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8月21日星期四

梁美儀 - 寒風中 為香港傳媒拍掌

2014年8月21日

【明報專訊】在政治鬥爭日趨尖銳的當下,香港傳媒成為被壓迫的一群,各種來自政治、經濟或是主事人的不合常理的干預,不少傳媒中人這年來都被這股壓力逼得透不過氣來,尤其是有關佔中爭議的報道,傳媒行家被「上司」挑剔的情况更是普遍。

幸好,香港傳媒未死。多家傳媒就剛過去的周日保普選反佔中大遊行的專業表現,絕對值得市民鼓掌。

籌辦這次大遊行的團體,在遊行前多次重申不接受「派錢」予遊行人士,而中方喉舌媒體,更形容反佔中遊行反映真實主流民意。與此同時,在大遊行前夕,坊間屢傳有團體以酬賞為手段,「招募」市民參加遊行。傳媒機構為了解建制派籌劃的這次遊行,是否一如過往香港的絕大部分大型遊行活動,是出於市民的自發參與,抑或滲進利誘因素,多家傳媒機構分別從網上社交平台或其他渠道,找到多個擬派錢的團體,並利用傳媒慣常使用的「放蛇」方式,全程以第一身直擊有關團體「召集」遊行人士的過程。

由於事態敏感,以有線電視和now新聞為例,記者不但全程錄下團體接頭人與遊行人士的對話內容,清楚拍了錢銀交收的畫面,最重要的,兩家機構基於公平原則,均有即時找團體的負責人當面對質,給予機會讓當事人解釋。結果,有團體負責人對付錢一事直認不諱,解釋因部分遊行人士居住地方較偏遠,故個人掏腰包給參與者一點「車馬費」云云。從新聞報道的標準而言,報道的資訊全面、紮實,亦有讓當事人解釋原委,揭露出部分參與者原來是「有酬遊行」,這與港人對上街遊行以反映個人真實意願的社會共識標準有很大出入。這次遊行的人數及代表的民意,分量有多重,公眾可透過報道自行判斷。

請那些相關團體的負責人,先看清報道,不要隨便誣衊傳媒插贓造假,市民可不是傻的。

作者是資深傳媒工作者

區樂民 - 老伯伯的底線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8月21日

一個八十多歲的老伯伯經常來我的診所求醫,他是個通情達理的人,當候診室有病人等候時,他會提醒我:「講解病情扼要一點,不用長篇大論。」如果候診室沒有病人,他就和我聊聊天。

這天病人較少,我問他:「為了政治問題,有沒有跟舊同學爭拗?」

「以往和六個同學有定期聚會,」老伯伯答道:「可惜一個死了,三人長居外國,兩個入了護老院,因此沒有機會爭拗。」

「那麼你贊成還是反對佔中?」我又問。

「區醫生,」老伯伯說:「你的問題具引導性。」

「是嗎?」我並不察覺。

「不贊成佔中,並不等於反對佔中。」老伯伯解釋。

我明白了他的意思。

「如果佔中可以不發生,」老伯伯續道:「那是最好的。政治是妥協的藝術,希望能在困難的商討中,得出一個各方都能接受的政改方案。」

「現在有個說法,叫『袋住先』,你會接受嗎?」我問。

「那就要看『袋』的是甚麼。」老伯伯的思路十分清晰。

我笑了。

「儘管政治是妥協的藝術,」老伯伯補充道:「但做人也要有底線。如果你用一些基本自由去換取短暫的安穩,到最後,你會失去自由,也失去安穩。」

2014年8月20日星期三

陳沛敏 - 開名打格仔是甚麼邏輯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8月20日

若果房祖名、柯震東吸食大麻的地點不是大陸,事件的發展和呈現會很不一樣。


若果他們是在荷蘭、烏拉圭、美國的華盛頓州或科羅拉多州之類的地方吸大麻,事情可能沒有甚麼大不了,因為在這些國家或地區,特定條件下購買和吸食大麻是合法的。

若果他們是在香港購買、藏有大麻,那肯定違法,同時會因為他們的名氣和背景,受到傳媒廣泛報道。但電視上不可能播出身穿囚衣的柯震東聲淚俱下地向全世界懺悔認罪的片段,也不會出現程序上仍未定罪的房祖名在家中當場斷正、警察人贓並獲的搜證實錄。

不過,因為他們吸食大麻的地方是大陸、是北京,情況就完全不一樣了。中央電視台昨日不斷播出柯震東、房祖名供認吸大麻的情節,例如他們怎樣開始吸食大麻、被捕後又如何悔不當初等等。但極具「中國特色」的是,柯的面容被打了薄薄的「馬賽克」格仔,字幕卻又清楚打出「嫌疑人柯震東」的說明。

既然是疑人,即是未被定罪,那為甚麼要他在鏡頭前公開承認吸大麻?既然打格,即是須保護其身份,那為甚麼仍然公佈嫌疑人的全名?打格的作用又是甚麼?無論內地當局是為了宣傳禁毒或者其他政治需要,習慣普通法法治觀念的香港人,很難接受這一套。

至於房祖名,根據內地當局的公佈,他涉及的罪名比柯震東的嚴重。柯是行政拘留,下星期滿14日就可以獲釋;房卻是刑事拘留,按法律可判監禁。輿論關注內地當局是否優待房祖名,例如沒公佈其全名、沒有要他穿囚衣上鏡、還獲得公安在鏡頭前讚他有「有文化涵養」、「像個知錯的小學生」。這些質疑,全因為他的父親是有全國政協身份的成龍。

也許,這些就是「中國式法治邏輯」的問題。李國能說,法治包括對人權給予有效保障。香港人珍視的是rule of law的法治,但內地的「法治」,卻是「以法治人」的rule by law;有時候,甚至可以把政治需要凌駕一切。

陳沛敏
記者

李怡 - 以建制外的非暴力對抗建制暴力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8月20日

反佔中簽名與遊行的發動者,包括中聯辦和特首、高官,一再說是以和平手段爭取普選,他們不但把佔中派一直強調的「愛與和平」扭曲為暴力,而最滑稽的是:他們所謂要爭取的「普選」根本就是毋須爭取的中央恩賜的假普選;以和平手段去爭取一樣已經到手的假貨,目的不可能是假貨本身,而是要強調「和平手段」,並以此抹黑佔中派是暴力。

所謂暴力,是指以強制手段去使人恐懼、屈從的行徑。除了以武力之外,還有行政暴力、多數暴力、語言暴力等類別。上司以權力逼女下屬上床,是暴力;以解職和削減待遇來迫使下屬參加違反他本人意願的行為,也是暴力。暴力以支配他人的自由意志為特點。至於針對當權者的示威、遊行、抗爭,因為出於自由意志,故即使像多年前韓國示威者向警察扔汽油彈的抗爭,美國反越戰及民權運動時代被稱為城市游擊隊的抗爭,縱使手段激烈,但也不被認為是暴力。暴力通常是指對無辜平民施暴,比如九一一等針對平民而製造的恐怖活動。

世上真正擁有對平民施暴的暴力手段者,是建制力量。建制暴力擁有種種對人民的強制手段,迫使治下人民扭曲自己的自由意志。在這方面,講得最清楚的,是日本作家村上春樹2009年獲耶路撒冷文學獎的演說,他在以色列總統佩雷斯面前,公開批判以色列對加薩的軍事行動,同時表示作為文學創作者,希望透過描寫微不足道的個人,對抗既有權力和體制的深層意義。他用高牆來比喻「體制」,以雞蛋來比喻平民百姓。他說:「轟炸機、戰車、火箭和白磷彈就是那堵高牆;而被它們壓碎、燒焦和射殺的平民則是雞蛋。這是這個比喻的其中一層涵義。」更根本的涵義是:「你我也或多或少,都必須面對一堵名為『體制』的高牆。體制照理應該保護我們,但有時它卻殘殺我們,或迫使我們冷酷、有效率、系統化地殘殺別人。」但高牆是沒有靈魂的,而每一個雞蛋都有靈魂。以自由的靈魂對抗高牆無異「以卵擊石」。然後他說出最重要的一句話:「無論高牆是多麼正確,雞蛋是多麼地錯誤,我永遠站在雞蛋這邊。」

面對體制高牆,我們每一個人都只是一枚脆弱雞蛋。「無論怎麼看,我們都毫無勝算。牆實在是太高、太堅硬,也太過冷酷了。戰勝它的唯一可能,只來自於我們全心相信每個靈魂都是獨一無二的,只來自於我們全心相信靈魂彼此融合,所能產生的溫暖。」

村上春樹說:「我們不能允許體制剝削我們,我們不能允許體制自行其道。」因此要有反抗,憑着我們每個人都擁有獨特而活生生的靈魂去以卵擊石。

建制暴力除了擁有軍警等武裝力量之外,還有組織暴力和語言暴力。組織暴力是以社團組織去規限每一成員的思想行為,使他們的自由意志無從發揮;語言暴力則以忘卻、謊言、恫嚇等手段使人們扭曲自己的自由意志。這兩種暴力常會「馴化人們的靈魂」,使社會產生「犀牛化」趨向。

村上春樹指向的體制,還是文明的、民主的體制。至於專權政治的體制,則除了迷信暴力治國之外,在組織暴力和語言暴力方面更是無所不用其極了。

7.1示威遊行,和8.17的反佔中遊行的根本區別在哪裏?就是7.1遊行的每一個參加者都有自己的自由意志,是獨特而活生生的靈魂;而8.17則讓我們看到組織暴力的威力,參加者沒有一個人清楚分辨出佔中與反佔中的差別在哪裏?他們或是被馴化了靈魂,或是為了政治經濟的利益,而發動、而參加一場自己也沒有弄清楚意義何在的遊行。他們的行動表面是和平的,但實際上已成為建制暴力的一分子。建制暴力「殘殺我們(的靈魂),或迫使我們冷酷、有效率、系統化地殘殺別人。」

在反抗建制暴力中,除了武裝革命之外,任何示威活動都只是爭取自己應有的權利,是以卵擊石,都不能稱之為暴力。佔中也只是爭取《基本法》和人權法規定的香港市民的政治權利而已。在世界上所有的示威抗爭中,公民抗命、不抵抗運動更屬於最溫和的非暴力抗爭。誣之為暴力,實際上是建制暴力的謊言機制和恫嚇機制的運作。

7.1示威和醞釀中的佔中,都是以建制外的非暴力去對抗建制暴力,目的就是爭取香港每一個市民的公民權利;8.17則是以建制暴力中的組織暴力和語言暴力,去醜化公民的非暴力不抵抗運動,目的是要永遠剝奪我們的政治權利。

只要你仍然抱持着自由而獨特的靈魂,站在哪一邊應很清楚。(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陳雲 - 從古文學起,再到白話

三文治   2014年8月19日

民國初年的小孩,中文課本用白話,也用文言。白話是優雅白話,文言是淺白文言,兩相調和,就是優美而靈動的中文。香港學習在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課文仍沿襲民國的課本風格,文白參半。可惜到了八十年代末,白話中文教學大行其道;二〇〇〇年之後,更採取中共的現代漢語概念,學校也多選用普通話教中文,於是釀成香港年輕一代的中文大災難。

本欄上文寫過,英國學生可以只學modern English,華人卻不能只學現代中文。上古英文、中古英文,與現代英文大大不同,學生即使學了,也難以接通。中文則不然,中文是不受形式語法和詞尾字根限制,語彙、語法一直不變,繼承和累積一路不斷,從周朝開始,一代代傳到民國。

白話難寫得好,因為白話最晚出,累積了漢唐古文、明清小說與當代口語,中古、近代與當代都有,士大夫的筆記小品、市井小民的說書唱曲、城市中產的新聞言論都有。漢唐古文是骨架,市井小民是肌肉,當代市民是皮膚與衣服。跨年代的累積,跨階級的集合。

文言有文言的學問,白話有白話的學問,而且白話更兼帶一些文言的學問。學文言可以不理白話,學白話卻不可不理文言。流麗的白話比流麗的文言更難寫。諸位看滿清遺老的文章就知道。文言寫得富麗流暢,白話卻是半生不熟。他們的修煉在於經史,小說、戲文、市井言談、鄉民土話,他們不屑去注意,也沒空去琢磨。真要他們在報紙雜誌寫白話,寫得沒精打采,一片死氣。說白話容易寫,是寫那些囉唆堆砌的囈語,機械無文的胡言而已,寫得不白,也不成話。

Vic - 讀〈周融與屈穎妍誰更無恥?〉有感

2014年820

都是那些日子:周融與屈穎妍誰更無恥?

周融是那種最despicable的人。這種人投奔民主自由的國家,然後回過頭來為滿手血腥的專制政權服務,是最卑劣的無恥之徒。

屈穎妍的知名度低於周融,但對香港的傷害不可小覷,因為一般人只知道她以前是記者,寫過暢銷書《怪獸家長》,對其替中共宣傳、顛倒是非的文章沒有提防心,因此容易受其影響。

看過屈穎妍數篇膠文後,她在《明報》的文章我基本上會跳過不看。近兩年來,我發現無論是《明報》或《信報》,這種只能跳過不看的文章越來越多。就評論版而言,《明報》這種明顯站在中共立場、顛倒黑白的文章大約已達四成,文章作者包括吳康民、盧文端、張志剛、王卓祺、阮紀宏、陳莊勤等等,副刊則有屈穎妍和葉劉淑儀。《信報》的評論版也有類似現象,中共在港外圍組織,包括各種偽專業團體的頭頭,不斷撰寫垃圾宣傳文章,例如8月19日便有香港專業人士協會主席陳健強厚顏宣稱:「今次〔反佔中〕遊行可說是香港有史以來最大規模亦是最和平的組織性的政治表態行動,也為政府壓抑佔中運動,提供充足的民意授權。」 

《明報》和《信報》都曾是文人辦報的典範,曾是香港自由獨立言論的重要陣地,如今都落在商人手上,一如整個香港,處於半淪陷狀態:上層已投降,剩下一些良心之士在苦苦支撐。

區家麟 - 滿紙荒唐反佔中

2014年8月20日

【明報專訊】反佔中大遊行,最令本人驚詫的一幕,乃遊行團體出發後,維園留下的滿地荒唐。

把「愛國愛港」掛在口邊的團體,國旗區旗用完即棄,隨手亂拋地上,任人踐踏;家國象徵,不好好珍惜,又不循環再用,這種「愛」,有多真?如何感召人?情何以堪?

反佔中大聯盟聲稱19多萬人參與遊行,統計方法是派了20萬紙花及貼紙;維園現場所見,大量紙花與貼紙沒派完,原封不動被即場棄置,這個數字,又有多真?水分有多深?維園草地堆滿垃圾,滿目瘡痍,「愛港」之情,如何得見?〔相關文章:如果這幫人叫愛國

是次遊行一大異象,乃大部分傳媒都有記者,以鏡頭記錄了社團中間人派錢全部過程;傳媒的調查報道,揭發一宗醜事,往往只是冰山一角,今次各大傳媒幾乎肯做就拍到,顯示團體出錢買人頭之舉,不在少數,卑陋齷齪,絕非個別例子。

社團與鄉里組織動員親友及陌生人遊行,明明有專車接載,還辯稱派錢是「車馬費」;被電視台全程拍攝「斷正」,無何抵賴,還要反咬記者「移花接木」。當然,我們不能排除,一買一賣之間,也有真情;然而,記者問,你來做什麼?有人答「購物」、有人答「我反戰爭」、有人答「支持佔中」,亦有記者目擊有內地旅客被組織參與。以錢財與口腹之慾,驅動不明真相的群眾與內地人上街,反佔中之表態,又有多真?

數字有問題 誠意亦成疑

遊行人數點算,亦有異象,罕見地,學者點算人數少於警方數字。我們姑且相信各方估算數字大致準確,港大民研點人頭,只有5萬多,只及警方數字約一半,原因在點算位置不同,學者在遊行中後段數人頭,警方則在維園出發點計算。合理推斷,也符合很多人所觀察:大概有一半遊行人士,一出維園,被警方數完人頭就離隊。這種走過場的表態,數字有問題,誠意亦成疑。

當然,遊行者中,相信仍有數以萬計的參加者,付出汗水腳力,真心「反佔中」,但整個反佔中運動之宣傳及動員伎倆,埋下劣質政治文化的先例
扭曲概念、混淆視聽,以口號作思維,道理少講;不當地預設了「佔中」必有暴力,繼而層層推演,無限上綱,渲染混亂,消費平凡百姓的怕亂心理,營造恐懼,愚弄人心。

一些公司與團體裏,在上位者以權勢威逼利誘下屬參與,湊人數、湊簽名。政府則掌控公共資源,製作廣告問市民「有票,真係唔要?」叫人「袋住先」、「食住先」,卻片面誘導,絕口不提「袋乜嘢」或「食乜嘢」。政府廣告,往日是公民教育、或宣傳既定政策、或作政策諮詢,一個缺乏認受性的政府,肆意運用公權力,用納稅人的錢,攻納稅人的心,洗納稅人的腦,世上豈有如此便宜的事。

滿地荒唐的香港,種種異象,正變成常態;大遊行過後,反佔中運動暫時偃旗息鼓,希望這些難堪的小動作,到此為止。 

2014年8月19日星期二

沈旭暉 - 「芬蘭化」:「袋住先」兩面睇

2014年8月18日

不久前,中央政策組顧問王卓祺教授就「芬蘭化對香港的啟示」在《明報》撰寫了三篇文章(可見《明報》網頁),大概是公眾對官方立場先入為主,並未引起廣泛討論。想起一年前,筆者在海外學術會議遇上一位著名本土派學者,也就「芬蘭化」談了很久,他坦承即使香港能建設「城邦」,最好的下場也不過「芬蘭化」一途。香港和芬蘭自難直接類比,但無論我們持什麼立場,「芬蘭化」這現象本身,確是值得討論的課題。

今天提起芬蘭,我們想起諾基亞,知道那是富裕的福利社會,有聖誕老人和北極光,但芬蘭並不是「自古以來」的獨立國家。它長期作為瑞典一部份,後併入俄羅斯成為「自治大公國」,十月革命後乘機獨立,至今不夠一百年。蘇聯站穩陣腳後,希望收復芬蘭「失土」,在二戰期間打了兩場大戰:「冬季戰爭」和「繼續戰爭」,小國寡民的芬蘭出乎意料擋住超級大國,雖說有瑞典、納粹德國援助,但也是奇蹟。然而隨著納粹戰敗,芬蘭感到前所未有的壓力,須知蘇聯在1940年升格了一個「卡累利亞-芬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準備和「外芬蘭」合併。目睹東歐各國淪為蘇聯衛星國,芬蘭人明白不能指望西方,至於單獨再打一仗,結局可料。

於是,芬蘭精英決定走一條全新路線,即所謂「巴錫基維主義」(Paasikivi Doctrine,巴錫基維是製定這政策的芬蘭總統),也就是學者歸類的「芬蘭化」。簡單來說,芬蘭承認屬於蘇聯勢力範圍,確保外交政策不違背蘇聯的國家利益,以換取蘇聯不在芬蘭搞破壞、侵略,和存續國內民主制度。於是,芬蘭沒有參加北約,和西方關係疏離,基本上站在蘇聯一邊,成了蘇聯和西方溝通的窗口。美蘇破冰的赫爾辛基會議,就是在芬蘭召開。

為確保芬蘭「不成為歐美的反蘇基地」,芬蘭內政上也自我審查。例如在媒體,不能傳播反蘇意識,反蘇電影被禁播,反蘇書籍被圖書館移除:一方面,這是「尊重」蘇聯之表現,但同時也是防微杜漸,以免蘇聯細作以「苦肉計」製造事端。芬蘭國內有不少親蘇政客,在蘇聯利益可能受損時提出警告;要是選出強烈反蘇領袖,蘇方也會公然施壓,都是芬蘭屈服。這樣的關係到蘇聯解體才告終。

在西方,「芬蘭化」至今是貶義詞,因為那代表在蘇聯出手前就主動出賣理想,接受不完整的主權,向強權委屈求存,而且可能越讓越多。西方政客攻擊走和解路線的對手時,每愛用上「芬蘭化」一詞,以示自己堅守原則,沒有行差踏錯。芬蘭文化藝術在「芬蘭化」時代,亦和西方世界脫軌;不少精英國民不喜歡那氣氛,選擇移民。

但在芬蘭本部,輕言「芬蘭化」,卻代表西方的涼薄。芬蘭人認為,為捍衛獨立、民主,已付出極多,絕非不夠勇武的懦夫。一場冬季戰爭就死傷七萬人,再一場繼續戰爭又死傷七萬人,今日芬蘭人口還不過五百多萬,尚不及香港,又有多少個七萬可消耗?打不過蘇聯,美英援助口惠實不至,國際輿論置之不顧,就是顧,莫斯科也不在乎,還在磨刀霍霍,令他們深信,「芬蘭化」已是最好的選擇,否則淪為蘇聯加盟共和國,看看邊界外的「蘇維埃芬蘭」,就後悔莫及。

類似芬蘭的案例,在世界不同角落,一直以不同方式重演。其實,正反雙方的夢想幾乎一樣,只是對現實政治的判斷有差異,而這種判斷,偏偏是教科書永遠傳授不了的。究竟有什麼準則,判斷是否應接受「芬蘭化」?怎樣是堅守原則、怎樣是脫離現實?怎樣是曲線愛國、怎樣是賣國求榮?最重要的是,怎樣知道社會大多數人願意付出怎樣的代價?你說呢?

2014年8月18日星期一

吳靄儀 - 律師守住了法治的底線

明報   2014818

香港律師會在814日的特別會員大會上,以大比數通過對會長林新強的不信任動議,發起人感極而泣,感謝同業的支持,場面令人感動。事實上,要向這群律師致謝的是香港市民,因為他們無畏無懼,挺身而出,守住了香港法治的核心價值。

不信任動議固然最令人矚目,但要了解其中的意義,必須同時看另外兩項通過了的動議,其一是要求律師會就白皮書發表聲明,捍衛香港法治和司法獨立;其二是要求林新強收回他在616日就白皮書發表的言論。由此可見,「倒林」的原因,是因為絕大多數的律師會成員,認為林新強的言行,跌破了一位律師對其專業價值應恪守的底線,他若不收回這些言論,律師會的成員只有通過動議明確表示:這些言行和價值不代表他們。日前,林新強及其支持者批評行動是將律師會「政治化」,實在是看小了自己的同業,他們犧牲的時間精神、付出的努力、所承受的壓力不足為外人道,豈是為了林新強個人的去留?他們無法不堅持,是為了法律界的尊嚴和價值,不容任何人以會長的身分出賣和褻瀆。

從公眾的角度看,維護法治,有賴法律界謹守原則,如果法律界利用專業地位作政治交易的籌碼而出賣法治,法治還有望維持得住麼?

通過了三項動議,已達到還律師會成員清白的目的,林新強自動辭職抑或厚顏留任,反映的只是他個人品格的取向。當然,林新強去任,在現時制度之下,律師會仍有可能選出另一位不適當的會長,所以法律界要繼續警惕。不信任動議能否通過一向都不容樂觀,但在一個當權者不惜一切顛倒是非,將和平抗爭者說成暴徒,將濫用法律對付異己說成「法治」的時代,沉默的代價,就是我們的尊嚴與自由,很快便成為過去。

2014年8月17日星期日

馬國明 - 魔幻現實主義還是超現實主義的佔中之後

星期日生活   2014年8月17日

【明報專訊】萬人景仰的魔幻現實主義大師馬圭斯去世應是2014年的重大事故之一,同樣很大機會發生的佔領中環的公民運動亦會是2014年的重大事故之一。不過由於佔領中環的行動尚未發生,執筆談論佔中之後的香港形勢,腦海裏馬上呈現馬圭斯的Chronicle of a Death Foretold(中文譯本好像是《事先張揚的死亡事件》)。但參與佔中的人全都是有血有肉,而且要負上嚴苛的「公安條例」裏各種違反基本人權的法律責任,因此不適宜談什麼魔幻現實主義。今早打開報章,讀到有關8‧17反佔中遊行的報道,馬上聯想到托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的社會理論。

槍杆子政權賦予香港權力

認識霍布斯的人當然聽過他於1651年出版的名著Leviathan。筆者不知道這部著作的中文譯名,但當前香港面對的中共政權,尤其是發表了《一國兩制白皮書》的中共政權,正好是霍布斯筆下的Leviathan,即是說一個強橫專制的政權。不過香港社會一向對嚴肅的學術探討無甚耐性,因此即使聽過霍布斯的名字的人,可能不知道他是自由主義的大師。作為一套政治哲學或社會理論,不同的自由主義大師的結論可謂南轅北轍,但他們的立論卻必定假定某種原始的狀態,對霍布斯而言是一種自然的狀况(The State of Nature);John Rawls則稱為Original Position。更重要的是所有自由主義的理論家都會強調他們各自的立論是建基於某種社會契約。換言之,香港今日面對的中共政權或許就是霍布斯筆下的Leviathan,但他筆下的那個強橫的政權是建基於某種社會契約,不似得不久前發表的《一國兩制白皮書》裏那個唯我獨專的強橫政權。舉一個簡單的例子,《一國兩制白皮書》強調香港的權力來自中央政府,中央政府賦予香港多少權力,香港便有多少權力。但只要反問中央政府的權力又怎樣得來?答案清楚不過,由槍杆子得來。適逢2014年是六四血腥鎮壓25周年,所謂槍杆子得來的權力也就是屠殺人民得來的。

篇幅所限,只能極之粗略地介紹霍布斯的立論。首先他假設最早的人類社會必定處於一種自然狀態,亦即是森林定律(law of the jungle)主宰一切。所謂森林定律即弱肉強食,在這種情况下,弱者們的理性決定就是主動放棄一己的自主,凡事交由某個強悍的人士處理。帶領8‧17反佔中遊行的團體和主腦其實有意無意借用了霍布斯的立論,認為即使當今的中共政權怎樣橫蠻,對香港而言,理性的決定就是唯命是從。近日的電視新聞,採訪一名擔任行政會議成員多年的知名保皇黨人士,此人強調中共政權要的是一場零風險的普選。此人說話時一副理所當然的樣子,他似乎對世界各地的民主選舉一無所知。所謂零風險的普選就是反對派不可能勝出的選舉,全世界就只有俄羅斯和伊朗的普選才會出現這種零風險的選舉!

不可能讓步所以「袋住先」

佔領中環的公民抗命恰好是抗拒這種對蠻不講理的中共政權唯命是從的主張,中共政權以其槍杆子獲取政權,更不惜出動所謂人民解放軍鎮壓手無寸鐵爭取民主的年輕學生。面對這樣殘暴的政權,或許借用霍布斯的立論不失為理性和明智的抉擇,不過霍布斯的立論首先假定一種弱肉強食的自然狀態,而今日的香港卻是重視法治、言論自由和各種基本人權的文明社會。即使警務署長曾偉雄日前口出狂言,公開聲稱不要講良心(編按:曾偉雄當日提到「良心究竟係乜?」「你嘅良心同我嘅良心都唔一樣,甚至有人覺得我冇良心,係咪?」他指警方依法辦事便不會出現違背良心的問題),但狂妄如曾偉雄也不至於誤以為香港社會處於森林定律的狀况。因此反佔中的團體和人士不能借用霍布斯的立論,呼籲香港市民,無論中共政權應允任何形式的普選,都要「袋住先」。佔領中環的公民抗命則不止不要「袋住先」,而且是明刀明槍,清晰無誤地表達爭取一個不會預知結果的普選!雖然到目前為止,佔領中環的公民抗命是否會發生,仍沒有明確答案,假如中共政權稍作讓步,情形怎樣演變,實屬難料。不過北京方面一直擺出一副強硬姿態,更在香港發起一連串反對佔中的行動,讓步的可能性極低,因此才會有筆者這篇「後佔中情况」的文章。

佔中後一樣卻又不一樣

文首提及馬圭斯的魔幻現實主義,在香港這個一向是「搵食大晒」的地方,佔領中環的行動實在帶有濃厚的魔幻現實主義的味道。但談到後佔中的香港形勢,19世紀的超現實主義會更貼切。超現實主義有別於魔幻現實主義,前者觸及的依舊是平常的生活現實,只是在感觀上卻與平日大為不同。一個十分容易理解的例子就是筆者童年時的農曆新年,幾日的假期裏,香港的城市面貌跟平日沒有兩樣之餘,卻有頗大的分別。當時集團經營的連鎖店還未出現,街上的店舖全是小本經營。農曆年假期間,所有店舖都關門,但街道上依舊人來人往,而且多了在街頭擺賣水果或玩具的小販攤檔。這種情况也就是超現實的意義所在,佔領中環後,香港的情况也會變得超現實,因為香港仍是人們熟悉的香港,仍是中共政權主宰的香港;但一切依舊之餘卻又有點不一樣。在一些所謂殿堂級學者的描述裏,香港人只是經濟動物,目光只會放在自己的事業發展上,其他的事情雖不至漠不關心,但一定不會花費時間和精力。佔領中環的公民抗命徹底改變這種描述,參與佔領中環的人,不但花費時間和精力參與行動,還要面對警察粗暴的對待和相關法律責任。當然還有中共政權的龐大機器,因此佔領中環之後,一個十分清晰的問題必定會在香港社會浮現——為什麼有人會參與佔領中環的公民抗命?每一名參與者都有自己的理由,但從宏觀角度而言,佔領中環的意義在於返回霍布斯的立論。接受中共政權這樣Leviathan的統治或許不失為理性的抉擇,但前者的統治是建基於某種社會契約。事實上,「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承諾正好是接受中共政權收回香港的契約。近日發表的《一國兩制白皮書》則是北京單方面撕毁契約,佔領中環的公民抗命便是提醒北京,中共政權對香港的統治必須建基於雙方的契約,很難想像一個自稱是人民共和國的國度會公然否認其權力基礎是建基於政權和人民之間的契約!後佔中的香港是超現實的香港!

安徒 - 捨本逐末談政改 集思籌謀後佔中

星期日生活   2014年8月17日

【明報專訊】這期香港政治的焦點應該是普選和政改,可是,自從電子公投和七一預演佔中以來,一天到晚你能夠接觸到的政治消息,都不外乎「佔中」與「反佔中」。「佔中」變了主角,「政改」變成配角。造成這種局面的,除了佔中運動在全民電子公投和七一出人意料地取得可喜成績之外,沒有建制派落力推行史無前例的「反佔中」運動,這種「佔中」壓倒「政改爭論」的局面是難以形成的。

前幾年香港的激進泛民派發起「五區公投」,建制派卻全力杯葛,運動結果差強人意,草草收場,因為從來一隻手掌拍不響。今次建制派卻突然強攻和應,你做初一,佢做十五。不知道發起佔中運動的三子,事前有沒有估計過。但是無論如何,香港今次因為一場還在紙上談兵的「全民佔中」行動而名揚天下,搞得塵土飛揚,肯定可以錄入史冊,這已是「佔中」一項歷史的成就。它除了見證香港後九七政治,正步入一個「範式轉移」,遊戲規則急速轉變的時代之外,也標誌着有香港特色的政治遊戲,可以是如何地「捨本逐末」,乖張而又荒誕。

如果說「佔中運動」從來都不是以佔領中環為目的,而是以爭取沒有篩選的普選為目的,「佔中」只是其中一種最後才會用上的手段,那「反佔中」本身究竟是手段還是目的呢? 顯而易見,張開大旗要以「反佔中」來與「佔中」對陣的,並非提出了另一個可以供人們考慮的特首選舉方案,而是不管是哪一種方案都沒有所謂,「我們只反對有人不順服」。

一種反對社會民眾動員而有針對性地發起的反動員,定義了何謂「反動」。

魯迅筆下「奴隸總管」

這種荒謬的處境,活像魯迅先生筆下那些所謂「奴隸總管」的所作所為。這些總管,是從奴隸中選出來的一些順民。每當主子過來察看,奴隸總管就起勁地用鞭子打自己的同胞,以示對主子的忠誠。魯迅寫道,這些人「抓到一面旗幟,就以為出人頭地,擺出奴隸總管的架子,以鳴鞭為唯一的業績」。

所謂「反佔中」之所以如此令人難堪,得不到有識之士的尊重,皆因在前頭拉大旗、作虎皮,奮力鳴鞭的人,不約而同地大多都流露出一副不顧身世而又不可一世的「奴隸總管」嘴臉。京老爺大聲叫好,他們就愈落力加鞭。結果就搞出不單政府機構、私人機構、甚至志願機構,都要人人過關,輪流表態這種充滿「大陸風格」的政治連環秀出來,鑼鼓喧天地告訴我們:這就是香港的未來。拷問我們:你們究竟接受不接受?

大抵建制派今次如斯落力地要打破過去三十年對港懷柔統戰的策略部署,說明了一種寧「左」勿右的權力鬥爭,正在中共高層開展。三十年來被奉為金科玉律的治港政策,正受到因為中共改朝換代所引起的巨大震波所覆蓋。香港人亦無法假裝昏睡。

遭逢如此世局,大抵佔中運動亦無法只循慣用的「目標為本」策略,僅僅將佔中運動看成爭取真普選過程中的一個手段。更何况,這個手段,一直以來都只是被看成是增加談判實力的籌碼,於此之外,並沒有人充分論述過,除了作為談判籌碼之外,「佔中」行動和附帶的「佔中運動」,究竟有任何長遠的意義。

在某種意義上,佔領中環作為一個鼓動人們關注政改,聚焦於說明特首普選對香港究竟有何重要意義的社會運動,它的初步結果可說十分圓滿。由於運動一早採取主動,並且搭建了電子公投這個民間集體意志得以表達的平台,它已迫使中共及其建制附從不得不全面反撲。反佔中運動突然全面殺出,氣勢雖看似強勁,但慌張失序,沙泥俱下的狀况,明眼人都會看出,這是一個急就章的反應。

中共底牌已露八九

白皮書欲創造新話語,意圖暗自為《基本法》偷樑換柱,仗勢君臨天下。可是,香港社會反應激烈,毫不動搖。高官解畫,亦藏頭露尾。既說要變,又要說一切不變。可見中共自忖無力收拾,因為自己冒進強出頭而一手自己弄出來的殘局。所謂「第二治港梯隊」看來亦不外如是。可是,這麼一下,中共手中的底牌也已披露八九。最近民調亦顯示,儘管反佔中宣傳鋪天蓋地而來,出了飲奶之力,但亦只能爭取到一些游離的中間派接受妥協,但卻同時令泛民支持者當中,主張堅守立場,寧可原地踏步者數目大幅飈升。可見,以千萬計的維穩經費只是繼續強化兩極分化的局面,這不是自己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還可以是什麼?

過去,有一種意見認為,否決政改,原地踏步,損失的不會是北京,而是香港。可是,這種意見似是而非。

固然,政改能否通過,北京都不會因此倒台,因此看來,北京不會為香港政改着急。可是,不要忘記,沒有了普選議題,民主派便無任何組成反對陣營的基礎。民主派可以一夜瓦解。所以,北京的上上之策,就是既能盜取落實普選之名,又能瓦解長期以來連成一線的反對派。可是,這個機會只會在政改不拉倒的情况下才會出現。由這一點來看,北京雖然擺出「我不在乎」的談判戰略高姿態,但心底裏,北京要能達成普選的急切程度,絕不會比泛民低。亦因此之故,北京要用盡法寶,瓦解佔中運動。

事實上,北京向泛民招降納叛的政策,已經擺在桌面上。只是佔中運動出人意表的成功,成了北京統戰的攔路虎。所以,「佔中運動」的壓力,與其是壓向北京,不如說是壓向有機會倒戈的泛民議員,因為他們要不想成為引發佔中,及其他一切不能遇見後果而成為「千古罪人」的話,他們就只能舉手通過一個不會太難看的方案。

在過去,當香港人還是活在虛擬自由而自我裝睡的日子,泛民主派政客內部可以高舉一條溫和的溝通路線,一些自命溫和的泛民中間派可以間接協助維持中共想穩住的大局。今天,民智開發,香港人主體性冒升,訴諸民眾的社會運動未必大到足以改朝換代,但卻有足夠力量令「千古罪人」在政壇沒有翻身之日。就這點而言,「反佔中」的「勸降主義」愈是露骨,就愈是扼殺泛民中間派體面轉身,找下台階的機會。於是無形中,反佔中運動正在為佔中運動帶動而形成的非政客界民間壓力,添柴加火。

最害怕還是自由意志

就這點而言,如果我們可以不再從狹義的目標為本的角度看,我們就會發現,佔中雖然還沒有發生,但其實已經在發生作用。同理,佔中運動在這幾個星期好像是在靜止的狀態,它仍然在起作用,而這些作用甚至是透過「反佔中」而來。這也是一隻手從來都拍不響的道理。

事實上,政改討論從來都不複雜。當初說特首普選先解決,再來解決立法會普選,正是這個大家都知道的道理。因為特首普選值得討論的地方其實是沒有的:它只是(1)關乎中央是否要能百分之一百地操縱結果,以及(2)香港人要不要認命投降的問題。這兩個問題,都只是在乎一念之間的抉擇。於此之外,一切皆是花言巧語。

北京其實十分明白,無論普選是真還是假,按當前狀况,要想像香港人最終會選出一個自己要否決任命的特首,是近乎天方夜譚的事,而用給予一人一票選出特首而一併瓦解連結反對派的唯一(民主普選)訴求,也是最徹底和便捷的事。問題只是在於,那種無止無盡的操控欲望,最害怕的還是自由意志,哪怕是非常清醒實利如香港人的自由意志。正是這點中共極權主義餘毒的悲劇性格,為香港社會形塑出自己反抗的主體性,弔詭地留下條件和可能。

思考「佔中之後」

而當「佔中」和「反佔中」都在無意識地按照相剋而相生的歷史辯證的軌迹發展之時,捲進運動中去的人,目前要思考的其實並非什麼方案才能落地,也不盡在如何部署佔中的發生,而更在於提出「佔中後」/「後佔中」的遠景。而要進行這種思考,就既要想像佔中如何落幕?佔中發生後的第二天?第二年?第十年?……

要想像「佔中」百分之一百勝利,不如想像一個神蹟。但要想像一個因佔中而失去了掙扎意志和反抗意志的香港社會,也是一個不可思議的事。

正因為(廣義的)「反佔中」為香港人赤裸裸地呈現出那麼完整的一幅「後民主回歸」(意味民主回歸幻象正式瓦解和終結)的香港生活走勢圖像——那麼真實的《1984》、《動物農莊》……那麼平常的人人過關、層層表態……那麼慣見的群眾鬥群眾,那麼精妙而無處可逃的語言偽術,卡夫卡式夢魘……那洶湧撲面的犬儒、認命與「反動」……那四處可聞的封建腐臭。

這正是時候,我們不應單去思考佔中是怎麼一回事,也要思量「佔中之後」是怎麼的一回事?

這是政黨、議員、政治家、社運分子、NGO工作者的事,也是知識分子、文化界、教會的事,更加是教師、媒體工作者、藝術家、以至每一個普通、平凡的香港人的事。

無論你們是否支持「佔中」,「佔中」之後,你們都怎麼辦?

文 安徒
編輯 方曉盈

朱凱迪 - 《前途解密30後》——愈解愈密?

星期日生活   2014817

【明報專訊】北京引導香港政改輿論的最新說法是,普選香港特首涉及中國國家安全,因此務必要在提名程序設高門檻,篩走「對國家不安全」的潛在候選人。國家安全的危險主要指外國透過香港挑戰中共的專政地位,這面旗幟已成為北京壓制自由民主的萬應靈丹,只要國家有危機,連憲法保障的人權也可以懸擱不顧,何况一本小小的特區《基本法》。有需要時,想點解釋就點解釋。

這種把香港置於大國角力的政治觀,黎智英政治獻金事件是「通俗版」,上星期有線電視的特備節目《前途解密30後》則意外地成了「嚴肅版」,影響力有過之而無不及。

節目以新近解密的英國政府檔案為基礎,涵蓋中英聯合聲明簽署前幾年的中英政治角力。《明報》早前已根據檔案報道過一次,有線電視的野心更大,希望以檔案為本,講述一九八四至今三十年的一國兩制歷史。為了補歷史檔案的不足,有線記者找來了十二位重量級受訪者,包括四位前中共幹部(周南、張浚生、陳佐洱和流亡美國的許家屯),一位匿名中共黨員、英國前中英聯合聯絡小組英方代表包雅倫、香港代表則有李柱銘、陳方安生、李鵬飛、譚惠珠、曾鈺成、葉國華等。

儼如北京以勝利者姿態述戰功

然而,這種擺明以中英兩國官員和香港精英角度綜合的香港史,無論有多少檔案支撐,也不會有多少「新意」——英方於七○年代主動提出前途問題、續租新界或主權換治權等方案先後被否決,都是已被多次講述過。比較新鮮的是以檔案證明英國八○年代在香港推動代議政制,部分是出於牽制中國的考量——不過這點也一直是北京的判斷,並且利用來抹黑在香港實行民主。無論有沒有檔案解密,香港幾百萬市民被排除在整個談判過程,沒有辦法掌握自己命運這一點,並沒有不同。主持人也多次提醒觀眾這點。

記者似乎沒辦法在北京找到同一時期的政府檔案。有趣的是,雖然檔案沒有拿出來,但願意受訪的中方前官員明顯較英方多,包括近年先後出版回憶錄的周南、張浚生和陳佐洱(訪問很多時只是回憶錄的影像版),令節目儼然成為北京官員以勝利者的姿態憶述「香港外交戰」中獲勝的經過。北京是否早已料到特輯對他們的輿論戰有利,因此大開方便之門?

略過港人爭民主抗爭史

到了沒有英國檔案覆蓋的部分,特輯繼續以中英角力為主軸,於是北京的故事版本愈來愈突出,屬於香港的聲音卻更幾乎消失了,或者說,敘事多次違反了一般香港人的集體記憶。譬如北京官員認為所有九七前的香港政制民主化都是英方的陰謀,特輯卻略過了港人爭取八八直選的抗爭,以及劉慧卿在九○年代動議全面普選立法會的嘗試,好像香港的民主真的只有英國人單方面在推動一樣。又譬如談到八九六四後的政治形勢,竟然是先由曾鈺成以一副客觀口吻把問題轉換成香港政界疏遠中共,之後再由周南洋洋自得地表述如何利用簽署新機場備忘錄的機會為中共突破六四後的國際外交封鎖。香港主流輿論在六四後對中共政權以及《基本法》的全面否定,以及爭取三百萬港人居英權的運動,也是消失無蹤。

最後一集來到九七後一國兩制的實施情况,特輯的論述變得更單薄。延續着大國角力的框架,英國人撤退後,北京彷彿突然間沒有了直接的對手,故事說不下去,而董建華執政的五年卻無端被多位受訪者視為特區的黃金歲月——還有比這個更遠離一般香港人經驗的觀點嗎?由北京欽點的無能特首,激起○三及○四年連續兩年幾十萬市民上街,最後被北京拉下台,然後北京開始違反《基本法》干預香港內部事務,到二○一二年梁振英上台後變本加厲。如果按特輯的敘事,一國兩制被破壞可是香港人以抗爭自招的!

英方代表包雅倫最後的說法也令人莫名奇妙,他說:「中國正落實一國兩制,並忠誠地按《基本法》行事……可以理解的是,關注高度自治的人,總禁不住設法測試自治界線,但問題是這樣做,會否反而削弱自治?這問題我不想回答。」他是在怎樣的提問下作出上述回答?所謂「測試自治界線」是指香港人現在爭取沒有篩選的特首普選的運動嗎?單看這個回答,我會以為連英方官員都認為一切對一國兩制的衝擊都是香港人以抗爭自招的,北京反而完全沒有責任。

整套特輯中,稍為脫離大國角力敘事的反而是那位匿名資深中共黨員。他評論到當前形勢是,沒有附和北京收緊對港政策的正當性,反而踢爆了北京利用香港的現實:「這三大基地(外匯、情報、革命)已經完成了歷史任務。講句不好聽的話,現在香港變成什麼基地?洗黑錢的基地、移民的基地。以前很多靠香港,現在不需要靠香港,所以對你不客氣。」

當年「民主回歸」今日「國家安全」

看罷《前途解密30後》,一股「愈解愈密」的鬱悶壓在心頭。雖然我絕對相信有線新聞部的獨立,但我確實感覺到,當困在大國外交的敘事框架,無論官方解多少密,也只能說出愈加複雜細緻的「香港人被擺佈史」,怎樣也講不出一段屬於香港人的歷史來。

為了試圖「解解毒」,我拿出馬嶽編著的《香港80年代民主運動口述歷史》的羅永生訪問,談的是當年中大學生會怎樣開始舉起「民主回歸」的旗幟,希望可以從香港人的角度對照中英談判(有線特輯裏恰巧也說香港政壇在八○年代開始團結在「民主回歸」的綱領下)。羅永生在訪問裏說:「整個『民主回歸』的論述,當時覺得我們很主動的提出,但我認識的現實應該不是這樣的!應該是有點醞釀,有一些學生以外的人,可以有效的帶出這些想法的人(影響了我們)。那麼他們的想法從哪裏來?其實是有協調的,我覺得這是中共統戰的其中一個方式……即是用學生運動的方式去推行一些政策,或者運動的口號,其實是配合共產黨政權的方向。我覺得『民主回歸』也是這樣。」

三十年前的「民主回歸」論讓香港進步青年主動接受主權移交,三十年後的「國家安全/大國角力」論又試圖說服香港市民為民族犧牲小我。共產黨的論述戰無孔不入,令人倒抽一口涼氣!

2014年8月16日星期六

李怡 - 這是一場自由與反自由的鬥爭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8月16日

周三的「蘋論」,用了德國總理默克爾的一句話作題目:〈自由的秘密是勇氣〉,隨後見《蘋果》網頁的「蘋語錄」也用了這句話。而接下來的律師會會員大會,則有2,000多名事務律師,頂住威脅、恐嚇、利誘,實踐了這句話,顯示出一個人要實現自由,秘密只有兩個字,就是「勇氣」。生活在專政體制下的人,實現自由要冒着被監禁、被自殺、生計無着的風險,需要的勇氣很大;生活在至少仍有法律權利的香港,我們實現自由的勇氣不須太大,大不了失去在大陸發展事業、被老闆辭退,或者少了些經濟政治利益而已。然而,即使這樣,向來把「搵食」列為生存首位的許多香港人,仍然缺乏實現自由的勇氣。

律師會投票前,北京司法部、中聯辦及中資機構聯手為林新強箍票,已經毫無忌憚,許多大律師行也接到「命令」,要求律師簽授權書去撐林,這種授權票攻勢,使提出動議的三人小組都相信動議通過機會不大,小組成員之一的任建峰在會前說,「有咁大嘅機器喺背後,我哋根本完全冇期望」。儘管只要屆時律師親自出席投票可以使授權書無效,但一般相信這樣做的律師很少,因為這等於公然與自己的律師行對立,這不是跟自己的職業生涯過不去嗎?

豈料三個動議都以大比數通過。也就是說,即使大行,即使受到中共機構威逼利誘,但如任建峰所說,「香港原來仲有好硬嘅律師企出嚟,律師終於可以為呢個行業感到自豪」。

轉折點在哪裏?在於中共的干預。中共以為干預是對於挺白皮書、講共產黨很偉大的林新強的無可阻擋的助力,誰知是一股反作用力,因為這牴觸了受法律教育的多數律師的自由的底線。如果中共不出手干預,許多律師很可能懶得理會甚麼動議,但一干預,就使他們覺得這明明是律師會內部事務,竟被外部勢力以「奇形怪狀」的方法干預,提醒律師們對法治、對司法獨立、對自己的自由意志、對律師會的獨立運作的功能保持警覺,而積極參與投票支持動議了。

張曉明不久前說,批評白皮書的人「如果不是故意歪曲,就是過慮了」。律師會的投票結果顯示,除了大律師公會,連牽涉許多利益的事務律師也都「故意歪曲」或「過慮」了。

中共做的搬起石頭砸自己腳的蠢事還包括「反佔中」的大動員。兩個多月前,筆者與一些中環精英聚首,他們大都表示不想見到佔中,認為佔中影響經濟和社會正常運作;但前兩天,同一群人態度就大有改變,他們大都表示對「反佔中」一夥的醜態難以容忍,對梁振英以「個人名義」簽名反佔中覺得違反特首應有的操守,對中共通過種種機構強勢推「反佔中」反感,認為這是以政治經濟壓力去強迫市民扭曲自己的自由意志,也因此,大都認同佔中作為公民抗命的一種方式應該容許。

事態的變化就是如此詭異,如果「反佔中」派循正途去宣傳,讓市民以自由意志作選擇,效果即使沒有現在那麼誇張,但至少不會予人以背後有政治強權在推動之感。現在強權不僅幕後而且走到台前(張曉明公開說「你們為香港做了一件大好事」),就徒增市民對掌權者及其傀儡的惡感。明天的所謂大遊行,記者不妨採訪一下,參加者有多少人明白佔中與反佔中的真正含意,以及有多少人會鬧出「反中央」、「張融」這類笑話。

假普選方案,只要四名泛民轉軚就可以通過。對中共和港共來說,本沒有甚麼難度,尤其是不打算在2016年再選立法會的議員,延後利益對他們會更吸引。但必須給可能轉軚的泛民提供一些「民意」彈藥,於是搞反佔中的大龍鳳。但反佔中的幕後黑手呼之欲出,而台前的發動者又一副小人得志的嘴臉,使這場鬧劇表演徒增泛民轉軚的難度。現在泛民的主流趨勢是不能接受「袋住先」也。

終審法院前首席大法官李國能昨天撰文指出法治社會的法官沒有主人,只忠誠於法律。白皮書要法官愛國,事實上就是要在法官頭上置放一個由中共黨去定義的「愛國」的圖騰。搞一個假普選,以及配合假普選的運作,包括白皮書,包括張融的反佔中,包括對律師會的干預,目的都是要摧毀香港人的自由意志。

這是一場自由與反自由的鬥爭。我們須時刻記住:自由的秘密是勇氣。讓筆者再引一段默克爾的話:「自由是我人生中最幸運的經驗,沒有甚麼比這更讓我振奮,沒有甚麼比這更能激勵我,沒有甚麼力量比自由更強大,更能給我正面的感受。」前晚律師會的投票,證明縱使「有咁大嘅機器喺背後」,自由意志仍是更強大的力量。(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Vic - 看施永青論香港政改,慨嘆昔日理想青年之墮落

2014年816
施永青:我們的社會當然應該容許激進派堅守自己的信念,但若然他們爭取的目標是屬於社會性的話,那他們就得尊重大多數人的意願,不應把自己的一套強加諸多數人的身上,希望他們知所行止。(am730,2014年8月15日,C觀點,建制派上街的影響)


Vic:民主政制之設立,正是要以制度保障多數人的意願得到尊重,正是要防止權力寡頭將「自己的一套強加在多數人身上」。

將在香港堅定爭取民主的人說成是「激進派」,將強調非暴力的公民抗命說成是暴力罪行,將專制政權反民主的群眾動員說成是反映多數民意,將爭取民主說成是少數人將「自己的一套強加在多數人身上」,這就是今日香港所謂的溫和理性聲音。

施永青近年談論香港政改,不斷宣揚歪理,鼓吹香港人投降,可恥之至。

2014年8月15日星期五

李國能 - 白皮書惹憂慮應澄清

2014年8月15日

【明報專訊】1. 特首就2017年行政長官選舉辦法已提交報告,香港社會正殷切期待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就此將會如何作出決定。有決定後,政制改革進程將步入新階段。正如許多香港市民一樣,我對當前社會愈趨兩極化感到憂慮。在未來數月,我盼望社會大眾可以在《基本法》的框架內作出理性的討論,一切活動依法進行。最重要的是,我希望參與討論的政界各方人士都能以明智和務實的態度尋求妥協,妥協的藝術畢竟是政治的本質,也是社會最佳利益之所在。

2. 作為前首席大法官,我不適合參與政界中人這場極富挑戰性的討論,我只想和大家一起思索今天香港法治與司法獨立的景况。

3. 包含司法獨立的法治是香港社會在一國兩制下的基石,這是舉世公認的,它是香港這一制內至關重要的核心價值。

4. 香港的法治涵蓋三大基要原則。首先,在法治之下每個人,包括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都遵守同一套的法律,這和人治的概念有明顯的區別。

5. 其次,不論是市民與市民之間的糾紛,或市民與政府之間的糾紛,都由獨立的司法機關公平和不偏不倚地裁決。司法獨立是法治中不可或缺的元素,它有兩方面的涵義,一是作為一個機構司法機關獨立於行政及立法之外,二是每位法官審案都是獨立的,無論是一位法官單獨斷案或數位法官合議斷案。

6. 其三,法治包括對人權給予有效保障。一如聯合國《國際人權宣言》的序言指出,人權必須受「法治」(rule of law)保障,這就把「法律之治」(rule of law)與「以法治人」(rule by law)區分開來。

7. 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今年6月發表《「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在香港引起對司法獨立廣泛的關注,這些關注是有其理據的。

8. 白皮書的英文版把法官列於''those who administrate Hong Kong''(i.e. administer)當中(立法機關成員也包括在內)。在香港,於權力分立的基礎上,行政、立法和司法機關在廣義上可被視為政府的三大分支或三大組成部分,但立法和司法機關並不是行政機關的一部分,白皮書的中文版以「治港」一詞來形容,看來它的意思應是指這個廣義說法。

白皮書用''administrate''字眼不適當

9. 不過,白皮書的英文版用了''administrate''這個字,這是很不幸的,也是不適當的, 這個字在香港的一般理解是指行政當局,例如提及董建華政府、曾蔭權政府或梁振英政府時,英文都會採用 ''The Tung Chee Wah, the Donald Tsang or the CY Leung administration''。很明顯,司法機關不屬於行政當局(立法機關也不是)。這一方面最好能夠予以澄清,以消除任何因為採用''administrate''一字而引起的憂慮。

無公認愛國定義 法官只對法律忠誠

10. 可是,更加令人關注的,是白皮書內對法官應該愛國的要求。何謂愛國,並無舉世公認的定義。不同的人對愛國可能有不同的見解,同一個人可以被某些人視為愛國,被另一些人視為不愛國。

11. 由於白皮書是中央政府的一份官方文件,香港社會上廣泛認為其內容中論及的愛國要求,帶有親中央政府及親特區政府的意味,意指支持政府、與政府合作,及保護政府的利益。

12. 可是,在司法獨立的原則下,法官不應該親任何人或事,或反任何人或事,他們應該公平和不偏不倚。法官沒有任何主人,無論是政治上或其他方面,他們只對法律本身忠誠,他們對社會的服務在於能夠根據法律,公平及不偏不倚地判決糾紛。《基本法》規定,挑選法官是按他們的司法及專業才能來決定(第92條),法官獨立地行使審判權,不受任何干預(第85條)。

13. 對法官而言,他們入職時要作出司法誓言的法律規定,已是足夠和合適的安排。按照這誓言,法官宣誓擁護《基本法》(《基本法》第1條就說明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盡忠職守,奉公守法,公正廉潔,以無懼、無偏、無私、無欺之精神,維護法制,主持正義,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服務」。法官履行職務時都全心全意遵照這誓言行事。

14. 雖然內地官員對香港司法獨立可能有不同於香港社會的見解,但我相信他們都明白和理解香港的看法。

恆久警惕乃自由代價

15. 我感覺到有些人對法治的前景較為負面,我不認同這種悲觀的看法。在白皮書發表後,香港社會各界都反映他們保持警惕,包括法律界,尤其大律師界別,這都是令人鼓舞和欣慰的,正如西諺所言﹕「恆久警惕乃自由的代價」。在這個充滿政治爭議的時刻,維持法治與司法獨立作為香港不可動搖的基石,委實格外重要。

16. 我們不應忘記,儘管1997年前社會上有過很悲觀的預測,但法治與司法獨立在1997年後仍然長足發展,這是有目共睹的。只要每個人都繼續保持警惕,我們就毋須灰心。

17. 香港特別行政區在2047年後的安排,到了2030年代初期,就要通過持久和透徹的討論加以解決,未來10年是邁向這段關鍵討論期的重要時刻。在充滿創意的一國兩制概念下,不能避免有內在張力和灰色地帶。自1997年以來,我們一直能夠有效地處理這些內在張力和灰色地帶,現在不該懷疑自己的能力。我始終相信,只要時常警惕,法治與司法獨立在未來的歲月仍會繼續蓬勃發展。

作者是香港特區首任首席法官(1997-2010)

註:標題及小題為編輯所擬,原題為The RULE OF LAW法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