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9月23日星期二

林夕 - 哪怕最後一事無成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9月23日

綜合最近部份人上人的做人之道,得出健康正確的人生軌跡如下。

小學生是兒童,兒童有許多不宜,既然什麼都不懂,就由父母老師決定甚麼宜懂,甚麼東西碰都不要碰。社會很危險,由家長學校煽動唆擺要學什麼不學什麼,總是安全的。

中學生尚未成熟,但發育期又容易衝動,往往感情用事,所以不應該談社會大事,甚至應否談戀愛,仍然是某些大人熱衷辯論的話題。社會很危險,大小事應該交由大人負責,學習階段不應該受教科書以外的誘惑,花時間搞甚麼無謂的對抗,那會荒廢學業。中學生應該學習做一個愛學習的人,學習甚麼?學習如何考入大學,否則將來在危險的社會,只是個無用廢人。

大學生思想理應成熟,所以更不應該追求不切實際的夢想。讀了這麼多書,應該懂得衡量得失,不做沒有把握的事,不做沒有用的事,不參與會影響學分的事。所謂天子門生,好不容易才由父母與納稅人合資栽培,應該專心學習,學習如何出人頭地,當社會棟樑,最佳回報,就是不用父母為將來生活操心,不用分薄社會資源,促進國民生產總值,做個有用的人。

成年人成熟到爛熟,應該比大中小學生更懂世態炎涼人情世故,做了等於白做的事,做了出格的事,在年輕人那叫浪漫,現在才來這套,叫傻瓜。所謂牽一髮動全身,追求一時徒然的正義快感,那事業家庭子女呢,還有如業隨身的樓債呢,這可是上了多少年課考了多少回試累積回來的成就。所以成年人不應也不能衝動行事,更應衝出來制止年輕人魯莽行事。

老年人甚麼沒見過,世事都讓他們看化了,更應該點化世人。爭甚麼呢,今時一切衝擊,只是歷史長河裏一沙石,千般計較,不敵江河萬古流。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好多事,抬抬手就過去,平安是福。年輕人是性急了些,只懂一步登天,不知天命難違,終究徒勞無功。

結論非常簡單:如此這般又一生,不做無用之事,才是有用之人──哪怕最後一事無成。

長平 - 學生大罷課 習近平見富豪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9月23日

香港在堅持維園燭光晚會二十五年之後,不僅沒有能夠阻止中共踩在六四遇難者的屍體上發展壯大,而且迎來了本城歷史上一場大規模的學生運動,這是歷史的悲劇。

自六四事件以後,中共對各種抗議活動噤若寒蟬,建立了世界上最強大的針對本國公民的「維穩體系」。不僅集體走上廣場的「群體事件」遭到鎮壓,一兩個人上街舉牌要求官員公開財產也會被判刑。荒唐到極致的是,相約在餐館吃飯聊天,以及在家裏聚會討論歷史,都會遭到拘捕。

靠學運起家、也在學運中現形的中共,對學生抗議更是嚴防死守。不僅每年六四紀念日前後在校園內杯弓蛇影,平時也在學生中培養告密者,更以系統教育對年輕一代洗腦,讓他們接受六四屠殺有益於中國經濟發展的「人血饅頭論」。

這種恐怖統治既讓人感到害怕,也讓人看到希望。民主大門被關、抗議空間尚存的香港,民眾越來越頻繁地走上街頭,最終以罷課、甚至佔中來進行激烈的表達,期冀中共留出商榷餘地,收回錯誤決定。

遺憾的是,無論是民主回歸派的溫和立場,還是佔領中環的激進聲音,都沒有能夠阻止中共在拒絕民主方面的強硬態度。我曾經分析過,這是因為其專制本質決定的。專制政權之下的民主自治?世間未嘗有聞也。中共高層比香港抗議者更加清楚,對於專制統治來說,在實質民主方面退一步就是萬丈深淵。

儘管民主回歸派已經作出反思,但是大多數香港抗議者目前所爭取的,仍然是一國兩制框架下的民主自治。我相信很快人們就會發現,真正應該反思的,恰好是一國兩制本身是否可能。

一國兩制最大的受益者是中共自身,即便是這場學運也是如此。對於中國主體政治來說,香港仍然被定義為「境外」。一個在境外發生的抗議活動,跟發生在天安門廣場的學生運動完全不同。罷課抗議的本質,就是犧牲自身的日常生活,阻礙社會某些層面的正常運作,吸引更多人的關注,逼迫當權者直面問題,贏得談判空間。可是,香港的抗議活動,從來沒有真正妨礙北京的主體權力運作。熱愛文明秩序的香港抗議者,對維持秩序的細緻考慮超過員警,並且宣告「罷課不罷學」,百餘教師現場開講,實在令人敬佩。而在中共眼裏,這恐怕是「秀才造反、十年不成」的典型。

對抗議者最大的侮辱,還不是當權者態度強硬,而是對其置若罔聞。就在香港學生宣佈大罷課的當日,國家主席習近平接見香港工商專業界訪京團,談笑風生,對學運未置一辭。香港人不應該繼續欺騙自己,要明白抗議的真正對象就是中央政府,必須與習近平先生直接對話。

抗議活動被長期漠視,甚至以鎮壓收場,會造成甚麼後果呢?很多香港人回答說,那就會人心盡失!其實,鎮壓過六四全民抗議運動、高官自己也將家人移居國外的中共,又何懼人心喪失?自九七回歸之後,中共又何時在香港有過人心所向?

長平
《南都周刊》前主筆 

廖偉棠 - 跋涉於自由中評黃金時代

世紀.文學誌   明報   2014923

黃金時代是怎樣的時代,中國有過這樣的一個時代嗎?或者說,蕭紅那一代中國知識分子的黃金時代何謂?

蕭紅在日本自我放逐,寫信給蕭軍,說:「這不就是我的黃金時代嗎?」看了電影去查找蕭紅書信集,才看到後面還有一句:「但又是多麼寂寞的黃金時代呀,別人的黃金時代是舒展着翅膀過的,而我的黃金時代,是在籠子中過的。」

這難道不正是完美地闡釋了狄更斯「這是最好的時代,這也是最壞的時代」嗎?這句話或許不是並列的結構,而是在最壞中才能逼現出最好的意義來--在一個講座上,許鞍華說如今是拍攝蕭紅和她的黃金時代最好的時機--這是最好的時機,因為這是最壞的時代。無論大陸還是香港,我們掙扎於一間間新造的鐵屋,這時回看蕭紅的自由選擇與承擔,我們起碼得以聞見猶如魯迅所喻那一柄在黑夜裏敲擊城堡的鐵牆匕首所發出的聲音,可以知道無論什麼時代,懷抱自由的人並不孤單,即使此音寂寥,但始終存在。

如果還有真要活下去的人們

關於時代,魯迅還有這一句話:「世上如果還有真要活下去的人們,就先該敢說,敢笑,敢哭,敢怒,敢罵,敢打,在這可詛咒的地方擊退了可詛咒的時代!」想必蕭紅也熟悉這一句話,魯迅先生說的簡直就是電影《黃金時代》裏的蕭紅、蕭軍、端木蕻良、白朗、聶紺弩、蔣錫金、駱賓基等等。時代永遠都是可詛咒的,而恰恰因為這些青春的搏擊把它錘鍊成為黃金時代。

剛看完《黃金時代》時,我頗有無語凝噎之慨,不但為蕭紅耿耿於懷,也為了那個被戰火腰斬了的民國。四十年代是一段精神的夭折史:一個青春的中國如此夭折,蕭紅也是其象徵。縱衣冠南渡,河山的沉淪終無可挽回,《黃金時代》中間有一個鏡頭,也許是從漂泊南下的蕭紅眼中看出去的,一條擠滿了浮冰的大江--就像蕭紅曾兩次引用的《弔古戰場文》裏那句「河水縈帶,群山糾紛。黯兮慘兮,風悲日曛」的景象--看到這個鏡頭,我覺得這部電影是強悍的,那個青春的中國與奮力追求自由的蕭紅是偉大的,一部自由的電影,才稱得上兩者的偉大。

許鞍華的電影,是真正的為蕭紅一辯,為被所謂新中國否定了的那個「舊時代」一辯。依照成王敗寇的邏輯,一生陷於情感糾紛、死於三十一歲的、「半部紅樓」未能寫完的蕭紅是失敗者,同樣,那一個脆弱的民國也是失敗的。然而在電影中,即使最灰暗的日子也有生機,即使是將要死去的嬰兒也曾伸手證明着生的有理,這也未嘗不是蕭紅的力量,這力量源自《生死場》和《呼蘭河傳》裏的草莽與天真,也源自《商市街》裏波希米亞人那樣的任性狂狷。魯迅先生和蕭紅們奮力在這千年鐵屋鑿開了一星星的氣孔,一九四九年以後,鐵屋又以另一種形式建起封上,到底是活下來的人失敗了。

相攜相呼相聞

蕭紅的文字或者許鞍華的鏡頭裏,即使是冰寒的商市街依然有盎然春意,我不忍看的,只有這一兩個場景:晚年的蕭軍或者端木,在典型的中共幹部套間裏,僅以追憶蕭紅為餘生寄託。但電影中更多的是這樣的瞬間:每一個人都回到了他最意氣風發的時光中,共赴國難,此間相攜相呼相聞,莫非友聲。驟山驟水,每一地的輾轉都帶來新的聚合,聶紺弩在西安的豁達、蔣錫金在武漢的仗義、駱賓基在香港的忠誠,這些都是蕭紅從那時代得到最溫暖的回饋--不僅是回饋她的才華,也是回饋她為人的真實坦蕩。

電影強調這些人與人之間的相知,也正是強調那個「黃金時代」唯一符合古人為「盛世」設下的條件:「天下朋友皆膠漆」(杜甫《憶昔》)。而鏡頭背後的導演,從一開始訪問式的敘事,也是杜甫「訪舊半為鬼,驚呼熱中腸」的懇切,那些會突然在故事中停下來進行獨白的角色,既是共患難者也是最終超離生死場的鬼魂,他們全知全能的敘述和評點,不僅是為了「說此平生」,在他們夢寐一般的神情和語氣之間,可以感到蕭紅的鬼魂也與他們同在,只是最後「出門搔白首,若負平生志」的不是早逝夢回的蕭紅,而是這些在歲月蹉跎中垂垂老去的戰士。

蕭紅與民國同齡,逝於亡國前夕,她的傳記注定是一個人擔當起歷史的史詩,但蕭紅向來對現實與歷史有其極其獨特的書寫方法,正如魯迅在《生死場》序言敏銳地指出的,是「越軌的筆致」。許鞍華的電影語言也嘗試秉承這一「越軌的筆致」,自由穿梭於某種相對於主流電影的陌生化間離效果(頗得布萊希特之風)、不使用點與線而是用分岔的網絡來組織時間,這樣下來的三小時絕不冷場,而是在在都有緣起緣滅,就像海上不息的浪頭一樣。

誘人的小說

這樣大手筆,「心窄」(蕭紅語)的觀眾可能就接受不了,以至於竟然有人認為這樣一部追憶似水流年的電影瑣碎、缺乏所謂的戲劇衝突,此論頗能顯出小時代的小觀眾的眼界。這倒讓我想起一九四六年,茅盾曾在其深情的《論蕭紅的〈呼蘭河傳〉》中為《呼蘭河傳》的風格一辯:「也許有人會覺得《呼蘭河傳》不是一部小說。他們也許會說,沒有貫串全書的線索,故事和人物都是零零碎碎的,都是片段的,不是整個的有機體……」--這不像極了詬病《黃金時代》的那些小影評嗎?--茅盾繼而說:「要點不在《呼蘭河傳》不像是一部嚴格意義的小說,而在它於這『不像』之外,還有些別的東西--一些比『像』一部小說更為『誘人』些的東西:它是一篇敘事詩,一幅多彩的風土畫,一串淒婉的歌謠。」

《黃金時代》也像一部敘事詩,不少鏡頭甚至能讓人想起蘇聯時代某些好電影,有嘹亮有沉鬱,有犀利有溫柔,終究超越意識形態的綑綁--就像蕭紅本人一樣。這是一部真正從風格上呼應蕭紅的寫作風格、呼應《呼蘭河傳》的自由的電影,正如許鞍華自道是「是歲月帶給我了自由。所謂六十從心所欲不逾矩」(在「一切都是自由的--蕭紅和她的黃金時代」北京單向空間的講座上的發言),蕭紅也如此,流亡到香港以後,她潛意識裏感覺到自身生命與國家命運的急不及待,所以拚命地寫作--也隨心所欲地實驗語言的自由。

香港有過一個黃金時代嗎?

書寫,這是介乎於沉默與吶喊之間的一種「必要」,「一切都是自由的」,包括駛離臨汾革命根據地的列車上的蕭紅與端木,也包括留下、日後默默記下延安日記的蕭軍。在別人期待她拍攝時代喧囂的時候,許鞍華拍出了大時代的寂寞來,也許亦是蕭紅的啓迪,正是那源自東北漠漠雪原包圍中一個後花園裏的寂寞,使蕭紅始終有別於同時代左翼作家的樂觀好鬥,冷靜地審視人性在極端條件下那些豐富的矛盾。

香港有過一個黃金時代嗎?容留過流亡至此的蕭紅和戴望舒等人的香港似乎有過黃金時代,而把一代代理想主義者逼入虛無的香港又似乎沒有。黃金時代畢竟是自證的,如此關頭,我們在「在這可詛咒的地方擊退可詛咒的時代」的同時,也正好像蕭紅那樣省察這個時代為什麼可詛咒,而其可詛咒中又有什麼可以被撞擊錘鍊,使我們得以跋涉於我們的自由。

作者簡介:詩人、作家、攝影師。近著包括詩集《八尺雪意》、散文集《有情枝》、雜文集《波希香港.嬉皮中國》等。

文.廖偉棠  編輯 袁兆昌

2014年9月22日星期一

黃偉豪 - 噩夢從「袋住先」開始——愛國愛港,所以被騙

2014年9月22日

【明報專訊】這篇文章刊登的時候,正是港人反對人大常委會為香港2017年及以後的行政長官選舉,連落三閘的決定,而舉行大罷課的開始。中央及特區政府多番強調,雖然它們的方案並非完美,但市民仍然可以「袋住先」,因為這始終是一個進步。這個說法非但不盡不實,而且是對香港的實際情况及制度沒有清楚和全面的認識,以及嚴重地缺乏歷史感。反思香港之所以面對今日如斯的危機及困局,一切也是由「袋住先」所引起!

回顧香港的歷史和政制發展,最經典的因「袋住先」而出事、使港人終生抱憾的例子,莫過於相信了中央的「一國兩制」及「港人治港」的承諾。結果,很多香港人共同見證的事實是,只是過了17年的光景,香港人很多原先享有的自由空間,都在不斷被收窄和打壓。香港在回歸之前所建立的優良制度和精神,包括了法治、廉潔及嚴守政治中立的公務員系統,和打擊官商勾結及為小市民維持公義的廉政公署,都在1997後迅速墮落或崩壞。

至於「港人治港」的「袋住先」的承諾,更完全未能兌現,成為空談。在回歸之前,不少香港人曾真心相信中央對「一國兩制」的承諾,主觀地認為除了國防及外交等涉及國家主權的事務外,香港人真的可以對於香港的內部事務有自決的權利。但事到如今,香港人所看到的,似乎是中央用君臨天下的氣勢,對香港事無大小的全面干預。

原本擁有崇高地位的《基本法》,理應是香港在「一國兩制」下可享有「高度自治」的最佳保障。可惜,在中央多次任意釋法後,再加上國務院的《「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的最後致命一吻,香港人對中央會真心遵守「一國兩制」和「高度自治」的承諾,就更難存有任何幻想的空間。基本法也逐漸被貶為一紙過氣及再沒有重大約束力的政治宣言。

看見回歸後的倒退及敗壞,一個有趣的問題是:究竟香港的學術界,作為公共知識分子及社會的良知,有沒有為我們發出過預警?

為了解答以上的問題,筆者特別在書架上找回由專門研究香港政治的前輩學者及香港大學政治與公共行政學系前系主任Norman Miners所寫的The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of Hong Kong(《香港政府與政治》)一書(見參考資料1),深夜重溫。

Miners 23年前的政治預言

Miners 的《香港政府與政治》,是當年所有學習香港政治的大學生必定讀過的書。它對當時的殖民地年代的政府的管治,及至香港的前途談判的中英之間的角力、九七回歸之前的過渡期風起雲湧的政局,均有深入淺出及一針見血的分析。它的第一版是在1975年推出,前後共有5版(1975、1976、1981、1986、1991)。可以說,這本書的本身,已是香港政治發展和變遷的見證。

筆者手上的版本,是1991年所出的第5版。如今重溫,全書當中使我最感興趣的,是書中最後總結的一章,因為它的名稱正正是「香港的未來」(The Future of Hong Kong),為香港的前途把脈,替九七後的香港面對的情况,作出重大的預言。

使人感到驚訝的是,一章出版於1991年,即23年前的政治預言,當中對於九七後香港的描述,居然和今日香港的情况和所面對的困境,十分相似。

Miners對九七後的香港的預測是十分暗淡和悲觀。他預計,在中國管治下的香港,「一國兩制」及「港人治港」不外乎是政治宣傳的口號。香港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特首選舉會被中央操控,選出來的特首也只不過是中央在香港的利益代理人,是向中央而非向香港人問責。Miners亦預計到,在中國接管香港後,香港的自由將會被收緊,經濟也會出現倒退。

使人感到諷剌及有點滑稽的是,Miners甚至預計到有大量內地人會在九七後湧入香港,替民生、社會福利及生活環境帶來重大壓力。有趣的是,Miners原本所擔心的是大量來自內地的非法入境者,相信當年的他萬萬也料不到,在現實當中,這批非法入境的內地人,會換上了今天合法來港的「自由行」。

由於Miners的《香港政府與政治》一書,基本上在1991年後就再沒有出新版,為了承傳香港政治的研究,筆者聯同其他的熱心本地學者,合編了Contemporary Hong Kong Government and Politics(《當代香港政府與政治》) 一書,由香港大學出版,現已到了第2版(見參考資料2)。在最後的一章,我們也是以預測香港的未來為題。基本上,我們的分析是和Miners的結論脗合,認為除非有政治制度上的改革及保障,否則不應對香港的管治存有太多的幻想。由於Miners一書,寫早我們的多於20年,足見他當年的眼光是如此高瞻遠矚。

為何Miners可以早在20年前,就能夠看到現在發生的一切,看得更多更遠。探其原因,或多或少,是因為我們愛國愛港,所以當年一廂情願地選擇去相信了「袋住先」的承諾,不能完全理性和客觀地分析眼前的現實。

雖然我們是學者,但也是土生土長、生於斯長於斯的香港人。在談到香港和中國的未來的時候,心底裏仍然希望香港好,中國好。所以,當事情未真正發展到最壞的時候,仍不想放棄心中最後一絲的希望。萬萬想不到,當年愛國愛港而「袋住先」的決定,卻換來了如今被困愁城的心痛下場。

自己香港自己救

既然受騙皆因有愛,而中央又早有背信棄義的前科,一個早已沒有信用的人或政府,又再可以憑什麼質疑香港人不愛國愛港,又再憑什麼可以令香港人信服再一次「袋住先」?

在最後一章的最後一段,Miners十分悲觀地寫道:相信香港可以一如過往克服其他挑戰一樣,克服九七後的挑戰是不理性的想法(irrational belief) 。因為在九七後,香港已失去了英國的支持和承擔,而成為了一個要獨自地面對擁有10億人口的巨大中國的細小和不重要的聚居地(small and insignificant enclave)。

當然,我們絕不希望Miners的預言一切成真。但十分清楚和正確的一點是,香港已進入了命運自決的年代。自己香港自己救,最終,只有香港人才能真正拯救香港。

作者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中文大學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

◆參考資料

1. Miners, Norman. (1991) The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of Hong Kong. Fifth edition.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 Lam, Wai-man, Percy Luen-tim Lui, and Wilson Wong, eds. (2012) Contemporary Hong Kong Politics. Second edition.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4年9月21日星期日

畢明 - 給未來香港的信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9月21日

有時我討厭香港人,他們太懂得精刮:財富精刮,學業精刮,情感精刮,政治精刮,什麼也量入為出,什麼也要有賺,保本就應份架啦,於是擅長剝花生當看客,隔岸觀火,做個獨善其身的旁觀者,還可以肆無忌憚口沫橫飛。忘記了生命中許多至為重要的東西,如愛情、親情、理想、自由、和平、人權、公義,是冇數計的;夕陽、秋河、飛花、鳥語,樹影,書香,及時的微風,孩子的笑容,泛黃的回憶如何,一句可以令膝頭酸軟、心肝溶化的情話又值幾多錢?至少,我唔識計。

有時我討厭精刮的香港人,把話說成香港祇有一種人似的,祇許有一種生活方式似的,不精刮,不識時務抬舉,不乖乖吃阿爺飯店的馳名河蟹大餐,就累街坊了。不精刮就害大家分不到阿爺的維穩身家了,嗟來又如何,不吃白不吃,你不吃我要吃,吃少咗你點賠番比我先?但24X7都在「識時務」mode你累不累,世界不是因識時務的人前進的,世界不是由識時務的人創造的。是你精刮炒賣的iPhone 6蘋果教主Steve Jobs說的 “the people who are crazy enough to think they can change the world, are the ones who do”。

50年不變就是保本,封蝕本門,不求增值,但求依舊,冇得輸。但保本思維也讓香港養不出下一個喬布斯,或者下一個曼德拉。然後你會說,誰要下一個曼德拉,誰要罷課、誰要你爭取真普選?

當張融也可以是英雄的年頭,你就知道社會有多爛。不是階磚3變葵扇K,不是指鹿為馬了,是地溝油扮成維他命,多可怖。

50年不變,一個承諾是雙方的,一方變了,另一方不變就是捱打。一國兩制潰敗之前,一國兩文化已率先碎屍萬段,沒說好尊重你的衛生和文明噃。

就說保本,什麼是這裏的本?自由、文明、廉潔、公義、法治,對不?看高官言行,看廉署手法 ,看警方手段,又覺得有沒有人在動香港的老本?放血的感覺很強。

網上流傳一種面額2017的「袋住仙」鈔票,圖像是「毛澤英」——把梁振英的臉retouch上毛澤東的頭,另也有習總人像的「袋住仙」貨幣,我怎樣看都覺得像日本軍票啲friend,雷曼迷債啲親戚,不是廢的,就是有毒。

上海朋友某次和我們香港來的人說,老百姓就是想過好日子,其他都不管。都係保本啦。好日子如何會有?在好的制度和文化下吧,沒有比較好的制度,你今日有好日子過,將來的孩子有沒有?唔知,看領導吧。有專欄作家寫:「我真的不關心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成功與否,成與不成,你只要能還給我一個熟悉的香港就行」,我心想,白白坐着繞埋雙手,是否日子就會照舊?人家在郁你,郁香港,乾心痛有用嗎?

知其不可為、知其成功率不高而為之,本身已是一種資產,是一次儲備,是一次開路學習,一字記之曰:為。贏一場戰爭要打很多場戰役。罷過課,爭取過,之後的人就更可以爭取,試咗未必有,唔試一定冇,梗係試啦。

在多倫多的爸爸對中學生罷課有點意見,我就拿中大政政周保松教授的話答他:「我們可以不參加罷課,也可以不參與佔中,甚至可以什麼也不做,但請不要嘲笑那些站出來的人,好嗎?不僅不要嘲笑,而且要學會感謝他們。他們努力爭取,不惜付出巨大代價,不是為了他們自己,而是為了我們每個人,為了我們下一代,以及這個屬於我們的城市。也請不要說這一切注定徒勞,所以什麼不需做也不應做。這個世界,沒有注定徒勞這回事。真正使得這一切看來如此徒勞的,是我們自己選擇了這樣一種徒勞的看世界的方式。」

我相信 “if there is a bad taste in your mouth, you spit it out. You don't constantly swallow it back”。

喬布斯在一個1994年的訪問中說,我們成長時,往往被教育模塑成「the world is the way it is and your life is just to live your life inside the world. Try not to bash into the walls too much. Try to have a nice family life, have fun, save a little money. That's a very limited life. You can poke life and...you can change it, you can mold it. That's maybe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t's to shake off this erroneous notion that life is there and you're just gonna live in it, versus embrace it, change it, improve it, make your mark upon it」。

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拍了一條短片,紀錄一班小學生對未來台灣的想像,他們寫給台灣的信,純摯動人。如果我要寫封信給未來的香港,我會寫:香港,你過得好嗎?你快樂嗎?你感覺到我們時刻在愛護你、關心你,而不是一味攫取嗎?希望香港沒有壞人做賤事,好心做壞事,香港變得更美麗和乾淨,希望你知道,我們用真心為你爭取過。

鄭培凱 - 唐獎觀禮

世紀.文字江湖   明報   2014921

接獲唐獎教育基金會的邀請,向學校請了假,從香港專程到台北來觀禮。唐獎是由台灣企業家潤泰集團總裁尹衍樑個人贊助,效法諾貝爾獎的精神,設置四大獎項,包括「永續發展」、「生技醫藥」、「漢學」與「法治」。各項獎金為新台幣五千萬元,約合一百七十萬美金,是諾貝爾獎的一倍半有多,也是目前全球獎金最高的學術獎,被台灣媒體稱作「東方諾貝爾獎」。其實,尹先生是極其低調的有心人,撇開自家的姓氏,定名「唐獎」,意寓盛唐的恢宏開放氣象,也不經意地顯示了他謙虛為懷的風格。我會參加唐獎典禮盛會,固然是為了共襄盛舉,也因為業師余英時先生榮獲首屆唐獎的「漢學獎」,前去執弟子禮的。

典禮進行得十分莊嚴隆重,由馬英九親自頒獎給每一位獲獎人。獲獎的群賢,都是已至耄耋之年的資深長者,走在光鮮溜滑的玻璃頒獎舞台上,顛顛巍巍的,似乎顯示了他們奉獻畢生心血追求,依然「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為人類的美好未來鞠躬盡瘁。每一位獲獎人發表的得獎感言,都謙虛誠懇,都說各盡所能,在自己投身的領域,貢獻涓滴之力。我坐在台下,感到一種心靈的升華,好像進入了穹頂寥廓的教堂,看到一位位殉道的聖徒走下神龕,輕輕地向我們呼喚:世界即使充滿了動盪不安,即使隨時會有狂風暴雨來襲,我們還是要沉住氣,堅守認定的方向,相信陽光,相信雨霽之後還是雲淡風輕,乾坤朗朗。

余先生的致辭,說到漢學研究已經全球化了,顯示出世界思潮的趨勢,認識到中國文化傳統對人類文明的貢獻正方興未艾。他也特別指出,研究中國文化,不能抱殘守缺,要開放視野,以世界整體為懷,才能突破狹隘的地方孤立主義,為中國文化開闢嶄新的天地。

最讓我感動的致辭,來自「法治獎」得獎人奧比.薩克思(Albie Sachs)。他在台上,乍看其貌不揚,穿一件南非風格的暗花襯衫,右臂的袖管輕輕晃動,空蕩蕩的,原來是斷了一隻右臂。由於他當年積極參與南非民主解放,為黑人種族爭取人權,政府派了刺客以炸彈暗殺,造成他喪失了右臂與右眼,卻沒有炸掉他追求種族平等與民主法治的理想與信念。他站在那裏,就見證了當年南非政府的殘暴,以及他以生命及鮮血奉獻給人類理想的執著。發言的時候,他用左手從上衣口袋掏出一張講稿,放到嘴邊,以唇齒咬住紙張的一角,用左手輕輕展開講稿。那一刻,抑制不住的淚水盈滿了我的眼眶。空氣似乎凝結起來,上千人的大廳鴉雀無聲,好像可以聽到紙頁展開的聲音。

薩克思的口音很特別,主要是英國口音,卻夾雜着南非特有的腔調及尾音,有點德國人講英語的意味。他的聲音很低柔,不像百折不回的戰士,也不像滔滔雄辯的大律師,卻像加護病房裏善體人意的護士。他的語速很和緩,說接到唐獎基金會的電郵通知,原先以為是詐騙郵件,差一點就刪除了,引起觀禮來賓的哄堂大笑。他娓娓道來,說自己一生投身南非的民主解放,受託於曼德拉,制定南非的人權憲法,是要南非的一切人種族群,以和平的方式達成民主革命,讓人民得到自由也有麵包,同時承續多元文化的傳統,使得人民的精神生活像玫瑰一般燦爛綻放。他相信法治,而且要盡一切努力,經由法治的實踐,來癒合過去專制種族主義政權所帶來的創痛。要通過法治,讓南非人權為重的新憲法,保障上層階級的財產及自由,也保障社會底層的尊嚴,以建立一個多元民主、維護正義與人權的社會。他回顧自己一生遭遇的迫害及苦難,特別指出,奉獻給法治的實踐,實現南非的民主解放,就是他對過去殘暴政權的「溫柔的報復」。在我眼前,這位身材佝僂老人,像慈悲為懷的宗教大德,不止是告訴我們法治精神,也指點了法治最終極的人道關懷。

我真希望香港的朋友,能有機會看到唐獎典禮的錄像,像我一樣,有幸得到唐獎人文關懷的洗禮。

作者簡介:學者、詩人,近著《品味的記憶》等。

2014年9月20日星期六

李怡 - 蘇格蘭統獨和中國式統獨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9月20日

蘇格蘭獨立公投有了結果,統一派獲勝,蘇格蘭仍會留在英國。在投票前夕,報道顯示蘇格蘭人普遍感到自豪,表示「我們在這件事上有決定權。」支持獨立的蘇格蘭人早前看到勝算不大,但他們表示:「無論結果如何,因獨立公投引發的討論非常好。」支持統一的人並沒有信心一定會勝出,但他們說:「整個公投令人着迷。」

傳媒把公投兩極概括為統派與獨派,這使我們聯想到中國式的統獨爭議。台獨、藏獨、疆獨,除了在中共管不到的台灣外,大陸和港澳連提都不能提,更別說有組織的活動了。即使在香港號稱言論自由的媒體,和可以豁免言責的立法會,講台獨港獨甚或自決都是大忌。在大中華語境,統一天經地義,獨立十惡不赦。至於公投,中共視為大罪。香港幾年前舉行五區總辭變相公投,以及數月前佔中派舉行的普選民間公投,付諸公投的只是普選方案而遠不是獨立,尚且被中共喉舌誣為港獨。因此,在中共控制的香港,獨立提不得,公投也免談。在大陸,提出這兩個議題則要坐牢啦。

蘇格蘭的統與獨,跟大中華語境的統與獨,根本差別何在?英國首相卡梅倫對蘇格蘭選民說的一句話點出了關鍵,他說:「你們不喜歡我做首相,我有下台的一天,但你們走了,可就回不了頭。」

這句話有兩層意思,一是在文明的、民主的國家,執政者只是在獲選後按契約執政,而執政黨也經常輪替;二是獨立,是independent,它的造詞結構從dependent而來,表示一種與依附相反的狀態,而統一,則是united,是聯合的意思,也就是指自決命運的實體之間的聯合。所以,統一不是天經地義,自決命運才是天經地義。在聯合狀態中,你要選擇走出去獨立,那是你自己的決定;但走出去之後再要回來,就不能全由你自己決定了,因為還要看屆時聯合王國是否接受你回來。這情形同許多文明國家,離境毋須證件審查,而入境就要證件審查差不多。

中共語境的統獨觀念則與此相反。執政黨是永不會輪換的,各地方統一在中央集權之下是天經地義的,回歸是天經地義的,而要獨立或自決甚至只是在普選方式上進行公投,都是挑戰中央的權力,屬於十惡不赦。分離下的地方,包括港澳台,願意回到中華民族大家庭,無任歡迎;要出走,就一定是受外國勢力挑動的行為。中共語境的統一決非聯合,因為地方與中央不是對等關係,而是依附關係。獨立就是要擺脫依附關係,是中華民族的罪人啦。

筆者1982年曾經在美國訪問過台灣老作家楊逵,他在日治時代因為寫反日文章而被嚴密監視下放棄寫作下鄉務農,台灣228事件後,因起草文化界「和平宣言」被國民黨判處12年徒刑,被稱為「壓不扁的玫瑰花」。訪問時他77歲,談到人生目標,他說有「一統」和「統一」兩種觀念。「一統」是以個人的主觀來強迫別人跟在屁股後面,帝王思想、封建思想、官僚思想、霸道思想屬於這一類;「統一」卻與此相反,是尊重別人的意見,講究溝通、討論、商量以避免曲解與誤會,使人們不是被強迫或利誘,而是主動參與合作,自由民主屬於這一類。如果討論協商而達不到一致的意見,那就採取多數決的方法了。

蘇格蘭的獨立公投,採取的是統一和獨立在溝通、商討而達不到一致時大家訴諸多數決的文明辦法。公投否決了統一,但蘇格蘭會因此取得較多的自主,所以「因獨立公投引發的討論非常好」。假如公投決定了獨立,也不是成為讎寇的獨立,而是商議日後採取怎樣的合作方式。所以統派也說,「整個公投令人着迷」。而中國式的統獨,就是「一統」和割席般的獨立,中國式獨立就是要斷絕所有聯繫;一統是要掌控所有權力,務使居依附地位者失去一切自主權,而任何自主要求或抗爭都被指為受外國勢力支持要擺脫中央的獨立。一黨專政的中央集權,就像用十隻手指按住十隻跳蚤一樣,自己也缺乏迴旋空間。

香港的困境,中國的困境,就是陷入在這種非文明的二千多年專權政治的統獨語境中。

香港人不反對統一,但絕對反對一統,因為後者扼殺自由、法治,使我們成為奴隸。眼看大批奴才花言巧語騙香港市民接受一統的普選方案,香港出現道德危機,一位讀友分享了一句但丁說過的話:「地獄裏最熾熱的地方,是留給那些在出現重大道德危機時,仍要保持中立的人。」(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蘇菲 - 來聽關信基的課

飛常Playgroup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9月20日

下周一開始,大學生罷課一星期。學生說罷課不罷學,老師說罷課不罷教,在義教名單上,現已有超過100位來自各學術領域的教授講師願意義務講課,課題涉獵廣泛,由柏拉圖、盧梭到哈維爾;以電影由希臘講到香港;有宗教、心理學和藝術範疇,有台灣和南韓的學生運動史、有香港和新加坡的比較,還會講到甘地和昂山素姬,還有李香蘭和高登……

退休前深受同學歡迎

知識從來不應被局限於課堂內,看義教名單內如此豐富的內容,我們實在毋須擔心學生在罷課期間一無所學。當中最重量級的講課,莫過於關信基教授的「理想與現實」。關教授是政治學術界權威,退休多年,學生無緣聽他的課,很可惜。想當年,關教授在中大教書時很受學生尊重和歡迎,人人都叫他Dr. Kuan,他備課充足、深入淺出、感染力強,除選修該課的同學之外,還吸引很多其他學系的學生來旁聽(包括我)。因此,他的課通常座無虛席,一些同學還要坐在樓梯級上聽課。

關教授、還有已故的哲學系陳特教授,他們對學問的熱情影響不少中大人,很多價值也就一代一代的傳下來。罷課的同學們,關教授這次講課,機會難得,你們千萬不能錯過,你們或會看到新角度、或找到一些答案,或思考更多問題;你們手空空無一物、但必精神富足,更求知若渴。去之前,請先做做功課,若想多點了解關教授的背景,不妨上YouTube看看三年前《鏗鏘集》的〈聽關信基的一節政治課〉,他勸大家以「好好做人」為先、為本:「要先做好一個真正的人,才去做一個真正的老師;要做一個真正的人,才去做政客。」

行文至此,想起李國章談學生罷課,反問「Who cares?」Who cares?這些義教的老師們,用心用力,為的都是關懷罷課的學生,那正好告訴這位李先生,We care!

2014年9月18日星期四

梁家傑 - 選票的力量

明報   2014918

文章見報之際,蘇格蘭公投即將開始。當地人將一人一票,決定是否脫離聯合王國獨立。

西敏寺積極為維持統一拉票。首相卡梅倫日前於蘇格蘭發表演說:「你可以討厭我,但我不會永遠掌權;你可以討厭這屆政府,但它不會永遠存在。」以近乎哀求的言調,請蘇格蘭人向獨立說不。三大黨黨魁更聯名承諾,若公投被否決,聯合王國將下放更多權力給蘇格蘭議會,當地人最關心的議題,將由他們自決。

不論公投結果為何,蘇格蘭人單憑着手中的一票,已奪回話事權。

反觀香港,人大常委於831落三閘後,大石砸死蟹、得勢不饒人,繼續呃、��、嚇港人。人大委員長張德江說,人大常委會已對普選行政長官作出明確規定,具有「最高法律權威」,並「得到了廣大市民支持和贊成」。如此氣焰囂張,彷彿全民公投的80萬人及71上街的51萬人,從未存在。

這就是有民主與無民主的分別。在民主社會,選票的力量,足以令一國之首低頭,令當權者妥協,令社會改變。如果人大是民選的,他們不敢任隨自己喜好而曲解《基本法》;如果特首是民選的,他不敢破壞制度,不敢逆民意而行;如果李國章是曾於民選的政府中擔任教育局長,他就會受過民主洗禮,懂得心存謙卑,不會說出叫學生退學的鬼話。

一切都只是如果。現實是,香港人手中無票:你的不滿,連寫入政改諮詢報告的資格都沒有;你的意見,從來不在人大決策的方程式中。當權者的決定就是聖旨,蟻民只能鼓掌歡迎;你敢反對,就是搞事。不論你如何客觀科學地量化出來,指出真普選才是香港大眾之所求,你永遠都只會是當權者眼中的「少數」,是啞巴,是透明人。

聯合王國的首相和政府不會永遠存在,因為國民手中有票,選票的力量可使政黨輪替,得民心者領導國家,失民心者執包袱離開。但香港人啊,人大「賜予」給我們的「一人一票」可沒有這份力量,因為北京先篩完再給你選。若我們選擇「袋住先」,如梁振英般出賣港人利益、以共產黨意願作為治港方針的執政者,會永遠存在;而這個假普選制度,亦會千秋萬世。

陳雲 - 中秋拜月光

轉角   am730   2014年09月15日

中秋夜回元朗家鄉,依次祭祀月神、地神、列祖列宗、天神。因是中秋節,以祭月為先,天最大,但既是月光節,就要留到最後享祭。這是民間祭禮之道。平日是天神為先,中秋月神當值,就祭月為先。

說是月神,並非是月光有神,而是祭月。月神無名無姓,不是嫦娥、吳剛,也不是蟾蜍、玉兔,亦非月光菩薩,而只是拜月光。華夏的神靈,盡是文明化身,神農氏、伏羲氏、文昌帝君,都是顧名思義,拜祭的是大農師、大畜牧師和昌盛文學之王,用漢代的漢字楷書為名,擺脫上古的神秘拼音來源。華夏的日神就是日,不是阿波羅。

周朝天子於春分祭日、夏至祭地、秋分祭月、冬至祭天。祭祀之處,稱為日壇、地壇、月壇、天壇,置於宮廷東南西北四方。周朝之後,祭禮降落民間,是故民間祭禮,與王朝一樣,只是民間儀式因陋就簡。

母親念誦的客家民間祭詞,我記住了。為了保持香港文化的根底,今年家祭,我記住祭祀儀式和念誦祭詞,以便流傳後世。總不能到了某一代,忘記了祭祀儀式,忽然要做,竟要讀《朱子家禮》、《周禮》,從頭學起。

擺好供桌和香爐之後,念誦首先是講明時節,說「今日是中秋節,吾等恭敬準備月餅、果品拜祭月光,祈求月神保佑合家平安順利」,之後是講述家中各人居住之地,際遇如何,祈求如何,一一稟明。此謂之稟神,子孫在供桌後面聽,也感受到長輩的關懷和祝福。祭月之後,將祭品轉移,祭山林土地神(社神)、家中土地公,之後當天拜祭列祖列宗,念誦同一祭詞。請祖先享用祭品之後,請祖先各自歸位,供奉天神,之後子孫就可食用祭品。祖先是家鬼,是故祭品供奉祖先之後,要請天神降臨,潔淨祭品。

華夏信仰之本,是敬天法祖,敬天是敬拜諸天神靈,法祖是師法本族的先祖聖人。自天子以至庶民,皆為一體。敬拜用祭祀,心中當神靈及祖先如在祭壇,孔子謂之「祭如在」。由祭祀而出的德行修養,是誠與敬,旁及於親、仁與愛。誠是對自己,敬是對鬼神,親是對人,與祭者之間有親。孟子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親近親人,之後向其他人施予仁義,之後向萬物(動植物)施予愛惜。我們對親人的愛,必會高於其他人,對人類的愛,也必會高於動植物。我們今日講的人人平等,是國家的公權力對於國民及外國人,必須平等,但個人對於其他人,是不能講人人平等的。

華夏之教,都是基於自然感情。有何本分,就行何種事。敬天法祖,親親而仁人,仁人而愛物,自然流露,毫不勉強,此謂之誠。


周一刊登
文化評論人,德國哥廷根大學民俗學博士,《中文解毒》系列作者。

蘇賡哲 - 要離就離的文明

都市風雲   香港太陽報   2014年9月18日

一個妻子不愛丈夫了,視和他共同生活是苦事,可以在分居後單方面提出離婚。丈夫即使說他依然愛着妻子,也阻攔不住離婚的判決。若他聲稱妻子堅持離婚就要執行家規將她殺掉,肯定是犯了刑事罪。人類社會婚姻文明發展到今日的終極成就,就是尊重單方面配偶意向,想離婚就可以離。

基於同樣理念,我是支持一個國家中,有個地區想獨立出去,像蘇格蘭這樣,就應該任由它獨立。當然,蘇格蘭不是一個妻子,有部分蘇格蘭人不想獨立,那就由公投來決定,少數服從多數,這是政治文明的體現。更具文明意義的,是英國政府認同蘇格蘭有獨立的權利。倫敦沒有說,蘇格蘭要獨立,必須由全體英國人公投決定,甚至沒有說,它是民選政府,有權代表全體國民決定蘇格蘭前途。英方更加沒有參加蘇格蘭獨立的電視辯論,因為那只是蘇格蘭內部統獨之爭的辯論。

我在加拿大生活期間,碰上魁北克要求獨立的高峰期,加拿大政府的態度和現在英國政府的態度一樣,不需要由全體加拿大人決定統與獨,只要魁北克公投通過就可以獨立了。我居住的城市,很多人集會呼籲魁北克留在加拿大,也只是動之以情,好言相勸,不存在任何惡意。有趣的是,一些外省華裔是贊成魁北克獨立的,他們不是為魁北克着想,而是反感魁獨不斷以獨立勒索聯邦,不堪其煩。

古德明 - 倘時間許可

中華正聲   am730   2014年09月17日

今年三月,中共為香港政制改革事,作態召香港立法會全體議員往上海商談。立法會主席曾鈺成說:「如果時間許可,中央官員應不會拒絕多開一場會議,單會民主派議員。」曾鈺成的洋奴話說得真響亮。

遍翻中文典籍,你不會見到「如果時間許可」這樣的話。但是,查英文字典,卻有if time permits一詞:if者,「如果」也;time者,「時間」也;permits者,「許可」也。這就是「如果時間許可」的由來。請看《牛津高階英漢雙解詞典》permit條下例句:「We hope to visit the cathedral, if time permits如果時間許可,我們希望能參觀主教座堂。」

其實時間無情無知,那裏會過問人間萬事,更不要說許不許可。事情怎樣安排,由人決定,請不要把責任推給時間。

當然,奴在其心者,最喜歡向心目中的主人學舌。中共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轄下食品安全網有《白領自帶便當小心健康陷阱,警惕食物變質》一文說:「帶飯上班,如果時間允許的話,最好早上起來現做。」今年三月十六日,臺灣《聯合報》有考公職專欄,教讀者答試題:「用條列式的寫法,盡量每個層面都帶到,如果時間允許,寫下前言與結語,盡量多舉例。」

胡適少時留學美國,一九一二年六月二十二日,致函母親,結語說:「兒居此甚樂,有暇當寄此間風景圖畫數張來。匆匆,即祝吾母康健。」現代漢語人不會用「有暇」這樣簡潔的中文詞語,卻會說:「如果時間允許的話,當把這裏的風景圖畫寄幾張給你分享。」

《清宮十三朝演義》第三十六回雍正皇帝到雍和宮看歡喜佛,和喇嘛一起玩弄眾女徒弟:「從此以後,雍正皇帝有空便到雍和宮去遊玩,殺得那班女徒弟個個討饒。」這段文字,翻譯成現代漢語就是:「從此以後,只要時間許可,雍正皇帝便到雍和宮去進行遊玩,殺得那廣大的女徒弟們個個採取討饒行動。」

《韓非子》卷九魯國沼澤區草木失火,哀公無法撲滅,問計於孔子。孔子說:「事急,不及以賞(來不及以賞賜鼓勵國民救火),請徒行罰(請只用刑罰,不救火者問罪)。」哀公同意。命令一出,民眾就合力把火撲滅。今天,現代漢語人會說:「事情急了,時間不容許以賞賜辦法跟進………」孔子地下有知,一定會說:「是何言歟,是何言歟!」


周三刊登
作者專研中英文,以寫作、翻譯為業。

2014年9月17日星期三

區家麟 - 香豬油,食住先

2014年9月17日

【明報專訊】近日,政壇紅人不斷發話,只見莊嚴承諾棄如敝履,不再臉紅;也聞晦氣狂言挑撥,毫不介意與民為敵。

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梁愛詩,貴為中央信任的精忠港人,評論人大常委會的政改框架,有這樣一番話:「……如果大家對一國兩制掌握得更好,對《基本法》掌握得更好,接受這個事實,我們香港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下面一個直轄……是中央政府直轄市的話,門檻便不用這麼高。」

這番話之坦率,令人訝異,掌握者不斷要求港人「理解」基本法,其實只是要我們無條件服從掌權者之「理解」。梁愛詩這番話,赤裸裸視基本法如無物,實則推翻一國兩制,把香港當作「中央政府直轄市」,才叫「接受事實」,才叫「掌握得好」,才有轉圜餘地。

還有一位,前教統局長、中大前校長,行政會議成員李國章,稱大專生罷課不算犧牲,叫學生如要犧牲,不如退學,讓出學位;又謂學生「想搞革命應該返深圳或北京」。

另一位行政會議成員羅范椒芬也坦率,直指行政長官直選產生後,立法會應給予行政機關更多權力履行政綱。行政長官得偽直選加冕後,明正言順擴權,削立法會監督審議之責,如意算盤打得響。

視蟻民為草芥 視承諾如浮雲

連番高論,若這些不叫胡言亂語,或可美其名為創意政治,充分展現權力之傲慢,視蟻民為草芥,視承諾如浮雲。

香港這一幫權力核心,從未得市民充分授權,但牢牢掌握行政大權,操控政府人事任免、利益分配與輿論工具,也決定了你能否享受新電視台的節目。最近,政府總部「門常開」搭起高牆鐵閘,聘請大量保安,自絕於民;下屆立法會選區,傳聞會縮小選區重新劃界,利用行政權力施巧技以趕絕小黨;政府電視廣告則日以繼夜作政治心戰,叫人「有票,梗係要」;駐港解放軍則被拍攝到,於兵營演習對付街頭市民。

權力慾旺盛,視民如無物,路人皆見。於此背景下,若政改「袋住先」,將有什麼後果?

買名牌貨,店主給你A貨,店主謂從來無說過給你正貨,你會否「袋住先」?有人請客食飯,只給你白飯一碗,謂從來無說過有肉有菜,你會否「食住先」?

香港人「務實」,懂得計算,就算心裏有氣,明知騙局一場,也不免想到,A貨不要,你什麼都沒有;白飯不要,你繼續捱餓;拒絕嗟來之食,還可能惹怒大佬。精心計算後,願意稍棄尊嚴袋住先,也許為數不少。

跪着前行的進步

不過,如果那是強冠香豬油一桶,你會否食住先?

他們告訴你,豬油沒有國際標準,香豬油也是豬油一種,香豬油符合國情,是偉大發明;香豬油用餐廳萬年油及殘渣剩菜經除味除臭防腐處理,不吃白不吃,反正你不吃的話什麼都沒有。

對不少人而言,在沒有選擇之時,香豬油總比坑渠油要好一點,認為「寸進」也是進步;不過,這是一種跪着前行的進步,市民屈辱求存,在上位者,將會更高更大。若然「袋住先」,這群權力慾旺盛的掌權者,以扭曲之制度,再開動宣傳機器攻心,得市民選票加持後,將更加囂張,肆無忌憚,如猛虎餓獅,一發不可收拾。

李怡 - 學生運動漸成反專制政改的主力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9月17日

昨天人大委員長張德江在會見工聯會時說,人大關於香港政改的決定,具有最高的法律權威。但這文件的第三條卻表明,文件所定的框架原則要經香港立法會通過才有效。這就說明文件的權威,不是有法律意義的權威,而是強權政治的無法無天之威。張德江又說,人大常委的決定獲得香港社會廣泛支持。既獲廣泛支持,又何須強權挖空心思竭力為港共和建制派打氣?這支持之說,就正如說香港人大多數愛國愛港卻又不放心讓公民提名選特首一樣,自己也不相信自己說的話。

繼中共教授饒戈平之後,中大前校長、行政會議成員李國章又鸚鵡學舌把罷課學生比作紅衞兵。浸會大學昨天舉行開學禮,校長陳新滋致辭表示校方尊重學生的罷課決定,相信學生參加罷課是全心關心社會及經過獨立思考;他不同意把罷課學生比作紅衞兵,指文革有獨特的歷史和社會背景。浸大學生會會長繫上黃絲帶致辭,號召同學參與罷課。

將有11間大專院校參與罷課,中學生雖受制於學校和家長,但也會有相當多的人繫黃絲帶和課後參加集會。學生運動已漸成反專制政改的主力,中共港共和無恥的親共人士也漸把矛頭對準學生。李國章諷罷課是「做騷」,說他讀大學時「好多時都唔上課啦」。也有人認為大學生不上課沒甚麼稀奇。但罷課豈等同於不上課呢?罷課是一種抗爭手段,是代表年輕人對當前政治情狀極度不滿。中大學生會估計有2,000人參加罷課,他們走到廣場集會是一種對香港人自主命運的認同,對香港的承擔,更是對中共港共加諸香港人身上的不公平的政治權利的抗議,表達對極權主義的不服從。

李國章指罷課抗爭不會令人大常委收回成命,在中央面前即使西藏人自焚也徒勞無功。這些話用不着李國章提點,相信參加罷課的學生都知道。否則怎麼會稱之為極權主義呢?一個沒有任何監督制衡的專權體制,面對學生絕食都可以出動坦克機槍鎮壓,又怎麼會因為香港一些學生的罷課就讓步?學生的抗爭不在於他們相信這樣做會有效,而是這是公義,是這一代爭取政治權利的使命,也是使命的延續。

單從成敗得失來看,向一個絕對權力去爭民主,無異與虎謀皮。人類歷史上沒有任何先例是專權者會在人民和平爭取之下自動放權的。因此,2007年中共決定香港2017年可以普選行政長官,決非中共大發善心,而必然是有所圖謀。這圖謀就是把極權政治的一黨提名的「民主集中制」騙香港人接受,以便政治體制上與中共那一制銜接。在欽點的特首有了香港人投票的認受性之後,一黨專政的「三權合作」就會陸續實現。

許多人認為香港人必須接受中共一黨專政之下的「一國」的宿命,這是我們無法改變的現實。我們只能期待中共的統治可以自我完善,而每當中共有新一代的接班,就有人升起對新一代的幻想,比如這次習近平的反貪。但60多年的領袖血腥輪替,甚至2,000多年的朝代輪替,都證明在新一代權力未鞏固時會有些讓百姓有點幻想的措施,而一旦權力鞏固,專制權力就只會更集中、更加強。

也有人認為共產黨即使不好,但在中國沒有可以取代共產黨統治的力量。沒有中共,中國會一片混亂。筆者在33年前,曾就這問題問過哲學大師勞思光,他表示,如果這個說法成立,那麼一切專制的統治勢力就都不能改變,因為任何一個專制勢力,都絕不會容忍一個可以取代自身的現成勢力。如果我們認為因沒有可以取代中共的力量,我們就要支持它,那麼滿清末年更是有許多人認為中國不可以沒有皇帝,因為皇帝已在中國存在2,000多年了。

法國作家卡繆說過:「人們有權享有的幸福,靠反抗才能獲得;轉身反抗不公不義,你才由奴隸變成自己!」不是變成主人,而是變成自己:一個忠於自己的人。反抗者不是因為自由所以要反抗,而是透過反抗,才能帶來真正的自由;不是由於希望才要反抗,而是透過反抗,才能在絕望中帶來希望。

世界上面對強權的反抗,從來不是由於會成功才要反抗,而是因為公義才反抗。學生罷課的意義不在於能否成功,而在於表現新一代的意向,表現自己的政治權利不能被奪取,表現自己的命運要由自己掌握,表現要力挽香港文明的崩解,表現出年輕人對極權的不服從。未來是屬於年輕人的,與腐朽的勢力鬥長命的話,今天年輕人的表現,就是在絕望中的希望。(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余英時:要不要做共產黨順民 全體台灣人決定

【專訪余英時之二──台灣篇】    天下雜誌   2014年9月16日

近年發表文章支持台灣反媒體壟斷運動、太陽花學運的史學泰斗余英時,昨日接受《天下雜誌》專訪時強調,要不要做共產黨的順民,最後決定是全體台灣人。台灣若一心一意向某一個方向,是可以有不同的局面出來的,如果每個人都有無力感,主動就變成被動,最後結果難料。

1930年出生於天津的余英時,在大陸住了20年,轉赴香港新亞書院念書,其後在美國密西根、哈佛、耶魯、普林斯頓等名校任教。他在台灣最長只住過一個月,卻長期關心台灣民主發展,對台灣有深切的期待,並多次來台講演及參加研討會。 

睽違台灣6年的余英時,此次是與太太陳淑平一起扺台領取「唐獎」漢學獎。余英時夫婦來台第一天與親戚好友及重要學生相聚,第二天即接受《天下雜誌》專訪。以下是余英時談論台灣民主發展的訪談紀要:
 
問:您已數年沒到台灣,據聞您原本因為已經84歲而不想出國,甚至半開玩笑說,能否只拿獎座不領獎金,您是以什麼樣的心情來台接受「唐獎」?

答:我不是開玩笑,真的是誠意的跟(唐獎)陳振川執行長說,我不要領錢了,給我獎座就好,我不用出席了。因為我6年前生一場病,所以國際旅行我都不願意。這次是因為人情所在沒辦法,不然這樣對不起人家費這一兩年的心思,我卻拆大家的台,就不好。人有時候是無可奈何的責任,非盡不可。

問:您在台灣最長居留時間,應該是在忠孝東路住過一個月左右,但您卻長期關心台灣,對台灣有很深切的期待,請您談談為何如此重視台灣?

答:(在台灣)頂多一個月,這跟時間長短沒有關係。我在大陸待了20年,我還不要回去呢。

主要因為他是自由中國。我同意胡適說的,台灣是中國唯一自由的地方,在我認識的中國。當然現在有台獨運動我也知道,那不相干。我想台灣永遠是中國文化的一部分。現在包括香港自由慢慢受到約束,一國兩制都可以變成一國一制了。台灣到現在為止,也有危險,但還沒直接輪到你們,也許是下一個。

問:除了自由中國,您對台灣發展還有哪些深刻印象?

答:你有國力嘛,傳統也沒被毀過,傳統一直承接到現代。所以我一直說,台灣和香港兩個地方是最特殊的,大家卻最不注意,就是在中國革命以前,他們都不屬於中國。香港在1842年割給英國,台灣在1895年割給日本,所以從辛亥革命開始,一切革命都沒碰到台灣。這是台灣的運氣,不是誰的本事能力。

問:您為天下雜誌出版的《發現台灣》一書所寫序文強調,台灣是「海洋中國的尖端」,請談談您的看法?

答:中國文明是從西北開始的,然後傳到中原,再漸漸往東南走。從前傅斯年就講過「夷夏東西說」,夷就是非漢人系統的,中國很長時期戰場都在中原,到南宋以後才走到南方,發展的比較遲。王安石變法就是因為要改革,抗拒以前西北的那種傳統,要把工商價值放進來,所以到宋朝以後工商業者就可以參加科舉考試了,這都表示中國價值的改變。

問:您近年發表文章支持台灣的反媒體壟斷運動、太陽花學運,請您談談對於台灣民主發展的觀察,您最擔心的是大陸對台灣統戰,以及台灣傾中太強烈嗎?

答:台灣民主發展不是很高,但是也達到一個水平,可以不用流血換政權。過去中國幾千年最大的問題,是換政權就要殺很多人,許多人要犧牲,政權才能建立,維持政權又要殺很多人,這是因為中國領土太大,太早就統一了,要換政權必得如此。

我提不出(對於傾中的)解決辦法。主要是台灣有許多人為了賺錢,現在問題就出在錢。很多人都會說,他無法去大陸投資,他就無法賺錢,台灣經濟就如何如何,是不是台灣不到大陸賺錢就都會死光了?我很懷疑。但他這樣說你也無法反駁他,這樣的人多了,慢慢就覺得統一有什麼關係,我們變成香港第二也無所謂,反正我們有好日子過,有飯吃,還可以到大陸去玩,將來變成一個也無所謂了。

這樣的人愈來愈多,當然就危險,也不是危險,而是說,你願不願意受一黨專制到底?你必須放棄你的選舉,跟香港一樣,你可以選,但是中央指派兩到三個人給你選。所以你看香港的發展對台灣有很大啟示,因為從前香港受到一些優待,是要給台灣人看的。「你看,沒問題吧?」現在時機迫切了,他顧不了了,共產黨現在的真面目才出現,共產黨要拉攏你、說好聽話時,那是甜到不能再甜。

台灣人根本就沒碰到過真正的共產黨,不知道那是什麼樣子。現在有許多人講歪理說,已經沒有共產黨啦,他們已經變了。這根本是一個鐵的事實擺在那裡,共產黨唯一的特色就是把所有的資源都要抓在一黨手上,絕不能放棄。從前是要抓政治權力,但政治權力沒用,民窮財盡,他搞不起來。現在就是抓市場,但又不是真市場,而是黨控制的市場,這根本不是我們所說的自由市場。

還有一個東西大家沒有注意,為什麼蘇聯垮掉這麼快,中共沒垮?因為華僑起的作用最大,中國華僑有多少錢都進去,還有台灣的、香港的、新加坡的錢,都去了,所以他就能維持住。我記得六四完了以後,外國人都不到中國去了,只有一個朋友一次去,說到火車站碰到的都是台灣人。台灣人趁這機會,我給你各種好條件,你要土地我給你土地,你要工廠我給你設工廠,等到他情況變化說沒收就沒收。換句話說,現在成功,到底將來怎麼樣,還是非常難說的,等到你的利益和他起了衝突之後,他馬上叫你掃地出門。

問:您曾經強調,「中國」只是一個文化概念,您理想中兩岸三地應該維持怎樣的關係?

答:現在事實上是共產黨要把這兩個不能順手的東西(指香港與台灣)解決,現在就是看你們用什麼方式抵抗,或者接受。你就接受,我也不說你不應該,如果你不願意這個選擇,我只活幾十年我要好好過日子,我要養家活口,我不想爭這些,那你做這些選擇,我絕對沒有理由對你說你不應該,我只說那事實是如此。

目前你要選擇不願意做共產黨的順民,那要保持台灣不要掉到他那個坑裡去。他要用武力打,你沒辦法,但要用武力他代價也很大,也不能做這樣的事情。也不能怕,沒什麼好怕的。

會有些人想在這個大集團裡面搶先一步,有各種方式,有的為生意,為賺錢,有的為將來拿到某種程度的權力,打個交代,這沒辦法的,所以我看最後決定是台灣人自己,全體的怎麼做個決定,我沒辦法建議。

問:您對台灣仍然有信心及樂觀?

答:你們一心一意向某一個方向,是可以有不同的局面出來的。如果每個人都有無力感,我也無可奈何,就跟著局勢走,主動就沒有了,變成被動,被動就什麼結果誰也不知道,運氣好可能也沒事,(大陸)起了變化你就安全了,但是也不一定。我的意思是,台灣就是要投降,也應該要主動。

(訪談整理:劉光瑩、鄧凱元、陳寧) 

余英時:香港人不能做乖孫子 最後變成奴隸

【專訪余英時之一──香港篇】   天下雜誌   2014年9月16日

史學泰斗余英時前日扺台,準備領取第一屆「唐獎」漢學獎。余英時昨日下午在圓山飯店接受《天下雜誌》長達兩小時專訪,對於兩岸三地民主發展、知識分子角色等重要課題侃侃而談,並坦率提出諸多警語。《天下雜誌》網站從今日起,一連3天刊出余英時專訪精彩內容,完整呈現這位史學大師的社會關懷與視野觀點。

84歲、長居美國的余英時,44歲即獲選中研院院士,是中國思想史、文化史權威。2006年榮獲有人文諾貝爾獎美譽的「克魯格人文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公認為全球最具影響力的華裔知識分子之一。

余英時早年曾擔任香港新亞書院校長、中文大學副校長,與香港淵源頗深,近年更關心香港民主發展情勢。對於港人發起佔領中環運動等民主抗爭,余英時直言,港人「不能做乖孫子」,不然最後會變成「百分之百的奴隸」。

余英時肯定港人的「公民抗命」,強調雖會付出代價,但「坐牢是很光榮的事情」。他並強調,香港現在反抗的都是年輕人、大學生,「這是很可怕的,這表示會有很長期的抗爭。

以下為余英時談論香港抗爭情勢的訪談紀要: 

問:香港近日因「假普選」方案而抗爭的情勢備受關切,您在去年發表〈公民抗命與香港前途〉專文,持續支持香港人的佔領中環運動,您為何強調「明明知道失敗也要抗爭」?

答:佔領中環或不佔領我沒意見,我不在香港。我也是有理由的,他們提出的口號是用「愛與和平」佔領中環,不是用暴力,這就是美國哲學家John Rawls提倡的civil disobedience(香港稱公民抗命,台灣稱公民不服從),這表示你(指中共)並不能得心應手,我抗議我也知道你不會馬上改變,不會讓我們自由提名選舉,但你(指港人)不能做乖孫子了,不然下一個又來一個命令,你又做乖孫子,第三次又是如此,最後你不變成百分之百的奴隸了嗎?

所以抗爭是必要的,讓他有許多困難,何況抗爭也不只是香港,大陸一天到晚在發生。兩年以前報導,(大陸)一年差不多有組織的抗爭就在20萬起以上,事實上遠遠超過這個,有的是在比較偏僻的地方也沒有記者去報導,也不知道這些事吧,所以說並不是很穩妥,並不是一統江山,是真正一個崛起大國,崛起大國不會有這樣的問題。

問:您提到香港人抗爭的結果,也要有坐牢的心理準備,要付出代價,您的想法是?

答:你是disobedience,你一定犯了法,這法反正不大,關個幾個月之類的,那個代價可以付嘛,對不對。說個老實話,曼德拉不是坐牢幾十年?坐牢是很光榮的事情,以前民進黨很多也都是坐牢出來的。

你要搞政治,在一個極權底下,要去坐坐牢不是什麼稀奇的事,也沒什麼好大驚小怪。沒有抗議不用付任何代價,代價也要付的,所以你要不想坐牢,你可以不參加嘛,但是參加了就不能顧這些了。香港現在反抗的不是中年人、老年人,都是年輕人、大學生,這是很可怕的,這表示會有很長期的抗爭。

問:您認為從早年的「五四運動」,到「六四天安門事件」,一直到現在香港的民主抗爭,都是整體的公民抗命,所以這是一脈相承的?

答:我是把這個抗議現象說出來,包括為什麼會有這抗議,我做一個解釋。我一個人不能鼓勵幾千人幾億人去抗一個議,沒有的對不對,他們一定會抗議的,總不能做乖孫子嘛,所以西方的說法是,美國你不可能希望老百姓做乖孫子,不同意的。

我在美國看到最大的抗議就是越戰時期,1968以後,我在哈佛教書的時候,整個學校都不上課,從前教書的地方,有個房間就被炸掉了,看了好可怕。從中國人看來美國完了,事實上不是,他有這個制度彈性可以包容,今天倒不見這樣的現象了,鬧不起來了,你們看這個東西你認為不合理,他慢慢給你解決了,至少企圖解決。最近黑人案子又發生(指密蘇里州佛格森市爆發黑白種族衝突),那個地區又有新問題,雖然是黑人做總統,從我那時候看美國50幾年,黑人運動剛起來,還被壓迫得非常厲害的時候,到今天黑人做總統了,這個變化多大?這可以說他們的民主制度很光彩的表現。

問:與台灣相較,香港的民主前景比較悲觀?

答:香港沒辦法,既然是個殖民地,那是屬於他(大陸)的。當時跟英國簽說是50年不變,現在過了17年,就換句話說,再過33年可以變嗎?

所以香港如果想抗議,就希望這個延期,看看大陸本身起不起變化。大陸也不可能不起變化,共產黨也不可能那樣,勢必準備做文章,他的困難有多少你們也可以看得出來,並不是說人心都向他。他跟(俄羅斯總統)普丁不一樣,普丁現在人望很高,本來俄國是世界兩大強權之一,現在變到這個地步,俄國人心裡不服還想起來,還希望普丁能把俄國還原到史達林時代的蘇聯。

所以今天最可怕的力量事實上是民族主義,這是最可怕的東西,共產黨用來號召的一直是這個東西,其他的完全破產了,這是能夠掀動許多中國人的,包括海外中國人,甚至包括某些台灣人,都是拿著中國這兩個字。


(訪談整理:劉光瑩、鄧凱元、陳寧) 

2014年9月16日星期二

陳雲 - 有粵白,無粵文

三文治   2014年9月16日

世上只有中文(也可稱華文、漢文、唐文),而無粵文。總合北方話、貫通中文章法而成的白話文,不叫做北方白話文,更不叫做北文,而叫做白話文或現代中文。民國之前,未提升白話文的地位之前,《水滸傳》、《三言兩怕》這些小說,叫白話小說。

中文、華文、漢文的文,力重千鈞,不可亂用。也許中共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資格不夠,他們叫自己的書寫語文做「現代漢語」,而不是現代中文或中文。直錄粵語口語(廣州白話)為文,不是叫「粵文」,而是叫「粵白」,例如粵劇的口語對白,就叫粵白。民初的《海上花列傳》,用文言和「蘇白」(蘇州白話)寫成,而不是用「蘇文」。正如雜用山東口語的《水滸傳》,不是用「魯文」寫成,而是用山東話風格的白話中文!有讀華夏文學的,識得幾隻漢字的,都不會犯這些低級錯誤!在小說對白用粵語,例如黃碧雲的《烈女圖》、《烈佬傳》,是粵白,在小說敘述文適當參雜粵語,是廣東風格的、香港風格的中文,不是粵文。粵白用漢字(或注音漢字)寫出,故此是中文、漢文、華文、唐文。說是粵白,是因其直錄口語,未經淬煉,未曾融會文言、通用白話文而自成一家中文章法之故(採用山東、江淮、南京及北京口語的明清白話文,經歷幾百年融會,而在句子及韻律符合中文散文章法,並非直錄口語!)。希望大家以後不要再用「粵文」一詞,流毒士林,貽笑大方。

北方白話經過宋朝至清朝的漫長成文過程,而且期間名家輩出,如馮夢龍、施耐庵、金聖嘆、曹雪芹,從大雅到鄙俗,都可以用白話文來寫。香港和廣東要建立南方風格的通用中文,也要經歷這種漫長的成文過程,不可操之過急。香港的通用中文一向傳承文獻,古樸大方,獨步天下,領導中港台,為何有人要提倡粵文,將香港孤立起來呢?將香港的通用中文、正統中文說成粵文是將香港中文降格為地方孤立語文。粵文是個危險的語文孤立觀念,不合乎語言成文的漫長過程,足以被中共殖民霸權利用,令其他使用中文的人恥笑香港人,顛覆香港既有的文化地位。

粵語詞彙古雅,粵語語法是古漢語語法,本來就可入文,故此香港人應該提倡的是包涵粵語語彙及語法的通用中文,而不是粵文。例如香港人可以寫「食飯」、「飲水」、「去九龍」而不一定要寫「吃飯」、「喝水」和「到九龍去」。粵語體的中文,應該在日常交流(例如網絡、報紙),小說創作這些語域(register)較低的場合鍛煉,經歷北方白話文的口語成文過程,在慢慢提升到較高的語域,例如通告和公函,然而法律、記錄、學術等高語域的語文,仍以淺白文言為之,這是由於文言的語義穩定,而且遇到爭議的時候,可以訴諸歷代文獻,將詞義釐清。

我反對的,是那些主張粵文的人倡議廢棄中文,而且將粵文全面成為公共語文,例如連憲法都用粵文書寫。這些常識論說,好多主張粵文的人刻意讀不明白。

主張粵語孤立成文的,旨在孤立香港,瓦解香港文化。將香港文化孤立起來,有幾危險?各位知不知道?左膠及鼓吹粵文那些人,都想將香港的文化純粹化,撇除華夏根源及英國根源,剩下的流行文化、市井粗言,他們就說這些是純正的香港文化、純正的香港語言。香港有些年輕人會受到蒙蔽和鼓動,認為這是擺脫中國控制的方法,擺脫普通話的方法,因為我們香港人連語言及文化都與中國切割了。然而香港文化孤立之後,大家日後細看內容,會發現香港的流行文化,好多是華夏文學、嶺南高雅文化的下降,例如粵劇、粵曲小調、唐宋詩詞下降為香港流行情歌。這樣一看,香港的流行文化,就會迅速歸於零!最後,什麼都沒有剩下。這正是境外殖民霸權毀滅香港文化根基、迎合境外殖民統治的詭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