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子強、陳雋文 - 桑德爾讓我們反思：當閱讀及求學也變得銅臭

2016年3月17日

【明報專訊】上周五，中大邀請到被《華盛頓郵報》形容為「全美最知名大學教授」的政治哲學家、哈佛大學教授桑德爾（Michael Sandel），蒞臨作學術演講。結果反應熱烈，邵逸夫堂全場1600個座位坐滿，不少校外人士原都想慕名而來，但卻苦於一票難求。

桑德爾之所以如此出名，是因為他在哈佛所教授的一門課「正義」（Justice），不單在該校深受歡迎，而當這門課製作成錄像，以及出版成書，也在全球範圍引起哄動。據報道，如今負責領導全國打貪的中共中紀委書記王岐山，亦曾向中共最高層中南海諸君，推介過這本書。

今次中大演講新意不大

但今次桑德爾來中大講的不是這個題目，而是他的另一本力作，What Money Can't Buy: the Moral Limits of Markets（中譯本《錢買不到的東西》）。相信，這是基於有關正義這個課題較複雜艱深，很難於一個多小時內講清楚；况且，對於一般市民來說，兩本書比較，《錢買不到的東西》比起《正義》，趣味性和可讀性都更高，也更容易結連生活上的例子。

較可惜的是，桑德爾今次演講的主要論點，甚至用來解說的例子，例如腎臟買賣、以錢獎勵閱讀、為學童慈善勸捐提供金錢回扣、託兒所家長遲到罰款等，基本上都在書內講過，所以，對於那些讀過這本書的觀眾，可說是新意不大。况且，雖然演講以互動形式進行，卻不設答問環節，所以就算大家讀過其著作後有疑問，亦沒有機會發問。因此，亦只能把今次當作是一次能夠現場一睹這位明星級學者其魅力和演說風采的機會而已。

兩大論點：「平等」與「腐化」

言歸正傳，桑德爾的主要觀點是，反對把市場的邏輯引入日常生活其他原本非經濟的領域，把我們珍惜的很多事物，都變作可以用錢買賣。其論點主要有兩個，第一點有關平等，第二點有關腐化。

先談第一點「平等」。作者說：

「在一個每樣東西都可以買賣的社會裏，所得微薄者的日子會比較難過。當錢可以買得到的東西愈多，富裕（或貧窮）與否就變得更要緊……如果富裕的唯一優勢是有能力購買遊艇、跑車、奢華假期，那麼所得和財富的不平等就沒那麼要緊。但是當金錢可以買到的東西愈來愈多——政治影響力、良好的醫療服務、位於安全而不是犯罪率居高不下住宅區的家、進入精英名校而非爛校的管道——那麼所得和財富的分配就愈顯重要了。當每樣好東西都待價而沽，有沒有錢，就有了天壤之別……所有東西商品化拿來買賣的結果，使得金錢變得更加重要，也加深了不平等所造成的痛苦。」（見此書中文版，頁25至26）

再談第二點「腐化」。作者說市場具有侵蝕性傾向：

「把生命中各種美好的事物標上價格，有可能導致其腐化……當小朋友閱讀就付錢給他們，這或許會促使他們閱讀更多的書，但也會因此教他們把閱讀視為一樁差事，而不是內在滿足的來源……市場凡走過必留下痕迹，而且有時候，市場價值會排擠掉值得我們關注的非市場價值……生命中某些美好的事物，一旦被轉化為商品，就會淪於腐化或墮落。」（見此書中文版，頁26至27）

桑德爾在中大的演講裏，以（一）「是否贊成容許人的腎臟在市場上以金錢作自由買賣？」以及（二）「是否贊成以每讀一本書，便給孩子幾元作獎勵，來促進閱讀風氣？」與同學作了兩輪的互動式討論。

以現金獎勵學生閱讀？

因篇幅關係，我們這裏且集中討論第二個課題。

經濟學家告訴我們，提供經濟誘因會促進人們多做某些行為。不錯，有些孩子可能因為喜歡閱讀而看書，但也有很多孩子並非如此；為了讓後者好，為何不可以用金錢來為他們提供讀書的誘因呢？更何况，兩個誘因加起來定會比一個好。

桑德爾說，實驗顯示，小孩確是會因此讀更多的書，但卻同時是篇幅較短的書。

其實讀者也不難想像，如果從功利的角度出發，要「多快好省」，短時間內讀數目最多的書，究竟「最有效」是要讀些什麼書？自然是「垃圾書」和「雞精書」，定不會是經典名著。畢竟一冊《戰爭與和平》，比起一本娛樂圈明星八卦書，自然難讀得多，也花時間得多，但孩子眼中，卻只是看到兩者的金錢價值一樣。

就算你乾脆為孩子定下書單，但孩子的心態究竟會是：但求囫圇吞棗，草草「啃」完這些書，快快收錢了事；還是會之後再花時間，多思考書中的內容和啟發呢？

這樣，久而久之，很易讓孩子從小就誤以為閱讀只是一種賺錢的手段。如果一天市場提供比起閱讀「時薪」更高的「工種」，小孩就會很易捨之而去，因為，在他們眼中，閱讀已經成了一種商品，並會以同樣的金錢標準，拿來與其他商品作比較。閱讀本來擁有對心靈的美好和淨化等，便會慢慢遭腐蝕掉。閱讀因而會被降低了層次，孩子再非以適當的衡量模式來看待閱讀。

桑德爾當晚作了一個即場民意調查，問問現場有哪些人贊成哪些人反對，以現金獎勵小孩閱讀，結果是正反各半。有趣的是，我留意到，現場不少大學高層，都舉手反對。

那麼獎學金又如何？

但更有趣的是，之後，有位台下同學與桑德爾互動時，卻提出一條發人深省的問題：如果我們認為閱讀應有其自足價值，不應與金錢混為一談，那麼我們又應如何看，今天大學設立大量形形色色的獎學金，來獎勵學生報讀？又或者，家長以「讀好書，有前途」，來說服子女乖乖在學校念書？

這對一位大學教授來說，真的是一個十分尷尬的題目。

身在大學，近年目睹的一個現象，那就是大學千方百計募捐巨款回來，成立大量形形色色的獎學金，來吸引香港以及中國大陸各高考「尖子」、「狀元」報讀。請注意，獎學金不同助學金，它不是用來幫助家境有困難的學生來應付學費和生活費，而是無論有錢無錢的都可以攞，目的就是要「撬」來成績最好的學生。於是不少學子都學識「擇肥而噬」，揀選獎學金最大份的大學和課程來讀。

我們常常笑談今天的中學家長，每每機關算盡，都是要為子女「贏在起跑線」；其實，如今的大學管理層，又何嘗不是如此，大費周章的去籌募獎學金。說穿了，便是他們相信只要吸引和招募到成績最好的學生入學，大學一樣能夠「贏在起跑線」。

求學是否應有自足價值（桑德爾口中的「intrinsic value」）？當揀大學揀主修，都慢慢轉化成一種商品時，在此潛移默化下，教出來的會是怎樣的一班「社會未來棟樑」？對社會的風氣和價值觀又會有何影響？如果家長不應以現金獎勵小孩閱讀，以免讓小孩把閱讀當作是賺外快的「工種」時，那麼對於更重要的大學教育，為何卻又可以一樣的功利，以獎學金之名獎勵報讀？

幸好，當時桑德爾沒有隨即再作一個即場民意調查，問問有哪些人贊成哪些人反對大學以獎學金獎勵學生報讀，否則的話，那幾位剛剛舉過手反對以現金獎勵小孩閱讀的大學高層，準會十分尷尬。

李怡 - 港獨思潮芻議

世道人生   香港蘋果日報   2016年3月17日

梁振英絕對是港獨之父。首先，如果不是他上任以來展現出事事聽命中共，所有施政都「顧全大陸」的話，香港人特別是年輕一代的港獨意識不會如此蓬勃，主張自決的本土民主前線也不可能在新東補選中獲得6萬多票；其次，如果不是他在去年施政報告中狠批《學苑》的民族自決論的話，香港自決及港獨就不會在社會引起如此廣泛討論，以至學苑出版的《香港民族論》暢銷一時，今年幾間大學的學生會改選，新當選的學生會長都不排除港獨作為香港前途的選項。

新出版的《學苑》，就2047年的50年不變屆滿，提出香港「二次前途問題」的三項訴求，包括香港成為獨立主權國家、建立民主政府及全民制訂香港憲法。

梁振英和中共喉舌對港獨言論的反應，有幾方面，一是香港不容鼓吹、煽動獨立；二是「香港亙古以來是中國的一部份」，689把「亙（音梗）古」說成「恆古」，這個「恆錯」的特首真令香港人丟臉。梁愛詩說「香港在歷史、文化、血統及民族上與國家一體」；三是港獨不現實，李國章說，若香港獨立，「飲水邊度嚟？糧食邊度嚟？」更普遍的看法是中共強權不容許香港獨立，從對疆獨、藏獨的打壓就可以見到，香港獨立根本不可能。

就這幾點講講個人的芻議。首先，提出港獨主張再如何大逆不道，也只是言論而不是行動，在《基本法》和兩個人權公約的法律保障下，香港人應有宣傳港獨的言論自由。所謂「鼓吹」和「煽動」的指控，並非指向言論本身而是指向動機，而動機是看不見、摸不着的東西，法治國家的判例是不能以無法證明的動機入罪的。

其次，「亙古以來」如果是國家歸屬的唯一考慮，那麼「新疆」講明是清代拓展的「新」疆土，「亙古以來」就爭奪不停。蒙古、琉球群島（沖繩）這些「亙古以來」的中國土地，中共都讓它既成事實。清代被俄國強佔的約100萬平方公里土地，1999年江澤民和俄國總統葉利欽簽訂的《議定書》，中國也放棄了。「亙古以來」的理由實在可笑。至於歷史、文化、血統更不是不可分離的元素，世界各國的構成已說明一切，更莫說新疆、西藏有自己的歷史、語言和屬於不同民族了。

食水、糧食的供應，都是有價購買。而且照李國章說法，是不是只要香港可以另有途徑解決水、糧來源，香港就有條件獨立呢？

按照兩個人權公約第一條的民族自決規定，香港在法理上是可以公投自決而成為獨立國家的。不能這麼做的原因只是由於專權政治的中共強權不容許。若人生的追求不是只考慮成敗得失，而是首先考慮是非對錯，那麼絕不能因為強權不允許我們就想都不能想。再說，如果新華社稱習近平是「中國最後領導人」，真是一語成讖的話，那就甚麼事情都可能發生，而香港人至少在思想上要有自己香港自己救的準備。（http://www.facebook.com/mrleeyee）

王岸然 - 拉布圖窮 泛民無匕

 2016年3月15日

泛民令人最失望之處，不單是無能，而是喜歡用似是而非的論述愚惑市民，特別還針對支持者，目的只是想騙取支持，這恐怕是最缺德的行為。3周前的新界東補選，泛民為了找尋一個要求支持者投票的理由，於是虛構一個立法會必須保持關鍵少數以防止建制派得勝後，會修改《議事規則》讓泛民的拉布抗爭不再可能，云云。

拉布行為 互有傷害

缺德之處是所謂「議會抗爭」中的有力武器拉布活動，早於4年前因為一宗案例而失去實質效力。泛民一直不願把這事實說清楚給支持者知道，最清楚現時憲制實況的自然是4年前的司法覆核者梁國雄，但4年來有事無事都拉下布的正是他，筆者完全莫名其妙，大概是「橋唔怕舊，至緊要受」，而雄仔的支持者特別蠢，也就特別受。

拉布有些時間也可以成功的吧？早前網絡23條不就成功了嗎？這當然只是一種錯覺，大家不妨看看《財政預算案》及其他重要撥款議案，泛民是否可以拉布成功？一些情況是政府讓泛民拉耐些以便民間產生不滿（例如阻延社福的撥款），一些是政府根本不介意收回草案（版權修訂條例是保護美商利益）。

筆者早已指出，利用拉布只是互有傷害的行為（〈玩「拉布」只是飲鴆止渴〉，刊2012年5月16日《信報》），一點也說不上高明。議會的運作從來是少數服從多數的遊戲，全世界的議會都有機制防止過分利用控布，說香港的議會先天性不公平雖有點道理，但又何必參與？藉參與去改變規則是正當的道理，藉參與去破壞議會、搞亂三權分立的精神，則是法官不會認同的做法，且會加以嚴斥。

4年前法官林文瀚正是在判詞中嚴斥梁國雄及其代表律師李柱銘。法官也在本案把立法會內拉布的種種問題在憲政層面講得清清楚楚。一切早有法律上的定案，只是泛民一直還在玩拉布騙選民，故意混淆事實與法律的方方面面（HCAL 64/2012）。

這一宗重要的判例，有興趣研究和希望認真論政的朋友應拿原文一讀；有意在9月參選立法會的勇武新人類更要細讀，要清楚知道拉布只是有限手段，本身絕非目的。梁國雄已經騙了港人4年，這是不可以再延續的醜行。

事件可退回2011年5月的一次長時間拉布行為，立法會主席曾鈺成終於剪布，從而終止替補機制修改議案的辯論（這一議案修改法例，令議員在職期間自己辭職者不能參加補選）。在梁國雄作出的司法覆核訴訟後，高院在2012年5月裁決梁國雄敗訴，成為經典案例，判詞也實在寫得十分全面。梁上訴到上訴庭，馬上被駁回。終審庭受理上訴並在2014年9月10日聆聽上訴，5名法官在4小時後便決定駁回上訴。書面判詞是巧合地在「雨傘革命」發生後的9月29日星期一公開，大多數人因而沒有留意案件的重要性。

主席質素 一直下滑

終院清楚地為林文瀚的原審判詞背書，解釋基於三權分立與普通法下的不干預原則，終院只會看立法會主席是否有某項權力，而不是去裁定權力的行使方式。主席決定剪布，明顯屬於主席擁有的權力，故駁回梁國雄的上訴。法官不認同李柱銘指《基本法》第73（1）條賦予立法會議員的發言權利，是可以無限發言的權利。議員的發言權利是針對立法會整體而賦予，沒有單獨個別議員發言的所謂憲法權利（FACV 1/2014）。

未夠詳細的話，可以回到林文瀚的判詞， 林官說主席不是坐在主席位上聽演辭的人，他是有權適當地控制會議的進行（第25段），我們必須以此理解《議事規則》。主席由議員選出，對議員負責，議員可藉不信任動議罷免主席，主席和議員皆有選民，皆須對選民負責，皆有政治考慮，但政治考慮法庭是不理的（第27段），所以主席應否容許拉布，法庭不討論（第28段）。

林官直斥雄仔及其他3人玩拉布並不是要表達意見，只是希望藉委員會對各項修訂的辯論無限期阻延立法（第45段）。曾鈺成主席並無突然中止辯論，他准許再辯論多3小時，才作表決，並無剝奪議員的發言權利，在法律上根本不能非議（第47段）。

如果要為所謂議會抗爭的拉布行為作出簡單的憲法總結，就是基於三權分立的原則，議會的爭議是政治問題，議會如何運作是議會的主權所在，法院盡可能不作干預。具體地說，議案的通過過程只要有合理的討論時間，主持會議的人剪布是合理的。通過的形式有問題，是大叫用聲音大小決定還是舉手或是按掣，也是議會自己的事，總之法官不會理。

兩年前用拉布作抗爭就已經是鐵定失效無用的事。隨着曾鈺成退出議會，主席的質素再一步下滑，更過分的事也一定會發生。就算法院今次裁決陳鑑林的做法不合理無效，亦只是叫議員回座位投多一次票而不是推翻決定。

對於以勇武自稱的立法會新參選者，拉布不再是可玩有效的抗爭，而是必須記取的事，若無能走出泛民的困境而只是騙選民一票，那不會是持久的事。最少，與台灣比較，香港議員還有更多勇武的抗爭空間！

李怡 - 中國特色，舉世矚目

世道人生   香港蘋果日報   2016年3月15日

過去只有美國會發表關於中共的人權報告，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及理事會由不少跟中共利益相關的國家組成，故似乎從來沒有就中共人權問題發表過聲明。這次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有12個國家發聲明，譴責中共人權狀況惡化，中共外交部也不得不回應。

外交部發言人洪磊說，中國「走出了一條中國特色人權發展道路，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中國特色」和「舉世矚目」，確是事實。至於是否成就？相信從中共掌權者的角度來說，也確是成就。

大陸內部的人權狀況，應該說跟過去沒有太大區別。過去沒有受到聯合國人權理事會關注，而現在引起關注，想來同李波事件有關。

李波事件確實體現了中國特色的人權。

一是中共官媒宣稱，李波是「強力部門」「讓一個被調查者進行配合」的，實際上就是承認中共越境到一個不同法系的地區執法。外國縱有越境執法，通常也只有針對國際罪犯，而且一定知會所在地區。即使像斯諾登那樣洩露美國機密，美國也沒有「強力部門」到香港執法。像李波事件那樣，既不知會香港特區政府，以「強力」對付者又不是國際罪犯，而只是出版了一些令中共領導人不爽的書，則確實有中國特色。

二是被中共指為違法者，都沒有經過司法審判，卻在央視上紛紛承認他們犯罪。這種由媒體來判罪的做法，是向世界展示的中國人權另一特色。在中國關注維權活動的瑞典人彼得．達林，和銅鑼灣書店五子，都未經審判就上央視自述案件，除李波外，其他幾個人都承認犯罪。李波上電視說在大陸是自由的，只是配合調查，但卻表示外界對他的事越關注（他說是炒作）他就越不能回香港。這種社會越關注就越不安全的狀況，恐怕只有在綁匪手上的人質，才會被迫這麼說。這是另一個中國特色的人權狀況。

三是中國外長王毅就英國外相關注英國公民李波的處境表示，李波首先是中國公民。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補充說：「凡是具有中國血統的香港居民，都是中國公民。」這種不是以法律文件而是以血統來釐定國籍的做法，不能不使國際社會大為驚愕。照中國的邏輯，奧巴馬首先是肯尼亞公民，沒有資格當美國總統了。以血統來釐定國籍，看來也是中國特色的人權。

中國特色的人權，在李波事件上的展現，確實是如洪磊所說「舉世矚目」。國際社會終於認清楚中國是「非一般國家」了，儘管中國也簽署了兩個國際人權公約，但簽歸簽，全國人大至今未批准兩個公約在中國實施。故洪磊說，人權原則要「同中國實際相結合」，於是有了以上的中國特色。

穆迪繼降低中國信貸評級後，又降低香港主權信貸評級展望為負面，很難說不是跟李波事件有關。降級至少顯示，商界不再一味遷就討好中國這隻經濟巨獸了。只顧做生意，「非政治化」，也不能不顧及中國大陸和香港的政治環境，不能不顧及自身安全。（http://www.facebook.com/mrleeyee）

李怡 - 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

世道人生   香港蘋果日報   2016年3月14日

連續發生學生自殺悲劇；公立醫院服務超負荷；立法會財委會副主席陳鑑林在高鐵不需停工「一定係好嘅後果」的政治考慮下不顧規則強行剪布；梁振英面對香港這麼多問題卻建議在中環建游泳棚供上班族午飯時間去游水或釣魚；吳克儉對學生自殺事件的應對是成立專責委員會在6個月內提交報告……。社會的不幸事態一樁接一樁，特首和高官的反應一次比一次荒謬，報道新聞或寫評論者面對香港社會的這種狀態，若每次下筆都觸動心弦，可能很快就會心肌衰竭。

年輕人自殺倘是個別現象，或可以仿效其他國家，找社會心理學專家作分析，對年輕人作輔導。但20人在半年內自殺，包括優秀的大學生特別是醫科生，這就不是個別事件，而是社會出問題了。社會出甚麼問題？幾乎人所共知的是：香港社會給年輕人的出路越來越狹窄，香港已漸漸不再是一個機會平等的社會，而是被大陸關係學之風污染的社會。高官的子女到外國讀書，香港的教育就要普教中、學殘體字，不停地送學生去大陸接受中共體制的交流，繼續夾帶國民教育。大學的研究生學位被大陸生霸佔，香港大學生畢業的起薪點連租屋住都負擔不起，而政府高官和各項公職則繼續在關係學之下被無恥之徒佔據。特首高官要年輕人到大陸發展。年輕人尋死，同他們對不公義的抗爭越趨激烈的原因相似，就是在社會壓抑面前看不到未來的方向，看不到前景。舉目所見，是一批無恥掌權者的謊言治港和為保權位而無底線地「顧全大陸」，是建制派帶領整個社會趨炎附勢倒向中共國，是不再講規則也不再講政治倫理地出賣香港原有價值和利益。雨傘運動的抗爭沒有帶來改變，李波事件顯示中共對香港的直接干預甚至連奴才的面子也不給了，前景的灰暗使年輕人當中積極的就不顧實力懸殊、不顧犧牲地走上街頭抗爭，消極的就自尋短見，當然更多人是無奈接受現實，跟從社會的污染惡浪隨波逐流。

這種情狀，使人想到《尚書》所說的「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這是夏朝爆發中國歷史上最大的一次奴隸起義時奴隸發出的誓言。夏桀自比為太陽，誇口說：「日有亡哉？日亡吾亦亡矣。」奴隸誓言「時日曷喪」的意思是：「這個太陽為甚麼不消失？」「予及汝皆亡」的意思是「我就和你一起死吧！」整句話也有譯作：「倘若注定我要死，我就和你一起死！」香港話「同你死過」，也是這意思。

去年十月，黃毓民在立法會答問大會問梁振英「幾時死」，昨天名采版馮睎乾響應吳克儉說要「從多角度看事物」，就提出鼓勵特區高官集體自殺。學生自殺和激進抗爭，帶出的訊息就是年輕人對特首和這個政府極度憎惡，已到接近「予及汝皆亡」的程度了。

陳惜姿 - 本來不必這樣學中文

2016年3月13日

上回寫過初中中文科，文言文閱讀理解題目艱深，以下是例子：

「項王即日因留沛公與飲。」（司馬遷《史記‧項羽本紀》）

「然後踐華為城，因河為池，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淵以為固。」（賈誼《過秦論》）

這是中二的考卷，沒有全篇文章，沒有上文下理，只有這些句子。題目問，句子裡的「因」字是何意思。

莫說中二學生，由我來猜也猜不中。第一題的答案是「於是、就」；第二題我猜是沿着，原來是「憑藉」。

新高中中文科，着重培養學生的能力，而非死記硬背。其中尤其重視閱讀理解能力，無論白話文和文言文都是。一開始，文憑試課程沒有範文，學生要理解從沒見過的文章，回答問題。施行不過幾年，又加入範文，但佔分比例仍然很低。

以上題目，我想連中文科老師都沒把握，何况初中生。結果，學生要從不同句子中綜合「因」字有幾多種意思，全背下來。下次再見到，希望能找到答案。

當初沒替孩子報讀國際學校，是希望下一代學懂中文，學懂中國文化。初中中文科的課文，都是好文章，《差不多先生》、《習慣說》、《曾子殺豬》教學生做人道理；《木蘭辭》、《燕詩》，文句鏗鏘，是中國詩詞的入門；《背影》裡有親情，能感染少年的心。

初中生讀好這些範文，懂得欣賞中國文學之美，往後再進深，讀魯迅、莊子……文學世界如此廣闊，有興趣何愁培養不出閱讀能力？

我們那一代都是這樣學會中文的，很少人覺得中文科艱難，要去補習。但在新課程下，不合理的要求令中文科變得可怕，連對中文的興趣也沒有了。

長平觀察：記者該懂什麼「規矩」？

德國之聲中文網   2016年3月10日

正在北京召開的中國"兩會"上，再次出現記者意外提問的情況。3月7日，甘肅省代表團的記者會上，一位記者大聲要求省委書記王三運回應新近一起抓捕記者事件，王三運"當場冷臉"，未予理睬。

去年12月，甘肅永昌縣一家超市職員指控13歲女孩趙某偷竊巧克力，拍照報警找家長，女孩不堪羞辱跳樓自盡，引發群體抗議。報道此事的《蘭州晨報》記者張永生被當地警方找麻煩。警方先以"嫖娼"名義將其抓捕，沒湊足證據後，又控其敲詐勒索。如此打壓媒體的事件，不是歌功頌德的"兩會"關注的對象。

同一天，天津代表團的記者會上，一位記者高聲追問天津市委代理書記黃興國，請他解釋去年天津港大爆炸之後拍賣汽車問題。據香港《明報》報道，黃興國笑而不語，主持會議的天津市人大主任肖懷遠則呵斥記者，"你懂不懂規矩？"得知該記者來自澳門後，肖懷遠仍厲聲道："澳門也要講法律講規矩嘛！"

在3月4日舉行的"兩會"記者會上，中國媒體記者對大會發言人傅瑩提出了包括經濟下滑、南海危機、北京霧霾、計劃生育等在內的若干尖銳問題。澳洲《新快報》記者葉寶生搶過機會，以較多的言辭提出劉源職務調整問題，被認為是會議安排之外的"激情提問"。他的搶位和提問方式，在同行中引起爭議。

"大膽提問"可以有多大膽？

記者以不依不饒甚至"奇葩"的方式提問，顯然不受習慣於被吹捧和說廢話的中國官員歡迎，被認為"不懂規矩"。他們定下的"規矩"，就是不刁難官員，最好事先審查問題，或者達成默契。假如有看似尖銳的提問，也須是官員能夠應對的──在傅瑩作發言人的記者會上，國內記者可以問天津大爆炸，但是不可以問藏人自焚；外國記者可以問達賴喇嘛，但是不可以問習近平家族財富。這樣一來，記者"大膽提問"，傅瑩"從容應對"，顯出開明景象，皆大歡喜。

更嚴格的場合，比如總理記者會，首先對進場記者要進行篩選，有"前科"或者可能"搗亂"的記者會被拒之門外。其次，記者的問題須事先審查，或者以"通氣會"、"溝通談話"等形式達成口頭協議。為了進入現場，得到提問機會，記者只好接受審查及口頭協議。事實上，在直播現場，記者拿到話筒之後，可以突破限制，改換更有價值的問題，但是他們會因此受到責難，失去更多採訪機會，甚至被拒簽證。

冒險也不一定能帶來職業榮譽。有些同行認為，違背審查協議是背信棄義，問題太尖銳不禮貌，拼命搶話筒太"奇葩"。每個記者的具體問題，也許都值得商榷。但是，就大環境而言，在履行職責與配合審查及自我審查之間，在"不懂規矩"與禮貌優雅之間，前者比後者更值得選擇。

打壓媒體乃與記者為敵

有人在網上說，在西方民主國家，記者也要尊重採訪對象或者發言人。這種說法是片面的。首先，民主國家強調新聞自由。如果政府隨意抓捕記者，撤換主編，關閉網站，要求媒體"姓党"，審查記者提問，官員們得到的對待，恐怕遠遠不是"優雅禮貌"。其次，即便是在尊重新聞自由的環境中，記者與官員的關係也不是用"禮貌"來界定的。知名的前白宮記者海倫．托馬斯坦率地承認："記者常常被指責始終對人對事懷有敵對情緒──尤其是對政客，這點完全沒錯"；"以前，政府和新聞界是對立的關係──將來還是一樣。"她以總是能 "讓總統發抖"而享有盛名，曾以連珠炮似的提問讓對她不友好的布什總統顏面無存，也曾第一個要求對她友好的尼克松總統辭職，還說如果切尼競選總統她將自殺。

打壓媒體的政府無疑都是記者的敵人。那些為了獲得些許信息或者完成工作任務，不得不接受審查的記者也許值得同情，但是這不應該成為他們嘲笑"不禮貌"甚至"奇葩"同行的資本。專制政府的官員斥責記者"不懂規矩"，等於是對記者的專業褒獎。

長平是中國資深媒體人、時事評論作家，現居德國。

長平觀察：綁架案可以隨意撤銷嗎？

德國之聲中文網   2016年3月7日

失蹤四個多月之後，香港銅鑼灣書店股東及經營者呂波、張志平先後從中國內地返回香港，並到警方銷案，表示不需要港府及警方提供任何幫助，也拒絕接受內地官方安排之外的媒體採訪。

在此之前，另一位失蹤的經營者李波的妻子已到香港警方要求銷案，李波也透過媒體說，他"以自己的方式""偷渡回內地"，接受警方調查。報道稱他們指控同事桂敏海涉嫌非法經營罪。已入瑞典籍的桂敏海則在中央電視臺露面稱， "不希望瑞典方面介入或干涉我回國的事情"。

這些人失蹤之後，長時間沒有音信；內地警方透露拘押他們之後，也沒有法律手續。如此，只能被視作涉嫌非法綁架案。而且，失蹤者被脅迫在媒體露面認罪，並作出非同尋常的表態及表演，也符合被綁架者脅迫的特徵。我不太明白，對於明顯的綁架刑案，當事人可以銷案嗎？如果這樣，那麼任何綁匪都可以逃脫法律制裁，因為他要脅迫手中的人質不報案或者撤案，不過舉手之勞。

非同尋常的現象發生，背後一定有非同尋常的原因，社會自然會給予非同尋常的關注，警方也需要更多更細緻的調查。李波在失蹤前數日，在人身自由的狀況下，明確對媒體表示"只要我自己不離開香港，不去大陸，就不會有事 "。在他失蹤之後，他的太太也表示"近年我們都好有戒心，不敢去大陸了"。如此前後矛盾，顯然事出有因。香港警方及港府豈能因被脅迫中的家人要求銷案，就撒手不管了？

中共利用法律來打壓言論自由，天下人盡知之。因為出版"禁書"被中國警方綁架，也沒有得到公正的司法對待，比如以正常的法律文書通知家人、允許律師會面等，期待社會監督及所在國關注，乃人之常情。桂敏海稱"我雖然有瑞典國籍，但是真切地感到自己是中國人"已非常怪異，李波則稱要放棄居英權更有悖常理。如果這樣可以對社會交代，那麼很難想像還有什麼事情不可以發生了。

每個人都可能成為李波

這個案子也許可以讓香港人更多地理解內地人的處境。在未能充分討論權力高壓的情況下，內地人不講衛生、不排隊、愛喧鬧、不誠信和易撒謊等等，都被解釋成個人素質問題。李波等人長期生活在香港，深受香港文化和英國文化薰陶，在高壓之下要變成配合權力肆虐的"內地人"，不過是眨眼之間的事。

當然，並非所有內地人都像被綁架的香港書商一樣，處於直接的拘押和威脅之下。但是，六十多年來，內地人一直處於權利被剝奪、命運被安排、生命被威脅的狀況中，而且一直被愛國愛黨教育洗腦，其"個人素質"自然和自由世界的人們不一樣。問題不在於他們是"內地人"，而是懸在他們頭頂的權力之劍。

李波再次露面電視屏幕，適逢本年度奧斯卡金像獎頒獎，有人戲稱他才是真正的"最佳男演員"。中國"兩會"正在北京召開，我們可以從媒體看到，幾乎每一個與會者，都是"最佳演員"。我們看不到的是，很多中國人在日常生活中也始終戴著面具，每天都在實踐著"人生如戲"，因為在一個被政治謊言籠罩的社會中，真實的生活更容易受傷。

媒體也是這樣。中央電視臺新聞節目被譏諷為"認罪頻道"，已廣受詬病。但是，當權者不僅沒有收斂，而且有意擴大範圍，拉更多的媒體入夥。失蹤的書商被內地警方控制，沒有官方安排不可能接受任何媒體採訪。接受安排的媒體除了央視之外，還有澎湃新聞和香港媒體星島日報、鳳凰衛視。毫不意外，這些媒體除了刊播被安排的採訪之外，沒有同時發表質疑的聲音。

如果此案可以被香港社會接受，那麼請不要嘲笑李波，有一天所有香港人都會成為李波，而且比李波表演得更好；也請不要嘲笑星島日報和鳳凰衛視，有一天沒有媒體可以免於被安排，而且為被安排而感到榮幸。

長平是中國資深媒體人、時事評論作家，現居德國。

馮睎乾 - 香港誰該自殺？

香港蘋果日報   2016年3月13日

熱愛生命的人，總說「死不能解決問題」，故堅決反對自殺。恕我不敢苟同。今日香港，死有時真的可以解決問題，只要死的是特首梁振英，及一眾助紂為虐的暴吏和議員。我不是開玩笑。學童接二連三輕生，博學的吳克儉發表高見，說辦法總比困難多，呼籲學生從多角度看事物。既然吳局長這樣說，我第一個站出來響應：從多角度看事物，let's think outside the box，可不可以鼓勵特區高官集體自殺呢？

難得吳克儉終於承認教育局責無旁貸，還拋出「五大措施」，蟻民本該感激涕零，但我好衰唔衰去深究是哪「五大」，不禁破涕為笑（恥笑），果然認真就輸了。所謂「五大」是：寫報告、辦研討會、搞講座、成立專責團隊、派知識小錦囊。年青人，不，人的煩惱其實植根於他的存在狀態，此狀態與社會結構息息相關；而今天的社會結構，好比高鐵，根本是官僚興建、人民付款的大白象工程，不同的是社會結構並非實物，無形無相，想拆掉它就更難。吳克儉那類司空見慣的「五大」，表面是解決具體問題，實際是迴避核心問題，所以它的真正作用，就是維持現有千瘡百孔的制度。什麼是核心問題？友人是教育界學者，之前有十多年前線教學經驗，最差和最好的中學都教過，跟我聊起近日的事，現嘗試把我們的討論簡述如下。

昔日的九年教育，如今拖長為十二年；昔日的職業先修學校，如今「升呢」為主流中學。驟眼看來，是整體教育水平提升了──平均學歷更高，「次等」學校消失──但仔細想想，就明白這做法跟商界「整靚盤數」沒有分別。結果是全港學生不問志趣、不論賢愚，個個都慘「被讀書」。讀書不好嗎？好，如果你喜歡讀、有能力讀的話。身為教育學者的友人說：讀書是教育，但教育不限於讀書。以前讀不成書的人，中三可當學徒，但現在什麼行業都講「資歷架構」，有些本來跟讀書考試無關的工作，也要求等同「五科合格或2級」的學歷，於是毅進、副學士等「雞肋課程」就應運而生。大家看出玄機沒有？

沒有的話，再講得白一點。雞肋課程是專門為主流考試失敗者而設的後路，彷彿條條大路通羅馬，其實是要你做牛做馬，而你一旦把這些路用線連起來，bingo，你就會看到一大個「死」字。為什麼？香港教育之所以有那麼多人「失敗」，根本是為了成全教育局「整靚盤數」的雄圖大計。因材施教，阿媽係女人，教育局會不明白嗎？但既然因材施教，為什麼又不因材評核？白痴和天才考同一個試，而這個試兜口兜面講到明，是用來考天才的，那麼白痴不是去送死嗎？很多沒天份讀書，不，是沒天份考試的人，當然不盡是白痴，但強迫他們考一個先天上處於劣勢的試，結果就只有失敗。

這批教育市場的失敗者，不妥善處理，就會慢慢轉型為勞動市場的失業者──條數就會好核突。此時雞肋課程就以「救世主」姿態下凡，像浸禮一樣，先要你付錢洗濕個頭，再踢你入教，要你日夜查經，用單一價值觀洗你腦，讓你相信以後一輩子做牛做馬，都是通往羅馬的必經之路，是「神」對你一番好意的考驗。實情如何？不用畫出腸了。友人語重心長地說：今天的香港教育，不論本意如何，結果一定是保障了既得利益者如今所有的一切優勢，因為整個教育的評核標準都是向有錢人傾斜的。他舉了一例：之前他在香港某貴族名校任教英文，見學生中一時已有外籍老師指導英文演說，估計他們即使在中一考DSE英文科，大部分學生已至少可得4級，相比起他曾經任教的平民學校，教學資源和環境簡直有雲泥之別。

自殺或想自殺的人，我也認識幾個。他們不是脆弱，而是敏感。心靈高度敏感的人，往往比平常人更分明地感受到現實的殘酷，我甚至認為他們比平常人更勇敢，因為他們有勇氣直視世界更真實也更悲哀的一面。「多角度看事物」的話，真正需要輔導的不是學生或老師，而是沒有正視核心問題的政府。如果政府官僚拒絕改變，自殺吧。老子早說過：「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不祥，是謂天下王。」權力越大，受罰越重；一死以謝天下，即使不能根治問題，至少大快人心，有抑鬱症的，大概也可不藥而癒。

馮睎乾 - 周星馳電影有甚麼哲理？

香港蘋果日報   2016年3月12日

周星馳新片《美人魚》在大陸狂收三十二億人民幣，刷新華語片票房紀錄，亦是今年香港賀歲片之冠。觀眾向來只覺得他無厘頭，是低估了他。其實星爺多年來在電影大談哲理，你留意到嗎？他之所以獨一無二，秘訣可能是「有深度的無厘頭」。

2013年，柴靜訪問周星馳，談及他拍片認真：「你的助理形容你『連一根牙籤掉到地上也會管』。」周星馳聽不出弦外之音，竟照字面解讀，並錯愕地反駁：「有嗎？這是誰說的？亂說的。」柴靜耐心解釋：「他本意是誇你，誇你認真。」此時周才釋然：「誇我很認真是嗎？那就好，對，我就是那麼認真的嘛。我們做事一定要認真才有希望嘛，是不是？」

看完訪問，立即明白周星馳怎麼度對白了。《少林足球》的星到「甜在心」找阿梅，問老闆娘她去了哪裏，老闆娘不耐煩地答：「佢死咗啦！」星信以為真，竟失色追問：「佢點死？」《西遊．降魔篇》的悟空對玄奘誇誇其談：「想當年，我手拿着兩把西瓜刀，從南天門一直砍到蓬萊東路。來回砍了三日三夜，血流成河。可我就是手起刀落手起刀落手起刀落，一眼都沒眨過。」玄奘的回應是：「那麼長時間不眨眼睛，眼睛會不會乾啊？」

戲中人那種估佢唔到的對白，根本是周星馳太認真時的真實反應。《喜劇之王》有人叫尹天仇做個緊張的表情，尹即挑戰一般人對「緊張」的空泛理解：「緊張嚟講呢係有幾種嘅。」你可曾邊笑邊想：這種對概念的分析、對濫調的懷疑，正是哲學家慣做的事呢？

改善社會風氣

優秀的喜劇和拙劣的笑片有天大分別：前者拔高你的笑點，還刺激思考，後者則要你降低笑點遷就，令思想更幼稚、品味更庸俗。周氏喜劇當然屬於前者。可惜觀眾往往有個盲點，就是僅視之為笑片，評價只取決於笑位密度，但我可以大膽講句：戲，笨唔係咁睇嘅。

一般而言，電影的笑位跟人生的哀傷一樣，總被時光沖淡。80年代中期我讀小學，母親帶我到戲院看許冠文，尚算好笑；看電視重播《半斤八両》（1976），卻不大擊得中笑點。到1996年，已難以想像有人看《半》還能笑得出聲。但《國產凌凌漆》明明播過萬九幾次，可那位風度翩翩的豬肉佬每次出場，他憂鬱的眼神、欷歔的鬚根，還有手中那杯Dry Martini，總能令我格格大笑，完全不覺那已是二十年前的「粵語殘片」。周星馳不但有本事令觀眾愛他一萬年，更令我們一直用他的語言說話，使他的戲融入現實，如《喜劇之王》那句「臨時演員都係演員嚟」，今天就專門拿來揶揄那些矯情得不夠專業的賤人，確有改善社會風氣之用。

提高青少年內涵

既然80年代大眾不看60年代笑片，90年代也不看70年代的，為甚麼星爺喜劇是例外？想想去年重播《大時代》的盛況，事情就更怪異了：90年代重播77年經典劇《家變》，反應冷淡，但2015年重播92年的《大時代》，風頭卻一時無兩。難道香港從未真正走出世紀末？抑或是韋家輝、周星馳比社會走前二十年？

仔細想來，韋家輝和周星馳實有頗多相似：都生於1962年、幼年家貧、1989年嶄露頭角、工作要求高、性格自閉。周精於喜劇，韋擅長悲劇，同樣喜歡暗寓佛理，花開兩朵，各表一枝。論思想境界，周也許更高，因為更不着痕迹。儘管大陸文青早把星爺的戲提升到「解構乜乜乜」的高度，但這些悶死人無命賠的理論，還是留待劍劍劍劍橋大學的雙碩士生探討較好。以下分析的，是他戲內某些重複出現的橋段──假設他不是江郎才盡，而是相信「因為很重要，所以要講幾次」。

表面上係一個鬚刨

星爺首先教我們：要看事物本質，勿被表象迷惑。《美人魚》的珊珊，剛出場被當作假扮美人魚的妓女，殊不知真是美人魚；《西遊．降魔篇》的妖怪，內心都有「真、善、美」一面；《功夫》貧民窟竟卧虎藏龍……可以一直數到《國產凌凌漆》那個表面上是鬚刨的風筒、《逃學威龍》扮學生的警察，甚至於《賭聖》那其貌不揚卻有特異功能的鄉下仔。這種「表象和本質」的奇異對立，令人想起《莊子．德充符》的「畸人」，在周星馳戲內則體現於主角、配角、路人甲以至小小的道具上；這主題貫穿他二十六年來主演的電影，不可能是偶然的。周星馳接受柴靜訪問時說：「別看太多表面的東西，通常你表面跟裏面的，非常可能是不一樣的。」又說看到電影那些傳統英雄形象時，總覺得「很不真實」、「很有喜感」，於是自己大肆惡搞，一心戳破假象。可見他對表象和本質的問題非常自覺。

《西遊．降魔篇》有一幕：陳玄奘按師父指示抵達五指山，找悟空棲身的大佛；之前師父告訴玄奘：「佛像高1300丈，寬256丈，盲都睇到啦。」但玄奘偏偏看不到，直到瞥見水中的倒影，才恍然大佛是橫躺的。為甚麼當初看不到？因為他有成見，拘泥形相，認定佛例牌結跏趺坐，沒料到是卧佛。想起《六祖壇經》說，有人問慧能，不打坐怎麼解脫？慧能答：「道由心悟，豈在坐也？經云：若言如來若坐若卧，是行邪道。何故？無所從來，亦無所去。」電影那一幕拍得輕描淡寫，但只要你有「心」，亦可悟出《壇經》勝義。

你或許質疑：周星馳連《演員的自我修養》也沒耐性看完，怎可能拋《壇經》典故？但六祖說：「諸佛妙理，非關文字。」《食神》中，唐牛問史提芬周怎能速成廚藝？周答：「呢啲嘢好講天份。」當然，周星馳的哲理也不是憑空想出來的。可以肯定有一個「哲學家」的書，他必爛熟於心──李小龍。這位武術宗師曾說：「一個一心求真的人，是不被任何形式所縛的，他只存在於『真』之中。」所謂形式，不就是星爺致力戳破的表象嗎？

想一想當初

「我」在何方？也許在白雲外。周星馳電影的另一大主題，就是「認識自己、實現真我」；相傳古希臘太陽神廟也刻有類似箴言：「GNOTHI SEAUTON」，即「認識你自己」。兩集《西遊記》就是至尊寶重新認識自己的故事。《少林足球》眾師兄弟和阿梅，本來身懷絕技，卻迷失於平庸的生活中，直到被阿星重燃內心那團火的moment，師兄弟才各自「歸位」，而阿梅也變得美麗。《功夫》的星，因為忘記小時候「維護世界和平」的志願，一度淪為小混混，直至見到「神鵰俠侶」捨身取義，才終於找回自己，實現一切潛能，打出「如來神掌」。

周星馳執導的每齣戲，都極力勉勵觀眾尋找自我，勿忘初心，尤其是童年的夢。幾年前他對記者說：「我甚麼都沒有，就只有童心。」誠非虛言。李小龍說：「人不了解自己時是最糟糕的。」又說：「經過我的觀察，我確信，只有本着誠懇的態度認真地研究自己，才能真正達到自我實現。」這兩句話可以用作上述電影例子的註腳，也顯然是周星馳想表達的道理。曾有女記者採訪他後，請他在照片背面寫段話留念，當時周星馳有一刻神色黯然，然後歪歪斜斜寫下這行字：「為甚麼堅持，想一想當初。」

幻覺嚟嘅啫

1988年周星馳主演無綫單元劇《夢邊緣》，今天已無人提及，但劇中角色儼如周星馳的水中倒影，令我越想越雞皮疙瘩。主角王文傑是fresh grad，稍不如意就無法自控地陷入幻想世界，自得其樂；最後確診患上嚴重精神分裂，被關進精神病院，儘管從此沒再清醒，但一切都在幻覺中心想事成。王文傑愛看卡通、發白日夢，橫看豎看就是周星馳本人，只要一念之差，或命運弄人，無敵的周星馳隨時都可以變成欷歔的王文傑，真替周揑一把汗。

最大發現，是此劇跟周星馳後來的電影有一處驚人相似：畫面會突然切入角色幻想，又突然跳回現實，真幻交錯。《家有囍事》常歡在升降機幻想何里玉開門相迎，《食神》史提芬周幻想女學生獻花，以及無數近似場面，都可以在《夢邊緣》看到原型。但《夢》看得我直發毛，因為它無情而合理地戳破了周星馳所有喜劇的超完美幻象──根本沒有英雄，只有由始至終都在做夢的小人物。

誰敢斷言周星馳拍的不是夢？否則人物何以那麼古怪，時代背景何以統統欠奉？周其實不斷挑戰世俗對真假的看法，在戲中，謊言到頭來都無一不真：胡謅的「無敵風火輪」竟然練得成；至尊寶第一次講「曾經有一份至真嘅愛情擺喺我面前」，本為了騙紫霞，結果發現是真心話。「夢」在戲中不但常與「現實」交叠（蘇乞兒夢中學藝，醒來真的武功蓋世），甚至比「現實」更真（至尊寶當初只在夢中見到自己的本來面目）。難道星爺表面上是個演員，實際是夢蝶的莊周？來塵世只為演一回戲，向眾生說法？「額有朝天骨，眼中有靈光，簡直神仙下凡」，說不定都是真的，只是連周星馳自己也不敢相信。曾經有一剎那，我甚至懷疑這個周星馳能夠吐氣揚眉的世界，只是王文傑夢中的一抹泡影。

對世間的人或事物，不認真就不能愛，太認真就會錯愛，只有不太認真，才能恰如其分地愛。欣賞周星馳理應以這個態度。香港人當他無厘頭，大陸人捧他後現代，不是不認真，就是太認真，都同樣辜負了周星馳。他曾嚴肅地說自己的武功境界很高，我信，因為只要你拋開形相，直視本質，就明白只要有心，則煮飯是功夫，踢波是功夫，拍戲做人無一不是功夫。從這個角度看，每個領域都有它的獨孤九劍，每份工作都可以出如來神掌。最上乘的武功，他已無私地教了大家，這是真的。

馮睎乾
文學手稿編輯，兼職專欄作家及拉丁文、古希臘文教師。

鄭立 - 當理性決策遇上伊卡爾斯悖論

2016年3月12日

【明報專訊】有了電腦病毒，就出現了「防毒軟體」。防毒軟體就是專門找出和清除電腦病毒的軟體。病毒與防毒軟體，是一個共生的關係，沒有前者，就沒有後者。製作防毒軟體的企業，透過售賣這些防毒軟體盈利。

它們的顧客來自兩種人，一種是已經中毒的人，另一種是未中毒但害怕自己中毒的人。他們買了軟體之後，就會心安了，之後就不會再買了；那這些企業豈不是只有一次生意可做，之後要倒閉？

要生存下去 就不能解決問題

這就是所謂的「Icarus paradox」，伊卡爾斯悖論。某些企業會因為把事情做好做完而倒閉。物競天擇、適者生存，製作耐用電器的公司反而會倒閉。這些為了處理一個問題而存在的產業，要能夠生存下去，就不能解決它要處理的問題。其實，就是兔死狗烹。

要防毒做下去，就需要新的病毒，這樣使用者才有付款去更新軟體的理由。所以有一個說法，是製作「防毒軟體」的公司，僱用人去寫病毒，以使自己的生意能夠永遠做下去。是否事實，無法證實；但大陸病毒「熊貓燒香」的作者，似乎真的開了網絡安全公司。

最近高鐵超支爭議中，其中一個說法，就是議會不撥款的話，就有大量的工人會失業。這一點非常有趣，因為高鐵理應在一開始的訂價期限內完成；而不論它完成，還是因為不撥款而爛尾，工人都是會失業的。

諷刺地，唯一令他們不失業的方法，就是高鐵建不完，並不斷的追加撥款。若最大化承建方及工人的利益，這個高鐵，最好沒有完成的一天。這正正是伊卡爾斯悖論。

同樣地，對於「維穩費」，也是同樣的道理。只有社會經常處於動盪，才需要有維穩產業的存在，安定繁榮的社會不需要。故此，理論上，以為政府維穩的文人，以及媒體，如果理性的話，他們也會考慮，讓社會持續動盪才是確保他們利益的長線投資。

特別是維穩產業，大部分都是寫作、傳媒、政府宣傳等，一旦維穩產業萎縮崩潰，它們實在是難以轉型，總不能叫這些人去紮鐵。當初會有這麼繁榮的維穩產業，自然也是由於這種文人的供應過多。所以他們無疑是伊卡爾斯悖論最直接的例子。

這樣就產生了一個很有趣的悖論：如果要將效益最大化，維穩產業的下游商，即例如傳媒、印刷商、寫手，最好就是他們政府的敵人。因為它們無論如何都要經營這些部分，如果給普通人賺了，是不會導致它們自己的生意擴大和增加；但如果「資敵」，在花了那筆沉沒成本後，還能夠使顧客（政府）的維穩需求再增長。

聰明的狗 會養出更多的兔

歷史上早有這種例子：意大利的戰爭，雙方都僱用傭兵，理論上他們是敵人；可是去到戰場，有些傭兵隊長們卻常會私下協議，大家出來隨便打一下表演給僱主看，盡量保存實力不死人，讓戰爭打不完，才可以令飯吃不完。這正是出於人類的理性。

兔死會狗烹，聰明的狗，會養出更多的兔。維穩媒體主導者的理性決策，會促使他們把生意交給他們表面上最反對的敵人。

The Icarus paradox is a neologism coined by Danny Miller in his 1990 book by the same name. The term refers to the phenomenon of businesses failing abruptly after a period of apparent success, where this failure is brought about by the very elements that led to their initial success. It alludes to Icarus of Greek mythology, who drowned after flying too close to the Sun. The failure of the very wings that allowed him to escape imprisonment and soar through the skies was what ultimately led to his demise, hence the paradox. (https://en.wikipedia.org/wiki/Icarus_paradox)

趙崇基 - 錯的都是他們

明報   2016年3月11日

曾經有一個年代，我們常常開玩笑，遇到什麼問題，都說是社會的錯。

想不到社會愈富有，時代變了，天秤，倒過來往另一邊傾斜。在某些人眼中，尤其在那些特權階級眼中，今天種種問題，社會沒有錯，政府沒有錯，制度沒有錯，錯的都是選擇逃避或起來反抗的人。

短短七個月，二十個學生，同樣選擇逃避，選擇自殺，了結年輕的生命。教育局長說很痛心，叫學生要逆境自強，叫家長老師加把勁。大學校長反問：「用一生的努力，賠上了青春，送掉了快樂，去買一塊不到600呎的『磚頭』，值得嗎？」

逆境當然要自強，家長老師天天都在加把勁，為了買不到樓自殺當然不值得，可是，這全都是學生家長老師的問題嗎？這個政府、這個制度有沒有錯？逆境從何而來？怎樣努力都覓不到安居之所，又是誰的錯？

無止境的考試壓力、不受制的地產霸權、不公平的社會制度、看不到的前途未來，難道都與學子輕生無關？掌權的人，無論展示多少憐憫之心，如果不懂自省，甚至將過錯推在學生身上，說他們心靈脆弱，說他們好高騖遠，或倒過來叫他們反省，你們這些上了岸的，只不過是一群虛偽的既得利益者。

那些沒有選擇逃避，起而反抗的，對着紋風不動的高牆，對着愈來愈強橫的打壓，其實同樣感到絕望。於是，有些人選擇以暴易暴。逃避是錯，和平反抗是錯，武力反抗更錯，制度卻從來沒有錯。

制度之惡，是一把兇器，包庇制度之惡的人，就是幫兇。

derekee@gmail.com

李怡 - 國家重要還是法律重要

世道人生   香港蘋果日報   2016年3月11日

新東補選的選戰期間，民建聯參選人周浩鼎，多次指責公民黨參選人楊岳橋，說他為示威被捕者提供義務法律支援，是「暴徒律師」。這讓我想到一部電影講的「殺人犯律師」的故事。儘管過去幾年我已多次提到這電影，但看到「暴徒律師」的指控，還是忍不住再說一遍。

電影原名叫《The Conspirator》（同謀者），港譯《驚殺大陰謀》，故事背景是1865年美國南北戰爭剛結束而林肯總統被刺身亡之後，抓到一個開設旅舍的寡婦Mary Surratt，刺殺林肯各參與者當時就在這旅舍中密謀暗殺之事。Mary以刺殺案同謀者的罪名被起訴。27歲的律師Frederick Aiken在南北戰爭中是北軍的英雄，一位前輩要Aiken為這位同謀者寡婦辯護，Aiken起先非常抗拒，說：「為何是我替她辯護？她是全國的敵人，也是我的敵人。」前輩說：「你必須替她辯護……任何人都有證明自己是無辜的權利。」

時值南北戰爭結束不久，幾乎全社會的聲音都認為應從重從快把所有兇嫌和同謀者判死刑。Aiken接案件之初只想「略盡綿力」，投入後卻因忠於法律而「出盡全力」。整個社會對他這個賣力為同謀者辯護的律師極反感，主流社會杯葛他，俱樂部取消他的會籍，戀人無法諒解離他而去，眾叛親離。但他堅持為這位寡婦辯護到底，不是因為他相信寡婦真的不是同謀者，而是他執着於必須要有一個公正的審判，不能因全國輿情或為了穩定社會的政治需要而把一個證據不足、可能無辜的人處死。

有人對Aiken說，南北仇恨未消，對同謀者若不迅速判死，南方的暴力肯定再起，國家都無法存在，還講甚麼法律？Aiken的回答是，如果沒有了憲法保障的人民權利，包括任何疑犯都有獲法律辯護的權利，這國家的存在有何意義？

Aiken終於沒有辦法力挽狂瀾，寡婦還是處死了。但他的堅持，帶來了十多個月後美國通過法令：任何罪嫌都必須經過公正的審訊。這等於否定了早前的判決。美國的司法公正不是天掉下來的，而是由許多法律工作者對憲法規定的人民權利的堅持，一路走過來的。

這個根據真人真事拍成的電影，帶給我們多方面的思考。政治重要還是法律重要？政治是恒變的，法律是不變的 (??)。如果法律按政治需要不斷改變的話，即使審判符合當時大多數人的願望，人民由於缺乏不可動搖的法律權利，就無所適從，社會也沒有穩定基礎。其次，是國家重要還是憲法重要？國家主義認為沒有了國家，甚麼憲法、法律也不存在了；但民權主義則認為，沒有憲法，或憲法成為掌權者的玩物，國家的存在就沒有意義。歸根結柢，是國家重要還是人民重要？是沒有國哪有家呢，還是沒有人民沒有家哪有國呢？如果江山是執政黨打出來的專權政治，那麼答案就是前者；若政府是由人民投票選出來的，答案就是後者。

愛因斯坦說：「國家是為人而設立的，而人不是為國家而生存；國家應是我們的僕從，而我們不應該是國家的奴隸。」 (http://www.facebook.com/mrleeyee)

陳文敏 - 李波事件的疑問

明報   2016年3月9日

李波事件飽受國際關注後，最近李波現身解釋，指自己是自願返回內地協助調查，不存在綁架的問題。一些親中媒體和人士，亦急不及待地指沒有內地執法機關來港執法的問題，力圖淡化事件。

然而，李波的說法顯然是疑點重重。首先，若他只是返回內地協助調查，為何不事先和太太交代，而要毫無聲息的突然失蹤？難道他沒想過他的不辭而別會令家人擔心報警？

第二，若只是協助內地調查，為何內地公安不循正常途徑要求香港警方協助？為何香港警方在十多天後才獲通告？

第三，如要協助調查，為何李波不循正常途徑離境而要以身試法，採取可能有一定危險性的途徑非法離境？他說他不想外界有人知道他離境協助調查而對他的家人不利，也不想留下出入境紀錄，這個說法難以令人信服。他在香港沒有觸犯任何法例，香港執法機關不會禁止他離境，那為何他會擔心留下出入境紀錄？那些人會對他或他的家人不利？他們是否有權查察香港出境和內地入境的紀錄？那些人是否一直在監視他的行動，因而會馬上知悉他的離境？如果有人會對他或他的家人不利，為何他不向香港警方求助？現在事情公開了，他可有要求警方保護他的家人？

第四，他說用自己的方法返回內地？是什麼方法？以水路偷渡？他是怎樣安排？何時開始籌備？誰人協助？偷渡涉及避開香港的海關和內地的邊防機關，他在哪裏入境？誰人在那方作安排迎接？內地公安可有「協助」？

第五，他說他是自願返回內地協助調查，那是否有內地執法人員接觸他，要求他協助？什麼時候開始接觸他？在哪裏和透過什麼方式接觸他？

第六，他說他在內地很自由，但卻無法交代什麼時候可以回港。若他很自由，為何不能隨時返回香港？為何不能有需要時才再返回內地協助調查？

要問的問題還有很多，我相信李波事件並非中央高層的意思，亦沒料到事情會鬧至國際層面。 可喜的是似乎李波短期內可以回港，可悲的是中國的法治和香港的一國兩制。有人說「內地不會蠢到來港執法」，但難道香港人會蠢到這樣的故事也相信嗎？

孔誥烽 - 勇武本土派崛起 然後呢？

2016年3月7日

【明報專訊】年初一一場「魚蛋革命」，令本來寂寂無聞、在衝突中被捕的立法會新東補選參選人、本土民主前線的港大學生梁天琦聲名大噪，最終以高票落選，意義非同小可。

激進本土論述的演化

梁的競選綱領，打正港獨旗號，而且明言勇武抗爭無底線。這樣激進的路線，面對保守的香港選民，本應是幾百票也拿不到的。選舉前政府禁止寄梁的宣傳品給選民，所有親泛民的主流媒體，更是鋪天蓋地打出「票投梁天琦便等於投給民建聯周浩鼎」的宣傳。在此劣勢下，一個月前還無人認識的梁，竟然有超過6萬6選民支持，得到15%選票，搞到遍地眼鏡碎和毒硫酸。

香港政治光譜中的激進派力量，自2008年社民連崛起，在政治綱領上其實與傳統泛民分別不大，都是支持建設民主中國、爭取香港真普選。在抗爭上他們比較進取，但總離不開在鏡頭前「做騷丟路姆西」之類。2011年陳雲出版《香港城邦論》，主張香港真自治、中華聯邦制，到港大學苑出版《香港民族論》，主張公投自決和獨立建國，在論述上已經完全脫離香港泛民的框架。在抗爭手法上陳雲一直提出勇武抗爭，但具體所指是什麼並不清楚。到了2014年佔領旺角時的盾牌攻防，再到年初一的旺角大戰，勇武抗爭才有了實例。

我一直從美國觀察，看到本土思潮已經凝結成一股政治力量，在年輕人和一直不滿老泛民的中老年人中間蔓延，大有重複當年台灣反對運動中本土派擠開左翼統派之勢。但在香港的泛民社運圈精英，卻一直蔑視這個力量。新東補選前夕，提出「雷動計劃」泛民選舉大協調的民主派教授，竟然預測本土派只得幾千票。「長毛」在為公民黨楊岳橋站台時，更是沒有捧楊而只是一味攻擊梁天琦。結果梁天琦贏得佔15%的6萬6000票，已拋離2012年「新東票王」長毛佔10%的4萬8000票。

學界的範式轉移

傳統泛民和社運界的傲慢讓他們無法理解本土勇武派崛起的大潮。這股潮流之強勁，其實在早前媒體較少注意的各大學退聯公投和中大學生會選舉，已露端倪。2014年的佔領運動時，傾向勇武抗爭，深受城邦論、民族論影響的年輕人，在旺角發展了佔領區，建教堂、蓋關帝廟，屢次以盾牌頭盔抵擋黑幫警察的進擊。部分本土勇武派，則多次嘗試攻佔龍和道。他們對於專上學生聯會（學聯）與泛民多次嘗試解散旺角佔領區和拖勇武抗爭者後腿，呼籲大家不要去龍和道和旺角，感到強烈不滿。

佔領期間的這些本土勇武派，不少是大學生。他們認為學聯在佔領期間的表現，不是一時失職，而是學聯長期深受大中華思想影響，時刻害怕激怒中共、迂腐固守「和理非非」（和平理性非暴力非粗口）教條等更深層問題的體現。他們覺得學聯高高在上不察前線抗爭同學取向，一味想通過「大台」自上而下地指揮，乃是學聯在「火紅年代」形成時抄襲中共的列寧先鋒黨組織形態的結果。

各大學的退聯派，在2015年紛紛組織退聯組，推動所在院校通過學生公投退出學聯。這些在大學學生會系統外的自發學生，被不少傳統學運「老鬼」譏笑為不懂大局亂搞，或抹黑他們受中共指使破壞學運。一位前中大學生會和學聯著名高幹，甚至公然侮辱退聯同學是「垃×圾」。結果港大同學首先成功舉辦和通過退聯公投，跟着浸大、理大、城大都相繼通過退出學聯。主導香港學運半個世紀的學聯，就此失去半壁江山。

2016年初，中大學生會選舉打破年年都是一莊憑信任票當選的慣例，出現了兩莊競選之局。當中「煥然」莊的候選會長曾有公民黨背景，另一個「星火」莊的會長，則是新興本土派網媒《輔仁媒體》的作者。「星火」在選舉時打出中大飯堂難食因為傳統左翼學生僵化地抗拒飲食集團，和大學本地生與大陸生資源分配不公等議題。「星火」更有候選莊員在年初一的旺角大衝突中被捕。「星火」莊背離中大學生會的意識形態傳統，很多人最初都認為必輸無疑。農曆年假後投票結束，本土莊竟然以六四之比擊敗對莊。開出來的票箱，幾乎全部都是「星火」壓倒「煥然」。醫學院宿舍的票箱，更見「星火」54對5的大勝。

當論述凝結成實力

傳統社運泛民和學者，一直都譏笑從陳雲《香港城邦論》到港大學苑《香港民族論》的激進本土論述為怪誕空想，斷定這些論述只能吸引在網上發泄的「廢青毒男」（他們明顯是沒有把眾多本土派才女放在眼內）。早前有台灣著名學者在學術會議表達對《香港民族論》的同情理解，更被香港同行圍攻批評。

退聯運動的成功和中大學生會本土莊大勝，以實實在在的選票顯示，不同流派的本土論述，已經成為年輕人中間的主流意識。港大和中大學生會會長，加上即將組黨的學民思潮，更先後表示認同港獨選項。這些學界新發展，其範式轉移的意義，不下於當年學運國粹派倒台。

學界的巨變只是前奏。無論你喜不喜歡，勇武本土意識，已經進一步物質化成橫飛的磚頭，更吸收到可能足以在9月立法會選舉一區取得1到2席的15%選票。或許你認為15%只是少數。但歷史的變局，往往就是由充滿能量的少數帶動。1789年法國無懼給路易十六鎮壓藉口、支持攻打巴士底監獄的民眾，恐怕不到10%。當年民進黨剛起時，不怕激怒國民黨、不理對岸中共最高興投票給他們的選民，也只有20%左右。

已經崛起的本土力量，將會把香港帶到更好的時代，抑或是更壞的時代？我不知道，只知道航向未知，總比步入確定的死亡吸引。

作者是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社會系副教授

蔡子強、陳雋文 - 梁天琦票從何來？ 一個票站數據分析

2016年3月7日

【明報專訊】立法會新界東補選之後，媒體和輿論關注的焦點，並不是公民黨的楊岳橋如何贏出這次選舉，反而是，代表本土、激進抗爭路線，聲稱「抗爭無底線」，因旺角騷亂被捕，本土民主前線的梁天琦，如何可以拿到高達一成半的選票？本文將以票站數據為基礎，作出一個初步的分析。

票倉在公屋區

首先，我們看看梁天琦和楊岳橋在不同階層社區的得票率。

表1計算了兩人於不同階層的得票率。計算方法是揀選一些階層背景較為單一的票站，作為分析樣本；如果階層背景較為混合，例如一半公屋一半私樓的，筆者就會捨棄這些票站。

結果顯示，梁的票倉在公屋區，他在公屋區的得票率達到近兩成，高於其整體的一成半，更遠高於他在大型中產屋苑、私樓的一成（差不多只得公屋的一半！）。但值得一提的是，梁在豪宅區也不是沒有選票，有近8%。

至於楊岳橋，其選票階層社區結構，則剛巧相反，票倉在大型中產屋苑，得票率高達近五成！但公屋區則相對較弱，與梁天琦恰巧成了一個對比。

為何在北區表現最好？

之後，我們再看看梁天琦在不同地區的得票率（表2）。

新界東包括了北區、大埔、西貢、沙田4個區，而梁在北區的表現最好，拿到接近兩成得票率。梁不是黃成智，沒有長時間在北區進行深耕，那麼為何他在北區的表現最好呢？

首先，北區一直受水貨問題所困擾，在港鐵站兩旁的彩園和石湖墟，更是箇中重災區，而梁天琦所屬的「本民前」，便是以反水貨和「光復運動」起家的。梁在四大區中，以北區得票最高，完全可以理解，尤其是彩園和石湖墟4個相關票站，他得票率都偏高，分別是18.4%、20.8%、18.3%、18.1%，與此脗合。

其次，較易受人忽略的是，年齡層的人口結構因素。根據2015年區議會選舉選民登記冊的資料，在北區、大埔、沙田、西貢4個大區，18至30歲的年輕選民的比率分別是21.2%、20.1%、18.3%、17.5%。所以，北區是4區中最多年輕選民的一區，其實，北區也是全港18區中最多年輕選民的一區。

票倉大多是年輕社區

我一直相信，梁天琦在年輕選民中特別受歡迎，觀察到其助選團以熱情年輕人為主的朋友，都不難同意。

但這裏，我想再進一步以票站數據來印證這一點。

表3揀出了梁天琦最高得票率的十大票站。其中一欄，是看看這些選區，在2011年人口普查時，該區15至24歲青少年人口所佔比例。當時全港平均是12.38%，至於新界東平均則是13.45%。從表3可見，梁最高得票率的十大票站，全都遠遠高於平均數，顯示梁真的在年輕社區特別受歡迎。

梁與社民連和人力票源重疊程度高於范國威

此外，在梁天琦得票率最高的十大票站中，有高達6個，在2012年選舉時，一樣是激進泛民（社民連＋人民力量）得票率最高的十大票站，分別是華明、富亨、太和、寶雅、大元、運頭塘；但相比一樣是同走本土路線的范國威得票率最高的十大票站，重疊的卻只有兩個，分別是尚德、健明。

從中可見，梁天琦與激進泛民（社民連＋人民力量）在票源上重疊性很大，反而與同走本土路線的范國威，重疊程度要低一些。

這也難怪，范國威所屬的新同盟，雖然嘴裏說的是走本土路線，但實際上主打的卻是紮實的地區工作，靠的是樁腳票，2012年立法會選舉時，便有8名區議員；因此梁天琦單憑政治路線，便要撬走這些票，無疑並不容易。

反而，同是靠激進政治路線「食糊」的社民連和人民力量，無疑被今次補選結果敲響警鐘，在9月選舉面臨重大威脅，很有可能被「本民前」等激進本土勢力，大幅度侵蝕票源。難怪有報章報道，社民連和人民力量為求在選戰中自保，正探討彼此合作，初步計劃在新界東以外的4個立法會地區選區，每區只聯合推薦一張名單出選，以「進步民主派」形象集結支持，增強勝算。

小結：最躁動的一群

作為一個小結，如果梁天琦代表的是一條本土、激進抗爭路線，那麼在補選中，按照票站數據分析，顯示在一些基層和年輕社區，特別受到支持，顯示基層的年輕人，極有可能是在如今撕裂的政局中，最躁動、怨氣最大、對特區政府和中國大陸最抗拒和敵視的一群，不可不察。

趙崇基 - 亞視之死

明報   2016年3月7日

終於發現，亞視之死，乃死於一群土豪之手。

這幾天看有關亞洲電視的新聞，不知道為什麼，經常看到有人拿出一箱箱花綠綠的銀紙，之前是照片，然後乾脆在記者會大剌剌揚出來。

這種場面，在亞視的電視劇出現過無數。兩幫人馬講數，一方提着人或貨，另一方打開黑色道具皮篋，裡面是一張張千元大鈔，編導想再誇張些，加點特技，一輪金光，在鈔票上劃過，再俗一點，配以叮的一聲。

一般土豪，最直接顯示夠豪的方法，就是無論買什麼，都在口袋裡抽出一疊疊現金，偶然還掉幾張大鈔落地。想不到今天，電視台老闆，怕被人熄機，為了證明自己有錢，用上了土豪最直接的方法。

有網民眼利，看到那箱號稱有一千萬現金的黑色皮篋，除了一張五百萬沒有抬頭的支票，一張張千元金牛之下，竟然看到一疊疊紅色物體。到底那是一百元紅衫魚，還是向道具師傅偷橋，上面鋪真錢，下面裝假狗？

可能怕觀眾只看到金光閃閃的道具，仍不夠震撼，需要些旁白幫助，記者會除了曬錢之外，還播放了一條長達十分鐘的宣傳片，裡面有人以普通話高呼：「老子什麼都沒有，就是有錢！」

一間本來還算好好的香港人電視台，就被一個又一個土豪，用一疊疊現鈔買到手，跟明星們跳跳舞，做做秀，出出名，然後，一個個帶着「良心」，留下爛攤子，揚長而去。

政府對這些來自北方的土豪，束手無策，對有心搞電視的香港人，卻拒之門外。這場電視台風雲，像極一齣二流電視劇。

derekee@gmail.com

梁美儀 - 亞視之死

2016年3月7日

【明報專訊】 筆者不是亞視迷，但因傳媒工作的關係，至今仍然是亞視《六點鐘新聞》的忠實觀眾，看到這個有58年歷史的電視台「不得善終」，倍感唏噓。亞視的悲慘結局，令人擔心紅色資本控制的香港媒體，會否他朝君體也相同。

亞視的免費電視牌照將於4月1日屆滿；但在這段最後歲月，亞視的新投資者遲遲沒有注入新資金，令亞視員工3個月沒法支薪，直至亞視臨時清盤人德勤決定遣散亞視所有員工及宣布亞視停播，新投資者才抬出一箱放有多疊千元「金牛」的皮篋，掏出近千萬，勉強硬撐亞視廣播至4月1日。

聽過好幾名曾為亞視效力的藝員的總結，他們不約而同認為亞視步向死亡的轉捩點，是亞視落入內地投資者手上。亞視的前藝人林建明和蔡國威都提到，亞視的內地投資者根本不了解電視演藝行業，又不願投資製作節目，他們只是希望拿着「亞視」這個香港電視台的招牌，在別處賺取更大的利益，將電視台甚至藝員作為款待客人的工具，一時要求藝人在沒有報酬下向老闆的客人表演、陪飯，離譜至急招藝員返電視台「扮開廠」、「扮拍劇」，為的只是「娛賓」而已。

香港珍貴的免費電視頻道，就是如此栽在一班不是真正有心從事電視業的人手上。此時此刻，想起政府拒發牌予誠意十足的香港電視，就難免氣上心頭。香港免費電視業弄致如斯田地，梁振英政府絕對是罪人。

更讓人擔心的是，亞視之死，會否預視本港多家被內地投資者購入的媒體，會同樣因投資者的背景，令他們控制的傳媒機構為了討好內地，愈來愈脫離香港群眾，甚至不惜與民為敵，然後逐步凋零萎縮。香港的傳統傳媒行業，還有明天嗎？

作者是資深傳媒工作者

數據新聞：梁天琦票從何來？

星期日生活   2016年3月6日

【明報專訊】梁天琦在新界東補選得票達六萬六千多，對政壇的影響可謂立竿見影。傳統泛民陣營甚至本土陣營自己都即時宣布轉換九月立法會選舉的策略；建制派及其宣傳機器卻試圖淡化，不停將焦點拉回勝出者身上，並將梁天琦得票較傳統泛民及建制為低，詮釋為「市民選擇理性的批判」云云。

與其沉迷於無謂的自我安慰，不如正視現實，就是梁天琦的激進本土路線是獲一定數量市民支持。今年九月立法會選舉會按比例代表制分配議席，就算激進本土派得票如何比傳統泛民及建制為低、市民如何選擇「理性的批判」，他們都有機會晉身議會。在兩周前仍被部分傳媒稱為「暴徒」的候選人梁天琦，到底他的票從何而來？補選數據對未來的選舉又有何啟示？本研究試圖從梁天琦得票數據中找出端倪，給出最客觀的結論。

地理分析

首先可以從梁天琦各選區得票率地圖找出特點。地圖上藍色深淺度代表梁天琦的得票率，愈深色代表該選區得票率愈高（見圖A）。從圖中所見，梁在北區市中心和大埔市中心得票率較高。至於沙田區，大圍及馬鞍山區對梁的支持，相對較城門河流域的沙田市中心為高。但總的來說梁在沙田的成績不算很好，亦是唯一一區並無選區能突破五分一選票。在西貢區，梁只在將軍澳區尚德邨附近選區成績較佳，其他選區的支持度偏低。

至於為何梁天琦在西貢和沙田的得票不高，從政治上是可以推論，例如沙田第一城及西貢環保區是建制派老巢，打不入也是正常。除了以上政治推論之外，我認為是可以用以下角度去分析。

人口特徵分析

使用上次已經介紹過的機器學習方式（見本刊 2月14日同系列文章），可以根據選區2011 年人口普查人口特徵（包括收入、長者人口、專上教育人口和操普通話及中國方言人口）自動為梁天琦在不同選區的支持度分組，畫成決策樹（圖B）。從決策樹可見，梁天琦的支持度只取決於專上教育人口、收入及長者人口。電腦分析指出專上教育人口高、收入高及長者人口高選區可影響梁天琦的得票。在專上教育人口低於三成及月入三萬人口低於3%的選區，梁天琦的支持度最高。

梁天琦得票率最高五名選區，分別是尚德、華明、富亨、太和和寶雅，除寶雅為居屋屋苑，其他都是公共屋邨。而梁天琦得票率倒數五名選區，分別是駿馬、環保、火炭、白沙灣和西貢北，都是較為富庶的區域。

票源重疊分析

這一點坊間已有不少討論，就連梁國雄議員自己都說了，梁天琦搶佔了「激進泛民」的票源。我想用純數據的方式證明這一點，於是利用2012年立法會選舉各名單在各選區的得票率與梁天琦的得票數據計算Kendall順位相關系數（Kendall tau rank correlation coefficient），找出誰人的票源與梁天琦最相近及最不相近。圖C中的分散圖我將X軸和Y軸轉成對數尺度（Log Scale），可更易見到關係。

圖中上列為最相近頭五位，下列是最不相近頭五位。坊間的分析大抵正確，就是梁天琦可以在所謂「激進泛民」梁國雄、陳志全和范國威支持度較高的區域同樣獲得好成績。而有趣的是，工聯會葉偉明和民建聯陳克勤的得票率都跟梁天琦也呈正向相關。這並不代表工聯會或民建聯「過票」給梁天琦，原因是「相關不蘊涵因果」原則。更有可能的解釋是工聯會及民建聯部分議員主打某一人口社群，而此社群又剛好與梁天琦重疊而已。

至於呈負相關的，也是可以預期的傳統泛民及主打中產的建制派。

結論

從以上三套分析，可以大概理解梁天琦的六萬六選票何來。三套分析中我覺得最能左右選情的是人口特徵，從分析所見似乎富裕階級難以接納梁天琦的激進本土路線。與傳統泛民不同，本土派不喜歡講「入屋論」，他們認為只需掌握關鍵少數的支持自己就足夠，無需要面面俱圓，也不需要感召最多的群眾支持自己。最少今次的選舉反映，梁天琦可以獲低下被壓迫階層的關鍵社群支持。而這批受壓一群，亦是現存的「激進泛民」及部分建制派的支持者，九月票源重疊之下可能引發的後果實在難以預料。

文：陳電鋸 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

圖：Map tiles by Stamen Design, under CC BY 3.0. Data by OpenStreetMap, under ODbL.

編輯：屈曉彤

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

圖A（圖﹕Map tiles by Stamen Design, under CC BY 3.0. Data by OpenStreetMap, under ODbL.） 

圖B（圖﹕黃照達） 

圖C 

畢明 - 新聞的難民

香港蘋果日報   2016年3月6日

忽然間，香港一街都是出走的CCTVB新聞主播。會是偶然嗎？

譬如方健儀，「無綫新聞前首席記者兼主播，現為職業司儀與皮革工作者」，有首席記者兼主播唔做，做了毛記電視《第一屆十大勁曲金曲分獎典禮》香港區最受歡迎女歌星，何解？維基顯示，她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後加入香港電台中文新聞部任職記者，後負笈英國伯明罕大學修讀國際關係碩士課程。志向似乎都是新聞工作。

又如體育王子伍家謙，現在是自由工作者。我想，他們算不算是新聞的難民？

在那個已無險可守的機構做新聞，精心篩選過的新聞和更精心剪輯過的鏡頭，不為真相不為社會服務，把關聖手的赤裸忠肝，越來越有北韓況味。從CCTVB看年初一晚在旺角，魚蛋，有炸彈的野蠻，雞蛋，卻沒有的弱卵的冤鬱，如果新聞系的課沒有白上，不想對不起父母、教育和基本做人的尊嚴是非羞恥之心，大概很難在那張主播凳讀新聞。如今更聘任了禮義廉的前總幹事當編輯主任，又一個前CCTVB主播柳俊江說「除非民建聯fans，否則唔駛睇《無綫新聞》啦」。新聞部黨性越強索性姓黨，雞飛狗走，「邦無道，獨善其身，byebye你條尾」，最後一句是我替逃離肇事現場災民加的心聲。離職，是恥之以為伍（我估）。

像永恆倒數中的亞洲，我家電視機的另一免費電視台，早就閹了。無能的不看也罷。不想自己成為閹人，你都先走為敬。在埋沒真相立體事實的電視台。

Truth。真相，永遠有代價，永遠需要人挖掘，永遠有醜陋的真相埋在暗角，但連在聲稱自由民主的美國，也會在一些緊要的關頭，把戳破政治醜聞的新聞工作者交出去餵狼。真·餵狼。《Truth》，真人真事《60分鐘時事雜誌》資深主播Dan Rather下台事件，節目監製及一干人等同被犧牲，政治壓力或暴力臨門，電視台作為營商企業，沒想過要為新聞部員工遮風擋雨，你有閃失，請交出首級。

Cate Blanchett及羅拔烈福主演，《Truth》的新聞工作者，與今年奧斯卡最佳影片《焦點追擊》的主角一樣，都主攻Investigative journalism，為政治腐敗、嚴重罪行、企業惡行等作深入採掘，又稱為「問責式報導」（"accountability reporting"），要大老虎向社會負責任，卻沒有揭露天主教教會刻意包庇及縱容的禽獸神父性侵犯兒童的團隊那麼「幸運」。Blanchett飾演的監製Mary Mapes，組了一個精英夢幻隊伍，包括軍事顧問和大學新聞系教授等，都是精英，要翻出小布殊總統當年為了逃越南兵役，詐詐諦諦讓自己躲在Texas Air National Guard服役的縮骨過去，向不誠實交代服役履歷的不道德行為問責，直接影響他的總統選情，非常大膽的行刺。

結果，打總統及其利益集團的新聞特輯出了街，但節目中某些犯罪證據或出現了技術性失誤，未能確保其百分百真實性，最後，小布殊有沒有講大話當逃兵不重要，《60分鐘時事雜誌》差點要了結他政治生命的團隊都為此賠上了事業。在新聞業受盡尊敬的Dan Rather在電視台24年的偉績不得善終。片中，見盡政治黑暗的手，如何用軟暴力向新聞使用硬暴力，左右真醜聞的敗露。當你想郁的是總統，代價比郁已經影響力沒有那麼可怕的教會風險和下場血腥得多。

一些很醜的真相成為新聞，就是醜聞。醜聞的主角都希望自己的故事不見天、永不見報，永不需要讓公眾知道有權有位的人和制度有多不道德。"Rather let us suffer for speaking the truth, than that truth should suffer for want of speaking"，寧為說出真相而受苦，決不讓真相受滅聲之苦。現在香港，卻太多媒體太多新聞都不以truth為要，誰如何報導新聞，市民要自己嚴格審查過濾，以防被騙被煽，差不多要與不同的新聞和立場鬥智鬥力，如不想成為新聞幫兇，主播唯有唔撈。你想偵查、問責、現眼報，還有幾多空間？你又僭建佢又僭建，偵查到水落石出，收幾百萬澳幣的一樣逍遙法外，你還偵查來做什麼？你還做新聞何用？不公義的存在，令你不相信、也不尊重制度。這才最可怕。

Dan Rather在最後一次主持節目再提到他曾經的口頭禪：Courage。勇氣，給面對危難、要災後重建、從創傷中存活、及對 "reporting the truth means risking all"的同業，共勉。勇氣，看到這裏，我歎了好深的一口氣。我們都是新聞的難民。

長平觀察：任志強是最好的靶子

德國之聲中文網   2016年3月1日

任志強是國企退休幹部，曾獲"優秀共產黨員"黨內榮譽稱號。因為所從事的是這十多年來風起雲湧的房地產業，他和很多房地產大佬一樣成為商業明星，又在打壓專業評論而歡迎企業家及娛樂明星發表時事意見的網絡氛圍中成為意見領袖，擁有數千萬粉絲，出版暢銷著作。

和很多體制內成功人士和意見領袖一樣，任志強對於中共僵化的官僚體系及陳腐的輿論宣傳很不滿意。去年9月，當團中央官方微博宣傳"我們是共產主義接班人"時，任志強評論說"曾經被這個口號騙了十幾年"。在隨後的爭論中，任志強表明"我不反對中國共產黨，至少在目前還是優秀共產黨員"，而是反對"空談什麼共產主義"，希望"改革能建立新的制度，解決社會中現存的各種問題"。

近日，習近平視察新華社、人民日報及中央電視臺等中央媒體，要求"黨媒必須姓黨"。任志強在微博質疑，"人民政府啥時候改黨政府了？花的是黨費嗎？""當所有的媒體有了姓，並且不代表人民的利益時，人民就被拋棄到被遺忘的角落了!"

一場以意識形態為名的更直接的效忠運動正在醞釀之中。眼下正當風口浪尖的任志強"反黨言論"事件，只是一個開頭。

在習近平的強硬作風之下，作為既得利益集團的一員，任志強說出這些批評意見，是十分勇敢或者非常不識時務的。迅速地，網絡、報紙和電視上，出現了對他的輿論圍攻。這些批評認為，他作為一個共產黨員，違反党的政治紀律，妄議中央大政方針，是"黨性的泯滅、人性的猖狂"。還有人批評說，羊有跪乳之恩，鴉有反哺之義，任志強受党之恩惠，獲得財富、身份和地位，不思報答，卻為反華勢力張目，違背人倫道德。國家網信辦發言人罕見地就關閉任志強微博賬號發表談話，稱他發表違法言論。不出意料地，也有文章揭露他涉嫌行賄犯罪。

黨媒最好的攻擊靶子

任志強不是中共的反對者，因此也不是徹底的批評者。不少異議人士認為，和很多體制內薦言者一樣，任志強事實上希望中共專制長治久安。他所主張的言論寬鬆，不過是成為意見領袖之後"兩頭通吃"。尤其不能原諒的是，他曾公開聲稱支持中共鎮壓"六四"屠殺，並得意洋洋地回憶曾贈送戒嚴部隊一輛吉普車和若干蔬菜。有些人認為，無論他過去做過什麼，只要他現在給習近平媒體噤聲添亂，為人民大眾說話，就應該得到支持。還有一些人認為，他因為批評政府被禁言，遭受輿論圍攻，甚至面臨審判，就是因言獲罪，應該聲援。

的確，相對于任志強"不反黨"的批評而言，主張徹底反對的南方街頭運動，宣稱"顛覆這個政權我沒有罪"的王默、郭飛雄等政治活動家，應該得到更多的尊敬和支持。然而，對大多數中國人來說，正是"不反黨"的宣示，才讓他們敢於站出來聲援。

有些批評者認為，任志強應該先退黨，才有批評黨的資格。應該看到，中共控制了幾乎所有的社會資源，在很多領域不入黨就等於放棄職業晉升機會。有了一定的社會地位和身份之後，退黨差不多就等於顛覆政權罪了，大多數人都無法承受這樣的代價。因此，這樣的要求，大約等同於讓大多社會精英閉嘴，在言行上效忠於專制政府。這也是為什麼，中共党媒對任志強批評中，也列著同樣的理由。

對於党媒而言，任志強言論也是一個最好的攻擊靶子，用作在大批判中統一思想的材料。劉曉波、許志永、郭飛雄和伊力哈木的政治主張，他們並不敢拿來公開批判，而是粗暴抹黑然後嚴格封殺。

針對任志強的大字報式批判，讓很多人感覺到"文革"重來。通過以上分析，我們可以對"文革"有更多的瞭解。有些人以為，"文革"中可以隨意揭發"反動言論"，其實是受到誤導。在鋪天蓋地、熱鬧非凡的揭發批判中，真正的反對意見，比如林昭的思想，了無蹤影。

長平是中國資深媒體人、時事評論作家，現居德國。

李純恩 - 跟北京人說本土

香港蘋果日報   2016年3月6日

跟一個北京人聊天，他說你們香港人現在「本土意識」很濃呀！

我聽他語氣中頗《環球時報》，想必思路有點堵塞，便反問他本土意識濃有什麼問題，你們北京人本土意識不濃嗎？

中國有一句話，叫作「出了北京都是地方，出了上海都是鄉下」，意思是北京人上海人都看不起外地人。這都是從北京人上海人的本位而言的。你在北京街上看到任何不順眼的事情，比如有人亂過馬路，有人胡亂穿衣，去跟北京人說，他們一定會回答：「那都是外地人。」好像北京本地人是不會亂過馬路，不會胡亂穿衣的。小事如此，可窺全豹。上海的地鐵中經常爆發本地人和外地人的衝突，起因往往是外地人不守規矩，讓小孩子隨地大小便等。但凡有這種事情，上海人一定群起而攻之，網上必一片罵聲。由此可見，都是因「本土意識」而起，都是一個地方的居民愛護自己地方的舉動。

現在一說「本土意識」，許多人就同「排外」和「故步自封」拉在一起說，以為是不長進的表現。但一個地方的人連自己的故土都不守護，情何以堪？你們北京人做得到嗎？

北京人聽我這麼一說，想想也對，便不作聲了。

其實這些都是常理，把握常理的人，為人處事都有分寸，所以曾俊華從不避「本土」話題。反之，像梁振英，身為香港特首，叫他開口說一句「支持香港足球隊」，都嚇得顧左右而言他。

黎蝸藤 - 改變現狀是南海問題的癥結

2016年3月5日

【明報專訊】在新加坡國立大學鄭永年教授筆下（〈如何實現東亞的持久和平？〉），東亞在2009年之後變得不穩定的原因，完全因為其他國家沒有接受中國崛起和「自然」地回復應有狀態；不是美國挑唆就是小國一己私利。總之，錯的都是外國，對的全是中國，各國缺乏反躬自省。這真是奇談怪論。

中國追求「新現狀」 把勢力插入南海深處

通過對古近代歷史的分析可知鄭所強調的恢復東亞原先的「中國中心」的秩序是一個偽命題。我們再把視線移到最近100年：鴉片戰爭前，中國在南海的利益止於海南島；20世紀初才納入東沙和西沙；二戰後才進軍南沙；在1940至1960年代，中國（台灣）、南越和菲律賓一直爭奪南沙的主權，而美國才是南海主導國；1970年代，各國已經相繼在南沙駐軍；中國在1988年才挺進南沙；1990年代，中國的目標還在於島嶼主權；2009年以降才開始積極追求「管轄南海」。

可見，從清末開始，中國在南海的勢力是不斷擴大的。中國的追求不是要回復到「以前的狀態」，而是前所未有的「新現狀」。現在東亞各國（及美國）正面臨一個史上首次出現的局面：中國把勢力插入到南海深處（從地理位置看是東南亞的心臟）。各國對此心存疑慮、憂心仲仲，又有什麼可以不理解的呢？何來「反躬自省」一說？

一強獨霸 怎能得東南亞各國歡迎？

鄭認為美國戰略誤判，提出「並沒有任何迹象顯示中國要挑戰美國」，沒有把美國趕出東亞的願望。中國確實在一些場合是這麼說的。但認為這是修辭手段的理論可能更有道理。我們甚至不需要審視中國做過什麼，只要仔細推敲中國說過什麼就能得出這個結論。中國最早提出「太平洋很大，足以容納中美兩個大國」，這種說法暗示太平洋西岸屬於中國勢力範圍之明顯，連鄭所在國的總理李顯龍也提出質疑。中國又提出「亞洲的安全歸根到柢要靠亞洲人民自己維護」，這無法不讓人聯想到美國的門羅主義，也很容易讓人想到日本二戰時的「大東亞主義」。如果以上主張的含義尚有爭議，那麼中國反覆強調南海雙軌制，即「有關爭議直接由當事國通過友好協商談判尋求和平解決，南海的和平與穩定由中國與東盟國家共同維護」的後半句，豈非就是要排擠美國的最佳證明？要知道，從19世紀末以來，美國就是維護南海和平與安全的最重要一環；沒有美國，東南亞至今可能還在日本的統治下。

從東南亞各國的反應可知，中國門羅主義不得人心。無他，時代和內容都不同了。美國提出門羅主義時獲得拉美國家的贊同，因為它阻止了歐洲國家對新獨立的拉美國家的再侵略。即便日本的大東亞主義也有趕走西方殖民者這種蠱惑人心的宣傳。而中國門羅主義，唯一的後果就是把東南亞的安全保障美國和其他大國排除在外，剩下中國一強獨霸，怎麼可能得到它們的歡迎？

南海問題 誰先挑釁誰？

鄭又指摘區域內小國「任意挾持美國，隨意挑戰中國」。南海問題上誰先挑釁誰？如果光看最近兩三年螺旋上升的緊張局勢，頗有點「雞生蛋蛋生雞」的意味。但如果把目光放在再前幾年就可看到，一系列象徵意義強烈的事件都是中國改變現狀而引致的。2010年，中國的海監船隻在遠至印尼納土納水域，阻止印尼公務船對中國漁船的執法。同年，中國漁政船開到和馬來西亞控制逾30年的彈丸礁與馬國海軍發生18小時的對峙。2011年，中國漁政船跑到遠至南海最西南端割斷越南石油探測船的電纜。類似的事情在以前從未在這麼遙遠的地方出現。到了2012年，當菲律賓如常在黃岩島內對偷獵的中國漁民執法的時候，中國派出公務船奪取了黃岩島的控制權，徹底改變南海的現狀。之所以說菲律賓是「如常」，是指菲律賓最晚從1960年代開始就在黃岩島以及鄰近海域進行反走私和反濫捕的任務；1997年中菲之間出現黃岩島爭議之後，菲律賓仍然控制黃岩島，並進行多次反濫捕的執法工作。菲對黃岩島的實控，連中國的媒體都認知。

何來「領土不能談判」？

誠然，那些地方一直有爭議。但中國和東盟簽署《南海各方行為宣言》，核心精神是各方不謀求單方面改變現狀。現狀就是指2002年簽訂宣言時的狀態。儘管宣言在中國堅持下不是一份有強制力的文件，但這是中國的政治承諾。

鄭認為中國以開放和靈活的態度處理主權問題，但中國從沒打算就主權問題進行談判，「擱置爭議」並非擱置主權問題，「共同開發」要各國承認「主權在我」為條件。中國更直接拒絕菲律賓的談判要求。中國宣傳「領土問題不能談判」，但1949年後，中國與大部分鄰國都通過談判確定邊界，何來「領土不能談判」一說？

這一切都被國際看在眼裏。若真的全是域內國家挑戰中國，國際上豈會出現像現在一面倒的聲音？

美國從「消極中立」變「積極中立」

鄭又指摘越南和菲律賓都在美國的鼓勵下挑戰中國。但美國從未在南海領土歸屬問題上站隊：1974年中越西沙海戰、1988年中越南沙海戰、1995年中菲美濟礁事件，美國都堅持「消極中立」，否則，中國如何能佔據上風？黃岩島事件中，美國否認美菲軍事同盟覆蓋黃岩島，還協調中國和菲律賓同意同時撤離黃岩島，解決對峙危機。結果菲律賓撤退了，回頭發現中國公務船還在黃岩島。美國大失顏面之餘，態度才轉向強硬，從撒手不管的消極中立，轉變為堅持不允許以脅迫的方式改變現狀的「積極中立」。

種種事實說明，南海漸有變為火藥桶的趨勢，其根本矛盾是中國試圖急速改變現狀，管轄南海，把南海變成中國湖，與其他國家不接受這種行為之間的矛盾。

作者是歷史學者

李怡 - 當我們的身份「被認同」

世道人生   香港蘋果日報   2016年3月4日

世界上許多人都尋找或談論身份認同問題。奧斯卡獲最佳女配角獎的《丹麥女孩》，講的是一個變性故事——從男性身份到女性身份認同的變化。有一本叫《背離親緣》的書，講一些父母生下的孩子，沒有從垂直血緣遺傳到相同的外形、能力、智商或性向，正常父母生下聾人後代、侏儒女兒、唐氏寶寶，或自閉症、殘障後代，他們無法從親緣獲得「垂直身份」的認同，很多人必須從與他同類型的同伴之間尋找「水平身份」的認同。

當世界潮流在講個人有權自己選擇身份認同的時候，中國血統的華人，卻在專制政權的君臨下，永遠擺脫不掉身份的「被認同」。

在一年一度的「馨香宴」上，同以前在「名采」寫專欄的作者李登談天說地。講到李波事件，他說印象最深也最可怕的，是外長王毅所說：李波首先是中國公民。

明明持英國公民護照，卻來個「首先」。還有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回應英國外相夏文達對李波表達的關注，在今年1月5日說：「根據香港《基本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籍法》，凡是具有中國血統的香港居民，都是中國公民。」

翻遍《基本法》，都無法找到以血統來界定公民身份的條文。但專權政治下的「法」就是掌權者說了算。

中國公民與非中國公民，在中共政權下，有甚麼區別呢？除了公共服務的收費有別之外，最重要的區別見之於最近的桂民海案和彼得．達林（Peter Jesper Dahlin）案，他二人都同樣是瑞典籍，沒有中國血統的純粹洋人彼得．達林，因為在中國關注維權運動，於今年1月3日被中共警方以涉嫌危害國家安全罪逮捕，1月19日央視發佈了他的「認罪」影片，1月25日，達林在獲釋後被驅逐出境返回瑞典。桂民海則在曼谷「被偷渡」回大陸自首，也在央視自我譴責，現在仍然被拘留而且極可能被判刑，不會有被驅逐出境的好運。李波則有消息指他不是持英國護照入境，因此在大陸不是英國公民身份；隨後又上電視自我宣佈放棄居英權。被挾持入境哪裏需要甚麼護照？要放棄英國國籍，英國政府也須確認你是在自由意志下作出的決定。

總之，只要你是中國血統，不管你持甚麼護照，專制政權就認定你是中國公民，而這也成為我們擺脫不掉的宿命。中國公民身份由血緣認定，不同於西方國籍是你的自由選擇。甩不掉的身份認同就是專制政權下的奴隸；而非中國血統人士，中共就不得不承認你是自由人。

對於這種身份「被認同」，投資家索羅斯（George Soros）說：「如果種族認同成為一個國家的原則或是檢驗公民的標準，將會觸犯人權，威脅我們文明的基礎。」

身份「被認同」，不僅是香港人或世界華人的事，它更是對人類文明基礎的威脅。

關麗珊 - 濫權暴力

明報   2016年3月3日 

我並非為反對興建三跑而反對，根本不願為這類事情多寫一字。我只是為了盡公民責任才花時間看相關文章，充分理解興建三跑會破壞環境、浪費公帑，又花時間寫反對意見書，以免香港變成貪腐的城市。

城市規劃委員會收到12,220份意見書，12,216份反對，包括我的。四份意見書支持，三份來自機構稱「三跑道系統能增強香港作為國際及地區性航空樞紐的地位，及／或保持競爭力及經濟增長，應對區內其他機場的競爭」，一份是個人認為「與大嶼山其他的基建項目的協同效應可產生大量就業機會」。支持理由跟機管局宣傳的一樣空泛，反對理由實在得多。

城規會一直漠視反對者眾，繼續為三跑開路。前天文台長林超英寫過多篇反三跑文章，單是內地空管障礙已非機管局可以處理。然而，機管局和城規會不敢回應，不理公帑支出和收益不成比例，只管為大白象工程護航。

如果城規會和機管局能夠公開反駁林超英和環保組織的反對意見，能夠以數據和理論證明興建三跑對香港的好處多於壞處，相信大部分市民都會支持。可惜，有權的只會濫權，這樣欺凌市民，也是暴力。

facebook.com/kwanlaishan

陳文敏 - 對法治的反思

明報   2016年3月2日

法治是香港的核心價值，也是「一國兩制」中兩個制度差異最大之處，而公平審訊和司法獨立更可說是法治的基石。

面對複雜的法律條文和司法程序，律師代表便成為公平審訊的重要環節。律師代表當事人，只是履行職責，保障當事人在法律下的權益，包括得到公平審訊的權利，而並非認同當事人的行為。故此，當楊岳橋代表在旺角騷亂事件中被捕的人士，他只是履行律師的職責，與任何在刑事案件中代表當事人的律師毫無分別。稱他為「暴民律師」，只反映對律師的工作和律師代表的權利的誤解。

「暴民律師」一詞，亦觸及對假定無罪的推論的認識。我們的刑事制度相信一個人在未判罪前假定無罪，舉證責任在控方，我們不接受未審先判，更不接受被公安拘捕便等於有罪。可惜，近日不少網上的言論和報章的專欄對被捕人士的批評，甚至說是放虎歸山、魔鬼重回人間等，已經等同未審先判。被捕人士眾多，是否人人有罪？即使他們有參與騷亂，參與的程度是否人人同等？針對他們的控罪所提出的證據，至今我們仍所知甚少，但便一口咬定這些被捕人士有罪，是否過於武斷？是否被警方拘捕便等於犯法有罪？法律上他們還是被假定無罪的。

更甚者，有些人士因不滿法院對一些示威人士的判決而號召網民對法官「起底」，審視他們是否「黃色」（支持雨傘運動）。十多年前東方報業因不滿上訴庭的一宗判決，以狗仔隊連續三天跟蹤高奕輝法官以示「教育」，結果主編被判入獄，集團被判罰五百萬元。今天這些人士不滿法院的判決便向法官施加壓力，其實同出一轍。蔑視法庭罪保障的不是法官而是司法制度，若任何人敗訴或不滿法院的判決便可以去懲治法官，誰還會相信這個司法制度是公平的？

法治一旦被摧毁，我們還可以依靠什麼來保障我們的權利？中港兩地對法治的理解尚有一段距離，宜多加溝通。胡亂批評香港的外籍法官不考慮中國的利益甚或不認識《基本法》，是既不公平亦不負責任，更無助加強兩地的溝通！

李怡 - 誰炒作李波事件？

世道人生   香港蘋果日報   2016年3月2日

任何人憑常識都知道，一個人在人身不自由、安全受威脅情況下說的話，是不足信的，絕不能認為是出自本意。因此，中共連番出招，讓李波接受多間親共傳媒訪問，所透露的任何訊息，我們只能當是中共為李波事件編寫的劇本，而不能認為就是李波的本意。更何況，其劇本也寫得極爛。

我們的基本常識是，如果家中有人無故失蹤，就一定要報警。這不是需要甚麼人唆擺才去做的事。說報案會把事情鬧大，失蹤者更不安全，這通常只有在被綁票的情形下，才會有報案導致不安全的考慮。說報案會更不安全，就只能證明這人是在綁匪的劫持下了。

早前中共發言人說，李波不是拿英國護照入境，他居香港因此仍然是中國人。這種以居住地定國籍的說法，恐怕世所僅見。若以血緣而不是法律文件來定國籍，那麼美國恐怕是世界上最多不同國籍的國家了。

李波在訪問中說，有人炒作他的居英權，令事情變得複雜，決定放棄居英權，並已通知英方。我們實在不知道有甚麼人拿李波的居英權「炒作」，英國對自己國家的國民表示關注，不是甚麼「炒作」。放棄一個國家的國籍，也不是公開說一句就可以的，仍須辦許多手續。更重要的，必須確認當事人是在人身安全及自由意志下的選擇。因此，英國外交部發言人對李波放棄英籍的回應是：「李波持有英國護照，因此我們隨時準備向他和他的家人提供領事協助。」當前中國大陸權貴們紛紛想要取得外國國籍，而李波當年申請居英權也經過不少艱難手續，誰相信他會自願放棄？

李波在訪問中說，他在內地很安全，也可自由返港，惟因香港有些人炒作事件，弄得沸沸揚揚，給他很大壓力，讓他有些進退兩難，但相信如果外界停止炒作，壓力降低了，待配合調查工作結束之際，將可隨時回港。

仍然是那句話：香港有甚麼人炒作李波事件？香港的有關報道，幾乎都是由於中共自己炒作所誘發的。沒有《環球時報》的評論，誰知道有「強力部門」用規避法律的辦法「讓一個被調查者進行配合」？既自招有「強力部門」在運作，一時由李波寫信說是「用自己的方式」，一時又說不是「被綁架」，而是「偷渡」，一方面說可「自由返港」，另方面又說他進退兩難……。來來去去都是中共鋪排的炒作。香港媒體不過是跟着中共的炒作起舞。中共一再說香港人炒作，只是要香港人不要去懷疑任何違反常識的說詞而已。

建制派表示李波自己這麼說，香港人應該釋疑了；保安局長說，看不到有任何資料指向或證實事件涉及跨境執法。

香港人除非是白癡才會釋疑，更何況事情跟每一個香港人的人身安全有關。包括「強力部門」的說詞，和不斷改劇本的指向，具常識的人都很清楚了，負責香港市民安全的保安局長居然看不到？

李怡 - 新世代的大局

世道人生   香港蘋果日報   2016年3月1日

楊岳橋在他的當選感言中，一開始就說他非常幸運，遇上梁天琦這位出色的對手。他又承諾身體力行推動泛民革新，去回應這個時代。他說：「從梁天琦與我的得票，可見香港人是率性與智慧並重，亦充分顯示革新泛民，刻不容緩。希望這個革新，由我做起、由公民黨做起。梁天琦的勇敢、純粹、奮不顧身，正是革新必不可少的要素。」

短短的感言，三度提到他在民主派票倉的競爭對手。多次提到要革新。而革新就不是像過去泛民那樣只是坐着投反對票；革新包括必不可少的梁天琦那樣的勇敢和奮不顧身。而梁天琦，這個港共和部份傳媒口中的「暴徒」，在整個選戰過程中，不但毫不粗暴，而且全心投入選戰，參加所有論壇，重規則守分寸，有力說明他本身並無暴力傾向；他參與抗暴行動，完全是因為在一切非暴力抗爭無效的情況下逼出來的。

如果和理非非有效，像梁天琦這樣能言善辯之士，不會不遵從和理非非；身為大律師又置身於公民黨的楊岳橋，不會稱讚這個被指為「暴徒」的對手身上有革新要素。在七名新東參選人中，不難發現，這兩個年輕人的表現實在太好。而尤其難得的是，過去激進泛民與溫和泛民在選戰中碰頭，都一定惡言相向。但這兩個年輕人，每次論壇都非常敬重對方。他們常有不同意見，但都能貫徹君子和而不同，耐心地解釋彼此觀點。

在一次論壇上，梁天琦說自己參與社會運動，同制度暴力對抗，問楊你們為甚麼一次一次同我們切割？為甚麼一再譴責我們？楊沉吟片刻，一時沒有回答。其後他說，在佔領運動和這次旺角事件中，他和同僚都義務給他們法律援助。梁說很感激他。但他哽咽着說，為甚麼楊的政黨要譴責他們？他們不是為了自己的利益，不是要光環，只是對社會不公義的事情抗爭。其後，楊問他沒有底線的抗爭有沒有想到會傷及無辜？是不是有責任去保護跟隨他抗爭的人。他們的交流很讓人感動。而這種交流在過去相互競爭的不同民主派身上從未見過。

在新世代身上，我們看到過去未見過的君子之爭，看到相互欣賞。這次補選也正因為有梁天琦，才拉高楊岳橋的選情，推高投票率並導致他當選，並強化了楊岳橋可能原來已有的變革思維。

選後有民主派談論新東補選，說這樣的結果可以阻止北京讓梁振英連任。泛民最大的問題，就是跳脫不了事事向北望。周浩鼎選贏了，中共有理由讓689連任；輸了，也有理由讓他連任：這不是正說明要用鐵腕來對付本土力量嗎？面對一個專制政權，沒有邏輯可以依循。

因此，年輕一代的想法，就是不理專制強權有甚麼反應，爭取實現自主目標就是年輕人生存的大局。除此之外，沒有得失成敗的大局，沒有一席輸贏的大局，沒有689連不連任的大局，也沒有協調參選的大局。

書摘 - 警察不是該站在警察的一邊嗎？

2016年3月1日
 

（故事背景為1977年，香港廉政公署成立三年後）

「關，雖然這麼問有點失禮，你為什麼要如此幫我？警察不是該站在警察的一邊嗎？」夏嘉瀚若有所思，問道。

「我認同警員要互相扶持，同仇敵愾，但首要條件是大家有共同的理念，秉持公義。單純因為穿同一件制服便當成自己人，盲目支持？這太愚蠢了。警隊的貪污問題已經大到不能自我療癒的地步。要清除瘀血，便要靠外力。我一向很討厭『跟車跑』的懦夫做法，既然擋在車前會被撞，我便在車旁做手腳，偷偷從中破壞，令這台車子被瓦解吧。」

「你認為我們──廉署會成功嗎？」

「我不知道。如果涉及的警員人數太多，只會迫令港督面對現實，頒佈特赫令。不過萬一走到這一步，我仍然希望那些最狠毒、最奸險的害群之馬會被揭發，給送上法庭，在公義面前被定罪、被制裁，令那些僥倖逃過一劫、為了私利包庇罪惡的黑警知道，他們不改過便會落得相同下場。」

關振鐸眼看著蔚藍色的大海，就像遠眺著警隊的將來。他為警隊的未來感到擔憂，但同時有一絲希望。他不知道，坐在他身旁的夏嘉瀚有著相同的想法。縱使立場不一，彼此的意念，卻指向相同的方向。

──陳浩基，《13.67》，第42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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