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朝明 - 《總體經濟的聖杯》精華摘錄

2009年5月30日

辜朝明著作《The Holy Grail of Macroeconomics: Lessons from Japan's Great Recession》2008年面世。作者長期擔任野村證券首席經濟學家，對日本1990年起綿延十多年的經濟衰退有切身體會，此書被譽為是對這場大衰退最具份量的分析。

作者2009年3月增撰第八章「資產負債表衰退中的世界」，剖析金融危機之最新動向。繁體中文版《總體經濟的聖杯：資產負債表衰退啟示錄》2009年5月25日出版，領先收錄新增章節。

以下為精華摘錄。

有關世界經濟模式的必要調整：

長期而言，各國應學會及時駕馭資產價格泡沫，以免經濟受金融資本主義的奇技淫巧蹂躪。如第六章所言，這可能需要政府有更積極的作為，當民間儲蓄缺乏好的投資機會時，由當局加以吸收運用。畢竟資產泡沫代價慘重，收拾爛攤子所費的公帑遠遠超過泡沫過程中部分人的得益。此外，各國亦應致力糾正國際貿易失衡的現象。對亞洲及其他地區的貿易盈餘國而言，這意味著結束過去五十年來行之有效的倚賴對美出口的成長模式。取而代之的，必須是以內需為核心的新經濟模式--讓經濟發展惠澤本國民眾，而不只是出口滿足外國消費者。

這些任務無比艱鉅，但全球經濟正迫切需要新方向，現在正是起步的最佳時機。
(第八章 - 資產負債表衰退中的世界，結語)

有關次貸問題：

鉅資湧入衝垮了次貸市場的原有規範，授信標準可恥地全面敗壞，連信用評等機構的操守也不例外。房貸證券化盛行令許多房貸發放機構更肆意妄為，放款時重量不重質，因為風險可透過貸款證券化轉移出去。這些劣質房貸在證券化過程中被拆開，搭配其他金融工具後包裝成各種房貸衍生證券，賣給全球投資人。
(第七章 - 當前的泡沫與資產負債表衰退，第一節)

有關信評機構：

信評公司給予源自次級貸款的有毒證券極高的評等，我們或許應追究它們的責任。就此而言，我覺得類似香煙盒標示的警告可能有效：
警告：次貸危機證明，此信評公司的評等有時毫無價值。忠告投資人，投資決策不應完全倚賴此公司提供的評等。

若信評公司發表的聲明或報告，未來五十年都必須加上這種警告，或許它們對自己的工作會更謙卑審慎一些。
(第八章 - 資產負債表衰退中的世界，第六節)

有關結構改革與媒體人：

媒體工作者則是另一種人。許多媒體人提倡結構改革，是希望改變舊有的經濟結構。他們為日本經濟描繪出一個理想願景，然後陶醉於神一般的優越感中。美國與英國的媒體人似乎特別熱衷扮演上帝，為政府設定結構改革的「正確方案」。但拿出真金白銀投資的基金經理人則沒有時間作這種自我陶醉，他們得不斷基於市場現實審慎決定買賣。因此，他們不會想投資在一個以不切實際的結構改革動搖自身根基的國家。
(第二章 - 資產負債表衰退的特徵，結語)

有關中國第四代領導人：

但中國當前的第四代領導人並非經民主選舉產生，亦未參與革命，而且在經濟上也未取得重大成就。因此，他們持續面對權力正當性（legitimacy）問題。這使得他們極度謹慎，不敢冒險。

若領導人有鄧小平的魅力與成就，他可以輕易決定調整匯率或稅率10%，證實行不通的話再回調5%。但這種錯誤不是當前任何一位領導人承擔得起的。某中國高官曾對我表示：「中國老百姓不認為我們有什麼特別之處，他們認為我們只是運氣好，適當時間出現在適當場合，讓鄧小平看上眼後得到提拔而已。」
(第七章 - 當前的泡沫與資產負債表衰退，第二節)

有關「直昇機貨幣」（helicopter money）：

多年來，包括柏南克與傳利曼在內的一些經濟學家認為貨幣政策永遠有效，因為即使出現最壞狀況，當局只要出動直昇機大灑鈔票，必然可以扭轉經濟頹勢。雖然「直昇機貨幣」此詞常被提起--許多時候是被草率使用，但這種做法能否達致理想效果極為可疑。

理由很簡單：直昇機貨幣論者幾乎總是從消費者--商品與服務的購買者--的角度出發，少有想到商品供應者。商品與服務銷售者對直昇機貨幣的即時反應一定是關門不做生意，或是要求顧客以靠得住的外幣付款。天上掉下來的鈔票之真正價值沒人知道，在這種情況下，商品銷售者是不可能接受顧客以這種鈔票交換實實在在的商品的。結果是，全國的商品關門不做生意，經濟隨即崩潰。
(第四章 - 資產負債表衰退期間的貨幣、匯率與財政政策，第一節)

有關「力挽狂瀾者沒有成為英雄」：

更不幸的是，正如有人曾說過的，阻止危機出現的人成不了英雄。在好萊塢世界裡，英雄是在危機已經爆發、傷亡枕藉後拯救數以百計人命並痛懲歹徒之人。但如果一個智者事先識破眼前的危險，並將災難消弭於無形，故事即很難講得動聽，電影拍不出來，也不會有英雄--危機不全面爆發，就不會有英雄。

日本經歷十五年的衰退期都未曾爆發全面的經濟災難。但在從未掌握問題核心的媒體眼中，政府耗費140兆日圓的鉅資，看來卻毫無作用。媒體因此扭曲事實，暗示政府浪費了這筆巨資，引發公眾對公共工程計劃的抗議。的確，如果有更具社會效益的項目，非必要的道路不應修建；但重點是，過去十五年間的財政支出--包括用在修建道路與其他公共工程上的經費--令日本得以避過後果可能極為慘重、GDP持續萎縮的緊縮漩渦。

美國大蕭條時期的總統胡佛卓爾不凡，提倡現在稱為「結構改革」的政策。胡佛當年認為，股市崩跌、股票投機客蒙受慘重損失，並非足以促使政府增加支出的理由。在政府無所作為下，美國經濟墜入緊縮漩渦：不到四年GNP即萎縮46%、全國失業率升至25%，大量民眾流離失所、掙扎求存，受苦民眾的數目遠遠超過股市投機客。日本方面，企業急於減債（導致儲蓄過剩）造成的緊縮缺口在自民黨政客的「肉桶式」財政政策下得以弭平，大衰退因此免於惡化成另一場大蕭條。
(第一章 - 日本的經濟衰退，第三節)

張文光 - 千山我獨行不必相送

2009年5月29日

【明報專訊】時光如水，六四已20周年，若問六四最具象徵意義的影像，當會想起天安門廣場，一人獨擋一列坦克的王維林。彷彿是歷史的機緣，他手持膠袋，白衣黑褲背向世界，以血肉之軀獨對坦克。坦克不動，人不動；坦克改變方向，人也改變方向，世界屏住呼吸，鏡頭也震撼世界。

這是一人的六四，卻鼓舞億萬人心。在八九民運中，我們曾看到廣場的熱血悲歌，看到學生絕食絕水的赤子情懷，看到百萬遊行群眾的慷慨激昂，看到鄧李楊集團的恐懼與殺戮，看到血洗京城的犧牲與反抗，看到搜捕逃亡的殘酷與心酸，這些永難磨滅的群體影像，總不能掩蓋那獨行者無聲矗立的身影，浩然正氣，不動如山。

王維林李丹徐勤先趙紫陽 義重如山

人們尊敬獨行者，一人之力獨寫春秋。北京國際廣播電台英語部主任李丹，鎮壓後竟敢自撰文稿，向人民報道流血真相說：士兵駕駛着坦克車，用機關槍繼續不分青紅皂白地，向街上的人群發槍射擊，目擊者說有些裝甲車甚至輾死那些面對反抗群眾猶豫不前的步兵。鑑於目前北京這種不尋常的形勢，我們沒有其他新聞可以告訴你們。我們懇請聽眾諒解，並感謝你們在這最沉痛的時刻收聽我們的廣播。報道結束後，李丹被捕了，只留下永不消逝的電波。

38軍是首批進京的戒嚴部隊，軍長徐勤先抗命開槍的事迹，20年後大白於天下。徐勤先反對鎮壓學生，但38軍入城在即，戒嚴令准許開槍，他知道這意味着鎮壓，藉口受傷而拒絕帶兵，被指為故意違抗軍令。楊尚昆獲悉後極度震怒，解除了徐勤先的軍務，更將他送去軍事法庭，判處5年監禁。徐勤先在審訊法庭說：人民軍隊從沒有鎮壓人民，我絕對不能玷污這個歷史。他拒絕認罪，擲地有聲說：不是歷史的功臣，就是歷史的罪人。20年過去，人民怎會忘記，寧願違命坐牢，也不向人民開槍的徐軍長？

這義重如山的獨行者中，人們更加懷念尊敬趙紫陽。在鄧李楊集團如山的壓力下，他堅持要求修改4．26社論，承認北京學生的愛國行動，堅決反對軍隊戒嚴鎮壓。他在回憶錄《改革歷程》說：我反覆考慮，寧願下台也不能跟他們走。趙紫陽心裏明白：我的歷史任務似乎已到終結了，我告訴自己，我絕不做調兵鎮壓學生的總書記。於是，他走到廣場向絕食的學生說：你們還年輕，來日方長。你們不像我們，我們已經老了，無所謂了。這大抵是趙紫陽以總書記名義，最後的公開發言吧？疲憊的臉容、蒼涼的聲音、絕望的希望，為八九民運寫下一道良心的凝鏡，永遠存留在人民的記憶和思念中。

王維林、李丹、徐勤先、趙紫陽，他們是中華民族的大脊樑，千山獨行，名垂青史，不必相送。

二十年後 ── 《人民不會忘記》再版序言

二十年，轉瞬即逝。一件二十年前發生的事，置於歷史長河，不過是涓涓細流；驀然回首，甚且驚夢無痕。誰還耐煩去攪動腦神經，翻揭二十年前的舊記憶？

是的，絕大部分世事是不值一記的。但是有些事件卻是驚世駭俗，令人永誌難忘。當時置身其中的人，固然刻骨銘心；旁觀者耳聞目睹，同樣為之震撼。那是二十年前的六月四日。在北京。

那年那月，當時當地，流灑的鮮血一直未得報償，留下的懸案至今無人釋惑，枉死的冤屈何以慰解！因此，這事成了很多人心中的一根刺，當日知悉情勢的人不應忘記，當日關懷國是的人不會忘記，當日身處其間的人更不能忘記。

雖然，北京距離香港相當遙遠，但是從二十年前的四、五月開始，這場由反貪污反腐敗、爭人權爭民主的學生運動及知識分子議政，一步一步演化成為政治鬥爭、 流血鎮壓的亂局，始終吸住港人的目光，牽動著港人的神經，通過媒體及時報道，港人每天關注著事態的發展。直到六月四日。北京慘變，在京採訪的香港記者逼不得已急忙徹退。為了讓歷史記載住這件大事，六十四名曾採訪北京民運的香港記者迅速集合起來，將大家所瞭解的北京民運始末，綜合報道，組成一幅縱橫交錯的京城變亂圖。相信沒有一個個人能對全局有深入理解，中國政治架構的封閉性更為事態籠上厚紗，但是為了梳理出較為全面的場景，香港記者不惜打破工作機構的界限、放下搶新聞的惡性競爭，全心全力撰寫一己的所見所聞，集眾人之力互補不足，在不足兩月之內，出版了這本新聞界前所未有地合作的新聞紀事書籍：《人民不會忘記》。

港人與港記同樣關懷國是。本書出版後，瞬即售罄，重印又重印，至當年十二月又出版了增訂版，銷售總數超逾五萬本。由於本書早已銷售一空，因此多年來書店內均無本書蹤影。這在上世紀九十年代來說，是沒有甚麼問題的，因為當時關心時事的人，大概已是人手一本的了。時移勢遷，「六四」時的小孩以及其後出生的嬰兒，至今陸續成長，然而，他們對此事已無法能道其詳了。除非家長是有心人，特別提供相關資料，否則，若問「八九民運」、「六四事件」是甚麼，相信多數年輕人都是印象模糊。至於曾購買本書的人士，也有可能因年日久遠而失落散佚此書。

提供事實、報道真相是記者的職責，紀錄「八九民運」、「六四事件」更是當日曾參與採訪的記者的歷史任務。這項任務，我們曾經履行了，但不能說已完成責任。為了讓年輕一代認識此事、為了讓這項記載繼續留存，編輯委員會決定藉二十周年的機會，再版此書，俾得廣為流傳。

二十年世事變化很大，但是，我們紀錄下來的，是我們自己親眼所見、親身所受，這些都不是世局演進所能更改的事實。當然，正如此書中曾有文章分析：由於對新聞幕後的瞭解不足，我們的敘述或許有局限、有偏差，可是，二十年來，又何曾有真正的「知情人士」為世人解說：何以會出現六四的血腥局面？究竟當晚京城發生了甚麼事？既沒有更進一步的全面敘述，我們深信，我們憑藉記者的良知、為世人呈獻的這一份紀錄，是值得繼續留存的。我們沒有能力、也沒有必要編寫一部新書。為此，編委會決定只作重印、不作修改，除了錯別字需要訂正之外，全書保留原貌，只增編了一份二十年大事記，追溯這些年來官方對六四的處理手法、評論態度的演變，並紀錄了涉及這場運動的學生領袖、知識分子、黨政領導人多年來的動向。

二十年過去，當日的記者，今天很多已離開新聞機構，但是，書中屬於每一位作者的文章，永遠都是他/她的心血紀錄。再版一事由編委會辦理，編委會已知會六十四名作者。

另一方面，鑒於傳播方式日新月異，網絡傳播快捷有效，編委會同時將此書上載至網上，製成網絡版，相信更容易為年輕人所接觸。

與以往一樣，本書由香港記者協會出版，由當年銷售此書所得的收入來支付出版開支。至於再版的銷售收入，同樣會一如既往，撥入「人民不會忘記基金」，以作支持新聞自由之用。

重提舊事，不為名利不圖吶喊；只為：我們不能忘記。謹以此書，獻與關心中國民主自由繁榮富強的所有人士。

《人民不會忘記》編輯委員會

2009年5月4日

吳志森 - 埋沒良心是管治精英的核心價值

香港蘋果日報 2009年5月20日

「是不是經濟搞得好，就可以不承認殺人呢？香港特區為了分享利益，是不是就該埋沒良心呢？」吳靄儀短短幾句，就把問題分析得非常透徹。

對他們來說，利益就是一切，只要分到錢，就可以埋沒良心。這不單單是曾蔭權個人，也不只是他的班子，而是佔據香港政治經濟上層管治領域的一幫精英的共同理念。

更可怕的是，利益也跟埋沒的良心掛了鉤，如果一朝良心發現，說了人話，利益和權位就會失去。於是，謊言就成了保留和爭取更大利益的一切手段，不止自己個人說謊，還要集體替當權者圓謊，不止附和當權者打壓異己，還自己動手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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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首曾蔭權就六四的所謂失言，無論是泛民還是建制，都集中研判可以為六四集會或七一遊行帶來多少進賬，催谷多少人數。把民眾情緒一時一刻的高低起伏，建立在掌權者的失誤失言上，這種工具性的計算方法，非常庸俗不堪，完全沒有民主運動的廣闊視野，也缺乏政治人物的高瞻遠矚。

六四論　參選時已經說過

曾蔭權六四論述的要害，不在乎他能不能「代表整體香港人的看法」，也不在乎謀臣計算後察覺眾怒難犯閃電道歉。關鍵在，他老早準備好，前前後後說了四次，每次都說得一字不漏的那一番標準答案：

「香港人對六四的感受及看法，我是明白的。但事件發生了到現時已經很多年了。其間，國家在各方面的發展都得到驕人的成就，亦為香港帶來經濟的繁榮。我相信香港人對國家的發展會作出客觀的評價，這是我看法。」

曾蔭權說這番話已不只第一次了，二○○五年六月四日當天，他宣佈參加特首選舉不久，接受電台訪問，亦說過類似說話：「六四時候，每個香港市民的激昂和衝動，我都有同感，但經過十六年後，看見國家做了舉世矚目在經濟、社會上的發展，給我們比較客觀的比較，心情也平靜下來。國內現在的經濟民生發展，和安定的環境亦令香港受惠，給我們機會分析到六四的歷史地位是怎樣的。」

當時，聽眾來電反應也頗為激烈，指他開始露出「猙獰面目」，聽眾說：「如果你用十六年的經濟成就來換取大家對六四事件的看法，我非常不認同，這等同用金錢成就來換取罪惡。」跟今天吳靄儀所說的：「係咪經濟搞得好，就可以唔承認殺人呢？香港特區為咗分享利益，係咪就該埋沒良心呢？」聽眾當時的回應異曲同工，基本一致。只不過曾先生當年仍然民望高企，沒有引起社會那麼大反響而已。

越紅火香港越向下沉淪

曾蔭權四年前說過的那番話，引來港人毫不客氣地直斥其非，但他並沒有吸取任何教訓，四年後，又再說出調子基本相同，但更赤裸更露骨的同一番話，說明這是曾蔭權和他的班子對六四的真正立場，再仔細觀察，這根本是他們對政治，甚至做人的核心價值。

沒錯，我說的是「他們」，恐怖之處就在這裏，這不單單是曾蔭權個人，也不只是他的班子，而是佔據香港政治經濟上層管治領域的一幫精英的共同理念。吳靄儀短短幾句，就把問題分析得非常透徹。真的，對他們來說，利益就是一切，只要分到錢，就可以埋沒良心。

更可怕的是，利益也跟埋沒的良心掛了鉤，如果一朝良心發現，說了人話，利益和權位就會失去。於是，謊言就成了保留和爭取更大利益的一切手段，不止自己個人說謊，還要集體替當權者圓謊，不止附和當權者打壓異己，還自己動手參與。

悲哀的是，當這幫管治精英的地位越穩固，越紅火，香港就越向下沉淪。

程翔 - 以筆報國 責無旁貸——紀念《文匯報》「痛心疾首」開天窗社論發表20周年

2009年5月20日

【明報專訊】明天（5月21日）是香港《文匯報》「痛心疾首」開天窗社論發表20周年。20年前，北京學生們以「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方式，要求國家政治改革，杜絕腐敗。學生的善意卻被曲解為動亂而遭到殘暴鎮壓。

20 年前的5月19日，中共當局宣布北京戒嚴，為實施鎮壓做準備。20日，《文匯報》社長李子誦、董事金堯如等兩位愛國老報人，以巨大的道德勇氣及對人民高度負責的精神，決定翌日在《文匯報》上發表開天窗的社論，在原本社論的位置上書上「痛心疾首」4字，用來表達人民群眾對中共最高當局不理社會各界人士的呼籲，一意孤行地部署鎮壓的憤怒和不滿。

由於這個社論震撼力很大，社論發表後，迅速產生強大的動員力量。21日社論發表當天，超過100萬香港市民自覺走上街頭抗議中共的錯誤政策，從而成立了支聯會。很多人在看到這個社論後，感同身受，紛紛加入到示威的行列來，使這次示威，成為香港與內地百年關係史上最為壯觀的一頁。百多年以來，每當中國的歷史發展到一個關鍵時刻，香港市民都會通過實際行動表示自己對國家、對人民的關愛，這正是我們的光榮傳統。這次100萬人示威，再一次呈現我們支援祖國走上現代文明道路的熱切心情。「痛心疾首」社論之所以具有這麼大的動員力，正正是因為它集中反映了香港市民的這種集體願望。

在中國新聞史上，以開天窗的形式來抗議當權派的錯誤政策，時有所聞。但相信最出名的例子只有兩個：一個是1941年1月18日，中共周恩來為抗議國民黨製造皖南事變，在《新華日報》上發表題詞：「千古奇冤，江南一葉；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另一個就是「痛心疾首」這個社論，所以，就其時空背景看，它將在中國新聞史上佔有一個重要的地位。

「痛心疾首」社論，既是新聞史上一件大事，也是新聞從業人員的一個很好的學習典範。作為一個從事新聞工作35年的記者來說，我從中學習到兩點：

一，以筆報國、責無旁貸

作為傳媒人，「以筆報國」就是我們的天職。我們要敢於承擔這個責任。在強權暴政面前，我們更需要有道德的勇氣，有為人民負責的態度，在違反民族利益的政策面前，寧做「一士之諤諤」，不做「千人之諾諾」（引《史記．商君列傳》）。

二，磨礪自己手上的筆

除了道德勇氣以及對國家承擔精神外，我們還要不時磨礪自己手上的筆（或者攝影機、答錄機），換言之，就是提升我們的專業和技術水平，才能如老一輩傳媒人一樣，能讓最簡單的4個字產生這麽大的震撼力和動員力。「痛心疾首」社論的震撼力除了來自道德勇氣外，文字功夫亦非常重要，僅僅4個字就產生巨大的凝聚民意作用和反映人民憤怒的功效。所以，我們在培養新一代的傳媒人時，不妨參考這個社論，從中吸收寶貴的養分。

成立「金堯如新聞基金」

20年後重溫「痛心疾首」社論，令我等更強化一種善盡言責的國民責任感。為此，我們一群當年追隨李子誦、金堯如等兩位領導離開《文匯報》，創辦《當代》的舊同事，決定成立一個「金堯如新聞基金」，用來獎勵敢於挑起輿論監督重責的同業們。讓我們群策群力，共同守護香港的新聞自由，對國家事務勇敢地挑起輿論監督的重責。

盧子健 - 為什麼人民不會忘記？

2009年5月20日
【明報專訊】20年前的今天，1989年5月20日，是我不能忘懷的一天。

20 年前的今天，是中共宣布在北京部分地區實施戒嚴的翌日。持續了一個多月的愛國民主學生運動面臨着巨大的威脅，實施戒嚴，以及當時仍然任職黨總書記的趙紫陽沒有在5月19日深夜的黨政軍大會上出現，顯示中共黨內鬥爭中開明力量失勢，主張鎮壓學生運動的頑固力量佔了上風。愛國民主學生運動遭到鎮壓的風險大增。

人民不會忘記「六四」

因為「六四」曾經煥發良知

1989年5月20日，一直支持北京學生運動的香港市民，無不心情激動、義憤填膺。是日8號風球高懸，但無阻萬千市民上街聲援北京學生運動的熱情。

當日，在沒有什麼組織的情况下，數萬人湧至維多利亞公園，我也在人群當中。說沒有什麼組織，是因為當時在傾盆大雨下，維園已成澤國，水深浸到小腿，視線為大雨所阻擋，除了看到周圍的人群外，根本看不到司令台，辨不清方向。大家都力竭聲嘶地喊口號，沒有人聽得到主持人在講什麼說話。沒有多久，群眾起哄表示要馬上遊行至跑馬地的新華社（即現中聯辦在回歸前的稱呼）外抗議示威。幾萬人浩浩蕩蕩在狂風暴雨下由維園遊行到新華社辦事處門外，大伙兒就坐在辦事處對開的馬路上，每個人由頭至腳都濕透了，但沒有一個人想離開，可以說沒有一個人在想那些風風雨雨，他們都在想幾千里外北京學生的安危。

上述情景一一歷歷在目，因為那一天的經歷是如此的刻骨銘心。後來在5月21日和5月28日香港都舉行了百萬人大遊行，但相比起來，後來的遊行沒有留下相似的深刻印象。一來太有組織了，少了5月20日自發的激情。更重要的是，5月底的遊行帶有點天真的樂觀。因為軍隊進城初期受到群眾的阻截，再加上黨內開明力量似乎仍在盡最後努力挽救形勢，使不少善良的人們有良好的主觀願望，以為北京的局勢有和平解決的結果。6月3日晚上槍聲響起，粉碎了這種良好願望，換成為悲哀和憤怒。

人民不會忘記「六四」，是因為這是一場巨大的悲劇。悲劇在人們的心坎內往往留下不能磨滅的印記。我已記不起中國在去年北京奧運拿下多少面金牌，但清楚記得去年四川大地震有8萬多人死亡和失蹤，記得地震發生於5月12日下午2時28分。

有些悲劇是天災，例如地震。雖然四川大地震也有人為帶來的禍害，但本質上還是天災。但「六四」是徹頭徹尾的人禍。中國如果在上世紀80年代末期走上民主法治之路，今天人民生活會更快樂。就算當年中共當權者不接受民主運動的訴求，亦不需要動用武力血腥鎮壓。這次鎮壓在民族的靈魂上留下了一道深深的傷痕。人民不會忘記。

人民不會忘記「六四」，是因為「六四」曾經煥發我們心裏的良知。

當年的民主運動是在中國的大地上開展，悲劇是在中國大地上發生。但民主運動和「六四」的意義超越時空。良知不單是普世的價值，也是貫串歷史的價值。一個社會、一個民族沒有了良知，就像是沒有了靈魂。香港社會平日為口奔馳、營營役役，在弱肉強食的市場規律下，大家都是實用主義、以利為先。其實這只是人的一面。人也有善良的一面，有惻隱之心，有關懷弱小、渴望和平的一面。

89年民主運動是一群只有熱血、手無寸鐵的學生展示了良知的力量。當時香港市民都被感動了。其實世界上不少地方的人民也有被北京學生所感動。

每年六四的一點燭光

燃點着我們對國家民族進步的希望

我們的良知被喚醒。我們在香港所做的，與北京的學生相比實在是微不足道。我們當時是多麼希望北京學生能夠成功，這種希望也是主觀願望的基礎。

不幸的是，「六四」這場悲劇給予我們沉重的打擊，曾經煥發的良知像要被迫歸隱。今天我們聽到不少人對「六四」的評價，不就是好像良知被湮沒了的說話嗎？

回歸後，由於形格勢禁，愈來愈多香港人不敢或不方便坦率說出自己對「六四」的看法，其實也是良知被迫歸隱。這其實是極大的痛苦，不過在我們內心深處，良知並沒有完全消失。對「六四」的是非曲直，我們心中都有一把尺。近日特首講錯說話掀起軒然大波，絕非偶然，因為人民不會忘記。

人民不會忘記「六四」，也因為「六四」代表了一種希望。

「六四」固然是悲劇，但當年也曾為我們帶來希望。青年學生是社會的未來。學生運動是社會改革的先鋒，這是世界性現象，在中國亦不例外。

由於長期積弱，中國在晚清成為了老大難國家，要繁榮興旺和現代化，要走一條很長很長的路。但只要有希望，這條路終會引領我們到達理想的國度。

89 年的民主運動是被鎮壓了。中共為了保住政權，在政治上牢牢控制，但同樣為了保住政權，中共在經濟上加快改革步伐，在社會方面亦放寬控制，讓人民有更多的自由。這種情况有如在資本社會內，當勞工挑戰資本制度時，資本家會以改善勞工權益來消弭這種挑戰。歷史從來不是簡單沿一條直線發展。「六四」後，雖然民主運動的一些核心訴求未能實現，但人民很多方面的權利還是向前發展。這就是歷史的潮流，不能以人的主觀意志而轉移。

所以，我們不會忘記「六四」，除了是因為感情上和良知上的呼喚外，亦因為每年6月4日的一點燭光燃點着我們對國家民族進步的希望。人民不會忘記「六四」、不應忘記「六四」、不能忘記「六四」。

盧子健 公共事務顧問

張文光 - 孩子在天上看著我們

2009年5月15日

【明報專訊】四川地震一周年，我感到深沉的大悲哀。

我再一次見到遺忘，將地震死者化為榮光，見證着共產黨的偉大。胡錦濤說：要以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思想和科學發展觀，弘揚抗震救災精神，實現黨描繪的宏偉藍圖。

意思就是：忘記死者，努力建設，向着黨的標杆直跑。四川官員鬆一口氣，知道豆腐渣的責任已成過去，知道枉死的孩子就讓他死去，厚顏無恥地為自己開脫，說地震是天災而非人禍，豆腐渣校舍死亡人數為零。

死亡和失蹤的學生也大幅減至5335人，低於四川作家譚作人調查的5781人，更低於艾青兒子艾未未的7605人。震驚的是，譚作人以顛覆國家政權罪被捕，失去音信；更有豆腐渣校舍的家長，因回校祭奠孩子被捕和逃亡，這是繼天安門母親後，四川母親群體的悲劇。母親節剛過，中國的母親何其淒苦？

當國家連死難學生人數也低估，連民間的死亡調查也算顛覆，連母親祭奠孩子都有罪時，中央要人民忘卻四川死者，謳歌共產黨偉大救災的心意，已是路人皆見。中國就是這樣無恥的國度，以人血為胭脂、以災難作功勳，死者如荒野朝露，生者如匹夫草民，只有不清不楚的死者數字，讓人民淡忘官僚的失職。

30 多年前，唐山大地震死了24萬人，悲情比四川更震撼，但中央對地震的總結是：唐山抗震救災和發展的事實證明，沒有中央的關心，沒有中國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就沒有唐山抗震的勝利。而唐山抗震紀念館九個展廳，只有一個觸及地震，一個說明唐山地理，其餘七個用來謳歌災後建設。

更諷刺的是，唐山沒有一座官方紀念碑，死去的人都無名無姓，獨有一間商業機構，乘着改革開放的東風，造了一面黑色大理石牆，算是唐山民間紀念碑，正面刻名一千，背面收費八百，被罵在死者傷口撒鹽。但荒唐背後，有着商業機構的無恥，也照見中央政府的無情，彼此彼此，沆瀣一氣。

請將四川死者名單刻在紀念碑上

地球的另一面，美國911雙子塔的遺址，立着6塊黑底白字的牌子，寫下2801個死難者的名字。《紐約時報》的〈憂傷肖像〉專欄，整整一年，每天200字介紹一名死難者，配上照片，成為讀者每日必讀的資訊，引起巨大迴響。一周年紀念日，30多家電視台用兩個半小時，直播死者家屬宣讀每一名死者的名字，盡顯世間人性的光輝。

美國華盛頓的越戰紀念碑，日本廣島原爆紀念碑，猶太人的大屠殺紀念館，都用心紀錄死者的名字。相對中國的天安門英雄紀念碑，英雄早讓位給主祭的領導人，怎會紀念因豆腐渣而枉死的四川學童？

但孩子在天上看着我們，胡溫新政若以人為本，請公布四川死者名單，將名字刻在紀念碑上，作為永遠的警惕和悼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