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5月29日 星期五

呂大樂 - 矛盾不會化解 爭拗不會停止

2015年5月29日

【明報專訊】誰會想到,這一年多以來,圍繞着政改所發生的事情,會演變為一場「令人不會想笑(又或者笑不出來)的黑色喜劇」。

目前最多人所關注和感興趣的問題是,立法會會否通過由特區政府所提出的政改方案。大部分有關的討論,集中在應否通過的問題之上。但應該還是不應該,是一個選擇的問題,是關於價值取向、判斷,多於客觀分析。相對而言,較少討論的是(無論認為應否通過都好)究竟有沒有機制可以促成政改方案得以通過。

我的答案很簡單:沒有!我們現在的處境相當奇怪,就算有足夠議員心底裏(基於不同的考慮,不一定認為那個方案合理)願意接受政改,他們基本上也很難說「好的」。首先,到目前為止,民意始終未有出現一種壓倒性的或者起碼是超過三分之二的所謂主流意見。在政改這個問題上,香港社會的確是出現了嚴重的分歧,而至今仍然無法拉近彼此的距離。原先很多人所以為有可能出現的民意轉向,並未有成為社會大眾都能感受得到的狀態。很多人未受說服,全面接受8.31決定所定下的框架;北京以為只要一直硬下去,香港市民便會自我調整,這顯然是不太理解一般香港人的性格。港人的民意並沒有出現一些人所預期的變化。

更重要的是,假如手上拿着關鍵票的泛民議員決定支持政改,他們必須要承受原有的一批支持者的離棄(而建制派的選民亦不會因此而轉過來支持他們),而且立即受到不同形式的追擊,在政治上差不多等於自殺。以目前那所謂的談判(其實並不存在)而言,很難想像他們可以砌出一套什麼道理來自圓其說,為自己改變決定來作解釋。在這樣的情况下,要他們轉投支持票,機會是微乎其微。這的確是一個生存的問題,他們不可能不作此考慮。

但弔詭的是,假如政改就是這樣發展下去,無法在議會會議上通過,那便很難找到一次龐大的社會動員的機會,既表達不滿,又向北京示威。我想說的是,對那些很想發動另一波佔領運動(以向北京施壓)的活躍人士來說,他們不斷給泛民壓力,將他們牢牢的綑綁在一起,防止出現所謂的轉軚,換來卻是整個政治程序回到議會裏面,令體制外的社會力量缺乏一個動員起來的機會。簡單的說,就是出師無名。站在發動大型集體行動的角度來看,最完美的劇本是泛民有人轉軚,剛有足夠票數通過方案,那麼來一次包圍立法會、再次發動佔領運動,可謂順理成章。但如果政改沒有通過,那麼立法會門外的群眾如何是好(在街頭上慶祝?順便佔領幾個小時?),這是一個有趣的問題。

社會穩定有賴泛民否決

在某個意義上,建制派(甚至包括北京)所期望見到的社會穩定,有賴於泛民否決政改——這樣至少可免於見到另一波佔領運動。雖然口頭上建制派是支持政改(作為一貫支持中央的態度),但實際上他們在整個過程中寸步不讓,而且絕對不想放棄現有政制對他們的照顧,所以政制原地踏步,他們在旁偷笑。與此同時,他們既痛恨又害怕佔領運動,有人(而這剛好是自己的對手)幫忙消除了這樣的威脅,可謂求之不得。在過去一年多的日子裏,如果有所謂的贏家,就是建制派:在政治上毋須妥協,而制度也沒有修改,一切照舊。

當然,我相信在很多活躍分子的心目之中,他們根本就不需要什麼出師有名,亦一樣可以採取行動。對此蠻有信心的年輕人,我遇過。問題是:如果真的要發動第二波的話,場面沒有上一回的壯觀,便很難說是顯示實力。那麼,現在有條件搞一次規模更巨大的佔領運動嗎?

再發動佔領 不是隨便說說

關於這個問題,最好由活躍分子來作出判斷。我只想提出一點,就是大型集體行動需要一個爆發點。雖然北京以為上一回佔領運動乃外部勢力所為,以至後勤支援不斷,愈搞愈熱,但其實只要留意整個運動的發展路徑,不難發現3點:一是佔領運動不是「佔領中環」。它既不是「佔中三子」所精心設計,也不是由他們來領導。這說起來是有點尷尬的,但打從運動爆發之後,他們便被邊緣化。佔領運動並非北京所想像的一個組織嚴密的社會運動,而它作為一個社會運動,同時也包含了不少集體行為(collective behaviour)的元素。二是運動的出現是由一個爆發點所引發——如果沒有拘留學生領袖、沒有警察禁止市民運用天橋前往政府總部、沒有大量熱心市民堵於金鐘港鐵站海富中心出口外、沒有群眾衝出夏愨道……我說引發整場運動乃由一個爆發點所觸發,並不等於貶低它的社會、政治意義;對此分析和討論,旨在了解如何進行社會動員。在不久將來,如果政改沒有通過,那麼到時又會否有一個機會、爆發點來令群眾聚焦,再而採取行動呢?或者有人會認為這種對社會動員、行動的理解已經過時,今時今日要給特區政府製造麻煩,那還需要什麼聚焦、聚眾?分散的小集體、似無還有的竄擾性行動,也是抗爭的一種,而且相當有效(至少在引起特區政府、建制派,甚至北京有所反應的意義上)。這連繫到我想說的第三點,就是組織的重要性。佔領運動的爆炸力源於群眾的自發性,但這也是後來無以為繼的一個重要原因。佔領運動中對「大台」的不信任(不是以一個「大台」取替另一個「大台」,而是追求不設「大台」),或者反映出參與者的政治理念,但當鬥爭變為持久戰的時候,這種做法的弱點便表露無遺了。總結以上3點,要發動新一回佔領運動,並且規模要更大、鬥爭更持久,這倒不是隨便說說的事情。

理論上,如果有幾位泛民願意犧牲小我,施其苦肉計,投票通過政改,勢必令群情洶湧,那是可以幫手促成另一回佔領運動的。而在泛民之中,誰會有可能做這回事的,肯定不是溫和派。那由誰來做呢?泛民中的激進派。只有激進派才可以有這種「反轉再反轉」的能力,以更高更大的口號,壓倒年輕人的激烈言語和動作。所以,如果北京極想通過政改,他們的策略應該是向激進民主派入手,「挑機」一番,引他們出手,而不是向優柔寡斷的溫和派游說。而到了再發生佔領運動之時,北京又可順手鎮壓,既可通過政改,又可打壓活躍分子,一舉兩得。這聽起來頗為荒謬,但更值得深思的是,為什麼這個處境沒有發生。

或者,連北京也怕亂。又或者,是他們充滿信心,當政改未能通過之後,將歷史責任全推到泛民身上,到了2016年的立法會選舉,到時便如梁振英的呼籲:將泛民掃出議會!如果成事,則將會是九七回歸以外,行政立法之間的關係第一次全面受到控制。


問題是:如無意外,這個如意算盤不易打響。

每個社會都有它的特殊性,內地講國情,而香港也不例外。香港市民(更應說是選民)對泛民肯定頗有意見,而對目前社會的狀况,亦一定有話想說。不過,到了重要關頭,他們會否完全放棄泛民,又是另一回事。1997年以來香港政治發展的一大特色是,不是選出最好,而是防止出現更差的。他們未必對泛民情有獨鍾,但總覺得不能完全交出監督、制約特區政府的工具。在沒有太多選擇(畢竟建制派實在缺乏獨立意志)的情况下,選民會策略性地給泛民留有餘地。在區議會選舉中泛民或者會被對手打個落花流水,但到了事關重大的立法會選舉時,則相信仍會得到選民的照顧。要掃走泛民,並非想像般容易的事情。而我們可以想像,梁振英愈加兩錢肉緊,呼籲選民踢走泛民,則他們會有更高的生存機會。諷刺的是,在某個意義上,泛民要死裏逃生,還得多靠現屆特區政府繼續自鳴得意。

泛民議席或減 激進替代溫和

我估計,泛民可以在新的政治環境裏繼續生存,但至於哪類泛民有機會當選,則較為難說。理論上,北京、特區政府、建制派均不喜歡激進泛民;單是「拉布」這個動作,便令他們覺得極其厭惡。但他們對付泛民的方法,卻一直是令溫和派難以討好,而這間接促成泛民內部的替換——對不少選民來說,既然要揀泛民,與其選溫和一翼,不如支持激烈一派。如果泛民的角色就只是關鍵少數,那確實應選能製造聲浪的一群。如此這般,要將泛民掃出議會,那恐怕成功機會不大。更有可能發生的是,泛民議席有所減少,但重要的變化是由激進替代溫和泛民,從此議事堂上就更為熱鬧。


這會是好事嗎?天曉得。我的觀察是矛盾不會化解,爭拗不會停止。不過這都是後話了。至於未來數星期,且看結局早已事先張揚的劇本,可以怎樣演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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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5月28日 星期四

陳智傑 - 問香港 包容是何物?

2015年5月28日

【明報專訊】不下一回在網絡上看見此評論:「包容」一詞相較粗言穢語還要難聽。中港矛盾持續發酵、知名政客公開呼籲香港人要以「大愛」包容一名聲稱在香港「隱世」了9年的「三非」未成年人士(父母非港人、並非在香港出生),使得如今再談「包容」二字,幾乎就等於要在輿論戰場上宣戰。

包容的意思,相近於英文字「tolerance」的含義——求同存異。「求同」跟「存異」是一體兩面的概念:就是因為大家有所不同(存異),卻又要生活於同一社會及政治群體中(求同)。是故一個認同民主和多元社會的公民,得要學會跟一些跟自己的生活方式、價值、宗教、種族等有所不同的人共同生活。這大概就是談包容的主要學理。而在「求同」的群體中,能「存」有多大的「異」,亦有不同演繹。較為「基本」的論調會認為平等的法律及公民權利,是「存異」的基本要求;亦有學者主張要更「深厚」(thick)地詮釋包容的概念——不單是基本權利的平等,更要對不同社群有文化和生活意識上的尊重和敏感度。

不過環顧全球,社會通常都是在衝突連連、民情覺得出現一些威脅社會核心價值的爭議下,才有機會深入探討「包容」的理論和實踐。換句話說,當大家覺得本身的社會及政治社群安安穩穩、生活如常時,談包容很容易會成了應付社會道德期望的「例行公事」——人們未必要贊成,但大多不會反對,因為覺得包容了那些「弱勢」或「另類」群體,也對自己的生活以及整個政治秩序無大礙。只有當社會出現了一些爭議性高的群體,又或者有群體的訴求與社會的核心價值或生活方式相左,導致爭議連連,那才是社會真正體驗何謂「包容」之時。

然而,從過往的經驗來看,香港社會是如何實踐「包容」二字?傳播學者李立峯去年發表了一篇論文(註),以統計數據歸納了4種對「包容」的態度。第一類態度,是接納一些群體的政治訴求(例如要求平等權利,於政治上實踐包容),而且願意跟他們一起生活和交流(於社會上實踐包容),姑稱為「全面包容」。第二類態度,便是不接納那些群體的政治平權訴求,也不願意跟他們一起生活的交流,姑稱為「全面拒絕包容」。

「選擇性包容」

不過,更為有趣的研究發現,是一些「選擇性包容」的態度。有時,人們會較傾向接納一些群體的政治平權訴求,但於社會生活上卻對他們敬而遠之,李立峯稱這態度為「尊敬地保持距離」(respectful distance)。而另一種的態度,便是人們不介意與一些群體共同生活,但卻難以接納他們大聲地爭取政治平權。按李立峯的說法,這態度稱為「安靜地共存」(quite co-existence)。按李立峯的研究發現,不少香港人對「包容」的理解其實是傾向上述「選擇性包容」的態度。

由此可見,要香港社會廣泛地「包容」某些群體,是有若干條件的。「尊敬地保持距離」的態度,表示假如香港人普遍相信那些群體對香港的既有生活方式和質素影響有限,即使包容了他們,自己的生活條件也可以保持不變,那麼要求市民接納該群體時,阻力應該會少一點。此外「安靜地共存」的態度則顯示假如一些群體的平權訴求,不會讓香港市民覺得這個城市的政治規則和社會制度遭受衝擊,同樣亦會減少「包容」的爭議。

當然,「尊敬地保持距離」和「安靜地共存」的態度,本身也有違反包容、多元和平等的理念之嫌,於應然(normative)的討論中亦未必完全說得過去。不過,由是觀之,近日社會就是否容許一名「三非」未成年人士居港就學的爭議,集中於示威人士的手法是否過激,以至責罵打着「本土」旗號的青年人「反共反上腦」,是並沒有面對民間為何對是否「包容」這名「三非」未成年人士爭議連連的根本原因。

首先,近年中港矛盾的衝突,已經讓香港市民普遍覺得自己的生活方式、條件、質素等受到影響:奶粉、牀位、學位、醫療,以至休閒空間等。其次,不少市民亦感到香港的政治制度及核心價值——法治、民主、自由、秩序、廉潔等,正受到來自大陸的勢力所蠶食。在守護香港的生活方式及政治自由的民氣下,高調呼籲香港人要包容一個明顯地違反入境政策的案例,民情當然氣憤難平。

「向弱者抽刃」固然難以接受;但立法會議員們及政府亦一直迴避示威人士及民情的主要義憤:香港是否正慢慢出現「只做不說」的「新抵壘政策」——只要「找不到」這人的出生地、無法聯絡上其在境外的親人又或願意接收這人的單位,他便可以因「無法遣返」而「抵壘」?假如入境處將來真的以「人道」理由行使酌情權,如何才能服眾,讓那些同樣有「人道」理由,但「依法排隊」申請來港的人心服口服?這些觸動香港人情緒的疑問,直接影響市民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信任,是這回「三非」未成年人士事件的重點,亦是政府及政客們一直未能好好消除公眾疑慮的主因。

包容多元也非無底線

包容,無疑是民主和多元社會的重要一環。不過,一個社會再包容、再多元,也不是毫無底線的。當一些包容的訴求,讓公眾擔心會否動搖了社會的核心價值和既有生活方式時,政府以及立法會議員們便有責任予以澄清與安撫。官員及議員們指摘示威者,可暫時轉移政治壓力和輿論目光。不過,這不能讓「包容」二字服眾。

註:Lee, Francis L. F.(2014). "Tolerated one way but not the other":Levels and determinants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tolerance in Hong Kong.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118, 711-727.


作者是恒生管理學院 新聞及傳播學系助理教授

歐陽偉豪 - 政改宣傳的語言現象:合憲

2015年5月28日

【明報專訊】政府常說政改合憲,警方積極盤問智障男子,兩者如何綜合起來透視政府的思維呢?

用慧科新聞(Wisenews)搜索「合憲」於過去一個月用來形容政改方案的頻次,結果發現超過300個用例,例如「這個普選方案合憲、合法、合情、合理」。(《明報》2015年4月23日)。問題是為何每天都要喊一兩次政改方案合憲?難道政府設計出來的選舉方案是不合憲嗎?舉個例,如果我每天都說我是男人,愈喊得多,顯示我對「我是男人」這項描述愈沒信心。

同理,政府每天都對市民說政改是合憲,很容易令人合理懷疑政府對方案信心不足,甚或方案本身是否全部都合乎憲法;退一步來看,即使是完全合憲,政改是否沒有其他優點可以向市民推介,而只剩下合憲這項最低要求?

合憲使用頻次之高,跟傳媒早陣子指出政府常說「依法施政」不無關係。根據我在明報的訪問(2015年3月8日),政府於3年內一共用了66次「依法」;跟上文「合憲」的例子相近,政府為何如錄音機以高頻次不停播出「依法施政」?政府是否施政有誤,需要以「依法」來增強自己的信心?濫用「依法」一詞,大律師公會前會長石永泰也有留意,他在香港電台的訪問中質疑頻用「依法」是否想把法律強硬地加在市民身上,而讓人忽略依法未必公義這重點,(其訪問見於: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8veTQN9QlQ

語言學的合作原則

結合高頻次使用依法與合憲兩例子來看,政府似乎做了點多餘的事。語言學有個理論叫合作原則(Cooperative Principle),有效溝通其中一項準則是提供適量的資訊,資訊正確固然重要,但數量、頻次也要適當,過多過少便會被視為不合作,影響溝通質素。政府頻密使用合憲依法,令市民產生疑問:一個政府為何常常強調自己合憲辦事,依法施政呢?

當依法合憲成為口頭禪後,超乎常理的舉動便會隨之以來。

早前,警察盤問智障嫌疑犯時,按常理一問一答就可推斷嫌疑犯智商低於常人,需要特別處理;可是警察就當他為普通人,問話問個通頂,這做法名為「依法盤問」。警方不按常理,只顧依法對待智障人士,似乎要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擴充演繹為「法律面前,智障與非智障,眾生皆平等」。

要注意,這件事只涉及前線警員,他們的表現會否反映警方高層有某些思維已經超乎常態呢?再思考下去,警方只是維持社會秩序的工具,當這工具超越常態時,是否反映支配工具的政權已進入某種狀態呢?

從超乎常理的合憲依法論述,到超乎常理的執法行為,言行合一,這到底反映政府背後怎麼樣的心態、怎麼樣的思想?引用國家領導人董建華最近的名句,政府當局應該「心知肚明」的。

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高級講師 

嚴尚民 - 由白氣球到的士--約化巴納希小製作大功架

 2015年5月28日


伊朗導演約化巴納希(Jafar Panahi)好厲害,兩部輕巧的手提攝影機、一部智能手機,自編自導自演,就拍成了一齣柏林影展金熊獎大作《伊朗的士笑看人生》(Taxi,上屆香港國際電影節曾譯作《的士司機巴納希》)。著名影評人、電影史學家大衛博維爾(David Bordwell)曾說過,要念電影的年輕人學會如何拍好電影,最快捷簡單的方法莫過於仿效伊朗電影人──只給電影學生一部DV機,不用打燈,不用巨星助陣,看他在各種掣肘下,能拍出什麼樣的作品來。伊朗電影人的路從來都不好走,除了技術上的限制,文化上的保守、政府的威權令渴望自由的藝術家飽受政治壓力,偏偏前作《電影關不住》(Closed Curtain, 2013)的導演巴納希在龐大的打壓下卻愈拍愈有貨,《伊朗的士笑看人生》爐火純青,足稱他被禁拍後的代表作。

巴納希把鏡頭放置在的士的前端,以「自拍」(selfie)的方式去記錄一日耕耘。《伊朗的士看人生》散文式的敍事看似結構鬆散,實質章節之間連接巧妙,而且互相呼應。開首的教師與基層市民在的士上討論死刑的道德、中段巴納希的鄰居掙扎應否報警拘捕涉及偷竊的飲品店員、和後段姪女遇到窮小子拾遺不報等章節,反映了導演對罪與罰的思辯。犯罪者固然有罪,但量刑時卻時常忽略了罪犯坎坷貧困的身世。未能情理兼備,是(伊斯蘭)律法未能完善之處,而此律法亦同時限制了人民發聲的自由。

巴納希巧借賣盜版的侏儒、為他辯護的人權律師和姪女之口,道出到今天還箝制人民思想的落後與荒謬。如果不是因為盜版流通,電影系的年輕學生根本不可能接觸其他電影,永不知藝術世界有多闊,因為伊朗政府聲稱「西方電影蠶食純潔思想」,所以不可輸入;從女律師口中亦得知,伊朗女性直至今天也沒有進出體育場館的自由,不只思想被囚,連活動的自由,也得受政府控制。

如此胸襟狹窄的政府,自然也容不下巴納希姪女鏡頭下的「骯髒社會寫實」。電影結局暗示「維穩部」遣人去偷取巴納希所拍的片段,雖無功而還,但當權者又情何以堪?年輕影人問巴納希,如何可以拍好一齣電影?導演的回答是,不要重蹈覆轍,多觀察身邊事物。諷刺的是,即使能耳聞目察,都未必可拍攝和公映。導演,只可以創作符合「主旋律」的電影(看到他國的導演在強壓下仍竭力支撐,今日香港導演又何苦作繭自縛,眼光只望向同樣咄咄迫人的「祖國」)。

做回自己

《伊》片的另一大特色是導演對電影「真實」的詮釋與把玩。師承「電影終結者」(法國導演高達語)阿巴斯基阿魯斯達米(Abbas Kiarostami),巴納希跟《十》(Ten, 2002)、《大寫特寫》(Close-Up, 1990)的電影作者阿巴斯一樣,時常把紀錄片和劇情片的界線模糊,突破敍事局限。在《伊》片中,巴納希擔任司機的一天中遇上的奇人奇事之多,實屬罕有,加上鏡頭剪接巧妙,劇力重重,明顯地經過精密安排,《伊》片不可能是定義上的紀錄片。儘管如此,巴納希在戲中做回自己,他的姪女又真的是他的姪女,而粉墨登場的女律師又真的是導演本人的辯護律師,自然地,觀眾禁不住會問,其他的角色是否也在做自己?當他在做自己時,他還算在演戲嗎?事實上,《伊》片「記錄」的部分少之又少,精心設計的場面調度佔了電影的大部分篇幅,運用本色演員臻至化境的巴納希,令素人們的演出不留痕跡,才達到「紀錄片」的觀感。

伊朗電影人受伊斯蘭守舊文化所累,創作時往往諸多限制,對真實、寫實的理解異於他邦的自由創作人,巴納希要用這個方法炮製《伊》片,也是被「禁拍令」迫出來的。民族遺緒累積下來的反西化意識形態,以現代人的眼光來看,極其保守,令人啼笑皆非。

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伊朗本有機會走向現代化,偏偏推行「伊斯蘭教世俗化」的皇室成員卻是政治上剛愎自用的獨裁者巴列維(Mohammad Rezā Shāh Pahlavī)。他雖對女性平權有貢獻,但失敗的經濟政策令民不聊生,外交上又常向美國拋眉眼,令本土的保守派反感,終於1979年什葉派發起上百萬人示威,進而演變成革命,軍隊掉轉槍頭,巴列維落荒而逃,定居西方。以後,伊朗政制改為神權憲政,所有開明的文化政策名存實亡,針對女性的律法藉「不要被西方文化荼毒」的名目在民粹氣氛下通過,更禍及小孩和貧窮階級。

年輕時的巴納希也受到1979年革命影響。他20歲時參與了兩伊戰爭,一度成為戰俘,正是受革命所累。把青春都耗在兒童及青年智慧開發中心( Institute for the Intellectual Development of Children and Young Adults)的巴納希,在那播放兒童電影和世界經典的官辦機構,認識了不少熱愛電影的同伴,包括在《電影關不住》內冒險為他演出和導演的金波塞亞柏托維(Kambuzia Partovi)及他的伯樂阿巴斯。巴納希於1981年在戰俘營獲釋後,入讀了電影學校,在柏托維的電影中擔任副導演,同時拍攝犯禁紀錄片。後來,他向阿巴斯自薦,正式出道,拍攝阿巴斯為他撰寫劇本的《白氣球》(The White Balloon, 1995)。

賀歲猛片

《白》片甫上映便掀起全國熱潮,叫好叫座,成為電視台新年必播的賀歲片,與巴納希後來的作品待遇南轅北轍,因為它符合「主旋律」。革命後伊朗政府大打統戰牌,經常審查劇本和隨便更換劇組人員,對電影內沒有性愛和載歌載舞等「令人興奮」的劇情「主旋律」電影大加宣傳,打壓異見。所以導演常以小孩及非專業演員演出,因為審查處不知道演員背景,不會改用官方指定演員,以便劇本得以通過,順利開拍。而《白》片正正符合了上述所有條件。

巴納希在處理序場時,用一個長鏡頭介紹所有人物,魚店老闆、弄蛇人、裁縫、軍人和賣氣球的男孩等,比小女孩(主角)更早登場,預告主角跟他們的交流。《白》片裏的小女孩家境清貧,想買條金魚過年,卻被母親拒絕,但在她苦苦哀求後,終於如願,途中卻多次把錢掉了或差點被途人騙去。巴納希從小女孩的視點出發,去觀照成人世界。有人起初不懷好意,到最後還是願意幫忙;有人伸出援手,卻只屬「有限公司」。弄蛇人見有利可圖才去幫助她,但當觀眾得知他貪小便宜只為和家人團聚後,又會多了一分諒解;相反,把女孩送到裁縫店的師奶,半途嫌麻煩便走了。一次遊街的經歷,使觀眾透徹理解伊朗的低下階層,不再輕言批判貧苦大眾。巴納希對基層的關注,反映意大利新寫實主義的經典對他影響尤深。

《迷途小精靈》(The Mirror, 1997)是《白》片的延續,電影女主角正是《白》片中小女孩的姊姊。《迷》片講述手肘受傷的小女孩,等候接放學的媽媽不果,於是徑自回家。在尋找歸家路上,她看到了不同年齡層的女性,女主角的未來就像他們,在各種規範下,沒有自由,只能接受。電影最厲害處是到了中段,導演突然打破了第四幅牆,變成了女演員棄演回家的偽紀錄片(mockumentary)。電影後半部非常影像化,女孩被一群男人圍着,連身影也看不清一段,特別發人深省。無論戲中主角或現實中的女孩,男權底下,選擇委實也不多。

女性母題

從巴納希2000年的《七女性》(The Circle)、《赤色黃金》(Crimson Gold, 2003)之後的《越位女球迷》(Offside, 2006)可見,他對電影的敍事技巧已有了全盤掌握。《七》片和《越》片這兩部女性電影一重一輕,卻各有精采。沒有固定女主角的《七》片,遭遇不幸與剝削的女性,井然有序由幼到老登場,當視點從一位女性轉換到另一位時,攝影機運動的手法隨之漸變,從躁動不安的手搖鏡慢慢變作穩固攝影機(steady-camera)拍攝,過渡到電影尾段的定鏡拍攝。這種編排帶出了女性在伊斯蘭國家底下生存的無奈,愈掙扎愈似泥牛入海。不斷出現的母題「圓」也加強徒勞無功之感,圓形建築、圓形鏡頭運動和各式圓形的擺設,暗示女性們無論如何抵抗,也只會回到原點。

而較為輕鬆的《越》片,故事原型則來自巴納希女兒被拒入球場的切身經歷。眾演員在《越》片演出非常自然,電影在球場進行球賽時實時拍畢,巴納希執行能力高超,令人驚訝!巴納希利用守衛處理變裝女球迷的態度去突顯制度的牢固性、教條性和荒謬,當女球迷要去到場館小便,守衛為保護她安危而不容他人如廁,可以看出守衞心地善良之外,他其實也不清楚伊斯蘭教條要人信奉的理據何在,另一位暴躁守衞雖然出言不遜,但其實他只是想保住工作,也不是為了捍衞什麼崇高教條。整齣電影並沒有譴責男性,其實更想譴責的是僵化的官僚系統。阻擋女球迷與守衞對話的並非鐵欄,而是荒謬的宗教觀和倫理系統!至於較少人提及的《赤》片,其實是自傳色彩甚濃的作品。除了審視了婚姻制度的階級性,亦深入探討退伍軍人回國後的生活問題,曾從軍的巴納希應該有所體會。

巴納希在2010年被伊朗政府指控他「損害國家榮譽」,被禁拍電影20年和家居囚禁5年後的兩套作品,《這不是電影》和《電影關不住》,則和《伊》片非常接近。因為不能外出,又不可動用演員,巴納希於兩片都自導自演,並經常直視鏡頭,向觀眾強調大家都在看電影,要大家反思藝術的可能和限制言論自由的無恥。但囿於篇幅有限,未能作深入討論。總而言之,縱使政府多用力打壓,始終也鎮不住藝術家對自由的嚮往。在人人諱莫如深的國度裏,仍能笑看人生,是無奈,但也是豪情。

練乙錚 - 籲支聯會棄提平反 求解放軍放下屠刀

2015年5月28日

城中新鮮熱辣的政治話題多着,但筆者今天不談京官說的「歷史正義」,不理民調說的「拉大差距」,也不管當權派說的「民主霸權」,但以陳年歷史和古老哲學的雙重角度重新看待港人悼念「六四」,甚至以包容的態度提出一種「膠論」,論證解放軍立地成佛的有可能。題目裏的「求」字,是「謀求」的「求」,不是「哀求」的「求」。

「八二三炮戰」的大中華啟示

共軍1949年席捲大陸,然而國共內戰,技術上而言並沒有馬上結束,而是一直拖了30年,中間經歷了有名的金門「八二三炮戰」,打了個平手;之後,炮戰「常規化」了,變成有秩序的禮節:單日炮轟、雙日休息。如此行禮如儀的打法,根本沒有軍事意義,政治象徵卻非常豐富,那是因為國共一天還在「開火」,就表示「內戰」一天還沒有結束;既是「內戰」,那兩岸就必然同時屬於「一個中國」。在國共眼中,這是鐵一樣的邏輯。

其實,那幾個小島離福建最遠的也不過一海里,跟台灣本島卻隔了一整個海峽,根本不能長期有效補給防守。當時在西方主要國家裏,不少人提出「兩個中國」論,建議國民政府棄守諸外島;蔣介石很聰明,差密使告訴毛澤東,指出如果炮戰繼續,國軍惟有棄守,兩岸有海峽截然二分,中國便會永久分裂。毛一聽,知道不妙,決定不把小島拿下,改為「單打雙停」,成功在國際上延續了國共內戰的神話,防止了「兩個中國」論的實現,一直到1979年華盛頓與北京建交,美國不反對「台灣是一個中國的不可分割部分」的說法,北京才放了心,「單打雙停」的做法才沒有必要。

蔣介石因為提議了與大陸方面合演這台戲,死後就成為中共(有統戰需要的時候)口裏說的「民族英雄」。不過,後來李登輝執政,先是在1991年2月對大陸擺出笑臉,搞了一個「國統綱領」;這也是一個「民主回歸」的綱領,不過主張的是「你先搞好民主、我才談論回歸」,剛好與香港八十年代民主派提出的相反。跟着,李在同年5月大筆一揮,宣布「動員戡亂時期」終止,不主動跟中共敵對了。下了這一子,中共便知不妙,於是一面逐步跟李登輝反面,一面急急在1992年11月找了國民黨裏的統派一起炮製後來所謂的「九二共識」,以求在沒有「內戰」可打的情況下,用協議的方式把台灣套牢。

由此可見,中共不怕你用任何方式反對她,包括動用武力,但如果你把事情看透了,心死了,淡淡然跟她說:算了吧,我不再給你找麻煩,我們與你其實沒什麼關係,各走各路好了。那她就馬上發作,恨不得立即把你整死。

對打就是兄弟,內戰就是統一;這就是現代中國宏觀政治最弔詭之處。

「六四」:港人與大中華的「終極紐帶」

自從本地社運有了「大中華」與「本土」之間的路線分歧之後,持續了25年、從1990年起一年一度跨九七辦到今天的六四維園紀念會,其最深層象徵意義便愈發清楚了:它是不接受共產黨的那部分港人與國家之間的終極紐帶。這個象徵意義,等同當年把台灣和台灣人緊扣到中國大陸的金門島、「八二三炮戰」之後的「單打雙停」所代表着的國民黨與中共的「內戰」關係。

這裏說的「終極紐帶」是什麼意思呢?港人與「中國」的關係極為多元複雜,有經濟、文化、血緣、親情等方面的轇轕。視乎個人,這些關係有好有壞,有斷有續;設有一個人,其所有這些關係都斷絕了,而只有一個關係尚存、壞到極點卻未曾了斷而依然足以把這個人歸類為「中國人」的話,這個關係就是這個人與「中國」之間的「終極紐帶」。

25年來的紀念「六四」,是百萬計香港人愛中國的最集中、也是最後的表現,是特定歷史條件之下形成的與「中國」之間的「終極紐帶」;「六四」一旦在這些人的心中放下,就等於紐帶斷開。這就好比蔣介石當年警告中共說的:一旦我不跟你打,從金門撤出,就表示台灣與大陸永久分裂。

這裏的年年「六四」,既相當於1958至1979年國共之間的金門、1992年至今的「九二共識」,中共對之也有一個認識過程。當初,中共誓要拿下金門,後來發覺還是隸屬台灣好;當初中共不接受「九二共識」這個稱謂,後來發覺是一件寶。同理,當初中共非常反感港人紀念「六四」要求平反,但礙於回歸初期要在國際上顯示願意遵守對香港的政治承諾,乃不便發作,後來才明白,參與六四紀念的港人乃真愛國,活動萬萬取消不得。這就是為什麼中共變得十分「包容」一年一度的六四維園會,雖把偏激鷹派撐上台管治特區而六四紀念猶讓延續。

由此也可預測,以後的年年「六四」,出席紀念的人數倘若減得太少,就會有中共的人出來故意說一些諸如馬力當年說的「坦克豬肉餅」之類的冷血涼薄話,刺激一下這些港人的神經,從反面提醒他們愛國,莫要日漸離心,以免「終極紐帶」磨斷了最後一根纖維。的確,一旦六四紀念凋零了、疏落了,搞不起來了,那就表示港人愛國愛到盡頭,此後各走各的陽關道、獨木橋。那才是1949年後管治着整個大陸的中共最不可容忍的(1949年之前的中共自己始創並大力鼓吹台獨和湘獨,與1949年之後的態度截然相反)。

支聯會應該包容本土的六四論述

當然,港人悼念「六四」的情緒,不應該也不會受到共產黨的機心影響。但是,他們對悼念的意義的理解、對活動的主題和表達方式,卻會因大陸與香港的政治互動而有所改變,主辦紀念活動的團體和人士,不能不按之作出相應的安排、不斷調校。今天,一些民眾還要在香港悼念「六四」,因為它仍有以下3點意義:

一、提供一個平台,讓港人抗議當年專制政權用最兇殘手段屠殺正義人民,也讓參與者提出一些針對政權的合理訴求;

二、有助年輕人認清解放軍的體制本性:所謂的「人民子弟兵」,其高層是89.64屠殺令背後的推手、今天的頂級腐敗分子;其中、下層則是政權的最馴服工具、屠殺令的執行者、劊子手;

三、是香港人民大規模公開自發表達愛國情懷的唯一而最後形式,與國家之間的終極紐帶。

今年的香港「六四」,是佔領運動之後的第一個「六四」。不少運動的參與者同時也是以往六四悼念會的常客;這批人在「命運自主」的旗幟感召下都或多或少走向「本土」而與上述第三點疏離,當中尤以年輕人為甚。這對傳統六四悼念會的組織者而言,無疑是一個隱憂。九十年代中段,六四到維園去的話,地上坐滿的都是白頭人;10年之後再去,見到的卻是黑頭為主。

這個變化,恐怕會在運動之後再反轉過來,特別是如果悼念會的組織者不對上述3點(分別是體現對政權、對解放軍、對「中國」的態度)逐步作出微調,以容納運動後新一代中的思想感情變化。組織者要注意,六四悼念會的視覺焦點是一個「大台」,而運動後的年輕人不少都帶有一種「反大台」情緒;如果沒有適當的本土化調整,維園六四悼念會一度十分成功的薪火相傳,到最後卻會油盡燈枯。

具體如何微調?

何謂針對上述3點的適當「微調」,筆者根據對新世代的觀察,簡單地說說。

第一點:抗議和訴求的提法,反映悼念者對政權的態度。新世代不接受「平反」兩字,認為向中共要求平反,蘊含了對其管治合法性作有條件的承認,因而是不當的。那麼,新世代可以接受什麼呢?脫離現代法治觀念談屠殺的責任,有兩個選擇,一是作傳統公案劇如《血手印》、《竇娥冤》式的平反昭雪,一是比照漢楚之爭、劉邦與關中父老約法三章裏的「殺人者死」那一條(二戰之後的國際文明叫法就是「紐倫堡審判」)。平反昭雪的結果,無損反有助封建秩序,是與「結束一黨專政」這個傳統六四悼念會大體正確的要求相矛盾的,的確有問題。

較合理的選項,無疑就是以「殺人者死」/「紐倫堡審判」這個自然法的簡單公義取代「平反六四」。組織者應該考慮這個選項(當然,如果很多香港人都認為無論殺人犯如何罪大惡極,判其死刑也是不道德的,那麼可以在對六四屠城者判極刑之後給大赦改判終身監禁)。這樣說,不表示筆者「反平反」,只表示這裏討論的旨趣在於如何包納新世代新觀點。

第二點:89.64解放軍在北京屠殺人民的獸行世人皆見無可抵賴,但在佔領運動的硝煙中成長起來的本地新世代的最強烈感覺,不再是對大陸遇難者的同情和由之而生的義憤,而是猛然意識到,同樣的獸行,在今後的本地社運關鍵時刻,隨時可以由駐港解放軍部隊加諸自己身上;那些部隊,絕對不是到大學裏打打籃球交交朋友那麼說來簡單。解構這支駐軍的外貌而直面其實質,應該是本地六四維園會的一個重要新內容。

第三點:新世代普遍不承認大陸民主化是在香港達致民主的先決條件,甚至有一些人認為,大陸一旦民主化,以其人民之質惡、無所不及的大一統意識、對香港生活方式及體制環境的又愛又恨,遲早會挾其民主賦予的「管治合法性」,把香港打得更殘。由於近年有了這兩種人,往常在六四悼念會上提出的「建設民主中國」這個口號,便不能繼續得到普遍支持;因此,若改為比較中性的說法,例如「寄望中國朝優質民主發展」,就能夠比較包容。

「膠論」:何不到解放軍營口悼「六 四」?

除了關於六四悼念的象徵意義之外,舉行悼念的地點也有爭議,組織者一向都把最主要的悼念活動選擇在維園舉行,固然有其好處,但不少團體卻主張遍地開花;筆者有一個更進一步的提議。一直以來的悼念活動,都發揮着傳承的作用;但經過這麼多年之後,承和傳都可能已經變得以縱向為主,甚至大部分的工作是「對着詩歌班講耶穌」(preaching to the choir)。然而,在不悼念「六四」的人群當中,有思想未定形的年輕人,有被蒙騙者,有被誤導者,他們在香港都應該有機會接觸真相,都有可能遽然醒悟。「人之初,性本善」,既有這個「本」字,就有「復歸」人性的可能,無論一個人已經變得多麼惡。在這個問題上,筆者深受儒家思想影響,可謂十分大中華。多年前,有一次,司徒華先生說:「共產黨員毒入腦,絕對無藥可救」(大意),但筆者不同意,認為「凡人皆可救,只視乎條件」,可見比司徒先生膠得多!

大家想想:當年解放軍的屠城獸行,今天全中國什麼人知道得最少、受蒙騙得最深、理解得最錯誤呢?筆者的答案是「今天的解放軍作戰員」,而為數幾百萬的解放軍作戰員當中,尤以駐港部隊裏的最甚,因為他們身處華人社會資訊最豐富最流通的地方,來之前頭腦「受洗」必然加倍。但正因如此,一旦接觸真相,他們醒悟得也必然最快最徹底。按此「膠論」,悼念組織者若要把「六四」的真相訊息傳播而得其所,最好的做法,莫如向警方申請不反對通知書,把一部分悼念活動辦到解放軍駐港部隊軍營的大門口,或者是通往營地的道路旁邊。

同理,特首辦、其他親共政府人士辦公必經之路,等等,也是尚佳的悼念地點。如此遍地開花,才真正有價值,開出的花才有望結得最好的果。當然,這樣的進取做法,確有相當風險,因此必須是和理非非的,勇武手法絕對不宜。可能的話,搞一個公開的斯文的六四真相研討會,由本地大學生邀請解放軍駐港部隊的將領在台上面對面親切交流,擺事實、講道理,讓所有年輕作戰員在台下接觸新資料、聆聽、發問、反思,那總比雙方「打打籃球交交朋友」來得有意義。盒子外的思維,有何不可?

請注意筆者上面說「獸行」而不說「獸兵」,乃是嚴格對事不對人,而背後的哲學思想,依然是人的性善論。青樓代有女丈夫,黑社會也有愛國的,把巴勒斯坦使徒綑在柱子上照燒的羅馬兵官中出了一個保祿,安知解放軍裏不能出成佛的聖人?

特約評論員

2015年5月27日 星期三

李怡 - 還有未吃過人的孩子嗎?救救孩子!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5月27日

就懷仔的居留權和入學問題,梁振英說,過往香港出現過很多類似個案,政府會按一貫政策辦事。他更反問,若懷仔並非由內地來港,而是來自其他地區,「會唔會用同樣衝擊手法?」他強調不能容許有人以不文明、不守社會秩序,甚至近乎犯法的手段表達意見。

首先,在電視畫面看到的所有關於懷仔事件的抗議,都只是示威活動常見的行為,沒有暴力成份,也沒有對學校的衝擊;其次,若懷仔不是由大陸來港,當然不會有示威活動,因為其他地區怎麼可能有以百萬計的人要非法來港並尋求合法居留、入讀香港學校?其三,港共政權對其他地區的非法入境都會依法辦理,而只有對大陸人的非法來港出現了施政的變異。

改變政策的試探氣球

2001年曾有學校收取無證大陸學童入讀,當時的律政司、保安局以至親共的教聯會,都認為這樣做對社會及入境管制帶來衝擊,也對其他以正統方法申請來港的人士不公平,因此不應容許。

可是14年後的今天,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陳婉嫻高調開記者會,聲言向入境處施壓,為非法入境的懷仔爭取居留權和入讀本港學校;教育局長吳克儉說,如男童符合條件,會即時協助他入學。勞福局長張建宗亦稱,可為男童提供教育機會。大成小學表示願為懷仔提供協助,讓他接受能力測試,並由校長帶他參觀校園。教聯會發表聲明,一反過去論調,說「學校依法向學童提供教育,是應有之義,無可質疑與挑剔!」

這顯示親共人士和港共政權,已不是「按一貫政策辦事」,而是有迹象會向大陸人非法入境及享受本港資源大開方便之門,而試探氣球就是假借一個可能獲社會同情的可憐小童的案例。

最可怕的還不止此,而是在爭取本土權益的人士示威散去後,一個大成小學的小女孩走到校門前嚎哭,並講出一番不像是小女孩會說的話:「點解啊?我哋學校一路淨係想畀啲新嘅同學知道知識,……犯咗法又點喎!點解要貼呢啲嘢呀?」其中「犯咗法又點」顯然知道法治已不止是「守法」層次,很難想像小女孩有此認識。

小女孩的講話片段,《蘋果日報》及有線新聞都有拍攝及上載。奇怪的是有線電視一度將「犯咗法又點喎!」一句刪去。及後有網民發現,有線片段之中,現場有一把神秘的女子聲音:「大聲啲,OK」,在以下連結中可以聽到這聲音:http://cablenews.i-cable.com/webapps/news_video/index.php?news_id=458577

更奇怪的,是隨後教育局長吳克儉回應事件表示,「示威人士採取了比較激烈的行動,拍打學校玻璃門,其中一個女同學驚到大喊」。而事實是影片中沒有看到示威者有激烈行動,而小女孩也是在示威者離去後才出現,而不是被示威行動「驚到大喊」。接下來是食衞局長高永文重複吳克儉的錯誤陳述,還公開向所謂受驚大哭的女童表達慰問,呼籲表達意見時要理性和平。教聯會聲明「激進分子一再鬧事,……衝擊校園、驚嚇學生」。

小女孩是否被教唆未可定論,但兩位局長誇大示威者的行動,說他們使其後才到現場的女孩「驚到大喊」則肯定不是事實。即使小女孩不是被教唆,她也會知道她自己的「喊」不是被示威者「驚到」的,而是被有權有勢的大人看上了。而倘若她是被教唆去做騷,那就意味齷齪政治沾染兒童心靈的可怕道德淪喪。

在稚嫩心靈投下陰影

早前廣西社團總會誘騙中學生拍片「撐政改」,事後有人指學生參加「21天免費遊學團」是「貪心」,面試時順從遴選者要求,講一段讓對方滿意的話,被放上網也「活該」。這說法有欠公道。廣西社總以龐大財力,利誘學生參加「21天免費遊學團」,明是獎勵品學兼優學生,暗是利用學生撐政改。未知世途險惡的學生被誘參加以及面試時因應對方要求,是人性弱點,不應深責。學生「被跣一鑊」讓他們慌張受挫,受害人師姐在《壹錘定音》說:「師妹好驚,佢已delete晒fb,IG,連好朋友電話都不聽。」

小女孩、中學生,未成年就感受到成年人世界的險惡與欺詐,在他們稚嫩的心靈投下可怕的陰影。而這醜惡政治原不是香港固有的,而是來自「一國」的專權政治的滲透。1918年4月,魯迅寫出新文藝第一篇小說《狂人日記》,把中國社會形容為「人吃人」:「吃人的是我哥哥!我是吃人的人的兄弟!我自己被人吃了,可仍然是吃人的人的兄弟!」小說最後寫道:「沒有吃過人的孩子,或者還有?救救孩子……」

將近一百年後的中國,連6歲孩子都在電視上說出自己的志願是:「我要做貪官」,也就是從小想加入「人吃人」的行列。而看到還能保持清流的香港,也終於讓孩子們受到這種污染,我們能不感到心寒嗎?(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2015年5月26日 星期二

王岸然 - 「犯咗法又點」

作者網誌   2015年5月26日

孔教學院大成小學有學生見學校外牆貼滿抗議字句,於是指着標語問為何如此,說了幾句很有條理的話,當中一句「犯咗法又點喎」是標準蘇格拉底式的對話(Socratic dialogue),可以引出無數有深度的哲學話題——法律大還是人情大?法大還是權大?關係重要還是法治重要?要不要講程序公義?每個問題都是論文題目。

不過,港人的頭腦當然只會集中在弄哭小童的是非對錯之上,連官員也不失時機,企圖把民眾的視線輕輕轉移。就港人最關心的終極結果,筆者預測肖友懷小朋友將無緣成為香港人,此事引起的危機不下於水貨客事件;就算港官不明白,京官也定會提醒,最符合小朋友利益的安排,正是讓他盡快回到國內生活讀書,叫他忘記在港生活的這一段日子。

小學生質問一句「犯咗法又點喎」,正好點出法律的偽善已經深入民心,連小朋友也明白、也不認為應當尊重。當然,犯了法的人一樣有人權,也一樣有接受教育的權利,尤其是兒童;但恐怕這名哭泣小孩並非基於這人權的認識而質問,而是簡單地認為人情大於法治,而權威也是大於法律的。

政府與學校是小孩心中的權威,權威加人情,理應在「犯法」的問題上解決了問題,卻發覺原來不是,反而有人上門抗議,而她心中的權威代表——校長與老師——卻躲了起來。

我們說法律不外乎人情,那是不錯的,也與法治觀念沒有衝突。我們現行的普通法之中隱含自然法(Natural Law)的指導思想,並不等同僵硬地執行法律的中國法家思想。

自然法思想要求法律以上有更高的價值,立法者與執法者不應背離價值,否則便會視法律為不義。正是由於有這些比法律更高的價值,蘇格拉底才會堅持己見,公民抗命,以自己的生命去挑戰當時雅典的法律,突顯其不合理和不公義。

自然法的觀念亦衍生人道與人權的觀念,成為法治執行是否完善的標準;這也是為何不分左右派,均同情70多歲要用假證件謀生的保安員,認為錯的是法官。這類法治觀念與中國人的傳統觀念也無矛盾之處。適當的時候,法律是不排除人情的。

人道上的人情不等於賣關係的人情,賣關係的人情等同人治,破壞法治的嚴重性等同否定法治,這也是人人明白,等同老生常談的道理。

肖小朋友的個案,看清楚一點,只是政客利用政治關係的人情,牟取利益,增加政治分數的行為,而其包裝則是人道上的人情。看清是非關係之後,這不是法治中的人情問題,而是政治中的矯情造作。本土派進行對等的活動,要求立刻遣返肖小朋友,是作為本土派要保衞香港人利益的天職所在,法治其次,人情與否不必多說了。無情又如何?這個社會早就無情,只有矯情。

陳婉嫻身為資深的政治動物,其利益計算的精準、政治包裝的巧妙,是所有從政者的最佳老師;只是老貓也有燒鬚的一刻,無寶不落的人也有失手之時,純因機關算得太盡,害了肖小朋友。善欲人見,不是真善,而是利用。

真心幫人是不應這樣高調的,這不是想幫人而是想討好以爭取新移民的一票。當過小公務員的人皆明白,出於個別案件的憐憫理由(compassionate ground)並無準則,也不可能有劃一準則;若有,就不是酌情權了。

陳婉嫻當然有強大人脈,動用關係網中的人情,入境處不單不是問題,教育局、學校也打好招呼,一條龍服務預先安排好,才上演公關大秀;這場秀對爭取新移民選票大大有利,身為忠心的黨員,陳婉嫻是否再選又有何關係?

在肖小朋友的立場,命運不是由他自主,她婆婆自作聰明地為他安排到港做港人,卻令他變相被囚,困於公屋多年,失去在同年紀社群中的學習機會。

官僚集團早已淪落到要靠討好權貴亂賣關係以求苟安,幸而香港還算有深厚的法治觀念傳統,事件若低調進行,調查延誤一段時間之後,小朋友已經融入社會,自然可以批出居港權,這是早就安排好的劇本,只是政客急於邀功,也正好為對手的本土派提供為民請命的機會。不懂得迅速把事情炒大,也就不是從政的材料了。事到如今,馬上遣返肖小朋友反而最符合各方利益,特別是這是一件「三非案件」,找不到一條清楚的政策作為他留港的支持。

肖小朋友不知,他婆婆只是活在過去的經驗,由於經濟力量的互換,港深社會的宜居性已經不同——活在深圳,成長後的機會和生活水平,不見得比香港差,反正小朋友從未融入香港的生活,朋友也沒有一個,在深在港讀書還不是一樣?幾年後小朋友更應接婆婆回深圳定居,那裏的社福對老人而言,可能比香港發展得更快更好。

李怡 - 言論 (陳雲 - 自由總是異議者的自由)

小評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5月26日

撐政府、維護公權力、支持執法的言論,與言論自由無關,否則北韓、中共國就是全世界最有言論自由的國家了。即使是民主國家,言論自由的意義都是鼓勵人民就公共事務發表意見、廣泛討論,俾能使政府受監督;新聞自由作為第四權,它的主要功能更在於「防止政府任何部門欺騙人民」。美國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民權運動和反越戰運動最蓬勃的時期,社會沉默大多數未必支持這兩個運動,可能大部份人還是喜歡穩定與繁榮,但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的趨向一直是批評政府施政、爭取黑人平權和反對介入越戰泥淖深陷;你不能說總統的聲音、支持政府的聲音是言論自由,因為這種言論是施政權力的一部份。

法國《查理周刊》被恐怖分子襲擊,於是人民上街說「我們都是查理」;艾未未、李旺陽受迫害,於是香港人喊出「我們都是艾未未」「我們都是李旺陽」。言論自由一定站在無權者、弱勢的一方。文明社會不會有任何新聞團體參加支持政府言論的所謂「示威」,若有聲音說「我們都是梁振英」,那真是國際笑話了。



陳雲 - 自由總是異議者的自由
 2010年6月15日

幾個星期以來,港府高層的政制改革宣傳,無事找事,滑稽荒誕。政府明知方案無法說服泛民議員,便轉而遊說市民,以本傷人,賣廣告、鬥大聲,吩咐友好路人列隊呵護和鼓掌,爛戲連場,真難為了民建聯的支持者。

最可笑的,是司長局長代替民政處的庶務員,在商場派傳單,拿咪當街高叫,秘訪民居,一群手握大權的司局級官員,猶如在野派在街頭叫陣。最搞笑的一幕,是特首傚法街頭競選的風格,叫支持者拍掌,蓋過抗議青年的噓聲,並說支持政改方案的人佔大多數。

弱勢者應享較多自由

官員也只是叫喊口號和單方面宣傳,並無與市民交談,更不與異議者對話。遇到民眾高聲抗議,特首和律政司司長竟然扮斯文,說辯論不是鬥大聲。有論者看了高官被抗議者弄得抱頭鼠竄而同情政府的處境,譴責示威青年欺「官」太甚的,認為即使反對有理,也應該保持風度,不應亂叫亂罵。

也有哀嘆社民連及其支持者做壞榜樣,令政府中人也照學,以致泥沙俱下,香港政壇一貫的溫柔惇厚,和平理性,一去不返云云。更有人說,特首是用苦肉計,扮演被欺壓的官員,博取市民同情。

假若可以坐而論道,以理服人,甚至以選票定奪,在野者斷不會喧鬧亂來的,大庭廣眾罵人,是情緒勞動,很累人的,在眾多警察的面前辱罵官員和阻攔拉扯,在香港的司法環境下,也有很大的刑法風險。香港在野派的激進作風,是制度迫出來的,假若在野的反對派不如此激烈反應,政府便可用和平理性、民眾共識、諮詢程序、維護市場自由等口實,通過頗多剝奪人民權利和侵犯人民財產的法案。政府在和平理性的形式之下,實踐的是掠奪和壓榨。

跟隨目前政府定下的理性原則,是不合理的,並不能維護正義。


官民雙方,在位與在野,都遵守理性的(rational)程序議事,只是在憲政民主國家,或者政府起碼顧全民意而不欺壓弱勢,方可得出合理的(reasonable)結果。倘若政府仗勢欺人,弱勢者是毋須遵守理性程序或和平作風的,否則無法改變不公平的現狀。

在位者應要克制權力


良好的政治作風,是得勢者克制權力,並寬容在野者運用若干失禮的抗爭方法。目前的香港政府,是得勢者不克制權力,反而動用一切政府資源宣傳自己,壓迫在野黨,迫害異議者,又要求在野者克己復禮,肅靜迴避,由得政府濫用權力。這種所謂理性,合理嗎?異議者遵從這些理性,抗爭還有前景可言嗎?

當年台灣的民進黨為了突破國民黨的萬年國會,不惜在議會打鬧,用的自由原則,就是異議者的自由。香港一般人被政府迷惑過久,並不認識這個自由原則。我遊學德國哥廷根大學,學生會的行政樓位於一所紅磚老屋,命名羅莎.盧森堡之居(Rosa-Luxemburg-Haus),以紀念德國共產黨的始創人羅莎.盧森堡女士。壁上掛了她的名言:Freiheit ist immer Freiheit der Andersdenkenden (英文Freedom is always the freedom of dissenters),「自由總是異議者的自由」。這是德國乃至歐洲大陸的異議者格言。

自由不止是程序,也是內容與效果。異議者應比當權者享有更寬更廣的自由,而當權者也應有風度,默認此不平等的自由原則。當權者佔有行政機關和宣傳機器,掌握主流意識形態論述,是故,當權者只有宣傳和對話之權,並不配享有言論自由。

理性是要堅持得到結果

在當權者的授命之下叫囂的「憤青」,領取社團每人二百元使費津貼的示威者,食飽土共海鮮餐之後上街遊行的人,不是在行使言論自由。有些土共叫香港的青年示威者做紅衛兵,可謂荒謬之極。紅衛兵是手握生殺大權的大獨裁者毛澤東的民間鷹犬,香港的青年示威者,是毫無組織保護和支援的平民百姓。

要名正言順地稱呼香港的抗爭者是紅衞兵,必須中共滅亡,代之以另一發號施令的臨時革命政府。這種願景,大概是很多罵香港青年是紅衞兵的土共朝思暮想的吧?

理性是邏輯辯論,陳述證據,但理性並不止於辯論,而是要達到理性的效果。正義的人不止要與違反公義的人辯論,企圖說服不義之人去惡從善,在當他們冥頑不靈的時候,也要採取必要的抗爭手法,停止奸黨作惡肆虐。

公義的仲裁者不存在的時候,例如在無憲政民主與法治的社會、在正義司法力量無法彰顯的黑暗角落、在無政府的亂世,理性是要由主體(subject)自我實現(self-realize)的,這就是一般人在史書或俠義傳奇讀到的行俠仗義,或者在現代社會見到的公民抗命甚至人民革命。理性不彰,正義摧折,人民有起義以創製憲法之權,重新建立理性與自由的社會。這是很多民主國家的憲法精神。

寬忍抗爭,更要監察抗爭

理性不止於遵守文明禮法的規則,也包括要遏止不義與爭取理性的效果。這是香港人必須建立的自由與理性的哲理。

在殖民統治的後期,香港人不須苦心思考這些哲理,因為中英雙方有冷戰權力的恐怖平衡,而港英也克制權力,港英也受到英國議會監察及其他西方國家的輿論制衡。

今日香港人必須放棄思想的惰性,思考自由與理性的哲理,並以之制定抗爭者的行事原則與道德。當在位者不尊重理性辯論的結果,甚至逃避理性辯論而發動統治機器愚弄人民,摧折正義的時候,抗爭者是毋須並且是不應依循理性程序的。

我們應該寬忍抗爭者用更為自由的方式抗爭,直至建立一個尊重理性辯論結果和自我克制權力的政府為止。

為了防止抗爭者濫用自由,正義市民更須積極參與,傳媒也要密切監察,彰顯輿論和人民的力量,令抗爭不至於脫離理性,也令不義的政府及早屈服,縮短失禮的時間。

林忌評論:由施君龍到肖友懷

自由亞洲電台粵語部   2015年5月25日

中國社科院發表報告,指深圳城市競爭力超越香港云云。報告發表後數天,天降大雨水淹珠三角,深圳的水浸令中國社科院成為笑柄,而另一宗所謂十二歲童非法移民肖友懷的事件,令香港人再次撕裂,中港矛盾問題,又再次成為了全香港的焦點。

香港人最不明白的,政府一直說中國經濟愈來愈好,香港競爭力又低又不好,但中國大陸的人,卻繼續要移民香港,甚至說叫一些回去中國家庭團聚的人是「冷血」;很多人不斷附和政府的觀點,例如說香港「沒有中國早就完蛋了」,可是,身體的行動卻和其所說的背道而馳,不斷有人爭相湧來要移民香港,和很多移民美、加、澳、紐的沒有分別;這些人一邊破口大罵外地,說不如中國大陸,一邊爭相移民。移民之後,不是去融入當地社會,卻反過來配合中共政權的統戰,一個最好的例子,就是當年在香港有很多社運人士同情、在香港犯了殺人罪坐了五年監的施君龍,如今成為了親共組織的幹事。

2000年,一些爭居港權的人士,在入境事務大樓威脅要即時發身份證,被拒絕後揮舞利刀,有人傾倒易燃液體點火。現場發生搶火爆炸,燒傷23名入境處職員,以及27名大陸人,燒死入境處職員梁錦光,以及一位居權人士林小星。事後香港的民主派,還為這位施君龍不斷奔走,請律師上訴,部份同情的社運人士如孔令瑜,甚至反過來批評香港特區政府控告施君龍謀殺「不公平」,說:「這不過是意外。」同情心之泛濫,甚至不相信香港的司法獨立與法治精神。

香港這些善人,濫用他們的同情心,甚至多次人格擔保這些人如何善良,最終都敵不過中共的銀彈,把他們收買成為共產黨殖民香港的黨衛軍。香港人的同情心一再被濫用,就有如一些街頭乞丐竟由集團操控,一些街頭騙案不斷利用香港人同情弱者的心理,於是「中港融合」,正如在大陸不要隨便幫人,否則,隨時遇著騙子或者無賴一樣,令港人變成驚弓之鳥。在中國大陸,人人都聽過一些「常識」──街頭有人倒地,不要好心多事走去協助,騙徒就是如此反過來誣告索償。

香港連單程證審批權也沒有,竟比不上可管理自己戶籍的大陸城市,一些濫用與作偽的例子,加上特區政府偏幫中國大陸一切的態度──是次肖友懷事件,更由中共的外圍組織工聯會一手策劃,於是,特區政府一反平日甚麼「要守法」的態度,竟以香港市民無法享受的「光速」,去處理違法入境者的事宜;違法者變成了港人痛恨的特權者,這一心理轉變,非常致命。

對比起5月初另一件事──6歲起在港成長,騙居權來港16年的準爸爸陳柏宗求免遣返的故事,為何這件事可得到較多人同情呢?為何沒有人示威抗議呢?除了融入社會之外,最大原因就是政府態度的分別──今日市民最反感的,就是親共組織出頭立即可以解決問題的特權,更何況故事疑點處處,究竟當事人是否有說清事件的一切真相,仍有待判斷。

2015年5月25日 星期一

長平觀察:抗日劇為什麼這麼「神」?

德國之聲中文   2015519

一對男女摸胸摸襠,言辭粗鄙,最後男人從女人襠部掏出一個手榴彈……這不是重口味的情色電影,而是中國電視屏幕上熱播劇作《一起打鬼子》中的情節。這一段戲,將網民對"抗日神劇"的嘲笑推上一個新的高潮。

徒手撕鬼子、手榴彈炸飛機後、飛刀敵炮火、一箭射三寇……在被稱作"神劇"的中國抗日劇中,不僅充斥著這些武俠情節,而且還有很多調情、做愛、強姦及輪奸等"細膩"鏡頭。為了打壓網絡批評聲音,央視曾借一個中學生之口宣稱網絡"很黃很暴力"。經過嚴格審查的抗日劇,卻很形象地闡釋了這個標簽,或謂之"意淫強國,神功興邦"。這證明瞭中共"掃黃打非"的虛偽,只要符合意識形態需要,它從來不在乎色情和暴力。

有人把原因歸咎於影視劇的商業化,劇作製造商為了提高收視率,過度消費抗日題材。商業化固然是一個因素,但是並非起決定性作用。回想一下在計劃經濟時代出產的《小兵張嘎》、《地雷戰》、《地道戰》等抗日劇中,八路軍也從來都是神勇無敵,而"鬼子"總是愚蠢無能,讓人不明白為什麼會有長達八年的艱苦抗戰。

中共抗日史經不起認真對待

歷史如此沉重,也如此豐富,中國影視人為什麼就不能嚴肅認真地拍一些作品?中國國內輿論對"抗日神劇"給予了多方面的批評,但是批評者很難有機會指出,其根源在於中共只許戲說,不許認真。中共宣傳對待歷史從來就是戲說的態度,而抗日戰爭這段歷史更是經不起認真對待。

一位研究"慰安婦"歷史的知名學者曾經對筆者說,中國官方從來都不支持他和同事的研究,只有在偶爾談判需要的時候,突然讓他們準備材料或者製造輿論。南京大屠殺的歷史儘管被中共充分利用來宣揚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但是其史實研究遠不如日本學者,這也是眾所周知的事實。

毛澤東曾在多個場合對日本人表示"感謝日本皇軍侵略中國",因為"沒有你們皇軍侵略大半個中國,中國人民就不能團結起來對付蔣介石,中國共產黨就奪取不了政權。所以,日本皇軍是我們中國共產黨人的好教員,也可以說是大恩人,大救星"。毛澤東無法無天,口無遮攔,但是他並非胡說八道,而是道出了中共的真實心態。沒有日本侵略,中共被蔣介石政權作為匪徒剿滅,幾乎沒有懸念。

謊言教育破壞了學術和創作的風氣

另一方面,專制政權沒有選票的正當性,因此需要"境外敵對勢力"來恐嚇民眾。日本侵華史是一道現成的菜,隨時可以端上來餵食在"國恨家仇"教育中嗷嗷待哺的人民。對於數十年如一日地嚴格控制一切媒體的中共來說,根據需要操縱民族主義情緒易如反掌。

儘管如此,很多中國人仍然在期望"在允許的範圍內嚴肅對待歷史",比如回避中共在抗日中的真實作為,但"打鬼子"不要那麼娛樂化和色情化。聽起來,這是可以做到的。但是,首先,謊言堆砌的歷史教育破壞了學術和創作的風氣;其次,"戲說"其實就是嚴格把關的宣傳部門需要的東西。中共並不想培養嚴肅的歷史觀,他們巴不得全世界都沒有認真的歷史,全部都是成王敗寇的謊言。當然,一片有毒的土壤上,也許能長出純淨的植物來。但是,它們通常不會被允許公開出現觀眾面前。

長平是中國資深媒體人、時事評論作家,現居德國。

長平觀察:留學生不戰而統

德國之聲中文網   2015522

美國知名漢學家林培瑞說過,上世紀八十年代之前,他常常對剛到美國的中國留學生說,不要把美國想得太好;九十年代以來,他常常對這類留學生說,不要把美國想得太壞。留學生大多已經成人,帶有自己的思想和視角。這些思想和視角從何而來呢?來自他們此前接受的教育和信息。

習近平在剛剛召開的中央統戰工作會議上強調,留學人員是人才隊伍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統戰工作新的著力點。這被認為是一個新的提法。事實上,對留學生的統戰工作,早在他們進入幼兒園之前就開始了。或者說,出國前十多年的教育,決定了留學生統戰工作的難易。

"偽君子""真小人"的轉變

1989"六四"運動之後的中國教育,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此前我稱之為"去正義化教育"。現在我想借用更庸俗的說法,稱之為從"偽君子""真小人"的轉變。所謂"偽君子",是指中共謊稱自己代表正義、民主、自由與富強,偉大、光榮而正確。稍微透進一點光亮,這套謊言就很容易破產。"六四"之後,當局改變了策略,承認自己是"初級階段",不夠正義,不夠民主與自由,但是天下烏鴉一般黑,各家都問題成堆,誰也別想妄稱正義和良知。

去正義化的"真小人"教育相當成功,不僅培養了不問是非、成王敗寇的一代人,而且影響到已經出國留學或工作的華人。他們看到西方社會的許多問題,而且作為少數族裔尋求華人身份認同,很容易贊同"誰也不是好東西" "各家有本難念的經",從而模糊基本的政治倫理原則。而且,這些接受了高等教育的人,對於自己被洗腦的說法非常反感。他們為自己的"獨立思考能力"的辯解,往往成為中共專制思想的得力宣傳。

人權狀況糟糕但對政府滿意?

留學生們在成年後接受的西方教育並非沒有作用。2014年,中國有近46萬人出國留學,總數同比增長超過11%,其中近60%的留學生赴美讀書。《紐約時報》刊發的一個2013年進行的調查顯示,接受調查的中國留學生中,僅有5.7%的受訪留學生認為中國是一個民主國家,有51%的受訪者認為中國並不民主。有49%的留學生認為中國的人權狀況糟糕或十分糟糕,57%認為中國政治改革進程緩慢。聽起來,這與西方主流觀念十分接近。事實上,這與"真小人"教育並不矛盾。中共高級官員中,認為中國不民主、人權狀況糟糕的人比例一定更高,否則他們不會千方百計把財富和家人都搬到國外去。

關鍵是看他們是否贊成民主。調查顯示,在被問及西方民主制度是否適用于中國時,僅有33.4%的留學生表示贊同;有72.3%的留學生認為"君君臣臣"的儒家政治觀念仍具有現實意義;有49%的留學生認為在中國實行西方民主制後,經濟可能會出現動盪,有49.6%認為社會會出現不穩定因素;有54.4%的留學生對中國政府的政策落實情況表示滿意或非常滿意。顯然,這中間有很多人,既認為中國人權狀況糟糕,但同時又對中國政府的政策落實表示滿意。

嚴防"西方敵對勢力"

中共並沒有因為教育的成功而對留學生的統戰工作有所鬆懈。恰恰相反,相比於西方國家借柏林牆倒塌洋洋得意地宣告冷戰結束,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共產專制中國,可從來沒有放棄對"西方敵對勢力"的防守與攻擊,而且隨著經濟發展不斷加強。通過使領館、中國學生學者聯合會等機構,針對留學生的"大外宣"工作愈演愈烈。2008年爆發的"反西方媒體"(指責他們歪曲報道"3.14"西藏事件)及支持北京奧運會的"愛國激情",讓很多外國人嚇了一跳,卻早在中共"統戰"部署之內。

知道了這些背景,就可能對習近平對留學生的統戰要求有更多的理解:"要堅持支持留學、鼓勵回國、來去自由、發揮作用的方針,鼓勵留學人員回國工作或以多種形式為國服務"。同時,也更能明白習近平宣稱這是"統戰工作新的著力點"的含義。

長平是中國資深媒體人、時事評論作家,現居德國。

2015年5月24日 星期日

伍瑞瑜 - 年輕人與六四切割與溫和妥協切割?

周日話題   星期日生活   2015524

【明報專訊】年輕學生要與支聯會及六四晚會切割,引來極大迴響,不少人心痛欲絕,經歷六四的一代更是十萬個不理解,年輕人是否想壞腦了,高呼這樣只會令「中共最開心」。要理解部分年輕人在想什麼、為何做出看似如此難以理解的決定之前,或許應先細心冷靜分析,六四為香港民主運動帶來了什麼。

我估計,年輕人對六四事件中是非黑白的判斷,其實與「大中華膠」們分別不大,不會是非不分,年輕人要切割的,其實是六四事件後確立的那套抗爭思維──爭取民主應見好就收、應與當權者溫和派建立互動、重視妥協、重視退場。這套思維,其實一直纏繞着香港的主流民主派。

對部分年輕人來說,他們不再認同自己是中國人,只以香港人自居,因此六四只是一宗別國事件,港人只需站在「普世價值」的標準上評價六四,而沒有了「血濃於水」的感情。這想法你未必認同,「大中華膠」接受也好不接受也好,這是本土意識的發展趨勢,要擋也擋不了。本文要討論的不是這點,而是六四事件對香港民主運動意識形態的影響。

對親身經歷六四時代的那些人來說,六四的是非黑白太分明,香港人與學生站在一線,對抗強權,這個「抗爭者」的身分與道德高地,不容質疑,但這只是事情的其中一面。

香港的雨傘運動結束後,運動的策略、激進vs.溫和、衝vs.不衝,引來連串討論,其實當年八九民運後也是一樣。大眾除了聲討中共政權外,民運策略的檢討,同樣放到社運及民主運動人士的議程之上。26年前,激進vs.溫和、衝vs.不衝,同樣是討論焦點。

民運圈子中的「六四退場論」

前中國民聯主席胡平在1992年出版的《中國民運反思》一書指出,八九民運失敗的原因(作者強調只是策略失敗,道德上學生沒有錯,錯只在中共),就是不能「見好就收」。胡平說,李鵬願意與學生對話,本身就代表了學生的勝利,當時根本不可能要求中央及李鵬公開承認失敗,而學生未能及時察覺溫和派(即趙紫陽)曾經佔上風,結果運動愈來愈激烈,最終被鎮壓。胡平認為運動領袖應與當權溫和派建立「良性互動」,若學生在戒嚴之前撤退,中共溫和派就毋須下台,中國的民主運動必定在東歐巨變後捲土重來。

已故北京大學及美國芝加哥大學政治學教授鄒讜在《二十世紀中國政治》一書中表示,「從獨裁政治制度轉變成民主制度」的最佳策略,就是「統治集團中的改革派,與社會上溫和改革派成立聯盟,戰勝統治集團內力量強大的保守派」。鄒讜指出,學生未有察覺,政府與學生自治組織對話,其實代表中共已間接承認其合法性,做出重大讓步,並意味着國家與社會關係根本改變的開端。

當年六四之後,在民運圈子就出現了上述的討論,討論學生在策略上是否過於激進,不懂把握政府中溫和派釋出的善意,不懂見好就收,不懂退場,結果運動流血收場。不少人心中認同,中共當然要負上最大的道德責任,但如果運動再來,投身運動者決不可以重蹈覆轍,社會運動不單要思量何時進攻,更要思量如何退場——這大概可稱之為「六四退場論」。

當然,這只是眾多討論的其中一部分,各路民運與社運團體的結論未必一致,當年的學生領袖封從德就曾嚴詞反駁,指摘「見好就收」根本無法操作,何時是好何時是壞根本無法判斷,學生即使退場也可能換來秋後算帳。無論如何,學生應否適時退場的討論,確實曾經出現。

香港民主運動的「退場論」身影

說到這裏,有沒有一點熟悉的感覺?「見好就收」、「與建制溫和派互動」、「退場保勝果」,是否有點熟悉?

不少人都說,六四是香港民主運動的分水嶺,自此香港民主派正式冒起,支聯會成為了抗爭的象徵,六四效應亦令民主派一度在選舉戰無不勝,六四時香港的社運要員,繼後都成為香港民主運動的最積極參與者,投身政界。八九民運當然是一場激烈的抗爭,香港的民主運動當然也是一場面向中共的抗爭,但也可以想像,六四事件後上述這個「六四退場論」,可能也同時成為了香港民主運動潛藏的發展方向,主宰着香港民主運動的發展。

無獨有偶,近年香港民主運動其中一些重要的場合,就有着濃烈的「六四退場論」身影。搞辭職公投,被視為過於激進,挑戰中央底線,支聯會領導反而選擇走進中聯辦,跟北京的「溫和派」妥協,當時主張溝通的人,就是抱着「與建制溫和派互動」這信念。雨傘運動早期,部分人曾力勸衝擊者要留有一手,不要過分衝擊政府總部,並盡快與政府中的溫和派(林鄭?)建立對話,部分人曾經聲淚俱下的說情况極度危急,又傳聞警察要開槍,甚至解放軍要出動實施緊急狀態,勸告學生要盡快退場。遇上政府聲言絕不退讓甚至可能會下重手時,不是高聲譴責政府,不是集合力量抗爭要求政府退讓,反而要求民眾「退場保勝果」,以達「階段性勝利」,這就是「六四退場論」的現代雨傘版。

六四感受愈深者 愈反對衝擊

在六四事件後的20多年,出現了一個極為古怪的現象——當年六四參與愈深或感受愈深者,今天在民主運動雨傘運動中卻愈溫和,愈支持妥協,愈反對衝擊,愈支持退場,正正是因為他們不希望民主運動與雨傘運動重蹈六四事件的覆轍,因為他們經歷過六四後學生逃難的苦况,不忍悲劇再次發生,也因為他們都相信,拒絕退場,不單無法爭取民眾的支持,更只會釀成悲劇。

說到這裏大家也許就能明白,為何跟中共對抗多年的支聯會領導,當年反而認同走進中聯辦,跟北京妥協。他們從六四事件得出結論,想爭取民主,就要知所進退,學懂妥協。說到這裏也就可以理解,新一代要與六四切割,要與支聯會切割,其實並非要與六四事件中的是非黑白切割,而是要與「六四退場論」切割,與「見好就收」、「退場保勝果」這條溫和保守的抗爭路線切割。

年輕人要切割的是溫和路線

年輕人不認命,相信抗爭,拒絕遵循上一代留下來的社運老路,反國教時學生突然絕食,雨傘運動時衝進公民廣場以及後來群眾衝向政總而觸發催淚彈,統統都是不按傳統泛民牌理出牌的行為,當然,後來再衝政總的成敗已有公論,但總的而言,年輕人要切割的,其實是那套承襲自六四的溫和妥協路線。

各方論爭誰對誰錯,我沒有能力在此判斷,我只想嘗試釐清彼此到底在爭論些什麼。支聯會的領導也許覺得,自己為民主奉獻了大半生,竟然會換來如斯質疑,實在氣結,但還是那一句,把個別本土謬論抽出來鞭撻一番,不會有多難,但要了解年輕人到底在想什麼、切割什麼,並適時改變,運動才有可能走下去。

文 伍瑞瑜
編輯 葉雨舟


Vic:支聯會「建設民主中國」的口號基本上是虛的,甚至可質疑是假的。今年支聯會製作《六四答問》回應青年質疑,其中第九條問題是「為甚麼不回大陸建設民主中國」,而答案真係令人笑出來:「他日中國大陸進行政治改革,有一定程度的開放,我相信不少人會回內地協助建設民主。正如五、六十年代不少攜同家眷、財產回國建設社會主義中國一樣……」(全文見 http://goo.gl/zDJt1K

司徒華其實老早就與中共有默契,支聯會基本上只是在香港擺出民主反共的姿態,不會真正投入中國的民主運動,甚至連中國的維權運動也不會涉足。這是司徒華201010月親口說的,見《明報》〈華叔的最後五課書〉第二課:

記者反問:是否中央心知支聯會起不到飛腳,所以你沒擔心中央會出手打壓?

「不是如此簡單,他們知道你起不到飛腳,他們不用怎防你,但假如經常搞大遊行……,和平理性非暴力,它們就不敢打壓。第二,打壓亦很傷,你估對它很有益?假如禁止六四遊行,它都煩,不易應付。」〔Vic:「但假如經常搞大遊行」之後的停頓,真係意味深長。〕

坐在記者旁邊的立法會議張文光,即時問道:「你是覺得,支聯會的存在是一面旗幟,旗幟顯示平反六四的追求,但對國內民主運動、人權維權的支援,實際作用要由國內做起,香港起到的作用不是很大,這就是你所謂:起不到飛腳。但你仍堅持支聯會,因為它象徵中國未來的價值,我們要守住這希望。而支聯會表達方式是和平理性非暴力,故不用承受很大的壓力也可以存在。但其實,我們也沒有給中國很大的壓力。」

華叔點頭謂,「你基本上說得對,支聯會這面旗幟,是象徵香港國內海外,建立民主中國的象徵。至於我們對國內,只是精神支援,實際要靠國內的人。將來中國民主發展,也是靠和平理性而非起義。這是符合我們提倡的和平道路」。

記者問:那麼支聯會的工作,日後可會伸延至幫助國內維權人士?

這時,思路明快的華叔回應謂,「不會主動牽涉,假如他們提出,我們會看看。很多維權活動我們都不了解,如他們走出來,我們都會幫忙。」

記者追問:即是不會推動維權運動在中國的發展?

「不會,因中國民主是靠國內人,他們也知道我們不會涉足。」
──華叔的最後五課書之二:論中國民主http://hktext.blogspot.tw/2011/01/blog-post_873.html

Tam Daniel - 貧窮,或特區敗政的一點背景——讀顧汝德《富中之貧》雜感

星期日生活   2015年5月24日

【明報專訊】1900年4月15日,巴黎舉辦世界博覽會(Exposition Universelle)。在展出的嶄新宮殿裏,除了當時令人好奇的種種發明以外,近五千萬訪客還被逼觀看或直視一些描摹都會貧窮的油畫,窮人衰落的健康,憂鬱的街道。這些油畫多少被理解為當代歐洲他日慢慢發展成福利國家的歷史見證。

所以當過渡期的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顧汝德在百多年後的今天以貧窮為題,發表其新作《富中之貧——香港社會矛盾的根源》之際,筆者無法理解,究竟應把這本書視作對現代主義理性的諷刺,對資本主義的修正與維護,抑或是香港人對疾病的強烈麻木。

「新舊」貧窮之區分

香港,貧窮一點不陌生。按照顧氏,所謂「新舊」,不止是時間上的區分,而是結構上的差異:舊的貧窮是指社會整體資源匱乏,新的貧窮則是資源嚴重傾斜的不義。當然,如今貧富不均已是老問題了,堅尼系數早就沒人關心。但顧汝德的新作還是十分可讀。此作詳細分析了回歸以來三朝特首的連番施政失誤,旁及醫療、教育、福利及房屋各範疇在政策上的嚴重失衡,以致造就今天的惡果。即使你未必同意其個別政經立場,但箇中的推進緊密,政治判斷也有獨具慧眼之處,最重要的是,顧氏的分析不靠「爆料」,而是大量引用公開的新舊政府文件作為佐證,註釋可供最有耐性的讀者進一步索引。相信對議會政治的公共政策研究員而言,這是本很有參考價值的著作。

然而,順水推舟,筆者還是希望提出幾段粗糙思路,作為閱讀的註腳,如果不是質疑的話。第一,貧富懸殊,是地區問題還是全球問題呢?顧氏1962年來港,到他於政權交接時退任中策組之職務,歷三十餘年,他對香港固然有相當深刻的體會與分析。但事實上這種小政府、零福利、外判公共服務的管治文化自世紀末越見流行於世界各國:這純然是香港的問題嗎?直如顧氏自己指出,以商業模式運作政府,連今天聲譽甚佳的彭定康也是其中一員推手,因為彭氏實乃戴卓爾夫人麾下的保守黨前內閣大臣。而戴卓爾夫人、列根、鄧小平在八十年代的同時崛起,正是策動新自由主義浪潮橫掃全球的聯盟要員。換句話說:什麼香港主權回歸,其實不過是由資訊相對開放的極權新自由主義政府,變成資訊更封鎖、人事群帶更卑鄙的另一個極權新自由主義政府而已。筆者無意提倡香港沒有自主的宿命論,但也實在不能特別投入顧氏對三朝特首施政失效、董先生一再犯錯的唏噓——全球政經結構如是,沒有董先生,沒有孫九招,一樣會有別人,把香港帶往今天的貧富懸殊的地獄。

政治問題還是政策問題?

第二,貧富懸殊,是政治問題還是政策問題呢?這其實幾乎是上述第一個問題的微型版本。貧富懸殊,當然是政治問題,遠先於政策問題。顧氏一方面承認這點,卻仍舊是一個老練如禿鷹的英國人——所謂深諳政治智慧——在政治問題上他是既坦白,又如此曖昧,以致最後一章竟然出現「內地近年唯經濟增長為先的施政理念已經改變」、「內地當局可能將是迫使特區政府為社會提供更多福祉的最大動力」等幾近維穩的結論。任誰也知道,「北京」二字從來只是集體權力的借喻,並不等如習李二人,無論是「北京救港」的論調,或覺得香港的政治極權正正需要以福利來紓緩民眾不滿的想像,其實都不過空中樓閣,無法從現實的群黨勾結中找到任何令人樂觀的證據。直接點說,筆者還是傾向保守地認定:如果政治不能變,政策也無法改變。

低稅制造成貧富不均

第三,低稅制及其與地價政策的複雜關係,其實一直是香港備受資本全面操控、造成貧富不均的關鍵引擎。顧氏雖然對此採取開明及進步的立場,直言稅制一直保護富商,但着墨也算較少;因為怎說他也是大半個右派,而這個結構性問題,也是英國人的遺產或遺害。

明乎此,回到現實,見到這位介乎不左不右乃至中間偏右的英國前朝香港高官撰書,輕易登上不少港聞版,甚至被認為是良心,或者就明白,媒體或顧汝德的議程,其實也只是不幸成為推導反對特區政府(而非反資本)的其中一種資源。可顧汝德真正的洞見——政治問題,其實是要用來解決政策問題、福利問題、醫療問題、教育問題、安老問題——卻沒有太多人正視。

書中第二章引述2005年新鴻基郭炳聯接受《遠東經濟評論》訪問時,其實提出過觸目驚心、又語重心長的一句話:「世界是不公平的,而我們希望確保這項優勢變得更加不公平。這就是遊戲的本質」。——這難道不正正就是十九世紀以貧窮為題的油畫的caption嗎?香港的人對手其實不止北京,不止林鄭三人組,而同時是資本:香港的資本、北京的資本、全球流竄的資本。便宜的學費、可以呼吸的居住空間、有病可以順利看醫生(不用排三年專科不用借錢買標靶藥)、尊嚴的晚年——爭取真普選,其實不為抽空談論自由與民主,不為一個鄉愁得發黃的過去,而是為了資源分配正義的一線未來。

文 Tam Daniel
編輯 高卓怡

本地英媒戰幔揭開──集資籌辦網站

生活達人   星期日生活   2015524

傳播達人Tom GrundyEvan Fowler(黃志東攝)

【明報專訊】在這個科網世代,資訊爆炸,講求的是效率和速度。

如果說一個計劃,在四十八小時之內,可籌得超過十五萬港元,即是每小時集資三千多元,相信沒人會否認這個資金湧入的驚人速度。

由居港的英國公民記者Tom Grundy和英文專欄作家Evan Fowler(方禮倫),他們所創辦的英文網媒Hong Kong Free Press,就打破了集資網站FringeBacker的紀錄,成為最快達標的項目。

項目在五月十日開始,本來打算一個月籌得的款項,至截稿為止,已籌得接近三十萬,超越他們目標的一倍金額,資金繼續滾滾而來。

創辦人Tom表示,大部分的金額來自五百元以下獨立捐款。

在六月開站前已有此氣勢,實在不能小覷,同時,似乎也代表了大眾對英文新媒體的渴求。

免費英文網上媒體,打着香港的旗號,他們強調,他們不是外國媒體,是以英語為載體的香港本土媒體,旗下的記者也必須熟悉香港本土議題。

事實上,本地中文網媒的戰事早已爆發,而本地英文網媒的戰役,現在才冒出一點星火。

在集資這第一回合,他們算是贏得漂亮,但往後的戰事,仍不容鬆懈。

非硬碰SCMP 提供另一選擇

已居港十年的Tom,估計這些年來在本地發生的八成事件,也欠缺英文報道,即使有也是六小時、兩天之後的事,已經來得太遲。Tom點評:「看RTHK的英文新聞,稿量不足;SCMP的新聞資訊也很慢,因為沒有競爭者;而The Standard的網站則仍像停留在一九九○年代。」明顯地,他們是衝着《南華早報》而來,但最近有專欄作家指,《南華早報》擁有九成的英文媒體市場佔有率,就像TVB壟斷電視市場一樣,只籌得近三十萬創建網站的兩個年輕人,可以如何挑戰?Tom的回應是:「我想我們會讓SCMP變得更好。因為他們終於有一點競爭,可讓他們加快速度,並且創新,最少比以前快吧?但事實上,我不把HKFP當成是SCMP的直接競爭者,因為他們早已壟斷市場,並且有基礎設施、辦公室及資金。我們規模很小,僅能站在旁邊(be alongside),或者作為另一種選擇(alternative)。」Evan也認為:「我們由一隻小船開始,總比一隻大船卻滲水來得好。」或者,與其說這是兩個英文新聞媒體的競爭,不如說是,紙媒和網媒這兩種不同媒介的比併,紙媒版面有限制,而且涉及印刷成本,而網媒卻在網絡空間上享有優勢。

Tom認為:「我們現在閱讀新聞的方法改變了很多,幾乎所有人主要知悉新聞的來源,已不是死去的樹、不是印刷,而是上網。只要你上網,便可以看到即時新聞的進展,而不是等到明天。」的確,人們會在社交網站分享新聞報道或評論,下一秒就彈出新的資訊,可以緊貼事態發展,紙媒報道同樣也能在網上讀到。「現在每個人都電話隨身,我們可建立HKFP的現場即時新聞效果,而且任何人都可以接觸到這些資訊,透過facebookFlipboardRSS feedstwitter、所有社交網絡,可以自動組織起來,所有事情變得極之迅速。這些轉變不過是在十年之內,而且仍會繼續變化,特別是媒體的經營模式。」他還指網媒在形式上也沒有限制,可以播放影片、音訊,「資訊來源更豐富、更快速,這是我們現在接收新聞消息的方法」。

新聞自由倒退 需要獨立平台

HKFP是一個對香港新聞自由的直接回應,我們看到不同的NGO、國際監察、新聞報告等,像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以及『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最近公布,都表明香港的新聞自由正在降級,變成『部分自由』。」翻查資料,的確,據Freedom House評分,香港這五年的分數連續下跌,由二○一○年的三十二分惡化至去年的四十一分(評分愈高代表自由愈低)。Tom續說:「這是從未有過的景况,香港在這方面一直以來有良好紀錄,包括表達自由、言論自由、新聞自由,但很戲劇性地,在連續幾年之後,出現了去年的傳媒人被襲擊事件、示威者受到多次攻擊、有傳媒人或因政治問題被免去職位、廣告被撤、自我審查增加、管理權問題等。」這些議題,都在TomBlogHong Wrong.com)裏探討過。「我們需要一個新的、完全獨立的平台。」他說得語氣堅定:「這個平台,屬非牟利,我們會將獲得的資金,投放回去,這裏沒有股東,也沒有商業壓力要牟取利益。這是為了填補中文和英文新聞之間的隙縫,因為這會是完全本土的香港新聞。」

堂堂正正港人創辦

Evan說,也許大眾會覺得,這是兩個「鬼佬」辦出來的英文網媒,但事實上,他們可說是堂堂正正的香港人。Evan解釋:「我指的『香港人』,不是政治上的概念」,而是,原來Evan本身就在香港土生土長,他擁有一半香港血統,由曾祖父至他四代都居於香港,他手上還有回鄉證,可自由出入內地。英語雖是他的母語,但他也能聽能講廣東話,可以理解一篇中文新聞的內容,也有中文寫作的能力。在一張外國臉孔之下,骨子裏他與一個地道香港人無異,而且一直做着香港社區調查等研究項目,並替China DailyAsia Sentinel等媒體供稿,一直關心香港議題。

至於Tom,早在十年前移居香港,他說:「我現在覺得香港就是家了,以前沒想過會逗留這麼久,但我是一年又一年地留下來了。香港很舒服,氣候比英國溫暖,所以我選擇留在這裏。我幾乎去看過所有亞洲城市,最後還是定居於此,現在反而是回到英國時,會覺得自己像一個外國人。我希望我現在得到永久居留後,我會被接受是一個香港人,雖然我不懂說廣東話。」他在香港這十年裏,一直當英文教師,在英國時修讀New Media(新媒體),三年前開設Hong Wrong.com,在這個blog裏撰寫新聞、政治、文化及社會議題,成為公民記者,而且人氣急升,每月瀏覽人次高達30多萬。在去年夏天,他辭去教師職位,更在雨傘運動期間,替BBCGlobal PostTime Out等撰文報道。也是在一年前,Tom認識了Evan,在二人談到外傭事件時,漸漸萌生創辦網上媒體的念頭,直至去年聖誕節,Tom建立起「Hong Kong Free Press」網站。在今年初,Tom更取得香港永久居民身分證,而且他快將修畢香港大學的新聞碩士課程,當中的媒體創業(media entrepreneurship)更對他創立HKFP有一定影響。事實上,他們只是說着另一種語言的香港人,卻是以香港為家。

不直接翻譯中文 與其他網媒協作

他們在眾籌(crowdfunging)上勝了一仗,可是戰線才剛剛開始。Tom說,最初的十五萬目標,只是為了讓這個媒體能維持最少三個月,每月五萬元,只能勉強支撐HKFP基本的營運開支,「免得我們會消失」。他們的團隊,包括他自己,至今暫時有五名記者、兩名實習記者,到底能不能處理一天之內如此數量龐大的資訊?Tom計劃,會在初期專注於新聞的速度和稿量,他提到他的報道經驗:「在佔領的時候,也有一些新聞沒有英文報道,我便將資料蒐集出來,寫進自己的Blog裏,每天大概可以有六段新聞故事」,如果聯同他的記者同事,他認為可以達到一天幾十條新聞資訊。「我們需要更現代化更敏銳的媒體。在網站的第一天,或者難以在新聞內容上勝出,但往後吸納更多資源、記者和資金之後,便可以做更深入的報道,如調查報道、地區故事,甚至有關中國的報道。」

開放多元平台 確保政治中立

至於他們的目標讀者群,除了香港的讀者外,也考慮到那些離開了中國及香港的海外華人,雖然他們身在異地,並以英語作為母語,但仍會有興趣知道香港現時所發生的事。在一國兩制的框架之下,香港受中國的影響愈來愈大,加上去年的佔領運動,「這是一個關鍵時刻」,Tom說。而Evan也認為,將本地新聞以英文報道出來,可將香港發生的事傳播到世界各地,有助國際間對香港事務有更好的理解。

所以他們的記者,都有地道(native)的中英文聽講讀寫的能力,但Tom說他們不會直接翻譯中文內容,而是會與各種網上媒體合作,包括立場新聞、獨立媒體等,協議可使用相關內容,補充資訊。亦會從新聞稿、社交媒體等得到資料來源。而第二部分,則是一個開放平台,可容納多元的批判聲音,Tom透露,現時已聯絡得八十位客席作者,包括學者、公民記者、NGO等。Evan指,他們會確保政治立場中立,務求將不同政見呈現讀者眼前。另外還有「Whistle Blowing」頻道,鼓勵讀者報料,亦為網站進行加密等,確保網絡安全。

擬每月集資 多渠道獲經費

HKFP的眾籌項目仍在繼續,Tom期待:「我們尚有約兩星期,或者可以再多請一位記者。」他們還推出了宣傳影片,打算繼續推行每月集資,並嘗試從各種渠道取得資金來源,如活動贊助、廣告費等。在這個科網時代,網絡世界真的可以由零變萬,將不可能變成可能。他們期待這個英文新媒體能報道更新的本地新聞、更有公信力,Tom說:「也許大眾的期望很高,而我相信第一天會是很差的一天,但第二天會好很多,第三天會更好,我們會團結合作。」新媒體揭開新氣象,讓我們拭目以待,放眼六月,讓事實說話。

Hong Kong Free Press

文 李寶瑜
圖 黃志東、資料圖片
編輯 何錦源

馮睎乾 - 劉鳴煒的成功之道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5月24日

華人置業主席劉鳴煒日前接受訪問,直言今天的年青人買不起樓,因為不願「犧牲」,乃勸他們「睇少啲戲、去少啲日本」,結果惹來公憤。我留意他說話的神氣,覺得他大概是真心的,且真心得相當徹底,以至於能面不紅、耳不熱地進一步剖白:「我哋呢代同再上一代就願意犧牲好多。」如此肺腑之言出自他的金口,真令人百感交集。訪問中他又分享了當飛行教練的經驗,聲言「降落最危險」,「喺五千呎高空出錯,有大把時間去打救件事」──我聽着不禁會心微笑,對,劉先生還是活在雲端比較好,稍一着地,勢必險象環生。

劉鳴煒有甚麼特別的儲錢技巧,我不知道,但他爸爸肯定教曉他特別的吸金技巧。相信不少人還記得金匡(286)的故事──時間過得真快,轉眼間那已經是上一個「大時代」了。當年華人置業旗下的子公司金匡,員工只有區區數名,長年累月是毫子股,乏人問津。二○○七年頭適逢股市暢旺,公司突賣掉所有物業,只持現金,搖身變成殼股,劉鳴煒則空降出任公司主席,市場憧憬有甚麼注資大搞作,金匡股價應聲炒上,暴升二十二倍。

劉鳴煒上任三個月後,突然宣佈辭職,理由是「須投入更多時間履行華人置業執行董事的職務」,股價隨即暴瀉,華置順勢配售一億二千萬股金匡,無數高追的小股民,就這樣統統做了大鱷點心。同年,劉鳴煒花二千一百萬購入大坑豪園一個二千七百呎單位,沒有按揭紀錄。他以大劉之子的尊貴身份到金匡轉一圈、坐一坐,叫市場想入非非,屁股未暖已經點石成金,財源滾滾。劉氏父子的吸金大法,是「廢青」一輩子學不來也想不出的,月入萬五,三個月賺一億,其實唔難。

劉鳴煒接任青年事務委員會主席後,與傳媒茶敘,有人質疑他「離地」,他當時回應說,自己有充分的empathy skill,能了解青年的訴求。但事實證明,他很可能對自己也不太了解。阿里士多德在《政治學》說:「涉及個人利害時,也許大部分人都是惡劣的判斷者。」(schedon hoi pleistoi phauloi kritai peri ton oikeion)香港早就是財閥統治的(plutocratic)社會了,重大的社會議題都跟財閥利益有千絲萬縷關係,然則出生豪門的劉鳴煒,又怎可能正確理解、判斷和處理那些跟他有利益衝突的問題呢?例如劉在訪問中說「地產霸權」只是一個「情緒化的標籤」,顯然是錯得一塌糊塗的論斷。

據年初美國研究機構Demographia的國際樓價負擔能力報告,香港樓價中位數是家庭入息中位數的十七倍,已連續五年成為全球置業最困難的地區。去年三月,英國《經濟學人》推算各地富豪通過尋租行業──如地產、港口、金融、電訊、公用事業等被政府高度管制的行業──所賺的財富佔該區本地生產總值(GDP)的比率,從而制訂一個「裙帶資本主義指數」(crony capitalism index),結果顯示本港富豪從尋租行業賺取的財富佔GDP的百分之六十,力壓俄羅斯、馬來西亞和烏克蘭,高踞全球榜首。這指數當然不能證明政府貪腐,但至少說明若沒有政府撐腰,我們的超級富豪根本不可能這麼富貴,也不可能自誇對社會「貢獻」有多大。數據這麼充足,「地產霸權」還只是「情緒化的標籤」?

前年巴黎經濟學院教授皮凱提(Thomas Piketty)出版《二十一世紀資本論》,探討全球貧富不均問題,指出美國的情況尤其嚴重:頂尖的百分之一人口的收入,居然佔國民收入的百分之二十。皮凱提認為這現象可用「超級經理人」(即企業的高級管理層)的天價薪酬來解釋,因為那百分一中有七成都是所謂超級經理人,其收入跟工作表現幾乎完全脫鉤。有錢人都喜歡經濟學所謂「邊際生產力理論」,總自我感覺良好地相信自己收入豐厚,全因生產力高,對社會有貢獻──那怕事實證明往往只有負面貢獻。有時工作表現真差勁得無話可說,花碌碌的銀紙卻不能不賺,那就只好厚着臉皮,用語言偽術把performance bonus改稱為retention bonus了。這些高薪低能的人,不明白本身只是時代的副產品,總以人生勝利組自居,往往將一套表面義正詞嚴、實質殘民自肥的價值觀加諸別人──例如鼓勵你視買樓為人生目標的價值觀。可見富人之所以富有,跟自身的才幹和努力不一定有關,反而搞好裙帶關係,令制度向自己傾斜,才是真正致富之道。

有人認為努力讀書可以出人頭地,見學生抗爭,就說浪費納稅人金錢。這類人也許很多年沒有讀書了。據史丹福大學教育學系教授Sean Reardon的研究,貧富不均所引發的差異,會反映在子女的考試分數上:在八○年代,入息最高的一組家庭,其子女的SAT積分比最低的一組高約九十分,到現在那差距已拉闊至一百二十五分;百分之十五的高收入家庭子女成功升讀名牌大學,低收入家庭則只有百分之二。為甚麼呢?Reardon認為關鍵不在於富人子女能入讀較好的學校,而在於富人能運用較多資源培訓小孩,為其教育前途鋪路,如聘請家庭教師、參與夏令營等。在這種條件下,富人的子女大都越富,貧者則越貧,形成惡性循環。十九世紀經濟學家Émile de Laveleye說:「古代的哲人和立法者都從經驗中得知,政治上的自由和平等,只有憑藉物質條件的平等才能存在。」

維持現狀,美其名是和諧,實際是令貧富懸殊一代比一代合理。但不必擔心,當城中巨富將你的財產合法挪移後,還是會善心地接濟你的子孫,就像劉鳴煒一樣熱心公職,助年青人發揮潛能、實現理想。

高慧然 - 醫管局的雙重標準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5月24日

上篇:沒有收不到的數

過去多年,中國孕婦闖香港公立醫院急症室,享受完分娩及後續的醫療服務之後,施施然走數,早已成為常態。2012/2013年度醫管局報告證實,4900萬呆壞帳中,有2700萬涉及非本地居民。非本地孕婦來港產子而不付費的個案,達76%之多!

當比例達到76%的時候,可以視作有預謀生霸王仔。所謂「非本地孕婦」,當然是清一色中國孕婦。除了中國孕婦,還有別國孕婦所生的子女可以順利取得本港身份證嗎?

對以上呆壞帳,高永文表現無奈,他認為非本地孕婦在港產子後離港,醫管局要追討欠款有一定難度。這話本身沒有錯,可是,當一個美國籍孕婦在香港誕下嬰孩,醫管局不但展示了追數的決心,而且也最終證明了成功追數的能力。只有不想做,沒有做不到。產婦和嬰兒一旦離境,你當然無力追數。可是,若嬰兒沒有出生證明文件,無法辦理出世紙和護照,產婦和嬰兒如何離境?他們能夠順利離境,是香港政府允許並協助他們離境的。

而且,政府醫院急症室,是給有急切需要的病人使用的,為衝閘產子而使用急症室,影響真正有需要的病人,醫管局理應向這些產婦追究責任。醫管局盡了自己的能力和責任嗎?

中國孕婦產子走數,找數的是香港人。美籍孕婦產子,在網絡捐錢的同樣有香港人。同是出錢,後一筆錢香港人出得心甘命抵,屬個人選擇。

林夕 - 恥與為伍與對得住自己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5月24日

近來本市染上炒錯龍蝦拆錯蟹、跟錯大佬落錯注症候群,許多胡言亂語,在訊息混亂中都表錯心跡用錯字。

那位前議員,猛吹氣球要發動有條件支持方案聯署,因為眾多北大人其中一大人的一句話,才猛然發覺無條件可講,被黨凍結了黨籍並遭到痛心疾首一番後,接受訪問時喊冤,對得住自己,對得住香港人。如今落得兩面不是人,仍然對得起兩人,一個是自己,一個是香港人,那也是十分不賴了。

但什麼叫對得住自己?有太多解法。風聞到港交所有異動,看準時機,把滙豐賣掉,撈了一大把,是對得住自己的荷包。與伴侶分手是坦然我已不愛你了,是對得起自己感覺,也好算是忠於自我。指天誓日,我,我,我對得起自己,乍聽很轟烈,但人不為己會天誅地滅的,當然不能虧待自己。所以,要喊冤要為自己平反,最感人的應該說:我寧可對不住自己,也不會對不住香港人。簡稱:寧可天下人負我,我決不負天下人。這樣才夠悲涼壯烈。

另一位專欄作家,不寫就不寫,臨別竟然要跟讀者告白:恥與為伍,道不同不相為謀。

如果與朋友割席絕交,原因只是在你遭到圍攻時,沒有特別偏袒你,繼續就事論事,不賣人情給你,你再氣急敗壞,也只能臭罵:「你這賤貨,在這關頭扮什麼中立持平。我與你再見不是朋友!」這關有恥無恥什麼事呢?除非你老友走去欺負智障童,諸如此類,道德有虧,才大大聲「恥與為伍」吧。報館採訪幸運地只是蒙冤48小時的受害者家屬,是傳媒天職正道,沒必要為專欄作者言論保駕護航,如果這樣屬於不同道,哪類人會跟你一條道走到黑,心照不宣。再說,報館的作風立場,讀者作者都有眼見,會改變也不是一天兩天的事,在那地盤發表了那麼久的言論,早該知道是否同道中人,編輯沒特別酌情處理,為你做參謀打公關戰,你就在人家地盤上呼籲讀者罷看該報,不但遲鈍,恥與為伍,這重砲會不會發錯爛渣射錯人呢?萬一人家回一句大家咁話,都咪話唔羞羞地恥。


「我們都是屈穎妍」?真係好x型啊!

2015年5月23日 星期六

高慧然 - 沒有收不到的數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5月23日

一位美國孕婦本月初途經香港赴廈門時,提前作動,在瑪嘉烈醫院誕下早產嬰。早產兩個月的嬰兒,肺部發育仍未完成,需留醫嬰幼兒深切治療部治理。產婦及嬰兒共欠下香港公立醫院醫療費用逾10萬港幣。

產婦購買的旅遊保險不足以支付醫院費用,美國方面亦不肯支付公民在海外分娩及就醫的費用。因為病人無力找數,所以醫院拒絕發出出生證明。嬰兒沒有出生證明,就不能辦理出世紙和護照返回美國。

產婦與醫院拉鋸,陷入僵局。她轉而在網絡求助於網民,戲劇性地,在短時間內籌集到11萬元港幣,得以找數,終於可以為新生兒辦理出世紙及護照。

這件事證明了一點:香港政府醫院其實很厲害,如果有病人欠交醫療費用,而他們志在必收的話,那麼,政府醫院一定能夠收到。醫院拒絕向新生兒發出出生證明文件,那麼,新生兒就不能辦理出世紙,變成一個沒有身份的人。絕大多數情況下,為了讓孩子擁有身份,任何父母都會想盡方法找清醫院的欠款。所以,醫院不會有收不到的數,只有不想收的數。

本來打算讚一讚政府醫院的,他們很聰明,做到了人道與庫房兼顧。先醫後錢,把病人先醫好了,然後才要病人找數,而且,也確實把錢收到了。可是因為眾所周知的原因,實在讚不出口。


Vic:我幫你講埋:香港的政府醫院被大陸產婦走咗好很多數……

林日曦 - 低能的毛記電視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5月22日

2014尾,當大台質素持續膠企,當亞洲CNN重病瀕死,當政府繼續戲弄王維基,我和拍檔三個人在公司互相提出了些低能問題:

「開電視台一定要申請牌照嗎?」

「動輒幾十億投資,開台是否有錢人的專利?」

「沒法得到電視牌照,沒法得到大氣頻譜,是否就沒有人收看?」

「如果是,為何又那麼少人收看擁有牌照的亞洲亞洲?」

「網上電視是否必死無疑?」

「當電視被置於網上時,電視節目長度還需要依從舊有常規而維持在半小時至一小時嗎?」

「只做短片可以被稱為電視台嗎?」

還有那種通常一被問出來就會偷走全場氣氛的終極問題:「其實甚麼是電視?」

不,我不是期待得出那種像「連續動態的圖像和聲音轉換為電子訊號,並通過各種渠道傳輸電子訊號,後再將電子訊號還原為圖像和聲音的技術,就為之電視」之類的答案,我所好奇的是,人類在心靈層面上對電視的認知共識,亦即「電視的意義」。像「甚麼是人生」、「人生的意義」一樣,當被問出來後,連我自己都覺得好低能。可往往就是這類低能問題,才是混沌中最需要被解答的問題。

甚麼是電視?曾經我們都很清楚答案:那是一個有趣的屏幕,裏頭發出一些令辛勞工作一整天回來的人感到放鬆的光,我們可以從中得到笑聲、眼淚和各種小常識的增長;它能帶出一些流行於城中的小熱潮,為同學間、同事間、朋友間在沉悶的生活中帶來茶餘飯後共同話題。

還有最卑微的一個基準:曾經,我們不會羞於承認自己是其觀眾。那才是真正的電視。

想到這兒,上述那些牌照不牌照,頻譜不頻譜,全都變得不那麼重要了。而我們亦都開始坐言起行,着手籌備香港第一個無牌……呀唔係……係毛牌電視台──「毛記電視」。

世界從來都是這樣運行的,想要改變現況,就要不恥於問出一些低能問題。六年前我跟拍檔同問:甚麼是雜誌?雜誌一定要很厚嗎?一頁雜誌又如何?最後我們創辦了一張一蚊雞雜誌《黑紙》。

還有從前從前,唔記得牛頓定喬布斯定黎胖子,曾經坐在蘋果樹下問:為甚麼個蘋果要跌爆我個頭?最後「地心吸力」被發現了。

越是低能的問題,背後所隱藏的秘密就越多。

毛記電視才剛開台不久,每天只有兩檔長達三分幾鐘的劣質節目,距離成功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但我慶幸我們又問出一些會被人恥笑的低能問題,然後一個蚊型電視台才有機會在今天誕生。

可能它還會比亞視更快執笠,誰知道呢,但或許有一天,它可以推動到某些電視行業的改變,看電視不再是老土娛樂,人們可以再次從電視中得到笑聲、眼淚和各種小常識的增長,亦不會羞於承認自己是電視觀眾,甚至是電視迷。

那樣的毛記電視,才是我們真正想辦到的。

在那一刻,當天那些被低估了的低能問題,才會正式換回來一個高能的答案。

毛記電視:六點半左右新聞報道節目重溫

劉紹銘 - 課室內的張愛玲

明藝.隨筆   2015523

【明報專訊】舊事重提。二○○○年秋,嶺南大學主辦了一個張愛玲研討會。第一天晚飯開席前,公關部同事傳話,說有「好事者」問為什麼會議不請張愛玲參加。

當時忙着招呼客人,沒有打聽「好事者」是誰。事後也沒有「跟進」。何必讓人家難堪呢,到時自己總會發現的。憑常識看,「好事者」對「祖師奶奶」的興趣,不過是閒來無事茶餘酒後的一個「八卦」話題,不可能是奉張愛玲為「教母」的粉絲。說不定他僅從電影《色.戒》或《傾城之戀》認識張愛玲這個名字。

張愛玲熱

張愛玲成大名後,大大小小的作品陸續成為高等學府中碩士生博士生爭相研究的題目。但讓張愛玲小姐在普羅大眾日常生活中成為閒聊對象的,不因她是《金鎖記》或《秧歌》的作者,而是因她極不尋常的家族背景與個人經歷。在敵偽時期的上海,她一度是胡「逆」蘭成的夫人。在戰後上海小報文人的眼中,她更是勾搭美國大兵的「吉普女郎」。

後來祖師奶奶到了美國,下嫁一位年紀比她大一截家無恆產的舊時老美「左翼」作家。懷過孕但流了產。老美丈夫身故後,張小姐離群索居,在加州過着「拒人千里」的生活。至親好友(如夏志清先生)給她寫信,有時也要等一年半載才得到她一張明信片作回音。但張小姐畢竟曾經一度是「臨水照花人」,她的私生活愈神秘,愈引起好事者尋根究底的興趣。

台灣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吹起了「張愛玲熱」,大小報章都搶着刊登奶奶的起居注。戴文采女士受報館之託到美國訪問奶奶,始終不得其門而入,心生一計,租住奶奶公寓隔壁房間,方便窺其私隱。每次看到奶奶出來倒垃圾,等她離開後就倒出盛在黑膠袋子的東西細細端詳一番。經戴文采的報道,現在我們知道奶奶愛用什麼牌子的肥皂:IvoryCoast

張小虹對這個因張愛玲生前死後引起的「文化現象」用了兩個既殘忍又brutal的「學院派」名詞作界定:一是「嗜糞」(coprophilia),一是「戀屍」(necrophilia)。這兩個名詞聽來恐怖,所幸張小姐歸道山已二十年,當年有關她種種的流風餘韻,隨着白頭宮女一一老去,再也「熱」不起來了。

張愛玲留給現代中國文學最珍貴的遺產是她「瘦金體」敍事的書法。新文學時期的作家,巴金、茅盾、老舍,你說好了,內容不說,單以文字看,都像亨利‧詹姆斯說的「臃腫怪獸」(baggy monster),一身贅肉,有時非得先拿起筆來削其肥脂才能看得下去。

我在舊文《兀自燃燒的句子》中介紹過張愛玲的文字特色。開頭這麼說:「在中國近代作家中,錢鍾書和張愛玲均以意象慧盈、文字冷峭知名。」兩人相比,我還是覺得張愛玲的經營比較深入民心。錢鍾書博學,有資格目中無人,所用的譬喻和意象也因此刻薄成性。張愛玲眼中的眾生,包括自己在內。她在《我看蘇青》一文說:「我想到許多人的命運,連我在內的,有一種鬱鬱蒼蒼的身世之感。」

我說的「兀自燃燒」,說的是張愛玲有些句子,不必放在上下文的語境中也可見其「潛質之幽光」。且取《金鎖記》一段:

季澤把那交叉着的十指往下移了一移,兩隻拇指按在嘴唇上,兩隻食指緩緩撫摸着鼻梁,露出一雙水汪汪的眼睛來。那眼珠卻是水仙花缸底的黑石子,上面汪着水,下面冷冷的沒有表情。

看過《封鎖》的人,不會忘記那位二十五歲猶是「雲英未嫁」的大學講師吳翠遠,因為她手臂白得「像擠出來的牙膏」。因為她的頭髮梳成千篇一律的式樣,羞怯怯的,「唯恐喚起公眾的注意」。她不難看,可是她那種美是一種「模棱兩可的,彷彿怕得罪了誰的美」。

看《色‧戒》電影,我們的注意力當然都落在男女主角身上。可惜湯唯的「內心世界」,只能在文本窺探。且看佳芝等易先生出現時那種患得患失心情:「她又看了看表。一種失敗的預感,像絲襪上的一道裂痕,陰涼的在腿肚子上悄悄往上爬。」

教人過目難忘的文字魅力

不久前《印刻文學生活誌》出了特輯,以此作標題:「為自己預約一堂美好的文學課:初、高中國文課的文學注目」。我聽到前台灣師大附中同學李椒庭說,他在國文課遇上了張愛玲,深為《天才夢》中的彩句所震撼:「生命是一襲華美的袍,爬滿了蝨子。……在沒有人與人交接的場合,我充滿了生活的歡悅。」

李椒庭同學是在課堂內認識張愛玲的。靠文本聆聽祖師奶奶的聲音、揣摩她「臨水照花」的風貌。《天才夢》是張愛玲初試啼聲的作品,竟令這位當年尚未識愁滋味的小朋友「兩隻手臂的疙瘩全彈出來,被瞬間加快的心跳震得跳起波浪舞。」

沈雙在《零度看張:重構張愛玲》的編者序言這麼說:「我在香港教書過程中經常有學生對我說張愛玲就是中國現代文學的經典了。既是經典,就是美文的代表。但是我們這個集子裏有不少文章都特別提出了張愛玲不美及不雅的一面,她的污穢、她的俗氣、她的悲觀、她的『小』,以及她的艱難。」

這些有關祖師奶奶的評語,坦率得很,但也實情如此。也許因為我跟張小姐有過一面之緣,多次通過信,幫過她忙找差事,在這裏可以補充說一句,張小姐一旦離開了自己的文字空間跟別人交往,一點也不可愛。上述那位李椒庭同學初識《天才夢》感受到「加快的心跳」,這可說明張小姐文字本身有教人過目難忘的魅力。

張愛玲離開大陸經香港赴美定居,可真是兩袖清風,生活靠的是美國基金會和大學的研究經費。張小姐流落香港時,對她照顧得不遺餘力的是宋淇先生和夫人。在美國定居後,夏志清先生因知她除寫作外別無其他謀生能力,到處給她寫推薦信申請研究經費。除一封接一封的介紹信外,夏公還替她的英文著作找出版社,可惜Eileen Chang沒有張愛玲的名氣,她的英文作品,一直在歐美找不到市場。

祖師奶奶晚年住公寓,常常搬家,幸得一班晚輩幫忙。其中有我的同學莊信正和詩人張錯。他們先替她跑腿找房子,然後動手動腳替她「搬家」。一九九五年九月八日下午四時許,夏志清在紐約家居接到張信生教授從加州打來的電話告訴他張愛玲的死訊,當晚就寫了數千字長文《超人才華,絕世淒涼悼念她。曾以各種形式對愛玲「淒涼」身世伸出援手的「粉絲」如莊信正、張錯、張信生等不會想到從她身上可以拿到什麼回報。這倒是個文人相惜的好例子。

(作者是嶺南大學中文系榮休教授。)

夏志清 - 超人才華,絕世淒涼──悼張愛玲

199598

一、

張愛玲終於與世長辭。

九月八日星期五下午四時許高張信生教授從南加州來電話報知噩耗,我震驚之餘,想想張愛玲二十多年來一向多病,兩三年來更顯得虛弱不堪,能夠安詳地躺在地板上,心臟突然停止跳動,未受到任何痛苦,真是維持做人尊嚴、順乎自然的一種解脫方法。

張愛玲這幾年來校閱了皇冠叢書為她出版的「全集」,並新添了一本《對照記》,把所有要留傳後世的自藏照片,一一加以說明,等於寫了一部簡明的家史。

去年底她更獲得了「中國時報」頒給的文學「特別成就獎」。

張愛玲雖然體弱不便親自返國領獎,同多少敬愛她的作家、讀者見面,但她已為他們和世界各地的中國文學讀者留下一套校對精確的「全集」,可謂死無遺憾了。

大家都知道,張愛玲乃一九四三年崛起於上海的紅作家,其小說集《傳奇》、散文集《流言》大受歡迎,且為內行叫好。

我自己初讀張愛玲已在五十年代初期,那時我已有系統地讀了魯迅、茅盾、老舍、沈從文等的作品,大為其天才、成就所驚奇,認為「張愛玲該是今日中國最優秀最重要的作家」。

且謂「《秧歌》在中國小說史已經是本不朽之作。……《金鎖記》長達五十頁;據我看來,這是中國從古以來最偉大的中篇小說。」

這些判斷原見英文本《中國現代小說史》,一九六一年才出版。

但先兄濟安特把書稿張愛玲章的大部分分作〈張愛玲的短篇小說〉、〈評《秧歌》〉兩文譯出,先後載於一九五七年「文學雜誌」二卷四期、六期。

上面所引三句皆見「短篇小說」那篇。二文顯然引發了有志創作的讀者研讀張愛玲的興趣。

因之張愛玲雖曾於六十年代初期來過一趟台灣而未受大眾注意,她對台灣小說界發展的影響卻是既深且遠。

到了今天,世界各地研讀中國文學者,無人不知道張愛玲。

她在大陸也重新走紅起來,受到了學界、評者的重視。

我至今仍認為《秧歌》是部不朽之作(classic),〈金鎖記〉是「中國從古以來最偉大的中篇小說」。

早在一九五七年、一九六一年我認定張愛玲為「今日中國最優秀最重要的作家」,也一點也沒有錯。

當時中共文學不值得一讀,台灣作家間,只有姜貴的《重陽》和《旋風》可同《秧歌》、《赤地之戀》相抗衡,可是短篇小說他寫得極少,也無法同《傳奇》相比的。

但《赤地之戀》(一九五四,英文本一九五六)出版之後,張愛玲的創作量大大減少,不免影響到我們對她終生成就的評價。

早在一九七三年,我為水晶《張愛玲的小說藝術》寫序,就注意到這個問題。

水晶有一章把《沉香屑──第一爐香》同亨利·詹姆斯長篇名著《仕女圖》(The Portrait of a Lady)相比,我在序裏繼續較量兩人之短長:

在我看來,張愛玲和詹姆斯當然是不太相像的作家。
文體而言,我更歡喜張愛玲,詹姆斯娓語道來,文句實在太長(尤其是晚年的小說),紳士氣也太重。
就意象而言,也是張愛玲的密度較濃,不知多少段描寫,鮮豔奪目而不減其淒涼或陰森的氣氛。
但就整個成就而言,當然張愛玲還遠比不上詹姆斯。

我想,這完全是氣魄和創作力持久性的問題:詹姆斯一生寫了多少長短篇小說,而且據一般批評家的看法,越寫越好……,張愛玲創作欲最旺盛的時期是一九四三《沉香屑》發表後的三四年,那時期差不多每篇小說都橫溢著她驚人的天才。

逃出大陸後不久,她寫了《秧歌》和《赤地之戀》兩本小說。

至少《秧歌》已公認是部「經典」之作。

但她移居美國已十七年了,也僅寫了兩本:《怨女》是〈金鎖記〉故事的重寫,《半生緣》是四十年代晚期《十八春》的改編,她創作的靈感顯然逗留在她早期的上海時代。

《怨女》、《半生緣》以及其後《張看》、《惘然記》、《餘韻》、《續集》四書裏所載的小說和散文當然我都細細品賞過,雖然尚未寫過評論。

連張愛玲不喜歡的早期小說(有些是未完成的,有些是重加改寫的),讀起來都很有韻味,因為張愛玲的作品總是不同凡響的。

但即是最精采的那篇〈色,戒〉原也是「一九五○年間寫的」小說,雖然初稿從未發表過。

「古物出土」愈多,我們對四五十年代的張愛玲愈加敬佩,但同時也不得不承認近三十年來她創作力之衰退。

為此,到了今天,我們公認她為名列前三四名的現代中國小說家就夠了,不必堅持她為「最優秀最重要的作家」。

二、

一九五五年張愛玲移民到美國,翌年她在新英格蘭一個創作營(MacDowell Colony)寫作,碰到一位三十年代即從歐洲移民美國的老作家瑞額(Ferdinand Reyher),兩人相愛,同年八月結婚於紐約。

瑞額一九六七年十月去世。

想來《中國現代小說史》一九六一年出版前後,我已同愛玲開始通信了,可惜六十年代那束信一時找不到。

記得愛玲在信上曾嘲稱Ferd(她給丈夫的簡稱)為並無作品出版的作家(其實他早在三十年代即為好萊塢寫電影劇本)。

愛玲信上難得一露幽默,表示對其夫頗有感情。

愛玲那時期身體也好,畢竟年紀還輕。

一方面忙於為香港電影公司為劇本,一方面努力於英文寫作、翻譯。

張愛玲至死以瑞額為姓,不像一般嫁洋人的作家,保持原姓。

早在一九四四年夏天一個滬江同學的聚會上,我見到過張愛玲,她是主講人。

她那時臉色紅潤,數了副厚玻璃的眼鏡,形象同在照片上看到的不一樣。

記得她講起了她那篇少作〈牛〉(見《流言》「存稿」此文)。

我自己那時專心攻讀西洋文學,只看過「西風」上那篇〈天才夢〉,她的小說一篇也沒有看過,不便同她談話,她對我想來沒有印象。

一九六四年三月乘亞洲學會在華府開年會之便,高克毅作東,請陳世驤、吳魯芹、夏氏兄弟同張愛玲在一家館子相會。

有人打翻了一杯香檳,我以為不是先兄即是愛玲,因為兩人比較緊張。

昨天(九月九日)看了張愛玲翻閱拙著《雞窗集》後寫的一封信(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廿六日),提及此事:

悼吳魯芹文中提起的,打翻一杯酒的是吳,我當時有點詫異,因為他不像是慌亂或是像我這樣粗手笨腳的人,所以記得。

由我推薦,張愛玲一九六七年九月抵達麻州劍橋,在賴氏女子學院所設立之研究所(Radcliffe Institute for Independent Study)專心翻譯晚清小說《海上花列傳》。
她離開華府後,先在紐約市住上一兩個月。

我首次去訪她,于梨華也跟著去,三人談得甚歡。

我說即在她公寓式旅館的附近,有家上海館子,週末備有小籠包子、蟹殼黃等點心,要不要去嘗嘗。

愛玲有些心動,但隔一兩天還是來電話邀我到她公寓房子去吃她的牛酪餅乾紅酒。

顯然她對上海點心興趣不大,而且對我的洋太太、女兒長相如何,一無好奇心。

愛玲離開紐約前,我又去看她一次,實在請不動她吃飯,或到第五大街去看看櫥窗。

隔一兩年,我去巴斯頓參與亞洲學會的年會,最後一次同愛玲相敘。

賴氏研究所任滿之後,張愛玲想必返華府住了一年,再赴柏克萊加大中國研究中心去研究中共術語的。

此頂研究計畫向由陳世驤教授主持。

先兄去世後,即由莊信正接任,張愛玲名氣如此之大,我不寫推薦信,世驤自己也願意聘用的。

但世驤兄嫂喜歡熱鬧,偏偏愛玲難得到他家裏去請安,或者陪他們到三藩市中國城去吃飯。

她也不按時上班,黃昏時間才去研究中心,一人在辦公室熬夜。

一九七○年開始,愛玲給我所有的信件昨天剛剛重溫了一遍,在中心那年向我訴苦的信特別多。

偏偏那年中共政府沒有倡用什麼新的術語、口號,世驤後來看到愛玲那份報告,所集詞語太少,極為失望。

更不幸的,一九七一年五月世驤心臟病猝發不救,愛玲在研究中心更無靠山,一年期滿解聘是必然之事。

愛玲到了柏克萊後,水土不服,老是感冒,決定搬居洛杉磯地區,氣候溫暖,身體或可轉好。

一九五五年來美後,年年都有一份薪水或獎金,供愛玲寫作、翻譯、研究之用。

一九七一年秋季搬居洛杉磯後,她再也不去請一筆獎金,找一份工作。

身體一年一年轉壞,不說上班工作,能對付日常生活之需求──買菜、付賬、看醫生、打電話──就把她累壞了。

兩年前,她能寫出這一小本《對照記》,而且文字保持她特有的韻味,真要有極大的勇氣和毅力。

一九七六年七月廿八日給我的信上她寫道:

「我自己是寫三封信就是一天的工作,怎麼會怪人寫信不勤,而且實在能想像你忙的情形。」

讀此段好為感動,我自己有了心臟病,比較要慎重措辭的英文信,有時打一封就是一天的工作。

不像當年,中英文信寫個不停,而且不會覺得累。

在洛杉磯住了幾年之後,不僅感冒照舊,牙齒也永遠看不好。

骨頭脆弱,不小心手臂就斷了。

最可怕的,愛玲添了一種皮膚病,而且覺得屋子裏到處是跳蚤,身上永遠發癢。

為了逃避「蟲患」(張語),她就不斷要搬家,每次遺失、丟掉些東西。

那兩年在賴氏研究所,愛玲差不多已把《海上花》譯好了。

隔幾年信上不時討論到譯稿的問題。

她想找經紀人把它交大書局審閱。

我勸她把書稿當學術性的讀物看待,加一篇她自己寫的導論,我的前言,交哥大出版所處理較妥。她不接受我的建議,後來的信上也就不提這部《海上花》了。

有一天莊信正對我言,這部譯稿搬家時丟了,我聽了好不心痛。

除了首兩章已發表過外,張愛玲三四年的心血全付之流水。

全書譯稿早該「全錄」一份副本,交信正或我保管的。

七十年代身體好的時候,愛玲每年給我三四封信。

平常每年至少給我一封信,夾在賀卡內。

遷居洛杉磯後,有兩三年我給她的信,得不到回音,只好同莊信正在電話上、見面時對她互表關懷。

一九八八年四月六日終於收到她一封滿滿兩頁的信,告知生活近況:

天天上午忙搬家,下午遠道上城(按:主要去看醫生),有時候回來已經過午夜了,最後一段公車停駛,要叫汽車──剩下的時間只夠吃睡,才有收信不拆看的荒唐行徑。直到昨天才看了你一九八五年以來的信,相信你不會見怪。

去年劉紹銘同葛浩文正在合編一本中國現代文學讀本,由哥大出版。

紹銘托我去問愛玲,哥大有位學生已翻譯了她的〈封鎖〉,可否錄用在書內。

愛玲回信謂她自己早已譯了這篇小說,放在倉庫懶得去拿。她是比較歡喜自己的譯文的。

紹銘等了半年,尚未收到愛玲的譯稿,再囑我去問她一聲。

愛玲明知我信裏會提到此事,雖未加拆閱,也就在今年五月二日的兩頁來信裏告知我,此事以後「再詳談」。

信裏提到的炎櫻,大家都知道是愛玲當年最親的朋友,《對照記》裏載有她多幀照片。

來信夾在一張正反面黑色的卡片裏,正面圖案乃一個華麗的金色鏡框,有淡紫色的絲帶,五顆垂珠等物作裝飾。

卡片裏面有兩行字:「給志清王洞自珍 愛玲」。

她給我的每封信卡都不忘向我的妻女問好。

下面是張愛玲給我最後一封信的全文:

志清:
一直這些時想給你寫信沒寫,實在內疚得厲害。還是去年年前看到這張卡片,覺得它能代表我最喜歡的一切。想至少寄張賀年片給你,順便解釋一下我為什麼這樣莫名其妙,不乘目前此間出版界的中國女作家熱,振作一下,倒反而關起門來連信都不看。倘是病廢,倒又發表一些不相干的短文。事實是我enslaved by my various ailments,都是不致命而要費時間精力在上面的,又精神不濟,做點事歇半天。過去有一年多接連感冒臥病,荒廢了這些日常功課,就都大壞。好了就只顧忙著補救,光是看牙齒就要不斷地去兩年多。迄今都還在緊急狀態中,收到信只看帳單與時限緊迫的業務信。你的信與久未通音訊的炎櫻的都沒拆開收了起來。我犯了眼高手低的毛病,作品讓別人譯實在painful。我個人的經驗是太違心的事結果從來得不到任何好處。等看了你的信再詳談。信寫到這裏又擱下了,因為看醫生剛暫告一段落,正乘機做點不能再耽擱的事,倒又感冒──又要重新來過!吃了補劑好久沒發,但是任何藥物一習慣了就漸漸失靈。無論如何這封信要寄出,不能再等了。你和王洞自珍都好?有沒旅行?我以前信上也許說過在超級市場看見洋芋沙拉就想起是自珍唯一愛吃的。你只愛吃西瓜,都是你文內提起過的。
愛玲
五月二日

我在那封信上提到女兒愛吃洋芋沙拉,當然記不起來了。我童年愛吃西瓜,典出《雞窗集》〈讀、寫、研究三部曲〉此文。到了今天,怕拉肚子,西瓜也少吃了。愛玲在信裏把我的名字同炎櫻並列,要我感到高興。

可能到了今年春天,她就有意脫離塵世,所以連最好朋友寄給她的信劄,都怕事不想知道它們的內容。

愛玲同我一樣是不相信什麼上帝天堂的。

屍體焚化之後,留傳下去只有她的「全集」和尚未整理出版的遺稿、信件、照片。

她晚年的生活給我絕世淒涼的感覺,但她超人的才華文章,也一定是會流芳百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