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月25日 星期日

姚松炎 - 兩種公屋政策 兩種社會氛圍

星期日生活   2015125

【明報專訊】施政報告提出計劃,局長姑且稱之為「綠表置業先導計劃」,目的讓富起來的公屋租戶向上流動,可以低價購買全新公屋,政府打本五成,讓租戶早成業主,然後歸還舊公屋再出租,加快流轉云云。計劃卻引來社會劣評如潮,包括(一)計劃既未能加快公屋輪候家庭上樓速度,反會做成最少九個月的延誤;(二)綠表富戶本已享有資助多年,卻易請難送,為了讓富戶更上一層樓,政府增加資助,由資助月租,改為資助地價,被評為制度不公;(三)當此極高樓價之際,把公屋由租轉售,訂價卻以市價計算折讓,即使五折仍然超出一般公屋家庭負擔能力,若非富戶實亦難以上流。

但社會有意見認為,出售公屋、居屋,皆反應熱烈,出現大幅超額認購,實乃天與人歸。况且,有新加坡出售組屋為例,廉價出售資助房屋對穩定社會作用,彰彰明甚。

事實上,政府近年積極增建公屋、居屋,勢必進一步提高資助房屋佔全港房屋的比例。根據房委會資料,現時出租公屋單位數量782,000間,約佔全港住宅單位的30%,資助房屋如居屋單位等則約有394,000間,佔15%,即資助房屋已約佔全港房屋的45%。根據長策報告,未來10年建屋目標48萬間,其中29萬間為資助房屋,只有19萬間為私人住宅,換言之,10年後的資助房屋將由現在的45%,進一步上升至47%。香港的房屋政策彷彿正慢慢走向新加坡組屋化,公營資助房屋佔總體住宅單位的比例將會愈來愈高,最終達至資助房屋佔絕大多數,好比新加坡現時的組屋單位約佔全國住宅單位的88%,是否公屋高比例就可以安居樂業?

在星是權利 在港是福利

然而,香港的資助房屋政策與新加坡的資助房屋政策的最大分別,亦是根本上的分別,並非數量上或者比例上的不同,而是房屋政策的原則有別。新加坡的資助房屋是公民權利,大致上任何新加坡公民,除了超級富豪家庭外,其他公民一律享有政府資助房屋的權利,不但房屋的面積和質素優越,價格均在可負擔能力範圍,可租可買,任君選擇,且政令必行,恆常可信。根據國際住房研究機構Demographia上星期最新發表的報告,2014年新加坡的樓價與收入比只有5.0倍,屬可負擔範圍之內。相反,香港的資助房屋只是貧民福利,屬救濟性質,因此,只有低收入家庭,經過入息審查和資產審查合格,證明屬貧窮家庭,才有資格申請資助房屋。房屋的面積和質量較差,基本政策目的只是為了盡量避免有人無家可歸,談不上安居樂業。

更不幸的是,香港的資助房屋的申請辦法均須浪費大量交易費用,出租公屋需要長時間排隊,現時一般家庭由接受申請後起計,需時約3年,其他低分申請者如單身人士需時更長,動輒57年。輪候期間,無依無靠,或付高昂租金,或住危樓劏房,甚至等不及上樓,飲恨而終。而申請居屋者,不但須通過入息與資產審查,而且朝令夕改,時而停建,時而改弦更張,什麼私人參建、置安心、先租後買、混合發展模式,五花八門,卻總是僧多粥少,每每出現過百倍超額認購,政府以抽籤決定誰獲資助,把基本住屋需要變成一場賭博:時來風送滕王閣,扶搖直上萬戶侯;命途多舛棺材屋,餐風飲露入窮途。况且,居屋的售價並非以申請家庭入息的可負擔上限為依歸,而是根據當時市價的七折計算。以現時香港的樓價與收入比高達17.0倍的驚人數字計算,不但遠超新加坡兩倍有多,更加超出了部分合資格家庭的可負擔能力,導致兩批不幸家庭,一批固然是因為運滯而未能被抽中的家庭,更不幸的是一批既超出申請出租公屋資格,但又無力負擔購買資助居屋的家庭,活在夾縫中,求公不得,求居不能。

這種房屋福利政策迫使年輕人18歲馬上申請公屋,因為只有此時,在未有收入之際,資格尚可符合。一旦公屋在手,以後無論收入如何大升,均可繼續獲得資助,甚至獲得額外着數,譬如平價購買新公屋,政府打本五成,還有止蝕回購安排,均只有綠表家庭(即已享有出租公屋家庭)才有資格一享再享,更獨享優先購買一手和二手居屋特權,尊貴待遇,唯憑當年入息低、入表快、運氣好,先入公屋者為王。

正因為香港房屋資助政策講求申請時間與策略,一子錯滿盤皆落索,政策令全城家庭扭盡六壬,只為成功獲得資助房屋,不惜減人工,不晉升,浪費人生。當新加坡的年輕人可以全心全意努力發展事業和貢獻社會的時候,香港的年輕人卻在自怨自艾,左顧右盼如何申請資助房屋;當新加坡人人能夠安居樂業、全情投入共同發展社會的時候,香港卻人人自危、朝不保夕,無暇關顧社會變化。此消彼長,日子有功,不同的房屋政策主導不同的行為,決定生活安穩還是長期憂慮,最後帶來不同的社會氛圍,影響深遠。

因此,即使香港公營資助房屋的數量正在急遽上升,若果資助房屋政策仍然是以貧民福利為本,而非公民權利為念,加上政府繼續奉行高地價政策與及製造房屋供應寡頭壟斷,人心仍然無法安穩,低收入家庭徒把精神放在申請公屋、居屋之上,高收入家庭、政府、商人則把心力放在炒地炒樓的發達夢中,鼓吹功利,自毁長城。

當然,世上沒有免費午餐,推行公民適切居住權利的房屋政策,必然需要大量資金和土地,因此,稅項的增加或所難免,而且政府必須具備人口管制及擴張城市版圖的能力,長遠方可持續為不斷增加的公民提供適切居所。

每年一房屋怪招 最終一團糟

與其每年推一項房屋怪招,一時港人港地,一時白居二,今次又綠置先導,最終都是一團糟,香港政府不如馬上展開真正的長遠房屋政策諮詢,不是那種計算10年供求數量模型的政策,而是真正從根本原則出發,到底市民希望香港長遠的資助房屋是公民權利,抑或是貧民福利?大家情願改革稅制,改變人口與城規制度來達至房屋權利,還是沿用今天救助扶貧式的房屋福利制度,繼續窮人鬥命長、中產鬥運氣、權貴鬥貪婪的全民耗費精力於房屋的社會氛圍?

然而,自由經濟學派認為市場競爭效率最高,房屋作為可交易投資工具,讓市場決定最高價值,讓全球富豪競爭,追逐資源回報極限,無力負擔者與被淘汰者理應離開此地,另尋歸宿,市場自然平衡。似乎香港現屆政府主掌決策的官員皆以此理論為依歸,特首更已直接明言,家庭入息低於中位數的皆不應獲政治權利,並呼籲對社會不滿的年輕人尋找他鄉的機遇。

但事實上,早在1966年聯合國人權公約已把適切居所列為公民權利,香港作為簽約一方,有責任履行以可負擔房屋作為公民權利的條約。經濟學殿堂級大師約翰密爾(1848年)的經典之作:政治經濟原理第一章第十二節中清晰闡明,土地從本質上與一般生產要素與別不同,土地乃自然恩賜,盤古初開本已有之,土地的存在並不涉及任何人力的投放,因此土地價值從經濟本質而言並不屬於任何人,土地之使用乃建基於民眾之容讓,故必須以公眾利益為優先,這與其他資源的使用權及獲益權有着根本的差別,亦是房屋理應視為權利之基礎。

所謂權利,即視房屋為公民所應得,不論貧富;視土地為公有,公平共享;視公民安居樂業為政府應有之義,安心所需。可惜,自從天道衰微,天下盡歸皇土,官賈則以房屋為資產,價高者得;以土地權益為交易,官商勾結;以吞併掠奪為壟斷,囤積居奇。

幸天之未喪斯文,最近Anna Miller (2014)Public Housing Works,分析了維也納和新加坡的資助房屋政策,點出了兩地以房屋為民權的治國理念,民心歸向。香港房屋政策何去何從,命繫一念。

作者是中文大學未來城市研究所副所長
文 姚松炎

2015年1月24日 星期六

Vic - 大神級人物談翻譯:洪蘭的錯,錯不在洪蘭(真的嗎?)

2015124

新聞報導說,國民黨認為自己之前選舉慘敗的一大原因,是在網路宣傳上落後於對手。中央社124日的報導寫道:『行政院長毛治國今天召集上百名各部會正副首長進行網路趨勢特訓,由台北市長柯文哲的「網路軍師」如戴季全及翟本喬擔任講師,毛治國讚這些講師在網路世界是「大神」級人物。』

這些「大神級」人物我都不熟悉,但我記得戴季全寫過這篇〈革了翻譯產業的命吧:洪蘭的錯,錯不在洪蘭〉。因為當時看完非常不以為然,所以我一直沒有忘記。

戴季全從他19歲時譯第一本書說起,說他當年譯得很用心,但結果很差,「要不是當時的主編心岱找了姚若潔幾乎重譯,這本書根本上不了台面」,然後他盛讚「這本《愛因斯坦的方程式》非常好看,都是姚若潔與心岱主編的功勞……當時的時報出版,擁有台灣最為細膩、近乎苛求的編輯流程,能夠用最好的品質從全世界帶回最貼近原意的全世界知識」。

文章寫到這裡,我們知道的是一名年輕不勝任的譯者將一本書譯壞了,主編找人大修,形同重譯,結果出了一本好看的書。戴先生認為出版社的編輯流程非常了不起,但讀者未免會想:出版社為什麼會將這本書交給一名不適任的譯者?在發譯工作上是否有疏失?如果能發給合格的譯者,還需要這麼辛苦找人大修、形同重譯嗎?如此善後雖然算是負責任,但從發譯開始的整個過程顯然不夠專業吧?

戴先生顯然不認為出版社有什麼問題,他緊接著就很帥氣地說出他的結論:「我寫這篇文章,冒著違背主要聲音(我不會把這種聲音稱之為主流輿論)的風險,我必須一字一字深刻地說:

如此「深刻」的結論,到底有什麼論據支持呢?戴先生文章餘下篇幅,基本上是談產業面的問題,大意是翻譯出版業產值很小,本錢有限,因此大家責怪出版社出了翻譯品質低劣的書也於事無補,他認為「最好還給譯者版稅,取代按字計費。否則一本十萬字的書,一個字 0.6 元翻譯稿酬六萬元,譯者只能在一個月和三個月之間選擇品質或收入低落,而且收入還不會有成長性。」(最後兩句意思不清,是想說譯者收入微薄,所以如果追求品質、慢工出細貨就會收入低落嗎?他提議給譯者版稅或許是出於好意,但是現在許多翻譯書一刷都賣不完,如果譯者不收按字數計算的固定稿費,改為按銷量收版稅,收入很可能更差吧?畢竟不是很多譯者能譯到暢銷書啊。)

戴先生一再強調「只會找出錯誤,其實是一種根本上的錯誤」以及「洪蘭的錯,錯不在洪蘭」,但讀完他整篇文章,我實在不認為他能提出什麼具說服力的論據去支持他的「深刻」結論。

看完戴文,我強烈覺得這是一篇打高空的廢文,真的很unhelpful。洪蘭劣譯的問題有它特殊的地方,但我們實在不必扯那麼遠,只需要思考以下問題:洪蘭翻譯的那些書,出版社拿支付洪蘭的稿費,在台灣能找到勝任的譯者,譯出意思準確、文字流暢,基本上不需要怎麼修改的中文嗎?我願意鄭重地說: !既然如此,為什麼要故作深刻,扯那麼多廢話呢?

相關文章:

李怡 - 年輕人保守等於敲響城市的喪鐘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1月24日

世界上所有的政經界領袖,沒有一個人不認為青少年是未來、是希望的。即使大魔頭毛澤東,也說過廣被引用的話:「世界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但歸根結柢是你們的,你們年輕人朝氣蓬勃,像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希望寄託在你們身上。」

年輕人的特點是甚麼?是滿腔熱忱,追求真理,追求社會的公平、正義,不考慮個人得失;但缺乏經驗和見識,往往莽撞而碰壁。國學大師牟宗三說:「三十歲以前不相信社會主義是沒出息,四十歲後你還相信社會主義,你就是無見識。」羅素也說過類似的話。「沒出息」的意思是,若年輕人早早就非常現實,不願冒險,怕損失,面對社會的不公義、不平等無動於衷,沒有對理想的追求,就不可能有激情,有奮鬥,有推動社會進步的意向,在日後的歲月也只能安分守己,不會有甚麼出息。「無見識」的意思是,當你年事漸長,了解社會現實之後,倘若你仍然相信社會主義追求的分配平等的理想,就會落入奧威爾所說的「有些動物比其他動物更平等」的巢臼,是為「無見識」。

儘管所有政治人物都肯定年輕人的熱情,但不同政治體制就會有不同的青年政策。專權政治往往會利用年輕人的熱情、追求理想而缺乏見識的一面,或通過洗腦式的意識形態宣傳灌輸,或樹立一個讓年輕人盲目崇拜的領袖偶像,再配合強調紀律、服從的軍事思維或訓練去加以操控,組織起一批沒有獨立思考而在意識形態帶領下一味服從的青少年軍,去執行殘酷的非理性鬥爭任務。納粹的黨衞軍,蘇共和許多共產政權的青年軍訓,中共文革時的紅衞兵,以及赤柬少年軍,都是獨裁政權推行軍權主義,利用青少年去鬥爭無辜者的手段。青少年由無知而產生的非人性殘暴,是因為他們相信自己所做的事是為了實現偉大理想,正如正常人要殺人總不免有良心的掙扎,但劊子手殺人則為了「正法」,一個個殺來毫無罪疚感。紅衞兵鬥爭自己曾經尊敬的教師或父母,也是為了「追隨毛主席的革命路線」而一臉正義。專權政治的青年政策要貫徹的是單一「理想」的追求,過去是社會主義,現在是愛國主義即國家主義,而嚴厲反對的是每一個人的獨立思考和多元探索。

民主體制和現代文明國家的青年政策,則強調主政者要與年輕人溝通,了解年輕人的想法和要求,也讓年輕人了解現實的運作和實現理想的階段性。既在政策上給年輕人機會,又讓年輕人增長見識。文明社會鼓勵年輕人冒險,而不主張年輕人保守,因為他們沒有家室、子女、房貸的負擔和現實壓力。十九世紀美國一位著名演說家Henry W. Beecher 說過一句名言:「如果一個國家的年輕人保守,這個國家就敲起了喪鐘。」

沒有經驗既是年輕人的缺點,也是他們的強項。成年人會知道達成某種事情很不容易,甚至不可能。年輕人沒有這個負擔。馬丁.路德.金帶領罷乘運動,不過二十六歲;比爾.蓋茨二十歲創立微軟公司;朱克伯格十九歲建立facebook。巴基斯坦十六歲的馬拉拉為爭取婦女受教育,在上學途中遭暗殺,一度危殆,康復後仍每天站出來要求改變。

當梁振英批評《學苑》的「民族自決論」,筆者想到的是,幸而有《學苑》這樣的聲音,否則面對香港這幾年的文明崩解、政治淪落、謊言遍地,如果沒有年輕人發出這種聲音才可怕,因為年輕人的保守等於敲響我們這個城市的喪鐘。

佔領運動期間,羅范椒芬說,近日移民外國的人多了,原因是「怕了現在的年輕人」,如果他們日後當權,香港不知會變成怎樣;梁愛詩表示不放心將香港交給年輕人。陳佐洱怪罪香港教育培養出「苦瓜毒豆」。梁振英施政報告說要撥巨資支持中小學到大陸交流學習每年至少一次,又由駐港部隊協助建立封閉運作的青年軍。他們都迷信自上而下的洗腦教育。掌權者的一切青年政策的動作,都朝向軍權國家的統一思想、統一(軍事)行動的黨衞軍、紅衞兵的方向。他們抱怨年輕人,如同魯迅《風波》中的九斤老太,慨嘆「一代不如一代」。差不多一百年了,世界已進入年輕人創新並不再服從權威的時代了,軍權主義是一定會成為過去的。任何政治力量,若不能與年輕人溝通,就只會遇到持續無休止的抗爭,或在死氣沉沉中敗亡。(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2015年1月21日 星期三

李怡 - 香港人不應在言論上「被設禁區」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1月21日

梁振英在立法會回答問題時,反問梁家傑是否支持「香港獨立」的論調;在城市論壇上,新聞統籌專員馮煒光數度逼王俊杰和游清源表態是否支持港獨。梁家傑似乎被迫表態,說「反對香港獨立」,王俊杰強調「自決不等於獨立」,游清源則指馮此舉猶如文化大革命要「人人表態,個個過關」。

梁振英在施政報告中批評《學苑》關於自主自決的討論,目的很明顯,就是要把爭取真普選、佔領運動、雙學和《學苑》的「香港民族自決」論連結在一起,引導社會輿論和無知市民認為爭取真普選就是謀求「香港獨立」,而「港獨」則是「原罪」,不但做不得,而且說不得,主張不得的。連日來,不僅梁家傑表態「反對香港獨立」,泛民也只是維護《學苑》的言論自由,無人支持自決更遑論獨立,眾多政客、報紙評論更唯恐不及地表態,力斥港獨言論或主張。

毫無疑問,香港獨立在香港小環境、中國大環境甚而世界更大環境中,都缺乏生存空間。在中共財大氣粗的強勢下,既沒有外國政治勢力支持,也不會有大陸內部勢力響應。但自主自決以至期盼香港獨立意識的滋生和成長,卻確實與普選議題相關。因為普選的普世觀念,人權宣言的設定,都在於要體現每一個選民的自由自主的意志,這也顯然是香港人數十年爭取普選的要義所在。一黨提名由選民去蓋橡皮圖章的選舉,體現的是中共的「民主集中制」,卻不屬於必須反映選民自由意志的普選。正是這種假普選和近兩年來種種荒誕的狡辯言辭,激發起香港市民特別是年輕人的自主以至獨立意識。當然,除此之外,還有近年越來越讓香港人難以忍受的港中融合、香港大陸化,尤其是有一個說謊成癖而低能的「人辦」梁振英,也不斷激發香港人的自主自決意識。最近人大副委員長陳昌智在深圳與港區人大政協會面,據引述陳昌智在會上強調,「支持梁振英就是支持中央」。對於有切身感受和有是非觀的香港市民,如果這句話成立,如果支持中央就要支持這個說謊「人辦」,那麼相信很多人是寧可不支持中央甚或不做中國人了。滋生香港自主自決意識的土壤真是越來越肥沃。

梁振英批《學苑》以及搞人人過關反港獨,不僅是針對一個不存在可行性的港獨偽命題,而且若港獨連講都不能講的話,那等於閉塞了香港人的思想,言論自由遭壓制,學術自由和思想自由也得不到伸展。

世界上對於言論自由的原則和限制,早在數十年前已十分清晰,筆者也不知寫個多少遍,在梁共政權打壓言論、人人過關的噪音中現在不得不再重複一次。言論自由的禁區只有一點,就是不能造成「明顯和立刻的危險」,比如不能在擠滿人的戲院無根據地大聲亂喊失火。除此之外,包括說錯的、不可行的、違憲違法的言論,都沒有禁區,因為只是言論,而不是行動。幾十年前美國曾有共產黨人鼓吹武力推翻政府,大法官道格拉斯以共產黨雖有組織卻無力量為由,反對判其有罪,因為既無力量就不可能構成行動;對於「鼓吹」,他認為若把這作為剝奪言論自由的標準,就十分危險,因為「鼓吹」講的是意圖,而意圖是摸不着、看不見、很難辨明的東西。因此,主張甚麼,鼓吹甚麼,只要不涉及行動,都屬於言論自由範圍。只有當言論成為行動的一部份,比如安排人們第二天早上用武力進攻警察局,才應該禁止。

北京清華大學,有一塊立於一九二九年夏的王國維紀念碑,碑文由陳寅恪教授撰寫,其詞曰:「先生之著述,或有時而不章;先生之學說,或有時而可商;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同久,共三光而永光。」「三光」,指日月星。

中共建政後六十多年,凡有獨立精神和自由意志的知識分子,都被扼殺打壓務盡,獨立精神和自由思想,早被拋到九霄雲外去了。依靠武裝革命起家的中共政權,崇拜暴力,軍隊一直由黨控制,歷次危機都靠軍隊敉平,文革時的軍訓和軍管,體現中共迷信以服從和紀律為基礎的軍事管理。

香港過去的發展,依靠的是法治下的獨立精神和自由思想。而基礎則是言論自由。現在梁共政權,沿用的卻是中共壓制言論和迷信軍事管理那一套。

維護獨立精神和自由思想,香港人不應在言論和主張上「被設禁區」。筆者認同李德成教授昨天文章的結語:「如果要我在港獨和禁止討論港獨作一選擇,我會毫不猶豫選擇港獨。」(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2015年1月19日 星期一

李純恩 - 胡司令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1月19日

香港成立「愛國青年軍」,由梁振英太太擔任「總司令」。

看見「總司令」三個字頓覺喜感十足。「總司令」本來是很威武的銜頭,三軍總司令,何等英明神武,但這個銜頭落在梁太太身上,突然卡通化得令人笑出來,同時想到的四個字,便是「蝦兵蟹將」。

這也是沒辦法的事情,梁太太一向是個香港市民娛樂源,她每次現身都令人發笑,似乎有她的存在,香港人已不需要笑話了。

我見過很多總司令,那是在我很小的時候,「文化大革命」開始了,「文革」一開始,造反派、紅衛兵湧現了,各種各樣的「造反司令部」也如雨後春笋,遍地開花。既然有那麼多「司令部」,必有那麼多司令,於是滿街的司令。有的司令想鶴立雞群一下,便自封「總司令」,其他不想做雞的,也紛紛改稱「總司令」。於是你做「總司令」,我也「總司令」,結果遍地總司令了。

那時有一齣京劇叫「沙家浜」,講的是「新四軍」抗日的故事。劇中有個充滿喜感的壞人叫胡傳奎,是個雜牌軍頭目,故稱「胡司令」。胡司令肥胖而蠢,常出錯,鬧笑話,比一本正經的新四軍英雄生動有趣,反倒成了令人印象深刻的角色,大家記到今天。這一天,看到梁太太做了「青年愛國軍」總司令的新聞,不禁想起了胡司令,他的那支雜牌軍,叫「忠義救國軍」。

馬嶽 - 一盤沒有下完的棋

2015年1月19日

【明報專訊】奧當諾與史密特(Guillermo O'Donnell and Philippe C. Schmitter)在1986年發表的:《從威權管治過渡:不確定民主的暫時結論》(Transitions from Authoritarian Rule: Tentative Conclusions about Uncertain Democracies)是研究第三波民主化的經典著作。全系列共4冊,總結了拉丁美洲和南歐國家的民主化經驗。在這本短短72頁內文的理論總結中,兩位學者強調民主轉型的過程和結果都難以確定。在結論部分,作者以一個「多層、多人博弈的棋局」來比喻民主化的過程。他們的中心論據,是在民主轉型的博弈中,不同行動者在不同層次博弈,而其間遊戲規則和參與者都可能不停改變。這比喻最重要的是:每一着棋都互相影響其他人的行動,亦影響民主進程,令進程和結果非常不確定。

無法動搖上層棋局

香港的民主化作為一盤轉型棋局,多年來最大的困難是至少有兩層的棋局,一層在於整個中國的決策層,一層在香港的各界政治力量。香港爭取民主的人士,多年來下的棋都大致在香港的一層棋局,但真正決定香港能否民主化的是中國一層的棋局,而香港這一層無論怎麼走,似乎都不能影響上一層。反過來,上一層的棋局操控了香港保守陣營和政府中的棋子,每一步都其實只是按上層的棋局走。爭取民主者多年來,與之博弈的主要是這一層的棋子。

自從佔領運動中後期以來,這個棋局已成了僵局。爭取民主的力量覺得似乎做什麼也不能改變中央的棋局,最後只能暫時退場,思考下一步棋。有建制派中人竟然以為「政府小勝」,請問勝了什麼?

失卻信任棋局難再下

1980年代開始,中央政府願意局部開放民主化,以至在《基本法》中承諾最終有普選,關鍵是要爭取香港民心。很多人可能都知道中央不會相信民主,但總覺得中央還是要爭取大多數香港人的認同和接受的,大家就在這理解下對弈下去。

隨着長期的拖延普選,港人的信心已逐漸喪失。這次政改首先是諮詢報告不誠實使用民意,加上8.31決定根本是完全不理會香港民間對真普選的訴求,其後無論是面對大規模佔領、學生絕食和上京陳情,都是「我自巍然不動」的天朝心態,重視權力和控制遠遠超過爭取人心。整個過程已經令中央和特區政府失去了(至少是重視民主的)人民的信任。在失卻了人民的信任後,任何的商討都變得困難,任何的承諾都難以入信,往後的棋局已經很難再下。界外的效應,是連台灣的民心也一併失去。

一國兩制要健康發展,關鍵從來不在控制而在於人心。以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的強大,我們從不懷疑它控制香港的能力。但單以權力控制無法令人民歸心、真正認同國家。政府和建制精英彷彿只看見爭取民主的人們暫時無着可下,但我會問:你們呢?你們有什麼妙着挽回民心呢?

象三進五和象五進七

政府和建制派精英,已經淪落到要求民主派考慮所謂「白票守尾門」的方案。這不啻是明白承認了:現在放在桌上的方案是會有相當多選民沒有選擇的,甚至可能超過一半覺得沒有選擇,於是最多只能用投白票來表態或者所謂「守尾門」。我敢問:這是哪一門子的民主方案?這也可算是民主進步?為什麼要人民接受一個明知很多人會沒有選擇的方案呢?

諮詢的內容也包括:提委會投票應該是「一人3票」、「一人2至3票」、「一人最多3票」還是「逐一表決」呢?有選擇困難症的人們真的會頭痛了。二人三足是有很多玩法的,可以我的右腳綁你的左腳,也可以我的左腳綁你的右腳、小腿綁大腿、大腿綁小腿之類很多玩法選擇。還不是誰控制了提委會601票,就可以控制700萬人選票上的所有姓名嗎?有什麼分別呢?

由於民主派沒有妙着,於是建制以為可以不斷象三進五、象五進七,然後又象七退五、象五退三,權力沒有動搖,一直走到天光。走到觀眾都走光。

「餓住先」好過「食住先」

政府一直的策略是叫人「袋住先」或「食住先」。但人大8‧31框架,是一個聯合國人權委員會明言不符合普選原則的框架。除非你厚顏到說「符合基本法的就是真普選」(這等於說:「老子說的就是真理」),否則政府無法不默認,這是不符合國際民主標準的選舉制度,那為什麼要大家接受呢?這明明是地溝油菠蘿包嘛。於是政府的邏輯是:什麼是合格的麵包是沒有國際標準的,也沒有醫學證明吃了地溝油菠蘿包一定會死或者生病,既然大家已經餓了這麼久,「食住先」吧。如果現在不吃,可能以後都沒得吃了。

沒忘初衷的人們會說:我們可能不清楚知道吃了地溝油菠蘿包會發生什麼事,但難道我們不值得拿到一些合格的食物嗎?等了這許多年只值得這種嗟來之食嗎?吃了可能不會死,但暫時不吃也應該是不會死的,橫豎等了這許多年,很多人會寧願「餓住先」了。

棋局如何繼續下

這盤棋要不要繼續下,問題是中央還要不要爭取人心。雨傘運動清楚顯示,香港人不光是經濟動物,「經濟牌」已經不管用了。建制精英不斷的嘗試為年輕人的離心找經濟來源或答案,是徒勞無功的。一國兩制實踐10多年,如果認同一國的人愈來愈少,特別是回歸後出生的港人其實最不認同中國,那麼一國兩制又有何成功呢?負責港澳政策的官員和特區政府官員,要負多少責任呢?

中央政府可以繼續支持62%港人反對的梁振英繼續當特首至2017年,並把建議他考慮下台的政協請走。究竟中央政府是要解決人民的問題,還是解決有問題的人民?究竟是用新的政策爭取民心,還是把他們認為有問題的年輕人、教師或傳媒的腦袋都換掉? 

添馬男 - 港獨陽謀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1月19日

九七前最先提出香港自治獨立的是先施家族馬文輝,1963年曾成立民主自治黨,提出反殖兼反共的政治綱領,要求英國給予香港自治,由香港人任港督,在六十年代走出親共親台二元對立的本土政治格局,是左右派外第三條本土主義道路,可說是時代先驅。當時的自治運動是源於普世價值,包括二戰後各地風起雲湧的非殖化浪潮及聯合國自決精神。但回心一想,我們六十年代出生的一代,對「民主自治黨」事迹,聞所未聞,我們只知有1966年蘇守忠天星加價騷亂,不知馬文輝支持蘇守忠,67年左派暴動,71年保釣維園威利警司扑爆學生頭,為何?

港英一直嚴密監視馬文輝等人的活動,民主自治黨內部很快又出現分裂,但英人一切低調進行,甚至刻意將他們邊緣化,令衝着殖民主義而來的本土自治運動,湮滅於香港近五十年,政治上十分成功。英國總督柏立基對香港非殖化自治運動並非一無所知,一九六��年署任輔政司戴麟趾於政府秘密檔案中便提到「聯合國協會(馬文輝成立爭取自治的組織)的某些會員以協會名義從事違背公眾利益的活動」,將之納入監控範圍內。六一年徙置區商店大幅加租,聯合國協會組織商戶反對,協會一個僅十二人的會議細節,也詳細記錄於政治部主任彭定國(John Vincent Prendergast)的報告內,至於民主自治黨成立時任港督之柏立基,並非省油的燈,他來港前是新加坡總督,任內化解多場憲制危機,並參與自治談判,為新加坡在1959年成為自治邦及在1963年脫離英國獨立作好準備。

英人心知馬文輝等人,即使再加上葉錫恩、貝納奇等「反對派」也成不了氣候,如果當年英人在宣讀施政報告時,總督柏立基開首叫香港人警惕馬文輝自治運動,要認識馬文輝的政治人物勸阻民主自治黨停止激進行動,其客觀後果是馬文輝立即會獲英國殖民地最高領導肯定其反對派領袖地位,也將迅速成為家傳戶曉之香港獨立之父,其在香港政治歷史地位,將不可同日而語。英人監視六十年代本土自治運動的機密檔案,已在倫敦國家檔案館解封,對照今日大張旗鼓討伐龍獅旗、《學苑》,有人歸結於梁振英政治白癡、愚昧所致。

非也,實情是柏立基、戴麟趾與梁振英背後有不同政治考量,因此有不同的行動邏輯。柏立基、戴麟趾要減低反殖自治運動對香港本土社會影響,1966年蘇守忠引發的天星騷亂,黑警橫行,一名青年被打死,千人被捕,其後九龍發起遊行的戰友盧麒無端自殺,67年爆發更大規模之左派暴動,社會矛盾對立嚴重,一個正常要有效管治的政府,才不會進一步去激化矛盾。

梁之不尋常行為,是借批《學苑》自治專輯,達到「兩個轉移」目標。一是借港大、《學苑》混淆視聽,為雨傘運動定性為港獨、自決自治運動加鹽加醋,捕風捉影。此舉可將自己管治失敗責任推得一乾二淨,一切均是「勾結外國的分裂勢力」有計劃部署行動。第二個轉移是令香港民主運動對內地影響消失,一旦令香港爭普選等同自治獨立,任何批評人大框架等同支持自決運動,內地爭取民主自由者也會突然對香港有疏離感,因為內地即使是自由派人士,也有大中華意識。

港獨是一場「陽謀」! 

李怡 - 梁振英沒有批評《學苑》的言論自由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1月17日

大律師公會主席石永泰在法律年度開啟典禮上說,港府近年沾染了一種語言習慣,開口「依法」,閉口「依法」。他認為,過份強調民眾必須「守法」,往往是極權政府的特徵:利用法律作為整治民眾的工具,而非用法律約束自己管治的方法。他又說:「中國奉行的那種『法治』,並不是我們一直理解和應用的『法治』概念。」

這是過去一周最值得關注的一段話,因為梁特已奉行中國「那種」了。

法治的要旨是政府用法律約束自己,而不是用法律來整治民眾。十七世紀英國政治哲學家洛克(John Locke)提出經典的法治原則:個人可以做任何事情,除非法律禁止;但政府不能做任何事情,除非法律許可。

按照洛克的原則,在言論自由方面,對政府和對人民,必須持雙重標準。美國六十年代《紐約時報》刊登了黑人民權領袖指控蒙哥馬利市警察暴行的廣告,其中有些敍述與事實不符,蒙市警察局長控告《紐時》誹謗,結果最高法院判《紐時》等被告無罪。理由就是言論自由的主要精神,是讓人民可以對公眾關心的問題討論,可以批評政府的措施和官員言行,在自由辯論和批評中,錯誤在所難免,要有言論自由就應該留下允許搞錯的「呼吸空間」。如果要求言論必須符合事實、依足憲法和法律,或依從掌權者標準的話,就會使想說話的人嚇得不敢說了。言論自由受到壓抑,不僅失去監督政府的功能,也使個人潛能和創意無法充份發揮。

人民批評政府和討論公眾事務不應設限,但政府官員卻沒有隨意發表意見或對人民意見反批評的言論自由,因為他們是掌權力者,他們一出聲就是政治行動,比如牛頭角順嫂都可以評論股市,但政府官員特別財金官員絕沒有言論自由去談論股市,或叫人買樓。

因此,梁振英回應李卓人指他點名批評《學苑》是搞批鬥,他說在言論由由的社會,任何人都有提意見的自由,包括有人提出意見後再提出自己看法的自由,這不是批鬥。他若非不懂就是故意混淆言論自由的真義。《學苑》提出自決論,人人可以有自己意見,沒有人需要去跟從;但在梁振英批《學苑》後,政府高官哪個敢提出要維護《學苑》的言論自由?他們大都鸚鵡學舌地說要對「港獨」警惕,最劃清界限的說法只說那是梁的個人意見。特首的話不是言論自由,而是壓制言論自由的政治行動,目的是要主導社會上特別是年輕人當中關於自主、自決、獨立甚至是民主的討論。正如毛澤東的話不屬言論自由,習近平的話也不屬言論自由一樣,電視劇《武媚娘》為何把唐朝的女服打扮改成大頭娃娃,不就是因為有一個甚麼講話嗎?

壓制言論自由的後果,是使被壓制的言論更受社會關注及獲得更廣泛的傳播。有關報道梁這段話的新聞,網絡留言最多的就是想找《學苑》出版的《民族自決論》來看,而這本書也立刻加印。梁振英確實是推動香港人的自主、自決、獨立思潮的最大推手。

從民調中可以看到,香港青少年對本土、自主、自決以至香港獨立的意識近幾年來逐年增長。掌權者如果不想見到這種趨勢,應有的做法是研究和思考這種思潮的起因,而不是用行政手段去壓制。施政報告提出由教育局資助本港學生到大陸交流,在中小學階段至少各一次,因為國家發展「一日千里」,要增強青少年對國家的認識云云。殊不知時代已經變了,過去到大陸受特殊接待而產生愛國感情的時代已經過去,現在的年輕人一踏進大陸,首先就上不了facebook、Gmail,也看不到多元新聞和訊息,也許他們會在大陸學到「翻牆」,但這都使香港人特別是年輕人覺得香港必須自立,也對梁特推動的「顧全大陸」政策加深反感。是現實而不是自上而下的洗腦教育做得不夠,才建構了青年人的自決意識,也使香港的民主運動無法不朝本土自主的方向發展。

二〇一二年,中國藝術家艾未未在網上問他的十七萬推特粉絲:中國的未來如何?其中一人回答是:「中國的未來是權力不但不綁架權利,且權力要為權利服務,讓這裏的每一個公民權利最大化,否則中國和未來只是個偽命題。」

現在輪到香港人回答香港未來如何的問題了,仿照大陸網民的回答:香港的未來是不能讓以梁特為代表的港共用權力去綁架權利,而是通過自主的真普選,實現制度化地讓權力為權利服務,讓香港每一個市民權利最大化,否則在一黨提名的假普選下,民主只是個偽命題。(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黃偉豪、陳思恒 - 人如其閱:信息鴻溝影響港人政治取態

2015117

【明報專訊】"We are What we Read."

我們常聽到"We are what we eat"這句說話,意思是從一個人選擇吃什麼,可以知道他是什麼人。推而廣之,"We are what we read"同樣成立,一個人透過什麼媒體來認識這個世界,足以反映和影響其政治取態。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委託中大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於去年11月中進行「媒體和公共事務」意見調查。本文以所得數據,分析不同政治取態的人的媒體習慣,和了解他們得知時事資訊的具體途徑,並探討香港人有否被「信息鴻溝」(digital divide)所影響,即是否有群體因年齡、知識和資源的差異,因而對媒體缺乏選擇,活於一個資訊被「篩選」的狹隘世界裏,使他們對香港政治議題的取態同時被影響。


表一以對佔領運動的取態將受訪者分為3類,細看各組的時事資訊主要途徑。支持者中,約四成人選擇網站或社交媒體,其次是報章雜誌,透過電視接收資訊的不到兩成;不支持者的情况完全相反,逾四成半人選擇電視,只有約一成選擇網站或社交媒體。值得注意的是,兩類人的報刊閱讀比例均是三成多,但其中選擇卻甚不同。近六成支持者是《蘋果日報》的讀者,約一成讀《明報》;不支持者則主要閱讀《東方日報》,比例達三成八。雖然以電台作資訊途徑的受訪者並不多,但在他們當中,近八成不支持者收聽「港台」,支持者有近四成選擇「商台」,比不支持者多近兩成。選擇電視台方面,支持者只有不到一半選擇「無綫」,四分之一收看「有線」;取態「一般」和不支持的電視觀眾則分別約八成和七成透過「無綫」接收資訊。

年輕少讀報、高學歷高收入少看電視

若媒體選擇與政治取態有關,我們要問的下一個問題是,大眾對媒體的選擇是完全自由,還是有「信息鴻溝」的存在,令部分人因缺乏知識及資源,而得不到全面資訊,被困於一個偏頗的世界之中?表二先將受訪者按年齡分5組,在最年輕的一群(1829歲),報刊讀者不足兩成,但其餘4組的比例約三至四成;電視觀眾和網絡使用者則成反向趨勢,電視觀眾比例隨年齡上升,由「1829歲」的23.44%遞增至「60歲或以上」的53%,網絡使用者比例隨年齡下降,由「1829歲」的57.18%遞減至「60歲或以上」的5.19%,非常懸殊。若將受訪者按教育程度分3組又如何?最顯著的分野再次在於看電視和使用網絡:逾半「小學或以下」受訪者均倚賴電視得知天下事,使用網絡的只佔3%;具專上學歷的受訪者則偏向透過網絡接收資訊,比率接近三成半,只有約兩成半人選擇電視。最後,將焦點轉至收入,月入1萬元以下的受訪家庭幾乎不透過互聯網接收資訊,月入2萬或以上才有較多機會接觸互聯網資訊;月入低於2萬元的受訪家庭,逾半倚重電視作資訊途徑,反觀月入5萬或以上的受訪家庭只有28%透過電視接收資訊。

信息鴻溝成為高牆

在現今撕裂的香港社會下,媒體的影響力不僅是單純的資訊分享,更形成一個「歸邊」的過程,變成不同聲音的「回音谷」,強化己方價值的同時,亦隔絕了與對方的溝通,加劇兩極化的對立。與此同時,從上述分析可見,「信息鴻溝」極可能已在香港形成,成為信息富有者和信息貧窮者之間的一幅高牆,阻礙他們溝通的同時,亦加強了現今媒體的「回音谷」負面效應。面對如此兩極化的政治對立和媒體生態,如何收窄「信息鴻溝」,加強市民的媒體選擇能力,已成為香港社會如何修補撕裂和重建政治共識的關鍵。

作者黃偉豪是中大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陳思恒是中大政治與行政學系研究助理

陶傑 - 不一樣的法

頭條日報   2015年1月15日

大律師公會主席石永泰任期屆滿,臨別演講,稱「法治沒有全球同意的定義,開口閉口依法守法,往往是極權社會的特徵。」

中文的「法治」,是對英文Rule of Law的翻譯,但是中文的「法」,本身不同於英文的Law。中文的「法」,定義多變,儒家說「法先王」,道家又說「道法自然」,都是效法模仿的意思,後來又出了法家,法家的法,跟儒家、道家一點關係也沒有。

中國的法,從法家開始,就跟刑律掛鈎,為國君服務。管仲、子產都用法來為國庫牟利,當時的「國」,並非現代意義的國家,而是諸侯的封國,法家用行政手段,壓抑自由市場,實行公有制和計劃經濟。

法家最出名的人物是秦國的商鞅,商鞅的觀點,完全站在國君的角度,商鞅認為應該讓民,也就是老百姓,畏懼國君:「民弱國強,民強國弱,故有道之國,務在弱民。」國民和國君是敵對關係,國民強大,就不會放國君在眼裏,國民如果地位低下弱小,就會尊崇達官貴人,生活貧窮,就會重視金錢獎賞,反過來,如果人人都活得很好,手頭有錢,就不會稀罕國君的賞賜,那麼賞罰這一套手段,就沒有甚麼效果,國君的管治就失效了。

商鞅的這一套,是為兩千年前的奴隸制社會度身訂造,當時其他的諸侯國並沒有完全奉行這一套,但是因為秦國實行嚴刑峻法,譬如告密可以得賞金,逃避兵役株連全家之類,用恐怖統治為秦國訓練出機械人一樣強大的軍隊,秦國終於打敗其他諸侯國,秦國文化的劣幣驅逐良幣,中國的君王從此以後,都對法家這一套篤信不疑。

中國的宋朝,是君王比較寬容的朝代,民間得以發展資本主義,士大夫活得比較有個人尊嚴,宋朝的君王處於相對「弱勢」的狀態,結果文明的宋朝遭蒙古人的鐵騎踐踏,最後一個小皇帝要跳海自殺,後世的歷史教科書對宋朝的評價不高,指其「積弱」,所以中國人在文化心理上還是嚮往強大的君主,即使君主強大的反面是國民弱小,也不要緊。

但是英國的法治觀念,起源於八百年前的大憲章運動,大憲章的用意是要限制國王的絕對君權,君王不可以為所欲為,大憲章對後世影響最深遠的是用司法來維護人身安全的概念。這個法,不是為了強國弱民,保護君權,而是為了保護每一個人的安全:「除非經由普通法官進行的法律審判,或是根據法律行事;否則任何自由的人,不應被拘留或囚禁、或被奪去財產、被放逐或被殺害。」此一想法,是今天的法治觀念的血脈源頭。

石永泰大律師說得很對,這個世界並非所有人認同這一法治觀念,許多人口口聲聲「依法辦事」,「嚴格執法」,其實還停留在商鞅那個年代,將刑法用作管束手段而已的層次,是對法治精神的貶低與侮辱。

2015年1月11日 星期日

李怡 - 善良與邪惡的萌芽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1月11日

2006年美國一個五歲女孩凱芙琳(Katherine Commale)在電視看到非洲平均每30秒就有一個孩子死於瘧疾,媽媽說是因為非洲的蚊子非常多,而那裏很窮,許多人買不起蚊帳。她決定不吃點心、不再買芭比娃娃,用10美元買了一個蚊帳,找到一個叫做「Nothing But Nets」的慈善組織,把蚊帳寄去。不久,她收到這協會的感謝信,說她是年紀最小的捐贈人。並說如果捐十個蚊帳,就會給她一個獎狀。

獎狀?可以自己做,找鄰居和親屬捐呀。她製作的獎狀上寫:「以你的名義,我們買下一張蚊帳,送到非洲。」她親筆簽名認證。親友看到覺得天真又感動,很快就有十個人捐蚊帳。凱芙琳把錢寄出,收到協會的「榮譽證書」,並封她為「蚊帳大使」。

凱芙琳看到碧咸在電視為「只要蚊帳」協會做公益廣告,她寫信給碧咸,並發給他獎狀。碧咸把獎狀放上網,事情就傳開了。

她又給富商寫信,其中給比爾.蓋茲的信這樣寫:「親愛的比爾.蓋茲先生,沒有蚊帳,非洲的小孩會因為瘧疾而死掉。他們需要錢,可是聽說錢都在你那裏……。」

「聽說錢都在你那裏」這句話,把蓋茲觸動了,他說看來他不把錢拿出來是不行的,他立刻捐300萬美元,並於2008年出資拍了一部《孩子救孩子》紀錄片,凱芙琳因此踏上非洲大地,看到當地孩子用筆在蚊帳上寫着她的名字。那年她七歲,已救了超過百萬個非洲小孩的生命。

2009年,一個中國六歲女孩在電視上說,她長大想做貪官,因為貪官有很多禮物。

善良的力量和邪惡的力量,在孩子身上萌芽,都會像滾雪球一樣,越滾越大。我想到陳佐洱近日說,香港教育要受京官監管。

寶兒 - 西營盤山城老舖剩多少?

街知巷 (圖片見原網頁)   星期日生活   2015111

【明報專訊】「往堅尼地城」的港鐵指示牌正式取代「往上環」,時代更替,從此港島西地底住進了一條躁動的龍。

港島西港鐵通車前,西營盤早已開始有咖啡店餐廳酒吧進駐,走向SOHO式高檔路線,近幾年,舖租急升、收購重建更時有聽聞,舊式店舖關的關、搬的搬,在「西營盤站」未開通之前,該區如棋盤一樣的街道商舖格局,早已翻了一番。

遊客或區外人當然有點滿心歡喜,又多一個假日小資好去處,但對於該區居民而言,卻未必如此,特別是苦心經營多年的老店舖,雖然人流多了,但他們也未必是受惠的一群。

同時,這座依山順勢而建的古老山城,當中的巷里傳統特色,會否因此逐漸消失,最後變成一座座毫無特色的大商場、一幢幢豪宅高樓?

「西營盤站」兩個月後正式開通,在通站前,跟着長春社文化古蹟資源中心(CACHe)的代表,讓我們逐一檢視,還有多少老舖尚能守住。

地勢陡峭發展慢街舖老店林立

在西環海味街,即德輔道西街後面,藏着一塊方方正正的社區——西營盤,其中擁有一條被稱為全香港最斜的街道——正街,可以由南面半山一直往北俯衝進維多利亞港,汽車在下坡時也要盡量慢駛,行人要上斜當然辛苦,即使下斜也很吃力。據城市研究者建築系碩士何尚衡所說,西營盤是香港最早發展區域之一,鄰近中、上環,本應有很大的發展潛力,但由於面積較細、加上地勢陡峭,交通不便,所以商業發展較緩,街舖相對較多,舊街老店亦得以保留,互相依存形成一個社區。西營盤的巷里特色一直為人稱道,目字形的街道,地勢由低至高數起,橫向的是第一街、第二街及第三街,第四街因為意頭不好,索性改為「高街」,豎向的是西邊街、正街和東邊街,建築物樓下為街舖樓上為住宅。舊時是地勢愈高愈富有,住高街的是家境優裕之人,再往上走如般咸道,就是半山區有錢人了。

西營盤在一八五○年代香港開埠初期便開始發展,因地理環境有良好軍事優勢,位處海邊,山勢陡峭,成為英軍軍營。在太平天國戰亂後,有大批難民湧進香港,於是政府劃出這區供難民居住,漸漸形成生活社區。二戰期間,香港淪陷,西營盤的社區建築遭受戰火破壞,民生亦受影響。戰事平息後,樓房重建,這區亦算復原快速,往後亦見證着香港工業轉型、移山填海等。

豪宅高檔商舖進佔

到了今天,走在西營盤的街道上,不免有點唏噓。在第一街,眼下所見,空置的空置,伶仃的伶仃,正在興建的港鐵站對面,只餘下樓梯底的小雜貨店,已無當年的巷里熱鬧,顯得有點落寞。而第二街,位於街頭的長春社文化古蹟資源中心,前身是建於一九二二年的贊育產科醫院,富有歷史價值,斜對面卻已有新樓「星鑽」地盤。而自從五年前屋苑縉城峰建成後,成為豪宅標誌建築,一下子佔去了半條街,外邊圍起矮牆,裏面是西式高檔超市,CACHe項目主任Winnie說:「以前隨街坊需求所開設的街舖沒有了。」街坊有怨言:誰會下樓喝一杯四十多元的咖啡?第三街的老舖也只餘寥寥幾家,街坊主要光顧正街街市或西營盤街市,新與舊中式與西式,互相衝擊。至於高街,更是意法日韓餐廳林立,走兩步便有一家,「超值」午餐也盛惠百多元,如今大概只剩下西邊街還有一點老香港的味道。隨着西營盤站快落成,樓價租金水漲船高,收購浪潮不斷,何尚衡認為,雖然這裏店舖業權分散,集體收購有一定難度,加上地勢不易作大型商場建設,但港鐵站開通後,外來人流湧入,也有隱憂會發展成另一大型商場。

關興記 豆品堅持自家製
地址:第三街六十五號

一磚輕軟的豆腐,原來已經歷了三代人近九十年的血汗,關興記創於一九二八年,老闆娘關太親切地說着這個老舖的故事。她一九七二年嫁入關家,十九歲開始替丈夫打理店舖,至今已六十多歲。當年她老爺的父親,在滿街牌檔的正街,挑着擔挑賣自家豆腐,隨後申領大牌檔位,二戰前在第一街設舖,一九八○年代便在第二街擁有豆腐和腐乳兩家工場,後來搬至現在的第三街,豆腐製品自售和出口,現在仍堅持自製豆漿和豆腐花。關老爺在八十年代末過身,關生後來患上柏金遜症,孩子年紀尚小,當年關太一個女人,咬實牙關持家守業,如今老店名號享譽滿街。說到最近過身的丈夫,關太嗚咽,更要守住這個老字號,傳給兒子,有情有義怎捨得離開?

關興記店面還擺賣各式食材雜貨,特別的醬料牌子也可以在她那裏找到,為了方便小家庭買餸,她把醬料分拆成獨立小包免浪費,兩三元出售,貨如輪轉,調味料更新鮮。她還調校「混醬」,用南乳和腐乳等撈成,用來炆鴨、炆豬手很惹味。港鐵開通後,更多顧客聞名而來,對她來說也算是安慰。

鄺林記 山貨應有盡有
地址:西環第二街五十二號

時來運到,將來港鐵站就開在賣山貨的鄺林記斜對面,經營四十七年,一家老舖見證了第二街的面貌變化。鄺太在一九九七年老爺奶奶退休後接手,一做十八年,現在幾乎變成了生活百科專家。所謂山貨,即是家居用品,因以前這些用品物料多來自山野,如竹筷子、蒸籠等。以前鄺林記還有賣火水爐、竹貨,夏天有大葵扇、諸葛亮的羽毛扇,可是現在有些物品連內地工場也不做了,入貨更見困難。在她的店裏還找得到手繪公雞碗、香港製造的紅A膠兜,最讓客人鍾情的是港製駱駝牌暖水壺,內裏是玻璃膽,新系列還推出新色系,既有鮮黄色,也有粉藍色,鄺太說那是Tiffiany blue。老店並非只做本地老街坊生意,還有菲籍印籍,甚至外國女子幫襯,鄺太都能馬上換個英文頻道,對答如流。這條街在她眼中,是新舊中西共融,高街酒吧林立,聽說晚上還有外國女子飲醉酒,脫掉高跟鞋在斜路上赤腳走。鄺太說現在已經有幾家地產商來問價,還做不做下去?她笑說,看看情况吧。

德昌森記手製蒸籠留住風味
地址:西環西邊街十二號

竹籠蒸點心,相對於不鏽鋼蒸爐,一定更好味,因為德昌森的老闆林師傅說,竹籠蒸起來有竹香,而且質料透氣,能令熱蒸氣留住冷蒸氣排走,令食物的水分和風味得以保留。德昌森是百年寶號,一九○○年代起家,由農村手藝走出省城廣州,八十年代再到正街當時的四五線舖,靜靜地做家傳手作,後來再轉到西邊街屹立三十多年,一直供貨中上環酒家,如蓮香、陸羽等,同時亦因應七八十年代的移民潮,蒸籠遠銷至日本及歐美等中式酒樓。

林師傅當年紅褲子出身由低做起,已是第五代的蒸籠師傅,不過現在工場已分拆工序,以人手揀竹、電鋸輔助製作,製成後再人手修整,現在已經很少有人能由頭至尾做一個出來。生產剩下來的竹頭竹尾,林師傅說:「都係錢嚟㗎」不要浪費,又做成竹叉竹匙羮出售。近十年,多了外國客人,外國人覺得點心就是要用蒸籠蒸,也有年輕人專程來入貨。他說,港鐵開通,等了三十幾年,這邊的舖租相對還能負擔,不算擔心。

叁去壹點心飯店三十元吃到飽
地址:西環薄扶林道十一號

摺枱摺櫈放街邊,甚至讓客人坐在中醫館外吃碟頭飯吃點心,這種地踎式的飯店早已買少見少。薄扶林道還有一家,叫作「叁去壹」,五十多年前開店,三個股東走了一個,現在連同王老闆,變成總共五個經驗老到的師傅,可是洗碗工難求,還需一人屈就洗碗。在高街百多元一份午餐,這裏才三十多元便吃很飽,還有現在市面少見的「大包」,用雞球、叉燒、豬肉等做餡,常客有學生、白領和街坊。原來師傅還用德昌森的蒸籠,他說:「蒸籠雖是貴了點,但多一點釘,又有鐵線圈,又紮實又耐用點。」這是老店互相依存的印證。可是,才捱過上一份加五成的租約,兩個半月之後,叁去壹再要面臨續約,不知前路如何,加上也有師傅想退休,王師傅說起來便面有難色。

聯華茶餐廳舊香港情懷
地址:西環正街二十八號

在正街五十一年,看聯華的店面,應該再難找到還這樣有舊香港情懷的,玻璃櫥窗裏還有菠蘿包,地下瓷磚還是藍色條子,入內有卡座,樓上有雅座,名菜是焗豬扒飯,這裏同時被稱為「港大飯堂」。老闆許生說,上回租約加了幾千,遲點港鐵站在後面開通,方便是方便了,但不知會加租幾成?「做就當然想做下去,至少夠出糧,不然可以做啲咩呢?」老舖的願望是如此卑微。

留不住的老舖

如今的西營盤,新店舊店間隔相鄰,像空間錯置,回首當年,還是老舖林立,街坊街里熟口熟面,巷里之情平易近人。在急速發展之時,我們失去了什麼?CACHe在二○一二年免費派發《經營西營盤——經營老店與社區的故事》(已派完),當中記錄了一些已結業的西營盤老店,Hedy提供了幾家老舖的舊照片,往事只能回味,要珍惜當下。

「巷里傳承‧營造西營盤」歷史文化徑
舉辦機構:長春社文化古蹟資源中心(CACHe
網址:cache.org.hk/blog/saiyingpun_heritage_trail/
CACHe刊物《守下留情——中西區老店札記》增新版,仍供免費索取。

文 寶兒
圖 寶兒、劉焌陶、長春社文化古蹟資源中心(CACHe
編輯 何錦源

李佩雯訪問吳恩融:香港風不見了大半

綠色生 (圖片見原網頁)    星期日生活   2015111

【明報專訊】剛過去的小寒,天文台錄得最高溫度23.9℃,是十五年來最高溫的小寒,香港人不僅要抵受愈來愈熱的天氣,還要接受風大幅減少的事實。

「相比六十年代,本港不見了三分之二的風。」中大建築系教授吳恩融說,他研究都市氣候多年,風不見了,是他的個人感受,也是數據道出的事實,罪魁禍首,與城市規劃、樓宇密度、設計不無關係。

所謂環境不變,人在變,香港雖然是世界上人煙最稠密的城市之一,我們不可以控制陽光強弱,亦不能左右主流風的走向,但透過巧妙的樓宇設計、建築物佈局和電腦模擬通風技術,原來都可以為樓宇增加日光和通風度。

不過,若然商人繼續以起到盡,賺到盡心態發展,香港人注定賠上健康和生活質素。

住在窒息大蛋糕 
不見天 不見地 無通風

「相比起我小時候,風少了三分之二,又熱又無風,對生活很大影響。」

「香港很多樓宇像一個大蛋糕,平台高,樓層像一支蠟燭,加上無綠化,無遮陽光地方,樓宇阻擋天空,沒辦法散熱,通風效果不佳,令空氣質素變差。」

「近年政府搵地建屋搵得好狼,希望他們不要因為今天的問題,而製造明日的問題。」

這幾句說話,振振有詞,全是出自吳恩融教授口中。

採訪那天,天色較昏暗,吳教授的辦公室,沒開燈,他透過窗外的少許陽光,埋首工作,桌前的特大書櫃,高至天花,旁邊有一輛單車。原來書櫃是由廢棄木搭建而成,單車是他的代步工具。他不坐升降機,每天走數層樓梯往辦公室,不看電視,愛看書,因為看電視要用電,書本看完,還可以傳給下一個人,他說:「食物、水、材料、能源消耗多少,決定一個人對地球的破壞程度。」吳恩融的專長包括研究可持續發展、都市通風、屏風樓、城市環境、綠色建築、光污染等範疇,他的生活模式,是活生生的示範 。

研究數據 評估空氣流通

吳恩融早年研究香港都市氣候圖,也曾參與規劃署的「空氣流通評估方法可行性研究」,最近發表與德國合作的新技術,利用相等於十萬部桌上電腦同時運作的超級電腦,以本港的氣候數據、樓宇高度及山勢等資料,模擬本港不同地區的風向、流動及大小等,有助城市規劃和樓宇設計,為政府覓地解決房屋短缺問題,提供了十分有用的參考數據。

樓愈建愈過火 致熱島效應

如此關心城市通風,因為他覺得近二十年香港的樓宇建得過了火位,「七十年代建成的康樂大廈(現稱怡和大廈),樓高五十二層,是當年全港最高的摩天大廈,公共樓宇都是十多層左右。小時候,夏天在旺角的唐樓天台開牀瞓覺,睡到半夜要回到屋裏,因為太凍,現在因為熱島效應,風又少了三分之二,夏天不開冷氣難以入睡。」本港的風速由六十年代的平均每秒三米,大幅降至現時的平均每秒一米,等於不見了三分二的風。

熱島效應成因
海邊vs.市中心相差5

所謂城市熱島效應,指城市化的發展導致城市中心的氣溫高於外圍郊區。原因是城市樓宇林立,建築物在日間儲存大量熱能,提升城市溫度,而且樓建得愈來愈高,不利散熱,加上綠化不足,以及冷氣機、汽車等排出的熱空氣,令城市氣溫上升。吳教授說,「日間的海邊與市中心,可相差5℃。上環一帶,沿海岸線的樓高只約20層,但一公里都沒有通風位,海風吹不進市中心內。」

根據天文台資料,香港都市氣溫在過去數十年持續上升,酷熱天氣下引致的不適,我們「領教」不少,而風的多少, 直接影響人體的舒適度。

銅鑼灣有多處要救

旺角、銅鑼灣、荃灣等地,通風條件欠佳,但建築物在設計上只要花點心思,通風效果會明顯改善。以希慎廣場為例,當年興建時參考了通風評估的數據,近渣甸坊入口的地台向後移,中間有一個大窿,有助通風,另一邊街亦後退了五米。吳教授坦言,「銅鑼灣有很多地方要救,但涉及利益問題,有些地方難有改善」。另一相反例子,於二○○四年落成的朗豪坊,將風位阻擋,令後方的上海街、新填地街空氣環境變差。問題產生了,如何改善? 「外國會將風廊位置的樓宇買下,然後打通,或將適合的地方長遠定為綠化行人區。」他補充,「香港樓宇密度高,要通風有一定難度,但不用拆樓也有改善空氣質素方法。例如將路面空間增大、通透率增加、增加綠化,路人也行得較舒適。興建高密度城市時,也可提供較好的生活環境給下一代。」

屏風樓阻擋風流通

現在政府很多大型建設及主要工程,會把空氣流通評估納及風向數據入為規劃與設計考慮,如啟德發展計劃、觀塘重建等,「所以觀塘重建沒有屏風樓,綠化又多了」。不過在私人發展方面,發展商可自由選擇參考與否。引人詬病的屏風樓,阻擋了城市通風,並在建築物背面形成了大片不良的滯風區。

你住得通唔通氣?

現在一個單位動輒數百萬元,市民供足一世換取幾百呎空間,若買了一個不通風的單位,直接影響健康及生活質素。市民除了實地視察,也可參考「香港都市氣候規劃建議圖」及「香港都市氣候分析圖」,認識香港的主流風、海風、城市區域的下行空氣流通的走向,以及都市氣候特性分類,了解什麼地方或區域有良好風流通潛力,哪些區域存在非常高熱能壓力。

規劃署網頁:www.pland.gov.hk
選擇「規劃研究」→「已完成的研究」→
「都市氣候圖及風環境評估標準可行性研究」→
「研究報告」→「行政摘要 」,
在第2427頁,查閱上述所說的圖。

文 李佩雯
編輯 蔡曉彤

2015年1月10日 星期六

李怡 - 當一個人墮落到宣揚他不相信的東西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1月10日

林鄭月娥為了爭取通過政改,說希望泛民議員拿出政治勇氣,玉成這個她稱之為「一步之遙」的「普選」;多次被問到政改被否決她會不會辭職,她說做人最要緊憑良心。

現在很多人都講憑良心做事,但何謂良心?許多人也講勇氣,但何謂勇氣?筆者且在此作一些釐清。

中國孔孟所說的良心,就是仁義之心。朱熹就孟子說的「良心」作註:「良心者,本然之善心。即所謂仁義之心也。」但儒家對「仁義」也沒有一個清晰的定義。西方的良心亦指道德心,英文Conscience有道德範圍的共同認識之意,因此較為明確的意思是指人類辨別對與錯的價值觀;所謂良心,指一個人所做的事與自己內在價值觀不合時,感到自責之心。

尊重事實,是人類社會最普遍的價值觀。因此,如果你所寫或所講的違反眾所周知的事實,就很難認為這是良心話。比如特區政府向中共提交的「民情報告」,在結語中說,「嚴格按照《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的相關解釋及決定,讓香港如期依法落實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是中央、特區政府和香港市民的共同願望。」這怎麼可以說是事實?若非香港市民(至少相當部份市民)對人大決定不滿,豈會有延綿兩個多月而仍未停息的街頭抗爭?說出違背眾所周知事實的話語,很難說是良心話,作出這樣的不實報告,決非憑良心做事。

再說政治勇氣,在佔領運動前林鄭就呼籲過立會議員拿出「政治勇氣」通過「袋住先」方案。倘若林鄭所指的「政治勇氣」,是泛民議員要冒2016年失去議席風險的話,豈不是正好證明否決政改才是選民的「共同願望」?對泛民來說,反映選民意願是他們的義務,違反選民意願除非考慮有其他延後利益。利益交換談不上勇氣。

通常我們說勇氣,是指不惜犧牲自己的政治經濟利益而堅持事實、堅持己見的勇氣,即屈原所說:「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1963年,甘迺迪總統把百年來規模最大的民權法案送進國會,他私下說:「這真的會毀了我,讓我輸掉連任機會。」這需要勇氣。最後他竟然連命都輸掉。德國總理默克爾在日本三一一地震及輻射洩漏之後,決定德國全面禁核,她估計有可能因增加電費而在下次選舉不能連任。這也需要政治勇氣。據實向老闆、上司表達不同意見,需要勇氣。中國古代有這種傳統,比如《資治通鑑》寫唐太宗事:皇帝(李世民)問諫議大夫褚遂良:「卿知道起居注是記載皇帝每日言行,可以拿來看看嗎?」褚遂良說:「史官的職責是紀錄為人君者的言談舉動,備記善惡,使人君不敢胡作非為。未聽說過君上可以自取起居注來看的。」皇帝說:「朕有處事不善,卿也一併記下嗎?」回答說:「臣的職責所在,不敢不記。」黃門侍郎劉洎說:「即使遂良不記,天下百姓也會記下的。」皇上說:「倒也是。」

可是這種傳統,在中共建政後就失傳了。唐朝時說「天下百姓會記下」只是概括言之,現在傳媒及網絡發達,不須記下也足以盛傳矣。港共政權卻背時而進,照中共建政後的政治辦事,於是在雨傘運動兩個多月後,還寫出按照人大決定落實普選是「香港市民共同願望」這種鬼話。

在專權政治的淫威下,我們不能期望港官回復唐朝的諫議傳統,但至少可以解釋一下雨傘運動的肇因是基於市民(哪怕只說是部份市民)對人大落閘不滿吧,何須迎合「上意」而寫出甚麼「共同願望」呢?當自己對於勇氣缺氧到如此程度,還有甚麼資格要求別人有政治勇氣?

林鄭以「機不可失」來呼籲泛民和公眾對於按人大框架定下的普選方案「袋住先」,表示日後還有「改善空間」。但她不可能不知道,人大框架沒有指定只是針對2017年普選,而是指所有的普選,加上中聯辦主任張曉明說過,「不能留有與中央對抗的權力空間」,「那怕只是縫隙」。而任何香港市民的真正民主授權,都是可能削減中央權力的「縫隙」。因此「袋住先」比原地踏步更倒退。因為小圈子選特首,至少市民知道沒有認受性;一旦接受了「袋住先」方案,中共欽點的性質沒變,而因為市民投下了一人一票,賦予了特首的認受性,香港也就淪為中國式的一黨提名的假選舉了。

在香港及西方受教育的梁振英、林鄭月娥、袁國強等人,怎麼可能沒有這種基本認識?筆者想到的是美國十八世紀思想家Thomas Paine的一段話:「當一個人墮落到宣揚他所不相信的東西,那麼他已做好了幹一切壞事的準備。

林鄭有沒有勇氣承認這句話?(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2015年1月8日 星期四

劉健威 - 生命記憶

作者面書   2015年1月8日

最近馬時亨先生在電視上說,念書時,他聽到「共產黨」三個字就害怕;但今天,他以身為中國人為榮。

看到馬先生一臉自豪,我真的有點疑惑:那真是出自內心的說話嗎?論年紀,我和馬先生差不多,所經歷的時代大致相同;也就是說,我們都是新中國成立後出生,都目證了過去六十年中國的歷史——土改、三反五反、反右、文革……那一連串政治運動。地理關係,在認識中國而言,香港稍有隔膜;但所有內地政治運動,香港報章都有報道;文革期間,因武鬥死亡,五花大綁漂流到香港的屍體也有九十多具……那時,馬先生在念中學吧,不能說不知不見;所以他說聽到共產黨三個字就害怕是其來有因的。

我很佩服馬先生在那麼短時間就可以忘掉前半生所見證的歷史,但我做不到;直到今天,我還是很想知道,中共治下,非自然死亡的人數到底有多少;最近,我在一位內地傳媒朋友的微信上讀到比較全面和有根據的數字:「土改二十五萬(費正清一百萬到二百萬),鎮反七十一萬(薄一波二百萬/羅瑞卿四百萬),三反五反十三萬,反右二百六十二萬,大躍進+三年災害三千七百萬至四千三百萬(官方公布三千八百萬),文化大革命二千萬(葉劍英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三日)……」故最保守估計,中共執政期間,非自然死亡人數高達六千零七十九萬;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死亡人數只是七千萬。

到了今天,對一些人來說,這也許變成一堆冰冷、由歷史學家去考據的數目字;但那六千多萬人,全都死得痛苦。對我而言,那是生命記憶的一部分,是我成長過程中目睹的(儘管是間接),我不能假裝看不見記不起來。

到今天,政黨還是那個政黨,政治體制(一黨專政)也沒變,政治運動亦隨時會再現,所以我沒法像馬先生那樣把記憶一筆勾銷。

「墨寫的謊言,決掩不住血寫的事實。」魯迅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