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菲 - 一小時 一個童年

飛常Playgroup   香港蘋果日報   2013年11月30日

最近電視經常播放一段廣告，那是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的「兒童遊戲權利」宣傳片，呼籲家長每天讓孩子自由遊戲最少一小時，讓他們健康發展，還他們一個真正的童年。

一天有二十四小時，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只要求父母給孩子一小時自由遊戲，這要求十分卑微；而每天一小時自由遊戲便能還他們一個真正童年？這種悲涼，怎能形容？

港童像小牛般生活

或許正因為如此卑微，才凸顯現實這麼荒謬。現實是，很多小學生每天抽不出時間去玩，那怕只是一小時。他們上完一天課，下午四時許回家之後，休息三十分鐘，吃吃點心，又要開工做功課。接着晚飯之後，開始溫書。到十時許洗澡上床，準備另一天同樣疲憊的生活，日復日，年復年。萬一那天放學後要上興趣班，不好意思，整個時間表就要往後移，惟有不斷犧牲睡眠時間。驟眼看，還以為這是小牛的生活，那裏像小孩的生活？〔Vic：小牛會這麼辛苦嗎？〕

有人說，問題在於學校教得太深、或教淺考深、或越級教學，小一教小二數學，小二學小四英文。但亦有人說，誰叫家長追捧這些學校，他們把「愉快學習」視為「無嘢學」的同義詞。孩子辛苦一點，才能學多一點。這是一個講求學習的地方，還要學得比人多、比人快。要在這裏提倡「玩」的價值？開玩笑吧。

其實我很欣賞基金會拍這段宣傳短片，至少該會嘗試為小朋友解一解這個結。那怕是我們看完短片之後，鼻子一酸，馬上帶家中馬騮到公園玩一會，但最終敵不過現實考量，要孩子留守書桌……畢竟能玩多少少，也是好事。

我倒有疑問，既然我們的小朋友習慣日讀夜讀，他們是否都比外國小朋友更聰明、更愛學習？若果不是，那麼在操練的過程中，流失了甚麼？

李怡 - 李嘉誠談話和守護香港運動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3年11月30日

李嘉誠接受《南方都市報》專訪，回應撤資指控，指是「天方夜譚的笑話」，還說「今天是我的一個反擊」。但另一方面，他多番強調法治，一再表示香港不能人治，不能選擇性執法，政府的權力要在法治的基礎上公平公正地執行政策。作為負責任的國際企業主持人，經營業務不能鋌而走險，一切必須以股東利益為大前提。世界上的投資機會和選擇多的是，集團可以挑選有法治、政策公平的環境投資；在政策不公平、營商環境不佳、政府選擇性行使權力之下，投資意欲一定相對下降。

這些話，並非無的放矢，他一再強調顯然針對香港近年來的法治基礎動搖，尤其是梁振英政府的選擇性執法和行使權力。同是發展局長，對麥齊光和對陳茂波，梁振英不同地行使權力；同是僭建，對梁振英僭建和對唐英年僭建是選擇性執法；警方對愛字堆的暴力輕輕放過，對《蘋果》前攝記與保安的推撞被判無罪還要上訴。梁班子選擇性執法和選擇性行使權力已彰彰明甚。集團要挑選有法治、政策公平的環境投資，意思就是要減少在法治基礎動搖、政府選擇性執法的香港投資。昨天《蘋果》列出自2008年以來，和黃投資歐洲是791.14億港元，投資香港是122.52億港元，投資中國是88.14億港元。說撤資，或未必；但說投資重點轉移，則是事實，而且原因也說出口了。

香港的淪落，具體反映在法治自由的淪落。儘管有種種利害的考慮，李嘉誠還是忍不住婉轉發出捍衞法治自由的聲音。這是他仍然愛護香港的真性情。而香港法治自由的淪落，也清楚地顯示出是由於「一國」對「兩制」中香港這一制的肆無忌憚地侵蝕。爭取真普選，佔中，本土思潮興起和守護香港的本土運動的發展，和李嘉誠的思路基本出發點是一致的，就是要發展立足本土利益、本土民主，去守護我們傳統核心價值的自由法治。

李嘉誠的話，梁振英聽得進去嗎？上台一年多，執政團隊已有八人跳船，行騙長官仍然誇言說現在的政府是歷屆政府中最齊整的，此人的厚顏無恥已到登峯造極的程度。除了關注中央對他的權力會不會動搖之外，對任何批評、勸喻的話他都是不屑一顧的。

香港逐漸沉淪，幾乎所有香港市民都感覺到。中共和港共政權，面對一波一波守護本土的抗爭，和佔中爭取真普選運動，使用的是「一棍子打死」的「絕望」對策，也就是說，由中央大員和中共喉舌把話說死，使市民覺得爭取無用，從而產生無力感，於是放棄抗爭。比如佔中，就是在中共的一再打壓之下，使支持度下滑。又比如普選行政長官的公民提名，也由李飛來港把話說死，而有可能從62%的支持下滑。

香港人也許太機警，太現實，太懂得變通和算計，對許多事往往把「可以怎樣」放在「應該怎樣」的前面考慮。眼看爭取不會有結果，就會放棄爭取。面對專權政治的「大石壓死蟹」，明知不對，明知對香港有害，也因為覺得抗爭不會有效果而寧可置身事外。

沒有錯，從李飛來港定下的普選框架，不但沒有公民提名的空間，甚至從提名委員會的組成和產生行政長官候選人要體現提名委員會的「集體意志」這兩點來看，根本就等於是由中央去圈定候選人，全體選民投票也只是在中共的掌控名單中選擇，實際上是比上兩屆的產生候選人的辦法還要倒退。在這種情況下，還有爭取真普選的空間嗎？

本土化運動要爭取香港與大陸的區隔，實現真正的自治，至少是按《基本法》第22條規定的高度自治。但面對中共的專權與強勢，有可能嗎？我們可以擺脫權貴資本主義的侵蝕而獨善其身嗎？

也許真的是不可能，但不去抗爭，不以發聲和行動去表達我們的訴求，就不僅是「不可能」而且是「完全不可能」。更重要的，是香港人絕對不能甘心做奴隸做奴才，我們必須表現出我們是有尊嚴的、有獨立人格的，不是服從所謂「集體意志」而沒有個人意志的奴隸。我們不表達這種意志，不去力爭，不僅是對不起下一代，而且對不起我們自己。

參與佔中，爭取公民提名權，反對在小圈子規範提名人之下的假普選，建立真正民主制度去制衡專制政權，去保障自由法治，是香港免於沉淪的唯一出路。

李嘉誠把法治自由與營商環境掛鈎，對改變香港現在的境況有幫助嗎？也許有那麼一點點，但若像其他大商家那樣完全不講，就是任憑香港沉淪了。（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區樂民 - 貧窮

香港蘋果日報   2013年11月28日

年輕的時候，他偷渡來港，在最貧窮的日子，口袋裏只有五元。

過去數十年，他努力工作，極節儉，現在擁有四個物業，一個自住，三個收租。每星期總有幾天，他把早一日的剩飯放進水裏加熱，下點鹽和花生，變成半粥半湯的物體，當作午餐。

「一分一毫得來不易啊！」他說。

單看這些經歷，他是個值得尊敬的人。可是，也因着這些經歷，他跟妻子和女兒分開了。

「她們都在盤算我的家財，不可靠。」他告訴我。

我不認識他的家人，不敢作判斷，但他曾說：「所有私家醫生都貪圖我的錢。」

「為甚麼你不看公立醫生？」我問。

「公立醫生不肯和我傾談。」他答道。

「我也是私家醫生，為甚麼你又來看我？」

「因為第一次看你時，」他憶述：「你說我患的是小病，不必覆診。我估計你不算太貪心。」

我笑了。請注意，他沒有說我不貪心，他只是說我「不算太貪心」！

這兩年，他看了我十多遍，都是小病，甚至沒有病。我認為他需要臨床心理學家的協助，但他拒絕。

每次跟他交談十多分鐘，他便會滿意地離去。收了診金，有時候我也不知應該在病歷上寫甚麼。

看着他的背影，我發現了一件事。他想盡辦法遠離貧窮，卻沒有察覺，孤獨是最大的貧窮。

盧子健 - 中央想見到一個什麼樣子的特首選舉？

2013年11月27日

【明報專訊】作為一個30多年前開始參與討論香港政制民主化的論政人士，我對近期有關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的討論，是非常的感慨和唏噓。不少論點在過去幾十年間已經被提出過、論證過無數次。遺憾的是，香港離開普選的目標始終是這麼遠。更遺憾的是，北京不斷提出一些並非真問題的議題來要求香港市民表態，使討論在幾十年間仍然是兜兜轉轉。

例如說普選應該按《基本法》進行，相信絕大多數香港市民不會反對。爭議的焦點在提名委員會。基本法規定特首候選人由提名委員會決定，提名委員會的作用可以是體現人人平等參與的普選精神，也可以是用來削弱這種精神，甚至是令這種精神名存實亡。如果提名委員會的設計真的做到體現普選精神，自然大家都會贊成提名委員會集體決策決定特首候選人。如果提名委員會的設計剛好相反，自然大家就會反對。這是很簡單的道理，不需要煞有介事地討論。

什麼是真普選？也不需要冗長或者嶄新的論述，亦不需要引用外國的例子，只需要看看本地立法會選舉的經驗便足夠。立法會有35名普選產生的議員，包括最保守的建制派以至最激進的泛民，這就是香港的政治光譜。特首候選人應該是可以立足於這個光譜的任何一點之上。這就是符合港情的普選，是大多數香港人所熟悉和會支持的普選。

在現實政治中，北京不希望有一個位於政治光譜極端的人當特首，這完全可以理解。不過，如果普選投票是公平公開地進行，香港市民亦根本不會選擇極端的候選人，所以大多數香港人都不會贊成在提名時搞篩選，因為他們在投票時會懂得如何篩選。

2017倘沒競爭將是極大歷史諷刺

香港人也很務實。如果北京真的很擔心政見極端者當選特首，要在提名階段排除這些人參選的機會，不少香港人會妥協接受。問題是﹕北京想把候選人的政治光譜收到多窄？講得簡單和形象化一點，就是究竟北京想見到一個什麼樣子的特首選舉？

最極端的情况就是只有一個候選人，香港市民並沒有選擇，最多只能以信任票為唯一的候選人黃袍加身。回歸以來，在2002年和2005年的兩次特首選舉，就是沒有競爭的選舉。但自此以後，即使是以現時的選舉委員會制度，兩次特首選舉都有競爭。如果到了2017年引進普選，反而選舉沒有了競爭，這會是極大的歷史諷刺。如果北京想見到這樣子的選舉，這會是中國和香港的悲劇。

讓我們假設北京預算2017年特首選舉有競爭，那會是什麼樣子的競爭呢？在2007年和2012年兩次選舉，民主派都有候選人參與競爭，這相信也是香港市民對2017年特首選舉的期望。民主派是否能成為候選人、「入閘」讓市民投票選擇這個測試普選真偽的標準，不應該被視為只為滿足泛民的私利，因為泛民是香港政治光譜的主要組成部分。如果這部分會在普選過程中被切割出去，這種「普選」不可能是真正的普選。而如果即使普選有限制也不會把泛民排除在候選人名單之外，有關限制不會是太過嚴重，可能是香港市民能夠接受的妥協。

北京或者本地親北京人士也許會辯解﹕不是排斥所有泛民候選人，而是要排除最極端的候選人當選。如前所述，如果普選投票是公平公開進行，香港市民根本不會選擇極端的候選人（甚至可以說全世界任何正常社會都不會），因為極端的定義就是只會有少數人支持。

香港市民的擔心是﹕北京要控制普選的提名程序，其實真正目的是害怕任何泛民候選人當選。在2007年和2012年參與特首選舉的泛民候選人，分別來自公民黨和民主黨。這兩個黨都位於香港政治光譜的中間地帶。如果北京不能接受來自這個地帶的從政人士當特首，又怎能防止人家批評這種普選是假的？

對北京而言，只有建制派候選人的所謂普選當然較為安全，但世間並沒有完全安全的事。2012年的特首選舉，北京原來的計劃是只有一個建制派候選人，即使泛民候選人能夠入閘，可以重演2007年建制派候選人大勝的戲碼。但梁振英打亂了北京的計劃。兩個建制派候選人為求當選互揭對方瘡疤。當唐英年形勢不妙時，有建制派勢力想推舉曾鈺成為候選人抗衡梁振英。結果是北京強力干預，說服唐英年和曾鈺成的支持者投票給梁振英，但結果不算很理想。梁只能低票當選，建制派亦因此嚴重撕裂，是今天特區政府管治困難的其中一個重要原因。

在2012年，北京只需要操控一個1200人的選舉委員會，結果仍然與其原來的計劃相距如此之遠。普選投票涉及數以百萬計選民，北京所能夠操控的將更少。如果候選人完全沒有泛民代表，或者泛民會發起全面杯葛，造成極為難看的局面；又或者泛民挑選建制派候選人其中一位討價還價，令成功當選者負了他們的票債，日後在施政時償還。這恐怕也不是北京想見到的局面。如果北京把普選候選人的光譜進一步收窄，連建制派候選人也只能是最忠心的兩三個，那跟沒有選擇差不多，費這麼多氣力來搞普選又所為何事呢？

請北京乾脆講清楚

說到底，北京自己應該想清楚，究竟是想通過所謂普選來挑出一個自己本來就想欽點的特首呢？還是讓香港市民在幾個其可以接受的候選人當中作選擇？如果是後者，是否所有泛民都不被其接受可以當特首？換句話說，只是在狹窄的建制派政治光譜內搞所謂普選。如果北京已有想法，不如乾脆講清楚。如果北京未有想法，這是中央領導人自己的問題，就不應要求香港市民回應什麼愛國愛港、依法辦事這些假議題。真普選是中央贏取港人信心的巨大契機。這不單是為了滿足港人的訴求，也是為了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譜寫一個篇章！道理很清楚，問題只在於領導者能否想清楚。

盧子健

公共事務顧問

區家麟 - 長官意志 龍門飄移

2013年11月27日

【明報專訊】中央要員訪港，見律政司長、見法律專家、見大律師公會，據說要交流法律，從法律觀點解說政制改革。開口閉口法律，事無大小《基本法》；好的，就讓我們看看《基本法》。

好些本地的「法律專家」直截了當謂：《基本法》裏，行政長官選舉辦法，沒有公民提名元素，所以公民提名違反《基本法》。如此詮釋，是雙重標準。

《基本法》條文寫得有彈性，如果「無寫就不能做」，那麼，人大常委副秘書長兼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李飛訪港時，說的那些四字真言，如「愛國愛港」、「集體意志」、「機構提名」，《基本法》條文找不到，是否都違反《基本法》？年前人大常委頒令的「政改五部曲」，《基本法》裏影都無，密室僭建，又如何合法？

李飛試圖用《基本法》條文講道理，談「廣泛代表性」意思時，他說，將來的提名委員會和往日的選舉委員會的組成原則是相同的，《基本法》45條規定的「廣泛代表性」一詞，應當與附件一和人大規定的「廣泛代表性」一詞具有同樣含義。意指同詞應當同義，提委會應繼續由四大界別組成，「八九不離十」。

據此「同詞同義」之邏輯來檢視一下「機構提名」之說，中央認為，《基本法》45條寫明行政長官「最終達至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產生的目標」。寫的提名委員會是「會」，不是「委員」，所以一定是「機構提名」；好的，我們又看看《基本法》附件一第一條：「行政長官由一個具有廣泛代表性的選舉委員會根據本法選出……」往日的選舉委員會提名行政長官，也是寫着「會」，以往提名，卻從來不是「機構提名」。

又會有人說，那是因為中央根據「立法原意」的解釋，如果立法原意那麼重要，為何不一早寫成《基本法》條文？再說，「愛國愛港」什麼時候成為《基本法》裏的「法律要求」，又源自什麼「立法原意」？先不說何謂「愛」，如何用法律定義愛或量度愛等可笑問題；回溯「原意」，鄧小平早已提出「愛國者」的寬鬆標準，當年曾持續討論，明知政治要求不能納入法例條文，成為「法律要求」，這是大眾所理解的「原意」，為何現時又不按鄧小平的原意行事？

雙重標準 自欺欺人

這些自打嘴巴式的任意詮釋，信口開河，只許京官僭建，把《基本法》搓圓按扁，如細路玩泥膠，體現的是長官意志。

李飛強調，機構提名要體現提委會的「集體意志」，明顯要為高門檻篩選鋪路，卻又說「被提名權、被選舉權沒不合理限制」。「沒限制論」之荒誕，在沒限制你報名，卻由一群人上人先決定人選，才讓市民選，這叫真普選？說好了生果任擇，卻只有榴槤與爛橙，這叫有選擇？

是否「真普選」，準則很簡單，若「機構提名」下，由一群小圈子人上人，篩走了任何高民望，或往日普選中得到有力支持的派別所屬人士，都屬不公正不公平的偽選舉。

以法律觀點包裝長官意志，如此政改討論，雙重標準，自欺欺人。權貴們何妨老老實實赤裸裸告訴香港人，這場球賽，界線是我劃的、球例是我訂的、龍門任我來搬；學習尊貴議員謝偉俊名句：「政府有權把龍門由大球場搬去尖沙嘴。」中央政府有權把龍門從香港搬到月球，再從月球搬回北京；瞬間飄移，扭曲變形，以法律服務政治，以政治玩弄法律，哀哉《基本法》。

李怡 - 大是大非年代的大是大非事件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3年11月27日

《基本法》所設定的「行政機關對立法機關負責」的制度，已在近日立法會關於特權法動議的投票中，被宣佈徹底破功。許多立會議員須服從中聯辦指示而不能按自己的意志投票，說明立會對政府的監督功能幾乎盡失。法院雖還能守住獨立斷案，但親共的律政司在《蘋果日報》前攝記涉襲保安無罪案中上訴，被法官指為「吹毛求疵」，顯示司法中的檢控一環已為行政服務。《基本法》所定的三權分立體制固然瀕臨崩潰，中共官員更揚言《基本法》所定的竟然是在條文中遍尋不獲的所謂「行政主導」。

眼看梁振英種種劣行、陳茂波種種無恥，民望破紀錄地超低，仍然大模大樣地坐享權力，擺出「香港市民其奈我何」的囂張嘴臉，香港人能夠怎樣？爭取體制改變、實現真普選荊棘滿途。目前，能夠稍稍制約政府胡作非為的，只有被稱為「第四權」的媒體。正如前美國大法官Hugo Black所說：「新聞自由的最重要功能，就是防止政府任何部門欺騙人民。」現在是幾乎每天都出現政府欺騙市民的情況，媒體成為能夠監督專權政府濫權的唯一工具。

不容否認，香港媒體中很大部份已經被「河蟹」了，剩下真正能發揮第四權作用的媒體不多。但只要還有站穩監督政府立場的媒體，也會刺激被某種程度「河蟹」的媒體為競爭要適度發揮媒體功能。因此，對於任何干預新聞自由的行為，堅守本份的媒體，都應該十分敏感，必須作出強烈反擊。無綫向壹傳媒採訪下封殺令正是這樣的事。

葉一堅前天刊出的批評總編張劍虹的文章〈驚佢條毛咩！〉，是醍醐灌頂之作。不僅《蘋果》總編、執總要檢討，筆者在上周六提到此事時不夠火力，說明也不夠重視。葉一堅說：「香港正置身大是大非的年代，言論自由也是大是大非的事。」我們須要從大是大非的角度去看這件事。

數十年前筆者剛出道，有一位前輩報人對筆者說：第一條定律就是永遠不要跟銷路比你少、影響力比你低的報刊開筆戰。

這句話，與葉一堅引述他們過去常說：「有條儍佬在公司門口無理取鬧，有隻癲狗在你家門口亂吠。你需要回應嗎？你需要同佢一齊癲嗎？」是類似意思。

但無綫電視真的不是觀眾少、影響力低的媒體，它曾經是香港新聞界的龍頭大哥。在筆者經歷的從中英談判到六四到香港回歸的整個階段，對社會發生最大影響的是SCMP（對官府和上層）和TVB NEWS。的確如葉一堅所說，那時很多報人都是從TVB認識到甚麼是新聞價值，甚麼是新聞自由的。這樣具有傳統影響力的大媒體，今天不僅向荒謬的政府發牌決策膜拜，而且不顧自己堅持數十年的表達自由的傳統，向另一媒體發封殺令，這難道不是對新聞自由最大威脅的事件嗎？這不是意味着我們連最後的監督政府的工具都要面臨被毀嗎？

這絕對不是無綫與壹傳媒兩個媒體之間的恩怨，而是大是大非的事。即使無綫針對的是另一媒體，甚至是曾經不斷向《蘋果》抹黑的對手，《蘋果》也必須義無反顧地向無綫發出最強的抗議聲。

香港記者協會發表的兩個聲明，要求無綫舉出具體事例，說明壹傳媒如何長期恣意攻擊無綫；無綫何以沒有向記協的紀律委員會投訴，也未見提出法律訴訟？何以記協從未收到其他人對壹傳媒「長期恣意攻擊」無綫的投訴，反而收到不少對《東張西望》的偏頗的投訴；作為上市公司，電視廣播經常召開記者會，今後是否會禁止壹傳媒所屬機構進場？若有任何機構不滿意無綫今次之處理，決定杯葛並禁止無綫的新聞團隊採訪其活動，無綫會否接受？

對於這些清楚明確的問題，無綫都不予回答，而近日記協則接獲數人來電，包括某街坊福利會代表批評記協的聲明，甚至聲言包圍記協。另有三名市民向記協發了百多封內容重複的電郵，均批評記協炒作事件。愛港力、愛港之聲也在facebook上發聲，不是講道理，而是一味斥罵記協與壹傳媒。

事情似乎越來越清楚了，無綫的作為已經和港共政權、和愛字堆沆瀣一氣。我們也許無法阻擋一個人、一個機構的墮落，但我們絕不能眼白白看着社會沉淪。守護着仍有監督政府功能的新聞自由，不僅是媒體人的事，所有愛自由的市民也人人有責。

周保松 - 自由與宗教

一五一十部落   2013年11月5日

自由主義與宗教之間的關係，是現代世界的大事。我們甚至可以說，如何使得不同宗教信仰的人能夠和平並處，是過去幾百年自由主義面對的最大挑戰。在此過程中，自由主義逐步發展出一套相當獨特的政治制度來應對宗教多元之局，並取得相當大的成就。以下我會先將自由主義的基本理念勾勒出來，然後回應一些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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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宗教問題上，自由主義的核心理念，是每個公民平等地享有由憲法保障的信仰自由的權利。這個權利往往意味著以下的制度安排。第一，在尊重其他人同樣權利的前提下，公民可以自由選擇自己的信仰和所屬宗教團體，同時有權放棄原來的信仰及離開原來的團體。第二，信仰自由具有優先性，政府和教會不得以集體利益、國家安全或上帝旨意之名，犧牲公民的自由權利。第三，政府權力的正當性來源，來自定期的民主選舉，而非任何宗教。政府制訂的法律和推行的政策，必須一視同仁對待所有宗教，不應偏袒任何教派，同時不應訴諸特定宗教信仰來為這些政策辯護。第四，為確保機會平等原則，無論是政府或私人企業，在工作招聘時，都不應將應聘人的宗教信仰作為考慮因素（除非該工作是和信仰直接相關，例如神職人員）。

一個充份尊重上述原則的社會，是一個信仰自由的社會。這樣的社會，將有很大機會是個信仰多元的社會，因為不同教派會在這個自由的環境中，以不同方式爭取信眾，人們也會根據自己的意願選擇不同的宗教。自由主義維繫多元社會的方式，是既不要求所有人相信同一種宗教，也不要求所有人放棄宗教，而是用政教分離的方式，將宗教領域和政治領域分開。在政治領域，所有人擁有相同的公民身份，並因此享有平等的政治權利；在宗教領域，每個公民可根據自己的選擇而擁有不同的宗教身份。而當兩個領域發生衝突時，政治領域具有優先性：任何教派都不可以以教義之名，限制和侵犯人們的公民和政治權利。也就是說，所有教派必須服從自由社會的基本政治原則。這個優先性，是維繫多元社會統一的基礎。

對自由主義來說，這兩個身份完全可以同時並存。例如服務同一個政府的官員，可以是天主教徒或伊斯蘭教徒，更可以是無神論者，彼此不會因為信仰差異而引起衝突。為什麼可以這樣？因為在制度和價值觀念上，他們都接受了政治和宗教身份的二分，不會將自己的信仰強加於別人，在進行與工作相關的決策時亦不會以自己的信仰作為判斷準則，而須訴諸法律及所有公民原則上都能夠接受的公共理由。這種制度和價值上的共識，使得自由社會一方面容許和鼓勵宗教多元，另一方面又建立起和平共處的社會紐帶。這個紐帶不是靠宗教、血緣和種族，而是靠自由主義的一組道德信念及由此發展出來的制度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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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人類發展史來看，這是很不容易的成果，中間經過不知多少衝突，才慢慢形成這樣一個多元共存的格局。如此不易，因為許多宗教都有整體性和排他性這兩重特點。所講整體性，是說宗教往往有一套相當完備的關於世界、道德、政治、經濟、教育和婚姻的看法，這些看法形成一個環環相扣的體系，並指向同一個目的，就是如何在生活世界的每個環節實現該宗教所界定的終極真實和圓滿境界。也就是說，宗教不只是生活世界的某個環節，而是全部，並為這個世界賦予意義。因為這種整體性，宗教往往有很強的排他性，不容易接受其他宗教同時存在。因為容忍其他宗教在同一個世界存在並與之競爭，不僅在知識論上難以接受（如果我的神是真的，他的神就必然是假的），在道德上也不可接受（如果我的神所教導的是對的和神聖的，他的神所教導的就必然是錯的和腐敗的），同時在策略上不智（如果在我力量占優時容忍對方，如何保證他朝時移世易時對方不會反咬一口）。

正因如此，宗教衝突往往曠日持久且極難化解。我們也因此可以看到自由主義的化解之道，其實是現代世界的範式轉移（paradigm shift）：宗教不再是統攝社會不同領域的最高原則，宗教也不再被視為所有人生命中無可質疑的唯一選項，而是眾多選項之一。正如當代哲學家泰勒（Charles Taylor）所說，這是「俗世時代」最重要的特徵。就此而言，自由主義沒有消滅宗教，而是轉化了宗教，並換了一組政治原則來規範現代的集體生活。這個從宗教社會轉向自由社會的過程，是現代性規劃的核心議題，中間歷經無數波折，迄今仍未完成。

我認為，這組原則中最重要的，是自由原則和平等原則。自由原則就是國家必須容許每個公民可以自由選擇自己的信仰，平等原則就是國家必須保證每個公民享有相同的選擇自由的權利。兩條原則加起來，即意味著國家的首要責任，是尊重和捍衛人民平等的信仰自由的權利，而不是去宣揚或壓制任何宗教。換言之，國家理應在不同宗教之間保持中立。保持中立，並不是因為所有宗教同樣地好，也不是因為根本沒有任何標準去比較各種宗教的高低，更不是因為信仰本身無足輕重因此無可無不可，而是因為這不是國家應當擔當的角色。國家要平等地對待所有公民，便應該尊重公民的自由選擇，而不應該在這個關乎個人終極關懷和安身立命的重大問題上，強加國家意志於個體身上。

自由主義選擇這種立場的原因，不是價值虛無，而是對自由和平等的堅持。這是它的底線，因此自由主義不會容忍那些鼓吹侵犯自由和平等的教派。也就是說，自由主義所說的中立對待，有個前提，就是不同教派必須接受自由主義的基本原則。這些原則劃定了宗教自由的邊界，同時也在相當根本的意義上轉化了宗教的內涵，例如它們必須容忍和尊重人們的宗教選擇──雖然容忍和尊重的理由，可以各有不同，包括對於教義和何謂真正信仰的重新詮釋。從宗教社會到自由社會，不僅國家制度要變，生活世界不同領域的實踐也必須作出相應變革。這是相當漫長痛苦且中間充滿政治角力和思想論爭的過程。我們因此不要誤會，以為自由主義是沒有原則的放縱各種宗教，又或以為它這麼做是因為接受了價值主觀主義和虛無主義。

在這個制度框架下，自由主義傳統中十分重視的宗教容忍，嚴格來說也不適用於國家，因為國家本身沒有自己的國教，因此也就談不上容忍那些異於國教的教派存在。國家要做的，是平等尊重──而非容忍──公民的宗教選擇。尊重和容忍，是兩種完全不同的德性。容忍往往意味著擁有權力的一方對另一方所持的信仰，有一種負面評價，但卻基於其他理由而選擇了自我克制。尊重卻沒有這種意涵，而是承認和肯定公民享有的權利，同時不對公民所選的東西作出正面或負面評價。所以，當我們爭取信仰自由時，要求國家容忍一些它不喜歡的宗教，和要求國家尊重公民應有的選擇權利，是兩回事，後者才是今天自由主義應追求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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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至此，我們應該見到，從自由主義的觀點看，自由平等原則的基礎，不應立足於任何宗教。原因很簡單，如果它這樣做，它便不能公平對待其他宗教。例如如果國家接受人人平等的理由，是因為我們都是基督教上帝創造的兒女，那麼對非基督教徒來說，這個論證便沒有任何說服力，亦難得到他們的反思性認可。因此，自由主義要證成它的基本原則，便必須提供獨立於不同宗教，同時原則上又能夠為不同教派共享的道德理由。這裏須留意，我這裏強調的是「從自由主義的觀點看」，而不是從某個特定宗教的觀點看。不同宗教的信徒，當然可以從自己的教義出發去理解和接受自由主義。也就是說，在自由社會，可以存在不同性質的理由去支持自由主義的制度實踐，但並不是所有理由都適宜作為多元社會中共享的，能夠滿足公共證成的理由。尋找和證成這些理由，不一定是某種宗教的責任，但卻一定是自由主義的責任，因為自由主義承諾必須要在國家之中給予自由的公民平等的尊重。

但在今天的中國，我們卻常常聽到這樣一種觀點：自由主義並不足以支撐自身。自由主義要在中國生根，便必須找到它的宗教和文化根源。例如基督教徒會說，自由主義源起于西方基督教文明。若要中國人真心接受自由主義，首先要令他們廣泛信奉基督教。又或儒家信徒會說，中國二千年來都是儒家文化主導，所有中國人的觀念和行為都受儒家影響，自由主義要在中國落地，便必須和儒家接軌，並從儒家傳統開出自由和民主。這兩種觀點在立場上雖然針鋒相對，但都有一個共同的認定，就是自由社會的制度雖然值得推崇，但自由主義本身沒有足夠的道德和文化資源來支持自身。

這裏所說的「支撐」，最少有兩層意思。一是工具性的，即如果我們想在中國推行自由主義制度，便必須得到其他宗教和文化傳統的支持，否認難以成功。二是證成性的，即自由主義的制度安排，需要一個本身不是自由主義的宗教文明來為它提供道德基礎，否則難以成立。

我對這兩種觀點皆有保留。先談前者。今天許多國家都在實行自由民主制，這些國家各有自己的宗教文化傳統。從歷史經驗看，我們沒有證據證明說，自由民主必須依託於某種特定宗教才能有效發展出來。遠的不說，即以臺灣為例，它的民主轉型時間並不長，但到今天已發展得相當成熟，而在爭取民主化過程中，基督教、佛教或儒家，並沒起到什麼關鍵作用。又以當下香港的政治發展為例，即使在基督教和天主教內部，對於爭取民主的手段和目標，往往也有許多爭論，有的教派立場甚至非常保守。而在香港一波又一波的民主運動中，人們直接訴諸的，往往是自由主義傳統提供的價值和政治想像，例如自由、平等、權利、正義、法治、社會契約等，而不是任何宗教傳統。但讀者須留意，我這裏並不是否定宗教在社會轉型中的影響力。事實上，在一些宗教傳統很強的國家，教會的動員能力往往十分強大。而且即使出於現實考慮，許多宗教也願意支持自由民主，因為這樣可以避免無休止的宗教衝突和社會不穩定。我這裏只是強調，自由主義能否在一個國家健康發展，宗教不見得是必要條件。

轉到道德證成問題。自由主義真的需要宗教來為自己提供道德基礎嗎？答案是不需要。正如我在前面指出，自由主義既然肯定人是自由平等的個體，同時認為國家有責任尊重公民的自由選擇，它便不可能在一個宗教多元的社會再訴諸某種宗教教義來為自己的原則辯護。事實上，從洛克、康德、穆勒再到當代的伯林、德沃金和羅爾斯，自由主義傳統一個相當清楚的思想軌跡，正是有意識地逐步擺脫基督教神學的影響，尋求其他道德資源來為自由社會辯護。另一個有意思的觀察，是1776年發表的《美國獨立宣言》，仍開宗明義地訴諸造物主來證明人人擁有不可讓渡的權利，但到了1948年的《聯合國人權宣言》，普遍性權利的基礎已改為奠基於人的理性與良知，而非任何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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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有文化保守主義者會說，我們是中國人，所以必須從自己的傳統推出民主憲政，否則就會喪失我們的文化主體性和身份認同。這種說法沒有道理。因為倘若真的如此，世界上許多從政教合一社會轉型到自由民主的國家，恐怕都已失去主體性，並面臨嚴重的身份危機。實情顯然不是這樣。我們作為有道德意識和理性能力的存有，如果經過對歷史經驗的認真總結和對政治道德深思熟慮的思考，最後有意識地選擇了民主憲政作為國家未來發展的方向，這些便是我們當下的信念，也是我們當下的實踐，而非外人強加於己身。這些信念和實踐，實實在在構成我們作為中國人的身份認同和政治文化的一部份。用一種靜態的觀點去想像所有中國人共享一種永恆不變的文化本質，並相信這種本質就是真的和對的，既與歷史事實不符，也忽視了人的自主性與能動性，更誤解了人與文化的關係。

有人或會提出一個更為根本的質疑：自由主義的整個政治規劃，其實本身就是想建立一個俗世多元的國家，而這必然對宗教不利，因為一旦容許宗教自由同時迫使宗教從政治領域撤退，即意味著宗教在人類生活中的影響力和重要性大大下降。如果我是一個虔誠教徒且深信自己所信就是世上唯一真理，為什麼不可以通過國家權力來要求別人也相信同樣的真理，反而要尊重別人的信仰自由？自由主義看似中立，實際上對宗教充滿偏見和否定。

這樣的質疑很普遍，而且也正因為有這樣的質疑，今天世界各地仍然有許多宗教衝突。但這樣的質疑合理嗎？我認為不。首先，自由主義可以回應說，如果所有宗教都持有同樣想法，都要求國家運用權力來壓制其他宗教，那麼結果必然是衝突收場。歐洲十六、十七世紀經年累月的宗教戰爭，使當時的教派逐漸意識到，宗教寬容和政教分離才是和平共處的最好辦法。一開始的時候，不同教派或許會認為這只是不得已的暫時妥協，但隨著時間過去，自由制度慢慢建立起來以後，大家自會見到這種制度的好處，包括不用時刻提防其他教派攻擊，國家可以公平地處理宗教爭議，公共政策能夠一視同仁地對待所有教派，公民之間不會因為信仰差異而影響彼此合作等。更重要的是，事實上，信仰自由不僅沒有令宗教消失，反而使得各種教派可以在憲法保障下，自由宣教去爭取更多信眾。

最後也最重要的，是自由主義深信，人作為獨立自主的個體，有自由意志和理性反思能力，因此在關乎一己生命安頓的宗教問題上，國家必須尊重每個個體的選擇。這是自由主義最基本的價值堅持。這個堅持，或許會令某些宗教失去支配他人信仰的權力，又或會令某些教派因為得不到足夠支持而沒落，但這絕非自由主義有意針對某個宗教，而是因為它必須將自由和平等放到最高位置所致。在這點上，自由主義沒得妥協。

陳雲 - 香港人的生存空間

三文治   2013年11月26日

生存空間，來自德文Lebensraum， Merriam-Webster 網上字典定義是space required for life, growth, or activity 。Leben是生命、生存、生活，raum是空間、房間、地盤。要好好學會這個字，中文只翻譯出Lebensraum的危急存亡的意義，德文的意思是有三重的。Lebensraum 的讀音是\lā-bənz-raum\），用英文來模擬，是lay, ben, s, rarm。

此詞因德國納粹黨濫用而一度成為禁忌，但此詞的意義，是常識：一個族群要生命、生存、生活，必須保有自己的空間，這也是國家或其他政體保有邊界與領土的功用。我們香港人只是要自保地盤，不是要侵略大陸，而大陸人他們自己，有廣闊的空間，他們不應該來香港搶奪我們的空間。我們對大陸人的包容與遷就，已經過了極限，危害自己的生活、生存與生命。

大陸移民、旅客與走私客南下香港，先侵略香港人的活動空間（activity），現在你已經不敢隨便去銅鑼灣、尖沙咀、旺角與一切鄰近火車站的商場（上水、大埔、沙田...）。海洋公園、迪士尼樂園、野外露營、海灘游泳、郊遊行山，一旦遇到大陸客聚集，旅程也不再輕鬆愉快。之後，大陸人再侵略你的成長空間（growth），現在你已經難以找到幼兒園到大學的學額，也難以找到公屋和工作職位。最後，也許是匪徒南下，要你的命（life）。

翻譯特定的政治術語，總有取捨，收到語言的限制，中文的生存空間，只翻譯出Lebensraum危急存亡的最後一層意思。然而，到了危急存亡的時候，你才懂得這個詞，你大概已經沒命了。

陳淑莊 - 不能丟下李慧玲

香港蘋果日報   2013年11月24日

商台名嘴李慧玲不能再主持《在晴朗的一天出發》，她知道消息後，要坐的士趕赴一個聚會，下車後便失控，在大街大巷嚎哭不止，接着的周末，她也躲在家裏哭泣。

我讀了這則新聞，鼻子一酸。我認識的李慧玲性格剛強，她在傳媒浸淫多年，做過《明報》和《蘋果日報》，揭露過很多大新聞，包括前財政司司長梁錦松在預算案調高汽車首次登記稅之前偷步買車，最終梁財爺要問責請辭。像李慧玲這種跑慣江湖的人，甚麼風浪沒見過，怎會為節目調動而失控呢？李慧玲向記者解釋：「當時我好失望，覺得香港好悲哀。」

我讀這則新聞鼻子酸酸，也不是因為聽慣聽熟的電台節目換了主持，而是為了調動背後的政治含意心痛。李慧玲的烽煙節目出名批判性強、言詞辛辣。她是政治記者出身，對政府政策掌握通透，甚至比問責局長更熟書，她試過在節目中質問環境局局長黃錦星關於兩電利潤管制的政策，結果局長被她問得口啞啞。

我當選中西區區議員時已認識李慧玲，當時她在主持《左右大局》，邀請我講述灣仔合和中心二期（前稱Mega Tower）帶來的地區問題。這件事我跟進良久，自然敍述如流，但李慧玲竟然也能侃侃而談。顯然她邀請我之前，已經把整件事的來龍去脈看得滾瓜爛熟。

到我當上立法會議員後，逢星期三開大會，很多時候都會看見李慧玲的蹤影。她曾說因為星期三立法會最齊人，她便一杯飲品接一杯飲品，輪流跟各黨派議員傾談收風，以掌握最新時事脈搏。我得說，以當時她的電台節目收聽率這樣高，要是她邀請議員上去開咪，幾乎人人首肯，但她卻仍然親身到來。她的工作態度勤奮認真，我相信無人異議。

李慧玲的詞鋒凌厲，不單因為她的批判力強，也因為她本來就是一個率直的人。我後來跟她有點私交，有次我跟聲線出名甜美的林志美在香港電台節目中現場獻唱，後來李慧玲幾乎是完全不顧我的自尊心說我的鵝公喉不易入耳，勸我以後不要再公開唱歌。關於表演慾這回事，我還是有點任性，之後在個人棟篤笑中，我還是堅持要載歌載舞，沒有遵從她的勸告。

李慧玲本來主持《左右大局》，你要她再去主持《左右大局》，本來不是問題。問題是，這個決定是純粹基於商業運作還是另有政治圖謀？

十年前，大班鄭經翰主持相近時段的《風波裡的茶杯》，也因為對政府批判太多，觸怒時任特首董建華，據說政府以商台續牌一事來要脅換主持人。十年後的今天，又正值商台續牌時候，幾乎一模一樣的橋段又上演，只是這次的主角由大班換成李慧玲罷了，節目名稱由《風波裡的茶杯》換了《在晴朗的一天出發》。

過去一年多，民怨沸騰。和黃碼頭的外判工人罷工，全城出錢出力聲援；學民思潮的反國教運動，也演變成12萬人包圍立法會。這些群情洶湧的社會運動，李慧玲作為烽煙電台節目主持人，當然必須不斷跟進。有周刊報道特首高官認為李慧玲煽動民怨，把她當成眼中釘，如果此事真確，我想這個政府真是瘋了，你不去檢討自己的政策錯誤，卻把批評你政策的傳媒滅聲。

李慧玲被調走後，《在晴朗的一天出發》的主持人換成前無綫總經理陳志雲。台慶兩天後的星期四，節目邀請了陳百祥作嘉賓，我幾乎以為自己在聽《志雲飯局》。一個黃金時段的時事評論烽煙節目，淪為綜藝節目式的吹水對談，別說李慧玲要當街嚎哭，我也痛心不已。

李慧玲的名嘴生涯中，最經典一事必定是「聲音黃絲帶」行動。05年資深記者程翔因涉嫌間諜罪在大陸被捕，翌年初開始，李慧玲在《左右大局》做「聲音黃絲帶」，每天數着程翔被關押的日子，堅持至08年他獲釋為止。我不曉得李慧玲這個行動對程翔獲釋有沒有幫助，但後來程翔寫書說到他內心震撼。

當程翔在大陸的監倉內不見天日時，李慧玲沒有丟下他。今天當李慧玲在白色恐怖的商台裏，我們一定要聲援她。加油！

崑南 - 反叛逝去杜麗絲萊辛

書在燃燒   星期日生活   2013年11月24日

【明報專訊】杜麗絲萊辛（Doris Lessing）這個名字，在我腦海中躍動了三次。第一次是1956年，匈牙利革命爆發，很快被蘇聯武力鎮壓，當年，深受感染，寫了一首200幾行的長詩《喪鐘》，悼念這個歷史悲劇。就在這個時候，杜麗絲表示退出共產黨，公開嚴重抗議。一個原本追隨史大林思想的知識分子，最後還是要逃離，這個果敢行動，對於自由心靈，必然激起莫大的鼓舞。但，六十年代，對我來說，太多心儀的作家了，書桌上一大堆大師級經典，始終無法有機會閱讀杜麗絲的作品。

第二次的躍動，是在2007年，她獲得諾文學獎，是第十一個女作家有此殊榮。可以說，我仍沒有因這個殊榮而對她馬上傾倒，她得獎後的報道，反給人另眼相看，當她正值搭的士回到倫敦家居門口，下車時記者包圍她，她纔知道得獎的消息。她索性隨便坐在家門前的石級上，接受記者的訪問。當問及她的感受，她卻一邊揮手叫記者不要煩她，一邊這麼回答：「老天爺，有什麼大不了呀。在過去，全歐各大文學獎，哪一個我沒有份？」（「Oh, Christ! I couldn't care less, I've won all the prizes in Europe, every bloody one.」）她有資格這麼說的，的確，諾獎之前，她起碼獲過15項之多。

一生播著人類文明的種子

她也有過拒接受勳爵的紀錄，「Dame of the British Empire？There is no British Empire.」（早就沒有大英帝國，何來大英帝國女爵士？）壯哉此言。如此快人快語，實在忍不住翻開買了好幾年的她的成名作《金色筆記》（The Golden Notebooks），稍後再讀她的處女作《草在歌唱》（The Grass is Singing）。她的語言結構，簡約而流暢，令讀者如沐春風，卻在出其不意的地方，顯露鋒芒的視角，帶來心靈的激盪。幾乎書中的任何人物，都多多少少隱藏作者的影子。當讀者（至少如我），掩書閉目之後，便自然隱約看見一個勇敢女性面對人生，滔滔不絕地論述己見。

她領獎時發表的講稿，內容如一個短篇，細膩地描述非洲旱災民眾輪水的情景，其中一個年輕母親，懷著孕，身邊還帶著兩名子女，她一邊排隊一邊捧讀蘇聯小說《安娜卡蓮娜》。全篇強調閱讀對人生的重要性。她告訴大家，沒有空間閱讀，就沒有作家。沒有作家，就沒有人類文明。我們應該知道，杜麗絲本身就是非常多產，著作等身，作品超過五十多部，包括長短篇小說，題材多樣，不少是科幻背景，此外，如戲劇，小品，詩歌，還有兩部自傳。她的創作欲驚人，還不時用筆名Jame Somers發表其他作品。如果書籍是人類文明的種子，那麼，杜麗絲的播種工作，就是她的一生。

對俗世反叛的獨特個性

第三次的躍動，當然是周前17號傳來杜麗絲逝世的消息。生於1919年（10月22日），享壽94歲。她雖然生在伊朗（當時還是波斯），但她不是伊朗人，因為父親因第一次世界大戰離國，在異地結緣，而妻子也是英國人。後在津巴布韋成長，但沒有接受完整的教育，她的寫作才華明顯是天賦的，她擔當過不同的低微工作，最後記者這一行，讓她更有機會開拓她的文字世界。結過兩次婚，都以失敗告終。第一次婚姻，她拋夫棄子，專心寫作，到今仍有人引此為詬病。她的情況令人不禁拿她與John Updike相比，John的婚姻也不愉快，生活不檢點，對兩性的看法，也有偏頗之見，可是，他逝世後，人們已視而不見，只談論他創作的成就，可是，文化界對死後的杜麗絲的評論，多表揚她的獨特個性，對俗世的反叛，而對於她的作品對文壇有什麼影響，彷彿略而不談了。這也許正是英美兩個文化界之別吧。或社會對男女性別不同的看待？若要比較，John無論如何名氣大，生前沒有得過諾獎，看來，杜麗絲幸運得多了。

拒被標籤歸類

從杜麗絲在生時的言論，我們當然可以見出她的不平凡處在於她不肯被歸類，包括她常被標籤為女性主義先鋒。好幾次談及她的《金色筆記》時，她都會強調，那不過是她寫自己的經歷。捍衛什麼女性主義，只是無心插柳吧了。她認為世事不是如此簡單，絕不應拿非黑即白來解釋一切，許多事情都存在彈性，多元化，一個可以自由流動的空間是必需的。看來，這纔是她最可貴的地方。

幾篇悼念文章中，我們可以看出作者有心重挖昔日名家對杜麗絲的評語，例如1994年杜的自傳，庫切（J.M. Coetzee）就不客氣地說，「虧她還不厭其煩把家事外揚。」而美智子（Michiko Kakutani,普立茲獎的評論家）說她「常情不自禁地執迷不悟」，而語氣最重還是來自文學評論大家Harold Bloom，他直指控杜舉起旗幟反對全人類男性。不過，Sody Doyle在In these Times寫的一篇，結尾的幾句話，則較為中肯：「杜麗絲萊辛不是經常令人覺得可愛，但我們無法不得不對她產生敬仰之情。甚至她偶有犯錯，她那與眾不同的的獨立自主之能量，就是鶴立雞群，永垂不朽。」

2008年4月的一篇訪問，應是與杜麗絲有關的最後的一次了。訪問者是代表Telegraph報的Nigel Farndale，當時杜麗絲是88歲。從這篇東西，我們了解多些杜麗絲與父母的關係，她甚至說，「他們早就不應結合。」她對母親感情更非常淡薄，許多時候，來信沒有打開便撕掉了。「我們恨著對方，完全不咬弦。」她的房間堆滿是書，左擺右放，加上其他雜物，她承認連睡覺的空間也沒有。她養了一頭又肥又大的貓。（難怪她有兩本著作都與貓有關聯）在這次訪問，時間事隔一年了，她對於諾獎依然不屑。她稱那些評審為Bloody Swedes。她忿然地說，「全件事都是個玩笑。諾文學獎是由一班終身制委員組成，他們為本身的興趣而選拔，令全世界的出版商跟他們一起跳舞。我知道，得獎者在以後的一年內，什麼也不能做，變相為諾獎諸公服務。眼前，他們正會帶給我煩惱，令我頭痛，你知道嗎？到了今天，還有幾百份文件等著我簽署啊。」

編輯 莊東成

安裕周記：我們曾是如此

星期日生活   2013年11月24日

【明報專訊】中國和南韓準備聯合紀念刺殺伊藤博文的朝鮮義士安重根，讓人想起安重根那個年代的朝鮮歷史。一九○五年五月，日本海軍在對馬海峽大勝帝俄艦隊，東北亞定於一尊，日本跟着向羸弱不堪的朝鮮李氏王朝進逼。同年十一月，伊藤博文帶着文書到那時還叫做漢城的首爾，要求李朝簽訂「保護條約」，實質是要朝鮮成為日本殖民地。

伊藤博文見到李朝皇帝，也不客氣，恫嚇說條約是日本反覆考慮擬定，「已無法變通之確定案，若萬一遭拒絕，則帝國（指日本）政府早已有所決心」。皇帝其後召大臣入宮商議，詎料伊藤博文率兵直闖禁宮，當面質詰一眾大臣取向，其中五人登時雙腿發軟答允。伊藤博文隨即到朝鮮外交部馬上簽署，時維歲次乙巳，條約就叫《乙巳保護條約》。

李朝當時早已是半個殖民地，財政電信郵務李朝半壁江山已在日本手上，可是朝鮮人民高麗棒子硬骨頭性格半點不讓，條約公布後，漢城《皇城新聞》拼着被日本查封的危險，寫出題為〈是日也放聲大哭〉社論，極力反對條約簽訂。

中韓紀念安重根新聞見報那天夜裏，秋風發微涼的香港讓人想到更多，包括伊藤博文對李朝皇帝的一番威嚇之言、《乙巳保護條約》的前因後果，以及《皇城新聞》冒着殺頭寫出〈是日也放聲大哭〉的勇氣。

放聲大哭的不止於舊史人物。這幾個星期香港進入另一關鍵時刻，不論同意與否，特首普選框架大致底定，愛國愛港立為主旋律，還有保險大掣的「集體意志」在龍門前一一清除來者。另一是傳媒的動向受關注，名嘴李慧玲的節目從早上調到黃昏，當然，任何私營企業公營部門都有調動任何人力或資源的絕對自由及權力，李慧玲也不例外，就是說調到凌晨節目當通宵唱片騎師人們都不可置喙，只是誰都會猜測政治冷鋒下調動的動機是什麼。更進一步的是，當李慧玲一轉身去了黃昏節目，社會上很快冒出「我亦如是」的聲音，包括以前香港電台的吳志森，曾經坐過李慧玲早晨節目同一直播間的蔡子強，流麗的回憶文字裏人們閱讀出一陣陣蒼涼：在此之前，我們曾經如此。

「留守到最後一分鐘」的悲願

未必歲數大了就缺了那股憤慨，李慧玲的「留守到最後一分鐘」就看得出那股不服之氣和悲願，吳志森也就更不必說了。讀了他們的文章之後，想起近幾天美國傳媒排山倒海的甘迺迪遇弒五十周年報道另一句入心入肺說話：詹森在甘迺迪死後在飛機上宣誓接任總統，記者問他有什麼想說，他說「I will do my best; that is all I can do.」（我當必竭盡所能，我所能做的就是這樣）。總統死了，副總統接任，能夠做的便是竭盡一己所能把整個國家扛下去。「留守到最後一分鐘」雖沒有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可是不妨想想，一個三十年經驗的新聞工作者在《基本法》第二十七條「香港居民享有言論、新聞、出版的自由，結社、集會、遊行、示威的自由，組織和參加工會、罷工的權利和自由」之下發出這樣證言，那就不得不檢視一下，我們這個社會是不是得了病。

像李慧玲和吳志森以及區家麟等資深新聞工作者近年對特區政府嚴厲批評的原因，不難理解這是由於他們都是歷史過來人。他們至少親身經歷九十年代的後過渡期，或者像李慧玲那樣參加基本法起草進程的大部分採訪，又或如吳志森不僅經歷起草的日子並且在中文大學念書時已經關切香港回歸大大小小新聞，個人的親身經歷構建成他們的私密香港史，從而通過自身經歷檢視「一國兩制」以及中共的諾言從量變到質變。他們曾經目擊歷史，對中共的允諾有着一度或更長時間的正面期許，然而這種期待和今天當下的諸般事况相比難免要讓他們失望了——李瑞環的「紫砂茶壺論」言猶在耳，聽到的是壯志換新天要香港變成內地城巿般政治風格；姜恩柱要讀通「香港這本深奧的書」像是早幾年的事，如今西環治港已客觀存在並且有的人說這是理所當然。

中年知識分子的氣憤

這些四十出頭的知識分子比起八九十後尤其憤怒的原因，正是看到曾經「莊嚴承諾」的《聯合聲明》和「一國兩制」以各式各樣的方法被迅速掏空和改頭換面。他們有着比起任何人都強的個人原因表達對違諾的不滿，分別只是方式不同。馬傑偉的做法是給當面向梁振英表示不滿的學生送一個背包和在昨天的專欄說出「何處是吾家」；李慧玲和吳志森則是訴諸評論指出昔日種種如今流水落花。中年心事醇如酒，不一定都是藏在心底口難開，幾十年時光釀成的可以很溫醇，但也可以很有火氣。

像吳志森他們的立場在今天唯上的氛圍受到攻擊自不待言，前幾年曾經爆發過一場規模不小的批判吳志森風潮，主要攻擊點是指吳的節目「不夠持平」，同樣，李慧玲的早上節目，傳媒報道說也受到類似的批評。公眾節目拿得出來就必須準備面對各種質詰，李吳二位想必早有準備，但什麼是「不夠持平」，而且「不夠」得必須吳志森離開電台而李慧玲的強力批判風格要換上「二十年前已做時事節目」的陳志雲，這是一個相當有意思的課題：什麼叫持平？

「持平」，到底是各打五十大板的度量衡形態，抑或是擺事實講道理的討論，這是關鍵。我曾經細閱一些媒體的「讀者來論」，相當部分愛國群眾的「持平論」其實是指節目主持人不應批評中央或特區政府，而應是從正面給予特區政府或中央政府鼓勵。回答這個問題，要在馬克思主義新聞觀之外找別的答案並不容易，最後我找到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第一大報《紐約時報》的處理之道。羅森索（A.M.Rosenthal）曾任《紐約時報》總編輯達十七年，他對該報長留至今的貢獻是如何寫出客觀中立的新聞稿，以及嚴令禁用「消息人士」稱謂。這兩點，近月香港曾有爭論，外來和尚是不是會念經是後話，中國人老話「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則不妨一看。

「中立客觀」和「消息人士」

羅森索要求記者下筆客觀公正，若新聞指控某甲如何，必要有某甲回應，若找不着某甲，也要在新聞之中寫出，並在新聞見報當日繼續找某甲回應。至於何謂「客觀公正」，羅森索通過備忘錄形式向員工發出指示，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九日他發出的一則備忘錄是這樣的：新聞中以「社會主義國家」形容東歐共黨國家，實在是「太溫和，太委婉，太過尊敬了」（too bland, too euphemistic, and too much respectable）。他說，「社會主義」這名稱字義包含太廣泛，可以是以色列的公社化，可以是醫藥社會主義化，可以是西歐的社會民主黨，但用「社會主義國家」形容東歐極權國家，是受他們宣傳之愚；應該用地理名詞說是「東歐國家」或「馬克思主義國家」或共黨國家。羅森索的前任也有類似做法，六十年代西方媒體稱台灣為「Free China」（自由中國），這是有別紅色中國（Red China）的稱謂，但《紐約時報》對當時仍是聯合國安理會成員的台灣宣傳機關不賣帳，主編說台灣叫自己做「中國政府」或「自由中國」是台灣的自由，但《紐約時報》行文就不可以叫「自由中國」，原因是「台灣不是一個有自由選舉的國度，也無人身及新聞自由」。

至於在早前免費電視發牌中頻頻出現的「政府權威消息人士」或「政府消息人士」，羅森索更為深痛惡絕，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三日他發出長篇備忘錄專談此事，原則是「力求少用」，若非不得已，便須盡量說明消息來源來自什麼機構或部門，例如「美國國務院外交官」，這總比「西方外交官」為好。三年後的一九七七年羅森索再發出備忘錄，要求不得在使用隱名消息來源時，以直接引述（direct quote）該隱名消息來源人士的講話或評論。

必須指出，於某一角度而言，羅森索的做法是不是最完美可以討論，當然在服膺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的朋友眼中這是西方新聞學的內容，不過，從解決過去一段時間香港社會對「中立客觀」的激辯以及由此伸延出來對節目主持人或新聞記者的種種看法，相信有助真相真理愈辯愈明。回首前塵，我們社會的文明日子其實不長，但總算歷盡萬水千山，從封建王朝到殖民地到後殖乃至今天特別行政區；五六十年代左派報章被港英當局封報，心清目明的香港巿民知道對傳媒的打壓可以是如此極端。百轉千迴之後社會進步變化，今天怎麼說也不可能接受封報捕人打壓傳媒這種反文明高壓，哪怕是任何一種原因。因為，我們確實曾經人為刀俎我為魚肉；但我們之後曾是如此的挺直腰板走出朗朗乾坤。曾經滄海難為水，這是今天的香港心情。

文 安裕

編輯馮少榮

傅景華 - 發牌作為一個社會現象

星期日生活   2013年11月24日

【明報專訊】在過去整整一個星期，差不多每天本港新聞的焦點都有傳媒的份兒，而且大都不同程度上與廣播或電訊機構的發牌／續牌問題有關。我試列表見下：

上周五：通訊事務管理局宣布收回部分現經營商的3G頻譜拍賣；

周一：商台《在晴朗的一天出發》主持李慧玲被調離節目的決定被指與續牌有關；

周二：將申請續牌的無綫，其台慶被「熄機」行為「贈興」，收視下跌；

周三：申請免費電視牌照失敗的王維基與《東周刊》就報道互指誹謗；

周四：無綫電視將壹傳媒列為不受歡迎媒體，旗下藝人和活動不接受其訪問。

筆者寫這篇文章的背景，是編者約稿回應題目「商台受政治壓力調李慧玲離開早上烽煙節目」，但其實我也沒有什麼好回應。我曾上李慧玲的《晴朗》節目，亦明白晨早節目在輿論監察上的威力，但我認為黃昏節目同樣有很大的發揮空間，仍有足夠時間為晚間和另一天的傳媒作議題設定，更何况互聯網可讓社會廿四小時討論無間。假若真的有人想藉此取悅當權者而獲續牌，只要李慧玲緊守崗位，獻媚者或會大感失望。

每天社會上都發生着許多有關傳媒的事件，同時它們又引發起各界的不同迴響，筆者不想視野被這些紛紛揚揚的事件蓋着，淹沒了背後的大圖畫——希望跳出每一件個別事件的框框，只將它們排列成很多不同的視點，再用一條線串連起來——這條主線叫「發牌」——把「發牌」作為一個社會現象來看，故此筆者向編者反建議寫該篇文章。

上個世紀九十年代，筆者在一間本地財經報章當記者，主要負責電訊、廣播和科技行業發展的新聞。適逢其會，經歷全球電訊／廣播業匯流，以及市場開放的大氣候，身處回歸前後香港政府逐步解除電訊和廣播業規管的小氣候，目睹香港開放市場的過程，引進回撥長途電話、GSM/PCS、收費電視、互聯網電話、互聯網視象及3G等科技革新。

從點到線從線到點

發牌一直是政府監管電訊／廣播傳媒機構的一種常用手段，透過發牌和設定發牌條款，控制營運商數目和確定營運商有關服務推出的計劃和承諾，我們稱之為「選美」式的發牌方式。不過，自上個世紀八十年代開始，新保守主義的風潮席捲全球，歐美政府推動電訊／廣播市場的開放並解除各種規管限制，世界貿易組織更將之全球化，透過多邊協議將基本電訊服務綑綁至「自由貿易」之中，促成大型電訊企業的全球擴張和收購合併。

在這個大前提下，港英政府在九十年代初期逐步引進電訊業市場開放，向三間新的固定網絡電訊商發出牌照（1995）、以67億提早結束香港電話國際的國際電訊專營權（1998）、在回歸前一次過發出六張PCS手提電話牌照（1996）和及後發出四張3G牌照（2001），並首度以拍賣方式批出3G頻譜。至於廣播市場的開放，政府公布諮詢經年後的電視政策檢討（1998），訂下一系列政策原則，按規定不限數目批出五張收費電視牌照（2000），並為鼓勵數碼電視發展，將頻譜免費送給免費電視經營商無綫電視與亞洲電視（2004），及後到今年政府才決定多發兩張免費電視牌照予兩間收費電視經營商有線電視及now（2013）。

香港的電訊和廣播業發展至今時今日，是經年累月數次有公眾參與下諮詢後的成果，政府訂立了公開及清晰的政策綱領，並推出一連串的市場開放和解除規管措施，將電訊管理局和廣播事務管理局合併為通訊事務管理局，最後達至社會對市場發展的共識，不容當權者長官意志，肆意更改。這市場共識是：除了因頻譜限制（例如只由於稀有的大氣電波頻譜，才限制牌照數目），在科技中立的發牌制度下，營運商只要承諾能滿足政府訂立的各項條件，政府便應發出牌照——政府不用過問營運商賺錢與否，不需理會公司會否倒閉，也不考慮經營商用什麼科技（當然也不用考慮企業老闆會否涉及性醜聞）。政府發牌決定不理會不過問不考慮上述種種，問題不是應否理會應否過問和應否考慮，而是公眾口味、市場變化、公司財政能力和科技發展等前瞻性的「一籃子因素」，政府根本無能力理會、過問和考慮，就算專業部門（通訊事務管理局和外聘顧問等）也無能力預知未來市場的變化，更遑論那三十位關在冷氣房中只當是做「陪審團」的行政會議成員。

這是市場和公眾一直對發牌的共識，甚至乎也是部分政府行政部門（通訊事務管理局）的理解，但現在卻被行政會議（有傳聞指主要是一名男子的決定）帶頭破壞多年建立的市場規則，換來的是一連串尾大不掉的後遺症——市場出現不明朗的政策風險、落選者或會以法律追究責任、令有意進入市場的經營商卻步，爭取續牌的企業惹獻媚之嫌，引發公眾對政府決策廣泛不滿，部分民眾並且將情緒發泄在既得利益者身上——無綫電視，惡性循環下，無綫電視又反過來向反映民眾情緒的壹傳媒報復。種種結果，導致今天的局面。

政府對電視業發展無知

政府今次處理免費電視發牌的另一敗筆，就是暴露了對電視業未來發展趨勢的無知——還在考慮餅能否做大？具願景的經營商，都知道未來的餅有機會變成大蛋糕！

兩年前，筆者在Georgia Tech出席一個有關未來媒體發展的研討會，會上電訊器材商Cisco發表了Future of TV報告，勾劃未來電視媒體發展的模樣，作出了多項對行業發展的預測，其中一個標題是這樣：「不久的將來，你或許辨認不出一部電視機是什麼模樣」。報告全文可到Cisco網頁下載，筆者翻譯文中一段描述將來的電視服務是怎麼樣子：「想像一下，看電視，沒有頻道，沒有遙控器，甚至沒有一台電視機。當你刷牙時，你可能在浴室的鏡子上追看新聞消息，下班後在客廳的窗戶上查看球賽結果。如果你對一場足球比賽感到興趣，你可以選擇從不同角度觀看賽事——不論是禁區、12碼線或中間區域。廣告時間到了，從電視處飄來難以抗拒的薄餅味道，令你不禁在熒幕選擇按鍵，叫一客雙層芝士大批的外賣。」

還有兩項叫人引頸以待的預測：一是與社交媒體結合，令電視成為鼓勵與身處不同地方的家人和朋友共同參與觀賞、評論和分享節目的虛擬平台；另一項是讓觀眾與電視內容互動，與主角和其他觀眾共同創造劇情，以及參與解決劇中疑團的情節。

配合上述的未來發展潛力，加上社交媒體的大行其道，香港的電視服務有機會吸引早已遠離電視機的年輕人和中產人士，創造新的商業模式，令餅變成大蛋糕。當然，上述都是願景，最終不一定會發生，但行政會議對電視行業的認知屬於過去式，發牌的決定缺乏長遠視野，這些願景就一定不會實現。

發牌作為一個社會現象，赤裸裸地揭露了政府的無能卻自以為是、獨斷獨行但又井底之蛙；以保密為名，卻是掩飾為實；以集體負責姿態開始，惟個別縮骨卸膊作結，破壞香港向來高透明度的營商環境，打擊已經買少見少的創意工業，令已經無選擇的電視觀眾再無選擇，令我們對無甚民望的特首更無希望。

文 傅景華（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助理教授）

編輯 麥少菁

陳電鋸 - 八問收視調查

星期日生活   2013年11月24日

【明報專訊】若然沒有陳百祥的豪情壯語，沒有人會重新關注收視調查的潛在問題。碰巧我今年起在大學當助教，教的科目是向未來的記者灌輸統計學知識，讓他們日後好好報道統計調查。收視調查與各大學、政黨、NGO甚至商業機構發放的統計調查其實無異。報紙只刊登「某某節目有廿九點收視」，沒有報道統計數據的來源、數據收集、統計學上的誤差等等，是有可能誤導公眾。根據美國民意研究學會（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AAPOR）的指引，在報道統計調查時，應該要問十二條問題。減去四條只與問卷調查有關的問題，本文以八條問題去探討香港收視調查。

Q：誰人資助此調查及進行此調查的動機？

Q：誰人進行此調查？

當政黨以「街頭問卷」調查指觀塘有超過一半人支持興建音樂噴泉、大學調查指只有24%家長為子女接種流感疫苗、銀行調查指超過八成人不會理財。到底這些數字為何會出現？如果細心調查誰人贊助此類調查及調查的目的，可能會有出人意表的結論。例如某政黨是否在「成功爭取」在觀塘興建音樂噴泉，如此街頭調查會否是為此舉造勢？細看大學調查的資助者，是一個由藥廠贊助成立的醫療組織，那調查是否有宣傳作用？銀行調查指八成人不會理財，你又會否考慮一下使用本銀行的個人理財服務？外國有研究指出，就算醫生只是接受藥廠所贊助一支原子筆贈品，都會影響醫生開藥的決定。更何况現在是外在機構財力贊助調查，合理懷疑贊助商的調查動機，也是人之常情。

香港的收視調查，很少人會想到底是誰人贊助調查，也沒有太多人理會為何要進行調查。香港的收視調查今年一月一日起由國際市場調查公司A去進行，資助收視調查的是電視廣播有限公司和廣告商，目的並不是單純了解某節目有幾多人觀看。收視調查本質上是市場調查，用作調查電視台節目的市場佔有率。廣告商當然也想知道收視結果，他們要藉此證明有如燒銀紙的黃金時間廣告時段是否物有所值。

Q：調查如何進行？

A公司的收視調查方法，是在香港一部分家庭的電視機搖控器安裝收視紀錄儀器（people metre），記錄電視選台資料。數據會定時經電話網絡傳送到A公司分析，計算節目收視點。

對比電話問卷調查，如此調查方法本來是不錯的。但最大問題是，受查人士要手動操作收視紀錄儀，基本上是人手輸入收視資料。若然忘記輸入轉台資料，那就會計錯收視結果。科技發達，現時電視機高清解碼器能收集比人手操作的收視紀錄儀更準確的收視資料。我認為A公司應該比較高清解碼器和收視紀錄儀的數據，用以證明收視紀錄儀數據具正確度和可靠度。

Q：樣本數及抽樣誤差範圍為幾多？

Q：樣本是如何抽取的？

Q：樣本是從哪一區域或哪一組群抽取的？

Q：調查結果是建基於全部樣本還是只以部分樣本計算？

Q：調查結果有否加權？若有，是以何種方法加權？

現時收視調查是以800個隨機抽取的家庭中的2400名家庭成員為樣本，再以該樣本去推算出全港整體四歲以上過六百萬人口的收視情况。這是建基於中央極限定理（central limit theorem）作出的推算。此定理成立的第一個要求就是樣本必須為隨機選取及具有代表性。舉個例，街頭調查所收集的樣本並不是隨機選取，也沒有任何代表性，故此該樣本所計算出來的結果無法用作推算整體結果，故此那類調查根本毫無參考價值。

收視調查公司沒有交代如何抽取800家庭樣本，他們只強調抽取方法是隨機的。但到底隨機的意旨如何，沒有清楚向公眾交代。以上的五題，最少三題無法清楚回答。另外，那800家庭的狀况又是否與人口普查的人口構成數據脗合，用以證明其樣本具代表性，又是另一疑問。

800戶一定全家看電視？

將疑點利益歸於被告，就假定那800家庭及2400成員真的具有代表性。在公布收視時除了要公布廿九點收視之外，亦應公布抽樣誤差範圍。由於樣本結果未必準確代表全港整體情况，統計學上稱為抽樣誤差。若果樣本數愈大，抽樣誤差就愈細，樣本所計算出來的結果愈能代表香港整體。此類誤差可以統計學量化，方法是計算95%信任周間（confidence interval）。以今年無綫台慶平均廿九點收視為例，代表有29%的樣本成員有收看該節目。以2400樣本數來計算，95%信任周間為27%至31%。去年的台慶平均收視點為34點，95%信任周間為32%至36%。（註：當時的收視調查樣本數是2000人）由於兩年台慶收視的95%信任周間無重疊，我們只有在這個情况下才能指出今年收視下降的幅度具有統計學意義。這一點一般讀者可能較難理解，唯一重點是收視點的增減要多於兩點才具統計學上的意義。

同樣，就算樣本具代表性，以家庭作為研究單位的抽樣方法，也未必合時宜。此抽樣方法假定香港人在家看電視，而且觀看時又一定是全家觀賞。現代人是可以在不同的地方看電視，例如在酒吧看球賽、在工作的地方看新聞、在鐵路上用手機App收看網上節目等等，這類收視習慣是難以用現時的收視調查錄取。由於現時的調查法完全忽略以上收視習慣，故此，現在收視調查獲得的數據一定是低估了實質的觀眾人數。

樣本每次一樣

收視調查亦與滾筒式的電話問卷調查不同。滾筒式調查的樣本每次都會轉變，但是收視調查的八百家庭基於成本理由是很少轉變的。故此，收視調查長遠而言只會變成那八百家庭的習慣調查，隨機抽樣的效果會慢慢消失，更可怕的是心理學上稱之為霍桑效應（Hawthorne effect）的影響。當一個人知道他是研究當中被觀察對象，他會因此而轉變自己的行為，變得與他原來的行為不一樣。最要命的是，此類轉變的行為會被記錄下來，成為實驗結果的一部分。觀察時間愈長，霍桑效應出現的機會愈高。幻想一下，假設你自己突然被電視訪問，可能你的行為亦會與你平常不一樣。可能平時粗口爛舌的你，會因為要上電視，有很多人會見到，而變得溫文爾雅，為免有失斯文。電視拍下了你溫文的一面，別人因此而認識你，但那是原來的你嗎？

那2400個被調查收視習慣的人，會否因為知道自己的收視習慣會用於推算收視點，繼而改變收視習慣？甚至有沒可能那2400人當中有人知道自己所參與的調查是與某電視台有關，繼而多看某台的節目？對比以上的任何一個批評，我最在意的反而是這兩個問題。但當然，我並不知道這個問題的答案。

馬傑偉 - 家香港

明報   2013年11月23日

我家大裝修。幾個月前搬出家門，後悔得心痛呢！人家都在說移民，我也心郁郁多次到台灣搵屋，還裝修什麼呢！血汗錢付出了，才想到，香港還是我的家嗎？維港依舊，人面全非，留在這裡為乜？我的愛人比我還決絕，她竟說，儘管親人朋友都在香港，但一覺醒來遍地紅，還留戀什麼！唉，紅就紅吧，就當偷生於廣州、上海；香港變成一個不折不扣的中國城市，又如何？

為我家裝修的設計師是個老朋友，他比我更肉緊，幾乎使出生平絕學，希望他所做出來的dream house，就是我夢寐以求的模樣。這幾個星期是個奇幻旅程。我猶豫要不要移民，朋友就陪住我，在舊屋一邊端詳、一邊拆牆。若不是他，我不會如此勇猛，把舊屋幾乎拆成廢墟。然後一步一步的，選購地磚、家具。意大利仿木材料，把大廳改造成郊野公園。我們一面在打造夢幻之家，一邊盤算香港還可以留守多久就會曲終人散。

昨天黃昏，一伙人齊集舊居，水泥地剛鋪好，黃昏已盡，華燈初上，我們在臨時燈泡的昏黃燈光下，熱情地討論開放式廚房可以如何弄得更開放、狹窄走廊如何改建得寬闊像畫廊、露台如何把室外的空間引入室內，設計師比身為主人的我更興奮，彷彿他在設計自己的居所。我們都屬豬，他比我小十二歲。奇妙的是，施工大師傅也屬豬，與我同年，生日只差數天。他，也是萬分投入，一邊討論工程，一邊和我數算幾十年前的歐美艷星。這個家，不止是一個家，同代人的過去，互通你我的品味和記憶。我們這幾個中年漢，回想香港，五味翻騰，心裡在問，何處是吾家？

賀越明 - 傅雷之殤

蘋果樹下   香港蘋果日報   2013年11月23日

悲愴的《貝多芬命運交響曲》響起，傅雷、朱梅馥骨灰遷葬及紀念碑揭幕儀式開始……這是上月杪，出現在上海福壽園海港陵園的一幕，距這對夫婦棄世整整四十七年！陵園位於浦東，傅雷生在南匯縣傅家宅，是當地人，可謂「葉落歸根」。他未過花甲，無「福」無「壽」，尤其人生的最後階段，恰似大陸一代文化人的命運縮影，而他的悲劇更令人唏噓。

有關傅雷的傳記已出了好幾種，寫到傳主六十年代中陷入困境，無不引用他給文化部副部長石西民的一封長信，其中苦歎連連，「邇來文藝翻譯困難重重，巴爾扎克作品除已譯者外，其餘大半與吾國國情及讀者需要多所抵觸」；「五八年春交稿之《皮羅多》，六一年校樣改訖後，迄未付印；六四年八月交稿之《幻滅》三部曲，約五十萬字，至今亦無消息：更可見出版社也拿不定主意」；「按停止翻譯作品，僅僅從事巴爾扎克研究，亦可作為終身事業；所恨一旦翻譯停止，生計即無着落」；「最近半年個人情況又大有變化，除多年宿疾如關節炎、偏頭疼、過敏性鼻炎等輪流作祟外，六月下旬又每晚頭腦發熱如焚，思考能力幾等於零，醫生堅囑立即休息」；「而雷不比在大學任教之人，長期病假，即有折扣，仍有薪給可支。萬一日後殘廢，亦不能如教授一般，可獲退休待遇。故雖停止工作，終日為前途渺茫，憂心忡忡，焦灼不安，甚難安心靜養……」

寫於一九六五年十月二十六日的這封信，所歎之苦經，攸關這位翻譯家、藝術批評家的生存。他早年留學巴黎，修讀藝術理論，酷愛音樂，也浸染了法蘭西人浪漫不羈的習性，歸國後僅短暫供職於上海美術專科學校，長年靠譯著為生，新政權建立後依然如故，是自由職業者。起初還過得去，但至此時已難以為繼，他不得不寫信求告：「目前如何渡過難關，想吾公及各方領導必有妥善辦法賜予協助。」沒有獲得回音。傳記作者分析，文化部在「文革」前奏中首當其衝，石西民已自身難保。

這分析合情合理，但想深一層，即使石西民還可伸出援手，傅雷又能獲得多大幫助？他曾任上海市政協委員、中國作協上海分會理事，均為虛職，既不領薪水也無醫保。他出席這兩個單位的大會小會，參加多次政治運動，結果自己也被劃成「右派」。他從未沐浴體制內的春風春雨，卻躲不過那裏頭的寒雪冷霜。所有的「右派」都有冤屈，可他比任何人都冤。人在體制外，竟又入了另冊，生存空間本已逼仄，加上呼救未果，不久紅衛兵上門抄家批鬥，迫得他和妻子棄絕了殘喘的欲望。

譯過《貝多芬傳》的傅雷，末年「壯烈的悲劇」，終結於體制註定的命運。

李怡 - 儘管只是一杯水，也要相信水能勝火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3年11月23日

李飛抵港第一天就說，他長期負責《基本法》工作，而香港的政改是《基本法》的重大問題。律政司司長袁國強與李飛會談後，表示政改「絕對冇大家擔心嘅框架」，政改唯一框架是《基本法》和人大常委會決定。但一天之後，李飛已提出了政改的框架，就是普選特首的人選必須「愛國愛港、不與中央對抗」。

首先，這框架既不是法律語言，在《基本法》中也遍尋不獲，是袁國強講的「唯一框架」中不存在的東西。其次，何謂「愛國愛港、不與中央對抗」，也定義模糊。1984年6月鄧小平在與鍾士元談話中，說愛國者的標準是：尊重自己民族，擁護中國恢復行使主權，不損害香港的繁榮穩定。他沒有提到「不與中央對抗」，但特別指出「我們不要求他們都贊成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而中央不就是在實行一黨專政的社會主義制度嗎？因此，「愛國愛港、不與中央對抗」，基本上屬於中共不同時期的領導人的自由心證。所有要角逐特首之位的人，包括激進泛民在內，沒有人是不符合鄧所說的愛國標準的，但他們若不贊成中國的制度，或批評中央有「心魔」，是否就等同與中央對抗？

袁國強說，政改的唯一框架是《基本法》。《基本法》有關政改的框架是甚麼，就特首產生來說，一是第45條關於最終由普選產生的規定，二是附件一所稱：「2007年以後各任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如需修改，須經立法會全體議員三分之二多數通過，行政長官同意，並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批准。」啟動修改之前，中央是沒有角色的。把這三部曲改為五部曲，完全是中央違反《基本法》而擅自作出的釋法決定，是一次違憲的釋法。

《基本法》剛頒佈時，當時的法工委副主任（與這次來港的張榮順同一職位）的項淳一在文匯報出版的《基本法的誕生》一書中說，《基本法》政制「只是比較具體地規定了頭十年的發展，將來就是香港人自己的事情……由香港人自己去完善。」

若真按《基本法》和20多年前中央權威人士的說法，這次李飛來港實在不值得媒體和政界如此關注；如果按照回歸以來中共對港政策的霸道來看，泛民想要跟中央溝通，要說服中共接受真普選，也是白費工夫。

香港真是變得很快，變到我們這些熟悉香港的人都快認不得了。前天TVB發聲明，下令即時封殺壹傳媒旗下刊物，拒絕其記者進入電視城及一切採訪。這種事怎麼可能在香港發生？怎麼會是TVB？一個龐然大物的傳媒，怎會畏懼另一傳媒的所謂「醜化抹黑」？你手上有強大的傳媒工具可作反擊呀。《蘋果日報》向TVB查詢有何報道屬失實，卻未獲回覆。TVB是講不出道理兼不得人心，終於惱羞成怒，其效果是進一步自我醜化。講不出的道理是甚麼，不就是給政府幫腔硬撐電視發牌決定嗎？而政府也說不出何以會作出這樣白癡的發牌決定，其實背後是中共授意，這已是路人皆見的事。

商台對李慧玲的調動，也有跡可尋。去年於數碼廣播停播風波中，就有一聲帶提及黃楚標指中聯辦對李慧玲非常反感。今年10月底《信報》引述消息稱，商台近日已就續牌初步接觸政府，但政府以踢走李慧玲作為續牌交換條件。商台縱使出於續牌的考慮，也會圓滑一些，比如與李商量，適當減少她的主持時段，慢慢才讓她退出，而不會迫不及待地以自己的行動去證實傳聞。顯然是背後的政治勢力沒有耐性，或認為不需要耐性。

自行騙長官上台後，香港這個國際城市已迅速滑向一個中國城市。一位讀友對筆者說：是非曲直顛倒得很恐怖，照現時趨勢，香港快要融掉了。

你不可能相信李飛同袁國強談了兩個小時政改，居然沒有談到有超過60%支持的公民提名；你也不能想像，林鄭月娥不請所有按《基本法》在政改中有角色的立法會議員出席與李飛會晤，是因為座位不夠；你也肯定知道李飛來港是與政府即將推出的政改諮詢有關，而中央定下的框架不但香港市民沒有角色，特區政府也沒有角色。

香港人求見李飛無意義，爭取真普選需要的是強大的民意動員。香港人只能靠自己了。筆者周前文章題目的英文是："If you're not part of the solution, you're part of the problem"。比中文的意思更清晰。有讀者用孟子的話作回應：「仁之勝不仁也，猶水之勝火也。今之為仁者，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不息則謂水不勝火者，此與於不仁之甚者也（說法比不行仁政更為嚴重）。」

儘管你只是一杯水，也一定要相信水能勝火。周二有人問：熄電視，有用嗎？

怎麼沒有？你看TVB慌成這樣！（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蔡子強 - 我也曾是商台人

2013年11月21日

【明報專訊】「 黑格爾曾經在某個地方說過，一切偉大的世界歷史事變和人物，可以說都會重複出現兩次。但他卻忘記了補充一點：就是第一次是作為悲劇出現，而第二次卻是作為鬧劇出現的。 ——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 」

馬克思的歷史觀察

馬克思的真正意思，當然不是着眼於歷史是否只會簡單出現兩次，而是當事件第一次出現時，因為體諒到當事人還沒有經驗，於是大家還會寄以同情，但問題是，正如黑格爾的另一名句所言「人類唯一從歷史中學到的教訓，就是人類無法從歷史中學到任何教訓」，於是當事情一而再、再而三的發生，重蹈覆轍時，除了同情之外，難免覺得可笑。

電台風雲再起，商台宣布把李慧玲從早晨王牌時評和「烽煙」節目《在晴朗的一天出發》調走，改為於黃昏時段與黃潔慧主持另一節目《左右大局》；早上則改由陳志雲自己親自掛帥。陳說這是純粹節目策略性調動，當中並無政治考慮，對不起，我絕對不信。

10年前的電台風雲

事件讓我想起10年前的另一次電台風雲，當時自己也牽涉其中。話說那時因為董建華的劣政，而讓港人叫苦連天，社會氣氛劍拔弩張，一觸即發，但當權者不懂得自我檢討，相反，電台名嘴卻成了某些人眼中的罪魁禍首，又或者代罪羔羊，務求除之而後快。結果，先是商台的兩大名嘴鄭經翰和黃毓民封咪，接着頂替王牌早晨節目《風波裡的茶杯》的李鵬飛，也因為那個著名的「午夜凶鈴」電話，因而請辭，接着便由梁文道，以及我自己捱義氣頂上。

當時商台的CEO蔡東豪和台長梁文道，受到俞琤這位幕後掌舵人的不斷施壓，要求除掉鄭經翰，但兩人卻拒絕執行，結果俞琤唯有硬着頭皮自己赤膊上陣，在梁文道和我主持的《風波裡的茶杯》節目中，與大班公開直接對質，但傳說中牙尖嘴利的俞琤，卻在我們的質問中，顯得詞窮理屈，最後甚至手忙腳亂和狼狽到自己眼鏡都得差點跌了落地，結果這個經典鏡頭在全日電視新聞的滾動式播放中，播了不下百次，成了公眾記憶中，可能是俞琤一生人中最大的一道瘡疤（順帶一提，大家終於明白為何陳志雲拒絕與李慧玲公開對質了吧）。

結果，不知道是因為這道瘡疤，還是因為其他的政治壓力，結果蔡東豪、梁文道和我，事後都被請離商台。那是比起今天對李慧玲還要粗暴的一種方式，我只記得約是晚上10時，被電話通知明天早上不用再返商台做節目了，亦沒有被告知任何原因。要怪的只能怪自己不識時務，當不上俊傑或電台達人。

當時我確是對商台曾經抱有很大的期望和幻想，相信它真的是伸張正義，為民喉舌，結果理想幻滅，自己也得黯然離開。在意興闌珊之餘，過去10年，不止一次有媒體情商我擔任早上時評和「烽煙」節目主持，但我都婉言謝過，寧願以報章雜誌專欄，繼續針砭時政。

商台早晨節目主持的詛咒

從此之後，商台的早晨節目主持便像遭到詛咒一樣，沒有一個做得長，如施南生、張楚勇、黃偉文、黃永、李慧玲等，都成了短暫的過客，10年來每隔一兩年便換一次，不似得黃昏時段般比較穩定，先後只有李慧玲和黃潔慧兩人。這些早晨主持，不少是被商台逼走，黯然離開。無他，早晨節目影響力大，主持也因此處於風眼，如果是唯唯諾諾、庸庸碌碌之輩，你會被聽眾和收聽率所淘汰，相反，如果敢言和對政府、權貴敢於批判，就會成為他們的眼中釘，除之而後快。

說來諷刺，每次當商台早晨節目有新主持履新，當這些新人接受報章訪問時，都大讚商台的領導層如何有理想，如何有誠意，如何保證讓他們暢所欲言，伸張正義，為民請命，是自己的伯樂，但結果卻一個個先後黯然離開。

到今天我仍十分懷念當年在商台並肩作戰的兄弟姊妹，畢竟大家當年曾經年輕過，也曾並肩作戰、敵愾同仇過，但對於商台的領導層，請恕我沒有絲毫的幻想，因為我曾親身經歷過那場「悲劇」，而當見到歷史不斷重複，每次有人「夤夜趕科場」，在訪問中為這些領導層臉上貼金時，我只能報以苦笑。

告訴讀者一個小秘密：其實，2004年當我在商台暫代《風波裡的茶杯》的節目主持時，當時的商台CEO蔡東豪和台長梁文道，曾詢問我能否離開中大，轉當這個王牌節目的全職主持，待遇儘可以商量。對於很多人來說，這實在是很大的誘惑，但我卻還是更喜歡中大，喜歡學院裏的教研工作，於是縱然兩人盛意拳拳，但我還是想也沒有多想，便婉拒了他們的一番好意。

就這樣，10年過去，事情也因有了距離而看得比較清楚，我相信，這也是我人生中，最明智的其中一個決定。

希望他們能夠留守崗位

當權者以至內地官員，常常誤以為香港政府今天的弱勢，是因為那些專「搞風搞雨」的媒體和名嘴所造成，而沒有反思政府施政的背離民意，失道寡助，反而想盡辦法把這些電台主持滅聲。結果10年來，由鄭經翰、黃毓民，再到梁文道和我，再到吳志森，以至今次的李慧玲，陸續被請離電台上的崗位，但政局卻絲毫沒有好轉，甚至是每况愈下，特首的民望也低處未算低。

最後，我還是希望李慧玲、黃潔慧、潘小濤等能夠繼續留守崗位，不在於商台可敬，更不在於其領導層正直可信，而是在於，比較起10年前，今天大陸和香港左風更盛，言論空間更為收窄，媒體也逐漸失陷，甚至成為維穩機器的一部分，他們這樣敢言的電台主持，已經買少見少，全港山河一片紅，指日可望。所以，還望這些敢言的主持，能夠大局為重，互諒互讓，不要遭人離間，堅守崗位，為香港以及中國大陸的民主、自由和公義，繼續發聲。只要能夠多留一天，便能夠為香港多做一點事。

蔡子強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講師


李慧玲 - 我的自白
am730   2013年11月20日  

2004年我加入商台，有人問我想在商台做多久，我說：「十年吧！」

自董建華到曾蔭權再到梁振英，我在商台直播室過了九年多。過去一年，我常常在想，是否應該離開、休息，然後重新出發。幾個月前我在閒談間向高層表達過這種想法，建議他物色適合接班人選，我希望可以打破宿命，烽煙節目主持人更替不必不歡而散。對方當時說：「當我冇聽過！」

但公司今次節目調動，事前完全沒有和我討論。既然我曾經表達過想順利交接，為甚麼公司事前不和我商量一下？

我認為這並不尋常。我加入公司後，有過兩次調動。兩次事前我都有被諮詢，其間我提過意見，有些被接納、有些沒有。

最近一個月，種種風吹草動，令我對香港言論自由、新聞自由更加憂心。上星期五，我獲悉調動安排，我詢問高層我能否說不，對方說不可以，並提出當日下午四時舉行記者會，發布消息。

後來我透過同事向高層表明，我狀態不佳，不出席記者會。但對方以電話短訊要我親自聯絡他，否則我不出席記者會，就當作我不接受調動安排，要解僱我。於是我覆了短訊，說我星期一會如常上班。

傳媒說高層「威脅」我、「警告」我，這不是我用字眼，我只是向大家陳述了上述事實。究竟哪一個形容詞適合，公眾判斷。

星期五，我獲悉調職安排離開公司後，我當日確實不想再和高層見面、通話。我對整件事很失望，對香港情況感到悲涼。曾經，我這樣信任過一些人。沒有人可以或者應該在同一崗位一輩子，但如果察覺事不尋常，守護平台是每個新聞工作者的責任。

陳文敏 - 只有更壞？

明報   2013年11月20日

最近一班舊同學敘舊，當中各人均是商界翹楚或專業界別的精英，各有各獨領風騷。然而，談到香港的未來，大家均搖頭嘆息，不少人覺得香港已非久留之地。最近一項調查亦顯示，近八成有能力移民的人均有移民的打算，更諷刺的是連台灣這個過往較少人會考慮移民的地方也成為移民熱點之一，皆因台灣始終仍是華人社會，還有一點自由的氣息。

朋友打算移民的因由不盡相同，但大家均感覺到香港正慢慢地變質。九七前的移民是出於對未來的不可知，現在的移民卻是出於對未來的可知。政治上梁振英上台後，新班子醜聞不絕。由獲選後隨即往中聯辦謝票，到國教風波和近日免費電視發牌事件，中央的干預愈來愈明目張膽。社會愈來愈分化，當日特首當選後謂今後再沒有梁營或唐營，只有香港營。一年下來，梁營依舊，香港營沒有了。政府用人唯親，漠視民意。當日說拿一支筆一本簿落街聽民意，今天不但施政遠離民意，甚至無法容下異己。言論自由一直是香港仍能引以自豪的一環，然而對政府稍為尖銳的電台節目主持人，鄭經瀚、吳志森，到最近李慧玲，一個一個給調走了。正常的節目調動？這是小學生也不會相信的藉口。發牌事件和李慧玲被調，在朋友間引來極大的迴響。就如周梁淑怡所說，政府不能發牌給王維基是因為他不受控制！或如張敏儀所慨嘆，沒有最壞，只有更壞！

民生方面，樓價高企，政府辣招成效有限，一個普通單位呎價動輒也在萬元以上，中環、銅鑼灣不少店舖已相繼倒閉，或是丟空，或是由一些名店進駐，商場變得愈來愈單調。北區小學報名要通宵輪候，前廉政專員變成貪專員，連芭蕾舞表演中較敏感的場景也遭刪減，香港人最珍惜的廉潔和言論自由已慢慢消失，這已不再是我們熟悉的社會，但為甚麼會變成這樣？

李怡 - 從無到有的香港本土意識的興起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3年11月20日

本土派、香港人優先、新移民、新香港人等話題在社會沸騰，有人提出一些基本觀念的問題：何謂本土？何謂本土派？香港人優先是否排斥歧視新移民？筆者嘗試就此話題作些釐清。

從公民權利來說，本土或香港人的定義很簡單，就是居住在香港的人，包括居港七年的移民，所有香港永久居民所享權利都是平等的。對於居港未滿七年的新移民，沒有申請綜援、公屋、應徵公務員等權利，這是世界通行的慣例。社區組織協會早前說這是政府帶頭歧視新移民，只能說他們沒有搞清楚何謂歧視。若新移民與永久居民享有同等權利，實際上是對於在香港交稅（包括間接稅）多年的永久居民的不公平。

香港人的定義，與所有國家和地區的當地人定義相同，當然包括不同種族和膚色。本土論述的興起，講的不是本土人的定義，而是講本土意識。本土人、本土派，指的是具有本土意識的香港人。本土意識除了以香港為家之外，還包括是否以維護香港人的權益為優先，而不是願意犧牲香港人的利益去牽就香港以外地區的人的利益，或任憑外部地區對香港的侵凌。本土意識還包括守護香港百年來形成的法治自由公平競爭的核心價值，香港人的文化習俗。後者所指是以華人為主體的香港文化習俗。非華裔人士有他們的習俗，受法律保障，但沒有遭到侵蝕的問題。

本土意識在殖民地時代以至回歸初期都是不存在的。講到香港的社會意識，市民除了享受在法律保護下的自由競爭和安居樂業之外，生活則保留着中國古遠傳統的文化、習俗和南方人的語言和生活方式。過去香港人沒有政治意識，若有，也都是關心大中華（兩岸）的政治嬗變，支援革命、抗日、新中國建設等等，而極少爭取本土利益的政治意識。筆者以及當年為中國、為香港爭民主的人士，也是從關懷大中華的情懷走過來的。這幾十年從大陸移民香港的人，若仍有政治意識的話，也是關懷大中華的意識，但另一方面他們也融入香港社會，充份認同這裏的法治自由和生活方式，包括使用粵語甚至俚語，也學英文。

但是，這幾十年來，中國大陸有了極大變化，不但沒有建立法治，而且專權政治加上改革開放形成的權貴資本主義，改變了社會，也改變了人的面貌。去年大陸青年作家韓寒短暫訪問台灣後，在一篇文章中提到他從台灣而引起的「一直以來的感受」。他說：「我失落在我生存的環境裏，前幾十年教人兇殘和鬥爭，後幾十年使人貪婪和自私，於是我們很多人的骨子裏被埋下了這些種子；我失落在我們的前輩們摧毀了文化，也摧毀了那些傳統的美德，摧毀了人與人之間的信任，摧毀了信仰和共識，卻沒有建立起一個美麗新世界，作為晚輩，我們誰也不知道能否彌補這一切，還是繼續的摧毀下去；我失落在不知道我們的後代能不能生存在一個互相理解而不是互相傷害的環境之中；我失落在……除了利益和人與人之間的鬥爭，我們幾乎對一切都冷漠。」然後他寫到香港：「我要感謝香港和台灣，他們庇護了中華的文化，把這個民族美好的習性留了下來，讓很多根子裏的東西免於浩劫……我們所失去的他們都留下了，我們所缺少的，才是最能讓人感到自豪的。」

從韓寒的文章，就知道為甚麼香港會興起本土意識，為甚麼越來越多的香港人要守護香港。新移民儘管不是全數，但他們「骨子裏被埋下」的「兇殘、鬥爭、貪婪、自私」，他們的賴權力生存和獲利的心態，順理成章地成為愛字堆打手，蛇齋餅糭的「群眾」，建制派的票倉。在中共權大財大氣粗的淫威下，香港民主人士有何能力去改變他們？

本土意識的重點是守護香港，除了核心價值，還有韓寒所珍貴的中華文化和習性。能不能影響大陸免被「繼續的摧毀下去」，已離開多數本土派的考慮範圍了。「源頭減人」、收回單程證審批權，是本土派力爭避免香港淪陷的要點。

有網民在筆者文章後留言說：他在家事法庭登記處觀察許久，每天都大排長龍申請離婚，一雙雙男女（女的多數講普通話）填寫表格時有商有量，言談舉止絕不像要離婚的夫妻，特區政府和議員為何還相信有那麼多家庭團聚？

本土派中有意見分歧，沒有關係，最重要的是擁抱守護香港的本土意識。即使你是大中華派，也該明白韓寒所說能把中華「民族美好的習性留下來」的只有香港和台灣。除了保住香港，香港人優先，力拒行騙長官一切媚共惡政，我們還有別的選擇嗎？

古德明 - 標點符號

am730  中華正聲   2013年11月20日

「梁振英政權猜忌香港電視網絡主席王維基。」這一句，今天香港人閱讀，當然都知道「香港電視網絡」是一家公司的名稱；但外地人以至二十年之後的香港人，未必不會以為「香港電視網絡」是指全港的電視網絡，而王維基則是香港各電視臺選出的主席。

這是因為現代中文沒有專名號。

《朝野僉載》卷四有一個故事：唐中宗景龍年間，權龍襄任瀛州刺史，時值新歲，收到京師故人來信說：「改年多感，敬想同之(新年換舊年，感慨殊多，想吾兄也有同感)。」權龍襄誤解了「改年多感」四字，持信示手下說：「有詔改年號為多感元年。」一時傳為笑談。假如文字有專名號，權龍襄不見「多感」二字用專名號標出，就應不會鬧這笑話。

又《東坡志林》卷二載：《僧伽傳》有「和尚，何國人也」一語，世人於是說，僧伽這個唐朝來華的西域高僧，「不知何國人也」。蘇東坡有一次讀《隋史‧西域傳》，見到「何國，東去曹國百五十里，西去小安國三百里」的紀載，才恍然大悟：西域「乃有何國」。假如文字有專名號，「何國人」就不會給誤解。

從前，中文缺乏標點符號，閱讀困難，還往往因標點不同而有不同解釋，典型例子是《論語》「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一語，分明主張愚民；有人於是改易句讀，作「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這樣，意思就變成「要啓迪民智」。

《智囊》卷九富民張老臨終，把庶出的四歲兒子張一飛託女婿撫養，說遺產都給女婿，還寫下券書一紙為憑：「張一(，)非吾子也(，)家財盡與吾婿(，)外人不得爭奪(。)」張一飛長大後，官府卻說張老遺產應由他繼承，因為券書明明是說：「張一非(飛)，吾子也，家財盡與。吾婿外人，不得爭奪。」

文字沒有標點符號，意思往往就模稜兩可。中國古文或用「Ｏ」、「、」作句讀，也有在人名、地名旁邊加一豎，作專名號，但多數文字還是不用標點。一九一九年，國語統一籌備會提出《請頒行新式標點符號議案》，從此中文才有一套完備的標點符號。但是，一九五零年至今，書名號由﹏﹏﹏變成《》，十分礙眼，只是聊勝於無；專名號更遭完全廢棄，據說是方便排版印刷。新中國文字不進反退，在標點符號使用上，也可見端倪。

周三刊登
作者專研中英文，以寫作、翻譯為業。 

賴中強 - 保得住阿宅反抗軍嗎

台灣蘋果日報   2013年11月19日

中國流亡作家袁紅冰新作《殺佛》，揭發中共高層涉入十世班禪暗殺陰謀，誠品書店拒絕上架，只願提供代購服務。此事是否涉及中共直接或間接的壓力外界不得而知，但此例，讓我們看到通路商在市場的巨大影響力，也讓我們看到通路商的自我審查，將對文化界帶來之傷害。

三個多月前，就在兩岸服貿協議沸沸揚揚之際，經濟部投審會發布新聞稿表示，北京國資委控股的中國書店申請來台經營文教、樂器、育樂用品批發業，因具政治、社會、文化的敏感性，依「大陸地區人民來台投資許可辦法」第八條第二項第二款，不予同意。投審會並特別說明，發布新聞的目的，是要「消除外界疑慮，澄清外界對政府開放陸資的誤解與誤導」。投審會的官員顯然太天真了，就算不是國資委控股的中資書局，只要據點夠多、通路夠廣，就足以威脅台灣的出版自由；就算是「台灣人」開的書局，只要他對廣大中國服務業內需市場起心動念，開始自我審查，開始擔心自己架上的書會不會害了西進大業，就足以傷害文創產業賴以存續的自由精神。

電子商務令人擔憂

兩岸服務貿易協議開放的通路不只是書局，所有的批發零售業除了1.藥局、2.軍火、3.法定農產品批發市場外，全部對中資開放，產品再好，只要通路商拒絕鋪貨，也只能孤芳自賞。

或許稻米只有好壞，沒有政治顏色，但是，政府可曾評估中資來台經營劇場、音樂廳對藝人言論自由的影響？政府說批發零售業試辦開放中資四年，沒出大問題，但政府可曾認真評估當中資取得類似四大超商的市場地位時，那會是什麼樣的力量？

最令人憂心的通路商叫做「電子商務」，他的正式名稱可以是「入口網站經營業」、「無店面零售業」、「資料處理服務業」，國台辦發言人范麗青說只要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生效，台灣的業者就可以到福建經營電子商務網站，分享光棍節的巨大商機。由於兩岸服貿協議開放模式的不對等，台灣是網路自由國家而且開放跨境提供服務，所以台灣的消費者可以向淘寶網下單購物，然而，中國不開放跨境提供服務而且封鎖台灣的購物網站，中國的消費者不能向台灣的PChome購物，因此，志在四方的業者未來只有西進一途。

網路環境更像中國

西進意味著要在嚴格網路管制的國度裏取得ICP許可證，意味著每年必須通過政治部門的年檢制審查，也意味著業者要像誠品的老闆一樣，開始自我審查，擔心架上每一本書，不對，擔心網站上每一件賣出的產品、每一則商品評論、每一則留言，是否政治正確，以免得罪「領導」，無法通過年檢。

所以，不可以有「阿宅反抗軍」、不可以「官逼民反」、不可以「拆政府」，當然更不可以「恁祖母是台灣人」，那會是什麼樣的網路環境？最後，在大數法則與成本效應下，台灣消費者所能連結的網站內容，會跟中國消費者越來越像。台灣人，迎接兩岸服貿的商機，您準備好要上路了嗎？

反黑箱服貿民主陣線召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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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論：到奴役之路

台灣蘋果日報   2013年11月19日

自由是怎麼喪失的？先是對少數個人的悄悄剝奪，發現沒有人在意，進而剝奪多數人的非重點自由，發現反對聲音微弱，遂進一步剝奪少數人的重點自由，最後剝奪全體的自由與權利。

「服貿未過已變糟」

如果連我們非常尊敬的誠品書店，萬一都成為剝奪台灣人民自由的共犯結構，那麼最後全體人民的自由遭到剝奪（包括誠品老闆），也是水到渠成的事。完成剝奪全民自由總目標的整個過程，現在正在台灣悄悄推進，主謀是中國，共犯是台灣政府和媚共商家，包括知識的平台：出版商和書店。

中國流亡作家袁紅冰前天在演講中控訴，他寫的新書《殺佛》在台出版後無法在誠品上架，理由疑是「太敏感」，只賣給網路訂購者。袁說他相信背後有中國政府的影子，「兩岸服務貿易協議還沒生效，就已經糟成這樣」，實在太可悲。

《殺佛》的出版商「亞太政治哲學文化出版社」發行人陶延生說，現在已不用警總伺候，書店通路自動揣摩「上意」（中國），比戒嚴時代更有效率，服貿協議還沒簽就已經如此，一旦通過，台灣圖書出版還有自由嗎？

大塊文化發行人郝明義曾警告政府，服貿協議簽訂後，圖書發行的正常通路只能銷售「上面」認可的書，「其實服貿尚未簽訂的現在，已瀰漫戒嚴氣氛，通路內心自己有個小警總。」這正是「到奴役之路」！

出版自由是言論自由和思想自由的重要表現形式之一，如果為做生意而奴顏婢膝地諂媚北京，自甘墮落下去，今天的西藏、香港就是明天的台灣。

商人內心有小警總

北京或許沒有管到那麼細節，更多是台灣相關商人心中的小警總，給自己畫地自限，自我制約，向主子搖尾表功。沒有出版自由，知識就會偏狹而一面倒，嚴重影響我們的思想和判斷。

芝加哥大學法學教授艾普斯坦在《自由社會之原則》的名著中，引述1843年《愛丁堡評論》講得精闢透徹的一段話：「無可置疑的，貿易自由、思想自由、言論自由以及行動自由，都是同一基本真理的各面向，全部都要受到捍衛，否則全部都受到危害。它們一起挺立，也一起倒塌。」亦即，我們若不捍衛出版自由，也將失去言論、思想、學術和行動自由。


顏擇雅facebook評論：
1. 誠品拒上架《殺佛》一書的新聞，我看到許多出版界人士的反應是質疑出版社炒作，並取笑對方是小出版社不解業界行規。我很驚訝這些同業分不清「一個禮拜退書」與「一開始就拒上架」之間的差別。身為小出版社，看到小出版社被取笑我是滿難過的。

2. 有人質疑這新聞怎能硬扯上服貿。的確，誠品這麼做與服貿無關。但不要忘了，今天我們在博客來、金石堂還買得到那本書，是因為這兩家尚無中資，但服貿卻會打開中資入主這兩家的可能性。有人說統一在中國也有投資，為什麼博客來也能賣《殺佛》，那我只能說你你不解不同業別在中國需要揣摩上意的不同程度。誠品今在中國要做的不是統一在做的食品、零售、物流，誠品要做的甚至不是開方所那樣的書店，誠品想做的是地產開發。

3. 有出版業者以自己有出過維權、六四、中共高層權鬥之類的書籍，誠品照樣大擺特擺，因此來質疑這則新聞。講這種話只讓我覺得你對中國的了解很幼稚，竟然不知藏獨與人權在北京眼中的差別。我很慶幸我沒加你為臉友。

4. 最壞狀況就是台灣以後沒人敢出藏獨、疆獨、台獨、法輪功這四類書了。對我們有差嗎？的確，除非你是死桿台獨，應該是沒差。法輪功有他們自己的大紀元與唐人電視台，也沒有差。真正吃虧的，應該是中國自己。講清楚就是中國的西藏政策老早已徹底失敗了。當年中國以政府之力，去綁架一個六歲小孩，如今已整整十八年，這小孩至今生死未卜。中國以為這樣做有助它治理西藏，這是很可笑的，但中國至今不願意承認失敗，只想方設法嚴禁死守言論禁區，到頭來吃虧的還是中國自己。

另一段：

在言論自由的社會，一本政治內容的書無法在連鎖書店上架是一件非常、非常嚴重的事情。誠品公關人員的發言太打馬虎眼、太傲慢了。色情書尚且可以包收縮膜、貼十八禁標示上架，政治書為什麼連上架都不行？最諷刺的是，誠品老闆最信藏傳佛教了。只不過五年前，跟達賴喇嘛有關的書都可以在誠品擺到最好位置，連林照真的《喇嘛殺人》有關達賴政治主張的那些書，誠品都大擺特擺。但曾幾何時，一切都變了、都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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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明雜感：《築巢人》不熱血，更震撼

星期日生活   2013年11月17日

【明報專訊】台灣紀錄片發展蓬勃，還有凌駕劇情片的趨勢。這兩天的消息，一部叫《看見台灣》的新片公映才十天，全台累計票房已超越3500萬台幣，趕過去年的《不老騎士》，成為台灣有史以來最賣座紀錄片，看來票房還會一直攀升。

怎不教我們在香港汗顏、艷羨？香港電影市場相對單一，紀錄片沒位置，本地出品少之又少。口碑再好的《音樂人生》也只有百多萬港元收入，但已很令人欣慰了。關於台灣電影，兩個問題這兩年我一直在問：（一）全世界都輸給荷李活，台灣八十年代開始也是美片天下，為何今天影院觀眾，甚至年輕一代愈來愈愛看國片？（二）香港紀錄片受冷待，能作首輪公映的屈指可數，台灣的紀錄片憑什麼闖出一片天，愈映愈旺？我們常說「香港電影」要找出路，台灣經驗如何值得借鏡？

只有台灣最能做到

台片市道暢旺，背後多少有「本土」因素，尤其兩岸關係愈來愈緊密、大陸旅客漸多情况下，電影中的「台灣故事、風土、情懷」似乎更能聚眾，贏得台灣人的國民身分認同。我們印象中，台灣紀錄片正氣、熱血、大愛，具人文視野及關懷，總說一幫人努力成就一件事，眾志成城；影像記下血汗與淚水，非常勵志，不獨台灣觀眾，我們在香港看一樣受落。《不老騎士》的公公婆婆騎電單車環島遊，既頌揚台灣沿岸風光，亦突出地方的人味，強調老有所養、人老心不老的精神。說實話，一個地方要文明到什麼程度，才能在賣座電影中呈現對老小的關顧？今天兩岸三地，大概只有台灣最能做到。《看見台灣》是在直升機高空拍攝的優美景象，以不一樣的角度看寶島，預告片中吳念真的旁白便是「去看台灣，去理解台灣，甚至去愛台灣」；由認知到愛，風光片亦貴乎台灣精神。

紀錄片生態健康觀眾入場支持

當然國族認同並非一切，一系列成功的紀錄片要拍得好才行。這不得不歸功於大環境，台灣紀錄片的生態絕對比香港健全，觀眾愈來愈不抗拒；創作者多，他們對紀實各有想像。資深電影人也拍紀錄片，劇情與紀錄並行不悖，虛實互為參照，不像香港電影工業的涇渭分明。年前台灣的跨界合作「他們在島嶼寫作」系列，由知名、年輕導演拍著名作家，在中港台都蔚為佳話。台灣不少基金會、電視台資助紀錄片拍攝，有大小影展的放映及競賽機會。「紀錄片雙年展」及「台北電影節」都在1998年創立——九十年代台灣電影最不景氣，但最壞亦是最好的時代。台北電影節的「台北電影獎」尤要一提，當一般電影獎的「短片」、「紀錄片」、「動畫」聊備一格，2010年起台北電影獎的「百萬大獎」卻不分類別，讓不同風貌的電影同台競逐。最有趣的是，四年下來竟全頒給紀錄片：2010年的《乘著光影旅行》到今年的《築巢人》（在香港先後入選華語紀錄片節及亞洲電影節）。《築巢人》篇幅是四年大獎中最短，一個小時不到，但在評審的眼中（今年主席是陳可辛），好戲既無分虛實，篇幅長短亦無關重要。

《築巢人》的確短小精悍，它是我近期看過電影中最難忘的。尤其結尾的影像及聲音，心有餘悸，在腦裏一直牽纏不退。

影片導演是沈可尚，正是跨界別影像創作的年輕代表。他不獨拍紀錄片及劇情片，同時也拍廣告、當電影攝影師（2007年的《流浪神狗人》及2009年的《一席之地》由他掌鏡）。紀錄片方面，他幾年前拍過《野球孩子》，講小學棒球隊及教練，側記幾個小孩成長中稍縱即逝的燦爛時光，以文字作結（「童年流水，潺潺若止……」），委婉動人。沈的紀錄片有獨到的視點，他跟人物長時間相處，走進他們生活，到攝製時不渲染不濫情，又適度的加入配樂及訪問，不拘一格。

《築巢人》自閉症的父子故事

《築巢人》以自閉症為題。主角是三十歲患有自閉症的陳立夫，他有個姐姐，姐弟跟父親相依為命。父親在影片中的訪問有點感慨，十年前的日子不想提（電影沒說明母親存歿），好像他是幾年前才跟兒女重聚，舉家搬回台北。那時起，他過着日間上班，晚上及假日照顧陳立夫的日子。陳立夫情緒不穩定，經常自言自語，脾性暴躁時，會責罵父親。立夫高頭大馬，身形比父親魁梧，影片開始時，先來幾下刺耳的鋼琴音，我們再聽到家庭爭執、疑是陳立夫發怒打人的畫外音，沒有影像令人好奇。估計在這個三人家庭內，父親除了要看立夫臉色、萬事順他意，還要迎抗他的暴力宣泄，給陳父的身心帶來無比壓力。

影片展現出陳父的幾面：他是對兒子循循善誘的父親。陳立夫有收藏癖好，愛檢破爛回家，尤其喜歡舊蜂巢，弄得一屋雜物，陳父只能遷就，餘暇還繼續帶他看蜜蜂、找蜂巢。立夫喜愛畫畫，可以執迷地不停畫蜜蜂，家中雜物也包括他的作品，父親於是為他張羅搞展覽，呼朋引伴來參觀。父親帶立夫打保齡球，帶他去動物園，帶他到海邊捉寄居蟹……父子走在街上永遠形影不離，反而姐姐只出現在家居環境。然而儘管父親如此周到，立夫也有不可理喻的時候，一次父親為他慶祝生日，他不知何故大動肝火，以髒話罵父親。父親被他氣半死，但敢怒不敢言，怕再挑起他的神經，只能狠狠盯着他，眼神充滿恨意，小客廳的氣氛繃得隨時爆炸。這個父親很努力，但面對不懂性兒子，經常左右為難，永遠愛恨交纏。

然後我們看到陳父在旅行社的工作，在那邊他太自在了。訪問中他直認不諱，出國反而是休息。《築巢人》兩段慶祝生日的段落，一段在家裏另一在國外，氣氛差天共地，陳父在外頭比在家裏開朗、隨和。影片拍他最寫意一幕，是他出差時在游泳池暢泳，應該是黃昏時分，陽光不猛烈，逆光映照優美，鏡頭還跟他下水，看他浮沉舒展。然後鏡頭一剪是什麼？他在家裏沒好氣的一再跟立夫對峙，立夫不知怎的又胡言亂語了，這前後兩幕，一動一靜又是強力的對比！《築巢人》表面談自閉症，但它其實聚焦自閉症病人的家屬。要「循循善誘」、有「愛心耐性」，我們都說得太容易、把世界看得太簡化。放在陳父跟前實實在在、日復一日的，卻是了無止境的乏力感、低落、沮喪。

父親的希望與絕望

所以電影最犀利是拍出陳父絕望一面。沈可尚跟他的訪談故意側拍，而且只用了兩段。重點不是他談話的內容，顯然鏡頭前他有所迴避，重要反而是他的身體語言，很不安、不自然的弄這弄那，不停搓手的焦慮。他說自己不是偉大性格的人，像要為一旦放棄兒子找理由。電影充滿詩意但絕望的結局，呼應了他這份疲憊：他跟立夫上陽明山，霧色昏沉，他把兒子遠遠甩在後面。立夫開始在吼叫，鏡頭拍着陳父背影，他一直往上爬，但吼叫的回聲如鬼魅般纏擾他。聲音是他的獨白：「我可以放棄嘛？有時候，一刀給他，一了百了。」那個上斜的畫面，吼叫的回音，我至今仍歷歷在目。事實上，那種希望到失望的落差，想過離開但每天起來還是老樣子活着的矛盾，亦人之常情。從某角度看，人生就如薛西佛斯推石上山般宿命、徒勞無功。

沈可尚之前拍過另一部關於自閉症的紀錄片《遙遠星球的孩子》，差不多四小時，沈親自配旁白，資訊性的談自閉症兒童，態度比較正面。《築巢人》可說是他對類似題材的反思，瞥見藝術家的自省。陳父是個複雜人物，言行甚或自相矛盾，但正是複雜才貼近真實。《築》讓人看得很不爽，不夠勵志、熱血，但更震撼，它示範了紀錄片即使探討社會議題的另一可能性。它應該不會很賣座，但確實把「台灣紀錄片」帶到另一境界了。

溫曉連 - 中國改革顛覆世界

盛世顯微鏡   星期日生活   2013年11月17日

【明報專訊】三中全會閉幕翌日，中央電視台新聞聯播中，出現了令人不安的畫面，在人民大會堂東大廳，百多名穿著得花枝招展的小學生，列隊歡迎也門領導人來訪，旁邊當然是國家主席習近平。學生不但展露着機械式的笑容，還要不停地一邊蹦跳、一邊高喊着歡迎辭，對這群連也門在地球哪一個角落也不知道的小學生來說，他們這類異常亢奮的動作，是否出自內心，筆者十分懷疑。

這類「人為」的歡樂氣氛，在中央層面，早已絕迹了多年，但習近平上場後，差不多每次接待外賓或隆重儀式，都得動員數百個小學生充作布景版。這種舊共產國家沉醉的排場，在上世紀最令人印象最深刻的，除了北韓外，就是毛澤東時代的中國。

過去半年的政治氣氛，就跟京城上空揮之不去的霧霾天氣一樣，令到很多人感到異常的沉重，難怪有一名北京大學教授早在半年前，就用了天氣比喻當前的政局：

「你們如果關注社會動態，就能看到天邊在積聚着烏雲，就能聽到烏雲中醞釀的風暴。敏銳的人都能看到，風雲變幻，暗潮湧動，前途莫測。」

在今年年中時，還有很多人半信半疑，對習、李新政仍然充滿着期盼，但到今天，不要說異見人士和知識分子，連京城裏一般的中產白領階層，還有腰纏萬貫的土豪商賈，都已切身感受到一股實實在在的政治寒流在四處竄動，精神上的壓抑遠超過過去廿四年任何一段時期。

每天在官媒裏看到的，是中共的槍桿子與筆桿子無時無刻「亮劍」，畫面與用字殺氣騰騰，無怪乎文革再起之說甚囂塵上。

政治全面倒退

習近平究竟把中國帶往何處？三中全會後，已漸見明朗，就經濟上開放，政治上全面收緊。習近平對毛澤東的崇拜，看來比起他對父親習仲勳的敬仰更深更徹底。毛澤東出身農民，在深山裏從殘酷鬥爭裏成長起來，他遵從馬克思主義，崇尚理想主義，天不怕地不怕，喜歡無法無天，信奉鬥爭哲學，精通帝王之術，如果習近平是毛澤東的忠實信徒，那未來十年的施政，必離不開毛的鬥爭特質。

習近平班子在上台之前一段時間裏，致力研究了兩個課題，一是法國大革命歷史，二是前蘇共倒台崩潰的成因，最後得出了一個結論，就是中國正邁向「亡黨亡國」的邊緣，要力挽狂瀾於既倒，唯有汲取蘇共倒台前的經驗，一方面要牢牢控制武裝力量與官員的意識形態，一方面要保持經濟活力，給統治機器提供最基本的養分。

由此可以預見，未來十年，政治上的全面收緊可謂毫無懸念，中共的統治模式，會由改革開放以來的寡頭壟斷，即黨內派系間有限度制衡，倒退回半世紀前的權力高度集中，近乎極權統治的原始模式。習近平打着改革的旗幟，超越憲法，在人大、政協、國務院，甚至是中共體制，成立國家安全委員會，正正顯示了他對權力的無窮慾望。

普世價值vs.中國模式

前蘇聯崩潰後，全世界人民基本上達成了一種共識，就是極權統治必定會覆亡，唯有歐美的民主憲政體制，才可確保國家民族長治久安，這就是普世價值的基礎元素。

中國政府現在提出的改革藍圖，目的就是要顛覆普世價值，證明人民只需要金錢、物質，與及虛幻的民族自尊，其他人權、自由、民主甚至是宗教信仰，都可以視作無關痛癢的擺設。這一套改革模式，既可以用物慾來麻醉人民，又可以保持統治階層長久的執政地位，可以說是最符合中共的利益。

今次中國改革的成敗，受影響的已不單單是國內十四億人，還有其他經濟還未起步的國家，這些國家的獨裁者野心家正虎視眈眈，靜候着這套改革理論的成功經驗，時機一到，他們就可以理直氣壯地向廣大蟻民灌輸一種概念——財富與民主自由，只能任選其一。

這套觀念成形後，首當其衝受到衝擊的，未必是幾千公里外的芸芸小國，而是中國大陸邊陲的香港特區。

前文所述的那名北京大學教授，最後還向即將踏入社會的畢業生，作了以下的叮囑：「如果中國再來一次義和團或紅衛兵運動，如果重慶模式成為中國模式，你們能不能清醒地說不？如果你沒有這個見識或勇氣，能不能至少做個無害的逍遙派？」

不少香港人還以為我們在一國兩制的保護下，內地的政治離我們仍然很遠，但筆者幾可肯定，這名北京教授提出的囑咐，不久將來也可適用於香港了。

劉波 - 世界本來就是殘酷的

蘋果樹下   香港蘋果日報   2013年11月16日

劉紹銘先生寫文章《The Knight of Sorrowful Countenance（憂容武士）》追憶徐訏先生。上世紀七十年代他們初次見面，徐先生忽然問，夏志清先生的《中國現代小說史》為什麼沒有討論他的作品。劉先生是書的中文譯者之一，被這樣追問，感到很窘，「徐先生問我為什麼他榜上無名，想是隨便問問而已，因為他應該知道譯者對作者的選材，無權過問。」

徐訏向譯者發問，未必是隨便問問，實有難言之隱。這要追溯到十年前，一九六一年一月十六日，林語堂在美國國會圖書館做了題為〈五四以來的中國文學〉的演講。演講稿為英文，香港美國新聞處主編的《今日世界》雜誌請史東翻譯刊出，譯文對原作進行了刪節甚至修改。徐訏毫不客氣地指出：「在這篇演講中，語堂先生有兩處提到我，一處談到詩的，他說：One exception is Hsu Yu, who now lives in Hong Kong. His lines, instinct with rhythm, come naturally.而譯文變成了：『徐訏的詩尚可讀，他的詩句鏗鏘成章，節奏自然。』一處是談到短篇小說的：Of the writers of short stories, the works of Lu Hsun, Shen Ts'ung-wen, Feng Wen-ping (less well-known) and Hsu Yu are the best. 而譯文則變成了：『短篇小說家中，魯迅、沈從文、馮文炳（廢名）則是最好的』（刪去了徐訏）。我自然不會管譯者史東先生對我怎麼一種看法，但篡改語堂先生對我的意見則實在是低能的手段。」林語堂對徐訏詩歌的評價原意如此：「最糟的是，這些詩人不用多變化的節奏，卻要用押韻。只要兩句話的末字勉強成韻，他們便以之為詩了。現居香港的徐訏是一個例外，他的詩充滿了節奏，達到自然。」譯文改成『徐訏的詩尚可讀』，意義大變。至於把徐訏的名字從中國最好的短篇小說家名單中抹去，則實屬惡意了。何以至此無從考證，但徐訏對翻譯家的「信」，終究是打了折扣，於是就有了前述劉紹銘先生的尷尬。

夏志清不提徐訏，不見得就是對他文學成就的否定。徐訏鵲起文壇，始於一九四三年三月重慶《掃蕩報》連載他的長篇小說《風蕭蕭》，而《中國現代小說史》第三編「抗戰期間及勝利以後（一九三七~一九五七）」指出，抗戰時期國民黨內地的文壇情況極難評價，因為許多戰時出版物和書刊並沒有保存下來，台灣、香港和美國都沒有。由於缺乏足夠的資料，在夏志清的視野裏，那些寄居大後方的作家群一片模糊，遠沒有留在上海淪陷區的作家鮮活，所以他說戰時最有才氣的新作家不產生在重慶或延安，而產生在上海，尤指張愛玲、錢鍾書、師陀三人，也就不奇怪了。問題是，徐訏瞧不上張愛玲，他說她的「小說所表現的人物範圍極小，取材又限於狹窄的視野，主題又是大同小異，筆觸上信口堆砌，拉雜拉扯處有時偶見才華，但低級幼稚耍文筆處太多。」對徐訏而言，夏志清寫中國現代小說史抬舉張愛玲，卻隻字不提當年知名度更高的他，難免心態失衡。

縱觀徐訏的命運，大紅大紫後黯然褪色，半生熱鬧半生寂寞，有政治的原因，也與他孤傲的個性有關。董橋先生說得絕：「徐先生的寂寞是他給他的人生刻意安排的一個情節，一個布局，結果弄假成真，很有感染力，像他的小說。」文壇忘記了徐訏，不是徐訏的悲哀，是文壇的悲哀，但，「沒辦法了──同樣寫作，金庸當了財主，蕭銅和徐訏，就窮死了。」香港作家陶傑感嘆，「世界本來就是殘酷的。」

林夕 - 鵝頸橋底的紅人

香港蘋果日報   2013年11月16日

從愚人之仁角度看，那批被罵為狗官奴才港賊的官啦議員啦，為忠於主子，連累老母日夜慘遭問候，忠孝兩難全，日子也不知是如何熬過的。若非心如鐵石無動於衷，也不知道是如何睡得香甜的。縱然都是自找，也不能不悲憫一下。這又是何故呢？何必呢？

若如俗語說，為名為利，這幫人早已衣食無憂，貪欲雖然可以無止盡，但比起他們的身家，那份皇糧俸祿實是小菜一碟，這零食的代價，卻是日夜在火上烤的日子，嚴重者會致癌的，算盡心機者何以就算不出這買賣划不來？至於名，別開玩笑了，連民建聯中人也早早發過離騷式的千古一嘆：幹這等事，有辱無榮。

什麼，吃得這苦中苦，方為人上人，有機會成為人大政協？恕我不懂世務，又要交際應酬又要低着頭躬着腰又要捱睏開會，就為了在名片上多個頭銜，以便轉個頭來對香港的鄉里炫耀，久不久扮代傳聖旨的公公，這算威風？值得嗎？對發展國內生意有幫助？這些錢賺來有命享，夾着尾巴做人，怕也沒心情用。何必呢？

權力是鴉片會上癮？像乞丐一樣討來的那點權力，倒不如向自家的狗狗發號施令來得痛快，那才叫權力。投個票都不能自主，不嫌丟臉就算了，權從何來。

都是上了岸的，何必再濕這個身，即使居然有心為民，也要找對地方。共綁在一條賊船上，想做無間道，暗中做好事，期盼從內部改變？來不及改變大廈的結構，怕已在迷宮中找不到自己了。如此為民服務，不如歸去，為家人服務好了，為安樂茶飯順心日子服務好了。

所謂人生功業，若不能造福於人，過好自己的日子，不出來當反面教材，就是社會之福。想當大人物，結果反成小人，鵝頸橋底的紅人，人生不是這樣給浪費的。

不惑之年仍甘心幹着令人困惑的蠢勾當，實乃千古疑團。權貴們，光陰可貴，去日苦多，來日無常，不如集體投一次棄權票吧。

李怡 - 你不是答案一部份，就是問題一部份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3年11月16日

陳淑莊在《我們有份令她墮落》一文中說，她數日前坐的士，司機破口大罵建制派、工聯會尤其是陳婉嫻在特權法動議中支持政府：「呢個陳婉嫻，成日自稱為勞工，投票就變臉！」陳淑莊問他：「你是選民嗎？」他答：「陳小姐，我幾年前載過你，你當時問我做選民未，到而家都未做呀，因為我覺得都冇乜用啦。」陳說，她登時「無名火起。你明知是非黑白，卻選擇沉默妥協，平時將這些公義大事當做吹水題目，關鍵選舉就置之不理。就是這些沉默大多數，令立法會內的保皇黨肆無忌憚」。

有港視員工說這是他第一次參加示威集會，網上有人說：過去香港發生這麼多不公平、不公義的事，你都置若罔聞，直到跟自己利益相關的事你才參加。這些示威的缺席者是不是也「有份令香港墮落」？

早前，范國威提出促請政府制訂政策時以港人優先為依歸的動議，遭到立法會否決。這本是一個常識性的動議。全世界包括中國大陸各城市在內，都是當地人優先，因為當地人持續多年交稅或對當地作貢獻。范的動議，要點在要求減少大陸移民配額，要求取回大陸人的入境審批權。但反對的議員認為，不應將社會問題歸咎於新移民，更批評范的本土主義和排外思想撕裂社會。建制派之外，連泛民的22位議員也召開記者會，以「反歧視、反分化、反排外」作口號，譴責將中港矛盾的問題歸咎於新移民，又批評范、毛（孟靜）二人提出減少新移民來港配額，「令港人蒙羞」。他們的理由是支持家庭團聚。

眾所周知，你要去世界任何地方跟家人團聚，須由當地親人申請，當地審批。香港的畸形是要來港團聚的大陸親人在大陸申請，在大陸審批。每天150名單程證是由大陸公安把關，其中涉及多少貪腐、多少中共的派遣人員，香港都無法知悉。藉口「反排外」而一國意識上身的「反排內」，才是放棄港人利益、令港人蒙羞也不利家庭團聚的主張。

回歸後，數達八十多萬新移民來港，改變了香港的人口結構。陶傑周二在《信報》的訪問中說：「我已經悲觀到不再相信普選會令香港得救，太遲了，too late！猛放那些沒有腦子的人下來，投票一定輸，你有信心能改變他們？十年前或者還有希望，但現在不肯定，因為太多香港本身的人主動出賣香港。」

香港的自由法治逐步褪色，政府專權政治附身，行政機關胡作非為，建制派立法會議員聽命西環，中共對香港內部事務的干預已從暗到明。中共喉舌大剌剌地說：「試看今日之域內，竟是誰家之天下?!」把反對派稱為「賤骨頭」，說對「賤骨頭就要強硬、強硬、再強硬！」

儘管筆者對中共喉舌這種公然破壞一國兩制，以君臨天下的姿態叫囂極反感，但對它把泛民稱之為「賤骨頭」，倒有幾分同意。不僅泛民是「賤骨頭」，而且多數香港市民其實也是「賤骨頭」。他們面對中共的「強硬」不敢抗爭，稍獲甜頭就妥協。這是「賤骨頭」本色。他們不登記做選民，不去投票，不遊行，不示威，社會不公、中共對香港的政經社全面侵蝕，多數人置若罔聞。他們對香港在原有體制中逐步沉淪，覺得與自己直接利益無關或覺得使不上勁。最新民調顯示，支持以佔中爭取真普選的市民，下跌至25%，而反對的則躍升至55%。不爭取民主，不爭取普選，等於放棄建立一個保護香港的防火牆，縱容惡勢力入侵。不要只會罵中共，罵政府，罵梁振英，你難道對香港今天的問題叢生沒有責任嗎？

想到1968年法國學運的一句著名口號：「如果你不是答案的一部份，你就是問題的一部份！」

答案是甚麼？是建立以民主普選去保障自由法治的制度。問題是甚麼？是現在香港出現的大量衰敗問題。你不是促成答案的一部份，你就是製造問題的一部份。不要說製造問題的是梁振英和港共政權，你也有份製造問題。今天，你不掌握仍有的自由去投票、遊行、參與抗爭，只想有人幫你講話、為你的利益出頭，你就是問題的一部份。今天，你仍然幻想已經形成權貴資本主義的中國，它的領導人會發善心搞政治改革，或幻想中共會賜予香港真普選，中共會發現梁振英不濟把他撤換，你就自覺或不自覺地成為問題的一部份。

一切民主都是本土民主，一切發展都是本地優先的發展，一切自治都不可能是讓外人優先的自治。21歲中大學生鄧敏琳是硬骨頭，她是答案的一部份，那些為了一些政治經濟利益出賣退讓或面對香港沉淪而不作為的人是賤骨頭，你們都是問題的一部份。

蘇賡哲 - 菲律賓和日本的一個比較

溫哥華星島   2013年11月12日

    菲律賓馬尼拉黎剎公園的香港遊客血案發生至今已過了三年，以總統阿基諾三世為首的菲律賓政府，仍不肯向遭難者遺屬及傷者道歉及賠償。阿基諾三世所持理由是，他們不能為別人犯的錯道歉。並且表示如果香港人有不同看法，那是文化上的差別。

    香港人當中，除聲稱菲方沒錯的成龍外，沒有人認同這推搪的理由。

    菲律賓警方在營救人質中表現無能，是政府行為的失誤，不是「別人的錯誤」。槍手門多薩是因為和菲律賓警方有人事糾紛才挾持人質的，即使退一步來說，菲律賓警方未趕到現場前，香港遊客已遭害，菲律賓政府也應該為他們的公民殺害無辜的外國人而道歉及賠償。何況情況並不如此。

    中國在晚清時期，發生過很多平民傷害外國傳教士的教案，雖不是清廷官方所為，政府也要向該國道歉和賠償。在古老封閉的帝國，已經要遵守國際規矩，何況百多年後的今天。

    甲午中日戰爭，中國的海軍一敗於大東溝，再敗於威海，傾三十年國家財力營建的北洋水師全軍覆沒。日本陸軍更從朝鮮半島開始，以摧枯拉朽之勢直逼北京。清廷在沒頂之險中，派李鴻章到日本求和。

    李鴻章在馬關簽下屈辱的和約，並因此被國人罵為漢奸賣國賊。其實，日本軍隊已佔盡優勢，對中國完全可以予取予攜，中方根本沒有討價還價的能力。在日本要求的，極端苛刻的割地賠款條件前，李鴻章以古稀老臣，只能苦苦哀求日方略減賠款數目，甚至說稍微減低一些，好讓他作為回國的旅費。

    即使這樣卑躬屈膝，也遭受伊藤博文峻拒。不過，日本後來開出的條件和開始時比較，是有相當讓步的，因為李鴻章在談判過程中，被日本無業青年小山豐太郎槍擊，傷了左眼下頰骨。

    李鴻章雖然沒有性命危險，但日本天皇不曾說這是別人犯的錯，而是立即發布御旨承擔責任，表示中日兵爭尚未結束，兩國委派重臣進行談判，按照萬國通例，日本有責任保護中國使臣不受傷害，方與國家體制相符。現在竟然發生這樣的事，實在下賤已極。他並派御醫為李鴻章療傷，日本皇后也為李親製繃帶。不只皇室反應強烈，一般日本國民也為這種野蠻行徑深感痛苦，公私團體和個人，紛紛絡繹不絕，到李鴻章的行館慰問和致贈禮品，遠地民眾也以電報或書信表示慰問，李鴻章行館前車水馬龍，門限為穿。

    日本人常被指斥為不肯認罪的民族，但在槍擊李鴻章案件中，雖然槍手是個平民，卻上自天皇下至一般民眾，都感到內疚，有所承擔。對中國的苛索也讓出一大步。

    比較起來，香港和菲律賓的關係，完全不等同於昔年中日關係。香港在僱用菲律賓家傭、在雙方貿易、在旅遊利益上，堪稱都處於優越地位，和甲午中日態勢剛好相反，但菲方自總統以至平民，對香港遊客被殺被傷的反應相當冷淡，沒有類似昔年日本人那種攬上身的承擔感。

    更沒有百多年前日本天皇對「萬國通例」的認識，使人懷疑這菲律賓是不是個文明國家。

    最近，馬尼拉市議會通過議案，將在市的層面向港方道歉及賠償。但當年日本並不只是由馬關地方官來承擔責任。

蘇賡哲文章見懷鄉書訊

Vic - 無聊筆記：《快思慢想》的簡體中譯版

2013年11月12日

今早在大陸亞馬遜網站上，偶然看到針對《快思慢想》（Thinking, Fast and Slow）簡體中譯版《思考，快與慢》的一段評論。這位署名「yesir」的讀者看簡體版覺得不順，找來英文版一看，發現譯錯了：

「原文為

This short example illustrates a broad story: people expect to have stronger emotional reactions (including regret) to an outcome that is produced by action than to the same outcome when it is produced by inaction.

書中為：人們對於不採取行動而導致的結果，會比因行動而產生的結果有更為強烈的情緒反應(包括後悔)意思竟然反過來了！！！

緊接著的一句話更讓我無語了，原文

The default option when you own a stock is not to sell it, but the default option when you meet your colleague in the moring is to greet him. Selling a stock and failing to greet your coworker are both departures from the default option and natural candidates for regret or blame.

書中為：當你持有一隻股票時，你默認的選擇不是賣，但當你早上遇到某個同事時，你默認的選擇又變成了同意他的觀點，即賣掉股票。出手一隻股票與違背你同事醫院都市對默認選擇的違背，也都可能讓你後悔或招來責駡。」

這種錯誤只能說是一塌糊塗，誤解原意不在話下，譯文本身就很彆扭。「The default option when you own a stock is not to sell it」譯為「……你默認的選擇不是賣」很不順，較佳的譯法是「……你的預設選擇是不賣」。

Yesir說得對：「還是希望翻譯者能多點職業道德，認真對待這份文化傳播的使命。誤人子弟真是可惡。」（真希望台灣版譯者洪蘭有這樣的覺悟。）

這條評論引發熱烈迴響，共有69條回應。有不少讀者感謝yesir的評論，還有一條令人看了稍感欣慰的回應：

「您好，我是這本書的編輯，看了您提到的兩處問題，確實翻譯有誤，我們在重印時已作更正。非常感謝您指出的錯誤，也讓我們深知自身工作的不足。這本書是一本經典之作，可是翻譯的瑕疵確實影響閱讀。

我們也和譯者溝通過了，再仔細核對一下是否還有其他翻譯錯誤，以在重印時更正。感謝您的批評指正，向您和關注本書的其他讀者致歉！」

（這位編輯至少願意認錯，不像台灣那間出版社，竟然敢說洪蘭的翻譯是消化原文後的結果，字眼與原文有出入，但意思是對的。）

好玩的是，也有一些令人無語的弱智回應，例如：

「greet確有“打招呼”之意，但是在這裡翻譯成打招呼就很奇怪，上下文邏輯不通。譯者的翻譯一步到位，更準確。沒學過翻譯，就不要指指點點，自以為是，謙虛點更好。更糟糕的是，你有可能誤導大眾。」

「greet him翻譯成同意他的觀點感覺很恰當呀，英文轉換到中文很多很微妙的意思沒法直譯，難道greet只能打招呼？」

以下這句評論則透露出鄉愿的味道：「雖說yesir的評論在措辭上並不很是友善，但我們可以理解……」

更好玩的是，我還看到不少對繁體中文版譯者洪蘭的溢美之辭：

「香港誠品花了150多港元買了台灣版的《快思慢想》，看得很舒服，無論是紙質、字體大小、繁體字這些硬件，還是翻譯者的語言。在香港買的時候。特意看了一下原版，知道以自己的英語水平比較難舒服地看，而且本書的內容本身就不會像很多暢銷書那樣非常易讀（詞彙、句子）。所以就買了台灣版。折算127塊左右的價錢（注：廣州的話太古匯裏面的“方所”書店有賣，132元），比國內的貴，但是如果想看好的譯本和暢快的閱讀體驗，這個錢還是在其他地方省吧。

特意到書店找了簡體版的《思考，快與慢》。差異很大。首先書背面的那些"名家推薦"變成了國內的知名人士，然後在內文翻譯者沒有作序，也沒有相關學術界知名人士對本書的推薦文字。字體比台灣版的小，讀起來累一點，紙質很薄。到了正文部分，差異就明顯得很了，基本上是直譯，也就是字面義。一堆沒有生氣的文字，死氣沉沉的譯本。更不用說出錯的高可能性了。

其實買書時沒聽說過台灣版譯者洪蘭，維基上有大家可以查查。看洪蘭女士的譯本，可以看出她的用心：一、本身就是心理學的專家；二、對原書有愛；三、對讀者有心。因此翻譯得精準、易讀。」

「關於kahneman的這本書，中信出版社的簡體中文版一出，我第一時間就買了一本，可是看的過程並不愉快。總覺得有些隔靴搔癢的感覺。後來買來英文版一看才知道譯得實在太差了連graduate student（研究生）都翻譯成了“畢業生”（見序言XVI第一行），是可忍孰不可忍。後來看到台版由洪蘭翻譯，就憑這一點就非買不可了。我讀過其翻譯的《語言本能》，十分流暢（要知道Pinker的書旁徵博引，而且好多例子都源於美國人日常生活，能翻譯成那樣實屬不易。足見譯者功底深厚）。最近又讀了洪蘭新出的《好孩子——三分天註定，七分靠教育》對其本人的學識和為人又有了進一步了解。而她為了翻譯kahneman的這本書，竟然“六親不認”，這才是一個譯者（或者說學者）對大師及其作品的態度。現在拿著這本書才真正體會到古人說的“愛不釋手”四字的真正含義。」

「推薦大家去買台版或者英文原版《Thinking，Fast and Slow》的吧。台版的可能是繁體字，但是，由於台灣出版社對書的態度相對還是嚴謹很多，再個，台灣人在英語和中文之間的轉換已經非常熟練了，可以較好將原意呈現出來，所以，大家看不懂英文的可以去買台版，叫做《快思.慢想》，個人覺得這個名字的翻譯就非常出色，價格也才100多點，不貴」

「慎重推薦買台灣出版，由知名的洪蘭教授親自翻譯的這本書」

洪蘭的翻譯，最近在台港都被人罵到臭頭，想不到原來她在大陸有不少知音。這令我想起幾年前有一本講投資的書，同樣是兩岸各有不同譯者翻譯，簡體版在大陸同樣遭狂批，然後同樣有人說台灣的繁體版好多了。可惜那個台灣版我曾仔細看過，幾乎每一段都有錯。這種事說來令人慨嘆。我自己也譯書，不想常講看到不好的翻譯書這種話，但劣譯充斥是不爭的事實。對於翻譯書的品質，我們不能不設定較高的標準，因為取法乎中，得乎其下；對品質沒有嚴格的要求，出現次貨劣譯幾乎是必然的事。

有些大陸人看到簡體版翻譯差劣，會一廂情願地以為台灣的版本好得多。我看到這種兩岸譯者和出版社共同糟蹋重要英文著作的事，也會好奇地想：做事普遍比較認真的日本人，在翻譯上會不會嚴謹得多？（我不懂日文，自己是無法去驗證了。）

前匯豐控股主席葛霖（Stephen Green）曾寫過一本頗受好評的Good Value，台灣繁體版叫《美好價值》，大陸簡體版叫《金融的王道》。葛霖自稱「非常高興我的書能在中國出版，與廣大的中國讀者見面」，而他還將簡體版送贈大陸一些銀行界人士。只是他可能不知道，簡體版譯者是如何糟塌了他重視的著作。書中誤譯觸目皆是，在此舉一個特別好笑的，以饗看我這篇無聊筆記的讀者（出自該書第三章）：

原文：Well into the twentieth century the Kirghiz of the Russian steppes used horses as their main monetary unit. (Small change was given in lambskins).

簡體版翻譯：在進入20世紀後很長時間，俄國大草原上的吉爾吉斯人還在使用馬作為他們的主要貨幣單位（在交換羔羊皮上有小的變化）。

正確的意思：二十世紀開始很久之後，俄羅斯大草原上的吉爾吉斯人還是以馬匹作為他們的主要貨幣單位（找零錢則用小羊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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