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 - 歷史？還是「大局」？

2008年6月14日

Vic: Bravo! 原想剪出精華版，但實在無能為力，因為句句精采。

【明報專訊】中國歷史最令人感動的特點之一就在於歷史的書寫本身。歷代史官以「實錄」的方式，盡力客觀地記錄國朝上下發生的大事。雖有帝王荒淫暴虐，也不必為尊者諱；雖有天災人禍諸端異象，亦不必筆存忌憚。然後把一切留諸後世，不只信任自己，也信任未來。直到另一家人做了皇帝，依據前朝留下來的紀錄，再替它修整成史。這是後人對前人的責任，「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你可以篡奪人家的王位，消滅人家的天下，但是你不可奪走人家的記憶，以及歷史。同時你也大可放心，就算將來有一天你的子孫窮途末路，你一手打下的基業傾頹敗壞，你的一切也將為人紀念，一如你紀念了前人。

天地正義，有時只能在時間中尋求，用一句俗濫的話，「沒有人逃得過歷史的審判」。所以忠臣含冤而死，良民要是在暴政下倉皇，唯一還能給他們一個清白的，竟然就是後來者書寫的歷史了。

這是理想，現實裏的史官很難不被當權者干預。為了掩飾過犯，很多人會想毀滅事實留下的痕跡，於是記憶與記錄就不只是具有道德意義的行為，而且還是種政治了。

六四大局觀的邏輯十分冷血

快二十年了，每年6月4日的晚上，依然還有數以萬計的香港市民舉起燭火，實踐他們的記憶道德。可是也有另一種愈來愈響亮的聲音，認為他們的做法不利於國家。這種說法最喜歡採用的，就是所謂的「大局觀」了，以為今日大家享受的一切，以及國家的強盛昌隆，竟然全靠當年殺人殺得好。它的邏輯固然十分冷血，強迫我們一齊接受自己的安定生活其實都是殺人的結果，猶如賊贓。但更值得探討的一點，是許多主張這類說法的人同時還都很樂意替當權者著想，於是有人甚至會說「你得站在鄧小平的角度思考，他要是不那麼幹，說不定他就要被人趕下台了。所以他沒有多少選擇」。

時事評論不只是批評時局裏的種種弊端，往往還是種策論，要懂得站在政府的角度，以旁觀者的清明提出可行的建言。這種文章寫得多了，會漸漸習慣穿上當權者的鞋走路，稍不留神就要失去自己原有的位置與批判的距離。中國人好談政治，往往不自覺地把自己放在政府的位置，常常以當局的利益及視角為「大局」，乃至於詭異地忘卻自身，居然很樂於犧牲自己的權益去配合「大局」，十分地無私。中國文人更有當國師的傳統欲望，尤其容易養成這種不把自我當回事的「大局觀」，有時還不限於策論，更要主動充當政府發言人，替官撫民。
余秋雨的奇談怪論

有見於部分四川震災災民群聚法院，打算狀告政府忽視學校建築工程，導致子女魂斷校舍，著名作家余秋雨先生發表了一篇〈含淚勸告請願災民〉的文章。他勸告這批捧著遇難子女遺照的家長應該先讓政府全力救災，整頓好堰塞湖的危機與人口流動的問題，不要急於在這一刻訴苦申冤。余先生還動之以「大局」之情，他說：「你們一定是識大體、明大理的人，先讓大家把最危急的關及幾十萬、幾百萬活著的人的安全問題解決了，怎麼樣？」他又呼籲團結，因為「只有當這些裏裏外外的多重力量不受干擾地集合在一起，才能把今後十分艱巨的任務一步步完成」，要是「橫生枝節」的話，「一些對中國人歷來不懷好意的人，正天天等著我們做錯一點什麼呢」。

這篇文章出來之後，立刻惹起一片爭議。我想余先生的問題就在於忽視了獨立文人的位置，襲用了近月非常流行的「震災大局觀」。根據這種觀點，災難當前，全國人民應以大局為重，有任何質疑反思都不要提出(至少暫時不提)，以免阻擾救災。問題是相信這種觀點的人從來沒有解釋過「異議」到底怎麼阻緩了救災，難道有人懷疑地震預警沒做好，軍警搬石頭的手腳就會慢了下來嗎？難道有人要監督捐款的使用，地方政府就不再理會倖存的災民？最奇特的一點是這些論者似乎以為整個政府乃至於全國十三億人都在忙著防洪，所以大家要「團結」，千萬別分心。例如這批家長明明是要向法院提訴，余先生為什麼會覺得這叫做不識大體呢？莫非連法院的人也跑去疏導堰塞湖，所以沒空接受狀訴？

再看余先生十分強調的「反華宣傳」，我們當可發現余先生其實是怕一群家長哭訴豆腐渣工程的場面不好看，會被「反華勢力」利用，有損國家形象。如果這批家長願意忍一忍，等那些還在關注災區的外國記者散得差不多，那麼國家的利益也就保住了。不過我們應當仔細地把政府從這裏所說的「國家」抽出來，因為鏡頭下的示威場面不必然損及包括示威者在內的災民，它真正損害的其實只是當地政府的形象罷了。所以余先生的「大局觀」主要還是「當局觀」，一種替當局著想的觀點。話說回頭，這也是我等平民常有的習慣，動不動就叫人「顧全大局」，雖然明明想的是當局。似乎大家都和領導人很熟，都沒拿自己當外人。

請用人民的角度看問題

在余先生的博客上，我見到許多他轉貼的文章和來信，盡是一片稱讚美譽(至於好些大型論壇上批評余先生的討論，據知已獲上級通令刪除。如果屬實，那就是陷余先生於不義了。詳見「香港獨立媒體網」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00209)。有的說「那些災民被說服了」，有的認為「余秋雨先生又一次展現了優秀知識分子的人格水平」，更有人發現網民的罵聲不只罵不垮余先生，而且余先生「每次遭受攻擊，結果都增添一次光彩」。余先生文彩動人，向來粉絲眾多，得到讀者的真心擁護，不足為奇。只是在這件事上，我建議余先生和他的粉絲們不妨換個角度思考，換個人民的角度。

同樣是著名的知識分子，同樣是替政府思慮，錢鋼先生則指出「在更漫長的救災日子裏，災民們可能的群情波動，政府都應以最大的仁厚包容之……」。他還「懇請指揮者，慎用『破壞抗震救災』的罪名，溫和化解災區可能出現的社會矛盾。值此非常時期，『和諧』二字，何其珍貴！」(〈政府要以最大仁厚面對災民情緒〉《明報》，2008.05.18)

如果更進一步站在那些家長的角度來看，他們剛剛經歷喪親之痛，那種悲憤難道還要讓位於政府一時的形象問題嗎？何況他們只是控告政府，不一定表示政府有罪，大家在法庭上梳理真相，豈不才更添依法治國的光彩？我想恰恰因為有傳媒在場，無告的父母們才要更加賣力地嘶喊。這是傳統智慧中迫使當局正視事件的理性行為，也是間接替全國無數學子爭取安全環境的義舉。在這種時候，仍然要他們為了當局忍氣吞聲，回去默默流淚，無異於在公眾面前刪除他們的聲音，在新聞構成的歷史中抹消這一段不好看的記憶。提出這種要求，的確是要含淚的。

「留取丹心照汗青」

其實我們做文章的人，何嘗又不是在向歷史交代呢？每一篇文字，每一段講話，都會在這個年代成為存檔，再交予後人查考論斷。中國不算是一個宗教主導的國家，往往以歷史代替宗教，尤其知識分子，更是不願多言死後鬼神，唯求「立言、立功、立德」等三不朽。一般百姓或許會說「舉頭三尺有神明」，文人相信的卻是「留取丹心照汗青」。

梁文道
牛棚書院院長

陳雲 - 曾蔭權仆倒了

2008年6月8日

【明報專訊】秦始皇焚書坑儒，盡收天下之兵，結果不是天下太平，而是揭竿起義，令秦朝早夭，二世而亡。曾蔭權貫徹「親疏有別」的刻薄政策，將官府變成私器，用政府獨家消息、撥款資源及加官進爵，收買傳媒高層和學院領導，令香港輿論消音，學者噤聲；又盡用警察專權，肆意侮辱打擊街頭示威者，正是得勢不饒人，機關算盡之後，結果是大敗於狂傲，即是希臘悲劇說的hybris。

機關算盡，應有此報

副局長外籍風波及政治助理薪酬超高兩宗事情，不論正經的政道還是不正經的政術，所有可以犯錯的地方，曾班子都犯了。於是，政權失足，仆倒街頭，露出死相，碰上立法會選舉年，無人敢膽當炮灰護駕，正義的政黨更不會留情，於是各方的唾罵與踐踏，無以復加矣。

我們客家人，面對命運困局，最悲憤的譴責，就是「死門絕路！」那個「絕」字，念短促的入聲，與客家話的「賊」字同音。罵過了「死門絕路」，之後就是不留情面，大打出手。遭人趕入窮巷，投告無門，謂之死門絕路。大家在曾蔭權治下，可有死門絕路之嘆？董建華當朝的時候，香港百業蕭條，但市民可以隨便向他呼名道姓，問候三代，輿論殺氣騰騰，董先生他老人家再顢頇無能，也會走出來見見示威者，一一注目，連連親切地講「早晨！早晨……」。於是有些準備好推薦自己或自己公關業務的人作狀怪責，說董建華不擅公關。

隨後，曾蔭權真的很重視公關，他不單把精乖的公關請到特首辦，而且還以公關取代一切政治。真的，一切政治都變成了他的私人公關。於是，餘地沒有了，生路斷絕了。曾蔭權將物色人才，委以副局長及政治助理之重任，當作是招募家丁打手，而且慷香港市民之慨，亂派高薪厚祿。連以前管公務員銓敘事務的老好人王永平都忍不住斥責﹕「正蠢才！」曾蔭權不是蠢人，他精甩辮，精過籠，以為自己是hero，香港人很欣賞他凡事「走精面」的香港仔路線。如果曾蔭權是趣劇演員，是股壇老叔，他再精乖市民也會受落，但身為特首，不顧體統，關門行事，專益自己友，無視百年基業的香港政府規章法度，當公務員同僚冇到，當市民是付鈔看戲的笨瓜。這種精甩辮，就是乞人憎。

全國哀悼日，老曾抬花轎

我一向鄙視曾蔭權這種人，他剛上台做特首，我就在本報批評他，老早叫大家打醒精神——中共正在借助此宵小之徒的私心，借助此人精通港府制度漏洞的狂傲，敗壞港府的制度基業，好與大陸淪落到同一水平。如此，英美借助香港和平演變中共的企圖，就會落空。曾蔭權這次最令我悲憤的，不是什麼任人唯親、亂點鴛鴦，也不是什麼外籍問題、薪酬超高問題。我對中共麾下的政客的要求是很低的，只須他們行事合乎禮數，已經是阿彌陀佛，善哉善哉。在五月二十日，我中華同胞為四川地震死難者的第二個默哀日，曾蔭權的師爺，竟然認為機不可失，趁市民淚眼濛濛，關心的topic不在香港，於是馬上用新聞簡報宣布委任八名親信為副局長，實行快刀斬亂麻，連新人上台與傳媒見面，寒喧兩句，介紹給市民認識的禮數都省了。從曾蔭權連任的第一日開始，他的政治化妝師就專門挑選長假期前夕，在三更半夜、甚至只是在政府網頁發新聞稿。與新聞界通聲氣，也只是招呼傳媒大老闆，一般記者檔格在外，食西北風。(現在的潘潔，曾經當過記者，上了神檯之後，也照曾蔭權的模樣做。)我當時在民政局任職幕僚長(官方職位是研究總監)，同人的看法是，在曾蔭權治下，做官有如做賊。

根本不必如此低莊賤格

我在葉國華先生的香港政策研究所做了一年，在藝發局做了五年，在民政局做了五年，憑著好學求知的性格，接觸的高官很多，雖然他們一屆一屆的退休，但也留下訓悔和身教，令我學到一點功夫。不妨告訴你，港府——至少在曾蔭權入主之前，其實並不是如此低莊賤格的。委任副局長和政治助理的事，花點耐性，循規蹈矩，兜一個圈，跑足全程，即使最終也是將副局長和政治助理收為家丁嘍囉，也不會被人裏裏外外罵個狗血淋頭的。

香港沒民主政治，就訴諸共識政治。先廣告天下，與一眾政黨、一眾智庫、大學的政治研究所等，召開公開會議，暢談擴大問責官員的抱負和聘任人員的條件，然後組成招聘委員會，裏面安插幾個粉飾太平的老好人，納入公務員事務局代表、行政會議代表、立法會的親政府的委員會主席等，與特首辦一起，分組召見人選，辯論時政，閉門評議之後，由特首辦自行專權挑選，擇日公布，聘任人員接受傳媒問難質詢，準備題目，證明能力。即使有濟濟人才，滄海遺珠，不能通過聘任，也曾在御前大鳴大放，舌戰群儒，「曾博御覽」(王安石恭維宋仁宗之語)，參與過遴選過程，心裏服氣了。

政治就是過口癮

由於問責官員是特首的內閣，即使在評議人選之後由特首辦主導的遴選委員會閉門專權挑選，也是無可厚非。這樣做，結果可以是一樣的，但過程卻有了規章法度，容許大家公開提名，說三道四，過足口癮。開明專制的政治，就是不讓眾人涉足權力，但要讓眾人過足口癮。這也是政治公關之術，但這是正經的術，不是歪風邪氣的術。現時特首辦那幫人，權力膨脹得發了狂，根本不屑去做足全套的正經公關，也根本不把記者、學者、評論人和普羅市民放在眼內。

特首眼中，根本沒你！

在辯解薪酬一事之上，曾蔭權和特首辦的陳德霖說，要照顧專業人士持有外籍護照的感受，照顧新任問責官員的感受，不能讓他們互相比較，增加人事管理的困難。說出這種話，是政治狂人，也是政治白痴。

政治顧慮，就是先照顧弱勢者的心情，先顧慮可能受到冒犯的大多數人的感受。Think for the Have-not's. The poor men come first. 而不是Think for the Have's. The rich men come first. 一大批留港建港，不屑去領取居英權和申請外籍的忠誠香港人，難道他們的感受不應該優先獲得顧慮？一位毫無政治履歷的新丁陳智遠，其薪水一下子升到超越資深AO的水平，就因為他是家丁？這口氣，一眾AO精英，誰吞得下？

薪酬水平調查是政府一貫的拿手好戲。政治助理的薪酬，正路來做，以政策顧問的工作為準，可參考現存的中央政策組全職顧問和立法會辦事處研究人員的薪酬水平，定下高於立法會辦事處但略低於中策組的水平，在六萬元到十萬元之間，就大致合理。然而，曾蔭權和陳德霖的眼中，根本沒有你，為什麼要花這個心思，操勞一番，再向你解釋，向你交代？你，是老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