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6月28日 星期三

練乙錚 - 國家與分裂

氣短集   香港蘋果日報   2017628
九七二○近,黨官及其支持者不斷放話高舉一國、矮化兩制,鼓吹廿三條立法、建議《國歌法》在香港實施、聲稱要對港獨自決派的「言行」刑事化、推行幼兒國教,等等,搶佔新聞頭條。不過,如此放話並不明智。對覺得「一國二字難聽過粗口」的97%年輕人而言,這些貶損港人自尊心和自治權限的挑釁話語,入耳之後唯一作用是加強他們的叛逆意識,在DQ事件之後、「本土退潮」之際,替分離主義打氣回神。
然而,黨官的一國話語,影響不只及於年輕人。不少老一輩民主派面對步步進逼的中共,也逐漸生出「主權疑惑」。筆者上周參加一個二○四七研討會,與會者來自兩岸四地,各有不同立場,有親共的,也有獨派和反共統派的,其中一位還是跟筆者相熟的老泛民。會議中途、一位台籍講者發言之際,老泛民朋友忽然挨過來在我耳邊不無讚嘆地說:不知為甚麼,台灣人講說話總是有一種主體意識,跟我們不同。我哈哈一笑跟他說:那是因為人家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呀。
會後,筆者更想起林榮基最近說的一句話:「港獨為甚麼不可以談呢?就算實現不了,民主派也可以用來當作與中共談判的籌碼。」跟曾經是北京的政治犯的程翔比,程對獨派是同情地理解但不支持,林則是再行進一步。這是老一輩反共港人中出現「主權疑惑」的又一例證,是「大中華獨」出現的先聲。中共真是功德無量。
主權疑惑 vs國家意志
《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一條開宗明義說:「所有民族均享有自決權,根據此種權利、自由決定其政治地位並自由從事其經濟、社會與文化之發展。」與此相符,在所有自由民主國家裏,人民談論、宣傳分離主義,甚至組織政黨鼓動分裂國家,都是合法的。不少這些國家的憲法都包含局部領土和人民和平合法地分裂出去的條件,美國是主要例外。
美國憲法沒有對分裂的合法性作出說明,惟1868年的一宗最高法院官司Texas v. White對這個問題作出了終極裁決:儘管憲法沒有賦予各州單方面退出聯邦的權利,但在「發生革命或在各州同意之下卻可以實現分離」。這當然是很高的門檻;不過,美國卻是國內局部獨立運動最多的國家。2012年奧巴馬連任總統,全國五十州都有共和黨人向聯邦政府提出脫聯要求;去年特朗普當選,民主黨人照辦煮碗,可謂家常便飯到近乎兒戲。
國家意志包含統一,本無可厚非,因為有需要在自由與穩定之間作一取捨;不過,極權國家的統一意志卻特別強烈,人民不僅不可以有分裂的行動,便是連提出分裂要求,甚或只是討論自決,也屬違反刑事法,抓到了,不判死緩也判終身或長期監禁。和自由民主國家比,這是霄壤之別,也是野蠻跟文明的分野。很不幸,這個分野之間的爭持,可能很快就要在香港出現、了斷。
民主黨的投名狀?
持甚麼立場、表現出甚麼態度,老泛民之間可能出現相當大的差異和分化。例如,公民黨認為,言論和行為是應該分清楚的,就算是支持港獨的言論,只要不是蓄意而且有可能引發即時暴力,或者該言論與暴力事件沒有即時及直接的聯繫,都不能入罪;此即所謂言論自由的《約翰內斯堡原則》。民主黨於20035月發表的一份立場書裏,也堅持這個原則。
但是,民主黨的老黨員李華明最近寫了一篇文章,以一些用字習慣為證據(如用「中共」不用「中央政府」、用「主權移交」不用「回歸」),指名道姓指控一些從未承認支持香港獨立的議員是獨派(「很清晰看到他們絕不承認自己是中國人」);文章儼如一篇投名狀,無怪人民力量議員陳志全說:還以為是《大公》、《文匯》打手的傑作。
不過,考慮到李的往績,他那樣說一點都不奇怪,令人擔心的反倒是,在多位反共立場堅定的泛民人士如古德明等人批評了李之後,民主黨卻一點表示也沒有,令人憂心李的態度就是民主黨的主流態度。如果是,就很可能反映民主黨關於言論自由的立場因中共對港獨的強硬打壓而倒退了;那麼,倘若特府再來一次廿三條立法,就算只是翻炒不加辣,民主派也沒法子像2003年那樣有足夠社會動員能力去阻擋。
列寧式政黨 vs初選平台
五年來,香港政治生態大變,一些政黨如民主黨卻「巋然不動」,暫時還可以很好地生存下去。筆者認為,那是因為香港所有的政黨,包括民主派的大黨,都是列寧式的政黨:即嚴格地按極少數黨領導人的意識形態辦事、靠自己的資源運作。歷史顯示,這種政黨要改變立場非常緩慢、困難,不是通過黨內鬥爭,就是最終「撞南牆」、損失嚴重痛定思痛,或者是其領導層最後自然死亡、新陳代謝,路線才會改變。
這種列寧式政黨,和一些民主國家裏的平台式政黨(即所謂選舉機器)大相逕庭。後者通常只有幾條鬆散的政治理念指引,包容性十分強,本身不會很偏激激進,因此可以廣泛網羅支持者的資金,吸引很多不同的「運動」進入各級選舉平台比拼(即黨內初選),得勝者贏得動用最大量資源的權利,與其他政黨的初選勝出者作最後爭奪。
例如:美國民主黨是一個稍微傾向左翼的選舉平台,奧巴馬、希拉莉、桑德斯等,就是一個一個不同的左翼「運動」,本身沒很多資源,但各有各的明確政綱,誰能夠打動中間加左翼的群眾,得到最多的支持,就可以代表當下的這個美國民主黨,並得到最大量的資源澆灌。
這種性質的政黨,能夠敏銳地反映群眾當中的變化,說得不好聽就是民粹(可能造就特朗普式的人物上台),好處卻是能夠避免整個黨長期成為一小撮人的意識形態俘虜。這種高度競爭型的政黨,最能鼓勵政治創新。香港的社運需要這種平台,現在也有可能建立起這種平台。
民陣+本土商界
要建立這樣的一種平台式政黨/開放式選舉機器,最好的辦法就是找現成的加以改造、升呢。環顧目下香港社運平台,論經驗、包容性和支持者數目,民陣是首選。資源,一直以來都是一個不能逾越的路障;民主派多次嘗試建立初選機制而每次都失敗,就是因為無法積累一大筆資金,供初選機制的勝者動用。
以前的初選平台難以得到足夠資金吸引政黨參與,以後為甚麼就有可能?答案在於「本土資本」的出現。二千年之後,紅色資本步步進逼,不出十多年,已經能夠把本地商界原來的大戶逼到「冇碇企」,必須直面生存威脅。他們會是一個開放式民主選舉平台的潛在支持來源。(左翼朋友也許受不了,但死到臨頭,別無選擇!)
另一方面,不少以本地經營為主、沒有或少有大陸生意的中小企,也多方受到來自大陸的壓力。這些中小企業主,儘管「階級立場」與大多數市民有異,但論政治態度分佈,卻沒理由不跟整體社會上的分佈相若;那就是說,他們當中,應該有六成左右的成員是心儀民主而反對中共干預香港的。他們既可以支持何韻詩取得表演平台,就同樣可以支持民主派建立選舉平台。筆者猜測,曾俊華出選,來自中小企的支援還遠遠未曾用盡。
現有的泛民政黨顯然不會一開始就支持這種初選平台的創立,但如果這個平台能夠匯集足夠的支持者和資源,他們就會願意加入,貢獻一分力量。
自主 vs認命
當然,要建立這樣一個平台,還起碼需要其他兩個條件,其一就是民眾當中要有足夠的「民主脾性」,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一種廣義的包容,或者說是政治上的、積極的「願賭服輸」:自己支持的初選團隊出局了,真正投票的時候,還是負責任地到把票投給自己不支持甚至反對過的初選勝出者,而不是拍拍屁股走人。要做到如此「不含淚投票」,之前就要多有包容、少有敵意,不因政見不同而互視其他民主派初選人為「鬼」。
另一就是需要有一些屬於廣義民主派的政治興業家(political entrepreneur),有足夠的意志、承擔和能力,組成一個多元團隊,擔負起這個平台的建設。這個團隊甚麼派別的人都要有──從淺藍淺黃到自決港獨,要像八仙過海,能各顯神通,卻可以打成一片。
一旦平台建立了,它能負起的功能,就不限於選舉;舉凡一些社會政治經濟民生議題,需要最廣泛動員的,只要能達到共識,都可以由這個平台推動。當然,由於需要廣泛共識,能由這個平台去主導的議題,都不會是很激進的,但激進派也一樣要幫助推動,因為平台是公共財,大家都有責任去支撐。
國家要統一,港人就不能分裂。若以過去十年八年香港政界特別是民主派內部那種狹隘眼光和遺下的牙齒印看,呼喚這種平台和團隊的出現,無異癡人說夢。但筆者認為,2047漸近,紅色壓力有增無已,便有可能出現改變;外來壓力會迫使不同意見派系和脾性的香港人走到一起,建立合作團隊(大台?)。那會是一個奇妙的正、反、合全過程。
如果無法做到這個,那麼港人就只剩下最後一個選項了。那就是好好認命,安安分分做PRC中國人。那也不錯啊。

2017年6月24日 星期六

卓文 - 英國大新聞

夾心人   2017623

英國是一個尊重小眾權益及其他族裔文化國家。以地鐵為例,就眼見有乘客攜帶狗隻(不是導盲犬)坐車。亦有店舖,表明服務LGBT(即同性戀、雙性戀及變性者)群體。這種包容文化,難怪吸引大量外地人到英國求學搵食。不過大愛風氣似乎去到矯枉過正階段,未必是國家之福。

上周四倫敦看到一花邊「大」新聞。蘇格蘭斯克拉斯特萊德大學(Strathclyde University),管理層給全體教職員工和學生發了一封電子郵件,要求所有人「不要再在垃圾桶和浴室裏拉大便」!事源清潔工多次在不適當地方,如垃圾桶發現大便。電郵提醒「大學人員,廁所有特定目的,所有人體排泄物和衞生紙,都必須在廁所內處理。雖然大學是多文化,不同國家有不同做法,但在英國,只接受拉在廁所」。

筆者認為,電郵非常適當。首先沒有指摘個別種族,亦提醒教職員和學生須在適當地方辦「大事」。誰料電郵發出不久,竟然宣布撤回,指聲明部分觀點完全違背了大學價值觀。發言人並對於冒犯同事,深表歉意。可以想像,個別職員認為電郵帶有種族歧視意識(隨處大便的是外國人),便向學校投訴。校長怕麻煩,便取消聲明。

這個案是典型「左膠」所為,為求平等,不管常識。隨處便溺,當然並非本土人所為。明明是不文明行為,為怕扯上種族歧視,結果便不了了之,臭名只會繼續。校方這樣姑息,變相默許劣等文化。有心搗蛋學生,隨時爭相效尤,滿地拉到不亦樂乎。見微知著,高等學府也要求政治正確,整個社會可見一斑。但若容忍落後低質,劣幣驅逐良幣,英國紳士文化有難了。

2017年6月21日 星期三

陳文敏 - 回歸二十年:法治

2017621

【明報文章】一國兩制基本上建基於兩條支柱之上。第一是中央政府的自我約束,這點上星期已作討論,第二條支柱則是香港的法治。

普通法的法治是一套制度和價值,這套制度,經歷了《大憲章》和君主立憲,它崇尚客觀理性、尊重個人自由和尊嚴。十三世紀的《大憲章》,為人身自由和公平審訊奠下基石;十六世紀的君主立憲,推翻絕對王權,建立權力互相制衡的制度,避免權力集中而造成濫權,並鞏固獨立的司法制度,一方面將政府的權力限制於法律的範圍內,另一方面則平衡政府與個人權利的衝突。法律用以約束公權,當基於重大公眾利益而需要限制個人自由時,法治社會對相關的法律會謹慎處理,以維護法律背後的目的和精神是保障而不是壓制個人自由和權利。

內地自七八年開放以後,亦一直在追求所謂法治,口號是「有法可依、有法必依、違法必究」,這種對法治的理解,對剛從無法無天的文化大革命走出來的中國,無疑是有其歴史意義。然而,四十年後,中國對法治的認識,仍然停留在依法治國的層面,法律是統治的工具而非約束公權的手段,刑法不再是維護公眾利益而是穩定政權的利器。在這種思維下,在提出刑事檢控時,考慮的只是有關行為是否違法,而不再問有關法律的背後精神。於是,法院便須和政府配合,不能出現警察拉人、法官放人的局面,事實上,內地的重大案件,從沒有被告能成功脫罪的。

近年這種內地的法治思維亦漸漸蠶食香港的制度,政府不斷強調守法,一些檢控令人啼笑皆非,政府甚至千方百計絞盡腦汁地找到一些隱晦罪行提出檢控!香港人自己衝擊自己的司法制度,於是法院判決不合乎一方的政治訴求便對法官作人身攻擊。內地亦開始不再尊重香港的法制,肆無忌憚地在港越境拉人,更在法院宣判前夕趕緊釋法,向法院施加壓力。當年剛果案涉及中央在非洲的重大利益,中央尚且依從香港的法律制度,參與訴訟和上訴,今天則因幾句誓詞便直接干預香港的司法制度。回歸二十年,法治倒退,又有何值得慶祝?

練乙錚 - 廿年大倒退‧CY鬥林鄭‧六四再商榷

氣短集   香港蘋果日報   2017621
七一才將近,卻似急景殘年;九七廿載遽然而至,加上特府換屆又換人,媒體遂多總結檢討之類的文字。港人回頭望,比照那輝煌的八九十年代,更覺香港從高位下滑,本是光芒四射的東方明珠,已黯然失色,因此倍感欷歔。先進回歸落後,文明被野蠻吞噬,尤以過去五年為甚。倒退無可避免,還有甚麼好說的呢?
看經濟,八九十年代香港非常興旺,是亞洲四小龍之一,但工業於瞬間給大陸掏空之後,二十年來增長虛弱不振,明顯落後新加坡。金融、地產、建築、旅遊等支柱行業越來越給紅色資本支配,連本地大資本家也驚呼「冇碇企」。其他民生日用方面,供應本不虞匱乏的必需品每給陸客搶購一空,港人自己卻要喝鉛水吃毒菜。
政治上,香港給一連三個不稱職的特首及其背後的西環黑手搞得一塌糊塗;這些大人物到頭來自己沒好下場就算了,連累香港和香港人才真要命。共產黨據說偉大光明還永遠正確,但給它欽點上台的三個香港最高領導人卻是如此不堪,其中一個,竟與紅色富商、人大政協之流交往墮落犯上刑事罪,政敵乘機爆黑料發難,結果鋃鐺下獄。德不孤、必有鄰,香港現在是德將孤、因有鄰,剛巧反過來了。
另外兩個,一個無能一個兼且無恥,管治大出錯,任內都發生龐大持久的反抗行動;其中那個本應是「特殊材料打造」的如黨員,更由頭到尾貪腐醜聞纏身。結果,不是因為港人對這兩個特首太看不過眼,而是主子也覺失體面,於是給提早發落,折墮了當政協副主席去。
AO vs 「政監」
兩次換馬都事出突然,大小支持者跟車太貼人仰馬翻尷尬不堪,一再灰頭土臉。因此,二十年過去,港人無論擁政府反政府,政治上沒一個開心的,過幾天卻得強顏歡笑迎接一個高大威猛堪比毛澤東的黨國領導人,哪能不集體抑鬱?不幸的是,這種抑鬱,不會因那個孤家寡人在嘲諷掌聲中下堂而稍退,因為接踵而來的這位,是民意大幅落後硬給西環搬上台的。
可笑的是,中共兩次把「自己友」搬上特府領導人大位,兩次都徹底失敗,其止蝕之急,甚至不能讓那兩人體面地做滿兩屆,須半途腰斬,而再推上台的人選,竟兩次都是港英舊電池。這一再說明,親中派根本沒有治港人才,無法擔當重任;要一個能挑大樑穩大局而比較能取信於民的人,還得從「老闆娘教落」的那些資深AO中找,儘管親中派都認為,這些前朝舊臣,政治上絕不可靠,耳語甚至把他們都打成英國MI6卧底。
不得已讓政治上不可靠的能吏坐第一把交椅,於是必須以政治上可靠的自己友包圍之、監視之、必要時舉報之,一如對付曾蔭權。這些自己友於是滿佈政府內外其他位置。這樣,產生兩個問題。
一是,親中派既無能力坐第一把交椅,也就沒多少能力坐第二、第三以致其他各把交椅;勉強安插進去的「政治任命」,明顯只能濫竽充數。這些兼有政治監督員身份(political commissar)的充數人,每天疑神疑鬼,無意亦無法和被他們監督的那些AO打成一片,生出有力的合作團隊。辦公室政治齷齪猥瑣,芝麻綠豆小事也往往成為分黨分派分圈子的毒源,何況有些人的身份表明他們是負責打你小報告的?
此問題從九七就有,只不過當初社會政治氣氛不那麼非友即敵,問題還不那麼嚴重,但近年情況完全不同。梁特與曾俊華共事,有一次幾乎大打出手,之後左報猛傳曾乃美國卧底,就是這個矛盾的最佳反映。
上周,CY 2.0在敏感的港獨問題上又一次跟CY 1.0「不夾口形」,後者馬上以政治教官的口吻說重話。這必然會在特府裏裏外外的政監系統中響起警鐘:原以為最可靠、最能繼承CY強硬路線的人,除了和曾俊華有爭位的矛盾,政治上卻可能是一丘之貉,因此有必要重新檢視先前對她的「化學定性」,加強政治監察。一旦有這樣的懷疑,管治團隊裏的合作基礎便蕩然無存。
敵我思維深植中共政治DNA裏,導致黨內鬥爭往往從地方一直鬥到中央最高層;同志猶如此,況乎港英舊電池!由此推導,中共在特府各層次摻沙子設政監的做法,保證特府團隊無互信,因而也無法有效管治香港。英國人做得到的,新中國人無法做到。
六四悼念:一些補充
筆者64日在港大六四研討會上的講話,以及其後兩篇談論同一議題的本欄文章,在民主派內部引起爭議,質疑和反對的聲音遠多於贊成,但有一些報道、批駁和意見分歧,可能是因筆者未能完好表達自己觀點而導致的,對此筆者深感歉意,並為此以點列方式作一些補白。(---節錄自若干篇有份量的批評文章---)
---練乙錚要求支聯會放棄「結束一黨專政」的訴求。---
這是一個傳媒的籠統報道,不少論者引用,卻偏離了筆者原意。中共一黨專政是早就應該結束的,那也是筆者一貫立場,任何社運組織的基本綱領提這點,筆者都絕對支持,怎會要求人家放棄?筆者向李卓人先生建議的,是支聯會不在悼念綱領上提這一點。李先生回答說,悼念綱領已經沒有提「建設民主中國」,如果連「結束一黨專政」也不提,有困難。對此,筆者是體諒的。
---我對練先生的開放建議更是心感不安。悼念晚會不是嘉年華,搞其他活動是否適當?若有意悼念,來參加便是。要在場內另樹一幟,恐怕是為了打響自己組織的名號吧!---
抱歉令讀者這樣感到不安。六四悼念當然不應變成嘉年華。筆者多次參加維園悼念,每次由頭到尾一言不發,叫口號、唱《豐采》都免,因為重新感覺當年那種悲痛,甚麼聲音都發不出。當然,筆者不反對他人那樣做,也不反對支聯會等組織在悼念的場地或某些時段裏做點廣告或籌款(「打響自己組織的名號」)。附帶活動,只要不是排斥性或者會引起情緒爭端的,筆者認為無可無不可。
港大論壇上,民族黨陳浩天問:獨派參加悼念,可否上台宣揚理念?筆者當時給的意見是:各派那樣做應該都可以,但要有分際,尤其不應包含對其他派別主張的負面評語。若能訂出各派都能接受的悼念共同綱領,其他的具體規定,可仔細商量,大家都該有君子雅量。
---練生又要再來一次拆支聯會的大台。---
這是很深的誤會。筆者不僅不拆大台,反是要把悼念六四的平台建得更大更穩固,更能服務大眾。在上星期本欄文章裏,筆者引用英國通訊業監管者要求開放BT建立的平台的例子說明這點。開放過程中,如同英國電訊業大哥頭BT讓步給TalkTalk等小公司那樣,支聯會少不免也要作出一些讓步;文章試圖讓大家明白,這是為了公益。
為公益,修改悼念綱領很關鍵。設想,如果反把綱領訂作「在現有中國主權框架和河水不犯井水的前提之下要求平反六四」,也許參加的人數會少一大截,尤其年輕人。所以,悼念並不是「有意悼念,來參加便是」那麼簡單。悼念的綱領,完全可以通過討論,做出積極的、有意義的、合乎「公益」的改動。這種「功利計算」,並非不近人情。
司徒華先生生前跟筆者說過,非常着重六四悼念的薪火承傳,而他這方面的努力的確很成功。筆者九十年代初回港工作,每年都參加悼念,但過了幾年,走進場的時候發覺坐在地上的人禿頭的越來越多,有點擔心。但到了○○年後期,再進場的時候,卻發現禿頭的比例明顯減少。如今又過了十年,筆者不希望悼念的人又變回以禿頭的為主,因此才希望支聯會作出活動綱領的修訂。
這是否過份功利主義呢?以耶教對LGBT逐步開放為例:《聖經‧舊約‧利未記》列明男人不得有同性的「不道德」、「可憎惡」行為,但時移世易,教會不改變立場,只會僵化成孤芳獨賞,與時代的包容尺度格格不入。同理,下一代的中國情懷減弱,上一代也應包容;年輕人的意氣話,更不要成為我們這輩人說意氣話的起點。悼念六四,「愛國」不應是先決條件;天安門大屠殺是反人類暴行,早已超越國界,為全球所聲討。
---除練先生特別「愛護有加」的港獨/本土派,其他政治光譜的團體沒有要求支聯會要改口號,要這樣那樣……。練先生究竟為何念念不忘要求支聯會改變來迎合港獨/本土派?原來念念不忘的是六四那筆政治公共財,不忍見港獨/本土派棄而不用。---
港獨/本土思潮在年輕人當中很有影響,但筆者並不特別對此派愛護有加。去年立會選舉,筆者剛巧短暫地沒有了「評論員」身份,於是「落場踢波」,拼老命支持某些候選人,包括替劉小麗拍宣傳照,替羅冠聰、梁頌恆和游蕙禎站台;競逐功能組別批發及零售界議席的區諾軒(民主黨)希望筆者寫一段文字支持他,筆者亦欣然答允。
筆者是立場開放的自由民主支持者,但近年的確寫了較多同情、袒護獨派的文字,原因只一個:他們的群體是弱勢中的弱勢,不僅因政治信念最被政權打壓,也被其他民主派(包括前熱普城)排擠、誤讀,論述能力薄弱,媒體欠同情,在國際上也得不到多少關注。他們有缺點,會犯錯,有時甚至是臭雞蛋。但如果以村上春樹的蛋與高牆為喻,他們是最細小、殼最薄的雞蛋,卻最短兵相接最快要撼到最硬最厚的那塊高牆上了。
若我以村上信徒自居,我的同情不是最應該寄在這派年輕人身上嗎?

2017年6月14日 星期三

練乙錚 - 為了六四──談政治公共財的壟閉與開放

氣短集   香港蘋果日報   2017614
八九六四天安門大屠殺是反人類行為、民族悲劇,更是共產黨和中國政府對人民犯下的一個無可寬恕的罪行,不存在爭議,也不容爭議。悼念死難人士,聲討屠殺令背後邪惡組織裏的決策者、執行者、附和者和開脫者,是完全正義的事。事件發生的過程裏,全世界各地都有強烈反應。在香港,這個素以政治冷感著的城市裏,過百萬民眾湧上街頭抗議,那場運動鞏固了九十年代以降此地民主運動的「反中共、抗暴政」基調,承傳至今。這也是無可爭議的。
六四爭議──緣起和焦點
爭議的出現,源自社運內部的結構裂變和路線分歧。2010年,民主派激進翼提出「五區總辭、變相公投」的策略,把民主改革的抗爭矛頭對準立會裏的小圈子功能組別議席,卻得不到最大主流政黨民主黨的響應,嫌隙由是生。其後激進翼的一部份與當時興起的本土思潮結合,生出社運本土翼;2013年之後,港獨意識在年輕人當中抬頭,幾乎成為了與「本土」同義。
本土港獨路線強調香港人主體意識,提出香港民族論,特別刻意跟任何與「中國人身份」有關連的事物切割,其中包括有強烈愛國意味的六四悼念活動。他們尤其對「平反六四」、「建設民主中國」這兩個綱領性悼念口號或字眼的選擇不以為然。要求中共平反某些人或事,暗含承認中共擁有道德及法律裁判權;他們認為所有反共人士都不應接受這樣的提法。至於建設民主中國,他們認為那是「鄰國的事」,不是香港人責任,而且任務大得驚人,港人自顧不暇,談何越俎代庖。
上述是爭議的無可厚非部份;觀點不同,在多元社會裏是正常。至於爭議雙方的恩恩怨怨和感情用事,例如今年中大學生會的不悼念聲明和其後的反擊指摘,其實無新意,流於意氣之爭。義理要分辨,但爭論沒完沒了,長此下去,對雙方都無好處。因此,筆者今天不談悼念本身的義理,而挑選另一角度探討問題,目的只是一個:強化六四這個珍貴抗爭資源的存在價值和功效。
此角度是一個比較功利(utilitarian)的角度:視六四為一件寶貴資源,然後試圖找出保育、提高這件資源的價值的實踐辦法。當然,功利只是一個次層面,歸根到柢,它還是要為更基本的精神和道德價值服務的,只不過在這個層面探討,大家的邊際收益會大些。
以英國基建變革為例
探討的起點在於把六四這一抗爭資源的性質認定為一件抗爭者公共財(public good),而支聯會歷年來建立起的一套動員手段、悼念模式和運作方法,可視為承載這件公共財並使之產生政治作用的基本建設(infrastructure)。悼念的地點在維園的公共空間,主辦單位不必納租;這一點更強化了六四悼念在香港的公共財性質。
由於悼念活動是公開的,而且任何人的參與不妨礙其他人的參與(除非到了場地空間的極限),因此活動帶有極其強大的規模經濟(economy of scale),而在這些條件之下,傳統的想法,就是活動由一方主辦,效率最高,不必作重複的基建投入。但是,單一主辦者的缺點,往往就是營運資源的投入過低。這反映在多年來一直有意見指悼念活動年年如是,十分沉悶。(沉悶也罷,若無法成為激揚抗爭新意念和爆發力的源頭活水,才更可惜──這是筆者個人意見。)
要替六四悼念在香港這回事找一個類比,並從中吸取改進的門路,最好就是看英國電訊業基建這兩年來的變革。BT是英國電訊行業的最大營運商,其前身是國營壟斷企業,1984年開始私有化,1993年英國政府把最後一筆股權售出,但BT依然壟斷多個環節,包括全英國固網基建的「最後一哩」(指網絡幹線與用戶終端之間的關鍵接駁線路,由BT子公司Openreach擁有)。2006年,英國通訊管理局Ofcom強制要求BT/Openreach開放「最後一哩」,讓其他電訊供應商可以向其租用入屋線路,十年之後再檢討成效。
去年2月,十年期屆滿,Ofcom決定再進一步強制BT/Openreach開放「最後一哩」的基建投資權,指明要求後者協助其「最後一哩」租用者兼營運對手(TalkTalkSkyVodafone等)在其落伍的銅質線路通道上加建光纖線路。在之前的十年裏,營運對手不滿「最後一哩」的線路質量,但BT/Openreach卻疏於進行改善質量所需的投資,以致很多終端用戶都抱怨。
Ofcom新的強制決定還不是最重手的,沒有把Openreach強行從BT剝離;但該項決定足以令BT感到龐大競爭壓力,以致不出三個月,BT/Openreach便宣佈了價值60億英鎊的「最後一哩」改善投資。最後得益的,當然是所有終端用戶。
和六四悼念作類比
英國這個經驗簡單利落,筆者去年閱讀有關資料之後,覺得「有嘢落袋」,很有啟發。空間是公共財,在此公共財之上作了商業網絡投資的BT,雖然擁有網絡的產權,但Ofcom認為,從公益角度看,這個產權不應視為絕對。
BT的立場是:接駁線路的空間縱是公共財,但基建是我的投資,你要入屋,你自己覓地建你自己的一整套基建──蓋分機房,豎電線杆,掘地鋪線路,你都有自由,但不要來分用我的。可是,Ofcom不接納這個說法,認為公益大過天,若要求每一競爭者自蓋一套基建,非常不經濟,而且會妨礙競爭者進場,最終減損社會效益,壟斷者的產權因而不應是絕對的,於是先後要求BT開放其基建的租用權和投資權。
其實,英國的做法並不獨特,很多國家和地區三幾十年來已經朝這個方向做了,包括香港在內。不只是電訊行業,其他類型的行業,只要是包含公共財和規模經濟的,如鐵路運輸、貨運碼頭等,在世界各地都陸續開放。傳統自由經濟理論對壟斷現象的良性解讀不是全無道理,但在這些場合都不成立。
以此觀照香港的六四悼念活動,要求支聯會開放維園悼念晚會的幾個方面:場地,悼念綱領,以及組織該項活動的決策機關的議席,是有充份理由的。至於具體怎樣開放──例如應否作某種有償開放,則需要仔細商討。當然,開放還應該有清楚目的。
開放目的在於強化六四參與
六四作為抗爭資源在香港發揮的力量主要有三種:一是對中共政權當年的惡行作事實和道德的控訴,直指其邪惡本質;一是鼓舞大陸尚餘的抗爭人士繼續堅決抗共;一是在動員和參與過程裏,讓舊參與者的抗爭意志得以鞏固和更新、新參與者得到健康的政治意識啟蒙。
中共一貫厚顏無恥,所以鄧小平說過:共產黨是罵不倒的。的確如此。因此,第一種力量的作用十分有限,接近零。第二種力量的作用則無法估計,因為大陸還有多少抗爭人士,大家不得而知。第三種比較有形可見,也是最根本的,如果沒有了這個,活動逐年萎縮,前面說的兩種力量也無從談起。參加人數因此十分重要,那種認為「六四悼念就算只剩下寥寥幾個也有意義」的想法縱然悲壯,卻太消極、不足取。
影響參加人數的中短期因子很多,如之前的政治氣氛、當晚的天氣、是否逢十逢五,等等。長期的因素則主要是人口,新世代因為少子化的影響,替補率低於一;還有就是新世代對六四的感覺是否變弱。至於本土主義、港獨思潮的興起,則是另一個對長、中、短期都會產生影響的因素。
不少人認為,港獨思潮不過曇花一現,今年與去年的民調數據相比,支持者數目已跌去三分一,只佔總人口的一成多一點。不過,正如股市走勢一樣,明天升降多少,並不能以過去的數據表現推導出;何況,如果只有兩年的數據,未來根本不能以圖表預測。
從基本因素的角度推測,越接近2047,中共對香港的打壓越烈,本土/自決/港獨的情緒便越高漲,哪怕《基本法》23條通過了,有關主張不能宣之於口,也會情鬱於中,成為一種廣泛去中國化的潛意識,結果便是悼念六四的人數長遠看跌,活動作為抗爭資源的價值下降。那正是筆者所擔心的。從這個角度看,開放六四悼念平台,適當增加本土元素,有助積極爭取不同立場的人士參與悼念,強化六四的抗爭資源價值,因而是一件超越政治派別利益的好事。

2017年6月9日 星期五

馬家輝 - 焗住

201769

【明報文章】遠處的恐襲使人驚心,近地的謀殺卻令人傷心,老夫殺老妻,何等悲慟與不幸。

用的據說是一條短短的竹竿,親手用它勒住老妻頸項,親眼看她吐舌窒息。竹竿叫做「不求人」,本來用以抓癢,如果被改用以殺戮,理由據說是照顧病妻多年而沒人可求,唯有自己動手以求解脫,變成了另一種悲劇意義的「不求人」。在不去求和沒法求之間,生命的底色急速消散,露出了最原始的慘白。

這樣的悲劇當然充滿懸想空間。到底是如何下的決定?考慮多時?衝動起意?有沒有猶豫於下手之時?有商量過嗎?同意了?過程裡可有片刻放棄的不忍念頭?下手是為了愛抑或厭棄再或兩者兼有?無論答案是何,想必是痛。肉體之痛與心靈之痛,而在痛裡,完成了毁滅。

老病貧困最堪憐。加上欠缺足夠而持續的生活支援,簡直是絕境。但即使沒老沒病,如果長期困在狹窄的空間,亦易陷入孤絕的瘋狂。香港社區組織協會最近在錦州街辦事處舉行「焗住」展覽,是取得極好的名字,「焗」是窒悶,亦是被迫,像爐裡的肉,住在蝸居裡被烤得焦灼如炭。展覽有照片,籠屋的、劏房的、木板房的、天台屋的,還有一間模擬的「棺材房」,我躺進去體驗,板門一趟一關,像親手埋葬了自己,生命之門亦由此關閉,門外世界跟我再無關係了,方尺之內便是宇宙,我是唯一的子民,剎那間,確有過但願就此長眠不起的滅絕念頭。

近日頗多內地傳媒來訪,我都建議他們往看展覽,亦在社工朋友的協助下,帶他們往訪北河街的木板房。不少單位都是這樣,五六層的唐樓,爬樓梯,在樓梯間已感受到跳蝨的威力,進屋後,更是全身上下麻癢,蝨子都來我們的皮膚上開餐。一個六七百呎的單位,通常割開七八個房間,月租兩千元出頭,有些房間還在半空再劏一半成為上鋪,月租一千六百元,住客用木樓梯爬上去,躺著便睡,即連坐著亦會頭撞天花板。

窄、熱、亂、暗。無光無明的生存空間。是的,沒有生活,只有生存。有一名廿二歲的青年人,親人在內地遠處鄉下,獨自留港生活,在地盤工作,住在尾房,窄得容不下牀,只能坐在小小的電腦椅上睡覺,而一睡,便是三年多。還有一名老者,住了八年;一名喪夫婦人,住了九年;一對夫妻,住了六年……焗住生存,為生存焗住,繁華暗影,又止於悲劇的死亡?

馬國明 - 不再是Hidden Agenda

星期日生活   2017514
【明報專訊】候任特首林鄭月娥擔任發展局長時推出所謂活化工廈計劃,原位於牛頭角的民辦表演場地Hidden Agenda一而再的被逼遷,好不容易在觀塘現址重新運作,卻在57日被入境處人員放蛇。適逢該晚有來自英美樂隊參與演出,入境處人員以四人未取得工作簽證,違反逗留條件將他們拘捕;而Hidden Agenda的場地負責人則被指聘用黑工,被入境處人員召來的警察拘捕。作為民辦表演場地,Hidden Agenda已多次被地政署干擾,被指違反公眾娛樂場所條例。查此條例源自港英年代,跟嚴苛的公安條例一樣,此條例同是五十年前的六七暴動後通過的,亦即是說六七暴動的遺害,五十年後仍然窒礙香港民間自發創辦的事物。但這是另一課題,這裏要討論的是一直干擾Hidden Agenda運作的公眾娛樂場所條例實為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產物。到了今日二十一世紀,先進國家或地區的政府無不大力推動文化創意產業,事實上在曾蔭權年代,文化創意產業被視為香港經濟六大支柱之一。
很明顯,從推動文化創意產業的角度而言,Hidden Agenda這類民間自發創辦的表演場地理應受到有關方面鼓勵,絕對不應受干擾和打壓;尤其是Hidden Agenda有別於康文署管轄的表演場地,Hidden Agenda由一群熱愛夾band的年輕人創立,他們既是場地的營運者,也是場地的駐團樂隊。Hidden Agenda的另一特色是懂得門路前來欣賞演出的往往是另一些樂隊的成員,在Hidden Agenda的演出有如好些前衛的戲劇表演般,觀眾並不是沉默的觀賞者,而是表演的成員之一。文化創意產業講求協同效應,由康文署一班官僚管轄的表演場地,限時限刻,很多演出之後的討論,剛剛熱身便因為須要交還場地而終止。康文署管轄的表演場地經常以什麼文化中心自居,但跟Hidden Agenda相比,高下立見。無論如何,文化創意產業既然講求協同效應,有來自英國的樂隊在Hidden Agenda演出,恰好是跟本地樂隊不折不扣的切磋和交流;入境處人員竟然勞師動眾,先放蛇,然後封艇拉人,令人費解。
只有打壓弱小 沒有所謂撕裂
一個顯淺的解釋是今日依然是梁振英擔任特首,但此人在五年前剛上任時不是煞有介事地要成立新的文化局嗎?既然重視發展文化,絕對沒有理由打壓Hidden Agenda。不過梁振英的作風和處事不可理喻,因此完全沒有理由的事也好像十分合理。事實上,梁振英在事件發生後,在回應記者提問時,強調犯法就是犯法。可惜在場的記者沒有追問梁振英為什麼霸佔橫洲棕土官地同樣是犯法,地政署不但沒有執法,還批出短期租約,讓不合法變成合法;任憑梁振英的語言偽術如何爐火純青,恐怕也無法開脫!記者沒有追問的問題其實就是這次封殺Hidden Agenda一事最值得深入討論的課題。自從2014年的佔領運動結束後,社會上便出現所謂社會撕裂的講法。封殺Hidden Agenda說明只有打壓弱小,而沒有所謂撕裂。撕裂一張紙或一塊布匹,必定是由上而下,把原本同屬某一事物大致撕開分為一半。香港社會沒有所謂撕裂,因為親建制的陣營不是與北京關係緊密的人和團體,便是香港有頭有面的人物。親建制陣營不但財雄勢大,而且還有中聯辦這個有如號令天下般的機構作指揮棒,而非建制陣營不過是分散的小山頭。言論自由曾經令香港自豪,但當主流媒體不是被收編便是由紅色商人直接入主,言論自由萎縮為鍵盤戰士的自由。香港社會沒有所謂撕裂,而是英語的The Great Divide或大區隔。Hidden Agenda演出的分別來自英美四位樂手因為沒有工作證被拘捕,但四位樂手搶走香港樂隊的飯碗嗎?當然沒有,拘捕四人無非為了打壓Hidden Agenda,四人成了黑工,入境處人員便可以名正言順,召喚警察拘捕Hidden Agenda的負責人。
要年輕人遵從主流社會事業生涯
為什麼要打壓Hidden Agenda?不為什麼,只因為Hidden Agenda是由一班不知天高地厚、純粹為了追求夢想的年輕人創辦的,而且辦得有聲有色。這樣說十分偏激嗎?君不見梁振英時日無多還大力推銷什麼大灣區,而30歲就能成功置業的便是傑出青年;打壓Hidden AgendaHidden Agenda無非是要今日的年輕人遵從主流社會的事業生涯。香港沒有所謂撕裂,而是形成了大區隔,Hidden Agenda被打壓,橫洲棕地旁綠化帶的幾條非原居民村村民同樣被打壓。欺善怕惡的梁振英政府不敢觸動霸佔橫洲官地的地方勢力,轉而向無權無勢的綠化帶村落埋手。同樣,鉛水事件,沒有官員需要負責;港鐵賺大錢,照加價。香港出現的大區隔是一方面,有權有勢的為所欲為;而弱小的則被打壓。香港出現大區隔當然是扭曲的政治體制使然,但政制改革又受制於人大的框框,難怪不少鍵盤活躍分子不斷高呼香港已死。不過香港從來沒有什麼好日子過,香港的日常用語有大量被欺騙、被欺負或被欺壓的詞彙。五年前的特首選舉論壇,唐英年指着梁振英說:「你呃人!」除了「畀人呃」,類似的用語還有「畀人搵老襯」、「畀人搵笨」、「畀人老點」、「畀人跣」、「畀人整蠱」、「畀人裝彈弓」、「畀人陰」、「畀人揼雞」、「畀人帶住遊花園」等。被欺負或欺壓的詞彙則有:「畀人劏」、「畀人鋸到一頸血」、「畀人屈」、「畀人蝦」、「畀人恰」、「畀人食住」、「畀人遭質」、「畀人砌」、「畀人打鑊」、「畀人搥」、「畀人插」、「畀人圍」等等,而且還不斷有新的言詞,如「畀人的去照肺」、「畀人碌卡」。在香港的日常用語裏有大量被欺騙、欺負或欺壓的詞彙,說明大區隔其實一直存在,不過今日加添了政治色彩而已。
最常用的詛咒
或許香港最常用的詛咒最清楚說明,大區隔的現象一直存在。這句最常用的詛咒被認為不雅,不能在電台、電視台或立法會使用。這句最常用的詛咒咒人在街上仆倒,在網絡世界,不少人用這句詛咒咒罵梁振英;但這人根本不會像我們一樣落街,他頂多只是落區做show,咒他在街上仆倒根本白廢詛咒。另一例子是那位喜歡穿著皮草的政界女強人,有一年她到車公廟跟住人家舞麒麟的隊時仆倒,但旁邊孔武有力的人士馬上扶着,有驚無險。有權有勢的人通常是前呼後擁,即使真的仆倒,旁邊的人馬上攙扶左右。香港最常用的詛咒對有權有勢的人根本毫無殺傷力,但這句詛咒對年老或傷殘的人來說卻十分惡毒!咒人在街上仆倒這句最常用的詛咒其實十分涼薄,因為這句詛咒其實專針對老弱傷殘的人。但這句最常用的詛咒卻只是因為被認為不雅,才不能在電視台或電台的節目中應用。禁止應用後,人們根本不會理會這句詛咒的真正殺傷力!亦即是說大區隔的情况其實一直存在,只是香港社會一直沒有察覺,甚至誤解問題所在,以為是社會撕裂。既然大區隔的情况一直存在,便根本毋須高呼香港已死;面對一直存在的大區隔,今日被打壓的或感到沒有出路的人,尤其是年輕人,必須回歸被壓迫者的傳統。班雅明在他的〈歷史概念命題〉裏指出,被壓迫者的傳統告訴我們,例外的狀態根本就是常態。即是說類似打壓Hidden Agenda的舉措陸續有來,事實上同樣是由民間自發創辦的民間學院便被教育局警告,不得無牌辦學。很明顯,聽命於北京的特區政府絕對不願見到民間的力量不斷壯大!面對這種惡劣情况,香港文化界必須改變長久以來要求政府增撥資源,培育香港的文化藝術。文化研究的創始人之一Raymond Williams十分反對用公帑來推廣文化藝術,因為推廣的必定是高檔藝術。香港文化界中,好些知名人士卻經常要求政府增撥資源,推廣文化藝術。從Hidden Agenda和民間學院的例子可知,民間自發的力量亦足以推廣文化藝術,而且是更適合香港土壤的文化藝術。因此香港文化界必須改弦易轍,不要再要求政府增撥資源;相反,香港文化界應要求政府開放個別由康文署管轄的場地。相比Hidden Agenda,康文署不過是有樓收租的大業主而已!至於那些因為Hidden Agenda被打壓而感到憤怒和失落的人,則應化悲憤為力量,效法本土研究社研究棕土的做法,研究康文署壟斷香港表演場地的弊端。政府要打壓民間社會,我們便還以顏色,力數政府部門的不是。大區隔一直存在,不甘被欺壓或不願同流合污的便須回歸被壓者的傳統,跟香港被壓迫的祖先相認!
文:馬國明
圖:曾曉玲、資料圖片
編輯:蔡曉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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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6月8日 星期四

林康琪 - 另類事實 真實謊言

星期日生活   2017514
【明報專訊】多虧美國特朗普政府,「另類事實」(alternative fact)大概會是今年的年度詞語。事緣於特朗普1月的總統就職禮,美國傳媒引用奧巴馬就職禮相片比對,稱特朗普就職禮人數遠為少。白宮不忿氣,發言人宣稱出席就職禮的人數有史以來最多的,引起嘩然。白宮顧問康韋辯稱:「那不是錯誤,他只是提供另類事實。」隨後數月,特朗普的「另類事實」教人目不暇給。他振振有辭說,傳媒報道都有偏見,都是假新聞。
你有你的事實,我有我的真相。凡事背後都有hidden agenda,都有bias,剩下的只有觀點與角度問題而已。Anything goes!
另類事實一直試圖取得正統。改編自真人真事的電影《時代偽證者》(Denial)便是一例。當年英國另類歷史學家歐文(David Irving)控告美國歷史教授利普斯塔特(Deborah Lipstadt)在著作中誹謗他。利普斯塔特在書中把他形容為危險的大屠殺否認者,指他扭曲甚至捏造證據以迎合意識形態。對這嚴重指控,以嚴謹史家自居的歐文要求出版商撤回著作及賠償。利普斯塔特別無他法,唯有申辯她對歐文的評價實有根據:那就是說,屠猶鐵證如山,歐文是反猶種族主義者,而歐文在撰寫歷史時刻意扭曲證據去迎合其意識形態。
這宗20004月審結的案件轟動一時,老實說,電影未能反映該場官司中歷史論戰的精彩。為準備官司,辯方找來多名重量級二戰史及德國史專家作專家證人,包括負責展示歐文如何扭曲史料的德國史專家埃文斯(Richard J. Evans)。電影中扮演埃文斯的演員以一段被歐文視為證明「希特勒極力保護猶太人」的證據為例,顯示歐文刻意扭曲文獻資料達到為希特勒開脫的目的。
埃文斯的作證在電影中只有一幕,但事實上當年埃文斯在庭上跟歐文舌戰唇槍長達一星期。但這一星期跟埃文斯的事前準備可為小巫見大巫。據埃文斯在Lying About Hitler一書中憶述,他開庭前花了3年爬梳歐文的著作,仔細逐一跟歐文聲稱的原始資料核對。埃文斯是著作等身的德國現代史權威,要他審閱歐文那些錯漏百出的著作,難免叫人有「殺雞焉用牛刀」之嘆。
埃文斯在該書坦言,他在官司前沒有讀過歐文的著作,因為學術界都不把歐文當作一回事。學術界鄙視歐文,歐文也樂於以非學院歷史學家自居,經常批評學術界中人只是互相引用,發表研究來迎合主流論述(希特勒屠猶),漠視主流論述其實錯漏百出。他則特立獨行,鑽研大量納粹德國檔案,發掘(他以為)被主流史家忽視的文獻資料。歐文除了宣稱沒有證據證明奧斯威辛集中營有毒氣室外,也宣稱歷史學家從未發現希特勒下令屠猶的文獻證據,但他反而發現希特勒同情猶太人甚至試圖阻止屠猶的「證據」。
納粹無屠猶 貓王仍在生
這些荒謬絕論的說法,大部分人恐怕都會像電影中的利普斯塔特一樣反應。她跟學生說:「我不會跟大屠殺否定者辯論,正如我不會跟相信貓王未死的人辯論一樣。」但當另類事實支持者眾,學者是否還可以如此不屑?
埃文斯關注的並非歐文有沒有不能接受的信念(如反猶種族主義),而是他的歷史研究是否合標準。若認定歐文是種族主義者和納粹同情者,便因而說他的歷史研究有問題便是因人廢言。就算歐文的確錯誤詮譯一些文獻,那是否只是無心之失?再者,我們能否確定歐文對歷史與眾不同的詮譯一定是錯的嗎?那可否只是「觀點與角度」的問題?埃文斯對此案特別上心,並非出於政治考慮而是治史的態度。他在Lying About Hilter坦言,利普斯塔特跟歐文對二戰屠猶史的態度雖然南轅北轍,但同樣具有強烈的政治信念(歐文一直聲言利普斯塔特等人的歷史只是猶太人的宣傳,他要撥亂反正;利普斯塔特則一直以屠猶歷史記憶守護者自居),但任何政治信念都不應干擾歷史研究。他寫道:「對嚴謹史家的真正考驗是,他/她是否願意或能夠將政治信念臣服於歷史研究之要求下?」
歐文案所涉的課題甚多,不少論者當年認為案件是對屠猶歷史真假的審判(雖然法官早已開宗明義表明並非如此),也有人憂慮有損言論自由(卻忘了官司緣起是歐文要利普斯塔特封口,利普斯塔特只是辯護)。在「另類事實」橫行的今天,歐文案的意義又多一重。歐文的另類事實之所以危險,因為他以嚴謹研究包裝,引述海量文獻資料,外行人不期然被他旁徵博引、振振有辭哄騙。歐文以挑戰建制的局外人自居,又再多一重吸引力。歐文案開審時還未有社交網絡,但今天,荒謬言論經社交網絡散播的威力大了很多:各種本為專家學者鄙視的光怪陸離觀點忽然「吾道不孤」;反建制風潮下,不少人都以跟專家唱反調為榮。
在自由社會,對付另類事實唯有真相,而這過程肯定相當費勁。利普斯塔特及埃文斯等人從沒要埃文斯噤聲:上月曼徹斯特大學圖書館要撤走歐文著作,埃文斯還在twitter表明反對。埃文斯當年逐一揭示歐文如何錯譯德文、對史料隨意斷章取義、引述可疑證據、漠視有力的反證,對戳穿歐文的「嚴謹史家」外衣起了關鍵作用。埃文斯年初接受《衛報》訪問時便稱,歐文案給他最大的影響便是明白學術界跟公眾接觸的重要。在另類事實橫行的今天,殺雞必須用牛刀。
文:林康琪
編輯:曾祥泰

2017年6月7日 星期三

練乙錚 - 從張文光的「六四決絕論」談起

氣短集   香港蘋果日報   201767
六四有意義。六四無意義。六四是我的國家事,與我息息相關。六四是「你國」、「鄰國」事,與我完全無關。我永遠紀念六四。我已經忘掉六四。你偏激、無知、懶惰、冷血。你消費六四、行禮如儀。你的態度讓共產黨最高興。你在幫共產黨搞愛國教育。
這是完美的對立,因為對立的雙方都擁有絕對真理,如同白馬非馬,中國非國,不證自明,不容置疑。不過,如果兩三年來你面對這一大堆背反的二律始終有點不安,而你的普識和直覺都告訴你,那不安是很自然的,那麼,你應該和我一樣,跳脫一切真理的枷鎖,從不可思議的無知處探索對立的統一。
我於是要嚴肅地向你提出一組連我自己也無法相信的命題,卻信心滿滿地相信,無論你站在了對立的哪一方,最後都無法不以某種方式去接納這些命題。當真理真而無力,實用主義就派上用場。值得留意的是,我這樣認真挑戰你那個你從不承認存在的舒適區的時候,哲學家卻在驚訝雲裏探頭張望,對我竟然要跟你玩這個遊戲大惑不解。
其實我自己也不解。這組新鮮的命題我老早提出過,而且是公開地、不只一次,可惜人們在媒體上覆述我的說話的時候,總是把我本來用或沒用的關鍵字眼忠實地增加減少、放大縮小,結果就如同在哈哈鏡裏看共產黨那麼雙倍滑稽多倍反事實。
我於是要親口告訴獨派的你:六四有新義,你抓得住,對你和對香港影響的深遠,非比尋常;你小不忍而棄六四,即是把一筆重要的抗爭資源糟蹋了。我也要親身跟統派的你點明:你對六四的理解有理卻並無專利。別人也有理由認為,六四在中國的民主意義是虛構的、後設的;更有理由認為,六四在香港的愛國意義一開始就是微弱的,不堪一擊的,更不是唯一的。
這事情太重要,我得反覆說。
傳統的六四民主和愛國論述,無論在中國還是在香港,都一直強而有力;任何人以這兩個概念去理解六四,並以之為出發點去紀念六四,都是合理的。事實上,我還會說,香港泛民主派二十多年來以六四名義宣揚民主理念,教育了民眾,揭露了中共政權的邪惡本質,有苦勞也有成績,不應忽視更不可抹殺;這一點,是任何人,包括主張自決獨立的香港人,在沒有意氣的心情底下都應該可以接受的。
不過,把八九六四視作一場民主愛國運動,雖然合理,卻不是唯一的合理。這是因為,如果從發生在北京的那場運動的緣起、發軔時的綱領、過程中提出過的口號等方面看,建設民主不是其定義性訴求,尤其是如果我們把民主理解為一種政治體制的話。北京的八九民運緣起於民眾悼念胡耀邦,一個比較開明的共產黨總書記;這與1976年清明發生的那場悼念周恩來的「四五天安門群眾運動」沒有本質上的分別。八九民運提出過的訴求和口號,最為人知的並不是建設民主中國,而是反「官倒」、爭取集會自由和要求訂立新聞法等。
反官倒是民眾自發的廉政運動,後來朱鎔基、胡錦濤搞的嚴打,習近平推動的反貪腐,都可視為共產黨對民眾一直以來的廉政訴求的回應。儘管我們可以說群眾性的反官倒訴求包含了一種廣義的非體制性民主情緒,但它本身還不是一種民主訴求。至於爭取集會遊行的權利、要求訂定新聞法,只能算是一種對自由和法治的訴求,和民主有某種潛在的關係,但也不是民主訴求。甚至到了運動的最後期,有個別人士喊出結束一黨專政,嚴格而言也不能算是民主訴求而只能看作一種對自由的最強烈呼喚。說到底,香港沒有一黨專政,但絕對不是一個民主政體。
如果我們拿辛亥革命作比較,分別就很明顯。辛亥革命的政治綱領,一早清清楚楚就是推翻帝制、建立共和。每一個被清政府追捕的革命派,每一個無論在海內還是海外出錢出力支持同盟會的人士,都知道那是一場民主革命、體制革命。我們不排除八九年那場民眾運動裏的個別參與者,若干廣場領袖如王丹,或其精神導師如魏京生和方勵之等,心裏都可能有比較清晰的建設民主體制的目的,但如果這種主張不曾成為運動最突出最普遍的訴求,那麼這個運動還不是一個民主運動。
當時的實況是,大陸一般人對民主的理解很模糊。其時,民主一詞的通常語意有兩個,在與「資產階級」作為形容詞連用的時候,它指的的確是體制上的民主;但如果單獨使用,民主一詞就不過鬆散地泛指一種七嘴八舌議論紛紛的開放局面。
這個近乎自由的語意,我們可以在「民主集中制」一詞中體會:黨員七嘴八舌議論紛紛就是民主,黨委最後一錘定音就是集中。民主的對立面是集中而不是專制,這是中共刻意改造過之後的語意。江澤民有一次訪美,發表演說的時候,外面抗議中共暴政的聲浪很大,江就隨口打趣說:「很好呀,有不同的聲音,這就是民主嘛!」在黨的無縫教育四十年之後,大陸一般民眾講「民主」,大體上就是這個意思。
因此,對89年發生在北京的那場運動的另一種理解是:那是一場中國人民反貪污、要自由、爭取社會法制化的愛國運動;我們甚至可以說它帶有民主運動的某些共性,但它本身還不是一場民主運動。
必須承認,把八九民運的「民」字理解為「民主」而不僅僅是「民眾」,乃是一個十分奇妙、絕頂聰明的後設做法或包裝,在國際上馬上得到廣泛支持,最後竟誘發了東歐蘇俄等地的一些真正的帶民主特性的革命,改變了世界歷史。因此,六四的偉大意義,六四死難者終極付出的可貴,都不因我們對六四的性質有不同理解而有所減損;這一要點,無論是獨派還是統派都容易疏忽了。
連帶地,我們也可以對89年春(特別是521日那天)發生在香港的大規模民眾運動作不同的理解。假如北京的那場運動的第一性不是民主,那麼發生在香港的那場支援運動也不可能是一場民主運動,更不可能是「中國民主運動的一部份」,這是不言而喻的。然則,關於這場運動的愛國屬性又如何呢?
視「香港的八九六四」為一場愛國運動,理由也是充份的,特別是從運動的領導骨幹的政治背景和投入時的主觀意識看,都毋庸置疑,但我們依然可以對其深層意義和原動力有不同理解。運動的性質和作用,可以是標示性的,可以是出擊性的,也可以是防守性的。把運動定位為「愛國」,便是一種標示;當群眾喊出「結束一黨專政」,它便帶有出擊性,但出擊往往也是最好的防守;重新理解香港的八九六四,最後這一點是關鍵。
1989年,中英就香港前途談判基本敲定、港人勢成甕中之鼈的時候,北京發生大規模抗命運動,香港人發現了一個看來很可以「隊冧」中共的機會而加以利用。這「隊冧」,既是出擊,但更重要的是一種求生本能,一種恐懼中的掙扎甚至孤注一擲,一次終極防守。香港人對北京八九民運的各種支援,既包含同仇敵愾的利他因素、愛國的標示作用,也更豐富地包含了上述的求生自保意識。
香港人自古以來都不甚愛國,1842年以來就一直沒有出現過像樣的自發的反殖愛國運動;1949年以後很長的一段時間裏,港人投入反共與擁共之爭,興趣遠比反英強烈。六四在北京以失敗、屠殺告終,香港的支援行動便馬上土崩瓦解,有人沉默,有人扭軚,有人移民,都是防護性行為的延續,只不過在運動期間的集體防護眼看無效之後,大多數人採取了各種個人防護。這些當然都不是愛國心的表現。
今天,有些人不承認香港八九六四的愛國意義,但他們卻不智地同時排除了其積極防守意義。當時港人想趁機「隊冧」中共,其實是一種極有意義的勇武自保行為,獨派完全不應否定,反而應該盡力做全新的再詮釋工作,在揚棄愛國的同時,確立香港八九六四的防護意義、本土意義和警惕作用。
我認為,儘管上述兩套對六四的理解南轅北轍,卻不互相牴觸或矛盾,完全可以和平共存而由不同政見的人士各取所需。六四這歷史悲劇,其實是香港人的一筆寶貴抗爭資源、重要啟蒙工具;年輕一輩近年雖然有其他更具現實和在地意義的政治動員槓桿以至自己親身構築的建國神話,包括反國教運動、佔領運動、魚蛋革命等,但六四依然有其重要意義,無以取代;上星期日港大學生會主辦的活動,參加者大排長龍擠滿一個大堂,顯見其份量。
然而,我在前往參加港大活動的時候,卻在地鐵車廂裏的新聞短訊屏幕上看到一則消息:「張文光指年輕人排拒六四的態度十分決絕。」那到底是甚麼一回事呢?
我認為,很多年輕人其實念念不忘六四,他們最要決絕的,僅僅是香港的最大六四活動主辦單位的悼念綱領裏頭的一些個別元素,而不是整個六四事件本身。六四是一筆政治公共財(public good),如果主辦單位把這筆資財視為己有,控制了對六四悼念活動的綱領,就會導致一些人對參與的決絕。
在星期天港大學生會主辦的活動上,我是三位台上的講者之一,另外兩位是香港民族黨的陳浩天和支聯會的李卓人。卓人兄是我十分敬重的民主鬥士,我於是把握坐在他旁邊公開發言的機會,一再向他提出問題:六四既是一筆政治公共財,支聯會能否開放悼念綱領,按香港各民主派別之間的「六四最大公約數」重新詮釋悼念意義?進一步而言,支聯會能否開放其決策組織予各種政治立場的反共群體,包括獨派團體?如果兩個問題的答案都是「可以」的話,那麼張文光說的「決絕」便會消失於無形。
其後,我向卓人兄和所有在場的民眾提議,把未來的六四悼念綱領定位在中共屠殺人民這無爭議的一點上:「悼念六四死難人士,警惕中共血腥屠城。」這個綱領,既回顧過去中國,也前瞻香港未來。一個綱領,各自解讀;不同的團體派別可以在自己的文宣裏注入更多正面論述。「香港的六四」面臨第二次薪火相傳,我希望大家不要不自覺地做了絆腳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