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4月29日 星期日

張文光 - 蒼天有眼


明報   2012429

早上仍下著雨,讀到陳光誠自由的消息,心中充滿陽光。

「敬愛的溫總理,好不容易,我逃出來了。」說話恍如隔世,心情猶有餘悸,但仍存微薄的希望,請溫家寶伸張這遲來的公義。

陳光誠是失明的維權律師,因披露山東臨沂的強制流產和絕育手術,忍受持續七年監獄與軟禁的苦楚,讓他的家人受盡無情的毆打和監視,像苟活在孤獨的荒原中,叫天不應,叫地不聞。

最令人傷心的場景,是陳光誠母親、妻子和孩子的遭遇,讓人看到中國的鄉鎮,仍是冷酷的人間地獄;地方的幹部,仍是野蠻的土豪惡霸。〔Vic:中央的幹部就比較好嗎?〕

陳光誠老邁的母親生日,幹部把她推倒在地,頭撞到東屋的門上,母親大哭一場,向他們指控說:「你們仗著年輕,你們行。」無恥的幹部竟回答說:「對啊,年輕行,這是事實,年輕就是行,你老了就是打不過我們。」

陳光誠的妻子被蒙著棉被毆打,由於不准就醫,左眼的眶骨、腰椎、骨和肋骨,至今仍未痊癒。陳光誠幾歲的孩子,上課有3人監視,每天都要搜書包,無論在校與在家,都像小囚徒般不得外出。

當陳光誠追問這些幹部,「入室強打」的法理依據時,竟得到這樣的回答:「我們就是不用管法律怎樣規定,不用任何法律手續,你還能怎麼著?」這是無法無天之外,還加上了無恥。中國法律竟不及鄉鎮,連蝙蝠俠也插翼難飛,陳光誠的絕望可想而知。〔Vic:中國法律在城市就管用嗎?〕

在這絕望的境地裏,竟傳來陳光誠翻牆出走,避過嚴密的監視,逃出軟禁的村莊,到達自由的所在,藉錄影公告天下。這忽然而來的驚喜,讓人們發自內心歡呼,不能不相信蒼天有眼,猶帶著人間的祝福,讓陳光誠自由地飛,飛得越遠越好。

但一人的自由,豈是中國的自由?陳光誠去國的3個要求:徹查及處理對他的指控和暴力;保護他家人的安全;檢討維穩機制,調查內地貪污和濫權,給人民一個答覆。這卑微的要求,既屬公民的人權,也是國家的公義,即使溫家寶離任前夕,難道不應給中國人一個公道的回應嗎?

薄熙來事件涉及國家領導人,中央強調以法治國;如今,陳光誠事件涉及地方幹部,但願以法治國的承諾仍未消失。

十一笑 - 寂靜的春天──反對「網絡廿三條」還待何時?


2012429

【明報專訊】1873年,我們熟悉的殺蟲劑DDT(滴滴涕)首次面世,瑞士化學家Paul Hermann Müller更因此贏得諾貝爾獎。上世紀五十年代,DDT在全世界都被廣泛應用,以殺絕害蟲,增加農作物產量。但在1962年,美國海洋生物學家Rachel Carson發表了她的著作Silent Spring(《寂靜的春天》),引發了全世界關注環境保護問題。她在書中詳細闡述了殺蟲劑尤其是DDT,對野生生物的危害,並指出DDT正是造成鳥類滅絕、環境無可挽救地衰敗的主要元兇。

哈佛大學法律學者Lawrence Lessig早在差不多十年前,在他的著作Free Culture(《自由文化》)中,就以我們現時聞風喪膽的DDT比喻過緊的知識產權法。他正是要借這個自然界的歷史教訓,反思信息時代下知識產權法的意義。早在十多年前,外國民間已意識到知識產權法的問題。在西方社會,無論在學術上抑或在民間,知識產權問題的討論都比香港成熟和前沿。

網絡23條如DDT

而今天,筆者認為有必要重提DDT的比喻,皆因在其他先進國家早已棄用這麼強毒性的「DDT」時,我們的香港政府竟然希望,並誓將要為我們的文化環境引進更強毒性的殺蟲劑——2011年版權(修訂)條例草案》。根據草案建議,政府解說為了在「資訊科技發展一日千里」的情况下,更進一步保障版權擁有人的權益,政府將為版權條例引入刑事罰則,以懲處未獲授權而向公眾傳播版權作品的人。

草案的爭議不少,筆者只提其中3個重點﹕

一、二次創作(香港人熟悉的「惡搞」文化則是最好的本土例子)並未得到豁免。反之,根據知識產權署長張錦輝的說法,立法正是要「重點取締」二次創作。他認為,「惡搞」令他人作品由嚴肅變詼諧,經已貶損了原創者的作品,即屬違法;

二、條例更惡的地方在於,即使版權擁有人(原創者)並無因有關的二次創作而蒙受任何損失,特區政府仍可在版權擁有人未有意圖提出申訴的情况下,隨時主動出擊起訴有關人士(編按﹕政府當局指出這是對條例修訂有誤解,執法部門不能繞過版權持有人執法);

三、別以為你不參與「惡搞」、不改字改圖改片,就可以懶理這惡法。雖然近日政府急急向公眾澄清,稱立法後轉載、分享超連結並不會構成侵權;但綜觀網民反應,不少人卻對此說法有所保留,不抱信心。政府如斯倉卒草率的解畫,似是趕緊為立法開路。市民也許並非過慮,因以往確有網民因分享相關超連結而被定罪的案例。2009年,一名討論區管理員轉載《星島日報》報道的超連結,同樣被界定為「分發」侵犯版權複製品。在如此的白色恐怖下,誰敢冒險?

更重要的是,在未解決二次創作問題之前,討論分發或公眾傳播是多餘的。這是很簡單的食物鏈問題﹕若創作者都被拉倒,哪來作品讓我們分享?

網絡百姓對抗強權最有效途徑

此法一立,很難不造成白色恐怖!有誰還敢繼續以「惡搞」諷刺時弊?有誰還敢分享文化,娛人娛己?若新例是DDT的話,情况不但會像Lawrence Lessig所說,殺害蟲時會一併錯殺所有其他的生物,危害整個文化生態。香港的情况惡劣在於,政府從頭至尾都視二次創作為害蟲,是影響正常文化生產的絆腳石。而筆者認為情况更為嚴峻的是,政府意不在「保護版權擁有人權益」,立法實為一政治行動,目的在於收窄(網上)創作、言論自由。全因為媒體正正是手無寸鐵的市民最有力、亦是唯一對抗強權的「武器」,而網絡的多元性正是鼓動公眾討論、感染眾人,所以是社會動員的最快和最有效的媒介。在自由民主的社會裏,大家樂見這種公民社會的「empowerment」;只有視人民為洪水猛獸、終日害怕面對公民社會的監察、批評和制衡的獨裁者,才會急於把一切聲音除之而後快。古有秦、元朝的繳械禁武,現在快將通過的《2011年版權(修訂)條例草案》不就是在為現代版的恐怖統治鋪路嗎?它之所以被視為「網絡廿三條」,或認為是為廿三條「斬件上馬」,正是因為我們預見自由和人權將無可挽救地被箝制,甚或被摧殘。

強權禁絕聲音先箝制日常生活

可是,筆者最痛心疾首、最擔憂的是,民間和大眾傳媒對立法的討論竟然未如預期般的熱烈,至少在大家還忙於拿盛女來娛樂娛樂之際,草案已靜悄悄的排隊等待立法會二讀通過。不要以為只有普選、政改或廿三條等的議題才夠政治性和重要。筆者認為,版權惡法對公民社會造成的創傷絕不比我們少了一張選票或廿三條立法輕。如果說廿三條是明刀明槍的威嚇,版權惡法更像細菌毒藥。相信甚少人會直接干犯廿三條中的「七宗罪」;相反,版權惡法能殺人於無形,它所能造成的恐慌和傷害更甚於連坐法。對比大是大非的議題,日常生活的二三事好像更顯得不起眼,但其實,最豐富和最具政治性的土壤正正藏於日常生活之中。這亦正正解釋為何從古到今,所有獨裁政權千方百計都要控制、箝制人民的日常生活。一張改圖、一首顛覆的《福佳始終有你》;一個「Like」、一個「Share」……這些日常生活中的二三事,似是輕描淡寫,實是統治者眼中的洪水猛獸。君不見這些年來倒董、反廿三條、反政改起錨、反高鐵、反偽選舉,反曾反林反貪反黑金反僭建等,都是靠廣大市民的二次創作和輻射式的分享、瘋傳,從而令議題得到廣泛的報道和公眾討論,甚至集結虛擬世界裏的力量,動員市民上街嗎?

說穿了,是因為政府害怕,害怕網絡的多元、混雜及其迅速的反應,害怕媒體和二次創作加速鼓動公眾討論、感染眾人,以至動員社會力量,害怕公民社會的「empowerment」,害怕面對人民的監察、批評和制衡。網絡,作為信息時代中公民社會的重要媒介和場域,網民的創造力並非只有反動的一面。我們不要忘記,沙士時的香港、地震後的中國、日本、南亞,不也是或多或少靠網民的二次創作撐起來的嗎?

其實,筆者認為討論不應只停留於新法對二次創作的傷害這一層面當中。誠然,當下之急,強調這一論述是無可厚非的。若我們要增強論述,就必須更徹底地反思整套知識產權法在信息時代下的意義,因而必須對知識產權的本質作更深入的討論。因篇幅有限,有機會我們必須作更多探討。

「網絡廿三條」立法所帶來的後果,絕不誇張。連知識產權署署長張錦輝都已把官方的荒謬論述闡明,所有二次創作,包括「惡搞」都屬違法,不論創作者或是在日常生活中每天都必然按下「Share」鍵的你我,都已犯下刑事罪了。奇怪我們的議員竟然會對惡法謬論讓步,是不了解其害嗎?先通過法案後諮詢這樣的荒謬做法竟然也都接受,難道官方和議員都同樣認為立法有這樣的迫切性嗎?

一旦確立惡法,猶像在文化環境中不斷噴灑DDT,把所有的文化創作都趕盡殺絕。我們珍重的文化生態必然受重創,惡果的出現只是時間的問題。領匯事件足夠反映後知後覺所帶來的萬劫不復之果,請不要待溫水都煮滾,青蛙都魂歸天國之時才後悔。唇亡齒寒,若果我們連網絡自由、二次創作的防線都守不住,我們香港最後的言論自由陣地也將被摧毁。

讀着Rachel Carson的《寂靜的春天》。書名「寂靜的春天」,就已充分的形象化了DDT帶來的惡果。試想像本應充滿生機的春天有日變得一片死寂,那是多麼的心寒呀!此書開文就是一個震撼的描述﹕「過去未工業化的年代,每年的春天都有着數以百計的鳥兒於天空翱翔,或於樹叢間鳴啼着悅耳的歌聲。然而f現在因為大量使用DDT等殺蟲劑,導致鳥兒不再飛翔、鳴唱……我們還能在春天時聽到鳥兒的歌聲嗎?」

刀槍能殺鳥,卻永不及殺蟲劑為整個生態帶來的禍害來得深遠。「網絡廿三條」快將通過,沉默的你,反對還待何時?

2012年4月28日 星期六

世紀.佛誕特備節目:兩個逃出馬屁樂園的DJ


明報    2012年4月28日

編按:今天佛誕,本版邀請兩個非典型佛教徒(慢必)與基督徒(快必)對談,討論兩種宗教在香港的近况。他們本來是娛樂圈人物,一個出家,一個修讀神學。這兩個宗教異見分子,猶如日本漫畫家中村光《聖哥傳》筆下兩個下凡的聖人,用自己的方式來生活與傳教。幾年後,他們談起宗教話題頭頭是道,儼如香港版本的「聖哥」……

慢必︰很多人也對我們二人的宗教經驗感到好奇。好端端兩個電台主持,竟然放棄高薪厚職,一個回了大學修讀神學、一個去了出家做和尚。背後有什麼重大原因?

出家=修讀碩士?

快必︰其實我在電台工作後期,已開始在中大修讀基督教研究,不是離開了電台,才回大學讀書。理由是想整理自己的信仰。

慢必︰我出家做和尚,也可視作修讀一個碩士課程。剃道是一個儀式,像畢業禮一樣,只是完成一個修行階段而已,不算一個百分百的和尚。香港不時有名人出家的新聞,像黃元申、莊文清、何寶生、廖安麗的丈夫葉青霖。香港人對出家有一種誤解,覺得做和尚就是遠離俗世,拋妻棄子,歸隱山林。有些人甚至覺得,一個人出家,多是因為人生受了重大打擊,萬念俱灰,為了逃避現實,才會去做和尚。其實,能有機緣出家,是一種福慧,是一件值得高興的事。

我修的是東密,在香港算是非主流佛教,香港人只當它是日本佛教。其實東密大盛於唐朝,由惠果法師傳給日僧空海和尚,其後在日本發揚光大。當初選擇修密,是出於好奇。因為密宗有很多咒語、手印、法術,十分精彩而神秘。要一試真假,最實際的方法還是實實在在去修。我一直也有點心理障礙,很少主動向身邊的人談及自己的信仰問題。因為我的師父李居明是一個具爭議的人物,非三言兩語可以說清,又怕別人誤解。親戚朋友對我的宗教印象,主要是來自周刊,就是維基百科上的資料也是抄自那些八卦新聞,不盡不實,我也懶得去澄清。

另類福音戰士!

快必︰在主流基督教會中,我也被人當作「異類」。我念的神學院畢業生很多也會離開教會。我現在也離開了教會。我有同學讀完神學後,有牧師不做,去了關注性工作者權益組織「姐姐仔會」工作。

慢必︰為何你會離開教會?

快必︰我有本屬教會,當發覺教會諷刺地背信棄義,便決定離開。五年前,教會與學校合辦畢業福音營,我是組長之一。我負責帶的那班小六男生,有些同學喜歡講粗口,我便跟他們討論什麼是粗口,向他們解釋每個粗口字的意思。他們又問我一些有關性的問題,例如︰何解安全套有朱古力味和香蕉味?我也逐一解答──解惑,也是福音之一。後來他們的老師知道後,便向教會投訴,他們認為畢業營應該講耶穌、教聖經,不應談性。教會之後向我問罪,我覺得自己沒有做錯,並在民間電台公開批評那學校的老師。教會說要停止我的教內職務,以示懲罰,所以我便離開了教會。香港的教會大多也十分扭曲,有教會便曾因發現一個牧師是女同志,而要她離職;教會可以容許殘疾人做主教、神學院長,卻打壓同志牧師。我打算在該殘疾人士榮升神學院長時,在它神學院門口左右貼一對聯賀一賀它:「只許殘障作院長、不准同志做牧師」,門口張貼此狂妄之舉,是效法它們老祖宗馬丁路德(冇金!)的,教會背信棄義,由我師承吧!

佛都有火!

慢必︰在統治者眼中,宗教從來都是統治工具。幾年前,我與佛院同修一同到北京交流,在國家宗教事務局總部開會。雖然說是開會,其實是聽領導訓話。當時的宗教局副局長向我們訓示,他說當謀事在人成事在天的時候,宗教仍然有其社會功能;但當社會發展至謀事在人成事在人的成熟階段,宗教便失去作用。2006年,首屆世界佛教論壇在杭州舉行,當年「河蟹」還未誕生,胡錦濤主席已大力提倡「和諧世界,從心開始」。在中國大陸弘揚佛法,少不免要跟內地官員打交道,有人樂此不疲,我卻不感興趣。近幾年,我比較投入社會及民主運動,所以也少了參加佛院的活動。幸好認識了一行禪師的「左翼佛教」(engaged Buddhism),明白修行人除了唸經、打坐,還可以投入社會運動,入世濟民。

說個故事間場:有旅客發現一個只有幾百人的小鎮上建了數十家教堂,便稱讚村民都是虔誠的教徒。

一個村民說︰「先生,你誤會了。我們的小鎮有這麼多教堂,是因為村民彼此憎恨到不能在同一個地方敬拜上主。」


慢必︰基督徒給人的印象都是不喜歡抗爭,為何你們「回歸基督精神同盟」四面樹敵,像去大球場「全球禱告日」踩場?

快必︰我們也不想樹敵,但香港教會「二元對立、山頭主義」非常嚴重,非友即敵。我們也是無可奈何的,非站出來發聲不可。我們也試過約某名人出來對話,但因此彼此權威不對等,他根本不用理睬我們。我們只想問他一條很簡單的問題,他們在大球場辦「全球禱告日」,為中國崛起祈禱、為火箭升空禱告,為何不為天安門母親、六四死難者、趙連海、艾未未等禱告?聖經不是說過要為寡婦申冤的嗎?為何他們對受欺壓的弱勢社群視若罔聞呢?

馬屁是怎樣煉成的!

慢必︰無論佛教還是基督教,面對現今社會上種種不公平不公義的處境,很多人都以為只要潛心修行,便能與神佛契合,就能得救,也教導別人這才是解脫之道。這心態只會產生一批盲目自私的宗教人,甚至製造更多偽善的商家和政客,以為偶爾行善就能抵消以不義手法賺錢和弄權所犯的罪業,他們的所作所為正不斷加深無數人的苦難去年接受一本周刊專訪時,說了幾句關於佛院的真心話,師父竟然怪我抨擊自己的宗教,彷彿有不同意見就是叛徒。

快必︰教會的高層也一樣,不願接受批評和聽真說話,只喜歡聽教徒的讚美和拍馬屁。

慢必︰近年娛樂圈中也有很多非常熱心的基督徒,說信者得救,不斷叫人返教會。曾經有圈中朋友叫我出席一些在酒店舉行的福音聚會。他們的動機可能是好的,卻可能好心做壞事。

快必︰我不這樣低B地向人傳福音,也不這樣低B地叫人返教會。即使全香港人也返教會,我們的社會,會變得更公義嗎?當然不會,甚至變得更差。政府高官不少是教徒啦,你看?福音不是只用口說的,要身體力行,活在其中。我們的教會「基督路小教會」不在巍峨聖殿之內,而在七一遊行、反高鐵、保衞菜園村、抗議中聯辦遊行、抗議小圈子等運動之中。

有些藝人信教,有不少是形象工程。因為信教有「洗底作用」。無論犯了什麼大錯,只要信教悔改,便能即時洗底,功效神速。另外,「基督徒」三字能給予藝人正面健康的形象,因為基督徒給人高雅、貞潔、中產、有道德的感覺。有女星被記者拍到跟男友在車廂親熱,以為說一句「我們是基督徒」,便可解困,確實令人費解。

虔誠是什麼?

慢必︰近幾年凡有高僧活佛來港,港人都趨之若鶩,分不清大家是來趁熱鬧、趕時髦,還是真心求法。不過近年愈來愈多人,開始察覺修行之必要。面對外界的挑戰,最先要處理的還是自己的內在世界。一行禪師來港弘法,禪修營一早爆滿,連信奉不同宗教的港府高官也鼎力參與。在會展開的「喜悅之旅」講座更是萬人空巷,一票難求,連修女、神父也來聽禪師的開示。

他們打破宗教之間的隔閡,視禪修為提升靈性、淨化心靈的工具。

快必︰我也曾跟神學院老師胡露茜打坐、行禪。

慢必︰去年,被譽為世界上最快樂的人:詠給.明就仁波切(Yongey Mingyur Rinpoche,下稱「仁波切」)也來了香港舉辦禪修營和大型講座,反應也非常熱烈。復活節假期那天,我沒有去旺角參與聲援艾未未的遊行,反而到了烏溪沙度假村,接受仁波切的灌頂。仁波切說人就像一部iPhone,都有能力接通天地線。灌頂,只是將手機中的simcard啟動,之後怎樣運用也得靠自己。參與那場法會,最大收穫是聽到了仁波切講的一個小故事。少用佛學名詞,多從生活出發,佛法是可以很入世的。

用個故事總結:一個非常虔誠的婦人走進廟中,跪在佛前祈願:「菩薩,我從來也沒求過你,我只有一個小小的願望,可以給我中一次六合彩嗎?」一個月後,婦人沒有中獎,她返回寺廟,站在佛前大吵大鬧。「菩薩,我拜了你幾十年,你連一個小小的願望也不給我達成,實在太無情了。」那一刻,雷聲大作,菩薩竟給婦人答話:「你從沒走進投注站下注,又怎會中六合彩?」

(標題為編輯所擬)

[整理:慢必   編輯:袁兆昌   電郵:mpcentury@mingpao.com] 

明報社評 - 陳光誠公開控訴惡行 中共依法治國受考驗

2012年4月28日
Vic:看到陳光誠的遭遇,有羞恥心的中國人會感到無地自容。





【明報專訊】內地失明維權人士陳光誠擺脫監視人員,逃離山東臨沂市東師古村的家,目前未確知他身在何方,陳光誠透過視頻控訴當局,按他的指控,當局對他和其家人的軟禁,剝奪人身自由,不僅違憲,監視人員更傷害他們的身體,已經構成犯罪行為,陳光誠公開要求總理溫家寶處理事件。事態十分複雜,且看包括溫家寶在內、一直強調依法治國的中共當局,如何應對陳光誠事件,這個也是檢視中國法治進退的觀察點。

長期軟禁陳光誠一家
手段殘酷天理難容

陳光誠由1996年開始,憑藉自學法律知識,幫助殘疾人士和村民維護權益,先後終止東師古村實行兩田制,減輕了村民負擔,使臨沂地方政府停止向殘疾人士徵稅;2003年9月,陳光誠在北京乘坐地鐵,檢票員以他沒有當地的盲人免費乘車證為由,要求他購買車票。陳光誠其後控告北京市地鐵運營公司,獲得勝訴,使外地盲人在北京也可以免費乘坐地鐵。這一役,使陳光誠聲名大噪。

與許多維權人士一樣,當陳光誠能量日大,被當局納入「維穩」名單之後,噩夢就接踵而來。2005年,陳光誠向媒體揭露臨沂政府野蠻執行計劃生育、強迫婦女墮胎等不當做法,先後被帶走兩次,2006年3月第二次被帶走之後,同年8月被控告「故意破壞財物罪」和「聚眾擾亂交通秩序罪」兩項罪名,判囚4年3個月,到2010年9月刑滿出獄。

陳光誠與其他維權人士一樣,被當局以莫須有罪名投獄,例如,為三鹿毒奶粉受害嬰兒爭取權益的趙連海如是、「維權媽媽」王荔蕻如是,一些維權律師在壓力下低頭噤聲,現今,中華大地這類假法治之名而行惡的事例,罄竹難書。陳光誠在芸芸遭打壓人士之中,聲明遠播,失明人士得人同情,是一個因素;不過,他不屈服,相信是更重要原因,而當局迫害手段之有違天理,使人憤慨。

2010年9月,陳光誠出獄,乘坐警車回家之後,一直被軟禁在家。陳光誠的家被安裝了監控攝影機、手機屏蔽器、強光燈,他和妻子被禁止外出,陳家周圍由數十人輪流把守,禁止與外人來往,生活用品只能由陳母帶入,鄰居若提供幫助即被威脅警告。另外,昨日他在視頻透露,家中曾經被停電多月,他被當局人員毆打,母親被粗暴對待,孩子上學被搜查書包等。

為了阻止陳光誠維權,當局羅織罪名,雖然牽強無比、荒謬無比,卻也不敢偏離「法治」程序,但是陳光誠刑滿出獄,則當局憑什麼長期軟禁他一家,剝奪他們的個人基本自由,這是公然違反憲法的做法;另外,按陳光誠在視頻的指控,當局人員對他們一家的毆打和粗暴行為,是犯罪行為,已觸犯刑法。

陳光誠質問當局人員的所為,究竟是地方政府、基層政府自把自為,抑或秉承上級的意旨。其實,所謂維穩,根本就是國家政策,由上而下各級政府都要執行,問題只是執行會否過當甚或罔顧法紀,陳光誠一家的遭遇,或許屬於最惡劣類別而已。另外,陳光誠被軟禁以來,先後有不少外國記者曾經嘗試到臨沂採訪,都被攔截和粗暴對待,外國記者曾就此事在定期新聞發布會詢問外交部發言人。還有,去年10月,官方媒體《環球時報》發表文章評論陳光誠事件,認為「臨沂市的有關部門應當向外界提供足夠的信息,使各種議論找到與事實一致的方向」;並稱西方媒體和人權組織的介入將該事件誇大成了「中國人權的一面鏡子」;應「將陳光誠事件去意識形態化,讓它從媒體和人權組織的高度關注下走出來」才更有助於順利解決事件。

因此,有理由相信,陳光誠的事,北京當局應該知之,然而卻未見採取行動措施匡正,現在,陳光誠藏身秘密地方,公開向溫家寶提出「依法懲治罪犯」、「依法保障家人安全」、「依法懲治腐敗」三個請求,溫家寶和中共當局一直強調的依法治國,會否體現在陳光誠身上,大家拭目以待。

中國已經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不過,在經濟發展取得巨大的同時,中國人權狀况不但未與時俱進,反而愈益收緊,偌大的國家政權,掌握全部資源,卻容不下絲毫異音,打壓維權人士變本加厲。今年,內地公共安全費用預算達7071億元,較去年也增加了11%。「公共安全支出」,外界解讀為中國的維穩經費,以這樣龎大經費維持社會穩定,或許眼前可以收到震懾效果,但是深層次矛盾不解決,社會暫時的表面穩定,只是更大矛盾衝突爆發的前奏。維穩態勢表面強大,實質虛弱,中共若不主動領導改革,必嘗惡果,屆時不知道這個民族、國家要付出多大代價而已。

事態或涉外交層面
須盱衡大局理性應對

陳光誠身在何方?到截稿之時,未有正式信息,按他在視頻表示已經獲得了自由,而在美國的人權組織「對華援助協會」負責人傅希秋表示,「陳光誠目前在北京一處百分之百安全的地點」,所以,有理由相信,陳光誠可能處身有外交豁免權的地方,例如外國駐華大使館,或許他已經尋求政治庇護,這樣的話,事態就十分複雜。

此事的發展,可能牽動日後內地維權情况,試想想,若陳光誠藉外國庇護而維權成功,則日後怎麼辦,相信是北京當局要仔細思考的問題。不過,無論如何,首先,期望北京當局要確保陳光誠家人的人身安全,若他們有什麼三長兩短,事態就更難處理了;其次,北京當局切勿意氣用事,應該理智應對,盱衡大局,視危機為契機,進一步展示依法治國的決心,也向世人展示中國的改革開放,真的不會走回頭路。

古德明 - 葉興國的歌聲


香港蘋果日報   2012年4月28日

上月中,中共人大會議落幕,溫家寶會見記者,忽然談到香港二○○三年非典型肺炎疫症重災區淘大花園:「當年,我曾訪淘大;今天,真想舊地重臨,探望淘大居民。」淘大花園業主委員會主席葉興國如接綸音,盥手上書致謝,不久就收到溫家寶毛筆回信,說「衷心祝願淘大居民幸福」等等。葉興國說:「總理日理萬機,還不忘我們淘大居民,令我感動非常。」

香港和新中國真是越來越相像了,連這樣的感動故事都有《人民日報》格調。

春秋晉文公有一天出獵,追逐麋鹿,失其蹤影,就問路旁農夫老古:「吾麋安在?」老古隨便舉腳一指,冷冷的說:「如是往(向那邊走了)。」文公問他怎麼這樣無禮:「寡人問子,子以足指,何也?」老古振衣而起,責文公不理百姓,卻去打獵,有失君道,國將不保:「不意人君如此也!……諸侯之居也,厭眾而遠遊,故亡其國。」文公認錯,棄獵回朝(《新序.雜事第二》)。

溫家寶關心淘大,當然很好,但淘大早已無恙,而中國大陸無數民事,所須關切,十倍百倍於今天的淘大居民,怎麼從來不見溫家寶過問一下。

比如說,人大會議期間,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女生李寧走到天安門廣場,裸體下跪,為母親鳴寃,遭公安如虎似狼的抓去,不知所終。溫家寶當時就在人民大會堂之內,對這位少女卻不見聞問,既不問她為什麼鳴寃無門,更不聽她申訴母親遭公安打死的事實。

還有北京律師倪玉蘭。她為當地民房遭當局強拆作不平鳴,結果律師牌照被吊銷,住所被夷平,下肢被打成癱瘓,日前又因「尋釁滋事」罪,被判處入獄兩年零八個月。她女兒想往荷蘭,代母親領取人權捍衞者鬱金香獎,不但不能成行,還被囚禁至今。這樣的事,溫家寶同樣視而不見。

此外應說的事太多了。在陝西,一位少女患了絕症,送入安康市中心醫院,父母怕付不起醫藥費,不敢再來,由她一個月之後孤零零死去;在江蘇,蘇州市電子廠雇用童工,最少的才九歲半,一天工作十二小時,一個月工資不過幾百元;在四川,唐昌鎮長強取村民農地,公安手執銅棍,亂打反抗的村民,連八十歲婆婆都不放過,重傷者或斷腿,或斷尾椎骨。這一切,都不過是最近一兩個月的新聞,「日理萬機」的溫家寶一概不理,卻去揮狼毫,蘸墨汁,覆信給香港淘大花園業主委員會主席葉興國。

葉興國當然可以珍藏「總理墨寶」,但我知道,二千年前農夫老古那隻簡慢的腳,指出了晉文公的霸業;葉興國等人的頌歌,卻只能唱出今天這樣的新中國。

古德明
專欄作家 

2012年4月27日 星期五

孔捷生 - 毒膠囊,人人害我,我害人人


香港蘋果日報   2012年4月26日

中國人迭受威脅的生存權又雪上加霜,河北浙江多地的「毒膠囊」事件令人駭然。用中國食品藥品監管局標準說法,是「非法使用工業明膠生產藥用膠囊,及使用鉻超標膠囊生產劣藥」。據稱已拘捕五十餘人,然而東窗事發後河北已有商家放火把廠房燒成一片焦土,以毀滅罪證;浙江有更多涉案者遁去無蹤。

此案來得很不是時候,全黨全軍全國人民正緊密團結在黨中央周圍,剪除薄熙來「刑事犯罪團伙」(相信這個造句無大錯),怎能橫生枝節干擾鬥爭大方向?於是首先在微博曝出「轉發來自調查記者短信:不要吃老酸奶(固體形態)和果凍,尤其是孩子。內幕很可怕,不能說」的央視主持人趙普,微博被封,其人也十多天未能在《新聞聯播》出鏡。另有《經濟觀察報》記者朱文強在微博證實趙普的話,稱:「哪天你們扔了雙破皮鞋,轉眼就進你們肚子裏了。」朱的微博旋即被封,迄今未見解凍。這使人想起京奧期間禁報毒奶事件,均係出於最高政治考量。

薄案當前,中國人已經沒有政治參與權,卻連自身生存權也俯仰由人,真是天可憐見!說來最大毒膠囊生產基地在浙江紹興,佔去四成。紹興是魯迅故鄉,他在《燈下漫筆》剝開同胞的人性,指出:「因為自己各有奴使別人,吃掉別人的希望,便也就忘記自己同有被奴役和吃掉的將來。」筆者早在毒奶風暴時就用「交叉下毒」來概括,現網上更有形象比喻,叫做「人人害我,我害人人」。這確係目下病入膏肓的社會現狀。

筆者春節期間在加州,曾與大陸來美的一位國務院退休幹部飲早茶,他不知我被禁足入境大陸,便告誡回國千萬不要吃鮑魚,因為國內鮑魚絕大部份是在沒有一滴海水的地方造出來的,主要產地是在浙江山區,黑廠家出厚酬買斷了一眾科技人員的良知(如果他們還有良心可賣的話),拿出化學合成配方,經多番試驗,用工業機床冲壓出來的鮑魚乾,從形狀、色澤、口感已臻化境,卻全是化學物質。官方確曾幾次抄查,黑廠家便悉數丟棄機床和倉庫逃之夭夭,有無放火滅迹就不知道了。據說生產化學鮑魚的利潤堪比販毒。

再看工業明膠,它遠不止用於醫藥膠囊,可廣泛用在食品、化妝品、雪糕和乳製品等領域,甚至餐館裏利潤較高的蝦蟹都可能注入工業明膠,以增加口感、觀感和重量。當下網民編出新段子:「最近皮鞋特別忙,上得廳堂,下得廚房,爬得高山,走得水塘,還製成酸奶,壓成膠囊。」

試問毒膠囊風波和薄熙來事件可會促成中國制度變革?休想!於是大陸網民引錄名言:「沒有罪惡的人,只有罪惡的社會。」這是法國文豪雨果的箴言。

2012年4月25日 星期三

閻連科 - 喪家犬的一年

翻譯:劉少華
2012420   紐約時報   原文連結

舊習難改。儘管離開農村老家已三十多年,我卻從未將元旦作為一年的開始。在我家鄉,一年真正的開始是大年初一。

農曆的2011年,對我來說,就像一條長長的隧道,沒有一絲光亮。

黑暗的2011年始自我兒子找工作。那時他已完成在英國的學業,帶著法學碩士學位回到中國。他堅信,若想在中國有所作為,需在法律系統中謀到一份公職。然而,因為不是黨員,他幾乎沒機會參加國家公務員考試。

當他還在讀本科時,不止一次考慮過加入共產黨,每次都被我勸阻了:「難道人必須要成為黨員,才能獲得自己想要的生活?」作為一個父親,兒子的經歷使我感覺我應跪在黨的領導面前,求他們給入黨和未入黨的年輕人同等的求職機會。

黑暗的2011並未中止。我最新的作品,《四書》——一本直面中國人民在上世紀50年代末的大躍進以及隨之而來的饑荒中所受創痛的小說,被近20家出版社退稿。拒絕的理由幾乎是一致的:誰敢在中國出版我的書,誰就將被關掉。

這部小說花了我20年構思,2年時間寫作。作為一個作家,這本書對我來說非常重要,我也知道它將成為中國文壇一部重要作品。然而,中國出版業的現狀就是如此,對我來說,除了接受,別無它選。我只能長吁短嘆。

厄運連連。伴隨著書不能在大陸出版的夢魘,我在北京的房子也被強拆了,理由是附近有條公路要拓寬。強拆如飓風來臨。沒人向我和鄰居們出示任何官方文件;賠償沒有商量餘地,不管原有面積多大,蓋房子花費多少,一律只有50萬。大家還被告知,「誰願意跟政府合作,將會額外獎勵70萬。」兩項加起來共有約19萬美金,看起來數額很大,實際上在今天的北京,這些錢在好地段也就能買個厠所。

居民們與強拆隊之間劍拔弩張,大家發誓,要用生命維護財產和尊嚴。

鬥爭持續了數月之久。一天黎明,小區的牆被強拆了。一些疲于應戰的老居民不得不被送到醫院去。隨後,一系列的盜竊案出現在小區,大家心知肚明,這只是用來嚇唬居民們的策略而已。報警毫無價值,其幼稚程度與小學生報告說鉛筆被偷無異。

11月的最後一天,離強拆期限只剩一天了,我在新浪微博上貼了一份對胡錦濤和溫家寶的公開信,呼籲政府不要再跟被拆遷者玩「猫鼠游戲」。我當然知道,這封信不會到達它該到的人手裏,但我希望它能吸引足夠的注意力,從而向當地政府施壓,在強拆期間避免流血衝突。

我的公開信被大量轉發,幾乎立刻傳遍全國。然而,它所產生的影響,如同在風中竊竊私語一般微弱。

122日,淩晨五點,一隊戴著頭盔的便衣男女,從窗戶闖入我鄰居家中。在向入侵者聲明他反對拆遷後,我鄰居被帶走關了起來。他家的一些大型傢具被搬出門外,隨後房子被推土機鏟平。後來他回憶說,那天早晨他看到200多個戴頭盔的便衣圍在自家房子邊上。

整個12月裏,有30多戶被迫同意拆遷,我黑暗的2011年也就此結束了。這次經歷使我意識到,一個公民和作家的尊嚴,尚不如一隻餓犬向主人搖尾乞食重要;一個公民可享有的權利,還不如一個人手中握住的空氣多。

我很想哭。有時我甚至會想,若能在北京中心的天安門廣場哭一場,也是一個不小的特權吧。

在這個社會中,人們像狗一樣活著。〔Vic:其實是連狗都不如。〕我夢想能在我的書中大聲喊出這一切,並將我的呐喊變成優美的樂曲。這怪誕的人生和奇妙的夢境維持著我的生命,有時甚至給予我信心。然而,我也不斷的灰心、喪氣。

我身心俱疲,只想離開這黑暗的2011年的北京,回到自己的家鄉去。我渴望能在家鄉開始一個全新的2012年,跟我的母親和親人們待在一起,讓他們簡單的溫暖帶走一切冰冷、焦慮和恐懼,遠離那些在2011年黑暗的隧道中包圍我的東西。

我回到了位於河南西部的家鄉嵩縣,與我80歲的老母、兄長、嫂子、侄女們一起過了十天。我們一起回憶過去、說笑話、打麻將。無人提及我的作品或是經歷過的不幸,我們像過著完美的生活一般。

每日所見,皆是燦爛陽光。每日所感,都是親人關愛。那十天,我們坐在電視前,一起看肥皂劇,看春節聯歡晚會。電視節目很一般,但家裏的暖意驅走了黑暗的2011年。我感覺很安心。

除夕夜,我們按照傳統,一起吃了頓餃子。母親把她的一些餃子分給我,以示關愛。一小縷頭髮垂下來,她的臉上洋溢著幸福:「我們國家現在富強了,這多麼美妙!」她說:「我們現在能吃肉餡的餃子了,隔三差五吃,就跟以前窮的時候吃野草一樣多!」

我哥哥終其一生都是一個騎自行車到處送信的郵差,現在他退休了,開著我用版稅給他買的車子。「為什麼有人會恨政府呢?」一次他載我去看望一個住在山村裏的親戚時,在路上問我。「我們生活的很好,這還不夠嗎?」

我兩個姐姐都是農民。她們很愛看一個清宮肥皂劇,劇中的皇帝很聰明,做事游刃有餘。姐姐們希望我也能寫一個那樣的肥皂劇本,既有錢,又有名。她們說,只要寫出一個成功的肥皂劇就會讓整個家族臉上有光。

我不知道我的家人是真相信這些東西,還是只想安慰我而已。我不知道這幾年獲得的財富,是否真的讓中國人民堅信,吃得飽、穿得暖真的比權利和尊嚴更重要?或者,在他們看來,一盤餃子,口袋裏的一點錢,比權力和尊嚴更有用?

我沒問,也不想深究,因為我知道,根本就沒有明確的答案。於我而言,我更願意保持尊嚴,即便那意味著饑餓至死。這信仰在我的血液中流淌,這也應是文化人的基本原則。然而,在今天的中國,對許多人來說,這只是一派胡言。可是,我為何要抱怨?就連文化人都將食物和錢置於尊嚴之上,我怎能以此來批評我的親人們呢?

大年初六是出門的吉日,我該走了,親人們都趕來與我道別。與以往一樣,每逢這種場合,母親都會掉眼淚。但直到最後一刻,她才開口。

「多和有權有勢的人交朋友,」她在我耳邊低訴:「別做讓那些人反感的事。」

我走之後,哥哥給我發了一條短信。「大過年的,我就沒說給你聽。要記住:別管是為了什麼事,都別惹政府。」

我外甥陪著我到了最近的高速入口斜坡處。「我媽讓我告訴你,」那孩子吞吞吐吐地說:「照顧好自己的身體。別寫太多了。如果一定要寫,就寫點誇政府和國家的。別越老越糊塗。」

我點了點頭。

「告訴你姥姥、舅舅和媽媽:別擔心我,我很好。我寫的東西很好,我也應付得來。除了皺紋和白頭髮越來越多,沒別的煩心事兒。」說完後,我開車離開。

一邊開車,沒來由地,眼淚倏然而至。我只是很想哭。是為我母親、兄長、親人們以及那些同樣有了吃的就忘了尊嚴的陌生人們?還是為那些像我一樣熱愛權利與尊嚴卻活得像喪家犬之人?我不知道。我只想大聲哭泣。

我停下車,任涕淚肆意橫流——落到我的臉上,流進我的心中。很久之後,眼淚乾涸了,我又發動了車。我在開回北京的路上,喘著粗氣、焦慮萬分,就像一隻迷失在黑暗隧道中的喪家之犬。

古德明 - 持份者友善


am730   中華正聲專欄   2012年04月25日

孟子說,做人最可恥的,是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現代漢語每每使我想起這句古話。不是無恥,怎會有堂堂中文不說,偏要拾英美牙慧,說甚麼「持份者」、「xx友善」等等。

請看所謂「香江第一健筆」林行止二零一零年十一月十一日《信報》專欄論大家樂快餐店剝削員工一事:「未顧持份者利益,大家樂險鑄大錯。」「持份者」一詞,中文詞典沒有,但可在《牛津高階英漢雙解詞典》找到其詞源、詞義:stake是「股本、股份」,holder是「持有者」,而stakeholder則是「參與人、參與方、有權益關係者」。英漢辭典還懂得意譯stakeholder,現代漢語卻以硬譯為能事,於是來了個「持份者」。

中文的「與」字,可以指「參與」或「在其中」,例如孔子說,國家大政,他總有份兒聽到:「如有政……吾其與聞之。」又如《左傳》卷五說秦穆公送美女五人給晉公子重耳,其中一個叫懷嬴:「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然則stakeholder絕對可以譯做「與事者」或「與事各方」,即參與某事或某事之中的所有人。

但「與事各方」、「與事者」等說法不夠下流。所以,二零零六年七月十日香港教育局長范椒芬說:「所有持份者,包括校董、校長、教師、家長和學生,都必須明白教育改革的目的。」

現在又請看二零零七年臺灣總統候選人馬英九的競選言論:「政府各單位應整合推廣一個符合生態友善、環境友善、人體友善的農業方向。」新中國工業設計協會二零一一年紅棉獎的一個評審標準:「用戶友善。」

英文有friendly一字,本義是「友善」;二十世紀末,開始用在名詞或副詞(adverb)之後,合成形容詞,意思是「無害的」或「方便的」,例如user-friendly(方便用者的)、eco-friendly(無損生態的)、environmentally friendly(無損環境的)等等。馬英九不說「政府各單位應合力,制定並推行不損生態、環境、人體的農業政策」,偏要說甚麼「友善」,充分發揮了「無恥之恥」。

中文從來不會把「友善」二字置於名詞等之後,合成形容詞。《西遊記》說孫悟空打妖精的鐵棒,要大可以上抵三十三天,要小可以小如繡花針,名為「如意金箍棒」,不是「用戶友善金箍棒」。《老殘遊記》第三回高紹殷說:「昨晚在裏頭吃便飯。」唐朝趙冬曦《和尹懋秋夜遊滬湖》詩說:「舉楫便風催。」今天,「便飯」也許應叫「食者友善飯」,「便風」也許應叫「舟子友善風」。是之謂現代漢語。

作者專研中英文,以寫作、翻譯為業。 (逢周三刊登)

2012年4月24日 星期二

陳雲 - 老姑婆


am730   轉角專欄   2012年04月24日

舊日不婚之女士,稱為「老姑婆」,英文是old spinster,老處女,然則不婚並非禁慾,故此名不流行。此詞是初中二,英文的讀本堂,從查理斯.狄更斯的《孤星血淚》(Great Expectations)學來的。故事中的夏菲岑小姐(Miss Havisham)就是性情孤僻、盤算以養女的情愛來向男人復仇的老處女。對了,即使是Miss Havisham,也有養女Estella,用與少年交往,她並非真的是孤身獨處的大宅女主人。

老姑婆之外,其他貶損女人不婚的舊時惡言,是倉底貨、賣剩蔗、籮底橙、攝灶罅之類。近來日本有「敗犬」之稱,大陸有「剩女」之名,都不外乎說,不獲得男人青睞的就不是好女子。這固然是男權社會的意識遺留,也是用婚姻來羈絆女人的惡念。愛情與婚姻都是兩情相悅,不是男人的恩賜。只有戰亂之後的社會,男人變了「死剩種」,女人幸獲男人肌膚之親,才有「生得相親,死亦何恨」之嘆,唐人傳奇《步非煙》的女子便是。

傳統中國高舉婚姻,夫婦列為人倫之首,以此繁衍親族。五倫是夫婦、父子、兄弟、君臣、朋友。然則以五倫來看,今日之不婚婦女,也只是缺了夫婦之倫,父子(父女)、兄弟(姐妹)、君臣(上司下屬)、朋友(同學、同事、友人之類)也是有的,並非孤獨。

去年年中的全港所有全職僱員的每周工時中位數達45.7小時,再加上市場壟斷,令僱主數目減少而僱傭條件苛刻,外來新移民衝擊,好多人競爭工作機會,僱員必須持續進修,不婚女子難以開展嗜好及社交生活。女子不嫁人,到了中年,朋友嫁娶之後,就少了來往,令自己頓感孤獨。

婚姻不是問題,孤獨才是問題。所謂婚姻,也不過是有一頭家來令人奔波勞碌而已,不能保證你開心或不感到孤獨的。我兒時的不婚婦人,生活得好開心,工廠或寫字樓的工作穩定,百業興旺,員工難求,老闆和顏悅色,員工放假便郊遊,不必將工作帶回家中,更毋須電郵候命。我童年的開心日子,好多是親戚和教會裡的不婚小姐帶來的,她們會送我禮物,帶我去看電影,去荔園遊玩之類。天主堂的六十歲不婚姑婆,每次見我都抱起來錫,給我好多零食。

剩女這個大陸名詞,與來自日語的宅男、宅女一樣,都令我反感的。這些都是智力衰退而令詞彙貧乏的現象。以前稱男人,有漢、生、佬等,稱女人有婦、娃、婆等,現在都變成男、女。

近日電視台玩弄食字,改剩女為盛女,更是賤格。女人不婚是選擇,當中有一點悔恨,但終究是決定不嫁了。商家佬卻偏要勾起其悔恨,然後推銷美容商品與社交輔導服務,但女人不應因社會壓力而嫁人的,如果因此而嫁人,就恨錯難返了。

文化評論人,德國哥廷根大學民俗學博士,《中文解毒》系列作者。

陳雲 - 左翼五論


香港雅虎   三文治專欄   2012年4月24日

近日簡體字告示在香港公共空間頻繁出現,排擠正體漢字,破壞香港的漢字慣例,香港輿論大多嚴詞譴責,認為破壞中華文化傳承及香港文化傳統,也違反一國兩制,卻引來頗多所謂進步文人或左翼人士飛身撲出,袒護簡體字及使用簡體字的大陸人,彷彿大陸人是自由選擇使用簡體字似的。

簡體字破壞漢字結構,妨礙辨義與傳意,中文語言學界已有共識,自不待言,正體字與簡體字有優劣高下之分,文化相對主義並不適用。然而香港也有左翼文人為之強辯。四月初,曾志豪在其《爽報》專欄數度撰文辯護。他在專欄文章裡說香港人由於無力抗拒共產黨,將憤怒遷移到簡體字云云。四月二十日的專欄,他終於使出香港左翼袒護中共的經典招數:「簡體字雖殘,卻也能孕育出『德業俱全』的劉曉波余杰方勵之等知識份子。」這種違反邏輯的論點,只有香港左翼,才好意思一直掛在口邊,用來叫人不要歧視大陸人的。

我要警惕大家,媚共者協助中共的殘體字入侵香港,就是共黨的先頭部隊,此關一破,香港文化即行失守。文化失守,不只是文化界教育界受損,而是大家無得撈。試問在香港的大陸人四處獲得香港人逢迎之後,不必懂得正體字,不必尊重香港做事規則,日後前線的服務人員和商務人員就不須特別考慮聘請香港人了。好像廣州的茶樓,點菜都不能講粵語了,因為伙計很多是北方的外省人。

左翼袒護大陸人的辯論法,不外乎五招,我稱之為「左翼五論」。

五論之首,是文化包容論,出自血濃於水論及文化過渡論。血濃於水論,講的是大陸人即使如何不濟,都是同胞,一家人不能區隔的。既然都是同胞,即使大陸人如何蠻不講理,不遵守香港風俗甚至打罵香港人,都要包容。文化過渡論,講的是大陸的發展階段遲於香港,故此衛生欠佳、禮貌欠佳、蹲坐大街等習慣,只是過渡現象,香港人以前也有的,忍一下,等一等,大陸人就會改好。

第二,是文化差異論。大陸與香港分隔百年,政治制度不同,故此有文化差異,沒有誰好誰不好,香港人不能武斷地認為香港的一套就是好的,總之互有差異就是。這是文化相對主義的變調。

第三,是反種族歧視論。大陸人不是另一個民族,故此不能歧視大陸人。即使他們是另一個種族,基於平等原則,也不能因為他們裡面有很多壞人而歧視他們整體。

第四,是劉曉波余杰趙連海是好人論,故此不能歧視所有大陸人。

第五,是香港文化貧乏論,變調是香港也有不足論,香港也有壞人論,香港不是聖人組成的地方,火車上盡是打遊戲機喧嘩滋擾的香港人,你們憑什麼論斷大陸人不好呢?香港人自己都丟垃圾,怎好意思訓斥大陸人呢?

這些都是顯而易見的邏輯謬誤。大家先練練腦筋破解,我下次再拆招吧。  

2012年4月21日 星期六

古德明 - 統一思想


香港蘋果日報    2012年4月21日

新中國西南王薄熙來三月中被革去重慶中共書記職位,中共權力鬥爭傳言一時甚囂塵上。北京市民李德林在互聯網上說,看見長安街「軍車如林,便衣如鯽」,結果遭拘捕。同樣因「散播謠言」被捕的,全國至少還有五人。為了平息所謂謠諑,《人民日報》三月三十一日發表文字警告國民:「不要為謠言所惑,把思想統一到中央決策上。」

但十二億國民圓顱方趾,都會思想,要統一所想所思,中共至今顯然還未竟全功。於是,他們的海軍政治委員劉曉江上將四月十二日在《人民日報》呼籲黨員:「要堅決禁止亂議論、亂打聽、亂傳播小道消息。」核武二炮部隊政治主任殷方龍四月十三日也在《人民日報》說:「當代革命軍人要不聽、不信、不猜測、不對中央決定說三道四。」總之,十二億人只須閉目成盲,塞耳成聾,捫舌成啞,就是新中國模範軍民。

《晏子春秋》卷二載:齊國稅重民疲,朝野嘖有煩言,齊景公想以嚴刑治國,命晏嬰掌刑獄。晏子推辭,說要改變百姓想法,必須改行仁政:「君將使嬰敕其意乎(主公要我整飭百姓思想嗎?)夫民無欲殘其家室之生,以奉暴上之僻者(沒有人甘心一家捱苦,以供君主淫佚的癖好)。」晏嬰還指出,要百姓心無所思,耳無所聽,是不可能的:「且夫飾民之欲,而嚴其聽,禁其心,聖人所難也。」景公悔過稱謝。

中共卻絕對不會信奉晏嬰的話。過去六十二年,他們致力教百姓不聽不看,不想不言。去年元旦,胡錦濤出席全國政協新年茶會,也不忘叫與會者「把思想統一到中央決策上」。而統一思想的工具,正是嚴刑峻法。

四月十日,重慶萬盛區幾萬市民趁薄熙來倒臺,上街抗議薄熙來苛政。他們沒有把思想統一到胡錦濤楬櫫的和諧下,於是當地軍警傾巢而出,殺死殺傷抗議者不知其數,然後四處抓人。有萬盛區居民在互聯網上,證實中共做到了從前「聖人所難」的事:「家母見有人被抓,叫了一聲,部隊軍官就對她喝道:『喊什麼?想被抓嗎?』在街上,不能隨便說話。話說錯了,會遭拘捕。」

當然,思想還是不能控制的,中國人會想:「為什麼中共可以痛斥薄熙來敗壞黨紀,中國人卻不可以抗議薄熙來瀆職枉法?為什麼薄熙來夫婦謀殺門下一個英國無賴,就成罪狀,而中共軍警打死千百中國良民,卻是功勞?」中共要整飾這些思想,除非把圓顱方趾都變做平板電腦。

所以,在「統一思想」聲中,新中國還是民變四起。中共防民的「維穩」費用,更要年年遞增,增至今年七千二十億元,比六千七百億元的所謂國防費用,還多逾十分之一。

古德明
專欄作家 

2012年4月18日 星期三

古德明 - 變了質的「直言」

am730 中華正聲專欄 2012年04月18日

民建聯北區議員柯倩儀最近宣傳政績,其一是「用紅綠燈取代班馬線」。堂堂區議員,「斑」、「班」不辨,真有資格做新中國地區幹部。

新中國人向來以糟蹋中文為榮。謹再舉一例:上月北京舉辦不代表人民的人民代表大會,重慶中共書記薄熙來會見記者,美中新聞網報道說:「薄熙來有問必答,直言:『有人子虛烏有,給我及家庭潑髒水!』」中文的「直」字,顯然已給踐踏得體無完膚。

中文所謂「直言」,指忠直之言。直言難能可貴。漢文帝二年,天見日食,文帝認為這是君主失德之象,下詔求「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匡朕之不逮」(《史記》卷十)。唐朝貞觀年間,太宗皇帝有一天退朝,回到後宮,憤然說要殺大臣魏徵:「魏徵每廷爭(在朝廷向皇帝諫諍)辱我,使我常不自得!」長孫皇后聽了,穿上朝服祝賀說:「妾聞主聖臣忠。今陛下聖明,故魏徵得直言。妾幸備數後宮,安敢不賀?」太宗不覺轉怒為喜(《隋唐嘉話》上)。「直言」對舊中國人來說,等於賢良,等於方正,重若千鈞。

但現代漢語人卻把「直」字當做了無意思的虛詞。所以,去年八月,九龍花園街失火,《都市日報》報道說:「這是香港一九九七年以來最多人傷亡的火災,行政長官曾蔭權直言感到震驚。」薄熙來為自己文過飾非,叫做「直言」;曾蔭權向來無視民瘼,見人死了傷了才說句門面話,竟然也算是「直言」,魏徵等歷代直言極諫名臣死後有知,一定不能瞑目。

而現代漢語人除了「直言」,還有「直斥」。請看今年四月十五日《明報》報道:「《重慶日報》昨天刊登頭版文章,直斥『薄熙來違紀違法,給黨和國家的事業帶來損失,也使自己身敗名裂』。」又請看去年十一月十三日美國之音現代漢語報道:「中國通信信息行業第一大報《人民郵電報》最近發表頭版文章,直斥中央電視臺報道失實。」按薄熙來主政重慶期間,《重慶日報》唱他的頌歌連篇累牘;現在薄熙來權鬥失利,階下為囚,《重慶日報》隨風轉舵,詈罵唯恐不狠,這叫做「直斥」?《人民郵電報》和中央電視臺跟《重慶日報》一樣,都是新中國傳播機器,以反覆無常名聞世界,偶然互相攻訐,也叫做「直斥」?根據現代漢語定義,當年秦檜一派斥責岳飛「投拜金人」,大概算是「直斥」其非;一九三八年毛澤東聲言「誠心誠意的擁護蔣委員長」,大概也算是「直言」心意。現代漢語和中文之所謂「直」,意思真是判若雲泥。

作者專研中英文,以寫作、翻譯為業。(逢周三刊登)

2012年4月17日 星期二

陳雲 - 雖貧亦樂

am730 轉角專欄 2012年04月17日

與友人在深水埗某粥麵舖解飢。綠色格子的地面,白鐵皮鍛造的圓桌面,筷子筒也是白鐵皮鍛造,牆上餐牌用紅漆手寫,街市數碼字標價,下端的價錢用白紙條遮蓋。多年來,餐單不變,但加價了,只好在價錢的一欄貼上紙條另寫。

我點了魚蛋河粉,十八元,友人點了鯪魚球粗麵,二十三元,價錢便宜,只是門口煮煲仔飯,麵舖要擋隔熱氣攻入,後邊的風扇開大了,令我背脊受寒。食了熱魚蛋之後,就不覺寒了。這時有個男人拖了膠皮箱入店,帶一少婦,一子一女。男人向友人說:「請不必動,我將皮箱靠牆就是。」如此皮箱便挪到友人右側。皮箱磨得老舊,不知是無輪的還是輪不能動,皮箱要用尼龍繩綁在摺疊的鐵車子上。

男人開始與小孩談食。他向一個說:「醫生說你病了,只能食寡淡的,這次有多清淡食多清淡。」又向另一個說:「這裡有煲仔飯,鹹魚肉餅的也有,既開胃又正氣啊。」「爸爸,皮蛋鹹肉粥是甚麼來的?」「皮蛋鹹肉粥也不知道?隔夜煮熟豬肉,用粗鹽醃住,第二朝撕開煮粥,再加切片皮蛋,得閒爸爸煮給你食。」

「爸爸,豬手麵好好食,你試一試吧。」「噢,伴麵的菜也有三種選擇:菜心、芥蘭、生菜。」兒子點了雲吞麵,男人說:「你怎麼這樣沒有創意,次次都叫雲吞麵的?」其妻背對住我,看不到臉容,說話好輕,也不多搭話。

伙計見他們品評店裡的菜,五六分鐘,都品評透了,也不催促他們。結果他們叫了三碗雲吞麵,一碗豬手麵。豬手麵是爸爸的,妻兒食雲吞麵。我和友人都吃完了,我起身,才發現男人早已食完。只是逗兒女談笑,他的豬手全分給妻兒食了,自己食淨麵。對了,剛才隱約見到他將麵碗裡的肉夾來夾去。父是四十來歲,也快五十了,矮胖,有點麻臉,妻卻是白嫩,快三十歲的少婦,兒女長得白淨標致。我見此景象,感動得幾乎流淚。臨走,多看了靠牆的膠皮箱一眼。皮箱好舊,綁在鐵車子上的尼龍彈弓繩也鬆垮了,皮箱歪歪地放在車子的底架上。這麼一家四口,就拉拉扯扯的在深水埗過日子。不曉得男人是做甚麼行檔,穿的只是內衣背心加短袖衫短褲。

我看了壁上的餐單,雲吞麵是最便宜的一種了,十八元。大件夾抵食的豬手麵,也是十八元。這是店裡最便宜的餐,他們是沒得選擇的,但也談了好久,你逗我我逗你,樂了一陣子。

櫃檯收錢的老闆娘,我掏五十元,她從白鐵皮鍛造的、磨得發白的散銀架找回九元。自始至終,最沉默的是老闆娘。她只是靜靜地將南乳豬手麵和柱侯牛腩麵弄得與雲吞麵和魚蛋粉同價,使得貧民有個選擇。

文化評論人,德國哥廷根大學民俗學博士,《中文解毒》系列作者。

2012年4月15日 星期日

王雅雋 - 領匯的皮鞭

2012415

Vic:什麼叫霸權?什麼叫邪惡?令安貧樂道的人朝不保夕、無處立足,是為邪惡,是為霸權。什麼叫無恥?一邊無情地滅絕老店小店,一邊教人「尋訪隱世老字號、細味屋邨幾代情」,是為無恥。什麼叫虛偽?一邊信奉金錢至上的金融價值觀,一邊聲稱自己「以服務社區為本」,是為虛偽。

一切都顛倒了。領匯那些物業,確實是應該以服務社區為本的,但如今卻成為服務金融資本的工具,社區只是金融資本的剝削對象。

什麼叫愚昧?理應追求幸福生活,卻以經濟效益為終極目的,麻木不仁地助長壓迫與剝削,是為愚昧。

延伸閱讀:
林茵:關於領匯,我們是這樣中伏的
Kursk:領匯大股東贏盡,輸的是你
飲食男女 - 麵店不關門 (沙田盛記麵家的故事1/2  2/2

【明報專訊】敝集團參與製作的《我們的尋味時光》,我三月初看到,當時未作多想。

身為一名飲食記者,我拿起書來只看有沒有「漏網之魚」。一頁頁翻過去,一邊滿意地看到許多熟悉的面孔,一邊失望地發現此書沒有利用價值。於是,隨手將它往文件夾裏一塞,沒再想起來。

這星期的某一天,我打開電腦,赫見面書上滿壁的聲討與咒罵,方才醒覺那本書的邪惡。

過去在課堂上講「消費主義」,這不正是一個典型案例嗎?

但我如今人在江湖,底氣不足,唯有談談所見所聞。

食在香港要會算帳

和飲食業打交道日久,令我難免沾染一點勢利的習氣。平日走進食肆,環顧四周,心裏便開始算帳﹕以一碗魚蛋河(六粒魚蛋)為例,油麻地的夏銘記賣二十塊可以很好吃,但是天后的德昌賣這個價錢就不能吃了。偌大翠華連鎖店機關算盡,這碗魚蛋河非得賣到二十六塊才勉強讓人能夠下咽。

除了價格的「區位浮動」,我也關心餐桌的「轉數」。出外吃飯,有時看那餐廳一個晚上只做了一轉客,我就會忍不住替老闆叫「蝕死囉!」,惹得朋友們都嫌我俗氣。我沒辦法不操心──開在市區的食肆除非不用交租,那些每晚做一轉客的,結業簡直指日可待。

開在商場裏的門面是另一種算法。以領匯轄下商場為例(其他商場大同小異),對於月營業額在一百萬元之內的食肆,領匯收取一個固定租金,而對超過一百萬元的數額,領匯再要抽成百分之五十〔Vic:真係抽50%?太誇張了〕。租約通常以兩年為期,謂之「一年生一年死」。試想一間餐廳,打本一百萬開店(隨便買個碗都要幾塊錢呢),若要在兩年之內回本獲利,怎能不叫它把命拚上?如是者,不僅老闆親自上陣以節省人手,食物也難免天天在「吃不死人」和「貴不死人」之間走鋼絲。

我在實際工作中對飲食業有了這樣的印象,以致於每逢遇到需要交租卻不用拚命的食肆老闆,我就覺得不正常。有趣的是,我總是在屋邨商場發現這樣的異類。

有一間位於南山邨名叫嘉湖的家庭式小店,每日只做早午兩餐,顧客若想喝杯奶茶咖啡,還要去隔壁的茶餐廳買。它的食物雖然不算便宜,但是每一樣都做得好吃,而且味道中帶點悠閒的神韻。我最愛吃那裏的手工肉餅飯。這間小店養活一家三代十幾口人,居然每天下午三點就關門,而且暑假例必停業休息三個月。幾個成年的姊妹兄弟都住公屋,沒有發財,卻也沒有餓死,他們樂呵呵地自嘲「不思進取、好吃懶做」。

另一間是彩虹邨的金碧酒家,東西沒什麼好吃的,勝在不趕客,本邨許多老人家在那裏一坐就是大半天。老闆秋叔年過九十,平生最愛捐錢。想當年為了使彩虹邨保持「歡樂滿東華」的捐款名次,他不知帶頭捐過多少錢,今天想來仍感到很過癮、很值得。秋叔開這酒家可賺過大錢,但是都捐掉了,連樓也沒買,結果他至今還住在牛池灣。隨着屋邨老化,金碧酒家生意不斷萎縮,到去年只好關掉點心部,而大菜早就不做了。若不是偌大地方只需四萬多租金,恐怕它十年前便已經結業。然而,望着這殘破酒家和一大廳的老人家,我懂得了一點「優勝劣汰」之外的道理,發現「苟延殘喘」也有天真良善的一面。

人們為何針對領匯

老實說,像我這樣一個外地人,真是花了好幾年才逐漸理解香港人對於商場的感情。一個香港人,從草根到中產,除非他住在山上,否則很有可能從小便已經養成逛商場的習慣──放學後、下班後、甚至午休時間,每當感到無聊時,總有一個商場在附近。這和我小時候,放學流連小街小巷小公園的習慣差不多,只不過香港的城市地理就是大大小小的商場。

既然人們對商場這樣熟悉,如此順從它的消費環境,為何偏偏針對領匯發脾氣呢?論剝削,又一城不是一個更加嚴重的地方嗎?可是在一個香港人眼中,商場和商場真不一樣。屋邨商場,以其低廉的租金,疏鬆的管理,不經意地為香港人保留了一道市井生活的想像空間。它固然沒有光明清香的環境,也沒有十分乾淨的廁所,但是與此同時,它亦沒有人監視每一個舖位的客流量,沒有一個迫切統一的賺錢目標。它不會每兩年就把人「優勝劣汰」一次。

今非昔比,自從有了領匯,連最不打算賺大錢的香港人也不能偷懶了,沙田盛記麵家的老闆B哥就是一例。他並不是個懶人,可盛記卻是個連着天井的開放空間,夏天沒有冷氣,生意全靠秋冬兩季。所以,過去幾十年,B哥安貧樂道地住着公屋,煮着他的牛腩麵。領匯一來,盛記先是被大幅加租,進而被逼遷。後來,在社會輿論的幫助下,雖然戲劇性地被領匯留下活口,但是B哥從此不得不積極開動賺錢的腦筋,在麵檔搞起盆菜和火鍋的副業,以期應付租金壓力。

前幾天,我打電話通知B哥收看我們為盛記製作的電視節目,順便問他一句﹕「領匯為你們出書,這下應該安全了吧?」他憂心忡忡地說﹕「不知道啊……租約明年到期,領匯沒這麼早來跟我們談,怕只怕到時候要加租也就是一句話。」

那書上收錄的另一家店老闆此刻比B哥更焦慮﹕他那間有四十年歷史的漢堡店租約今年九月到期,但領匯到現在還沒有來找他談。他說﹕「因為廣告效應,生意之前旺了一陣,到時候領匯拿着客流量數據,更有理由加我租了。」

唉,這些人,原本都是些頭腦簡單的香港人啊。我們的香港是否要把最後一個廚子都變成生意人才甘心呢?

陳雲 - 中文運動第二波

明報 2012415

維護正楷漢字,維護廣東話教學,是香港在九七之後,靜悄悄進行的中文運動。說它靜悄悄,是運動支持者少,聲援者更少。在港府強權高壓之下,在香港家長愚昧追捧普通話教學之下,廣東話教中文的香港優良傳統,漸次消逝。公共空間的正楷漢字傳統,也被政府和商業霸權殘害,有人義正詞嚴地捍衛,然而大多數人冷漠麻痺,更有偽左翼及不學無術之狂妄文人,橫加阻撓,認為香港人應該包容公共空間出現簡體字,包容大陸人的文化習慣云云。

中文運動的第一波,是反英抗殖,爭取中文成為香港法定語文。(註一)第二波,是反共保華,捍衛中文正統不受共產中國的蠻語及蠻字侵擾。第一波立竿見影,第二波舉步維艱。香港的中文運動在一九六八年開始,學界成立委員會向政府爭取中文成為法定語文。一九七四年成功,港府立法通過中文與英文享有同等法律地位。在中文成為法定語言之前,殖民政府也未踐踏中文,反而鼓吹國學及古文,以此抗衡大陸地區的國族革命思潮。第二波中文運動,在一九九七香港主權移交中共之後開始,民間抗爭零星落索,中共既不恢復正體字,也不保護地方語言,港共勾結財閥,撤手不管,不像馬英九總統,在去年六月十五日毅然下令政府文件、官方網站取消簡體字版,也勸戒民間毋須陳列簡體字餐牌,使陸客體驗中華文化正統。香港本土文化尊嚴維護運動更在一眾左膠、民主黨膠、社運騙徒的干擾和攻擊之下,蹣跚而行。

agnès b. 餐廳在住宅區的商場餐牌只列出英文和簡體字,觸犯香港語文慣例,這是毫無辯駁餘地的。揭發當日,我就在面書放言,假若餐廳不馬上道歉及換上正體中文,我會向法國駐港總領事、法國文化部、歐盟文化專員及歐洲報紙投訴,控訴法國公司在語言弱勢的香港推行共產帝國的殘體字,毒害處於弱勢但秉持中華正統的香港文化。這在歐洲,是無可饒恕的罪惡。只有香港那些包藏禍心的歹毒文人,才認為商店採用殘體字,也是言論自由,值得香港人包容,並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認為香港人抗拒公共空間的殘體字告示,是香港人因為勢力衰退的自卑感引致本土意識過度膨脹的後果。(註二)這些鼓吹言論自由的人,竟然認為在香港公然展示蠻夷殘體字也有自由。我的面書,也有左翼留言,說商店連展示自己喜歡的文字也沒自由,香港社會真不寬容,令他失望云云。我回答,在歐美國家,餐牌及商店告示不展示當地法律規定的文字,是犯法的,這不是表達自由或文化寬容的問題,而是當地人的文化權利必須保護,文化尊嚴必須尊重的問題。

事件之中,也有左翼支持商場霸權也享有所謂言論自由(註三),更有評論員認為在公共場所排擠簡體字是文化霸權。(註四)香港很多左翼文化知識貧乏,不分是非,無視簡體字乃共產帝國文化暴政,居然以為簡體字是大陸人自由選擇採用的文字方式。反簡體字的抗議行動剛在組織,agnès b.在翌日下午登出道歉聲明,並馬上改換餐牌,可見一地的文字慣例,乃文化傳承及身份認同所在,即使並無法律規管,也是不容碰觸的禁忌。

殘體字損害漢字造字原理、毀壞漢字的義理傳承,語言學界已有公論,我也撰文論之甚詳,毋須重覆。簡體字乃共產帝國霸權強行用法令推行之無理文字系統。中共推行簡體字,破壞漢字傳承,毀爛文化道德,乃千古之大罪,萬死不能辭其罪。外拒中共,內除港賊。先安內,後攘外。大眾商店在香港展示殘體字標版,是媚共,助長中共帝國主義侵略香港,更是踐踏中華文化正統,侮辱香港本土的文化尊嚴,犯下文化罪行,凡我香港同胞,必須群起而攻之。這種涉及文化尊嚴的事,容不下辯論。誰來強辯,誰就是中華文化正統的公敵。

本年一月十九日,我在《明報》抨擊港府食環署在太子道公園張貼殘體字廣告,政府知機,翌日拆除廣告,可見語言文化尊嚴之事,無人夠膽冒犯。至今仍在香港市面展示殘體字廣告及標示之商戶,大家要密切留意:他們正在為了賺取陸客的臭錢而殘害中華正統文化,踐踏香港語言文化尊嚴。商家無良,莫此為甚!凡我香港正義同胞,必須將此等商號銘記於心,於網頁舉報,存之歷史,是為辱港辱華之記。

(刊於《明報》副刊文字江湖專欄二一二年四月十五日)

註一:一九六八年,第一次中文運動,爭取中文為法定語文。一九七八年,第二次中文運動, 爭取中學用中文教學。然而由於爭取的是中文為香港法定語文及教學語文,故可以合併為中文運動第一波。

註二:參閱曾志豪:<簡體有罪>,《am730》,二一二年四月五日。「簡體迫害繁體」妄想症(上)、,《爽報》,二一二年四月十一日。

註三:梁啟智:<繁簡放兩邊 自由放中間>,《明報》 星期日副刊二一二年四月八日。

註四:「就因為這些商舖照顧的顧客,是香港某一批人士痛恨的大陸人嗎?就因為這批人認為簡體字是劣質文化,所以不容許這些符號出現在香港嗎?若是如此,這不是赤裸的文化霸權嗎?誰又有權定義甚麼是劣質文化?香港人絕對有權也應當堅持以繁體字作為香港的官方語言,但我們無權禁止社會人士,使用簡體字。」曾志豪:「簡體迫害繁體」妄想症(下),《爽報》,二一二年四月十二日。

2012年4月14日 星期六

李怡 - 權力私有制之下的醜陋權爭

香港蘋果日報 蘋論 2012年4月14日

溫家寶會見梁振英,要求梁做到「為政者要清廉,做人要清廉」。他講這些話時,不知有沒有想到中共政法委書記、九常委之一的周永康正涉嫌巨大貪腐,號稱「百雞王」,其子又憑貪腐積聚了 200億人民幣財富?且不說溫總自己妻子、兒子有關斂財的傳聞,就以薄熙來、周永康涉貪來說,溫總還好意思說甚麼「為政者要清廉」的話嗎?

胡錦濤會見梁振英,只是敷衍地講了幾句話,他說梁「得到香港社會廣泛認可」,這句話既不符合梁在港的「低認受性」,而且也讓人想到胡本人及中共黨在大陸又得到多少「認可」呢?若得到廣泛認可,還需要發動全國去叫喊「堅決擁護黨中央」嗎?傳媒對這次會見的關注點是權爭:怎麼廖暉不見了?

胡溫見梁振英都顯然心不在焉,對他們來說,香港特首任命是顧不及的小事了。他們都忙於處理黨內鬥爭大事,也就是這幾天傳媒熱爆的薄熙來以至很可能觸動周永康的事件。事件之嚴重,大概是四人幫事件以來所僅見。它涉及對中共 18大權力佈局的衝擊,極可能是粉碎一次政變陰謀,因而連續幾天,官媒報道「各地幹部群眾」「紛紛表示」「堅決擁護黨中央」、「與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聽胡主席指揮」這些文革動亂時常見的語言。內地網頁有艾未未的話:「薄被清理,不是司法的勝利,不是公正的實現,而是黨凌駕於司法的明證」。實屬至理名言。薄的處理,不是通過司法程序,而是黨內經過鬥爭作了決定,然後全國表態「擁護」。這充分說明,無論中共黨還是中國政府,它的公權力不是來自公眾授權,而是黨內的私自授權。任何人有罪無罪不是由法庭決定,而是黨內鬥爭的結果。這種權力私有的格局不改變,就會在每逢最高權力轉移時,都發生讓人捏一把汗的宮廷鬥爭。

中共自建政以來,已發生過無數次因最高權力轉移而引起的鬥爭。江澤民和胡錦濤接班之所以相對平穩,是經六四鎮壓後鄧小平指定由江、胡陸續接班。胡錦濤之後沒有權威指定,就引起不同派系和擁有一定勢力者對最高權力的覬覦。先前傳聞在總理接班問題上有王岐山與李克強之爭,現在則爆出薄周聯手要扳倒習近平的陰謀。中共高層的這種權爭,過去往往以發動群眾的方式進行,或造成鎮壓群眾的流血事件,或製造許多無辜的寃獄。至於搞搞群眾「堅決擁護」的擾民把戲,則是常事了。

筆者年輕時曾相信社會主義,認同它追求平等的理想,但其後發現社會主義的實踐建立在權力私有制的基礎上,因為國家、政府各級行使公權力的權力來源,並非由公眾投票授權,而是打江山掌權後的政黨私自等級授權。因此雖號稱是生產資料公有制,但這種公有制是假的,分配平等也是騙人的。社會主義的財物分配不是本質,權力私有才是本質。社會主義的實踐,印證了奧威爾在《動物農莊》的話:「所有的動物都平等,但有些動物比其他動物更平等。」更平等的有些動物,就是特權階層。

除了享有特權的有些動物之外,實行分配平等的社會主義不是帶來百姓的均富而是均貧,是「乞丐的平等」。這種實踐失敗後,鄧小平改走自由市場的路向,也就是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但雖實行自由經濟而本質仍是權力私有,於是滋生出「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實際上是「權貴資本主義」,社會上的貧富懸殊和不公義現象越趨嚴重。缺乏法治,權貴在自由經濟中恣意妄為,社會道德蕩然無存。

人類社會的真正平等不是分配的平等,而應該是機會的平等。機會平等就是要實行「法的統治」,在法律保障下人人有自由發揮的平等機會。而法治、自由又要由權力公有的制度去保障。權力公有,就是由普及而平等的選舉授予執政者公權力。

一切政治改革,包括大陸與香港,都應以建立權力公有的制度為目標。否則,在人為操控下的最高權力轉移,都會是一場惡形惡相的醜陋權爭。

2012年4月13日 星期五

鍾倫納 - 比民主和債權更基本的原則——希臘的啟示

2012412

Vic:最後的籠統結論其實很危險,很容易得出反民主的推論。姑且假設華夏文化真的有「長期視野、集體意識與克己精神」,則現今中國大陸的情況就非常諷刺:國人普遍之短視(為發展經濟而犧牲環境生態、為一黨之私而犧牲民權)、自私(為私利不惜毒害幼兒以至全民)與放縱(粗鄙無禮),實是所謂華夏文化之反面典型。

如果說民主政制往往「沒把下一輩利益考慮周全」,難不成「北京模式」或「普京模式」才能為「下一輩利益考慮周全」,才是世界發展的模範?

民主制度之優缺,人類社會已有基本共識(沒錯,反民主其實是反人類的)。因為權力必須是正當的(政府之權力必須源自人民授權),因為權力必須有效制衡(否則權力必生腐敗),因為我們相信人人都有不可侵犯的尊嚴(人生而平等,主要意義在此),藉民主與法治保障自由與人權是必要的。

然則確有比民主更根本的東西,那就是民主有效運作所仰賴的民智與民德。民智普遍昏沈、民德普遍敗壞,民風鄙薄,唯錢唯權是尚,則一切休提。


【明報專訊】歐盟通過救助希臘的國債貸款後,全球經濟決策者曾稍舒了一口氣,但這項決定只屬應急之舉,當事者的視野集中在希臘能否獲助和能否履約,很少顧及長期性的經濟問題,更少談論到這趟事件對民主制度的深刻影響,而目前希臘式的民主運作,也正是債權危機一個主因。

歐盟的條件不僅催促希臘進一步削減今年開支,及定出將來的債額和國內總產值之間的比率,還迫使各大政黨預先宣布大選後必須繼續履約,並派員進駐首都,監察希臘的履約行動。這項消息引起民間連串示威,而且各方面對緊縮政策能否貫徹仍抱著很大疑問。

國事自主

民主的一項基本假設是國事自主。國際資本主義對各國民主的影響雖然清楚,仍沒明目張膽。歐盟的減緩還款條件,則公開否定了國民是希臘這個主權國家唯一的決策群體。歐盟本身及其成員國基本上擁護民主體制,在非戰爭情況下這樣振振有詞地否決主權國的民主政體,是認為國際借貸規則的原則高於借款國的主權。至於希臘本身,朝野反對的主要是還款時限和數目對生計和經濟的嚴重影響,以及對國家主權和尊嚴的損害,並沒挑戰借貸的運作原則。

借貸原則是個只看錢銀、不顧其他因素的制度,它不管借方的長期利害,也往往低估借方在債台高築後無法履約時貸方也會受害的可能性。這幾輪談判的目標,都只限於找尋一個借貸雙方都同意的換債數目和期限,歐盟雖然要求希臘削減開支,卻沒有限制各國向希臘繼續出口貨品,只是鼓勵希臘也去增加出口。

希望希臘提高出口來改善經濟的說法,不單是遠水難救近火,侈言在國內信貸緊縮情況下開發出口,可說是個掩飾盟國繼續向希臘出口貨品的藉口。希臘為了對症下藥,不能諉過他人,必須反省自己為什麼借了這麼多債。

1974
年推翻軍人統治後,希臘的社會潮流嚮往於肯定個人價值和建立福利國家,這些價值意識在新憲法中得到確認。福利國家制度發源於西北歐,它們的經濟條件都比希臘優厚,但2001年希臘修憲時,對個人權利和福利制度進一步加強,並擴大了地方政府權力,為鼓勵國民消費的傾向重申了法律基礎。

此後,國民不斷要求跟西北歐國家的福利看齊、民意代表亦以順從民意為己任、貸款購買外貨的有本國的銀行、大賣廣告鼓吹消費的有希臘文的傳媒,國會欠缺對收支的準確預測和量入為出的決心,於是舉國上下,都養成先使未來錢的習慣。

好景不長,到期還債時,老年人和中年人享慣了入不敷出制度下的好處,不願接受加稅,遑論裁員、降薪、或削減退休金!無業青年雖然憤怒,卻看不到這是父祖輩的投票後果。幾代人都不看歷史,只把矛頭都對準政府和債權人,這樣子只能滿足短期發泄,不承認上一兩輩的責任,希臘人便無法冷靜地接受事實,找出比較公平而可行的解決方法。

沒把下一輩利益考慮周全

過去30多年間希臘的民主運作,顯然沒把下一輩的利益考慮周全,也欠缺國家收支的準確預測(這是目前世界各國仍在摸索中的工作)。國際借貸原則雖然突破了希臘的國家主權,卻不足以調協歐盟成員的長期經濟共榮策略。這趟還未閉幕的教訓,要求人類進一步去探索比目前理解到的民主和債權更基本的原則。

也許,華夏文化的長期視野、集體意識和克己精神,可以為民主和債權這兩個重要的西方制度,提供一些靈感吧。

作者現居於美國俄亥俄州,曾任教授、研究員和行政主管,個人網址 是:TomLChung.com

2012年4月11日 星期三

古德明 - 你好!

am730 中華正聲專欄 2012年04月11日

現代漢語有一句很有趣的話:「你好!」這兩個字幾乎已經成為書信、對話的固定開場白。打開信件,首先入目的總是:「X先生:你好!」聽電臺公眾意見節目,節目主持人接電話的第一句也總是「陳先生你好」、「張小姐你好」等等。從前,我們稱呼人家,名字或置於稱謂之後,例如「梁啟超先生」可稱為「梁先生啟超」。但梁啟超只有一個,陳你好,張你好今天卻全港全國都是。

中國人見面或書信往來,當然會互相問候。例如《三國演義》第十四回曹操手下滿寵探望故人徐晃,一見面就問:「故人別來無恙乎?」《夜雨秋燈錄‧東鄰墓》俠客金某和書生解必昌重逢,金問:「吾弟安否?」解也問:「兄固無恙乎?」金回答:「無恙。」這都是真正的問候。滿寵、解必昌等不會問都不用問,就斷言「徐先生你好!」「金兄你好!」

現在請看正統中文書信。清朝顧貞觀兩首《金縷曲》,以詞代書,寄遠謫寧古塔的好友吳漢槎,膾炙人口,頭幾句是:「季子(吳漢槎)平安否?便歸來,平生萬事,那堪回首?行路悠悠誰慰藉?母老家貧子幼。」民國胡適之一九二一年八月十八日致函周作人,開頭是:「啟明兄:你近來怎樣了?我希望你已完全恢復健康。」這也是問候。顧貞昌、胡適之不會未問先知,沒頭沒腦就來一句「季子你好」、「啟明兄你好」等等。

現代漢語愛向英文學舌,但英國人見面,會問:How are you?(你好嗎?)對方會回答:Very well, thank you(我很好,謝謝)或Not too well, I'm afraid(不怎麼好啊)等。英國人寫信問候親友,開頭則會說I hope all is well with you或I hope this letter finds you well,等於傳統中文書信的「比維(料想你近來)起居迪吉,為頌為祝」,表達的是祝願。這和現代漢語的「你好」截然不同。要是現代漢語有資格翻譯成英文,親友見面第一句話是You are well!公私函件第一句也是You are well!不把英國人笑殺才怪。

假如張三最近喪了親、失了業或患上絕症,李四見到他或寫信給他,竟然說「你好」,那算是譏諷還是幸災樂禍,恐怕要現代漢語人才能解答。

語言可以透露思想、文化、這是一點不假的。新中國統治者在百姓思想上只求空白無物,官方文告則只求洋洋萬言的假大空眩人目耳,於是「你好」成為全國口頭禪:說了等於不說,寫了等於不寫,沒有意思,沒有思考,大家就像錄音機一樣叫「好」。

作者專研中英文,以寫作、翻譯為業。 (逢周三刊登)

2012年4月8日 星期日

陳雲 - 民國啟蒙——讀鄧康延《老課本新閱讀》

2012年4月8日

【明報專訊】七八年前,與《信報》編輯周淑賢閒聊,回憶童年時讀的小學課本,比對課程改革之後的新課本,驚覺童年課本乃民國課本之香港版,優美的白話、樸素的插圖、忠孝節義的教誨、天真爛漫的童趣,農圃之樂、山川之美,都被殖民地政府巧妙融合在本地課本裏。課本保留故國之思,減去的,是民國時代的愛國激情和破舊立新的狂妄。後二者,在今日看來是稚嫩的,也是危險的。

在鄧康延編著的《老課本新閱讀》裏面,讀到〈老鼠開會〉,眾鼠決議為貓掛鈴鐺而無人承擔任務的童話,如見故人;讀到〈愛國〉、〈用國貨〉之章,見民國人之急功近利而不明學理,讀到〈去迷信〉之章,就見急速現代化而缺乏耐性理解風俗之狂妄。香港之幸,是此地保有民國趨新之利,而無有民國革舊之弊。民國熱,在內地熱了好幾年,老課本也用簡體字橫排本的方式重版了,我一本都沒買來看,免污吾目。楷書直排的民國老課本,除了圖版之外,被中共出版法律強制之下,換成了簡體字橫排本,頓有蠻夷當朝、河山破碎之感。鄧康延醉心收集和閱讀民國課本,他在香港版「補序」說,編著的民國老課本得以在香港以正體漢字直排出版,「或許更接近原來的文本氣息。沒有意識形態和文化政治運動的割裂,民國的童年和港台的今天,在語境上更為接近」。

清通的語文

民國新舊交替,去古不遠,用的語文也有天趣。我童年的香港中文教科書已是彩色革新版,但父親和隔壁黃婆婆教我在《通書》(俗稱《通勝》)讀的《增廣賢文》、《朱子治家格言》等啟蒙讀物,用的白描圖畫和楷書體,就如民國老課本。楷書體,用的是唐朝歐陽詢的法帖。這種楷體,台灣公務機關常用,在台北街頭的毛筆招牌題字,舉目都是。香港殖民政府部門的題字,愛用宋楷刻印體,多了機括,少了儒雅。

民國小學課本無標點,靠字體的起伏斷句,偶有押韻,如下面一章﹕

天初晚
月光明
窗前遠望
月在東方

這是《新國文》第一冊第二十九課,小學初班的課本。文章靠字句對仗斷句,由三字句遞進到四字句,自然隔斷,毋須標點,符合中文口語的習慣,符合《詩經》三言、四言交替的古風,也承繼了王朝時代童蒙教本的《三字經》(三言)與《千字文》(四言)的章句。「窗前遠望」與「月在東方」押韻,以「方」字的平聲收束。寫這樣的課文,當時的人是不須太多思索的,因為他們童年讀的就是古書,去古不遠。

至於在課文圖版下面做箋注的鄧康延的文字,我讀了幾則之後,就不想讀下去,多是東施效顰、狗尾續貂之作。他編撰老課本,並在書後與中共的新課本的課本比對,用心良苦,也有懺悔與自新之志,可惜中共將國人的性靈與語言摧殘太甚,病入膏肓,無藥可救。比如上述一章,鄧的感言就是﹕「望月的人,讀課本的人,百年後再讀這一課的人,可能都會覺得,還是中國的月亮圓。難以解釋,最著名的漢學家能翻譯出『雞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的味道嗎?有些計量,不在眼,在心。」

課文是天真爛漫,不言而教,鄧先生的解說卻是遁入共黨愛國主義和東方神秘主義去了。讀了,就領會中共教出來的人的愚昧無知與矯揉造作,他們再讀多少民國老課本,恐怕也救不回來的了。

真誠的傳道

我童年的科學書,用的都是淺白文言,也是承繼民國遺風。例如「雷電」一章,說「空中之雲,或高或低,各儲電氣,二電相觸,乃發聲光,其聲謂之雷,其光謂之電,實一物也……故雷雨之時,勿倚高牆,勿著濕衣,勿立樹下,皆避電之法也。」妙用古文的對仗與遞進的句法,解釋物理與雷電自保的常識。

我最喜歡的一章,是《共和國教科書新課文》第六冊的第一課,題為「人之一生」,課文如下﹕

人之一生,猶一歲之四時乎。春風和煦,草木萌動,一童子之活潑也。夏雨時行,草木暢茂,一壯年之發達也。秋冬漸寒,草木零落,則由壯而老,由老而衰矣。然冬盡春來,迴圈不已,人則老者不可復壯,壯者不可復少也。語曰「時乎時乎不再來。」願我少年共識之。

這是小學高年級的課文,今日看來艱深,往日的兒童以小學畢業為準,課文如老者向少年教誨,讀之有益。課文寄託了「天人合一」、人之生老病死與四季的榮枯更替一體的儒家精神,更有天地永久而人命有期,天人不能合一的悲嘆,以老人的口脗,勸喻少年珍惜青春,如祖父囑咐兒孫。這是真誠的傳道啊。

文 陳雲
編輯 楊泳森

范國威:簡體無罪 忽略繁體才是罪

201248

【明報專訊】發起抗議「簡體字餐牌」的當事人,是西貢區議員范國威。

他自己住在將軍澳區,就在事發商場附近。他說,三月三十一日周六商場新開張,他好奇入內走了一圈,留意到agnès b. café餐牌有點「怪」:只有簡體字和英文字,而且包含內地用語,如把「沙律」寫為「色拉」等,和本地習慣不同。

范國威估計,新商場樓上有數間酒店,商戶這樣做可能是為了迎合內地遊客。他拍下餐牌照片放在facebook,旋即吸引網民轉載,引爆支持和反對者的火熱討論。

范承認,之前從沒光顧過agnès b. café的其他分店,亦不知道該店一直如何寫餐牌,只留意到將軍澳新店情况。四月二日,他聯同兩名黨友到咖啡室請願,並同時致電agnès b. café顧客服務熱線投訴。agnès b. café在四月三日把餐牌字體更改為英文和繁體。

接受英文抗拒簡體?

范國威的邏輯是這樣的:香港的法定語文,是中文和英文。故此,純英文的公共告示,他接受。純中文的(按慣例是繁體字),他也接受。若簡體字出現卻忽略了繁體字,他認為是「不尊重本土文化,不尊重香港消費者」。他指出,這個語文政策只對政府有約束,民間商戶不受限制。

但他補充,在舊社區如九龍城有些服務少數族裔的小店,只寫菲律賓文或印尼文,他可以接受。但agnèsb.café的語文使用明顯和小店出發點不同,「它想搵內地遊客的錢,卻不尊重本地文化。商家做生意也應該有社會責任,不應唯利是圖」。

筆者追問,為何他接受「純英文」告示,卻未能接受「英文+簡體」告示呢?傳媒人曾志豪在專欄也作出過類似挑戰,指坊間有餐廳只用英文,范國威等人卻不去抗議,現在卻抗議有人只用簡體字,似乎「用簡體字是罪」。范解釋,中英文都是香港的官方語言,一般香港學校也有教授繁體中文和英文,故此純英文,他是可以接受的。

「我不是說用簡體字是有罪,我的意思是當你用中文和英文,而香港人習慣用的中文是繁體字,你使用了繁體,再額外加入簡體字我不反對……問題是你忽略了繁體字才是有罪。」筆者問:「是否把簡體字凌駕於繁體;或以簡體字取代繁體,才是你認為的問題所在?」范同意。他認為,最完美的方法,應該把英文、繁體和簡體三種字並列,但很多商戶也只在繁簡之中揀取其一,他認為這些做法「難以明白」,而且「蠢」。

繁體字弱勢受歧視?

他又認為,假設顧客「看得懂簡體字」並不合理。「例如公公婆婆,看不懂英文,也看不懂簡體字,就引起不便」。再加上今次不止字體有變,連實質用詞,如沙律變成「色拉」,內容也「大陸化」,令問題更進一步:「即使我懂得看簡體字也未必明白什麼是色拉?它(商戶)這樣做就是想話畀香港人知:「我唔做你生意」,這樣做和的士司機拒載有點類似,透過這些方法,拒絕一部分香港消費者。」

范國威指的「拒絕」有兩個層次。一個是「不能看懂」的層次;另一層次是他所指的「不尊重」,漠視本土文字使用慣例引來的情緒反彈。事實上,范和網友分別計劃發起「罷買運動」或「圍影運動」(類似D&G的集體拍照行動)來抗議,可見群眾情緒反彈已出現,但後來餐牌改回來,抗議活動才取消。

范國威甚至形容,agnès b. café的做法是一種「歧視」,「你對一個社群作出一些行為,例如使用語文,令社群不利,這也是廣義歧視的一種。我要強調,我不是禁絕你用簡體,而是你刻意去忽略另一個消費群眾(繁體字使用者),就是歧視」。

筆者問:一般使用「歧視」,包含歧視者是「強勢」,被歧視者是「弱勢」,那「繁體字是否弱勢」?「香港本土文化相對於13億人口的國內,和內地政府透過公權強制推動簡體字,香港當然是弱勢;繁體字相對於現在中共大國崛起,財大氣粗的龐大消費潛力的文化,當然是處於弱勢」,他說。

范在訪問之中,不時把繁體字稱為「正體字」,亦有申明繁體字才是源遠流長,歷史深厚的文化中國字體。文化人陳雲曾指,「繁體字」本身含有批評字體筆劃繁瑣的貶意,故會以「正楷漢字」稱呼繁體中文。但對於有人會用「殘體」一詞貶低簡體字,范卻不傾向這樣做:「我雖然明白他們用殘體這個字的意思,但還是傾向正面的用詞,就像我們阻截雙非孕婦時,不會稱內地人為『蝗蟲』。」

見簡體即罵才是打壓言論自由

那邊廂,學者梁啟智亦批評范的做法,認為不讓商戶只用簡體字,是對言論自由的打壓。范國威認為這個觀點不成立:「如果我完全不准你用簡體字,一有簡體字就罵,這論點(打壓言論自由)才成立,但餐廳仍可以簡體字,只是它應該加入繁體」。

梁啟智又假設,若有餐廳以簡體字加入「結束一黨專政餐蛋麵」,挑戰范國威作為泛民一員,多年來爭取民主,會否去抗議還是支持。范國威回應說:「梁啟智這個假設好虛無縹緲,是不會出現,難以成為現實的假設性問題,像設立一個稻草人去進行辯論,是不實際的。我一向也尊重梁啟智作為公共知識分子的貢獻,但我覺得他在這件事上有點過猶不及。我們被內地文化入侵了,作為香港人還不清醒去看到而作出相應行動,我有少少惋惜。我覺得真的要好理直氣壯同天經地義去捍衛本土文化。」

不少人批評,范國威是區議員,今次抗議簡體字,是政黨「抽油水」行為:「傻嘅!這種講法的邏輯是,我們政治人做什麼都有政治動機,做所有嘢都是抽水,為選票。我不會掛心這種批評。」對於會否得失部分選民,他這樣回應:「我哋做政治人當然有我們政治判斷或者政治計算,但我們的底線是,第一,我覺得我們的行為是理性和有思考過;第二,我們做政治判斷有時啱有時錯。這一刻,我覺得我做得啱。」他又形容,相比起早前雙非孕婦和自駕遊的爭議,這次字體之爭涉及的情緒駁火,純粹「小兒科」。

范國威亦不忘「拋書包」,指自己在美國也是修讀政治理論,深明搞「身分認同政治」有機亦有危:「我知道有危險喎。從學術上去講,身分政治的強項是容易令人代入。但危險是,忽略了不同文化之間,可以有互相交流和互動性」。筆者就追問,范有否反思今次抗議行動的「危險性」。「我不用『殘體字』這個用詞,而用『簡體字』,已經是小心用詞了。」對於不少「本土文化捍衛者」對反對者的批評,例如要求梁啟智或曾志豪「搬回內地住」會否有點過分,范國威只希望大家各自表述但無謂動氣:「(大家)慢慢嚟啦」。

雖然深知「身分認同政治的危險性」,但他仍表示若時間許可,會繼續遊走港九新界,找出這些「不尊重本土文化」的告示出來。訪問當晚,他翌日要搭飛機遠遊,依然趕緊把一批在尖沙嘴商場拍攝到欠缺繁體字的「問題招牌」貼上面書,裏面有港人熟悉的佐丹奴,新力等品牌。

筆者問:「我可以稱呼你做『字體警察』嗎?」范笑着回應:「唔好,咁高壓,警察近來形象也不太好,不要這樣稱呼我。有網友叫我做『打簡議員』我也不喜歡,太強硬了,我只是……守護正體字的人。其實我也不想周圍刮這些簡體字出來,只是一種反應,想保護正體啫。」

口述 范國威
撰文 黑貓

2012年4月4日 星期三

張鐵志 - 抵抗新威權民粹主義的推土機

中國時報 201244

 日昨,即將就職副總統的吳敦義對一個抗議者說:「已經聽你講完了?可以了嗎?可以了嗎?你也不能妨礙到我啊?」引起輿論譁然。許多人對此深感憤怒。

 猶記得此前吳敦義也曾對白海豚說過類似的話(你們可以轉彎,不要妨礙到國光石化嗎?),更有人想起,馬英九宣布提名吳敦義為副總統候選人時說他是悲天憫人。然而,這句話不只是透露吳敦義個人的傲慢,而正是郝市府強拆王家的心聲,或者國家暴力行使的縮影──你們這些抗議者不能妨礙到我!

 其實,強拆士林王家事件,徹底掀開了台灣新民主外殼下的統治本質:以財團利益為依歸的新自由主義,加上行政權力專斷的「威權民粹主義」。

 都更之目的本在促進都市生活機能,改善都市生活環境,但今天卻成為財團圈地的工具,讓住宅的商品化邏輯壓到了個人生存權。對於現行都更條例之惡,郝龍斌說出「在五%和九五%人數之間,市府必須抉擇照顧多數人權益」,並且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說「要阻礙整個城市發展,妨礙大家的利益,那我們就要動公權力」,這種以多數人之名而犧牲少數人權益的作為,是一種最惡質的假民粹主義。然後,在現場對於王家住戶和幾百名支持者強制驅離,更展現了執法者的粗暴與威權心態,而郝市長說出了和吳院長異曲同工的話:「請(抗議者)不要為難基層公務員」。

 強拆王家事件在過去幾年早以不同形式出現:以開發觀光之名在東海岸強徵原住民土地(如港口部落)或者更早底拆毀三鶯部落、以科學或工業園區之名強徵農民土地或者正在發生的中科四期搶水,以及現在強拆王家,其實捍衛的都是財團利益。而所謂依法行政,不過是個藉口──想要實行對利益集團有利的政策時,就會「依法行政」,但如果是觸犯到財團利益時,政府就會公然違法:之前中科三期被法院撤銷環評結論,環保署依舊拒絕要求中科停工;之前台東美麗灣飯店經法院判決違反環境影響評估法,縣政府卻依然發予建照。

 正如新自由主義的展現常常伴隨著暴力,來剷除絆腳石,這些開發與發展也讓我們看到,推土機作為一種國家暴力象徵,越來越不可思議地粗暴:當苗栗縣政府的怪手開進大埔農田時,震驚社會,沒想到政府可以如此土匪;然而,如果那是欺壓弱勢農民,現在卻是在台北市中心摧毀一個家族安身立命的祖厝。

 這個新自由主義加上威權民粹主義的歷史基礎,是來自台灣不完全的民主轉型。

 伴隨著台灣政治轉型是新自由主義式的市場開放和私有化。同時,民主化也培養了金權政治的土壤,這包括國民黨和財團的重新結盟、對利益政治防範的寬鬆、選舉制度不利於社會正義等等;相對的,在兩千年前做為反對黨的民進黨,由於其本質就是反國民黨聯盟,所以是混雜著部分福利政策與解構黨國資本主義的新自由主義想像,而無能提出真正的另類社會經濟方案。政黨輪替後,反商的強烈焦慮加上政治金援的需求(他們沒有黨產),所以亟欲拉攏資本家。因此不論哪一黨執政,金錢始終主導著台灣民主。而此次大選,諸多資本家為國民黨站台、恐嚇人民,更是赤裸裸地告訴我們誰是國家的統治集團。

 另一方面,由於台灣的民主轉型過程是由威權時期的執政黨主導,缺乏對於轉型正義的追求,因此並未清除威權的歷史遺毒,行政權力也依然巨大而傲慢。尤其原本蔣經國就是以民粹主義的姿態行威權主義之實,所以八年國民黨的重新上台不過一場欺罔的轉身,本質上並未有太多改變。

 因此,財團主導的新自由主義和從舊時代轉身而來的新威權民粹主義,成為我們這個時代民主的印記。房地產商主導城市發展的想像、市民生活的景觀,大資本家支配了台灣國土開發,挾持二一二年的總統選舉。而此刻國家暴力強拆掉的不只是王家,也拆毀台灣的民主。但是人們並不會就此撤退:公民會繼續「妨礙」吳敦義們的傲慢,會繼續擋在郝龍斌們的推土機前,繼續對抗蠻橫的威權主義和財團利益。畢竟,我們不能讓脆弱的民主變成王家般的斷垣殘壁。

 (作者為專欄作家)

2012年4月3日 星期二

陳雲 - 反「英」抗暴,不可亂用

香港雅虎 三文治專欄 2012年4月3日

四月一日,民間人權陣線發起反對中聯辦治港、反對梁振英當選大遊行,口號為「豺狼當選,港人憤怒,抗議中聯辦亂港」。然而二十六日報載,行動的主事者卻玩弄文字戲謔,玩「食字」爛gag,將行動命名為「反英抗暴」,難免令人驚訝(見《蘋果日報》二〇一二年三月二十六日新聞標題「不要 23條重臨 不要西環治港 市民 4.1上街「『反英抗暴』」 )。

反英抗暴是一九六七年土共發起的工人階級暴動,反對英國統治及資本家剝削,行動有工人階級受到剝削的怨氣,也有中共的幕後支持。「反英」就是反對英國統治,今日某些民間抗爭者挪用此詞,用來反梁振英,絕不恰當。首先,假若民眾堅持梁振英是共產黨地下成員,反對的是共產黨,應該名正言順說反共,也可說反梁、倒梁,不應借用香港歷史上的重大事件「反英抗暴」來戲謔。政治名稱、歷史運動有其莊嚴不可侵犯之名,正如民主國家有時執政黨不能取得大多數民意支持,而延攬反對黨入閣,組成兩黨聯合政府,稱為「兩黨共治」,我們絕不會挪用「共治」來描述共產黨的統治一樣。這種玩笑是開不得的,勉強戲謔,也絕無幽默可言。

再者,假如抗議者認為梁振英是剷除香港的既有文化價值,而這些文化價值正正是香港在英治時期培養出來的,抗議者自己說「反英」,豈不是自挖墳墓,自取滅亡?世上豈有這麼蠢的抗議者?我們香港人不至於這麼蠢吧?簡直被共產黨笑死了!

自從梁振英當選特首之後,《蘋果日報》採用「英治八卦」之專欄名稱來戲謔梁振英即將採用的統治方法,也是混淆視聽,包藏禍心,只有不明事理的傳媒總管,才不會察覺此名詞之蠱惑人心,破壞香港歷史正統。英治,或英治時期,一向是英國殖民統治時期的簡稱,英治時期奠定香港城邦的制度及文明,絕不能挪用到梁振英的統治,否則魚目混珠,以訛傳訛,香港的一百七十年英治歷史便成為下一代戲謔的對象了。

《蘋果日報》二〇一二年四月一日《英治八卦》新聞專欄,記述民間團體向英國及美國駐港領事館抗議《中英聯合聲明》受到中方踐踏,要求英國以締約國身份介入,新聞標題是「求助英美:一國兩制彌留」。且不說該專欄用「八卦」來記述嚴重的外交議題了,既然該專欄以「英治八卦」為名,而「英」是戲謔梁振英,那麼「求助英美」豈不是向「梁振英的美人」之類求助麼?開玩笑,也不要開到自己的頭上吧?

張大春 - 一路哭還是一家哭

台灣蘋果日報 2012年04月03日

「文林苑」強拆民宅的許多層面都在過去一周之中廣泛地炒熱了各大媒體,而今話題在廢墟上大約是冷了。內政部長李鴻源宣布三個月內修法改善,看似允諾了要亡羊補牢,事件落幕。然而,落幕的究竟是什麼?

回顧一周以來,在義憤和喧囂之中,成大三年級的同學張志祺所寫的文章《關於王家都更案》一時傳誦,大約也令許多人更加了解了事情的各個面向,尤其是可能會面臨家宅被劃入都更範圍的人,應該如何積極面對法令、政府和建商,確保權益,這篇文字的確相當具有啟發性。

「依法行政」耍蠻橫

僅就「文林苑」一案來看,王家封閉溝通,建商搶先預售及市政府依法強拆,這是張志祺在文章裡所陳述的、釀成悲劇的「三方小錯」。但是,在公共議題的討論上,都犯了小錯的,也不應該以各打33.3333大板收場。各方犯的小錯應該如何在本位上承擔責任,也不是其中握有執法權力的一方率爾操觚就算了。可悲的是,圍觀公權力施暴的現代公民居然還只能惋惜:「惡法亦法」。這樣說,恰恰迎合了當局怠惰之後耍蠻橫而所能使用的唯一遁詞:「依法行政」而已。

「惡法亦法、依法行政」是捍衛《憲法》保障基本人權者的夢魘。因為當我們寄身於一個政體之下的生計與命運淪入立法層次,便完全失控。國家理想虛懸在《憲法》條文裡,受人民託付而制訂的法律、條例、規章、細則,卻往往基於政客與商賈的粗疏、方便和利益,侵犯這社會上的弱勢和少數。

該令人驚訝嗎?郝龍斌會說:「在5%和95%人數之間,市府必須抉擇,依法執行才能照顧多數人權益」;更令人不安的是,他接著還說出:「請(抗議者)不要為難基層公務員」以及「也不要干擾到我的家人。」的話。

一個隨時在執行公權力的地方首長應該明瞭:人民的福祉本來就是「一個都不能少」的。我們儘可以譴責個別公民不懂犧牲、奉獻、退讓、相忍為國甚至敦親睦鄰,我們也儘可以指斥個別公民一意孤行、算計、自私、罔顧公益甚至貪婪無厭;但是《憲法》既不是以比例多寡來保障人民之幸福或安定,復不能以個人的道德是非來裁奪其應享權利的比例。在《憲法》的層次看問題,尊重或服從多數更不能以犧牲少數為手段。

郝龍斌不是基層公務員,卻拿基層公務員當人肉盾牌;眾人關心的是一夕之間失去家園的人,郝龍斌關心的卻是他深宅大院裡的家人。這都不是一般失言的層次。

基層公務員當盾牌

拆除「少數人」(5%以上還可以推升到哪一個數字呢?)的家都在一開始的時候就有那樣絕對的必然性嗎?答案是沒有;但是強勢、多數的一方利用「法定程序」將事件推擠到「別無選擇」的地步,這當然不是「基層公務員」的責任。

首都市長何以不能及時提出高於法令位階的釋憲?擔當責任的人,一意執行自己聲稱「有瑕疵」的法令,這就是遷延僨事,最後,只能讓枯心守法、以及對法治還有理想、信念的人反而對都市更新產生疑慮或恐懼,這只是一家哭的問題嗎?

〈果然有話〉作者為作家

2012年4月2日 星期一

吳靄儀 - 怎樣保護司法獨立

明報 201242

司法獨立已是香港人的自由、人權、法治最後的一道防線。所以,在未來的五年,司法機構會是左派力量的主要攻擊及整頓的對象。香港人如何能盡一己之力保護司法獨立呢?

我認為,首先須提高警覺,對任何可能打擊司法獨立或個別法官的行動和言論都應提出質疑。同時,要加深對法庭和司法程序的認識,以免讓反面宣傳乘虛而入。

在加深公眾認識方面,需要推廣的觀念是,法庭必須按照法律原則和論據判決。驟聽,這點好像顯淺之極,但只要想深一層,就會明白是何等竅要。過去十多年,中國大陸名義上一直以建構法治社會為國家施政綱領,事實上,何謂「法治」不停改變。近年的重大倒退,正是取消了「法律至上」的指導原則,法官的判決,變成只餘「黨的利益至上」和「人民利益至上」。「維穩」聲中,習近平要求香港特區的司法與行政「合作」,訊息自然沒有被香港忽視,也沒有被遺忘,年前首席法官李國能宣布提早退休,就有人疑慮是否一葉知秋。

所以,在未來的日子,香港人要辨明誰是維護法治或削弱法治的法官任命,不在於某位法官是「開明」或「保守」,而是在於法庭的裁決是否有公之於世、基於清晰有力的法律根據的公正判決。法官也是人,思想自然有較保守的也有較開明的,這不是問題,但無論認為應該政府勝訴或敗訴,裁決必須基於明確及令人信服的論據。有清晰明辯的論據,即使有錯,他日,或在上級法庭,也會有改正的機會,法律仍不易淪為打壓的工具。

法庭要藉判決書向全民問責。法庭只能按法律判決,法律有漏洞,如何更正,責在立法機關。

葉蔭聰 - 權力至上——評《鄧小平與中國的轉變》

201242

【明報專訊】梁振英當特首,這真是一個有趣的香港政治現象:民望不高,政績不清楚,又被指打壓人權與言論自由,讓人懼怕,卻又讓人期待的政治強人。我一直在想,「政治強人」四字套在梁振英身上是什麼意思?除了他身後拖着長長的中共陰影(即所謂「地下黨」身分)之外,應該還有什麼的,是中國的薄熙來還是俄國的普京?


梁先生應該不會喜歡薄熙來或普京,鄧小平則合他心意。競選期間,何俊仁翻出梁說過的一段話。前年,劉曉波獲諾貝爾和平獎,梁振英評論說,獲獎的該是鄧小平,因為,他的經濟改革,讓許多中國人脫貧,他的開放政策及外交,也協助終結曾劍拔弩張的冷戰關係,走向和平。

大國崛起的強勢論述

不同演繹,類似觀點,我們在不少對鄧小平的評價中看到,也屬大國崛起的強勢論述的一部分,不單是中國人的家事,甚至獲得全球唱和,去年傅高義(Ezra Vogel)出版的《鄧小平與中國的轉變》(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香港中文版書名為《鄧小平時代》,台灣版書名為鄧小平改變中國)是為一例。我沒有機會訪問梁振英,但不妨讀一下同樣高度讚揚鄧小平的近作,去分析一下這種強勢意識形態。

傅對鄧小平的高度評價,在書的前後已明言了,「還有哪位20世紀領袖比鄧小平為那麼多人改善生活做過更多?還有誰在20世紀對世界歷史帶來如此深遠及偉大的影響?」值得注意的,不單是傅高義對鄧的讚譽。未讀此書之前,讀過不少書介及評論,以為此書必定對鄧的過去多作剪裁。可是,平心而論,這部900多頁的書,基本上沒有遺漏多少鄧小平的生平事迹及事業階段,即使是不光采的過去與污點,包括1957年的「反右運動」整肅知識分子,以及1989年下令開槍鎮壓北京學生,也有提及。傅的問題主要不是隱惡揚善,而是他的歷史敘述與評價是分離的,讓人看起來是不大相干的。全書予人感覺是,書的開首與結尾的讚詞一早已寫好,然後再堆砌出中間的幾百頁歷史部分(是否由研究助理代勞?),與結論連不上關係。

政治生涯曲折離奇

對一個人的評價,總是基於他/她的過去,傅卻一反這種常識,做到了歷史記憶與評價的分離。傅是一位喜歡為亞洲政權打氣的洋學者,他寫過《日本第一》,寫過許多為中國經濟改革打氣的書,還編過了一本研究韓國軍事獨裁者朴正熙的書,然而,他的觀點與位置也與不少香港建制派接近。身在香港與西方的人,抹去與審查歷史近乎不可能,正如梁振英所說,市民對六四都「有共同經歷,感受深刻」,可是,深刻的經歷,並不干擾當下的認知與道德判斷,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有空間安放偉大領袖與大國雄心。

鄧小平的政治生涯曲折離奇,所下的決定以及他的命途,無論在內政或外交方面,存在眾多歷史爭議空間,以至道德評價,可是,這些都似乎不是傅高義所感興趣的。例如,1950年代,毛澤東派鄧小平主持「反右運動」,涉及50多萬的右派,書中竟然只有寥寥數語。鄧小平曾獲毛澤東如此重用,是否說明鄧與毛的想法相當接近?在我看來,黨不能容忍黨外知識分子及民主黨派的批評及獨立聲音,要掃除任何阻礙黨建與領導的障礙,正是他們共同擁有的「黨性」。

傅的歷史敘事幾乎沒有鑽進任何值得探討的黨史問題,鄧小平的「三上三落」恍如個人戲劇,因此,他竟然可以把鄧小平出生1904年至1969年歸為一章,內有一次30年代相當短暫的一次下台與上台,後面的每一章,卻不成比例地細緻,有時幾年光景,卻又可以分成許多章,大概是為了突出偉大領袖的起跌。而且,在敘事中涉及鄧小平的性格、黨內位置、政治形勢等等,卻在粗疏敘事中輕易帶過。不妨舉一個例子,大躍進後1962年的七千人大會,傅指當時的國家主席劉少奇把大躍進、人民公社及大饑荒都推到毛澤東身上,成為後來1966年文革的導火線,鄧小平成為繼劉之後第二號走資當權派及修正主義者被打倒。傅的說法不能說全錯,卻粗陋得很,毛病很多。七千人大會中,劉只是承認黨有錯誤,卻沒有推卸給毛,而且,還和應毛對彭德懷(最早批評大躍進的高層幹部)的批判,誣陷他為「裏通外國」。至於劉少奇與鄧小平如何在1962年之後漸漸成為毛的敵人,而鄧又竟能保存性命,還有日後的重新上台機會,這說明了鄧個人以至他在中共中的位置的特殊,卻不是傅的關心所在。
這是一種什麼代價的發展?

傅的歷史敘述最特別的地方,是對鄧的政治決定所帶來的後果,沒有細緻分析,只籠統地納入他對鄧的讚譽之中,梁振英可以考慮招攬傅教授當顧問。例如,傅不至於認為,讓八九年的學生成功爭取自由民主,會令中國大亂。但他說,我們不知道後果如何,但卻知道往後的20年,中國有穩定而又高速的經濟發展。至於這是一種什麼代價的發展,以及怎樣的政治體制與社會結構,似乎都跟鄧無關,更跟傅無關。

既然梁振英認為鄧對和平有功,值得多提書中一點。傅對鄧所發動的1979年中越戰爭,他稱為「蘇聯─越南的威脅」(中國官方稱之為「中越邊境反擊戰」),而且,他指出該場戰爭一方面打消了蘇聯結盟越南在東南亞圍堵中國的企圖,也為中美關係與冷戰結束鋪平了道路(代美國教訓越南?)。這正是美國基辛格(Henry Kissinger)的觀點。可是,這觀點正掩飾了鄧小平在國際政治上的暴力與無理。

「毫不面紅的奉承」

著名的歐美新左派知識分子及歷史學家安德森(
Perry Anderson)在《倫敦書評》(London Review of Books)寫了一篇精彩的書評,他批評此書為「毫不面紅的奉承」(unabashed adulation)之作。我覺得書評中最有意思的地方,是他指出傅對鄧小平在中越戰爭的殘暴與無理視若無睹。一場只打了不足1個月的戰爭,動員了45萬軍人(等於韓戰的規模),卻在一個異常狹小的地區中「反擊」一個兵力弱小的國家。帶來的是10萬以上的平民喪生,以及雙方加起來6萬軍人的陣亡。而且,整場戰爭的其中一個因素,是鄧小平所領導的中共,對殺人如麻的赤柬波爾布特政權多次的支援,延續了這個暴君的政治生命。事實上,要解決蘇聯的威脅,以至回應所謂越南排華與越軍佔領南沙群島,事後看來,戰爭是絕無必要。1982年,中越戰爭後不足3年,中蘇關係便緩和了,戈爾巴喬夫於1989年甚至到訪中國,而蘇聯也在1991年瓦解。

安德森恥笑傅的觀點不純是美國觀點,還是「中美觀點」(Sino-Americana),是中美當權者的強勢視野。這種視野中,看不到鄧小平的暴力、黨性、複雜的人格、政治位置與舉動。可悲的是,這本不合格的鄧小平傳奇,正代表了一種權力至上的想法:只要掌控了權力,開出了太平盛世,便是偉大領袖。〔Vic:誰的太平盛世?〕而上位者的權力觀,隱含着庶民的犬儒:我不管他幹了多少壞事,皆只屬過去,只有你們這些自由派、民主派還念茲在茲,我只關心當下與未來的福祉,而掌握了當下與未來的,當年是鄧小平同志,今天是他的跟隨者,我們的候任梁振英同志,一定認為,他便是其中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