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7月4日 星期六

陶傑 - 曠古絕今一孤筆

2015年7月4日

【明報專訊】一九五五年,金庸先生在《新晚報》開始寫第一部武俠小說《書劍恩仇錄》。當年是為了響應報刊主編要求寫新派武俠小說的號召,因同事梁羽生開先河,金庸技癢奉陪,豈知無心插柳,不但開創了一個武俠小說的文學時代,還種出了中國小說史上的一片茂盛的林蔭。

當年撰寫武俠小說時,才人競出,百駒馳廣,六十年甲子而回眸,時間的旋風,披沙礫金,港台兩地,當年寫武俠小說的名家有上百,今日卻只有金庸等少數名字留了下來。正如十六世紀的英國戲劇界和詩壇有名家馬羅(Christopher Marlowe)、班江生(Bon Jonson)、史賓塞、悉尼,經過四百年,光燦古今中外的,卻只有莎士比亞。

金庸的武俠小說,有什麼獨特的魅力?首先是當代其他人在很認真地寫「武俠」的時候,金庸卻在經營「小說」,其他武俠小說大都人物平板、性格淺糙,金庸武俠小說的人物卻以感性見立體之長,復又因人物而激啟的戲劇事件,喻描今古世變的真實。換言之,金庸小說的人物,不止是武俠虛擬世界之中的角色,而是在角色中盡見多姿的人性。這一點,與莎士比亞的成就相似。莎士比亞藉歷史和民間傳說的人物,注入今古恆見的人性,英雄人物之中有缺點:哈姆雷特的猶豫不決,與《倚天屠龍記》的張無忌相似,《理查三世》主角陰暗的內心世界,又與《笑傲江湖》裏的岳不群各有層次豐富的色彩相類。金庸的小說,以武俠為手段和環境,描述的是超越武俠的人文情仇,令金庸小說的人物超越情節、時代、武俠世界這個虛幻的品種(genre),緊扣現代生活的慣常人性,令人讀來驚歎而產生共鳴:怎麼少年郭靖如此像少年的自己、阿朱又這樣像以前的一位情人?陳家洛的缺點,自己也有,楊過的偏激,青年時的自己不也一度經歷?

當其他的武俠小說追求詭異誇張的武功和神奇的情節,金庸小說這一切硬件都有,但還有人性情感的軟件。譬如《射鵰英雄傳》裏的黃蓉對郭靖說:「靖哥哥,我死後你要答應我三件事:一,我允許你為我難過一陣子,但不允許你為我永遠難過。二,我允許你再找一個妻子,但她必須是華箏,因為她真心愛你。三,我允許你來拜祭我,但不能帶着華箏來,因為我畢竟還是很小氣。」

這段情話,用字淺白,豆蔻情深處,別見黃蓉的風趣頑皮。這段情話能討好全世界華文市場裏的女讀者,因為說出了女性的心聲。在眾多武俠小說之中,有許多武功高強才藝雙絕的女俠,但像黃蓉這般澤潤生光的女俠卻沒有。即使有,小說家也寫不出如此細膩真實的獨白。黃蓉不止會武功,她向洪七公學來的招式都是假的,但黃蓉之為二八年華的少女,她的情感是真的。

至於《倚天屠龍記》中光明頂群豪聚義時的悲歌:「焚我殘軀,熊熊聖火,生亦何歡,死亦何苦?為善除惡,唯光明故。喜樂悲愁,皆歸塵土。憐我世人,憂患實多。」這一段,有道家與佛家的氣魄空茫,卻又須人到中年,百感交集,方始嘗得其中的悲情。

繁複的人生指導體系

金庸的武俠小說,至此已經不再「武俠」,而是「小說」,甚或超越「小說」,可作為一套繁複的人生指導體系,其中除了恩義情仇,還有官場政治。滔滔「江湖」成為一個模糊的世界隱喻,其中有幻影多姿的人生道理。譬如十四部武俠小說,一九五五年的《書劍恩仇錄》以反清復明的紅花會英雄抗爭始,但二十年後封筆之作的《鹿鼎記》,主角韋小寶對於清廷,卻是一個妥協的投降派。金庸的小說長卷面對強權,以英雄抗爭始,卻以潑皮妥協終。俠義的大道理,由陳家洛、郭靖,經歷了張無忌、喬峰、令狐冲,最後歸於不懂武功的韋小寶。莎士比亞以「暴風雨」為智慧圓熟的巔峰,經歷四大悲劇之後,《鹿鼎記》就是金庸的「暴風雨」。

金庸小說不但不重複,而且隨作者年歲的增長和人生經驗的累積,蘊藏了作者不同階段對人生、中國、世界的不同觀點。金庸小說每一個男主角都是金庸自己:少年的激進叛逆、青年的浪漫多情、中年的躊躇滿志,還有事業成功之後,在權力與自由之間的掙扎,在入世欲望和出世圓融之間的兩難。

金庸的小說大業,是金庸一生充滿矛盾和痛苦之間的自我鞭拷。藉小說男主角的情感和遭遇,不斷自己問自己:人生的意義是什麼?為何人生在世有這許多苦痛?在誘惑和道義之間如何取捨?在許多想不到的困局之中如何破局出生天?讀金庸小說,連同金庸創辦報業的過程一起讀,就看得到金庸的小說不但寫世界,還在探索自己。

貫穿二十年創作,始終有一條價值的主線,就是「自由」。金庸熱愛自由,在《笑傲江湖》和《鹿鼎記》中明志甚殷。當名、利、色、權的世俗物欲都成為羈絆,自由才是最寶貴的宗旨。《笑傲江湖》表達了他對政治的參悟,《鹿鼎記》體現了他對中國社會的看法。錢穆、胡適用學術來表達的觀點,或柏楊以雜文來寫白的論斷,金庸在他的小說裏以最真實又含蓄的態度都探討完了。這是金庸曠古絕今的成就。然而,當今世代的庸俗和反智潮流,拒絕思考、崇尚粗糙而失去了細膩的觸覺。再過一百年,還有人看金庸的漫畫故事,金庸的哲理,卻恐怕無人可窺悟了。

(作者是香港專欄作家及媒體工作者。) 

左丁山 - 鬼仔性格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7月2日

一位田先生,年逾花甲,仍然話自己有「鬼仔性格」,有話直講,不會藏在心中,總之講完、講過之後,個心就會舒服啲。香港有不少人受西方教育,係唔係個個都有鬼仔鬼妹性格?何謂鬼仔鬼妹性格?唔通西洋人有特殊DNA,與唐人唔同,具唐人性格之人就會把要說的話藏在心中,有機會先至在背後放箭?嘩,講到性格DNA,要請教陶傑先至得,左丁山梗係唔識。

從表面觀之,既然話自己有鬼仔性格咯,咁上北京、入西環中聯辦之後,會唔會有話直說,對看不順眼之事,巴啦巴啦咁嘈一輪,盡洩心中情呀?我地無從得知,只知到上一次有另外一位政協田先生以「鬼仔性格」講完一啲嘢之後,就俾中央搣柴。於此我地可以睇到,所謂鬼仔性格也者,只在香港發酵,上到北京,人會變性,發揮唐人性格先至啱咯。

既然如此,好心唔好出嚟噏得出就噏,以免被人恥笑。呢日早上在中環街市外撞到一位富豪二代,年紀與兩位田少不相上下,但佢好怕曝光,靜靜雞嘆世界,無以尚之,佢又咪係留學西洋,但全無鬼仔性格噃。佢對左丁山講:「睇618之役,我啲老友記全無政治規劃,睇見眼冤。我地班人識搵錢嘅啫,邊識玩政治呀,加入政壇一定唔做得民主派,一定要搵隻眼睇住自己檔生意,睇住珠三角間工廠,唔好同中聯辦對着幹,唔好說話得罪中央。有錢有生意而要做議員,根本就係自我摧殘、自毀性格。日日言不由心,長久會有神經問題。」左丁山問佢:「既然如此,點解啲建制派年青富二代紛紛出嚟露面做公職,想上位?」呢位老富二代話:「建制派要培養接班人啫,但苦無人才,咪叫自己啲仔女上陣囉,有人叫我放大仔出去歷練下,我一口拒絕,有錢人家仔女包括我在內,有邊個唔係留學英美起碼十年八年㗎,讀名校,熟習英美上流社會生活,點會真心相信共產黨吖,跟大隊上北京,為咗做生意搵銀之嘛,調轉頭,共產黨又點會真心相信我地呢班好嘆紅酒,打高爾夫球,聽吓西洋歌劇嘅資產階級人物?利用吓啫,而且我地下一代多數精於英文,中文求其,對中國文化歷史認識膚淺,點會同共產黨精英埋到堆喎?」咁講法,香港政治接班人咪要自工聯會搵下一代?富豪二代大笑一輪,然後講:「民建聯至今未搵到一個醒得過曾鈺成嘅喎,工聯會去邊度搵到一個講英文好似余若薇嘅新陳婉嫻?」


Vic:鬼仔性格?卒下嘛?

李怡 - 希望縱然虛妄,理念不可放棄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7月4日

中聯辦主任張曉明5月31日在深圳恐嚇民主派議員,說若他們否決政改,選民必然會對他們「票債票償」。6.18立法會投票後,張主任就變換嘴臉了,在與建制派議員茶敍時,不講「票債票償」了,因為再講豈非要選民用選票懲罰臨陣逃跑的建制派?他忽然講獅子山下精神,要香港人「在獅子山下且共濟,放開彼此心中矛盾,理想一起去追」。

專權政治的掌權者,永遠都只會叫臣民放開對統治者的矛盾,而他們緊握臣民咽喉之手卻從不放鬆,他們是絕不與老百姓「共濟」的。

上世紀七十年代在香港興起的獅子山下精神,基礎是自由、法治,提供對幾乎所有人的機會平等,人們只要努力,就大都可以過安穩日子。這是放開矛盾且共濟的基礎。

獅子山下精神變味了

九七以後,獅子山下精神的社會基礎就變味了。「一國」的侵凌,文化醬缸和權貴價值觀的衝擊,使香港社會越趨不公。以前只要努力,就可以立業置家,社會總有向上流動的空間,現在,幾十年不吃不用都買不起房子,四十歲也無能力結婚,雙薪家庭頂多只能養育一個子女。而官員囤地,特首秘撈,政府親疏有別,警廉選擇性執法,年輕人沒有出路,一般市民同高官、權貴、中共關係戶有放開矛盾且共濟的基礎嗎?

中共和港共對權力緊抓不放,對普選問題梁振英的回答最清楚:北韓、伊朗、中國的選舉是普選,英國的選舉不是普選。中國特色的普選體現在8.31框架中。原以為可以挾民意讓政改闖立法會,即使過不了關,至少以贊成票佔多數來攻擊泛民,豈料出了「甩轆」事件,和接着建制派的連番醜態,「票債票償」很可能變成懲罰建制派也。拿獅子山下精神來消費,反映中共港共的黔驢技窮。

香港支持民主的市民,訕笑了「甩轆」事件,算是維護了香港人的尊嚴,守住了香港法治,但並沒有得到政治權利。經過雨傘運動,經過各種抗爭,許多人付出努力,被抓被打,到現在,成果可以說歸「零」。年輕寫作者陳雅明在面書上說,七一「這個日子無比沉重,沉重卻又來自使人絕望的無力感……教人灰心、甚至死心。在雨傘革命後,全港陷入這樣灰茫茫的低氣壓,彷彿只有等待死亡」。

7.1遊行人數較少是因為兩年來的抗爭許多人累了,也因為沒有成果而灰心,更因為在中共強勢之下看不到出路。不過,卻有許多新的設想在萌芽。民陣遊行提出了「建設民主香港」和「修改基本法」的訴求,在本土的論述中,除了城邦、聯邦、港獨、全自治之外,也有關於「歸英」的論述。

在現實與理想間徘徊

所有這些設想,碰到中共民族大義的鐵板,不用說都是不現實的。現在香港無論是要推動民主的政治人物,還是愛護香港、想要守護香港原有價值的市民,都徘徊在理想和現實的矛盾中。多數較年長的人,基於現實的考慮,不願理會所有中共不可能接受的訴求,更莫說去為此抗爭了。但年輕人則沒有包袱,只要是他們認為對的事就去爭取,去奮戰。事實上,人類社會的許多人民權利,都是在許多年輕人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情況下實現的。

在各種論述中,香港人嚮往懷念最多而最少人提出來的,就是「歸英」。因為不僅中國絕對不允許,而且英國也不考慮,因此是雙重不現實。最近一本名為《論歸英——回到英治時代》的書要出版,印1,000冊都要靠預訂來集資。但7.1遊行一直有龍獅旗揮舞,報紙的7.1報道許多人的焦點都是在緬懷英治時代的美好歲月,終於有五個人合寫了這本書,從國際先例、歷史、文化等角度細緻論述「歸英」的優越性、必要性,以及較低的可行性。如果說這絕不現實,那麼要求香港實現真普選也不現實。但作為對當前香港困境的一種討論,至少可以讓香港人、大陸人和全世界認識到香港前途問題的迫切性。

修改《基本法》在許多成年人看來,自然也不現實。但《基本法》規定的50年不變,到2047香港的命運會如何,現在的年輕人可以不顧嗎?我們這一代能不為下一代綢繆嗎?

筆者想起去年台灣太陽花運動時,一位年長的企業家說的一段話:年長者的用處,是挺起胸膛,擋在孩子面前,將武器扔向敵人,而不是將腳邊的石頭撿起,砸向這些孩子。這段話希望為民主奮戰終生的成年人記住。台灣企業家又說:「阻擋人類前進的,是放棄,而不是絕望,促使人類前進的,不是希望,而是意志」。希望縱然虛妄,理念卻不可放棄,尊嚴更必須堅持。(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2015年7月2日 星期四

練乙錚 - 從大陸女生在美國被捕談到生物的文化DNA

2015年7月2日

民族性和文化差異的討論,在今天港陸矛盾日深的城中政治氣候裏出現,無可避免。這個論題有意思,因為涵括生活、政治、學術,後者更牽涉社會學、人類學、心理學、生物基因學和進化論,真正「多層次」。

香港地處中國邊陲,兩者關係深遠,卻曾經幾度斷裂(1842、1949 、1966、2014)。此期間的百多年裏,發展的方向不一樣;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裏,甚至還是背道而馳的。「香港人」和「大陸人」這兩個標籤所包含的同異,大抵上也反映着背後的這個歷史進程。

一、〈在美國遊行被捕是一種怎樣的體驗?〉

為從一個側面分析這個同異,筆者借日前一位自認「愈來愈認同社會運動」的大陸留美女生的不尋常遭遇作切入點。

今年4月,美國波爾的摩市發生黑人青年疑因非法暗懷彈弓刀,被警察抓捕時頸部受傷之後死亡,引發大規模示威遊行,蔓延各地。一名就讀哥倫比亞大學社會工作系的女大陸留學生參加了紐約市的抗議活動,一個不小心,也給逮捕了,在拘留所裏過了一夜;獲釋之後以筆名「銀鈴」寫了一篇十分有趣的紀事,題為〈在美國遊行被捕是一種怎樣的體驗?〉,刊在留美毛派大陸學者辦的網站《紅色中國》上。筆者摘要引述結尾部分的一段:

「被釋放後,我發現自己被捕的照片和視頻竟然上了至少三家知名媒體。我的第一反應是感覺『丟人』——不得不承認,我沒有完全擺脫中國人賦予抗議被捕這種事的羞恥感。我真想躲起來。果然,中國學生群體中的各種去政治化的關心向我砸來:『我們擔心死你了』;『希望你的簽證身份不會受到影響』;『萬一要交很多保釋金怎麼辦』。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我的美國同學和老師。去年助教課上的學生莉薩在電視上看到後立即寫郵件問候:『請接受我對你昨晚所為的崇高敬意。』一位教授把我拉進辦公室問我是否有受到傷害,並且說:『我們為你感到驕傲!在我們心中,你就是一個英雄。』連一向膽小怕事的乖乖女韓國同學都非常誠懇地說:『我實在太為你感到驕傲了!』」【註1】

這位大陸學生接收到的兩種截然不同的反應,經歷過去年佔領運動的香港人都不會陌生。第一種反應非常「中國」,古已有之,於今為烈。林語堂的1935年名著《吾土與吾民》一書,列舉過中國人的15個民族特性,其中一個就是「消極避世、少管閒事」(原文是「not meddle with public affairs」)。【註2】

相比,第二種反應非常「西方」,因為西方文化自十六世紀宗教改革起,「抗議、造反」便成為主流文化一部分納入殿堂,成為一種光榮事。改革後的耶穌教稱「誓反教」(Protestantism);這個在西方是帶褒義的詞,不少華人教徒尤其是上了年紀的,到今天還不大敢用,因為一個「反」字太「激」。

毫無疑問,在今天的香港,「抗議」乃至「抗議被捕」這回事在友儕之間引起的即時反應,會是在上述兩者之間而愈來愈接近後者,尤其是在年輕人當中。然而,這種「香港反應」與上述「中國反應」之間的逐步異化,大概只能說是一種「文化差異」,因為出現這個差異,還不過是一代人裏的事,說已經上升到「民族性」差異的層次,目前還有點兒牽強。

事實上,在華人(漢族)為主的社會裏,「抗議」成為了一種榮譽並可視為民族性的一部分的地方,大概只有台灣;香港跟在後面,再後面的是澳門、新加坡,排最後的是大陸。明顯,這個排列次序,是與政權的專制程度反向的。大陸在文革時期也流行「造反有理」的說法,但那個「理」是假的,事實是要有最大的當權派撐腰、指使,民眾才敢那樣說,一旦上面的人把你利用完了鳴金收兵,你當的「造反派」馬上抬不起頭。

二、《菊與刀》

近代關於民族性的學術研究,多得不可勝數,二十世紀以來尤其在美國。那似乎是相當奇怪的事,因為美國的民族成分最複雜,生物和文化基因的種類尤其多,而且社會變化快,應該是沒有一種單一的、穩定的、接近生物意義的「民族性」可言。事實上,美國的民族性研究,的確少「定於一尊」,而是着眼於提取某一時期或是某一階層的局部的國民特性。

五十年代初,兩本分別朝這兩個方向寫出來的關於美國民族性的巨著出版了,其一是1950年耶魯大學社會學家David Riesman寫的The Lonely Crowd: a Study of the Changing American Character。顧名思義,作者研究的,純粹是一種社會現象、一種變化得相當急促的文化產物;描述的,是美國人怎樣從一種慣性往後看、自覺或不自覺在生活習慣、思想模式和價值觀念方面只知繼承前人的縱向齊一的「傳統人」出發,中間經過一個失去傳統共性、個性比較突出的「內視人」階段,最後衍化成另外一種互相模仿、你學我我抄你的橫向齊一的「他視人」。後者構成美國當時的新興中產階級,其穩定性不亞於傳統社會,因為兩者的性格傾向都包含模仿、缺乏個性,不會出格。這本書也許是說到美國最大量的中產人心底裏去了,所以銷路特別好,出版至今依然好賣,總銷數已達140萬本,是有史以來最暢銷的社會學著作。

其二是另一關於美國中產階級的專著,C. Wright Mills的White Collar: The American Middle Classes。Mills受「年輕馬克思」的影響比較深,講的是白領階級被商業文明俘虜,滿腦子推銷員思想,一臉笑容貼心替你周到服務其實是假意,只不過想賺你的錢或得到你的訂單。這是社會由工業過渡到後工業形態時期裏的中產階級人性異化(alienation),是馬克思說的工業社會裏的工人階級人性異化的現代變種。

然而,當美國的學者研究他國的民族性的時候,便不一定要作這種只着眼某一時期或某一階層的局部國民特性研究。例如,面對日本這個非常傳統且血緣單一的民族,便有Ruth Benedict的1946年名著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1988年中譯《菊與刀》),便是直透日本整體民族性的大手筆。這本書是二次大戰後期美國政府委託作者做的一個研究的成果,目的是向盟國提供一個有助管控即將戰敗的日本民族的文化分析框架。

Benedict在書中提出的一個重要新觀點就是,西方基督教民族有別於日本民族,前者骨子裏最害怕的是罪與罰,後者則是恥與辱;西方文明是「罪感文明」,日本則是「恥感文明」;一個sin-based,一個shame-based。由此出發,作者給美國總統的提議是,不能廢除日本天皇,因為對日本人而言那會是奇恥大辱;不僅不能廢,還要給足面子。果然,天皇不廢,而盟國戰後在日本的管控非常順利而有效。

後來,這本書不僅在美國學術界成為經典,在大陸和台灣都很流行,在日本也很有影響。筆者在日本任教的大學,校長訓導每年入學的新生要了解本國文化,開的書單竟是兩本英文書,一本是日本教育家新渡戶稻造1900年用英文寫給西方人看的《武士道—日本魂》,另一本就是Benedict的《菊與刀》。

三、社會體制影響國民性的生物基礎

文化差異能否從DNA講起,至今還是一個「哲學問題」,科學家還沒有辦法解決。不過,生物學家做出的實驗結果,已經令學術界不能簡單否定基因學意義的「文化DNA」說(見筆者上周四本欄文章)。當然,一兩代人、甚至一兩百年之間出現的文化差異突變,的確很難想像可以用DNA解釋。不過,如果作如下考慮,則生物DNA卻可以有一定的解像力。

每一種社會政經體制的賞罰機制都不同,而機制篩選出的「成功者」,最後都成為社會上的政經管治/管理精英。例如,市場資本主義篩選出的精英,要有利潤競爭頭腦,善於掌握商業和法律遊戲規則;換作是共產權貴太子資本主義社會,篩選機制完全不一樣,得出來的精英的特性也不一樣。智能既是多元的,故這兩套精英的性格和心理質素差異,甚有可能可以一直追溯到DNA層面。

而且,我們知道,所謂的「民族性」, 往往就是精英特性;這些特性,連非精英的群體也要盡量在行為層面模仿,儘管這些「次等」群體缺少精英有的那些關鍵性格和心理質素DNA【註3】。設想,如果社會出現政經體制上的革命(例如1949),統治階級成批更換,精英DNA大洗牌,「民族性」就可能出現急促轉變;那麼,儘管民族整體的基因池(gene pool)沒大變,但什麼人的DNA有相對優勢什麼人沒有,革命前後大不同,因為篩選機制變了。

很難想像大陸今天的成功人士黨領導和香港傳統精英有同一套DNA。同樣,很難想像小圈子篩選出來的領導,會與真普選選出來的人,有同樣氣質。都說,「共產黨人是特殊材料造成的」(斯大林語);此話看來不假。循此思路,也許可以建構出一套基於生物意義的文化DNA理論,以解釋「香港人」和1949革命年之後的「大陸人」之間相當明顯的性格特徵和心理質素差異。

【註1】作者署名「銀鈴」的文章〈在美國遊行被捕是一種怎樣的體驗?〉見http://redchinacn.net/portal.php?mod=view&aid=26861

【註2】林語堂的書My Country and My People是用英文寫的,寫給美國人看,1988年大陸有中譯。列出中國人特性的那部分在第二章。全書可下載: https://archive.org/details/MyCountryAndMyPeople1936 ;PDF版見頁41。

【註3】關於這點,David Riesman在一篇1967年的論文裏有論述。見http://www.jstor.org/stable/1038049?seq=1&loginSuccess=true#page_scan_tab_contents

2015年7月1日 星期三

劉細良 - 等埋發叔時,讀羅永生《勾結共謀的殖民權力》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6月27日   圖片見原網頁

羅永生《勾結共謀的殖民權力》(Collaborative Colonial Power-The Making of the Hong Kong Chinese),香港牛津出版社2015。(左圖)

何啟,香港首任華人立法局首席議員,殖民地華人知識分子與政府「勾結共謀」的典型人物,書中第四章以何啟為個案,剖析雙重身份的何啟,對中國現代化的理念與實踐。(右圖)

等埋發叔事件,令人看到政治主僕關係的真貌,僕人誠惶誠恐,怕少了一票觸怒主人,方寸大亂。這種主僕政治,不禁令人想起大英殖民時代,於是我拿起了羅永生今年出版的作品《勾結共謀的殖民權力》細讀,這書是由英文學術論文改寫繙譯而成,西方後殖民理論術語十分「蹺口」,會嚇走普羅讀者,但內文所串聯的港英歷史,卻十分有趣,為大家提供了另類視野。

卧底DNA

對殖民地體驗,愛國人士自然高舉「欺壓論」,洋人欺壓華人,靠軍警、買辦奴才構成統治階級,而殖民左派群眾就是代表反殖。英人殖民亞洲,人數少,遠離歐洲,土著有強大宗教、文化傳統及背景,更擁有比美洲複雜的商業網絡,如何實現殖民管治?單靠武力直接管治,必須派大量文官及軍隊。如果歷史是這樣,香港人身份就簡單得多,一祭起國家認同、華夏身份及民族主義,便足以令人心回歸。羅永生就告訴大家,香港殖民地治理一百五十多年,怎會如此簡單。

他認為殖民地就地而治的精神在於「勾結共謀」,除了隨大英帝國而來的軍人、文官、傳教士及外籍商人,英帝國還有另一條「統一戰線」,與本土華商、士紳、知識分子合作勾結,英人將殖民權力本土化,而香港經歷百多年的「高度自治」亦產生一種有別於大中華國族的主體意識。英人佔香港不是為殖民香港,而是為龐大中國的商業利益。因此主導香港變化是兩種力量:英人殖民地戰略目標與近代中國歷史變遷。

晚清崩潰時,港督盧吉想利用香港華人推動中國文明開化,才有成立香港大學的構想,港督卜力甚至有分裂晚清中國意圖。當中國激進民族主義昂揚,五四運動文化革命席捲全中國,影響殖民地戰略利益時,港督金文泰就聯合保守文人同五四切割,成立港大中文系,以古文國學為基礎,喑中排斥五四的反傳統民族主義。當韓戰後冷戰體系在亞洲尖銳對抗,英人就與南來反共的傳統主義者新儒家合作,成立中文大學。

同謀與主僕

羅永生認為,殖民的勾結共謀模式,是可以由一個宗主國轉到另一個宗主國,尤其是當中國以天朝帝國形式再登場後,殖民治理順利轉換為帝國技術,因為一日位居「中央」的主人結構仍存在,勾結共謀的殖民權力體制就會存在。問題是盧吉總督建立的「間接管治」,勾結共謀,是尊重華人的獨立身份,令他們不用變成唯唯諾諾的主奴關係。東華醫院、保良局的華人士紳,還可以穿上清朝官服,香港大學校董會毋須由「英皇粉」主導,文化政策是隱藏在英語教育語文內,而不是在課程內強迫加入大英帝國史或英國文學。

此書沒有交代英式與中式「統戰」的分別,而背後就是大英帝國與中華帝國的分野,十九世紀大英帝國在亞洲曾代表進步、文明,香港華人精英除了利益考慮外,也有真心追隨的一面。而今天面對中華帝國,除了利益外,就只有利益。英治華人精英遊走於英國價值及華夏身份之間,自視為具西方核心價值的現代中國人,但今天中華帝國,能給予共謀者甚麼文化身份呢?而更大的分別在於中華帝國治理邊疆,已不再是大清對西藏、回疆、雲南,由理藩院主導的「就地而治」模式,而是採用了共產黨一套更深入,更微觀的直接管治方法,由此勾結共謀就過渡成為主僕關係。

在這種關係下,本來無足輕重的一票,為何會變成千斤重,你們懂的。


1872年成立的東華醫院,是殖民地勾結共謀核心機構,除慈善及醫療外,也是官民溝通地方,處理細瑣民事糾紛,管廟宇、辦學,間中會向政府請願,而其準官方地位是由殖民地政府賦予,是華人社會的管理組織。第一批董事全體穿滿清官服,之後變成士紳代表。到今日出任東華三院總理,仍被視為晉身政府建制的踏腳石。

本書第三章以籌辦香港大學為個案,分析共謀管治的實踐。盧吉總督1907年到任,他是英國殖民地「就地而治」的理論家。盧吉到任立即籌辦成立香港大學,項目變成了英華共謀合作代表,他全力爭取華人士紳、商人甚至兩廣總督支持,他強調教育對品性培養,而港大也成為日後殖民權力本土化的根基。圖為他向華人募捐的歷史文獻,「盧制軍」就是華人對盧吉總督的尊稱。

撰文:劉細良
編輯:陳漢榮
美術:楊永昌 

李怡 - 序幕雖結束,權爭又開始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7月1日

7.1回歸紀念日在政改被否決後到來。張曉明說對政改「收聲」,梁振英說今後集中搞經濟民生。但我們從來沒有見過一個政府,為了一件事情就要把其他所有事放下的。經濟民生的不濟,顯然不是政府為了忙於搞政改,而是因為在專權政治的干預下,香港原有的政經社體制不斷受侵蝕,原有文明秩序在崩解。十八年的變化,香港人今天對一國兩制的感受是有一國無兩制,對民主回歸的感受是有回歸無民主。且引一句邱吉爾的話:「現在並不是結束,甚至不是結束的開始。但也許,現在是序幕的結束。」

政改序幕結束了,結束得非常離奇,是最具想像力的小說家都想不到的結束情節。結束並沒有帶來另一次政治改革的開始,而是在舊體制下繼續沉淪。開始的卻是專權政治之下的新權爭。

香港權爭新動向

儘管中共把8:28的表決結果稱之為意外,又說所有建制派都為政改盡力,呼籲社會忘記「甩轆」事件,向前看。然而,你怎麼可以相信中共當局不會追查這件事?不會查問何以建制派如此對待中央三令五申的「硬任務」?在相互推諉和哭訴聲中,一批WhatsApp 的建制派群組對話洩出,透露出新形勢下香港權爭動向。

昨天筆者在「小評」中提出了幾個洩密「捉鬼」線索:一是必定是黨內鬥爭,洩密者必是與中共有深厚淵源者;二是洩密者所針對的一定是對他的權力有威脅者,或是他所忌恨的高民望的人;三是有洩密前科者;四是與爆料媒體有良好關係者;五是爆料的目的是針對在這次政改表決中獲社會好評的曾鈺成,目的是要假民主派之手,轟曾鈺成下台。

還有一點補充,就是何以群組對話剛爆出,整個建制派就同聲說不要「捉鬼」?昨天鍾樹根說:「都唔使捉,有關方面應該捉咗㗎喇……上大人講話唔好捉,即係捉咗囉。」

既然已經捉咗,為甚麼上大人又不讓人捅出來呢?鍾樹根說甚麼「獨立議員」、「着短褲」那位,是故弄玄虛。真正的「鬼」是捅出來就「大件事」的高階層人士,他可能是為了自己的權位,也可能有更高層的授意。

6.18的投票結果,我們會笑那31名離場的建制派「甩轆」,支持建制派的市民會怪他們愚蠢。但從中共講究三權合作、統一領導的角度來看,卻非如此。試想若當天會議的主席是吳亮星,他會作怎樣裁決。首先,他會接納林健鋒的提議,讓會議暫停十五分鐘;其次,他也會作出會場人數不足三分二因而不能就《基本法》附件一投票的裁決。儘管事後會有爭議,但裁決已作出。因此,從中共的黨統一領導的思維來看,造成這次對中共和港共的特大羞辱事件,主要責任是曾鈺成。

也因此,雖無證據,但以純粹推理來看,這次群組對話的爆料,目的是指向曾鈺成。曾的政治中立形象被不明底蘊的人視為「一鋪清袋」,但明白事理的人應該同意他主持會議仍然是中立和公正的。

有民主派要對曾提出不信任動議。不要說一定不會成功。因為在阿爺的授意下,建制派很有可能支持動議,而民主派中也有人會懵懵懂懂地支持,這樣就會在分組點票中通過。於是,曾下台,立法會改選主席,會選出一個更公正的建制派嗎?還是如吳亮星那樣的主席?

中共港共藉民主派之手,把曾轟下台,不是民主派的勝利,而是689的勝利。

特首戰提前開打

中共高層除了有可能把「甩轆」事件遷怒於曾鈺成之外,還會開始對2017年的特首人選作部署。權爭提前開打了。在除去民望最高的曾鈺成這個大患之後,梁振英會認為今後只要大搞經濟民生,派糖派錢派福利,反正市民很現實,在他眼中也很儍,提升民望就可以爭取到連任。這正是他連連催促立法會「配合」盡快通過他的民生議案的目的所在。突然重視起經濟民生,是他權爭的籌碼。

但中共會輕易受擺佈嗎?在政改工程搞到一鑊泡之後,最新民調顯示市民對政府滿意度大跌,而梁振英則繼續在民望負值中徘徊。若讓梁振英連任,中共就顏面盡失。因此,前天出現了習近平主動跟曾俊華握手的場面。繼江握手、胡握手之後,習握手會不會也是一種權力的暗示?畢竟,講經濟民生,財政司司長才是要角呀。

序幕結束了,現在是向曾鈺成秋後算賬的時刻。民主派若輕易上當,就會連一個較公正的立法會都保不住。香港三權分立中,行政、立法這二權都會被一黨攻陷。而下屆特首的權爭也在刀光劍影中展開。香港人若再啞忍、拖延、妥協,就要生活在權利漸失的專權政治後果中。7.1提醒我們,序幕結束,另一個抗爭的階段要開始了。(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2015年6月30日 星期二

黃偉豪、陳慧華 - 撕裂的社會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6月30日

政改遭否決,但社會的緊張氣氛及矛盾仍然持續。香港社會在一次又一次的抗爭中撕裂,漸漸形成兩組對立且穩定的群組板塊,如何減低兩大板塊的對立,爭取對話及合作空間,甚至把兩大板塊重新整合,成為了後政改時代極需認真處理的議題。

戴耀廷曾在〈香港社會撕裂的前因後果〉一文中分析香港社會的撕裂可分為「保守板塊」和「改革板塊」。本文將兩大板塊的具體情況以數據呈現,從而探討如何整合兩大板塊,修復多元又和而不同的香港社會。




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委託中大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於2015年5月尾至6月初進行意見調查。附表一以雨傘運動及政改方案的取態將受訪者分為不同的類別。要證明香港已被撕裂成對立的兩大板塊,我們可以注意到支持雨傘運動及反對「袋住先」的政改方案的人,基本上是同一群人,在支持雨傘運動的人當中,有高達82.52%亦同時反對政改方案,我們可以把他們視為改革板塊的中堅分子。同一時間,在反對雨傘運動的人當中,亦有高達63.7%同時支持政改方案,我們可以把他們視為保守板塊的骨幹。值得留意的是,兩大板塊在人數上相當接近,可謂旗鼓相當,反對雨傘運動及支持政改方案的保守板塊和支持雨傘運動及反對政改方案的改革板塊,分別佔總受訪者的26.66%及28.04%。

研究亦發現,若將上述兩個取態的受訪者就年齡、教育程度、家庭每月收入加以分析,保守與改革板塊的差異均十分顯著(見附表二)。



在年齡方面,保守板塊群組的年齡明顯較大,有八成以上受訪者屬40歲以上;反觀改革板塊群組有近五成以上屬於39歲或以下。可以看到改革板塊的推動者多數是年輕一代,而保守板塊則多屬傾向保守,及維持現有政治及經濟格局老一輩。

在教育程度方面,保守板塊僅有18.75%擁有大學及以上的教育程度;反觀改革板塊中則有43.13%擁有大學及以上的教育程度,明顯地知識水平及學歷是改革板塊與保守板塊的重大分別之一。

再看收入方面,雙方的差異較凸顯於低收入及高收入的組別。保守板塊中有14.79%的受訪者的家庭每月平均收入屬1萬元或以下,多出改革板塊近四倍。至於在較高家庭收入組別裏,有近六成四的改革板塊受訪者屬3萬元以上;而保守板塊中則只有約四成四。這說明保守板塊的低收入支持者較多,而改革板塊則有更多高收入及專業人士。

政府令對立加速形成

兩大板塊所反映的撕裂,是雙方就價值和香港的前景和發展方向,有一套完全不同的理解和論述。除了雙方的價值觀不同外,外在因素如政府近年的施政模式,特別是處理社會矛盾的方法,及各大主流及傳統媒體對重大事件如佔中及政改的報道方式及立場,都加劇了社會的撕裂,加速了對立板塊的形成。若沒有政府及媒體的外在因素,相信兩大板塊的形成不會來得這麼快,兩者之間的矛盾也不會這麼深。

政府往往用非友即敵的態度施政,不願吸納社會不同聲音,經常把持不同意見的人士,打成反對派。主流傳媒方面,特別是低收入及低學歷人士倚重以接收資訊的免費電視,常常在報道上有較重視官方立場的傾向。這種模式,除加深了保守板塊對改革板塊的負面印象及誤解外,亦同時迫使年輕及高學歷人士更快地放棄傳統媒體,而投向互聯網的新媒體,從而使兩大板塊對重大事件的認知及理解的距離,越拉越遠。

兩大板塊的對立已發展至涉及深層次的「世代之爭」、「階級之爭」及「香港價值之爭」。要解決社會撕裂的問題,整合兩大板塊,香港需盡快建立一個包容多元聲音的政治平台,讓不同意見人士可以在平等的環境中相互溝通,從而創造互信及合作空間。更重要的是,解鈴還須繫鈴人,在加強新聞自由的同時,政府及當權者應盡快放棄認為透過分化及撕裂社會,可以有助駕馭反對勢力的極度危險思維。

黃偉豪、陳慧華
中大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研究助理 

黎蝸藤 - 誇大歷史性主權無助南海問題解決

2015年6月30日

【明報專訊】中國一直認為「自古以來」就對南海擁有主權,這種認識妨礙了各方平心靜氣地按照歷史和國際法解決南海問題。中國在南海的主權是否真的如此「無可爭辯」呢?

南海並不是中國人最先發現的,中國人直到秦朝才到達南海,而遠在此之前,越南人的祖先越人已經在南海邊上生活了上萬年。馬文印菲的先祖更在幾萬年前已經進入東南亞半島。他們當然比中國更早地「發現」南海。

宋以前的中國文獻都難以確定中國是否已經知道了西沙和南沙。比如漢唐文獻中的「崎頭」所指對象和位置均不明,即便崎頭是珊瑚礁,它也可能只位於近海。宋之前,中國在南海交通中也非常不活躍,僅主要充當產地和市場的角色。在南海交通中佔強勢地位的是占城、真臘、印度、波斯和阿拉伯人。中國船隻僅限於南海沿岸的短途航線,它們不需經過西沙,自然舟者也難以發現西沙。儘管西沙可能在宋之前已經被發現,惟在史料中第一條能夠確認是西沙的記錄乃占城(屬現越南)使者告訴中國人的(《宋會要》,1018)。南沙群島的最早記錄也是外國使者(真里富國)告訴宋官員的(《宋會要》,1209)。

權威官方文獻 未記載長沙石塘

中國一直強調從宋開始已經把西沙和南沙劃歸萬州,其證據是方誌上說的「萬州有長沙海石塘海」。但是其實各個版本的方誌的記載大同小異:「長沙海石塘海,俱在城東海外洋,古志云萬州有長沙海石塘海,然俱在外海,莫稽其實。」。這說明:(1)「古志云」,說明這是因循古說的;(2)「莫稽其實」,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一個僅僅因循記錄下來的地名,連官方都不知道是不是真實的,能算作什麼「劃歸萬州管轄」的證據?查所指的古志,其實僅僅指出了長沙石塘在海南的東面,既沒有提及從屬關係,這裏的長沙石塘也不過是指西沙而已。相反,更為正式和權威的官方出版的《一統志》,從元到清共7個版本,均沒有長沙石塘的記載。

中國又稱古地圖上標有長沙石塘,作為自古領有西沙南沙的證據。相反,當菲律賓出示古地圖證明對黃岩島的主權證據的時候,中國卻不屑一顧。其實查中國的那些古地圖,大多是「混一天下圖」之類的世界地圖,很多地圖上長沙石塘不單位置嚴重錯誤,而且混在一堆外國國家名字中,難以說明它們屬於中國。在最具代表性的《廣輿圖》裏,它們都僅僅被畫在《東南諸海夷圖》及《西南諸海夷圖》上。明朝鄭若曾的《籌海圖編》和《鄭開陽選集》中的各種海防圖(中國把它作為主張釣魚島主權的重要證據),廣東(包括海南)海面的各幅地圖上也沒有長沙石塘。

其實,即便在中國古籍上也有不少紀錄對其他國家有利。比如,明代《四夷廣記》及《殊域周諮錄》記載了使者吳惠出使占城的事,描述其先進入「交趾界」再到達西沙群島。在明代航海針經《順風相送》中,「萬里石塘」(指西沙)位於「交趾洋」內。清人謝清高的《海錄》(1820)說萬里長沙(指西沙)是「安南外屏」。可見,明清亦有記載西沙群島屬於越南。

在1950年代和緬甸談判邊界問題時,周恩來總理談到中國在領土歷史問題應該以何時的邊界為標準:由於中外邊界在歷史上不斷變動,一味強調歷史上最大疆界並不恰當,當以清時期,特別是疆界相對穩定的晚清為準則。而儘管當時中國漁民已經在南海諸島上活動(可能比周邊諸國都早),清朝對南海諸島的主權也很成疑問。

晚清兩廣總督稱西沙不屬中國

道光時期,中國水師巡邏到崖州的玳瑁洲就已經「與越南夷洋接壤」(《清實錄》,卷二二六)。光緒時出版的權威著作《欽定大清會典圖》中,中國南端被定為「極南廣東瓊州府崖山北極高十八度十三分」。19世紀末,兩艘英國公司提供保險的船隻在西沙群島觸礁,貨物被中國漁民搶掠一空。當英國大使和領事要求中國賠償時,中國兩廣總督稱西沙不屬中國,中國毋須賠償。20世紀初中日東沙島爭議之時,中國官員需要靠外媒才知道日人在島上作業之事,也靠翻譯過來的英國航海志才知道島嶼在何方,為了到東沙島調查,中國居然要花一年半時間才能調派出船隻。距離中國如此之近的東沙尚且如此,其他島嶼可想而知了。

限於篇幅,這裏無法討論其他的材料。但僅僅就這些例子看,中國對南海諸島的歷史其實並不見得如此「無可爭辯」。南海其他國家也有悠久的在南海活動的歷史。如前所述,越南很早就知道了西沙和南沙,在18至19世紀初已經有確鑿的對西沙的管治證據,其主權在19世紀中期一度得到國際廣泛承認。菲律賓和文萊很少對南沙提出歷史性的證據,但他們在南沙的歷史性權利也在中國古籍中得到反映。

當然,這裏並非要完全否認中國對南海諸島的歷史性權益。只想希望指出,南海諸島的歷史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僅僅強調中國在南海的「傳統權利」,而不理會南海也是周邊國家的歷史悠久的生命之海以及他們對南海諸島亦擁有傳統權利的說辭即不符合歷史事實,也只會引發民族主義對和平外交的干擾。南海各國都有權根據國際法公平地享有對南海的權利。南海各國應在公平、兼顧歷史與現實、以及遵守國際法的基礎上和平地解決互相之間的爭端。追求完全實現單方面的主張不是真正的「利益最大化」,各方和平解決紛爭,攜手發展,讓南海成為和平之海才是真正的「利益最大化」。

作者是歷史學者 

2015年6月29日 星期一

黎廣德 - 搞好民生 停建高鐵 穩賺千億

2015年6月29日

【明報專訊】1972年「六一八雨災」因山泥傾瀉令156人喪生,2015年「六一八票災亅因「等埋發叔」令建制派流失33張政改贊成票。政改否決後從特首梁振英到政務司長林鄭月娥都說要專注民生經濟,旋即傳出高鐵超支上升至250億甚至300億元,運房局長張炳良間接承認政府無法駕馭港鐵,一地兩檢遙遙無期,恐怕高鐵已淪為「雙失工程」——失控兼失效。

高鐵工程失控的迹象路人皆見:項目成本從2008年政府預算的390億元上升至立法會2010年撥款時的668億元,再因傳媒揭發超支延誤而令港鐵去年重估預算為715億元,如今再傳飈升至900億元,直如脫韁野馬。運房局威脅向港鐵追究責任,港鐵口講合作,實質視政府為敵,董事會在把政府董事拒於門外的情况下研究對敵之策和加大預算,務求卸責自保,而負責監管工程的路政署亦已放軟手腳,只替港鐵當傳聲筒,對延誤超支束手無策。

一地兩檢拖足5年苦無方案,若在政改否決後中央再用釋法一招,強行扭曲《基本法》以糢糊中港界線,勢必掀起新一輪政治動盪。西九站無法實施一地兩檢而福田站又無法加建邊檢設施,廣深港高鐵連暢順營運半天也不行,效益大減之餘,勢成鐵路行業的世紀笑柄。

雙失工程 返魂乏術

另一邊廂,張炳良今年4月宣布興建北環線,令西鐵線從錦上路站經新田接通落馬洲,將來旅客可從柯士甸站直達福田口岸,車程只需22分鐘,便可從深圳福田站轉乘高鐵到全國各地,比起原定在西九總站開出的高鐵路線更多選擇和班次更密。柯士甸站正好位處西九總站旁邊,西鐵加北環線足以取代高鐵從西九至深圳的功能,車程只差8分鐘。對旅客而言,反正兩者都要經過中港兩次邊檢,但西鐵更比高鐵便宜,令高鐵變得可有可無。

事到如今,究竟高鐵「雙失工程」應續建還是停建,決策不能再拖。

高鐵工程至今用了450億元,若要續建便起碼再花450億元才能埋單。面對市民追究責任的壓力,立法會不敢放棄向港鐵追究而貿然撥款,所以政府須向港鐵追討賠償而極可能對簿公堂,港鐵為了股東利益必然拒絕替超支額度墊支,勢令工程停頓而成本再上升。

根據政府文件,高鐵在「低客流情况」下營運50年的總經濟效益為780億元,營運初期每年開支7.3億元,營運收入11.2億元。由於無法一地兩檢,列車班次須減半兼吸引力下降,假設收入減半每年便虧損約2億元,即在未來50年尚需公帑補貼100億元。所以即使在最樂觀的情况下,營運毋須虧蝕,市民仍須多花450億元以換取不到780億元效益。

如果今天停建高鐵,估計須多花150億元善後,包括支付承建商的索償及預期合理利潤,但政府可專心追究港鐵責任,即使官司持續經年也毋須害怕港鐵利用工程作「人質」要脅。停建工程後政府有權收回沿線所有地盤,西九總站挖出來的地下空間和石崗菜園村平整的土地不會白廢,反而變成珍貴資產。

西九生態地下城 低碳創新熱點

由於西九總站地下挖掘已有九成完工,車站總樓面面積38萬平方米中應有34萬平方米可加善用,足以成為全球最大的地下商城和市民中心。假設其中20萬平方米用作商場零售,按照港鐵去年商舖租金每月每平方呎平均155元推算,每年租金收入37億元,即50年共1850億元。即使把車站樓面改造成商場的費用預算每平方呎1000元,初期投資也不過20億元,一年已回本有餘,效益顯而易見。

剩餘的14萬平方米地下空間可作非商業用途,以社會效益先行,例如採用低碳創新科技建設生態地下城,包括試驗室內水耕、魚菜共生、垂直綠化、太陽能天幕發電、廢物回收生物質能,當然亦可加入服務社區的圖書館、民間團體活動室、青年創業共享空間等等。這些構思並非天方夜譚,全球不少國家正建設生態城市,既然香港有此條件,梁振英政府更念茲在茲推行創新科技,何不以市區地下空間起步?

至於包含原菜園村地段的石崗列車停放處,共有27公頃可騰空作房屋用途,參照規劃署對錦上路地皮的規劃標準,共可建5600個單位。張炳良正因土地供應未能滿足政府10年建屋計劃而飽受批評,這片額外土地正好求之不得,百分百符合政策目標。

既然高鐵工程已失控失效,停建項目毋須大驚小怪。只要拋開領導人的面子障礙,停建其實是「七贏之局」:香港市民節省300億元公帑兼多賺1100億元,承建商免負擔多幾年施工風險但取回預期利潤,政府不必因硬闖立法會追加撥款而引發新一波佔領運動,立法會議員毋須因爭拗超支撥款而得失選民,商界投資機會大增,公民社會擴大活動空間。停建甚至對港鐵也有利,儘管它要面對賠償責任也可因工程提早結束而減少賠償額度。

超支硬闖立法會 高鐵勢變政治炸彈

如果高鐵勉強建下去,政府要面對各種財務和法律風險,勢必變成特區政府未來幾年的政治包袱。梁振英政府為了興建機場三跑項目挖盡心思,繞過立法會拿出1415億元「不是公帑」的公帑,已經激起近七成市民反對並挑起4宗司法覆核申請。但高鐵這枚計時炸彈比三跑更具爆炸性,因為申請追加撥款無法繞過立法會,而建制派議員面對群情洶湧亦不敢貿然支持,但撥款不及時到位便會給港鐵更多延誤藉口,所以炸彈威力只會愈演愈烈。

退一步海闊天空,工程界行內人早有微言:只要高鐵工程「斬纜」,馬上騰空很多工人機器給其他地盤,足以紓緩超支延誤壓力。節省下來的幾百億元公帑可加速投入多元化項目,無論是北環線鐵路、水務渠務、醫院房屋、環保項目或新市鎮民生工程均可加快進行,西九總站變身的生態地下城也會變成吸引創新投資的新亮點。

香港人希望政府和立法會認真研究停建高鐵利弊,提出一個無底深潭以外的選項,難道是非分之想嗎?變陣需要莫大勇氣,政改後「搞好民生」的新常態正是變陣的最佳時機。

作者是公共專業聯盟政策召集人

練乙錚 - HSBC政治經濟學.Hi-tech世界工廠.「47大限」快到了

 2015年6月29日

一、拜拜HSBC PMI

上周五的《澳洲金融評論》(AFR)刊登了一則消息,大概會令所有長期留意中國大陸經濟狀況的人士感到惘然:滙豐銀行贊助、5年來每月都可在新聞裏讀到的兩種HSBC PMI(製造業、服務業採購經理人指數),將在本月底後「消失」【註1】。

上述以滙豐名義發放的指數,其實是一所國際商業研究機構Markit的資訊產品;滙豐出錢贊助,得到的好處是HSBC這個招牌按時按候隨着指數不脛而走走遍全球,十分醒目,廣告/公關效用巨大。不過,AFR的文章相當明確地暗示了滙豐割愛的背後原因:這兩個指數,一般先於大陸官方數據好幾天發放,而數值則常常比後者低,甚至有時官方數字顯示有關的經濟活動總量膨脹了,HSBC PMI卻顯示收縮,北京因而「不高興」;滙豐大概是為了不影響在大陸的市場開發,於是停止贊助。Markit表示,已經找到另外的贊助機構,也是國際大戶,不過不是金融業的。

北京「不高興」有雙重原因:經濟情況已非常不妙,不容得一些外國機構不斷「唱衰」。AFR暗指,除了最近滙豐因發放政治不正確的PMI遇到麻煩,還有其他幾個類似的事例。其實,大陸對數據的管制一向非常嚴厲;幾年前美帝駐北京大使館網站發放該市的空氣污染PM2.5數值,竟遭中國外交部嚴詞指摘,幾乎釀成一場外交風波。不過,美帝有本錢企硬,滙豐卻因為要替股東賺錢,卻不得不避吃眼前虧。

的確,大陸實體經濟的增長,好幾年來大體上都是下行,除了好幾次因各級政府和央行強力催谷,PMI才稍微高於50的榮枯線;有些具體數據,如量度工業環節景氣的一個月度指標──工業產品出廠價格指數(PPI),已經一連39個月出現負值,最近更每個月掉四五個巴仙,不知何時才會見底【註2】。

二、美國是下一個「新興」世界工廠?

「見底」是個周期概念,見底之後回升,升了又跌,周而復始。不過,大陸的製造業失速下行,很可能是「大時代」裏的新常態,伴隨而來的是「世界工廠」美譽的褪色。上周五的《財星》(Fortune)刊出一篇文章,題為「大件事:美國工業生產成本低得和中國差不多」,主旨並不新鮮,卻有兩個數據值得留意:今年大陸工業生產平均直接成本只比美國低5%;到了2018年則美國反而要比大陸低2%至3%【註3】。

數據出自波士頓諮詢公司(BCG)的一份最新報告。BCG是繼麥肯錫(McKinsey & Company)之後世界排名第二的顧問公司,研究實力強勁。早在2011年,當美國經濟依然泥足深陷於次按危機帶來的「大衰退」之際,BCG就大膽預言:美國製造業將再次興起;大陸的最強賣點「低成本」則會在5年後基本上消失。今年再看數據,所說果然不差【註4】!

美國的工業生產成本急降,主要原因是生產力提升得很快速,而美國國內能源平均價格則一直急跌:2005年至今,西德州原油價格指數(WTI)基本持平,天然氣平均價格則跌了75%。這個價格現象後面的原因主要就是美國的採能技術出現突破,業界普遍掌握了最先進的頁岩油氣層水力壓裂法(hydraulic fracturing,簡稱fracking)。過去10年,一些國家用了這種技術採集油氣,所鑽的井的數目依次是:美國(101117)、加拿大(16930)……中國(258)……。美國的工業用天然氣價格目前是大陸的三分之一【註5】。

中美之間那百分之五的直接生產成本差異其實微不足道,因為從美國生產商和當地消費市場的角度看,如果減省掉長程運費、時間、罷工風險等間接成本,在美國消費的東西在美國生產,就反為划算。如此,這部分產品,尤其是高技術、高增值、低污染的那些,過去在中國生產的話,馬上就要回歸美國本土生產;檔次稍次一點的,生產可能從中國轉移到鄰近的墨西哥,那裏的直接成本現時比中國低5%,人口比越南還多20%,而且十分年輕,年齡中位數是27歲,比中國大陸低10歲。

那麼,餘下的美國市場所需的低技術、低增值、 高污染產品,是不是就都留在大陸生產呢?也不一定,因為大陸的生產成本不僅直追美國,還迅速拋離其他已經開始工業化的國家如越南、印度、印尼、孟加拉、菲律賓等國;這些國家的工業生產成本平均比中國大陸低10%至15%,已經對大陸造成壓力。

由此可見,10年之後的「新興」低成本「世界工廠」,除了美國,還有好幾個,當中技術最高的當然是美國;技術中等的有墨西哥、泰國(泰國已經是日本汽車供應除美、中的海外市場的最大生產基地);處於技術低端的則有越南、印度、印尼、孟加拉等好幾個,古巴恐怕到時也會是一個競爭者。這些國家已經開始蠶食、瓜分中國大陸的工業生產訂單。如此,試問下行了相當時日的大陸各種工業生產指數,又怎麼能忽然很快有轉機呢?

三、2047已經望得見

人口學通常是這樣給「世代的長度」(generation time)下定義的:所有女性誕下她們的第一胎女嬰時年齡的平均(對不起,人口學是十分「女性中心」的;男士請勿見怪)。在女性教育程度比較高、結婚一般比較遲的後工業社會裏,根據這個定義,一代人大概就是30年左右。按此可知,明年、後年出生的港女生下港孫女的時候,香港便到了2047的大限。

我們(像筆者)這一代人以前習慣講的是「97大限」,不過,拜當時的世界秩序和當年大陸經濟羽翼未豐等因素所賜,那個「大限」其實不是什麼真的大限;反而,由於當時中共礙於內外形勢,要落足嘴頭哄騙港人接受回歸,給出各種諸如「一國兩制」、「高度自治」、「港人治港」、「五十年不變」、「民主普選」等白紙黑字好條件,乃有97之後10多年裏的言論、出版、結社、集會等基本自由,其中有些方面存在的限制比港英時代還要寬鬆。這無疑是一個奇蹟。

當然,97之後至今(?)的這種非常可貴的事實上寬鬆,百分之百是港人不斷警覺、不懈捍衞的結果,絕對不是京港當權派、專制者的欣然賞賜、核心價值。可以這樣說:97之前說的「大限」給推遲了,成為「47大限」;而由現在起到2047年,之間的「中限」、「小限」,眼看會愈來愈多。如此,還可以寄望港人靠自己的力量,在「病夫」已經變成「強國」(假設「強國」不會變回「病夫」)的形勢下,為2047及後出生的那一世代再創一個奇蹟嗎?

這個遠觀問題,是筆者在去年的佔領運動場地裏,在年輕人當中第一次聽到熱烈討論的,是他們的切身問題。我們這一代,年齡所囿,當時最常見的情緒不過是「希望……在有生之年……爭取得到真民主」,因為我們當中活得過2047的恐怕沒多少個,故2047之後的問題不會想太多。這是一個深刻的世代差異,或會直接影響今後香港社運的內容和形態。

於是,政府的「政改」議案遭否決之後,民主派政黨的領導馬上提出「回到原點,重啟『五部曲』,重開政改談判」;而年輕人當中,卻有黃之鋒的一篇題為「政改否決了,然後呢?正視2047年的香港前途問題」的文章,文章的核心問題其實就是「五十年不變,然後呢?」那句。之前的一句這樣說:「對我來說,香港未來最核心的問題不是政改爭議」。這顯然與政黨要求的重開政改談判,有截然不同的先後排次。

對「五十年不變,然後呢?」這個問題的回答,可以很多種;黃之鋒給出的是「港人必須認清目標,準備爭取在2030年以後實踐『香港前途 公投自決』,透過全民投票決定香港未來,促使2047年後不管出路如何,也能得到香港人的民意認受,所以民主運動在後政改時代理應超越普選與否框架……方可阻止威權政府由上而下地在2047年後把香港置於『一國一制』的死局下。」【註6】

當然,港人區區要求在普選一個特首的時候能夠「公民提名」,也難似登天,那麼,對整個香港的前途進行公投,能夠實現嗎?如果大家認為不可能,就要想想到時極有可能出現的情況:特府提請人大釋法,把《基本法》第5條裏說的「五十年不變」解釋為「五十年之後可變」,再把「可」字(「參照」梁愛詩說法)解釋為「須」;然後由人大決定取消《基本法》,提出、通過香港實施完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共產黨要那麼辦,到時那一代的香港人可拿它怎麼辦?

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民主派要正確地決定今天、2015年要做什麼、怎樣做,得借用動態博弈論裏的「逆向歸納法」(backward induction)幫助思考:先問問2047年的時候要爭取到什麼,然後回過頭一步一步地逆向推理,得出2046、2045、2044、……2017、2016,最後是2015年即今年必須做什麼。除了這樣想,還可以怎樣呢?

提議年紀大一點的朋友拿黃之鋒的文章來看看。

【註1】該份AFR本月26日的關於HSBC PMI的報道見http://www.afr.com/markets/market-data/hsbc-dumps-china-pmi-as-beijing-tightens-information-flows-20150626-ghwa1o

【註2】大陸5月生產者價格指數PPI數字見http://news.cnyes.com/Content/20150609/20150609103520076596510.shtml

【註3】《財星》文章見https://fortune.com/2015/06/26/fracking-manufacturing-costs/;所引述的波士頓諮詢公司(BCG)最新成本數據在 https://www.bcgperspectives.com/content/interactive/lean_manufacturing_globalization_bcg_global_manufacturing_cost_competitiveness_index/

【註4】波士頓諮詢公司(BCG)2011年那份報告全文在https://www.bcg.com/documents/file84471.pdf

【註5】見2015年哈佛商學院Michael Porter與BCG合作的研究America's Unconventional Energy Opportunity,全文在http://www.hbs.edu/competitiveness/Documents/america-unconventional-energy-opportunity.pdf;各國鑽井數目在p.18。

【註6】黃之鋒文章全文在http://hkdash.com/post/12833;筆者提及的關鍵部分在這裏:https://www.facebook.com/joshuawongchifung/posts/859493100809866

2015年6月28日 星期日

曾瑞明 - 政治教育是什麼?

評台   2015年6月28日

什麼是政治

要談政治教育,更根本的問題是什麼是政治。如果我們認為政治就是黑漆漆的權力鬥爭,那麼也真的不要學生談什麼政治,因為那根本無事可教,難道教學生爭權奪利,不擇手段嗎?香港社會由政治冷感到廣泛的政治參與,不少人仍未能適應。他們會覺得這樣是「紅衞兵」之類的非理性群眾運動,覺得年輕人談政治是將複雜、污穢不堪的東西放在他們康莊的大道前。他們甚至會覺得他們定必受人操弄、愚弄,成為政客棋子,或受人政治灌輸。這是可以理解的,在極權社會裏正正是這種情況。可是,如果老師樂意作政治教育,必然是因為他/她覺得有價值在其中。政治學者Jeremy Waldron就指出政治哲學關注德性(virtue)、制度(institution)和政治理想(political ideal)( ‘Political Political Theory: An Inaugural Lecture,’)。這就點出了政治教育,除了讓學生了解各類政治知識、制度事實以外,還有規範性,即對與錯,是與非的向度,也就是價值教育。

筆者最近聽到一個學生說香港核心價值受衝擊時應採「隻眼開隻眼閉」的態度,在這情況下,我們該如何「教」或如何回應?客觀中立,不予置評?這樣做的話豈非等同默許?如果說不的話,背後的理由是什麼?這當然反映了老師的一些看法和價值︰政治理想是要堅守和爭取的。我們要對於有價值的東西要有一份堅持。這表示老師不可能中立,也不該中立。而是,要堅守價值。所以,我在課堂前結束前,「我對你的看法不予苟同,但尊重你的言論」。

可見,政治教育得以發生,本身就要有一定的價值持守。如果教師不尊重言論自由,不尊重個體,學生根本不用作小組報告或回應,教師「一言堂」即可。如果教師不是進行教育,他大可讓各種言論隨意在課堂出現,管它是反智或歧視的言論。如果教師不是進行教育,那麼他/她也大可作政治灌輸,用行政手段或施壓,迫學生至少在言論和行動上接受某種觀點。這也不是我們所能接受的,這顯然和我們如何看教育有關。如何看教育,也是價值持守和塑造的行為。

什麼是教育?

政治哲學學者Amy Gutmann在《民主的教育》(Democratic Education)一書指出了社會再複製(social reproduction) 和有意識的社會複製(conscious social reproduction)。前者是指教育只是將社會階級鞏固重製,下一代無法逃離上一代處身的階級。後者則是培養社會成員有能力參與和創造彼此共享的社會,而政治參與的能力和參與政治正是與此密切相關。我們也可以將參與政治事務、理解政治事件的能力稱為政治素養(political literacy)。有政治素養的人,應能明白重要的政治概念,包括民主、正義、法治、權利和義務等。他們知道政治制度如何運作,知道它們的缺陷和優點——但並不止於此。他們願意用自己的智慧和心力,去讓這些制度變得更好,因為他們有政治理想,而不只把政治視為私利場、鬥獸場。他們會關注自己的社群,有情、有智。

我們希望下一代有的,就是這種政治素養,而不是一言堂的政治灌輸。政治教育不就正是做這工作嗎?讓年輕一代認識香港的核心價值,也讓他們探究不同政治參與的代價和成效。最終,也是為了他們有能力去在將來回應社會問題,讓香港變得更好。今天,有人要干預通識,說「青年的基本法教育不足」,不是更值得我們恐懼的「政治灌輸」嗎?

最後,教育就是培養只說不做的人?如果不是的話,行動面向必然是政治教育不可或缺的一環。自由、權利和民主如果受到壓制,受到干犯,難道師生只是沉默、漠視才算和平理性?我們清楚明白這種「只說不做」並不是政治教育的目標和理想,更會是一種反教育,因為那只培育了一群偽善的人。

但是,行動需要學和教嗎?我們該如何行動?我們該根據什麼行動?通識科的社會政治參與部份,其實已有討論影響參與程度和形式的因素,例如預期的代價與成效,但是更具體而微的案例,「如應不應該罷課?」卻是學生比起抽象探討更能讓學生作更合宜的行動。佔中這種公民抗命形式是否爭取普選的方式?行動時,該和其他人合作或尊重對方?行動向自己負責還是向同行者和社會人士負責?雨傘世代,更要探討、直面這種問題。

這些討論卻一直被「壓制」。但是,如果有人以為在學校不談就等於能製造順民,在這個資訊爆炸的網絡社會,卻會是不切實際的想法。會出現的只會是更極端、更欠反思的想法在青年人心中流傳。因為這些想法從來沒有經過在學校的「公共」討論,更沒有經過「教育」洗禮。這看來不會是我們樂見的「公民」,一如我們不樂見沒情沒智的「順民」。

節錄自《「學校教育與政治:學校的公民使命」研討會暨圓卓論壇研討文集》(2015年5月試閱版) 

長平 - 內地假選舉未能帶來真民主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6月24日

對於中國內地人來說,香港政改方案被否決是一場令人羨慕忌妒恨的鬧劇。試想類似的方案在內地城市實施,所有輿論定會歡欣鼓舞,放聲歌頌黨的英明領導。當然,在政治大事上,中國媒體除了歌頌也沒有別的選擇。無論中央提出政改或者不政改的方案,人民都沒有渠道予以否決。

因此,有網民借機「給黨中央獻計獻策」說,「香港人不要的政改方案。或許是世界上最優秀的改革方案,強烈建議中共先在大陸試行。如果大陸民眾歡欣鼓舞的話,中央就可以名正言順地給香港泛民陣營一記響亮的耳光。」還有網民諷刺說,香港人不知好歹,應該好好懲罰他們,不要干預他們的媒體,讓他們不能統一思想;撤回駐港部隊,讓他們沒有安全保障;撤銷黨的組織,不給他們宣傳馬克思主義,不讓他們進入共產主義社會。

但是,為香港政改方案流產而惋惜的言論不光是諷刺,更有真正的痛心疾首。《中國青年報》官方微博的一則評論即是典型,它認為「香港政改方案一旦通過,便意味着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管轄區域內,第一次實現一人一票的直接普選,無疑具有里程碑意義」。這種說辭在香港引發爭議,在內地卻具有更多的說服力。民主要慢慢來,每一點一滴的進步都值得歡呼,值得珍惜,這是大陸輿論長期以來灌輸給民眾的觀念。

在有限民主和零民主之間,「理性的人」似乎不難作出選擇。然而,這些羨慕忌妒恨的中國內地人似乎忘了,中國並非沒有「一人一票」的選舉經驗。內地在法律上規定「一人一票」是用於村長和基層人大代表選舉,儘管與直接選擇城市領導人不同,仍然可以觀察到的是,這些選舉並沒有帶來多少民主意義上的進步。

「一人一票」選村長徒具形式

中國法律文本上規定的內地村長及基層人大代表選舉的方式,並不亞於香港人爭取的公民提名。村民選舉法規定,近50萬個村實行村民自治,村民委員會及村長由村民一人一票直接選舉。「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不得指定、委派或者撤換村民委員會成員」,而且「由登記參加選舉的村民直接提名候選人」。包括城市在內的中國最基層人大代表選舉也是如此,即「不設區的市、市轄區、縣、自治縣、鄉、民族鄉、鎮」的人大代表,也由選民直接選舉。各政黨、各人民團體可以提名候選人,「選民或者代表,十人以上聯名,也可以推薦代表候選人」。

然而,眾所周知,中國民眾的意志無法表達,村長及基層人大代表直選大多受上級操控,徒有形式,希望真選舉的烏坎村必須經歷生死抗爭,成為世界新聞。

此外,中共中高層領導人的遴選機制,也不能說完全沒有「選舉」。「民意測評」有時也會起到作用,甚至網民的「人肉搜索」也可能將一個在任官員拉下馬。然而,所有這一切的關鍵環節,都受上級或者中央控制。這就注定了無論甚麼看起來熱熱鬧鬧的所謂進步,都有可能在一夜之間煙消雲散。

香港政改方案被否定,媒體稱之為「寧為玉碎,不為瓦全」。這種形容有些誤導,好像投下反對票的議員為了道德高潔捨棄了現實利益。代表選民意志的議員不應該允許只追求道德高潔意義上的「玉碎」,而是應該以「瓦碎玉全」為目標。中國內地受操控的所謂「選舉」經驗告訴人們,政治上並沒有「瓦全」之事,假選舉不能帶來真民主。

這場鬧劇也可以讓內地人反思,這麼多年被官方媒體宣傳的所謂「點點滴滴的進步」到底是甚麼意思?「有勝於無」是否可能成為一場騙局?為甚麼中國內地多年的「村長直選」沒有一點進化成「市長直選」乃至「總統直選」的影子?

長平
《南都周刊》前主筆

陳嘉文 - 講潮州話學中原文化

通識導賞   星期日生活   2015628

【明報專訊】兩個月前,在教育局長吳克儉突然在立法會說「普教中」是遠程目標後,香港人又掀起一輪普通話吞噬粵語的爭辯。

自七年前推行「普教中」後,我們對於廣東話雖然多了討論,但實際行動其實不多,反而是潮州話,這幾年的確是愈來愈多人學,當中不少是年輕人,目的聽說是尋根。

尋根,有兩個層次。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香港近半人說廣東話,而說四邑和潮州話的,其實也佔了三成;不過,兩代過去了,會說潮州話的人不足3%。

教潮州話十七年的許百堅,說起潮州,滔滔不絕,潮州除了有功夫茶、盂蘭勝會,它的歷史、它的根,其實就是古代中原文化;學潮州話,就像是學習通往華夏文明的語言。

潮州話、廣東話貼近古代漢語

相對於普通話和廣東話,我以為在香港逐漸式微的潮州話,只是一種地方語言。不過,許百堅說,潮州話和廣東話一樣,比較貼近古代漢語,反而中原地區現在發展成的北方語言,因為千百年來與外族不斷變異融合,早已與當年的古漢語有很大的差異。

韓愈貶官潮州 引入中原文化

之不過,潮州,本來並不是漢人居住的地方。在現今的中國版圖上,廣東北邊,有個山嶺叫「南嶺」,東接福建的武夷山,這道山脈,多年來成為中國南北之間的阻隔,秦朝以前,南嶺以南的「嶺南」地區,是「百越族」聚居之地。秦朝,秦始皇統一北方後,派軍收服了嶺南,「史書記載,這是第一次真正有漢族的兵去到潮汕範圍」。不過,許百堅說,漢人第一次大規模到潮州,是唐朝的事,當時因為百越族人叛亂,軍隊平亂後,駐紮在潮州,從此沒有回中原。其中,唐宋八大家之首韓愈被貶官,也是到了潮州當刺史,在潮州期間,他治民興學,是中原文化引入潮州之始。直至宋朝,漢人再因為戰亂湧到南方,把潮州的百越族人逼遷到廣西、韶關一帶,才令中原文化成了潮州的主體。

離鄉團結重家庭

許百堅說,所謂的潮州文化,其實很大程度是古中原的文化,而不是原住民百越族人的文化。例如人們說潮州人重男輕女、家庭觀念重,這一來是潮州人離開故鄉後,在他鄉極力維護漢族傳統之外,也是因為有實際需要而保留的,「到了別人的地方,要團結才能保護自己,所以特別強調家族之間的連繫」。之不過,為什麼南方其他地方如廣東,雖也是當年中原人士移民落腳地,但家庭觀念又沒有潮州人般重?「其實家庭觀念是全中國都一樣的,只不過廣州、香港、珠三角,比較早走上城巿化的路,經濟發達後,逐步脫離農村模式。」

有海的地方,就有潮州人
「架己冷」散落東南亞

在六七十年代的香港,粵語雖然是主流語言,但其實說粵語的人口不過半;說四邑和潮州話的,也佔了三成。不過,潮州人其實並不是在戰後才開始外遷,移居的聚腳地也不止在香港。許百堅說,東南亞地區像越南、泰國、馬來西亞,都有潮州人的蹤影,「潮州人愛說:本土一個潮州,海外一個潮州——有海的地方,就有潮州人」。

自宋朝開始,潮州人其實就開始經海路與外地人貿易,到了明清兩代,不少潮州人都開始「下南洋」。與其說潮州人選擇南洋,不如說是季候風選擇了他們到南洋去,「冬天,吹東北季候風,潮州在南洋的東北邊,以前的船沒有動力,靠風向、水流,放船時,一路吹下去,就沿着中國海邊到東南亞,第一站是越南。夏天的時候,轉吹西南風,船就可以回到潮州」。

離鄉別井只為謀生

至清代晚期,「中國農業破產,潮州本是個大平原,以農為生,鄉下窮,於是就到外邊討吃」。因為目的只為討生計,所以那時開始大規模外遷的潮州男人,有點環境就回鄉,從沒想過在外面扎根。「他們離鄉別井,到了新的地方,像香港,心態是過客,把香港只看成借來的地方。回鄉落葉歸根是初衷,在外落地生根是無奈,搵唔到食。在這裏有成就的,才回鄉娶妻;即使在外面娶了老婆,一是整家搬回潮州,二是回去再娶,有兩頭家。」許百堅是潮州人,爸爸來香港找生計,然後回鄉娶妻,所以許百堅是在潮州出生。

由「潮州」 到「潮汕」 展示汕頭地位

現在人們說潮州,泛指潮汕三巿——潮州巿、汕頭巿、揭陽巿。許百堅說,基本上從唐朝開始,直至清朝,這個範圍都穩定地被稱為「潮州府」。「明清時代,潮州府有九個縣,直至二十世紀中期,五口通商,潮州府才在澄海縣臨海一個漁村開發港口,這裏就是汕頭。」因為開埠成港口,汕頭發展迅速,繁榮發達,甚至比本來潮州府裏的城區更繁榮,於是政府把它當成這範圍的首府,連地方的管治架構、權力都移師汕頭,換句話說,即是由汕頭倒過來管理潮州。自此,人們開始改口稱這範圍為「汕頭」,但這不能立刻讓人聯想到「潮州」;若說「潮州」,人們又不知道究竟是指真的潮州,抑或汕頭、揭陽。於是,慢慢人們就稱這裏為「潮汕」。「『潮汕』的意思,不是潮州加汕頭,而是『以前的潮州、今天的汕頭』。」

我是潮州人
地域不同 意思大不同

許百堅說,今日人們說潮州,其實說的未必是同一概念,視乎說的人身處什麼地方。

在潮汕範圍以外,說「我是潮州人」,就是指「我是潮汕三巿的人」,即是舊潮州府的人。

若走進潮汕範圍裏,說「我是潮州人」,即是說「我是潮州巿的人」,不是汕頭巿或揭陽巿。

要是更進一步,在潮州巿裏,說「我是潮州人」,那是指這人是潮州巿巿區,即是舊潮州府城區裏的人。這裏的人說「我是潮州人」,當然有最大的優越感和歸屬感,他們會覺得自己較正統,也較有潮州文化,「以前,城巿人始終比農村人讀多點書,見識也較多,看不起鄉下仔。就等於香港人會認為住港島好像優越一點、有文化一點」。

Hea底文化 功夫茶由朝冲到晚

說起潮州文化,人們一是想到大男人,二就是想到功夫茶。不過,沒想到許百堅說到功夫茶的精髓時,不是說冲茶步驟如何一絲不苟,而是說冲茶的人態度——正宗的潮州人其實是很hea的!

「真正的功夫茶,不是在很華麗的茶店,在很精緻的茶几上,美女穿上什麼靚衫冲茶;而是存在於隨時隨地、無時無刻。」他說,潮州人是追求悠閒文化、崇尚慢生活的人,「一朝早冲茶冲到夜晚,吹水打牙骱,你話佢哋唔hea?」在潮州,不會看見單獨一人冲茶,總會是有朋友相伴,「他們視功夫茶為媒介,有朋友來,邊冲茶邊談天。鄉下地方,很少剩下一個人的時間」。

即興Jam歌 二弦領頭 輪流帶歌

許百堅說,潮州村落,傳統有「三間」:閒間、樂間、女間。閒間,有點像香港新界村落的村公所,是人們聚頭閒談、冲茶、交換消息的地方,「在閒間,就會看見人們無時無刻在冲功夫茶,正宗道地的就是這種情况」。樂間,是村民玩音樂的地方,「不是夾band,是jam歌」,沒有指揮、沒有既定歌序,「大家拿起不同的樂器就jam起來,但群龍無首會很亂,而領導的不是一個元老級的人,而是一件樂器——二弦。一開始,村民或者會敬老,讓元老級的人帶歌,他就會拿起二弦,人們就跟着它的節拍,用自己的樂器跟隨。但帶歌的人,不能一直帶下去,所以有個規則,每人只准帶兩首歌,然後就要放下二弦,讓其他人輪流帶,自己就再拾起其他樂器」。至於女間,是婦女才去的,織衫、湊仔、餵奶,也可以到那裏。

「發現潮汕——潮汕語言文化研習班」
初階:710日起,逢周五晚上7:159:45
中階:711日起,逢周六早上10:15至下午12:45
截止報名日期:2015630
查詢:3400 2980cbc.dept@polyu.edu.hk
「潮語作田人」手機程式
上月,許百堅與他的學生合作研發了「潮語作田人」的手機程式,讓有興趣的人學習潮州話。手機程式免費下載,裏頭的教材分為初級、中級和高級,有真人發聲,更有同是跟隨許百堅學潮州話的楊學德手繪插圖。

文 陳嘉文
圖 潮汕文化協進會提供(楊學德繪)
編輯 屈曉彤

阿離 - 港式Transformers

星期日生活   2015628

【明報專訊】香港像一個石榴。

外表光鮮飽滿,擘開,一叢叢種子擠得骨肉撕磨。

然而,在香港這個石榴裏,每棵種子能佔的空間都不同:有多少位置,在乎那顆種子有多少水分。

沒有水分的種子,只能縮得好小好細,不斷改變自身的形狀和需要,嘗試在夾縫裏佔一點存活的條件,不至於裸活無家。

劏房戶就是這些小種子。

阿歡,租齡4年,與丈夫分居後,與兩個兒子遷出,先在醫局街租住一個廚廁共用的單房,三口子擠在月租1300元的40呎房內。13年遷至現居的唐6樓套房,租金由3800元升至4000元,連水電費4600元,佔她差不多整份茶餐廳兼職的薪金,大兒子在快餐店打工幫補家計,小兒還在學。「呢邊都算大喇。」阿歡說。呢邊是120呎。

阿芬,與丈夫分開後和兩個就讀大學和大專的女兒搬出,周末時10歲兒子會回來留宿。在同一單位居住3年,租金未計水電費由3400升至3600元,佔她的庶務工月薪超過三成。現居兩房一廳的唐6樓套房,廳中間有一條大樑柱,把整個廳隔成一個「凹」字,其中一個房置於騎樓,每逢大車駛過、打風,房會震。這個看來相對較大的細單位,共160呎。

阿美,現獨居於80呎唐4樓套房1年多。長條形的家,最大是一張上三呎下四呎的碌架牀,牀是她主要的生活場所。07年開始劏房生活,換過同區三個不同地方,第一間2500元,第二間2700元,都比現在的房間要大,死慳死抵電費60元水費30元。她當兼職保安,租佔去她的人工約一半。

__你唔開都係要幫人交電費

劏房戶的水電費一般比正常家庭為高,由於住宅的水電費都以漸進式計算,意即用得愈多,每度水電量收費愈高。因此一個住宅裏劏房愈多,每戶劏房戶的每度水電費愈高,因為電力公司和水務署多數只以住宅的總用電量收費而非分表收費,業主最終會把總數按自行安裝的每戶水電表來攤分。阿芬埋怨說,夏天自己不敢多開冷氣,但同住的另外四戶卻天天冷氣浸房,「你唔開都係要幫人交!」一張電費單總數四千多,對表分交,她家用400幾度電卻要交600多元電費,計落1.5元一度電,比正常住宅的首4008毫要高差不多一倍。

阿美一個人住,也感電費貴得嚇人,「搬咗嚟呢度發覺啲電費好勁,300幾蚊,都係開咗陣抽濕機,同埋個熱水爐咋!」自此,她少用熱水爐,在家旁的公廁冲凍水涼冲了一年多,後來得知附近的室內運動場有冷熱水可供冲涼,還開放至11時半,「次次落到去都係一家幾口,啲阿媽帶埋啲仔呀女呀就去冲涼,撞啱有時就要排隊呀!7間冲涼房,有門關有嘢掛有浴簾!」一問之下,大多是附近的劏房戶,「佢哋話電費貴水費貴吖嘛!一家幾口點應付?」夜了回家,她就冲凍水,冬天如一,「開一開個熱水爐好犀利呀!行得好快呀個(電)表!」夜裏,即使房內黑得伸手不見五指,她也不開燈,在門口攝一塊板開一線門隙,讓走廊的燈光透進來,「夜晚你有透光去廁所就方便,有大門的光管我就唔使開燈,開一開燈就1.4蚊。唔係一度電都要兩毫啦!」

__只等待水從喉中滴

水費和電費一樣水漲船高,阿芬唯有把洗面水儲起用以冲廁所,原來唐樓大多用淡水冲廁,「抆一抆都係錢嚟㗎!」計埋都要101度水(1立方米),比平常住戶的次31立方米4.16元一度貴得多。有劏房為了慳水費,從來不開水喉,只等待水從水喉中滴出來再用。兩個桶,裝一條喉,還要調校好位置,這樣用水就可以不用跳表計錢。

__返工企全日 返家爬六層

劏房多在沒有電梯的舊唐樓,從事體力勞動工作的阿歡和阿芬,每天放工都要走六層樓梯回家,肌體勞累。做樓面的阿歡整天行行企企,回家還要上下走6層,晚晚腳抽筋,因此回家後都不會外出。阿芬膝頭勞損,要吃鈣片補充,即便是跨上高出的冲涼地台也感吃力。因為家中「凹」字形,沒甚活動空間,轉個身也顯窄,一張靠背的櫈也放不下。

__風扇不能長開

劏房戶最怕的,就是火警。一有火災,由於居住擠迫,不知道能否適時逃脫。為了降低火災機會,她們對於家電的負荷非常警覺。阿美家中有兩把風扇,並不是因為太熱(當然家裏也很焗),而是怕長期開一把,會令風扇摩打過熱而着火,因此要輛流替換,以免任何一把負荷過重,「我哋好易死㗎咋,呢度走火都無得走,一火燭就死梗㗎!」

__碌架牀綁鐵鏈掛衫

在劏房,放一個衣櫃很不划算,衣服能摺能放,不一定要像琴鍵一樣掛起鋪展出來。阿歡的家不夠位放洗衣機,唯有把衫手洗好後掛在天台曬乾,收回來後就掛在那條由碌架牀綁向窗花的鐵鏈上,三口子的衣物堆疊似小山。阿美比較簡單,在樓下撿來四塊用剩的地磚,墊高碌架牀,找個紙皮箱把衣服放進去,再把紙皮箱「踢入牀下底」。一路搬,一路丟掉不少衣服雜物,「但幾件恤衫就無掉,靚嘢嚟嘛。(笑)」她還切實想過一喼走天涯。

__電磁爐只能滾蒸

沒有一戶是用明火煮食,一來石油氣貴,二來怕引起火警。電磁爐絕對是劏房必備,但也限制了能煮的菜式。如果肥媽真的要教人「食平啲」,應該以劏房戶的煮食設備作為基標教煮餸。因為電磁爐火力不大,因此她們最多是滾菜淥麵,或蒸蒸排骨肉餅,炒煮炸也少做。沒有廚房間隔的,就像阿美一樣在牀上煮,又或者自行用木板搭建一個臨時煮食區,一張枱一個飯煲一個電磁爐,就能下廚。有時,當房間太小,就是雪櫃也放不下,就要調整飲食習慣。阿美家中沒有雪櫃,因此每次買菜都要餐餐買餐餐清;沒有雪櫃就不能存放食物,包括她愛吃的雪糕和榴槤了,「我既至愛就再無食啦!(笑)」

__煮食瞓都係嗰度

碌架牀是劏房戶的恩物。向高發展,把房間可使用的空間擴大,瞓又得,儲物又得,還有更多用途。阿美的牀像一條小舟。鋪着竹席的牀,上面有枕頭被鋪,也有電磁爐和煲,「煮又係嗰度食又係嗰度瞓又係嗰度。」牀緣與大門只隔兩個階磚,中間一條罅隙僅可放腳。

阿歡與兩個兒子同睡一張碌架牀,兒子們睡上層,她在下。兩個兒子身高超過一米七,兩個人躺直時,4隻腳就伸出牀外,日復日,愈長愈長。她記得,在孩子6年級時,第一次到香港玩,「佢哋好激動呀,返到嚟同我講,嘩香港地好乜嘢喎!我哋搭雙層巴士,我哋搭上面嗰層喎!好多嘢講。」搬到劏房後,兒子們性格改變,愈來愈沉默。即使同睡一牀,也沒有話。

天大地大 容不下窮人__

劏房戶的生活需要大量的微小規劃和規訓,才能維持緊絀的生活,短促顛簸的安定。存活,變成了一種思考和體力勞動。這個人均3050呎的空間,能否足以支撐一個人的生命,與想望。「自己搬出嚟住,周圍搵地方搬,我都覺得自己好勇敢㗎啦,好叻㗎喇!天大地大,有咩容納唔到你?」阿美笑說,一腔的樂觀豪邁,使人欽佩。

然而世界的無情在於,天大地大,就是容不下窮人。


阿離 - 離地政府的離地數據
星期日生活   2015628
圖表見原網頁

【明報專訊】中大未來城市研究所在周四發表劏房研究,公布了幾組數據,當中被廣為引述的,是劏房平均租金佔收入比率(租收比)已上升至41.1%,高於2013年由政府委託Policy 21所做同類劏房調查的29.2%,以及過去3次人口普查中的約27%25% (註),並超出租金佔收入不超過三成的國際標準。友說,四成,差不多啦,租金佔收入一大份,就像「阿媽係女人」一樣,人所共知,比起劏房戶,更多人用整份糧供樓,負擔更重。

租金佔收入四成,到底有多嚴重。問負責研究的未來城市研究所副所長姚松炎,他卻說,四成這個數字,不能真正反映租金升幅。要更準確地呈現劏房戶的生存狀態,必須把人均面積納入計算,得出的實際數字便遠高於41.1%

「真正反映現實嘅,應該係72.8%呢個數字。」他說,肯肯定地。

「呎控租收比72.8%」是組什麼數字?現時租收比的計算,多以中位數形式公布,卻無法顯示劏房在質量上的變化,而這個質變,就是人均居住面積。2013Policy 21的研究中,人均面積為67.6平方呎(被訪者自填面積),但在這次報告中,已下跌至47.8平方呎,還低於公屋標準下限的7平方米(約70呎)。然而單看租收比四成的數字,是看不出這些「消失的呎數」的。姚松炎說,這種計算方法沒有考慮劏房戶為了夠錢有瓦遮頭,會「孟母三遷」愈搬愈細,而租收比在租金升幅高於家庭收入時便會被低估。如果以2013年的67.6平方呎作為基準,劏房戶的呎控租收比(按人均居住面積調整後的租收比)實質升至72.8%,兩年間升了一倍。以阿美為例,7年多來換了3間劏房,以往2500元可租百多呎,現在2800元只能租80呎,租貴了,但個人能生活的空間卻少了,她要付更高的價錢才能買到100呎的空間。

消失的人均居住面積

現行常用的有關房屋負擔能力的指標,主要包括1. 樓價與收入比、2. 按揭每月供款與收入比和3. 租收比,然而三者皆忽略了人均居住面積的問題。股評家周顯就曾指出,樓價問題應由平均呎價以及人均收入作評估,意即市民每年收入可買到多少呎樓面,而不是單靠樓價收入比及按揭收入比以判斷房屋的可負擔程度。劏房租金問題也一樣,「如果你唔理面積,只係計租金收入,廿幾個%無問題,國際話30%嘛,可以俾Policy Maker大大聲講話無問題㗎!」若把人均面積計算在內,呎控租收比則遠高於兩年前。72.8%說的,就是一個駭人的真實景象。

呎的疑惑 質的調查

這次報告在7個區域進行,包括觀塘、中西區、葵青、深水埗、大埔等,扣除了10多戶綜援戶,Sample size只有66戶,怎能反映香港全貌?姚松炎坦言,住戶數量的確不多,但調查卻是「11」的實地考查,而且他們對每個劏房的面積測量比以往的估算都更準確,「過往所有人做劏房研究,都無做面積核實」。劏房面積核實,如何做?研究的每份問卷,都靠社工實地入屋調查,然而收回來的呎數非常混亂,「第一次做叫個同事問個租戶(單位呎數),咁就出事,原來,除非你係professional,否則對個呎數係感覺唔到,無idea自己住緊幾多呎!」買樓,也可以見到建築面積和實用面積,「但係劏房係無譜㗎嘛!所以咪係估出嚟。簽約嘅時候無約,或者無寫呎數。個個都話自己住100呎!」靠估,就不能細緻地了解劏房呎數,從而計算人均面積,最後所得的呎控租收比便會有誤差。姚松炎想到一個方法,就是實地測量,再以該幢樓宇的建築圖則核實,以窗戶、走廊和門作定點,再在圖則中把每間劏房的分佈勾畫出來,「咁就知道佢哋嘅真實尺寸,下次再做調查就可以知佢哋有無搬去更細嘅單位」。

然而,愈住愈細,也是愈住愈貴。租金指數顯示,細單位的升幅遠比大單位高。研究期間,他驚訝發現連大埔都有不少劏房,因為人們已經無法負擔市區劏房。無怪乎住到元朗的豬欄,也要被迫遷。劏房問題不只是價錢和數量問題,還有質的問題,「要處理埋(劏房)嘅質量問題 ,我哋仲要講愈住愈遠,愈住愈細,愈住愈差,同埋愈住愈舊」。未來城市研究所會在7月公布劏房租金指數,以呈現租金的季度變化比較,以及比非劏房租金升幅的差異,和地區租金變化。

劏房對姚松炎來說,不是新鮮事,但這次調查有些不同。10多年來房屋研究,每每視察劏房,都是以專家身分,指出屋內的改建合不合法,幫住戶解決問題。「好飄然咁,從來唔會去到人與人之間,唔會同我哋講心底話,我唔會問佢背景係點。」姚松炎說,然而這次在數據以外,聽多了故事。住在擠迫的環境,最巨大的痛楚在於精神上,劏房的污名、被迫遷的憂慮,還有家庭的因生活困頓擠壓出來的酸苦,不為人道;不只生活和身體transform了,心,也變了形,「尤其是有小朋友嘅人。有位住銅鑼灣嘅女士,同老公離咗婚,自己獨力帶住兩個小朋友住一間劏房,一路講就一路喊,原因係個大女成日埋怨,點解要住係咁嘅地方,點解同學可以住咁好,我哋住咁差,點解我哋上唔到樓,細仔就成日喊話要買嘢,但佢交6000蚊租,最低工資,你諗吓點樣過?」

工具理性 無法理解家庭

家庭事,是超出工具理性所能理解的範圍。早前嬰兒與父母同牀後猝死的個案,不少人聽到一家五口擠劏房,就質疑何以經濟條件不好卻要生3個孩子。同樣的思維是,劏房電費貴,租戶憑什麼開冷氣?原因是,許多劏房根本沒有窗。

姚松炎記得一位退休老伯的故事。明明是居屋業主,卻搬出來住劏房,原因是兒子不夠錢買樓結婚,但拍拖多年不得不結,搬來同住後他卻和新抱不和,為免家庭吵鬧令兒子難做,他就自己搬了出來,「呢個case,你放喺公眾平台無人可憐佢」,「但你發現,原來房屋唔可以太緊絀,因為人係需要有一種靈活。家家都有本難唸的經,唔係香港有咁多個家庭,就用咁多個單位accommodate」。

家庭的維繫與價值傳承,不單需要情感的投入,還需要足夠的物質條件。超過常人能抵受的擠迫,不只是摧殘個人的精神與健康,還有家庭,「劏房係一個空間嘅問題,但背後衍生出來嘅社會、鄰里、家庭、精神問題可以好巨大」。數據能告訴我們失掉的呎數和金錢,卻無法量化散失掉的希望,與愛。

註:過去3次人口普查租收比為:2001年的27.3%2006年的25.2%2011年的25.7%

文 阿離
編輯 利永倫

柳俊江 - 為甚麼記者會依賴官方消息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6月28日

上星期寫到〈為甚麼新聞會變成政府喉舌〉,區家麟在專欄進一步解構〈所謂警方消息〉。寫到這裏,學區家麟說:「仍然有很多說話未曾講」。我們兩篇短文,都比較宏觀地論述香港主流傳媒,為何容易被當權者和權力機器所利用;今次,我想微觀一點地談談記者心態這回事。

又一次回想入行之初,周末前輩輪休,新記者多數要上班。除非有重大突發新聞或大時大節,否則周末新聞材料比較少,有時到午間新聞死線,仍然「冇米落鑊」,被迫用國際新聞做頭條。眼見六點半新聞可能沒有本地頭條,當值採訪主任和高級記者會感到壓力。當時有幾位比較資深的記者前輩,解決這類困難比較在行,因為他們人脈甚廣,尤其在官場。打幾個電話,拿一些官員口中的「新料」,再組織成獨家新聞,就成了當晚的頭條。在新記者眼中,打幾個電話就能拿到頭條的記者真是威風八面。

分beat拉關係 攞料做獨家

這種武功當然不是一朝一夕練成,初級記者每日做跑腿之餘,要被分派到不同的「beat」,跟從前輩專攻某一個範疇的新聞,例如教育beat、醫療beat、房屋beat、保安beat等等。從beat的分類可見,是針對政府專屬政策局的工作範疇去設定,所以新記者入beat第一件事,是由前輩帶他們約相關官員午餐,又或者出席相關政府部門搞的傳媒茶敍。打通人脈,有新聞時就能第一時間獲取官方回應,沒有新聞時又能問出一些「獨家」來。

其實,從理想上,分beat制度除了希望記者和官方建立關係,也希望培養出記者對個別範疇的政策和施政問題的洞察力,發揮針對性的監察作用。不過,這終歸是理想主義。在中國人主宰的官場,「關係」是很簡單的:你對我好,我對你好。今天你要拆穿某政策部門的西洋鏡,尖銳地逼他們就政策死角和行政失誤回應,那麼你也不能要求他們特別「放料」給你做獨家。

在高度發展的香港社會,要找出批判角度,談何容易?相反,政策不斷更新,放風不斷,替官方試探政策水溫,更能找到獨家,似乎更合乎效益。年結埋單,記者獨家新聞比人多,自然被評為表現卓越。長久下來,傳統媒體依靠官方消息為新聞捷徑,已經成為習慣。有些時候,真的無關編採自主、新聞審查的問題,只是習非成是。

李怡 - 最高的輕蔑是無言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6月28日

三十年前,我脫離左派陣營後,在學識、見地和人格上,深受兩位學者影響,一是徐復觀教授,一是勞思光教授。1981年,我分別對兩位大學問家作訪問。他們都談到知識分子的問題。勞教授認為中國和香港特別需要知識分子的努力,因為觀念的建立,對客觀事理的了解,不是依靠媚俗言論可以成功的,它要靠知識分子以理性態度、堅持公平要求、提倡嚴格思考,才能為社會未來發展建立普遍基礎。徐教授則認為中國知識分子受兩千多年專權政治影響,崇拜權勢,有奶便是娘,早已把傳統文化中「以天下為己任」的基本價值丟掉了。他對香港和海外知識分子的看法是負面的,他說,他們口頭講愛國,實際上愛權勢;他們自己不願意在中共統治下生活,卻要叫老百姓去接受。對於毛澤東整知識分子,他說:「中國知識分子最缺乏的是人格,毛還要他們更沒有人格」。經過幾十年的扭曲人性的鬥爭,知識分子的人格更趨墮落。

西方關於知識分子的定義,不僅指有知識的人,而且是能夠以懷疑和批判的眼光,為社會提供理性、公平和獨特見解的人。知識分子一定要跟權勢保持距離,對掌權者永遠抱置疑態度。依附權力的知識人,被戴上「公共知識分子」的帽子,應感羞愧。

中國成語有「文人無行」,即指知識人多沒有品行。徐復觀講的缺乏人格,崇拜權勢,是其中要害。凡依附權力者,也會藉對掌權者出謀獻策來自抬身價,其中之一是以其酸澀多忌之心,獻策整其他文化人。魯迅說,對這樣的人,「最高的輕蔑是無言,而且連眼珠也不轉過去」。

2015年6月27日 星期六

張彧暋 - 道貌岸然的生存主義

2015年6月27日

【明報專訊】鄭立在本版〈邏輯盲〉與〈怪責受害者〉兩文,點出那些縱使受過高度教育的人,做事說話,依然前後矛盾。他們或許故意忽視事物或言行之間的矛盾,除了說他們不懂邏輯,我認為倒不如說他們偽君子、真文人,端看各位看官的立場吧。而這種高舉道德,忽視知性智力,對政治冷眼旁觀的後果,有不同表現。或如隱士,但求一己家庭之安危;或如苦口婆心的儒者姿態,開口羅爾斯、閉口馬克思;又或如着人看重理性與現實,往往以為人生如舞台,極盡擔憂之餘,凡事以諷刺的劇評人態度分析世事如戲,到了緊張時候,往往說念於家眷,不能親臨其境,與其說是《挪威的森林》村上春樹的後現代夢囈與諷刺(ironic)態度,倒不如說是中國文人與官僚態度,深植「中國化」的中華文明根柢。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內容是西方先進理論、行為倒很Chinese(參考與那霸潤《中國化的日本》)。

中國化的文人

這種說法,聽來像「小農DNA」之說,而最近本地文壇陶傑老師在《蘋果日報》的文章,連同陳雲的書物,竟被指乃港獨思潮的思想原祖。我無意在這裏有限版位搬弄深奧理論,加入討論,因為深植香港的不安,理由明顯不過:就是中國化思維侵入的結果而已。搬弄學說,迴避主題,實在罪過罪過。譬如當今世界上,又有哪一個政府,最強調民族論呢?你不拿什麼開刀,比拿什麼開刀重要。對於香港這樣一個被打壓、壓抑的文化認同,你不去出聲,在這個位置,覺得是中國而不是香港才是一個文化上的弱者,需要去幫忙,除了是認不清楚權力關係,自我感覺良好之外,只能說,你真的不太了解——或者太了解——何謂中國文人的政治遊戲。

更重要的,與其說這「小農DNA」是民族性的討論,不如說是一種文明論。理由簡單,因為近現代中國,很難說是一種完全制度化的民族或國族。而這種說法,非本人所創,毋寧說是近現代日本學者的一致見解。

冷眼旁觀中國文明的日本知識人

根據平野聰在《「反日」中國的文明史》的論述,主權與民族概念,無非是西洋外來觀念,所謂中華民族的中國夢,無非是幻視了「近代日本的國族夢」而已。這論述並非今天才有,從明治年間福澤諭吉的《文明論之概略》到戰後日本民主主義教父丸山真男的《現代政治的思想與行動》,都強調中華文明之所以不能適應近代西方種種制度,無非因為不能建立國族(nation)。讀者只要想想這個英文字的翻譯的混亂,或者什麼「中華民族由很多民族組成」的矛盾說法,就能知道我們對何謂國民國家,還是差不多先生(一個連是不是民族都差不多的民族!)。福澤與丸山,論及中華文明並不適合建立現代國族,在於一層厚重的文人傳統,文人往往以民意以挾君主,又以精英自居鄙視下民,再加上宗族與利益,這種中華文明,妨害國民身分之建立。兩人都認為,中華文人官僚往往以個人道德教條,代替知性的政策分析,不知社會為何物。

福澤諭吉在一個壓抑階級流動的社會,做一個中下級武士,卻面對上位者名不正言不順的道德教誨,而丸山真男一個年輕的大學教授,被徵召到軍隊當下層士兵,體驗這些糅合了現代西洋官僚組織與傳統東洋道德教化的「無責任體系」,兩人都對道貌岸然的言行(可能包括對自己的),深痛惡絕。

《衝鋒車》中黃子華被刪剪了的對白,認為蟑螂從來沒變,委屈求存,實乃最成功之演化生物。香港在西洋與中國文明兩者,怕死的上一代,能否意會到原來新一代人已經站到了文明戰爭的最前線?而這些正為尊嚴努力的年輕人,諷刺地,竟然是這些怪獸家長所培育出來。在重視家族溫飽的動物化生活與重視個人尊嚴的現代人態度之間的戰爭,正式開始。

李怡 - 群組洩密不尋常,曾主席成眾矢之的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6月27日

政改投票後,特首和建制派多人即呼籲忘記「甩轆」事件,要大家向前看。但一個多星期,事件仍不斷延燒,不僅建制派種種表演提供談資,而且還爆出WhatsApp群組洩密炸彈,前晚建制派深夜與張曉明茶聚,據聞張曉明對洩密很「激氣」,希望事情到此為止。但樹欲靜而風不止,恐怕後續還有好戲連場。

18世紀美國政治家Fisher Ames(1758-1808)說:「君主政體就像一艘航行順利的商船,但有時會有一位胡搞的船長把船駛向礁石堆中令船沉入海底。共和政體猶如一排竹筏,順水漂流,從不下沉。但竹筏上的人,腳總是要濕的。」

他說的18世紀的「君主政體」,可以演繹為沒有君主的專權政治;他說的「共和政體」,事實上就是包括君主立憲在內的民主政治。

香港建制派的組成,基本上可以說是專權政治的產物。他們中多數人一貫唯中共之命是從,「甩轆」後的慌張、推諉,向中共「求恕」等等表現,使我們對這樣的定性應無懸念。民主派的分裂、爭吵,像是乘坐竹筏的人,腳總是濕的;建制派則坐在大商船上,一致行動,像是很「團結」,但那是因為這艘船還沒有碰觸到礁石,現在也不知道是哪一個船長把船駛向了礁石堆,船上的人固然慌作一團,在相互指責、推諉之餘,也有人使出了陰招,第一波就是WhatsApp群組洩密。

主持會議並無不公

群組洩密的內容,有幾個觀察點。

一是在交換意見中,完全沒有提到「等埋發叔」這回事,也就是說,沒有人(包括可能的「班長」)提出過要等齊人才投票,沒有人提過要拖延時間。如果有,參與群組的曾鈺成就有可能提出可行意見,他也不會在事情發生後問「玩乜」?因此,「等埋發叔」是誰的主意?是不是有接到更高指示的「班長」,擅自作出的行動?何以如此重要的決定卻沒有在群組公告?對發出指示和在現場作決定的人,中央是否要問責?

二是群組洩密事件中,聲譽最受打擊的無疑是曾鈺成,他的中立形象可說粉碎了。23名泛民議員向他提出3點要求,包括如實交代詳情、就主持會議不公向市民道歉,並承諾日後恪守政治中立,不排除會要求他下台。

平情而論,曾鈺成參與建制派群組就政改發言等「教路」,當然有違政治中立,但他並沒有「主持會議不公」,即他在主持會議時還是謹守會議規則。他個人在政治上非中立,是眾所周知的事。他是民建聯創黨主席,也以民建聯的名義參選。選他當主席,並不是要他在個人政治取向方面放棄中立,而只是要求他主持會議時中立。

三是群組洩密,正正暴露出建制派中人對曾鈺成的要求,是要他在主持會議時也要站在建制派的立場。在WhatsApp中,廖長江說:「根據基本法,這表決要全體議席三分二通過,是特別表決。若全部在會的37議員不夠三分二,是否可以作表決,議事規則及法律上有否規定?」這應是出走的建制派認為曾鈺成應該作的裁決。曾在群組以英文回答,表示:「基本法及議事規則都無規定就基本法附件一修訂表決需要更高法定人數,而當時已夠法定人數進行表決。」

一直指責別人沒有跟大隊離場的田北辰,在前晚中聯辦茶聚後說,曾鈺成有在會上道歉,但並非如他預期般道歉;田北辰又說,個別有留座投票的議員堅持自己無做錯,令他難以接受。

報復曾鈺成無偏幫

WhatsApp群組的爆料,打擊了曾鈺成因公正主持會議而得到社會掌聲的中立形象,而他的公正主持是產生6.18結果的重要因素。因「甩轆」而使離場建制派全部灰頭土臉,很難想像他們不認為曾鈺成「可以做得更好」,也就是讓表決流產。群組洩密令人懷疑是報復曾鈺成沒有偏幫建制派的行動。

群組洩密另一點可堪注意的是離場建制派是否要道歉的問題。曾鈺成表示:「請各位鄭重道歉,否則不能了結。」但許多建制派都反對用「道歉」字眼,說頂多說「遺憾」、「極其遺憾」,甚至有主張用「請見諒」這樣毫無誠意的字眼。從洩密的對話來看,除了曾鈺成,大部份建制派都沒有向支持政改的市民道歉的誠意。反而留座投票的陳健波要求其他建制派「諒解」。洩密談話完全是顛倒是非的對話。

中聯辦主任張曉明在茶聚談話中指,「33名建制派沒在政改方案投票只是意外,政改工作不能只看票數……」政改關鍵是投票,而投票可以不看票數?真是再也沒有比這說法更荒唐,也更自打嘴巴了。

建制派的商船觸礁,曾主席成為眾矢之的,香港的荒誕劇令筆者想起邱吉爾的話:「繼續拖延、折衷和自我安慰式的權宜之計的時代已經接近尾聲;取而代之的,我們將生活於其後果之中。」(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