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乃德 - 邪惡真的「庸常」嗎？

中國時報   2009年2月27日

林博文先生日前在本報的專欄討論了電影《為愛朗讀》，也討論了漢娜．鄂蘭「邪惡的庸常性」之概念。用這個概念來理解政治壓迫的參與者，不但過度簡化，而且也不符合歷史事實。不過，林先生的文章卻是一個很好的開始。他所提到的問題，正是台灣在討論轉型正義的時候所一直疏於面對的。

鄂蘭針對納粹戰犯艾希曼的審判所寫的《艾希曼在耶路薩冷》一書，以「邪惡的庸常性」為副標題。艾希曼在戰爭期間負責逮捕、集中、然後運送猶太人到集中營；至少有六十萬猶太人因為他高度的行政效率而成為灰燼。鄂蘭要傳達的訊息和道德啟示是，如同她兩年後所說，「此種巨大規模的邪惡行為，並非來自執行者的邪惡、病態、或意識形態信仰。不論這些行為多麼邪惡，行為者絕對不是惡魔」，而是像你我一般的平常人。他之所以積極參與人類有史以來最大規模、最有組織、最有效率的屠殺，乃是基於平凡而世俗的動機：衷心服從指令、在官僚體系中力求表現和升遷。艾希曼的動機因此「十分庸常、非常人性」。

以色列政府在一九九九年所公布的艾希曼獄中筆記，似乎也支持鄂蘭對邪惡的理解。艾希曼寫道，「我發現以服從和接受指令為基礎的生活，確實是一個舒適的生活。這種生活讓一個人對思考的需要減到最小。」

鄂蘭「邪惡庸常性」之概念，將納粹的罪惡轉變成普遍性的道德議題，成為當代政治哲學討論道德責任的起點。目前為止超過兩百專書和論文討論她的書。這個概念也影響了後來耶魯心理學家密格蘭著名的電擊研究；該實驗試圖證明平常人多麼容易服從權威，而對同胞做出殘酷的行為。

可是邪惡真的如此庸常嗎？鄂蘭對艾希曼的理解是正確的嗎？艾希曼的自我分析（其實是辯白）可以相信嗎？如果答案是否定，我們又能從中獲得何種不同的啟示？

歷史和道德的反省都必須以事實為基礎。事實上，艾希曼並非只是接受上級指令的優良公務員。艾希曼被捕真實身分曝光後，他的許多阿根廷友人才恍然理解他過去的許多仇視猶太人的言論。也正是他的反猶太意識形態讓他在阿根廷的行蹤曝光。他的兒子有一次在女朋友家聊天的時候，不經意地顯露對德國沒有徹底消滅猶太人的惋惜。他的話引起女朋友父母的警覺，他們的檢舉終於導致艾希曼的落網。他的兒子從小在阿根廷長大，其反猶太人意識形態的唯一來源是他的父親。

將政治壓迫的執行者、協力者，視為只是盡責任的服從者、或企求升遷的機會主義者，是過於簡化的解釋。壓迫體制由各種成員組成。有鄂蘭書中所提到的，暗中利用職權幫助猶太人而被槍斃的衛兵。也有心理上無法執行此種罪行而申請調職的軍官。事實上，納粹領導人知道，並非所有人都有能力執行這種「極端的邪惡」。因此他們通常准許調職的申請，而不加以處罰。納粹所從事人體實驗的歷史資料也顯示，他們選擇護士和衛兵的時候非常謹慎，特意淘汰那些心理上和道德上不適合這項工作的人。

我們從這些事實獲得的啟示，截然不同於鄂蘭試圖傳達的訊息。從「邪惡的庸常性」出發，鄂蘭試圖提醒我們組織和權威的恐怖。她期待我們以道德勇氣來面對不正義的政府。「這種政府會面臨什麼樣情境，如果有足夠的人『不盡責地』拒絕支持它？甚至不需要主動的抵抗和反叛，這種拒絕支持都是一個有效的武器。」在後來的《責任與判斷》一書中，她這樣說。

然而，我們從真實的艾希曼所獲得的啟發，卻是意識形態及族群偏見的恐怖。事實上，德國在第一次大戰之前是全歐洲對猶太人最寬容的國家；德國的猶太人因此也最缺乏猶太認同、最積極融入德國社會。可是戰敗和凡爾賽條約所帶來的重大屈辱，加上德國軍方為了規避戰敗責任而誣衊猶太人通敵及不參戰，使得猶太人成為德國屈辱之源，偏激的反猶太主義也成為宰制民主社會的思潮。

壓迫體制的參與者到底應該承擔何種道德或法律責任？這個具有高度爭論性和政治性的問題，顯然不可能有標準答案。而且，壓迫體制的成員顯然由各種不同的人組成，我們無須用相同的眼光看待所有的成員。雖然或許永遠沒有結論，可是討論和反省本身就是一個建立民主文化的必要工程。

（作者為中央研究院研究員，台灣「真相與和解促進會」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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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博文專欄 - 《為愛朗讀》掀戰犯爭議
中國時報   2009 年 2 月 25 日 

英國女星凱特溫絲蕾在影片《為愛朗讀》（The Reader）飾演一個曾在納粹德國集中營擔任警衛的文盲女子，因演技精湛而獲得本屆奧斯卡最佳女主角。這部電影曾引發一群猶太團體的抗議，同時亦在美國媒體掀起對政治哲學家鄂蘭（Hannah Arendt）的經典著作《艾希曼在耶路撒冷》的熱烈討論。

一九七五年去世的鄂蘭，可說是二戰期間流亡至美國的一批德國猶太裔知識分子中最具影響力的一個菁英。她在一九四一年到美國，一面研究英文文法與寫作，一面鑽研納粹主義、共產主義、種族主義、帝國主義與反猶主義，並出版了《極權主義的源起》巨著。六○年代初，鄂蘭以《紐約客》雜誌特約記者身分專程到耶路撒冷旁聽納粹戰犯艾希曼（Adolf Eichmann）的審判。經艾希曼批准處死的猶太人約有十幾萬甚或數十萬。戰後，不少納粹戰犯逃至南美洲隱姓埋名，躲在阿根廷的艾希曼，卻被厲害的以色列特工綁架到以色列。

鄂蘭連續旁聽了幾個禮拜，在法庭上仔細觀察艾希曼的反應和表情，《紐約客》發表了她的一系列報導，一九六三年結集出版。鄂蘭親眼看到和聽到艾希曼的審判，心裡有極大的感觸，她並不是以一個文學家的耳朵去聆聽審判，而是以一個受過嚴格訓練的政治學者的洞察力去了解審判。她為這場震動全球的審判創造了一個至今仍被廣泛討論的名詞「邪惡的庸常化」（Banality of Evil）。

艾希曼在法庭上不認罪亦不懺悔，有時還面露笑容，他說他只是一介盡忠職守的納粹軍官，每天完成上級交代下來的任務（其中包括把一批批猶太人送進瓦斯間毒死）。鄂蘭說，這種「邪惡」，究竟是一種極端的表現，或只是一種平常老百姓聽從命令，遵照指示的例行作為？她認為是後者。鄂蘭說，像艾希曼這種螺絲釘，納粹的國家機器（或黨機器）中多如牛毛，他們只是一群可憐的沒有思考能力、更沒有質疑權利的納粹官僚，每天做些「等因奉此」的例行工作，過平凡庸碌的日子。他們並不是邪惡的化身，真正的邪惡在制度、文化和整個政治環境。鄂蘭的報導出現後，遭到許多猶太團體和個人（包括她的一些好友）的痛批和謾罵，甚至詆毀她是「猶奸」。

電影《為愛朗讀》的文盲女警衛漢娜．舒密茲（Hanna Schmitz），戰後成為一個中年女車掌，和一個高中小男生狂戀，多年後身分被揭發接受審判，在獄中認真聆聽過去男友寄來的錄音帶，開始認字和閱讀。舒密茲只是一個小警衛（官階完全無法和真實的艾希曼相比），她也像艾希曼以及其他成千成萬納粹機器的小螺絲釘一樣，為了生存和工作，每天輸送數十、數百猶太人進毒氣房。舒密茲在電影中為自己辯護，她也敢挑戰法官，但她是屬於納粹精銳的所謂「黨衛軍」（ＳＳ）的一分子，監獄乃是最後歸宿。

數十年來，在猶太團體和以色列特工組織的追剿下，不少像舒密茲這樣的集中營低階警衛被捕。鄂蘭雖以不偏不倚的立場報導艾希曼受審，並提出了「邪惡的庸常化」的說法，但她最後還是贊成處死艾希曼。最重要的是，鄂蘭強調，「邪惡」乃源於當權者拒絕了解人類的情況以及所做的決策將會產生何種後果。於是，邪惡即源源而出。

二戰結束以來，有關納粹戰犯被捕或受審的電影，層出不窮。最近在埃及開羅發現一個數十年前改信伊斯蘭教的德國人（一九九二年死亡），竟是當年屢以人體做實驗的納粹黨衛軍醫生。二戰以來，一直爭議的一個問題是，凡與納粹有關的人，不論職位高低都有罪；那麼，日本軍閥及其爪牙是不是也有罪？為什麼納粹戰犯要東躲西藏，日本戰犯及其餘黨卻在家喝清酒？

鄂蘭所說的「邪惡的庸常化」，證明任何人都會在邪惡的制度下做出邪惡的事。中共文革多少人被整死，在「偉大舵手」的號召下，整個中國變成邪惡帝國。史達林時代的蘇聯，恐怖當家，邪惡的魔頭製造了邪惡的制度，被整被殺的竟是自己的子民，人性的邪惡莫過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