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子健 - 良心——經濟活動的第三條支柱

2009年3月25日

華爾街的一些銀行界人士仍在抗辯，限制獲政府注資的銀行的高層人士的花紅和待遇，會流失人才。如果所有華爾街的人才，都是先弄垮了自己的公司，然後接受了大量公帑的支援，仍然會高高興興地給自己優厚的待遇的話，這些人才都是沒有良心的人才，他們把持的企業亦不可能是有良心的企業。難怪出現了這麼嚴重的金融海嘯。

只講求效率、效益、利潤、財富，這就是過去20多年間席捲全球的主導意識形態。一切向錢看，金錢代表成功，只要每個人為了私利，市場就有「無形之手」引導資金流向最有效益的地方，創造最大的財富。這種把人類社會極度簡單化的理論思想，就是引領世界經濟墮入今天的深淵的原因之一。

其實經濟活動中良心從來就佔有重要的一席位。因為如果沒有良心就不會有誠信，而沒有誠信，現代經濟根本上不可能順暢地運行。現代經濟雖然聲稱以法律為本，又有所謂合約精神，但實際上大多數經濟活動都不會真的以法律和合約為依據，而是以人與人之間的誠信為依據。道理很簡單。依據法律和合約的運作的成本甚高，反而如果社會上大多數人都有誠信，運作成本就低得多。所以，以良心和誠信作為經濟運作的支柱，不是什麼道德主義者一廂情願想像出來的唯心抽象理論，而是人們從實踐中摸索出來的經驗。在現代社會，良心應體現為尊重人權、平等機會、支援弱勢社群、環境保育、公平貿易、持續發展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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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全球經濟衰退，至少也有一點好處，使人們看到市場的局限性。教條和極端的自由經濟主義，終於步入黃昏。

經濟衰退，使人們看到政府的重要性，現在世界各地政府都成了挽救經濟的動力。其實真正挽救經濟的不應該只是政府，而是集體。刺激經濟的力量來自集體。純粹以私利為槓桿的「市場」在經濟衰退時是軟弱無力，個人也是無可奈何，只有靠集體的力量，拓展公共經濟環節，才為整體經濟帶來生氣。

近日，在政府和集體以外，我們又多發現經濟發展的另一條重要支柱﹕良心。

美國國際集團的花紅風波，在美國引起了激烈反應。奧巴馬總統高調譴責拿取花紅的美國國際集團高層，不少國會議員跟進立法狙擊這些高層。有人會認為這些只是政治姿態，也有人會認為如果美國國際集團高層拿取花紅是合約所規範，就不適宜掌握政治權力的人越權過問。

這些評論忽略了的一點就是﹕良心。

我們想一想﹕如果沒有美國政府注資，美國國際集團早就要宣布破產。在這種景況下，美國國際集團根本就不會有資金向其高層職員派花紅，不管這些職員是否真的表現優異，也不管他們的花紅是否在合約內早已訂明。

美國政府注資美國國際集團時，並沒有同時嚴格管制資金的流向，堵塞公帑公為私用的漏洞，因而可能為部分人提供了可以鑽的法律空子。可是，有法律空子就要去鑽嗎？有良心的人會這樣做嗎？

華爾街的一些銀行界人士仍在抗辯，限制獲政府注資的銀行的高層人士的花紅和待遇，會流失人才。如果所有華爾街的人才，都是先弄垮了自己的公司，然後接受了大量公帑的支援，仍然會高高興興地給自己優厚的待遇的話，這些人才都是沒有良心的人才，他們把持的企業亦不可能是有良心的企業。難怪出現了這麼嚴重的金融海嘯。更大的問題是，為什麼要把公帑投放在這些沒有良心的企業呢？

只講求效率、效益、利潤、財富，這就是過去20多年間席捲全球的主導意識形態。一切向錢看，金錢代表成功，只要每個人為了私利，市場就有「無形之手」引導資金流向最有效益的地方，創造最大的財富。這種把人類社會極度簡單化的理論思想，就是引領世界經濟墮入今天的深淵的原因之一。

良心似乎是很抽象的東西，因此有些人會忽略其重要性。其實經濟活動中良心從來就佔有重要的一席位。因為如果沒有良心就不會有誠信，而沒有誠信，現代經濟根本上不可能順暢地運行。

現代經濟雖然聲稱以法律為本，又有所謂合約精神，但實際上大多數經濟活動都不會真的以法律和合約為依據，而是以人與人之間的誠信為依據。道理很簡單。依據法律和合約的運作的成本甚高，反而如果社會上大多數人都有誠信，運作成本就低得多。

所以，以良心和誠信作為經濟運作的支柱，不是什麼道德主義者一廂情願想像出來的唯心抽象理論，而是人們從實踐中摸索出來的經驗。這跟人們從實踐中摸索出需要依靠政府和集體來建設公共資產一樣。

最近香港發生了多宗藥物安全和質量事故。政府的監管制度和執行情況引起極多批評。衛生署長在回應時說﹕廠家要有社會責任，良心製藥，否則多聘多少官員巡查監察也解決不了問題。

生產者有良心，不等於不用監管。不用說世界上始終有沒有良心的人，就算是有良心的人也會犯錯誤。政府在一些事務上有監管之責，是不能以良心來淡化的。

不過，同樣有道理的是，如果真的有很多沒有良心的生產者，單靠政府也可能沒有辦法解決問題。

正因如此，有時譴責沒有良心的企業比譴責政府更重要。近年由於特區政府失誤多、施政積弱，有負面事故時每每成為眾矢之的。大家要求政府做這做那，在細節上、在戰術上來說並沒有錯。可是，如果公民社會把所有問題的責任都放在政府身上，在戰略上可能放棄了社會道德規範這個重要戰場，並不明智。

社會發展的歷史經驗告訴我們，進步的意識總是需要公民社會來推動，因為社會的上層(在資本主義社會就是大資本家)和擁有政治權力的人，大部分都是既得利益者，對改革是不會太熱心，自然對進步的意識亦不會太熱心。

因此，公民社會不單要推動政府政策轉變，亦需要推動移風易俗。如前所述，良心並非沒有現實意義的浪漫理想。在現代社會，良心應體現為尊重人權、平等機會、支援弱勢社群、環境保育、公平貿易、持續發展等等。

在歐洲，公民社會和非政府團體多年都致力動員社會大眾，以個人消費者和投資者的力量以抗衡自由市場內的所謂無形之手，抗衡社會上有權勢者和大資本家主導社會意識形態的壟斷優勢。這是一個推動社會發展的長期持續工程。

世界上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國家和地區，其平均良心和誠信水平亦較高。這點並非偶然。良心是促進經濟活動的第三條支柱。金融海嘯讓我們反省這條支持的重要性，亦是公民社會鞏固這條支柱的契機！

盧子健 公共事務顧問

吳乃德 - 邪惡真的「庸常」嗎？

中國時報   2009年2月27日

林博文先生日前在本報的專欄討論了電影《為愛朗讀》，也討論了漢娜．鄂蘭「邪惡的庸常性」之概念。用這個概念來理解政治壓迫的參與者，不但過度簡化，而且也不符合歷史事實。不過，林先生的文章卻是一個很好的開始。他所提到的問題，正是台灣在討論轉型正義的時候所一直疏於面對的。

鄂蘭針對納粹戰犯艾希曼的審判所寫的《艾希曼在耶路薩冷》一書，以「邪惡的庸常性」為副標題。艾希曼在戰爭期間負責逮捕、集中、然後運送猶太人到集中營；至少有六十萬猶太人因為他高度的行政效率而成為灰燼。鄂蘭要傳達的訊息和道德啟示是，如同她兩年後所說，「此種巨大規模的邪惡行為，並非來自執行者的邪惡、病態、或意識形態信仰。不論這些行為多麼邪惡，行為者絕對不是惡魔」，而是像你我一般的平常人。他之所以積極參與人類有史以來最大規模、最有組織、最有效率的屠殺，乃是基於平凡而世俗的動機：衷心服從指令、在官僚體系中力求表現和升遷。艾希曼的動機因此「十分庸常、非常人性」。

以色列政府在一九九九年所公布的艾希曼獄中筆記，似乎也支持鄂蘭對邪惡的理解。艾希曼寫道，「我發現以服從和接受指令為基礎的生活，確實是一個舒適的生活。這種生活讓一個人對思考的需要減到最小。」

鄂蘭「邪惡庸常性」之概念，將納粹的罪惡轉變成普遍性的道德議題，成為當代政治哲學討論道德責任的起點。目前為止超過兩百專書和論文討論她的書。這個概念也影響了後來耶魯心理學家密格蘭著名的電擊研究；該實驗試圖證明平常人多麼容易服從權威，而對同胞做出殘酷的行為。

可是邪惡真的如此庸常嗎？鄂蘭對艾希曼的理解是正確的嗎？艾希曼的自我分析（其實是辯白）可以相信嗎？如果答案是否定，我們又能從中獲得何種不同的啟示？

歷史和道德的反省都必須以事實為基礎。事實上，艾希曼並非只是接受上級指令的優良公務員。艾希曼被捕真實身分曝光後，他的許多阿根廷友人才恍然理解他過去的許多仇視猶太人的言論。也正是他的反猶太意識形態讓他在阿根廷的行蹤曝光。他的兒子有一次在女朋友家聊天的時候，不經意地顯露對德國沒有徹底消滅猶太人的惋惜。他的話引起女朋友父母的警覺，他們的檢舉終於導致艾希曼的落網。他的兒子從小在阿根廷長大，其反猶太人意識形態的唯一來源是他的父親。

將政治壓迫的執行者、協力者，視為只是盡責任的服從者、或企求升遷的機會主義者，是過於簡化的解釋。壓迫體制由各種成員組成。有鄂蘭書中所提到的，暗中利用職權幫助猶太人而被槍斃的衛兵。也有心理上無法執行此種罪行而申請調職的軍官。事實上，納粹領導人知道，並非所有人都有能力執行這種「極端的邪惡」。因此他們通常准許調職的申請，而不加以處罰。納粹所從事人體實驗的歷史資料也顯示，他們選擇護士和衛兵的時候非常謹慎，特意淘汰那些心理上和道德上不適合這項工作的人。

我們從這些事實獲得的啟示，截然不同於鄂蘭試圖傳達的訊息。從「邪惡的庸常性」出發，鄂蘭試圖提醒我們組織和權威的恐怖。她期待我們以道德勇氣來面對不正義的政府。「這種政府會面臨什麼樣情境，如果有足夠的人『不盡責地』拒絕支持它？甚至不需要主動的抵抗和反叛，這種拒絕支持都是一個有效的武器。」在後來的《責任與判斷》一書中，她這樣說。

然而，我們從真實的艾希曼所獲得的啟發，卻是意識形態及族群偏見的恐怖。事實上，德國在第一次大戰之前是全歐洲對猶太人最寬容的國家；德國的猶太人因此也最缺乏猶太認同、最積極融入德國社會。可是戰敗和凡爾賽條約所帶來的重大屈辱，加上德國軍方為了規避戰敗責任而誣衊猶太人通敵及不參戰，使得猶太人成為德國屈辱之源，偏激的反猶太主義也成為宰制民主社會的思潮。

壓迫體制的參與者到底應該承擔何種道德或法律責任？這個具有高度爭論性和政治性的問題，顯然不可能有標準答案。而且，壓迫體制的成員顯然由各種不同的人組成，我們無須用相同的眼光看待所有的成員。雖然或許永遠沒有結論，可是討論和反省本身就是一個建立民主文化的必要工程。

（作者為中央研究院研究員，台灣「真相與和解促進會」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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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博文專欄 - 《為愛朗讀》掀戰犯爭議
中國時報   2009 年 2 月 25 日 

英國女星凱特溫絲蕾在影片《為愛朗讀》（The Reader）飾演一個曾在納粹德國集中營擔任警衛的文盲女子，因演技精湛而獲得本屆奧斯卡最佳女主角。這部電影曾引發一群猶太團體的抗議，同時亦在美國媒體掀起對政治哲學家鄂蘭（Hannah Arendt）的經典著作《艾希曼在耶路撒冷》的熱烈討論。

一九七五年去世的鄂蘭，可說是二戰期間流亡至美國的一批德國猶太裔知識分子中最具影響力的一個菁英。她在一九四一年到美國，一面研究英文文法與寫作，一面鑽研納粹主義、共產主義、種族主義、帝國主義與反猶主義，並出版了《極權主義的源起》巨著。六○年代初，鄂蘭以《紐約客》雜誌特約記者身分專程到耶路撒冷旁聽納粹戰犯艾希曼（Adolf Eichmann）的審判。經艾希曼批准處死的猶太人約有十幾萬甚或數十萬。戰後，不少納粹戰犯逃至南美洲隱姓埋名，躲在阿根廷的艾希曼，卻被厲害的以色列特工綁架到以色列。

鄂蘭連續旁聽了幾個禮拜，在法庭上仔細觀察艾希曼的反應和表情，《紐約客》發表了她的一系列報導，一九六三年結集出版。鄂蘭親眼看到和聽到艾希曼的審判，心裡有極大的感觸，她並不是以一個文學家的耳朵去聆聽審判，而是以一個受過嚴格訓練的政治學者的洞察力去了解審判。她為這場震動全球的審判創造了一個至今仍被廣泛討論的名詞「邪惡的庸常化」（Banality of Evil）。

艾希曼在法庭上不認罪亦不懺悔，有時還面露笑容，他說他只是一介盡忠職守的納粹軍官，每天完成上級交代下來的任務（其中包括把一批批猶太人送進瓦斯間毒死）。鄂蘭說，這種「邪惡」，究竟是一種極端的表現，或只是一種平常老百姓聽從命令，遵照指示的例行作為？她認為是後者。鄂蘭說，像艾希曼這種螺絲釘，納粹的國家機器（或黨機器）中多如牛毛，他們只是一群可憐的沒有思考能力、更沒有質疑權利的納粹官僚，每天做些「等因奉此」的例行工作，過平凡庸碌的日子。他們並不是邪惡的化身，真正的邪惡在制度、文化和整個政治環境。鄂蘭的報導出現後，遭到許多猶太團體和個人（包括她的一些好友）的痛批和謾罵，甚至詆毀她是「猶奸」。

電影《為愛朗讀》的文盲女警衛漢娜．舒密茲（Hanna Schmitz），戰後成為一個中年女車掌，和一個高中小男生狂戀，多年後身分被揭發接受審判，在獄中認真聆聽過去男友寄來的錄音帶，開始認字和閱讀。舒密茲只是一個小警衛（官階完全無法和真實的艾希曼相比），她也像艾希曼以及其他成千成萬納粹機器的小螺絲釘一樣，為了生存和工作，每天輸送數十、數百猶太人進毒氣房。舒密茲在電影中為自己辯護，她也敢挑戰法官，但她是屬於納粹精銳的所謂「黨衛軍」（ＳＳ）的一分子，監獄乃是最後歸宿。

數十年來，在猶太團體和以色列特工組織的追剿下，不少像舒密茲這樣的集中營低階警衛被捕。鄂蘭雖以不偏不倚的立場報導艾希曼受審，並提出了「邪惡的庸常化」的說法，但她最後還是贊成處死艾希曼。最重要的是，鄂蘭強調，「邪惡」乃源於當權者拒絕了解人類的情況以及所做的決策將會產生何種後果。於是，邪惡即源源而出。

二戰結束以來，有關納粹戰犯被捕或受審的電影，層出不窮。最近在埃及開羅發現一個數十年前改信伊斯蘭教的德國人（一九九二年死亡），竟是當年屢以人體做實驗的納粹黨衛軍醫生。二戰以來，一直爭議的一個問題是，凡與納粹有關的人，不論職位高低都有罪；那麼，日本軍閥及其爪牙是不是也有罪？為什麼納粹戰犯要東躲西藏，日本戰犯及其餘黨卻在家喝清酒？

鄂蘭所說的「邪惡的庸常化」，證明任何人都會在邪惡的制度下做出邪惡的事。中共文革多少人被整死，在「偉大舵手」的號召下，整個中國變成邪惡帝國。史達林時代的蘇聯，恐怖當家，邪惡的魔頭製造了邪惡的制度，被整被殺的竟是自己的子民，人性的邪惡莫過於此！

Richard Layard - 追求沒那麼自私的資本主義

2009年3月21日

【明報專訊】英國《金融時報》3月10日評論
作者：Richard Layard(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教授)

儘管過去我們創造了大量財富，然而自1950年代開始，我們的「快樂」卻沒有同步增加。不斷加速的經濟增長並不值得我們為之作大量的犧牲，尤其不應犧牲快樂的最主要來源─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家庭、工作、社群。過去我們已為著「效率」、「生產力」而犧牲得太多。

為「效率」「生產力」犧牲太多

我們絕大部分人都犧牲了我們的價值。1960年代，60%的成人表示他們有信心「大部分人都是可以相信的」，今天這數字在英美都已跌至30%。這份信心的失落除了對於銀行業的失望之外，其實在家庭(離婚大增)、在遊戲場所(你可以相信的朋友已減少)、在工作環境(同事之間競爭愈烈)都出現。

我們愈來愈視「個人利益」為我們可以信賴的唯一動機，而且視人與人之間的競爭為能夠獲得最多個人利益的途徑。這其實通常是有違生產力的，而且通常無法帶來快樂的工作環境，因為對身分的競爭是一個零和的遊戲。相反，我們需要一個能真正帶來正面增長的社會。人這種動物是自私與慷慨的結合體；但普遍而言我們感覺良好是因為我們幫助了別人，而不是踐踏了別人。

我們的社會已充斥太多個人主義，太多競爭，卻沒有充足的共同目的。我們推崇成功、地位，並且輕蔑人與人之間的互相尊重。不過，北歐人卻能夠將具效率的經濟，以及人與人之間的互相尊重相結合─北歐人的互信是全球之冠！

要發展一個建基於信任的社會，我們應從學校開始，讓孩子們明白一個最高貴的生命是減少世上的哀痛並帶來快樂─這原則在商業社會同樣適用。我們應專注真正為社會帶來利益的事，而不是只著眼在紙上盈利。所有的專業─包括媒體、廣告、商業─都應有清晰、專業的道德操守，而業內的人亦應緊守。

所以，我們需要的是一個減低個人主義、一個導向更大社會責任的潮流。我們需要的是一個「改變」的潮流，而這個呼喊通常在黑暗的期間才會發出，就如30年代的北歐。

我們應該做的起碼有3點：

1.學校應加強推廣人的價值；

2.成年人也應重整生命中重要的東西──現代的快樂調查可有助達此目標；

3.經濟學家應選用一個更現實的模式，量度人們如何會快樂以及市場如何有效運作。

至於大學商學院所教授的3個概念亦應重整：

1.過去我們著重「有效率的資本市場」，現在這概念已失去信譽；

2.有關「代理人」理論─即以高額獎金作鼓勵才可令代理人展現最佳一面，這說法已導致太多效果為本的開支，並削弱了單單由完成工作而來的滿足感，以及引起同事之間不必要的競爭。

3.「不斷轉變」的說法是自利的顧問公司所推崇的，但這說法其實無視人們對於穩定的追求。
我們不需要共產主義，我們不需要一個達爾文式的弱肉強食競爭社會，我們需要的是一種令我們可以信賴身邊人的資本主義。

Now is the time for a less selfish capitalism
By Richard Layard
FT, March 10, 2009

What is progress? The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has been asking this question for some time and the current crisis makes it imperative to find an answer. According to the Anglo-Saxon Enlightenment, progress means the reduction of misery and the increase of happiness. It does not mean wealth creation or innovation, which are sometimes useful instruments but never the final goal. So we should stop the worship of money and create a more humane society where the quality of human experience is the criterion. Provided we pay ourselves in line with our productivity, we can choose whatever lifestyle is best for our quality of life.

And what would that involve? The starting point is that, despite massive wealth creation, happiness has not risen since the 1950s in the US or Britain or (over a shorter period) in western Germany. No researcher questions these facts. So accelerated economic growth is not a goal for which we should make large sacrifices. In particular, we should not sacrifice the most important source of happiness, which is the quality of human relationships – at home, at work and in the community. We have sacrificed too many of these in the name of efficiency and productivity growth.

Most of all we have sacrificed our values. In the 1960s, 60 per cent of adults said they believed “most people can be trusted”. Today the figure is 30 per cent, in both Britain and the US. The fall in trustworthy behaviour is clear in the banking sector but can also be seen in family life (more break-ups), in the playground (fewer friends you can trust) and in the workplace (growing competition between colleagues).

Increasingly, we treat private interest as the only motivation on which we can rely and competition between individuals as the way to get the most out of them. This is often counterproductive and does not generally produce a happy workplace since competition for status is a zero-sum game. Instead, we need a society based on positive-sum activities. Humans are a mix of selfishness and altruism but generally feel better working to help each other rather than to do each other down.

Our society has become too individualistic, with too much rivalry and not enough common purpose. We idolise success and status and thus undermine our mutual respect. But countries vary in this regard, and the Scandinavians have managed to combine effective economies with much greater equality and mutual respect. They have the greatest levels of trust (and happiness) of any countries in the world.

To build a society based on trust we have to start in school, if not earlier. Children should learn that the noblest life is the one that produces the least misery and the most happiness in the world. This rule should apply also in business and professional life. People should do work that is useful to society and does not just make paper profits. And all professions – including journalism, advertising and business – should have a clear, professional, ethical code that its members are required to observe. It is not for nothing that doctors form the group most respected in our society – they have a code that is enforced and everyone knows it.

So we need a trend away from excessive individualism and towards greater social responsibility. Is it possible to reverse a cultural trend in this way? It has happened before, in the early 19th century. For the next 150 years there was a growth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followed by a decline in the next 50. So a trend can change and it is often in bad times (such as the 1930s in Scandinavia) that people decide to seek a more co-operative lifestyle.

I have written a book about how to do this and there is room here for three points only. First we should use our schools to promote a better value system – the recent Good Childhood report sponsored by the UK Children’s Society was full of ideas about how to do this. Second, adults should reappraise their priorities about what is important. Recent events are likely to encourage this and modern happiness research can help find answers. Third, economists should adopt a more realistic model of what makes humans happy and what makes markets function.

Three ideas taught in business schools have much to answer for. One is the theory of “efficient capital markets”, now clearly discredited. The second is “principal agent” theory, which says the agents will perform best under high-powered financial incentives to align their interests with those of the principal. This has led to excessive performance-related pay, which has often undermined the motive to work well for the sake of doing a good job and introduced unnecessary tension among colleagues. Finally, there is the macho philosophy of “continuous change”, promoted by self-interested consulting companies, which disregards the fundamental human need for stability – in the name of efficiency gains that are often not realised.

We do not want communism – as research shows, the communist countries were the least happy in the world and also inefficient. But we do need a more humane brand of capitalism, based not only on better regulation but on better values.

Values matter and they are affected by our theories. We do not need a society based on Darwinian competition between individuals. Beyond subsistence, the best experience any society can provide is the feeling that other people are on your side. That is the kind of capitalism we want.

Lord Layard is at th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Centre for Economic Performance. He has written ‘Happiness’ (2005) and co-authored ‘A Good Childhood’ (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