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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怡 - 社會福利既非人權也不是慈善事業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3年12月 21日

前終審法院首席法官李國能說，法庭不是解決社會複雜問題和政治問題的地方。早前立法會在審議用特權法調查政府發電視牌照問題時，官員和建制派議員都主張用司法覆核去解決爭議。諷刺的是，這些人當中，許多人不久前都指摘反對政府政策的人濫用司法程序。似乎能平抑社會反對聲音時，就反對用司法程序，不能平抑時，就以司法覆核為由而推諉政府和立法會的責任。

昨天，李兆富在論壇的文章說：「香港不但是行政霸道，立法會有名無實，加上一部思想混沌不清、無從修改的《基本法》，由上而下的錯，並沒有治本的自我完善機制。每次制度上出現問題，惟有透過『人大釋法』去扭橫折曲，強行改變文字的意義。」這是對香港目前困境最恰當的概括。

終審法院關於新移民毋須居港七年便可領綜援的裁定，是嚴格依循《基本法》條文的裁決。這是法院只依法律而不考慮社會、政治問題的本份。而根源自是「混沌不清的《基本法》」：把「享受社會福利的權利」給予「香港居民」而不是「香港永久居民」。儘管終院的判詞表明，判決不能延伸至房屋、醫療等其他方面，但是前天已有團體協助新移民申請法律援助，對公屋居港七年的限制提出司法覆核。從《基本法》條文來判斷，敗訴的可能性很低。接着來的是，會有新移民向政府追討過去幾年的綜援金，若公屋七年居港限制撤銷，還會有人要求賠償過去租住私人物業與公屋間的租金差額。此外，其他國籍的「香港居民」都可以用同樣原則申請綜援及公屋等福利，例如持香港居民身份證的外籍家庭傭工。

社會福利不是人權，也沒有人人平等這回事。人權要求保障的是言論自由、法律權利、政治權利這方面的平等，是機會的平等；人權不包括分配的平等。社會福利牽涉的是社會資源的分配，社會的富裕程度、文明程度不同，有不一樣的福利制度，也有各種不同的限制，不會人人平均分配。因為社會福利不是人人都有的人權，它對弱者的照顧，需要社會其他人的付出──直接稅和間接稅，因此要考慮對整個社會的公平。

幾乎所有文明國家都規定，居民與已入籍的公民享有不同的福利，比如讀書，許多國家公民是免費的，居民就要收費，老年金、失業金只發給公民。申請家庭團聚，通常要本地公民提出申請，要提供入息證明，保證來團聚的新移民有住處，有人供養其生活。與當地人結婚而入籍，要提供二人交往的歷史，可以供養新移民的入息證明。加拿大對於領取老人金和其他福利的公民，要求不能在國外有退休金或其他收入。近年發現有許多中國移民在加拿大領老人金，而他們在大陸卻有退休金和物業等收入或資產，早兩年加拿大政府決意調查。也許不易查到，所以今年起收緊了與父母或祖父母團聚的移民條件。

社會是否有充足的資源，不等於要把福利給予不同資格的人，正如即使商務艙有空位，也不等於要給經濟位的乘客佔用。在香港，申領綜援要資產審查，但人人都知道，要審查新移民在大陸的資產幾乎不可能。香港對結婚移民也只要證明而沒有調查，因此，在家事法庭每天都大排長龍，一對對男女有商有量，絕不似怨偶。

大陸網站「天涯社區」有一篇文章說，「許多國內同胞……以為香港的福利制度，居港未滿七年的新移民，就不能享有。這是一種謬誤。……即使居港不足七年，只要有需要，就可以直接，或間接享受特區政府提供的各項福利，包括：醫、食、住、行，還有法律服務，甚至是教育。有的是以現金發放，有的是免費服務」。又說，「咱們有句老話，『不吃白不吃』。……所以，盡早以合法途徑到香港特區，爭取各種福利，包保可以醫食無憂，老有所養，壯有所居，幼有所長」。

社會福利不是人權，也不是出於憐憫的慈善事業。人人平等享受社會福利是分配平等的觀念。而分配平等的社會主義社會，最終一定會蛻變成「有的動物比其他動物更平等」。新移民無法作資產審查而永久居民可作資產審查，不就是這種「更平等」的體現嗎？

爭取修改《基本法》，爭取香港對新移民的審批權，是唯一出路。是很難，但不能不說，更不該混淆平等觀念胡說。（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郭力昕 - 台灣符號、政治維穩、與國族性格――如此《看見台灣》

獨立評論@天下   2013年12月16日

近日先後看了吳乙峰導演的新作《秋香》和齊柏林導演的《看見台灣》，兩部同樣觸動觀眾情緒的紀錄片，在票房上大相逕庭。熱映一個半月仍持續發燒、票房已破1.4億台幣的《看見台灣》，在那個週末夜得讓我連跑三家戲院，才能買到一張票；而於2004年以《生命》的3000萬台幣刷新當時紀錄片票房、今日試圖重新出發的吳乙峰，為基督教社福機構拍攝的殘障者協助更生人的《秋香》，則竟而一上映即場次稀疏，門可羅雀。《秋香》延續了《生命》的某種勵志召喚，雖仍維持吳氏一貫的感性風格，但拍得相對收斂自持，卻已完全不敵召喚「愛台灣」之國族情緒的《看見台灣》。九年前後的彼一時與此一時，紀錄片濫情文化的變與不變，令人感慨之餘必須深思。

對這部「想邀請你一起來，看見這塊土地的美麗、壯闊與哀愁」的空拍影片，導演說：「我想用接近神的眼睛來提醒人們」，台灣國土的美麗和環境的遭到破壞。這個接近上帝的眼睛，與旁白者吳念真一再強調的觀看的「高度」，創造了空前的票房紀錄，也繼續製造了許多的「看不見」。獨立評論作者胡慕情在〈鳥目台灣〉一文中清楚指出，《看見台灣》裡呈現的不是環境「問題」，而是環境「現象」，或者只是「印象」。如果我們還記得2010年在各大電視台盛演的環境紀錄片《±2℃》，則可以發現兩部影片的訴求方式和問題如出一轍：感性煽情的音像語言，與只看現象不見問題、只見結果不談原因。

陳文茜在《±2℃》裡，用感性的腔調和文字，加上讓人恐慌的煽情配樂與新聞畫面，訴說暖化現象已經/將會造成台灣與全球的災難。影片提供一堆科學數字、資料和訪談，不斷重複災難之嚴重的同樣訊息，但對於暖化何以如此嚴重，主要該由誰負責，一概不提。當然不會提也不能提，因為搖身一變為環境急先鋒的陳文茜，長久所信奉並主張的，是資本邏輯、經濟發展與消費主義，而暖化正是這些發展意識的結果；至於他們邀來的那些以贊助《±2℃》做為購買贖罪卷的電子企業主們，則正是在各地科學園區製造台灣土地重度污染的人。陳文茜與這些愛心企業家們，以一個感性腔調的紀錄片，讓人們繼續看不見環境破壞的結構原因，加上幾位宗教領袖們訴求個人環保行為的勸世語錄，共同遮蔽了他們「不願面對的真相」。這是三年多前極其偽善的一場影音大表演。

齊柏林導演聽起來好像真誠得多。他為紀錄片理想毅然辭職，放棄退休金；他有懼高症，但無怨無悔的坐上直昇機，在氣流不穩顛簸難行中堅定紀錄；最重要的，他在《看見台灣》裡，見證了許多台灣各地環境與土地破壞的景象。齊導演個人的犧牲奉獻與理想情懷，也許可做為另一個勵志典範，他的作品也貌似將關注聚焦在台灣的環境問題，而非《±2℃》那種動輒地球一家的空洞詞藻。這個情懷與聚焦，似乎創造此作一個不得了的意義：從官員、媒體到廣大觀眾，都像是到今日才第一次知道，台灣的山區被濫建濫墾挖砂石、廣植檳榔樹、高冷蔬菜與高山茶、蓋度假旅遊山莊，或者原來海岸線堆滿了消波塊。這部紀錄片忽然讓觀眾開始反省、媒體開始監督、政府開始行動。

其實，《看見台灣》和《±2℃》使用了同一種腔調和概念：造成全球暖化或台灣國土破壞的程度已極為嚴重，「我們」需要警覺，要開始有行動。但「我們」究竟是誰、是什麼概念呢？「我們」即是每一個人，意味著暖化或濫墾等結果，所有人平均都有責任，所以我們應該節能減碳，記得關燈和少用點洗澡水，並且下次少買點高山蔬果茶葉。在「我們」共同分擔道德責任之下，就沒有人需要負起更多的責任；真正需要負國土破壞之政治責任的人，再度安全地隱形、脫罪了。

一篇《立報》社論〈因為視而不見，所以「看見台灣」〉說得好：「拼命猛撒『感動』的要素，是要把環境惡化的原凶，也就是政府、資本家，從現實中抽離出來：台灣環境的惡化，不是資本主義的唯利是圖所造成，也不是官員政府怠惰，而是人心淪喪。」也就是，要負責的變成一個抽象籠統的道德概念，而不是具體的對象。這就是《看見台灣》希望傳遞的最重要訊息。這樣的影片與訊息，讓政府官員，和他們管不動、不想管、或已形成利益共同體的資本集團，額手稱慶。官員們聽起來煞有其事的成立這個中心那個小組，要處理影片中提到的土地破壞問題，但他們心裡偷笑：再等一個月或者更快，肯定有其他聳動的社會新聞或其他事件會取代國土破壞的議題，成為媒體新的興奮點，民眾也早已從影片的感動經驗中退潮、遺忘，一切都可依然如故，回到原點。

沒有人追問政治責任，和結構性之官/商/地方勢力的長期勾連所持續造成的土地侵佔、破壞與掏空。因此，《看見台灣》只會是另一個新聞節慶。觀眾還沒有任何機會理解，那許多土地的「哀愁」是誰允許它們不斷產生的，影片又迅速地以「美麗」的結尾壓掉片中那堆哀愁：以一首極為感性的歌曲，回應/抹消先前的環境破壞案例，並安排一隊原住民孩子到玉山頂去唱歌跳舞揮小國旗。《看見台灣》最後產生的效果，十足諷刺的，是以看見台灣土地的哀愁，保證了台灣的土地與環境，將繼續製造更多的哀愁。這樣的紀錄片，無論無心或有意，效果上大力維護了環境政治現狀的穩定結構與不被挑戰。政客與資本家們歡迎這樣不痛不癢的紀錄片，因此地方政府與資本家爭相贊助、投資，列隊集體觀賞，還要變成中小學生教材。

從《生命》、《±2℃》到《看見台灣》，九年來台灣絕大多數主流紀錄片的共同語言甚至唯一腔調，是感性與濫情。而《看見台灣》比其他影片更「超越顛峰」的，是它所強力販賣、無所不在的台灣符號，與這些符號所連結的鄉土認同。這些符號不僅是玉山山巔、（不見核三廠的）墾丁南灣、各地美景、以及國旗（妙的是，在片尾的感性音樂和鏡頭下，小國旗片刻間同時感動了藍綠觀眾――所以，「濫情」是台灣民眾終於能超越藍綠政治的最大公約數和救贖嗎）；台灣認同的符號，甚至可以是那些令人「哀愁」的、被破壞了的土地。無論美麗、哀愁或醜陋，都可一體擁抱，認同，愛。

《看見台灣》讓我們看到，台灣符號與「愛台灣」，成為台灣電影濫情文化最根深的來源或基礎。這樣的文化不僅存在於台灣紀錄片，也在近年的劇情片裡。從《海角七號》到《總舖師》，從南台灣、原住民等元素、到台灣傳統料理，只要做料齊備，即使火候一般，都可以炒出亮眼甚至巨大的票房，並得到民眾熱情的口碑。很巧的，2013年劇情片與紀錄片的兩大票房《總舖師》和《看見台灣》，都請到了「台灣念真情」的吳念真，來唸他充滿台灣味的真情。吳念真早已成為愛台灣、台灣認同、與感性傳播的第一人，無論他代言的是醬瓜麵筋，或秀麗山河。

紀錄片評論者林木材在〈《看見台灣》，見與不見〉一文準確地指出，「愛並不是立場，也不是態度、思考或行動；相反地，如果我們把愛當成唯一的觀點時，很多時候，愛就成了一種鄉愿與濫情，一種對討論與究責的阻礙。」《看見台灣》上映以來，對於紀錄片的操作濫情，無法提供對環境問題的認識，網路空間已有很多批評和反省的聲音，這是台灣理性社會的進步徵兆。但是同時，將「濫情」當作穩賺不賠之商品、不遺餘力地販賣的電影人，以及爭相消費「感動」的觀眾，也不斷快速成長。就前者而言，濫情可轉換為巨大的現金與資本，遂並不令人意外。但後者該如何看待呢？因此，也許不能繼續停留在只批評紀錄片導演或其作品，而該同時開始反省、追問做為觀眾的「我們」，是怎麼回事。

感性與感動，原是電影形成藝術或社會話語的重要手段，問題是台灣主流紀錄片，老是把手段變成目的或唯一的訊息。台灣社會是個充滿溫馨感動的地方，而大多數人的狀態，卻像是活在一個「感性」嚴重缺貨的社會，需要不斷餵食自己以更多的感動之糧，進而長期以來，逐漸集體形塑成台灣的一種「國族性格」（national character）。如此無止無盡地需要感性與濫情的國族性格，當然有其複雜多重的歷史、政治、商業與媒體等成因，且它終以台灣國族認同為集體情緒投射的方向。先不論國族認同，究竟是不是一個能讓台灣更美好、更進步的東西；如果國內外政治現實情境裡，一定還需要「台灣認同」這個東西，以凝聚集體意志和驕傲感的話，我想問的是，它的內容或內涵，是否只能停留在互拋安慰、呵護、勵志這個層次不可？台灣人與台灣社會，只有能力在過去靠悲情和哭調求存，今日則只會在感性與濫情中取暖？

我們「台灣認同」的方法與內容，為什麼不能開始建立在對台灣社會比較冷靜、理性的分析與自我批評之上？如果今日四、五十歲以上的世代，普遍被他們的歷史經驗所限制，難以自我超越的話，那麼，資質普遍優異、具有內在自信、較少歷史情緒包袱的年輕世代，何以還需要輕易陷溺在這種精神上的「感性文化保護網」裡？需要保護網，就是一種集體懦弱的表現，一種長不大或不敢長大的心態。有能力與見識的年輕世代，應該以包括電影創作在內的各種積極行動，一起拒絕、抵抗這種躲進濫情保護網、縮入「愛台灣」之精神子宮裡的懦弱行為和自慰文化，以開始決心改造台灣這種長不大的國族性格。

無論哪個世代的自省的知識份子和掌握話語權的人，舉凡影像創作者、評論者或媒體平台經營者，也需要同時思考，如何將反思批判的訊息，更有效的傳遞到那些共同創造了上億票房的大眾眼前。對感性濫情文化的諸多批評與反省固然都可貴，但若觸及不到更廣大範圍觀眾的眼耳和思維裡，那麼我們終究還是在一個走不出去的小圈子裡自說自話。也許這是1.4億台幣票房且紀錄不斷攀升的《看見台灣》，派給我們的更大的功課。

馬家輝 - 吳老師的笑容

明報   2013年12月18日

我其實不太了解吳昊先生在TVB年代到底負責什麼工作，一直以為他只處理資料搜集和編審，也只知道大家都叫他做「昊sir」。他也確有老師氣質，喜歡跟年輕人聊天，喜歡教導和鼓勵年輕人，更喜歡把年輕人的目光指引向遙遠的掌故文物。

我便是曾受鼓勵的年輕人之一。

那一年，昊sir仍在電視台工作，我不認識他，但他認識我妹妹，因是同事，我尚在芝加哥讀書，暑假返港，他託我妹妹找我，說想跟我聊聊。我當然去了，從港島搭車到九龍，來到TVB，感覺水遠山長，好遠好遠的一段路，頭都昏了，但心裡有着傳媒夢想，暗暗希望他能介紹我到電視圈謀個工作。

原來昊sir真的只是想跟我聊聊。

那年頭我已在報紙撰寫專欄，小小的方塊，在學生版的小園地，跟比我更年輕的讀者分享我在外頭世界所見的人世刺激和知識驚奇，沒想到讀者群裡也有不太年輕的人，如吳昊，而且熱心，覺得我的每天五百字有點意思，便想結識；那年頭，他大概四十歲吧，比我現下的年齡還小，我在他的年齡可從沒他的熱情和親切，其實直到如今，依然沒有。

那天下午昊sir請我在電視台餐廳吃飯，談潮流文化，談城市書寫，我提及自己喜歡編劇，他說，好呀，若有好劇本可以寄來給我，我把你介紹給導演，但我必須提醒你，觀眾很俗氣的，你必須有遷就的準備，等到成名了，有權說話了，才去搞自己真正的理想作品。

吃完飯，昊sir送我搭小巴，站在車外，誠懇地揮手道別，那於年輕的我已經算是很大的禮待，受寵若驚，我還記得他那雙在眼鏡片背後的真切的眼睛，笑咪咪的，比我更像個孩子。

若干年後我回港工作，多次邀他在副刊撰稿，他也寫了，偶爾傳真幾句話聊天，仍然是鼓勵多於一切。我記得其中的話語是，香港傳媒圈很複雜很恐怖，許多人是笑裡藏刀，也有很多人喜放冷箭和無中生有，別太在意，只要你有本領，他們是傷害不了你的，至少你要相信自己。

我記得自己一直想回覆，但沒回。許多時候愈是想認真回覆一個人，愈是拖着，拖到後來便覺得不必回了。心裡領受，來日總有回報的機會。

最後一次見到昊sir是在澳門偶遇。在市政廳的噴水池旁，他來淘買舊物，歡天喜地，表示剛買了一張民初木椅，那笑容，仍舊年輕與純良。寒暄幾句，揮手道別，從此江湖不再見。

那次原來是永遠的道別了。

程翔 - 香港普選 任重道遠

2013年12月18日

【明報專訊】香港特首普選制度的建設，已經正式開始。這項政治工程是否成功，影響到：一，香港自身的發展、二，香港和中央在「一國兩制」架構下的關係、以及三，中國大陸未來的政治發展；其影響是十分深遠的。所以我們必須以宏觀歷史的眼光來看待這項政治建設。

一、從香港自身發展看普選

隨着香港公民社會日益成熟，公民對政治參與的要求與日俱增，這種訴求是目前香港政治制度無法滿足的，以致頻頻出現政治危機，這些危機表現在：

1. 特首的認受性奇低，使香港出現管治危機。

回歸16年來的經驗說明，「小圈子」選特首的辦法，令到特首的認受性江河日下。早在曾蔭權時代，他在向中央提出改變特首選舉辦法時，已經指出，假如沒有普選，特區政府的合法性將受到質疑。最近林鄭月娥在提交特首普選諮詢文件後在接受訪問時也坦然承認，沒有普選，香港政府的管治將出現危機。

2. 各種深層次的社會矛盾無法緩解。

由於特首和特區政府缺乏合法性及認受性，因而難以凝聚社會共識，導致無法有效地解決各種深層次的社會矛盾，例如迫切的房屋、醫療、養老等重大的社會保障計劃，以及日益嚴重的貧富懸殊問題。與此同時，社會原有的核心價值如法治及自由，卻日漸流失。平時很少就政治問題表態的巨富李嘉誠先生也禁不住表示若果時光倒流他會出來從政。這個信號表明，各種社會危機已經到了一個爆發的臨界點。

3. 分離主義開始出現。

筆者參與社會運動將近50年，從來沒有見過香港出現「港獨」傾向。可是回歸16年，卻孕育了分離主義種子。出現「港獨」傾向，原因很多，但筆者相信是因為回歸以來，「四化」現象日益嚴重而有以致之。我所指的「四化」是：「兩制」漸趨「一國」化、意識形態大陸化、「西環治港」常規化、治港班子左派化。正是因為這「四化」，令很多香港人心情不舒暢，從而滋生分裂主義傾向。

所以，從香港角度看，我們需要普選，是因為我們需要一個有合法性、認受性的特首。

但是，在中共眼中，香港即將出現的普選制度，只不過是中共利用來排斥它不能接受的政治人物而已。何以見得？喬曉陽在今年初在深圳講述了為保證選出來的特首是中央認可的，必須設立一個「三級把關機制」（這個名詞是我概括出來的）：提名委員會把第一關、香港市民「普選」把第二關、中央任命把第三關。換言之，在這個三級把關的機制下，香港人翹首以待逾30載的「普選」，卻變成僅僅為保證中央屬意人物當選的其中一個工序。這同我們所希望的普選可謂大異其趣。假如我們看不到這個陷阱，我們設計出來的普選制度，就不可能真正解決香港面臨的上述三大危機。

二、從「一國兩制」角度看普選

「一國兩制」本身在政治上就存在着難以協調的矛盾，最簡單的例子就如大陸的政治禁區「七不講」中，很多都是我們這個社會的核心價值。在「兩制」中起「介面」（interface）作用的特首，能否平衡、協調兩制之間的政治矛盾，這除了考驗特首本人的政治遠見、道德操守、運作能力等主觀因素外，很大程度上也取決於權力來源制度。

中共一直不願意在香港落實特首普選，就是不願意見到一種植根於香港本土的政治勢力茁壯成長（這也是它不允許香港發展政黨政治的原因）。在實行普選前，中央的授權是特首唯一的權力來源，實行普選後，除了中央的授權外，理論上香港市民的選擇變成特首的另一個權力來源，他除了要聽命於北京外，也需要考慮香港的民意，因而在一定程度上會稀釋中央的授權，這是北京一直以來不願意早日在港實行普選的真正原因。

由於過去特首只需聽命於北京而可以無視香港民意，以致回歸16年來，不斷出現嚴重傷害香港這一制的措施而迫使港人採取激烈反抗行動，遠的如2003年粗暴推動23條立法、近的如去年明目張膽推動洗腦教育等。

所以我們必須從捍衛「一國兩制」的高度來看待這次普選。「一國兩制」是香港安身立命之所，其中「政治兩制」更是絕對不能含糊（這裏所說的「政治」，包括意識形態、精神價值觀、法制及法治制度等等）。守不住「政治兩制」，香港就什麼都沒有，香港就會逐步淪為一個普通的中國城市。

從維護「一國兩制」、特別是「政治兩制化」的角度來看普選，我們就更加需要建設一個保證能夠實現真普選的制度，防止普選變質淪為中共推行「兩制一國化」，特別是「政治一國化」的工具。

三、從中國未來政治發展看

香港同大陸命運息息相關。香港自從1842年登上歷史舞台以來，一直扮演着一個重要的角色，就是通過自身的建設，為中國的發展提供一個參考體系。這個重要角色，早在1860年太平天國時期就已經出現。當時的太平天國總理洪仁玕提出的政治綱領《資政新篇》，在當時的中國算是相當先進的思想。他就是借鑑香港的經驗寫成的。孫中山先生的革命思想，也是因香港而得到啓發。中國1980年代的改革，香港更是中國主要借鑑的地方。可以說，香港的最光榮歷史傳統，就是通過作為中國的參考體系這個角色，不斷默默地推動着中國走向現代文明。

從這個宏觀歷史高度來看，我們今天發展民主政治，將強化我們百多年來作為大陸制度建設中的參考體系的這個角色，我們在做，大陸同胞在看。只要我們成功地建設好一個落實真普選的制度，走出一條真正民主化的道路，就將對中國大陸產生不可估量的影響。

中共一直不願意我們早日實現普選，其原因也恰恰在此。關於這一點，前副總理錢其琛說得坦白。2002年6月他訪港時，曾經在電視上公開講過，「香港的民主步伐不能太快，太快了以後跟中國大陸脫節」。6月26日他又在《南華早報》重提此點，說「香港的政制發展不可能與中國的政制發展脫鈎」。所謂脫鈎、脫節，說白了就是因為中共怕香港的民主有實質進展時，會對大陸產生示範效應（也即是我們歷史上作為大陸參考體系的角色），增加大陸民眾對民主化的進一步要求，從而威脅共產黨的「一黨專政」。

從以上三層意義看，我們這次關於普選特首的制度建設，可說是任重道遠。每個真正愛國愛港的市民都應該為之戮力以赴、出謀獻策。 

李怡 - 終院裁決帶來港人本土意識新覺醒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3年12月18日

終審法院昨天裁定來港須滿七年才有資格領取綜援的規定違憲，再次挑動中港矛盾，昨午後，facebook即有人成立「召集10萬香港人反對批綜緩俾 『新香港人』」網站。網民留言儘管沒有甚麼人質疑香港的司法獨立裁決，但卻強烈反對《基本法》有關規定，認為政府提出為節省綜援開支的理據接近白癡，是導致終院作出這樣裁決的主因，而結果是由香港人埋單，對香港永久居民不公平。

終院作出的裁決依據是《基本法》第36條：「香港居民有依法享受社會福利的權利。勞工的福利待遇和退休保障受法律保護。」政府2004年定立新例限定居港七年的新移民，才符合申請綜援資格。終院認為這違反第36條規定，而政府提出節省開支的理據不充份，因為居港未滿七年人士申請綜援，對財政負擔影響微不足道。

《基本法》這一條規定的是「香港居民」而不是「香港永久居民」，後者須居港連續七年或以上，前者可取得香港居民身份證，但沒有居留權，因此沒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第36條給所有未有居留權人士享受有居留權的公民的社會福利，對永久居民並不公平，因為前者沒有對這社會作過貢獻。這幾乎是世界上大部份國家和社會的通則。

社會福利不屬於基本人權，政府有權酌情決定福利政策。《基本法》第145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在原有社會福利制度的基礎上，根據經濟條件和社會需要，自行制定其發展、改進的政策。」條文只限於「發展」和「改進」，就是說，只能增加福利，不能減少；就像公務員不能減薪和新界原居民的「傳統權益」必須保護一樣。《基本法》這些規定，都是當年為穩定香港人心的權宜做法，本不應該作為限制日後因應社會及經濟變化作政策調整的法律條文。不過，也許中國的所謂法律，本來就都是政治權宜，從來不會貫徹「法的統治」。

終院這次依足法律條文來裁決，從司法角度看是沒有問題的；但從社會情況來衡量，則問題太大了。

首先，這不僅僅是對非永久居民在綜援上鬆綁，而且會影響到對非永久居民在其他福利包括申請公屋的限制。公屋一般輪候都要三年以上。一旦非永久居民以《基本法》第36條再起訴訟，有這次綜援裁決作先例，將很容易勝訴。這樣，對所有居無屋或擠劏房的永久居民是多麼不公。

其次，雖說新移民申請綜援，對政府財政負擔影響「微不足道」。但如葉劉淑儀所說，先例一開，可能刺激更多新移民申領綜援。例如01年莊豐源居港權案，當時終審法院判詞指回歸43個月，只有1,900多名雙非兒童來港，但現時雙非兒童數目已達20多萬人，故難按現時情況，評估今次判決對社會未來的影響。

其三，一些想博取新移民選票或支持的政客說，大部份新來港人士均會積極工作，未必會申領綜援。協助綜援被拒者孔允明上訴的何喜華表示，孔允明多年來一直未能找到工作，只能靠有心人捐助度日。

真是如此嗎？今年5月高等法院駁回孔允明上訴時，法官指出孔婦在廣州擁有物業，兩名兒子有謀生能力，她並非是完全無依無靠的寡婦。況且社署有酌情權，可豁免居港規定而發放綜援金予有關人士。

香港有多少人在廣州有物業，兒子有謀生能力？她何以還要在香港申請綜援？但人性本貪，大陸人尤其是貪的極致。香港有綜援可拿為甚麼不拿？有公屋可住為甚麼不住？有關係跟公安當局買個單程證，或花錢來個假結婚，計算一下還是有賺。到港後隱瞞大陸家庭成員、財產和退休金，收香港錢，間中回大陸享受，這就是「新中國人」移居香港的「新香港人」，這就是跟腐敗的大陸搞的「中港融合」。

時代變了，大陸社會狀況和人的普遍素質與30年前不一樣了，《基本法》豈能不改？豈能不變？香港人還能夠容忍第24條規定「在香港出生的中國公民」都是香港永久居民嗎？能容忍第36條對香港永久居民福利的搶奪嗎？能容忍大陸作家韓寒指稱已在「骨子裏被埋下」「兇殘、鬥爭、貪婪、自私」的多數大陸人，由一個腐敗政權去篩選每天150人、每年5萬人來港移民嗎？

終審法院不錯是依法裁決，但這裁決會進一步帶來香港人的本土意識的覺醒，要求修改《基本法》甚至全民制憲，要求取回單程證審批權，摒棄「中港融合」，應是香港本土運動的新呼聲，也會是元旦遊行的新訴求。（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陳雲 - 香港舊時的通用中文

三文治   2013年12月17日

香港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至八十年代中期，報紙雜誌的中文，台灣文人都讚賞的。台灣出版家詹宏志在一篇評論「香港書展」的文章裡說（我看「香港書展」《明報》，二〇〇九年七月二十二日），他以前小學國文老師叫他們讀《讀者文摘》，因為文字清通，多看有助作文。後來他學會一種「讀者文摘體」，考試、作文比賽無往不利，投稿參加《國語日報》徵文比賽取得冠軍。他長大之後發現，「讀者文摘體」來自香港，是個奇怪的文字，沒有來歷，像烏托邦的文字，不是台式的中文，不是大陸的中文，也不是香港那種「三及第」的混雜中文（混合古文、白話和粵語）。

直到八十年代，他對文字有了感覺，聽到散文家思果的演講，才意識到這是一群居住在香港的文字菁英（林太乙、思果等一流的散文家），在一個奇怪的地方（香港），創造他們心目中理想的文字──不要有粗話、不要有俗話、不要有地方性，要使得這種中文到處可通，「裡面的白話文是沒有土地的白話文，獨特的飄在空中的語言，這個語言也影響過兩岸三地，它是一群菁英在香港的手工業工廠裏製造出來的，一流的散文家，但現在中文版的《讀者文摘》沒有這個力量。」

香港的公文，因為金文泰總督在上世紀二十年代提倡的古文教育，遵循王朝風格，區隔香港的文風和思潮，不受到大陸的民國共和革命影響。這是來過香港的大陸人或台灣人都感受到的，例如「非請勿進」的告示，大陸作家阿城就以為他回到清朝去了。然而香港通行的白話文為何能夠保存一種清通而不染土氣的風格呢？下面是我的推論：

1. 當時香港南下難民眾多，報紙雜誌的編輯、作者和讀者，來自大江南北，報紙雜誌的銷路更遠至南洋和美加的僑社，不期然會趨向一種大家可以妥協和理解的通用中文白話。小說的單行本可以有土話，但報紙雜誌是綜合刊物，必須照顧眾多讀者的語文習慣，總不能南腔北調擠在一起。

2. 南來香港的文人，以江南和廣東、福建一帶居多，來自京、津之地的少，江浙、閩粵的本地語言與白話文有所距離，故此作家寫作的時候，反而會根據明清的白話傳統，而不會直接採用五四時期的北京白話風格。這就是詹宏志所講的，香港的白話文，「是個奇怪的文字，沒有來歷，像烏托邦的文字」。它的來歷不是當時的、本地的，而是歷史的、華夏的，它來自白話文學的歷史基礎。這才是真正的「書面語」，根據書本的語言。再者，香港本土的「三及第」文字，已經滿足了香港本土市場需要，南來文人只能另闢蹊徑，寫另一種白話體。

3. 白話的創新載體是小說，然而當時香港讀者以城市工人為主，接受能力不高，市場的小說是通俗的武俠小說與愛情小說，照顧男女的讀者需要，大城市寫實的程度不高。武俠小說要用明清的淺白文言，愛情小說要用五四時代甚至晚清的言情小說語言，故此也無法支援香港白話的創新。然而，南北混同之下，也創造了一種帶有古風的香港白話文出來。

這種華夏社會大家都看得懂、大家都不會覺得厚此薄彼的香港白話文，我稱之為通用中文，common Chinese，是香港的獨特文體。我在本欄用的，也是這種文體。

孔誥烽 - 以公投及否決權體現港人意志

2013年12月16日

【明報專訊】政改諮詢和人口政策諮詢，關係到2017年行政長官「普選」辦法和未來中港融合下香港人口結構的變化，也關係到北京能否將香港納入完全掌控之中。香港的民主派與民間社會怎樣回應，將是一國兩制與高度自治存亡的關鍵。

政改、人口諮詢 關係兩制自治存亡

當初香港主權移交大局已定，香港人心惶惶，大部分精英與中產階級已經準備棄港逃生。在此局面下，北京唯有許下普選承諾，將香港在殖民地後期的法治自由體制保存，才避免1997年收回一個空城死城的困境。北京風光地收回香港主權之後，立刻面對怎樣兌現香港普選承諾的難題。這個題之所以難，是因為《基本法》的普選願景在1997年之後一直為反對運動提供一個理直氣壯的抗爭焦點，北京愈拖延，反對運動便愈激進化。而西方國家，不論它們是否真的關心香港普選，亦可以繼續以香港普選議題作為他們與北京交涉的一步棋。

北京不能赤裸撕毁普選承諾，便只好退而求其次，炮製它能完全掌握結果的「普選」。而炮製這種「普選」，板斧只有兩道：一是模仿中國1980年代以來由黨委提名，再交村民投票的所謂農村基層民主，設計一個北京決定候選人、結果萬無一失的假民主選舉；二是慢慢滲沙子，改變原有香港人口構成，植入北京較有能力影響投票取向的新選民，溝淡在1997年之前發展出抗京意識的原有住民及其下一代。

若這個從提名到投票都能被北京掌握的政治、人口改革完成，北京對香港的接收工作便真的大功告成。若改革得到立法機關內民主派的授權，以後香港的反對運動便難有繼續抗爭的凝聚點，國際社會對香港民主的關心，也再無介入點。這個「普選」體制，便將固定封存，直到2047年也不會有任何改變。

說現在同時由林鄭月娥負責的政改諮詢和人口政策諮詢，乃是關係香港自治與一國兩制存亡的諮詢，實不為過。因為篇幅所限，這裏只能談政改，等以後有機會再論人口政策諮詢。

佔中與公民提名論 成功施壓

反對派在年初提出佔領中環，增加民主派的談判籌碼，一開始便令北京如坐針氈，要在社會各界動員所有可以動員的輿論力量反制，證明佔中在給與北京壓力這個目標上，的確奏效。原來不少主流民主派傾向接受北京提名委員會，只想爭取民主派人士可以在提委會內獲提名，入閘參加普選，堅持公民直接提名的，絕無僅有。但後來學民思潮提出堅持公民提名，主動向各大民主派政黨挑機，堅持公民提名才成為民主派至少在表面上的共識。在公民抗命的手段和公民提名的訴求上，民主派總算沒有出現諮詢一開始便防線大崩潰的局面。佔中與學民的朋友，功不可沒。

有關佔中與公民提名，當然還有很多值得爭議的細節，例如為何當初何俊仁說願意以自己辭職發動全港各區均有票站、以全港選民為基數、衡量投票結果有客觀標準的變相公投現在消失了，改為投票結果很受街站數目與分佈影響、衡量投票結果較主觀的民間電子公投？要再商討多少次才算商討夠？繼名人飯局和Occupyccino佔中咖啡之後，還需要再整多少色水，才能算籌夠錢？佔中時要不要綁手？是用麻繩、尼龍繩，抑或手扣？公民提名，是像台灣那樣蒐集夠一定數目選民簽名便能自動成為候選人，抑或是有足夠人數簽名的候選人只能有資格參加泛民初選的間接公民提名？

在這些細節之外，這次在反對陣營內的政改討論，好像還很少聽到有關民主派關鍵否決權的討論。在歷次立會選舉，維持民主派三分之一議席關鍵否決權，一直是民主派選戰的重點目標。2005年民主派否決了政改，也迫使北京提出2017/2020普選的確切時間表。2010年民主黨在其他民主派不知情的情况下私自與北京談判，通過了政改，令民主派的否決權破功，即在2012年選舉遭到選民懲罰。但在這次政改討論中，民主派中人好像沒有多提以否決權作為跟北京討價還價的籌碼和拉倒的可能性。這是因為他們心底裏已經接受北京的最後方案無論怎樣也好過無，不能否決？抑或是上次民主黨私下談判之後，民主派已經不再相信泛民可以團結一致無人倒戈？

假普選不如拉倒

在市場議價的首要原則，在於讓對方知道你有價錢不好便轉頭離開的準備。若對方知道你不論怎樣也不想空手而回，基本已是不用談。在這次政改，若民主派能運用否決權拉倒假普選方案，讓2017特首選舉辦法原地踏步，那麼民主運動，起碼還有將抗爭升級的空間，國際社會對於香港民主進程，還有繼續關注的理由。

就算民主派這次沒有多談拉倒，我們也看到建制派心裏頗有顧忌。例如李飛訪港之後，親建制的陳弘毅教授便恐嚇，如今次政改方案未能通過，2017年未能落實普選特首，「可能2047年都冇普選，普選立法會亦遙遙無期」，呼籲泛民勿「孤注一擲」。但問題是，若通過的是假普選，那麼與繼續原地踏步，又有什麼分別？唯一的分別，便是後者將令反對運動進一步激進化、政府管治會更困難，北京要承擔沒有履行普選承諾的責任。

以往西方學界政界很多講述中共談判策略的經典著作，均一再強調，中共談判，總是原則先行，若對方接受了它提出的原則前提，目的已達。這個談判特色，在中英香港前途談判，以及民主派歷次與中共的政改議價中，不斷得到證實。這次政改展開諮詢之前，北京提出無中生有的機構提名和集體意志原則，基本上又是故技重施。

在北京的原則面前，為何民主派不能以拉倒政改、佔中真做、抗爭持續升級為後盾，以公投彰顯出來的港人意志為依歸，向北京提出自己的原則？泛民諸公諸婆，到底還有無勇氣與氣度，承諾絕不脫隊私下與北京談判，並明確宣示若原則不達，便不惜拉倒呢？

相反，若民主派一開始便抱着不願意拉倒的態度，那麼佔中、公投等，其實已不用多談。一旦假普選方案於立法會在民主派沒有運用否決權的情况下通過，則香港直至2047的大局已定。香港的民主運動，也可說氣數已盡了。

作者是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社會系副教授

余若薇 - 只要一人被奴役，所有人都不自由

明報   2013年12月15日

南非首位黑人總統曼德拉病逝，他曾為推翻種族隔離政策而坐牢27年，一代偉人，生榮死哀。中共政府一方面頌揚他是「享譽世界的政治家」，但另一方面崩口人忌崩口碗，痛恨境內網民及境外輿論把兩位諾貝爾和平獎得主曼德拉與劉曉波相提並論，美國國務卿克里更公開要求中國釋放劉曉波及停止軟禁其妻劉霞。

中共喉舌《環球時報》日前發表一篇英文社論，批評西方國家時常利用劉曉波攻擊中國人權紀錄、傳媒故意把劉曉波比作「中國曼德拉」。社論認為曼德拉奮鬥堅忍克服分歧，領導非洲人民消除種族隔離主義，因而得到諾貝爾和平獎，但劉曉波是一名衝擊政府、中國主流社會不認同的中國囚犯，頒諾貝爾獎給他，是嘲弄中國司法系統。

若真的要比較，曼德拉那種才算作「衝擊政府」，南非白人政府鐵腕執行種族隔離政策期間，曼德拉所屬「非洲人國民大會」訴諸武力抗爭，攻擊警察局、破壞電塔、真槍實彈游擊戰。劉曉波一介書生，寫文章、參與起草《零八憲章》，呼籲保障人權與言論自由，若這樣政府便受到「衝擊」，未免太虛怯了。劉曉波不用刀槍只用一支筆，便犯了「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重判有期徒刑11年。

劉曉波妻子劉霞更無辜，沒犯罪沒判刑，被軟禁在家超過3年，嚴重抑鬱，幾乎精神崩潰。支持者發起「2014關注劉霞年」，希望全球各地人士呼籲中國政府還劉霞自由。此外，每年聖誕，支聯會收集港人心意卡，寄給內地在囚異見人士，今年特別送給劉曉波和許志永。支援活動持續，因為相信「只要一人被奴役，所有人都不自由」，何况，被奴役的不止一人。

戴耀廷 - 合法性、正當性、認受性

明報   2013年12月14日

Legitimacy是一個複雜的概念，主要是與政治權力有關。這概念包含不同向度，至少包括法律、政治倫理及社會心理的向度。從它的中文翻譯，就可看到其複雜性。Legitimacy的中文翻譯，常見的有「合法性」、「正當性」和「認受性」。

「合法性」是一個常用的翻譯，其重點是法律的向度，在於權力是否按合法的途徑取得，這是最狹窄的理解。另一個翻譯是「正當性」，重點是政治倫理。按一些政治倫理的理論，合法的權力會被視為正當的權力，但若用其他政治倫理的理論，合法的權力未必是正當的。因此，政治權力是否正當，無論合法與否，完全取決於所依據的政治倫理的理論是什麼。「正當性」能帶出這概念更豐富的內涵，因而比「合法性」較好。且legality也是譯作「合法性」，故如果legitimacy也譯作「合法性」，會容易做成概念上的混亂。

還有一個翻譯是「認受性」，重點是社會心理的向度，在於權力擁有者是否被人們認可和接受他們是正當地擁有權力。與「正當性」不同之處，權力正當與否，不在於政治倫理的理論，只在於人們實際上是否認受那權力安排。只要人們實際認受權力，即使從政治倫理的角度看是不正當，對那些人來說，權力仍是正當的。舉一個例子，在中國皇朝時代，當然以現在的民主、法治的政治倫理去看，皇帝的權力是不正當的。但在幾千年的中國歷史，卻鮮有人會質疑皇權是不正當的。大部分人都實際地接受了皇權是正當的，反是持異見者會被人們視為是離經叛道。同樣，合法的權力會被認受，但卻不是必然。合法的權力可能不會被人民所認受，但不合法的權力也可能會被人民所認可，不然也不可能有革命的出現。

選擇哪個legitimacy的翻譯，可能反映人判斷政治權力是否正當的標準是什麼。那麼，特首是否legitimate呢？特區政府是否有legitimacy的危機呢？那就要看你用哪一個翻譯了。

李怡 - 言論自由的原則與界線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3年12月14日

言論自由的原則本屬常識，但看到梁振英對擲雞蛋和對立會議員警告將來不僅擲雞蛋而且擲汽油彈的回應，就覺得有需要對有關常識再釐清。不是為了給行騙長官上課，而是讓被他語言偽術矇騙的官員市民重溫一下。至於梁振英，他已權迷心竅聽不進任何不同意見了。

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一位大法官已為言論自由定下一個界線，這條界線就是會不會引起「明顯和立刻的危險」（Clear and Present Danger），如果會，這種自由就不在憲法保障的範圍內，他舉的例子是：一個人絕沒有自由在擠滿人的戲院裏大聲喊失火。如果危險不是「明顯」或不是「立刻」，就都屬於受保障的言論自由。

二戰結束後進入冷戰時期，美國發生著名的丹尼斯案。紐約州政府控告11名美國共產黨員，指他們在1945-1948年期間，組織共產黨，鼓吹在時機成熟時，盡速採取行動，以武力推翻美國政府。最高法院1951年裁決有罪，認為他們不僅是討論馬列主義，而且在「鼓吹」和「煽動」暴力，有明顯的危險，而「盡速採取行動」也意味立刻，故被告言論不在憲法保障範圍內。但大法官中也有反對這裁決的，其中大法官William Douglas的反對意見表示：美共力量極有限，在警察、軍隊等行業中的勢力微不足道，根本不會有「明顯和立刻的危險」；其次，他認為把「討論」和「鼓吹」作為界線是危險的，因為這意味着一個言論是否自由不在於言論本身，而在於說話的人的意圖，而意圖是看不見、摸不着、難證明的東西。他說，一旦走上這條路，就「每個公民的自由都受到危害」。

他這句話不幸言中了。丹尼斯案後，美國就進入麥加錫調查委員會的黑暗時期，許多被懷疑與共黨有關的政府官員和荷李活影劇作家都受到調查和迫害，其中包括劇作家阿瑟米勒。言論自由受到壓抑，減少了監督政府的功能，也使個人潛能和創意無法充份發揮。

但誠如法國歷史學家Tocqueville所說，「美國之偉大不在於她比其他國家聰明，而在於她有更多能力修補自己犯下的錯誤。」經歷白色恐怖猖獗之後，美國修正錯誤，1957年，美國最高法院審理一樁與丹尼斯案類似的案件，這次裁定，政府必須提出被告發表過與任何具體行動有關的言論的證據，結果因證據不足而判被告無罪。

甚麼是與具體行動有關的言論呢？一般地「鼓吹」以暴力推翻政府的言論，不是行動的一部份；警告有一天可能會出現擲汽油彈更與具體行動毫無關係。言論成為行動的一部份，比如說教人明天幾點鐘如何去攻擊警察局，這才是行動的組成部份。

其後，美國又有多次維護言論自由的裁決，其中最經典的，就是《紐約時報》刊登被竊取的「五角大樓文件」，被政府以危害國家安全為由禁止刊登，最高法院以6：3裁決《紐時》有權刊載，其中大法官Hugo Black說出一句經典名言：「出版自由的最大責任，就是防止政府任何部門欺騙人民。」他認為《紐約時報》不但無罪，而且應該受到讚揚，揭露美國介入越戰的真正原因，正是建國元勳對新聞的「期望和託付」。

言論自由不僅限於講話、寫文章，某些行為也屬言論表達的範圍。比如越戰期間，美國有些青年為了抗議越戰，公開把徵兵證燒毀。美國國會通過法律，規定有意毀壞徵兵證可判刑5年。但1965年最高法院裁決，燒徵兵證的行為屬於言論，因為一個人如果要毀壞徵兵證，可以在家中燒毀，他公開燒毀就是要表達反對打仗反對徵兵，是言論自由的一種表達方式。其後關於焚燒國旗也作出類似裁決。

除了言論作為行動的部份會受限制之外，言論自由的另一限制是對掌權力者的限制，比如財經官員不能評論股市，政府官員不能說是否買樓的時機，因為這對市場會造成影響，實際上是干預了自由。同樣，對於泛民議員批評港府將中央官員講話當金科玉律，梁振英問：是否要完全不理中央官員的意見？建制派議員說，難道中央官員講話都沒有自由？答案應該說：正是。道理和財經官員不能評股市一樣，因為中央擁有權力，他們的話不屬言論而是政治行動的一部份，是用人治干預香港的法治。

結論是：擲雞蛋和警告會有汽油彈，都屬於言論自由；中央官員凌駕香港法治的意見，則是伴隨行動的非言論自由的部份。梁振英說不姑息的，是言論自由；要言聽計從的，不是言論而恰恰是政治行動。（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長平 - 廢除非法監禁

香港蘋果日報   2013年12月12日

劉霞生活在荒謬之中。她是一個詩人、攝影師和畫家。但是除了幾個直系親屬，她不被允許和任何人見面。無論去到哪裏，員警總是如影隨形。她家樓下的進門過道上，永遠有兩個看守。

即便按照中國「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的法律，她也未能遭到任何犯罪指控。當局就這樣理直氣壯地，公然剝奪一個合法公民的人身自由。僅僅因為，她是劉曉波的妻子。劉曉波因為起草《零八憲章》，被判刑繫獄。劉霞據稱在幽閉的環境裏患上抑鬱症，但是她不敢去看員警指派或監督的醫生。對於很多異議人士來說，中國的精神病院，就是另外一種形式的勞教所，更是沒有刑期的牢獄。她在詩中表達「我想去有光的地方」，卻又捎話讓朋友們不要來看她（其實只能站在樓下和她打招呼），因為受到員警的威脅。這比坐牢還不如。按照中國法律，朋友也可以申請探望獄中的服刑者。

生活在這種荒謬中的人不止劉霞一個，而是成千上萬。非法監禁被中國政府廣泛使用於異議人士及其家屬。《零八憲章》另一位起草者張祖樺，一直被非法監禁。因在東京成田機場抗議三個月終得回國的維權人士馮正虎，回國即遭非法監視和軟禁，已三年有餘。去年底，馮正虎向上海市第二中級法院提起行政訴訟，但至今未予立案。人權活動者胡佳，但凡「敏感日」即被員警上崗，以家為牢。盲人律師陳光誠因為底層維權被入獄，出獄更被上百名員警和打手日夜守候控制，直到2012年奇蹟般避居美國。還有大量不甚知名的異議人士及其家屬遭此命運，甚至有孩子不讓上學。

這不是監視居住。法律意義上的監視居住，是指已經觸犯刑律、應該逮捕的人，由於生病、懷孕等各種原因不便逮捕，由警方限制活動範圍，掌握行蹤，便於繼續偵查，等候法律裁決。而且監視居住有時間限制，最長不得超過六個月。

這也不是收容審查，不是勞動教養。這兩項臭名昭著的制度，在人神共憤的怒潮中，分別於2003年及2013年廢除。它們的荒謬之處在於，未經法律審判，公民即可被剝奪人身自由，甚至被強制勞動改造，成為當局任意迫害上訪者、法輪功練習者和維權人士的方便武器。然而，非法監禁比這兩項制度更加惡劣。這兩項制度有法律文本，有執行程式（雖然常常有等於無），而且有確定的期限。

是的，這就是非法監禁，赤裸裸的非法監禁。中國法律不僅不予支援，而且諷刺的是，《刑法》中還設有非法拘禁罪。憲法規定，「禁止非法拘禁和其他方法非法剝奪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刑法規定，「非法拘禁他人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剝奪他人人身自由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剝奪政治權利」，「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利用職權」犯此款罪，從重處罰。事實上，這些非法監禁都來自「領導指示」。

收審和勞教被呼籲廢除了，更惡劣的非法監禁何以續存？從表面上看，因為它沒有法律文本，專家學者無處下手。其實，更因為它多被用於異議人士，體制內的專家學者望而生畏，甚至避之惟恐不及。當局更是厚顏無恥地對外否認它的存在，國際社會催迫無力。一個無恥的現實，就在大家的共謀下悠然自樂。

長平
獨立評論員 

添馬男 - 羞辱門

中門大開   香港蘋果日報   2013年12月12日

自從路姆西熱潮大爆發之後，不論性別、年齡，大家都借粗口諧音去羞辱梁振英，公眾反應可分兩派：一是盡快投人羞辱梁熱潮，搶購到路姆西者立即帶佢周圍去自拍出post，畀啲朋友睇睇；另一派認為不過係網絡小學雞行為，咁大個人仲玩粗口諧音。我係支持丟路姆西派，表面睇食粗口字係小學雞，但成件事背後意義係「羞辱」，唔係憤怒掟蕉、掟飛機、撕文件、掃枱，重點係羞辱。

比政治攻擊更有力

任何政治領導，由於掌握權力，可以動用軍警，人民總有畏懼，除非民眾已憤怒到極點，上街不畏鎮壓，就像八九年東德萊比錫市民不畏昂立克殺無赦警告，遊行至社會黨部，最後憑勇氣打倒強權。但大部份情況下，市民係冇呢種憤怒同激情。要摧毀一個政客權威，羞辱往往更有效，因此才有兜口兜面「給」蛋糕、掟番茄、雞蛋、鞋，志在羞辱。03年阿諾舒華辛力加在競選活動中蛋，件西裝污糟咗，記者問佢反應，佢話掟蛋條友仔仲欠佢一塊煙肉，大家都引述呢句以示佢嘅政治智慧，但阿諾跟手講美國民主核心價值。政客之所以要談笑用兵，唔係為咗有型，而係要避免陷入被羞辱嘅角色，因為越係疾言厲色反擊，就越反映出因被羞辱而憤怒，反而令自己陷入羞辱門之中。

最重要當公眾知道你會因被羞辱而憤怒，其他人會跟着用羞辱方式對付你，因為work，有反應。而家路姆西事件後，當梁出席公開活動時，各式各樣羞辱事件會上演。呢種集體行動會擴散，而政客甚至是軍事強人、獨裁者嘅權威會立即消失，可以講羞辱比政治攻擊、道德攻擊更有力，有一種downgrade對方功能，當人人「罵娘」時，佢講嘢仲邊有權威可言，外面冇，更大鑊係政府內部更加冇，你話點管。

緊接丟路姆西事件後，翌日輪到中大50周年晚宴，梁一上台發言，50個學生集體離場抗議，到周三西九建築雙年展活動，一班藝術家又搞路姆西飛行比賽，保安阻止進場，總之每次活動都神經兮兮，進入戒嚴狀態，因此又會引起更多衝突。而梁又會升呢對付媒體，將矛盾再擴大，令到人人厭惡為止。

政客應對羞辱行為，要反客為主，猶如拳擊手在擂台中拳，幾痛都扮冇事，仲要笑笑口攤開雙手向對方表示：「喂，乜就係得咁細力」，此乃心戰入門。當人人以丟路姆西方式羞辱梁特首時，此禁忌一打開，就返唔到轉頭。

一個內地亂譯名字嘅童玩，成為香港人集體羞辱梁振英行動，反梁已經又進入另一階段！

李怡 - 行騙長官把市民的憤怒推向暴力邊緣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3年12月11日

時近歲晚，若要為2013年的香港選幾個潮語的話，可以毫無困難想到的就是：「一男子」、「三個字」和最新出現的「路姆西」。幾個潮語所代表的，正正是香港政治生活這一年來的重要變遷。

「一男子」的出處，是在獨拒發給「香港電視」免費牌照中，政府說是行會根據「一籃子因素」的決定，但行會成員若不是沒有回應就是含糊其辭，行會召集人林煥光說「行會成員只是顧問身份，最終決策由特首作出」，於是香港人就將「一籃子因素」戲稱為「一男子因素」，認為是特首梁振英個人的政治決定。

「一男子」的出現，意味着行騙長官已從行會的共同決策，變成他這個「一男子」的獨斷獨行。《基本法》關於「行政長官如不採納行政會議多數成員的意見，應將具體理由記錄在案」的規定也被束之高閣。而立法會在審議引用特權法調查發牌事件時，有建制派議員在中聯辦發功之下，竟然自稱違背良知而投反對票。於是行會和立會對特首的制衡也就全面破功。香港剩下可以與「一男子」抗衡的，只有力度也被大幅削弱的司法和媒體了。

「三個字」的出處，是今年10月，盛傳前民主黨中常委馮煒光接任新聞統籌專員。馮回答傳媒查詢時說：「我只能答三個字：不予置評。」訪問播出後，「三個字」成為社會笑柄。議員郭榮鏗在特首答問大會上，指免費電視發牌「三個字：黑箱作業」，立即引起哄堂大笑。其後，許多政圈中人都拿「三個字」取笑，連立法會主席曾鈺成在市民反發牌遊行後出席電台節目，也說，對政府而言，「我只能講，『三個字』：不能漠視」。

倘說「三個字」只是馮煒光一時失言，或反映他連三與四都會數錯的無能的話，那麼，他在10月的訪問中自詡「白宮發言人」，就不僅是智力失調，而且是識淺言誇、自視超高到駭人聽聞的程度了。任命說出這種話的人，不僅是對新聞統籌專員這個職位的侮辱，也是對任命者自己的侮辱，其實是對香港和香港人的侮辱。對照馮煒光自公投以來一連串自閹言論，於是有人稱之為「自宮發言人」。

在社會一片嘲笑和諷罵聲中，稍顧念一下政府和特首自身的低民望，都不會任命這個「自宮發言人」了。但行騙長官似乎有意挑戰民意，竟我行我素。

「三個字」潮語的出現，意味着行騙長官已視民意民望如無物。董建華時代還想干預一些民調。梁振英已厚顏無恥到民意管他娘了。香港政治墮落到了一個新階段。

於是「路姆西」出現。全港瘋搶「路姆西」，使這個廣東話粗口諧音的「路姆西」成為香港反行騙長官和反政府的標記。有國際媒體說「路姆西」是港人以黑色幽默「苦中作樂」，反映社會對政府施政不滿，以及對一人一票選特首的渴望。筆者認為更準確地說，是反映市民的無奈與無望。一般批評特首和政府的中產者，本是反感說髒話的，現在包括中產從政者和藝人都捲入全城瘋搶中，說明市民對香港政局的憤怒已到達「唔講粗口唔得」的地步了。梁振英所作所為激怒越來越多的香港人，丟「路姆西」隱示着社會接近暴力邊緣。

上周末的擲雞蛋風波，「中蛋」的曾俊華幽默輕鬆回應，反而梁振英則厲詞譴責，還說要依法追究。許多評論認為這顯示二人的修養風度。但擲蛋不能傷人，只在於侮辱。因此更重要的含意是，曾俊華知道擲蛋不是針對自己，只是誤中副車，所以輕鬆；梁振英知道是針對自己，所以強烈譴責，而且不要曾俊華回應，要自己回應。其後社民連也為此向曾俊華道歉。梁振英搶回應本身，證明擲蛋要羞辱他的目的已達到。

擲蛋不是暴力，前日黃毓民在立會說等着來的不是擲蛋而是擲汽油彈，也不涉暴力恐嚇，因為說到底這只是言論而不是緊接着有行動。但從「路姆西」、調理農務蘭花系等的出現，隨後的擲蛋，的確顯示行騙長官不斷挑戰市民的忍耐，正努力把市民的憤怒推向暴力邊緣。（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Vic - 無聊筆記：王榮文與洪蘭

2013年12月9日

一、王榮文的中時投書

王榮文 - 洪蘭教授的翻譯人生

中國時報  2013年12月7日

洪蘭教授的翻譯人生，我有開啟之功。因緣起自大學時代我任政大教育系刊《杏壇》總編輯，發掘了吳靜吉、曾志朗、鄭石巖等學長，他們後來都成了我生命中的貴人。遠流創辦5年後，我第一次遊美國，住進不曾謀面的曾志朗洪蘭家。我們彼此交換年輕的夢想，分享工作和研究的美好，那幾天的相處竟然成就了一輩子的情誼。

洪蘭第一次動筆譯書是與曾志朗合譯《心理學實驗研究法》，遠流1989年出版。之後1993年她獨力翻譯Henry Gleitman 80萬字的《心理學》教科書。當時他們專注在大腦科學研究和教學，翻譯的心情是做為大學心理系老師的使命感。2002年《科學人》創刊，我邀請曾志朗每期撰寫「科學人觀點」，11年來未曾間斷。

洪蘭的生活比曾志朗更嚴肅，除了研究教學，她把所有的時間用來推廣閱讀、分享新知。演講、翻譯、寫專欄，上山下海，精力過人，匪夷所思。因為她到偏鄉演講，認知一個台灣兩個世界，她拿父親洪福增律師所留下來的錢默默地幫助原住民部落小孩。國科會的計畫我不清楚，我清楚的是：洪蘭潔身自愛、律己甚嚴。她自己出錢出力，更用實踐力感召知音一起行動。政府機關要不要借力使力，那是另一個層次的問題了。

回到翻譯，由於她認為21世紀是大腦科學的世紀，1999年我請她主持「生命科學館」，負責選書譯書，有系統地把國外認知科學的新著介紹到中文世界來。條件是我繼續替她集郵，30年來我一直把別人寄來遠流的郵票撕下來送她。她因此甘心犧牲睡眠，半夜三更，一個字一個字地把譯稿寫出來。我欽佩她願意為像我一樣英文能力不足、科學常識不夠的國民付出額外的勞動，在她熟悉的科學領域無私地貢獻了將近1千萬字的譯稿。她和康樂博士夫婦為《韋伯全集》所做的努力一樣令我動容。他們才是台灣珍貴的資產，他們都是可以比美林琴南的大翻譯家。

翻譯要求信達雅，何等不易。洪蘭的譯文當然可受公評，出版社的把關可以再被要求。讀書人對每本書、每個作者都可以見仁見智，讀出自己的天堂，但罵她的書是黑心商品，明顯侮辱人太不足取。至於她的手寫譯稿，每一本都經過編輯的手收存，也許我應該替她在華山遠流別境辦個展覽，讓大家瞧瞧！（作者為遠流出版公司董事長）

Vic：我先前對洪蘭為何可以翻譯那麼多重要著作很疑惑，如今都明白了。我現在的疑惑是，王榮文會不會因為「英文能力不足」，因此無從判斷洪蘭譯作的好壞？還是以他「讀書人對每本書、每個作者都可以見仁見智，讀出自己的天堂」的觀念，洪蘭亂譯一通又如何？反正書賣得很好嘛。

二、中時網路讀者的精彩留言

額葉：所以，遠流這麼大的出版商，看來也毫無反省之心。你們賣的是書，是讀者花錢去買的，你們竟然不是想賣最好的翻譯書，而是私心推廣自己朋友翻譯的爛書，瞎挺。重點是，洪小姐翻的每一本原著，都是大師級的經典，她翻譯書難道你遠流不給酬勞，她當志工來翻的嗎??有沒有責任感啊!還敢講心理學實驗法那本，用功的學生都去讀原文版，那本翻得也很糟。你要幫她展覽? 真正的好友不是這樣亂挺，台灣多的是優秀的翻譯人才，你們獨鍾這個人，沒有私心才怪。如你所言，最後她的書就是一群沒有科學知識，英文又破的人在讀，這樣就叫做推廣科普??腦子有洞嗎~自己先去照MRI吧!

天涯過客：洪蘭之所以面臨今天這種尷尬的局面，王董難辭其咎。你以私害公，十來年前就不聽勸告與批評，賦予洪蘭自由選書與譯書的權利，才會讓她一本本不及格的譯書一再出版，終至人人喊打。如今王董不思己過，反而以此自詡，讓人難過。翻譯不是沒有功勞有苦勞的工作，更不是誰想做就能做得好的。洪譯的問題實在太多，不只誤讀、錯解與遺漏而已，不懂裝懂，才是致命傷。真誠希望王董不要再助紂為虐了。

有過不少專家學者下海，譯過一兩本書就停了；其中不乏自知之明者，曉得翻譯吃力不討好，於學術生涯無補，但更多是出版社學了乖，曉得學術名氣不等同翻譯能力，經常花了最高的譯稿費請某些學者翻譯，成果卻慘不忍睹，還得忍受延遲交稿、不準改稿等閒氣，這也算是自然淘汰的機制。但洪蘭卻是反淘汰的特例，原因只有一個，就是曾洪夫婦與王董事長的交情。如今｢洪蘭現象｣已然造成，可惜是負面多於正面的，王董能無憾乎？

Pelleas Chen：所以洪蘭並無假學生之手來成就那些不信不達不雅的譯作。那董事長大人勸勸她別再翻了。這樣會害到我們的下一代的。出版是良心事業。翻譯不是只有熱情肯熬夜做就夠的。

gary：王董事果然是上市公司創辦人，行文避重就輕，面面俱圓。更靈活運用欲擒故縱、欲拒還迎這兩套上佳公關手段（試問又有誰會那麼不留情面，要求出版社已原稿手稿示眾？），把事情淡化得一乾二淨：君不見洪大教授此等『匪夷所思』的神人已為大眾犧牲了許多心力、許多時間、許多金錢了嗎？為何大家還執著『信達雅』此『何等不易』的要求呢？別忘了很多國民都像王董事『一樣英文能力不足、科學常識不夠』，所以我們得慶幸竟然有人肯花時間『無私地貢獻』（即使曲解漏譯纍纍亦然）。不懂得『欽佩』，還要用『黑心』一語詆毀『付出額外的勞動』的天人，實在是大大的『不足取』！

可是，王大董事長，假使『黑心』一詞真的過火了，也不代表洪教授的行徑值得讀者諒解。因為大家不是白痴或文盲，我們：一）即使能原諒譯者文筆不順、誤解原文，也無法將譯者略過或省去原文（甚至不時隨意添加字句）這種嚴重過失置之不理；二）即使能體恤譯者的本科不是英文，也無法理解為何譯者連其專業的通用辭彙也會弄錯；三）即使能當『快思慢想』、『語言本能』為閑書，也無法原諒譯者作業時根本沒有考慮過有誤、不當的資訊會對我國眾學子帶來如何大如何嚴重的不良影響！！

更何況，從洪教授的第一本譯作起，已經不斷有專家學者批錯和糾正，可是她屢勸不改，似乎還愈來愈嚴重，錯處離譜得令人懷疑出版的書是否她的初稿。（至於『出版社的把關』云云，大家看完了王董事一文後，還會覺得遠流的編輯有批改洪教授文章的膽量嗎？）對，洪教授的確是經驗老到（但如果一貫的做法被人詬病，那些經驗又是否值得？），而且成事神速（王董事有否想過這可能是個大問題？），但她始終是由收稿酬的，說什麼也要有一丁點的責任感（廁紙生產商也自設品質檢定，更何況是很多大學生啟蒙書？）

如此等等，並不是一句輕描淡寫的『讀書人對每本書、每個作者都可以見仁見智』就可以令人信服的。我們對志願工作者也會有一定的要求和期望，更何況是位『潔身自愛』、『律己甚嚴』的『大翻譯家』呢？

創作與翻譯的分別：王先生在文末提到「每個作者都可以見仁見智，讀出自己的天堂」，可惜「每個譯者卻不能夠隨心所欲，扭曲作者的原意」，如果恣意揮灑是遠流對原著翻譯的精神的話，讀者們在挑書應該要慎選出版社了。

Cello：遠流出版了多本洪蘭劣譯，既不能把關於前，又不能亡羊補牢於後，如今還拿老早過時的林琴南為自辯之辭，真令人齒冷！

Guest：有熱情不等於有能力。要做正確的事情需要的是足夠的能力！空有熱情又如何？沒有能力一樣只是誤導大眾！或許嚴以律己也只是個表象吧？在無關緊要的小事上嚴以律己，但在會影響社會的大事上卻胡來，這根本就是偽善！

不吐不快：大出版社的老闆竟然寫出這樣的文章, 我若是在裡面工作的人, 真的會很不好意思.

翻譯出錯的事已有多年早不是新聞, 洪女士在出版社的地位不動如山, 原來後臺這麼硬. 而且, 鬧出華人圈裡的笑話 (英文不用很好都知道翻錯漏翻), 王董事長還打算在華山遠流別別境展覽翻譯的 "手稿", 還將比美 "大翻譯家"? 王董事長真的只是披著文化外衣的商人, 而且沒有因在這個行業裏多年而有所進步.

王董事長難道不知道很多譯者是兢兢業業的推敲原文, 花額外力氣查證自己沒有把握的字句? 對洪蘭都可以捧成這樣, 對旗下優秀的工作者, 希望您也能同樣的對待.

Vic：看了這些留言，我想到一件事。如果是不上網的人，只在實體《中國時報》上看到該報接連兩篇替洪蘭辯護的文章，看不到這些網友的留言，他們的想法應該大不一樣吧。數年前看到李家同說他不明白為什麼會有人要寫blog，他顯然認為這種不經傳統媒體編輯把關的「自說自話」沒有什麼價值，不明白自由表達和資訊自由流通的重大意義。傳統媒體的編輯當然有其價值，而且文章在傳統媒體刊出影響力一般較大，但無可否認有很大的限制；簡單舉個例子，譯人譯事（G+）上的兩份洪蘭譯作勘誤（洪蘭譯《語言本能》中文非正式勘誤表；從洪蘭的誤譯學英文），很難出現在傳統媒體上吧？

三、王榮文其人

香港《信報》創始人林行止曾在懷念遠景出版公司創辦人沈登恩的文章中，提到王榮文，摘錄如下：

一度和筆者較為熟稔的王榮文──登恩的前「拍檔」（合夥人）──在香港回歸問題興起後，自行在台灣註冊了一家《信報出版社》，在當時的政治氣氛下，友人間有人建議而市上亦曾傳聞《信報》將到台灣發展，雖然筆者從無此意，但王君在台註冊信報究竟是捷足先登、還是截斷《信報》的退路，筆者不敢妄斷；只是《信報》當年若要赴台灣發展，便先要通過已註冊《信報》的王君一關，王君是以精明稱著的書商，此關之不易通過，當可斷言。登恩對王君在台灣註冊《信報》事，顯然知之甚詳，可是他從未向我透露，他雖知筆者並無赴台辦報之意，卻經常提到當地新聞界的情況非常複雜，直至筆者多年後從其他渠道得悉《信報》在台已有註冊登記一事，詢之登恩，他才和盤托出，說王君是他的「老朋友」，若非筆者問起，他不會說他的「壞話」。登恩兄如此維護已拆夥的老友，也許王君本人毫不知情。（全文連結）

相關文章：Vic - 為何還要替洪蘭的劣譯辯護？

郝建 - 鐵窗外的妻子

星期日生活   2013年12月8日

【明報專訊】她是一個小有名氣的詩人、攝影家、美術作者，三年前，她的丈夫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但是，丈夫和妻子都不知道，在他們自己的祖國，這帶來的絕不是掌聲和讚許，而是更可怕的噩夢、更嚴酷的非法控制和精神折磨。這種壓力，更多的不是落在已經身陷囹圄的丈夫身上，而是落在鐵窗外這個瘦弱又疾病纏身的妻子身上。

自從2010年10月8日劉曉波獲得諾貝爾和平獎那天開始，他的妻子劉霞就被非法軟禁，幾乎處於單獨囚禁的境况中。她只能見到幾個直系親屬，到任何地方去，警察總是如影隨形，每次探視劉曉波也必須由警察開車送去。她家的樓下的進門過道上擺放着一個破舊的長沙發，永遠有兩人以上在那裏看守。朋友們去試圖探視，總被強力阻止並遭到威脅。

更加雪上加霜的是，她弟弟又因為一件經濟糾紛被法院判以詐騙罪名處了十一年徒刑。根據劉霞的律師尚寶軍的分析，看管劉霞的警察把這判決當做是對劉霞見到美聯社記者和我們幾個朋友衝到她家探望她的懲罰。我認為，劉霞的弟弟劉暉被判十一年肯定有政治因素的影響，當局就是用這種株連的方法向劉霞和劉曉波施加壓力，以圖把他們驅趕出中國。本來，劉霞只是忍受丈夫遭受牢獄之災的痛苦，弟弟被判之後，她就更加陷入對自己父母和弟弟家人的極度內疚之中。以我對劉霞性格的了解，面對這些內疚和壓力，她又不會去跟劉曉波述說，會見時又要強忍淚水，向他描述一切如常的假象。劉霞把所有的痛苦和糾結都擠壓進自己內心。

那生活狀態漢子也難承受

就我偶爾看到她的狀况和從莫少平和尚寶軍律師那裏得到的情况，劉霞處於精神頻臨崩潰的邊緣。對此，我和朋友們極度擔心憂慮。劉霞本來就是一個性格內向沉靜不多言的女子，她一個人過馬路時都戰戰兢兢，頗為膽怯。現在，她一個人處於幽閉狀態中已經三年多，朋友們說起這事都會被焦慮擊倒。在此等高壓狀態下生活，就是我們這些飽經憂患的男子漢也難以承受。

她腦子有兩個劉霞

三年多以來，我極艱難地看到她幾次，就從這短暫的接觸看，她的精神境况都每况愈下。由於她家被嚴密看守，我和朋友有時只好圍着她家樓下朝窗子嚷嚷。偶爾她會出現在窗口跟我們說幾句話。去年12月初碰巧看到她一次，那時她還能跟我們說幾句話，還能跟劉荻在樓上下彼此學貓叫，因為小劉荻的外號叫老鼠。那次她聲音裏還偶爾露出笑意。去年12月28日劉曉波的生日那天，我與徐友漁、胡佳、劉荻等朋友推開樓下的看守衝到劉霞家，可那次她的狀態跟月初比就更為緊張、恐懼。她流着眼淚抱住徐友漁，說不出一個完整的句子。徐友漁只能大概分辨出「我們全家的身家性命……都在他們手上」。說話間，看守已經衝上來，擔心看守會給劉霞造成更多壓力，我們只好在糾結的心情中趕緊離開。今年春節後，我跟徐友漁又在樓下從窗子裏偶然看到了劉霞，我們輕聲喊叫她，可這時她已經說不出話來，看着我們只是哭泣。我們每次去看望她都問她是否會給她帶來警察的迫害，她有時說擔心會給我們帶來麻煩，在他弟弟被審判前後，她又讓莫少平和尚寶軍律師帶信，讓朋友們不要再去看她。劉霞本來就睡眠不好，經過這三年的幽閉生活，她嚴重失眠。她跟律師尚寶軍說過，自己腦子裏有兩個劉霞，一會這樣想，一會那樣想。從這些症候看，劉霞一定極為憂鬱，甚至患有較為嚴重的心理疾病。今年8月，劉霞的弟弟二審在北京懷柔區法院開庭，我一早就守在法院門口，想跟她說句話，或是做個手勢給她點安慰。可是劉霞那天沒去成，半路上就手腳冰涼，胸口難受，趕緊回家去了。

因為她曉波變溫潤堅韌

劉曉波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絕對少不了劉霞的影響。1980年代劉曉波以「黑馬」著名馳騁中國文壇時，他的情緒衝動和觀點激進是有名的。可是在1989年六四慘案以後，劉曉波從監獄出來，他的文章卻愈寫愈溫和、理性，他貼着人情事理和邏輯講話，貼着中國現實講話。他的學養訓練和平實講話，實話實說的風格在他以後的政治、社會評論中愈來愈明顯。奇怪的是他這個人也跟文章一樣，愈來愈溫潤，愈來愈堅韌、處變不驚，而在寫作和日常生活中，他那份激情和準確、犀利還在。我認識的人中，很少見到性格變化這樣大的。朋友們私下裏議論過這事，大家一致認為劉曉波的變化受到妻子劉霞很大影響。劉霞這人性格十分平和、沉穩。1990年代中期，為了能夠看望劉曉波，劉霞堅持跟政府要求，到監獄去與劉曉波辦了結婚手續。可劉霞這人也有夠討厭，我們邀曉波搓飯或者到昌平爬山、吃烤魚，她總不來，自己在那畫油畫，做攝影。劉霞的油畫色彩感覺挺好，用色比較簡單，用偏中性色多些，用色不是很猛，構圖上則常常好弄個破格。劉曉波被捕和獲獎後各大媒體用的照片都是他的妻子劉霞拍的。2006年我到巴西去搞一個電影策展，問劉曉波要帶點啥，他只要帶幾個醜娃娃，劉霞做攝影作品有用。我買回來幾個好看的布偶娃娃，曉波說不對，不夠醜，後來看到劉霞的那一組拍娃娃的攝影作品，才明白她是有本事審醜的。劉霞喜歡喝葡萄酒，我喝酒過敏，朋友送給我的葡萄酒幾乎都送到了他家。

朋友探望成為她的過錯

至今記得這個日子，2008年12月10日得到消息說曉波被捕，打電話給劉霞，說不出安慰的話。劉曉波被捕後，同事崔衛平來電話問我有什麼看法，答曰：「對他的文章徹底門下走狗；我對憲章完全同意，一個字都改不動。好像他自己也沒想到會因《零八憲章》入獄。我也沒想到，這次審判居然成了巨大的脫敏事件，人們紛紛對政府的殘忍和昏庸說話。」那一陣，許多人都接到崔衛平的「午夜凶鈴」，大陸文化界許多人在歷史中留下了自己的聲音。

之後劉霞的電話就再沒打通過，本來那個月初我跟她約好送她去錦州看曉波的，當時我給曉波買了三箱兩個牌子的八寶粥，買兩個牌子是要看看他喜歡哪個口味的。三箱八寶粥還在我的汽車後備箱裏。也不知什麼時候能交到劉霞手裏，更不知道我什麼時候能見到劉波，好想擁抱一下他。

2010年10月10日劉霞去監獄見到劉曉波。得知自己獲得和平獎，曉波惦記的是天安門母親和死難者，他傷心痛苦地哭泣，他說這個獎屬於六四亡靈！

轉眼間，劉霞被幽禁已經三年多。2013年春節前，我向聯繫我的警察提出書面要求，請求准許我在春節期間去看望劉霞，但是依然受到禁止。可讓我吃驚的是，最近劉霞自己又讓律師帶話給我們，不要再去看她。這顯然是受到了警察的壓力，把朋友去看她承認為她自己的過錯，主動地去幫助警察把自己與世界隔絕起來。她的內心恐懼感是多麼強烈才會做出這種表示！

我對劉霞的精神和身體狀况極為憂心如焚。在此，我向中國政府和北京市有關部門呼籲：立刻解除對劉霞的非法拘禁，讓她自由地就醫，自由地會見朋友，自由地開辦畫展。如果劉霞在高壓之下有個三長兩短，這首先是劉曉波和劉霞朋友們以及中國公民的恥辱，同時也是中國政府的恥辱和罪行！

文 郝建

編輯方曉盈、鍾家寶

Vic：劉霞何罪之有？劉霞的遭遇，拷問全體中國人的良心。劉霞與劉曉波不得自由，中國人就是一個恥辱的身份。

陳婉容 - 若曼德拉是英雄，阿拉法特呢？

星期日生活   2013年12月8日

【明報專訊】曼德拉走了，終年九十五歲。

高山仰止的偉人殞落，舉世同表哀悼，所有媒體的訃文對這位南非自由鬥士都是一片讚歌，電視新聞上重複播着曼德拉出獄時受到的夾道歡迎。案頭上那一本二手的。書脊上折痕纍纍的曼德拉自傳Long Walk to Freedom，就如此被壓縮成三分鐘的新聞畫面，彷彿曼德拉的一生可以用簡單而直白的三個形容詞概括：「奮鬥」、「堅持」、「成功」。曼德拉跟馬丁路德金一樣，在我在書本與名人傳記中初識何謂不公義的童年時代，是我舉目仰望的偉大人物。也許生來有理想主義基因的人，總是特別無法忍受差別與歧視，對於弱勢有着無可救藥的同理心。而今時今日，曼德拉的確跟馬丁路德金一樣，成為了道德感召的代名詞，偉岸的，理想化的，不可觸及的聖人典範。

在對曼德拉的一片歌頌聲中，不少阿拉伯世界的媒體都登出曼德拉跟前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主席阿拉法特（Yasser Arafat）的合照，認為兩位英雄與鬥士，終於可以一同安息。這當然是阿拉伯媒體獨有的現象，西方媒體至今依然將阿拉法特打為恐怖組織頭目。2004年，阿拉法特因病離開巴勒斯坦，前赴法國治病，終歸客死異鄉。阿拉法特的死因，至今依然備受爭議，巴勒斯坦人至今相信阿拉法特是為以色列所害，事實上也有不少證據證明阿拉法特是被刺殺而死。今年七月瑞士放射性物理研究所Radiophysique指出，阿拉法特死於一種高劑量放射性物質釙-210，而他穿過的內衣上發現的釙-210分量，多得足以殺死20人。

稱阿拉法特是自由鬥士

阿拉法特離世，曼德拉當時發表的悼文如下：「阿拉法特是這個世代其中一個最出色的自由鬥士，終身為巴勒斯坦而戰。我為他和其人民的願望尚未實現而感到傷感。」彼時澳洲總理霍華德說的，卻是「我相信歷史將會嚴厲審判阿拉法特」。在國際社會對阿拉法特的一片鞭撻之聲中，曼德拉是極少數對阿拉法特有正面評價的國家領袖。

同被西方國家標籤恐怖分子

其實不難理解阿拉法特與曼德拉惺惺相惜的情誼——二人皆終身對抗一個種族主義的政權、二人都曾經用過暴力手段對抗壓迫，二人都曾經被標籤為恐怖分子。六十年代，聯合國曾帶頭制裁南非，以圖迫使南非放棄種族隔離政策；然而英美在南非有經濟利益，各家大廠也在享受在南非黑人比白人廉價八分一的工資，自然不願支持。當時不少非洲國家已參與抵制，但對南非經濟影響微乎其微。在西方因為固有利益，不願意支持南非反種族隔離運動之時，阿拉法特所屬的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利比亞前總統卡達菲與古巴領袖卡斯特羅，都為曼德拉成立的政黨「非洲人國民大會」（The 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提供過金錢援助﹑武器與訓練。受卡斯特羅影響，非國大在1961年放棄「非暴力不合作」原則，由曼德拉率領武裝組織民族之矛（Umkhonto we Sizwe），試圖以「遊擊戰略和恐怖活動」推翻白人政權。及後曼德拉被捕，白人政權恃着冷戰時期的盟友英美撐腰，遲遲不肯釋放曼德拉；而曼德拉當時跟卡達菲、卡斯特羅和阿拉法特一樣，是戴卓爾和列根口中的恐怖分子，絕非所謂改變世界的偉人。直至2008年，美國才將曼德拉和非國大從恐怖組織名單中移除。

兩極的評價世人認同的價值

曼德拉與阿拉法特同樣用過暴力手段，以圖達到目的，他們在歷史中得到截然不同的評價，分別大概只在於歷史對他們所追求的目標有否成全。1977年，通用汽車董事之一，非裔美國傳教士沙利文呼籲開展公民抗命，堅持通用汽車對所有種族的員工實行同工同酬，並且對南非政府下達兩年內釋放曼德拉的通牒，否則他會盡其所能把所有美國公司從南非撤離。同年美國境內的大學生反隔離運動陸續開展，學生團體紛紛要求大學從南非撤資，南加州大學就從南非撤出逾三十億美元。1986年，撤資運動之波瀾壯闊終令列根政府通過反種族隔離法案，對南非實行全面撤資及經濟制裁。八十年代末期南非經歷巨大資本外流，白人政府已是強弩之末，經濟問題迫使南非與國際社會談判，種族隔離制在1993年終成歷史。今時今日，國際社會針對以色列種族隔離政策的杯葛﹑撤資及制裁運動（Boycott, Divestment and Sanction Movement, BDS)，正正是模仿南非撤資運動的翻版。以色列的政權在美國支撐下，看似固若金湯，然而當時的南非白人政權看來也是堅不可摧。當以色列對巴勒斯坦人的壓迫，也隨着歷史的潮流而去，或許我們可以相信，阿拉法特也終將被平反，甚至擁有跟曼德拉一樣的歷史地位。

將曼德拉跟阿拉法特相提並論，或許是犯了許多人的大忌——當年阿拉法特逝世，出席葬禮的美國高級官員只有一位；然而曼德拉卻被奧巴馬推崇為「屬於千秋萬世」（belongs to the ages）。曼德拉當選總統後對於前白人政權不作清算，且竭力將南非模塑成為種族得以和平共處的國家，無可置疑是高風亮節；然而非國大針對白人政權的恐怖襲擊，例如著名的Church Street Bombing，又的確殺害了不少無辜平民。阿拉法特的爭議性自然比曼德拉大得多，巴解的恐怖活動事迹，由被約旦驅逐後的「黑色九月」到「慕尼黑慘案」，自是罊竹難書。我未必認為阿拉法特稱得上英雄，事實上他似乎缺乏曼德拉的胸襟，巴裔學者薩依德也因為批評他是「暴君」而一度不得踏足巴勒斯坦。然而曼德拉與阿拉法特政治取向的相似，卻叫人為當下世人給他們的兩極評價而莞爾：我們的時代，認同的到底是哪一種價值？

歷史錯置埋沒太多人與事

許多大陸網民感嘆中國不是沒有曼德拉，只是沒有釋放曼德拉的白人總統克拉克（Frederik Willem de Klerk）：「曼德拉偉大，他得了諾貝爾和平獎。我們也有諾貝爾和平獎，誰對他的遭遇感到悲傷？甚至於有幾個人記得他的名字？……」早前又讀到高耀潔醫生在美國生活的報道，將半生奉獻給中國的愛滋病防治運動的她，晚景孤清淒涼；劉曉波的妻子劉霞在長年的軟禁和監視之下，患上嚴重抑鬱，卻不敢求醫。在夜涼如水的冬夜，見朋友在臉書上寫曼德拉：「又一個偉人走了，如今仍在世的偉人有多少？」我暗自思忖：也許所有的偉人都需要一個時代來成就。有那麼多曾為公義大力呼喊過，犧牲過的人，在歷史的輾轉之間，寂寂而終而無人問津。對於那些無法蓋棺論定的當下，我們都懂得說「歷史自有公論」——這句話在這個用血與淚鋪墊的時代，卻又不免顯得如此輕浮。曼德拉的光芒無法否定，然而歷史有太多人與事的錯置，所埋沒的，容不下一句「如果」的一切，總教人如此唏噓。

文 陳婉容

編輯 莊東成

安裕周記：漫天風雨待黎明

星期日生活   2013年12月8日

【明報專訊】世界對曼德拉大去的反應是令人動容的撼動，在一張接一張舊照片當中，滿頭華髮的反對種族隔離先鋒始終是積極樂觀的微笑。有一張是他與克林頓同站在囚禁十七年的羅本監獄五號牢房的新聞照片，世界第一號大國總統脫下太陽鏡，在昔日的鐵窗之後聆聽與他比肩高的曼德拉細說從頭。人們不知道克林頓在想什麼，然而可以理解的是，曼德拉之前緊接的一個身體力行反對種族政策的總統是林肯，那刻克林頓實是置身兩段百年歷史之間。

曼德拉的盈盈笑意後面是無比的生命力和樂觀主義。南非的種族隔離政策雖於一九四八年才以法律形式鐫刻，然而在此之前三百年，種族主義已然植根黑色大陸南角。種族隔離年代久遠得足以形成一套奴隸主專用語言，即所謂南非荷蘭語（Afrikaans），這是十七世紀中葉抵達南非的荷蘭及德意志移民，聯同被帶到當地的黑人奴隸發展而成。一種語言由雛形至自成一體，過程不能一蹴即至，而是長時間的奴隸文化積累所成。以中國歷史觀照比對，南非荷蘭語及當地奴隸制度的初始年代，等於清世祖順治初年；如斯源遠流長的反人類制度，剛於大約二十年前結束。

巨人的消逝引起更多解讀，有從黑白融和出發以白人總統德克勒克的和解精神閱出南非巨變，有從國際對南非經濟制裁龐大壓力而觀察白人政權崩解，有從冷戰結束因此白人難再以反共作為壓制藉口。這無疑都是歷史長河的部分，然而核心是曼德拉對解放南非的比宗教更堅實信念；在漫天風雨待黎明的破曉時分，沒有對目標的執著堅持，苟克臻此？

曼德拉去世之後的各取所需解說令人莞爾，折射出來的荒誕足以再寫一部《三十年目睹怪現象》——中共對這位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去世沉痛哀悼，但中共自己的和平獎得主劉曉波此刻在遼寧坐破牢底，劉妻劉霞在天羅地網國保監視下快要逼瘋，傳媒因為懦怯不敢發表這則消息；美國現任總統奧巴馬和前任總統小布殊都會出席葬禮，可是美國能為列根年代當有良心的國家對南非經濟制裁而美國堅拒作解釋嗎；英國保守黨首相卡梅倫迅速發出唁電的同時，可有想起也是保守黨的前首相戴卓爾夫人一力反對制裁南非白人政權的做法是如何反文明。然而恰恰就是這些大國的反應，偏偏就是這些大國的「哀悼」，說明這些國家今天的狀况：中國打壓良心犯不遺餘力，美國利之所在變成爛仔警察，英國亦步亦趨反映日不落國事事要看花旗面色。

香港的《光輝歲月》歷程

香港對曼德拉的憶念其來有自。樂隊Beyond的《光輝歲月》九十年代已於普及文化把種族隔離和南非帶到中學生的耳機，然而更多的是企圖把曼德拉漫長抗爭歷程與香港爭取了十六年的民主普選結聯，希望從中找到最大公約數，說明爭取和抗爭的迢遠路途是應該如何一路走來。佔領中環運動三子之一的朱耀明牧師認為曼德拉精神是彰顯良知和覺醒，旨哉斯言，曼德拉打動國人打動世界，便是道德感召壓倒槍炮警棍，覺醒的另一側面是德克勒克敞開懷抱接受黑人當家作主。須知道南非白人雖在絕對數字來說不是主流，但三百年間白人緊握着當地的經濟和武裝力量，要白人放下視為天賜的權威絕對不易。以十九世紀美國解放黑奴的南北戰爭為例，戰爭導致總共逾六十萬人死亡，以二次世界大戰美軍死亡三十萬比對，美國內戰死了二次世界大戰一倍的人數，膚色之戰可以是死傷慘重。曼德拉面對根深柢固的白人政權，一兵不損和平過渡，最終大團圓結局；回到當初，如何奮起如何抗爭，是這場五十年抗戰的第一步。

閱讀南非巨變，須從兩重切面理解。其一是國內層面的曼德拉道德感召以及政治氛圍，另一是南非曾經面對的國際制裁。先說南非國內，白人統治殘暴殘酷，曼德拉卻「奇蹟地」一直未遭毒手。事實上，曼德拉六十年代第二度入獄，向白人政權告密的是美國中央情報局，指曼德拉的非洲人國民大會是武裝組織，曼德拉和姆貝基等戰友即遭拘捕，控以「破壞」罪名，此罪足可判死。最終曼德拉並無槍決，且南非當局更容許曼德拉在被告席發表長達四小時自辯。一九六四年六月，這篇擲地有聲的庭審演說，成為曼德拉向南非人民宣揚反種族隔離主義的歷史文獻，他從族裔爭鬥說到非族裔的泛南非主義，總結是「只要為了民主及自由社會，身死在所不惜」（the ideal of a democratic and free society, it is an ideal for which I am prepared to die.）。

曼德拉四小時自辯

南非白人政權天地不仁，那次卻沒有阻擋曼德拉自辯，這是南非歷史關鍵。以今天打壓人權的國度如中國大陸來說，所謂公開審判只是裝個樣子，疑犯的自辯在公眾層面石沉大海，尤其是對不同政見人士的審訊完全經不起考驗。半世紀過後，人們仍在爭論曼德拉庭審的意義，除了長篇自辯，白人政權對司法系統的態度是另一焦點，客觀說明六十年代初南非的司法實况，比半世紀後今天的中國司法也許更加獨立。

至於國外壓力，七八十年代南非在國際舞台如喪家之犬，如果有人說，今天國際社會制裁違反人權國家是偽善，不妨回到過去檢視當時的國際大氣候，南非當局對實行種族隔離政策的說詞是「反對共產主義滲透」，西方國家不賣這帳，南非長時間不能參加大型國際體育比賽，一九八六年，尼日利亞認為英國戴卓爾政府對南非態度曖昧，率領三十多國杯葛英聯邦運動會，類似情狀在白人世界也有發生，即所謂白人抵制運動（White Bans），澳洲板球隊大興問罪之師，緣何南非黑人不可同場打球。至於經濟制裁，不但以國家為單位，連銀團都禁止向南非貸款。南非在七八十年代是非洲大陸不見天涯路的陸上孤島。

國際制裁南非望斷天涯

於策略而言，曼德拉原則性極強，並不是一般所說的「溫和派」，當然，他比支持武裝鬥爭的極端派系有所不同，但亦不會突然因眼前利益大幅調整策略。一九八五年，白人政權主動提出釋放曼德拉，條件是要他公開放棄武裝鬥爭，曼德拉拒絕了，倒過來要求先由政府表態放棄暴力打壓。曼德拉其後通過女兒發表聲明，「只有自由的人才可以談判，囚徒是不可以協約」（Only free men can negotiate. Prisoners cannot enter into contracts.）。他追求撤銷種族隔離政策，然而當白人把他釋放出獄，願意撤去種族隔離時，是他出來呼籲南非不是只有黑人的南非。

曼德拉來自非洲，視野遠比東西方列強看得更遠。一九九四年上台當總統，只做一任五年，從此退出政壇，轉而成為南非的最大公關。在黑色大陸，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颳起「民族要獨立，人民要解放」呼聲，新政權新領袖打着「解放」名義揭竿而起，例如剛果的盧蒙巴（Patrice Lumumba），扎伊爾的蒙博托（Mobutu），津巴布韋的穆加貝（Robert Mugabe），他們曾經是為了推翻殖民統治起義，也有為了民族獨立走上梁山，當他們掌權之後，絕大多數回到獨裁攬權軌迹，把殖民者掠奪者的角色轉到自己頭上，繼續掠奪人民。曼德拉沒有重複同志的舊路，名利權力俱身外物，他追求的是南非人民的最大幸福。

曼德拉一路走來都是爭取自由人士的楷模，台灣施明德美國平權運動以至香港佔領中環，莫不以南非為濫觴。國情縱然有別，人心則如一轍，施明德曾判死刑美國是保守派抵制香港則為極左圍剿，然而曼德拉施明德與美國平權在「潮流在變，時代在變」的大氣候最終得臻善境。立身於人心在動大時代，沛然莫之能禦的是顛撲不破的主權在民這一道理。

文 安裕

編輯 馮少榮

李怡 - 作惡的底線時分

香港蘋果日報   2013年12月8日

陶傑寫曼德拉抗爭的白人，「作惡也有一條底線」。我想起大陸海歸學者劉瑜多年前寫過這條底線。她在「底線時分」的文章中，說她讀了700多頁的曼德拉自傳，驚奇發現，這個反政府50年、坐牢近30年的「亂匪」，落到白人種族主義統治者手裏之後，竟從沒挨過打。1963年他剛進羅本島監獄，獄警要求新來的犯人跑步前進，曼德拉抗命反而放慢腳步，獄警威脅可以殺了他，曼德拉說，你們有你們的職責，我們也有我們的。獄警奈何他不得。

另一次更奇怪的是，監獄長Prins對他來訪的妻子雲妮出言不遜，曼德拉給惹火了。「我從座位上站起來，繞過桌子向他走去。Prins向後退去，但我及時控制住了自己，忍住了沒有用拳頭而只用言辭教訓了他，我是個反感說髒話的人，但是那天我違背了自己的準則。」想動手並說髒話的是曼德拉，向後退的是監獄長。

這些南非種族主義者當然不是什麼好人，但劉瑜認為這些壞人「還有底線，這個底線就是不隨便打人。……曼德拉就是在種族主義者的道德之下、底線之上的這塊空地上施展身手，領導南非人民『站起來了』。」

劉瑜寫這篇文章，是因為中國連續發生在獄中被打致死的事件，這些事情讓她意識到，「有些人是沒有底線的。所有蔑視自由的制度都盛產混蛋，但是一些制度比另一些產出的混蛋成色更高一些」。

她說，這個世界上就是有些人令人鄙夷。「對這些人，這些窮盡其靈魂也聽不到『咯噔』一聲的人，我又好奇又鄙夷。」

對於香港許多說謊話沒有底線的人，我也好奇他們怎麼會從來沒有聽到過靈魂中的「咯噔」一聲。 

塵翎 - 集體核突

明報   2013年12月8日

不敢問其他灣仔街坊，但每次走過「前利東街」幾座龐然大物，掛着市區重建口號空降下來的豪宅，我都感到難受，難以接受的難受。這是什麼鬼樣的住宅？建築師、設計師真的覺得沒有問題嗎？這不是給人住的地方，這不是成熟社區應該出現的建築。

城市規劃難道就可以無法無天嗎？在城市心臟地帶發展這種霸道的密閉式大屋苑，一層十五伙的設計打的是什麼人吃人的算盤？說什麼士紳化，這已是廿一世紀的國際都會，還來這一套？

這不是灣仔獨有的傷口，但真的夠了，這樣的惡俗千萬不要在其他地區繼續複製。請停止。那些與權貴聯手籌辦建築雙年展、設計展的，那些所謂受過正統美學訓練的創意人、策展人，任何人，請說說，這是怎樣的一種壞品味。這不是什麼更好的生活，更優質的社區。

這些事情讓我看見，某種美學系統的集體癱瘓。市建局、城規會、地產界、建築界、設計界等等，必需一整組權力系統的合謀才能製造出如此怪獸，醜化市容，摧毁生氣盎然的社區平民生活。只要有任何一組零件提出異議，只要其中一環有良心說不，事情怎會如此核突？

這是從名字到內容都惡俗不堪的舊區重建例子，如城市一大毒瘤，映照出發展系統的崩壞。大錯鑄成沒法改過來，只能阻止惡俗繼續擴散。

有關方面常率團往外國考察城市發展，不知考察了什麼回來。別老說巴黎美，巴黎的美是上下齊心捍衛的。例如當年蒙帕納斯大樓蓋起，巴黎人怨聲載道，大罵影響市容，阻止在市區再蓋突兀摩天大樓，文化之都人民，基本的美感還是有的。

陳嘉文 - 李慧玲烽煙中抱緊自由

生活達人   星期日生活   2013年12月8日

【明報專訊】中午時分，天朗氣清，李慧玲穿著深啡色大衣，衣領上扣了一朵粉紅色的罌粟花別針，走進咖啡室時，笑容滿臉。

在收到通知從《在晴朗的一天出發》調走後第二十一天，她第一次坐下來，讓同行專訪。

訪問未開始，倒是她先提問，問我為什麼想做傳媒。

然後，她說到自己，第一句就是「我好鍾意做記者」。

她常叫身邊人入行，朋友、親戚，還有以前的陳曉蕾。

「從前覺得義無反顧。但到了現在，不敢說得這樣絕對。這行業好困難，是否真的可以像我當年入行般，做得咁自由？我都doubt。」

電台名嘴被噤聲已不是第一天的事，可是香港的情况愈來愈糟，「現在的政府，是明目張膽仇視傳媒」。

在不民主的制度下，烽煙節目至少讓人覺得有直接發聲的渠道，雖然李慧玲「只是」被調，雖然重回的節目《左右大局》仍有phone-in，她這天還是說了三次，烽煙節目，岌岌可危。

最早烽煙官民直接溝通

九年前，鄭經翰和黃毓民先後封咪那一年，李慧玲從報館走到電台開咪，節目是本來由黃毓民主持的《政事有心人》。她說，新工上班第一天就開咪，除了記得直播有好多蝦碌，拍檔是誰、題目是什麼，統統已忘了，「如何做？我只做回我自己」。錄音室外的她，能言善辯，喜歡與人傾偈，不過她所說的「自己」，是記者的身分。

讀書時期的李慧玲，「喜歡寫作，把觀察的事記錄」，早以做記者為志。預科畢業後，在查良鏞的《財經日報》做暑期工，「當時我未聽過這份報紙，人工又好奀，但我想黐住報館」。後來《財經日報》結業，另投查良鏞的《明報》，李慧玲一直跟隨，一做就十幾年。三十五歲時，她已是明報的新聞總監，到商台前，她還做了三年《蘋果日報》副總編輯，記者的使命感，早就住在她的身體裏。對她來說，由客觀報道新聞的記者，改做領導社會意見的烽煙節目，與記者寫評論差不多，「在報館時，我這樣教記者寫稿：你不應說這個人有幾漂亮，而是寫她的眼很大、鼻子高、嘴巴小，讀者看完你的事實描繪，得出『她好靚啊』的結論。我很贊成記者不止寫報道，還寫評論，寫時應找更多事實去支持你的觀點」。

電台影響力沒減弱過

香港的烽煙節目，大概有幾個階段。一九六九年，香港電台首先製作「電話訴心聲」，一星期播出一次，節目每次邀請一個政府官員解答聽眾問題和處理他們的投訴。那個年代，巿民若有意見，只有去信英文報章才有機會得到政府回應，所以當時電台提供了政府與巿民直接溝通的重要平台。後來的烽煙節目，愈來愈多意見成分，到了鄭大班時代，李慧玲形容，「他是社會行動家，以傳媒做平台，他本身就是一個新聞主角」。而後來加入的她，除了就每日新聞做分析、評論，還加入大量記者採訪元素，「我們提出疑點、跟進、發掘事實」。她說，開咪之後第一次做得成功的，應該是鍾麗幗事件。當時鍾麗幗是房屋署副署長，離職後入恒基，參與西九的項目，涉嫌有利益衝突。「她在我們節目上有phone-in對話，人們覺得她當時講錯說話，愈描愈黑，我們一直chur住這單新聞。」最後，時任公務員事務局長王永平決定修改公務員離職申報。黃昏節目，討論時事多以清談、評論的方式，追求新聞跟進至這個地步，在李慧玲之前很少見。據她所說，政府新聞處一直有為早上的電台節目做文字紀錄給官員，後來，連黃昏節目也有需要筆錄。香港的電台收聽率雖然每年遞減，可是影響力似乎沒有減弱過，至少官員認為它的威脅已到達不能忍受的地步。李慧玲很認同，「它在時事上的影響力，是不成比例地大」。她認為，電台的滲透層面可以很廣，「政圈啦、高官啦、商人啦，連一些『颱風級』的人、一些你以為他們不會聽電台節目的大人物，原來也在聽，有時我做做吓節目，就曾經試過收到他們的WhatsApp，糾正我在電台的說法」。

追新聞即收料即出街

李慧玲覺得，自己跟其他烽煙節目主持不一樣，不論是評論方式，抑或是工作模式。「以前的主持人可能本身很有識見，開咪前才返到電台，一開咪就有嘢講」，這也有可能是因為他們的受聘方式不同，以合約方式做嘉賓主持。「我是全職僱員，把日常精力全放在電台工作，工作時間可能有十二小時。」以做黃昏節目為例，她一般早上約十時回到公司，先閱讀當天所有報章，然後跟團隊開會，對當天節目有初步構思，午飯後，再看早上想做的是否做到，或有沒有新進展、新事件。不過度了一整天的題目，有時也不保證節目就無驚無險，尤其時事節目最講究新鮮。李慧玲的節目，六時半開始，不過在節目開始才突然轉題目這種事，經常發生。最近一次，是失蹤女嬰母親被捕那黃昏。「做做吓節目，突然看到電視的突發新聞。我立刻在節目裏讀出新聞，然後即時抒發感受、評論，到七點新聞報道時，同事打去PPRB（警察公共關係科），我打給警方的線人。直至新聞後，節目要再開始了，我仍在跟線人通電話，於是請同事插播預先做好的segment（預先製作好的環節，例如是把官員說話拼到流行曲、剪輯好的高官前言後語等），畀多三分鐘我收料。這單新聞，我們應該是全港最快說得出，那母親把女嬰扔在垃圾桶、她原本的供辭怎說。」說時她嘴角向上翹起，一臉自豪。

持久報道別放過「那些人」

除了追新聞的反應好快，李慧玲也嘗試在這個基礎上，突破做新聞的限制，尤其現在的政府，看來喜歡分散我們注意力，用新聞事件一單蓋一單。她的方法也是用segment，每天播幾分鐘，證明我們還在意。「聲音黃絲帶」是最好例子，在程翔被囚禁的日子，李慧玲每天計算日子，直至他獲得自由：「今日係程翔被內地關押第N日。」這環節足足堅持了超過一千日，每天幾分鐘的聲帶內容都不同，有不同界別的人為這幾分鐘錄音，也試過到程翔的家裏參觀書櫃，告訴聽眾他看什麼書，做過什麼筆記。「持久好重要，不要輕輕放過那些人。」她所指的「那些人」有好多，例如僭建的梁振英、涉嫌經營劏房的陳茂波，臨離開《在晴朗的一天出發》前的「新政總日記」，同樣想告訴「那些人」，人民不會忘記。

危危乎：去主持化去phone-in

李慧玲坐在咖啡室的沙發上，眼神一直堅定，手卻沒停止過撫拍沙發扶手，腦裏像有千頭萬緒同時在運轉。說烽煙節目如何幫得到小巿民時，她的眼睛閃爍明亮，「今年最開心的一定是LV告小商戶侵權的事，最終促使LV撤銷入稟、和解」。她不怕別人說她只能幫一小撮人而忽略其他千千萬萬要等的人，「問題只有值不值得幫」。而說到現今政府，又或是整個新聞行業面臨的困境，她的手始終沒有離開扶手，但開始緊握拳頭。傳媒工作者，尤其做她這種崗位，很多事比我們看得更清楚，花更多時間思考這些問題。她說，經過被調節目這件事，「烽煙節目，正處於危急存亡之秋」。

「有兩個好明顯的變化。」李慧玲說，第一，是去主持化。「你在港台烽煙節目就見到，主持人沒有角色，是交通督導員。」可諷刺的是，幾年前港台為紀念八十周年而出版的書籍《一起廣播的日子》中有個訪問，「當時的主持人說，烽煙節目主持人不可以A又說得對，B又說得對，與其要個交通督導員，不如不要主持人，換成電腦就行，反正這種工作，電腦程式可以處理得到」。

主持變交通督導員

第二，是烽煙節目去phone-in的想法，甚囂塵上。「他們認為，phone-in的聽眾，大多是基層巿民，說話沒什麼識見」，要找「有質素」的評論，可找專業人士、學者。「我非常反對，尤其現在的政制沒有普選，烽煙節目多年來都是民意窗口，讓巿民知道他們有這個渠道現場地說出他們的聲音，而官員亦有責任上烽煙節目，除了接受主持人質詢，也應該與巿民有直接對話。」她認為，這是烽煙節目的社會功能，電台最大強項是現場對話，卻居然有行內人想自斷經脈。而且民意沒有對錯之分，讀書多點、賺錢多點，是否代表你的想法就比較對？「這想法太精英主義。」

「梁班子明目張膽仇視傳媒」

而最讓人感到沮喪的，是整個傳媒行業，正處於低氣壓。新聞工作，從來沒有一個做官的喜歡，可是近年的打壓，香港人有目共睹。「以前的官員都不喜歡傳媒，但他們知道，不接受傳媒監察是不對的，所以在公開場合也姑且要扮大體。」麥理浩做港督的時代，也曾斥罵：I don't want my dog to bark me（我不要我養的狗吠我！）「他說這話之前，曾問有沒有記者在場，知道沒有，才開始罵。後來在公開場合，港督還是稱讚傳媒大力鞭策政府進步」。現在，她看到的是「梁班子明目張膽仇視傳媒批評」，「董建華做特首時，曾在禮賓府宴請當時的烽煙節目主持人鄭經翰。很多媒介朋友都曾聽說過，當時仍是行會成員的梁振英私下提起此事，他覺得，這人天天在電台罵你，你怎可能請他食飯？」

怕封殺變成習慣

「葉劉淑儀覺得麥嘉緯無禮，絕對可以向當事人反映，不是說記者大晒、傳媒大晒，但她選擇向其上司投訴。你看到整個班子的傲慢，明目張膽說你傳媒不能這樣對我。」但讓她驚訝的是，傳媒對此的報道篇幅甚少。而即使社會反彈，過後一切又好像已被習以為常，「無綫封殺《蘋果》，新聞行政人員協會表達不滿過後，做了什麼？我看不到」。她擔憂的是，巿民逐漸接受這種事，讓政府將來同樣因為覺得報章有問題就封殺，「你鬧政府，政府就不接受你採訪？」而這種事其實悄悄在發生。李慧玲未離開《晴朗》前，早有不少高官拒絕上她的節目，「他們沒有公開解釋原因，但我在很多私下的渠道都聽到，我曾讓他們難堪，所以他們不會再上節目，亦有人跟我說，我約他就唔會上，第二個人約的話，他就上」。訪問當天，換上陳志雲做主持的《晴朗》邀來律政司長袁國強，就是其中一個李慧玲「約了N次都約唔到」的高官。「我唔覺得有高官上來有幾巴閉，不過我覺得他有責任來與公眾對話，而我也有責任代表公眾繼續邀請。」

訪問過後，當天黃昏，李慧玲如常回到廣播道開咪，她說，仍在重新適應工作時間。在她與新拍檔黃潔慧之間坐着的，不是高官，而是港大法律學院院長陳文敏。咪前的她，沒有咖啡室落地玻璃透進的陽光，臉上看來少了一分閃耀。不過她靈敏依然，在陳教授滔滔不絕評論新出台的政改諮詢文件時，還是找到空罅說意見和追問問題。即使說話的空間，事實上並不多。

文 陳嘉文

圖 林俊源

編輯 方曉盈

鄺健銘 - 中港矛盾：世界視野下的中港矛盾

星期日生活   2013年12月1日

1920 年，毛主席在文章〈「湘人治湘」與「湘人自治」〉裏寫道：「我們所主張歡迎的，只在『湘人自治』一語。不僅不願被外省人來治，並且不願被本省的少數特殊人來治。我們主張組織……完全的省自治。鄉長民選，縣長民選，省長民選，自己選出同輩中靠得住的人去執行公役，這才叫做『湘人自治』。」

回歸後十六年，香港社會也逐漸浮現近似的本土意識。如何實踐一國兩制、港人治港的議題，已變得更為迫切。今年港大民意研究計劃的調查顯示，港人對「一國兩制」的信心淨值跌至零，是回歸以來首次出現非正值。

中港磨合的問題根源，既來自一國兩制框架的設計與執行問題，也與香港因長期扮演世界自由港角色，繼而衍生鮮明的本土意識有關。

由於一國兩制是中央地方關係的一種模式，故此參考世界其他中央——地方磨合的案例，例如美國與波多黎各、英國與北愛爾蘭、西班牙與加泰隆尼亞、印尼與亞齊等，會有助思考它的現與前路。事實上在八十年代，曾有論者建議香港以波多黎各模式回歸。今年，菲律賓政府能與「莫洛伊斯蘭解放陣線」（MILF）歷史性地達成和平協議，在莫洛建立可能比次主權更進步的「國中國」／「亞國」，香港的一國兩制也是當中的參考案例之一。

國際案例，有三點可助釐清當前中港矛盾的現、擴闊各方對前路的想像：一、香港本土意識的政治崛起，在世界其他地方均可找到先例比照，不宜將之簡化為港人面對中國崛起自卑情意結作祟的孤例；二、本土意識不是純粹的憑空建構，將其忽略、強調「顧全大局」與照顧國家利益，無助紓減中央——地方間的矛盾；三、本土意識可以包含世界、性格外向、比強調「血緣關係」的國家意識，有更廣闊、更具包容性的視野與內涵，不一定就是保守內向與自我中心。

一國兩制框架的設計與執行問題

按照已故前新華社部長黃文放的觀點，一國兩制下，一國與兩制理應同等重要，不可偏廢 一方（見《黃文放論特區首長》頁116、117、120、122、135）。但有兩個因素，使這個脆弱的平衡不易維持：

一．香港史專家曾銳生（SeeTag）在期刊論文Maximum Flexibility, Rigid Framework: China's Policy Towards Hong Kong and its Implications裏指，一國兩制基本上是回歸前中共對港政策「長期利用、充分打算」的延伸，以國家利益為先，因此一國兩制承諾不一定會兌現；回歸後香港可享有何種程度的「高度自治」，很視乎它會否損害中共的治國利益。

事實上，早在回歸前，中共的對港政策已展現濃厚的實用主義色彩。解放中國後，中共因外交、國防與經濟利益而沒有立刻收回香港，曾被蘇聯抨擊為「有新殖民主義的野心」。1971年中國加入聯合國，隨即要求聯合國去殖化特別委員會（UN Special Committee on Decolonization），將香港從涵蓋在「賦予殖民地獨立宣言」的殖民地名單上除名，以便他日收回，使香港名義上的「解殖」，遠比很多人想像來得早。有研究世界體系的學者指出，推動國家統一，同時保留地方特色、繼續引進外資、方便中國八十年代的經濟改革，是當初創建一國兩制的一大動機。

國家其後的一些發展，包括八九後中國對「外國勢力」與「和平演變」的戒心大大增強、令其對港政策易於左傾，乃至近年國內群眾事件與日俱增、國家重心已由經濟增長轉移至政治維穩，均使本質上讓國家先行的一國兩制不利香港維持自由港「原有的生活方式」。

共產政權難與地方多元共存

二．歷史經驗顯示，共產政權向來不易與地方多元共存。1917年俄國革命之後，曾有很多車臣知識分子對為弱勢社群打拼的共產黨人寄予厚望，憧憬新政權會為身處俄國邊陲的北高加索人帶來自主與自決權，但最後終歸失望，本地人的文化、信仰、經濟與語言均受擠壓與踐踏，為車臣與莫斯科埋下更多衝突種子。

至於中國，嚴格來說一國兩制最先試行的地方，是西藏而非香港。1951年，北京與西藏達成17條協議，承諾西藏在新中國內仍能維持原來的宗教信仰、社會與政治制度，任何最終改革方案，需事先徵得達賴喇嘛的同意才可通過。當時西藏政策的主事人，也是鄧小平。但到了1956年，中國國內掀起大規模農村集體化運動與土改，西藏無法置身事外，最終釀成衝突、17條協議不能維持。80年代初，鄧小平對英國外相說，香港的一國兩制設計，正是參照當年西藏與北京的協議，這不免留下未來香港會否西藏化的隱憂。

香港本土意識：

不確定的未來衝突因素？

Tai-Kwan Au在1984年寫成的博士論文Possible Political Futures of Hong Kong已預測，回歸後的香港存有「不確定的未來衝突因素」（Uncertain future conflict factor,頁261）。因鮮明的地方身分認同，香港社會對中國主導香港未來事務的抗拒，很容易會令港人本土意識更強、離心力更大，意味這個因素會否出現，關鍵在於客觀效果上已將中港差異制度化、中港區隔明確化的「一國兩制」能否落實。

的確，八十年代香港革新會有關香港前途問題的調查顯示，九成三受訪者贊成「維持現狀」。九十年代《南華早報》的民調發現，當被問到末代港督「彭定康應當不顧中共反對加快民主化？」，83%受訪者贊成，反對者只有12%。

其實早於1980 年，著名學者、前港大校長王賡武教授已著述指，港人有獨特、在政治與法律層面與中國大陸涇渭分明的身分認同。儘管港人在文化層面承認中國人的身分，王賡武認為港人的身分認同，仍然包含一些由香港的南來人口、教育與科技水平等條件所產生的獨特地方元素。去年，以評論深刻見稱的練乙錚更甚至認為，港人具備斯大林所論的四大條件，足以構成一個少數民族。

回顧歷史，香港獨特性的建立，源於它既屬於中國、也屬於世界的自由港定位；「外國勢力」的一直存在，為香港「本土」添加了環球性格。剛開埠時，西班牙洋銀、墨西哥鷹洋、印度盧比以及中國銅錢均為香港法定貨幣。19世紀末的書籍記載，香港鬧市「滿是英國人、德國人、英印混血、廣東人、來自加爾各答的美國人、孟買的帕西人、巴格達的猶太人」，被評為「世界上最國際性的都市」。香港亦曾為菲律賓獨立運動分子、共產國際、東南亞共產黨的政治活動基地。胡志明領導的越共，甚至成立於香港。日本學者濱下武志指，香港橫跨東南亞、東亞與東北亞的八大腹地，造就其經濟成就。時至今日，香港仍被評為全球第三大金融中心；香港「本土」的環球性格，既孕育了全球最大的採購和物流公司利豐，亦可透過與南亞、中東與非洲有緊密連繫、被《時代》雜誌選為「全球化最佳例子」的重慶大廈充分體現。

因此要成功實施一國兩制，要務是認識與尊重香港的環球性格、避免因為過於擔憂「外國勢力介入」香港事務，將一國兩制的詮釋偏向一國、加強操控，令其失卻原有保存「世界香港」的精神。

但一國兩制先天傾向一國，而回歸後，亦一直不乏與原來一國兩制、高度自治的圖像有所出入的例子，如近月中聯辦宣傳文體部部長郝鐵川指，《基本法》不是香港的小憲法、法律位階次於《中國憲法》，其後觀點受到香港大學法律學院的訪問學者質疑。港人愈來愈容易從小至街道生活文化、大至法制（如法治廉政）變異，感覺到資深記者程翔所講的「四化」(「兩制」漸趨「一國化」、西環治港「常態化」、意識形態日益「大陸化」、治港隊伍「左派化」)，以及「本土」的生存空間日益狹小，故此港人對一國兩制的信心下降、中港矛盾加劇、本土意識崛起，可謂歷史的自然發展結果，不算意外。（上）

國際案例映照下的中港矛盾（下）

星期日生活   2013年12月8日

【明報專訊】放眼國際案例，自主甚至分離意識，往往源於對地方意識的擠壓排斥；繼續強調「權在中央」與「大一統」論述、不確保地方多元空間，無助理順中央地方關係。

西班牙—加泰隆尼亞

例如五六十年代，獨裁者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以大量輸入外地人與各種語言文化政策，進行文化清洗、積極消滅根植於語言與經貿網絡的地方身分認同所造成的傷痕，正是加泰隆尼亞省及其省府巴塞隆拿本土意識政治崛起的最大成因。70年代後，雖然西班牙民主化，加泰隆尼亞與馬德里關係比以往對等、1992年巴塞隆拿奧運會開幕禮上省歌先於國歌播放，但因近年地方財政自主權受到削弱引起不滿，支持獨立的聲音愈來愈多。最近便有160萬人組成人鏈，為明年獨立公投造勢。

英國—愛爾蘭

在英國北愛爾蘭，親倫敦、屬於外來英國國教的勢力曾長期壟斷政治，本地親愛爾蘭的天主教徒被政治邊緣化、受不同的社會政策歧視，因此在六十年代，民間掀起平權運動，但後來焦點議題由公民權利演變成警察暴力打壓問題，最後釀成由激進分離組織愛爾蘭共和軍（IRA）策動的血腥星期五（Bloody Friday）恐襲。英國首相貝理雅上台後，堅持和平進程不能將本地激進政團排拒於外，才能平息兩派紛爭，在1998年達成歷史性的Good Friday和平協議。

美國—波多黎各

美國統治波多黎各的其中一個主要方法，是透過美商大舉投資，令其依賴美國經濟、強化波多黎各人的次等意識，讓他們相信自己無法自理、受美國主導不是壞事。但即便是有很強宿命論文化、獨立一向不是主流訴求的波多黎各人，他們無法當家作主、居住地淪為殖民地的意識也日益強烈，對美國立場亦逐漸激進化。在1948至1976年間的大選，要求與美國關係更對等、反殖民的訴求愈趨明顯，支持升級成為美國州份或獨立立場的選民增加一倍、佔逾一半。去年波多黎各有關前途問題的第四度公投，反對維持現狀的比率更創下新高、「建州」首次成為支持率最高的選項。

台灣國民黨—原住民

六七十年代，台灣國民黨的威權政體因為沒有對新生代漸起的本土意識予以足夠重視，令其用以統治台灣、強調「血濃於水」、以血緣串連文化與政治的大中華史觀與沙文主義受到愈來愈大的挑戰，使原來相容的台灣與中國身分認同割裂、日本與國民黨同被視為「外來政權」、台灣非漢人原住民的歷史與文化成為地方身分認同的一部分。這股本土意識浪潮，為民主進程打開缺口，促使政權開放。

中國—香港……？

雖然香港情况與這些案例不盡相同，但變化主軸大同小異──地方自主被認為得不到重視，催生本土意識的政治崛起。案例中激發本土意識的因素，包括：

一，地方經濟逐漸被中央壟斷，其原有經濟網路的多元與重要性乃至經濟自主度被削弱；

二，地方語言與文化空間被擠壓；

三，警察親中央、高壓的公眾形象令地方怨氣加劇；

四，地方新生代的本土意識與政治參與訴求被壓抑，在近年香港都不乏身影。

對於為何本土意識該受重視、不宜從略，案例之中還有兩點值得注意：

一，研究巴塞隆拿、波多黎各、台灣等案例的學術著作，均不約而同地強調，本土意識的存在，都是由實在與獨特的歷史記憶、文化價值觀、地方語言、經濟網絡所構成，並非只是憑空的想像、流於本質論；

二，更重要一點，是台灣案例說明，本土意識不一定就是保守內向。身分認同轉變的重要特徵，是各方對地方歷史敘事的競爭。台灣本土意識崛起、重視在地文化的多元起源，與期間有論者倡議，將台灣置於區域甚至世界史中，書寫「台灣人觀點的台灣史」不無關係。

引伸而論，如果將台灣經驗套在香港，像著有《香港大視野》的日本學者濱下武志那樣，將香港置於不同地域網路（例如英殖時與香港關係密切的東南亞與南亞），重新定義地方，那大概可以避免出現「血緣—國家」意識之下，有家族早於1915年來港、在港出生、念書和工作的南亞裔人士，因無「中國血緣親屬」而不合資格申請特區護照的情况。

予自主空間減分離意識

國際案例不單說明理順中央地方關係時為何需要以地方為本位，也為具體操作留下若干啟示：

一，給予地方更多自主空間，能紓減分離意識。法律學者佳日思（Yash Ghai）研究世界不同中央地方關係案例的學術論著Autonomy and Ethnicity: Negotiating Competing Claims in Multi-ethnic States，都有提過這點：有異於一般想法，實現真正的地方自主，反而更有助國家統一；

二，談判過程若只集中與地方溫和派溝通、同時把激進派邊緣化，將無助化解中央—地方的衝突。事實上，在七八十年代，倫敦已嘗試終止北愛爾蘭政治壟斷局面、推動親倫敦與愛爾蘭兩派權力互享，不過未能成功。及至貝理雅在97年上台，雖受到親倫敦勢力的政治壓力，但仍然堅持向與愛爾蘭共和軍關係密切的激進政團新芬黨（Sinn Féin）打開談判之門，最後終在1998年達成Good Friday和平協議，相當有創意地建立讓各派管理政府不同部門的聯盟政府；

三，國際參與對化解中央—地方矛盾、鞏固地方自主，往往能扮演一定角色。例如新近學術著作Diminishing Conflicts in Asia and the Pacific：Why Some Subside and Others Don't就指出，國際參與是印尼—亞齊案例成功處理中央—地方矛盾的重要原因之一。印尼官員原本擔心國際參與會加劇分離主義，但由前芬蘭總統主持的協商，最後卻能同時確保國家統一與地方自主。所以早前袁瑋熙、何雪瑩在《明報》撰文，說香港問題要「跳出本地框架」、「應當在國際公民社會、媒體之間大聲疾呼，告訴世人表面繁榮下香港困局，亦應思考香港民主化對中國、區域以至全球的戰略意義，說服外界香港民主對國際形勢有影響」，有一定道理。

零和遊戲非唯一出路

對中國來說，理順中國—香港關係，有其國家戰略價值。按照中央政策組前首席顧問劉兆佳新著《回歸後的香港政治》的觀點，隨着「美國重返亞洲和它對華的『包圍』（encirclement）策略逐步形成」，同時提升國家的國際形象與軟實力、進行新發展模式的壓力不斷上升，未來中國會更需要確保一國兩制、穩定香港人心，以善用其潛在的外交網絡，和建設中國軟實力時不可或缺的香港文化。

有這種戰略考慮、以中國之大、加上近來上海自貿區一度被稱為「新租界」、與世界接軌的改革氣勢，中港關係大可不必以零和遊戲作唯一出路。

文 鄺健銘 （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研究助理）

陶傑 - 南非法律

香港蘋果日報   2013年12月8日

曼德拉年輕的時候起，反抗南非的種族隔離統治。種族隔離（Apartheid），不止是政策，而且一度是南非的法律。南非的白人政府「依法」執行種族隔離，共四項法例。第一條是一九五○年的「人口登記法」，號令全國登記血緣，分為四類：第一類白人，第二類「有色人種」如華人；第三類印度人；第四類為黑人。

在四大類型之中，以「有色人種」最為微妙：華人為有色人種，土耳其裔和波斯裔呢？顯然並非白人，應入有色人種之列。但是與土耳其一海之隔的希臘，其五官形態，與土耳其相似，卻又是歐洲大陸人，亦當列為白人。

但是，與希臘一海之隔的塞浦路斯，希臘人和土耳其人雜居，許多還通婚，塞浦路斯人列入哪一類？白人還是有色人種？此外，阿爾巴尼亞是歐洲國家，如同巴爾幹半島，卻有大量伊斯蘭人口。

五十年代，冷戰時期，南非幾與世隔絕，很少外來人，所以南非政府只針對黑白兩色做功夫，中間兩類人為數甚少，處理馬馬虎虎，加上台灣商人多在南非投資，所以華人有時列為「榮譽白人」。

同一年，南非又通過「族裔居住法」，規定白人與黑人不可同區居住。白人住的城鎮，叫Town，黑人住外城，叫Township。

兩年之後，還加一條，規定黑人要有「身份紀錄證」。除了姓名年齡，還有該黑人僱傭紀錄：做過哪些工作，有沒有被開除過，以備白人查詢。

再過一年，增立「公共設施隔離法」：巴士、戲院、泳池、圖書舘，全部掛上標籤。白人用這些，黑人用那堆。這時，曼德拉和他的一代，開始忍無可忍了。

南非的法律，影響了美國中部如阿拉巴馬州。曼德拉的抗爭也激勵了美國黑人。他們開始明白：一個國家，「依法治國」是不夠的，如果法律是惡法，就要全民蓄意犯法，全民抗爭。

吳乃德 - 為什麼是曼德拉？

AGORA Taipei   2013年12月5日

曼德拉1988年的生日，從荷蘭寄到監獄的生日卡片多達17萬張。在倫敦海德公園舉辦的「朗讀曼德拉家書」活動，聚集25萬人。曼德拉的魔力其實是ANC為了運動需要所特意創造。可是，為什麼選擇曼德拉？

曼德拉1988年的生日前後，光是從荷蘭寄到監獄給曼德拉的生日卡片，就多達17萬張。這一年，「釋放曼德拉組織」在倫敦海德公園舉辦半小時的公開活動，內容是朗讀曼德拉從監獄寫給妻子的家書。結果當天來了25萬人。他在坐牢期間，獲得12個榮譽學位。他的相片出現在全世界的海報、運動衫、和明信片上。

一個被關在監獄裡二十多年的人，他的文字、聲音、相片、以及一切關於他的消息，都被政府禁止公開傳播，仍然成為運動的象徵。為什麼？雖然反抗運動的主要動力來自道德訴求，可是仍然需要殉道者，需要一個活生生的人做為運動的象徵。「非洲議會」(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的領導階層，在1980年選擇了曼德拉為反抗的象徵；當時曼德拉已經在獄中十多年，幾乎已為外面的世界所遺忘。

為什麼選擇曼德拉？曼德拉具有何種特質，讓他的同志願意將他塑造為運動的象徵？

2009年11月，192個會員國組成的聯合國大會通過，將曼德拉的生日七月18日訂為「尼爾遜．曼德拉國際日」。聯合國秘書長班基文說，「曼德拉具體象徵了聯合國追求的最高價值。曼德拉先生的謙遜則反映了最高層次的領導。」前者指的是曼德拉的運動目標；後者是他的領導特質。兩者都是南非黑人抵抗運動選擇曼德拉做為象徵的原因。

偉大的修辭、求死的決心

曼德拉於1964年第二次被逮捕，以叛國罪名起訴。他在法庭所作的陳述，讓他成為世界性的人物。南非政府本來企圖透過這次審判，讓世界知道黑人運動的武裝暴力行動，也為白人的種族隔離體制辯護。可是曼德拉的陳述，卻將審判轉化為對種族隔離體制的道德譴責。

曼德拉的陳述詳細說明了他個人政治參與的歷程，他對英國「大憲章」、美國「人權法案」的心儀；他展現開放的心靈，願意摘取西方和東方文化中最好的部分。他也分析了種族壓迫對南非人民造成的痛苦，以及白人對民主的恐懼。更重要的是，曼德拉公開承認，曾經從事破壞活動，同時也是「非洲之茅」的創建者，並且直到被捕之前都在領導這個武裝部隊。曼德拉也為他的武裝路線辯護：在現行體制及白人的壓迫下，暴力不可避免。

最後，曼德拉放下講稿，眼睛對著法官唸出他已經牢記在心中的字句：

我一生都奉獻給非洲人的鬥爭。我曾經為了反抗白人的宰制而戰鬥，我也曾經為反抗黑人的宰制而戰鬥。我懷抱的理想是一個自由民主的社會，其中所有的人和諧地相處，所有人都有相等的機會。我希望為這個理想而活，也希望能成就這個理想。可是，如果有需要，我也準備為這個理想而死。

During my lifetime I have dedicated myself to this struggle of the African people. I have fought against white domination, and I have fought against black domination. I have cherished the ideal of a democratic and free society in which all persons live together in harmony and with equal opportunities. It is an ideal which I hope to live for and to achieve. But if needs be, it is an ideal for which I am prepared to die.

曼德拉說完之後坐下，整個法庭陷入靜默，長達半分鐘。旁聽席中然後發出細微的嘆息，有些婦女開始哭泣。第二天許多國際性報紙，都詳細報導了他長達四小時的陳述。

曼德拉當時確實準備為他的理想而死。在場旁聽的律師事後說，曼德拉的陳述，簡直就是在邀請法官將被告們判處死刑。事實上，曼德拉的律師讀過講稿之後，曾經要求曼德拉修改。可是為曼德拉拒絕。

法庭宣告判決前兩天，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在英國和美國的棄權下通過決議，要求南非政府停止審判、特赦所有政治犯。倫敦大學選他為學生會主席；曼德拉曾在獄中參加倫敦大學的法律函授課程。（後來曼德拉在獄中的時候，被提名為象徵性的倫敦大學校長的候選人，得票第二高而沒有當選；最高票是英國女王的女兒。）

判決前一天，律師在牢房告訴曼德拉，法官次日宣判之前會依慣例先問第一位被告，即曼德拉：「如果你有理由認為法庭不應該判你死刑，請說出來。」曼德拉說，他準備告訴法庭：「如果你認為判我死刑就能摧毀解放運動，那你就錯了。我的死將會啟發更多人。」律師說，如果你這樣講，就不可能上訴。曼德拉說，如果判死刑，他不會上訴。另外兩位主要領導人也不打算上訴。他們認為，上訴會減損他們的道德高度，而且會讓支持者視為軟弱。

曼德拉後來在自傳中說，「我已經準備好面對死刑。要真正準備好面對災難，你必須預期災難必定來臨。你不能一方面準備面對災難，一方面又心存僥倖、期待它不會來。」

單是優美的文字、偉大的修辭無法感動人。修辭感動人心的必要條件是，陳述者必須具備相同的內在。文字只是工具，陳述者的內在透過文字工具，引發了群眾深沈的內在，共同抵達心靈的高度，產生共鳴。

曼德拉感人的陳述，顯示他的修辭能力遠遠高出他那一代的黑人運動領導人。良好的修辭能力是政治領袖，特別是反對運動領袖，必須具備的條件。曼德的修辭能力後來也屢屢為他化解個人和運動的危機。

許多年後，南非政府宣告將釋放曼德拉，條件是曼德拉必須公開宣示放棄武力。這讓曼德拉陷入兩難。武裝組織「民族之茅」正是曼德拉所創建。「非洲議會」先前的主流路線一直是非暴力抗爭。在曼德拉對武裝革命的堅持下，「非洲議會」的領導階層妥協讓步：不禁止「非洲議會」的成員加入「非洲之茅」，可是「非洲議會」的公開路線仍然是非暴力。曼德拉雖然之前曾經積極參與、也領導非暴力運動。可是宣告非暴力路線不可能成功的，也是曼德拉。暴力行動正是曼德拉入獄的原因。

曼德拉入獄之前，曾經周遊非洲十多國家，尋求資助以建立武裝組織。曼德拉的最後一站是衣索比亞；他進入軍營接受軍事訓練。他學習製作炸彈和使用槍械，學習如何在移動中瞄準移動的目標，全副武裝3小時行軍26公里。他也閱讀克勞賽維茲的戰爭論、毛澤東的游擊戰略。曼德拉當時對武裝革命頗為嚮往；他被判刑之後，軍用飛機將他從北邊的約翰尼斯堡載往南端開普敦海邊的羅本島監獄，那是他第一次從空中俯視整塊美麗的國土。不過曼德拉看到的不是錦繡大地，而是某些適合從事游擊戰的地區。

世界輿論在1980年代已和60年代有很大的不同；武裝革命不再受到支持和仰慕。「非洲議會」這時已經因為武裝革命路線，失去許多國際友人和同情者的支持。而且也讓白人政府的武力鎮壓，獲得正當性。

可是曼德拉卻不能公開否定自己的過去，也不能公開宣告武裝路線的錯誤。如果他拒絕宣告放棄武力鬥爭，勢將失去全世界對他的道德支持，同時也將是白人政權的政治勝利，讓它過去數十年對黑人的武力鎮壓獲得正當性。

於是曼德拉透過女兒，在足球場的群眾大會上宣布：「只有自由人才能談判。囚犯無法訂立契約。」一個高明的政治修辭，用更高的道德原則迴避了兩難的選擇。其實，曼德拉不久之後在獄中主動寫信給白人政權的領導人，要求談判。後者沒有理睬，他繼續寫，至少寫了三次要求談判。這時他仍然不是自由人。在他長久的牢獄生活中，他也經常和獄方就囚犯的待遇展開談判。他所有的談判當然都不是為了自己。其中一次談判是釋放年老的同志，讓他們得以死在親人的身邊。

除了高明的修辭能力，曼德拉對南非遠景的主張也符合主流的道德價值。曼德拉雖然主張抵抗運動不可偏廢武裝革命，他的理念卻是所有種族和平共存的民主社會。南非共產黨一位白人中央委員於1955年起草「自由憲章」：「南非屬於居住於其上的所有人，包括白人和黑人。…我們，南非的人民，白人和黑人─平等的同胞和兄弟，共同接受這份自由憲章。我們宣誓，將盡我們所有的力氣和勇氣，共同奮鬥，直到贏得民主。」。

當時「非洲議會」中許多人認為「非洲是非洲人的非洲」，黑人奮鬥的目標是建立純黑人的南非。曼德拉不顧運動內部的激烈意見，寫文章支持「自由憲章」。他將「自由憲章」稱為「議會運動的燈塔，南非人民的啟示。」

曼德拉具有何種特質，讓他的同志們願意長期將他當成運動的象徵，即使他人長期在監獄之中，對外界的運動無法掌控？
……

全文見AGORA Taipei

李怡 - 中南海風暴與香港政改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3年12月7日

在特區政府推出政改諮詢兩天後，媒體掀出周永康被扣查的中南海大風暴。我們能否看出這兩樁事的內在聯繫？

周案情節之複雜、詭異和驚心動魄的程度不在早前爆出的薄熙來案之下。兩案相連，更是任何精采的小說戲劇都無法想像的情節。習近平接班的背後，是一場令人揑一把汗的生死奪權鬥爭。

民主體制下，最高權力的轉移通過選舉，選舉過程儘管有種種互揭瘡疤互揚穢史的醜事，但那都是明爭，當選舉過後，一切就復歸平靜。在無民主的專權政治下，最高權力轉移靠的是暗鬥，而沒有一次權力轉移是和平的。在一個絕對權威的獨裁者統治下，社會或有幾年的穩定，即使如此，因選擇接班人，仍會不斷掀起風雲，所選接班人也都一一被提拔者親手打下去。毛澤東威權時代，有指定接班人劉少奇、林彪的相繼被鬥下馬或亡命；鄧小平威權時代，接班人胡耀邦、趙紫陽灰溜溜下台。毛晚年的四人幫事件，鄧晚年的倒胡鬥爭和六四風暴，都牽連整個社會的波動，人民賠上動盪生活和被鎮壓的命運，高層的鬥爭更是觸目驚心。

六四後，鄧小平指定江澤民當接班人，江在鄧的陰影下，像小媳婦似的戰戰兢兢，直到鄧離世。鄧死前指定高層的兩屆任期和年齡界線，並隔代指定胡錦濤是江澤民的接班人。即使如此，到了2002年中共十六大時，江澤民仍繼續擔任軍委主席，在鞏固太上皇權力之後兩年才交棒。

在胡錦濤任總書記的十年間，江胡之鬥不絕於耳。暗鬥的方式通常是拿對方的手下開刀。江澤民為遏制李鵬的北京幫權力，拿陳希同開刀；胡錦濤為遏制江澤民權力，拿上海幫的陳良宇開刀。在改革開放時代，所有罪名都是經濟犯罪和貪腐，因為任何一個高官都可以找到這樣的罪證，只在於要不要去整他。

這些中共高層的鬥爭，又與香港有甚麼關係呢？

你以為董建華的下台，真是因為香港五十萬人上街嗎？非也。中共絕不在意多少人上街。主要原因是董伯要在2005年的施政報告中啟動政改諮詢，被中央叫停。但更深層的原因，是胡錦濤藉董要政改這件事，向剛剛辭任軍委主席的江澤民顯示權威，把江舉薦的董建華拉下來，並奪取香港事務的話語權。為向胡報復，江澤民掌控的國安系統，2005年向被指為「能直通胡錦濤辦公室的核心人物」、社科院副主任陸建華開刀，並牽連到香港傳媒人程翔，最終程翔以間諜罪判5年徒刑，而陸建華則以洩漏國家機密罪判監二十年。

去年中共力挺梁振英上台，你以為真是因為他當時的民望高過唐英年嗎？如果講民望，到後來二人的民望都走低，建制派中曾鈺成民望最高，何以他最後關頭又被勸退呢？又有人說是董建華陪同習近平出訪美國時，向習力薦梁振英。後一情況當然有可能，但不是關鍵。關鍵是江澤民藉機向胡所定的人選挑戰，並讓當時掌管港澳政策的王儲習近平立威。

專權政治的高層權力鬥爭無休無止，永遠捉摸不定，在暴風眼中的人，也不知何時大禍臨頭，何時鴻福將至。而受命於高層的人，也常常會在高層纏鬥中被拿來開刀成為犧牲品。香港過去特首和特首候選人的當「選」和被棄，就是在這類鬥爭中被擺佈的。

特區政府推出的政改諮詢文件，指現行法例未有定出若選出特首不獲中央任命時如何處理，要求市民發表意見。中央不任命，可以想到的理由就是當選者不「愛國愛港」。為甚麼諮詢文件不列出這個可能不任命的標準呢？林鄭月娥說，愛國愛港已體現在《基本法》中，既如此，何以喬曉陽、李飛又強調這個《基本法》已體現的東西？用任憑中央自由心證的「愛國愛港」「守尾門」，和提名委員會的組成，提委會「整個機構」提名，都為了讓中央可以持續操控香港的特首人選。

如果香港不能爭取到真普選，如果香港實行的是中央可以繼續操控選舉結果的假普選，那麼香港就永遠不能跳出中共權力鬥爭的怪圈，也就是說，中共專權政治的永不休止的權力暗鬥，就會永無休止地以香港作犧牲品。

認清中共權力政治的本質，我們就知道，任何乞求中共明智地了解香港民意，去明智處理香港問題都是無濟於事的。唯一的途徑只能是香港人自主意識的覺醒。（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沈舟 - 悲觀的「林茨猜想」

香港蘋果日報   2013年12月5日

今年10月1日，耶魯大學政治系榮休教授胡安·林茨（Juan Linz）去世，享年86歲。作為20世紀社會科學大師級人物之一，林茨教授1963年首次提出「威權政體」（authoritarian regime）的概念，被譽為「威權之父」。

1996年，他與阿爾弗雷德·斯泰潘合著的《民主轉型與鞏固的問題：南歐、南美和後共產主義歐洲》獲得政治學斯凱特獎。書中，林茨認為：主權國家是民主的先決條件，在一個沒有主權地位的地區，管理組織沒有在其領土範圍內獲得有效權威而完全自治，不可能實現真正的民主。因此他估計，在中國「最終完成民主化之前，香港不可能變成一個民主政體，無論那裏的民主運動範圍和力量有多大」。政務司長林鄭月娥昨壠動政改諮詢，對於無數認為這次諮詢將為真普選帶來希望的人士而言，林茨這個對於香港民主的悲觀猜想，無疑是一瓢冷水。

林茨的論述是：「在非民主化的國家之中有否可能產生一個有效運行的民主政治亞體制？民主政治體制能否存在於一個極權主義國家框架之中，或者是後極權主義的國家之中？可能不行——因為這樣做將為全國的居民提供一個機會，使他們看到，有些區域享受了他們所沒有的自由。這種不協調將使主權國家持續地形成一种摧毀那些民主制度的意願。但是，還存在更為嚴峻、更具有根本性的結構性難題。國家仍然擁有權利改變組成單位的政治地位。」

回歸16年以來，香港的政治現實證明了「林茨猜想」的準確性。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李飛近日來港，表達出中央對香港普選的「風險意識」，映證了「林茨猜想」中主權者對局部民主的憂慮和進而要加強控制的願望。李飛說：普選「雖然理論上有巨大的優越性，但現實中不乏巨大的風險。不顧客觀條件而推行普選，（將）導致社會混亂」，「如果民主制度的演進過於激進，（將）造成社會震盪」。

普選的客觀條件應包括心理和社會條件。自上世紀80年代初啟動代議政制改革以來，港人的民主訴求日益高漲。然而，1988年因中港政府的「秘密共識」，導致民意諮詢數據被扭曲，立法局「八八直選」被否決；1995年立法局選舉，所有議席首次完全以選舉方式產生，引起中央高度不滿，宣佈放棄「直通車」；07/08雙普選，基本法附件規定可以進行，中央卻不顧七成市民支持政制改革的民調結果和數十萬港人遊行要求雙普選的現實，而予以拒絕；隨後港人爭取的2012年雙普選又告流產。

香港尊重言論自由，擁有司法獨立，不存在宗教、民族極端勢力的衝突，沒有政黨政治推波助瀾，香港民主能「激進」到哪裏去？中央誇大「民主亂港」風險，實質是掩蓋「民主亂中」的憂慮。如李飛所說，若民主派觀點的人當上了特首，「怎樣向全國人民交代？」普選是否必要，港人擁護特首與否，並非中央首先要「向港人交代」的問題。林鄭在立法會聲明中指出：「討論政改時須考慮特區成立的歷史背景，明白特區的憲制地位」，「確保相關產生辦法符合國家對香港的基本方針」，這些從中央立場出發，而不是完全對香港負責的要求，為「假民主」、「假普選」埋下了伏筆。

1987年4月16日鄧小平見基本法起草委員會成員時，說中國「半個世紀以後可以實行普選」。根據「林茨猜想」，香港民主的夢想是否要到2037年才能真正實現？歷史往往並不依人的意志而發展，薄熙來對王立軍的一個巴掌，徹底改變了自己作為一方霸主的政治命運；突尼斯一名街頭小販遭警察粗暴對待，引起了席捲中東的「茉莉花革命」；香港民主能否在大陸「主權僭越者」百般干擾下獲得局部成功，在未來五個月咨詢期間，如何即堅持人權至上的價值理性，又運用多害相權取其輕的工具理性，取決於港人的政治勇氣和智慧。

值得一提的是，佔領中環的發起人之一陳健民先生，1988年至1995年就讀於美國耶魯大學，正好是林茨教授的學生，2007年他還前往母校，探望適逢八十大壽的恩師。陳健民準備用佔中的實際行動，來否定恩師有關香港民主的這個悲觀猜想，士別多日，林茨的在天之靈或許會對他這個香港弟子刮目相看。

沈舟
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