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9月30日星期二

陳雲 - 風俗淳厚,護國庇民

轉角   am730   2014年9月29日

聞說新界東北,地產商趁學生罷課和佔領中環而無人示威,在老農夫的菜園旁邊做地基鑽探,農夫知道地產商是為了破壞地下水,令鄰近的菜園水源枯竭而無法維持。地下水是有既定管道和水池的,一旦鑽穿而水流散失,蔬菜果樹就無法接通源源不絕的地下水,即使灌溉也無用,就好像在住宅大廈的水泥平台花園,鋪上人工泥土來種植蔬菜果樹一樣,是不行的。

破壞水土,令人糧食無依,是落十八層地獄的報應。以前農村最惡毒的人,都不敢做這種事,西方社會也無人夠膽做這種事。一旦丟失了宗教和風俗,甚麼抗爭都挽回不了。

民國初年,五四時代的作家沈從文,寫的就是這種哀嘆,可惜言者諄諄,聽者藐藐。民國的新政府銳意西化,破壞地方的村社自治,用法律和現代行政擊潰傳統鄉政和風俗信仰,山川鬼神的信仰沒了,大家都好像解放了,得到了自行開發土地的自由,自行組織村社的自由,但誰的自由最大呢?當然不是貧苦老百姓,而是政府和財主,他們沒了傳統的制衡,就可以亂來,夷平山野,堵塞河流,在農田灌水泥,在河流倒化工污染物。

傳統社會,王族、世家、地主的權力也很大,但受到共同信仰的制衡。在王朝時代,有逼遷、有掃蕩、有打人,但沒有污染水土,截斷河流、填平水井的事情發生。因為有錢人不夠膽得罪土地鬼神,夠膽得罪的,人人得以誅之,在鄉里聲名掃地,無法立足。一個堵截水源、填平水井的地主,被農民用刀斧追殺,是沒人同情的。如此,生民之本——水土和生態,就得到保育。

我們的香港的社運,乃至中國大陸的社運,都不在恢復華夏民間信仰,而是追隨西方那種惡劣的、毒害第三世界的普世價值論、多元主義論,沒有肯定我們自己的信仰,總是從弱勢的福祉、科學的利益鬥爭來看待土地,結果當然是強勢的福祉、強勢者的科學利益取勝。即使我們的社運成功了,將來統治我們的,就是一群不怕鬼神,沒有信仰的議員和官僚,他們手握民主授權,更可以肆無忌憚,用科學使用、經濟開發的原因來剝奪農民。至於中國大陸,革命成功交由不信鬼神的共產黨來統治,濫用科學知識和濫用無產階級授權,更是沒有制衡。即使大陸民主化了,那種惡劣開發和剝奪,只是受民主之名而行,更為可怕。

民主憲政,要以繼承傳統,維護風俗開始,而不是從毀壞信仰和風俗開始。好多人不理解,為何我要從敬拜天地神靈來推動社運,以維護正體漢字、粵語漢音來開始民運。民運沒有文化信仰,建立的是地獄。

周一刊登
陳雲 - 文化評論人,德國哥廷根大學民俗學博士,
《中文解毒》系列作者。

2014年9月28日星期日

安裕周記:時代

星期日生活   2014928



【明報專訊】周六早上怔怔看了幾個鐘頭電視新聞,有直播也有兩三個鐘頭前發生的,周五深夜到周六凌晨的個別片段睡前已經看過。關上電視,站在窗前,望着朝陽初現人迹仍稀的街頭,想起方才看過的新聞片,想到一些歷史事件,雖然不是在香港發生,總覺得它們之間有着某種關連。

Max在臉書貼了三年前的日本電影《革命青春》劇照,這是川本三郎自傳《我愛過的那個時代》的電影版。妻夫木聰演得出色,電影調子極為沉鬱,劇情緩慢推進之下的張力卻大到不得了。那是六十年代末日本學運紀錄,按年份推斷應是第二次反對《日美安保條約》運動。循此想起的是六十年代初第一次反安保條約運動,一九六○年六月五日,五百八十萬日本人民反對安保條約反對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到訪,首相岸信介強行通過安保條約後下台。

周六凌晨出現中環街頭的防暴警察,頭盔後端有一塊保護墊。這是曾經天天在電視新聞看到的警察裝備:八十年代南韓學運喧天,總統是軍人出身的全斗煥,漢城街頭經常爆發警察學生衝突,南韓防暴警察頭上便是類似頭盔。我的一個當警察的同學多年前說,香港警方引入類似頭盔時,內部就叫這做「韓國帽」。

閃過腦海的還有一張黑白照片:一個學生倒臥血泊,旁邊一個女學生無助嚎哭。這是七十年代美國肯特州立大學的國民警衛軍開槍事件,時維美國學生反越戰最高峰時期。

黑白照片與電視直播平行浮現,四十年間時空交織,在槍棍出鞘與標語四起的瞬間,我們再次來到一個時代的面前。

岸信介和全斗煥在當政年代都是強勢政權,岸信介是自由黨和民主黨合併成自民黨、從此一統天下的政治巨閥,在他後面的是美國。全斗煥當兵時是首都防衛司令和特戰部隊司令,後台也是美國。他們都信膺權力,岸信介信膺絕對國會優勢下的自民黨政權,全斗煥信膺絕對軍警武力之下的獨裁政體。表面上兩人南轅北轍,其實在管治國家這一層次,絕對的軍警武力與絕對的政治權力並無二樣,武力就是政治,政治就是武力,表達形式一模一樣——岸信介以警察機動部隊強力鎮壓反安保條約的學生,全斗煥以軍警槍彈殘酷打壓追求民主的學生。

日韓美的權威政治

日本與南韓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的政治操作,是今天中共一些人念茲在茲的新權威主義。在國家形態從舊有體制轉變至民主體制的過程當中,由於出現各種各樣的遲緩狀况而未能馬上轉到民主政體,政治強人及組織會建立權威政治體制,通過高度強制性及行政軍事力量,以遂現所謂的「秩序」。岸信介的權威,是自民黨在日本國會參眾兩院的壓倒優勢,由以貫徹其管治意志;全斗煥則是赤赤裸的以武裝力量管治國政。一九六○年日本反安保條約有近六百萬人參加運動,八十年代的南韓天天都有反政府示威。這一進程卻是極其微妙,日本的是單一議題反對安保條約,南韓則是多議題從反對軍人政權到農民自主運動。數量的變化,折射出在權威統治下反對派的活動空間,不會因為擠壓而偃旗息鼓。

必須指出的是,岸信介也好,全斗煥也好,他們的權威統治到後來同樣面臨社會廣泛的質疑和挑戰,最終失去人民信任,國家機制無法轉動,只有下台一途。岸信介的政治任務是力保《日美安保條約》得到國會確認,一九六○年五月二十日是條約通過限期,五月十九日深夜,岸信介恃着自民黨的議會優勢強行通過條約。按照安排,《日美安保條約》將在國會通過之後三十日自動生效,到了六月十九日條約生效當晚,三十三萬人包圍國會,但仍無法阻止條約實行。不過,岸信介自知從此無法管治日本,一個月後提出內閣總辭,退出政壇。

池田勇人的政治寬容

岸信介退下,自民黨總裁兼首相職務落在通商產業省大臣池田勇人身上。這時的日本充滿不忿及憤懣,池田勇人是著名經濟專家,接任首相前夕,他在家中因着日本的未來陷入沉思,久久不發一言。機要秘書伊藤問他,面對如此局勢,你上台後會如何應對,池田勇人回答說,只有靠經濟政策,讓國民收入增一倍。池田勇人是日本近代經濟騰飛的中樞人物,日本在他任內實現經濟第二次起飛,推出的「國民收入倍增計劃」成了日本戰後最膾炙人口的大計,一九六四年的東京奧運更是池田勇人任內的不朽之作。

同樣強勢的全斗煥政權亦無法在強大的社會反對聲音裏硬撐下去。美國默許南韓軍隊在光州恣意鎮壓學生,駐韓美軍甚至作出軍事調動,以「北韓威脅」作為南韓軍警屠殺的掩飾套詞。光州事件之後,南韓人民構建更加廣袤的反政府網絡,不合作運動癱瘓全斗煥政權的部分運作。漢城奧運舉行前一年的一九八七年,國際奧委會警告,南韓局勢如此下去,可能考慮取消奧運會主辦權。全斗煥至此知道大勢已去,強撐只會讓民族罪人惡名緊隨一生。南韓於是漸次出現民主生機,戰後近四十年的軍人統治傳統瓦解,獨裁政體分崩離析。

美兵殺學生失道德高地

所謂民主大國也有類似慘案,暴力程度與光州特戰部隊屠城不相上下。一九七○年五月四日,美國在學運最高潮時發生軍警槍殺大學生事件,俄亥俄州國民警衛軍向肯特州立大學(Kent State University)學生開槍,十三秒內,以自動步槍、點四五口徑手槍以及霰彈槍連開六十七槍,當場打死四人打傷九人,其中一名傷者終身殘廢。這是美國軍隊公開屠殺國民的第一次,其後總統特委調查委員會的報告指出,接受調查的開槍軍人,聲稱「感到生命受威脅」,可是調查指出,開槍事件發生時,最接近學生的軍人在二百二十五呎外,平均距離為三百四十五呎。委員會強烈譴責開槍軍人,「the indiscriminate firing of rifles into a crowd of students and the deaths that followed were unnecessary, unwarranted, and inexcusable」(以來福槍朝着學生亂槍掃射導致有人死亡,是沒有需要、不能成立、不能饒恕)。

尼克遜一手揭櫫致反戰運動更激烈的越戰「越南化」,以及通過空襲柬埔寨使得戰火蔓延中南半島,他其實比岸信介和全斗煥都強悍、比他們有更大企圖心。饒是如此充滿戰鬥性格、饒是想出徵召「沉默大多數」為自己撐腰的一代梟雄,肯特州立大學槍擊事件後他失去了道德高地,最終在全國譴責國賊聲中倉皇辭廟,退隱山林。

日美韓歷史這三次政治嬗變俱有兩項不可或缺的因素:一是民間持續不息的社會抗爭,另一是獨夫在政治生命最後一刻幡然大悟。人們可以爭論說,岸信介是把政權交給黨內的池田勇人,這與尼克遜辭職後把權力交給同是共和黨的福特相若,與全斗煥退位讓給軍人出身的盧泰愚差不多,但這三次「禪讓」發生在人民不懈抗爭、槍桿警棍都用過的相對和平權力轉移。三國在兵臨城的凶險氣候勉強保住家國,強人的一念之轉,可說是其中之一原因。

人民因素改朝換代

話得說回來,岸信介全斗煥尼克遜的交出權力,是在人民呼聲不息的長年鬥爭壓力下發生。岸信介和全斗煥沒有寫下一己從當權到辭職的心路歷程,這是亞洲人的內向性格使然,卻令後世無以了解這一過程的內心變化。尼克遜晚年勤於筆耕,寫了不少叫好叫座著作,儘管他從無討論棄官下台之事,但似乎對政治自此有其另一重新的見解,一九八八年的《不戰而勝》(Victory without War),光從書名已能閱讀出這位昔年強悍總統的政治觀變化。至於一九九二年的《只爭朝夕》(Seize the Moment),令人想到的是留下身後名的人生哲學。尼克遜去世,《時代》周刊為他正名稱之為政治家(statesman),從政客變成政治家,一字之改,勾勒出來的是時代已變、潮流已變大氣候底下,軍政強勢已不足道,只有人民才是創造歷史的動力。

文 安裕
攝影 盧翊銘
編輯 馮少榮

何雪瑩訪問曾金燕:看不見的控制,說清楚

生活達人   星期日生活   2014928


【明報專訊】訪問曾金燕是我的主意。

編輯說做個人物訪問,談談當下香港社會形勢。

近幾個月這些訪問從來不缺。

我的想法是我不想再重複訪問學者,我想找的是兩種人:一是普通不過卻有代表性的尋常百姓,二是並非在香港土生土長的人,看他們會否旁觀者更清。

我想起來港兩年攻讀博士的曾金燕。

生活在香港的我們,也許並不理解我們的對手共產黨的招數和套路。

金燕和前伴侶胡佳長年在內地,堅持維權抗爭運動,每天跟國安、國保和國家機器的暴力發生第一身的角力,她的看法也許對大家有啟發。

維族學者囚終身 判給誰看?

訪問是在星期三黃昏進行,那時罷課進行了一半,學聯還未佔領添美道和公民廣場。我見到金燕時,她給了我一個大大的擁抱。每次見面個子瘦小的她都充滿巨大的能量,我無法將Twitter上控訴國安如何干擾她女兒日常生活、車被刑事毁壞的推文,跟眼前的女子連在一起。

上周維吾爾人伊力哈木被判終身監禁,全球嘩然。這樣一個多次公開講反對分裂國家的溫和維族人被判分裂罪,難怪有國際媒體說中共在製造中國版的曼德拉。我跟金燕談起伊力哈木,我說,此時伊力哈木重判,讓我無法不想起近來中共也屢次在香港強調國家安全和領土完整。

金燕說:「有種說法是(伊力哈木的)判刑不是判當事人,而是判給別人看?尤其這個時間是判給誰看呢?」她頓了一頓,看着我。

「當然也有人說只是他們(當局)沒有想那麼多,從維族人的角度來看,少數民族判分裂罪裏他算是輕的。如果是所謂的正常水平,是死刑,已經以法律的名義處死了這麼多。許多當事人沒有律師,沒有見家人,判刑都不知道。從他們(當局)的角度對伊力哈木已經是寬容了。」

暴力與非暴力

「伊力哈木在日常生活裏是個很溫和、很有生活趣味的人,他一直努力跟漢族朋友溝通,是個很難得可以維漢溝通的橋樑。他自己身上就體現出這種融合,他骨子裏是維族人,也接受了(漢文化的)高等教育,很懂漢人文化,很懂我們。像他這樣理性溫和的人都要判刑,即是說逼迫大家要用暴力了,這是最糟糕的情况。紀錄片《對話》裏附有小片段,有對伊力哈木的採訪。我們在和導演及王力雄等人的交流過程中,都擔憂一種趨勢,即使伊力哈木這樣溫和的人,在維族的群體裏也日益變成邊緣。當更多的維族民眾失去耐心,不相信政府政策,(而政府也一直欺騙公眾);當人們失去對非暴力的信心,愈來愈多人有考慮另一種可能性,那就是期待更激烈的暴力和衝突,激起民眾的憤怒,進而激起全民反抗。其實香港的激進本土派一些人的想法裏也有相通的地方,一些人失去耐心,希望事態惡化、暴力衝突出現並變得嚴重,激起人們的憤怒,激起全民暴力反抗。」

中央對西藏新疆政策 香港的預示?

有些人說香港面臨新疆化、西藏化,金燕對這樣的類比很謹慎。「我不能簡單把香港、新疆和西藏做類比,但是在一個極權、後極權的語境裏,當局處理地方事務的方法很多共通的地方。尤其最近當局更加直接明顯地對話語體系的控制,宣傳的架勢,對媒體的控制,對公民社會的破壞,包括很多對微小日常生活的破壞,對自由社會的共識和默契的破壞愈來愈深。將來中央對香港的政策,跟對西藏、新疆不會有太大的區別。」

私人空間 個人尊嚴

關於自由社會裏共識被破壞,日常生活受影響,「我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大家每天都使用公共交通工具,一般在香港大家對私人空間都很敏感,就算在人很多的地方也會有私人空間,在公共地方也有私人空間被尊重的感受,譬如說在很擠的巴士或地鐵上,也會保留我的空間。如很多大陸人過來,這種僅有、微小的私人空間也會被破壞。三個人坐的椅子會有四個人五個人六個人擠過來,他們不會認為肉體跟皮膚接觸是一種冒犯,人這麼多,so whatWho cares?但是我覺得這種微小的東西是在不斷的變化。這種東西就更深層次。你可以說他們只是質樸地要最大限度地利用公共資源,可另外一方面它源自於一種文化:無視公共空間裏對個體的尊重,無視社會約定俗成的契約,為貪圖小的便利/利益什麼事情都可以做。這種文化擴散在每一個地方,它很可怕,在公司、行政系統、做事情時,沒有涇渭分明的程序,邊界不斷被模糊化,為了利益最大化,不管是否信仰共產主義,入黨,配合黨的要求和工作,或者凡事以人情關係為先。以後廉政公署會有很多案子要查,——如果廉政公署還在的話。日常生活私人空間,個人的尊嚴、感覺不停地被打破,推到邊緣,這種改變很細微,但是很直接。中共作為執政黨,還沒有學會尊重本土性。新疆、西藏沒有接受現代自由法治的薰陶,而香港有這段歷史,他們不可類比,但另一方面是可以類比。因為他們面臨的是個主權為上的後極權政權。而大一統在大陸,哪怕是在知識分子群體中,都是極其普遍,受歡迎的,認為是priority。」

香港東西生長出來,很強大

金燕剛開始學廣東話,她說自己談不上有資格評論香港,但也覺得要為香港做一點事。「過去兩年我切實感受到香港本土性的生長和強大。我們看到獨立媒體、主場新聞,都做得很好的。而我以為自己做的工作和研究是面向大陸的,可比如在研究會的紀錄片放映中,我們與香港本土的聯繫慢慢建立起來,自己也成為香港本土的一部分。」

「去飲」的日子,只餘倒數幾天,不斷面對四方八面的批評,如拖延太久錯失時機,「和理非非」等,當然少不了說根本不會有用,無情的共產黨絲毫不會動搖。金燕也許比很多香港人,對佔中都欣賞、理解得多。

觀察佔中罷課 佩服組織理性

「我是蠻佩服佔中、罷課這些公民社會活動,當然有人批評他們錯過了很多機會、拖延。一場社會運動,有很多偶然性,這些突變當然有可能帶來好的變化。但在後極權國家,它面臨極大的風險。那麼多的對話、準備、社會動員,表面上是拖延時機,拉低士氣,但實際上也是非常好的過濾過程。本來鼓起士氣是很好的,但一鼓作氣佔中了、抗議了、遊行了、絕食了,甚至死人了,北京政府依舊無反應,之後怎麼辨?這些學生的組織、理性、自我控制的能力都顯示出來了,幫助我學習理解香港社運。批評佔中拖延的人,不懂政治是協商是個過程,示威的目的是要讓對方談判,而不是真的要打人造成傷害。」

一些批評也說這些抗爭手法沒用,或者只滿足於留於自我安慰的階段性勝利。金燕認為反思什麼是「沒用」,是香港社會很大的挑戰。「香港是個實用至上的社會。抗爭跟紀錄片、藝術和藝術一樣,過程重於結果,形式就是內容。因為當你的對手是強大的、有沒什麼可以直接制約的軍事力量,而且可以不遵守現代文明規則,你真的是不自量力,那為何還要做?」

紀錄片製造改變的可能

「在香港這種高度運轉的商業社會,什麼東西都需要目的和直接的結果。很多人不了解你做一件『無用』的事情有什麼意義。聲稱『罷課又不能改變結果』。首先,結果真的是不能改變嗎?一場抗爭可能真的不能馬上改變人大的法律條文規定,但是這個過程重要,這個不是實用可以解釋的。沒有了抗爭,整個社會更快速下滑,這個過程本身就是結果。從我們做紀錄片來說,從來不要預設故事發展,你在做的每一次,改變已經產生。六個月的拍攝期,也許頭三個月的research pitch很多都不會用上,但好的導演了解你拍攝對象的社會關係,身體語言,去決定這個故事的發展。回到罷課和佔中,在這個過程沒有辦法設計一個框架,你要容許更多的可能性,讓普通的公眾主導,讓沒有權的人能集合起來製造發生改變的可能性,創造出新的形式。沒有這個過程,下一個歷史的起點就完全不一樣了。我們在中國做社會運動,談什麼『結果』,你有媒體新聞自由嗎,有結社自由嗎?用這個框架來看什麼都沒有意義。」

The care of self 自由尊嚴

金燕研究紀錄片,我看到的是作為媽媽、紀錄片研究者和維權分子,三者如何貫穿她的價值觀和思考問題的視角。她說與其討論大框架,她更關注的是The care of self。「你活在這個世界上,沒有自由要爭得自由,有自由要學會如何行使自由。你的命運難道是任人(專制政黨、傳統文化或者是資本力量)擺佈的命運?我們要更切實討論中港跟每個人的生活產生怎樣的關係,在這個時代如何安身立命,建立自己跟後極權的關係,過得有自由有尊嚴,不受它約束。這是每個人都關心的話題。」

恐懼感被放大 精神人格萎縮

「我跟一個朋友聊天,她是社運分子也是知識分子,我們都是媽媽,面臨的是每天日常的選擇,包括你上不上街抗議,上街誰照顧孩子。奶粉脫銷引發的抗議和討論也很奇怪。很多人很直接進入香港和中共政府的話語體系,不是真正為自己說話,而是成為大的地緣政治鬥爭夾縫之中一個偏離主題的東西。這是我一直思考的方法。」

「在香港我不喜歡有些視頻新聞,因為裏面個體是沒有尊嚴的,它是一個被塑造、操弄、批評的對象,沒有主體性。正如吳文光年初在藝術中心的工作坊裏說的,應亮在立法會門口的民主課堂裏也提過,如果我們年輕人,每個回家了解自己家庭的移民史、偷渡史、難民史,去跟老人對話,理解逃出來的人對中共的看法,理解為什麼那些人擁護中共,是因為他認為中共已經比以前好很多,還是因為恐懼中共變得更糟糕而不敢有所作為?如果每個人都能放慢步調,跟長輩形成影像對話,這是個無比有力的抗爭,很好的家庭宗族政治衝突的緩解和創傷治療。最後會形成一種共識,在民主自由議題上,大家更勇敢一點,更有擔當一點,更往前走一點。恐懼會讓精神人格萎縮。我不想簡單的談論中共有多可怕,很可怕,真的是很可怕,他真的要幹時沒人可以鬥得過,因為他可以不擇手段。但當人的恐懼感被放大,他的精神人格萎縮了,這才是我最擔心的。重要的不是看得見的控制,而是看不見的控制,所以要把日常生活各種看不見的控制說明白。」

面對極權管治 堅忍冷靜抗爭

我嘗試記錄跟金燕的這段對話時,心卻在添馬艦政府總部的學生身上。他們堅持了一星期,星期五晚留守政總外,這個抗命時代之下,我們需要的堅持豈止一星期,而是如金燕般巨大溫柔的能量,才能對抗十年、二十年,才能不為抗爭的「沒用」泄氣,才能以溝通完成世代、家人、朋友間的政治創傷治療。我們在學生中看到了堅忍和冷靜,面對極權統治,除了溫柔、堅持和智慧,我們別無他法;也不要忘了在大家身上彼此取暖,正如我每一次跟大陸的維權人士見面,每一次看見學生的行動,也彷彿注滿了能量。只有大家結合起來,看透日常生活各種看不見的控制,並將抗命跟日常結合起來,我們才能不為所動地一起走下去。

文 何雪瑩
圖 陳淑安
編輯 蔡曉彤

對談現場:聰明人和傻子和奴才──曾鈺成梁國雄對談《廿一世紀資本論》

星期日生活   2014928

【明報專訊】魯迅曾在《野草》中寫過一篇短故事,名為〈聰明人和傻子和奴才〉。

故事講述一名被主人剝削虐待的奴才,天天向人訴苦。他向聰明人說自己的苦,聰明人聽着與他同聲一哭,安慰他一句「你總會好起來的」,就撤了。後來奴才又向人訴苦,說自己住的破房連窗也沒有,那人聽着大叫「混帳!」,奴才嚇一大跳,心想這人一定是傻的。傻子要為奴才討回公道,走到奴才的房外,動手就要砸那泥牆……

法國經濟學家皮凱提(Thomas Piketty)的700頁巨著《廿一世紀資本論》(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就像那砸泥牆的拳頭,撼動了全球資本主義體制。該書首要論點是,在資本主義邏輯下,資產回報率高於經濟增長率,資本只會愈益集中在最富有的少數人之手,造成愈加嚴重的貧富不均。此書自出版後,影響一如漣漪擴散自西至東,當然包括奉行資本主義為圭臬的香港。中大通識沙龍特意邀請兩位立法會的少數讀書人和(前)馬克思主義者曾鈺成和梁國雄就本書對談,掀起了學界一片「撲位」熱潮,偌大的演講廳鋪滿了年輕學子,個個引頸以待。

19世紀還是21世紀的資本論?

一開場,主持人蔡子強問到,馬克思主義對其人生有何深意,而當下又如何看待馬氏思想。曾鈺成說,在他學習馬克思主義時,主要包括三部分:哲學、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馬氏的哲學如辯證法、唯物論,作為分析事物和問題的方法一直都沒有過時,並有現實意義。然而,後兩者在歷史中也沒取得多大成功。他提到回歸前接受匈牙利記者採訪,對方跟他說,「馬克思主義係好個人嘅一門學問,適宜你攞住啤酒一路傾一路拗,但千祈唔好攞嚟用,一用就弊。」

但梁國雄卻斬釘截鐵:「馬克思一啲都無過到時!」他認為,馬氏最大的貢獻是解釋資本到底是什麼,「(資本主義)以增值為目的,係無人性嘅。人同人嘅關係,喺資本主義出現咗之後,係睇唔到嘅」。有別於對馬氏的推崇,他認為皮凱提只是一個「好盡責嘅資料蒐集員」,書中的資料雖然龐大,但理論深度不能與《資本論》相比。梁國雄批評,皮凱提只關注資本主義的軸心國,不及邊陲國,未能回應全世界資本主義體制所產生的問題。而書中只有兩點進步:第一,國家必須對重要產業有投資,令資本家不能壟斷;第二就是提出徵收富人累進全球稅。

有別於長毛的大潑冷水,曾鈺成認為皮凱提能以龐雜而實在的數據分析,推翻了上世紀流行至今的右派理論,深信資本主義經濟繼續發展時,貧富懸殊便會慢慢平均;也就是本港高官最愛說的滴漏效應,「我哋要放棄只要相信市場就會有公平社會(嘅想法)」。

不能推翻的資本主義?

曾鈺成說,這本書的出現反映了資本主義自身面對的危機,若政府不作適當干預,嚴重的貧富懸殊將直接衝擊資本主義民主制度。然而他分析,皮凱提和馬克思最大的分別是,馬氏認為資本主義的內在矛盾注定了其自身的滅亡,應以無產階級革命推翻之;然而皮凱提則沒有否定資本主義,「有一段話我哋唔可以忘記,資本同市場,唔單止係貧富懸殊、社會不公嘅罪惡來源,但同時,資本同市場亦都係規範無數咁多人嘅行為,使到我哋嘅社會能夠繼續發展,所以你唔可以抆走呢樣嘢,你想試圖用推翻資本主義制度來解決資本主義制度產生嘅惡,佢認為係錯嘅」。內在矛盾必然出現,然而解決問題卻不是推翻,而是要脫離森林法則與福利主義的二元論,思考緩和資本主義矛盾的方法。那到底是什麼方法?皮凱提提出徵收富人累進全球稅,然而在全球化各國的資本競爭中,要聯合各國建立財產資訊合作互通的制度,再向資本徵稅,可謂天方夜譚,一如梁國雄所說,「就算唔革命都要好大改革啦!」

整場講座,馬克思像幽靈一樣,盤桓在整個講廳之中。不止一個歷史人物說過,年輕時不信共產主義,是無心;中年後還相信共產主義,是無腦。曾鈺成顯然對這句話悟得深刻:「唔係因為你係社會閱歷深咗或者豐富咗,你就會放棄社會主義或者馬克思主義,你就會傾向保守,其實係同你嘅社會地位有關,你年輕人,你未係個制度嘅既得利益者,你見到唔公平,你梗係覺得,因為你本身都係因為爭取緊喺個制度裏面一個比較公平嘅位置,咁你係嚮往社會公平,要剷除不平等,呢個係一個好自然嘅情况。」這套論述背後隱含的邏輯是,把一個人對公義的追求,與個人利益或社會地位連成一線。但個人追求公義的行為,真的只與社會地位有關?這無疑把年輕人與中年人簡化,再製一種主流的保守論述,是當權者維持不公現狀的小把戲。

誰是聰明誰是傻 為何要當聰明人?

曾氏和梁氏,像一對歡喜冤家,前者面面俱圓,一派溫文儒雅,後者卻是粗獷激進的抗爭者。議會拉布剪布趕離場的針鋒相對,在大學演講廳卻成了調笑的話語,有時,筆者還是反應不過來,覺得荒謬。

然而搞事的人底子卻是沉穩的。面對着全球資本主義體制,梁國雄有一種超出他「社會地位」的憂慮,「我自己係一個中國人,我真係好憂心好憂心,如果我哋嘅國家真係變咗一個資本主義強國嘅話,我哋畀人話係『中帝』就大鑊啦。中國帝國主義,呢個就係我心入面一個好大嘅憂慮」。他坦言,即使社會主義國家紛紛倒台,他看不見資本主義本身有何出路。

曾鈺成也自然明白出路難,「我覺得我哋走向民主嘅時候,呢個係要討論嘅議題,所以我希望我哋盡快解決普選議題」,然而他又說,單是一人一票的普選並不能解決社會不公。面對在場學子,他毫不諱言,選舉已成為一門專門行業,「個個政黨都有金主」。選舉機器是什麼?「如果我選嘅話,我而家返屋企瞓覺,瞓到去選舉嗰日我都贏呀!」話音一落,全場鼓掌大笑,沒一聲倒彩,難過憤懣堵窒筆者心頭。「將政治個問題解決咗先,唔係大家掛住坐喺度罷課、通緝,我哋點坐低傾我哋嘅社會不公平問題?」曾主席說。一室精英,聽不見反抗之聲。多麼開明、幽默,通情達理的建制派。但我們必須警惕父權的溫柔面相。

誰是聰明人,誰還是傻子?世自有論。皮凱提的立論的確難以推翻,但他未必把人性看得通透。如果社會上大多數人是奴才,即使不公義已逼得他們水深火熱,他們也不會起來反抗,「奴才總不過是尋人訴苦」。回到魯迅的故事。正當傻子動手為奴才砸泥牆開一個窗口時,奴才連忙阻止他,怕他惹主人生氣,更喚出其他奴才,把傻子趕走。主人施施然出來探看,奴才立即上前領功,得到主人誇獎。當奴才再遇見聰明人時,連番道謝,「你先前說我總會好起的,實在是有先見之明……」

文 阿離
編輯 葉雨舟

許鞍華與吳靄儀:黃金一代的黃金對談 時代關口的時代反思

什麼人訪問什麼人   星期日生活   2014928

【明報專訊】什麼是時代?單從字面看,「時代」一詞並不等於可計算的年代,它是與人文生活緊密連繫的時空概念,可按人的生命、地域文化、政治與歷史來劃分。未公映已被廣泛談論的電影《黃金時代》,其呈現的除了是蕭紅那苦多於樂的人生及其身處的時代,更描劃了一個作家群在特定時空(無論叫不叫民國)中,如何藉着自身與彼此的活動,與當下的政治氛圍共存,成就了一個無論叫不叫「黃金」的時代。

《黃金時代》由許鞍華執導,李檣編劇,主要講述了蕭紅十多年寫作生涯,其中重要角色多達10人,牽涉的作家有18位之多,包括最早生於1881年的魯迅、最後死於2004年的梅志。這個作家共同體從19世紀橫跨至21世紀初,以宏闊的廣度造就那既遠且近的文藝時期,而恰好於2004年開展籌備工作的電影《黃金時代》本身,不曉得可否視為這股精神發展的某種延伸。

前立法會議員吳靄儀與導演許鞍華,隨着《黃金時代》的光影尾巴,因緣際會,於日前進行了一次從電影出發的對談。兩人中學便相識,60年代於香港大學同窗修讀。1997年一齣紀錄片《去日苦多》,便記錄了她們一起敍述香港回歸前40年的精彩情事。17年轉瞬而逝,她們再次聚頭,不分訪問者或受訪者,摒棄時間與地域的限制,從《黃金時代》談到香港一個個時代關卡。

時代的臉容

蕭紅筆下那濃厚的地域與文化色彩一直備受重視,見證許鞍華把蕭紅的文字轉化成電影畫面,吳靄儀甫打開話匣,便表示好奇對方怎能如此成功地,把民國時期的印象呈現出來。她坦言看着許拍攝的畫面;從哈爾濱的冰天雪地到蕭紅小時候的花園,都教她十分感動。

許鞍華把《黃金時代》的感染力歸功於大量資料搜集和李檣專心寫作3年的劇本。不論是蕭紅本身、那個作家群,還是她安身過的地方,他們都曾一一深究。單說選景考察,便花了6個月的時間,跟選角所花的差不多。她和李檣到過哈爾濱,卻找不到預想的景象,然後又到訪蕭紅故居,但由於那裏一出來就是大馬路,拍攝效果很不理想。其間,她與美術指導曾6天之內走訪4個城市,馬不停蹄,只為精益求益。

電影呈現的多元文化很容易令觀眾立刻想起從前的香港。「香港於1966年所經歷的時代文化是多元的。我和你讀香港大學,(醫學院所在的)那條沙宣道名稱便是紀念一名猶太商人的。而你記得那位白爾德醫生嗎?他是經過俄羅斯、哈爾濱、上海來到香港的。那時很多人都帶着各種各樣的文化背景走到香港,並不如現在那般單一。近來我在香港大學聽得最多的幾乎是普通話。即使在立法會中英皆是官方語言,但我已再聽不到有人以英文討論。我覺得香港的文化愈走愈單一、沉悶了。如果要你拍出香港的混雜、多元性,你能拍到嗎?」吳靄儀一雙炯目,直視許鞍華。

許鞍華慨嘆:「其實我一直想拍香港,但香港走得太快了,我真的追不上。或者我今天寫好了一個劇本,明天就不能用,過時了。」

作品的時代

蕭紅一生奔波漂泊,從哈爾濱開始穿州過省,經過北京、青島、上海,直至身罹重病流落香港,遇上日本侵略,香消玉殞。蕭紅的死成為一個重要的交匯處,讓她的時代與香港重疊。因此,當吳許兩人每次想專注電影某處進行交流,總不自覺地把香港牽扯在內,彷彿泥足深陷,無法脫離香港的政治氛圍說話。

吳靄儀之前已讀過李檣的劇本,覺得電影較單純寫文藝圈故事的劇本有進一步的地方:大東北、生死、戰爭、局勢,匯合成電影的真正主角——不是蕭紅,而是那個時代。在那個跨越了幾近百年的作家群裏,許偏偏選了蕭紅的寫作時期來拍成電影,當然處處透出作者的選擇(和背後的意圖)。吳靄儀更關心的其實是:如果對象換了是香港,這位作者又會選擇哪一個時段來拍?

「我很多心的。」許鞍華笑說:「香港每個年代都有值得拍的事件。」她透露,十多年前她已跟岑建勳提出過一個7集的單元劇計劃,每集一個年代,一宗代表事件。例如1940年代拍日治、1960年代拍暴動等,後來因種種原因沒有成事。

吳靄儀隨即想起許鞍華拍過的多幅香港景象,以及那有意無意間揭示了的人文世界。「我也發現你很多時都以文學角度出發。你總會以一個人怎樣發展,他如何面對那個處境為主線。譬如說,於《今夜星光燦爛》、《千言萬語》中,你所談的政治不同於我們在那幢毫無美感的建築物(編按:指立法會大樓)裏所談的政治。你是以人作為視點,人的活動就是政治活動。我不明白,為什麼香港的政治變得那麼悶蛋、淺薄,沒有人文的介入?」她問,但答案其實大家都心知肚明的吧。

許、吳兩人同意政治正是表現時代的力量,每一段人事都由政治帶動,就如民國時期不單只有蔣介石和毛澤東,蕭紅、蕭軍的那個文學圈子也同時在與政治糾纏不休。

許鞍華忍不住補充:「因此,這部戲引發了不少人討論民國與現時的反差,是我意想不到的,令我覺得很開心。我覺得現在的香港,最急切的就是引起大家對政治制度的認知,除了知道事情的表面,還有沒有討論空間呢?如果知道了一些事,引起你的興趣,還可以繼續討論下去,就很好。」許續說:「一個好的創作者,一定要明白政治。」

政治,政治,還是政治

兩人異口同聲地帶出政治是任何創作中重要的元素。好的作品不能離開人文與政治那千絲萬縷的關係。我們以個人作為政治,以各種活動作為政治,作為時代的創作者。

吳靄儀舉佔中為例:「它的貢獻根本上是那感染力,以致造就了現在學生罷課、討論。我們不再停留於純粹的爭取,而是會思考,叩問自己想要一個怎樣的香港、用什麼手法爭取、對我們的意義是什麼。大家開始討論和承擔。就好像一些學生的宣言,『我才可以放棄自己的命運』,是一個『我承擔』的宣言。我從《黃金時代》裏看到的就是這些人,他們二話不說就跑出去承擔一切。」她說:「我1975年從美國回來,經歷1980年到《中英聯合聲明》的那段時期。那時我就意識到身分認同的問題,反覆思考香港的前途。我們同代的望着共產主義的大陸,又對台灣不甚了解,不同意共產主義的制度,又找不到與台灣的關連。我們一方面喜歡中國的詩詞,另一方面又接受西方哲學,不由得問:我們究竟是什麼呢?」

吳靄儀形容,在港英政府主導的年代,那處於中西文化的夾縫之中的一代,一直針對着本土意識的問題思索、爭取與承擔。他們成為了走得比民主回歸派更前的一代。「我們長大的年代,一直探索着香港的身分,疑問港英政府該怎麼走下去。我們不停用英文把香港的實况寫下來,希望當時不懂得中文的港英政府明白。我們理想的香港公共行政機關是由更多香港人來擔當決策者的,甚至成為最高的決策者。你可以看到那個時代裏,我們如何透過自己的力量和聲音爭取理想中的香港。我們在香港大學讀書的這一派,1981之前着力要本土化、自主,要港英政府讓港人有更多決策的角色。但《中英聯合聲明》簽訂,民主回歸派冒起,我們反而沒有了角色。1989年之後,民主回歸派好像有了既定路線,大家都走同樣的路,覺得中國好,香港好。當然,中國沒有民主,香港就沒有。但他們認為自自然然就會令中國慢慢有民主,這個想法時至今日。」

她認為,民主回歸派所相信的民主已逐漸變成空想。「民主派生活太容易了,是溫室之下的民主。我的忠告是,如果你是民主派,你一定要與公民社會連結,一定要從他們的狀况洞悉香港。」 「承擔」、「爭取」、「民主」就是吳靄儀口中的,她那時代的關鍵詞,衍生出香港多個轉捩點。

還是1967

這邊廂呢?說到底,假如硬要許鞍華選一個香港時代作為下一部電影的「主角」,她還是選1967的。

「拍暴動並不是一個理性的選擇。」許笑說:「曾經有人願意投資,我也真的找過前新華社駐港要員黃文放先生蒐集資料。那時黃文放說可以給我,但絕不會面對攝影機講,因此他約了我到杏花邨的一家咖喱館裏談了3個鐘頭,可惜我當時沒有錄音。之後他告訴我,他9月會到香港大學說6小時,3小時講暴動,另外3小時就談回歸,建議我到時去拍。怎料七八月他就病重進了深切治療病房,我立刻往探望,卻仍沒有帶攝錄機,也沒有要他死前把暴動說個明白。不夠半個月他就離世了。」之後,許再沒有找到有關六七暴動的新想法,只是知道大家對事件已有劃一的結論。「他們都這樣說:英國人從此覺得社會進步了,年輕一代渲泄了情緒,社會又屬於我們多一點,這是固定的看法。當然,左派覺得很失落,覺得受騙,你要我打就打,要我收就收。而有些曾經跟紅衛兵串連的人,我也一直很想訪問,他們是歷史的受害者。但欠了黃文放的資料,最後我也就放棄了。」就是這樣,她最想記載的歷史只剩下種種約定的解釋,再沒有新的陳述和見解,甚至就如老同學所說的,如那些被框在立法會大樓裏邊的政治一樣沉悶。

對談至此,大家談及的「黃金時代」早已不分戲裏戲外。吳許兩人皆生於40年代末,渡過多個香港動盪不穩的時刻。對談中她們有時會有意無意地認老,怕再沒有精力承擔香港更多的衝擊。另一方面她們又彷彿試圖繼續以各種形式重塑、牢記自己的時代,就像《黃金時代》中那十多個角色輪流講述蕭紅的故事那樣,以各種聲音描述着各個不可分割、互相牽繫的香港世代。



許鞍華
四屆香港金像獎最佳導演,畢業於港大英文及比較文學系,及後在倫敦電影學院攻讀電影課程。1980年代末開始多拍寫實電影,有人說,看許鞍華的電影,就是閱讀香港。

吳靄儀
立法會法律界前議員,曾擔任《明報》督印人、副總編輯。畢業於港大文學院(修讀比較文學),多年來一直寫政論、社評、特稿、文學評論,著有20多本書。

整理、記錄 王樂儀
圖 葉家豪
策劃 香港文學館
編輯 何錦源

家明雜感:《大風暴》近在咫尺

星期日生活   2014928

【明報專訊】上周四晚,我們在立法會大樓旁的停車場席地而座看《大風暴》(Z),一部1969年關於希臘的電影。似遠還近的,銀幕的虛擬與周遭的真實,彷彿融為一體。

戲放不到一半,添馬公園那邊愈來愈人聲頂沸,「開路!開路!」之聲不絕於耳。我們當時不知道,原來因為警察刁難,阻塞遊行通道,遊行者發出怒吼。這邊的小屏幕上,人民同樣怒不可遏,戲裏戲外的人聲夾雜。電影此刻說到,一個左翼陣營的政治領袖、國會代表,某夜在公眾場合被襲擊致死了,警察完全袖手旁觀。翌日,擁護他的群眾舉起領袖的巨幅遺照,上街示威。群眾一出來旋即被警察驅趕、毆打;有長頭髮的青年,甚至被捉到一旁強行剪髮。

《大風暴》導演是哥斯達加華斯(Costa-Gavras),他擅拍政治題材,電影關乎公義。《大風暴》拍於1969年,說的卻是1963年的希臘。二戰後,希臘的內戰持續了幾年。在冷戰的陰影下,政府軍得到美國中情局幫助,戰勝了共黨分子,此後左右翼勢力在希臘不斷拉鋸。六十年代初,左派漸漸受到民眾尤其是年輕一代的擁戴;人民渴求和平,他們對裁軍及廢除國內美軍基地的訴求愈來愈大。其中,以希臘民主左翼黨(內戰後國內唯一合法左派力量)名義競選的Gregory Lambrakis,在1961年成功當選為國會議員。Lambrakis一直是國內風雲人物,年輕時是國家級田徑選手,後來成了雅典大學的醫學教授。來到六十年代,他變成了反政府的進步分子。《大風暴》被殺的政治領袖正是Lambrakis,電影的角色由當時著名法國演員伊芙蒙丹扮演。Lambrakis在片中特別高大英俊,風度翩翩,甫下飛機即吸引幾個少年注目,他們像看到明星一樣,足見受歡迎程度。

揭露希臘法西斯管治

19635月下旬,Lambrakis剛從倫敦回國,受邀到塞薩洛尼基(希臘第二大城市)演說。他到埗前已收到死亡恐嚇,但他孤注一擲,想不到真踏上不歸路。Lambrakis一直受到形形色色的打壓。該年4月,他籌辦了一次和平遊行,抗議希臘安裝北極星導彈。遊行被當局禁止,因為打壓猛烈,竟然只有他一人完成行程!《大風暴》有個很短的flashback鏡頭,伊芙蒙丹拿着示威布條前行,描述的正是這次遊行。在事件中,不少知識分子、詩人、藝術家及作家遭到圍捕。逾二千人被抓,包括了希臘著名音樂家、異見分子Mikis TheodorakisTheodorakis正是《大風暴》的配樂家。電影拍攝的時候,Theodorakis被政府軟禁在荒僻村落,樂譜需要偷運出境。他很多年後來才看到自己配樂的成果。

於是你可以想像,《大風暴》絕不可能是部「希臘電影」。它出來時候,希臘因為1965年的政變,已淪為軍政府統治。《大風暴》是部法國電影,它說法語,外景在阿爾及利亞拍攝,出演的主要是法國明星及演員。《大風暴》片在希臘被禁多年,牽涉的創作成員若有來自希臘的,要不是像配樂家被幽禁,就是流亡海外(如原著小說作者Vassilis Vassilikos)。至於哥斯達加華斯本人,由念電影到拍電影,早已視法國為另一個家了。

「本故事如有雷同,純屬故意」

為什麼加華斯要拍祖國一件幾年前的政治刺殺案?《大風暴》以戲論戲不過時,作為「政治驚慄片」,它節奏非常明快,剪接利落(奪奧斯卡最佳剪接獎),攝影機充滿動感(而不是濫用手搖攝影)。這僅是形式上的,主題上呢?加華斯希望透過法國電影發行體制,揭露希臘的法西斯管治、刺殺陰謀,Lambrakis案因為電影而舉世知名。Lambrakis受襲重傷,官方很快斷定為交通意外,說是兩個醉酒漢開車橫衝直撞的結果(後來證明兩人跟軍方有關聯),叫人想起同樣是1963年的甘迺迪被刺案,美國官方的說法同樣的站不住腳。加華斯在《大風暴》片首與編劇共同聯署聲明:「本故事如有雷同,純屬故意。」足見他們要挑戰軍政府的勇氣。

《大風暴》除了批判當時的極權政府,今天回看還有什麼意義?上周談的《烈火暴潮》(The Strawberry Statement)與《大風暴》屬於同年代電影,那年頭教觀眾看得義憤填膺(《大風暴》在法國及意大利每場放映之後均掌聲如雷),也令左翼青年趨之若騖。幾十年後溫故知新,這些電影像面鏡子,仍具參考意義。過去一星期,我參加了《烈火暴潮》及《大風暴》的放映會,聽觀眾及同學映後分享。有人看完慨嘆,覺得香港的公民抗命、學生運動,警察的國家機器角色,跟電影裏頭的愈來愈像。有人看完害怕,擔心101日不知發生什麼事;積極參與運動,還有什麼想像不到的風險。慣了香港的長治久安,很難想像一周後的事無法估計,原來是如此複雜、難受滋味。《大風暴》的設定令我們更似曾相識吧,政府動用國家機器,或明或暗對民主運動、團體打壓:租借場地百般阻撓,場地管理人亦不想得罪當局;以利益攏絡地方勢力,以群眾抵銷群眾;控制媒體管道,發放虛假信息,妄用政治修辭;警察、軍方貌似中立,實則非常偏倚。我們的「大風暴」,其實近在咫尺了。

我在運動中什麼位置?

除了境况相像,我覺得還可以問問自己,電影之中哪個角色為我代言了,我在運動中什麼位置。《烈火暴潮》有學生領袖及組織者,但主角是個為了泡妞而加入的游離分子。那沒關係,長久苦戰若不離隊,總會在不斷否定與懷疑之中確立自己。《大風暴》呢?那個風度翩翩的政治領袖Lambrakis出場不久死了,運動的重頭戲不在「救世主」肩上(世上沒完人,伊芙蒙丹的角色亦有不光采處),故事焦點反是「交通意外」的調查細節。於是,《大風暴》呈現的,不是左翼分子的抗爭經過,倒是體制內的專業人士,如何盲打誤撞揭露國家陰謀。別小看個別人物的「盡己本分」、「秉公辦理」的力量。比如片中的醫生,他們解剖便知道,Lambrakis腦部傷口不是跌倒做成。又比如記者(Jacques Perrin),他厭倦官方安排的沉悶採訪,好奇心加上不恥下問,把他一部部帶近真相,他的相片是重要的證據。還有最重要的地方檢察官(由當紅的Jean-Louis Trintignant飾演),他才是《大風暴》的主角。慶幸他初出茅廬,未受貪腐之害;亦知程序公義重要,比唯唯諾諾國家的檢控官(就像我們的律政司)更有良知,活得更像個人。Trintignant冷靜沉着的角色(眼神躲在茶色鏡片後是導演主意,令人猜不透他),是1963年事件中的Christos SartzetakisSartzetakis後來坐過牢,在軍政府倒台後,他在八十年代當上了希臘的民選總統。所以《大風暴》也是個「逆權大狀」故事。

極權政府禁用「Z」字母

還有不少路見不平的坊眾。也許我們都不是政治領袖、不是專業人士,只是一介莽夫。加華斯雖生於憂患,對人性卻滿有希望。別小看任何人的力量,《大風暴》即使一個普通的棺材店老闆,一個路過的消防員,只要願意不平則鳴。《大風暴》的極權政府其實很脆弱的,怕得連「Z」這個字母(意思是「他活着」)也要禁用。我們積點滴成江河,一定可以把極權扳倒。

《大風暴》最後幾分鐘急轉直下,說明了真實往往比電影複雜及殘酷。但希臘的民主運動,沒有因為Lambrakis的死而結束。他被刺殺後的兩星期(64日),知識分子、學生、作家及工會分子,聯合組成了以Lambrakis為名的憲政青年運動組織,是後來擁有超過五萬會員的強大政治組織。組織的首任會長,無巧不成話,就是前文提到的《大風暴》配樂家Mikis Theodorakis了。

文 家明
編輯 蔡曉彤

2014年9月27日星期六

李怡 - 民主意識從不需要發展到急需要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9月27日

在普選爭議上,中共港共高官及為中共辯護的人士,其論述水平之低,不但毫無說服力,更徒然惹市民反感。在這種論述指導下的反佔中、舉報等行動,在社會上產生反效果,以致近日港大民調顯示:市民對中央、對特區政府、對一國兩制的信任度大幅下降。

中共辯護士最常見的說法,是港英時代100多年都沒有給香港民主,回歸後有了民主循序漸進,為甚麼還要反對?反對者的示威抗爭目的何在?示威拿港英時代的香港旗出來,難道當年的港督是香港人揀的嗎?甚至有人在筆者文章的網頁留言質問:港英時代你曾經像現在那樣寫文章爭取民主嗎?

其實中共掌權者應該反躬自問:為甚麼港英時代沒有民主,市民對毫無認識的英國派來的港督的管治大體滿意,而回歸後有了一些選舉,卻引發越來越多的不滿?中共實應深刻檢討,而不是諉過於反對者和香港、國際的批評者。

回歸前香港人對英國派來的最高治港者沒有置喙餘地,這是事實。在中英就香港前途談判前,即1982年前,香港人也從來沒有要求過民主。因為民主跟市民的生活沒有直接關係,每天看到大陸的無法無天,也看到台灣一黨獨大之下人民缺乏法律保障,大部份避秦來港的市民,對於在香港享有公平公正的法律權利,和在法律保護下的自由與平等機會,已感滿意。對那個時代的香港人來說民主太奢侈了。我們看到許多民主國家,不是在選舉時互潑髒水,就是為了民主程序影響效率,又或者為討好選民大派福利,繁榮發展反而不及缺乏民主的四小龍。當時最有影響力的政論兩支筆,一是《明報》查良鏞,他不主張民主,認為自由+法治就等於繁榮+穩定;另一是《信報》林行止,力主「經濟不可免費午餐,政治不可一人一票」。這些主張,實際上都反映了廣大市民的心聲。

香港前途談判塵埃落定,中共開始起草《基本法》,草委查良鏞在《明報》撰文力主香港有法治自由就足夠,民主可有可無。筆者當時在《信報》連續撰文,表示法治自由要靠民主制度保障。香港雖無民主,但香港的宗主國英國卻是民主國家。英國的民主制度,保障了香港的自由和法治。派來的港督不能濫權,如果港督執政中有違背自由法治原則的行為,英國執政黨必受英國國會和輿論的嚴厲批評。香港市民能長期享有自由和法治,是拜英國民主制度的保障所賜。回歸後,香港的宗主國從一個民主法治國家轉到一個專權人治國家,要繼續保護香港的自由法治,只能在香港建立起民主制度。

二戰後,港督楊慕琦曾試圖在香港推行政治改革,計劃成立民選市議會下放政府權力,但礙於市民反應冷淡也得不到中國當局祝福,民選計劃沒有實現。1979年港督麥理浩與鄧小平會見時,獲鄧告知中共要收回香港主權。隨後在1980年,港英即推出區議會的地方選舉計劃。但就如同之前的市政局選舉一樣,市民不太關心。到1987年,回歸有期而香港市民的民主意識有所提升,於是港英擬在1988年實行立法會部份議席直選,雖獲市民廣泛支持,但中共發動左派團體及喉舌全力反對,新華社社長許家屯更公開喊停,以致直選擱置。彭定康上場,力推政改,並把功能組別的公司票改為個人票,使民主程度擴大,為此與中共談判鬧翻,彭定康被魯平誣為「千古罪人」。從中英談判開始至英國撤離前,英國都知道必須在香港建立民主制度以保障香港的自由法治,而中共則基於極權政治的本質一直反對。這過程都有當時的新聞報道作佐證。

回歸後,中共政治上的絕對權力加上經濟上權貴資本主義興起,貪污腐敗越演越烈,專權政治和腐敗經濟對香港的侵蝕,動搖了香港原有的自由法治的社會基礎,固有的核心價值瀕於崩解。回歸初期,香港人普遍還未認識到專權中國實無法包容香港的自由法治,直至2003年23條立法爭議,港人才普遍覺醒,50萬人遊行發出「還政於民」的呼聲。在喚起香港市民民主意識的同時,也警醒了極權的中共,感到它的絕對權力受挑戰,從此改變對「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承諾。從03年開始,一路走來,是香港人要建立保障自由法治的民主體制,與中共專權政治不斷強化對香港的控制,兩者矛盾的激烈化與表面化。

30多年的變化,是香港人對民主從不需要而發展到急需要的歷程,根本原因,就是香港的宗主國從民主法治國家轉為專制人治國家的改變,這改變使香港文明趨淪落,也使香港人為捍衞自由法治而民主奮起。最壞的時代,也是最好的時代,就是今日香港的寫照。(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2014年9月26日星期五

任建峰 - 不因「無用的」而放棄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9月26日

2014年6月17日,是我難忘的一天。

當天早上,是我們為召開律師會特別會員大會收集簽名行動的開始。

當天下午,當時的律師會會長接受電台訪問。他重申他說的任何東西都是代表律師會,及「共產黨好偉大」。這言論令本來已經對會長早前就《一國兩制白皮書》發表的言論譁然的法律界更加憤怒。

當天晚上,我在電影《逆權大狀》的播映會上作了一些分享。觀眾對我一句「道德的力量是不會熄滅的!」反應熱烈,使我深深感動。

但當天令我最難忘的事,發生在黃昏。有位德高望重的「老行尊」聽到我們的行動,透過朋友約了我。見面時,「老行尊」表示他相信我們在拉票上絕對不夠親會長派系「鬥」。他擔心,我們不單會「輸」,而且會透過這過程把會長的認受性提升,使他將來說話、處事更加肆無忌憚。所以,「老行尊」勸喻我們不要搞大件事,頂多用聯署、寄投訴信、開記者會等方式去表達就夠了。

長話短說,我從「老行尊」得到的訊息,就是我們的行動是「無用的」。

我是一個怕事的人,性格偏向接納「老行尊」這類型意見。但不知道為甚麼,今次我竟然有禮貌地反駁「老行尊」。我解釋,我們都預料在特別會員大會一定會「輸」。不過,其實當時的會長在上任後已經不止一次有惹來非議的言論,但每次就會員的投訴都沒有具體回應。如果我們不憑良心去發聲,當時的會長一樣會肆無忌憚地發表言論,公眾亦會以為我們事務律師認同他的觀點。

很感謝「老行尊」,他最終尊重我的理據,支持我們的行動。亦很感謝2,000多名事務律師在特別會員大會以他們手上的票創造奇蹟,感動人心。

我以上憶述的一切,只是想帶出一些很簡單的道理。我們的社會偏向功利,事事都要有眼前成果、會「成功」才做,否則就以「無用的」為理由而不做,甚至去要求別人都不要做。

但是,甚麼是成功?甚麼是失敗?就算現階段的一切公民行動都不能令中央就2017年選舉方案改變主意,這是「失敗」嗎?還是這些運動其實是「成功」,因為它們喚醒了一班香港人,使他們會為香港將來的民主、自由、公義繼續努力?

我沒有答案。正如《上海灘》的歌詞所說,「成功,失敗,浪裏看不出有未有」。我只知道如果大家堅持因為「無用的」而不依照良心做事,不義的社會就一定不能改變、不能進步。但如果大家不計較成果去跟隨良知,眼前的成敗就永遠可能會有變數。就算事情現今是「失敗」,亦可能會為未來的「成功」播下種子。就算將來都是繼續「失敗」,至少我們都對得起自己、對得起身邊的人、對得起社會,使我們得到心靈上的平安。

希望社會能夠少一點機關算盡,多一點良知喚醒,不要被「無用的」所帶來的那份絕望弄到窒息。

* 註:以上只代表筆者的個人意見,並不代表他所屬律師行的意見。

任建峰
執業律師

2014年9月25日星期四

蘇賡哲 - 老師應該出動了

都市風雲   香港太陽報   2014年9月25日

大學生罷課數天,學聯強調罷課是施壓反擊的第一步,是重新凝聚群眾的起點,是年輕一代對上一代人群起抗爭的呼喚。不過,也有很多聲音問,倘若政府對罷課置之不理,那又如何?路要怎樣走下去?學聯表示「陸續將有更多行動」,「在社會不同角落繼續抗爭」;也有人說,將來行動會升級。此外,資深教育工作者韓連山希望教師及全港市民一起站出來,透過一班充滿勇氣的青年學子帶動市民,不僅罷課,甚至可以罷市罷工增加壓力。

罷市罷工無疑可以增加壓力,但似乎未曾具體聽聞哪個行業會予以響應。個別人士在第一天罷課的中大現場聲稱,他們公司將罷工一天以示支持,但大家連甚麼公司都不知道,除非是大型上市公司或公共機構,否則罷工一天大概不會有甚麼影響力。

在目前形勢下,教師組織應該出來支撐大局。由教師組織領導教師罷教,比甚麼公司罷工都更有聲勢。教師組織健全,在教師中素負威望,有一呼萬應的聚眾能力,一位教師罷教,等於數十位學生罷課,功效甚宏。事實上,因為不少學校施壓,發動中學生罷課很困難。如果教師罷教,師生齊罷,中學生罷課自然水到渠成。雖然這是一個講「自願承擔後果」的時代,教師組織動員能力強,即使無限期罷教,當局也不可能將數萬教師炒魷魚,有此實力,怎能袖手讓年輕人載浮載沉?

蘇賡哲 - 值得研究的廉署

溫哥華星島   2014年09月16日    懷鄉書訊

    以前的電台時評節目拍檔李家豪君回香港執教鞭多年,很受學生歡迎,難得是百忙不忘學術研究,最近在寫一本探究香港廉政公署的書。 不久將進入查閱英國倫敦解密檔案階段,希望他早日得到好成績。

    年紀老大的人如我,及身經歷了中國大陸和香港相反交錯的貪廉路向:毛澤東禍國殃民,十年浩劫都搞了出來,但在他那年代,共產黨幹部是比較清廉的。以前的香港,則貪污成風,而且是制度性貪污。

    一位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當過警察的朋友說,即使甚麼都沒有做過,每天上班打開辦公桌抽屜,都有一束鈔票放在那裏。只要坐上了這位子,就可分得結構性貪污的「成果」,當香港警察,很難潔身自愛,出污泥而不染幾成神話。

    中國大陸在毛澤東死後,開始變成以前的香港,逐步走向貪污腐化的深淵,小學生甚至在作文功課寫「我的志願」時,自稱長大了要做貪官,官員貪污之狠動輒以億元作為單位。很多人相信,大陸廉潔官員已是稀有動物。但遍地貪污的香港,在港督麥理浩成立廉政公署後,短期內就令香港剎住貪風,成為亞洲數一數二廉潔的地區,比毛時代因一窮二白因而廉潔的國情,可以說完全是兩回事。

    這樣比對起來,香港廉政公署的效力幾乎可以視為一個奇跡。香港人應該感念麥理浩總督。事實上這位任期最長的港督,除了成立廉政公署外,還有很多對香港影響深遠的德政,例如興建地下鐵路、提供九年免費教育、十年建屋計劃和郊野公園等,這種開闢之功,主權易手後的幾任特區首長,真可以說是瞠乎其後。

    廉政公署直屬港督,港督自己貪不貪污是決定它成敗的基礎。不妨這樣說,廉政在香港能成功,正好從反面映照出麥理浩和他以後數位港督是廉潔的。其後出現被稱為「貪曾」的特首、「貪湯」的廉政專員,自然有其因果相關的淵源。

    家豪君所致力研究的重點,是廉署成立初期發生的「警廉衝突」事件。這次風波,對我們這一輩的老香港應記憶猶新。1977年11月前,遭成立不久的廉署查究的警察貪污案很多,涉嫌警察多達260人,如果再深入調查,打擊面當然很廣。

    10月28日,數以千計警察和家屬遊行往警察總部舉行集會,少數更衝進廉署執行處搗亂,和廉署人員打鬥,引致後者5人受傷。這是轟動一時的社會風波。 當年麥理浩覺得事態嚴重,曾考慮出動駐港英軍。英軍高層認為由他們去對付警察,會令事情惡化,出現不可收拾後果。麥理浩才決定頒布局部特赦令,特赦所有涉嫌貪污而未被檢控的公職人員,並強調特赦只此一次,下不為例,不會再作讓步。這次特赦使局面穩定下來。

    主權回歸後,曾經發生過兩次比較受矚目的警廉衝突,但涉及面比較狹窄,也就不大受人注意了。

    香港廉政工作把以前的烏煙瘴氣一掃而光,卓有成效,而大陸官場的貪污現象,日甚於日。即使像習近平近期所謂捉大老虎,當過政治局常委的周永康和他一些爪牙都被緝拿了,但整個國家並沒有因此稍遏貪風,有人建議,習近平也應該像麥理浩那樣,頒布特赦令,以前貪污的算了,不追究了,今後不能再犯,否則嚴懲。

    問題是當日香港警察人心惶惶的現象並沒有出現在大陸官場。像江澤民時代,成克杰作為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涉貪被處死,也沒有在官場起到震懾作用,似乎人人都麻木了,這種情況下,特赦有甚麼用?



Vic:蘇賡哲說:「廉政公署直屬港督,港督自己貪不貪污是決定它成敗的基礎。不妨這樣說,廉政在香港能成功,正好從反面映照出麥理浩和他以後數位港督是廉潔的。」


他並未說出更重要的一點:廉政公署直屬港督,而港督背後是世上最成熟的其中一個民主國家;港督受其委任國的國會、自由媒體和民意監督,受英國人的榮譽心約束。

九七之後,廉政公署直屬特首,特首背後是世上最殘暴無恥的其中一個專制政權,國會、媒體與民意皆受中共扭曲腐化和嚴厲控制,而經歷土改、反右、大躍進、文革、六四屠殺和大國崛起之後,國民大多喪盡廉恥。在此情況下,廉署逐漸墮落,淪為中共打擊異己的工具,是必然的事。

2014年9月24日星期三

董啟章 - 蕭紅的黃金時代 我們的黃金時代

世紀.文學誌   明報   2014924

編按:香港名導許鞍華執導的《黃金時代》,將在101日上映。此前,有出版社重編蕭紅作品,推出不久即要再版,閱讀蕭紅的熱潮漸次形成。昨天,廖偉棠分析《黃金時代》電影語言的同時,指出電影與蕭紅《呼蘭河傳》意義的相近處。今天,香港作家董啟章細讀《黃金時代》突出的一些觀點,亦即香港導演如何看待作家的時代意義、蕭紅的文學意義。

曹疏影寫蕭紅的文章〈呼蘭離香港有多遠?〉立意相當好。在地理上來說,兩者的確可以說是天南地北,而蕭紅文學的東北鄉鎮背景,跟我們的南方都會文化好像也屬南轅北轍。難怪曹疏影說她的香港朋友對蕭紅的作品感到「難以進入」。但我還是不得不感到悲哀:以中文書寫的作品,就算題材和內容比較陌生,那區區不及百年的時差和一國南北的距離,真的會造成難以跨越的障礙嗎?如果是這樣,那更悠遠的中國古代文學,以至以別種語言書寫的他國文學,甚至是人類紛繁多樣的歷史和文化,豈不是統統都如緊閉的門戶,把我們阻隔在認識和同情的建築之外,丟棄於啞默無言的荒野之中?還是,我們的文化已經內向到一個程度,對於除了和自身同質的生活形態和價值之外,已經無法動用想像力去理解稍為不同的事物,而貌似客觀地稱之為「難以進入」?而我擔心,這種內向性(排他性)是否就是我們現在高揚的稱為「本土」的東西?

我們都相信

許鞍華以蕭紅為題材拍出的新作《黃金時代》,也許是對以上的問題的一個既溫婉又雄辯的回答:呼蘭的確離香港很遠,但這無礙於一個香港人去理解呼蘭(蕭紅)、同情呼蘭(蕭紅)。(但這絕不是什麼「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個呼蘭」!)而除了對於蕭紅其人其事及其作品的再現,許鞍華如何以一個香港導演的角度去看蕭紅和她的那個時代,那才是《黃金時代》最為可觀的地方。我說的當然不是「我們香港也有導演可以拍好中國現代文學作家」這種表面「吐氣揚眉」實則自我設限的觀點,而是:無論是文學還是電影,我們都相信藝術可以作出跨越時空的理解和參照──呼蘭和香港其實可以互為毗鄰。

《黃金時代》除了相當忠實而動人地呈現了蕭紅這位現代女性作家的品貌才情和坎坷命途,也非常有意識地突出了一個觀點:在投筆從戎參加抗日游擊隊的蕭軍和只求能安靜地寫作的蕭紅之間,電影的同情很明顯落在蕭紅的一方。在片末以劇場手法直接面向鏡頭說話的幾位二蕭好友均認為,在所有文學家都放棄「一己之私」而獻身於抗戰和革命文藝(甚至直接戰鬥)的時候,只有蕭紅一人堅持用自己的方式,流離於大局以外,寫出了表面上和當前時勢全無關係的《呼蘭河傳》,而這也是那個時代所遺留下來的極少數文學瑰寶。而這位自問不懂政治,在抗日戰爭期間流落香港,並在此貧病交迫而死的年輕女子,其纖薄的身影、其孤獨的眼神、其虛弱的咳嗽,其時不為人知也前途未卜的作品,不就是那股無形的、巨大的沉默力量的示現嗎?與之相比,一身戎裝的丁玲雖然是那麼的英氣勃勃、鏗鏘有聲,但她此時的文學意義已經是近乎自我勾銷了。這樣的觀點,以內地的官方標準來說應該是政治不正確的吧。

蕭紅的時代意義

值得深思的是,為什麼我們會覺得,這是整部電影最「香港」的地方?以《黃金時代》來說,蕭紅和香港的關係,不只是她死在香港這個事實,而是一位香港導演如何看待這位中國東北作家的時代意義,以及此意義如何與她只是萍水相逢的這個地方的某種內在精神遙相交應。而蕭紅的時代意義(或歷史意義),正正就是她的文學意義。導演不但深感於一位女子的悲劇人生,也不只是同情她纖細敏感的心思,而是把她作為一個珍貴的、不可多得的文學家去看待。這固然和許鞍華的文學背景有關,但也同時展現出,一種香港式的對待中國歷史和政治的態度--迴避意識形態鬥爭、逃出大時代的漩渦、或在其中尋找夾縫,在實現個人的卑微的自由的同時,其實也是對時代負責任的方式。或曰:政治不應該等同一切。這不是某些特定的政治立場和實踐的對錯問題,而是當一個社會被全體總動員去投入政治的時候,某些非常重要的,甚至是不可或缺的價值,就會被抹殺或遺忘。蕭紅代表着這不願被抹殺或遺忘的價值。

文學的「底線」在哪裏

然而,時代的轉變不能逆料。在我們的時代(距離蕭紅的時代其實並不很遠),文學與政治的關係有了新的詮釋--在「國際標準」(這已經變成一個被懷疑的詞)下,普遍期待或要求文學家關心政治,介入政治,反抗不公義的事情,挺身為弱勢者發聲。這幾乎已成了諾貝爾文學獎的一項不成文準則。(以此衡量,莫言被認為不符合資格,而諾獎評審委員會的決定則被批評為向中國妥協和低頭)於是,文學與政治才一次又一次地成為爭論的焦點。文學作為人類生存意義的探索,作為真、善、美的追求,其中包含作家對政治的看法,甚至是對某種政治理想的嚮往,原也是很自然的事情。而某些作家在寫作的同時,有意願和能力投身實際的行動,也未必一定會損害他的作品的質素和價值。問題是文學的「底線」在哪裏,也即是文學最本質的,也因而必須堅守的核心是什麼。所謂文學與政治之間的界線,坦白說是不可能清晰畫出和定義的。我們只能憑直覺去把握它的存在。很難說蕭紅比她的同代人清醒,但她的確以她的天賦感覺到那最重要的東西,並且執著地抓住它不放。

「遇上壞男人」?

不過,《黃金時代》的「香港觀點」,如果指向今天香港的政治狀况,也許會產生一種奇怪的違和感。易地而處,面對政治改革的設限和自由空間的收窄,當抗爭的呼聲高唱入雲,當行動的必要迫在眉睫,我們的文學界需要的不正是香港的丁玲們和蕭軍們嗎?在我們的時代當一個蕭紅,不是太軟弱和不負責任嗎?而當蕭紅也需要特定的條件,除了身為女人,還要年輕、病弱、貧困、富有才華、神經質和被愛情所折磨,才會得到別人的同情和諒解。要不,就會落得一個端木蕻良的下場,被以為是貪生怕死、退縮懦弱、不負責任了。事實上,端木重視自己的創作多於投身政治,這一點跟蕭紅是一致的,所以他們在那個時勢下才會走在一起,而這也造就了蕭紅寫出了生命後期的重要作品。(一味從「遇上壞男人」的角度來談論蕭紅的命途,只會落入一種膚淺的女性主義解讀)依我看來,許鞍華還是同情端木的,但這已是一種舊香港式的寬容,是上一個時代的情操了。與不迎合大陸的政治氣候相比,這也許才是《黃金時代》最不合時宜的地方。(雙重的政治不正確性?)

蕭紅在〈回憶魯迅先生〉一文中,說到魯迅如何品評她的衣著。(電影也採用了這個場面)被蕭紅問到她當天穿的大紅上衣好不好看,魯迅很直接地說:「不大漂亮。」因為她裙子配的顏色不對。他認為紅上衣應該配紅裙子或者黑裙子,而她當天穿的咖啡色裙子配起來很渾濁。後來蕭紅在另一篇文章〈在東京〉裏寫到,她在日本留居的時候得知魯迅的死訊,悲驚交集,拒絕相信。日華學會開魯迅追悼會,她就讀的留學生班裏四十幾個人,只有「一位小姐」去了參加。「她回來的時候,全班的人都笑她,她的臉紅了,打開門,用腳尖向前走着,走得愈輕愈慢,而那鞋跟就愈響。她穿的衣裳顏色一點也不調配,有時是一件紅裙子綠上衣,有時是一件黃裙子紅上衣。」這個衣著顏色不調配的小姐,不就是蕭紅自己嗎?最後她總結說:「這就是我在東京看到的這些不調配的人,以及魯迅的死對他們激起的不調配的反應。」

蕭紅自我認知的隱喻

魯迅的一番未必有深意的評點,變成了蕭紅自我認知的隱喻。也同樣是在留居東京期間,她寫信給蕭軍,說到這是她的「黃金時代」--完全自由,經濟無憂,可以專心讀書和寫作,但卻是困在籠子裏的自由。這個「籠子」除了是客居異地、言語不通和缺少朋友所造成的孤獨,也是她深感於自己跟時代的隔絕和疏離。一個不調配的人,換一個說法,就是一個不合時宜的人。一個不肯順應時代大潮的人,永遠處身於錯誤的地方,錯誤的時間,跟周圍的人事格格不入,無法不陷於孤絕之境,但這正正就是構成蕭紅文學的特質。而今天許鞍華拍出了《黃金時代》,在這方面完全捕捉和肯定蕭紅文學的核心,就我們的時代而言,卻不免重蹈了蕭紅的覆轍,成為了一部不調配的、不合時宜的,但卻忠實於自己的電影。

蕭紅所說的「黃金時代」,是反諷,是自嘲。許鞍華選這個片名真是好。這不但說明了她對蕭紅的理解,也說明了她對自己身為電影導演的逆水行舟具有充分的自覺和完全的信心。有人說我們正步入黑暗時代,但我情願認為,這也是我們的黃金時代。當我們把反諷加以反諷,把自嘲加以自嘲,最惡劣的時代,也是最美好的時代。這也許就是魯迅所說的,「絕望之為虛妄,正與希望相同」的意思。蕭紅面對全部的黑暗和苦難,以自己短促而脆弱的人生換來的,是足以照亮時代的,閃閃發光的黃金事物。這個,我們是應該懂得的,是沒有理由難以進入的。

作者簡介:香港大學比較文學系碩士,著作曾獲多項文學獎、書獎,現專事寫作及兼職教學。2014年獲選為香港書展「年度作家」。近著有《美德》,重訂再版有《名字的玫瑰:董啟章中短篇小說集Ⅰ》、《衣魚簡史:董啟章中短篇小說集Ⅱ》、「V城系列」作品等。

李怡 - 年輕人的夢想總有一天會成真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9月24日

除了嘲諷罷課學生為紅衞兵、被外國勢力利用、受別有用心的成年人唆擺等誣陷之詞,稍有見識的人大都會表示欣賞罷課學生的熱情,說年輕人有理想、有時採取激烈的行動「好正常,也是好事」,連政府發言人也不得不說,尊重同學對民主理想的追求和執着。不過這些識時務者會說學生衝動,沒有深思熟慮,未經世故,而結論都以不會有甚麼效果、人大常委決定不會改變來勸喻學生不要白費工夫,以免影響學業,甚至留下案底,影響未來出路。一位曾經在七十年代參加學運的人,在肯定學生熱情時叫他們要「分析成本效益」,想清楚會付出甚麼代價。他沒有反思一下:四十年前他參加抗爭活動時,他難道沒有考慮過會影響出路就業?

2008年一個秋日午後,在華爾街著名顧問公司擔任高職的25歲年輕人Adam Braun走進一間大銀行。當時他擁有他曾認為可以得到快樂的東西──工作、房子、人生。他的衣櫃掛滿醒目西服,他的名片印着顯赫的名號,他走到哪裏都受到尊敬。他看似少年得志,然而,在內心深處,他不再喜愛自己創造的人生,他逐漸失去了幸福感。深夜裏,有個聲音讓他無法成眠,這聲音告訴他,如果他以目標而非私利衡量人生,他會有更大的成就感。他不要再蹉跎,現在就是開始追逐夢想的時刻。他走進銀行,用25美元開了一個叫「鉛筆的承諾」的賬戶,決心以非營利機構在全球的貧困地區建學校。他的決心來自一次旅途,他問一個印度的小乞丐:「全世界你最想要的東西是甚麼?」孩子滿懷渴望地回答:「一枝鉛筆。」當他從背包中拿出一枝鉛筆,交到乞兒手上時,孩子的整個臉都亮起來。因為他從未上過學,但他看過其他孩子用鉛筆寫字。對我們來說,鉛筆只是書寫工具,但對這個乞兒來說,那是一把鑰匙,一個象徵,一扇通往創造力、好奇心和可能性的門。這段經歷,使Braun心存夢想,就是要為貧困孩子建立免費學校。

他進華爾街任高職,希望用二十年時間辛苦賺錢,然後拿這筆錢去興建學校,要搞定財務才冒險。但有朋友對他說:「你完全錯了,現在才是冒險的時候。等二十年你有了家庭和房貸,你有太多責任,你才無法冒險。」

於是Braun放手一搏。他並非經營公司的成功人士,既沒有足夠的資歷證明將來會成功,也沒有豐厚金錢作後盾。他只是平凡人,想證明人不分年齡、身份地位和所處環境,都有能力改變世界。

之後,他全心投入全球教育的志業。他熱誠推廣「鉛筆的承諾」的觀念,去募款,到世界各貧困地區建校,不到5年的時間,他成功地在全世界蓋了220所學校,實施了超過1,500萬小時的課程。2012年,29歲的他同時獲選為《Forbes》雜誌「30位30歲以下創業新秀」以及《Wired》雜誌「50位改變世界的人」。Adam Braun把他推動理想的經歷寫成一本書《一枝鉛筆的承諾》。在書的「終曲」中,他說:「當多數人將年輕視為弱點時,它其實是很強的優勢。年輕最強大的力量是你沒有生活經驗,得以知道甚麼事不能做。」成年人會記得達成某種事情很不容易,甚至不可能。年輕人沒有這個負擔。馬丁.路德.金帶領罷乘種族隔離的巴士的運動,不過26歲;蓋茨20歲創立微軟公司;朱克伯格19歲建立facebook。巴基斯坦16歲的馬拉拉為爭取婦女受教育,在上學途中遭到塔利班槍手企圖暗殺,頭部中槍,一度危殆,康復後仍每天站出來要求改變。Adam Braun說:「年輕人呀,請不要讓任何人告訴你,你的夢想不能實現,不管夢是大是小,你絕對可以讓它成真。」

基於對極權政治的了解,必須承認,當前學生爭取的真普選,比上述任何夢想的實現都難。我們面臨的,不是經濟很差,不是民不聊生,而是文明的崩解,是以一黨提名的專權政治踐踏香港的文明體制。前天習近平已清楚表明,以「中央政府的領導」和「特區政府和行政長官帶領」來取代「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正如卡繆1957年在獲諾貝爾文學獎的演詞中說:「每個世代內心懷抱着改造世界的理想……而我們這世代的任務或許更大,在於阻止這個世界的崩解。」

這是好大好困難的任務,但香港學生已決心挑起這個任務。罷課不寄望於會使一個專制政權收回成命,但大規模的罷課卻能喚起民眾,促使公民抗命全面開花。時間在年輕一代手裏,只要持之以恆,推之以廣,只要相信「強權永遠不能代替真理」,即使悲觀如筆者,也深信年輕人的夢想總有一天會成真。而在參與這個偉大運動的過程中,年輕人的努力與經驗,也會改變人的一生,往更美好與有意義的人生前進。(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長平 - 伊力哈木也「被分裂」?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9月24日

在蘇格蘭獨立公投剛剛落幕,民主國家尊重民權、和平理性地解決地區衝突備受世人稱道之際,維吾爾族學者、前北京中央民族大學教師伊力哈木.土赫提被中共當局以分裂國家罪判處無期徒刑,沒收全部個人財產。此時此刻,世界政治被明顯地劃分為光明和黑暗兩個部份。

這個判決尤其荒唐之處在於,伊力哈木一直公開反對分裂。他說:「我一直以來擁護國家統一,反對分裂,從沒想過分裂國家,沒有參與任何分裂活動,更沒有組織甚麼所謂的分裂組織。」他創辦的網站維吾爾線上聲稱,「反對發佈任何主張獨立、分裂及不負責任的煽動性言論,反對發佈顛覆國家的言論。」

這讓人想到,達賴喇嘛長期提倡中間道路,並不主張西藏獨立。但是中共宣傳機器堅持稱,他是「說一套做一套」,表面上主張非暴力、非獨立,實際上從事暴力及分裂活動。

的確有很多人言行不一,口是心非,但是作為政治人物、宗教領袖和知名學者,他們的公開主張和宣講,就是一種行動,是他們發出影響力之源。根據媒體報道,當局對伊力哈木的指控,主要來自其公開發表的言論和文章。法律上的證據,也只能以其發表和承認的字面意思為準。撇開其「表面言論」去誅心,在法律上是非常荒唐的做法。

為甚麼中共當局非要反對分裂的伊力哈木「搞分裂」,不主張獨立的達賴喇嘛「鬧獨立」呢?因為「分裂主義」和「獨立主張」的標籤正是他們想要的東西。長期的意識形態宣傳中,「祖國統一」成為「神聖不可侵犯」的教條,「分裂國家」成為刑法中的重罪。而且它和「顛覆政權」、「尋釁滋事」一樣,成為打擊異議人士十分順手的工具。有人主張區分「分裂」和「獨立」,認為中共的政策是實際上的種族分裂主義。但是在中國的刑法中,這兩個概念幾乎是一個意思。

主張獨立的就是罪不可赦的分裂分子,真正自治也是居心叵測的分裂主義,甚至讓民眾了解真相、利於民族融合的工作,也是大逆不道的分裂活動。這就是維吾爾線上這樣的網站不允許存在的原因——該網站的宗旨是致力於「讓全國各族人民和世界瞭解新疆,了解維吾爾族,讓新疆各民族人民了解這個世界,促進族群之間的相互了解,促進對話。」

沒有敵人也要製造敵人,這是一種統治之術,因為敵人可以促進團結、凝聚民心。如果敵人足夠厲害,統治者還可以實行「戰時管制」政策。對於進行了民族主義強化宣傳的中國民眾,「分裂國家」、「台獨」、「港獨」、「藏獨」及「疆獨」等罪名十分好用。此外據學者王力雄分析,官僚系統中有大量人吃「分裂飯」,發現和製造「分裂」是他們的工作。

長平
《南都周刊》前主筆 

2014年9月23日星期二

林夕 - 哪怕最後一事無成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9月23日

綜合最近部份人上人的做人之道,得出健康正確的人生軌跡如下。

小學生是兒童,兒童有許多不宜,既然什麼都不懂,就由父母老師決定甚麼宜懂,甚麼東西碰都不要碰。社會很危險,由家長學校煽動唆擺要學什麼不學什麼,總是安全的。

中學生尚未成熟,但發育期又容易衝動,往往感情用事,所以不應該談社會大事,甚至應否談戀愛,仍然是某些大人熱衷辯論的話題。社會很危險,大小事應該交由大人負責,學習階段不應該受教科書以外的誘惑,花時間搞甚麼無謂的對抗,那會荒廢學業。中學生應該學習做一個愛學習的人,學習甚麼?學習如何考入大學,否則將來在危險的社會,只是個無用廢人。

大學生思想理應成熟,所以更不應該追求不切實際的夢想。讀了這麼多書,應該懂得衡量得失,不做沒有把握的事,不做沒有用的事,不參與會影響學分的事。所謂天子門生,好不容易才由父母與納稅人合資栽培,應該專心學習,學習如何出人頭地,當社會棟樑,最佳回報,就是不用父母為將來生活操心,不用分薄社會資源,促進國民生產總值,做個有用的人。

成年人成熟到爛熟,應該比大中小學生更懂世態炎涼人情世故,做了等於白做的事,做了出格的事,在年輕人那叫浪漫,現在才來這套,叫傻瓜。所謂牽一髮動全身,追求一時徒然的正義快感,那事業家庭子女呢,還有如業隨身的樓債呢,這可是上了多少年課考了多少回試累積回來的成就。所以成年人不應也不能衝動行事,更應衝出來制止年輕人魯莽行事。

老年人甚麼沒見過,世事都讓他們看化了,更應該點化世人。爭甚麼呢,今時一切衝擊,只是歷史長河裏一沙石,千般計較,不敵江河萬古流。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好多事,抬抬手就過去,平安是福。年輕人是性急了些,只懂一步登天,不知天命難違,終究徒勞無功。

結論非常簡單:如此這般又一生,不做無用之事,才是有用之人──哪怕最後一事無成。

長平 - 學生大罷課 習近平見富豪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9月23日

香港在堅持維園燭光晚會二十五年之後,不僅沒有能夠阻止中共踩在六四遇難者的屍體上發展壯大,而且迎來了本城歷史上一場大規模的學生運動,這是歷史的悲劇。

自六四事件以後,中共對各種抗議活動噤若寒蟬,建立了世界上最強大的針對本國公民的「維穩體系」。不僅集體走上廣場的「群體事件」遭到鎮壓,一兩個人上街舉牌要求官員公開財產也會被判刑。荒唐到極致的是,相約在餐館吃飯聊天,以及在家裏聚會討論歷史,都會遭到拘捕。

靠學運起家、也在學運中現形的中共,對學生抗議更是嚴防死守。不僅每年六四紀念日前後在校園內杯弓蛇影,平時也在學生中培養告密者,更以系統教育對年輕一代洗腦,讓他們接受六四屠殺有益於中國經濟發展的「人血饅頭論」。

這種恐怖統治既讓人感到害怕,也讓人看到希望。民主大門被關、抗議空間尚存的香港,民眾越來越頻繁地走上街頭,最終以罷課、甚至佔中來進行激烈的表達,期冀中共留出商榷餘地,收回錯誤決定。

遺憾的是,無論是民主回歸派的溫和立場,還是佔領中環的激進聲音,都沒有能夠阻止中共在拒絕民主方面的強硬態度。我曾經分析過,這是因為其專制本質決定的。專制政權之下的民主自治?世間未嘗有聞也。中共高層比香港抗議者更加清楚,對於專制統治來說,在實質民主方面退一步就是萬丈深淵。

儘管民主回歸派已經作出反思,但是大多數香港抗議者目前所爭取的,仍然是一國兩制框架下的民主自治。我相信很快人們就會發現,真正應該反思的,恰好是一國兩制本身是否可能。

一國兩制最大的受益者是中共自身,即便是這場學運也是如此。對於中國主體政治來說,香港仍然被定義為「境外」。一個在境外發生的抗議活動,跟發生在天安門廣場的學生運動完全不同。罷課抗議的本質,就是犧牲自身的日常生活,阻礙社會某些層面的正常運作,吸引更多人的關注,逼迫當權者直面問題,贏得談判空間。可是,香港的抗議活動,從來沒有真正妨礙北京的主體權力運作。熱愛文明秩序的香港抗議者,對維持秩序的細緻考慮超過員警,並且宣告「罷課不罷學」,百餘教師現場開講,實在令人敬佩。而在中共眼裏,這恐怕是「秀才造反、十年不成」的典型。

對抗議者最大的侮辱,還不是當權者態度強硬,而是對其置若罔聞。就在香港學生宣佈大罷課的當日,國家主席習近平接見香港工商專業界訪京團,談笑風生,對學運未置一辭。香港人不應該繼續欺騙自己,要明白抗議的真正對象就是中央政府,必須與習近平先生直接對話。

抗議活動被長期漠視,甚至以鎮壓收場,會造成甚麼後果呢?很多香港人回答說,那就會人心盡失!其實,鎮壓過六四全民抗議運動、高官自己也將家人移居國外的中共,又何懼人心喪失?自九七回歸之後,中共又何時在香港有過人心所向?

長平
《南都周刊》前主筆 

廖偉棠 - 跋涉於自由中評黃金時代

世紀.文學誌   明報   2014923

黃金時代是怎樣的時代,中國有過這樣的一個時代嗎?或者說,蕭紅那一代中國知識分子的黃金時代何謂?

蕭紅在日本自我放逐,寫信給蕭軍,說:「這不就是我的黃金時代嗎?」看了電影去查找蕭紅書信集,才看到後面還有一句:「但又是多麼寂寞的黃金時代呀,別人的黃金時代是舒展着翅膀過的,而我的黃金時代,是在籠子中過的。」

這難道不正是完美地闡釋了狄更斯「這是最好的時代,這也是最壞的時代」嗎?這句話或許不是並列的結構,而是在最壞中才能逼現出最好的意義來--在一個講座上,許鞍華說如今是拍攝蕭紅和她的黃金時代最好的時機--這是最好的時機,因為這是最壞的時代。無論大陸還是香港,我們掙扎於一間間新造的鐵屋,這時回看蕭紅的自由選擇與承擔,我們起碼得以聞見猶如魯迅所喻那一柄在黑夜裏敲擊城堡的鐵牆匕首所發出的聲音,可以知道無論什麼時代,懷抱自由的人並不孤單,即使此音寂寥,但始終存在。

如果還有真要活下去的人們

關於時代,魯迅還有這一句話:「世上如果還有真要活下去的人們,就先該敢說,敢笑,敢哭,敢怒,敢罵,敢打,在這可詛咒的地方擊退了可詛咒的時代!」想必蕭紅也熟悉這一句話,魯迅先生說的簡直就是電影《黃金時代》裏的蕭紅、蕭軍、端木蕻良、白朗、聶紺弩、蔣錫金、駱賓基等等。時代永遠都是可詛咒的,而恰恰因為這些青春的搏擊把它錘鍊成為黃金時代。

剛看完《黃金時代》時,我頗有無語凝噎之慨,不但為蕭紅耿耿於懷,也為了那個被戰火腰斬了的民國。四十年代是一段精神的夭折史:一個青春的中國如此夭折,蕭紅也是其象徵。縱衣冠南渡,河山的沉淪終無可挽回,《黃金時代》中間有一個鏡頭,也許是從漂泊南下的蕭紅眼中看出去的,一條擠滿了浮冰的大江--就像蕭紅曾兩次引用的《弔古戰場文》裏那句「河水縈帶,群山糾紛。黯兮慘兮,風悲日曛」的景象--看到這個鏡頭,我覺得這部電影是強悍的,那個青春的中國與奮力追求自由的蕭紅是偉大的,一部自由的電影,才稱得上兩者的偉大。

許鞍華的電影,是真正的為蕭紅一辯,為被所謂新中國否定了的那個「舊時代」一辯。依照成王敗寇的邏輯,一生陷於情感糾紛、死於三十一歲的、「半部紅樓」未能寫完的蕭紅是失敗者,同樣,那一個脆弱的民國也是失敗的。然而在電影中,即使最灰暗的日子也有生機,即使是將要死去的嬰兒也曾伸手證明着生的有理,這也未嘗不是蕭紅的力量,這力量源自《生死場》和《呼蘭河傳》裏的草莽與天真,也源自《商市街》裏波希米亞人那樣的任性狂狷。魯迅先生和蕭紅們奮力在這千年鐵屋鑿開了一星星的氣孔,一九四九年以後,鐵屋又以另一種形式建起封上,到底是活下來的人失敗了。

相攜相呼相聞

蕭紅的文字或者許鞍華的鏡頭裏,即使是冰寒的商市街依然有盎然春意,我不忍看的,只有這一兩個場景:晚年的蕭軍或者端木,在典型的中共幹部套間裏,僅以追憶蕭紅為餘生寄託。但電影中更多的是這樣的瞬間:每一個人都回到了他最意氣風發的時光中,共赴國難,此間相攜相呼相聞,莫非友聲。驟山驟水,每一地的輾轉都帶來新的聚合,聶紺弩在西安的豁達、蔣錫金在武漢的仗義、駱賓基在香港的忠誠,這些都是蕭紅從那時代得到最溫暖的回饋--不僅是回饋她的才華,也是回饋她為人的真實坦蕩。

電影強調這些人與人之間的相知,也正是強調那個「黃金時代」唯一符合古人為「盛世」設下的條件:「天下朋友皆膠漆」(杜甫《憶昔》)。而鏡頭背後的導演,從一開始訪問式的敘事,也是杜甫「訪舊半為鬼,驚呼熱中腸」的懇切,那些會突然在故事中停下來進行獨白的角色,既是共患難者也是最終超離生死場的鬼魂,他們全知全能的敘述和評點,不僅是為了「說此平生」,在他們夢寐一般的神情和語氣之間,可以感到蕭紅的鬼魂也與他們同在,只是最後「出門搔白首,若負平生志」的不是早逝夢回的蕭紅,而是這些在歲月蹉跎中垂垂老去的戰士。

蕭紅與民國同齡,逝於亡國前夕,她的傳記注定是一個人擔當起歷史的史詩,但蕭紅向來對現實與歷史有其極其獨特的書寫方法,正如魯迅在《生死場》序言敏銳地指出的,是「越軌的筆致」。許鞍華的電影語言也嘗試秉承這一「越軌的筆致」,自由穿梭於某種相對於主流電影的陌生化間離效果(頗得布萊希特之風)、不使用點與線而是用分岔的網絡來組織時間,這樣下來的三小時絕不冷場,而是在在都有緣起緣滅,就像海上不息的浪頭一樣。

誘人的小說

這樣大手筆,「心窄」(蕭紅語)的觀眾可能就接受不了,以至於竟然有人認為這樣一部追憶似水流年的電影瑣碎、缺乏所謂的戲劇衝突,此論頗能顯出小時代的小觀眾的眼界。這倒讓我想起一九四六年,茅盾曾在其深情的《論蕭紅的〈呼蘭河傳〉》中為《呼蘭河傳》的風格一辯:「也許有人會覺得《呼蘭河傳》不是一部小說。他們也許會說,沒有貫串全書的線索,故事和人物都是零零碎碎的,都是片段的,不是整個的有機體……」--這不像極了詬病《黃金時代》的那些小影評嗎?--茅盾繼而說:「要點不在《呼蘭河傳》不像是一部嚴格意義的小說,而在它於這『不像』之外,還有些別的東西--一些比『像』一部小說更為『誘人』些的東西:它是一篇敘事詩,一幅多彩的風土畫,一串淒婉的歌謠。」

《黃金時代》也像一部敘事詩,不少鏡頭甚至能讓人想起蘇聯時代某些好電影,有嘹亮有沉鬱,有犀利有溫柔,終究超越意識形態的綑綁--就像蕭紅本人一樣。這是一部真正從風格上呼應蕭紅的寫作風格、呼應《呼蘭河傳》的自由的電影,正如許鞍華自道是「是歲月帶給我了自由。所謂六十從心所欲不逾矩」(在「一切都是自由的--蕭紅和她的黃金時代」北京單向空間的講座上的發言),蕭紅也如此,流亡到香港以後,她潛意識裏感覺到自身生命與國家命運的急不及待,所以拚命地寫作--也隨心所欲地實驗語言的自由。

香港有過一個黃金時代嗎?

書寫,這是介乎於沉默與吶喊之間的一種「必要」,「一切都是自由的」,包括駛離臨汾革命根據地的列車上的蕭紅與端木,也包括留下、日後默默記下延安日記的蕭軍。在別人期待她拍攝時代喧囂的時候,許鞍華拍出了大時代的寂寞來,也許亦是蕭紅的啓迪,正是那源自東北漠漠雪原包圍中一個後花園裏的寂寞,使蕭紅始終有別於同時代左翼作家的樂觀好鬥,冷靜地審視人性在極端條件下那些豐富的矛盾。

香港有過一個黃金時代嗎?容留過流亡至此的蕭紅和戴望舒等人的香港似乎有過黃金時代,而把一代代理想主義者逼入虛無的香港又似乎沒有。黃金時代畢竟是自證的,如此關頭,我們在「在這可詛咒的地方擊退可詛咒的時代」的同時,也正好像蕭紅那樣省察這個時代為什麼可詛咒,而其可詛咒中又有什麼可以被撞擊錘鍊,使我們得以跋涉於我們的自由。

作者簡介:詩人、作家、攝影師。近著包括詩集《八尺雪意》、散文集《有情枝》、雜文集《波希香港.嬉皮中國》等。

文.廖偉棠  編輯 袁兆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