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3月1日 星期日

姚松炎 - 住屋:贏在起跑線

星期日生活   201531

【明報專訊】過去三日,先有財政預算案,繼有發展局賣地表,復有金管局公布收緊按揭成數,針對私人房屋市場的需求和待遇,實行層層收緊,步步進逼。相反,對資助房屋的需求和優惠,卻提供面面放寬,處處厚待。似乎香港政府有計劃進一步加強這套「贏在起跑線」的房屋競爭遊戲,令公營房屋的競爭更加白熱化,私人住屋更加無法負擔。

首先,在財爺的預算案中,坊間原本盛傳有關對細單位加辣的措施,一一欠奉。基本上完全沒有任何解決樓價與租金不能負擔的方案,僅向已貴為業主的家庭提供兩季免差餉的優惠,對未置業或者正在租住私人樓宇的家庭而言,卻被「飛沙走甜」零優惠。相反,資助房屋的待遇則相當優厚,包括提供一個月免租,更首次提出特別專為資助出售房屋業主的「補價貸款擔保計劃」,可以向按揭證券公司借錢補地價,只還息不還本,甚至本息不還,便可出租或出售房屋,鼓勵以資助房屋作為賺錢工具。(現時報道說未到出售,本息均不用還,但我相信最終並不可能。)

收緊私樓市場 放寬公屋限制

同日,房委會亦建議提高申請資助出租房屋的入息與資產限額(分別提高5.8%7%),讓更多家庭可以加入爭奪房屋資助,令競爭加劇。以現時已經長達二十七萬家庭的輪候冊而言,資助房屋(包括出租和出售)的總供應量每年最高只有二萬九千間,本已是僧多粥少,現在放寬申請限制,勢必增加輪候人數,拖長輪候時間,或者減低中籤機會。

未置業或仍租住的家庭對財爺預算無望,唯有寄望發展局的賣地公布,希望增加供應,遏抑樓價和租金上升。豈料公布的賣地計劃,其估計可供應的總樓宇數量,全年只有一萬六千間,與去年的估計一萬五千五百間差不多,但最終只能賣出土地興建6,300間房屋 [0],達成率低於一半。更不堪的是,在29幅賣地當中,竟然有超過一半,總數達15幅是尚未通過城規改劃申請,即係煲無米粥,「吹吓水」而已,達成率可能比去年更低。如此賣地表等同向市場宣布,土地供應根本無法增加,若果外圍因素不變,樓價與租金繼續上升可期。未置業或仍租住的家庭又一次大受打擊。

前兩日心情尚未平復,本已憂心忡忡,周五突然傳來噩耗,晴天霹靂!金管局突然大幅收緊按揭成數,由七成降至六成,連「按保」都從九成下調至八成。本來政府見死不救,唯有人自救,多年來辛辛苦苦、死慳死抵儲了首期,以為可以買樓,怎料一聲收緊按揭,即時生效,買樓夢碎,業主聞風更馬上加租,走投無路,只怪自己當年沒有申請公屋。

房屋資助覆水難收

所謂贏在起跑線,先上公屋者為王。現時的制度完全扭曲資助房屋作為扶助低收入家庭的福利政策原意。根據現時入住公屋的機制,是否合資格住在資助出租房屋(公屋)只考慮申請時的入息和資產,只要申請時不超過限額,一旦成功獲得編配公屋單位,基本上可以享用終身,甚至讓後人繼承。即使被發現家庭入息或資產已超出限額,一般只須繳交雙倍租金,仍然可以繼續居住。根據統計處的資料,現時有多達三十萬戶入住公屋的家庭,可能已經超出入息和資產限額。

只要公屋在手,既享低租優惠,亦可隨時以優先及優惠價購買資助出售房屋(居屋),若果成功買得居屋,資助更是永久享有,永不審查,即使成為世界首富,資助仍然永享,除非業主自行放棄資助,否則永不收回。現時的資助金額一般以樓價的三成至四成半折讓不等,換言之,資助金額實際上與樓價同步上升,即使樓價大跌,業主還有特惠條款,可以原價賣給房委會,保證回購協議永久生效。

事實上,今次財爺預算案中有關「補價貸款擔保計劃」,繼「白居二」計劃後,再一次明益居屋業主,可以借錢補地價,只還息不還本,甚至本息不還,便可出租或出售居屋,直至業主過世或者轉售後才需還本還息,市民的反應一般認為計劃加劇炒風,助長租金上升,不明白為什麼政府多重優待居屋業主。其實只要明白現時資助出售房屋制度中有關永久資助的荒謬,就明白政府唯一可以收回資助的方法就只有提供更多利益,誘使受資助者放棄資助。這就是政府經常提到的加快流轉,意指加快收回資助,讓資助可以流轉。但如何收回資助?上次白居二計劃透過增加買家,炒高居屋價平均15%[1],讓居屋業主獲得額外利益,成功誘使部分業主出售居屋,放棄資助,但配額竟然用不到一半,反映利誘不足。今次加碼,補價貸款借屍還魂,把本來就存在的借錢補地價計劃進一步優化,首次在港提供還息不還本,甚至本息皆不還的按揭計劃,大大增加誘因放棄資助。

得人恩果者賞 自食其力者罰

我和兩位港大同事三年前已提出有關居屋資助難以收回的問題,不能永續,因此曾提議居者有「期」屋 [2],即把永久資助改為有限年期,但政府反喜以利套利,以利誘收回資助,因而造成今天多層優惠集於居屋一身的怪現象。曾受資助而又已發迹者反而獲得愈多資助,得人恩果者賞;從未獲資助而又有骨氣者反遭打壓,自食其力者罰。正如上月本欄提到,房屋到底是權利還是福利?現時香港的資助房屋出現易入難出,甚至有入無出的情况,彷彿已經變成權利,但實情卻是一頭先福利、後權利四不象。關鍵就在起跑線,在香港若想獲得資助房屋的權利,在申請時必須先符合低收入和低資產的福利審查要求,但只要通過審查,獲編配資助房屋,房屋便成為權利,即使飛黃騰達,坐擁千萬豪宅,富可敵國,仍然可以繼續享有資助。除非政府給予更多利益,達至可以滿足放棄資助的價值,才有望收回資助,加快流轉。這就把人的一生命運決定在政府手中,十八歲決定終身。

富爸媽窮爸媽決定未來

若果沒有申請到公屋,在私人市場更加是贏在起跑線,看您有冇富爸媽,我們未來城市研究所最近的調查發現[3],超過四成年輕被訪者認為能否置業,取決於有冇父母財政支援。

可笑是金管局竟然解釋今次收緊按揭是為了遏抑細價樓價格,然而20144月金管局研究部總裁[4]發表論文,根據1991年至2014年多次收緊按揭的結果,發現收緊按揭無助於遏抑樓價。即使不懂數量分析,只要回顧過去六年,金管局已經多次收緊按揭,但樓價仍然繼續升;雖然每次收緊都能產生短期的減少成交量和減慢樓價上升速度的效果,但很快樓價又重拾升軌。

誠然,收緊按揭成數必然可以減低銀行體系的風險,但結果可能把風險轉移到承受風險能力較差的系統,反而會增加整體房產市場的風險。譬如今次銀行收緊按揭,買家為求籌足七成或者加按保九成按揭,可能被迫轉而向其他放貸機構尋求資金,包括透過財務公司承按(財仔按)、私人借貸、父母物業加按轉按等等。事實上有報道指出去年經財仔按的市場份額已經急升一倍,今次再進一步收緊銀行按揭,可能會繼續推升財仔按,令市場風險提高。其他未能加按或者籌足資金的買家,置業夢碎,可能轉而租住,勢必加劇本已嚴重供應不足的租務市場租金升幅,火上加油。

財爺因而提出這一箭三鵰的創舉:補價貸款擔保計劃。一來有助增加租盤,期望紓緩租金上升壓力;二來可以收回資助,在此地價高不可攀之際,鎖定補價,把死資助變成活快錢,機不可失;三來還可益放貸機構大賺一筆,單單每年行政保費已經高達貸款額的1.25%,還未計高於一般市場按揭利率的P-2.5%和首期的保險金更是高達總樓價的2%,對放貸機構來說,財爺真是財神爺!

即使收費如此高昂,但估計市場的需求仍然存在。因為財爺送贈的其實是一項出租期權,價值不輕。譬如一間約四百萬元市值的居屋,若果補地價佔市值約三成,假設為一百萬元,若果參加這項補價計劃,向按揭證券公司借錢補地價,首年約需繳付四萬元,但隨後每年只須支付利息約一萬元,另加行政保費一萬二千元,合共每年二萬二千元。但若果市值租金可達每月一萬元,全年租金可收十二萬元,即使扣除維修費和利得稅等支出,年利潤仍然接近八萬元,不計時間成本,十二年便可返本,只要業主在補價後的壽命長於十二年,期權仍然有利(此例只作講解用途,並不一定符合實際情况,而且每個案的數據金額大不相同),因為業主可以一直不還本金,直至過世。若果本息皆不還,每年只付行政保費,看似划算,其實計算更加複雜,包括欠息是否利疊利,擬參加者應先詳細查詢,並諮詢專業意見,不宜冒進。簡而言之,若居屋業主已另有更佳住所居住,而自覺尚餘壽命不短,買此出租期權仍然相當吸引。

但這正是政府的高招,以此優厚出租期權作利誘,收回資助。日後即使樓價回落,別人的補價金額下降,但因為您已放棄資助,而補價早已鎖定在高位,悔不當初。當然,若果認為現時樓價仍有上升空間,早點補價,早買早着,亦未可知。

居屋借貸補價風險難測

除此之外,必須注意還息部分可以是浮息,當美國實施利率正常化,香港的利率回升,每月供款或最終還款將會上升,屆時租金亦可能下跌,一來一回可以嚴重影響整項出租期權價值的估算,由賺變蝕,風險難測。而最大的損失應該是永久放棄房屋資助,日後即使政府向居屋未補價業主提供任何福利和優惠,皆與您無緣,譬如白居二計劃的15%市值純利,只有未補價業主獨享。根據政府過去的朝令夕改、藥石亂投作風,只要手握資助王牌,將來土地愈來愈缺,政府可能只會加碼送禮,為求買回資助,一擲千金。君不見有著名學者建議政府向全港居屋業主豪送地價全額,若果今次一時貪念,買這出租期權,可能日後後悔莫及。况且,房委會向居屋未補價業主提供的回購保證,價值連城,如同一張安全網,實在無得輸。一旦補價,回購協議自動取消,成本不輕。

當社會批評年輕人不知進,只求一登公屋,不惜一到十八歲便馬上申請公屋,更不擇地點、凶宅,但求早着先鞭,轉買居屋,永享資助;卻沒有議論當年上公居大屋之輩,今日不少早已富甲一方,但仍然佔用公居大宅,未有放棄資助,或者早已大賺一筆,轉售圖利多時,甚或參加白居二,多賺15%。當然,各有前因莫羨人,但若果制度不公,只會扭曲行為,影響社會公平競爭,最終勤無立錐之地,反要交稅不停供養曾獲資助之富豪,情何以堪,理何以存?

[0] 根據發展局2015-16賣地計劃回顧表(http://gia.info.gov.hk/general/201502/26/P201502260506_0506_142707.pdf
[1] 姚松炎(2014) 房產學人——白居二又來了!20141202
[2] 鄒廣榮、黃紹基、姚松炎(2012)新聞發布會,2012210
[3] Castro, B., Yiu, C.Y., Shen, J., Liao, K.H., Maing, M.2015The Housing Pathways of Young Chinese in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ousing Policy, forthcoming.
[4] HeD. (2014) The effects of macroprudential policies on housing market risks: evidence from Hong Kong, Banque de France, Financial Stability Review, No. 18

作者為中文大學未來城市研究所副所長
文 姚松炎
編輯 屈曉彤

練乙錚 - 特首當校監乃殖民惡法 港大要自救應參考台灣

2015年2月26日

政治內戰打到香港大學校園,本來平靜的象牙塔炮聲隆隆,成為特府及左派發動「後佔中第一役」的落彈點;配合此一波凌厲攻勢,年中港大校務委員會連主席在內合共7個由特首校監委任的新成員空降到位,裏應外合之下,港大命危、法學院命危、院校自主命危!不過,問題似乎並不那麼簡單。儘管梁特可把港大的「印把子」奪過來操之在手,但大學的學生、舊生、教職員等一線反對者恐怕不會坐以待斃讓對手予取予攜,其他院校乃至中學生看來也不會袖手旁觀;當權派一意要堅壁清野,很可能引出一場以大學人為主體的主場保衛戰。然而,玉石俱焚終非好事,香港社會要爭取的,是大學最高權力機制的民主革新。

政權與大學之間,存在永恆矛盾;在政治專制的地方,矛盾衝突尤其厲害,政權往往是進擊的巨人,大學則處於絕對的劣勢,只能靠學者的思考與良知,對權力提出一些不識時務的質疑,給社會敲響警鐘,同時準備付出龐大的個人代價。秦始皇要坑儒,羅馬異端審判庭要囚禁伽利略,希特拉要焚書,俄共要把不聽話的知識分子關進精神病院,毛主席要鬥倒臭老九,波爾布特要殺盡識字人,習大大要對「傳播西方思想」的教授動刀。罄竹難書,到了20世紀中葉,西方文化終於發展出完備的「學術自由」概念,不僅保護大學和出版界,還鼓勵學術以多種方式介入社會,同時更非常刻意限制、禁止政權肆意干預大學。遺憾中國領導「不信邪」,少了這一套,乃有特首會同《文匯報》對港大發動的猛攻!

香港這方面的危機有兩重,其一是今天的統治階級販賣的對學問的工具主義論,認為知識不過是搵銀力量或者投靠京港權貴的本錢,「阻住地球轉」的學術人因此是應該拿掉的;其二更加危險,就是本地特首對各大學校務委員會主席及成員等的任命權。

此現存特首享有的不當權力,當然不是香港人民同意賦予他的,而是共和國於1997年從英港殖民政府那裏繼承過來的。這部分殖民專制法權,在80年代相對開明的殖民管治晚期,以及1997年之後短暫的「回歸蜜月期」裏,對大學自主和學術自由的破壞並不顯著,一直到梁特上台,無權不用的京港統治階級圖窮匕首露,大家才驚覺。此點筆者已在2月16日的本欄文章談到,並且以英國本土的劍橋大學的高度校政民主為例,說明該項權力充滿殖民本質,是英國人自己絕對不要的(如果特府貪戀這個權力,不讓本地大學的最高權力結構作徹底的民主改革,就難怪本土論者的「特區政權不過是第二外來殖民政權」說法,在新世代之中愈來愈有市場!)。

然而,談民主自由,並不需要「言必西方」,台灣經驗往往是香港人的更重要參考。在大學校政民主事上,同是殖民國設立、前身是大日本台北帝國大學、今天的國立台灣大學的例子,或比劍橋大學更能啟發。台大的學術地位固然比不上劍橋,在亞洲卻絕對不差,在2012年上海交通大學世界一流大學研究中心的「兩岸四地大學百強排名」榜上,台大排第1。2014年,台大排第3(大陸清華、台灣清華分別超前排第1、2,北大只排第5;香港的科大、港大、中大、城大、理大、浸大、嶺大分別排第4、6、7、13、15、42、88,都在台大之後。當然,各種排名榜的公式都不同,包含主觀因素,只能作參考;在外國的一些排名裏,台大排在好幾間香港的大學後面)【註1】。

台大校務會議權力非常大

大家可以先根據現時的《國立臺灣大學組織規程》察看台大頂層權力架構安排中的兩個要害:校務會議的權力和組成方式,以及校長的地位和產生辦法【註2】。

台大的頂層權力機關就是校務會議,權力非常大,除了有全權處理財政、院系增刪等之外,還可以(一)決定與他校合併、組成系統、成立共同研究中心;(二)提議和通過解聘違法失職的校長;後二者的決定,一經通過,只需報教育部備查或核定後便可施行。這麼大的權力,由什麼人來行使呢?答案是百分之百由校內人士行使,包括:大學校長在內的最高行政主管代表(8),院、系、所的主管代表和教師代表(132),研究員(1),助教(1),職員(8),工友(1)及學生代表(17)【括號內的數目字是現屆校務會議各類代表人數】。

由於教師代表規定佔會議代表的一半,加上院、系、所的主管通常都是大教授,所以就保證了「教授治校」。至於學生代表,人數則須佔會議代表的十分之一,比大學行政主管代表的數目還多一倍。此外,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大學決策不受任何與大學無關的「阿茂阿壽」干擾;任憑你是全民投票選出的台灣總統,或者是總統委任的部長等大人物,也不能委派親信坐到大學校務會議裏指手畫腳說三道四,更別說一個不學無術毫無代表性的什麼長官就可以連人帶馬進駐大學最高權力機關,事無大小指點一切。

台大校務會議的當然主席就是台大校長,因此校長的影響力非常大。那麼這個校長是怎樣產生的呢?

首先,台灣的《大學法》規定公立大學校長人選只需符合一般資格,來源完全開放,更特別指明可以由外國人擔任,不受就業服務法有關國籍規定的限制。此外,《規程》還指明校長遴選委員會的組成:「由校務會議推選之學校代表9人、學校推薦之校友代表及社會公正人士9人、教育部遴派之代表3人組成,主席由委員互選產生」。2013年,台大產生了現任校長,當時的遴選委員會,除了9位學校代表中的7位是教授,還有4位是在其他大學當教授的校友,兩位是台大的前任校長,因此可說是「本校」教授治校選校長。其實,連教育部委派的3位代表都是別的大學的教授,其中兩位還是台大校友。這樣的校長遴選委員會,外面的混蛋政客怎能輕易插手?

可以說,台大在體制上排除了外力干預校政的渠道,體現了「教授治校」,而香港的大學,卻有體制上特設的渠道讓外力「依法」干預校政;後者在現時的政治環境底下,已然引致對「大學自主」、「學術自由」的傷害。

誠然,嚴格地說,世界上沒有一所大學不受外部政治影響,特別是公立大學,經費很大部分是從政府得來,所以經常受威脅,但我們談的是制度保證,一種在法治社會很有效的保證。在歐美日等國,政客可以藉着對大學的資助腐蝕大學某些方面的自主權,財團更會千方百計以利誘的方式滲透校園,但那關乎個別教職員的私德,不是體制問題,而明目張膽威脅學術自由或影響人事決定的事例,在50年代美國的麥卡錫事件之後便未曾有過。今年,加州大學與威望極高的加州州長Jerry Brown刀來劍往,州長要削減大學系統所有十間分校的整體經費,還提出要教職員減薪,但校長Janet Napolitano(president,管整個系統,不同於分校校長chancellor)也不是省油的燈,當過兩屆的阿里桑拿州州長,還是上一任的聯邦政府國土安全部部長。校長警告州長:你不批夠錢我們大學便加學費,學生都會指着你罵!結果,州長乖乖坐下來,真的不是假的與校長「有商有量」。

只因殖民管治更徹底

不止台大,台灣所有的高等院校今天都能做到校政自主、教授治校,外部政治不能公然干擾學術自由;這有其久遠的歷史原因,說來大家也許感到意外:那是因為比起香港,台灣受日本殖民管治得更徹底之故。簡單說,1895年的《馬關條約》把台灣割讓予日之後,日本即把台灣當作自身領土的一部分。1919年10月,台灣第一位由日本派來的文人總督田健治郎就任,以「內地延長主義」為主要施政綱領,強調台灣既是日本領土,必須使台灣人盡快成為文化意義上的真正日本人。1922年年,田健公布新的《臺灣教育令》,取消台、日領人教育差別;除初等教育外,開放台、日人共學。1936年開始的「皇民化」運動,只是加快步伐而已【註3】。由此可見,日本政府刻意把在日本大陸那套管治方式逐步引進台灣,包括教育制度。當然,和那時殖民到台灣的日本人相比,台灣漢族和原住民還是清楚的二等、三等人,受到壓制和歧視,不在話下。

1912年,日本明治天皇去世,大正天皇登基;翌年,日本政壇護憲派發動政變成功,社會思想趨向開放,又由於經濟日漸發達,國際貿易得到發展,國運蒸蒸日上,進入史家稱為「大正民主」的時代。1919年的《帝國大學令》(大正八年勅令第12號,後稱《國立總合大學令》),對明治天皇時期設立的帝國大學系統(含東京、京都、東北、九州4所帝國大學)進行改革,內容包括校政民主;帝國大學以往總長(校長)由文部省任命的辦法,改為校內教授評議會提名、文部省批准。其後帝國大學系統擴充,陸續增加了北海道帝國大學、京城(漢城)帝國大學。1928年(昭和3年),台北帝國大學成立;日本本土帝國大學的各種校政民主制度,也逐步在台北帝大落實。有關的一份研究這樣說:

台北帝國大學草創時期,大學內部「民主」與「自主」並不能運作,而由幾位創校元老主導校務。……隨着草創期結束,代表校內民主的教授會功能才逐漸發揮。先以縱理大學的總長而言,台北帝國大學因位於殖民地,最初兩任總長並未依照帝國大學慣例,由教授推舉總長與學部長;然而當校務運作一段時間之後,台北帝大教授內部亦醞釀自主力量。1941年台北帝國大學第二任總長三田定則辭職,各學部教授會仿照日本國內帝國大學的慣例,實現大學總長由教授會推舉之原則。因此台北帝大第三任總長,是由各學部教授集合於文學部會議室,先自校內、校外選出總長候選人,再於其中決選出總長。然而這種所謂的自主權,並不必然具有與官方「對抗」的意味。在戰前的日本,由於帝大教授具帝國官吏身份,台灣總督對這群具有學官身份的教授也相當尊重……。【註4】

早期的台北帝大教授清一色是日本人,後來才陸續有多些台灣人;前者有利日本本土的體制移植台灣,後者則造就了體制的延續。1945年,台灣重新歸中華民國管治,大部分的日本人教授也跟隨其他日本人離台返日,台北帝大的台灣人教授便承傳了以前日治時期的學術與治校傳統。可惜,1949年蔣介石政府退到台灣,專制主義便限制了台大的校園民主和學術自由,雖有一批有心人苦撐,付出很大代價,卻終無起色;一直要等到台灣民主化之後,台灣的大學才再次享有真正的自主、自由權利。

香港的高等教育可謂有幸有不幸,享受了很多年相當充分的大學自主和學術自由,卻因為英國人從來沒有計劃同化香港人,因此也沒有把劍橋牛津那一套優良校政傳統引進香港大學,殖民地那套法定由港督當校監、委任校務委員會主席及委員的做法,卻由實質不反殖的京港當權派繼承過來充分利用,勢將成為特府箝制大學自主和學術自由的法寶。

以往對惡法全不為意

歷史無限弔詭。日本把台灣佔得徹底卻播下了良好高等教育權力體制的種籽;英國人把香港大學辦得非常出色,卻同時遺下一個在不同歷史政治環境裏已然變得非常可怕的大學權力體制。英殖時代雖然結束了,但必要的體制反殖工作卻還有一大堆未做。英殖民時代的一些法例如廣播條例、非法集會條例等,包含的惡法至今束縛着港人的自由。高等教育環節裏賦予港督/特首的不當權力的若干條例,也屬於這一類惡法。一直以來,本地的大學生和大學教授們恐怕是活得太好了(90年代有好幾年包括筆者在內),對這些惡法全不為意,不少人至今還以為是活在「學術自由世界第一」的天堂裏,事實卻如站在浮沙之上。

民主普選遙不可及,反而若干具體環節特別包括高等教育的反殖,卻是這一代人必須負起、也完全可以完成的責任。

【註1】2014年上海交大發報的「兩岸四地大學百強排名榜」:http://www.shanghairanking.cn/Gr...na_Ranking2014.html
【註2】《國立臺灣大學組織規程》含2014年修訂條款http://host.cc.ntu.edu.tw/sec/All_Law/01/01-008.pdf
【註3】見元培科技大學宋惠中教授的《從土著化與內地化至多元文化論述:由<歷史的臺灣>觀察台灣移民史論述的一個側面》:http://sites.powercam.cc/sysdata...777/attach/9742.pdf,頁9。
【註4】見國立台北科技大學鄭麗玲教授的《台北帝大的組織與校園文化》頁28-32:http://www.twcenter.org.tw/g03/g03_13_03_02.pdf。另外可參考輔仁大學歷史學系葉碧苓教授的《臺北帝國大學與日本南進政策之研究》第三章第二節:http://www.ntl.edu.tw/public/ntl...%85%A8%E6%96%87.pdf。還有明尼蘇達大學歷史系教授Byron K. Marshall的Academic Freedom and the Japanese Imperial University, 1868-1939的前言和第四章,加州大學出版社(1992),這本書港大和中大的圖書館都有。

陳韜文 - 中港政治傳播的新格局

2015227

【明報專訊】中港政治傳播的格局近年起了很大的變化。

說格局已變,首先是指中央政策的改變。中央一向標榜的是「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是河水與井水的和平共處。到2003年大遊行之後,中央決定在香港要「有所作為」。到了今天,一國兩制白皮書已成了政策的新焦點,所強調的是一國優先,強調中央擁有香港全面管治權,強調中央對自治程度的絕對界定權。一言以蔽之,中央要積極多方面介入香港,加強對香港的管控。

一國壓倒兩制的政策

由於政策的改變,中央也動用各方面的資源左右中港的傳播互動。同屬中央直接或間接控制的媒體,好像央視、《人民日報》、《環球時報》,它們不時議論香港事務,有時更上綱上線,實行政治批判。這種公然對香港事務的批評取態,在幾年前是匪夷所思的。本來傳媒有它們報道評論的自由,不必大驚小怪,但是在中國的體制下,傳媒都為執政黨所擁有及控制,是以應該把它們的言論看成是黨國官意的一種表達。

除了國內媒體外,中央還有一批專家和學者可以用來製造輿論。香港講求法治,不少發展問題都也牽涉到《基本法》的演繹,所以上述法律專家學者可以在輿論戰中大派用場。中國的法律專家學者多有官方背景,其意見多是官方取向的反映和折射。與此有關而較引人注意的是今年成立的全國港澳研究會,其會長由港澳辦前副主任陳佐洱出任,副會長則為香港中央政策組前首席顧問劉兆佳。從組織構成及過往言論看來,研究會應該是中央統戰的延伸,旨在加強中央在輿論戰中的地位。

中國大陸公民的聲音在中港政治傳播中的作用並不重要。就算是網絡言論,如果是政治敏感議題,個人的言論也會受到禁止。更根本的情况是網民受制於官方傳媒的屏蔽和單向報道,對香港事務缺乏直接全面的了解,難以產生什麼獨立的民間意見。在針對境外問題上,大陸輿論向來以官方取向為馬首是瞻,一致對外。如果中央認為必要,民間意見也可以動員起來,造成泰山壓頂之勢。不過,目前,只調動官方輿論已夠香港消受了,沒有勞師動眾的必要。

傳媒代議功能的弱化

在中港政治傳播中,香港是處於弱勢的。首先,香港最有組織和龐大的政治力量就是特區政府,它本來應在高度自治的範圍內維護和爭取香港最大的利益的,但是它隨着中央政策的收緊和受制於中央與地方的上下關係,特區政府愈來愈無法顯出它對「高度自治」的政治擔當。在中港政治傳播的格局中,特區政府已成為中央的延伸,連相對自主的聲音也變得弱不可聞。

另一股有組織的政治力量是各政黨及議會。由於選舉制度的規限,無論是議會的構成或是政黨的規模,建制的力量都佔盡優勢。所以中港有任何政治矛盾,建制派都是與中央和應的多,鮮有表示異議。他們跟附屬中央的專家學者的言論差異不大,最大的差異只在於彼此的身分不同,前者是京人,而後者則是港人,但是在立場上,彼此也是內外和應的。

香港的新聞傳媒眾多,本來十分多元化,起着一定的代議功能。不過由於擁有權的轉變,加上中國恩威並施,絕大多數的傳媒在政治上已程度不一地向中央靠攏。就算是傳統標榜獨立客觀的傳媒,已不得不對壓力作出回應,調整領導人事安排及報道言論方針。一直困擾傳媒的自我審查問題,原來是偶發和默默地進行的,現在已變成半公開的新常態。香港更有一些打着本地身分而起着中央喉舌作用的官方傳媒,即是傳統所謂的左派傳媒。它們的言論究竟是民意,還是官意,明眼人是清楚的,但是在運作上,卻又為中央及特區政府所挪用,被視為香港民意的一部分。

公民社會的內部分化

香港的公民社會頗為活躍,有不少民間團體在遇到重大政治問題時都會公開發聲,甚至以社會運動的方式爭取。2003年大遊行可以看成是公民社會自救和爭取權益的重大動作。不過,公民社會在中央和建制勢力的經營下,已呈現出兩極分化的現象,在佔領運動更是表露無違。民主派有不同較為激進的組合,建制派也有不少極端的小團體;民主派有數以十萬計的人參與的「公投」,建制派也有龐大的簽名運動。公民社會的大分化削弱了爭取民主的聲勢,再加上支持民主的公民社會及民主黨派的內部矛盾不斷,民意更互相消耗,因而壯大了一向缺乏道德力量支持的建制派言論。輿論領袖方面,多位名嘴先後被轟,最後離職倒台,而坊間的學者及社會評論員也多方受壓,雖然在輿論上奮力抗衡,但在長期的輿論車輪戰消耗下,疲憊之情已溢於言表。

大局已定下的持續抗爭

中港的政治傳播並非一定是對立的,只不過因為彼此對民主自由等重要價值的看法有基本上的差異,是以不時以對立的形式出現。在雙方對壘的情勢下,中國有統一的領導,有效調動傳媒機器和輿論機器,使人覺得上下唱和,內外呼應,造成壓人的聲勢。反觀香港,權力中心已然受命於中央,傳媒多已向建制靠攏,逐步放棄了它們的代議功能,加上公民社會內部分化不止,民意相互抵消,而整個社會在中央權力震懾之下,現實主義興起,言論界有陷入沉默螺旋之勢。〔註:沉默螺旋,the spiral of silence,維基百科的說明:如果人們覺得自己的觀點是公眾中的少數派,他們將不願意傳播自己的看法;而如果他們覺得自己的看法與多數人一致,他們會勇敢地說出來。而且媒體通常會關注多數派的觀點,輕視少數派的觀點。於是少數派的聲音越來越小,多數派的聲音越來越大。〕

但是,如果我們以為港人從此靜默下去,這也是不切實際的,是過分低估了中港之間的差異以及港人對理想的堅持。中港兩地的觀念、文化、價值和利益多方面都有重大的差異,這是必須承認的,否則中央也沒有大搞什麼「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必要。港人作為一個整體,尤其是年輕一輩,還沒有到願意放棄自治理想和利益的時候,我們可以預期爭持仍會持續,而中港政治傳播的格局也會受到觸動而進一步演變。

2015年2月28日 星期六

李怡 - 被指「港獨」只因為沒有外國勢力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2月28日

繼「光復沙田」後,「光復行動」反水貨客明天延燒到元朗。元朗原居民、知名時裝設計師鄧達智,在專欄狠批水貨客破壞元朗民生,指昔日老店林立的元朗大馬路,近年已成「三步一藥房」的水客街。「元朗街頭是人體,水貨蝗蟲如嫖客,上馬摧殘,迅速插完打個冷震即閃……。水貨蝗蟲不是客,他們並未尊重我們的家是家或旅遊景點觀賞,純粹只求貨,不見得需雙手將元朗奉上任嫖任插。」對於周日反水貨客行動,他說只要和平進行,個人非常贊成。

二月十六日北京《環球時報》報道沙田反水客示威時稱:「反水貨行動實際是……挑起兩地矛盾,又推動實質性『港獨』。」這是中共媒體繼批評「命運自主」是「港獨」之後,進一步將守護鄉土免被蹂躪的人類社會的本能本性反應,予以污名化地指為「港獨」。

甚麼是「港獨」?除了把爭取民主、命運自主、反水貨污名化之外,中共港共又指「港獨」是因為背後有外國勢力支撐。梁振英說有很多資料顯示全球各地的外國勢力介入佔領運動,但他具體指出的是兩筆捐款都使用「滙豐銀行觀塘分行的本票」,真是莫測高深。

事實上,自香港開展爭取真普選以來,兩年多市民意願表達的一再升級——從提出佔中到大規模佔領運動,和中共港共的不斷打壓——從白皮書到人大八三一決定,儘管引起國際媒體和公眾關注,但可稱之為「勢力」的外國政府卻從不置一詞。奧巴馬到北京參加APEC,談到香港也只忙於撇清美國沒有介入,而沒有表示對香港人爭取真普選的支持。英國國會要派團來香港視察中英聯合聲明執行情況,被中共拒絕入境並說中英聯合聲明已經失效,英國沒有作適當反應。曾鈺成說他所接觸的外國駐港領事,都主張香港人應對政改方案「袋住先」。早前英國政府向國會提交香港半年報告,提到希望特區政府與立法會議員達成共識,為年內通過政改鋪路。在在說明西方國家不但沒有支持香港的佔領運動,甚至為了維持與中共的戰略關係或經濟利益,包括在香港的利益,而不想開罪北京。

香港人爭取普選正是在沒有外國勢力支持的狀態下,被中共指為有外國勢力介入而且在搞「港獨」的。

當香港連反水貨都被指為「港獨」的時候,我們發現台灣的現狀卻沒有被中共或港共指為「台獨」。新公佈的預算案在摘要中有一幅地圖,用深紫色代表中國、淺紫色代表其他境外地區,但台灣竟然用了淺紫色!這個「政治不正確」的蝦碌事件,政府已立即補鑊,即時改正網上版,將台灣變回深紫色。

台灣有自己的軍隊,有全面的民主普選,有作為獨立政治實體的一切架構,但中共和港共沒有指為「台獨」。真正原因是甚麼?竟然就是因為有外國勢力介入。

一九九五年六月,美國允許時任台灣總統的李登輝到美國訪問,引來中共強烈抗議,指美國此舉助長台獨勢力。七月,中共向台海發射導彈和在沿海進行軍事演習,九六年台灣舉行第一次總統直選,中共在三月再次射導彈並落在基隆和高雄外海。正是在台海局勢緊張之時,美國於一九九五年十二月指派獨立號航空母艦戰鬥群通過台灣海峽,又與九六年三月自波斯灣加派尼米茲號航空母艦群前往台灣東部海域,預定與獨立號戰鬥群會合。這股外國勢力的介入,立刻阻止了中共的軍事冒險行動,也從那時開始,中共不再提台獨勢力,而是講兩岸的和平合作了。

夠諷刺吧,香港的抗爭被中共指為有外國勢力介入的「港獨」,真正原因正是沒有外國勢力介入;而台灣即使在曾經執政八年的民進黨的黨綱上列明「台灣是主權獨立的國家」,但自二十年前中共武力威嚇遭到外國勢力阻攔後,就不再提「台獨」,反而拉攏台灣各方勢力包括民進黨。

中共的邏輯就是實力邏輯。甚麼外國勢力都是胡謅和栽誣,根本問題是有沒有實力。香港沒有外力支持所以中共認為可以任憑糟蹋。台灣除了有外國勢力支持之外,更重要的是政府有真正的民主授權。體質健強才是真正的實力。

中共現在財大氣粗,對台灣對香港以及對西方國家都採取「以經促政」對策,即以經濟利益作政治拉攏的手段;台灣以獨立自強的體質爭取國際支持;香港過去兩年在建立自己的本土獨立人格方面已漸漸為外界了解,我們能做的是「以民促官」,從爭取外國的民間支持而促使官方支持。奧斯卡的「香港之夜」已露出苗頭,努力吧,即使沒有具體成效,也毋須動搖,毋須灰心。(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2015年2月27日 星期五

區家麟 - 大學之道在追星

絢麗荒涼   作者網誌   2015年2月27日

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的「2014年研究評審工作(RAE)」報告,傳媒視作大學排名比拚,黨媒用作攻擊港大法律學院的鬥爭工具。查閱RAE相關文件,常見一詞,極為礙眼:Cost Centre.

教資會文件,常以“Cost Centre”形容大學學科或學術單位。「成本中心」,商界術語,查查字典,解釋是公司內「只消耗資源,沒有直接利潤」的部門。一用此詞,以做生意思維,有意無意把大學學科「定性」為「嘥米飯」,屁股指揮腦袋,真是倒抽一口涼氣。

既然投入資源了,自然要量度 “output”。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止於至善,在博文約禮、敦仁博物、求新求進……這些教育家珍重的價值、鑿在校徽上的先賢校訓,統統難以量化,怎麼辦?總要找些東西出來量度一下,結果,我們不能量度有價值的東西,往往把能量度的東西就當作有價值,甚至是唯一的衡量標準。

大學要研究,生產新的知識,貢獻社會;大學也要教學,傳遞知識,授業解惑。教學成果難量度,於是大學排名榜、院校高層、傳媒與家長,往往把焦點集中於評核研究;最易量化,就是研究獲國際學術期刊刊載的數目、論文得獎數目、成功申請之研究基金數額等。於是,「進取」的學系,愛招聘外籍教授或「海歸」學者,一來讓大學更「國際化」,爭取更佳排名;外地學者視野較「國際」,慣用英語,亦有助摘三、四星評級,令各「成本中心」的產品,達到國際卓越與世界領先水平,好作交代。本地大學,薪高糧準,吸引知名學者無數,但這些外籍教授對香港有感情嗎?會做本土研究嗎?擅長教學嗎?對不起,都不重要。

再說,研究型大學與教學型大學,本來不應混為一談,香港不需要八間大學一起仰望星空,追求世界「頂尖」研究。教資會的審核報告,雖然多處強調,不同院校與學科,情況不同,不應互相比較,但其圖表的表達形式,正是把各「成本中心」並列,邀請大家作比較。

政府中人,常嘆香港學府缺乏本地政策研究,始作俑者,正是這種評核標準。本地研究,關注面難免較本土,若重政策,則更實務與工具性,較難登「國際」殿堂。專注本地政策研究的學者,在現時大學評審生態下,不易立足。縱使教資會文件強調研究可用中文、發表渠道不限於學術期刊、本土研究也重視、甚至接受論文以外的「創新」研究形式,但你能期望那些操生殺大權的外國學術權威們,會花時間了解本地環境,學習中文,給你一個三四星的讚嗎?

於是,學者最穩妥做法,還是致力得到國際認可,這些論文,若得學術同儕審核認同,當然有價值,縱使凡人難了解,但也增長人類知識,兼提升自身大學排名,是看得到、數得到的聲譽。但是,制度令大批聰敏的頭腦變成離地精英,尤其是人文學科的學者,埋首追求與本地福祉及學生需要完全無關的「知識」,那是極大浪費,我們就要問,比例是否恰當?方向是否出問題?

美國社會學家 Gaye Tuchman 最近寫了一本書 Wannabe U: Inside a Corporate University,她以參與觀察的形式,描繪一所美國中等水平大學的生態。大學公司化,花盡心思追求利潤與討好「顧客」。Tuchman 說,本來,大學只是一種工具、一個載體,為生產與傳遞知識而服務;現在,知識變成一種工具,為大學的利潤與聲譽而服務。「為了追求聲譽,大學的行政人員會花心思去想,研究甚麼才會獲得認同;大學教職員更關心產品(大學教育)的市場形象、關心顧客(學生與家長)與客戶(學生的未來僱主)的感受,多於關心教育本身。」

Tuchman 又指,國家機器試圖把大學「去神聖化」(de-church),試圖以撥款與評審方式,推動大學公司化與教育商品化,重塑大學角色,剝去往日的超然地位,把大學納入國家管控的範疇。

在香港,當權者視大學為九反之地,明目張膽干預學術自主,易引起反彈;蔓妙之計,當在堂而皇之透過學術評審與國際化指標,消耗老師精力,費時做離地研究,明明以教學為主業也要追逐國際頂級研究榮譽,再以一眾排名榜製造壓力,把數字當作成就,討好教育商品的消費者。

Tuchman 說:「大學不再帶領學生去追尋真相、不在知性的可能中闖蕩、不去欣賞最好的藝術音樂與文化、不致力推動開明的政治與公共服務。他們裝備學生找工作,他們不是辦教育,只是搞訓練。」

這正是不信任大學、不信任教育、不信任老師的人,最樂見的事。

2015年2月26日 星期四

區樂民 - 別人的感受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2月26日

和三叔在西環喝完早茶,我們走路回家,三叔把看過的報紙小心翼翼地放進街上的垃圾箱。用「放進」一詞,不完全準確,因為報紙是對摺一下,一半在垃圾箱內,一半是掛在箱外。

「那是間諜互通消息的暗號嗎?」我笑問。

「這是方便拾荒者,不用翻開垃圾箱找報紙。」 三叔說。

「你真會為他人設想。」我稱讚。

「舉手之勞。」

記得很多年前,三叔的家進行大裝修,他和三嬸搬到一個短租四個月的單位。工程完成了,三叔退租,業主來檢查室內狀況。業主開門一看,感動得差點想哭,業主說:「區先生,謝謝你打掃得一塵不染,我多麼希望你是我的長期租客。」三叔當然沒有成為他的長期租客,但跟業主成為長期朋友。

三叔曾對我說:「如果每個人都運用自己十分一的精神,去照顧旁人的感受,世界會變得更美好。」

農曆新年前的兩星期,三叔以紅紙寫了很多揮春,寄給親朋戚友。

「以往是親手送的,」三叔道:「現在老了,走路沒那麼方便,唯有郵寄。」

八十六歲老人送上的祝福,接收的人,必然欣喜。

「人家開心,我也開心。」三叔說。

人緣是好是壞,是可以選擇的。三叔常道:「論銀行戶口內的數字,我並不富有,但心裏,覺得自己很富有。」

陶傑 - 歧視齊哈同胞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2月26日

梁特忽然轉軚,改口稱要跟上面談「限制內地來香港自由行城市」,因為「香港空間有限」。此一改口,雖然明顯是為了下屆直選連任,但也是向在新界轉戰的香港青年反水貨游擊隊屈服,證明沙田屯門的反水貨游擊戰,一來有強大的民意基礎,二來,原來「激進」是能奏效的。

大陸水貨客來香港狂掃貨,引來外國勢力英美傳媒圍觀報道。加上香港法官,將水貨瘋潮嚴正定性為國恥,「蝗蟲」(Locust)這個英文名詞正在走向國際,由中國人開拓的新定義,即將登入牛津字典。

英語文明國家漸漸明白:「世界工廠」的「十四億人口龐大巿場」,唾棄自己的產品,瘋狂湧到前英國殖民地搶購外國日用品。有「留學生」做水貨內應,德國奶粉告急,日耳曼的嬰兒據說就快都沒得吃了。英國和日本,應該會是下一輪淪陷目標。

這樣一來,當初宣稱「背靠祖國」的「董伯治港思維」,加上「香港人不能未富先驕」的梁班子,不得不轉軚了。但是,十年自由行,消費獨大,搞得不事生產,有如吸上海洛英。習慣了,要戒,可就難了。

這就是為什麼西方國家對外來資金湧進買地產,一定要限制。無論英國和加拿大徵收龐大的物業轉售稅,還是泰國不准中國和香港公司在清邁布吉買獨立的別墅,不,不是美國在幕後拉線來圍堵你,而是看見中國人當前拿着錢、在全世界到處嘩哩嘩啦喧嘩亂灑的情緒狀態,中國人把錢送上來,幾百萬元掃LV、紅酒、哈羅百貨,外國勢力對中國人的錢,當然是要的,但是有個限度,人家不想跟中國人一起發瘋。

但是對於「凡事總有個限度」的英式常智(British Common Sense),香特的董梁卻認為是「歧視內地同胞」,還反問「世界上哪個國家會拒絕財神」,這樣就激起據說是暗藏港獨的香港反水軍。經過一番動亂,梁班子好像終於學懂包括「背靠祖國」、何謂「凡事總有個限度」,雖然可喜可賀,但是香港特區這個消費經濟毒癮該怎樣戒,西方傳媒又等着看戲了。

如果只准上海廣州深圳列為自由行城市,遠在齊齊哈爾的,總算也近年富起來,剛也聽說香港的奶粉都是英國的,想也組團來香港,現在卻被禁了,這樣算不算歧視齊齊哈爾的同胞呢?如果激起「來生只做深圳人東莞人,來生不做齊哈人」的抗議,又怎樣防範呢? 

高慧然 - 事先張揚跳樓事件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2月26日

68歲男人疑似患抑鬱症,抱孫跳樓。令人唏噓的是,跳樓男多次向家人提及欲輕生,自殺前甚至兩度傳短訊給老婆及媳婦透露自殺打算,卻絲毫沒有引起家人重視,家人可能把事先張揚自殺短訊視作「狼來了」的另一版本,不予理睬。直至悲劇發生,才痛悔不及。

香港人缺乏對情緒病的認識和重視,這跟教育有關,跟醫療資源不足夠也有關係。世界衛生組織提出每一萬個人應該擁有一名精神科醫生,香港人口超過700萬,而且是個生存壓力極大、生存空間極度狹窄的城巿,理應需要更多精神科醫生,但目前全港只有334名精神科醫生。排期輪候精神科醫生時間極漫長,所以,很多人患有情緒病而不自知,他們身邊的親人、朋友也只會諷刺他們矯情,病人輕生,外人的反應也是批判多於同情,「也太不負責了,一死了之!」「有勇氣去死,沒有勇氣生活下去?」「懦夫!」……

香港目前有大約20萬名精神病患者,其中重型精神病人接近5萬人。醫生與病人的比例,決定了病人難以得到全面的照顧與跟進,精神病人覆診排期超過一年,而每一名病人與醫生見面的時間之短,亦不確保令病人得到最適切的醫治。這是已確診的病人。更多有病而不自知,有病而輪不到醫治的病人,需要社會關注,需要更多的同情與諒解。

林卓廷 - 底線的退讓與投降何異——答羅致光教授

2015年2月25日

【明報專訊】羅致光教授以港大副教授和「不代表民主黨的民主黨黨員」身分,在2月3日以〈看不清的事實與誠意〉為題,就政改分享其 「觀察、分析和結論」,本人認識教授多年,一向佩服其分析能力,但對他是次的觀察、分析、結論,本人均難以苟同,謹與之商榷。套用教授所言,本人的分析只是 「 基於自己片面的知識 」,但我倆相異之處是,本人確信本人有關政改觀點符合民主黨立場。

中央背約 何來誠意

教授鴻文先定討論範圍就是「不討論真普選是什麼東西」,因為中央領導人心中, 「『真普選』的理念基本不存在;若有,亦全不重要……只要符合國家利益及維護國家穩定,便是『好普選』」。教授多年來在民主黨內參與政策及政治辯論,多次指導我們要準確掌握關鍵概念,方能展開有意義的討論。教授要討論政改,但連何謂真正的普選都不討論,實在匪夷所思。此外,如果中央領導人心中對普選沒有基本理念,為何2007年會承諾讓香港在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當時是否自欺欺人?

普選的基本元素,多位海內外著名學者已有豐碩的論述,教授的理解必然較我深入,相信教授應會同意,普選的基本原則是要讓人民有真正的選擇,公平、公正、公開、定期選出政府,不能不合理地排拒有足夠代表性的人物或政黨參選。8‧31的人大常委會決定,規定要提名委員會委員過半數同意方能 「出閘」成為行政長官選舉候選人,提委會的人數、構成及產生辦法又要按照選舉委員會的四大界別組成,對香港政治稍有認識的人都明白,選委會的不公平產生方式,會讓建制派壟斷席位,民主派選委只佔不足兩成,人大8‧31的決定旨在排拒非建制派參選人。這樣不合理的篩選制度,完全違背普選的國際標準和基本概念,因此當人大常委會作出8‧31決定,即代表中央違背了2007年的公開承諾「讓香港人可於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教授身為民主運動的前輩,對於中央的背約欺騙港人居然不置一辭,迴避普選核心問題,做法令人失望。

普選不符國家利益穩定?

此外,教授分析中央領導人思維,認為只要符合「國家利益和穩定」就是「好普選」,同樣地,教授並無就有關說法表達意見,究竟教授是否認同「落實普選會危害國家利益和穩定」的論述呢?外國民主經驗是否如此?教授是否同意中共其實「黨國不分」,蓄意混淆政權與國家的概念呢?

泛民不愛國愛港?

教授認為人大決定是不信任港人,怕會選出一個不愛國愛港的人士做特首。同樣地,文章亦無表示是否同意有關論述。試問中央曾多次讚賞廣大香港市民「愛國愛港」,那麼港人又怎會選出不「愛國愛港」甚至「賣國反港」的特首呢?我認為,根據中央的一貫行事標準,凡不支持中共一黨專政,就是不愛國,並以此假命題,意圖篩選民主派人士,教授一再單純引述中央指鹿為馬的說法而不置可否,恐怕會令人以為教授支持有關荒謬說法。

教授估計 「近月香港的發展……中央領導人對讓香港有普選的誠意,便自然是淡化了」,近月香港最重要的發展無疑是「雨傘運動」,然而運動是在8‧31人大常委會的決定後發生,這決定其實已反映中央政府就普選背約,教授如指「雨傘運動」令中央讓香港普選的誠意淡化是否本末倒置呢?還是文章所謂的 「近月發展」是另有所指呢?還請明示。

誰拉倒普選?

此外,文章先指摘泛民拒絕根據8‧31決定討論「優化」方案,令保守勢力「繼續享有政治免費午餐最少至2020至2024年」, 再分析政改失敗,香港的鬥爭會更激烈,中央對港的信任只會減少,日後政改只會更保守, 「民主倒退」的機會更大。教授不批評中央推翻普選承諾,反批堅持爭取普選的民主派,並諉過民主派要承擔功能組別延續的責任,甚至意圖將日後政制倒退的責任推到民主派身上,難免令人感到教授顛倒是非,意圖為中央卸責。

泛民大敗 普選有機?

教授提出,否決政改後,只要泛民在區議會和立法會選舉大敗,中央就「不怕會選出一個不愛國愛港的特首」,但泛民「不會如此自我犧牲」。教授之說實匪夷所思:

一、民主制度不應為個別政黨度身訂做,只容許一種政治勢力當選的制度,根本談不上普選;

二、就算泛民一時失去支持,但若泛民日後在立法會選舉收復失地,中央是否會取消直選,恢復舊制嗎?

三、同樣是一國兩制的澳門,民主派多年積弱,又不見得中央容許澳門普選,可見教授之言既不合理,亦無根據。

無底線的退讓就是投降

教授認為根據8‧31決定政治發展仍可 「向前走」, 「今天無進展,明天更無望」、「寸土必爭,哪怕它只是一小步」、「可透過一人一票影響未來特首施政」,但本人認為,如果泛民主派接受一個中央所謂 的「普選」方案,將會有不可挽回的嚴重後果:

一、中央可向國際和香港市民聲稱,香港已落實所謂「普選」,政改爭議已圓滿解決,民主派日後再無理據爭取「已經落實」的普選;

二、經不合理篩選再由市民選出的特首,擁有虛假的認受性,可能更易扭曲和騎劫民意,民主派和市民更難以制衡。

其實,民主黨在2010年就是以寸土必爭的策略,談判通過政改,以免中央藉口推翻2017普選時間表,然而8‧31人大決定完全違背普選承諾,民主黨因此別無他選,決意否決這方案!教授身為民主黨創黨成員和民主派學者,不斷引述中央指鹿為馬的觀點,未加駁斥,又建議接受人大違背普選承諾的決定,更將否決普選的責任歸咎泛民主派,言論觀點極接近建制派,令人失望。

本人認為泛民主派如接受以假當真的政改,根本是無底線的退讓,與投降無異,必然令民主力量崩盤,日後更難推翻假普選,未來政制只會小修小補,民主派就算未淪為建制一員,亦只會是為求生存甚或上位,屈膝於權勢,放棄原則,背棄長期理想的機會主義者!

作者是民主黨黨員 

2015年2月25日 星期三

李怡 - 奧斯卡頒獎禮意外地成為香港之夜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2月25日

超過二百二十五個國家播出的奧斯卡頒獎典禮,被英國廣播公司(BBC)稱為:「因一首配樂和一套紀錄片,讓頒獎典禮意外地成為香港之夜」。不僅是因為獲最佳原創音樂獎的《塞爾瑪》(Selma;港譯《馬丁路德金:夢想之路》)插曲《Glory》的說唱歌手Common在致辭時提到香港的爭民主示威,而且因為獲最佳紀錄長片的《Citizenfour》(第四公民)在香港拍攝美國中情局叛諜史諾登(Edward Snowden)的揭密情況。

Common的致辭已廣被香港傳媒報道,《第四公民》這紀錄片與香港的關連則沒有受到注意。

《第四公民》(Citizenfour)的重要組成部份就是二○一三年史諾登在香港匿藏的酒店內接受英國《衛報》記者格林華德(Glenn Greenwald)採訪的過程。與他同行的攝影師蘿拉柏翠絲(Laura Poitras)拍攝了視頻,她就是這部紀錄片的導演。他們一同拍下了史諾登從進入美國國安局工作所得知的真相,並將國安局的監控醜聞「稜鏡計劃」(PRISM)公諸於世,因此榮獲新聞界最高榮譽的普利茲獎。《第四公民》在美國上映已超過四個多月,該片狂掃各大電影獎項,連同這次的奧斯卡,總計已獲四十一個大獎。片中神秘主角史諾登,在二○一三年六月二十三日搭上香港飛往莫斯科的航班,自此在當地接受臨時庇護至今。美國依照聯邦反間諜法律起訴史諾登,並通緝其歸案。奧斯卡頒獎典禮的主持人哈里斯在介紹得獎者上台時說:「《第四公民》的主人公史諾登今晚無法參與,那是因為一些叛國問題。」導演柏翠絲在該片提名奧斯卡之前,被一名美國退休海軍軍官以「洩漏國家機密文件牟取暴利」為由告上了法院。她在頒獎禮上說,史諾登所披露的秘密決策不光是對人民隱私的威脅,更是對民主本身的威脅,「在人們不知道的地方有一隻看不到的手,正在用它的力量去影響我們的生活」。

被指為叛國者,史諾登的行為當然不是所有美國人認同的,至於美國政府既然依反間諜法向史諾登發出通緝,自然也認定他違法和有罪。但違法並不等於不義。在言論自由列為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的保護下,這部電影能完成能上映並橫掃各大獎,則體現了美國的言論自由和創作自由。在香港特首以施政報告批評一份學生刊物的荒唐淪落中,這部電影的獲獎更顯意義。這是陳寅恪在九十年前就標舉並「以生死力爭」的「獨立精神和自由思想」。美國的偉大,不在於不犯錯誤,而在於有言論自由去修正錯誤,在於讓每個人都能成為獨立自由的個體。拍一部以被通緝的叛國者為正面主角的紀錄片,是專權國家不可想像的事。專權政治使人民渺小地匍伏於地,十九世紀英國哲學家John Stuart Mill說:「使人民渺小,就會發現靠渺小的人民是不能完成偉大事業的。」

《第四公民》在香港拍攝,也就是史諾登選擇了香港,《第四公民》的採訪者和導演也選擇香港,因為香港是一個既在美國勢力範圍以外、又能向他們提供法律保護的地方。當然,這是因為牽涉對美國政府的洩密,若牽涉的是對中共國的洩密,那麼回歸前或後的香港就大不一樣了。回歸前,港英政府保護了大批逃來香港的國民黨高階官員,也保護了被中共指為叛徒的張國燾和一些所謂「托派分子」;回歸後,中共公安國安來香港辦案的事情常有所聞。如果來了一個中共的史諾登,特區政府會如何處理,真是不問可知也。

為甚麼一首配樂和一套紀錄片使奧斯卡頒獎禮成為「香港之夜」?因為紀錄片是在香港開拍的;因為紀錄片彰顯了獨立精神、自由思想和新聞工作者、創作人敢於挑戰敏感題材的勇氣;因為香港的法律制度暫時還能保護不涉及中共利益的表達自由的權利;因為香港原來也是充滿獨立精神和自由思想的城市,而這一切近年已迅速變色;因為紀錄片將榮譽獻給所有勇於揭露真相的新聞工作者,而香港的新聞自由近年迭遭侵凌破壞;因為雨傘運動告訴全世界,香港人正爭取選舉制度的改變去保障尚未消失殆盡的自由、法治、文明……。紀錄片和一首樂曲提醒全世界關注香港,樂曲的主唱歌手Common說:「這道(Selma)橋把夢想擁有更好明天的芝加哥南部小孩、為言論自由挺身的法國人、爭取民主的香港人連結起來。」

二百多個國家看到奧斯卡頒獎禮,儘管經剪輯後播出的中國大陸一定沒有Common那段話。基於國際政治利益的考慮,香港爭取民主的抗爭沒有得到外國政治勢力的支持,但全世界觀看頒獎禮的人應該都認識到,我們如同馬丁路德金當年一樣,是一群不甘於淪為奴隸的香港人。(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阮穎嫻 - 全民退保既不公義也無效益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2月25日

全民退保的討論裏,左翼最大的盲點,是看不到原來實行全民退保後,窮人的生活並沒有好過,方案不是最有利社會整體效益,他們也無法證明全民派錢效益比針對援助高。

三千元對於一個只有一百元的人,比起一個已有一萬元的人來說,邊際效益(marginal utility)較大,所以某程度的財產重新分配,可以達至社會效益最大化(utility maximization)。對於貧窮老人,他們本來就有綜援津貼,總數接近三千元,全民退保實施後情況沒有變好。對於富有老人,他們多了三千元,但如果將這三千元付給貧窮老人,邊際效益會較大。因此坊間的全民退保方案搞完大龍鳳,重新分配財產的效益不大,令生活已經過得好的人有更大優勢亦不公義。

在富裕社會,我同意弱勢不論年齡都應得到幫助,我不同意的是老人不論貧富都自動有錢分,福利着眼的是需要,不是年齡。左翼當真要恪守公義,就應叫有資產的退休人士將錢拿出來分,幫助最弱勢,而不是倒轉要社會出錢給他們。香港的代內(intrageneration)貧窮問題嚴重,老者有人有幾層樓收租,也有人執紙皮;年輕者亦有人飛黃騰達,有人捉襟見肘,因此財富再分配不應以代際(intergeneration)為原則。

全民退保支持者說現在的綜援不能幫助弱勢,所以必須全民派錢。世上總有人有需要但沒有申請或申請不到車船、書簿、上網津貼,解決方法是改善制度,而不是全世界都有津貼。

寧願全民派錢而不作甄別,原因只可以是甄別成本比全民派錢更貴,但這條數從來都沒有人計過,也沒有人證明過。老人很少突然變有錢,一生審查一次,然後就是抽查,成本有多高?假設社會有100個人,找出最貧窮的一個人為甚麼比向100個人派錢成本較高?如果成本高,原因是官僚沒有效率,甄別制度繁複,這點整個政府都要改善。

甄別的另一個成本是誘因扭曲(incentive distortion),造成浪費。如果每人待遇一樣,就不會因應甄別制度作出扭曲行為,社會更有效率。不過,全民退保供款門檻本身也有扭曲行為,也造成浪費。如果是因為這個原因,應該所有打工仔不論收入都交一模一樣的供款額才是。

只有在有充份證據顯示甄別制度社會成本高昂,效益還低過全民退保,而沒有任何辦法改善,全民派錢才合理,但這個成本有多大至今仍不清楚。而因為全民派錢沒有審查,我們不會知道誰是窮人,真正窮人也不能得到多於三千元的援助。如果三千元其實不夠窮人生活,而社會又無法支撐每人派多過三千元,就別無他法了。

有人將全民退保說成權利(rights),其實權利都分好多種。一種是消極權利(negative rights),目的是禁止國家或他人干擾別人的自由。這些權利包括人身安全、不受歧視、私隱權、言論、思想、宗教、出版和集會結社的自由。另一種是積極權利(positive rights),推行時必定會強加責任於他者身上並收窄了他們本身的自由。全民退保、教育和醫療這些經濟權利(economic rights)都是積極權利,由於福利必須靠抽稅,因此實行這些權力時是剝奪了他人自由運用私有財產的權利。公民權利(civil rights)並不包括經濟權利,經濟權利也不是與生俱來。

支持者說既然都有12年免費教育、免費醫療,為甚麼不能每人有三千元?他們常說香港沒有世界銀行第一支柱,其實第一支柱就是生果金,亦即公共退保,所以第一支柱一早已經有了。教育及醫療是社會投資,對生產力有幫助,生孩子的家庭除了教育還有其他開支和養育孩子的勞力,醫院也是有需要才去,不會日日去。全民退保只是純粹的財產再分配,性質不同,退休人士收錢後生產力不會大大提高,從打工仔身上抽取卻會降低生產動力,對社會生產力有負面影響。再者,支持者也解釋不到為甚麼人人有權利得到三千元,而不是一千元,或者三萬元?口口聲聲的「權利」只是藉口。經濟權利可以去到幾闊幾遠,沒有框架,最後根本不是權利問題,而是政府有幾多錢可以花,對社會整體效益有幾大幫助。

阮穎嫻
港大經濟金融學院助理講師 

2015年2月24日 星期二

黎廣德 - 過份依賴陸客消費成毒癮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2月23日

羊年伊始,留港度歲的香港人有幸享受幾天安寧:不僅因廣東工廠停工而空氣較清新,商場街道也減少了拖篋輾腳的風險。難得正常生活之際,正好反思我城變得多麽不正常。

梁振英政府有一項能人所不能的本領,就是面對自己一手做成的問題,先扮作旁觀者指指點點,再扮作受害者諉過他人,置真正受害的普羅市民不顧,繼續好官我自為之。政制問題如是,民生問題也如是,近期最突出的例子是水貨客與陸客自由行影響居民生活,這是梁振英三年前競選特首時承諾解決的問題,至今越演越烈。

負責內地事務的局長譚志源多年來任由陸客增長,至去年達4,700萬人次,卻沒有協調其他部門解決矛盾,本應責無旁貸,愧疚道歉還來不及,但他回應新市鎮商場衝突時,居然以受害者自居,表示沙田新城市廣場的混亂場面令他的親戚「遲大到」,妨礙他與家人晚膳。港人不幸,每月花幾十萬元聘請高官扮演受害者,市民氣憤難平事少,香港染上倚賴陸客消費的毒癮事大,再放任不理足以令城市扭曲變形,無法自拔。

去年訪港旅客逾6,000萬人次,比2013年全中國接待5,600萬國際旅客還要多。按土地面積比較,香港接待外來旅客的密度是中國大陸的9,300倍。這驚人數字絕非天方夜譚,自2013年起倫敦超越巴黎成為全球最多外訪旅客的城市,有國際旅客1,680萬和英國本土過夜旅客1,230萬,相比香港2014年有國際旅客860萬和內地過夜旅客1,910萬人次,表面上總數相差無幾,但由於倫敦城市面積比香港大,香港的過夜旅客密度比倫敦高出三成。

但問題遠不止此,因為香港尚有3,300萬人次不過夜旅客,撇除國際過境客約500萬,即日來回的大陸訪客逾2,800萬人次,等於每天平均多出近八萬人在香港活動,部份是走法律罅的水貨客,其餘是「棄國貨、用港貨」的「掃貨客」,根本與旅遊沾不上邊。特區政府為求政治正確,連客觀分析也不敢做,遑論對於構成社會矛盾的三重打擊:水貨客、掃貨客與超負荷過夜旅客,從城市規劃和入境政策方面對症下藥。

令人驚訝的倒是香港人一直如此包容,若果到訪北京的旅客比今天多9,300倍,說不定北京市政府早已出動軍隊佈防,高價拍賣訪京簽證,禁絕外來車輛進城等辣招。最荒唐的現狀是特區政府仍然設置旅遊事務署,而它的職責竟然是不理好醜招攬外來旅客,這正好說明香港中毒已深,忘記了吸引旅客的初衷。

根據聯合國世界旅遊組織在1989年通過的《海牙旅遊宣言》,其中第三條表明:「發展旅遊業的基本條件,是保護自然、文化和人文環境的不受損害。同時,理性的旅遊管理可以大大有助於保護和改善自然環境、文化遺產和提高人的生活質素。」以及政府當局有責任「確定和尊重旅遊地的承載能力,儘管這會導致在某段時期或某個季節對旅客實施限制。」

再進一步,1995年世界永續旅遊大會通過《永續旅遊約章》,列出了18項原則,其中原則八指出:「所有旅遊發展的選項均務須為有效提升所有人的生活質素服務,並令所有到訪點的社會文化內涵更為豐盛。」

由此可見,制訂措施令居民不受水貨客滋擾,新市鎮商場不再異化成掃貨客的天堂,市民交通毋須因旅客超負荷而付出日益嚴重的代價,不僅是香港人對梁振英班子的合理民生訴求,更是特區政府的國際義務。梁班子把發展旅遊的目的狹義理解為增加經濟收益,已犯了低級錯誤;放任香港經濟倚賴陸客購物和水貨收益,只會扭曲投資方向,削弱香港發展多元經濟的動力,令貧富懸殊的社會結構更走極端。香港猶如染上「陸客消費毒癮」,這是罪無可恕的大錯。

黎廣德
公專聯政策召集人 

成名 - 應該「袋住先」嗎?

2015年2月23日

【明報專訊】政府和建制最近不斷放出甜言蜜語與威嚇,游說市民支持「袋住先」、即支持人大在去年提出既違反《基本法》,又讓中央全面操控誰可被提名競逐特首的假普選方案。甜言蜜語包括:2017年「袋住假普選先」,未來可繼續優化普選方案;「袋住先」是賦予香港數百萬合資格選民從未有過的投票權,選出特首。政府強調選擇權既然多了,當然是進步,為何不「袋住先」?否則,立法會主席曾鈺成說:「唔『袋住先』,未來的政制普選就只會原地踏步」;港大法律系陳弘毅教授亦警告:「否決政改方案,普選將會遙遙無期」。「袋住先」有冇風險?「袋住先」對香港未來其實具巨大風險。

「袋住先」的巨大風險

1.「袋住先」觸發優化方案的言論,是糖衣陷阱

人大去年的8‧31決定,提出落實由中央操控的假普選,要有超過50%的提委會委員提名,才可成為候選人,中央由始至終並未表示過提名門檻會在「袋住先」後大幅下降。政制及內地事務局長譚志源在1月29日更公開指出,「要修改候選人和提委會過半數才出閘,即使在2022年,相信亦不會輕率被修改」。他亦強調「在2020年功能組別被全面廢除……基本上在法律上和現實上都非常之難落實」。換句話說,譚志源已否認在2020年會在立法會落實真普選,因為功能組別根本就不符真普選。而在2022年後,習近平下台後,在一黨專政下,一朝天子一朝臣,任何承諾都可再一次被未來領袖推翻;正如在習近平領導下,中央政府頒布白皮書,否決基本法中,除國防外交外,中央不可干擾香港內政的承諾,和提出《聯合聲明》失效論。任何官員和建制派人士,對未來普選步伐的說法,根本就毫無意義!簡單來說,有關「袋住先」將觸發優化方案的言論,是不着邊際的糖衣陷阱。

2. 市民被迫揀一個毒性較小的糖衣毒藥

「袋住先」 將容許中央把具真正民意認受的候選人排除在提名之外,市民被迫揀一個毒性較小的糖衣毒藥。未來的特首在「袋住先」方案下,表面上擁有數百萬市民的民意授權,在北京的操控下,會有巨大誘惑推行23條,或比23條更嚴厲的惡法,箝制港人自由,扼殺港人核心價值,進一步弱化香港的核心制度。落實「袋住先」,不但不會出現如林煥光所講「一切變得更美好」,反而極可能會將香港帶進萬劫不復境地。

3.「袋住先」,勢將泛民分裂擴大

部分泛民若接受「袋住先」,勢將令泛民分裂擴大,進一步削弱泛民的道德光環,弱化香港民主運動,減低了由下而上民主化的成功機會。

民建聯葉國謙強調「世界上根本沒有單一的所謂普選制度……世界根本無所謂真普選/假普選,整個對人大假普選的指控,根本是建基於一個錯誤的前提」。事實上,不少政治學者多次指出,「普選」雖沒有單一政制,但必須符合以下3方面特徵,落實政治平等和以民意為依歸,才稱得上為「真普選」。否則,北韓、伊朗式的選舉制度都配稱為真普選:

(一)政府最高層領袖(包括行政長官及立法議會起碼絕大部分成員),是經由一建基於政治平等、自由的選舉制度下產生。換句話說,每位合資格公民皆有權投下相同數目的選票,以選出行政長官及立法會全部或大部分成員。

(二)任何在野黨或監察政府的公民團體,不能受到無理打壓,以提供市民選出不同政黨執政的機會。

(三)不應對行政長官提名權有不合理篩選,以扭曲選舉反映市民意願的能力。
最後,回歸以來,香港在官商勾結的指標,按照《經濟學人》,連續兩次升上世界第一;在官商勾結嚴峻、 立法會被工商界主導的功能組別影響下,去年樓價創下全球第一,與大量市民收入嚴重脫節;而貧富懸殊,亦早在數年前在發達社會(OECD)行列中排名第一;新聞自由和貪腐,則在中央和特區政府影響下,按透明國際和世界銀行和其他國際指標,每况愈下。相反,香港人向上流動的機會卻大幅落後於眾多民主國家,種種弊端充分反映在缺乏真普選的政制下,整體治理水平、普羅大眾的生活水準,以至大學生未來前途,是愈來愈差,令港人對前景失去信心。若不正本清源,而意圖用「袋住先」欺騙市民多一次,並將否決假普選的責任推在泛民身上,這不單顛倒是非,而延續假普選只會將香港的政治、經濟、社會矛盾加劇。當矛盾爆破時, 對香港的全面負面衝擊,將會是既大且深的!

練乙錚 - 慢一點未必好一點 新階級通吃新常態

2015年2月23日

2008年之後,大陸經濟逐步下行,社會不測因素增加,影響到政治乃至軍事。今年24日,習近平以中央軍委主席名義,向解放軍發出《軍隊基層建設綱要》的最新版本,其中要求部隊在地方上發揮的三大作用之一就是「維護社會穩定」。這個任務對解放軍而言是全新的,1949年大陸解放以來,除了文革期間,從來未這樣提過【註1】。於是,打倒了管政法委的周永康,從黨中央到縣市鄉村的維穩辦卻不但沒有取消,還變本加厲,軍隊也得加入、協作。必要時,只須名義上由特首向北京作出請求,出動部隊維穩這一條,完全可以在香港落實。因此,大家宜特別留意大陸的經濟下行動向,「本土論」者也不可以認為那不過是「中國人的自家事香港人不必管」。本文談大陸當前經濟形勢,並論「經濟轉型」的強大體制阻力。

今年新春,大陸各地普遍限制民眾放鞭炮,有的限時、有的限地,大城市當中,長春最嚴格,規定四環路之內任何時候都不能燃放,北京上海的鞭炮銷售量也減了兩三成;期間,大陸大城市空氣比往年同期清新,過年氣氛卻大不如前。近來,大陸民眾心情的確不甚舒暢,但主要原因恐怕不是不能放鞭炮,而是聽到愈來愈多的經濟利空消息;有關的數據其實不是超壞,只不過經濟下行之勢持續,央行刺激一下會反彈一下,過後卻依然下跌,有的反覆跌了二十多個月。如此滴水慢灌,卻最叫人煩躁。

日中則昃

先看一些關鍵環節。

一、房地產(半年來幾乎全線下跌):
全國新房價指數 1月份與去年同期比下跌5.1%,創2011年有指數公布以來的紀錄;下跌持續了五個月而且跌幅還在擴大,房屋庫存卻不斷增加。一線大城市跌得最少,但滬、京也分別跌了3.2%4.2%;情況最惡劣的是杭州,下降幅度達到10.5%。大陸經濟十分依賴房地產,住房的建造、售賣和租賃服務佔GDP10%左右;與住房直接有關的各行業包括各種原材料生產行業等,總產值佔了GDP的四分之一。

二、價格(通縮來臨,量寬無幫助,患上價格的「日本病」):
較大範圍看,大陸的兩個主要價格指數皆不斷下跌。其中,消費物價指數(CPI;與一年前比)於2011年中開始從106以上的高值反覆下跌,這兩三個月跌勢加劇,1月份跌至100.8,即與去年同期比,只漲了0.8%,微弱不堪;與去年12月比,則更是只增加0.3%,與日本的最新通脹估計看齊,面臨掉進「消費通縮」陷阱。然而,這已經是大陸央行好幾年來不斷「大水漫灌」的結果,落手之猛和效果之微弱都與日本一樣。

再看生產者物價指數(PPI)。這個指數涵括私人日用及工商業用品,範圍比消費物價指數廣泛。大陸這個指數從2011年中開始大幅下跌,實際出廠價格從20121月開始便沒有增加過(指數一直處於100以下)。今年1月份與去年同期比,下跌了4.3%;與去年12月比,就已經跌了1.1%,那主要都是內外需求偏軟的結果。從生產者的收益角度看,大陸這三年來的PPI數字,一直比日本更壞,反映生意難做;後者2011年以來的PPI平均值為102去年平均值約104

三、滙率和資本流向(滙率下跌、資本首現淨流出):
人幣只漲不跌的年代去年結束,全年貶值2.4%,但今年跌幅加快,年初至今已經貶了0.8%2月份以來好幾個交易日更幾近跌停板,乃十年來首次;兌美元的離岸價格更比央行的中間價低出十多二十個點子。人幣貶值雖有利出口,但除了因此不利「經濟轉型」之外,至少還有兩個不良影響,即資本出超、信貸困難;後者很容易理解:次按危機發生以來,外國利率接近零,大陸的利率卻很高,國際資金為追逐高息都跑到大陸,但如果借出的錢回籠之時已經貶值,則高息亦可能不划算。

關於本幣貶值導致資本出超,已經有兩個觀察到的事實,其一是大陸外滙佔款下降:從去年第一季平均月增2500多億(人幣.下同)變成最近連續兩個月減少超過1000億(「外滙佔款」指外幣流入後兌換成本幣流通成為通貨的那部分)。其二是去年大陸自1949年以來首次錄得全年資本淨輸出;那當然主要不是內部經濟強勢、企業向外出擊的結果,而是聰明錢悄悄變換外幣逃離,跑到外國作房地產或其他更好投資。

四、工業服務業產出(八年來增速幾乎同步下跌):
映工業活動增減的滙豐製造業採購經理指數(PMI;【圖1】紅線)自2009年秋季從60+的高峰值開始反覆下跌,2010年中即跌破PMI = 50的榮枯線,其後視乎央行刺激動作而在此線上下徘徊,至去年中單調下降,刺激無效,年底及今年1月皆跌至低於50,表示製造業萎縮(最近幾個月的準確數字見【註2】提到的網站的有關文章)。



服務業方面,滙豐服務業採購經理指數八年來的中長線走勢和上述製造業的幾乎一樣(【圖1】灰線):2007年中從62的高峰值反覆下跌,2011中跌至PMI = 50,之後隨着央行刺激行動在榮枯線上徘徊,去年中再跌至PMI = 50,曇花一現回升至54之後1月份又下跌至51.8
順便一提,從【圖1】資料可見,八年來兩個PMI的走勢高度相關,並不呈現明顯「對沖」或一個增長替代另一個。只不過,由於每次數據雙雙下行時,服務業的跌幅沒有製造業的那麼大,灰線遂在大部分時段裏稍為處於紅線之上。如此,久而久之,總體生產當中的服務業份額遂超過了製造業,呈現輕微的服務業「取代」製造業,即所謂的「轉型替代」。事實上,從大陸官方數據看,農林牧礦業、製造業、服務業的GDP比例分別從2000年的14.7%45.4%39.8%變到2013年的9.4%43.7%46.9%;即是說,期間農林牧礦業比例減少得快,服務業比例增加得快,製造業比例微跌,但變化不大。製造業份額減少,主要是受近年出口減速的影響【註2】。

投資消費的「再平衡」從未出現

早在2000年左右,經濟學界就已經廣泛意識到大陸總體經濟的投資佔GDP比過高、私人消費佔GDP比過低的問題;大陸高層亦差不多在那個時候提出要讓「內需」(指居民消費)代替固定投資(很大部分是為了滿足「外需」即出口市場的需求),成為帶動經濟增長的主力,此即實現所謂的「經濟轉型」、「再平衡」(re-balancing)。可是,快十五年過去了,大陸GDP增幅從2000年的8.4%中高速飆升到2007年的14.2%極高速再回落到去年7.4%中高速,「經濟轉型」不僅並未發生,投資與消費之間的失衡反而大大惡化了。

世界銀行的資料顯示,2000年的時候,投資和私人消費佔GDP的比例分別是34%46.7%;後者比起世界絕大部分國家的私人消費比例都偏低,但「國情」不同(中國人「捱得」),那還可以罷。但是,到了2013年年底,這兩個比例的大小剛剛好倒過來了,變成投資佔GDP47%,私人消費只佔區區34.1%。結論是,應該出現的宏觀經濟「再平衡」不但從來未有出現,反而是愈來愈不平衡了。從【圖2】、【圖3】可以清楚看到大陸投資比例愈來愈高、消費比例愈來愈低的走勢(世界銀行資料)。

「慢增長」「好增長」




【圖2】、【圖3】兩個圖說明什麼?

首先,我們知道,大陸GDP增幅2007年到頂,2008年至今反覆放緩,跌了將近一半,但期間投資和消費比例失衡愈發嚴重。這表示慢增長不一定是「好增長」,大陸GDP的量和質之間沒有這個相關性,遑論因果關係。願望怎樣良好,不等於可以自動變成現實。現實坊間由上到下都流行一種說法,認為往後大陸的GDP增幅下降了,GDP乃至人民的生活質素就都會好一點;那是沒有任何往績做根據的,如果看經濟理論,也不會找到什麼支撐。

想理解這個經濟問題的話,筆者認為應該從過去的發展模式入手。這個模式的特點,就是黨政主導,官員的權力過大,行為無法約束,對市場為所欲為,資本家本身受制,因而要「靠碼頭」,按各級政權擁有者的意向行事,輕忽市場原則。如此形成的,是一個由大大小小中共官僚把持、與資本緊密結合的「搵錢新階級」,大有別於馬克思當年講的bourgeoisie。不是西方社會沒有官商勾結,但程度和性質都不一樣,很難想像蘋果、沃爾瑪、波音、谷歌、星巴克、TeslaSPACEX不斷養出一批又一批拉幫結派的貪官,要勞駕奧巴馬去嚴打。

投資比例高企有利新階級

對這個搵錢新階級而言,GDP的私人消費份額增加沒有什麼好處,因人民收入增加而升官,每個月可以多得俸祿幾許?投資的份額增加就不同了。在權力無所不管無微不至的社會裏,投資必然與權力沾邊;控制了土地開發、使用和轉讓權,控制了各種許可的審批權,控制了公共基建的決定權,甚至控制了大宗重要交易的話事權,在投資環節便好處無限。因此,這個搵錢新階級對投資有偏好:投資比例愈高,他們得益愈大;投資速度愈快,他們得益也愈快。不少身處權力地位的官僚,更有裙帶參與到投資界的活動,一推一就之間,投資就上去了。強調消費,強調人民生活質素,吹牛之外,能有這種好處之萬一?

投資優先,官僚用權力擴大投資、想辦法加快投資,是大陸的權力體制特點;因此,投資的GDP比例高,是體制邏輯決定的,並不是經濟發展遇到一些因素減慢了就會自動改變,導致永久「轉型」。上面說,2000年到今天,投資的GDP比例一直趨增;其實何止2000年至今,大家如果看1980年改革開放初期至2000年之間的數據,結果也是一樣:投資的GDP比例從27%的低點一直反覆上升,連趨勢直線的斜度(gradient)也是一個三十餘年不變的常數【圖4】!


有兩種情況,會迫使投資比例下跌或停滯。其一就是遇上經濟嚴重不景氣。1989年天安門大屠殺、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大陸GDP增幅都急跌一兩年,投資比例也跟着大幅回落;1993年的「宏觀調控」,也有差不多的效應【圖4】。由於消費的波幅一向比投資的小,所以在這兩三個時段裏,投資與消費之間的失衡有所緩和,但那不過是短暫的;一旦雨過天青,搵錢新階級又會再鼓動投資,投資比例又扶搖直上,如【圖4】。這個暫時現象,也許會因為去年今年外圍經濟不理想、出口遇到大困難而再次浮現。

當然,投資的GDP比例有一個「生物上限」,因為人民要活命,還是得有點消費的。因此,自1980年以來的投資比例趨勢線一定會在某個年份開始見頂,其固定斜率也會趨平,不再上升;當然,之後也不會下降(除非那個搵錢新階級到時不見了或者立地成佛變好了解散了)。到了那點,新階級的搵錢機會不能藉投資比例增加而繼續擴大,必然會找其他更可怕的方法搵更多的錢。那個點叫什麼拐點什麼等的收入陷阱都無所謂,但會是大陸階級鬥爭的白熱點,卻毫無疑問。

【註1】《軍隊基層建設綱要》的20152月版和20096月版分別在http://military.people.com.cn/n/2015/0204/c1011-26503834.htmlhttp://news.xinhuanet.com/mil/2009-06/29/content_11618132.htm20096月版的《綱要》裏面,提到「隨着軍事鬥爭準備深入推進,演習和野外駐訓時間大量增加,執行反恐維穩、搶險救災任務增多,基層建設面臨不少新課題」。反恐只是狹義的維穩,的確有需要由軍隊執行。
【註2】正文裏第一至第四點的數據來源:房價數據見http://yd.sina.cn/article/detail-ichmifpx8296072.d.html。消費者和生產者價格指數數據見http://www.stats.gov.cn/tjsj/sjjd/201502/t20150210_681421.html。人幣滙率數字見http://wallstreetcn.com/node/214457。滙豐PMI2006-2015的最新走勢圖來自http://www.hsbc.com/news-and-insight/emerging-markets-pmi
【註3】【圖2】、【圖3】、【圖4】:大陸投資和私人消費佔GDP的比率曲線分別在http://www.tradingeconomics.com/ ... -of-gdp-wb-data.htmhttp://www.tradingeconomics.com/ ... of-gdp-wb-data.html。這些曲線用的是世界銀行數據,與大陸官方數據比較,只有輕微差別,但因為已經換算為百分比,用在本文裏比大陸官方的更方便。

2015年2月22日 星期日

陳電鋸 - 以異鄉狀態存在的香港小說《13.67》

時令讀物   星期日生活   2015222

1367》作者陳浩基

【明報專訊】如果我說 《1367》 是二○一四年由香港人寫最成功的小說,很多人會反對,因為沒有太多香港人知道它的出版,亦沒有幾個香港人認識此書的作者陳浩基。

陳浩基不是二○一四年寫銷量第一愛情小說的那位區議員,他的作品也不是版權動輒以數百萬港幣賣給電影公司的「高登文學」。他只是位在香港主力寫非主流文學類型的作家。這些低調地為香港文壇付出的作家,通常都會像電視劇裏的那些三四線演員那樣被主角的鋒頭蓋過。

他的作品至今都由台灣出版社出版,再像回力鏢那樣少量銷回香港。

他的發迹地也是台灣。他在2011年以作品《遺忘.刑警》勇奪台灣皇冠出版社主辦的第二屆島田莊司推理小說獎。這個華文最具代表性的本格派推理小說獎已辦了四屆,陳浩基是唯一奪獎的香港人。

以香港為背景的《遺忘.刑警》之後,陳浩基仍舊努力寫作,推出不少混合其他類型元素的小說,但作品主線始終仍是他所醉心的本格派推理。

一直至2014年的《1367》,他的作品出現重大變革。

揭露現實的社會派作品

沒錯《1367》仍是一本強調詭計、解謎、破案的本格派推理小說,但將《1367》說成是本格派推理小說,這亦可算是本格派推理常見的「敍述性詭計」。

1367》是一本時間倒敍的中篇小說合集,故事可以獨立閱讀,但故事和故事之間有極為微妙的關係。將這本小說的單一故事獨立抽出來閱讀,的確是非常精彩的本格推理,但當這一群故事聚在一起,形成這本《1367》,卻竟然精巧地組合成一部揭露社會現實的社會派作品。而它要探討的社會問題,就是近日備受爭議的一群人:警察。

篇名的兩組數字,是兩個年份:20131967,正是其中兩個故事的時間點。單單是這兩個年份,可見這作品的社會意味:1967年左派暴動香港警察的身分微妙,2013年警權問題又再升溫。小說的其他時間點都是精心安排的,有警廉衝突高峰的七十年代、經濟騰飛但極度重犯橫行的八十年代、社會大洗牌前夕的後過渡期、回歸前期的冷靜年代……《羅馬帝國衰亡史》的作者吉朋(Edward Gibbon)說,歷史只不過是犯罪的紀錄。如果吉朋所言正確,警察也是歷史的重要角色。要寫《1367》這樣的歷史背景,前期的研究和資料搜集相當重要,由文本可見陳浩基做得一絲不茍,據說他更曾多次向警方索取資料。

陳浩基的《1367》,點出警察在香港不同時空的角色,而貫穿多個故事的主角是由青年一直當差至暮年的主角關振鐸。這個角色在不同年代,由街邊巡警至後期主政刑事情報科,一直秉承他在入職時立下的警察誓詞:毋枉毋徇,一秉至公。

故事時間點——20131967

2014年香港警察人數達兩萬三千人,按人口比例是全球第五名,說香港是警察城市絕不誇張。在警隊這個龐大團體裏,如何不受團隊內的俗流影響,由六、七十年代不「收片」(收保護費)到現在不執行政治任務,一個警察要堅持自己所相信的價值,談何容易。要在警隊內特立獨行,要麼就是不合群被邊緣化投閒置散甚至被革除,要麼就是能力超卓警隊沒你不行,而故事中的關振鐸,猶幸是屬於後者。

身為島田獎得主的陳浩基,設計的犯罪事件建基於香港歷史大案,結構叫人拍案叫絕,而由關振鐸這個記憶力強而且感覺靈敏的刑警解謎,過程方能為人所信服。故事解謎之後,關振鐸就會開始談警察的價值,這些內容在這個世道非常值得細讀。有一章談到警察沒有執行上級的無理指示,去了救人,關振鐸說警察在記得自己的警察身分之前,要先記得自己「人類」的身分。另一章講到七十年代警廉衝突,廉政公署的受害人問關振鐸何以幫助他這個敵人,不與其他警員同仇敵愾,關振鐸說警察要同仇敵愾的首要條件不是大家穿著同一件制服,而是大家要有共同的理念,秉持公義。在讀到這些文字之時,看見現在「慈母」行徑,動不動出棍出椒,令人不勝唏噓。幾年前警察招募海報,大大隻字的標語還有「維護法紀,終身承諾」,最近一兩年改為「服務為本精益求精」,標語有點像招請餐廳服務生或者大廈保安,受僱原來只為提供某種精益求精的服務。雨傘革命後,警察開始了新一輪的宣傳攻勢,在街上見到警察最新的招募海報,畫面上只有空洞的制服剪影,文句強調警察一起穿同一套制服有共同的理念。沒錯,現在同仇敵愾可能只因為大家是穿起同一套衫而已。這是一個唯命是從的年代。

故事中堅持己見、維護法紀、不盲目聽從上級、效忠市民大眾的關振鐸在2013年已是彌留,最終死去。上一輩警察經過種種衝擊而磨練出來的價值,我亦相信己像故事中的關振鐸那樣一去不返。如果這個故事不是《1367》而是《1467》,那可能是恐怖血腥故事。

寫香港小說獲台灣垂青

1367》這一部以香港為背景,野心極大地書寫香港警察歷史的鉅作,明明是應由香港人去欣賞的,卻竟變成一本針對台灣讀者的作品。對台灣讀者而言甚具異國風情的《1367》,竟然破天荒榮獲今年台北國際書展書獎,從來沒有港產作品獲得這項殊榮。這個香港作家為港爭光的故事已是個多月前的事,香港的主流媒體至今仍沒有像「千人食盆菜破健力士世界紀錄」或「香港人投得日本一」之類的新聞那樣寫在港聞版,以陳浩基為關鍵字在慧科搜尋器找香港新聞,只找到《明報》和《信報》共三篇書評和訪問。也許在香港當個推理小說作家,無論你是獲獎無數,還是失敗潦倒,都像是宿命那樣只會成為不存在於這個城市的異鄉人。可惜的是,《1367》亦只會繼續地以異鄉小說的狀態存在,因為它的版權已賣至歐亞多國,即將推出七國不同語言版本。陳浩基的下一部作品亦即將推出,更要與另一位島田獎得獎者寵物先生合著。這極有可能是另一本得獎大熱作品,但仍是「理所當然」地在台灣出版。一切只怪香港這座怪誕城原來可以孕育出世界第一流的推理小說,但卻只有寥寥可數的推理小說讀者。

文 陳電鋸
編輯 高卓怡

蘇賡哲 - 太平輪與張靈甫

溫哥華星島   轉載自   2015年2月17日

吳宇森導演的《太平輪亂世浮生》已經落畫,想不到因為這部電影引起台海兩岸一番政治論戰。

1949年1月27日,從上海啟航前往台北基隆港的太平輪,在舟山群島的白節山海域撞上另一艘貨船建元輪,建元輪當場沉沒,太平輪則負創靠岸搶灘,在離岸僅五百米處沉沒,喪生人數超過一千人。這麼重大的海難事件,一齣電影當然只能營造幾個人的故事。吳宇森想不到他的男主角之一、國軍將領雷義方會引發爭議。

雷義方的原型是國軍十大抗日名將之一的張靈甫,參加過淞滬會戰、南昌會戰、常德會戰,戰功赫赫,日方稱他的軍隊為「支那第一恐怖軍」。其後在國共內戰時,在山東孟良崮遭遇陳毅的華東野戰軍包圍,因重裝備軍隊在山區失去優勢,全軍覆滅,張以身殉職。台灣為表彰英烈,把一艘驅逐艦命名為「靈甫號」。
電影中的雷義方和真實的張靈甫一樣跛腿,既是第一男主角,形象自然是正面的,而他麾下的國軍整編七十四師官兵也不可能拍攝為「無惡不作的蔣匪幫鷹犬」,這就引起大陸當局不滿。

再加上網絡瘋傳張靈甫葬身在一個農家的羊圈下,他的兒子張道宇希望把父骨遷葬陝西故鄉,卻被農家勒索二十萬元不知所謂的鑑定費,網上民意多站在張家一邊,顯示大陸民間對舊民國的尊崇,這也引起中共的警惕。 《人民日報》旗下的《環球時報》發表文章,指擁護張靈甫的人是「項莊舞劍,意在沛公」,甚至把張靈甫比喻為汪精衛。抗日英雄變成漢奸,自難以服人。台灣馬英九政府,久被視為軟弱媚共,際此大是大非關頭,又值抗戰勝利七十周年紀念,乃偶然硬了一次,站起來要中共正視抗日史實,不要再歪曲共軍才是抗戰主力。

同時,上海也有大型活動紀念淞滬戰役83周年,如果把參加了這戰役的猛將張靈甫醜化為漢奸,其荒謬處便尤甚於日本右翼將侵略中性化為進出。

中共的尷尬在於,如果照近年來,大陸比較開明而敢言的史學家勇於承認國民黨將領的抗戰功勳,可是這些英雄人物在國共內戰時又是中共必須抹黑的死敵,這個形象上、評價上的矛盾問題,始終是他們過不了的關。何況他們底氣不足,說到底是假抗日、真擴張。

這裏只舉一例:中共中央文獻辦公室編寫的《劉少奇年譜》,從劉少奇擔任中原局書記到1940年底的兩年間,他所有向中共中央的報告和他對新四軍的指令,沒有一次是為打擊日軍,而是全部針對國軍的。但在1949年他們掌握了話語權後,是非黑白被顛倒過來,變成中共是抗日主力,日本投降了,假抗戰的蔣介石就「從峨嵋山上跑下來摘勝利的桃子」。

張靈甫本身死在沙場,和太平輪沉沒事件並無關係。吳宇森以太平輪為主題的電影尚有下集。沒有雷義方,也許會在沉船的原因上開展劇情。太平輪是撞上建元輪,來不及搶灘沉沒的,這應該是事實,當年上海特區法院的紀錄,以及海事權威刊物《輪機月刊》所報道,發生撞船意外是因為太平輪「超載、超速、抄捷徑」之故。但這三點原因,近年受到質疑,有人深入考察,發現遇難乘客中,有國共雙方的特工混雜,因此引起不少人的遐想。

更值得我們關注的,其實在太平輪撞上建元輪的海難發生後,很多家庭失去經濟支柱的父親,幸得母親力撐危局,栽培好下一代,美國鑑證專家李昌鈺就是這樣出身的人才。他說,這是「太平輪精神」。


Vic:群眾是很容易受愚弄的。中共極力歪曲歷史、操縱輿論是自由世界人所共知的事,大陸人知之者也甚眾,但是大陸人對中共的民族主義宣傳,對中共歪曲事實,抹黑香港與台灣追求獨立自主者之宣傳,卻普遍深信不疑。結果是中共教出了一大堆理不直卻氣壯、滿口歪理、面目可憎,淪為暴政幫凶的愚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