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7月23日星期三

區家麟 - 因「反佔中」之名

2014年7月23日

【明報專訊】7月2日「預演佔中」後的拘捕行動中,政府有一個不尋常小動作,似乎很多人忽略了。

當天,社會福利署破例派出5名社工,到黃竹坑警校協助警方處理被捕示威者。社署回應傳媒時解釋,此舉乃應警方要求,社工當時主要角色,是為16歲以下被捕人士提供「情緒支援」,及落口供時以「中立見證人」身分保障他們的權利,社署強調社工在整個過程中「保持中立」。

紓緩政治情緒非社工工作

面對天災慘禍,如大海難、SARS疫症要隔離居民住客等情况,出動社工提供「情緒支援」,合理。然而,「預演佔中」靜坐示威者沒有濫藥醉酒、也沒有狂躁暴力,示威者的情緒,乃因政治爭議而起,他們惱恨制度不公、批評權貴大話連篇,情緒波動的話,社工如何「支援」?社工輔導要旨,一般乃首先認同受助者的感受,重安撫調和,不會與之對抗。那麼,「政治情緒」如何安撫?社工要與被捕者同聲同氣,一同指罵高官?一起批判小圈子選舉?要紓緩這種「政治情緒」,根本不是社工工作;社工若介入,亦無可能「政治中立」。再說,若要保障被捕者權利,應找律師、找未成年人士的父母或監護人。社工不一定具備相關法律專業知識,無資格取代律師地位,自封「見證人」協助被捕者落口供。為何警方拖延律師到場,卻急召社工取代律師位置?

刑事案件拘捕過程中,警方召社工協助,違背常理,亦絕少先例。一般而言,落口供時需要社工幫手,只有兩種情况社工乃被捕人士的監護人,或當事人是社工跟進中的個案。

當天的拘捕行動破天荒召社工協助,政府與警方目的彰彰明甚:竊取社工的光環,有社工的參與,強硬的拘捕行動增添柔性,這是一項形象工程,社工被迫投身維穩工作,慘被消費,淪為武裝力量的華麗外衣。

專業社工,要為弱勢者充權,要維護他們權利,不可能淪為管治機器的維穩小螺絲釘。有人或會認為,社署社工也是公務員,公務員要聽從上級指示。社工身分與公務員身分,哪個為先?很明顯,絕大部分社署社工,都是先成為註冊社工,才有可能獲聘為公務員;受政府錢財,專業抱負也不能被蠶食。

近日香港大勢,陽謀已現:管治集團以打擊「佔中」為名,渲染成危機,把「佔中」等同暴力,製造恐懼,藉詞動員力量,高舉維穩旗幟,籠絡人心。武裝部隊借勢擴大影響力,要求各行業各專業各級官員表態效忠。商會社團身先士卒、專業團體不甘後人,平素較有堅持的行業,如社工、記者,則紛紛面臨高層壓力,變相自閹迎合。

新一波的「反佔中」簽名運動,則開動國家機器,威逼利誘,然後把自己裝扮成弱者、博同情。威權管治的柔性心戰,「踏上一個新台階」。

劉進圖 - 泛民入閘風險小 普選失敗遺害大

2014年7月23日

【明報專訊】2017年行政長官普選能否實現,關鍵在於提名門檻。熟悉北京思維的建制中人認為,北京不會容許長期擔任反對派的泛民人士成為候選人,藉此杜絕港人選出北京眼中非愛國愛港人士當特首的可能,提名委員會將以少數服從多數的投票方式,篩走泛民的參選人。持這種觀點的人在中央和特區政府內部為數不少,他們的盲點是,容許泛民入閘參加普選的風險,遠遠小於堅持過高門檻令普選失敗的風險。

就香港當前的政局而論,2017年的行政長官普選,即使泛民陣營能夠提名一個正式的候選人角逐,也不可能勝過建制派的候選人,這是因為泛民人士普遍欠缺行政管理經驗,香港市民又相當理性務實,選立法會議員會揀反對派監察政府,選特首卻會揀有經驗、能與北京合作的建制派人士。就算泛民提名像余若薇那樣辯才了得的大狀出選,也敵不過林鄭月娥之類的形象良好又有管治經驗的人,2007年特首選舉時曾蔭權在民意調查中持續大幅領先梁家傑,就是明證。這一點,不單泛民人士承認,大多數建制中人也是同意的。

不過,建制中人擔心,就算2017年泛民出閘只是陪跑,難保2022、2027或以後,建制候選人會否出閘脫腳,被揭發致命醜聞,令泛民候選人爆冷當選;或者內地發生一場近似「六四」的政治鎮壓,令港人對北京非常反感,故意選一名「不聽話」的候選人,令北京難堪。

泛民入閘風險可管理

建制派人士的擔憂,並非全無可能。必須承認,只要容許泛民入閘,北京就要冒一定的政治風險,但這個風險是可以通過下述方法來防範和管理的。

(一)實施特首普選時,建制派的候選人應該有核心團隊,例如政務司長和財政司長的候任人選,假如特首候選人醜聞纏身無法翻身,又或心臟病發被迫退選,就由副手即時頂上,減少爆冷的風險。

(二)假如中港關係變得極其惡劣,即使是建制派候選人,面向普選時也要順應民意,不可能對北京唯命是從,泛民候選人亦然,北京若真的無法接受泛民候選人,可以在投票前設法表明立場,港人若不予理會,北京可以拒絕任命,促使香港依法重選,這樣會造成一定的政治震盪,但只要一切事先張揚及依法而行,憲制仍能有效運作。

(三)泛民主派並非鐵板一塊,多數從政者不想永遠當反對派,只要特首是由普選產生,有充足的民意授權,泛民陣營就有可能與民選特首開展合作關係,甚至派人參與特區政府運作,積累管治經驗。泛民的提名委員在醞釀特首候選人時,為了增加勝算,也會考慮北京領導層和公務員團隊的看法,北京只要肯與溫和泛民接觸對話,就可以減少泛民推出北京無法接受的候選人的風險。

(四)不論是建制或泛民候選人,即使在普選中勝出,到組建主要官員團隊時,都必須得到北京的委任,當選人必須採取務實合作的態度,否則就要冒上若干重要職位懸空的風險,被看成為跛腳鴨政府。

以上所述,只是北京擁有的部分籌碼,尚未觸及人大釋法等更厲害的憲制權力,也未計及親北京建制陣營在議會內和地方選舉上的政治動員力,以及長年累月的統戰工作積聚的社會滲透力,在權衡泛民候選人入閘的所謂政治風險時,必須把北京管控這種風險的各種能力一併考慮。指一旦容許泛民入閘香港就會政治失控的人,經不起嚴謹的論證。

另一方面,如果北京堅持普選特首要設高門檻,要確保提委會可以隨時篩走北京不接受的泛民參選人,則泛民陣營極可能綑綁投票,個別溫和泛民議員縱然想支持政改方案亦難以辦到,這一條泛民底線是北京老早就摸得一清二楚的。

普選失敗遺害難化解

今天的北京領導層和2003年時有一個差別,就是對香港的政治形勢有較深刻的掌握,怎樣的政改方案才有可能通過立法會,北京應該懂得判斷,不會明知注定失敗,仍督促特區政府啟動政改諮詢,燃點全社會對實現2017年普選特首的期望。

普選失敗會造成怎樣的風險和遺害,北京應該也作過評估。首先,香港人和國際社會將視之為特區及中央政府的失敗,泛民主派也會承擔部分責任,但他們只要籠絡好各自的核心選民,在北京精心設計的大選區多議席單票制下,仍能鐵定連任,梁特首和中央領導人卻會終身帶着這個不光彩的施政紀錄。

其次,香港政局馬上就會陷入一片混亂,如今行政立法關係雖然很僵,但政壇中人還抱有一絲希望,假如普選方案能通過,政制改革就有可能向前發展,政黨政治、責任政治等成功的民主社會必須的元素就有可能出現,一旦普選期望落空,政改無法推進,僅存的有心人也會失意求去,社會精英將厭棄政治,公務員團隊會一事無成處處受阻,立法會將變成純粹的政治鬥獸場,香港社會無可避免將向下沉淪。其三,普選失敗會激化社會矛盾,引爆民眾對現狀的不滿,催生激進及持久的公民抗爭運動,佔領中環只不過是種種激烈抗爭的其中一個可能,而且不是政治殺傷力最大的,特區政府單靠警隊「果斷執法」,是無法化解危機的,一個不慎還會挑起更大規模的群眾運動。

相比之下,容許泛民入閘競選,對北京的政治風險是遙遠的、不確定的、可控的,普選失敗的風險卻是即時的、具體的、難以化解的。北京領導層只要細心權衡風險利弊,不難作出明智的選擇。

李怡 - 沒有比獨立人格更重要了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7月23日

1968年初,捷共領袖杜布切克推行自由化政策,一度出現布拉格之春的活躍局面。腦外科專家托馬斯一晚與朋友喝酒時隨興講了希臘神話中伊迪帕斯(Oedipus)的故事:伊迪帕斯在不知道的情況下,殺了父親,娶了母親,當他知道真相後,他把自己的眼珠子挖出來,作為對自己罪行的懲罰。托馬斯說,當斯大林實行大規模整肅運動時,蘇共當今領導是參與或至少目睹的,捷共更把這種做法推行到捷克,如果共產黨人對自己曾經參與或目睹的惡行有一點人性感覺的話,他們也應該把自己的眼珠子挖出來。在座朋友很欣賞托馬斯的意見,鼓勵他寫成文章。托馬斯既忙於做手術,又忙於在女人堆打滾,不過他隨手就寫了,也拿給了雜誌社。編輯非常欣賞。但文章還沒有印出來,蘇聯的坦克就開進布拉格,杜布切克被捕,也結束了布拉格之春。托馬斯與妻子流亡到瑞士,後回流捷克,到原來的醫院要求復職。醫院的行政領導對他說,歡迎他回來,只需辦一個小小的手續,就是在一封信上簽個名,這封信說他出於無知而寫了「伊迪帕斯」這篇短文,他的意思不是要共產黨人把眼珠子挖出來,他願意撤回這篇文章。醫院領導說:「寫文章不是你的專業,撤回這篇登不出來的文章,對你有什麼損失?何況這封信只作存檔用,不會發表。」托馬斯沒有反應。領導問:「這篇文章對一個外科醫生,有什麼重要意義?」托馬斯面無表情地說:「再也沒有比這更重要的了。」其後內政部官員來找托馬斯,提出較溫和的要求,但仍是要他在撤回文章的信上簽名。托馬斯當面把信稿揉成一團,送客。下一個鏡頭,這位著名腦外科專家,轉行去做抹窗工人。

這是捷克作家米蘭.昆德拉小說《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輕》的其中一個情節,小說二十多年前拍成電影,香港取名《布拉格之戀》。最近筆者在電影頻道重看,深有感慨。小說寫了很多生命中的「輕」,其中之一就是上述情節,涉及的是要求一個醫生簽名表示撤回偶然寫的文章,而不簽的代價就是從備受尊敬的腦外科專家變成抹窗工人。值得嗎?從經濟價值判斷,或從個人一生從事的專業來衡量,答案都太明顯。為甚麼托馬斯覺得不能簽這個名、「再也沒有比這更重要」呢?

因為他是一個有獨立人格的人,他可以否定、而且應該有勇氣否定自己過去的錯誤認識,或否定自己認為做錯的事,但絕不可以否定自己沒有做錯的事。「伊迪帕斯」雖是他的隨興感想,卻出自他的真正想法,並由他的獨立意志作出寫成文章的行為。能否刊出,對一個外科醫生來說無關緊要,但要他在一封信上簽名把文章撤回,就意味要他否定自己的獨立意志,如果他這麼做了,他會一輩子看不起自己。作為一個有獨立人格的人,簽一封否定自己的信去繼續當外科專家,所獲得的是當權者拋出的肉骨頭,而不簽這信去當抹窗工人,所獲得的報酬則心安理得。從這個意義上,托馬斯認為沒有比這更重要了。這是「生命中不能承受(簽一個名)的輕」。

對於大部份聰明的香港人來說,托馬斯的行為簡直不可思議。對於天生就要找有權有錢的勢力依靠的人,否定自己一貫價值觀這種事毋須領導人提出,自己早就自動「識做」了。梁愛詩說,若外籍法官不愛(中)國,大可以不當法官。對她和她這類人,獨立人格不值一分錢。而法官如果沒有獨立人格,還能維持公正獨立的司法嗎?沒有獨立司法,法治也就會成為「中國法治」了。


一位在小型進出口公司工作的年輕人對筆者說,她老闆拿一叠「反佔中」表格要僱員簽署,幾乎所有同事都簽了,她問筆者該怎麼辦。筆者跟她講了托馬斯的故事。她說她會誠實告訴老闆,她不想簽。她未必會被解僱,但在公司的地位會受影響。

有人拿錢遊行;有人拿錢代發傳單;有人在接近中共最高權力層之後無比亢奮,胡言亂語。建制的高牆是由權力和利益築成的,因而許多人在簽名時說不出「佔中」是啥意思,有人把「反佔中」說成「反中央」,他們雖有生命卻沒有自己的獨立意志,言不由衷,因而不是完整的生命。正如電影《逆權大狀》中說,堆砌起高牆的石頭會粉碎,但以卵擊石的卵卻是生命。在今天,高牆以摧枯拉朽之勢向生命壓來,真正尊重生命的人,沒有比堅守獨立人格更重要了。(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2014年7月22日星期二

林忌評論:香港無普選,中國沒民主

自由亞洲電台   2014年7月21日

7月15日香港特首梁振英,向北京提交政改報告,內容有如將香港的民主普選送進棺材,只欠人大拍板去釘上最後一口棺材釘。梁振英的報告之中,否定了特首選舉的公民提名,說公民提名「違反」基本法,僭建特首人選要「愛國愛港」、提名委員會要繼續以不公正的所謂「四大界別比例組成」、提委會產生方法沿用現時小圈子選舉等等;即2017年的所謂香港特首選舉,表面上容許香港人「一人一票」,當肯定參選人必然屬北京祝福的篩選者,即在幾個共產黨人之中選一個的假普選;至於立法會選舉方面,則更加荒謬──2016年的立法會選舉組成比例不變,即繼續只有一半議員由直選產生,而另一半保留所謂「功能組別」,即絕大部份為小圈子產生的議員,無論議會以及特首,最終都只可能由共產黨控制。

這份「政改報告」和以往不同的,就是以往三十年來,中共都只是不斷拖延香港民主普選的時間表,而今次就等同宣佈香港永永遠遠,也不會有真正的民主選舉。英治年代香港人多次有機會實現民主,早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初的英國政府被北京以戰爭威脅而制止;八十年代中共禁止香港人參加中英談判,之後爭取的88直選、91直選運動等,都被中共以種種理由,不斷拖延及減低民主成份;而1994年香港人曾經有通過,即時立法會全面普選的機會,但在投票的最後關頭,被中共游說2007/2008 必然有雙普選,而誘騙一些民主派議員投反對票;中共再於2004年否決07/08雙普選,去到2007年就推遲到2017/2020,如今2014年就直接否決了任何進一步的民主改革,以假的普選方案取代,這顯示在聯合國登記的中英聯合聲明以至基本法的一國兩制保證之下,中共都不打算信守任何承諾,那麼中國大陸方面,還用希望共產黨會有任何改革的可能嗎?中國的知識份子,你們還幻想共產黨會變好嗎?

連香港也不許民主化,被騙三十年的港人,終於成功被迫出了「港獨」的思潮,年輕一代終於對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個國家醒覺,這是一個要毀滅香港的政權;中國的知識份子餘下的選擇更少,要不繼續成為中共維穩政權下的一粒螺絲──即使是不時抗爭一下的一粒螺絲,要不就告別中國離開這個沒有希望的國家。

中國已經錯過了改革的時機,失去了自我修復以及完善的可能;餘下的只有洪秀全或孫中山式的革命,才有可能有機會去拯救這個國家。然而今時今日,在經濟發達的假象下,中共的政權,比大清的江山更穩固,而敢去推翻暴政的勇士,則早已身陷囹圄,或根本不存在。在這個黑暗的年代,我們不應再對共產政權有任何的幻想,應全面否定這個政權,否定這個國家,我們不要再被共產黨劫持國家而利用。面對中共的龐大維穩機器,我們需要做的,就是全面反對他們,而且一刻也不能浪費。(自由亞洲電台粵語部評論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Vic:世上有兩種邏輯,一種是邏輯,一種是中國邏輯。世上有兩種普選,一種是普選,一種是中國普選。中共在普選一事上欺騙港人三十年,如今企圖以「中國普選」魚目混珠,香港人甘願就此屈服嗎?

七年前,詹德隆曾在《信報》寫過以下笑話:香港的民主勇士虔誠的天主教徒李柱銘有一天在教堂中祈禱時,天主感其誠突然顯靈並對李議員說:「你心中有什麼疑難?」馬丁李衝口而出:“God, when will we see democracy in Hong Kong?”天主回答說:“Not within your lifetime.”馬丁沮喪萬分,但仍然不忘問第二個問題:“God, when will we see democracy in China?”天主唉的一聲回答說:“Not within my lifetime!”

香港以至大陸不斷有人聲稱「中國無民主,香港無普選」,那是將香港民主與中國民主緊綁一起,一起沉淪、同歸於盡的冚家鏟思想。「香港無普選,中國無民主」,先致力爭取香港的民主,使香港成為中國的模範,才是香港與中國的活路。幫助中共在香港推行假普選,反對香港人爭取真普選的人,是香港與中國的罪人。

2014年7月21日星期一

吳靄儀 - 177方呎

明報   2014721

香港樓房面積愈建愈小,新近廣告推出177方呎的「樓」,有評論稱頌為能為現時買不起樓的人解決需要,還美其名為「室雅何須大」,不知是存心諷刺還是說風涼話。《陋室銘》那個「何須大」的居室,只供雅士一人靜心修養,調調素琴,閱閱金經。要是一家大小同住,須容納一切家具雜物,所有活動都只有這個空間,我就不知如何能雅起來!

簡陋不是問題,空間是大問題。我小時住新界舊屋,家居清簡,沒幾件家具,是在長板上擱木板再鋪舊棉胎搭建成的,但空間闊落,屋前屋後屋左屋右還有餘地有菜園,捱了老媽責罵可以躲到竹園獨個兒生氣,老媽被氣壞了就找隔鄰叔叔嬸嬸聊天,氣過了就回復正常。都市環境不容許一般人有這樣的空間,但私人空間壓縮至近乎零,鬧了不愉快也無法避入自己的私室,長期壓力之下,有爭吵而無法分隔,於是成了困獸鬥,家庭悲劇遲早發生。

所以現時的房屋政策是害人的政策,不但造成家庭問題,未有家庭問題發生之前,已直接影響生活質素和個人的成長,但是以我們的政府制度,房屋政策永遠走不出這個桎梏。不但房屋政策,城市規劃、公共空間和建設,在在打擊每個普通市民的身心健康和生活愉快。房子小,本應以擴大公共空間補救,但現時政策反是不住將公共空間私有化,小市民逃出了狹窄的住宅單位也無處可去——除了商場。選擇放棄都市生活,遷居至新界鄉村務農,過簡樸而平淡安寧的生活,可以嗎?不可以,政府要拆掉村子發展為都市。毫無選擇的生活不是人過的生活。為何我們要被迫容忍?為何我們的政府、議會無意或無能改善?為何強烈的民意無法改變折磨這麼多人的政策?政改方案引人注目,但更重要的是政改的目標是為了改變現時折磨香港市民的政策和決策的方法和理念。為什麼用盡入息能買177方呎的單位已應令人笑逐顏開?

2014年7月20日星期日

陸沉 - 現代籌安會:用刀叉的食人族

星期日生活   2014720

【明報專訊】如果,香港有一種意見叫主流意見,我心目中的候選意見,大概是快點多一個免費電視台、快點取消丁權之類,我從沒有想過,港人的主流意見有一天居然是希望「提委會擁有實質提名權,不應被削弱或繞過」。這個主流意見如何達至,沒有官員說得出一個所以然。聽說,政改報告中參考了11個調查,當中有7個調查都與建制派有關。因為被「各界意見」極力主張,「提委會壟斷」就突然主流了。

自製合法性百年前有經驗

先說一個故事。近百年前,時值1915年,辛亥革命幾年後,一個名為「籌安會」的組織成立,此組織以研究「共和政治得失」為名,發表了《君憲救國論》,認為中國不適合行共和制,要富國求強,莫如捨民主制而改行帝制。籌安會召集各省代表入京「請願」,時任民國大總統袁世凱的身邊人亦紛紛勸進,他請回來的外國顧問早幾年前其實已發表了《新約法論》、《共和與君主論》等,結論也是中國適合帝制。學者意見有了,民意有了,最終袁氏「順應民意」,同意變更國體。至此,第一部曲完結,中華政制研究由「諮詢期」進入第二部曲「國民公意」的立法階段。

擁有主權的袁氏政府推出了《國民代表大會組織法》,袁氏於19151120日申令:「本大總統受國民之付托,以救國救民為己任,民所好惡,良用兢兢,唯有遵照《約法》,以國民為主體,務得全國多數正確之民意,以定從違。」五花八門的請願團紛紛上京,諮詢次輪「民意」,聽夠後,進入最終第三部曲,當然是由被操縱的國會熱烈通過袁世凱登基。穿上民意的外衣,走了一趟程序,這就是著名的洪憲復辟。

說這個故事,是想提醒一下,自製合法性的把戲在歷史上其來有自,設定框架、劃地為牢,召喚各種各樣的「民間團體」、「專家學者」營造「民意」,把獨裁意志技術性地合法化,袁先生百年之前已玩過一次。

古往今來,自製合法性者往往極其着重「各界認同」、「有法可依」等標準,背後的道理很簡單,民選政府根本不必提「各界認同」幾隻字,因為民主授權就是最大的認同,獨裁政府不敢直面民意,不能硬碰硬的點算支持度,因此「各界」是重要的,因為「界別」有多少,哪些才算數,是出於人為劃定,創造一堆團體,劃出一些界別,我的支持就多了起來,哪怕這些界別只有小貓三四隻。而着重法律,則因為法律是由政府頒布、人大決議,易於控制,與公意實在不必太有關係。

袁世凱的作派其實頗為先進,現代的獨裁者經歷兩次世界大戰前後一堆暴政的失敗後,也慢慢學會程序先行的一套,學者William Dobson在著作《獨裁者的進化:收編、分化、假民主》中總結,獨裁者也會進化,舉世的威權政體亦懂得以程序和表面制度來披上民意的外衣,變身為用刀叉的食人族。

Dobson舉例指,俄羅斯、伊朗、新加坡等威權國家,近年都給予國民一人一票的普選,這種選舉很好聽,一般人聽上去也會以為很民主,但這些政權會在選舉制度上想方設法制定對反對派不利的安排,例如新加坡有為反對派度身訂做的選舉劃界,伊朗的宗教委員會可篩走不屬意的候選人,而幾個國家都在新聞自由上努力壓制。

打壓手段變成「依法行事」

「文明」的獨裁政府打壓異議者的手段,亦由赤裸裸開槍鎮壓,變成「依法行事」。Dobson舉例稱,俄羅斯總統普京面對民眾上街抗議選舉不公時,不會直接的出動秘密警察或暴力鎮壓,而會提出修改法例,例如俄羅斯兩年前大幅加重示威行為的罰款150倍,示威罰款竟高達30萬至100萬盧布(約6.6萬至22萬港元);並授權警察,可以在示威遊行前把示威者邀到警署問話。凡此種種,當然是惡法,但這都是次要,至少打壓行為披上了合法的外衣。無獨有偶,在俄羅斯的國家杜馬,反對派也是以拉布阻止法案失敗,亦被斥拉布影響民生。

在香港,類似的惡法也不是沒有,近年警方經常引用的《公安條例》「非法集結罪」,本身是六七暴動時通過的英國舊法,用以限制集會自由,在1971年因學聯發起的「七七維園」保釣事件,引起警民激烈衝突首次被引用。爾後港英政府一直放鬆對示威的管制,91年港府通過《人權法案》,到95年《公安條例》因牴觸人權法,集會申請制度被廢除。但在回歸後,相關法例即被臨立會復立,延用至今。

Dobson總結指出,廿一世紀的獨裁者渴求權力,但需要法律背書,把法律、程序變成獨裁的工具,透過他們獲得正當性——即使法律有所偏頗,即使被法律管治的人,根本沒有同意過它們。Dobson更指出,近年在每一場獨裁者與被統治者對抗的戰役中,獨裁者的反應是一致的:指抗議活動非法。當然,他們不會討論法律由誰創議、制訂,更不會談及自己政權的本質。

獨裁者奉「政治冷感」為美德

這套「符合法律」、「符合程序」的說辭,要賣得出去,亦要有差不多質素的人民配合。Dobson在書中說得好,對於專制政權而言,要運行不墜最好的潤滑劑就是人民對政治的冷漠,Dobson稱,舉世的獨裁者都把「政治冷感」奉為美德,其理自明,因為一旦人人都關心政治,民眾就難以欺騙了。說到底,民主本身是一種共識,改變的開始,在你我的一念之間。

蔡琇莹訪問林超英:有限觀發展

生活達人   星期日生活   2014720

【明報專訊】退休後的林超英,搞作多多,自言「忙過返工」。

生活是忙,但並不亂。

訪問前記者頭痕問他什麼才好——人人都知他愛觀天、觀鳥;退休後對社會事務的關心,自己動筆寫文章搞定,文章隔不久見報之餘,四年來幾乎一兩星期寫一篇blog,還有經營自己的facebook(他會親自回覆留言)……這樣開誠布公,還有什麼好問他呢?

於是從他的新書說起。《天地不說話》內,是他撰寫的一系列輕鬆易讀但有深意的科普散文。

醉心科學,閱書博雜、不時開竅的林超英,以人文的筆觸,說起天地的故事:說藍天白雲,會說到去「緣生緣滅」、說火山爆發,又可扯到「禍兮福所倚」這道理……說着說着,相信除了因為機場第三條跑道的造價隨時到達三千億,除了會對香港環境造成不可挽回的影響,除了他在一九七九年已開始跟機場這個project以外,重中之重是他真正悟到「有限」這個道理。

思考方法:從「看」到「觀」到「亂想」再到「啪一聲」

「做人要開心呢,一定要訓練自己感應四周的東西。開心就係要打開自己,打開對眼。眼,除了視覺以外係要『見』;耳仔,聽到以外要『聞』。看見東西有時要好奇想一想,問一問。」他的「見」,不只視覺,還要綜合思考和其他感覺。例如他落巴士嗅到一陣香氣,其他人低頭默默走過,獨他抬頭,看見了白蘭樹。

天空其實不是「天」 只是一個空間

他在書中提到很多自然現象,來說明肉眼所看到的,不一定是真相的全部。例如「藍天」、「彩虹」,單憑肉眼,其實看不見他們出現的「真相」。「你問天是藍色還有假?其實你看到的只是一個『障』。天空其實不是『天』來的,只是一個空間。我十幾歲時發現,原來天唔係黑色,只係一個空間!��家諗返轉頭都覺得當時好勁。後來認識了其他鍾意天文的人,原來好多天文愛好者都經過這個感覺。」他說這種頓悟,有如腦袋「啪」的一聲。所謂「好勁」,也不是自誇,而是那種開竅的感覺,令他意識到自己的渺小,「發現自己渺小係一件好事」。

自此,他的腦袋大大小小的「啪」過很多聲。又一次,他因為觀鳥而「開眼」。他說以前成天係飛鳥,他視而不見。直至有次師傅帶他到墳場觀鳥,他才發現「嘩!原來周圍都係雀!於是每日返工放工都見到有雀!」是為開眼界。

開竅 看清表象背後的真實

開了眼,如何才能找到物件背後的「真相」?他說:「首先要周圍望,望吓望吓,互相參照。睇的時候不要有預設的成見。」留意身邊事物,是一種鍛煉,是通向開竅的第一步。「周圍望的時候,要多望幾眼,將物體由視覺變成一個影像,即要『看』。例如,我看見一隻朱頸斑鳩,認得它,這是一個層次。進一步,就是看什麼東西也好,要花多一點時間看,漸漸你會看到這些東西是有動感的、有變化的。這些變化的總和,才是那一件東西。來到這個階段,才是『觀』。觀的時候,你會對那樣東西理解多一些,心也會安靜下來。」

當能夠進入「觀」的境界,便可到另一階段——「亂想」。「其實即係聯想,只係我叫作『亂想』。即係將看過的東西聯想起來,不是一件一件獨立記住的。獨立記住的那些不是知識,只是資訊。經過這個階段,你會發現你所見到的只是很多東西之中的一部分。再之後一步,就是你會突然間見到這樣東西與其他所有東西是相連,搞搞吓呢,突然間便會『啪』一聲,哦,原來一些從來都看不到的關係,突然間走了出來!英文都有個字『epiphany』,即開竅,突然間諗通一啲嘢。所謂諗『通』,即係呢樣駁通嗰樣之嘛。」一言以蔽之,即要看清真相,還是要累積經驗、識見,融匯貫通,才能窺得一角。

他常以「彩虹」為例,說明在美麗的表象下,還有十分複雜的構成過程:看的人要背向陽光,陽光經過水點內部幾次折射和反射,才分拆出七種顏色。若只直視彩虹的表象,便不能理解表象背後的真實。

崩壞道vs.意志

目下,不少人都說香港的情勢「亂七八糟」,這是表象,還是什麼呢?開了竅,懂得看背後真象的人,又如何看當下的形勢?

「你覺得當下世界好紛亂,但其實紛亂是一些大趨勢,不是個人意志,而是一堆人的意志,嚮度郁緊、互動緊。我們身在其中,難以自覺我們是站在哪裏、幹什麼?但這些群體之間的互動,不會只向一方傾斜。因為天道不是這樣的,天道永遠有調節,回復平衡。世道有時會失衡,但任何一方過籠,天係會收佢嘅。(笑)因為如果天唔收過籠的,我哋��家唔會存在。」但我們永遠都不會知道幾時才是「過籠」,天道幾時才會「收」那些「過籠」的事。但見世道崩壞,難道我們就只能望天打卦,「等天收」?

「如果世界只有這一條天道,即所有物質都會消失,那所有人、動物都不會存在。所以天道有兩樣,一樣是『崩壞道』,另一樣係抵抗崩壞的『意志』,即人會去找食物,將從食物中得到的變成身體的一部分,抵消崩壞的部分,所以『生命』是逆着崩壞的趨勢而存在的。即是說,宇宙中有兩條路,一條路要你崩壞,另一條路就是堅持唔好崩壞。」也許有形的生命最終免不了老去、崩壞、消失,而抗逆崩壞根本就是生命的一部分,來自生命自主的意志,「呢樣嘢,梗係宇宙一出現時便存在。否則,我們為何仍可以坐在這裏?」

知道「有限」 反對建三跑

或者,他忙這忙那,寫文又做訪問反對機場第三跑道(下稱三跑)的興建,就是無法坐定定等個天來收復「過籠」的事物,而要間中「抗逆」一下。問他是否從大自然中領悟到什麼,於是要去翻出一大堆數字跟機管局論證興建三跑之沒必要,他想了一想,說是因為他知道資源是「有限」的,而我們應該是在「有限」之中做得更好,而非想着無止境的擴張。

「大家忘記了,香港因為歷史原因而被框在一個圈裏。跟其他城市不同,上海、廣州、成都可以變大,北京更可以變大至連接天津,他們有地方。香港的特別之處在於她被『框住』了,我們的每呎地,一mark出去便是永久的沒有了。如填海,你不會想像有人可以將填海土地重新掘出來。這些叫不可逆轉的改變。」土地有限因而填海,發展基建是一路以來我們的發展模式,於是我們相信經濟發展一定愈來愈好,將來出入香港的人一定會愈來愈多。殊不知這種「發展觀」未必趕得及地緣政治的發展,還透支了香港以後的土地及自然資源的使用權。

機場選址赤鱲角 「勉強」的選擇

他說,其實他自一九七九年起便「黐住」這個「新機場」,「起初還未定在赤鱲角的,不過其實全香港也沒有幾個位置適合建機場,所以很快便決定在這裏興建。」赤鱲角機場的選址,旁邊有一大山,其實是很「勉強」之下的選擇,這也可見香港地方的「有限」,「因為那座大山,結果天文台要花很多錢去搞那套『風切變系統』,告知機師風向是否適宜降落。所以當時天文台是要揹很大的『飛』」。

他仍然覺得,機場的所謂客運的擠迫問題,是可以通過管理手法騰出空間來改善的。「現在全球經濟疲乏不堪,新的金融風暴如箭在弦,過去的高增長率未必能持續。另外,隨着內地開放和設施進步,到中國的訪客不一定需要經過香港赤鱲角機場,這些都是不可迴避的現實。所以說,二○三○年赤鱲角機場預計乘客人流,連九千七百萬都是過於樂觀的,儘管如此,九千七百萬也只比原設計乘客容量多11%,現在資訊科技發展迅速,加上管理新思維,原設計的機場完全足以處理。乘客人流實在不足以構成興建三跑的理據。」

三千億,這個數字概念

更別說龐大工程開支的前車之鑑。正在進行中的高鐵工程,之前說要六百多億,隨着工程延誤,最後納稅人埋單要付多少仍是未知之數。興建三跑,究竟要幾多錢?「機管局起初說千幾億,後來漏了口風說二千億,現在連提都不敢提。看來需要三千億。」他嘗試量化三千億這個數字概念:「現在中國嚮尼加拉瓜興建一條新運河,若四百億美金,即約三千二百億。為何興建一條機場跑道,使費會接近一條差不多一百公里、連接中美洲的運河?中間是否有問題?」機管局說他們會「融資」。「但融資之後責任誰負?一定係香港市民找數。因為機管局就是香港政府全資擁有的公司。現在他們連幾錢都講唔出,還要我們去同意興建?」

填海建地,對下一代公平?

建三跑,要填海,而這片海,雖不在維港,也不應任意填。「填了海,即透支了我們後代做事的彈性。現在我們開始講跨代的公平。機管局只是一間商業公司。作為受薪總裁,一定千方百計想將生意變大。生意大,收入也大。但現在建三跑,他們是拎了大眾資源,變作他們的生財工具。」天然資源,即我們的海洋。

他最近讀了本叫Cheaponomics - The High Cost of Low Prices的書,順便將書名譯為「平嘢的代價」。「點解啲嘢會平?因為大司拎唔使錢的天然資源,然後將之變成商品,叫你去買。��家機場呢度呢,就係拎咗個海變做地。他們以公眾損失來津貼他們的生意。他們在帳面賺錢,但香港人便付出了一片海作為代價。所以若要與他們計數,他們是否要畀錢同香港政府買地?根據地價買吖?現在興講『跨代的公平』﹙Interperiod equity﹚,政府其實也要代表未來的市民,跟他去拿回那幅地。」三千億,市民角度來看當然不能算是「平嘢」,但到生意人之手便是以小博大的籌碼,甚至是「無得輸」——因為無論一千二千還是三千億,付鈔的是香港市民。

填海「發展」,真的有需要?

繼而,林超英說到填海得地對海洋及其中生物,尤其是中華白海豚的影響,特別緊張:「我認真起來便要問,填海出來的地,你用幾多錢同香港人租借?就算填海工程係你責任,但那片海是『我』的!」說到我字,不無肉緊。「為了興建這個機場,香港社會已犧牲了很多地,還犧牲了很多沒有人留意的東西。」然後他動手畫了一幅圖,解說填海工程的影響。

「以前這個海跟出面的海是通的,以前任何生物,包括赤��,都可以游得過。而珠江口的水係從這邊出去,又或從那邊入來,所以這裏的海底挖得很深,去廣州黃埔的大船係行過呢度。海豚、魚都在這裏自出自入,但起機場時已將海封了一半,變成了一個內海。現在再起多一嚿,還有個人工島,還有條公路由海底過去的,而原來公路不是在這裏『潛水』,會伸出一部分才落水。你話係咪同以前完全唔同咗樣?呢度係澳門來回之處,如海豚出入便跟這些基建與船擦身而過。其實唔使科學家都知,這裏將有大變。但機管局稱只有這一部分的影響。你看海豚要在這個行船的空間出出入入,那牠們是不會入來的了。」

有人會問,海豚有咩緊要?緊要得過香港發展?「這不是有善心的人的思考方法,動這個念有問題。」他說,現在機管局常提議興建海岸公園,補償給海豚,但這裏本身明明是海豚的家呀。「等於你有間屋,突然有人同你講為咗香港人的利益,要用你一半屋起嘢,跟住宣布將剩下的一半,建作『保護區』,咁邊係『補償』?連補償的概念都錯。」在香港,莫說是海洋生物,即便是人,當「發展」突然站在你家屋前,你也是執好家當與包袱離開。近年所謂的「亂」,便是因為愈來愈多人醒覺到所謂「發展」,是否真的有需要?而我們是否仍要抱守這樣的發展觀?

文 蔡琇莹
圖 余俊亮
編輯 蔡曉彤


早在1999年,當時的九廣鐵路曾提出落馬洲支線要橫跨塱原濕地興建高架橋,林超英跟其所屬的香港觀鳥會,加上環保團體長春社和世界自然﹙香港﹚基金會帶頭,以「保育濕地」為理由,反對興建高架鐵路。「說起來,三跑與當年落馬洲支線相似,又話係飽和,又話有需求,但起的時候又破壞自然環境,造成傷害。而且這些發展是否有效益呢?係存疑嘅。落馬洲支線工程,那些錢是浪費的,因為之前連基本概念都沒有搞清楚,沒有一個論證過程。」關於大型基建,林超英翻出數字,說來說去,問的不過「是否真的有需要建?」,以及當中的「論證過程」。他不滿機管局只以「超過七成民意支持興建第三跑道」來作護盾。2000年,當時的環保署長否決了九鐵提交有關落馬洲支線塱原濕地的環評報告,結果高架橋要改由從塱原的地下經過隧道,成香港環境保育史上一重要先例。(資料圖片)

家明雜感:《公民不服從》他山之石──台北電影節現場

星期日生活   2014720

【明報專訊】過去一周去了台北電影節湊熱鬧。這電影節每年以不同城市為題,今年到了「華沙」,波蘭乃電影大國也。某個晚上,接連看了華意達《灰燼與鑽石》(Ashes and Diamonds)及贊努西《寂靜太陽年》(A Year of the Quiet Sun)的數碼修復放映。一部五十年代一部八十年代,兩個波蘭大導不約而同重塑二戰往事,着墨與調子大不相同,但蕭條與悲涼如出一轍。《灰燼》的黑白攝影,高反差的光影在銀幕上份外奪目。

《餘生》華語紀錄片的精耕細作

電影節另一焦點是「百萬首獎」的競賽片(719日晚揭曉)。幾年下來,該獎項成了台灣同年電影的較量平台,難得是劇情片、紀錄片不分類別競逐(去年得獎就是沈可尚的《築巢人》)。於是這趟旅程多看了幾部入選的台灣紀錄片。湯湘竹的《餘生-賽德克巴萊》拍得很好,攝影與音效一流(攝影師姚宏易也是著名紀錄片導演),技術一絲不苟,華語紀錄片中少見的精心、圓滿製作。《餘生》由魏德聖監製,副題是「賽德克.巴萊」,但跟年前劇情片《賽德克.巴萊》沒有直接關係,不是為了宣傳而拍的(《餘》沒半個《賽德克》鏡頭,沒有魏德聖的訪問)。兩個半小時的《餘生》可以獨立欣賞,原住民的題材拍來十分體面。影片由霧社事件作引子,談日治時期賽德克族差點被滅族的故事,倖存幾代人的辛酸(片名「餘生」所指)。受訪的是原住民及學者,包括《賽德克》的顧問郭明正及莫那魯道的孫女魯比馬哈。《餘生》敘事蠻豐富的,其中一條支線,攝影隊跟着三個原住民父子,登上海拔三千尺高山找傳說的神石。霧鎖群山,景色壯麗,父子對土地謙卑虔敬,身為族人而自豪。夜裏,野鹿悄悄靠近,人跟自然的平和狀態,令人悠然神往。

《餘生》據說早已拍完,奈何因版權問題一直未有公映。去年曾在金馬獎亮相,紀錄片獎輸給了更熱門、更哄動的《看見台灣》,然後便是這次台北電影節的放映。這樣好的紀錄片在台灣竟沒正式發行,難怪當天映後談有觀眾希望影片快點推出DVD。《餘生》將在香港稍後舉行的華語紀錄片節中放映,有興趣的不妨留意。

年輕母親記錄警民衝突

《餘生》放映的同一天,還看到另一部台灣紀錄片《公民不服從》,導演是位年輕的母親陳育青。2008年兩岸的海基、海協會在台灣會談,俗稱「江陳會」。大陸海協會會長陳雲林訪台,入住圓山飯店。飯店引來不少示威民眾,台灣警方嚴陣以待。陳育青當時在飯店,她拿起隨身的DV機拍攝,旋即被警察粗野干涉,無理扣留。陳育青對陳雲林頗嗤之以鼻,說他講話肉麻,又因應他的髮型戲稱他為「蓬蓬頭」。不過這非《公民》的重點,陳育青憤怒的是警察違憲執法,他們的職責不是保護特定人士。其後,她陸續接觸到這次抗爭事件的受害者,用攝影機記錄他們遭遇、跟政府對簿公堂的過程,稱為「我控訴」運動,《公民不服從》就是這樣出來。香港近期不停討論「公民抗命」、「佔領中環」,《公民不服從》可看作「他山之石」。在大國淫威之下,台、港目前的狀况互為參照,兩地愈來愈像政治命運共同體。

我們看《公民不服從》,或會為香港感到慶幸。警察把陳育青抓到派出所,一干人等對着她指手畫腳。一個警員說:「警察不用聽你的,是你聽警察的。」另一個拿着DV不停拍的向她破口大罵:「這是機關,不是你家!」過程完全被她的攝影機拍下來了,顯然警員對這毫不在乎。《公民》另一幕,示威者跟警察在街頭對峙,大概覺得封鎖得不合理,有女人不斷向警員詢問名字,警員充滿不屑的回應:「大爺。」香港的警察再卑劣,在鏡頭前還不至於如此明目張膽吧?論暴力程度,《公民不服從》的街頭抗爭比香港厲害。女示威者舉起雪山獅子旗向中共代表抗議,有警察在背後強搶,害她右手中指脫臼。她當天有來現場分享,提到了傷勢。她說手指經治療後仍不能屈曲,右手永遠無法握拳。《公民》中另一男示威者被盾牌打爆了頭,印有「台灣」英文字樣的T恤,留下斑斑血迹。他說受傷後一個月內經常暈眩,那是腦震盪的後遺症。

揭示當地法治靠不住

單從暴力事件看,「昨日台灣」可是「明天香港」?香港警察的警權無限擴大、公權力不停被濫用,干涉示威遊行愈來愈粗暴,相信假以時日,將步《公民不服從》台灣的後塵。台港政府都強調不能錯失時機,「發展」、「經濟」乃王道。政策強硬推行,漠視民眾反應;動員官方宣傳管道、國家機器軟硬兼施,無所不用其極。《公民》有段台灣政府的愚民廣告,活像香港刻下的政改電視宣傳,以各式各樣的修辭與詭辯,和顏悅色的美學、故作可愛的動畫包裝魔鬼細節。《公民》台灣警察把示威區劃到老遠,以確保貴賓聽不見反對聲音,這些我們其實都不陌生了。然後《公民》揭示更可怕的是,當地的法治早已不可靠,民眾對法官信任度很低,跟政府打官司屢戰屢敗。眾多案件中,只有上述被打爆頭的個案勝訴,政府得向傷者賠償。打官司費時,甚至懷疑官方故意拖沓,對訴訟的平民百姓造成心理壓力。《公民》拍不到審案片段,陳育青乾脆用劇場方法,找演員演繹法官的傲慢,在法庭上打嗑睡。諷刺的是,訴訟雖不可靠,贏輸毫無把握,但不爭取又不行,那已經示威者的最後法門。《公民》不止一次受訪的抗爭者說,要不然,只能搞革命了。

女性的抗爭形象

2008年的「陳雲林事件」後,大學師生聲援,在中正紀念堂集會,要求政府修改集會遊行法例,掀起了「野草莓學運」。《公民》後面陳育青的旁白說,失去公義像傳染病似的在各地蔓延,發生了一系列的強拆風波(大埔、華光社區),甚至高中學生報《烢報》被打壓事件。但樂觀點看,這些不公義事件也把人喚醒了,公民社會漸次成形。無論什麼階層、職業,陳育青說走上街頭的民眾愈來愈多;大學講師在街頭聲嘶力竭地呼喊地被警察強行拖走;還有逾千律師站出來表達不滿。《公民不服從》鏡下,婦女站在運動最前線,有勇有謀,極有號召力。她們嬌小、溫文爾雅,跟龐大的國家機器對比懸殊,力量卻不容小覷。女性的抗爭形象,在《公民不服從》非常鮮明,同時極堪細味。陳育青甚至帶同襁褓的孩子上街、到法院聽判案。看上去有點怪,細想又正常不過,她作為母親抗爭,憂心他們成長的未來,希望他們有「免於恐懼的自由」。影片雖以抗爭、公民抗命為題,陳育青拍來不拘一格、技術性無關宏旨。她以個人回應時代,拿着DV機單打獨鬥,以簡單的器具控訴體制之不公。這個母親有型有格,敢作敢為,電影又拍得好看,對她肅然起敬!

謹以《公民不服從》一段訪談的內容作結。政大教授徐世榮此說斬釘截鐵,當下的香港也非常受用:「警察隨意的逮捕,透過我們一次一次的挑戰,把警察的力量推回去。公民社會空間是自己創造出來,這是基本人權。跟他們說,你已經跨越了這條紅線,請你把你的手收回去。」

這句話,有沒有一點像《賽德克.巴萊》那句名言?「如果文明是要我們卑躬屈膝,那我就讓你們看見野蠻的驕傲。」由《賽德克》到《餘生》到《公民不服從》,台灣電影告訴我們,做人無分種族階層性別,要有起碼的尊嚴跟信念。即使從電影藝術的角度看,這幾部片又何嘗不是可以攻玉的「他山之石」,值得我們好好借鏡呢?

文 家明
編輯 蔡曉彤

2014年7月19日星期六

成名 - 白皮書——香港人不能承受之重

2014年7月19日

【明報專訊】白皮書——撕毁「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

國務院6月以7種語言向全世界公布《「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加深港人憂慮司法獨立與「一國兩制」不保,促使1800法律界人士黑衣上街;國民教育家長關注組在網上發起聯署,反對白皮書及反對將白皮書納入「國民教育」課程,9天內收到6268名市民簽名。 而由23位大專教員在6月28日啟動的簽名活動,在6天內已獲得130名大專教職員及超過900名非學術界市民網上聯署聲明,齊聲反對白皮書,聲明內容有四大點:

(一) 國務院頒布《「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宣示中央對香港的「全面管治權」,等於把《中英聯合聲明》、《基本法》、「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全面撕毁,影響遠不止於法官判案的獨立性。

白皮書強調:「高度自治權的限度在於中央授予多少權力,香港就享有多少權力。」一份報告,便想乘機推翻在《中英聯合聲明》、《基本法》的承諾,隨時收回已賦予特區政府高度自治的權力和港人的權利,而違背承諾,是赤裸裸的霸權表現。

白皮書篡改《基本法》:

中央要全面控制香港

(二) 就政制而言,《基本法》附件二清楚規定,修改立法會產生辦法,最終只需交全國人大常委會「備案」(for the record)。白皮書改寫《基本法》,變成全國人大常委會對此擁有「決定權」(power of decision)。《基本法》承諾港人有普選,白皮書莫非要食言?

立法權方面,《基本法》第17條清楚規定特區享有立法權:香港特區的「立法機關制定的法律須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備案。備案不影響該法律的生效。」白皮書卻寫成人大常委會擁有「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機關制定的法律的監督權」,那是否容許人大可隨意干預特區立法會?

(三)《基本法》及《中英聯合聲明》均沒有「愛國」一詞。白皮書強調「治港者」必須「愛國」,「經普選產生的行政長官人選必須是愛國愛港人士」,意圖明顯,是要按當權者的主觀準則,控制行政長官人選及選舉結果,踐踏港人意願,推行假普選。

(四) 白皮書令人憤怒的宣示涵蓋香港法官。白皮書提出:「『港人治港』是有界限和標準的……必須由愛國者為主體的港人來治理香港。包括……各級法院法官和其他司法人員等在內的治港者,肩負正確理解和貫徹執行香港《基本法》的重任,承擔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的職責。」要求法官從「愛國」角度履行司法職能,要政治理解法律,要司法為政府服務,等同要香港法官背棄其誓辭﹕「以無懼、無偏、無私、無欺之精神,維護法制,主持正義。」摧毁香港司法獨立,令法庭化成受中國共產黨指揮的內地法律機構一樣。

白皮書成為香港政治和經濟黑洞

一言以蔽之,白皮書揭示中央政府咄咄進逼,予取予攜,全面控制香港的意圖。衝着港人而來的,不只是中央政府背棄普選承諾,還有人權、法治等各方面以為受《基本法》保障的權利岌岌可危。

見證1984年簽訂《中英聯合聲明》及1990年頒布《基本法》的人不少仍健在,這兩份協約若然未到50年便貨不對辦,世人仍會信任中國政府是一個有誠信的政府嗎?

今年七一遊行可見,不少參加者是為反對白皮書而來,對中央政府的信任節節減退,感到一向享有的權利和生活方式未必保得住,促使大家冒着風雨耐心苦候都要上街。《明報》的七一問卷民調,問及遊行主要原因,72%受訪者稱因不滿白皮書內容,僅次於為爭取真普選的82%。

白皮書突顯中央政府背信棄義及特區政府唯命是從,只會激發更多支持民主的香港人奮力為自己及香港的未來而行動。而那些原本不熱中民主的人,不少今年七一第一次上街。 香港人是時候醒覺今非昔比,每個人都再不能置身事外,或坐享其成,因為不主動關心政治,政治都會找上門。 可悲是有些人消極放棄,對香港現狀失望而考慮移民。

繼前國務院港澳辦正、副主任魯平和陳佐洱,兩年前指沒有內地的支持,香港就會變成一座死城,白皮書花上整整一節談及中央向香港供應包括淡水、蔬菜和肉禽等基本生活物資,明顯是一種威脅。 白皮書是一記當頭棒喝,提醒香港與內地的經濟與社會融合若不煞停和適度減少,港人的權利、司法獨立、「高度自治」和生活方式,會很容易受到一個獨裁政權透過經濟、政治和文化手段全面侵蝕。

經濟一環,瑞信董事總經理和前瑞銀首席經濟學家都認為,外國投資者對白皮書造成有關司法獨立和「一國兩制」的疑慮,遠超對佔中的擔憂,因佔中不太可能對股市和經濟有長遠實質影響。在國際具影響力的彭博資訊、《金融時報》和《華爾街日報》,亦先後有評論文章,強調白皮書對香港繁榮、法治,或一國兩制的威脅。

總括而言,白皮書把中央全面控制香港的意圖活靈活現呈現港人眼前,公然違反《基本法》與《中英聯合聲明》兩份協約。對白皮書沉默,等於縱容中央政府霸王硬上弓,足於令香港在政治和經濟兩方面釀成災難。

註:23位簽名活動大專界發起人及網上仍在進行的聯署聲明(http://goo.gl/g0e9Cb

作者是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副教授、民主教室創辦人

李怡 - 決不能確認謊言基礎的選舉制度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7月19日

林鄭月娥撰文,為政改諮詢報告辯護,講了幾個角度,但就沒有回答報告發佈後受到的最大質疑,即這份名為「公眾諮詢報告」實際上是強姦公眾意見的報告,所謂主流意見根本就是喬曉陽一年多前所傳達的中共意見,而有確實市民量化的公投意見變成無足輕重的「一些意見」。

且略析林鄭的幾個角度。

歷史角度。林鄭和早前梁振英都強調,普選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目標,來自《基本法》,而非中英聯合聲明。在《基本法》諮詢期間,魯平曾在一個飯局中說,聯合聲明附件一所列中方對香港的方針政策,都是中方提出的;筆者問,立法機關由選舉產生、行政機關對立法機關負責,也是中方提出的嗎?魯平支吾說,當然也不是都那麼細。實際上就意味這套行政立法關係,不是中方提出了。聯合聲明說立法機關由選舉產生,說行政長官在當地通過選舉或協商產生,英方(實際上所有文明國家)對選舉理所當然地認為就是普選,沒有人認為是中國「集中指導下的民主」這種扭曲的欽點選舉。

憲制角度。林鄭說,香港政治體制的設計和發展,必須遵循全國人大根據憲法的規定。若遵循憲法,是否就要實行社會主義、共產黨領導呢?香港體制只能是遵循《基本法》的規定,當然可以補充說《基本法》是根據憲法31條而定出的。林鄭說,《基本法》規定,行政長官經普選產生後,須由中央任命。說這是中央明確而實質的角色。中央有權,但普選的意義就是由選民來選出執政者,全世界有普選的政體都尊重選民意志。英國選出執政黨,女王縱使有權但可以不任命選出的首相嗎?

法律角度。林鄭說,像《基本法》一類憲制性法律,是不能任意演繹的,更不能輕率背棄。但《基本法》規定須由終審法院提請,人大才釋法,中共不是任意演繹和輕率背棄嗎?《基本法》規定普選行政長官須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產生。林鄭據此強調,一些繞過或削弱提名委員會權力的方案,不符合《基本法》規定。但大律師公會特別指出,公民提名儘管在技術上不符《基本法》,但建議背後的目標和理念是為了確保提名過程有最高限度的選民參與,這目標和理念完完全全可在《基本法》下的「提名委員會」的概念之內落實。因此,若讓提名委員會所有委員都由選民在分區直選產生,就可以既符合《基本法》又讓選民在提名程序中參與了。何以諮詢報告絕口不提改革提名委員會?而仍然要遵循已在上次特首選舉中發臭了的選舉委員會的組成方式?香港人早已深知道中共的「廣泛代表性」和「民主程序」是甚麼假貨了,所以才會有六七成市民支持公民提名。

政治角度。那就是向立法會掌三分一以上的民主派議員乞票了。林鄭要議員們「心存大我」,「為着實現普選的目標,大家多走一步,嘗試化解分歧,甚至放下一些原有的堅持,共識並不是遙不可及的」。但是自去年喬老爺定下方案以來,中共和港共為甚麼就不能放下一些堅持、多走一步呢?何以溫和民主派提出一些調和方案,中共港共全不理睬而且寸步不讓呢?何以林鄭視中共意見為「一錘定音」而不是「大家多走一步」呢?而且何謂「心存大我」?大我是指最廣大的市民意見嗎?還是中共宣稱它可以代表的13億中國人民的意見?議員若依從林鄭的大我,採取親「共」之「識」,那麼他們在2016的選舉中,是由13億人去選還是由香港選民去選?他們要向哪一個大我交代?

最後林鄭提出要向前看。她說不要把2017年的普選看成是政制發展的終局,實行普選後,相關制度仍可作出完善。意思是叫市民「袋住先」。只是,一旦這個被《基本法》定為「最終達至」的普選制度確立後,還有機會對「最終」作「更終」的改動嗎?更重要的是,如果讓這個經強姦民意諮詢的政改過關,那就意味香港人向全世界表示我們心甘情願去做專制政權之下假普選的橡皮圖章,我們心甘情願用我們的稅金去養活這批不向我們負責卻向北京跪拜的奴才。

我們希望有一人一票的普選,但絕不能接受一個讓香港市民蓋橡皮圖章的假普選。當年余若薇與曾蔭權辯論時說:寧可原地踏步,也不能行差踏錯。原地踏步我們還可以繼續努力爭取,而且至少我們沒有確認建築於謊言普選的基礎上的制度。謹記捷克維權總統哈維爾的名言:「(一旦)人們確認了這個(謊言)制度,(就會)完善這個制度,製造了這個制度,變成了這個制度。」(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2014年7月18日星期五

馬傑偉 - 鄉關何處

明報   2014718

世侄女在台灣打工換宿多月,昨晚Facetime閒聊,她拋出一句:「如果可以,一定不回香港。」我心無端一陣哀愁,以港為家的她,很是艱難才說出決絕的話來。我反而這樣想:「如果可以,我很想留在香港。」但這個「如果」,愈來愈不容易。

面書讀到一篇文章,題為〈〉,作者在台灣生活多年,最後還是回歸香港。與太太分享這個故事,她又竟然說:「我已經不覺得香港是家了。」家,你不能抽象的談;家,就是熟悉的人、熟悉的事。可惜香港每天發生不少令人厭惡的事,家不像家,變得陌生了。收買臨時演員扮演示威者,把爭普選說成是哭喊的孩子討飯吃,facebook充斥各種尖刻惡毒的言語、良心竟是難以破解的密碼、民主變成了十三億鬥七百萬的拗手瓜角力……

鄉關何處?你我的家是怎樣的歸宿?薩依德的自傳式回憶錄Out of Place,中譯「鄉關何處」,是神來之筆。他,自小離開家鄉巴勒斯坦,在美國受教育;家鄉只存在於記憶,因為現實中的家,風風火火,美國與巴國,已是格格不入。上月在台南,到訪一家香港家庭開設的餐館,懷舊的香港氛圍,八十年代的地磚,以前流行過的書刊……他們把香港的家,搬到台南的尋常小巷。對,這是我的家了,我熟悉的港式生活,卻以遺民遠走的方式,飄落另一個海島,企盼可以偷安於邊陲,不受強人政治的同化。他們移民台南一年有多,生活尚可,遠離香港的沸沸揚揚。

我的家,仍在香港;這個黃昏,在書房外望翠綠的城門河岸,想到遠走他鄉的世侄女,想到自己的何去何從,心頭淡然的一陣涼意,這正是你和我身陷其中的新時代。

葉健民 - 原來,這就是你所謂的「有商有量」

2014年7月18日

【明報專訊】對於關心政制發展的人來說,這個多月以來如何保持一份冷靜,確實是一個很大的考驗。

原本對於政制諮詢的報告,也沒有什麼期望,只求政府以四平八穩的方式處理,輕輕走過場啟動政改五部曲,不要引起太大爭端便是。是否應押後提交報告,其實也意義不大,因為一日未有具體的方案出台,雙方只會繼續在原則性問題上糾纏,民意也難以聚焦,泛民也不可能在關鍵問題上忽然讓步。况且,從2012年的政改經驗來看,中央要是作出妥協,往往是在死線臨近表決前夕的一刻提出,不會給予泛民充分時間去「還價」。所以若是天方夜譚地中央忽然願意接受泛民要求,按現時的日程,也是可行的。但是,卻真的沒有想到這份報告會如此粗暴地玩弄民意,特區政府竟然可以面不紅耳不赤地去剝奪市民爭取立法會進一步民主發展的權利。

報告陳述有關行政長官產生辦法的部分,本來是尚可接受的。它沒有使用強硬的用詞如「違法違憲」去直接否定公民提名,報告中也肯定市民普遍對普選的殷切期望,和正面肯定普選對維持繁榮安定、促進管治和發展的作用。但對立法會選舉的部分,政府卻來個180度轉變,指民意認為注意力應放在行政長官選舉辦法的問題上,所以得出來的結論是2016年立法會選舉辦法不用作出重大修改。政府向人大建議不用就此修改《基本法》附件二,意思就是來屆立法會的組成辦法不會有任何改變,功能組別議席不會減少,而一直為人詬病的分組點票也會繼續存在。

立會不改革 非民心所向

政府說這個決定合乎民意,這種說法是對港人徹底的侮辱。盡快取消功能組別、取消分組點票,這些要求多年來從無間斷,而這些聲音在諮詢期間也多不勝數。各界可能對如何改革選舉辦法立論不一建議迥異,但求變的心態卻是一致。輿論的關注的而且確是聚焦了在行政長官產生辦法的問題上,公眾對立法會問題關注較少也是實情,但說立法會應停在2016年原封不動,肯定不是民心所向。在討論公民提名時,政府一直強調不能只看民情單看數字,政府也要負責任地做應做之事。那麼,在處理立法會問題時,又何以能夠單以民情為由,而不顧推動政制全面邁向普選的歷史任務?《基本法》早已承諾立法會最終全面由普選產生,就是說傳統功能組別必須退場。因此特區政府有憲制責任以循序漸進,按部就班推動立法會改革,尋求辦法在每屆立法會提高直選議席比例,積極改革選舉辦法,讓功能組別在2020年完成歷史任務,退下舞台。這個當然是燙手山芋,甚難處理,但前任政府至少作出過努力,嘗試以不同辦法去突破缺口,甚至以偷天換日的「超級區議員」辦法,以「類直選」議席去代替傳統功能組別議席。但梁振英的選擇,就是徹底迴避問題,拒絕作任何努力,粗暴地把市民的民主訴求壓下去。

如何說服泛民政改食住先?

但從政治上而言,這又是否一着高招?有人可能說,只是處理行政長官產生辦法問題已經十分困難,再加上立法會爭議便會更大,政改成功機會更小。坦白說,我看不到這個論點如何成立,因為對泛民而言,一直爭取的始終是雙普選,要求行政立法機關同步民主化,這也是全港市民長期以來的訴求。立法會原地踏步,只會令泛民更難妥協,也難以向支持者交代。有些意見要求泛民要以「食住先」的心態面對政改,就是應先接受一個行政長官選舉的次優方案,以期日後再作進一步完善。但假如立法會在2016年時完全沒有進一步民主化,立法會內功能組別影響力沒有減少,又何以說服泛民在下屆立法會中有更大機會取得三分之二支持以推行下一步的改革?特區政府這種自動棄權,不作爭取令立法會原封不動的做法,實際上只會令泛民在特首選舉問題上更堅持原有立場,寸步不能讓。更何况,今天政府以2012年立法會已作大改動為理由,說明何以2016年不用再改,更令「食住先」的講法全無說服力。原來當年接受了妥協,反而會成為了今天阻礙進一步改革的「理由」,這又叫泛民如何讓步,怎可能再接受任何中間落墨的安排?

沒有人相信特區政府在政改問題上有「一錘定音」的能耐,這份報告的建議也沒有可能在未有取得中央政府首肯前便公布。這種粗暴地剝奪港人的權利,實際上再一次反映出中央對特區管治的憂心。在北京眼中,特區管治失效不單在於抗爭不斷、街頭暴力增加,還在於立法機構未有與行政機關全面配合。特首選舉不能讓,立法會組成也不能放。對中央而言,要穩住立法會,必須做兩件事,既要穩住建制派,要阻止泛民在議會擴張勢力。2016年立法會組成不作修改,一則可以向建制派送上定心丸,確定他們的功能組別議席可保住,二則也可較有把握令泛民在議席上沒有明顯增長。北京的煩惱,在於人大當年決定立法會內功能與直選比例必須對等的決議,只限於2012年一屆,中央也不想自己出手打破昔日承諾,特區政府自然心領神會自動獻身,願作「醜人」以玉成其事,「主動」建議立法會組成不用修改。也許,中央就是要示範一次,何謂特區權力完全在於中央願意給多少。觸怒天庭,就可以連發言的機會、爭取的可能也可以一筆抹走。問題是,香港的群眾真的就只會默默接受,就此罷休嗎?中央對此可能成竹在胸,認為自己有能力處理任何反彈和亂局。這種君臨天下的氣勢,卻進一步把矛盾推向爆發點。中央步步進逼,擺明車馬只會以自己一套行事,梁振英只顧私利,早已背棄港人,激進力量枕戈待發,蓄勢以待。特區政局崩壞,政治衝突洶湧激盪的日子,相信不遠了。

新力量網絡網址 : http://www.facebook.com/synergynet.hk

作者是新力量網絡研究總監、香港城市大學公共政策學系教授

黎廣德 - 環評報告預示 「三跑」壽終正寢

2014年7月18日

【明報專訊】對於渴望用公帑興建赤鱲角機場第三條跑道而坐享免費午餐的航運業,機管局公布的環評報告無疑是當頭棒喝。雖然幾百頁的報告正文只得英文版,一般市民難以消化,但經過環保專業團體抽絲剝繭的分析,能以事實支撐的結論只得一個:香港境內的生態環境已經超出負荷,倚靠大型基建帶動經濟增長的時代已經過去,我們必須採納低排放、高增值的新發展模式。香港人要提升生活質素而非自毁家園,放棄三跑是唯一出路。

對任何不戴有色眼鏡的官員或企業,這份報告有很大參考價值。報告由機管局聘請的顧問撰寫,自然想方設法把問題淡化,把好話說盡。所以令人吃驚的並非「項目可行」的結論,而是在碰到環境制約時採取「已盡全力、別無他法」的取態,正好反映出問題嚴峻,專家也無計可施。

環境死結 難符法例

試看幾項環境數據,便明白機管局沒有能力解決「三跑」造成的死結:

空氣污染——報告內最離奇的測算,莫過於對2031年空氣污染的預測。這項預測倚賴一套污染擴散模型(PATH model),但預測的結果取決於輸入的假設數據,包括三跑引致的額外排放,其他新建工程的影響以及廣東省的區域性排放等等。以二氧化氮的年平均濃度為例,幾年前港珠澳大橋環評報告用同一套模型預測2031年數據,已經超出今天採用的空氣質素指標(只因當時的指標較今天寬鬆才能過關),但三跑報告的預測比當年更低:屯門是38微克/立方米,香港口岸是39,剛好低於指標要求的40。這種有違常理卻又難以核實的預測,只會給市民「大膽假設、小心篤數」的印象。

噪音影響——報告內另一避重就輕的傑作,是採用一套與市民感受脫節的「噪音預測等量線」(NEF)作為評估噪音影響的標準。根據這套標準,全港只有大嶼山沙螺灣的飛機噪音超標。但上月運房局回覆立法會議員質詢時,首次公開了政府監察飛機噪音的數據。原來多區市民均已承受超出70分貝的噪音,單在去年6月,馬灣、青衣、荃灣,東涌有幾十至幾百次,但這些影響並未反映在環評報告內;按照推算,三跑運作後屯門和黃金海岸也不能倖免。最不可思議的緩解噪音措施,是三跑建成後須於晚間停止使用現有的南跑道。由於環境因素而令新基建的效益大打折扣,正是本地環境承載量「爆燈」的有力證據。

海洋生態——報告承認因項目施工期間會損失981公頃開放水域,直接影響中華白海豚的重要棲息地。機管局明知這些生態損失無法在香港境內補償,竟然耍出一招移形換影:海豚會游出港境外棲息,7年工程完成後再回來。這猶如發展商要把你家居的大廈拆缷重建,但現不作任何補償,要求你自生自滅,7年後回來碰運氣。你跑到外面發現全區每幢大廈都已被發展商圍板(因為珠海、東莞、澳門等地也在珠江口填海),才驚覺無處容身。機管局的邏輯不僅不道德,更沒有科學依據,亦違反環評條例要求項目倡議人承擔補償責任的基本原則。

玩弄程序 失信於民

機管局是公營機構,市民對它的誠信有很高期望。但事實證明,管理層急於求成,屢次失信於民,並在程序上鑽空子。例如機管局早已承諾為三跑進行碳排放審計,以評估項目對加劇氣候變化的影響,但一直拖延不表。

上月本港3個民間團體聯同英國智庫完成了全港首例《社會代價及回報評估》,量化分析社會及環境成本,確認在基本情景下三跑的社會環境總代價為3900億元,在悲觀情景下為6700億元,比機管局預測的5400億元效益還高,意味三跑有可能成為負資產。機管局盡可不同意研究結果,但有責任提出客觀數據,令真相愈辯愈明。

可惜機管局迴避討論,反向傳媒放風說項目成本勢增至2000億元,又不肯更新經濟分析的數據,令社會無法聚焦討論三跑是否物有所值。路人皆見,機管局的如意算盤是硬闖環評,只待環保署長簽發環境許可證,便可大打「遲建一天損失多少千萬」的偽經濟牌。最近田北辰議員提出興建三跑必須同時興建連接深圳機場的鐵路,意味着項目總成本達三四千億元,究竟政府有何盤算?是否刻意把公眾蒙在鼓裏?

機管局工程副總監潘嘉宏早於兩年前承認,機場運作的效率一直低於原設計標準,而且愈做愈差,大型客機的比例從八成多跌至六成多,民間剛發表的研究更證實近年飛往內地三四線城市的航班愈來愈多,與深圳機場的角色重疊。如此下去,興建三跑猶如在中環起國金三期用來賣奶粉尿片,得益者是誰?

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剛發表了一份《深度減碳路徑》報告,確認15個全球碳排量最高的國家(以中國為首)可以減碳45%而經濟總量繼續增長3倍。因此沒有三跑的香港,依然可以是生龍活虎的永續城市。2000億元公帑,難道不能更好地投資在香港人和下一代身上嗎?

作者是公共專業聯盟政策召集人

2014年7月17日星期四

尊子 - 政改諮詢報告濃縮版

明報   2014年7月17日

香港市民對2017特首選舉的主流意見與北京領導人意見竟然完全吻合。〔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