,一是朝鮮半島的南韓,一是美國忠實盟友日本,另一是新加坡。美國的軍火外交用得出神入化,以色列縱然如何桀驁不羈,但主要軍備皆來自美國,難以搞出花樣;東盟原創五國也是美國軍火買家,無法不落入美國的西太平洋大計,美國傳遞出來的信息是「唯有美國,始能免於共產主義」。然而一如銀幣的兩面,唯有因着反共的共同本質,更由於美國東亞大棋盤戰略,區內遂出現意識形態極端反共的專制以至獨裁政制。易言之,強人之所以出現,不能不說是因為背後是另一個更大的強人。

當然,李光耀的強人比起馬可斯的強人,其持續性來得久遠,獨立程度比菲律賓的大得多。除了是新加坡地緣位置比菲律賓更重要帶來的操作空間,獅城的管治藝術遠勝菲律賓。李光耀鐵腕治政壓制異見,加以英式精英管理,建構成獨特的新加坡模式,以國家存亡的危機感壓制社會異見思潮,同一時間賦於相對自由空間,形成低度民主、中度自由、高度經濟發展的三層結構。過世已七年的美國哈佛大學政治學教授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在一九六八年出版的《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是新權威主義濫觴,指出社會在現代化過程中會出現脫序失控,若無法通過政治及制度現代化配合,結果可能是爆發暴力。亨廷頓這套理念廣受注目,八十年代他成為南非國師,稱通過國家機器的壓制,有助令現代化過程有效。亨廷頓的學說被美國自由派學者批得體無完膚,卻被目為七八十年代中小國家走向專制的練習本。某程度在新加坡南韓台灣身上,可以看到類似表徵。

新權威主義練習本

相對腐敗不堪的馬可斯政權或是偏安江左的台灣蔣家小朝廷,新加坡走的是另一條比馬可斯更多法治、比蔣經國更精英的治政之路。有一種說法稱,這是李光耀的劍橋大學法學院教育成果,也有說是儒家文化之故,不過人們更相信這是長期危機感萌生下保存政體的平衡術——經濟起飛但必須服膺於國家安全——企圖以此說明民主自由與經濟富強兩者之間的孰輕孰重。對於危機感,李光耀從未隱瞞,新加坡獨立後與馬來西亞關係平平,雖未爆發衝突,但連食水資源都匱乏的新加坡民生受制於馬來西亞是不爭之事,李光耀曾在一次講話談到,If, for instance, you put in a Malay officer who's very religious and who has family ties in Malaysia in charge of a machine gun unit, that's a very tricky business.(如果,舉例說,你把一個非常信奉宗教、他的家人與馬來西亞有關連的馬來人軍官放到機槍班當主管,那是一樁非常複雜的事),勾勒出來是危機就在身邊,卻道是如此危機帶來蓬勃的經濟發展。

這正是李光耀的強人政治特質,他不會規避無法避免的困局,以正面態度面對並試圖以他的方法解決,對國內異見施以壓制時不抗拒經濟上的自由,安內與經濟發展並行,六四鎮壓之後的中共亦大概如此走向,不同的是新加坡早走了二十多年。然而內政的管制不等於外交上的無為,李光耀的外交務實圓潤,自由游移於中共與台灣之間,更獲得中台同視為老朋友。一九七六年李光耀首次訪華會見毛澤東,其時新加坡與台灣仍有官式外交關係,新加坡陸軍更在台灣訓練至今。當東盟五個始創成員國中的四個先後與北京建交,新加坡是最後一國這樣做,這無損中共對這個城巿國家的信任,建交之後三年的一九九三年,中共與台灣內戰結束後的首次會談汪辜會面便是在新加坡舉行,被認為海峽兩岸至今談得最好的對話。在大國之間取態中道,正是蕞爾小島得以生存的另一主因,「兩大之間難為小」沒有發生在新加坡身上。

務實圓潤的外交手腕

李光耀與新加坡是二而一的關係,亦唯獨在他治下催生新加坡模式的專制資本主義,這與南斯拉夫的狄托主義大同小異。毋庸置疑,這是冷戰孕育的政體形態,美蘇對抗導致某些國家或地區以意識形態為先奉行專制政治,新加坡是其中之一。儘管不少國家亟欲效法新加坡的管治,企圖權力與經濟兼得,往往以爛尾收場,變成走到極端的專政獨裁或半死不活的弱勢經濟。這不在於體制的分別,而在於領導人的魅力、視野與能力,李光耀與狄托都入於同具三者的此類。有說,晚年的李光耀最想接任他總理之位的是現今總統陳慶炎,李光耀鍾愛陳甚至說陳是「新加坡最聰明的人」,另一個說法是李光耀獨喜陳的內歛低調,可是陳就是無緣總理府,這或許是李光耀的一個遺憾。

新權威主義式的強人政治是特定時空下的歷史產物,也是一些國家在兩大意識形態之下的第三條路。然而時代在變潮流在變,狄托蔣經國墓木早拱,強人無法複製也無法繼承;相對於此,唯有更大的民主自由,更廣袤的民間社會,更多參與的政治及社會制度,始能推動國家向前。不過,當人們回首近代發展之路,強人式政治家確曾扮演主要角色,出身草民、政治魅力、行事強悍皆皆在身,那是歷史書卷不可或缺的草莽章節。

文 安裕
編輯 馮少榮

2015年3月21日 星期六

李怡 - 沒有人可以無視發生過的事實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3月21日

中國社科院發表《二○一五法治藍皮書》,首次提到若中央認為人大決定「不適當」,亦可撤銷或改變,並非一貫所說「不可撼動」。港府發聲明重申人大決定「是不會撤回,亦不會修改」。究竟《藍皮書》是否意味過去大半年中共信誓旦旦的「不可撼動」說有些鬆動呢?

報告稱,在理論上,全國人大有權改變或者撤銷人大常委「不適當的決定」,但前提是,有關決定必須是「不適當的」。當中央認為是適當的決定時,在中國的憲政架構下,「全國人大是不可能改變和撤銷這決定的」。

這裏有幾個要點,一是改變過去說人大常委的決定有最高權威性因而「不可撼動」,終於承認是可以改變的;二是只承認「理論上」可以,實際上卻要中央認為人大常委決定是「不適當的」才可以,而中央似乎還未認為「不適當」;三是「在中國的憲政架構下」,人大應該是最高權力機構,但不是,《藍皮書》表示最權威是「中央」,中央不是指國家權力的中央,而是沒有明說卻不言而喻的「黨中央」。也就是說,什麼人大決定是最高權威,「不可撼動」,都是騙人鬼話,真正權力是黨中央。在一黨專政之下,沒有真正法治,沒有真正學術,沒有獨立傳媒,不管是大陸法律學者,是政協主席、總理或哪一級高官,也不管是多高級的機構,都只會重複黨中央定下的調調。泛民去上海見李飛,或李飛來香港見泛民,都沒有意義。

什麼才會讓中央覺得某個決定「不適當」呢?就是現實政治情況的變化。只要政治上行不通,憲法可以改,黨綱可以改,過去在憲法黨綱寫進誰當接班人,政治情勢有變,說改就改。沒有高於專政權力的憲法、法律,也沒有高於一黨的國家立法機關。中共國明言:「依法治國,是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所以,跟隨中共講法治,講人大權威性,多餘啦。香港人爭取民主的對手只有一個,就是絕對權力的中共中央。中央說人大決定「適當」就適當,說「不適當」就不適當;中央領導人換了,適當也隨時可以變不適當。

從前年三月喬曉陽在深圳和建制派談話提出「三個堅定不移」之後,兩年來中共沒有任何改變,也沒有任何鬆動。而且越來越強硬,先來一個國務院白皮書,再來一個人大決定,都是重複和加強喬曉陽的原說辭。原因何在?就因為在中共毫無鬆動迹象的情勢下,香港不斷有民主人士提出各種自動降價的方案。這樣中共又何須鬆動?它看準了只要不斷強硬下去,香港人遲早就範。只重實力而不講道理的專政政權,是不可能在得勢時讓步的。

現在似乎有點鬆動了,原因是二十七名民主派議員聯署會否決政府方案。因此而使高官和建制派紛紛表示對通過政改不樂觀,也有自認掌握北京意向的人說中央「打定輸數」。在不斷有消息說某某民主派會轉軚、部份民主派又期待與中央大員會談的情況下,這聯署展示了實力。如果政改方案果真被否決,那就是下一級的香港立法會否決了被認為最高級的人大決定,「不可撼動」就不僅撼動而且推倒了,中共沒有面子事小,在全國幹部人民面前失去黨和人大的權威性則茲事體大。因此中央(社科院也代表中央)開始放出鬆動口風了。

有啥具體口風呢?集中在提名委員會的組成上,一方面說提名委員會組成可以考慮「用個人票取代公司票」,又說「若提名委員會委員的產生能完全民主化的話,行政長官候選人的民主性也就實現了」。寫《藍皮書》的人顯然忘記(或故意不提)八三一決定第一條就規定「提名委員會的人數、構成和委員產生辦法按照第四任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的人數、構成和委員產生辦法而規定」。

這個暗中改變八三一決定的提議,是不準備實行的。提出來是打算搞一次「如果提名委員會的組成民主化,你是否贊成袋住先」的民調,用民調的壓力促使《藍皮書》的「希望泛民中有部份人士」轉軚。不過目前並沒有任何迹象顯示民主派議員會依從民調結果投票。

民主派終於有討價還價的實力,是源自於佔領運動。佔領運動使原來有點動搖的民主派只能「企硬」,因為佔領運動的目標是撤回八三一決定。若有民主派轉軚就意味背叛了這運動,實際上也就是背叛了爭取民主的市民。

雨傘運動結束,當「香港年輕人深切地體會到高牆是多麽難以動搖」的時候,日本作家村上春樹向一個香港讀者回信:「很多事情未能盡如人意,讓我感到可惜。但我認為你們為民主而走的路,最終絕不會白費。現在乍看像是『甚麼都沒發生過』,但在看不到的地方,確實起了絲毫變化。你們走過的路,已化作事實留下來,沒有人可以無視這些事實。世界亦會根據這些事實而改變……」。

世界還沒有改變,但沒有人可以無視發生過的事實,卻可以肯定。(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2015年3月20日 星期五

黎廣德 - 三跑勢比高鐵更不堪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3月20日

特首會同行政會議拍板通過機場第三條跑道工程,令很多關注團體同專業人士譁然。可能一般市民覺得這個項目要投資1,400多億元,雖然貴到無譜,但既然討論了多年,機管局又一直說兩條跑道不夠用,所以無奈接受。

但大家留意,機管局是政府百分百全資擁有的公營機構,所有資產與債務都屬於香港人。無論它採用何種形式的融資方案,1,400多億元最終都是由你、我和所有香港人承擔,所以在你決定是否接受之前,請考慮四項基本事實:

第一、政府至今沒有就三跑項目公佈過一份完整的經濟效益評估報告,即是說市民無從得知這是賺錢抑或蝕本項目。機管局四年前曾經發表一份初步報告,它聘用的顧問指明所謂項目會帶來5,400億元經濟效益的結論並不可靠,在最壞情況下經濟回報淨值會下調六成,有必要在做決定前再做全面評估報告,但這份報告至今不知所終。事實上,去年有專業團體聯同英國智庫做過一份嚴謹的「社會投資回報」研究,發現興建三跑的社會代價可能高達6,700億元,大大高於經濟收益。

第二、廣州白雲機場最近落成第三條跑道,本來以為可以增加五成升降能力,結果每日只增加10個航班,不及預計的三分之一,原因是空域過於擠塞。廣州機場與內地空管部門有緊密協調,尚且落得如此下場,香港要內地讓出空域給三跑升降,真是談何容易?

第三、民航署一直說空域問題可以透過同內地民航局及澳門民航局組成的三方平台解決,但澳門民航局剛剛回覆獨立媒體記者查詢,證實三方平台接近三年未有開會,更遑論達成共識。究竟政府是否刻意愚弄市民?一如當年運房局局長鄭汝樺向立法會申請高鐵撥款時聲稱一地兩檢定可解決,結果至今一拖再拖,隨時令高鐵變低鐵,得物無所用。

第四、三跑投資比高鐵多一倍,理應先就融資方案正式諮詢公眾。當年政府明知社會對高鐵有爭議,尚且向立法會申請撥款,今天政府繞過立法會批准,不就融資方案發出諮詢文件,已經拍板容許機管局截留股息、借貸及向旅客額外徵費。若果這種做法可以過關,香港人辛苦累積的公帑就會變成梁振英班子的小金庫,只要找個堂而皇之的藉口就可以隨便花光。

正當香港民情指數處於20年來最低位之際,政府用「起住先」心態硬推有史以來最昂貴、效益最可疑的項目,無疑是為自己埋下重磅計時炸彈。

黎廣德
長春社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