練乙錚 - 清洗梁派極左流毒 彰顯香港獨特角色

香港蘋果日報   2016年12月28日
 

11月初，筆者在海外，卻給《大紀元》記者找到，訪談港事，特別是要研判梁振英找了北京「釋法」打港獨成功後的形勢。當時梁氏和他的支持者滿面春風非常得意，以為自己替黨國立大功，連任是定局；但旁觀者清，懂得共產黨心態的人只需留意到習核心遲遲不表態讓他出閘，就知道梁命不久矣。按此，筆者對記者說：「梁撩起港獨無法弭平而要勞煩北京出重手，足證此人管治能力差，替領導人添煩添亂；為此他要付出政治代價，終無法連任。」一個月之後，梁就出局了。

世局有賴香港再作窗口

幾年來，梁特推行極左路線，在「經濟城市」高調搞政治，既得罪大部份當權派，更把大量年輕人推向港獨（最新中大民調指佔15至24歲人口組約四成）；他那批好勇鬥狠的手下如陳淨心、李國章、周融、馬恩國等人，出位言行直把香港搞得雞犬不寧。本來，假若中國真如「環時派」說的那樣，不僅崛起了，還已經進入「盛世」，則有人在香港地興奮一下，未嘗不可。問題是，「盛世」宣傳未及展開，大國已呈內外交困之局；北京再次發覺香港的「窗口」作用不能缺，絕不容你梁特開倒車搞深港同城、中港融合。

經濟方面，大陸是強弩之末：08年以來GDP增幅不斷下跌；貿易不振，今年對美出口下滑4.7%，是09年以來首次收縮；為了減慢人幣跌速，北京央行18個月內賣出近四分一外匯儲備（日本已取代中國成為持美債最多的國家）；社會總負債急增至GDP的三倍；人口老化、勞動力衰竭，生產成本上升，外資漸多轉移他處；改革停滯，人民幣國際化無期；國庫補貼國企盲目生產出口傾銷，導致美歐日否定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這還沒有考慮明年美國繼續加息、特朗普上台之後可能採取各種對抗性措施。

經濟形勢雖然惡劣，但地緣政治危機更嚴重。東海、南海磨擦不斷，與日美兩國衝突一觸即發；兩岸關係則因民進黨蔡英文上台不提「九二共識」而奧巴馬政府竟然撐腰而惡化，及至發生特、蔡「電話外交」、俄羅斯普京竟在一旁打邊鼓，北京才知美國這位親俄候任總統比聲言「重返亞太」的現任總統更難纏：一旦美俄關係解凍、美國聯俄制華之勢成，中美之間的「基辛格時代」結束，中國就會陷進360度包圍圈，那是比甚麼第一島鏈、第二島鏈更不利的戰略處境。

特朗普看似癲狂但絕對不蠢。他那日漸成形的管治團隊非常破格，囊括了一大批將軍、巨賈、成功企業執行長和超級右翼鷹派，在在顯示他不是一個循規蹈矩漸進的marginalist，而是一個大刀闊斧尋求裂變式改革的人物，對任何政治立場的人是好是歹都很難說，但聯俄制華的色彩濃厚，十分清楚。候任國務卿（美國外交部長用這個名堂，按其傳統是內閣一哥）Rex Tillerson是埃克森美孚的執行長，而候任國家安全顧問Michael Flynn是退役陸軍中將；兩者都和特朗普一樣，是親俄派。

特朗普起用大批仇華派

另外，特朗普最新委出的候任國安會亞洲事務主管Matt Pottinger，是一個曾經被中國公安逮捕的前路透社和《華日》駐北京記者；此人斗膽批評《華日》老闆梅鐸對北京卑躬屈膝，後來更投筆從戎當上美國海軍陸戰隊中尉。幾乎同時，特朗普又在他的白宮裏設立新的國家貿易委員會，候任主管是加州大學爾灣校區經濟學教授Peter Navarro；此人一本據說是仇華著作《Death by China》，是多年前特朗普認識中國的「啟蒙」書，讀過之後Navarro即與特朗普交往，現在快成為中國問題上的「國師」。此外，候任商業部長大富豪Wilbur Ross與美國鋼鐵業有關係，他的團隊裏有四名鋼鐵公司的執行長和律師，在鋼鐵傾銷事上針對中國會很自然。

特朗普組成了強悍的聯俄制華陣勢，中美關係以至整個亞洲在未來幾年裏，動盪將會放大，搞不好下一場冷戰的舞台即在東亞，對峙的雙方就是中國和一個史無前例的美、日、俄、印、越、澳、台組成的不等邊不規範的大聯盟，形勢與六十年代中蘇交惡時期差不多。那時候，香港扮演了中國不可或缺的窗口角色；六十年後的今天，如果冷戰重臨，中國少得了只有香港才能扮演的角色嗎？

然而，如果小心比較，今天香港能夠扮演窗口角色的潛力，很可能大不如前。當年英國管治香港，中英雙方有默契，英方對中國透過香港取得各種各樣的戰略物資是隻眼開隻眼閉（不然像霍英東那樣的人物早就抓起來送交美帝），而西方國家看在英國份上，也是隻眼開隻眼閉，窗口角色的體現乃得完美。可是，今天的香港已是由中國的地方政府管轄，沒有英國從中斡旋，這個窗口角色怎樣發揮呢？

舉一個例：美國給予香港一些中國大陸沒得的優惠（例如一些敏感高科技器材可以輸港，或者港人赴美十年簽證不必每兩年更新個人資料一次），都是「一國兩制」得到嚴格落實、香港與中國明確區隔才可享有的。九七之後，特別是梁特當政的這幾年裏，中港區隔走向名存實亡，西方國家已對香港存有戒心；如果一旦冷戰重臨，中國想以香港作為突破封鎖的一個窗口，但對着一個與深圳「同城化」了的香港，西方國家還會賣賬嗎？

顯然，在這個急劇轉變的國際大形勢底下，梁政府四年多以來的一系列埋葬「一國兩制」、破壞三權分立特別是破壞法治的政治作為，別說香港人、民主派認為是大逆不道，便是從中共的觀點看，也是犯了典型的極左路線錯誤，因而是必須下台的，絕對罪無可恕死有餘辜。

北京勢必鏟除整個梁營

一直以來，梁特和他的支持者都刻意貶低香港的價值，就算是在金融方面能夠幫助大陸打通通往外面世界的脈絡這個那麼明顯的作用也絕不承認，而認為一個上海加一個深圳再加兩條「×港通」就抵得上一個香港了。試問，在這種狹隘識見夜郎心態底下，如何可以明白、接受香港在「第二次冷戰時期」的窗口作用和價值呢？那不是極左是甚麼？

從這個角度出發，可引出兩個結論：（一）梁振英路線既然是錯誤的，那麼「沒有梁振英的梁振英路線」也必然是錯誤的；那些作風、思路和意識形態跟梁振英雷同、近似或有過之而無不及的人，也是極左、因而是北京不可接受的；（二）根據當年中共清除四人幫流毒的做法，清除一個梁振英遠不足夠，北京必會清除所有梁振英委任、跟着梁振英做事、執行梁振英政策、給梁振英出點子的一整批人，而且不限於在特區政府各部門裏面的那些。

再明確點說，如果清除梁振英路線可以順利進行（那不是必然的；筆者認為習近平並不是已經取得絕對權力，而黨內反對他的勢力特別是江派、團派及非習派太子黨絕非不堪一擊），則今後半年至一年的時間裏，香港各界別的非特區政府組織裏也會有一波又一波或明或暗的清洗行動；中聯辦、各新老左派政黨、喉媒、工會、商會、團體、智囊，大專界、學界、商界、法律界、新聞出版界、文化界、演藝界，等等，都不能倖免。董建華當年下台，沒有也不需要這樣清洗，因為他只是犯低能，不是像梁振英那樣犯路線錯誤。會否如此，大家可拭目以待。

重構港角色　中立獨立

儘管梁振英要落台，而假使跟隨他搞極左路線鬥爭的一批人也陸續落台了，但如果上述冷戰形勢來得逼切、壓力大得中國以目前經濟與軍事實力難以抵擋（有人會認為強國無此危機），則特區治下的香港便是換了整個領導層，也擔當不了中國希望它擔當的窗口角色，因為「中港融合」、「深港同城」已經米已成炊、超過了國際上認可的臨界點，各國認為與香港打交道就等如與中國大陸打交道。到了那個田地──一個並非不可想像的田地，中國惟有讓香港成為一個「瑞士模式」獨立中立國，才可望取信於國際，再次扮演、辦好窗口角色。

10月16日筆者在本欄提出一個「雙贏港獨」的概念，建構一個「瑞士模式」獨立中立香港國，透過提供一個予大陸黨幹金盆洗手改過自新並安享餘生免被雙規遣返的有價機會，以紓緩大陸貪腐問題；也透過提供一個中共政治鬥爭失敗者永久離開中國政壇而得以存活的庇護港，以良化中國大陸的政治殘酷。這個概念看來還有一個更積極的意義：為惡劣冷戰形勢底下被四面包圍的中國提供一個「一國兩制」無法提供的窗口，因而是共產黨應該/已經認真考慮到的。49年之後、97年之前，中共既可容忍香港作為英國殖民地而存在，從而得到無限好處，為甚麼不可以再讓香港作為一個獨立中立的國家而存在，從而得到更多更大的好處呢？

這種「雙贏港獨」和現存的港獨思想不同，不是一種反共仇共不共戴天的港獨，而是完全另外一種與中共為善甚至有利中共延續其內部專制統治的港獨，也可能是唯一一種比較有可能實現的港獨。無獨有偶，台灣前副總統呂秀蓮上周也提出利用即將由民、國兩黨聯合通過的新公投法，爭取明年透過公投實現台灣獨立成為一個「瑞士模式」中立國。也就是說，為了安然獨立，台灣可以放棄傳統意義上的反共。港獨人最終可能也要容忍甚至走上這個方向。然而這個方向卻是香港的一些大中華民主派很難接受的，因為當中牽涉道德上的魚與熊掌選擇：為了香港700萬人免受中共統治，可以放棄對大陸民運人士的支援嗎？

練乙錚 - 特首選舉北京失控 財爺胡官兩張好牌

氣短集   香港蘋果日報   2016年12月21日

梁振英棄選，港共元老吳康民說是「被迫自動」的不尋常政治操作，引起諸多猜測很自然。筆者認為，不尋常之處是，北京在梁的政治鬥爭事業達到高峯的時候把他拉下馬。解釋這點是掌握目前香港政治局面的關鍵，其他一切是枝節。

梁氏公開的親共政治生命始於八十年代中英談判期間出任基本法諮詢委員會秘書長；九七之後的幾年裏，他相對低調，只是掛着的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理事會主席頭銜比較突出。2012年成為特區行政長官之後，不必那麼韜晦，馬上在政府架構內部建立起以極左毛派國家主義者為領導核心的中策組智囊團。然而，梁政府這個明顯輕政策重政治、以意識形態鬥爭為綱的陣勢未及發揮，便被學民思潮領導的反國教抗洗腦運動殺個措手不及。

上台即輸國教　報仇打壓學生

麻鷹輸給雞仔，這個奇恥大辱無疑深刻影響了梁團隊日後的鬥爭指向：老一輩反對派不足懼，火力要對準學生、青年，尤其是在傳統民主派政黨周邊及之外衍生出的新興政治組合和另類思潮。不能不說，梁團隊施政能力低下，政治上卻抓住了對當權派而言是問題的核心：取得主權十餘年，人心未服反倒潰敗了，而潰敗最厲害部份正正是「八、九十後」這個最應分大中華的本地「紅旗牌」人口股。

梁氏任內的好幾波政治衝擊：佔領運動、魚蛋革命、港大李國章事件、立會選舉獨派登台以及上周選舉委員會的「三○○大突破」，主力或是年輕人或是在佔運期間湧現的新中生代專業組合。

所以，梁從2014年施政報告把矛頭指向港大那些帶有初步分離主義意識的學生，到2016年DQ青年新政兩議員，矛頭始終指向年輕人，從北京的觀點看，方向完全正確，儘管所採取的極左家長式高壓鬥爭路線大錯特錯而終歸滿盤落索。

毛理論從來認為知易行難：搞階級鬥爭解放全中國的大方向很清楚，共產黨人的責任就是找出能夠達標的最好路線。同樣，港共的長遠目的是赤化香港，那是不用說的，問題是走甚麼路線最能達到目的；如果到頭來年輕人反赤化最堅決，部份人主張的港獨更從無到有、越打壓越厲害，本來對北京最有利的「一國兩制」基礎（法治、公務員中立等體制規定）也打碎了，好好的2047（真）回歸出問題，那就證明路線錯了，制定這條路線的香港領導人，無論是台前的梁振英還是（不那麼）幕後的張曉明就都應該革職、落台。

共產黨上頭一切講實效，下面只有方向正確立場堅定是沒用的，梁氏落台、張氏失勢，是意料中事，何況有人熱衷搞鬥爭，是因為像「四人幫」那樣只曉吃政治飯；也有人據《成報》說是正事不做，一面裝模作樣鬥港獨，一面讓一把手分派大小政協名銜換取好處。典型的極左路線下面，如常地藏污納垢。

然而，北京縱把港共極左派路線的代表請下台，卻不一定有把握成功培植自己認為最好的人替上。梁振英嚴重忤逆民意的最重要結果，不是他自己失去駕馭政敵的能力，而是反對他的人，都因而取得部份民意支持，行事不再需要唯北京馬首是瞻。換句話說，梁特主導的極左路線直接導致北京在這次特首選拔的過程裏失控。

反梁勢力坐大　北京無法阻擋

北京在選拔特首這關鍵港事上失控，從兩個方面可以看出：其一，若干參選者自把自為，沒有北京當局開的「綠燈」，甚至有些據說還得了「紅燈」，卻一樣敢於表明意向，去馬參選。在以前的各次特首選舉裏，當權派有意問鼎者，無論背後是甚麼派系陣營，未得到北京首肯，根本連公開表示參選意願也不可以，遑論去馬；像今次這樣，野心勃勃者未待阿爺首肯就打開口牌表明參選意向，是未曾有過的事。這是北京對香港精英政治心理管控的首次失效；「阿爺欽點」才能入閘之說，原來是可以違反的。

其二，佔運時期浮出水面的新中生代專業組合異軍突起，成為民主派取得325張選委票的關鍵；這幾百票加上上屆選舉時形成的唐派票加起來，完全有可能讓一個這兩股勢力都願意支持的參選人跨過601票當選門檻，儘管此人不一定是北京樂意支持的。

於是，是次特首選舉，北京既不能全權決定誰能代表當權派入閘，也不能決定入了閘的人當中誰能當選。這就是失控。共產黨管治的地方，政權出現失控，除了文革時期的「武漢兵變」等零星事件，要算香港這一遭最嚴重；究其原因，無非就是梁氏聲譽太低劣，以倒梁為目的的選舉動作輕易取得正當性，只要不違法，北京無法有效阻擋。

此情此景，北京如果要恢復掌控，惟有蠻來，DQ一些它不喜歡的參選人，進一步拆毀「兩制」，但那樣做極其不智，因為在這個局面底下，中共同時遇到兩個危機：一是黨國對年輕人的號召力崩盤，2047（真）回歸的阻力比1997大得多；二是外圍形勢變壞，東南亞地緣政治風險惡化。

年輕人當中，九十後大部份還是學生或剛進職場，無錢無權無位勢，抗爭立場卻最激烈，離心力最強。八十後已經穩紮職場，其中為數眾多的專業精英，本是梁振英最落力爭取的階層，不料這次選舉委員會席位之爭，卻成為反梁主力；醫學界、會計界、大專界、社福界、教育界、建築測量等個人票集中的界別，反梁派聲勢大振。這兩批人士三十年後二次前途問題揭盅之時是社會中堅、棟樑，掌握最大部份社會財富，現在成為中港永久而徹底區隔的鐵板支持者，離心傾向遠比九七那一批強烈；而且，這批人的下一代的大中華意識無可避免進一步削弱。這叫中共如何是好？

面對這個世代危機，梁振英路線的對策就是加強打壓，但對付年輕人最無效的手段就是打壓，因為他們的精神心理上的修復再生力一如身體生理上那麼強大；經過連番重大挫折，年輕人會失望灰心「灰到爆」，但是在看似失意甚至絕望底下，心靈創傷修復機能卻靜靜發揮，抗戰意志轉眼便復元，而且更會像骨骼那樣因曾經損裂而再生得更堅固。這個現象，在反國教抗洗腦運動以來的跌宕起伏中不斷驗證。如果政權打壓年輕人一直打壓到2047的話，港獨會失敗但人人皆港獨。

地緣政治險惡　香港再成窗口

鄰近地區地緣政治風險惡化，近兩年明顯加速。明年1月美國總統換人，特朗普上台之後，美中爭奪東南亞的矛盾勢必加劇，原有美日同盟不斷加強之外，還可能出現美國聯俄抗中、美台關係解凍甚至美軍再次駐紮台灣。此外，經濟方面出現了中國日漸被西方排拒的走勢；最近歐美日異口同聲拒絕承認中國經濟是市場經濟以利築起對華貿易壁壘，便是最不祥的預兆，外圍形勢有倒退到七十年代時的那個模樣。如此，香港的「窗口」角色便會重臨。但是，要準備好扮演這個角色，梁振英搞的中港融合便是錯誤方向；香港應該走的路線，是中港區隔，即回復到中英談判之前的那種格局。

有這兩個危機，北京在梁氏政治表現達到頂峯（DQ獨派）、破壞力也最強（導致年輕人鬧獨立）的時候把他拉下馬，就很容易理解。按此邏輯，不僅梁振英本人要下台，他所代表的路線也必須清算，管治風格與他相近的人物如林鄭和葉劉，也不可能接班，否則就是推行一套「沒有CY的CY路線」，於事無補。北京這次拉下梁振英卻讓他「做好做滿」，就是不給機會予林鄭署任、真除，不像董建華當年腳痛下台馬上讓曾蔭權頂替，以免其他人想入非非。這樣看，林鄭、葉劉是半點機會也沒有的。

本來，北京若要取代梁振英極左路線，重塑香港「窗口」角色，重新實現《基本法》要求的甚或更嚴格的中港區隔，在已知有志參選特首的人當中，民望最高的曾俊華應是首選，但北京明顯不喜歡他的西方背景。也許北京在放棄梁振英極左路線的同時，也否定了曾俊華，而寄希望於一個更容易操控的專業技術官僚出任特首。但要達到此目的不容易。就算把曾俊華擋下來了（例如由北京最高領導出面「挽留」他），民主派加唐派的票很可能都給胡國興，那北京就更不高興，於是三思之後，可能終於批准曾俊華辭職。論策略，胡參選是一張好牌，其意義在此。

五年前的唐梁板塊之爭，凸顯政經集團利益矛盾，最後梁板塊勝出。但梁氏執政五年，政治衝突成為主要，社會撕裂，年輕人造反要自決想獨立，中港矛盾越來越深，民調顯示港人對中央政府的信任度跌近歷史低點，中共特別是京官在香港神憎鬼厭。今天，梁氏一夥敗陣玩完；特首大位爭奪戰，筆者認為將是「港英餘孽派」與「忠字技術官僚派」之間的較量。要緩和年輕人當中的自決意識，要恢復、加強香港的「窗口」功能，前者是首選。

塵翎 - 要活着

2016年12月18日

【明報文章】這年餘努力生活在沉靜之中，經過了一些巨大紛擾，暫時離場，在自己的房間裏浮游，有時說不上來的鬱悶，但大抵是平靜的。偶爾見着多時不見的人，探問了某些人的近况，雖然也不是沒有心理準備，卻仍不勝唏噓。願都安好，記掛着，明白所以不去打擾，見字平安。

但這裏確實使人厭倦，大家卻喜孜孜去演一場戲，和唱着皇帝的新衣，好看好看。和同謀沒有分別。無法自我感覺良好，無法今天很高興。只要瞥一眼後台的凌遲風光，就沒法為台前的小丑戲拍掌。這從來不是吾等所求，吾等所願。可是，普天同慶，清醒有罪。

真不要再說什麼現實、大局為重，如果現實和大局都是錯的，那還要一直錯下去嗎。只有在這些時候，我想到政治上的陳映真，說實話，文學上我尊敬他，但政治方面，我只想到「愚」和「癡」兩個字。放在藝術上，這是可貴的特質，但在現實政治上，就只有害人的份兒。我也想到他的同代友人，劉大任、郭松棻。後兩者同樣對信仰幻滅，然後和陳映真在此路上愈走愈遠。

而比起劉大任的明亮大器、全身而退，我更喜歡郭松棻。在幻滅之後，走向沉鬱，在文學裏找到活下去的幽徑。這是我希望你讀到的人和書。雖然他在多年前已經病逝，而他的愛妻李渝也難抵失去他的痛苦最終選擇了棄世，但她整理出版的遺作讓他的思想和文學還有着生機勃勃的生命力，幽微委婉地清醒着。或許你會在這裏得到力量，尤其在最消沉沮喪的日子。或許你也可以接受，世事並不會如你所理想的方向前行，你所付出的只會成為別人用來攻擊你的矛。只要活着，世界會在眼前如卷軸慢慢敞開，看得到更多。而所謂希望，也不過在於時間換來的空間，讓一些可能施展開來。

練乙錚 - 聯俄制華 特朗普有條件嗎？

氣短集   香港蘋果日報   2016年12月14日
 

特朗普與蔡英文的一通電話，釋放了中美兩地巨額負能量，本來十分欣賞美國這位「狂人」候任總統的陸媒馬上轉臉，《環時》大搞武嚇，聲稱解放軍已有能力在美軍介入之前打殘台軍，並指特朗普太無知，小學雞搞外交應事先請教高明。華盛頓外交建制大多數頭面人物則盡皆失色，不分黨派群起指摘特朗普胡來，其中尤以中國通、外交智庫名人葛來儀（Bonnie S. Glaser）說的「這就是導致戰爭的材料」最危言聳聽。

然而，「無知胡來」說，很可能是偏見，因為特朗普外交團隊的「知台派」（在美國政壇和學界是少數派）早在大選投票之前，已與蔡的幕僚籌劃一旦勝選之後的互動明細。特朗普本人則更於選後率先找美國外交老手基辛格密談，後者隨即訪問北京與習見面，事後公開強調特朗普搞外交「最沒有包袱」。北京如果聰明，應該正確理解基辛格那句話的涵義：特朗普要把四十年來中美關係基調扭轉！

重新設定中美關係，風險當然有。從美國角度看，起碼有三個考慮：成本效益如何算、時機是否恰當，技術上有甚麼問題。

扭轉中美關係　技術上可行

技術上可行，指的是在定義中美外交關係文件中，美國的立場是台灣主權地位未定，因而保留了在中台之間擺放關係比重以至修改性質的主動權。2014年海牙奧習會之後，美方公開指摘中國外交部發表的一段「友好聲明」文字，認為是「刻意竄改」（willfully mischaracterized）了美國這個對台一貫立場，正好說明這點。

事緣該次奧習會氣氛頗好（習近平夫婦之前在北京盛情接待美國第一夫人米雪兒），中國外交部於是趁勢搞了一個小動作，在官方網站上宣稱「On the Taiwan issue and Tibet-related issues, the US side respects China's sovereignty and territorial integrity.」這有甚麼問題呢？原來，美國一向不把台灣與西藏等量齊觀，儘管視西藏為中國領土而不提異議（所以從來都是以宗教精神領袖的位階接待達賴），但對台灣的立場卻迥然有異。

1979年《中美建交聯合公報》上的第二點指「美利堅合眾國承認（recognizes）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但第七點就標出美國對「中國」這一概念的理解範圍：「美利堅合眾國政府承認（acknowledges）中國的立場，即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這個理解，僅僅是說美國知道了中國的立場，而不是說贊同這個立場；故雖然在第二點承認北京是「中國」唯一合法政府，卻不代表美國政府心目中的中國包括台灣。（註一）

這點分歧，中美簽署建交公報時雙方完全清楚，所以2014年美方才高調指控中國外交部渾水摸魚，明確點出「acknowledge」不是「endorse」也不是「recognize」。因此，在這個公報背後的外交關係空間裏，美國便是明天採取「一中一台」的做法，技術上也不違背上述公報，而這正正是當年美國簽署該份聯合公報時要保留的無咎權利。

現代中美關係始於美蘇冷戰時期的1972年尼克遜訪華。當時美國受越戰拖累，尋求聯華制俄，而中國面對蘇俄陳兵邊界及核攻擊的威脅，雙方於是一拍即合，從此開始戰略協調。1991年蘇俄崩盤，冷戰的主要威脅解除，但美國為了取得更多在華商業利益，克林頓非正式地提出「三不政策」，即不支持「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不支持台灣獨立、認為台灣不應加入國際組織，以此討好北京。

小布殊上任之後想翻盤對付中國，但剛巧遇上9.11恐襲，其後出兵伊拉克，徒勞無功卻嚴重虛耗國力，落任之前更碰上八十年不遇的次按金融風暴，再有求於北京，而中國此前一段時間經濟增長神速，氣勢一時無兩，華盛頓要巴結也來不及。

「友華」四十年　美國屈處下風

如此「友華」四十年的結果，是美國屈處下風，對北京非常客氣，發展出一套極盡討好中國領導人的外交行事慣例和辭令，涉華官員一度連「the government of Taiwan」也不能說，只能婉委地講「the government on Taiwan」，把台灣看作一個地理概念。美國《對台關係法》縱然包含美方協防台灣的義務，但是兩軍司令卻不能直接通話，那完全不是有效的安排。

美國這樣聯華制俄，在冷戰時期無疑有利應付頭號敵人蘇聯，但俄國今天已淪為綜合國力三流的國家，中國卻大有成為美國最強悍敵人之勢，美國國內於是產生一股要求總統扭轉中美關係的壓力，這股壓力在今年的大選過程逐步集結在特朗普周圍，並趁着美國經濟回穩、中國經濟強弩之末問題叢生而增幅不斷減弱的情況底下開始大膽運作。特朗普主導友台電話外交，無疑反映美國外交界的這個微妙變化（註二）。

然而，如果沒有國際上的大氣候扶持，特朗普要反轉美國四十年來的對中綏靖主義外交套路，也很困難。前幾任美國總統都是上任之初對中國強硬，不久就軟化，小布殊是最好例子，搞不好特朗普亦復如是。不過，這幾年中國在國際上的確不像十年前那麼受歡迎，原因有好幾個。

中國形象變壞　有利美國轉臉

中國出口太盛，導致進口國的反貿易政治勢力興起，不只在美國，在歐洲也一樣。另外，最近兩、三年，中國對外投資猛增，胃口非常大，到處買高科技、海港設施、供電網絡、油田、核電設施、數以百萬公頃計的農牧地等，不停觸動目標國的政治神經，終於招致反彈。最近一宗購買含大量德國和美國高科技的公司Aixtron又被德美兩國政府否決，原因是該公司部份尖端產品有軍事用途，而中國成立的買方殼公司，背後包含國企。

其實國企與否非關鍵，因為大陸的很多大型私企都有高幹和太子黨背景，跟各級政府關係密切，一路獲開綠燈，才可急速增長。外國政府現在都明白，這種私企，產權性質其實跟國企沒有很大分別，都是在黨政高層的羽翼之下運作，對西方國家的安全風險不比國企低，卻更具欺騙性，更會成為黨政高層控制企業運作和吞併企業利潤的主要模式。這種「私企」最顯著的例子無疑是電訊和網商企業，背後金權結構及與黨政官員千絲萬縷的關係，國際媒體已廣泛報道。歐盟、美、日否決給中國劃定為「市場經濟」，除了經濟保護主義因素之外，背後還有「中國私企非私企」的敏感因素考量。

經濟之外，還有地緣政治。中國的南海及印度洋擴張政策與其他大國產生嚴重利益衝突。感受到中國這方面壓力而有所反應的，不只是南海沿岸國家，還包括澳洲、法國等大國。以法國為例，鮮為人知的是，它擁有一批位於南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海外領土」，這些島嶼上有150萬法國公民及8,000名法國駐軍；它擁有世界第二大海洋專屬經濟區，總面積1,100萬平方公里，僅次於美國，而這些利益海域的86%是依附在上述「海外領土」周邊的。法國還與此區域內的九個國家發展了戰略夥伴關係，並向其中多國出口武器。無怪今年6月在新加坡召開的Shangri-La Dialogue，法國國防部長Jean-Yves Le Drian表示準備領導由歐盟國家組成的聯合艦隊參加南海自由通航，假想敵當然就是中國。

美國聯俄制華　國際阻力少

在這種氛圍之下，美國下一任總統若要改變對中國關係，會顯得很自然，沒多少國際阻力。但是，美國這一招要真正有威力，還需具備一個條件──俄羅斯的默契。這方面，特朗普似乎也走運了。且不說普京與他神交已久，法國和日本也在改善與俄關係。法國大選在即，如無意外應是極右的民族陣線主席Marine Le Pen與中間偏右的共和黨候選人Francois Fillon之爭，而這兩個人都是主張歐洲應該親近普京的友俄派，故無論誰當選，法國與俄羅斯修好在望。日本方面，因為與俄國談判歸還北方四島的問題有了第一步進展，故亦會與俄方保持友好。俄國面對的威脅減輕，自然會疏遠中國一些；強國崛起之後，「心理不平衡」之最者絕非香港人，而是以前的老大哥。

特朗普不蠢，否則他的生意不可能做得那麼大那麼久；他的癲狂作風，多半是偽裝的。商人善於捕捉商機，他要改變中美關係中的美國玩法，很可能是因為他看到了利益，而且覺得具備了客觀條件。在大選過程中，美國的「兩岸精英」、建制左翼以至傳統右翼，都看扁了他，輸了還不大知道為甚麼輸了，這一通電話外交發生之後，他們可能犯上同樣錯誤。

特朗普想反客為主改變對華政策，除了技術上可行、時機很有利之外，還要看改變的戰略成本效益。馬勒說：「你的曲子不必處處高明，但絕對不能沉悶。」特朗普當美國總統，誰也不會悶，包括中南海諸公。

（註一）1982年，列根總統向台灣提出「六項保證」，其中的第四項便重複了這個立場。今年5月19日（蔡英文就職總統的前一天），美國國會通過了一項友台議案，重申「六項保證」和「台灣關係法」是美台關係的兩個基石。6月，共和黨全國委員會大會上，「六項保證」和「台灣關係法」亦首次成為該黨黨綱內的台灣論述的要點。

（註二）倡議改變美國亞洲特別是對華政策的觀點，近期最具代表性的是Alexander Gray& Peter Navarro今年11月發表在《外交政策》上的文章〈特朗普以實力為和平前提的亞太觀──重寫美國的亞洲政策〉。兩位作者分別是特朗普的高級政策顧問和政策顧問。

練乙錚 - 彭定康、葛劍雄：統一分裂歷史怎麼說？

氣短集   香港蘋果日報   2016年12月7日

今天筆者的話題由彭定康批港獨開始，但主要是介紹復旦大學教授葛劍雄的一篇顛覆性史學論文，透視香港新生事物「統獨之爭」背後的古老背景。葛教授那篇三萬字論文，研究了國史上的統一和分裂，在大陸學術界屬「走鋼絲」之作；留意香港分離主義思潮發展的人，無論持甚麼立場，讀了都會有益。

彭定康訪港說了很多話，筆者最欣賞他那句「我不能改寫歷史，香港回歸中國別無選擇」。他還是那麼得體地回答了關於他當年是否可為香港民主做更多事的尷尬一問。不過，彭先生有意無意之間「改寫」了他極力讚揚的佔運歷史，將之描繪為一個單純、純潔的爭取民主政改事件，忽略了運動提出的最響亮訴求：「命運自主。」佔運因這個訴求成為了分水嶺，演化出兩個政治意識流：民主自決、民族自決。如果要說香港「走錯了路」，那個「錯」，是2014年9月就出現了。

彭定康　篡改佔運核心精神

佔運之前的香港民主政改路線，無疑是與彭先生任港督期間的工作密不可分的。如果運動偏離了這條軌迹，他的功業、聯合王國交付予他而他出色地完成了的任務，就要褪色，最終甚或會給貼上「失敗」二字。所以，他這次特意來港大聲疾呼反自決反港獨，無論正確與否，都帶有濃厚的守業意味。離開香港近二十年，他依然是本地政治發展的重要持份者，所以儘管他以局外人身份為民主政改路線說話，卻不免於利益衝突。

歷史有趣之處，不只在於客觀史實本身，有時更在於論者如何書寫歷史：即對史實的主觀看法、包裝以至更改、取捨，以及背後使然的立場、利益、謀略或者更糟糕的東西。歷史與史學不同，史家與史學家也不一樣。一個小例子：佔運的事實是歷史，彭定康「改寫」這個歷史，而探討他那樣做的原因，就是一個「史學分析」。

葛劍雄論文觸碰的，是一個大得多的史學問題；他要揭示和推翻的，是自乾隆自封為「十全老人」以降，中國史家就統一與分裂的史實形成的那種歷史書寫方式和定見。這種根深蒂固的定見認為：（一）中國歷史主流是統一，統一的時間超過分裂的時間；（二）統一總是正義的，是人心所向，符合歷史潮流，統一的時間自然越長越好，統一的範圍自然越大越好。

上述定見（一）是怎樣得出來的呢？原來，傳統辦法是根據朝代來劃分統一或分裂的。如果一個朝代大體上統一，就把這個朝代整個都算作統一；再把這些「統一的」朝代從頭到尾的長度加起來，就得出國史上「統一」的總時間。這當然是很誇張的算法。

精算國史　分裂與統一孰長？

以清朝為例，享祚267年，但事實上滿人1644年入關，南明政權依然存在；至1683年清軍攻克澎湖，才真正統一。但到了1842年，香港割讓予英；1895年，俄英兩國瓜分帕米爾高原的大部份，日本拿走台灣。如果把這些山河破碎的時段減除，則清朝統一的時間只有186年，佔國祚的69%。

傳統觀念裏，秦、漢、西晉、隋、唐、元、明、清，都是統一朝代，國祚總和是1,454年；但實際統一的時間只有952年。若從西周有較完整編年史的頭一年（公元前841）算到今年，「中國」的總長度為2,857年，故統一時段按傳統算法佔51%，按較嚴格的算法則只有33%。

根據上述數字，無論怎樣看，也無法得出「統一是主流」的結論；若有一個主流的話，分裂才是主流。對此，我們或應問一個為甚麼。葛文沒有朝這個方向走，但我們不妨做一些簡單的探索。

以史上「中國」最大疆域而言，並以漢文化為此疆域內促進統一的凝聚力，其餘少數民族文化為導致分裂的發散力，則二力相加，若前者大於後者，則「中國」統一，反之則「中國」分裂。這樣看的話，結論應該是，漢文化的凝聚力實不足以長期穩定地統一「中國」。如果各族之間不動武、不以暴力或暴力威嚇為統一工具，則「中國」的統一時段所佔比例，連33%都沒有。

漢文化　凝聚不足、暴力搭夠

其實，漢文化在自己漢民族之中，也常常未足以導致團結。春秋時代，「漢」和「華」這兩個字，都還未有今天的政治意義，孔子講的是「諸夏」，指眾數的「諸」字，其實就代表分裂。近現代，國共都是漢人黨，但自民國十年（1921年）起，這兩個黨卻鬥得死去活來，一場「解放戰爭」就傷亡一千萬軍人，足與春秋時代的「諸夏」比爛有餘。

這說明一個問題：在文明、自願、非暴力的條件底下，史上「中國」最大疆域之內存在的各民族散發力，並非漢文化的凝聚力可以駕馭。「中國」太大了，統一不是主流，分裂才是常態；要統一，惟有用暴力。

從這個觀點看，毛澤東當年提出要把「一個中國」分成二十七國，李登輝要把「支那」裂解為七塊，連同目下中國周邊五個地方的分離主義訴求，皆非無理取鬧，反而是有很強的文化理性，堪稱和理非非。

秦殖民南侵　港入中版圖

統一既需暴力或以暴力作後盾，定見（二）說「統一總是正義的」就有問題。傳統中華帝國論述裏，漢文化的傳播，靠的是「坐鎮雅俗、以德威服人」；這個講法來自孔子說的「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當今中國旗上四顆小星拱一顆大星，用的其實就是這個意象。但是，從秦滅六國統一天下到共產黨踢走國民黨解放全大陸，都是用暴力。香港「回歸」，黃華說可以不駐軍此地，鄧小平就罵他胡說八道，證明暴力起碼是後盾。至於史上的開拓邊疆搞擴張，更是無暴力不行。

今年4月1日，新華社發表文章批港獨，指香港自秦朝以來便是中國領土，但沒說明是如何把香港地方納入版圖的，明顯為始皇諱。筆者於是引《史記》等文獻指出：「秦朝把香港併入中國版圖，是一起中華帝國侵略邊疆民族的嚴重罪行；當時秦始皇派了60萬大軍南征百越，之後更大舉南向移民（包括流放罪犯），其手段和後來歐洲殖民主義時期的做法完全一個樣。」

對此，葛文講得更深入：「征百越，不能看成是滅楚戰爭的延伸；嶺南的越人絕不會主動進犯秦朝，所以秦始皇找不到任何借口。當時秦朝境內的土地還未充份開發，不存在人口壓力，也不存在過剩人口需要尋找新的生存空間。這場戰爭完全是侵略性的，非正義的，越人固然堅決抵抗，秦人也不支持，所以秦始皇才要用強制手段徵集士兵和移民。」

其後，西漢征西南夷和大宛、宋吞南唐、北朝滅南朝、明清奪台灣等的大大小小無數次對外用兵，皆純粹是暴力擴張和侵略，根本談不上正義。「以德威服人」，將來不敢說，但從秦朝到一九九七，都是虛構。這樣子拼湊而成的帝國版圖，當然滿是裂痕，而帝國的態度一天沒變，這些裂痕就一天存在；就算不裂解，統一的政府也要花費巨額資源，甚至不惜動用暴力犧牲生命，才得以維持局面，例如在西藏；維持不了的，如在高句麗和越南，那些地方就成功分裂出去了。

帝國沒落　疆土過大、統一過長

由此，葛文引出「版圖不是越大越好」、「統一的時間不是越長越佳」的命題，繼而指出重要證據：西漢文景之治出現在武帝大舉擴張疆土之前；唐代天寶盛世形成於東西疆域收縮以後；明朝自放棄佔領越南、自北方邊界撤退之後，社會經濟卻開始穩定發展；清朝由康、雍締造盛世，乾隆則着力開疆拓土，但後者一旦完成了他的「十全武功」、造就了國史上「極盛疆域」之後，國運就馬上走下坡，終至萬劫不復。

這一條國史脈絡，與西方主流經濟學講的「最優國家規模」理論相符。耶魯大學史家Paul Kennedy研究了五百年來世界上包括大英等帝國的盛衰，1987年提出「版圖擴張過度招致帝國沒落」說，亦完全與之吻合。

葛文觀點如此「不羈」，採用的史實如此令強國尷尬，有其時代背景。他這方面的主要理據和結論，早在八十年代初就出現在他的著作裏；那時大陸學術界的政治氣候還是比較寬鬆的，所以沒有問題。八九六四之後，他的著作一度受到禁制；後來發表的有關文章比較收斂，有時還加插光明尾巴：「我相信，只要中國堅持並擴大改革開放，不僅不會分裂，而且還能實現統一，走出『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輪迴。」

話說回頭。彭定康反港獨，與他在祖家反對Brexit、反對英國本身存在的三個分離主義運動的主張一致。有趣的是，英國夠民主、夠開放了，但境內的獨立運動並不因而稍斂，反而在2014公投小敗之後穩步增長。可見中國要走出分合輪迴，並不一定如葛教授說的那麼簡單。反過來說，民主和獨立訴求，亦不必然如彭先生說的互相排斥。

此間統獨之爭沸沸揚揚，卻因為彭先生高調參與而更形熱鬧。畢竟，僅僅是他的高貴身份和風度，以及他所選擇講話的場地──外國記者俱樂部和香港大學，便足以提升自決與港獨意識的品位，讓世人好奇、關注。至於他本人所持的強烈反對態度，有說認為「無傷大雅」，也許是對的；世界上所有政治運動，無一不是給罵着登台者。看點是，給彭定康這位絕大多數港人十分尊敬的人物罵過，港產分離主義會怎樣輪迴，更盛還是轉衰？

（註：葛劍雄文章《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檧一分裂與中國歷史餘論》見http://www.xys.org/xys/ebooks/others/history/fen_he.txt）

陳文敏 - 法律工匠

2016年12月7日

【明報文章】梁游在上訴庭敗訴後， 律政司長隨即決定提出司法程序，一口氣褫奪四名立法會議員的席位，並指這是純粹法律決定，沒有政治考慮，這是三歲孩童也不會相信的。司長指決定是諮詢過獨立資深大律師的意見，但律師只能提供法律意見，提出訴訟與否，律政司長又可有考慮公眾利益？褫奪民選議員的議席是重大的憲政問題，議員們背後是近十三萬選民的抉擇，決定會影響議會的運作，加劇社會的撕裂，如果沒有考慮這些因素，那只是一位法律工匠，法律只會淪為排除異己的工具。

上訴庭認為議員資格是憲法問題，應由法院作最終決定，這是無可厚非的。但法院卻進一步指出，法院的角色是重新審視證據的決定者，而非監察監誓人的決定是否合理和合法的監督者，這是有違憲法和行政法中法院對行政或立法機關的決定保持尊重，只會在不相稱（disproportionate）的決定時才會作出干預的原則。議員是否拒絕或忽略宣誓及如何處理這情况，既是法律問題，亦是政治問題。當日立法會秘書長及主席容許議員再作宣誓的決定，除考慮有關議員的言行外，相信亦會考慮褫奪議員議席可能引發的政治後果、議會黨派之間日後的合作和過往議會處理這些問題的經驗。法院現在指出，議員一旦拒絕或忽略宣誓便馬上失去議席，立法會主席能考慮政治後果的空間便只有在決定有關行為是否構成拒絕或忽略宣誓，但當這問題完全由法院作決定，法院便被迫將一個政治問題包攬上身。尊重議會的原則，正正就是避免法院介入政治決定。法院不願將褫奪議席的決定由政治機關全權決定是可以理解的，但完全否定議會的角色而將法院變成決策者時，便會不自覺地將法院推向政治考慮。

這次人大釋法對法制的衝擊很大，原審法官避開人大釋法的問題，上訴庭卻將人大釋法照單全收，這是令人失望的。釋法的權力來自中國憲法，但釋法是在普通法地區執行，就等於制訂基本法的權力來自中國憲法，但法院在解釋基本法時卻是以普通法的原則來演繹。人大釋法在普通法地區是否有追溯力，並非如法院所說，普通法不能作演繹。

麥仲良 - 淺談詞綴

世紀．時語事   2016年12月2日

【明報文章】詞綴（affix），依附詞根（root），可以組成新的字詞，尤其是英文的詞綴五花八門。顧名思義，詞綴就是詞根的點綴，詞根為主，詞綴為副。

近日梁頌恆和游蕙禎兩名議員被DQ，即是disqualify，dis-便是前綴（prefix），有相反之意，放在詞根qualify之前，便是取消其議員的資格。詞綴不是英文的專利，中文也有，但數量少很多。話說立法會主席梁君彥叫楊岳橋議員「坐低」，楊回應坐低「咗」，粵語「咗」就是後綴（suffix）了，放在動詞詞根之後，用以表達完成的狀態（perfective）。坐低咗，就是已經坐下了。

同理，「食飯」的動詞是「食」，「咗」便放在「食」字之後：食咗飯。「咗」是表達完成的狀態，粵語「緊」則是正在進行的狀態：食緊飯。

中文有一類動詞是結果複合動詞（resultative verb compound），由兩個單字動詞組成，第一個單字動詞（V1）是因，第二個單字動詞（V2）是果。例如「煮熟」（V1：煮；V2：熟）、「壓碎」（V1：壓；V2：碎）和「曬乾」（V1：曬；V2：乾）。後綴「咗」同樣放在這些動詞之後：煮熟咗、壓碎咗、曬乾咗。

英文詞綴的多樣性

英文的詞綴豐富，前綴和後綴的例子比比皆是。例如與人有關的後綴，有-ist、-er和-ian等，ist是鼓吹某種主義或立場的人，例如本土派是local-ist。剛當選美國總統的特朗普被指是rac-ist（種族主義者）；恐怖分子是terror-ist。-ist也可泛指專家：econom-ist（經濟學家）、scient-ist（科學家）、botan-ist（植物學家）。美國電視連續劇《心計》The Mentalist的主角擅於觀察讀心，幫助警方查案，Mental-ist正好突顯主角那種解讀別人思想行為的能力。

-er可以是從事某種職業的人士，例如立法會議員除了legislator外，也可以是lawmak-er。-er也可以指某個特定群體，例如asylum seek-er，就是尋找政治庇護人士；納稅人是Taxpay-er。無論是lawmaker、asylum seeker或taxpayer，都是反造構詞法（back-formation），意思要倒過來理解，lawmaker是the one who makes the law，asylum seeker是the one who seeks asylum。

-ian可以指某一國籍的人，例如Americans、Canadians、Mexicans，早前上映的電影《火星任務》The Martian講述麥迪文飾演的太空人流落火星，自食其力，Mart-ian正好表達出主角以火星為家、要適應極其惡劣的環境。剛在澳門開業的酒店Parisian Macao，Paris-ian讓大家聯想到，酒店的建築和商場設計都有巴黎的色彩。

-ology是指學問，例如ec-ology是生態學。最近香港有一對孿生兄弟在社交網站開設了Milktealogy的專頁，以創意插圖和短片分享港式奶茶的資訊，推廣這種象徵香港文化的飲品。

前綴mini- 是「迷你」，有報章會用the mini-constitution作為基本法的代名詞，the mini-constitution直譯是「迷你憲法」。Pro-是支持的意思，例如Pro-establishment是建制派；Pan-可解作「全部」，因此Pan-democrat是泛民主派。我們拍照時，會用pan-orama模式，就是全景了。

上述詞綴都不能單獨成字，有些詞綴本身是有意義的字，例如後綴-bound，可以解作受制於某事物。Wheelchair-bound是指倚靠輪椅代步、不良於行的人士，是委婉詞，如果直呼cripple（跛子），就可能冒犯無禮了。同理，現在中文多說失聰、失明、傷健人士，少用「聾」、「盲」和「傷殘」。

後綴-buster 是指打擊或破壞某事物的人或事，例如動漫人物Ghost-busters是捉鬼敢死隊；Graft-buster是打擊貪污的人士或機構，在香港這個名詞便是指廉政公署。

作者簡介：曾先後任職本地報章國際新聞版編輯、資訊科技雜誌編輯，現任職教科書出版社項目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