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4月24日星期四

沈旭暉 - 菲律賓的「regret」—北京是如何定義「道歉」?

平行時空   信報   2014年4月24日

馬尼拉人質事件終告一段落,菲律賓政府和香港特區政府已發出聯合公告,對最關鍵的道歉事宜如此處理—「菲律賓政府向受害者及家屬致以最悲痛的歉意和至誠的慰問,並對他們蒙受的痛苦表達最誠摯的哀悼。」這是特區政府的官方中文版本。

不過,英文版卻是這樣:「The Philippine Government expresses its most sorrowful regret and profound sympathy, and extends its most sincere condolences for the pain and suffering of the victims and their families.」

當中「regret」是否真的有「歉意」,還是應譯為「遺憾」,不同人自有不同意見。重要的是這明顯經北京首肯,而「語言偽術」正是全球外交界的基本功。

這教人想起二○○一年四月發生的「中美南海撞機事件」。當時,美國間諜機和中國解放軍戰機在中國專屬經濟區上空相撞,中國飛行員王偉跳傘失蹤(後被確定死亡),中方則扣留全體美方機組人員,兩國民族主義者都反應激烈。

兩國都要體面解決問題,於是想出折衷辦法,由美國駐華大使致函予中國外交部長,對「中國飛行員的損失」、對「美國飛機在沒有得到中方口頭許可下進入中國領空並降落」,均表示「very sorry」。當時中國官方視之為一封「道歉信」,美方則強調並沒有「apologize」,只是表達「regret and sorrow」。

中菲兩國默契下產物

關於什麼才算「道歉」,撞機事件時擔任中國外交部長的唐家璇有做過研究。他在退休後出版的回憶錄《勁雨煦風》透露,當時中方曾要求美方對信件六次易稿,並徵求了「資深英文專家」的意見,得到下列結論:

「道歉在英文中有多種表示方法,主要的詞有三個:『apologize』、『sorry』和『regret』。專家們認為,其中最正式的是『apologize』;其二是『sorry』;語氣最弱的是『regret』。另外,如果一國政府對另一國政府說『sorry』則肯定是『道歉』。如需加重語氣,可在前面加『very』或『deeply』等修飾詞。」

換句話說,根據唐家璇回憶錄的說法,這次菲律賓的「regret」雖然「語氣最弱」,但也是「以英文表示道歉的方法」之一,因為那也是「廣義的道歉」。

對北京而言,菲律賓畢竟「道歉」了,假如港人依然不滿,就是「不顧大局」。正如《人民日報》在南海撞機事件後,號召中國人民「把愛國熱情化為強國力量」,因為「對美鬥爭」在美國「道歉」後已得到「階段性勝利」,之後「要把思想和行動統一到中央的決策和部署上來」,「把強烈的愛國熱情凝聚到推進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各項工作上來」。如果堅持美國沒有真正「道歉」,恐怕就不符合「中央的決策和部署」。

有趣的是,北京對「道歉」的翻譯定得廣義,對另一個外交關鍵詞語「制裁」卻定得嚴謹。當香港特區政府和媒體,都把取消菲律賓官員免簽證演繹為「第一階段」的「制裁」,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卻謹慎地避開「制裁」這字眼,只說「中央政府支持香港特區政府妥善解決事件善後事宜的努力」。這是因為嚴格而言,香港要正式「制裁」一個國家,可能已觸及外交權限,所以在北京眼中,上述行為只是「行政措施」。港府要是真的打算進一步「制裁」,而影響到中菲關係,北京取態如何亦不難測度。

這次公告雖然是「港菲聯合公告」,實際上卻有中菲兩國的默契,單是「regret」此詞,已不知曾往返兩國外交渠道多少遍。畢竟,馬尼拉事件當事人和家屬已決定接受這解決方式,在外交層面這也是十分重要的。

劉克襄 - 一個人的無核生活

蘋中信   台灣蘋果日報   2014年04月24日

假如台灣沒有核能,電力有限,我如何過活。十幾年來,我一直在嘗試。

平常1、2公里,我幾乎都用走路抵達。3、4公里的距離,轉而騎單車前往。更遠的距離,才盡量搭乘大眾交通載具,減少自己開車的頻率。

不因漲價犧牲尊嚴

我盡量不花大量時間上網,不熬夜點燈寫稿,也努力減少智慧手機的鎮日使用。我重新評估,以及了解自己家裡常用的電器,捨棄浪費電力的用品。最大的驚喜是,夏天不吹冷氣和減少洗澡的電能熱水機使用,我的電費從兩個月3千元降到1千元左右。但更美妙的是,省電帶來健康的生活。

生活可以如此簡單節約時,我的信心增強了。假如現有核電提供生活一半的電力,我不要時,很顯然我還是可以過得相當愉快。更何況,它只佔及四分之一。一個人日常生活花費的電力,這般合理推算,如果大家都能撙節,廢核不盡然會過得拮据。

是以,藉著廢核會導致電價上漲,警告人民。我以為那是在綁架民生,齷齪的威脅行為。我不會被經濟部長的電價漲四成嚇到。我已做好準備,我反核。

但我不會用反核是天職,是為世代子孫的安危,或者是為台灣的永續來說服你。我知道這種說法最理直氣壯,但我避開不談,只堅持一個人生存的基本權利。我有生活不被核電包圍的自由。我們活著,不用為擔心那漲價而隱忍,而犧牲尊嚴,活在一個充滿恐懼的富裕假象。

我反核,更不會只為了鼓吹自己的簡單生活而抗議。富裕的人想過精采豐沛的生活,照樣能反核,政府機關的公務人員也是。每一個人都可以抉擇。

只是假如你還在擁核,或者不知該站在哪邊,你可能已做了一個清楚的決定。像受傷很痛,繼續注射嗎啡一樣,暫時得到解脫。但我想放棄,迎接痛苦的挑戰。

我知道,有些人跟政府一樣很擔心,失去核電,恐怕沒有允當的取代方案。若換成火力發電,環境污染勢必更嚴重,而太陽能或風力發電都還未臻成熟。你更會質疑,只一個小老百姓反核,效果不大,工業用電才是大宗。是的,也因為這樣,我更期待工業用電大戶,承擔減少污染的責任。企業必須朝綠色思維,積極研發,而非繼續產出耗能的物品,繼續跟政府同夥,恫嚇我們。

你還擔心廢核,國家經濟會持續低迷,甚至倒退,但我們的進步常常只是更大的環境破壞。偏重工商消費的思維,不僅製造更大的社會價值偏差,甚而導致過度的消費。我們希望的GDP總成長,是綠色的上揚。

重新建立價值契機

反核不單是反核,而是反思一個過度使用自然資源,盲目崇拜物質的社會價值。我們率先提早反核,讓自己在緊張的東亞成為非核國家,創造一個卸除核災威脅的國度,會贏得更多的尊敬和支持。反核或許會讓我們重新建立價值的契機,回到過去江院長初上任時講的「安貧樂道」,幸福指數才會拉高。只是,他一定忘了。

大家都說,反核要過苦日子,但我們現在享受核電了,過得快樂嗎?年輕的一代有感受到希望嗎?反核,讓我有更多未來的選擇。擁核,只有一條永遠隱藏危險隨時爆發的不歸路。反核是值得驕傲的,即使將會經歷陣痛,還是要堅定信心。

從經濟的角度,這是巨大而困難的決定,但身為自然環境的一份子人,問題就清晰了。非核家園不應是迂迴的漫漫長路,而是必須果斷衝刺的理想。

自然觀察家、作者 

2014年4月23日星期三

李怡 - 反中亂港與愛國愛港的現實含意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4月23日

新華社記者王文志在微博實名舉報華潤集團董事長宋林包養情婦並涉嫌貪腐,宋隨即發聲明指純屬捏造,但一天之後,中紀委宣佈宋林涉嫌嚴重違紀違法,正接受組織調查。以中共的處事方式來看,中紀委的反應如此迅速,不可能是受王文志的指控所導引,相反應該是王的舉報是在中紀委示意之下作出。

去年7月,王文志已在微博舉報宋的貪腐,其後,《山西晚報》前記者李建軍來港,到廉署及警方商業罪案調查科作同一舉報。但廉署和警方已不似回歸之初查中旅社主席朱悅寧那樣獨立行事,早就對一切舉報中共國企的貪腐不敢受理矣。因為要查國企之貪腐,幾乎無一能免,關鍵是摸不清中央意向,所以儘管這十多年中共的貪腐越演越烈,估計舉報也多,但廉署卻毫無反應。

宋林在深圳被中共逮捕後,去年來港的李建軍在微博中,指宋遭舉報後曾向中紀委書記王岐山稱,針對他的反腐行為是「有人反中亂港」,這真是極有趣的自我保護政治標籤。在泛政治化的中共意識形態中,只要一祭出敵我矛盾,一切法律、道德、規則、私人利益都可以不顧。在香港,「反中亂港」與「愛國愛港」被中共視為主要矛盾,既然舉報宋林貪腐的是「反中亂港」勢力,那麼他和支持他的人自然是「愛國愛港」了。這是政治上的大節,貪點錢,養養情婦,那是小節了:你說我這樣那樣,但至少我是「愛國愛港」的呀。

數一數這星期來,中共港共與「愛國愛港」政團做了甚麼好事。

一、民建聯舉行2014年籌款晚會,獲香港與澳門中聯辦主任張曉明、李剛捐出字畫拍賣,單是張曉明一幅書法,即獲地產富豪許榮茂以1,380萬元天價投得;澳門美高梅主席何超瓊,就以500萬元高價投下李剛的畫作,民建聯全晚共籌得6,838萬元。張曉明的字,賣價竟遠高於張大千;而李剛的畫,也遠高於丁雄泉(公民黨籌款拍賣丁雄泉畫作,只賣得26萬),這些富豪難道真是欣賞這兩位港澳太上皇的字畫嗎?人所共知這是對「愛國愛港」的表態,對權力的投資。《基本法》22條規定:中央所屬各部門不得干預香港特區自行管理的內部事務。這規定不僅「實亡」,恐怕「名」也難全矣。靠攏的富商也明白這種政治環境,拍賣字畫的醜劇顯示在「愛國愛港」旗幟下官商公然勾結。

二、獲政府注資的盛事基金撥款、由民建聯議員陳鑑林籌辦的「香港龍獅節」,被審計處揭發明益兩個關連組織,及誇大活動創造的有薪職位。民建聯,也就是獲中聯辦明撐、獲富商豪捐的「愛國愛港」政團。陳鑑林為事件解畫稱:「給了舟車費,就已符合受薪人員的要求。」不過,三間參與龍獅節的小學,昨天有兩間接受查詢時證實沒有收取過舟車費。「愛國愛港」政團大概受祖國的假話風氣影響,「講大話」也不眨眼也。

三、「愛國愛港」之風刮進政府部門:環境局早前根據顧問報告建議本港向南方電網買電,撰寫顧問報告的廣東省電力設計研究院竟然同時受聘於南網,明顯有利益衝突,環境局以130萬元公帑支付顧問費,但沒有公開招標,並以涉商業秘密為由,拒絕公開報告。

這三樁只是過去一星期發生的事,而且只是大焉者,小焉者更不計其數。看來日後香港人要習慣如入鮑魚之肆矣。

宋林的落馬表面是由於貪腐,但真正原因則是中央的權爭。貪腐固然是事實,但根據一月底「國際調查記者同盟」發表的調查報告,包括習近平、鄧小平、胡錦濤、李鵬和溫家寶等十多位中共領導人的家人或親屬,都有在避稅天堂英屬處女島開離岸公司,藏有巨額財富。因此,正如過去每一個被鬥下台的人都被指為「走資派」一樣,現在每一個落馬的人都被指貪腐。審判薄熙來時指他受賄金額為2,179萬元(人民幣,下同),貪污金額達到500萬元。相比宋林照顧一個情婦就是10億,豈非小兒科?因此,若薄熙來在權爭中勝出,宋林的後台賀國強屹立不倒,那麼指控他貪腐的人不就是「反中亂港」?而他就站穩為「愛國愛港」了嗎?

中共的墮落,宋林的墮落,港共和香港「愛國愛港」政商界的墮落,見證了他們口中的「反中亂港」者實在是堅守香港核心價值和公平公正傳統的人士。而中共強調選特首的條件是「愛國愛港」和不可「反中亂港」,這要求正正是要全香港跟隨「愛國愛港」墮落。(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古德明 - 優勢互補

中華正聲   am730   2014年04月23日

四月十二日,香港行政長官梁振英發表一篇《上海行》,談訪滬感想:「香港和上海,有龐大和進一步的優勢互補和互利雙贏的空間。」所謂「有………的空間」,是英文there is room for………的化身;而「雙贏」也無非英文win-win的變體。這兩個不中不英說法,拙欄都曾有評述,今不贅言。但還有一個未說的詞語:優勢互補。

「優勢互補」一詞,應是中共創造,否則方塊字不可能寫得這樣下流。請看二零一三年三月十八日新華社報道習近平的話:「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需要香港、澳門與祖國內地堅持優勢互補。」臺灣政商界之於中共,亦步亦趨,語言當然不例外。請看二零一三年七月十二日《工商時報》報道:「臺灣金融總會理事長李述德昨日指出,《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對於金融方面的開放是優勢互補。」

「優勢互補」的真身,當然又是英文。現代漢語人把advantage一律翻成不知所謂的「優勢」,而查《牛津高階英漢雙解詞典》complementary一字,就可以看到「互補」這譯文。現代漢語詞彙,一律出自英漢詞典,於是英文說的The two have complementary advantages,就變成現代漢語的「二者可以優勢互補」。

漢朝文士王褒奉宣帝命,作《聖主得賢臣頌》,寫到古代聖主賢臣:「若堯、舜、禹、湯、文、武之君,獲稷、契、皋陶、伊尹、呂望之臣,明明在朝,穆穆列布,聚精會神,相得益章(彰)。」王褒不會說甚麼「聚精會神,優勢互補」。

《清朝野史大觀》卷四談同治、光緒年間食古不化的清流黨:「一班科第世家,猶以尊王室、攘夷狄套語,詡詡自鳴得意,絕不思取人之長,救己之短。」當年的清流黨自大,不懂得「取長補短」;今天的現代漢語人則自卑,連中文都要植入英文之骨,還說是「互補優勢」。

梁啟超《初歸國演說辭》談到清末君主立憲派和革命派:「此二派所用手段雖有不同,然何嘗不相輔相成?」梁啟超絕對不會問:「然何嘗不優勢互補?」

梁振英《上海行》那兩句現代漢語,共二十五字,其中「優勢互補」、「雙贏」、「互利」都是同義詞,改為中文,只須用十七字,而且清楚易讀得多:「香港和上海,進一步相輔相成,必大有可為。」中共最擅長短話長說,語語空洞,這一點,梁振英做到了。

周三刊登
作者專研中英文,以寫作、翻譯為業。

2014年4月20日星期日

郭梓祺 - 星星之火

星期日生活   2014420

【明報專訊】數年前一晚深夜,作興連看了兩部主題相連的德國電影,看完已是清晨。第一部是《蘇菲最後的五天》(Sophie Scholl: The Final Days),講二戰時期,德國慕尼黑大學一個散佈反納粹傳單的女子之真實故事。電影主要拍蘇菲索爾被捕後的審訊過程,沒有虐打沒有哭號,氣氛平靜而沉鬱。

第二部是《希特拉的最後十二夜》(Downfall),看前不知他跟《蘇菲最後的五天》竟有如此深刻之扣連:不在希特拉,而在希特拉的秘書容格(Traudl Junge)在電影末段的自白。容格說當年少不更事,至戰後才了解猶太人受害的情况。但直至一天,她偶在街上經過了蘇菲索爾的紀念碑,赫然看見二人原來同年出生,並發現索爾為公義被處死那一年,二十一歲,她正當上了希特拉的秘書。她最後說:直到那刻才真正感到,年青不能是藉口。

兩周前在中文大學博群電影節,看完中國導演胡杰的紀錄片《星火》,竟想到了數年前那清晨,兩部德國歷史電影給我之震撼。

用電影為前人立碑

希特拉掌權時,德國有學生反抗至死;在毛澤東的指爪下,又有學生曾為種種人禍抗議嗎?是有的,只是街上不會有他們的紀念碑,胡杰便是以電影為其人立碑。胡杰的前作《尋找林昭的靈魂》紀念的林昭,是個本來熱愛毛澤東的學生,考入北京大學之後,因在山雨欲來的「大鳴大放」時期,公開支持張元勳的大字報〈是時候了〉,跟北大十分之一學生一樣,被劃為右派,及後更因參與反暴政的地下刊物《星火》而被收監。在獄中,林昭不屈地以血寫成數十萬字的聲明和詩,重申人性與自由之可貴,終而在「文化大革命」中遭處決。

胡杰去年完成的《星火》,正是取名自大饑荒時期學生創辦的那份刊物。電視拍攝耗時六年,重尋《星火》那短暫而光輝的歷史。星星之火沒有燎原,卻燒起官僚的憤怒,收監的收監,處決的處決,胡杰走訪曾參與《星火》的人,後來也找回他們當年寫下的文章,兩相結合,試圖勾勒一代年青人在極大壓迫中的思考與生活。倖存者不少已垂垂老矣,及時記錄尤其重要。電影在大陸禁播,這次是全球首映,胡杰還來了映後談。

1957年「反右運動」後,一批在蘭州大學被劃為右派的師生,被送到甘肅省武山和天水兩縣勞動改造。他們目睹了「大躍進」的荒謬,官僚為政治命令不理村民死活,引發大饑荒。其中數人因此創辦《星火》,記錄農村的貧困,批評人民公社制度,指控新興的利益集團。學生湊錢買油印機,刻蠟版,首期三十多頁,發表了林昭的長詩〈普羅米修斯受難的一日〉,本打算寄給各省市的領導人,希望引發他們互相猜忌。但刊物尚未寄出,學生已因告密而被捕。創辦者張春元被判無期徒刑,其餘撰文者多被判監十年以上。

欲拍中國近代思想史

胡杰的電影從甘肅開始,訪問了村民當年的情况。至於《星火》當年的作者中,給我印象最深的,則是化學系學生向承鑒。他的話裏有種動人的倔強,如他憶述被捕後,斥責幹部的兩句話:「你們是人嗎?你們不配。」向承鑒回憶當年他在《星火》的文章〈目前的形勢及我們的任務〉時,胡杰以畫外音說,後來找到原文,才驚訝於向承鑒記憶之精確。即是說,訪問時,胡杰尚未找到最為關鍵的《星火》影印稿。這既可見在中國要尋回文物多麼困難,也似乎解釋了,電影何以會側重於重現《星火》各篇文章的內容,一心是以電影保留歷史文獻,敘事脈絡間受犧牲也是在所難免。

不了解那段歷史的話,或會覺得這電影不易消化。他不重在交代背景,回溯史事,而意在重現在漆黑裡頭,自由思想之光輝。說話簡潔深沉的胡杰,在映後談說得精準:他想拍的,是中國近代的思想史。看看《星火》那些文章提出的觀念,像農民如何被剝削而成奴隸,官僚體制如何使幹部成了特權階級,會發現不單切中要害,而且一早就有學生提出,雖然不少問題至今仍在。何况大饑荒那段日子,幾乎沒留下相片,遑論影片,今人連以影像紀念和憑弔都不可以,胡杰可援引的資源其實少之又少。

歷史的累積

在今日中國,拍攝這類關乎近代史的電影,自是無比困難。電影中有這樣的一幕:胡杰到了北京訪問當年《星火》一位作者,才說了兩句,他家中電話便響起。胡杰在鏡頭後說不要緊,老先生過去接聽。一個剪接,卻影着晚上的北京城樓。胡杰以畫外音說,或許是自己在北京被跟蹤,訪問開始不久,老先生的家人便致電回家,叫他不要受訪。北京的城樓更顯得荒涼,但胡杰自言體諒他人的處境,在映後談,被問及拍攝與放映的困難,他也只是淡然地說,都沒多想這些,那些見證過歷史的人尚在人世,就要以電影去記錄他們。

胡杰這純粹真不容易。想深一層,功不唐捐,歷史之累積就是如此。前事一去無跡,如今只好盡量留些東西給未來。不是胡杰的《尋找林昭的靈魂》和《星火》,我也斷不會知道,五六十年代曾有這樣勇敢明慧的學生,對那段歷史的印象自然大有差別。博群電影節剛剛結束,從選播的電影可看出主辦者的承擔,無負大學的責任。

回頭想,若要拍攝香港歷史,限制還不算多,但我們有幾多具氣魄的導演,會拍一部《尋找林杉的靈魂》?在唐書璇女士1974年的《再見中國》之後,四十年間,我們又可數出幾多部在歷史視野上,足與之比肩的香港電影?

文 郭梓祺
編輯 蔡曉彤、趙希彤

余若薇 - 他們都是堂堂正正的公民

明報  2014420

2008年四川大地震,死傷和失蹤超過10萬人,20萬間樓房倒塌包括6000多間校舍,令人質疑是否偷工減料,人為導致更多無辜死傷。港府為爭取立法會通過撥款賑災,安排立法會議員視察災區,四川官員當時向我們保證徹查豆腐渣工程,若有發現必嚴懲。

可是,過去6年我們看到的是追查真相或協助死難者家屬討公道的維權人士一一被清算,羅織罪名,判處監禁,黃琦「非法持有國家機密文件」,判3年;郭泉和譚作人「顛覆國家政權」,分別被判10年和5年。

譚作人近日刑滿釋放,無悔因追查豆腐渣工程付出沉重代價,出獄後重點工作是推動司法改革,他說「寧可坐第二次牢,不可能辜負大家」,奉勸執政者「維穩」只會變「危穩」,危害穩定。

內地維權律師、「新公民運動」發起人許志永因爭取教育平權,及要求官員公開財產,今年初「聚眾擾亂公共場所秩序」罪成,判監4年,日前上訴,意料之內地維持原判。他怒斥判決荒謬,但樂觀地自勉「專制的陰霾必將散去,自由、公義、愛的陽光必將普照中華」。同日,許志永文集《堂堂正正做公民:我的自由中國》在港出版,寫着:「站直了,從此不再跪下,我們的子孫後代再也不用跪下。」我相信,一個人需要有這般遠大的目標與盼望,才可不屈不撓地保持信念。

「新公民運動」另一成員兼維權律師丁家喜被控以同一罪名,亦已開審。

國家負了他們,要他們背上莫須有罪名,但他們義無反顧,以建立一個公義社會為己任,對國家依然充滿憧憬。這些無私公民顯得香港政改討論所要求的「愛國愛港」是假仁假義。

畢明 - 佔領港產片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4月20日

香港電影當然有問題。這不用一個電影金像獎來說明,也不必內地影評人以什麼「一枝獨秀不是春」,以王家衛的「A Bag of Jones」榮獲12個電影金像獎來似是而非的辯證。

不是內不內地影評人的關係,是邏輯錯亂思路千瘡的問題,就算寫的是香港著名「影評人」、「電影人」一樣無從苟同,丁蟹從來氣壯卻無知於自己的不理直。

因為「一片獨大」,所以代表「盡顯荒蕪」,所以「道出了香港電影金像獎『選無可選』的尷尬」?《一代宗師》不是王家衛最優異之作,但獎項絕不是因為冇對手自動當選而執到的。由藝術水平到言之有物,由技術到內涵,它都是高超的,鼎盛的,華麗的,可以嫌它賣弄不能否定它的價值,正如可以頂不住台下的「國際章」不可掃走台上宮二的念念不忘必有迴響。一片獨大奧斯卡時有發生,遠一點《一百萬零一夜》得八項奧斯卡,近一點《星光夢裏人》奪五項大獎,更遠一點《賓墟》一片獨攬11個小金人。有本事的話獨大而不被河蟹就叫公平,百花齊放裏可以一枝獨秀,也是一種自由民主。

雖然理據有誤,但「選無可選的尷尬」確實存在於香港電影金像獎。我每年都興致勃勃的預測奧斯卡,卻從不寫香港電影金像獎,一因為自己是評審也認識不少評審,二因為太易估中,有杜琪峯和王家衛的話就橫掃也是事實。像陳果的《紅Van》所言「大家是時候停一停,面對我們見到的現實。」但電影工業已經沒有「再假裝說一切正常」。

舒琪導演說過「所謂香港電影的高低潮不是一兩部電影可以决定的」。不必因為一部《桃姐》亢奮,不能因為一次《打擂台》激動,還魂和谷底回升時間尚早,還魂和回升是當你看見港片開始再次成為大潮流。

港產片的問題不是技術上如何定義「港產片」,國際班底和合拍成份可以無損港片性;「要害」也不是產量少,不是只懂懷舊,是失去個性。失去自我因為大氣候因為政治環境,審查與自我審查的被閹自閹不待言,今時今日許鞍華拍得成講社會運動的《千言萬語》機會是零。「要害」,更是從興旺到低潮這許多年裏,電影工業沒有建立過制度、文化,政府也沒把電影當作藝術、文化一樣,有多項促進輔助的政策。南韓電影的成功政府絕對是大推手,台灣政府起碼視電影為藝術,民眾看不懂侯孝賢也不會去貶低謾罵。

「要害」是培養。奧斯卡或三大影展康城、柏林、威尼斯,表揚什麼影片都在指導培養。每種競逐都有它的不足,但尊重歷史、尊重真相、尊重人性是基礎湯底,那些中國第五代導演張藝謀陳凱歌都是在影展發跡的,現在去了哪裏?你一拍《英雄》歌頌極權「秦皇建長城,護國護民」,人家即冚旗彈鐘。培養觀眾的「品」,是要懂得辨別好壞真偽,而不是純粹趕潮流盲追捧。香港的電影發行商就有培養觀眾了,他們都不一味商業萬歲,有時明知有蝕本風險也引入另類電影投資《狂舞派》,才令我們有《字裡人間》和《Her》等佳作可看。討厭的TVB就培養了一批爛觀眾。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之後,該令一部分人先文明起來、先有品起來。合拍片的攞膽是它們很多都虛假虛偽,假到作嘔。藝術求真,商品也該老實,有時兩樣全無。香港電影的陣地不是「守無可守」,是要開始參考反服貿。

最後,如果「一片獨大」意味「盡顯荒蕪」、「選無可選」,那麼一黨獨大呢?

陶傑 - 知恥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4月20日

韓國海難,副校長引咎上吊自殺。這是儒家文化知恥的表現。鄰國的劇院大火,院裏一樣坐滿學童,但老師組織逃離火場,卻是「讓領導先走」,小孩燒死了幾十個。比起這樣的「領導先走逃生文化」,韓國人比較知恥。

做錯事是難免的,勇於擔當罪責難。如何擔當?香港特區有許多示範:最先是「表示震驚」,挪動身子,偷偷站在「民意」這邊,一齊「譴責」。民意有時是很蠢的,看見官員跟他們一起「譴責」、「哀悼」,一起脈搏跳動,會覺得很「窩心」,這樣就可以蒙混過去。

有時「民意」太過憤怨,及早醒覺,官員看見形勢不對,可以搶繮「道歉」,還模仿日本人,加上九十度鞠躬。你叫這位官員下台,拘控,或者叫他「一死以謝天下」,自然會有另一些「民意」表示:不要太偏激,經一塹、長一智,人家已經道歉了,大家應該「向前看」。

以中國的官場標準:副校長不必上吊自殺之「偏激」的。經一塹、長一智,副校長死了,也不可以令死難的學生復活,不如將功贖罪,在餘生好好教書,「發揮餘熱」,比一死了之好。

一條命就這樣賠上了,韓國副校長只好怪自己投錯胎,生下來是韓國人。

「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禮義廉恥之中,「恥」是守尾門的一項,日本戰敗,官員和將軍,紛紛切腹自殺,韓國的副校長也一樣。「無禮、不義、寡廉、薄恥」之中,以「無恥」最cheap。副校長即使偷生餘年,他也知道活不下去。

但還有許多無恥的人在苟活着,因為他先給你洗了腦:引致千萬人橫死,不是「罪行」,只是「錯誤」,而「錯誤」要「允許改正」,只須「認真總結經驗」,而且「需要時間改善」,他道歉了,你還要求非「人頭落地」不可,你就「別有用心」了。

韓國雖然發達太速,論軟件,比不上日本,民族也不很成熟──人家日本想幫助救援,韓國以領土和靖國神社紛爭理由拒絕,人命關天,韓國人卻將救人「政治化」,是很愚蠢的。

但是終究知恥。

皮亞 - 《紅Van》:識得落一定落紅雨

movie chicmovie style   星期日生活   2014420

【明報專訊】香港地,說不上經常落雨,不過一旦落起大雨,有時都幾得人驚,商場可以變成「水舞間」,東鐵線路軌都可以玩激流。《那夜凌晨,我坐上了由旺角開往大埔的紅VAN》亦都玩落大雨,甚至差點車毁人亡。

香港究竟變成點,其實不用《紅VAN》提點。大家不是瞎的不是聾的,同坐一架Van,一切撕裂都以3D效果逼真呈現,怎會不知外面發生什麼事。香港每天不止發生一件事,不少人都曾經想力陳己見,最終選擇了沉默,不是因為沉默是必要的,而是因為感到絕望。就像一對戀人,一見鍾情時總是甜言蜜語,日子久了性格不合便自然吵架,吵架其實是想事情可以改善,二人一旦變沉默,話之你,其實比吵架更可悲,因為二人之間已經再無感情,已經毫不在乎。如果可以的話,選擇分手的人,都希望可以沉默離開而不說一句話。現在香港是誰不在乎誰,亦很清楚吧,幾萬人放假不去旅行去上街,不斷叫不斷喊,連一點表示都沒有的是誰?

《紅Van》其中一個特點,是主要角色不斷「爆粗」。爆得最多最流利的是演員林雪,飾演紅Van兼職司機。我們都知職業司機的存在價值,葉劉也不會忘記,而駕駛由旺角開往大埔的紅Van司機最厲害,他們有本事令小巴變成飛機,沒有得到他們的啟發,便沒有高登小說,也就沒有電影出現。

爆粗——真的憤怒了

爆粗,證明真的憤怒了。《紅VAN》火氣很猛,但不是個個都像林雪,以粗口來宣泄。有些角色,說話不多,卻像個計時炸彈。例如開場,打扮斯文的徐天佑,在旺角橫過馬路,差點被小巴撞倒,小巴司機出言侮辱,徐天佑立即在路旁拾起紅磚頭,表面形神冷漠,但內心極欲擲磚打爆小巴。這一場戲,我有點感受。香港人多車多,茫茫人海存在不少像徐天佑角色一樣,內心的壓抑和憤怒已達到臨界點的「計時炸彈」,隨時會爆,問題只是在何時。炸彈不會無緣無故引爆,所有事情都有觸發點。

所以,小巴上兩個金毛青年,到了大埔之後發覺整個香港變了,漸漸失去應有的理智,其中一人對車上另一位打扮新潮的少女產生非份之想,他最後固然受到懲罰,被集體行刑,但他的行為,是可以解釋的——金毛青年無法掌握改變了的世界,存在出現危機,唯有向弱小的少女展示雄風,以暫且的快感來肯定自我。有趣的是少女本身亦「心懷不軌」,她溜到無人的戲棚,閃出貪念,盜去劇團的錢財,剛巧被金毛青年撞破,於是出現了像動物界的食物鏈,一物治一物,互相殘殺,弱肉強食。

對女性有非分之想的人,並不等同會姦屍,金毛青年姦屍,是失敗者向無力者宣示雄風的唯一方法,只有屍體不會反抗,只有屍體才會聽命,這場戲很可怕,亦很可憐,我看到的不是金毛青年,而是看到金毛政府。金毛政府全由失敗者組成,他們施政的快感,跟姦屍沒兩樣。

《紅VAN》是一部簡單的戲,也是一部複雜的戲,看了小說的會當是小說電影,會執著電影是否依照小說情節來拍;我沒看小說,便當是超現實驚笑片,我不會為理解電影而看小說,小說是網絡潮文,本來就兒戲、不嚴謹。電影既是改編,便應有改編者的態度和角度,把不完整的文本,變成可觀的電影。不過,《紅VAN》電影的問題,顯然是既不太忠於原著,未能完全滿足小說支持者,但又沒有辦法改善小說鬆散、殘缺、人物混亂、脈絡不清的問題。小說可以有頭無尾,甚至無頭無尾,網絡小說就更加「噏得就噏」,但電影就不能。《紅VAN》明顯零碎、散焦、不完整、欠交代。

不過,《紅VAN》又是一個複雜的寓言,符號滿天飛。紅Van不像巴士,車廂有熒幕明確顯示每個站,更不像港鐵,港鐵3種語言不斷廣播不斷提示不斷轟炸,坐紅Van要落車,就要嗌出聲,紅Van路線沒有特定的中途站,假如不熟路,根本搭不成。所以紅Van本身是很本土的。獅子山隧道的意義就更明顯,歌曲《獅子山下》經常被借喻成昔日香港人精神。

坐上紅Van的部分乘客角色,也不難找到諷刺對象。任達華奇怪的衣著和髮型,就像極新界某位霸地自肥的土豪,至於惠英紅,我倒也想知道是影射哪一位堪輿家。黃又南與Janice Man的關係,無從解釋亦撲朔迷離,為什麼在黃又南眼中,Janice Man偶爾會變成鬼魅一樣的魔女呢?為什麼當Janice Man與黃又南並肩而行回家後,兩個人口中的事物會出現不同版本呢?答案應要在電影中找到才對。而其他更多不合理、沒解釋的情節,也不能說一句「這是超現實寓言故事」便算。結局紅Van當然可以繼續上路,向大帽山進發,但現在情况絕不能跟《魔戒》三部曲比較,人家連拍三部,有承諾,但《紅VAN》還未確定有下集,沒承諾,現在的結局自然給人「爛尾」、「咁都得」的感覺。

影片最大的寓言,不是開場時紅Van出了獅隧之後,香港街道突然之間再沒有行人,而是這個「咁都得」的結局隱含的諷刺——當這群角色經過爭論和死亡之後,生還者再一同踏上紅Van,他們全體穿著整齊防毒裝備,自然令人聯想到2003年香港發生「沙士」病毒期間,官方人士的滑稽思想和行為,但真正大禍臨頭的,是紅Van遇上大群好像來自未來世界的部隊。部隊出動數部裝甲車,力追紅Van,目標不單是要截停對方,而是要透過武力,令高速前行、載滿香港人的紅Van,車毁人亡。

最危險的「後殖民紅雨」

我們對軍隊裝甲車在城市街道出現,特別敏感。裝甲車可以保護人,亦可以殺死人。還記得有人用「你曾經說過必要時用坦克車清場」來要另一人澄清嗎?戲中裝甲車夾擊紅Van,前後左右猛撞,把紅Van撞到扭曲變形,車不成車,但紅Van竟然能夠繼續前行,還使出了一些計謀,令裝甲車互相撞毁。影片火氣夠猛,也讓這群看似是嘍囉和不團結的乘客,贏了漂亮一仗。

香港,假如落大雨,像結局紅Van鬥裝甲車的那場大雨,最危險的情况不是達到黑雨程度,而是正下着「後殖民紅雨」。紅雨遍打,不單令戲中角色狼狽不堪,他們渾身變紅,配合那場死亡車鬥,更令人嗅到濃烈的血腥味。《紅Van》以憤怒的態度,幽默的處境,諷刺的手法,反映現時社會的徬徨與恐懼,套用一句潮語,潛台詞正是:「識得落一定落紅雨」,問你怕未。

文 皮亞

2014年4月19日星期六

李怡 - 累積民意,還是消耗民氣?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4月19日

泛民主派5月會搞第二次絕食,隨着政改諮詢結束,結合六四25周年活動,然後到7.1,整個月是泛民的「動員月」。將民意累積到7.1大遊行。泛民準備在遊行後搞一次「民間佔中」。初步傾向「民間佔中」由民陣或學聯領導,7.1遊行後發動千人佔領中環馬路,靜坐至翌日上班時間,或待警方清場為止。

為甚麼會有「民間佔中」呢?難道原來的佔中是官方的嗎?非也。原來的佔中籌劃是戴耀廷佔中三子搞的,被稱為「和平佔中」或「正式佔中」;現在要搞的這個「民間佔中」,是非正式的佔中。佔中還有這樣的雙胞胎,市民恐怕都被弄糊塗了。

發起「民間佔中」行動的香港2020研究總監李永達稱,按和平佔中的時間表,正式佔中可能要到明年才發生,相信市民尤其是年輕人「冇乜耐性等咁耐」,發動民間佔中是要顯示犧牲決心。但年輕人真是沒有耐性嗎?還是不相信發動佔中者的犧牲決心?

佔中都有正式與非正式兩種,不知道搞絕食、搞六四、搞「民間佔中」的這些泛民人士,是否知道媒體也存在兩個世界:一個是單向灌輸信息的傳統媒體,受眾從平面媒體和電子媒體中接受信息,看不到受眾的反應;另一個是網絡的互動媒體,人們從網絡中得到或互傳信息,也對信息作回應。看《蘋果》的紙媒與網媒,就可以看到兩種媒體的此消彼長。從傳統的單向媒體來看,越多曝光率似乎就有越大影響力,但這影響是好是壞,它的社會效果如何,在單向媒體上是看不到的,而在網絡的互動媒體上卻可以看得一清二楚。以剛結束的民主黨絕食來說,在單向媒體上固然累積了曝光率,但從報道有關活動的網上留言來看,與其說是累積了民意,毋寧說是消耗了民氣。絕食活動由於沒有提出具體的政改訴求,沒有設下要政府回應及回應限期,加上參與絕食者回家度宿,網民頗多質疑是「做騷」,而多數市民則對這波絕食漠不關心,與反國教的絕食真是不可同日而語。昨天絕食者胡志偉還在電台中說「市民反應比想像中好」,如果他從互動媒體中看反應,他就會發現市民反應真不知還可以差到甚麼程度。

絕食、六四動員、民間佔中,目的在引起市民對普選議題的關注。我們不必懷疑發動者的動機;但從互動媒體中,我們很難不懷疑這些活動的客觀效果。這種因循往日動作而又沒有具體訴求的發動,很可能使原來支持民主的市民生厭,並由此產生越來越大的冷漠。

回顧2005年就曾蔭權的政改諮詢而發動的12月4日大遊行,現在市民真是冷漠得多了。當年有25萬人參加遊行,事前一位78歲老人在報章刊登全版廣告,上寫一句:「告訴我,我會看見普選的一天嗎?」那次,陳方安生第一次參加遊行;八九十歲的老人也走上街頭。與九年前相比,現在因港共政權上台,中共由暗到明的干預香港內部事務,市民要求民主應該比當年更熱切,何以反而冷漠起來呢?

檢討原因,引領這些民主運動的泛民議員是有責任的。轉折從2010年五區公投民主黨拒絕參與開始,接着政改走進中聯辦談判而後妥協,由此而改變2005年團結一致爭普選的與市民融為一體的局面。其次,是由2003年開始大陸對香港的政經社全面滲透,自由行對香港人生活衝擊,導致香港本土運動興起,但泛民對本土運動卻只是觀望,甚而走向反對本土優先的一邊,他們幫助新移民爭取綜援,反對限制自由行,取態與維護香港利益的市民相反,甚至比中共港共都不如,後者近日也在港人持續反對下表示要對自由行有所限制了。其三,是連年重複過去的抗爭手段,例牌遊行,最近加點絕食,因為沒有具體方案和訴求,重複以往動作讓熱心市民都生出彈性疲乏。這些因素,使人預料到,在未來的「動員月」,泛民越是動員,效果會越是不堪。

香港的民主運動,看來也要像台灣那樣,讓位給新一代了。學民思潮日前公佈的學界政改平等方案,中大學生會會長張秀賢前天在本報的文章令人耳目一新,他說:「你們接受妥協,接受讓步,亦不要以為我們這一代人也會接受,也會妥協。議會失效,人民自救。學界在這香港存亡之秋,定必堅守底線,爭取公眾支持學界方案,令社會大眾明白制度平等之重要性,落實真普選。」

希望在下一代,未來歸根結底是屬於他們的。(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2014年4月18日星期五

平路 - 知其不可而為之

信報   2014年4月18日

最近,台灣學者吳叡人在一篇〈行過另一個死蔭的幽谷 ──一個台灣讀冊人的懺悔〉文中提到,「台灣政治的荒原背後都有一個精神的荒原」。吳叡人寫着,台灣因為特殊的歷史際遇,「在主觀上,我們台灣人的民族性,現實、世俗、重利,我們很容易受到統治者的收買和收編。

我則以為,這份精神上的世俗性,不只肇因台灣的移民性格,更為深沉地,歸諸整體華人(香港人也包括在內)以家族利益為出發點的集體潛意識!正因為「精神的荒原」如此廣大、如此普遍,林義雄先生不久前出版的家書合輯《只有香如故》,在書中,他要求自己與女兒的非關俗世的榮寵、純粹是精神的進境,這樣的價值觀在華人世界尤其稀罕。

不知道香港的讀者是否熟悉林義雄與林宅血案?

一九七九年,台灣發生美麗島事件。隔年二月二十八日,林義雄正以叛亂罪起訴,並拘禁於新店監獄候審。他的高齡母親與稚齡雙胞胎女兒在自宅遇刺。事涉政治敏感,至今是未破的懸案。

書裏, 但凡寫到過去,林義雄先生的文字極其節制,內心對罹難女兒的思念,僅只流露在書翻開的第一句,「給亮均、亭均:相信你們已經活在爸爸的理想國度」,在書中,提到自己家裏的事情都非常簡約,難得找出感性的語言,譬如他妻子的母親過世,用字也只是「十天之間,我們隨意作息,四處逛逛,但談的話卻不多,我想那時候我們三人(註:作者夫婦與女兒)都只是想用一些無聊事來驅散那不可能驅散的失親哀傷而已。」

重點是,林義雄先生不喜歡談論自己。他在家書中回憶以往,「雖然也曾因為工作或客觀情勢需要,寫了不少說明自己的思想言行的文章,卻經常覺得好像是在自我讚美而羞愧」。正因為林義雄不喜歡談論自己,這本書難以滿足讀者的偷窺欲,但另方面,讀者還是窺到一些些:包括作者道德上超高的自我要求,對身邊的人(尤其是政治同儕)想來造成莫大的壓力,在某種意義上,本書作者絕不是隨和或從眾的人!同時,也因為作者的道德高標,對權謀與機巧的實際政治,作者是不屑為的;對那場域中種種利益交換,他從心底難以接受……

林義雄先生家書合輯叫做《只有香如故》,為什麼取這個書名?出自一首「卜算子」。當年陸游託物言志,詠的是梅花,或者顯示出林義雄先生的內在孤寂吧。「無意苦爭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塵,只有香如故。」多年來風雨相侵,儘管身上繞着極大光環,「零落成泥碾作塵」?在今天的台灣,林義雄先生扮的常是知其不可而為之的苦行角色。


吳叡人 - 行過另一個死蔭的幽谷 ──一個台灣讀冊人的懺悔 (節錄)

本文為吳叡人老師在2014年2月28日228事件暨林家祖孫受難2014年追思紀念活動之致詞稿

選舉過後的秋天,我向林先生告辭,回到芝加哥,開始過著像修道院一般的日子。在這段像修道院的歲月中間,我認真讀西洋政治思想史、讀世界史、研究台灣歷史,我想要了解所謂「台灣」到底是什麼?台灣悲劇的根源到底在哪裡?到底我們有沒有出路?我在想的已經不是什麼改造台灣政治的藍圖,而是要怎麼樣去創造台灣精神的深度,要如何為我們台灣在世界的、人類的知識地圖裡面找一個位置。那時候在我的宿舍附近,有一條很漂亮、長長的林蔭道,兩邊種著很多棵的Linden菩提樹,很漂亮,我把它取名做「哲學之道」。每天傍晚讀書讀完,我就到那裡走走、散步、思考、運動。那條路走到底的時候,有一個銅像,不是孫文也不是蔣介石的銅像,而是捷克獨立後的第一任總統,Tomáš  Masaryk,馬薩里克的銅像,在馬薩里克銅像的下面刻著三個英文字,Jesus, Not Caesar,「要做耶穌,不要做凱撒」,我看到這三個字,覺得這就是我想要走的路。幾年後,我完成一本很厚的博士論文〈福爾摩沙意識形態〉,這是一部關於台灣認同起源的研究,也是一部近代世界史脈絡中的台灣精神史研究。我心中,開始有了思想體系的輪廓,關於我們台灣的歷史和它道德的意義。

2004年年底,我離開任教的日本早稻田大學,回國進入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工作,那時候台灣民主運動已經開始走下坡,進入低潮期。2006年,我和一些朋友,包括乃德前輩,一起推動「715宣言」,想促成民進黨的改革,不過這個運動最後是失敗了。那年秋天我離開台灣,在英國Cambridge大學的一個地下室住了三個月,療養我受傷害和被出賣的心情。兩年後,在一次台灣史研究所同仁的旅行中,我們來到二結的慈林圖書館。那個下午我走進圖書館對面的紀念館之中,面對林老太太的相片,我眼淚一直流,嚎啕大哭了很久,我的助理站在一旁尷尬地不知道如何是好。我就一邊哭一邊跟老太太說,我真的很對不起妳,我也對不起雙胞胎,我對不起林先生跟林太太,因為我一定要退出政治,我要全心做一個思考我們台灣歷史命運的學者。從那一天開始,我心中就再也沒有躊躇,我已經決定要走上「另外一條人跡罕至的道路」,another less traveled path,就是航向咱台灣靈魂深處的道路。這是林先生面容上的那種憂傷,那種比世俗政治更加大的憂傷給我的啟示,啟示我說,叡人,還有另外一條路可以走,還有一種政治可以做,台灣的政治如果要好,要有人去走那條路,做那種政治,思想的、精神的政治。那天下午,我把眼淚擦乾,離開慈林回來到南港,我的修道院裡面,回來到我那條坎坷難走又寂寞的道路上。

這條道路就是我要跟大家講的,另一個死蔭的幽谷。因為當你對台灣的歷史知道越多、認識越深,你就會越悲傷、越悲觀。就像義大利但丁神曲所說的,「進入這個門之後,你要放棄一切的希望」。做為一個台灣人,面對台灣的歷史,你要放棄一切的希望。客觀上,我們台灣處在幾個帝國的夾縫中間,我們的命運欠缺自主性。我把這個欠缺自主性的命運就做「賤民的困境」。在主觀上,我們台灣人的民族性,現實、世俗、重利,我們很容易受到統治者的收買和收編。歷史上,除了國際的強權帝國之外,最會出賣台灣人和台灣的都是台灣人。過去兩三年來,我們台灣史研究所有機會拿到一份新的二二八史料,是保密局那時候在全台灣各地方監視台灣精英的完整報告,總共有好幾千頁,我們一頁一頁的讀,兩三年後我們獲得一個心得;組織、領導這個間諜網的是林頂立,他是台灣人,他所使用的抓耙子,差不多有八九成都是台灣人──換句話說,在二二八事件當中,台灣人出賣了台灣人。在台灣這個地方,黑暗的力量往往比光明的力量還要大,這是林義雄先生一直在追求的「政府精神」所很難生根的一個沙漠。跟林先生比起來,我想甘地非常的幸福,因為他的印度是一個宗教性、精神性非常強的社會。台灣政治的荒原背後都有一個精神的荒原。台灣歷史的悲劇,某一個意義就是台灣政治跟精神的雙重悲劇。所以要研究台灣的歷史,要面對台灣的歷史,等於你每一天都要跟絕望鬥爭,我相信我這樣說沒有錯吧,[在場的]李筱峰教授?

在二二八這一天,在紀念林園,我的懺悔是,我離開了我曾經承諾的台灣政治改革的道路,但是我的救贖是,我選擇走上開拓我們台灣的學問和思想的道路。和整個台灣的悲劇已經重疊在一起的林家悲劇,和整個台灣的歷史重疊在一起的林義雄個人歷史,先給了我政治的啟蒙,然後又在一個更深的層次,再給了我一次精神的啟蒙。然而其實這是同一條路的兩種不同款的走法。林先生在追求的那種「比較少人在走的路」的那種政治,需要精神的基礎跟深度,而這也需要有人去開拓、去開墾。這也是一條很少人去走的路,所以我選擇這條路,讓我背負、讓我走。我雖然很平凡,但我願意獻身在這條路上。

所以我離開,但是我並沒有離開。我跟你走的是同一條路,我們走同一條死蔭的幽谷,同一條坎坷的台灣路,我們悲傷但不餒志。因為我們知道出世在台灣,你想要做一個人,你想要做一個有尊嚴跟有自由的人的話,除了在這條艱苦的路上向前走以外,沒有其他的方法。美國有一位著名的女詩人,叫作Edna St. Vincent Millay,她有一首詩說:「所有的傷痕都會好,只有一種傷痕不會好,就是放棄希望、放棄夢想所留下的傷痕。」你只要放棄希望跟夢想,這個傷痕十輩子都不會好。所以,我們台灣人不會放棄希望、不會放棄夢想─就是要做獨立自主的人,要建立獨立自主國家的希望跟夢想。因為我們台灣人不願再受傷,不願再悲傷,而且,而且我們不會輸,而且我們會贏,像林義雄先生在四十年前向宜蘭鄉親說的那句話一樣:「不用怕,咱在這裡住得比他們久,有一天咱會贏。」

2014年4月17日星期四

黃明樂 - 不必要的沉默

信報   2014年4月17日

R:

你說,DSE中文作文卷有這一題:「今天發生了一件事情,當時我曾經想力陳己見,最後選擇了沉默。我認為沉默是必要的。」

你問我,該答什麼。

我語塞。坦白講,若我是你,我不會選這一題。我想像自己還在你的年紀,不會有慧根去領悟這句話背後的重量。作為你的老師,我也但願你會活在一個坦蕩蕩的世界,永永遠遠不需要面對這些掙扎。

更慚愧的是,其實老師到今天都參透不了,力陳己見跟沉默之間,應該存在怎樣的關係與平衡,只能跟你分享一個故事。

2013年5月中,我曾經寫過一篇關於長實拆售雍澄軒的文章,供這個專欄刊登。就在文章見報前夕,編輯來電郵,寫道:「原本明天見報的『以和為平』一文,請另發新稿,以供周五刊出,不好意思。」沒有任何解釋,沒有事先通知,拙文已被抽起。而這事情,過去從未發生。

我問,文章有何問題?編輯說,可能引起法律訴訟。我再追問,是哪部分?我很樂意改的。同一時間,求教律師朋友們,異口同聲說文章沒有問題。編輯說,不用麻煩修改了,另寫一篇就好。我再三追問,最後得到八個大字:「只談風月,不談政事」── 老細話,副刊合該如此。

當時,我好想力陳己見,但最後選擇了沉默,乖乖奉上另一篇風花雪月的文章(原本的一篇就交由另一個平台刊登)。我不知自己為什麼會這樣做,是因為珍惜地盤?因為怕事?因為不想得罪人?反正那一刻,我沉默了。

之後,香港社會陸續發生了好多事。有同文在本版專欄險被抽稿,過程似曾相識。也有本報財經作家被要求「只談財經,不談政事」。其他媒體,接連地震。每一次我都有掙扎,有些事情,是否有責任說出來?讀者是否有權知道?

而我知道,這一天,我要講,真的要講了。因為,還剩兩周,拙欄就要停了。內疚了一年,最後機會,不可以再沉默。在這個什麼都講證據,卻也什麼都不會讓你找着證據的年代,最重要的,不是向別人證明什麼,而是對得起良心。所以,R,如果今年在試場裏的是我,這將會是考卷上的答案。

2014年4月16日星期三

焦元溥 - 小國突圍 拚經濟不如拚文化

風傳媒    2014年04月16日

「Zhenya,我要說一件好笑的事。」

趁著鋼琴家紀新(Evgeny Kissin,Zhenya是他的暱稱)來台灣演奏,我終於可以當面告訴他。

「有位鋼琴家在訪問中告訴我,他在北京時,主辦單位說這場鋼琴家群星會本來也邀了你,可是你說你和家人非頭等艙不坐,還要安排超豪華旅館,加上天價演出費,所以最後決定不邀。」

「哈哈哈哈哈。」

為什麼好笑?因為熟識紀新的人都知道,他拒絕去任何共產國家演奏,包括中國。就算給他一億,他不去就是不去。

可是真正的笑點並不在此,而是對一個絕對出得起天價費用,也向來以大方聞名的主辦單位而言,為何在邀約被拒之後,居然編造並傳播這樣的故事?誰不知道北京最不缺的就是錢?

但我們該感到意外嗎?如此言論,以及其背後的態度,我們早已無比熟悉。只要台灣藝人說了什麼不合己意的話,中國多數網民的反應就是要他們「別來中國圈錢」。這其中沒有對藝術創作的討論,沒有對演出水準的討論,沒有對品質高下的討論,開口閉口只有一個字,錢。

如此態度自非一夜造成,但也絕對不能輕視。錢,而且是大量的金錢,足以讓一切變調。

許多有志之士認為對中國全面開放並不足懼。但如此類似「和平演變中國」的觀念,或許僅適用於過去而非今日兩岸。畢竟,「和平演變中國」的預設,在於兩岸皆把自由信念和文化成果視為應受高度尊重的價值。但在短期大量金錢介入之下,這個價值顯然已經動搖。近年來北京大幅建設,蓋了設備最先進的音樂廳與歌劇院,更幾乎可以請到任何想要的音樂家與劇場家。有了那麼多錢、那麼好的設備和表演者,人民總該變化一下氣質,就算附庸風雅也好吧?但你若實際造訪,就會發現聽眾秩序仍然很差,甚至比十五、二十年前更差。

「差」其實可以想像,但「更差」就值得深思。循序漸進而來的富裕,或能逐漸增進人民的教養,但短期大量獲得的財富,不僅無法移風易俗,反而助長並強化暴發戶的自信。對土豪而言,金錢才是價值,而非品質與文化。附庸風雅,即使做作,至少是學習品味。但現在土豪是只要有錢,我就是風雅。金錢可以移山倒海,請國際名家名團到北京演出,可聽眾卻在演出進行中大聲講手機,或索性跨椅睡成大字—大爺我就是禮儀標準,你能奈我何?

就經濟實力而言,就算現在台灣發展良好,也仍然不敵中國。不是說經濟發展不重要,而是要和中國—這全球數一數二大的市場—較量金錢,根本上就錯了。愈是抬高經濟利益的價值,愈是頌讚金錢福音的萬能,以現況而言,就愈是助長土豪心態和暴發戶行為,也就愈失去台灣的特別與價值。

台灣的特別與價值在哪裡呢?就像聽眾水準無法一蹴可幾,台灣在過去四十年所積累出的文化成果與高度,目前仍然難以取代。也因為這個高度(即使可能是想像中的高度而非實際的高度),論及「文化」,台灣仍然是華文世界的金字招牌。

這反映在諸多文化產業與文化想像上。無論歌手或演員,台灣人能在中國開展事業者,從未有人不是先在台灣成名。立足台灣,才有可能放眼中國,因為在中國人民的一般預設中,到目前為止,台灣仍然是高水準、高品質與高文化的代表。這也是有中國器樂演奏家不惜投下巨資在台發片,或歌手即使賠錢也要在台北小巨蛋開演唱會的原因—塑造出在台灣獲得認可的資歷(或假象),對發展中國市場幾乎無往不利。演藝人才如此,作家也不例外。「台灣知名作家」或「台灣暢銷作家」,對中國讀者仍有極大的吸引力。許多在中國頗有斬獲的作家,其之所以成功,不見得是他們遠勝其他中國人,而是因為他們來自台灣。而任何打著台灣旗號的餐飲業,在中國也都能夠受到關注,因為飲食亦是文化的代表。我並非貶低他們的成就:他們確實「好」,但「來自台灣」這個事實,讓他們「好上加好」,冠冕上繞了一圈光。

但這金字招牌還能掛多久,實在讓人不容樂觀。一方面一如前述,暴發式財富已在改變中國人對於文化的尊重,認為在金錢面前誰都必須低頭,無法想像有人就是有錢卻不願賺。另一方面,若把眼光放回台灣,我們自己也在快速崩壞。以我略具認識的出版業而言,從我正式進入開始(在2003-2004年籌備出書)至今恰巧十年,而這十年,正是見證出版市場年年萎縮,閱讀人口逐步崩垮的十年。台灣的神奇之處,在於無論大環境多差,這個島始終出人才。這十年來出現太多比我優秀的寫作者,我望之不可及的同輩與後進,但他們面對的大環境卻比十年前要險惡太多,初版起印從四千、三千本,一路掉到二千或一千五。若在台灣,年輕人建立名聲愈來愈困難,那麼無論他們有多好,作品又怎能銷到中國和中國以外的市場?而年輕一輩如果難以立足,台灣在未來,而且是不久的未來,就將失去文化上的領先地位,從根基徹底崩毀。

而正是這個不斷扯年輕人後腿的大環境,現在卻以前輩的教訓口吻對後輩說:「你們太怯懦了,你們要有競爭力。」

當然,年輕人該自立自強,不能事事依賴政府。但無論年輕人再怎麼自立自強,有些事就是無法靠個人或團體做到。看看香港書展,看看上海書展,再看看台北書展,真的要有極其強悍的信心或相當程度的近視,才能免於自慚形穢的羞恥感。單靠傑出作家或藝術家,並不能阻止閱讀人口流失和藝文環境崩壞,是政府應該務實而非務虛,積極主動地面對並解決問題。而政府可以做的事情,其實太多了。

無論經濟能力多強,和強鄰相比,台灣確是小國。但這是有兩千三百萬以上人口,其實一點都不小的「小國」。我們若想突圍求生,就更應該發展文化並強調文化,而非一味和人比拼經濟,最後落得失去自我。

我很難不把挪威當成模範。就以我所熟知的領域,鋼琴家安斯涅(Leif Ove Andsnes)為例。原先我對他並不看好:他年輕時的錄音雖然「不錯」,卻不到「出色」,而以嚴格標準而言,那其實也就是「普通」。當時也年輕的我,認為再過幾年,或許就聽不到安斯涅的演出了吧!

但萬萬沒有想到,安斯涅可是一路成長,技巧音色都愈來愈好。不只唱片等身、獲獎無數,安斯涅曲目寬廣,從巴洛克到當代音樂皆有涉獵,堪稱穩健步向大師之林的中生代名家。

安斯涅是如何成名的?他僅得「歐洲電視青年音樂家年度比賽」冠軍,而非顯赫國際大賽首獎,年輕時甚至也沒有凌厲快意的超絕技巧。曲目雖有個人特色,卻也稱不上令人驚艷。成名或許還算容易,能持續進步至今,直至舉足輕重的樂壇俊彥,他究竟有何獨特之處?

「我最大的幸運,其實在於我來自一個小卻支持我的國家。」在訪問中,安斯涅倒是坦白:「像我這樣的人,要是生在古典音樂大國,大概根本就出不了頭;正因為我在小國挪威,得到注意並不難,而大家都給我支持鼓勵:政府給我補助,電視台轉播我的演奏,更重要的是挪威民眾持續來聽我的音樂會,讓我能累積演出經驗、持續成長。」

換言之,機運和努力固然重要,安斯涅能有今日,關鍵仍是家鄉政府與愛樂者的支持。如果挪威只是等待外邦大師來訪,吝於給予本地新秀機會與協助,安斯涅也無法自不斷演出中茁壯。挪威願意用心投入,自然也就培養出如安斯涅一般的名家,最後造福自己也造福世界—而那是一個人口僅五百萬的國家。

挪威不同於台灣,沒有虎視眈眈的強鄰。但無論鄰國有多強大,總也管不到我們如何推廣藝文、培養閱讀人口、健全出版市場、厚植文化實力。該做的事情沒做到也沒做好,坐視已有的文化成果逐年崩壞,卻一味強調其實不可能比得過人的金錢利益和助長土豪價值觀—當台灣在文化上都不是塊招牌時,其實也就是徹底失去主體性之日。

這無關仇中或恐中,而是關乎自我滅亡。

支撐自由的並非放任,而是責任。不就現狀審慎評估,純以過去經驗倡論無設防的全面開放,不只危險,以當下局勢而言,更是退此一步即無死所。容我再說一次,就藝文而言,台灣還是不斷出人才,而且不乏世界級的頂尖人才。如何鞏固並增進台灣在華文世界的文化高度,絕對是當務之急,也是我們最強而有力的自保籌碼。亡羊補牢,猶未為晚,但時間不等人,我們已經沒有一分一秒可以浪費。

*作者為知名樂評人、主持人、專欄作家 

區家麟 - 抗爭者的精神狀態

2014年4月16日

【明報專訊】最近,在紀錄片分享會、人權新聞評審過程,內地學者的研討會中,不約而同,觸碰到一個話題:「抗爭者的精神狀態」。

講呢啲?原來大有道理。

上星期,維權律師許志永上訴無效,判刑4年,他因為組織「新公民運動」,協助蟻民請願示威,被控「聚眾擾亂公共場所秩序」。據報道,許志永在庭上情緒激動,其律師希望他「保持理智」。

許志永一向文質彬彬,說話也陰聲細氣,如何在荒謬的世態與強權的壓力中保持理智,是抗爭過程中的要事。

內地抗爭者所受的壓力,除了牢獄之災與無間斷監控,很多細節不為外人道。

例如,他們堅持的理念,家人不一定理解或諒解,年幼子女所受教育,學會了公安是正義的化身,專抓壞人,父母因維權被公安扣押不能回家,小童頓失依靠,又不理解,情緒不易處理。也有不少敢言的人,本來生活無憂,但堅持理念,不肯妥協,結果或遭投閒置散、或遭單位解聘、或遭大幅加租,令生活頓陷困境,只能靠友人接濟,老夫老妻之間也未必能體諒。一人之抗爭,更可能連累兄弟父母的生意,例如劉曉波繫獄,株連其妻劉霞遭軟禁,劉霞之弟亦遭翻舊帳判監,只是冰山一角。很多維權人士因堅持爭取,而連累親人,令家庭分崩離析,親情扭曲,都是巨大代價。

保持理智不容易

相對而言,如果你願意忍氣吞聲,屈膝妥協,活在一個豐衣足食的鳥籠中,反而過得不錯,例如汶川大地震學校豆腐渣工程的死傷者父母,承諾噤聲就有錢收。在顛倒錯亂,天理隱沒的世代中,堅毅不屈者蒼茫中獨行,甚至受人奚落攻訐,前路是看不到盡頭的壓迫,保持理智並不容易,需要強大的意志力。

維權人士深明,異見者在理想與現實中掙扎,在堅持與愧疚中徘徊,抗爭中的孤獨落寞,容易令人崩潰,甚至抑鬱失控,故抗爭者之間需要互相支援,許志永的「新公民運動」,其一目的正是如此,然而,「串連」之舉,正中權貴大忌,小小一個組織,亦不容於強國的威權。

許志永的律師劉書慶在二審辯護辭中說:「南美的一隻蝴蝶搧動翅膀可能會引起一場颶風,但不能因此就不讓蝴蝶振翅飛翔。」

黨國強大,卻恐懼蝴蝶拍翼,泰山壓頂之態,迫瘋的力量強大。許志永最後在庭上疾呼:「共產專制的陰霾必將散去,自由公義的陽光,必將普照中華。」在絕望的處境,仍懷抱希冀,許志永驚人的樂觀、不屈的勇氣,令人欽佩。

抗爭者的苦難故事重複又重複,容易令人習以為常,但是謊言說一千次不能變成真理,壞事多做不會成為正道;只要有一支筆,就要記下時代的荒誕。 

李怡 - 港獨主張是香港民主的思想火種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4月16日

太陽花學運領袖林飛帆接受港台青年組織「看見香港」訪問,他認為香港有比台灣更成熟的公民社會,但受制於所謂一國兩制,政制令民主倒退,他說「香港不只要普選,香港要獨立。」認為「港獨」才是香港民主的出路。

「港獨」,即使在港英時代,英國和香港人都不認為是現實的選項。不僅如此,由於香港人歷來政治冷感,過去關心政治的人也都只是關心中國政治,傳統的中國「大一統」觀念根深柢固,在這種觀念支配下,統一是天經地義,獨立則大逆不道。不僅港獨不能提,連台獨、藏獨、疆獨都提不得。提倡獨立,不是被懷疑背後有外國勢力支撐,就是民族罪人。這種觀念,連大陸和香港的民主人士都無法擺脫。大陸民運人士雖然反共,但往往一講到台獨、藏獨,大一統民族意識就冒起。曾有大陸民主人士訪問台灣,他們在與民進黨人座談時表示,台獨的思想根源是大陸沒有民主,如果大陸民主了,兩岸順理成章就民主統一,台獨也就沒有必要了。民進黨人則認為大陸民主不民主跟台灣無關,總之不要統一。

2000年民進黨執政,香港立法會通過一個反台獨議案,全體議員包括民主派都投贊成票,只有吳靄儀棄權。台灣獨不獨跟香港有啥相干,但香港的政治氣氛就是反台獨。直到上個月的民調,儘管年輕人中支持台獨的已佔58%,但不計年齡的市民中,反台獨的仍佔大多數,反對淨值為29%。至於藏獨,支持者僅佔14.8%,不贊成的就有65.9%。可見,從市民到民主派,大一統都是主流意識。台獨、藏獨尚且如是,就別提港獨了。

獨立,英文是independent,它的造詞結構從dependent而來,指的是與依賴、依附相反的狀態。它的反義詞不是統一(united),統一是指與分裂相反的狀態,是先有分才有合(統一)。一個獨立的人,指其有獨立的思想、獨立的人格、有自主意識及自由意志。未必指這人能自給自足,而是它的行為與抉擇基本上不受他方影響。

中國二千多年的專制主義,如魯迅所說,人民若不是處於「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就是處於「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兩種狀態都是人民對專權統治者的依附、依賴,即與獨立相反的狀態。中國人幾乎與生俱來的大一統觀念是長期專制政治形成的。而近60多年,專制主義只有更加強化。

爭民主的最重要條件,是社會主流尤其民主人士必須有獨立自主的意識。台灣在兩蔣時代,台獨被指為叛亂集團,社會不僅不能有台獨行動甚至不能有台獨言論。直至1980年美麗島軍法大審,涉案人在法庭上提出:台灣應該有宣傳台獨的言論自由。這一個屬於言論而不是行動觀點的論述,掌權者在西方國家關注下不能不認可,並從而被台灣社會普遍認同,獨立的言論從此名正言順,社會也就開始擺脫大一統的依附思想意識。到1992年修正刑法100條,台獨主張被列為純屬言論自由,由此而使爭取台灣本土民主的運動走上康莊大道。

港獨主張和台獨主張一樣,是言論自由,是主張,不是採取行動成立「香港國」或「台灣國」。提出獨立,是要在社會意識上力求擺脫依附觀念的大一統,這是爭取民主的思想火種。事實上,《基本法》所定下的一國兩制、高度自治、港人治港,主導的意識也是香港本地的獨立自主,而絕非大一統架構。毛澤東1920年主張「打破沒有基礎的大中國建設許多的小中國」,是因為「中國四千年政治,皆大架子大規模大辦法。結果外強中乾,上實下虛,上冠冕堂皇,下無聊腐敗……。」當時就有人提出聯邦制,但毛澤東認為先要有「邦」才能「聯」,所以主張各地努力建「邦」。

觀照中國歷史,國家處分裂狀態,人民生活都較為安樂;國家處一統狀態,人民受盤剝壓迫最嚴重。大一統束縛人的獨立思想和自主創造力。春秋五霸戰國七雄,是中國文化最輝煌的時代。意大利北部在14世紀分裂為幾個城邦,是文化鼎盛的文藝復興時期。口頭說民主卻受大一統觀念荼毒的人,實際上無法擺脫依附強權的意識,乞求恩賜民主只可以討一點權力的殘羹剩飯。

所有的人類歷史,有沒有出現過一個地方,向更高的絕對權力爭取民主而能爭取到的呢?沒有。任何地方的民主,都是立足本土,以獨立自主的精神抗爭,民主才得以實現。香港的民主道路,似乎越走越窄,癥結何在?林飛帆說「港獨」才是香港民主的出路,並非不現實,也不是無稽之談。值得香港人特別是民主派去想想。(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蒲鋒 - 大決鬥和《英雄本色》的變奏

明報   世紀版   2014415

香港電影資料館正舉辦「江湖了斷:香港黑幫電影的類型情結」的大型放映活動,回顧香港的重要黑幫片,328日放映的第一部影片,是張徹導演、邱剛健編劇的《大決鬥》(1971)。《大決鬥》的名氣比不上張徹同期的《報仇》,因為姜大衛憑《報仇》獲得亞洲影帝。但是《大決鬥》有着很特殊的歷史地位,它是張徹由武俠片轉到黑幫片的一部關鍵作品。也是1970年代香港黑幫片這個類型興起時的一部開山之作。

《大決鬥》本身有亦很多值得欣賞之處,一點不比《報仇》遜色。影片的製作規模較大,故事也較張徹的成名作《獨臂刀》甚或《金燕子》宏闊複雜。張徹拍得特別認真,看來有意突破邱剛健劇本的成功所帶來的框框。但本文的重點不是討論《大決鬥》的優點,而是它對吳宇森名作《英雄本色》的影響。

黑幫片元素

吳宇森的《英雄本色》(1986)是重拍龍剛1967年的《英雄本色》是人盡皆知的事。但正如何思穎在資料館出版的《江湖路冷──香港黑幫電影研究》的〈《英雄本色》與《英雄本色》〉一文中指出,龍剛版的《英雄本色》並不是黑幫片,吳宇森《英雄本色》的黑幫片元素,豪哥重新拿起槍的動力,Mark哥的豪氣干雲,是從哪裏來的?也早有人指出張徹對吳宇森的影響,吳宇森對此也從來直認不諱,並對跟隨過張徹表示極大的感激。但張徹影響吳宇森的說法稍嫌籠統,而從《大決鬥》這部張徹黑幫片身上,我們正可以看到它如何在人物、橋段和感情上,影響到吳宇森的黑幫片名作《英雄本色》。

《大決鬥》故事講述唐人杰(狄龍飾)是北方一個幫會天興幫主(楊志卿飾)的義子。在一次與敵幫的戰鬥中,杰的義父幫主與敵幫首腦同時喪生,杰代整個幫會承受了殺人的罪名逃往他鄉,停了一段時間卻發覺自己的幫中有人想對他不利,於是回鄉查探,卻發現自己的幫會已經歷大變。老幫主既死,繼任的應是杰的兄長人麟(谷峰飾),但此時人麟卻已因貪瀆罪名被逼走,潦倒街頭。接任天興幫的,是當初忠順,如今露出狼子野心的副手甘文杉(川原飾)。甘不單奪取了幫主之位,而且不再講江湖義氣,逼良為娼。對回來的唐人杰加以逼害,杰原本已想脫離幫會清清白白做人,但面對愛人被迫為妓女及自殺,甘文彬再步步進逼,遂與另一高手江南浪子(姜大衛飾)聯手抗擊甘文彬。杰一直有個追隨左右的手足小茂(鄭康業飾),在生死之戰前杰遣走茂,但茂去而復返,以自己的死換來杰的勝利。

回顧《大決鬥》

把這個《大決鬥》的故事簡述與《英雄本色》對照,自會感到兩者的類似:主要橋段都是講述想退出江湖的主角,重歸故里時,見到原來講傳統道義的身屬幫會忽然翻天覆地了的變化。杰發現甘文彬小人得志,由離開前的次要角色變成僭奪幫會大權的新幫主,與《英雄本色》的宋子豪發現新來的阿成(李子雄飾)已成了不可一世的梟雄如出一轍。至於《英雄本色》的Mark哥,更似是戲中江南浪子、唐人麟和小茂三個角色的結合。Mark哥的風流瀟灑、玩世不恭,像極了姜大衛演的江南浪子。而在豪回來後,見到Mark哥落拓沉淪時的錯愕,其戲劇性與唐人杰重遇兄長人麟竟然十分相似。還有小茂對大佬的忠心耿耿,明知有去無回的死戰,仍然決意跑回去與大佬同生共死的慷慨,也是Mark哥轉回快艇那一刻一樣情緒激昂。《英雄本色》處處有着沿襲自《大決鬥》的痕迹。

類型電影很多情節往往都是互相學習轉用,憑一些場面和情懷的類似本來不足以確定兩部片的承襲關係,上述的情節或場面在《英雄本色》賣座後便在香港黑幫片中經常出現。

翻天覆地

但認真回顧由《大決鬥》到《英雄本色》兩片之間,香港出現過的黑幫片,原來並沒有相類的情節和結構出現過。最近似的一部,是鄧光榮和蕭榮聯合導演的《家法》(1979)中,鄧飾演的大佬洪英,被警方追捕潛伏一段時期後再出現時,自己的幫派已受敵幫控制,兩個弟弟對敵人卑躬屈膝,那種翻天覆地的感覺類似,但《家法》模仿的主要對象其實是《教父》,洪英的回來是仿《教父》阿爾柏仙奴在西西里喪妻後的回歸,因而沒有被僭主篡奪這樣重要的情節,其後展開的鬥爭進程也因而與《大決鬥》和《英雄本色》完全不同。另一講陰謀家僭奪幫主地位的,則有倪匡編劇、黃楓導演的《密宗聖手》(1976),但整個故事由陰謀家的角度逐步呈現,所以沒有主角回歸見到世界大變的戲劇性開展方式,戲劇結構迥異。從發展脈絡看,《英雄本色》是把《大決鬥》沉埋了10多年的重要大橋重新啟動,而再由於《英雄本色》的成功,野心勃勃的手下僭奪舊式幫派的大權,才成為恆常出現的橋段和情節。但情節的類同可參考,始終難以作兩者關係承襲的確證。但意外地我們可以從吳宇森1970年代導演的一部影片,找到他對《大決鬥》心儀的重要證據。那就是《少林門》(1976)。《少林門》還被人提及,是因為它是唯一一部成龍(當時還叫陳元龍)有份主演的吳宇森影片。

吳宇森vs.吳宇森

《少林門》的主角是「潮州怒漢」譚道良,但影片中英雄那一方,其實有三個重要角色,除了譚道良演的雲飛、成龍演的譚小弟外,第三個便是楊威飾演的「江南浪子」,而正如上文所述,「江南浪子」是姜大衛在《大決鬥》中角色的名字。不單這樣,《少林門》中江南浪子的角色起初也如《大決鬥》般那樣風流自命,瀟灑不群,只是增加了角色為情創傷,一蹶不振的情節。兩部影片其中一個重要角色甚為獨特的名字完全相同,性格也相接近,恐怕無法以巧合視之。《大決鬥》在吳宇森心中留下的印記也就可見一斑。而《少林門》的江南浪子又成為吳宇森稍後的影片《豪俠》(1979)中,劉松仁飾演的劍客青衣的雛形,性格和特色都甚為相似。而吳宇森在《江湖路冷──香港黑幫電影研究》一書中的自述也道明,Mark哥便是古代劍客青衣的現代再生版。從這些角色的發展脈絡足供推斷,《英雄本色》實有緣於《大決鬥》者,只是Mark哥是江南浪子、唐人麟和小茂三個角色的結合,恐怕吳宇森自己,也未必自覺。更為巧妙的,是《大決鬥》中的唐人杰和《英雄本色》中的豪哥,這兩個帶着一定承繼關係的角色(但性格和描寫的感情都已作了很大改動),竟然都是由狄龍飾演,不知道狄龍演出豪哥時,有沒有似曾相識的感覺?

作者簡介:影評人。著有《電光影裡斬春風──剖析武俠片的肌理脈絡》,並為《經典200──最佳華語電影二百部》等主編。

文.蒲鋒   編輯 袁兆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