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8月30日 星期一

孔誥烽 - 菲律賓的崎嶇民主路

2010年8月30日

【明報專訊】菲律賓的貪腐政治和惡劣治安,舉世聞名。該國選舉期間經常發生的暴力事件,如果傷亡不多於三數人,媒體都已經懶得報道。去年年底一個南部省長候選人的親友在記者陪同下,一行幾十人乘多部汽車從老家出發到省會登記參選,結果車隊中途被100名相信來自競選對手家族的武裝人員綁架。最後候選人的妻妹與同行記者50多人被屠殺,棄屍荒野,有的更被強暴、斬首、肢解。

通過這些恐怖案例,我們不難想像籠罩當地社會的戾氣有多大。想深一層,如果菲國的政治清明一點,人命得到多一點保障,經濟還會那麼糟嗎?那麼多教育程度不低的年輕人,還要離鄉背井跑到別國當家傭嗎?那麼多媽媽還需要將自己孩子享受不到的照料轉讓給我們嗎?菲國政治社會危機的受害者,其實每天都在我們眼前,早已成為香港社會的一分子。

菲國亂局始於小圈子假民主選舉

港人無辜遇害,令我們切身體會菲國管治失效的可怕。可惜的是,在新舊媒體鋪天蓋地的報道下,我們最初的悲憤,並沒有多少轉化成更普遍的人道關懷和理性思考,反而異變成更狹隘的、人民對人民的民粹怒火或冷嘲熱諷。有人說要辭退菲庸、有人主張以經濟制裁懲罰菲國。有藝人更說「既然有外國人做人質,必須以人質安全為首要」,那是不是說如果人質是本地人,便不用以人質安全為首要呢?

菲國政府是需要譴責的。在譴責之餘,我們是否也應該暫時讓心境平靜下來,了解一下身邊菲籍朋友家鄉的亂局,究竟因何而起?

菲律賓人民在1986年通過和平革命推翻了馬可斯的專制統治,一度成為亞洲民主化的先鋒。現在菲國政府無能不堪,治安惡化至此,以後肯定會有不少人引用菲律賓的例子,重彈民主致亂的老調。但回顧歷史,菲國的亂局,其實與革命後的民主體制無關,而是始於美國殖民時期的小圈子假民主選舉。

菲律賓在19世紀被西班牙統治時,縣級地方政府由本土莊園主等精英互選產生。19世紀末西班牙人為了加強殖民政府效率,企圖收回地方政府的自治權和財稅權。長期把持地方政府的地主豪強不服,於是紛紛起義,推翻西班牙統治。但這些豪強在1898年成立菲律賓共和國後不夠一年,美西戰爭結束,戰敗的西班牙竟將菲律賓轉讓美國。本來已獨立建國的豪強拒絕再次被殖民,對登陸美軍作激烈抵抗,最終被殘酷鎮壓。

美國殖民者平定起義之後,積極安撫地方豪強,承諾只要他們接受美國治權,即可與殖民政府分享權力。美國更發明了「導修殖民主義」(tutelage colonialism)的概念,聲稱美國管治菲律賓,為的是引導菲人慢慢建立民主制度,假以時日達至全面自治、終極普選。

豪強政治網絡代代相傳

美國殖民者同時強調菲律賓並未具備實行普選的條件,而民主發展,又必須按當地實際情況循序漸進,不能一步到位。故此殖民政府在20世紀初引進縣級和省級首長、議會與全國國會的選舉時,將選民資格,嚴格限制在下級政府的「民選」公職人員和其他受過高等教育並坐擁巨富的上層精英之內。省長選舉的選民,有時可以少至500人。所有候選人,當然也須獲得美國殖民者的認可與祝福。對這種少數權貴與下層議員選舉上層議員、首長,並由母國在幕後操盤的選舉方法,見慣功能組別與大選舉團的香港人,應該感到十分親切。

這種小圈子選舉,在菲律賓實行了近40年。有資格參與選舉的豪強,在歷次選舉中慢慢結成盤根錯節的庇蔭——附庸(patron-client)網絡,小豪強票投大豪強,大豪強當選後則將壟斷事業牌照、政府合約、官位等公共資源分給小豪強。豪強的政治網絡通常都由他們的子孫繼承,代代相傳,形成豪強家族。豪強間時而因分贓不勻或選舉協調失敗而大動干戈。久而久之,各大家族均自行組建私家軍,割據一方。

美國在殖民統治後期,一步一腳印地增加菲國的民主成分,慢慢擴大各級選舉的選民基礎。這等龜步改革,給予豪強充分時間將其原有的庇蔭——附庸網絡向下伸延,以適應愈來愈龐複的選舉遊戲。到二戰結束後菲國獨立和實行普選時,各大豪強,已通過層層中間人,架起覆蓋至社會最底層的龐大庇蔭——附庸金字塔,立於不倒之地。豪強在每次選舉中的買票成本增加,他們掠奪公共資源的胃口,也就變得更大。1950、1960年代每屆民選總統積弱,沒有一個能駕馭地方豪強、建立強而有效的中央政府,並非沒有原因。

公民行動黨短短十多年發展神速

馬可斯在1972年宣布戒嚴,建立獨裁統治,除了是要集大權以剿滅共黨外,仿效1950年代台彎與韓國經驗建立威權中央、厲行土地改革、剷除豪強勢力,本來也是他的初衷之一。但他還是敵不過土豪的抵制,無功而返,最後只集中精力搜括國庫,累積私財。1986年人民革命恢復了民主選舉後,仍擁有龐大庇蔭——附庸網絡和自主武裝的各地土豪,即重施故技,操弄選舉,將馬可斯家族交還出來的國家機器瓜分,化成他們的私人提款機,造成今天的局面。

但這並不代表1986年的人民革命是白革了。革命至今,菲國的言論和結社自由怎說也比戒嚴時代進步。這個言論和結社空間,讓無數無懼權貴威嚇的社運組織者,支撐起一個充滿活力的公民社會。在傳統豪強家族的統治下,這個公民社會一直被排斥在政治權力之外。有見及此,一群從1986年革命一路走來的公共知識分子和勞工、婦女和外傭等團體在1998年成立公民行動黨(Akbayan Citizens' Action Party),積極參選,企圖從貪腐集團手上奪回86年革命的果實,歸還人民。他們在短短十多年發展神速,在今年國會大選中獲得超過100萬票,奪得兩個議席。該黨的其中一位眾議員,正是世界知名、一輩子為發展中國家的公義與和平而奔走的社會學家Walden Bello。

菲律賓在過去百多年的歷史,血跡斑斑。該國現在雖仍處在混沌、黑暗之中,但希望的幼芽,畢竟是頑強地成長起來了。8名無辜受難的香港遊客,是菲國那個貪腐、暴力體制的受害者。我們在面對同一個體制下的其他受害者時,就算不伸出援手,是否也應該少一點嘲笑,多一點慈悲?

作者是美國印第安那大學布魯明頓校區社會學系助理教授、中國政治與商務研究中心副主任

■延伸閱讀

1. Julian Go 2008. American Empire and the Politics of Meaning: Elite Political Cultures in the Philippines and Puerto Rico during US Colonialis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 Alfred McCoy ed. 2009. An Anarchy of Families: State and Family in the Philippines.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2010年8月29日 星期日

Vic - 無力

2010829

一八九一年,契訶夫完成了他的庫頁島之旅,頓悟到一廂情願的同情與一視同仁的博愛只是空虛的高調和妄想,而且,契訶夫沉痛地告訴我們:「在俄國,事實過於貧乏而議論過於豐富。」

--張大春:《厭倦議論的契訶夫》,香港蘋果日報/2010829

今天是馬尼拉巴士人質事件的頭七,許多香港人將走上街頭沉默遊行,哀悼死難同胞,也為自己療傷。

這件事,事實並不貧乏,議論--有見地的議論--迄今並不十分豐富,或許跟我們對菲律賓這國家非常無知有關。我向來重視評論,認為理性、睿智的評論十分珍貴,但此刻最深的感覺是無力:再睿智、再深刻的議論,在八位同胞就在大家眼前被無辜殺害的情況下,都顯得蒼白無力,不值半分錢。

我們覺得菲律賓當局在整件事中表現無能、荒謬到極點,但是,冷靜想想,這不正是一個沉淪了數十年的國家的正常表現嗎?我們要求真相,但這件事就在電視直播下發生,也有倖存者告訴我們車上發生什麼事,表面的真相,還不夠清楚嗎?還是我們認為,事件本來有望和平解決,結果釀成慘劇,是有人在耍陰謀?但是,即使證實的確如此,而且禍首奇跡般得到應有的懲罰,我們就真的心滿意足了嗎?

有在港的菲傭說:「我可以肯定他(殺人的門多薩)原來是一個好警官,起碼他沒有貪污。我在電視看見他的家,屋子殘破極了,而他十分貧窮。你知道,所有貪污的菲律賓官員都住大屋,有車,有錢,我們一看就知道。假如他願意貪污,就不會被解僱了。」

倖存的李小姐說:「槍手又多次向我們道歉,他說他也不想這種事發生在我們身上,說只是想我們幫他,逼政府注意他的個案,他三番四次強調不會傷害任何人,只要我們合作幫他……在他最後開槍之前,他從來沒有把槍指向我們任何一個人,從來沒有威嚇過我們,只要我們告訴他『toilet』,他都會揮手示意讓我們去,於是十個小時內,大家都在車尾堆滿雜物的小室內以膠袋如廁。首幾個小時,槍手說電話時,語氣平靜,有時還語帶笑意,一聲聲『okok』的,讓我們心寬,間或又再強調不會傷害我們,還容許外面兩次送飯給我們。一直到黃昏之前,大家雖然是擔心又害怕,但車內的氣氛算是平和,並不恐怖。」

叫人扼腕,對吧?的確是大有機會和平解決的事。這位前警官,顯然不是窮凶極惡之人,但現實卻可以將他逼入絕境,剎那間由人變魔。人心惟危很可怕,但那令人走投無路的現實,或許更恐怖?

我們很容易將此慘劇歸咎於菲律賓貪污腐敗的體制,這不是問題。問題是,這個人口近一億的國家,淪落到成為全世界笑話的恥辱地步,但是,這似乎還不是黑暗的盡頭:至少,迄今為止,沒有人敢告訴我們,菲律賓這國家有望脫胎換骨,告別貪腐。很無力,是不是?

世界的苦難無窮無盡,每個人都承受著不同程度的現實壓力,再多的愛心也不夠用。「一廂情願的同情與一視同仁的博愛」,或許的確「只是空虛的高調和妄想」。面對慘劇後的傷痛與無力,我想,活著人如果無力積極做些什麼好事,盡可能避免作惡,盡可能避免傷害其他人,盡可能避免令世界變得更糟,也就已經很好了。

2010年8月15日 星期日

陳雲 - 香港人的身份,大陸人的身分

香港蘋果日報 2010年8月15日

殖民地政府發的香港居民身份證,寫的是「身份」而非「身分」,既是符合粵語發音,也是妙用政治語言。份是有份、一份、股份的份,粵語讀的是第二聲(高上聲),讀如麵粉的粉,身份用份字,表示這個地方是我有份的,香港有我的一份,意涵的公民身份是強調權利的,如有權享受憲法保護、公民權利和社會福利。昔日難民避秦,偷渡來港,取得的是香港身份。

身分無疑是舊寫,粵語讀的是第六聲(低去聲),讀如「分子」的「分」,是職分、緣分、盡本分、分內事的分字。身分用分字,強調的意涵是義務和責任,如為國盡忠、服從法令之類。國民義務,是你的本分。明白這個意涵差異,便明白為何香港寫身份證,大陸及台灣寫身分證。

香港回歸之後,二○○一年,葉劉淑儀當保安局長期間,政府公佈智能身份證的設計,諮詢公眾,第七版的設計圖,將新簽發的身份證的字樣更改為「身分證」,香港作家陸離女士馬上抗議,認為不宜亂改,將人字偏旁減去,國學家饒宗頤先生更考據「份」字在宋朝已通用。份字有辨義之功用,身份毋須復古為身分。港府見參與抗議者眾,只得從善如流,恢復寫「身份證」。參與抗議的人,只覺得不宜改字,沒了人字偏旁不好看。沒設想到,去了人字偏旁,意涵大大不同,「人」權奪去了,原本強調公民權利的身份,改為強調公民義務的身分了。

粵語有十聲,音調豐富,很多微細的差別,都可以用變調來辨別清楚。相反,普通話只有五聲,音調貧乏,不能從音調辨別「身份」和「身分」的差別。從讀音上無法分辨,就不會堅持另外創造新詞,甚至取締其他方言區的新詞,將詞彙簡化,例如將「身份」及「身分」統一為「身分」。

份字好勁。於粵人而言,中國我有份,香港我有份,這家公司我有股份,我有份話事,這個份字的讀音,與身份的份字讀音是一樣的。有人字偏旁的身份證,強調的是權利,不是義務。講普通話的人,拿到身份證或身分證,在聽覺上是沒分別的,在語義也難以覺察其精義。若是北方官大人,很自然會覺得這群講「鳥語」的香港人無聊鬧事,為何要堅持身份證那個份字呢?

聲調的微細分辨,聯繫到權利與義務的天大差別。你說,粵語要不要保育?你說,假若香港人的下一代只識得普通話,會不會愈來愈糊塗?北方的官大人要用普通話掃除粵語,將方言驅逐出公共空間,官府、電台、學校不准講粵語,使大雅之粵語淪為私密之部落語、鄙俚之市井語,這難道不是政治議程?愚民教育乃中共之大政,推普廢粵,真的是個偽議題麼?

2010年8月14日 星期六

區樂民 - 醫生之死 & 葛霖 - Good Value結語

區樂民 - 醫生之死
香港蘋果日報 2010年8月13日

她長得美麗,有愛心又具學識,才三十六歲,為甚麼會死在阿富汗?報章上的新聞,我讀完又讀,沉思良久。

英國華裔女醫生 Karen Woo,本是某醫療機構的助理醫療總監,去年十月,她放棄高薪厚職,走到阿富汗當義工,幫助孕婦和兒童。

在山區完成一項工作後,歸途上,車隊被武裝分子截劫,她和另外九人,慘遭殺害。

她不是個無知女孩。網誌上,她曾說:「這次遠征不會沒有危險,但我始終相信,最重要是為那些有需要的人提供醫療,我們的努力是值得的。」

她教我想起耶穌。

耶穌來到世上宣揚福音,基於大愛。被捕前,耶穌給門徒一條新命令:「你們該彼此相愛,如同我愛了你們。」

耶穌愛人,愛到極點,結果死在十字架上。

Karen Woo愛人,也愛到極點,結果死在阿富汗。

她的未婚夫對記者說:「她去最危險的地方只為幫人,她是我遇過最無私的人。她沒有宗教信仰,一切都發自內心。

或許狹義上她沒有宗教信仰,但神是愛,她按心中的大愛行事,圓滿地實踐了耶穌給門徒的命令。

我敬佩她,但我可沒有膽量和相稱的愛心,跑到阿富汗行醫。基督徒該悄似基督,我捫心自問:究竟我是基督徒,還是她是基督徒?

有些基督徒堅稱,在生時若不信耶穌,死後必下地獄。如果我這個膽小兼愛心不足的基督徒也有資格上天國,天國怎可能沒有 Karen Woo的席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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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d Value
Reflections on Money, Morality and an Uncertain World

葛霖(Stephen Green) 著

作者簡介:現任匯豐控股主席,2003至2006年間任公司行政總裁。1982年加入匯豐後服務至今,1988年起擔任英國聖公會義務牧師。下文為Good Value一書最後幾段之中譯。

許多人對十字架的意義不甚了了,他們更認識麥當勞的黃色M字商標(這商標如今比十字架更普遍可見)。對某些人來說,十字架的意義因為歷史而受損(譬如十字架跟十字軍東征的關聯)。對另一些人而言,十字架是一個護身符,又或者是抬高自己、貶低他人的身份標誌--例如,1990年代塞爾維亞人在波斯尼亞作戰時,脖子上就明顯掛著十字架。

但十字架當年其實是執行死刑的工具,而且還是常用的一種。我們如今已忘了拿這種死刑工具作為一個新運動的標誌、希望的標誌,是多麼震撼的一回事。這個運動的領袖與靈魂人物被處死在十字架上時,喊出了兩句話,向我們顯示這希望的標誌是多麼不平凡。「我的神!我的神!為什麼離棄我?」這聲淒涼的呼喊將我們帶到失敗、絕望與孤獨體驗之極致。我們許多人已經有過、或將會有這種體驗:即使是那些不知道那麼多事的人,也不例外。作為人,我們必然牽涉其中--沒有它,我們的全球化故事就不可能完整。

根據《約翰福音》,接著是死前最後的呼喊:「成了!」在這一刻,這究竟是什麼意思呢?這裡不適合就此問題展開神學討論。千百年來,基督教徒已就此次死亡的意義留下數以百萬計的文字記錄,嘗試從各種角度、以各種理論來解釋它。我很懷疑世人能否徹底探索其深意。而不管如何,無論我們如何從神學上去詮釋它,如果這詮釋無法觸及我們存在的核心,那必定是無足輕重的。在我看來,若要觸及我們存在的核心,它必然得成為我們看自己與看世界的那面希望稜鏡:無論人類體驗到什麼,希望永遠都在,就在事情發生的當下,其基礎是我們已完成的事。米蘭大教堂的十字架,以及我們在所有其他場合碰見的十字架,它們的意義就在這裡。容我再說一次:作為人,我們必然牽涉其中--沒有它,我們的全球化故事就不可能完整。

因此,歸根結蒂,我們應帶著希望,而不是絕望,也不是不加批判的樂觀,去面對我們的全球化未來,個人及整體的,物質及精神的。

而這要求我們採取行動--在所有生活領域,包括親密關係、社會生活、商業、職業,以及我們的內在自我(這是我們自己都不完全了解的)。我們必須在數種意義上面對這要求。首先,世界呼喚我們參與全球市場模糊曖昧的生活,而不是脫離它。第二,我們必須發揮判斷力:在全球經歷危機的時刻,記得「crisis」(危機)一詞源自希臘文意思為「判斷」的單詞,對我們是有益的。只要我們直接或間接涉入不公義、排斥與剝削(總是這樣的),我們就無可避免地必須發揮判斷力。第三,我們每一個人都可能必須擔起自己個人的十字架,而我們可能無法預知這將如何、為何或何時發生。經歷此事時,我們或許必須謹記一件事:有人已經做過這件事。最後,我們都知道,我們肯定會犯錯;但我們總是可以選擇懺悔,而贖罪與重生永遠都是可能的。即使有時我們覺得路已走到盡頭,但那可能只是另一個起點。

在此基礎上,我們將不停探索(與奮鬥),儘管我們將無法看見終點。而即使我們對方向與終點只有不完整與暫時的認識,我們總有能力保持希望,希望自己向目標邁進--這是在全球市場中生活唯一負責任的願景。

2010年8月13日 星期五

明報社評 - 舟曲災難──被榨乾的山川向人類反噬

2010年8月13日

【明報專訊】每逢神州大地災變,看到受災同胞的慘狀,許多人都發出「這個國家真是多災多難,中國人民真是多災多難」的悲嘆。不過,這些災變純屬天災?溯本尋源,正如這次舟曲災難釀成重大傷亡為例,表面上是暴雨引發泥石流淹縣城滅村奪命,不過,骨子裏卻是數十年來舟曲過度開發,使水土嚴重流失的結果。另外,各級政府明知舟曲是全國四大泥石流危害區之一,卻不徹底整治,連人民生命安全也可以打馬虎眼的政府,施政「以民為本」從何談起,難道只是口號一句?

本有「隴上桃花源」美譽

舟曲美景毀於伐林追逐GDP

舟曲一帶,1949年以前曾是舉世聞名的原始森林,但是中共建政之後,舟曲以豐富的森林資源支援國家建設,數十年開發、濫伐的結果,舟曲森林覆蓋率由原先的67%,下降至現在約20%。當地居民形容,過去這裏蒼巒嫩綠,錯落有致,現在則是所有山頭的石岩都裸露在外,活像一個沒衣服穿的貧苦老人。過去,舟曲靠着林業收入,支應縣政所需。可見舟曲為國家建設和地方經濟,榨乾了森林,戕害了土地生機,種下今日的惡果。

1998年禁伐之後,舟曲縣「捨木就電」,開始利用流經白龍江的豐富水力資源,大建水電站,短短10年之間,舟曲縣獲審批大小水電站55座,已建成 27座,在一些河段上,幾乎每隔10公里就有一座。大興土木建水電站,與伐木一樣,都是走榨取自然資源的老路。當地官員說,修建水電站要炸山闢地,岩體因而鬆動,植被遭到破壞,引起新的滑坡,廢料堵塞河道,在溝道把胡亂堆積,也為泥石流形成提供了鬆散的團體物質。

除了伐木、水利,破壞舟曲土地生機的還有採礦。舟曲發現有金礦,據知,雖然現在只得一個集團動工開採,但是到去年為止,已有29家企業獲得礦產開採權,他們一旦全部動工,舟曲本來已經被弄得五癆七傷的水土,不曉得還要遭受多少折磨了。

舟曲縣是貧困縣,有官員訴說上世紀90年代,經常好幾個月發不出幹部工資,舟曲把森林奉獻給國家,而在追逐GDP的日子,他們不管原本有「隴上桃花源」美譽的好山,已經成為瘌痢頭,轉而打好水的主意,大興土木建水電站,還有就是牽山涉水的金礦業。這次連近2000名民眾寶貴的性命也陪上了。

舟曲官員利用自然環境優勢,發展經濟,表面上難以非議。但是這種破壞自然生態,榨取山川價值以推動經濟的做法,只是竭澤而漁,不可能持續發展,有太多例子證明這種粗放型、盲目冒進的發展模式,最終只會自食惡果。舟曲當局和人民珍貴的山清水秀家園,「被開發」得滿目瘡痍,不忍卒睹,不過,在經濟上最得益的並非他們,而是那些由全國各地而來的木頭販子、礦業商人,就算建了大批水電站,舟曲的電費不降反升,居民抱怨說「原來一度只要兩毛六,現在要五毛二」,原來水電站都要歸入國家電網,縣政府無權干涉電價。

家園山川告別隴上桃花源美譽,舟山陪上美麗自然景觀,卻為他人作嫁衣裳,自己仍然阮囊羞澀,這就是舟曲今日的寫照。

泥石流發生的頻率,遠多於地震,所以,預見泥石流和預防泥石流,應該比地震容易,地震發生在地下深處,泥石流大多發生在山溝地表。舟曲水土地表破壞之嚴重,早成為全國四大泥石流危害區之一,中央政府也有撥款給地方進行整治工程,舟曲縣要拿出部分錢,但是因為貧困,縣政府根本掏不出錢來,於是一項工程原要建攔渣壩13道,防導溝1.2公里,因為經費不足,只建了10道攔渣壩,其中3道原設計是鋼筋混凝土結構,因為沒錢,改成石塊混凝土,防導溝則始終無興建。這樣的工程質量,能夠抵禦泥石流衝擊?稀矣!

至於1998年禁伐後,中央給舟曲的造林費,每畝100元人民幣,據當地官員說,今年每株樹苗就要1元多,100元連買樹苗都不夠,因為每畝地要栽 200株,另外灌溉蓄水也在在需財。由此看來,飽歷滄桑、至今仍然遭受水電站和採礦業榨取其大自然剩餘價值的舟曲,當局的所謂保育措施,只是聊備一格,各級政府根本無決心好好整治。所以,今次被特大泥石流掩埋的以千計同胞,他們之死,是死於天災,抑或死於人禍。我們看來,人禍還是主要的。

舟曲災難僅冰山一角

擁豐厚儲備卻不能保民安全?

今次發生泥石流的三峽峪,只是舟曲159個泥石流重點區域之一,據知全國至少有1.6萬個與舟曲類似等級的地質災害隱患點,也就是說,有大批民眾的性命,時刻暴露在災變之下,他們的性命,無時無刻都備受威脅,一個對人民負責任的政府,理應怎麼做,應該不言而喻,但是觀乎實際,這些「保命工程」(若有的話)是否排在各級政府的優先次序上?以舟曲的例子,肯定就不是了。

「保命工程」耗費不菲,相對於興建規模宏偉的廣場、辦公大樓等形象工程,「保命工程」鮮能使官員添顏面光彩,但是有什麼比人民的性命更可貴呢?若連人民的性命也不盡力保護的政府,「以民為本」從何說起。中國現在有接近2.5萬億美元外匯儲備,而且持續增加,應該有能力讓人民活得安全一點。只是更多花精力在防微杜漸,則我們的總理就毋須經常奔波於災區指揮救災和作信心喊話了。

2010年8月7日 星期六

李怡 - 中國沒有畢菲特,也不會有關惠群

香港蘋果日報 蘋論 2010年8月7日

Vic:中國未來是否會像美國那樣,有很多富豪捐出大部分身家,或許不是很重要的問題。更重要的問題是:我們是如何生活、如何創造財富的?
如果我們在創造財富的過程中,糟塌自然生態、毒害剝削世人身心(想想石化與媒礦生意,想想華爾街目中無人的「天之驕子」,想想賣香煙、賣軍火的商人,想想無所不用其極鼓勵大家炫耀與消費的整個現代經濟體制),到頭來捐出財富,真的有很大意義嗎?
像香港的地產商,掌控整個城市的政治特權與經濟命脈,剝削掠奪之手段精益求精,刮你一百塊,再拿兩塊錢出來「回饋」社會,我們就應該很感激嗎?先奴役人,再拿一些錢出來為自己買個好名聲,有何功德可言?
《慢錢》(Inquiries into the Nature of Slow Money)一書的作者Woody Tasch在該書第二章對美國的公益基金會有以下批判,值得我們深思:

數以千億美元計的基金會資產投資時完全忽略基金會的公益目標,有些投資的後果甚至正是基金會撥款希望解決的問題--一名非政府組織領袖因此指公益事業是「一個破體系的溢流」(the run-off of a broken system)。

2007年,《洛杉磯時報》報導比爾與梅琳達蓋茲基金會的投資方式,彰顯了基金會圈子頑抗變革的一面。這家全球最大的基金會投資奈及利亞鑽油業,該產業造成的污染,顯著損害當地農村民眾的健康。在此同時,蓋茲基金會的公益目標之一,是改善非洲民眾的健康。儘管《洛杉磯時報》的報導引發關注與公眾的議論,蓋茲基金會「明確否決使命導向投資」,原因是要「優先處理我們的工作計畫,而不是排列公司與議題」,以及「專注於我們的核心議題」。

對公益基金會圈子以外的人來說,這種決心是難以理解、令人沮喪的。

我們必須繼續尋找我們遺漏的一個要素,一個能喚醒現代投資人心靈的要素,不管這名投資人是受託管理基金會資產,還是以個人資金小規模投資,但希望認真看待投資衍生的後果。

美國富豪的捐款進了公益基金會,公益基金會將這些錢拿去投資,為公益事業累積更多金錢,但如果投資的過程是製造出更多災難,那麼這到底算是什麼公益?為了有更多錢可以改善你們的健康,我們必須先從損害你們健康的生意中賺錢,這是什麼道理?
先污染再治理、先剝削再回饋、先發財再慈善,似乎不是我們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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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起捐出一半身家慈善計劃的美國富豪畢菲特,表示將會向中國和印度的富豪推動這個計劃。前天,奧巴馬總統向持續 24年在美國每天行善的香港移民關惠群授予總統公民獎章。這兩個消息都有在內地媒體報道。然而,筆者幾乎可以肯定地說,在可見甚或不可見的將來,中國大陸都不會有畢菲特,也不會有關惠群。

美國 40富豪捐獻一半身家的承諾,不僅是基於新教的奉獻精神,對人類愛心,而且來自一種人生哲學理念所支持。畢菲特在他發出的「捐獻誓言」中表示,他的人生哲學是把 99%的財富捐出做慈善,「未來我不會需要任何東西,我已經得到人生中想要的一切。」

畢菲特表示,他捐出的財產,就金額來說是很龐大的,但以相對價值來說,其實很多人每天的佈施都比他多。他說,美國有幾百萬人定期捐款給教會、學校、慈善機構,他們捨棄了原本要用在自己或家庭的部份錢財,或減少了看電影、上餐館或其他樂趣而捐款。但「對我來說,捐出 99%財產,我和家人不會有任何犧牲。」

他的「誓言」又說,這項捐獻承諾不會讓他犧牲最寶貴的資產:時間。「許多人──我很光榮地說,包括我的三個兒女──會捐出大量的時間與才幹去幫助別人,這種助人的方式,比捐錢更有價值,因為一個掙扎求生中的孩子,如果能獲得愛心輔導人的扶助與栽培,他所得到的這份愛心之禮,價值將比一張支票來得更大。我在這方面就做得很少。」關惠群 24年每天幫助貧困的人,她的付出按畢菲特的準則就大得多。

畢菲特從關愛全人類的角度,謙卑地表示,他的財富,歸功於他出生在美國。他常說,他和他的兒女都中了「卵巢彩券」( the ovarian lottery)。他在 1930年出生時,全球能生在美國的機率是 1/30,而且他是男性,又是白人,躲過了即使在美國社會都有的許多人面臨的阻礙。

與大陸人相比,香港人或得以移居香港的人,其實也都是中了「卵巢彩券」的。若關惠群來不了香港,去不了美國,她即使善心爆棚,在大陸也不可能做甚麼,說不定本身都命運多舛。

畢菲特認為,「擁有一大堆財產的人,最後往往會變成這些財產的奴隸。」動用超過 1%的財產花在自己身上,不會讓自己變得更幸福快樂。然而,把 99%的財產捐出,肯定對其他人的健康和福祉可以帶來改變。

畢菲特要用這套人生哲學去勸喻中國富豪,很大程度是對牛彈琴。一、中國沒有鼓勵捐獻的稅制;二、中國缺乏民間的慈善機構,絕大部份捐獻都落到官方機構的口袋裏,比如前年汶川地震所獲天文數字的捐款,就沒有對這些捐款的具體賑災開支作透明交代,人們知道的是內地官員大幅加薪;三、在中國,大手捐款會引起社會矚目,導致各地機構鄉親臨門,引致其他富人的嫉忌甚至仇視,「財不可露帛」是中國的古訓;四、中國的富豪都不是經營事業數十年致富的,而是這十來年才發家的暴發戶,暴發戶不但不會覺得財產是負擔,而且越擁有得多、越奢華,越有滿足感。中國某城市有一標語:「人不可以把錢帶進棺材,但錢可以把人帶進棺材」。在大陸可謂至理名言,卻極少人引為鑑戒。「人不可以把錢帶到棺材」,卻可以留給後代,儘管許多富人死後,後代都爭得打破頭,由親人變成仇人;而許多人生前的誇張奢華,也確能把他提早帶進棺材。

中國不會有關惠群。在玉樹救災中犧牲的黃福榮,在 08年汶川地震當義工,尚且被當局懷疑他的動機;譚作人要幫助地震中國豆腐渣校舍受害學生的家長,卻被判刑;樂施會也被中國官方指為別有用心的機構。在中國,捐款最多詐捐,做好事幫助人只有死了才會被接受和被讚揚。

中國會不會有富豪響應捐獻呢?在中共的強力要求之下,為了迎合國際社會這個趨勢,說不定會有。但也很可能只是姿勢,是詐捐。而詐捐,卻是全世界都沒有的文化。因為捐獻出自心甘情願,沒有人會逼你,故不必詐。在壓力下不得已地捐,才會有詐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