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朔 - 「名人文化」和「醜聞文化」

2007年6月11日

「我很爛，可是我很紅。」

「在出名愈來愈密集的時代，也是醜聞愈來愈密集的時代。名人的醜聞日益模糊掉了人們行為上當為或不當為的界線，因而也就注定了道德的愈來愈鬆弛。」

從20世紀中期間始，由於影音媒體的日益發達，過去那種以立德、立功、立言為前提的「出名」(fame)，已讓位給了與這些美德無關，而純靠觀眾為基礎的新「名人」。

「名人文化」其實不只是模糊掉各種道德界線而已，它真正模糊掉的是什麼重要或什麼不重要的界線。

影音媒體日益發達，在增進人們知的權利時，媒體也像攪拌機一樣，把世界攪得日益模糊，也把世界變得扁平化，它壓縮掉了歷史的縱深，壓縮掉了人們知覺的範圍。

Vic：當你走過報攤前，瀏覽一下報紙及周刊的標頭及圖片；又或者你住在台灣，在家裡坐下來看個十五分鐘的電視新聞，你是否曾有過噁心鬱悶到想吐的感覺？還是你已習已為常，甚至是如魚得水？今早在捷運上瞄了一眼一位乘客在看的免費報，果然又是大篇幅的「楊宗緯」，用到濫的誇張聳動字眼「飆淚」之類的（不用懷疑，那是壹傳媒集團在台的出品《爽報》，保持該集團的優良特質；事實上，台灣原有的媒體也日益蘋果化）。

媒體賺錢第一的傾向越來越強，惡性競爭下日益媚俗，盡力exploit人性的陰暗面，格調及社會責任不再是重要考慮。在媒體影響力空前膨脹的現今，這種主導一切的小報（tabloid）媒體模式，將一再測試社會的承受底線，加速社會邁向娛樂至上、無是無非、拒絕認真、鄙視嚴肅的新烏托邦－－在那裡，沒有什麼是惡俗、缺德的，而我們也將不再懂得悲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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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先來說兩則外國娛樂圈吸毒及酒駕的最新故事：

英國的姬摩絲(Kate Moss)乃是年收入千萬美元的名模，諸如香奈兒(Chanel)、柏柏瑞(Burberry)、英國最大服裝連鎖店H&M，都以她當家宣傳。2005年9月她生活糜爛，既吸毒，又亂搞性關係，甚至還傳有3P遊戲的醜聞曝光，所有的名牌全都與她撤約，名模生涯即將完蛋。但在高人指點下，幾次不化妝扮可憐的道歉懺悔，再加上有著名廣告經紀公司老闆布蘭森(Richard Brandson)運籌幃幄，從一家手機廠牌的廣告低調再出發，於是醜聞很快就被忘記，只不過3個月又是千嬌百媚名模一條。姬摩絲乃是演藝娛樂圈醜聞纏身，聲名狼藉，但復出速度最快的一個，只不過打個盹，就一切雨過天青。而她最需感謝，當然是布蘭森了。他在當代娛樂圈這個「名人創造及修復機制」裏極有名氣，稍早前歌星喬治男孩(Boy George) 因吸毒而醜聞纏身，就是布蘭森幫忙修復的。

其次，美國的「醜聞小天后」帕里絲(Paris Hilton)從來就醜聞不斷，每次醜聞如吸毒等，都在鬧了一陣後即被忘記，而後藉著上《周六夜線現場》節目再出發，這個節目已成了「醜聞修復機制」裏重要的一環，前陣子既吸毒又召妓的曉格蘭特，就是靠這個節目而再起的。去年底帕里絲酒駕被逮，送上法庭，居然只關了3天就放人，在美國鬧出軒然大波，也坐實了「名人享有法律特權」的說法。而這種「名人法律特權」，她並非第一個，球星OJ辛普遜的殺妻案，天王巨星米高積遜的性侵男童案都是前例。

英美上述兩大「名人」(celebrity)的醜聞故事，都不能算是特例，而是當今「名人文化現象」的普遍情況。從20世紀中期間始，由於影音媒體的日益發達，過去那種以立德、立功、立言為前提的「出名」(fame)，已讓位給了與這些美德無關，而純靠觀眾為基礎的新「名人」。古代的名人由於依存於整個美德機制，任何人都不可能一夕出名，而到了現在，則一夕成名成了常態，「辣妹合唱團」即是一夕成名的最佳例證。這種一夕成名所已成就的名人，他或她們已被美國南加州大學教授布勞迪(Leo Braudy)稱為「沒有祖先的名人」，他或她們沒有祖先的名聲要守，在這個出名本身已和美德無關的「出名市場機制」下，要這種人擔負起形象或教養的責任，當然也就完全沒有意義。因而專門研究「出名經濟學」的喬治梅森大學經濟學教授考文(Tyler Cowen)遂指出﹕「在出名愈來愈密集的時代，也是醜聞愈來愈密集的時代。名人的醜聞日益模糊掉了人們行為上當為或不當為的界線，因而也就注定了道德的愈來愈鬆弛。」

而今天的台灣，其實早已進入了這種「出名文化」和「醜聞密集文化」的時代。英美有影藝娛樂圈名人吸毒和酒駕的醜聞，而類似的事情，在我們這裏則以一種變本加厲的程度在上演。小老百姓都知道吸毒不對，酒駕絕對不可以，但我們的「名人」呢？看著這些人在醜聞甚至觸法後的道歉，就格外讓人懷疑，這種道歉到底有多少真誠的含量？或者這只不過是「醜聞修復機制」的懺悔扮可憐而已？而更讓人無法接受的是，台灣每天發生多少的攸關國計民生的大事，又有多少社會事件在進行，但在「名人文化」的媒體裏，卻連篇累牘都是這種名人醜聞的報道。「名人文化」其實不只是模糊掉各種道德界線而已，它真正模糊掉的是什麼重要或什麼不重要的界線。10年前戴安娜王妃和德蘭修女在一周內逝世，王妃是名人，修女則是人間難有的聖女，但在媒體上，兩人所受到的卻是與她們重要性完全不能相比的待遇，「名人文化」對世界的扭曲，已到了驚人的程度。

其實，影音媒體日益發達，在增進人們知的權利時，媒體也像攪拌機一樣，把世界攪得日益模糊，也把世界變得扁平化，它壓縮掉了歷史的縱深，壓縮掉了人們知覺的範圍。對這個問題，美國曾有百年民調為據﹕

在1898年，美國曾對高年級學童做心中的榜樣人物調查，結果選出的都是對美國歷史做出貢獻的大人物，如華盛頓、林肯、海倫凱勒的老師等，這些政治領袖和道德榜樣佔78%，另外有12%則是學童讀到故事書裏的人物。

同樣的調查，到了1948年已出現重大變化，華盛頓和林肯等不見了，當時總統小羅斯福排名第一，運動明星佔了23%，娛樂圈人物佔14%，故事書裏的人物也告消失，宗教道德領袖剩不到1%。

而到了1986年，除了總統列根外，其他人全都是演藝娛樂圈，甚至列根恐怕也都應算是演藝圈。

美國百年民調，見證了歷史縱深的失落、世界的扁平化，以及娛樂名人的凌駕一切。西方人對戴妃和德蘭修女受到不對等的待遇而慨嘆，而我們也不要疏忽了，不久前亞洲鐵人楊傳廣和年輕藝人許瑋倫同日死，媒體，特別是影像媒體是怎麼報道的？楊傳廣是台灣歷史上的英雄，而他在扁平化的台灣，竟然連一個二三線的藝人都比不上，「出名文化」竟然扁平如此，又怎不令人感慨？而最近期間，台灣藝人吸毒和酒駕撞死人的消息，竟然成了連篇累牘的大新聞，世界扭曲到這樣的程度，讓人夫復何言？

目前的世界在媒體時代，早已本末倒置，因而出現了獨特的「出名文化」，娛樂界已成了最大的名人來源，而這種出名也不再和美德或功勳有任何關聯，因而出名愈密集，醜聞也愈密集，演變到最後，甚至還會像美國一樣，法律也對這種名人網開特權。而這種情況，只要我們把媒體和出名視為一個市場，它就無法避免。稍早前我們有個這樣的名人因為醜聞纏身而灰頭土臉，他即得意的表示﹕「我很爛，可是我很紅。」這是絕世名言，已將當今「名人文化」所造就的「醜聞文化」做了最具象的素描。

而對這樣的「名人文化」，我們其實是無力的，當出名已成了一個市場，它就注定了這個方向，但儘管無法扭轉，卻仍可制衡改善﹕

(一)考文教授指出，這種「出名文化」乃是大眾文化的必然，但人類至少可以在價值守門這部分看守住最後防線，亦即各專業領域要有自己真正符合標準的「名人」，只要這種真名人不死，「名人文化」即不可能淹沒一切！

(二)西方娛樂業「名人文化」固然惡形惡狀，但我們卻也不能疏忽了，它的行業裏真正中流砥柱的，卻都有高度的自覺。舉例而言，奇連依士活一家生活嚴謹，進步不斷，父子都成了專業性的業餘鋼琴家，保羅紐曼、羅拔烈福、辛潘、梅麗史翠普、佐治古尼、胡比高拔，也都同樣在形象上持續追求完美並熱心公益。當我們看到別人惡形惡狀的一面時，更應該見賢思齊的許是另一面吧！

南方朔 《亞洲週刊》主筆

Vic - 當「高度自治」已盡付笑談中

2007年6月10日

中國人大委員長吳邦國宣稱，香港高度自治由中央授權，中央授予多少權，特區就有多少權。吳並搬出鄧小平的話，稱特區政治體制是行政主導，不能搞三權分立。

讀罷6月8日信報林行止專欄的回應文章「我作主子你當家！」，心情黯淡。我很希望林先生看錯了，因為我極不想承認在共產黨主政下，香港永無實現民主的一天。但願望歸願望，林文字字珠璣、論點透徹，實難反駁。以下判斷，令人思之黯然：

「吳邦國在北京『紀念《基本法》實施十周年座談會』上發言的精神，旨在重申香港是從英國殖民地變為從屬中國的附庸！看這十年來北京的香港政策，筆者的結論是香港的政治發展沒有半點自由的空間。

吳邦國一槌定音，否決『香港照搬西方三權分立的一套』，等於廢除了立法會制衡行政當局的『武功』，今後立法會的功能將回到從前--除了仍有所謂立法權，已和過去的市政局差不多；至於名義上仍獨立於行政機關的司法部門，在遇到關係國家利益問題時，最終可能也不得不聽命於直接接受北京指示的行政長官，無法作出獨立判決！英國留給香港最寶貴的法制已有名無實，這是自由香港輾轉淪落的開始。

除非北京『欽點』，不然，從政在香港有前途的幻覺已經徹底破滅，從今而後，投身政治的有識之士只會愈來愈少，政治活動後繼乏人，不難斷言。

中國經濟旺盛庫房『水浸』令她充滿自信，其無意通過香港這個國際窗口向世界展示她有步向民主的意願，已是無法改變的現實，這是要在香港爭取落實民主政制者的悲哀--悲哀的產生源自對中國特有假大空政治口號的誤解，所謂『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其真正涵義是北京挑選認可的港人治港，這種授權意味特區政府必須仰北京鼻息辦事，『高度自治』已成笑談。」

同日明報論壇版，吳志森在「向委員長提問 請委員長解答」一文中質問：「『行政主導』《基本法》沒有寫，真正的憲制含意仍模糊不清。不搞『三權分立』又是什麼意思？法庭是否要按特首的指示來判案？行政機關要求撥款，立法會要不得異議，舉手如儀？政府提出法案，立法會不得爭拗，要跟橡皮圖章一樣通過？」

同版張文光則在「港人一夜驚風雨」中寫了一段很有意思的文字：「起草美國《獨立宣言》的杰佛遜，200多年前有一段超越時代智慧的話：在權力問題上，不要再信賴人，而是要用憲法的鎖鏈制約他不做壞事。如果信賴我們自己選擇的人，這將是一種危險的幻想。信賴無論在什麼地方都是專制之母。警惕而不是信賴，制定了限制權力的憲法，制約我們不得不託付權力的人。杰佛遜的話是行政主導永遠的警惕。」


宣讀聖旨的太監

我很佩服這幾位作者的洞見，但就吳邦國的發言，我也有話想說。我也有問題想「向委員長提問」，雖然我知道委員長不可能有回應。畢竟，在中國，人民代表並不代表人民，人大委員長當然也不對人民負責；而且長久以來，中國政治只論權力謀略，不問是非公義；只論實力，不講道理。

共產黨不講道理（或只說歪理）是他們的事，我們不能像他們一樣。人不能沒有理想，有理想即不能只問功利，而不去作一些「識時務的俊傑」或犬儒者認為「無用、幼稚」的議論。

說完這兩句自我安慰的話，且讓我先問一個較小的問題，鄧小平的話是法律嗎？鄧小平說香港不搞三權分立，香港就果真只有「行政主導」一條路？（就像「上帝說要有光，於是便有了光」一樣嗎？）那麼，基本法規定香港終將實現的民主普選，到底又是怎麼一回事？

奉勸北京諸領導人一句，就算「依法治國」只是做做樣子（且不說「依法治國」與理想的法治境界相差十萬八千里），以後不要再把領導人的話當成真理拿來唬人，那只會讓你們自己活脫成了宣讀「聖旨」的太監。


欺詐之可悲與天真之可貴

接下來讓我對林行止以下這幾句浮一小白：「這是要在香港爭取落實民主政制者的悲哀--悲哀的產生源自對中國特有假大空政治口號的誤解，所謂『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其真正涵義是北京挑選認可的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已成笑談。」

首先，我想「假大空政治口號」應該不是中國特有的，中共的那一套並不是他們原創的，自列寧以降，共產集團無所不用其極的欺詐式政治宣傳，都是那種調調，中共只是活學活用而已。雖然這種政治宣傳的「假大空」氣息特別濃烈，但我們也不能說這是共產國家特有的問題。對經歷陳水扁八年亂政的台灣人來說，口號治國可是領教得多了。勞思光先生早於1962年大作《歷史之懲罰》中細陳現代社會在政治制度、社會活動以及言論上普遍存在的各種欺詐問題，其中民主制度下商業化的政黨宣傳，與商業廣告一樣，大體上都是用欺詐的手段去爭取顧客／群眾。台灣現今所謂的「置入性行銷」，是指政府、政黨或商人付錢給媒體，製造假裝立場超然的新聞內容或節目，暗地裡賣廣告，操弄不知就裡的觀眾讀者。這種惡質的欺詐手段，政府甚至可以公然編制預算去進行。

當然，即使普世政客與商人皆欺詐，理智清明的人仍不會說這是可接受的。根深柢固的人性缺陷，正正是不想同流合污、力求避免集體墮落的人要去想辦法因應的。我當然也認為欺詐的普遍存在是可悲的現象，人性扭曲到視「說一套、做一套」為正常，道德倫理的基礎即有崩塌的危機，設計再良好的制度也無法順利運作。對於「一國兩制」、「高度自治」與「港人治港」，九七年前大部分香港人至少是半信半疑的，畢竟那是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之下「莊嚴的政治承諾」、舉世矚目下泱泱大國豈能輕易失信於人？

回歸十年，現實告訴我們，我們當初都太天真了。還記得九六年在香港科大，有一位來自阿拉斯加的華裔講師，教我們中國會計，有一次跟他聊起香港的政治情勢，他即對「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這種政治宣傳非常不屑，直言那是騙人的，完全不必期待。我當時覺得這位老師太悲觀，如今只覺得：啊，到底是大陸出來的人，看得太透徹了。（說到這裡，忍不住要叉開一筆：不久前我的一位叔叔跟我說，八九年六四前，叔叔問我父親：共產黨會如何處理這場運動？父親鐵口直斷：共產黨一定開槍！叔叔那時覺得：全球矚目啊，不至於吧。想不到我父親也對共產黨有如此深刻的認識。）

我想我們必須承認，和大陸人民相比，大部分香港人在政治上難免顯得有點simple and naïve，正如幾年前北京忽然說什麼「港人治港」是指由「愛國愛港」的港人治港時，不少的香港人會認真去探討何謂「愛國愛港」，傻得可愛。我不是在諷刺香港人「政治覺悟低」，我是真的覺得：這一份天真與認真是可愛可貴的。共產黨說一套做一套是他們的事，我們就是不要服膺他們的「潛規則」，我們就是會把法律白紙黑字寫下來的當真：當基本法說香港終將達致民主普選，我們就認為民主普選必須是國際通行意義下的民主普選，而不是什麼「有中國特色的」民主普選。如果說香港尚有希望，那就是因為香港人還沒有墮落到視共產黨的規則為天經地義，還沒墮落到視政治等同權謀與鬥爭，因為我們還相信，政治不能不講是非與公義。對我來說，十八年來，每年六四晚上維多利亞公園那數以萬計的燭光就是人心不死、希望不滅的象徵。


民主與權力之正當化

浮白完畢，讓我向吳委員長問一個問題：「你說中央給香港多少權，香港就有多少權，請問你，中央的權力又源自哪裡？有得到人民正當的授權嗎？有接受恰當的監督與制衡嗎？」

中央政府人才濟濟，真要回答這個問題，想必有一套冠冕堂皇的說詞，但妖言最多只能惑眾，無益於人民福祉。有關權力與民主制度，我只想引述兩段勞思光先生的著作，送給對中國與香港實行民主制度有盼望的人。勞先生對於民主的本性（essence）持「正當說」，《歷史的懲罰》第147頁稱：

「依據這種說法來看，民主政治制度是使政治權力正當化的制度。由暴力而建立的權力，並非正當的權力；只有通過自決原則而建立的權力，方是『正當』的。這裡所假定的基本觀念，只是：人人有決定自身的自由；而且，也只有人自己對自己的決定，方有正當的約束力。民主政治制度的主要特性，即是以自決原則為基礎，來建立一個正當的處理公共事務之權力。這樣，民主制度的本性，全在於它是使政治權力成為正當的制度。」

同書第151頁稱：
「民主政治所以會成為我們的理想，是因為：
(一)它是政治權力正當化的唯一制度。
(二)它能保障公平及發展自由等等人權。
(三)它能使人民表現他們自己對利益的選擇。
(四)它能建立一個軌道，使政治權力的轉移不需通過暴力行動。」

詹德隆昨天在信報的文章中講了以下這個笑話：香港的民主勇士虔誠的天主教徒李柱銘有一天在教堂中祈禱時，天主感其誠突然顯靈並對李議員說：「你心中有什麼疑難？」馬丁李衝口而出：“God, when will we see democracy in Hong Kong?”天主回答說：“Not within your lifetime.”馬丁沮喪萬分，但仍然不忘問第二個問題：“God, when will we see democracy in China?”天主唉的一聲回答說：“Not within my lifetime!”

且讓我們將笑話當真，你從中看到了什麼希望嗎？

要知道，馬丁今年69歲了（1938年6月8日生），他有生之年沒有希望的事，我們大有機會可以實現——雖然這對馬丁實在殘忍了些。而至於天主有生之年也沒有希望的事嘛，請大家記住魯迅的金句：「絕望之虛妄，與希望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