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傑偉 - 政治代價

明報   2013年8月31日

觸碰政權，是有代價的。不少強權國家，政治，可招殺身之禍。埃及敘利亞不必說，殖民時代的香港，反政府，重則頭破血流再成階下囚，輕則入黑名單永世不能做政府工。

然而，香港曾有很長的一段時間，上街遊行叫口號，是不必付代價的。在九七前後，權力轉移，政治打壓就算暗中進行，明刀明槍的迫害鮮有所聞。照近年的說法，那是卡拉OK式遊行抗爭，一起唱一曲《自由花》，再pop一點的，唱一首Beyond名曲《光輝歲月》，自我沉醉一番，然後和平散會，明天看看充滿水分的遊行人數。

這些日子，彈琴跳舞，示威有如嘉年華。俱往矣！我們要認真面對政治代價的問題。在街頭表達政見，有被暴力對付的風險。沙塵滾滾，各路好漢各有所求，拳腳冇眼，意外難防。

說句WTF，可以周身蟻，網上追殺幾個月，還禍及家人，上至特首，下至網絡暴民，喊打喊殺，當事人被趕入窮巷，到了崩潰的邊緣。

佔中三子，起初都說，對政治代價有心理準備。陳健民我比較熟識，他為佔中所付出的代價愈來愈大。文攻污衊不在話下，大大的廣告，把他們三人形容為擲石暴徒。更現實是個人事業，多年的中國研究，可能被封被阻。

我認識的青年人，也意識到參與政治的風險。名字見報，寫在網路世界，永留紀錄。搵工跳槽，別人網上一搜，就以為你是惹火之徒，因而把你拒於門外。公民抗命留案底，不個沉重包袱。

香港變了。政治表態，有麻煩跟尾。是否願意付出代價，就是要問一問自己，所爭取的公義與自由，對自己有多重要。

陶傑 - 是非

香港蘋果日報    2013年8月31日

女教師說英語粗口，事情的道德是非在哪裏？許多人說：「她用髒話『駡警察』是不對的。」問題是，現在事情已經超過了「駡警察」這個環節，升級為政治暴力的欺凌。

北韓一個年輕的女歌唱家玄松月槍斃，陪死的還有幾個藝術團的音樂家，他們的罪名是拍攝色情影片。

拍色情片，在北韓的「國情」之中，是不道德的，但應否罪至槍決？跟香港這個女教師的處境一樣。今天，在文明世界，沒有人再譴責玄松月散播色情，「教壞下一代」，只會為這樣一個弱女子因此而喪命，寄予同情。但是在北韓，玄松月受「國法」懲處，罪至一死，完全正常。

香港這個女教師，處境漸與北韓那個歌星相同。「重案組」調查，特首親自介入，教育局寫報告，流氓到她任教的學校門口叫囂，收到死亡恐嚇信，她可以尋求美國庇護，因為此等反應，在英語的思維世界誰都會知道，夾雜着仇恨與對婦女的鄙視，超出了正常合理的程度，叫做Over the top。

在塔利班的伊斯蘭原教旨國家，通姦的婦女要用石頭擲死，小偷要砍掉手，在公眾場合施刑，人山人海，個個都說囚犯罪有應得，婦女通姦，是錯的，小偷盜竊，也是錯的，但對於塔利班智商的民族，用石頭擲死，砍掉一隻手，本身沒有錯，即使有點嚴厲，也是淫婦和小偷先錯。

香港做過英國的殖民地，香港人受過英式的文明教育，按道理，看問題應該貼近一點西方文明，而不是類似北韓政府和塔利班。但向一個說英文髒話、反對警方執法偏頗的女教師問罪，卻有北韓風格和塔利班色彩，因為中國人的情緒式思考，有三千年的歷史，這是他們的國情，英國的殖民地管治才一百五十多年，開化民智的時間不足。

所謂「女教師也有不對」，北韓的玄松月也有不對，阿富汗和沙地阿拉伯的淫婦小偷也有不對。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將人類的文化，分為三大板塊，十分正確。玄松月的行為，在西方，最多是麥當娜，她只是投錯了胎，佛家鼓勵人多做善事，以免來生投錯胎，就是如此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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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c：是的，塔利班、紅衛兵、黨衛軍總是正氣凜然的。他們喜歡說：此等潑婦，換著在某某地方，早就被怎樣怎樣了……

正氣過頭，就不知道什麼叫「合乎比例」。罪與罰也要相稱才叫正義。退一萬步講，林老師即使辱警，就真的如此罪不容誅，非要搞到人家生不如死，家破人亡才罷休嗎？到今日這地步，仍堅持批判林老師的人，知道自己在做什麼嗎？

林夕 - 壞心做好事

香港蘋果日報    2013年8月31日

上接：林夕 - 推國教貶中史閹通識三部曲

將一切去政治化，正是最大的政治動作。

梁美芬要求切割通識教育的政治成份，正是不開哪壺提哪壺，崩口人咬正了崩口碗。通識課程制定的學習範圍，很不幸地，包含了每個當代文明港人須知的今日香港、現代中國、全球化等議題。提到現代中國，不提唱紅打黑，提打色情打經濟罪犯好不好？環球時報總編明言：「通過性醜聞、偷漏稅等『整』政治對手，這是全世界政府通行的『潛規則』。善意提醒熱衷政治對抗的人士，走這條路，自己的屁股一定要乾淨。你如果真有短，又逢官必反，早晚會搞砸。」今日中國，談不談、能不能談政治問題都出於政治問題。香港方面，不提拉布佔中，不講政制，講赤貧家庭三個月不知牛肉味，好不好？講還講，避開移民溝淡政策好不好？好，就講五豐行好不好？供港牛肉價格受操縱，是純粹經濟課題？刻意專注或者目光只及眼前民生的人，請問房屋問題土地政策，有沒有牽涉到你們所忌諱的政治？社會福利民生環保，一討論，如何繞過統治政策，如何可以膚淺地抽離於政治？ 經梁美芬這麼一鬧，經家長學生市民一多留個心眼想想，好了，鬧鐘這下鬧得更響了。政治不只是吵鬧示威遊行那些擾人春夢的雜聲，不只是爾虞我詐權謀心術那些髒東西，政治就在生活中，你可以討厭政客，藐視政黨，卻謝絕不了政治，通過通識科，大家都該有這識見。讓我念念不忘的一幕：在一場無謂的「討論」中，不幸同場的程翔陳述了中國過去三個左的錯誤，陳淨心以一種「我只是久不久噏吓嘢咋，大佬」的態度回應，我不知道什麼左左右右，我只講民生，安居樂業……之類。

這只講民生的陳淨心，卻正正是忽然政治狂熱分子，操大隊見教育官，跟某條政治大隊要求通識科不談政治，可是，又大力推介中史科之必要。無知者無畏，故意無知者無恥，陳淨心不曉得是前者後者。不辨左右的她，大概以為中史科能培育下一代認祖歸宗，以為中史避開當代的污穢政治，就乾淨安全了。中國歷史，簡而言之，是一部專制政權輝煌發展史、剝奪國民尊嚴權利個性的大藍圖、走向奴才的總記錄，而且越讀越發覺今不如昔、每況愈下。中史並不只教岳飛精忠報國㗎，淨心bb，下次別跟美芬姨姨，壞心做好事喇。

梁文道 - 一盤大棋

香港蘋果日報    2013年8月31日

據說習近平政府掌權至今，被拘的政治犯人數已經超過了「胡溫十年」的總合。就從意識形態的管理來看，最近這一年的嚴酷程度，也是之前想像不到的。許多前兩年還能大規模討論的議題，比方說「憲政」和「公民社會」，如今居然都成了禁區，好端端的一本嚴肅學術論著，只因為書名副題叫做「知識份子與政治」，便成了必須審核再三乃至於更名換姓的敏感出版。大學聘任政治學教授，不能延請沒有入黨的博士新人，仍未入黨的社會科學老師，則要輪流去黨校報到培訓。如此情狀，不禁使我想起好些朋友幾個月前的樂觀預言，其中一位相當著名的評論家甚至說：習近平正在下一盤格局很大的棋。

這是中國研究的傳統，每當新任領袖上台，外間便要競猜其路線走向，到底是更加開放呢？還是回頭變得保守。總有一些知識份子，把自己的樂觀情緒引入現實的局勢分析，幾乎到了不顧事實的地步，硬要說這位新登大位的領袖是個骨子裏的開明派。別看他言語兇狠，也別看他一上來就做了些叫人齒冷的舉動；這一切全是為了掩飾他的真正意圖。待他大權在握，障礙掃清之後，他就要放開手腳大膽前進了。眼前種種貌似「反動」的舉指，只不過是欺敵的讓子；他其實正在下一盤很大的棋。

問題是這「讓子」究竟該讓到什麼地步？我們又要等到什麼時候才能看到他那深埋心底的本來面目呢？這類預言好玩的地方就在於時間拖得越久，反向的表面證據積得越多，它反而就變得更加「真實」，也更加玄妙了。因為這一切無非指明，這盤棋還下得真是夠大。沒錯，我也同意，舉凡經濟上的改革想要勇敢邁進的時候，中國領導人就會在政治上表現出更為保守的傾向。李克強似乎展示了市場化的決心，所以習近平就得在其他地方先「穩住大局」了。然而，所有的「傾向」和「規律」，都並不是真正科學的歸納。當一個評論人太過相信那類在腦海裏構想出來的棋局，他就很容易變成一個不顧現實的空想家了。中國時事評論，正是這麼一個盛產空想家的領域。

李怡 - 為甚麼台韓星「能」而香港「不能」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3年8月31日

新加坡政府推出一些新政，尤其是增加中低收入家庭的購屋津貼，香港有人生出「新加坡能，香港何以不能」的慨嘆。早些時候，台灣只用三個月時間，就促使菲律賓政府就槍殺台灣漁民事件公開道歉兼賠償，香港也有人慨嘆「台灣能，香港何以不能」。至於四小龍中韓國的許多「能」而香港不能，則早已超出香港人的想像範圍之外了。

自上世紀七十年代後期四小龍崛起，香港就長期居四小龍之首。不僅是經濟增長，而且在自由、法治、效率、稅制、現代文明程度以及日常生活的方便，香港都不僅是亞洲而且是世界的耀眼之星。那時台灣人就法治質問當局：香港能，台灣何以不能？新加坡反對派就自由質問當局：香港能，新加坡何以不能？許多外地人都喜歡來香港旅遊，也極喜歡在香港居住。九七回歸前有世界各地來港旅遊的熱潮，為了要看香港作為殖民地的最後風光，擔心這風光快要消失了。

回歸16年，果然風光不再。香港街頭充滿了大陸客，其他地方來港的遊客漸卻步。許多香港人在假日都不去鬧市跟大陸人擠，台灣成為香港人的熱門旅遊地點。最新一期的台灣《天下》雜誌，以「為甚麼香港人瘋台灣」為專題，報道香港人去台灣旅遊的人次，從97年的20多萬上升到去年的95萬，今年將突破100萬。香港人不去擠滿大陸客的阿里山頭，而是去南投清境農場住民宿，他們講起台灣人與香港人的不同：「台灣人給我們的感覺是，不只是為了錢，而是真的希望客人喜歡這裏。」

二三十年前的香港人，也是真的希望外地遊客喜歡香港，但現在接待外地人尤其是大陸人的行業，都只是為了錢。也就是說，回歸後，香港人本來就不高的歸屬感認同感慢慢消失了。

為甚麼台灣三個月就能使菲律賓道歉賠償，而香港人質事件拖了三年都沒有着落呢？講甚麼香港政府無能、香港無外交權、中共不肯出頭，這些理由都是次要的，最關鍵是台灣即時對菲律賓實施11項經濟制裁，其中包括凍結菲傭入境申請。菲傭每月給家人的匯款是菲國外匯收入的主要來源，民選的菲律賓政府豈能不屈服？若香港也凍結菲傭入境申請，相信菲政府早在事件發生三個月就跪低了，因為香港菲傭遠多於台灣，是菲律賓外匯收入的重要來源。

為甚麼香港不能實施這樣的制裁？因為市民、社會輿論、立法會議員都沒有這樣提，政府自然也沒有提。因為我們愛惜自己的生活遠多於愛惜我們的社會，愛惜自己多於愛惜同一社群的其他人，根本原因是香港人缺乏對本土的認同感。因此台灣能，香港不能。

為甚麼新加坡能大量增加對中低收入家庭的購屋津貼，而香港不能呢？是因為新加坡要保護投票給執政黨的本地居民，而香港要更照顧投資者及擁有物業者的利益。最新的新加坡官方調查發現，近半數國民寧犧牲經濟增長速度，也要減慢外國移民人口增長。外國移民主要來自中國大陸。也就是說，新加坡多數人愛本土多於愛財。香港人會這樣嗎？

韓國就不用說了。97年亞洲金融風暴，韓國一批維護法律的檢察官，發起「拯救國民經濟運動」，呼籲社會各界把自己所存的金戒指、幸運鑰匙、金幣捐出來，幫助國家度過經濟危機，真的在很短的時間就收集了數量可觀的黃金，對國家轉換成盈餘起了很大作用。香港可以想像會發生這種事嗎？

香港落後了。不是在經濟上落後，而是在對於居住地的歸屬感和凝聚感的落後。這是無法翻身、一蹶不振的落後。回歸中國，中共一再強調的一國先於兩制，中國大陸在政經社三方面對香港全面侵蝕，使香港人原已興起的對香港的歸屬感復趨失落。當居民不把這裏當自己家園，就會只顧自己而不能顧及社群和社群的他人。因此台韓星三地「能」的事香港都「不能」。香港民主派近年不斷內訌，關鍵問題就在於中共的「一國先於兩制」的觀念綁架了不少人的思維，使民主派在是否與中共談判、妥協中徘徊，並引來不停分裂與爭拗。「一國」觀念對社會爭取民主力量最大的破壞是：立足本土的歸屬感和凝聚力鬆弛了。

表面看來，香港在四小龍中落後，是因為其他三小龍都有普選。但民主的基礎是人民的歸屬感。缺乏歸屬感而要寄望一個更高權力恩賜民主，這是無根的假民主。因此，近年在年輕人中興起的本土意識，是社會民主意識的基礎。本土意識不是排外，而是守護本土，正如我們不能把台韓星一些保護本地的民間呼聲和政府政策稱之為排外一樣。

標舉本土意識，推動一切立足本土的運動，拓展社會歸屬感，才會有真民主和真普選。

蘇菲 - 膚色國籍大混亂

飛常Playgroup   香港蘋果日報    2013年8月31日

想不到竟然有幼稚園課本教小朋友憑膚色去辨國籍，這課本還要是由著名的朗文出版社出版，內文說：「黃皮膚是中國人、白皮膚是美國人、皮膚較深色是印度人，而皮膚深黑色的為剛果人」。現在，連美國總統奧巴馬都是黑人了，如果我們的幼稚園還教小朋友用膚色這把尺去看世界，不但錯得離譜，也肯定讓他們隨時碰一鼻子灰。

更何況香港華洋雜處，學生常常接觸不同膚色的NET（Native English Teacher）。囡囡以前就有一位皮膚深褐色兼頭髮捲曲的女教師，她來自美國。沒有學生問她是不是來自印度或非洲，這深膚色的美國教師在自我介紹時，一切就是那麼自然。幸好校方沒有用那問題課本，否則，小朋友就會一邊讀「白皮膚是美國人」，一邊跟那位深膚色美國教師上堂……

簡化身份 貽笑大方

我們的鄰居是一對外籍夫婦。爸爸是英國人，媽媽則來自印度。他們那一對活潑可愛的子女，遺傳了爸媽的基因並且有了中間落墨的膚色，比白皮膚深一點，又比深褐色淺一點。冬天的時候，這對混血兒會白一點，夏天到了，他們又曬得黑一點。小朋友們一齊玩，沒有人理會他們的膚色，只知道大家是朋友。假如囡囡執着於膚色所代表的國籍的話，恐怕我費盡唇舌也說不出一個所以然。

再說，如果黃皮膚等如中國人，偏偏在香港有很多只懂英文、在外國長大持外國護照的黃種人，連他們也不視自己是中國人。若小朋友問：他們是中國人嗎？大人恐怕一時間也搭不上嘴。萬一小朋友把所有黃皮膚人（日本、南韓、馬來西亞）都視為中國人，那就真的笑死人。

用膚色去處理國籍和身份認同這類複雜課題，其實很錯。為免老師教錯、學生學錯，麻煩出版社盡快刪掉那課本內的相關部份，又或者幼稚園校方索性改用其他課本吧。 

黎廣德 - 全球最凶險核電站威脅香港

2013年8月30日

【明報專訊】正當香港人以為江門核燃料廠在上月停建，核風險不會因此增加之際，兩台全球最大、輻射量最高的核電反應堆，將於今年底至明年中之間在台山投產，距離香港東涌或赤鱲角機場不過100公里，一旦發生意外，粵港澳三地的居民勢要承受比福島核災更可怕的惡果。為什麼這座原設計者聲稱是全球最安全，採用了第三代設計的核電站，其實是全球最凶險的核反應堆？因為台山核電站有5項令人矚目的「世界之最」。

最大單機容量：台山核電站從法國電力公司引進「歐洲壓水式反應堆」（EPR）技術，興建兩台單機容量1750兆瓦的反應堆，比大亞灣正在運行的反應堆984兆瓦高出八成，投產後將會成為全球最大的巨無霸。

最高輻射量：台山EPR反應堆一旦運行，它每台內含的輻射物質總量是福島第一號機組的3倍。由於EPR在設計上可以使用含鈈的混合氧化物核燃料，根據歐盟資助的一項研究分析，它產生的核廢料對人體健康的危害程度是一般核廢料的七倍。

最不成熟技術：法國公司（EDF 和 Areva）向中國推銷EPR新技術，本來預定是在芬蘭先建第一台（2005年動工），法國建第二台（2007年動工），台山建第三第四台（2009年動工），但因為芬蘭和法國核監管機構發現EPR設計和施工出現很多問題，不符合安全標準，所以完工日期一再拖延，估計芬蘭廠和法國廠最快在2015至16年才能投產，比原定日期延遲4至6年。所以台山廠若在今年底或明年投產，便會變成全球採用EPR技術的第一第二台核反應堆，在原設計者尚在歐洲修改設計、未能滿足歐洲安全要求時便已經開始在中國運行。

最低成本製作：由於多番修改設計和因施工質量不達標而被監管機構要求重新施工或更換部件，芬蘭和法國廠的造價從原來預算的每台33億至37億歐元上升至80億至85億歐元。根據中國核能行業協會的資料，台山兩台機組的總投資為500多億元人民幣，折合為每台30多億歐元，即比芬、法兩廠的造價便宜一半有多。雖然內地土木工程的施工成本確比歐洲便宜，但既然是從法國輸入技術設備，如此低成本的投資是否意味着技術設計和施工質量有所偏差？

最黑箱作業：芬蘭和法國均有獨立的核能監管機構，審查核電廠設計和施工進度，定期公開報告，讓公眾和民間專家提出意見，從而不斷糾正出現的問題。中國雖然設有國家核安全局，但自台山核電站從2009年施工以來，從未公布詳細審查報告，加上國家核安全局的官員與台山廠大股東中廣核集團的管理人員有千絲萬縷的關係，公眾根本無從監察，更無法得知設計是否出現漏洞，施工是否符合標準。

港粵市民勢成核電「白老鼠」

擁有上述5項「世界之最」，台山廠「榮登」「全球最凶險核電站」的榜首，實在當之無愧。最荒唐的是香港人以至珠三角4000多萬的居民被迫成為EPR技術的「白老鼠」，卻從未被政府諮詢，更毫無選擇的餘地。

中國政府冒險試用尚未成熟的新設計，要明白這決定有多兒戲，只消對比一下英國政府審查核電技術的程序，便可知一二。

法國公司約在同一時間向中英兩國推銷EPR設計，英國政府轄下的核監管辦公室，從2007年起為EPR進行一項「通用設計評估」，以鑑定這項技術是否適合在英國使用，只有當評估完成並確認安全合格後，法國公司才可以就特定廠址提出建廠申請，然後由負責部門進行環評和規劃程序，再决定是否發出建廠許可證。

英國政府的「通用設計評估」進行了5年，由60多名專家審查了幾千份技術文件，與設計商召開600多次會議，認定了31組評估議題，在網站發表季度報告徵求公眾意見，最後促成了82項設計修訂，才在2012年底完成審查。

英國當局要求EPR修改設計，是關乎核電站能否安全運作，根據核監管辦公室2012年12月發表的最終評估報告，修改的例子包括：

· EPR倚賴兩套全電腦化的控制系統和安全系統（一旦控制系統失靈時使用），但兩套系統並不完全獨立，即是一套失靈時可能會拖垮另一套，以至全廠失控。英國當局因此要求增加一套獨立非電腦化操作系統，以確保電腦失靈時可以人為介入。

· EPR很多必要支援系統的安全設計不足，因此當局審查後修訂了多項設計，包括改善通風系統的維修保障要求、更換水冷和通風系統的安全設備、替控制系統增加一重後備電源、為4棟建築物加建一層以容納新增設備等。

· 英國當局發現EPR反應堆冷卻系統內用以降低輻射量的控制措施不足，因此在選用材料、製造技術和化學控制幾方面提出一系列改善要求。

歐洲不合格 中國照樣用

最弔詭的是上述改善建議都是在2012年底敲定，但由於台山廠在2009年已經動工興建（此前中國當局如何審查EPR技術無人知曉），所以無論是英國核監管辦公室要求修訂的設計，還是芬蘭和法國核監管機構陸續提出（至今尚未完結）對EPR的修改，法國公司根本無法把各項改善措施應用於台山廠之內。換句話說，即將投產的台山核電站，是一座英國、法國和芬蘭都認為不合格、不符合本國安全標準的核電站。

還有令人大惑不解的地方，EPR在法國和芬蘭的標準設計是單機容量1600兆瓦，到了台山卻變成1750兆瓦。這與中國鐵道部從日本引進最高時速250公里的子彈火車，到了中國「改造」後變成350公里，但在溫洲動車災難後「被減速」至300公里的事例何其相似，令人聯想到剛於上月被判死緩的部長劉志軍主政時的「假大空」作風。但核電出事比起高鐵出事，禍害之大何止千萬倍？

此情此景，中央政府是以民為先叫停台山核電站，還是認定中國人生命安全的價值比不上歐洲人，所以一切以核工業的利益先行？對於剛剛放下心頭大石的江門市鄉親父老來說（台山是江門轄下的縣級市），究竟應該默許比核燃料廠更凶險的核電站投產，還是要再次走上街頭抗爭？梁振英班子對於影響700萬市民身家性命的大事不聞不問，香港人難道坐以待斃？

註：8個民間團體要求特區政府向廣東省政府表達香港市民對核電安全的關注，大家可到此〔拒絕增加核電、要求區域諮詢〕的網站聯署 www.nonuke.hk

作者是公共專業聯盟政策召集人

林夕 - 推國教貶中史閹通識三部曲

香港蘋果日報    2013年8月30日

新成立的「關注通識教育聯席會議」，光聽名字，會以為這協會應該做的是如何完善通識教育有甚麼要改進的，比如考試評分方法，等等。可是這聯席會議一來就提議這科改為選修科，因為學生太辛苦了，好多人不知道怎麼讀。第二呢，就是去政治化。這次又輪到誰出頭？沒錯，梁美芬議員永遠不會讓我們失望。

看，學生不知道仍怎麼讀，協會不關注怎樣才可讀得更好，而是索性建議改為選修科，大有幫港出聲反佔中的味道。然後尾巴露出來了，通識科有太多政治議題，梁美芬置疑，將未有定論的爭議性問題，例如拉布佔中等讓學生討論，太政治化了。協會另一大紅人李思嫣又擔心老師有政治立場，會引導學生，會洗了學生的腦。

反國教的最擔心課程有選擇性，即使腦其實沒那麼好洗，也不能不防。這批擁護國教不遂的人，又用重提洗腦，來恐嚇家教會那種家長。

國教是什麼貨色？要你對着紅旗，有無感受，心裏反不反紅旗沒關係，配合感動的表情，唸出標準的感受就過關了。再看借屍還陽的國教陰魂，教國共內戰，要學生扮共產黨員，勸服國軍棄暗投明、識時務做俊傑，如此認識國家大事，培育國民意識，不可謂不政治化。

至於通識，這協會真知道通識的教法考法及初衷？談拉布佔中，通識教育大抵沒那麼戲劇化情緒化，相反，學生須要綜合拉布佔中不同立場觀點，憑自己獨立思考，表達理據，表述立場，考的不是你站錯了還是站對了邊，而是論述的能力，辯證問題的技巧，老師自己的立場，在此無用武之地。

國教一個是要你選擇性地接收想你知道想你相信的，通識科關乎所有「政治」的部份，是想你知道你須要知道的，然後讓你選擇你所相信的。

真相至此就更加大白了，他們要推國教，但是又貶中國歷史科為選修科，到通識科大有機會開了學生對關乎社會民生大事，即所謂政治的竅，又挑動了這些選擇性關注的人神經，無非就是怕下一代對歷史政治社會一切議題有想法。已經發生的，紙包不住火，只好不讓你面對思索的誘惑，誘發辯證的興趣。

強推國教貶中史閹通識，這三部曲的幕後總推手，就是用政治化的手段，讓我們遠離「政治」，以方便管治。

李純恩 - 社會主義好

香港蘋果日報    2013年8月30日

在北京跟朋友聊天，他們問我在香港有幾層樓？我說只有自家住的一層。

你才一間房子呀？他們好像有點不相信，因為他們覺得我生活得不錯，應該有幾層樓。

我告訴他們，在香港有一層樓，還是供完的，我已經覺得很好了，許多香港人也會覺得很好了。你們有幾層樓？

結果各自報出來，原來每人都有兩三層樓收租。他們都不是貪官，只是國家企業的員工，在大國企工作，到了一定的級別就會分配房子，一人分配一套，再升級，又有特價買樓的福利，花很少的錢就可以買一間企業屬下的物業，如果夫婦倆在一家企業工作，一人可以買一層樓，加上自己住的，手裏就有了三、四層樓。這還都是正常途徑的福利，不正常的就不用說了。

我聽他們一數，馬上就說還是社會主義好呀，你看我們生活在資本主義社會，拼死拼活都是自己的事，買房子，賺到錢了叫投資有道，虧了便成負資產，自負盈虧，哪有你們這麼手到擒來的國家福利。香港的公務員，買了樓互相出租騙騙房屋津貼，還要吃官司呢！

於是他們就覺得香港什麼都好，就這點差些了。我說不怕，現在梁書記來了，香港很快就會像大陸了。


Vic：「他們都不是貪官，只是國家企業的員工」，然後每家人都有三四層樓。難怪現在很多大陸人說，做公務員或國企員工最好。難怪智者有言：最骯髒邪惡的事，往往是合法的。不是貪官也能有三四層樓，無數人卻一輩子買不起一層，這可真是中國的社會主義天堂－－只是這天堂只屬於少數跟著黨走的人，是靠剝削壓榨其他人支持的。

區家麟 - 記住每一次臉紅耳熱

絢麗荒涼   信報　2013年8月30日

打你的第一拳最痛，第一百拳你開始麻木；打你第二百拳時，對方輕手一點，你開始體諒打你的人，甚至有少少鍾意咗佢，被綁匪騎劫，你還愛上他，這就叫斯德哥爾摩症候群。

薄熙來案劇力萬鈞，幾乎所有傳聞原來都是真；法庭內針鋒相對，庭外閑人的片言隻語也可堪玩味。

一位「薄粉」說：薄熙來貪了一點錢，但做實事，是好官。這確實是民情，貪兩千幾萬，以薄之官位，只屬一瓢之水。以記者身分遊走神州大地，常聽到基層聲音如是：「每一個官都是貪官，官員貪污公款兩成而最後做了實事，我們就非常感激！」不幸，這是共識。

薄熙來案審訊，庭審細節刪節後「文字直播」，法庭上有盤問有自辯有對質，輿論大讚「開放文明」、「史無前例」、「彰顯法治」云云。既屬史無前例，如何肯定後有來者？薄案涉貪污受賄、殺人毀屍、不倫之戀、局長出逃，公開刪節庭審看似是一個良好先例，但先例可能變成歷史中的特例，不用吹捧得太早。

政治就是印象，薄案審判中，公檢法系統營造開放透明印象，以示公允，希望服眾，用心良苦。十多年來所謂司法改革，改了什麼？主要就是改了印象。

法院建築宏大了，顯得莊嚴；法庭裝潢現代化了，顯得與國際接軌；審案有對質自辯環節，顯得程序公正；法官有新設計官服，庭警有整齊制服，若非今次出現兩位高大庭警編號一樣的「戲服」，這場戲近乎完美。

這些年的司法改革，法例多了，有法可依；法律教育普及了，很多專業律師出現。然而，一成不變的是隱身幕後的公檢法系統，很多地方公安部門首長，仍然同時擔任政法委書記，黨牢牢控制公安、檢察院與法院。薄案的偵查範圍，完全由黨紀委主導。薄熙來在其「最後陳述」中強調「公檢法」要互相制衡「防止冤假錯案」；當年薄熙來主導的重慶「打黑」或「黑打」的冤假錯案，又怎麼辦？薄熙來那位「消失了的小三」，又有誰人在查？那些公義，誰來伸張；那些公正，又如何彰顯？「司法獨立」太奢侈，就連讓人民群眾監督一下都遙不可及。

我們記得鏡頭前警官與庭警的「文明」，法庭的光鮮；看見官員們西裝畢挺，遇突發事件盡量控制嘴巴肌肉不抽搐，一副和顏悅色、美好形象；請不要忘記近年冒起的維穩部隊，公檢法系統穿上文明的外衣，因為他們聰明地把骯髒工作外判，製造了一群徘徊於體制邊緣的惡棍。

劉霞為何一直被軟禁，守在門口的惡棍是何方神聖？阻止天安門母親拜祭子女的惡人，是誰人指使？李旺陽家人、追究豆腐渣工程的父母，長期受恐嚇監視，又是誰付的錢？

文明外衣的背後的維穩惡棍，正是退職公安、地方土豪與黑勢力的合流。這群陰暗勢力，由國家供養，他們似乎有用不完的錢，與公檢法系統關係密切，卻無法無天，無人可以監管。一切「權力要關在籠子裡」的說法，都是偽善。

看看香港，政府一方面積極編織警察的美好形象，另一方面又見到退休警察、地方土豪與黑勢力合流，承擔政府不能做的髒事。挪用內地經驗，中港融合此之謂。

請不要忘記劉霞的淚、李旺陽之冤、天安門母親之不准悼念。曾幾何時，人們一窩蜂關心，年月流逝，或瞬即遺忘，或習以為常，今天維權律師許志永被捕、多位爆料記者、網絡意見領袖，相繼被捕失蹤，主流媒體當無事發生，呆若木雞。謊言講一百次，不會變成真理；打你第一拳，不可能成為打你第二拳的理由；若有人還說，強權有理，放手會亂，正是被人綁架還覺暗喜，欽羨綁架綁得太好，是不折不扣的斯德哥爾摩症候群。

不要被法庭的文明表像蒙蔽，請記住那些令人悲憤、天理不容的惡行，一如初戀時份，每一次臉紅耳熱心跳加速，都是生命中最真實的一剎，最直接真摯的情感，不會或忘，亦不容滔天濁浪所掩蓋。

余華新作《第七天》，書中主角，只在陰間死無葬身之地，才能找到一小塊可安歇的水邊；對比重慶前市委書記薄熙來案的離奇，書中所寫的現實荒謬，只屬小兒科。

《第七天》的封背書套，有不顯眼的兩行字，余華親自解釋，為什麼故事中代表權貴荒唐的一位高官，稱「市長」而非「市委書記」：

「……原因很簡單，當《第七天》成為古典小說時，讀者不知道市委書記是個什麼官。」 

古德明 - 新香港的三字獄

香港蘋果日報   2013年8月29日

香港共家警察公然枉法，處處打擊法輪信徒，給培靈小學教師林慧思駡了句平常不過的What the fuck（他媽的），行政長官梁振英就以「為人師表，污言穢語，誤人子弟」為詞，飭令教育局專案調查；警方也以「阻礙執法，行為不檢」為名，深文周納，鑄成重案，誓興What the fuck三字獄。天主教培靈小學在重重壓力之下，聲言林慧思「嚴重損毀校譽，必須處分」；香港行動、香港家長聯會等更是摩拳擦掌，林不免職，決不罷休。

此外，一個叫招顯聰的少年，走出來聲援林慧思，遭警察以「意圖搶槍」罪名逮捕，嘲弄半天之後釋放，第二天上班，就給老闆解僱。

而在警隊之內，一位施督察由於同情林慧思，被當局嚴詞鞫訊，再貶任閑職，一如香港電臺署理廣播處長施永遠，由於拒絕協助箝制言論，被免除署理職位，從此不得升遷。

這四君子的遭遇，香港人不必引以為怪。新香港不可能不和大陸看齊。隨便翻閱最近幾個月的大陸新聞，你就會見到華東政法大學副教授張雪忠呼籲中共遵守憲法，結果華東大學宣佈：「張某再也沒有資格任教本校。」四川綿陽市醫院醫生蘭越峰揭發院方挪用汶川地震救災捐款，結果遭革職處分。同時，貴州民權運動者季風告訴香港記者：他二十四年前響應天安門廣場學生，結果被囚禁兩年，獲釋之後，職業上處處碰壁，連開咖啡室都不可以。國內安全保衞大隊告訴他：「你開吧，但衞生防疫部要是說店裏有一隻蒼蠅，就可以封店。」

總之，入黨者昌，逆黨者亡。武力剿殺，經濟封鎖，是中共對付民權運動的不二法門。所以香港易手之後，官商合作，越來越見天衣無縫。林、招、二施四位君子，日後處境只會越來越艱難。

舊中國君臣也有絕人仕途的，但用心和中共截然不同。《東軒筆錄》卷三載：宋仁宗勤讀經史，履義行仁。有一天，侍讀林瑀卻說，為他占得一卦，即「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教他多事奢逸：「願陛下頻宴遊，務娛樂，窮水陸之奉，極玩好之美，則合卦體，當天心，而天下治矣。」這明顯是曲解《周易》的需卦。仁宗大驚，第二天，革去林瑀官職，下令「終身不齒錄（錄用）」。

又《讀書鏡》卷四載：宋神宗年間，王安石為相，邵州武岡縣令郭祥正上奏神宗，議論縱橫，盛譽王安石。神宗以郭祥正奏章給王安石看，說這個人似堪重任，不料王安石最恨阿諛之輩，「恥為所薦，因極口陳其不可用」。

今天，郭祥正、林瑀之流，在香港可以任司長局長，在大陸可以任高級幹部。香港電臺廣播處長鄧忍光順從黨意，箝制言論不遺餘力，於是兩年之內連升兩級，成為新香港官場榜樣。

我不禁想起孔子的話：「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

古德明
專欄作家

Vic - 讀練乙錚評薄熙來案有感

2013年8月29日

8月27日，香港號稱「公信第一」的明報社評標題是：『「薄案」罕見高透明度 司法新標竿值得憧憬』。我已不看明報社評頗長一段時間，看到這標題就更加不想看。不禁想起明報高層戚本業去年寫過一篇〈習近平上台 強人政治開鑼〉，稱頌習是「一位將改變中國歷史的強人」，並稱「習對老百姓的關愛，可能是證明本身高貴的心理反饋，習即便帶來巨變，可能只是彰顯明君愛民的貴族情懷」。

我不知道明報這種文章，是反映該報高層一種「斯德哥爾摩症候折射的老天真」，還是顯示他們已立定決心投共。但無論是哪一種，都是很悲哀的事。 

我實在很難相信，一個受過良好教育、有豐富社會經驗的傳媒人，可以如此天真。兒童天真是可愛，中年媒體人如此天真是噁心，而且害人不淺。

練乙錚 - 薄案：法治的倒退與知識人的輕率   信報   2013年8月29日

陳雲 - 昨日我和朋友聊天

三文治    2013年8月27日

昨日我與朋友聊天，談香港生活的感觸。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我讀大學，我和同學都很窮，但經常到尖沙咀的海運中心閒逛和拍拖，那邊商場的東西，只是看看巴黎、紐約和米蘭的新鮮時裝和精緻小禮物，我們從未幫襯過，雪糕也未買過一杯，身邊很多歐美遊客，但他們不會給我壓力，商店的店員也不會因為我們無幫襯而鄙視我們。我們會到海運戲院（Ocean Theature）看西片，之後走到附近的辰衝書店（Swindon Bookshop）看英文新書，夜裡就去仍是保持漆黑和幽靜的九龍公園散步。

今日，我不會再去尖沙咀的海港城和廣東道，那裡已經不是我的地方。身邊的是大陸人，不是紅鬚綠眼，但他們與八十年代的歐美人不同：這些大陸人擺出一副擁有香港、主宰香港的帝國主義態度。

以前香港由英國人統治，但以前的香港是我們的。本來，目前那些大陸人在香港做客和謀取私利，必須遵守禮數，好像八十年代之前來香港謀生或避難的大陸人一樣，低聲向香港本土的人討個方便、求個寬容，然而，沒有一個大陸人或新移民團體公開這樣講，因為這樣公開一講，就肯定了一個事實：香港人是香港的主人，這是他們萬萬不敢承認的。

昔日皇皇香港，今日半壁江山。我們要光復香港，因為香港首先是我們的，然後才是移民和訪客的，但香港首先是我們的。引《世說新語》一段，與讀者互勉：

過江諸人，每至美日，輒相鄉邀新亭，藉卉飲宴。周侯中坐而嘆，曰：「風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異！」皆相視流淚。唯王丞相愀然變色，曰：「當共戮王室，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對？（語譯：從北方渡過長江到建康的一些人，每逢天氣晴和的日子，常常相約到新亭地方，坐在草地上筵飲。武城侯周顗在飲宴中間，歎息說：「江南風景跟中原的沒有異樣，只是眼前的山河與中原不同了！」在座的人都為之哭泣，淚眼相對。只有丞相王導神色嚴肅地說：「大家正應當同心戮力，報效朝廷，收復中原，怎麼至於像被俘在晉國的楚囚那樣，一味相對悲泣，不圖振作呢？」）

Vic - 關於翻譯業納入兩岸服貿協議

2013年8月27日

今天自由時報的報道〈翻譯納服貿 學者擔心中國掌控詮釋權〉提到：『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將開放中資進入台灣翻譯產業……實踐大學應用外語系講座教授陳超明更警告，台灣最需要防範的是，未來中資可能用台灣的出版社名義購買翻譯版權，導致台灣出現「台皮中骨」的出版社，那麼就會讓中國掌握發言權及詮釋權，一旦原著不符或不利其意識形態時，就可能發生擅自刪改的情況，對台灣會造成不利衝擊。』

這其實也是我最擔心的。我不知道台灣政府是否想過這問題，如果有想過，是否有對策？－－抑或對官員來說，這問題完全不重要？他們重視的是「貿易」與「商機」，而我們擔心自由社會受威脅，對他們來說是杞人憂天？

日前看到某網友的一段話，頗有啟發作用。他說是大陸人很壞的一點，是會用自由社會的優點來攻擊自由社會，例如利用自由社會的言論自由抨擊自由社會太自由，你阻止他們（例如刪掉他們在你blog的留言），他們就會說：「你們假民主真獨裁！」又或者他們會利用自由貿易，到香港瘋狂掃貨，令香港的父母難以買到嬰兒奶粉，你阻止他們，他們又會說：「不是說自由貿易嗎？虛偽！」

由此我想到，他日或許會有大陸的出版社，在出版自由的香港或台灣掌控了一些英文著作的中譯版權，然後肆意刪剪共產黨不喜歡看到的內容（事實上在香港就已經發生了），遭受批評時，可能會有人出來替自己辯護：「不是說出版自由嗎？怎麼不尊重我們的編輯自主權？」

共產黨擅長打著紅旗反紅旗，上上下下養成無賴習性，自由社會不防範這種邪惡勢力，遲早自討苦吃。

自由時報的報道還提到：『一般書籍的筆譯市場，七、八年前雖曾因為中國的翻譯成本低廉而一度外流中國，但翻譯服務強調「品質要好」，中國翻譯經常亂翻一氣，台灣業者還要重新加工修改，成本更高，因此最近都回到台灣從事翻譯。』我可以證實，根據本人有限的經驗，「中國翻譯經常亂翻一氣」是真的。這不是說大陸的翻譯一定很差（大陸當然是好譯者），台灣的翻譯一定很好（我也看過台灣財經書翻譯幾乎每段都有錯，而名牌譯者洪蘭教授的翻譯品質更是有口皆碑），只是平均而言，台灣翻譯的水準還是好一些。

至於成本問題，大概書籍翻譯台灣的費用目前還是顯著高於對岸，但商業雜誌的翻譯，對岸有些公司的稿費，已反過來高出台灣近50%。不用懷疑，這是真實存在的案例，只是有多普遍我就不知道。拿比台灣高50%的pay，有譯得比台灣好嗎？很抱歉，整體而言並沒有。但是，對台灣譯者來說，可悲的是，即使你的pay比人家低這麼多，整體品質又稍高一籌，因為種種原因，生意還是留在對岸。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市場問題。以路透社的中文新聞為例，隨著大陸的市場規模超越並逐漸拋離台灣，翻譯的用詞、語氣只會越來越遷就大陸市場，所以重用大陸譯者也是順理成章的事。即使有一天台灣譯者的pay普遍顯著低於大陸而翻譯品質卻略勝一籌，這工作也不大可能搬到台灣做。這才是台灣可悲的地方。

自由的報道中提到「中國翻譯經常亂翻一氣，台灣業者還要重新加工修改」。台灣的譯者確實有機會靠修改對岸的翻譯賺錢，不過我可以告訴你，這錢並不好賺：你改十篇譯稿，當中只要有兩三篇是爛譯，你就夠頭痛了。

相關文章：Vic - 讀黃齊元論兩岸服務貿易協定有感

吳靄儀 - 佔中要在考驗中成長

2013年8月26日

【明報專訊】沈旭暉教授8月16日發表的〈簡論甘地、馬丁路德金與佔領中環〉，合時而精警地指出佔中運動目前仍未得到充分討論的弱點。支持及關注這個運動的人若能認真探索，尋找對策，我相信會將佔中推進重大的一步。

沈旭暉指出，甘地和馬丁路德金，同樣是以公民抗命作為爭取公義的手段，但與佔中不同之處，就是前者屬「公義型的公民抗命」，而佔中則屬「政策型的公民抗命」。簡要而言，甘地或馬丁路德金違反的是令當事人的基本權利被剝奪的法律，目的是直接改變那條法律或相關的制度；但「政策型的公民抗命」，所違反的法律，跟要改變的法律或制度沒有直接關係。舉例說，佔中違反的法律，可能是「非法集會」、「在公眾地方行為不檢」一類的法例，但佔中要爭取改變的並非這些法例，而是不民主的選舉法例和制度。

佔中運動是香港民主運動的重要發展，因為它要香港人摒棄過去習慣了的請願心態政治（petition politics），代之以每個公民自覺自主地參與民主過程，這是建立民主政治關鍵的一步。民主普選，不再是某些特殊人物的特權或專職，不再企望由政府恩賜，而是由每個公民親身爭取，共同承擔。為了能喚醒社會廣泛關注、投入而採取公民抗命的途徑，並不是違反法治，反而是肯定法治。

違反的法律與要改變的制度無直接關係，並不影響公民抗命的正義。但學者的分析，能幫助我們了解這個模式的公民抗命會遇到的問題。

要是違反的法律本身並非不公義

其中最重要的是如何維持社會對這個運動的支持。違反不公義的法律（例如種族隔離的法律），比較容易獲得社會的理解和支持；這些法律一天不廢除，而抗命者不斷地被合法但不公義地懲處，在社會上喚起的義憤就會愈來愈大，終於令這些法律倒下。但要是違反的法律本身並非不公義，甚至是一般情况之下為市民所認同的法例（例如阻塞交通），違法的行動愈久，市民付出的代價愈大，開始時凝聚了的社會支持就有愈大的危機渙散。同時，這種公民抗命，在加強迫使政府回應的同時，也會變成迫使社會面對付出代價與放棄民主之間的兩難。情况就有點像影響市民日常生活的工業行動那樣，令佔中運動面對極大的壓力。

同樣重要的問題是，反對一條不公義的法律（例如2003年的23條立法），或反對一項不公義的決策（例如反國教），目的是單一而清晰明確的，相對容易凝聚力量，23條和反國教都是這類型的成功例子。但要迫出一個普選的民主政制，則複雜和廣泛得多。因此，佔中應爭取怎樣的「普選方案」，很容易成為喧賓奪主的議題；「普選」的理想是凝聚共識的力量，但「方案」的具體細節則傾向分化。佔中參與者適宜商討出大家都能接受的程序，避免這些情况出現。

和平佔中是一個有思想、重理性而歡迎不同意見的運動，所以提出批評與質疑，絕對是符合運動的精神的。但我曾經建議，光是提出疑難不夠，提出問題的人也應盡量提出自己的「答案」，以供討論。所以我也就上述的問題，提出一些初步的答案。

將不便減至最低 積極向市民解釋

首先，我認為佔中既然無可避免對一些人造成不便，參與者就要預先利用更多時間，公平地衡量這些不便，以期將不便減至最低限度，同時積極向市民解釋，這場運動為什麼符合社會的利益，會為社會帶來什麼好處，令市民能夠考慮一時的不便是否值得接受。即使不完全認同，也會在這個過程中感受到參與者的真誠和對他們的尊重，因而願意給予更大的容忍。

例如，批評佔中的人認為，癱瘓中環會對全港造成重大的經濟損失，參與者應該心平氣和地分析理據，同時也應提出事實根據，讓公眾能看到政制的落後，是否已經造成了香港長期的經濟和競爭力方面的損害。這個討論，不只有助理解佔中，本身就十分值得全民商討。

最好佔領遮打花園？

第二，我認為，「政策型的公民抗命」，抗命的手段目標既然是喚起社會廣泛的關注與認同，佔領中環的具體計劃就必須顧及社會的反應。林行止先生在《信報》專欄建議，不宜佔領私人物業範圍，只可佔領公共空間。此中的法律問題十分有趣味，值得改天詳細探討，但林行止建議最好佔領遮打花園，我覺得很有道理。此外，也可以探討短期、多次、愈來愈大規模的佔領，不但令佔領行動更有秩序和尊嚴的內在exit plan，同時也能收將運動推上高潮之效。

這些都是實際、具體安排上的商討，但我認為這些地方處理得體，會為佔中增強普世可見的莊嚴和感召力。

blessing in disguise

周融三子發起「幫港出聲」反佔中，實在是blessing in disguise，一來趁早考驗和平佔中在無理攻擊之下的耐力，就像如何「打不還手」的訓練一樣有用。二來佔中最大的危險是因冷對待而無疾而終，回想當年「五區公投」，中央指揮之下最高的一招，是下令建制派高掛免戰牌，全部不派人參選，大大減低市民對投票的興趣，甚至對為何辭職又出選莫名其妙。這次，只要「香港」真的「出聲」，佔中運動一定會如野火燎原。

家明雜感：《字裡人間》編輯專業的畢生追求

星期日生活   2013年8月25日

【明報專訊】好一部《字裡人間》（原名《大渡海》）！主角竟是辭典編輯，影片捕捉他們的沉穩及全神貫注。看看，我想起從前在出版社工作的日子。

那裏有規模不小的辭典部門。還記得上班不久，公司就安排培訓班，找來資深編輯分享經驗。小小一本袋裝辭典原來大有學問，開本大小影響手感及操作，紙質不能太重，以利於便攜。編輯對書本任何細節都設想周到，兼具理智感情，文字根基只是其中一張刀而已。出書後他們還幫忙營銷及推廣，沒有人比他們更熟悉書的優點了。讀者只知道作者、作家，這令編輯的工作更純粹，與名利無尤，心無旁騖，專心做幕後的無名英雄。我編過一些簡單的書，但當每次反覆校閱仍有紕漏，就愈佩服面對更大部頭、更複雜出版物的同人。說來也奇，我離開出版崗位十多年，對當年辭書同事倒記憶猶新。他們貌不驚人，在浮躁的社會甚或有點格格不入，但他們處事的嚴謹姿態，至今仍歷歷在目。看《字裡人間》就像看到這幫舊同事。在電影中，辭典部在出版社玄武書房的別館，比起主樓毫不起眼，在浮華的東京更是個堆滿了書及資料的異域。主樓光亮，別館較陰沉；主樓年輕人朝氣勃勃，別館的人員年紀較大，節奏平緩。一個叫荒木的資深編輯，因為要照顧患病的妻子而辭職，他向主編松本老師承諾，退任前一定找到接班人。《字裡人間》開始時是1995年，別說是今天，那年頭要找年輕的辭書編輯談何容易！社內唯一的青年西岡（小田切讓）不斷埋怨工作苦悶，坐立難安。

「要編本只有你能編的辭典」

偏偏給荒木遇上業務部的馬締光也（松田龍平），木訥、離群，不善辭令，午飯時專注閱讀，一字記之曰「宅」。馬締被調到辭典部，故事記載他由辭典初哥變成資深編輯，負責主持歷時十五年的龐大計劃《大渡海》。十五年匆匆而過，松本老師年紀愈大，身體漸見虛弱，後來更病故，看不到《大渡海》出爐。同時，辭典部迎來了年輕女同事岸邊，添上生氣。馬締的私人生活也起了變化，認識了包租婆的孫女林香具矢（宮崎葵），兩人結成夫婦。香具矢跟馬締同年，她在京都學日本料理，學成回東京工作。兩口子對職業皆專心致志，一幕馬締跟香具矢去購物，香具矢對刀的種類、製法及用法如數家珍，教馬締大開眼界，匆匆用採字卡記下資料。《字裡人間》根據三浦紫苑的小說改編，原著並沒這小節，顯然電影的編導想更突出馬締、香具矢兩人的共通點。

他們對待工作的態度，跟我們慣說的「打工」已不可同日而語。「打工」是為口奔馳、「捱世界」、「受人二分四」，馬締及香具矢卻把工作看成如韋伯說的「終生志業」，「志業」英文是「vocation」，又可譯為「奉獻」、「使命」或「天職」。馬締初來辭典部報到，荒木即送他一對黑袖套（原著也沒此筆），語重心長對他說：「要編本只有你能編的辭典。」就是了，我們的不同個性，如何在工作上體現？我跟別人做同一件事有何不同？我們對工作有沒有使命感、責任感？對工作的成品有沒有歸屬感（還是如馬克思說的跟產品異化）？除了錢財我們還得到什麼滿足？我之為我，在芸芸眾生之間有何存在的意義及證明？

向專業致敬難能可貴

舉世皆有敬業樂業者，香港絕對有好的辭典編輯，但敢說只有日本的小說、影視及漫畫才寫得出像《字裡人間》這種向專業致敬的故事。當然你可說那源於日本民族的服從性，對個人意志的壓抑，但當同類的故事在香港這個利字當頭、甚至愈來愈得過且過的社會流通時，其令人崇敬的精神、克己修身的嚴謹姿態，還是異常可貴！《字裡人間》向專業致敬，小說到電影版均專業，對編輯工作的描繪頗詳，如《大渡海》如何篩選詞彙，作者根據什麼標準撰稿，編輯如何當把關人。馬締作為主任更得瞻前顧後，跟紙廠商量用紙（紙廠亦非常認真，為《大渡海》度身訂做紙張），跟設計師討論《大渡海》的裝禎及封面設計等等。馬締加入辭典部後，十多年來一直伏在案頭，被龐然的紙堆及參考書簇擁，完全與世無爭。西岡看來看去都不明白，馬締跟他同年，為何他對刻板的編務如斯津津樂道？

兩伙伴一個專注一個游離

西岡是跟馬締對照的角色，他較像一般的年輕人，不大安分，工作及情感均很抽離。西岡在公司有個地下情人，兩人熟絡像對老夫妻，若即若離。西岡不滿辭典部的工作，事實上出版行業非他意願。相對起來馬締的狀態恆定許多，「commit」無論解作「投入」或「承諾」，總要信心及勇氣，馬締對工作及愛情很有commitment，一往無前（當然犬儒分子可批評他愚忠），西岡則游離很多。好玩是，西岡及馬締雖是兩種不同性向的人，卻一直是好友、好伙伴。西岡更受到馬締啟發，找到生活的向心力（小說中他一度想向地下情人求婚）；由於他跟辭典部稔熟，在《大渡海》的推廣上分外落力。最後的祝捷酒會，西岡穿得光鮮，滿場跑招呼媒體及賓客，內向的馬締還是同一套西裝，靜靜站在一旁，繼續當他的無名英雄。《字裡人間》這方面很有襟懷，說人人性格不同，只要發揮所能、各擅其職就好，不用跟別人比較。不艷羨別人，更不應以己度人。

馬締對辭書工作的謹慎謙恭倒像修行。祝捷酒會上，出版社上下對《大渡海》告一段落鬆口氣，只有馬締跟前輩荒木仍然患得患失，荒木說：「明天就開始編修訂版了」。兩「師徒」不約而同拿出他們的採字卡，相視而笑，觀眾也笑了。「辭典編輯沒有結束的一天」，小說是這樣結束的；松本在病榻前還由妻子代他記字，荒木、馬締隨身帶備字卡做記錄。他們的職業是「辭典編輯」麼？當然，他們每月收到玄武書房的薪水；但除此以外，「辭典編輯」就是他們生命。辭典永遠是不完美的，作為編輯的總悔恨太多辭彙沒被採錄，但正正因為這樣，編輯才有向前的力量，以畢生精力向完美貼近一小步。這種修行本可放諸四海，拍電影本來也是修行。作品無論多受歡迎，但製作者比誰更知道瑕疵所在，希望下次可超越自己。以「打工仔」自詡的港人不妨多向《字裡人間》的編輯借鏡，認清什麼才是不為錢財勞役，更富足的生命。

永不完美繼續做好

《字裡人間》另一主題是詞彙的力量及局限。要說辭典編輯有什麼「天職」，便是為讀者蒐羅普天下詞語，以便溝通、詞可達意。然而再準確、華麗的詞組也有極限，《字》的故事以編輯開展，但世事洞明，影片並不限於一類觀眾。馬締十五年的成長，初嘗戀愛的狂喜，面對長輩紛紛離世（竹婆可說是他貴人），只能「詞窮」及「無言以對」。松本老師的遺書亦然，他說畢生有荒木及馬締兩個並肩作戰的同路人，除了「感謝」以外，不知說什麼更能表白心意了。原著小說有一點令我特有共鳴，成長過程中，對自己身體、異性及性的好奇，互聯網尚未出現，那年頭就求助於字典。看完《字裡人間》才醒起，喬硯農的《中文字典》可是我輩不少認知的啟蒙！

稍嫌《字裡人間》在戲劇化與否的方向上拿不定。原著小說相對平穩，搬上銀幕後考慮觀眾反應，結構作了些更動。如把馬締跟香具矢的結識放到較後，另亦誇大了馬締趕往醫院向松本老師送樣稿的情節。而《大渡海》最後發現遺漏「血潮」的橋段，畢竟較靜態，在影像上難收「高潮」之效。《字裡人間》在一些元素上已見心思，好像強調大海意象，背景偶配水聲來令觀眾平和。或許電影版可有更不同的拍攝手法，像田壯壯拍《吳清源》一樣強調禪的意境，淡化劇情。說來諷刺，圍棋及出版來源於中國，今天要在電影看造詣及修為，某程度要外求於日本了。

文 家明

編輯 蔡曉彤

皮亞 - 《字裡人間》散發文字工作者氣質

movie chic, movie style   星期日生活   2013年8月25日

【明報專訊】時常在想，電子書算不算是書？驟眼看來，這是簡單不過的問題，但又像是邏輯學上白馬非馬的永恆辯證。「書」在字典中的意義是什麼？在《字裡人間》這部字典裏會發現，「書」的意思，還包括接觸得到的人情味道。

現代社會發展迅速，我們生活的日常用品，很多都被電子產品替代，書本就快成為亡魂。用平板電腦或電子閱讀器看書，的確令人感覺到時代氣息，電子閱讀器的好處，是可以儲存無數書本，方便搜尋及攜帶，但喜歡閱讀的人或會有疑問：電子書方便閱讀嗎？不是搜尋、不是攜帶，是閱讀本身。假如一些調查是可信的話，那麼看電子書其實難以把細膩綿長的文字內容，送進腦袋裏去的。不信，或可做個試驗，試試看。當閱讀內容較長的電郵時，究竟單看熒幕便能緊記，還是打印出來讀較易入腦？假如試驗的結果，是紙張上的文字較易入腦的話，實不敢想像，他日學校課本改用電子書後，會有什麼後果。我明白，這樣說話多少給人古板古舊拒絕接受新事物的印象，日本電影《字裡人間》就為捍衛書本的說法多加一個理由：書本是人與人之間的溝通橋樑，翻揭書頁的書香更含有人情味道的成分。

假如社會沒有電子書，未必會有《字裡人間》原著小說《編舟記》的出現，也未必會拍成電影。《字裡人間》的拍攝動機，除了是改編暢銷小說外，更要為文字、書本、書籍編輯、出版社，做一次時代見證，替這些快要被符號、電子書、網站編輯、網上書店取代的傳統行業和事物，散發被遺忘的靈韻。出版社編輯部面對「人口老化」，資深編輯都要退休了，要找新人補充，其中一個年輕編輯，獲出版社女友推介一位在市場部工作的呆子，他讀的是語言學，被錯誤編入市場部，但他的個性其實難以跟人溝通，年輕編輯遠看呆子工作時失魂落魄的神態，氣憤得立即跟女友說，介紹這種人來，你以為編輯部是瘋人院嗎？這場戲設計得很有趣，有趣之處是大方自嘲。呆子行為古怪兼是書癡，可能就是一般人對出版社編輯的印象，情節容或誇張，但從幽默的嘲弄中，大概也能窺見這個被形容是夕陽行業的一點現。不過，《字裡人間》很快便證明，只有自信的人，才經得起自嘲。

不可能之任務：編寫字典

老主編決心要做一本《大渡海》字典，但決定惹人質疑，理由是市場上已有許多字典，為何還要多此一舉；另一方面，故事背景是1995年，出版社已經預視了書本有機會被電子產品取代，於是花費人力物力時間去重新編寫字典，不符經濟效益。但老主編向年輕編輯解釋，字典是促進人與人溝通的重要工具，透過文字表達，人際關係才得到圓滿。所以，編寫一本有特色的字典，是一份重要的社會使命。老主編樂觀而堅定的說話，替影片打開了一個熱血的故事引子——編寫字典是一個不可能的任務，但這個小小的編輯部決定繼續去做。編輯部初次開會時，討論到「憮然」這個詞語應該怎樣解釋，呆子編輯木口木面示範憮然的樣子，令人笑翻肚皮，但回想起來，其實不無自嘲，憮然是失意的意思，編輯工作最終會變成失意的結局嗎？故事勾起了令人擔憂的懸念，亦令人對「經濟效益」這四個字思前想後——我們是否計算得太多效益和利益，而忘記了去做應該做的事？

美國作家Michael J. Sandel撰寫的暢銷書Justice: What's the right thing to do？要說的正是這問題，書中提到有商人在天災後提高物價發大財，經濟學者指要尊重自由市場的規則，但作者提出的，不是經濟利益，而是道德。公義社會需要的是道德，而非盲目相信經濟神話、更加不應該「賺到盡」。這就是影片所說的：要做對的事。編寫有特色的現代字典，對於老主編來說，就是做對的事。

字典的生命來自編輯，沒有用心的編輯，字典便無法出生長大。導演石井裕也明白這一點，於是便用心捕捉「編輯的氣質」。幾個角色刻劃都非常出色，演員的方法演技亦很優異。老主編一派文人風範，說話總是不慌不忙，但字字珠璣，難得的是很有人情味，對下屬對老妻亦是。例如年輕編輯暗戀壽司店女學徒，編輯部便立即一同光顧壽司店，幫同事「睇辦」兼壯膽，順便製造機會。老主編有情有義，對文字更是認真而有識見，片中描寫新來的女編輯為了遷就配圖而刪減文字，被老主編發現，立即指正這是本末倒置的做法，要女編輯改正。這段戲未必太起眼，但作為編輯或在出版社工作的朋友，便一定心有戚戚然。

宅男編輯念舊重情

由松田龍平演的宅男編輯，角色典型但有個性。他的打扮儒雅，細聲細語，忠厚憨直，受老主婦感染，對文字及編輯工作相當認真，看似古板守舊，但念舊重情。他會用毛筆寫情書，又會為不擅詞令引起誤會而道歉，但就會告訴女孩，他是真心的。這樣的人，怎會不討好？松田龍平演得亦實在好，脫掉美少年的外形，全心全意扮戇男。也許這亦解釋了為什麼石井裕也的電影總是充滿幽默人情味，不單松田龍平以醜示人，連另一位演編輯的小田切讓亦一樣。只有平凡，才能還原真實。石井裕也觀人於微，也是讓他屢獲最佳年輕導演獎的理由。

小情節隱藏大道理

羅馬不是一天建成，知識得靠時間才能累積，編輯字典需要很長時間反覆校對，閱讀書本也是一種慢活。東西用舊了當然要改換，但《字裡人間》白紙黑字說明，人情味道絕不過時，傳統行業需要薪火相傳。人與人之間的親密關係，像編寫字典一樣，要細水長流才能感受當中的富足。其中一個小情節，是宅男編輯與紙商會面，紙商替出版社特別做了一種紙，但編輯翻揭過後，認為紙質還未夠好。新來的女編輯冷眼旁觀二人對一疊白紙研究，頓時「O嘴」。小情節隱藏大道理，書本的價值，正是翻揭時獲得的手感。這個小情節，跟王家衛多年前拍攝由王菲演出的手機廣告異曲同工，廣告當時引來不少批評，因為看不清手機，更不似是手機廣告，但廣告的意義，是接觸，是人與人之間親手觸碰的手感。《字裡人間》節奏慢慢的，就像編書和看書，但散發的人情味道便濃得化不開，就像慢火煮靚湯。戲中經常提到如何解釋潮語「唔夠型」，或許也是對編輯工作的自嘲。影片尊重文字、尊重書本、尊重出版社、尊重編輯、尊重感情，情操其實酷得不能再酷。日本導演山田洋次說，這電影能夠得到觀眾支持，他對日本電影便放心了。我很認同。我也曾長時間在報館、出版社工作，或許都是別人眼中的宅男編輯，對《字裡人間》深同感受，愛不釋手，散場時也不願離座。

李怡 - 香港變成一個我們陌生的城市了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3年8月24日

在梁振英、幾個警察協會、親中的家長聯會、愛字頭暴力團體、教育局、學校校董會、左派傳媒的洶湧轟擊之下，林慧思老師在facebook表示「辭職？還是不辭職好呢？」她說：「我都係一個普通嘅女仔，太多嘢我都承受唔到，我都累啦」。這是筆者近來看到最感沉痛的話。如果林老師真是因為抵受不住龐大壓力而辭職，這絕不是她一個人的事，也絕不是一間學校的事，甚至不是教育界的事，而是意味着這個城市已變得是非不分、正義蕩然、真理不彰，有權有勢有錢就能把一切扭曲的城市了。

只要是稍有知覺的市民，如果看到7月14日在旺角街頭發生的14分鐘的完整視頻，就應該清楚知道發生甚麼事。即使沒有看這個完整視頻，只要在街道行走時注意一下，也知道十多年來一直在街頭控訴中共政權的法輪功，近年來遭到愛字頭暴力團體的針對、屏蔽、欺凌，妨礙他們表達自由的情況，也會看到警方在法輪功受欺時大都袖手旁觀，沒有維護市民的言論自由。前線警員帶政治偏見的執法，很可能是秉承上級意向。但前線警員若真是明白一個警察本份的話，他們至少應該對一個看不過眼而出聲的路人採取寬容態度。然而，反而有兩個警員去兇林老師，要拉要鎖，才激起林老師動怒說一句氣話（WTF實際上不算粗話只是氣話）。事情就是這麼簡單。

面對侵犯言論自由的行為，警察不管，多數市民不理，會跟小朋友講見義勇為故事的家長們不出聲，是一個當小學老師的「普通女仔」看不過眼出聲了。警察不覺慚愧，一直見到這種事的人不慚愧，警察反而說被冒犯了，於是幾個警察團體出來譴責林老師的一句氣話。警察不是應該感謝出聲維護公正執法的市民才是嗎？

所謂家長聯會也出來了，說林老師說一句氣話會教壞小朋友。林老師那句話既不是在課堂上說的，也從來沒有在電子媒體播出過。電視上每天播出特首、高官說謊話，沒有因此教壞你的小朋友，劉曉波獲得諾貝爾和平獎而被判刑沒有教壞你的小朋友，李旺陽被自殺沒有教壞你的小朋友，特首僭建和習慣性的語言偽術沒有教壞你的小朋友，與黑社會勾結、由金毛青年撐場做騷沒有教壞你的小朋友，高官搞劏房、囤地、以權謀私沒有教壞你的小朋友，隨梁上台而登場的愛字堆以暴力毀壞香港言論自由的核心價值也沒有教壞你的小朋友，倒是一個看不過眼的路人說了一句沒有在媒體播出過的WTF就教壞你的小朋友了。你們這些所謂家長，要讓自己的孩子長大成為怎麼樣的人？是像你們那樣在孩子面前一句粗話不說、實際上幾乎任何人都說過粗話的偽君子嗎？是怕事自私和對社會完全沒有責任感的人嗎？這是怎麼樣的怪獸家長？附和這些所謂家長的是怎麼樣的怪獸市民？

梁振英藉這件本屬芝麻綠豆的事，來轉移市民和媒體對囤地波事件的關注，故意把它鬧大，又說相關警察尊嚴，又說要教育局提交報告，然後是左派傳媒和愛字堆配合，對林慧思狂轟濫炸。林任教的寶血會培靈學校既要應付教育局，又不堪暴力團體日夜騷擾批鬥，迫使本來已處理完畢的事情，又要多番開會，再由校董會發聲明，建議給予林老師「適當處分」，並希望各界給林老師改過機會，想藉此平息事件，讓學校回復正常。林慧思為息事寧人和保住教席，也退讓地表示接受處分，明白校方在壓力下「好難做」，但她其後看到校董會聲明說「事件嚴重損害學校聲譽」，又說「期望她為當日言行向有關各方致歉」，也就是期望她向執法不公的警方道歉。她說「（聲明）寫法令我唔能夠轉工，留喺學校都有心理陰影」，故她很可能捱不下去。

另一方面發起反林集會的香港行動和香港家長聯會則不收貨，揚言該校「冇咁易甩身」，愛港之聲主席高達斌表示開學後到校外聲討林慧思，而更會播放林罵警片段。

掌權者與左派團體勾結，對一個小學老師死咬不放，往死裏打，想逼培靈校董會進一步屈服，或逼林老師辭職。現在林老師幾乎是以一人之力對抗權力與邪道怪獸的淫威，實在很讓人擔憂她能否頂下去。這是一樁沒公理、不公道、以強凌弱、以邪壓正、毀滅香港核心價值的事件，如果此事硬生生地發生，那麼香港真是一個我們居住了幾十年而今變得陌生的城市了。

蘇菲 - 別搞小學生

飛常Playgroup   香港蘋果日報   2013年8月24日

林老師終於在記者面前哭了。

事件發生至今差不多一個月，林老師道歉了，學校口頭警告也發了，但對她的攻擊依然沒完沒了。繼早前有人致電學校大罵，把其他老師弄哭之後，昨日竟有愛國組織人士聲言以個人名義，在開學當日到學校聲討林老師，還會播放粗口片段。

在小學生面前，播放粗口片段，居心何在？這些人既指粗口教壞學生，但此類滋擾行為，實在看不出他們對學生有何愛護保護之心。去年反對洗腦教育遊行，有一句「唔好搞我個仔」，說盡爸媽心聲；今天，也敬請各位說一句「別搞小學生」，還培靈學校的小學生一個正常的開學日。

無休止攻擊可鄙

一句粗口，引發旺角集會謾罵、特首要教育局交報告、重案組要查，到有人公然要去騷擾學校、騷擾小學生，要在小學生面前羞辱他們的老師。既要毀你校譽，又要令學校、家長和學生煩不勝煩，務求迫使各方與林老師割席，令林老師不能再在校內任教，甚至不能再在教育界立足。事到如今，我相信即使是最反對講粗口的人，只要稍明是非，薄有良知，都會覺得這些無休止的攻擊既過份又可鄙。

社會各界應表明，不能容忍所有騷擾學生的行為。教協、天主教教區更有責任高調表態，確保培靈學校所有師生能正常上課。至於培靈校長、老師們，希望你們可以在謾罵和攻擊當中，緊守公義。沒有人會認為，說一句粗口就要重案組介入、需要不停被羞辱、以致賠上一生事業的，你們的校譽沒有因此而被毀掉。只要你們緊守專業，愛護、保護每一位同學、每一位老師，你們將贏得社會的尊敬。

安徒 - 進擊的新保守主義

星期日生活   2013年8月18日

【明報專訊】過去幾個星期，雖然是炎炎夏日，議會關門，高官政客每多外遊避暑，可是香港街頭卻接連上演令人驚心動魄的政治戲劇。一位休班教師在街頭出於義憤以髒話罵警，竟然導引出一場近三千人在旺角街頭互相叫陣和對罵，場面瀕臨失控。特首梁振英還竟火上加油，嚴辭責難當事人，更要教育局就事件提交報告。梁的話說在天水圍一場他去作秀的會場當中，而門外卻有一大堆形似三山五嶽之輩，突然現身勇武「支持梁振英」，與反對梁振英的示威者發生激烈衝突。黑道挺梁之說，甚囂塵上。大眾嘩然，紛紛思索「香港點解會搞成咁？」……

顯而易見，香港政治局勢正面臨一個重要拐點：一九八○年代以來香港大體上存在的政治共識正在徹底瓦解，社會重返一種類近五、六十年代「左」「右」意識形態對抗的狀態。可是，和當年不一樣的是，當年「左」「右」雙方都是「國共鬥爭」在香港的伸延，所以雙方均不會動搖整體香港的格局，可是，今日在街頭上演的這些對抗，卻標示着一種決定着香港未來的終極角力。

如果說，一九七○年代以來香港建立的社會抗爭傳統，是以批判殖民政府施政不足為主的「官民對抗」模式，那一九八○年代形成的「九七政治」，也因為香港人是被排除在談判的過程之外，所以社會抗爭和民主運動，都仍是針對當權的政府出發，「民間」往往被假想成是同質和團結的。

戲劇性變化出現在基督教教會

九七政權易手之後的初期，利益集團結成建制聯盟，與泛民政黨及公民社會，延續對立的格局。然而，隨着民主訴求日趨高漲，依靠不公平的政制並不能服眾。真正可以讓宗主政權管控大局的，倒是那個和「政治」有一段距離的社會空間，例如教會、學校、街坊組織和其他社團。但這正好是泛民政客及活躍社運分子往往忽視的廣義的「公民社會」。

泛民派和社運分子對於街坊組織的趨向建制當然不會不認識，因為區議會成為建制派的天下已不是新鮮的事，以利益收買基層民心也不是公開的秘密。這些日常生活遠離政治的基層百姓也不需要特別的政治理論去動員。可是，這不表示「建制」在公民社會領域打的「陣地戰」，就僅限於那些非中產的基層街坊。相反地，回歸十多年以來，公民社會領域中最戲劇性的變化出現在基督教教會。

道德保守主義到政治保守主義

數年前因為情色議題、同性戀議題，人們見到一些以「道德保守派」形象出現的教會領袖，不少人以為他們的目的就只是宣揚「文化保守主義」。可是，這兩三年間頻頻成為網上熱議焦點的更是一些「河蟹牧師」、「維穩長老」。他們積極而又毫無遮掩地把道德保守主義再進一步連結到政治保守主義。而這種保守態度也不僅是謹慎、守成、尊重傳統的意思，而是順服當權者，為當權者祝福，為當權者們驅除他們眼中的「歪風邪氣」的那種露骨的「政治維穩主義」。

的而且確，構成今日基督教會中流砥柱的中產階級，很難以「蛇齋餅糉」去收買，然而他們的日常生活也一樣充滿非物質的焦慮：例如對道德敗壞的焦慮、對子女失卻上進鬥志的焦慮、對秩序瓦解的焦慮……一句話，就是「怪獸家長」現象展示出來的那種中產階級不安感。這些焦慮正好就是今日環繞一句教師粗口而爆發出來的整個沒完沒了的鬧劇背後的原因。

不假思索就跑上街頭來牽引這場道德民粹主義公審老師的是李偲嫣。這個並不偶然，因為她長期以來，不但頻頻力撐基督教道德保守主義團體「明光社」，也曾走去政府總部力撐國民教育，與學民思潮打對台。她也曾以「苦主」身分，在今年初一個反對同志平權立法的集會上，聲稱受到死亡威嚇，場上數萬個信徒為她喝彩和祈禱……卻原來，她這些工作大部分都是受聘於梁美芬底下的期間做的，而梁議員則是香港政壇裏同時得到傳統左派和部分大型基督教會所大力支持的人。這些教會支持擁護建制的基督徒，推薦蘇錦樑、陳茂波、梁美芬等。

關鍵在保證保守主義永遠得勝

模仿和改裝自美國「基右」的「新保守主義」，緊密地將「道德恐慌」和「政治保守主義」掛搭起來，恰好補足了香港親共的傳統左派拙於經營意識形態綱領，以打動中產階級的空白。他們把傳教變成另一種右翼的保守主義社會運動，所操作的場域，正是泛民政客和大部分社運人士都長期棄守的公民社會地帶，即家庭和學校。當年羅范椒芬主理的教育改革，正是一套以「新自由主義」改革為名，內藏「新保守主義」玄機的佈置。例如「直資計劃」就內含了一種中產精英主義、家長消費主義。苦果於今才漸遭發現。這場教改令校政權力滑向以消費者身分出現的家長，也同時有利於親建制的道德主義，加強對學生和教師的雙重規訓。

這場在公民社會領域發生的微觀權力巷戰，一直進行了十多年，形勢一直是一邊倒，新保守主義予取予攜。今日突然呈現成為一種高調張揚的意識形態，說明它已具備成熟條件，成為一種不需再掩飾的政治意識形態。它直接出來呼召民眾支持，動員「沉默大多數」，正因為香港頭上的宗主政權和建制力量已經明白到，依靠不公義的政制來維繫特權的日子已經無多，所以要公然出來搶着說他們才是大多數。給予香港真普選與否是一回事，保證保守主義永遠得勝才是關鍵。

訴諸「沉默大多數」的一種手段

事實上，以沉默大多數的代言人自居，差不多已成為世界不同種類的保守主義者所用的陳腔濫調（cliché），毫無新意。一九六九年，尼克遜面對強大的反戰浪潮，乞靈於動員沉默的大多數。美國基右組織Moral Majority也是以代表所謂道德的大多數自居。這一類新保守主義正好不是固守傳統的保守主義，而是結合了民粹動員，以搞社會運動的方式來佔據代表「人民」發聲的位置。因此，他們不會只說財閥和政府是建制，而會說媒體評論人、持異見的學者、搞社運的NGO是「建制」，他們是「人民」，他們才是「大多數」。

在民主國家，右派保守主義會訴諸「沉默大多數」的修辭術來進行民粹動員，戰場還是選舉。但在專制政體瀕危的後期，也往往要訴諸操控甚至製造這種民粹主義來抵消要求改革的聲音。例如，一九七一年台灣政局風雨飄搖，一方面是保釣運動衝擊，另一方面是面臨被迫退出聯合國。台灣自由派知識分子發出了要求開放學生運動的呼聲。官方所控制的《中央日報》卻刊登了一篇長文《一個小市民的心聲》，大肆抨擊要求開放學生運動的主張，是和大多數人的生活、想法，甚至和常識脫節，只是知識分子為了建立偏激的「思想體系」而陷社會安定於不顧。文章充斥着對知識分子刻意的攻擊，卻又要以那種所謂「普通小市民」的犬儒、苟活的語調混在一塊。這篇鴻文受到官方大力吹捧，翻印成十多萬份小冊子全國上下傳閱。顯見，訴諸所謂「沉默大多數」、「小市民的心聲」，往往就是一種手段，讓急速沒落中的專制統治者挪用「小市民」之名作其擋箭牌，為拒絕改革而塗脂抹粉。

「幫閒」為權門提供意識形態服務

可是，歷史畢竟不是以人的意志為轉移，丟棄了「三民主義」理想，拾起了「小市民主義」的國民黨政權，最終也要解除戒嚴，開放民主選舉，接受政黨輪替。而當年執筆僭稱「小市民」的作者「孤影」（敏洪奎），也竟反過來支持台獨。

魯迅對於那些專門為權門提供意識形態服務的文人，有過深刻的觀察：「世間只要有權門，一定有惡勢力，有惡勢力，就一定有二花臉，而且有二花臉的藝術。」這些「二花臉」（二丑）也叫做「幫閒」。他說：「幫閒，在忙的時候就是幫忙，倘若主子忙於行凶作惡，那自然也就是幫凶。但他的幫法，是在血案中而沒有血迹，也沒有血腥氣的。譬如罷，有一件事，是要緊的，大家原也覺得要緊，他就以丑角身分而出現了，將這件事變為滑稽，或者特別張揚了不關緊要之點，將人們的注意拉開去，這就是所謂『打諢』。」

筆者不知道，香港究竟有多少個真心願意「幫港」的「閒人」，只見到一批又一批絡繹於途的牧師、家長、教授，名嘴……或以神之名，或以父母之名，或以「小市民」之名，為你「出聲」，為的就是把要緊的事化為笑話，變作滑稽……使你最終忘記，要緊的事不只是有沒有真普選，而是縱使有了真普選也可以令香港繼續沉淪不醒，打極都輸的「新保守主義」。

文 安徒

編輯 梁詠璋

家明雜感：《激戰》浪子回頭金不換

星期日生活   2013年8月18日

【明報專訊】林超賢的《激戰》算很工整，細節考究，動作賞心悅目，在當今華語影壇已是股難得清流。張家輝的腹肌宣傳喧賓奪主，海報上最突出的就是這排肌肉！觀眾看《激戰》等他赤膊上陣，其實有損故事鋪排（他雖退役但一定落場），不過電影既淪為消費品，也無可厚非了。

林超賢受訪說他不貼近大陸的文化，不猜測內地觀眾口味。《激戰》雖是北京博納公司出品，兩岸四地（港、台、京、澳）在影片「分工」倒十分明顯。「北京」只在片首曇花一現，目的為交代王寶強演的富二代，王的出場純粹為了襯托彭于晏。說實話《激戰》開局有點笨拙，林思齊（彭于晏）在雲南浪迹天涯，自然美景當前，他跟農村小朋友打成一片；下一幕在北京，他跟王寶強聚舊，王財大氣粗，竟在夜總會慶祝父親死後留下大筆遺產！

讀網上資料才知，林思齊跟王寶強原來同是「內地富二代」；王愈大逆不道、虛張聲勢，愈突出林的善良隨和。但橫看豎看《激戰》中彭于晏更像台灣人，他的父親還是高捷呢！林思齊來到澳門，遇上坐過牢的前拳王程輝（張家輝），故事發展下去，林及程在擂台上重拾自我，林父洗心革面。在《激戰》，林超賢起用張、彭、高三個港台演員，拍浪子回頭的故事（彭于晏由形象到橋段都承襲了他的《翻滾吧！阿信》）。《激戰》的公式是：錢是北京的，正能量是港、台的，情懷則是澳門的。林遠離京城，不拍古裝，在比鄰香港的澳門（全片粵語同步），找到合拍片的獨特位置。

不拍香港卻很「香港」

澳門於是被浪漫化了。拳擊需要舞台，舞台需要觀眾，澳門因賭業開放帶動娛樂事業，《激戰》的MMA格鬥比賽也安排在這裏上演。《激戰》拍了不少賭場的金碧輝煌布景，卻迴避了賭業跟格鬥比賽的唇齒關係。比賽來得過分單純，不提賠率、沒有黑幕，場上只有專業旁述。拳手不打假拳，只為自己而戰，而且來去自如（參加了一定被抽到）。程輝為自己落注甚至可以成為笑點，別忘了他是個負債纍纍的賭徒。林超賢不深究花花賭場世界，他只寄情澳門大街小巷，那棟屋漏兼逢夜雨的舊樓，程輝跟一對母女相依為命；識英雄重英雄的拳館，MMA的教練Rocksir一直想跟程輝切磋；下雨濕漉漉的大三巴階梯，是程輝及林思齊的苦練場地。還記得林超賢年前的《逆戰》？在馬來西亞炸個不亦樂乎後，最後倒敘回到舊日香港的廉租屋，一家人同枱吃飯，樂也融融。《激戰》同樣不拍香港，但那個澳門又很「香港」，起碼是《逆戰》想像的舊香港，物質匱乏，港人知足常樂，恪守三綱五常，跟片裏的京城及賭場形成強烈對比。

小人物發圍與《洛奇》異曲同工

我懷疑《激戰》作為勵志類型片的拍法已見極限。它要說角色重新站起來，於是安排了各人有不同的遺憾，林思齊之浪蕩少年，林父之生意失敗，程輝之負債纍纍，還有單親媽媽王明君（梅婷）的喪子之痛……等等，接下去其實都是可以預計的。然而，勵志有勵志的局限，有時一廂情願（《激戰》程輝跌倒再起身就是），有時流於大同小異，沒有深化的空間。《激戰》跟史泰龍的《洛奇》系列算異曲同工，也是小人物向上爬的故事。然《洛奇》作為拳擊電影，遠遜於馬田史高西斯的《狂牛》（Raging Bull，1980）或Robert Rossen的《無敵拳王》（Body and Soul，1947）。《狂牛》道出拳王的一銀兩面：贏是靠蠻牛本質，同一份牛精脾氣，他日常生活橫行無忌，在家虐妻，最後眾叛親離。《無敵》影射拳擊世界的金玉其外，利潤愈高愈吸引黑道，比賽、投注的黑幕多，手段卑污，拳手只是任由擺佈的棋子、賺錢機器。《無敵》的編劇是Abraham Polonsky，乃當年荷李活的左翼分子，此片幾年後他因麥卡錫主義的反共聆訊受牽連，被打入黑名單。《狂牛》顯而易見針對父權、男性中心的（拳擊）世界。相對兩者，《洛奇》迷信個人力量、英雄主義，抱擁父權、家庭價值，以為努力即成功，甚至為國爭光，荒誕到站在蘇聯舞台上贏取鐵幕領導人的掌聲，當然是很右派、阿Q的思考了。

打破不了人格道德潔癖

《激戰》若純粹為觀眾出口悶氣，令人像看《洛奇》一樣振臂一呼，沒有對人性、社會洞悉力，啟發性，未免可惜。創作人希望觀眾看完《激戰》帶着什麼離場？「張家輝做到了，我也可做到！」但做到什麼？我想健身院會因為張的腹肌報道多了些生意，讓更多人透過電影做夢。當然我們可問，今天華語影圈，電影到了藝術瓶頸，要怪創作人的能力不逮？還是他們考慮觀眾、市場而作的調整（觀眾願意看真正的「賤輝」麼）？還是，為了遷就大陸不合理檢審而作的中庸之選？這就難以稽考了。也替演員不值呢，張家輝當然十分用心，但你說《激戰》除了給他練就鋼鐵身形（對明星根本是優勢！）、學會MMA外，角色還有何挑戰？他演的程輝多壞之有？包括張之前在《線人》及《大追捕》的角色，其「爭議性」只是表面的、造型上的，無論什麼身分，張的骨子裏還是愛妻、愛女的好好先生。那是我們電影的宿命，周潤發重拍華語片亦如此，《大上海》演的亦是潔淨、童話化了杜月笙，沒有政治手碗、爾虞我詐，只是一再重申他幾十年來，風流瀟灑、情深款款的大情人形象。是觀眾有道德潔癖？還是中西文化差異，令我們的明星、電影難有更大的藝術突破？

值得一提，《激戰》的程輝跟林超賢同樣48歲（張家輝45），「好仔」程輝亦是中年電影人的自我投射。林超賢這次勝在專注，立根港澳，在合拍片體制中拍出新口味的動作片，他跟程輝一樣條件也許不比別人優厚，但憑後天毅力，足以證明自己存在。比起《逆戰》無理的浮誇、過猶不及，林超賢這點也是浪子回頭。

抱擁父權一家不可無父

《激戰》對父權的抱擁義無反顧，一家不可無父（媽媽累壞了才害了小兒子）。程輝天生是個善解人意的慈父，跟女孩小丹（李馨巧）有說有笑，對媽媽明君體貼入微，扮大灰狼，買耳筒，錄Sound of Silence是部分細節。高捷演的父親生意失敗，在街頭天天買醉，最後兒子令他浪子回頭。高捷對着病榻上的兒子追悔應駕輕就熟，之前父親節本欄提及的《爸……你好嗎？》他有極相似的橋段。但關於父子矛盾，父親生意失敗、痛定思痛，同樣來自台灣，我更建議參考楊德昌的《麻將》，兒子如此斥責父親：「你是這個不要臉國家裏面，最不要臉的大騙子！」一個國家要多大的自信才容得下這種自嘲對白，合拍片可以乎？噢！差點忘了《激戰》還有一個父親陳嘉輝。久違了，但此嘉輝不同彼家輝，他是小丹的生父，好像沒解釋為何不辭而別，為什麼又回來，所以不算「浪子回頭」。沒法子，角色的原委，只能跟演員的名氣掛公鈎了。

小女孩李馨巧真的不錯，少見的自然、不老人精，但偶爾還有「演」的痕迹，祝願她在唯利是圖的大染缸中好運。張家輝的眼神花了不少工夫，前段較彷彿後段漸見堅定。總覺得他給明君錄的不可能是Sound of Silence，是《洛奇3》的Eye of the Tiger應該更合理一些。

文 家明

編輯 蔡曉彤

蘇賡哲 - 日本皇軍是中共建國恩人

溫哥華星島   2013年08月13日

  以前，我在不同媒體上談到毛澤東感謝日本皇軍侵華，總有些受眾認為是厚誣中共的建國偉人。近日有人也整理了一批材料，可以進一步證實毛澤東對日軍真誠的謝意。

    毛澤東面謝日本人，我以前舉過的例子如他會見日本社會黨議員黑田壽男、會見社會黨委員長佐佐木更三等時的談話紀錄，在這批材料中也出現了。此外，毛澤東還在其他場合解釋了他感謝日本皇軍的原因，甚至遺憾日軍太早投降。他說：「『和平民主新階段』是為了爭取時間，準備奪取政權。日本投降早了點，再有一年，我們就會準備得更好一些。」(《學習資料》(1957至1961，北京清華大學，頁260)所謂準備得更好一些，就是趁著日本侵華擴大中共的勢力。

    至於河南人民出版社1966年出版的《廬山會議實錄》，則記載著毛澤東所說：「一些同志認為日本佔地愈少愈好，後來才統一認識：讓日本多佔地才是愛國，否則變成愛蔣介石的國了。」《毛澤東選集》中，毛更表示：「我們共產黨人的方針是，要讓日本軍隊多佔地，形成蔣、日、我，三國志。這樣的形勢對我們才有利，最糟糕的情況不過是日本人佔領了全中國，到時候我們還可以借助蘇聯的力量打回來嘛。」「為了發展壯大我黨的武裝力量，在戰後奪取全國政權，我們黨必須嚴格遵循的總方針，任何人任何組織都不得違背這個總體方針。」

    世情往往十分詭異，毛澤東並不諱言中共希望日軍多佔土地，但很多人卻相信他們是抗日的主力。中共宣稱抵擋了接近六成日軍和全部汪偽軍，蔣介石躲在峨眉山上假抗日真反共，等到日本投降了，才下山「摘桃子」。如果說，毛澤東將自己的意圖隱藏起來，只是宣傳他們才是抗日主力，那麼民眾中了宣傳之毒，還可以理解，實情是兩種說法都存在、都接觸得到，人們卻選擇性地拒絕相信中共借抗日為名壯大自己，只肯相信他們是抗日的民族英雄。我認為這只能顯示出民眾的愚昧和可欺。

    記得對南京大屠殺發掘出很多史料的張純如女士生前到訪多倫多，華社曾舉行過大型招待會。我出示一冊山東教育出版社的《中國歷史大事紀年》，這是中國高等院校史學參考書，以編年形式記載從遠古到中共建政為止的歷史大事。書中並沒有南京大屠殺這回事。在大屠殺發生期間，它記載的是中共中央舉行政治局會議，王明在會上作了甚麼報告等。

    這是很有典型意義的一本書，《中國歷史大事紀年》顯示中共所施行的教育是黨高於國，黨比國重要。毛澤東早已聲明：「不要到前線去充當抗日英雄」，「對政府(國民政府)催促的開赴前線的命令，要以各種借口予以推拖，只有在日軍大大殺傷國軍之後，我們才能坐收抗日成果，去奪取國民黨的政權。」「有的人認為我們應該多抗日，才是愛國，但那愛的是蔣介石的國，我們中國共產黨人的祖國，是全世界共產黨人共同的祖國即蘇維埃(蘇聯)。」

    我在撰寫《郁達夫研究》時，對潘漢年這人發生很大興趣。潘本來只是創造社藉藉無名的小伙記，和郁達夫、郭沫若等人的聲望相差極遠，但他投身中共後，很短時間就成為中共文藝界負責人之一，左翼作家名聲再大都要聽他指揮。但更傳奇的是他進一步又成為中共情報頭子之一，在抗戰期間，以向日本提供國民政府的情報，成為日本岩井機關的合作人。潘漢年資料陸續曝光，也旁證了中共勾結日本顛覆本國合法政府的真相。

蘇賡哲文章見懷鄉書訊

林夕 - 沈默的大多數，就開句聲吧

香港蘋果日報    2013年8月17日

接上篇：林夕 - 幫港滅聲，正！

沈默的一群：

上星期日，當我聽完梁振英在天水圍發表811講話，第一次感覺到公民不只是個口頭上的身份，而是一個有血有肉有脊骨有臉皮的軀殼，被粗暴的摑了幾巴掌，被刀直捅心臟，痛到想打999。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同樣感受到被侮辱，有沒有喊痛想出聲？

當天笑傲江湖人士以暴力來支持市長、犯下有組織及嚴重罪行，而市長在網誌上說，當天秩序良好，無動於衷，加上那衝擊力堪比24年前426社論的宣言，故意挑釁港人情緒，存心挑撥仇恨煽風點火，在在顯示，故意搞亂香港已成秘密政綱。

如今，有一組織呼籲你們加入，希望你們會出聲幫幫香港，反對佔中。

那組織的招生廣告問你們想不想香港亂？問得好，中還未佔，已有人有組織有策略性地博亂了，你們越怕亂，就越快哭不出聲，被打成啞巴了。

廣告二問：你們想不想自己經濟受損害？你們該有的收入，遠在今年三月佔中建議出台前，恐怕已被剝削得見骨了吧，除非是在目前環境制度下的既得利益者，才另作別論。

廣告三問：你們想不想家庭家人受影響？問得更好，贊不贊成、有沒有佔中事小，沒有公平的選擇權力，出了一個渾水摸魚的普選機制，梁振英換成何振英梁振聰，何止家人受影響，家人及其家人以及港人下一代，怕要萬劫不復了。

沈默的一群，你們真心認為目前政治的亂局，你們最看重的經濟民生，種種不合理的狀況是佔中計劃搞出來的？是爭取普選惹出來的？這是倒果為因好不好？明不明？

那個廣告，說你們是敢怒不敢言的一群，那，請問令你們最憤怒的是什麼，又是什麼環境什麼人嚇得你們敢怒不敢言？罵佔中的聲音勢兇夾狼，浩浩蕩蕩，有字頭的無字頭的，有何不敢？不在沈默中爆發就在沈默中死亡，啊，你們怕爆發這等激烈的字眼，沒事，所謂出聲，也不一定要粗暴，不一定要在討論區跟人吵架，只要不再忌諱政治，在飯桌上在床上講句人話，人影響人就助人自助了。

招生廣告還有太多說得太好的：「為何少數人可支配香港，令我門受傷害」「我們的恐懼，變成我們的動力」「香港和香港人，是時候出聲了，這是我們最後的機會！」

沈默的大多數，你們就開句聲吧！  

陳健民 - 尊重歷史 面對現實——與周融談誰在擲石頭？

2013年8月16日

【明報專訊】繼愛港力、愛港之聲等反佔中團體之後，周融先生牽頭組織了「幫港出聲」，於本月13日在11份報章以全版彩色廣告指摘佔中是「小數人的不滿」損害港人利益，猶如向中環的玻璃窗擲石頭。周先生更於翌日在本報發表一篇〈甘地，馬丁路德金，佔中理念和「抽水」王〉文章，指摘佔中三子歪曲事實來合理化犯罪行為，是世上超級無敵抽水王。

沒佔領首都 亦無帶來公眾不便？

我們明白到「非暴力公民抗命」對港人來說是一個陌生概念，所以預期有許多誤解和反對。我們要在一年前宣布這個計劃，便是希望透過對話以至辯論，讓港人明白普選的迫切性和為何要採取這種抗命手段。以周融先生一貫的立場和思維，領軍反對佔中是預料中事，只是希望大家辯論時能擺事實、講道理。

讀「抽水王」一文，如果不諳史實，會以為甘地便是採採鹽、織織布，馬丁路德金靠辦一場大型集會，便能爭取到印度獨立和美國黑人的權利。既沒佔領首都、亦無帶來公眾不便。但稍為理解公民抗命歷史的人都知道，他們推動的不服從運動，因為挑戰當時的法律和既有秩序，結果鋃鐺入獄、慘遭虐打甚至奉上生命。

甘地被不經審判送入監獄

「抽水王」文中談到的採鹽長征，其實並非像周融形容般的DIY玩意。甘地是要藉着對抗生活小事上的不義，令群眾領悟自己龐大的力量，有權取回原本屬於自己的事物。他帶領數以千計民眾行走400 公里到海邊取鹽而拒絕交稅予政府，結果被政府不經審判送入監獄。詩人奈都夫人則率領2500名支持者，以最整齊的隊形步向達拉沙納製鹽廠，要求採鹽的權利。如果周融當時在場，他會說：「冤有頭、債有主，你們應該操向政府總部，為什麼要阻着鹽廠開工？」當然印度民眾是不會理睬周融的。他們不惜以身試法向鹽廠推進，警察使用棍棒猛烈攻擊，示威者卻毫不逃避，任由警察打到頭破血流。事件迅速被國內外千多家媒體報道，引起公憤，逼令政府與甘地展開談判。

馬丁路德金在華盛頓集會上喊出「我有一個夢想」前，經歷幾多折磨和唾罵。當時美國南部實行種族隔離政策，一個黑人女士因拒絕在巴士讓位予一位白人男士而被捕。馬丁路德金便發起一場杯葛巴士運動，呼籲黑人徒步上下班，對抗二等公民的待遇。這個運動持續380多天，巴士公司瀕臨破產，連巴士司機（有黑人和白人）的生計都受到影響。政府以至教會內都有人指摘馬丁路德金破壞經濟，製造衝突。更有人寫信給他說：上帝既造黑人和白人，就表示上帝贊成種族不平等！

馬丁路德金的杯葛巴士運動

由於杯葛行動被視為觸犯當地法律，馬丁路德金被捕下獄。但為了實踐人人平等的精神，他在伯明翰繼續組織一連串「佔領行動」，前前後後被捕29次。公民抗命的確造成短暫的經濟和社會波動，是否值得承受這個代價端視乎社會的價值觀。馬丁路德金說：「在這裏從來沒有真正的和諧。有的只是一種建基於壓抑黑人的表面秩序。真正的和諧不單是沒有矛盾衝突，而是要讓公義彰顯。」他慨嘆在爭取平權的路上最大的對手不是三K黨之流，而是那些緊抱表面秩序的中產階級。他們總是說：我同意你的目標但不同意你的手段。但事實上，他們沒有做任何事情去追尋種族平等而只在反對公民抗命。

50年後的今天，我們會覺得種族隔離政策是匪夷所思。但今天香港的選舉制度何嘗不是違反公義？同是香港人，我們被分為有權在小圈子選舉中投票的「一等公民」和絕大多數被排斥在外的「二等公民」。在選舉法面前我們是人人平等嗎？這種不平等的制度不單令民眾難於監管政府，亦令人們不願意支持政府的施政。有識之士都知道如果2017年沒有真普選，政改方案沒法在立法會通過，現在的選舉制度原地踏步，政府無可能管治下去。

香港已站在政治懸崖邊上。假如這次政改失敗，社會矛盾會急劇惡化、更多中產人士會考慮移民。和平佔中是要為困境尋出路，我們將透過商討和公民投票提出政改方案。在中央政府拒絕兌現普選承諾時才會進行佔中，而且是非暴力、不拒捕、不抗辯。我們是要向全社會發出警報，並呼喚每一個公民反思能為香港民主付出什麼。和平佔中可能為市民帶來短暫的不便，這種不便是否值得，在乎大家心中是否只有「中環價值」。我們相信把假普選說成真普選，指鹿為馬，是非不分，那才是打破核心價值的第一扇窗，亦是一個城市沉淪的開始！

作者是和平佔中倡議人 

呂大樂 - 在香港，公投可能是最有效的「維穩」

2013年8月16日

【明報專訊】我完全可以想像，很多讀者會對本文的結論，嗤之以鼻。要破解當前香港社會的困局，又怎可能依靠一種較「佔領中環」更要「非常」的手段呢？而就算有此可能，北京又豈會接受？

但請讓我解釋。

香港是一處很有趣的地方，它的「政治社會」（尤其是媒體所呈現出來的「政治社會」）跟一般市民的日常生活，並不一致。直接的說，在政治領域裏——無論是制度內或制度外——場面十分熱鬧，爭議不絕，而且壁壘分明，各持己見，各不相讓。但在日常生活之中，情况又並非如此。這並不是說市民對特區施政大致上感到滿意，事實上剛好相反，他們不會積極支持梁振英政府，但同時也不覺只要是站在政府對立面的，都一定正確。這一類意見並未有在政治社會裏找到代言人。

究竟如何理解在日常生活狀態之中的香港市民，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但偏偏就是沒有太多人對它感到興趣。

那是一種什麼形態的撕裂

舉一個例：近期「香港社會已出現撕裂的狀態」、「這樣做會撕裂香港」、「撕裂社會」、「社會撕裂」之類的字句，每日見諸新聞報道，各界市民（由著名的時事評論員到打電話到電台發表意見的聽眾）人人琅琅上口，但卻很少人嘗試描寫或解釋，那是一種什麼形態的撕裂：是各佔5至10%代表性的左右兩端愈演愈激動？是市民之間意見分歧，難以產生所謂的共識？是（政府的及文化規範意義上的）權威衰落，以至舊有秩序、處事方式、言論，以至價值觀出現明顯的轉變？還是情况已經嚴重到一種狀態，在日常生活之中，人人都需要表達出自己的政治立場、主張，排斥異己？所謂的撕裂，是處於兩端的社會人士各執一詞，要鬥個你死我活？還是整個社會已分裂為兩塊，非左即右，再沒有中間、「不知道」、「無意見」、「對各種意見均不贊同」、中立、未有態度呢？

對於「社會撕裂」（如果這確實是目前最適合用來形容香港社會的字句），談論的很多，但卻好像沒有人能通過研究及客觀分析，充分掌握當前社會的狀態。我可以想像，梁振英政府領導層會覺得社會趨向撕裂；當他們的社會支持愈來愈薄弱，而支持者的背景與取向亦開始「歸邊」的時候，一眾政治領導覺得社會走向撕裂，作為個人在心理上的自衛，這可以理解。至於有社會人士以正道自居，認為邪說橫行，以為這就是社會撕裂，也不難理解；既然已將自己定為中心，周邊的人很容易就成為「異己」，是非的對立就更加明顯，同時也就會傾向於將社會看待為處於撕裂的狀態。又或者有很多對特區政府提出尖銳批評的社會人士，慣性地在總結發言時，隨便的一句「社會撕裂」，以加強其批評的語氣，這是常見的技巧，在舌劍唇槍的過程中，使用於打擊對手之上，這也是可以明白的。但以上的例子，是感受多於有實證基礎的分析與判斷。他們拋出「社會撕裂」一詞（有時是對社會狀態的描述，有時是對人的指摘，批評別人的言論或做法會產生分化的效果）的時候，大多沒有想清楚其深層的含義。一時之間，「社會撕裂」橫飛，那又的確有助於形成一種社會氣氛，令大家都覺得這個社會嚴重分化，各走極端。

問題是：以「社會撕裂」來理解目前香港社會的狀態，並沿着這個思路來分析問題，並進一步提出解決問題的方法，會幫助我們對準焦點和對症下藥嗎？

社會未真正處於撕裂狀態

坦白說，我手上也沒有任何系統的調查數據或深入的研究資料，來準確判斷究竟現時香港社會正處於一個怎樣的狀態。但我敢肯定的是，在作出香港社會出現了一種撕裂狀態的結論之前，我們應先思考一下，這個社會存在什麼張力、裂縫？（如果真的出現社會撕裂）是一種什麼形態的撕裂？而憑我的觀察，現時的所謂撕裂，並不是在某一種矛盾（如中港矛盾）或某一個議題（如政制改革）之上，出現一種只有贊成或者反對的處境，並且令個人在這些問題上的立場，轉化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人人都需要在平日的生活中表態。我個人認為，若從一個社會整體的高度來看，香港社會還未真真正正的處於一種撕裂的狀態。無可否認，現在不少市民容易表現激動，在某些議題上有十分堅定的立場，沒有妥協的空間。與此同時，在他們的對面，也出現了另一群激動分子。兩個陣營互向對方宣戰，火爆場面時有發生。但當我們不為那些火爆的鏡頭分散注意力時，冷靜的想一下：那兩個陣營代表市民中的大多數嗎？事實上，屬於那兩個陣營的社會人士，也絕不會甘心隨波逐流，做那面目模糊的大多數的一分子。他們要比整個社會跑得更前，喚醒沉睡的群眾。所以，對那處於兩端的活躍分子而言，他們也無意去代表大眾。

擠在社會中間的大眾，當然會因為他們的階級、性別等社會背景因素，而令他們在一些切身的利益上，有不一致的看法。但經過了16年特區管治，他們受外在環境的衝擊，漸生兩點相近的看法。一是疏離於特區政府。他們不一定對政府的政策特別不滿，但也不會是積極的支持者。特區政府很希望爭取這一群市民的支持，可是一直未有成功。二是覺得「政治社會」令人煩厭。自九七回歸以來，時有調查顯示，市民對特區政府和立法會議員的評分同步下跌，所反映出來的就是這種感覺。而對於社會兩端的激動分子，他們不但敬而遠之，而且深感不安。

中間的大眾
不會提出太多要求的一群

以上這一批中間的大眾，其實是不會提出太多要求的一群——他們從沒有想過要翻天覆地的大變，只是覺得政府應體察民情，要做好最基本的；他們對內地很多人和事，以至做事作風，都很有意見，可是他們從未想過（也沒有準備）跟北京玩一次「沙蟹」；他們對民主有期望，但底線相當鬆動，沒有非此不可的要求。直接的說，只要特區政府及外界各方力量不諸多騷擾，他們不會多管閒事。

很多政黨都在選舉過程中打過這批中間大眾的主意，但卻從沒有一個真正成為了他們在「政治社會」的代言人。這裏原因頗為複雜，其中一點是「政治社會」的運作自有一套邏輯，令政黨不會將中間大眾的意見反映出來。對泛民政黨而言，中間大眾在政治問題上太容易妥協，若以代表他們的訴求為己任，肯定會被批評為對民主缺乏堅持。對親建制政黨而言，則中間大眾又不是對民主沒有期望，要討好他們的話又恐防會觸及北京的底線，於是又不會爭取為他們代言。所以，在香港的「政治社會」沒有中間大眾的聲音。

這是目前香港政局中最弔詭的地方。一方面，社會上存在一大批願意見到中間選擇的大眾，但他們的聲音與訴求，基本上沒有機會影響「政治社會」的討論。另一方面，「政治社會」的激烈辯論各走極端，各自以動員的方式來壯大政治力量，沒打算將社會上不同的取向和要求都納入其中。爭取民主的陣營基本上已演化為一場道德運動，以追求政治純潔性為最高目標，難容中間落墨的空間。而嘗試抗衡民主陣營的廣義建制派，則一早鎖定以「反佔中」作為目標，集中搞針對性的行動，而不是真正面向廣大市民，爭取一個港人會認同的改革方案。在這樣的政治舞台上，兩大陣營（因為都以為已知道應該提出什麼政治要求）各自按其原來自己手上的劇本演下去，而不是回到社會裏發現市民的要求。

而更弔詭的是，「政治社會」裏的兩大陣營無論各自得出任何結論，既不能說服對方，同時亦不可能被視為社會的共識。它們雙方過分集中在抗衡對方的主張，而忘記了最基本的一點——這是由香港人來決定的政治發展，市民大眾的想法比任何東西都來得重要。

來一次嚴肅的全民公投吧！

我要提出的是：來一次嚴肅的全民公投吧！以公投的形式來決定香港的政制發展！

我清楚知道，對很多人來說，這樣的建議基本上犯禁，萬萬不可。但我的考慮建基於兩點之上。首先，現時香港社會無法處理分歧，原因在於現存的政治程序本身經常受到質疑與挑戰（由功能組別的存在到特首的小圈子選舉），無法在制度之內達成一個大家都要接受的結果。而在特區政府的權威已低無可低的情况下，平常制度內解決問題的能力，差不多已消失得八八九九。再期望梁振英政府可以什麼重建社會共識，基本上是浪費時間（而他本人大概也知道營造共識無望，近期也開始改變策略，以反擊、動員為手段了）。現在，我們的政治系統最為明顯的問題在於所有爭拗都是翻來覆去，沒完沒了。用全民公投這種「非常」程序的目的，也不在於重建共識；任何人提出這樣承諾的，都是虛偽和對現實缺乏認識。公投不會消除分歧，也不會令市民忽然相互了解，但它是一次難以挑戰其權威性的決策過程，無論結果如何，正反雙方都要接受市民的決定，暫時停戰。當然，其他國家的經驗告訴我們，公投也不是一了百了。但它的好處是能夠將爭論叫停，令市民在一段相當長的時間內（無論如何不情願）接受一個決定。

第二、以香港目前的政治環境，是兩端主導了整個討論，令介乎中間的不同可能性，連要列入議程，成為考慮之列都有困難。全民公投作為一個大民主的程序，至少要提供不同的選擇，令中間的意見可以現身於我們的「政治社會」。雖然在推動公投的過程，必然會出現一次大動員，但到最終個人參與的時候，卻只是一種低成本和低風險的、簡單得只需要去投票的政治參與形式。對很多中間大眾而言，他們既沒有想過灑熱血，也不打算付出這樣的代價。他們期望中間的意見受到重視，但不會認同某些政治動員式的發聲運動。如上文提到，他們覺得「政治社會」的環境與氣氛日趨煩厭，絕不想捲入其中，參與指罵。一種低成本和低風險的政治參與才合他們的口胃。所以，同樣是很弔詭的，是在一次「非常」的大民主過程，我們才最有機會見到平日不怎麼樣的中間大眾，以一人一票的方式出來「維穩」。

釋放中間大眾的能量
平衡亢奮的兩端

筆走至此，北京一定會覺得上述建議有一種「搞局」的意圖，公投大門一經打開，將來還得了？建制派可能會覺得這裏一定有些什麼潛台詞，既然北京不會接受，也就沒有必要認真對待。至於激動的運動派，這可能會被視為轉移視線的誘敵陷阱，還是繼續運動好了。以上三大勢力若有此反應，乃合情合理，也是預算之內。本文的目的，旨在呈現出現時香港社會一種頗為奇怪的狀態——激動的兩端完全沉醉於你一言我一語的抗衡活動之中，其亢奮之情令大家都忽略了主流、大眾。要將中間的大眾引入「政治社會」，不可能靠另一個新的運動或大規模動員。反之，以「非常」手段，擴大制度化的民主，才可以釋放中間大眾的能量，平衡亢奮的兩端。

在香港，公投可能是最有效的「維穩」機制。

http://www.facebook.com/synergynet.hk
作者是香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新力量網絡主席

林夕 - 幫港滅聲，正！

香港蘋果日報    2013年8月16日

周融又再站起來來來來來……來幫幫香港沈默大多數出聲。

一出聲即為正邪定分界，佔中是邪，他們「幫港出聲」之聲是正，正正為梁特搞敵我矛盾分化幫上大忙。

正邪的確不易辨識，動不動以正邪對立來看人看事，只不過是幫港發出另一把噪音，只因沈默大多數多數懶得分辨正邪，一遇上喧鬧吵雜聲，超越了自己理解能力的，即時繼續搵食去。

神鬼如何兩不分？周正人這邊廂在商台節目與戴耀廷同場討論佔中，掌心輕拍戴生肩膀，口口聲聲笑說戴教授是個君子，所謂邪只是指佔中。但翌日在明報即見其大文，大力抨擊佔中三子是抽水之王。以作業時序看，周正人擺出對事不對人姿態，褒人家是君子一名的時候，其實早已寫好罵人家是抽甘地水的小人的文章，其實拍人背脊之手，正暗藏匕首，正！

戴君子誠邀你們正派人士一起幫幫香港爭取普選，縱然道不同，也可以相為謀，互相切磋研究，各自發聲；周正人又忽然一縮，表示幫港出聲不是論政團體，只是，只是什麼呢？只是為反佔中而出聲？其他能幫上香港忙的，抱歉，這個忙就不打算幫了？雖有學者沈默者為香港好者助陣，也有錢到即時買下11份報章廣告，如此財力人力就用在反對爭取公平普選機制的「一小撮」人？正！

誰為抽水分正邪？周正人指戴君子抽錯水，自己又何嘗少抽？抽了破窗理論及公民抗命先驅的水，把是非混亂的能力確比其他字頭高，不過，沈默的大多數，毋須翻書勞神，無礙搵食，只要沈默地上網一搜，歷史真相即時現形，沒大眾想像中那麼高深。

為免同樣落入非友即敵二元對立、挖苦發洩的下乘，在此懇請真有心幫港出聲的，動機單純的學者及被人代表你發聲的沈默者，既然那麼用力反佔中，為港好，又正氣，何不多一多嘴，像佔中運動般舉辦商討日之類合法發聲活動，提出其他爭取真普選的有效方法？正正得正，豈非更正？不過，別告訴我們，只要消滅佔中於萌芽階段，安守本分變成苟安，就能有好事從北而降。反對佔中可以很無邪，但如果讓林行止說中，幫港出聲只是低層次打手的話，你們只是幫港滅聲的幫兇而已。

陳文敏 - 實事求是

明報   2013年8月14日

日前一批自稱港大法律課程學生家長向大學發出匿名公開信件，指摘佔中發起人戴耀廷花大量時間在佔中行動，質疑他無法履行副教授的職務。對有關質疑，港大及戴耀廷均已公開回應。自己因為身處外地，故未有另外回應。

大學教員主要有三方面的職務：教學、研究和行政。大學是知識的寶庫，學者將所長貢獻社會是理所當然的。因此，大學一向鼓勵學者積極參與社會事務，由出任行政會議成員、立法會成員，以至出任林林總總的公職和義務工作等，這些工作均是同事們額外承擔的義務，亦佔去同事們大量時間。今天的學者不應只是躲在象牙塔內埋首研究的學人，同事們義不容辭地參與社會事務，這是港大的承擔，也是港大人和家長們可引以為傲的地方。

學者所承擔的義務工作，有些可能較受社會認同，有些可能是較具爭議的，但作為一個崇尚學術自由的機構，港大不會因這些義務工作的性質而責難同事，這亦正是大學可貴的地方。

至於教學和研究的工作，戴耀廷自己已作交代，港大每年均會評核同事的表現，戴耀廷的教學表現一向名列前茅，今年更開了新的選修科。研究方面，除了得到教資會的研究基金外（GRF Grant），他今年的著作量甚豐，單是與佔中有關的學術文章已有不少。佔中本身其實就是一個極具價值的研究課題，這類行動在不少經歷過渡公義（transitional justice）的地區亦曾出現，公民抗命本身更是一個長期被研究的法學與政治學課題。

戴耀廷當日向我提出借用港大場地時，我考慮到借場地的目的是在討論一個公眾關注的議題，這符合大學的使命。由於這並非大學的活動，並考慮到日後必有人質疑，故我亦按例由大學收取慣常租用場地的費用。

我感謝家長對大學教職員表現的關心，亦希望這以匿名公開信形式表達的關心並非出自他們對佔中行動的看法。佔中行動是一個具爭議的行動，不同人對這行動有不同看法是完全可以理解，但或許我們應就此行動作討論，而非以轉彎抹角的方式來處理這嚴肅的問題。

李怡 - 為甚麼香港搞成這樣？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3年8月14日

在友人的面書上，看到這樣一段話：「朋友問：為甚麼香港搞成這樣？我反問他：你有沒有說過下面這些話：認真就輸了。/搞這麼多東西做甚麼？/搞甚麼都沒用啦，阿爺話點咪點囉。/做人最緊要是簡簡單單開開心心就好啦。/人家（警察）也是打份工，不要難為人啦。/這麼不喜歡香港那就移民吧。/政治我不熟，我最討厭政治了。/投票？關我甚麼事？/你講的東西那麼深，我不明白喔。/與你無關的事，就不要理這麼多。」

相信我們一定在周圍聽過其中幾句類似的話。

這幾天，報上不斷有痛罵梁振英的聲音。8.11他藉一個小學老師在校外一句不算粗話的粗話罵警員，就無限上綱到與維持警方尊嚴和權威的層次；又要教育局就這樁小事向他提交報告；他抨擊媒體如實報道「林奮強辭職」是「反智」；他提出向廉署舉報權貴貪腐要道歉。民主派開記者會譴責梁振英，網上留言一片呼應。我們在有關報道和評論中得到同聲同氣的滿足。我們不錯是站在正義一方，但我們實際上只是相互加強彼此已有的觀念，而在關心時事、關心香港之外，有更多說些類似文前那堆話的人。他們可能只看電視新聞，又或是連新聞都不看。

電視新聞怎麼報道？8.4旺角街頭，報道是「支持警方和反對警方」的群眾匯集引起衝突；8.11天水圍的爭鬥，就是「支持梁振英和反對梁振英」的兩派爭鬥。而報道內容，就是兩方都報道。但事實上，8.4街頭，是由親共團體發起對一個小學老師的大批判，而激起正義市民去為這位老師撐持，支持老師的市民並不是「反對警方」而只是支持林老師對警員執法「公安化」的仗義執言。多數只看電視新聞的市民，不會了解甚至不想了解這麼複雜的事，他們自然認為應該支持警方維持社會秩序囉。至於8.11梁振英做騷，哪裏有支持梁振英的市民自動聚集呢？若真是有心撐梁振英、撐政府，何必像劫匪似的戴口罩？怎麼會是金毛漢講粗口罵警搞事打人？這些黑背景人士，顯然就是受命來對付反梁示威者的。但多數只看電視新聞的市民，就會認為是撐梁和反梁的兩批人對抗了。

梁振英在8.11措辭強硬的講話，可視為香港管治本質的改變。他所昭示的「黑社會主義」的管治：警隊不是幫助市民而是要與市民的自由表達為敵；廉署不是要鼓勵和保護舉報貪污，而是要懲罰那些證據不足的舉報者；老師不是要以身作則向學生展示見義勇為精神，而是要明哲保身；政府不是讓各個專業團體去管從業者的專業操守，而是由政府越俎代庖去干預；政府的支持不是靠市民自己去體現去表達，而是靠組織一批黑社團去製造假象。這不是我們熟悉的香港了。

689為甚麼這麼做？他很可能是「發窮惡」，因為最新的民調，顯示他的民望淨值再創新低，已達負31個百分比，而他的難兄難弟陳茂波更跌至負45個百分比，成為港大自有民調以來，民望最低的司局長民望淨值。

他也可能是做給北京看，以迎合北京對香港當務之急的反佔中政策，宣示他早前的「佔中不可能和平」論，表明他會強硬對付佔中，他要拉攏警方合作對付佔中，他會一如唐英年所揭發他說過的話，會出動防暴隊對付佔中。他要向中央表示，沒有人可以像他那麼強硬，所以不要啟動B計劃吧。

毀掉香港的核心價值，讓中共權貴可以隨心所欲在香港洗錢、犯罪，和以香港為跳板僭逃，可能是689的重任，因此他說他不會「自滿」。珍惜香港固有價值的人，該怎麼辦？只有抗爭，而且不要滿足於同自己「啱嘴形」的人同氣相求，呼喚你的周遭朋友，像劉警司說的：「我從來唔搞政治，但今日唔出嚟唔得啦。」但當然不是他的政治。

友人在面書上還引用了Beyond的歌《不可一世》：

「今天的他呼風可改雨不可一世太囂張/乜哥乜哥 多麼的討厭 We don't need you anymore! Go to hell ! /誰願壓抑心中怒憤衝動/咒罵這虛與偽與假/ 從沒信要屈膝面對生命 / 讓我放聲瘋狂叫嚷」。

香港搞成這樣，雖有罪魁禍首，我們每個人也有責任，不是總有聲音說要給他時間嗎？不是現在還有人搞組織不講是非、不談理念只要「為港（梁）出聲」嗎？689太囂張了，挺他的乜哥乜哥多麼的討厭。真的，「今日唔出嚟唔得啦」。

古德明 - Fuck字說

古德明 - Fuck字說（上）
香港蘋果日報   2013年8月7日

問：香港一位教師向香港公安說What the fuck，遭全港中共鷹犬圍攻。那fuck字在英語國家，真是語言大忌嗎？

答：Fuck者，「肏」也。《紅樓夢》第十二回鳳姐的替身說「瑞大叔要肏我」，即英文Uncle Jui wants to fuck me。《紅樓夢》十八世紀寫成，雖曾被詆為「淫書」，卻是歷代流傳，禁也無從禁。

當年英國社會比中國假正經得多，維多利亞女王在位期間（1837-1901）尤其如此，以至英文今天還有Victorian prudery（維多利亞女王時代的假正經）這說法。Fuck字要到二十世紀初，才登英國文學之堂：著名小說家勞倫斯Lady Chatterley's Lover一書，破禁使用這個字，例如第十四回：That was what I wanted: a woman who wanted me to fuck her（我要的，正是個想給我肏的女人）。這本小說一出，朝野爭相抨擊，馬上成為禁書。

一九六○年，Lady Chatterley's Lover終於獲得解禁，不過，維多利亞女王時代的假正經遺風尚在。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三日，作家泰南（Kenneth Tynan）上英國廣播公司（BBC）電視節目說：I doubt if there are any rational people to whom the word "fuck" would be particularly diabolical, revolting or totally forbidden（我想，有理性者，都不會認為fuck字特別可鄙可厭，完全不可使用）。這是fuck字第一次在英國廣播節目之中出現，朝野震動，最後電視臺不得不向公眾道歉。英國國會還動議譴責，支持的議員達一百三十多人。

古德明 - Fuck字說（下）
香港蘋果日報   2013年8月8日

問：Fuck字在英語國家，是語言大忌嗎？

答：今天，fuck字在英語國家，已不是語言大忌，電臺、電影、報刊等，都常見使用。當然，有些報刊編輯仍然有顧忌，會用f××k、f×××、the f-word等取代清楚寫出的fuck。

英語國家朝野今天對fuck字的態度，可以見於一首小詩。一九七一年，英國詩人拉金（Philip Larkin）發表了一首《詩曰》（This Be the Verse），全詩不過三段，每段不過四行，而且押韻，容易成誦，不久就膾炙人口。這首詩第一句卽用fuck字：They fuck you up, your mum and dad. / They may not mean to, but they do. / They fill you with the faults they had / And add some extra, just for you（是你父母，把你弄得一團糟。他們未必有心如此，卻是如此做了。他們把自己的闕失，一股腦兒傳給你，還特別給你額外傳授）。這首教人不要生兒育女的小詩，一九九五年獲英國廣播公司Bookworm（書癡）節目觀眾推舉為The Nation's Top 100 Poems（全國一百首最優秀詩篇）之一。二零零九年，英國上訴法庭法官瓦爾（Lord Justice Wall）斥責一對離婚夫婦爭奪孩子撫養權的行為，更在法庭上引用They fuck you up那四句詩。 

當然，fuck畢竟是個所謂髒字，不宜隨便使用。但看見執法者為虎作倀，憤然問一句What the fuck are you doing?（他媽的，你在幹什麼？）文明社會絕對不會視為罪狀。今天，全港中共鷹犬為這樣一句話批鬥一位教師，文明和野蠻的分別，於此可見。

塵翎 - 舞舞舞吧

明報   2013年8月11日

電影《狂舞派》好看。朋友陳志華看罷反應史前激烈，牽頭在電影院辦集體觀影活動。本來影評人寫評論就好，用不着親自「下海」谷票房，搞不好還影響了評論的獨立而帶來反效果。

但我能理解陳志華的苦衷，在這樣的市場環境裡，一部好電影可能還沒有機會綻放就湮沒，結果電影院裡只剩下一些大（爛）片。因為懂得，所以焦急。冷門的題材，如果缺乏觀眾的支持，就只有更冷門的命運。

香港巴塞爾藝術展期間，伊朗導演阿巴斯來港出席幾場座談。不少影迷與電影系學生去看他，有一場在藝術中心的交流，快要結束的時候，有年輕人問阿巴斯對電影的看法，阿巴斯反高潮地回答：如果有一樣事情是必須動用大量資源及財力才能做的，你都應該要去懷疑它。說完這句，阿巴斯就離開了。

我不知道那位有志獻身電影業的學生怎麼想的，但我覺得阿巴斯這番話無疑是摑了現代電影工業一巴掌，那巴掌令每個熱愛電影、仰慕影像的人，都臉龐發熱，無言以對。

是的，電影是一項昂貴的事情。一部電影最終被拍成，就算如何低成本也是一筆不小的資本，還有各種無法單純以金錢衡量的開銷。阿巴斯指出的，不僅是人所共知的來自政權、政治的束縛，還有更多的其他，而後者的邪惡，往往淹沒在光影聲色的繁華與喧鬧裡。

所以每一部真誠、用心的好電影，都是走了一段很長的路，才能來到電影院。《狂舞派》裡一句：「為了跳舞你可以去到幾盡？」這為了╳╳，可以置換成任何事物。前提是，那是真心喜歡、相信的。若有人為此去到好盡，我們是沒法別過臉的。

小思 - 華姐清湯腩

明報   2013年8月11日

不少人提及天后華姐牛腩。我是個忠實食客，卻沒寫過，最近總想寫寫。剛讀到程思華的《港女講食》，一篇論華姐牛腩，大抵作者果然是個愛港有情食家，文中詳述華姐作品的特點：牛腩是「腍、鬆、軟、滑、半肥瘦」，蘿蔔是「清、甜、鮮、腍、軟、香、熱，入口便融，嫩滑無渣」，湯是「熱、香、清、甜，牛骨味極濃」，以驚喜來形容初嘗心緒。我不禁下定決心執筆成文了。

我不必講食物了，單講華姐。一位平常老人家，最初幾年，繁忙時分她還親自落單、收拾、抹枱。近幾年多常坐在店裏，支着頭跟熟客閒話幾句。有一次，我要了碗牛腩河，河粉照常滑，湯照常鮮甜，可是牛腩卻失常的韌。我不是個慣投訴的人，只好用筷子把牛腩放在嘴上拉扯一番。華姐正坐在對面，看不過眼問道：「做乜嘢？」我說好韌。沒想過她二話不說，拿雙筷子從我碗中挾了一件牛腩放進口裏吃，「係喎！」就立刻叫人換過一碗給我。還親自去查看鍋中牛腩，又與掌勺人討論了一陣。這就是華姐的態度。

最近一兩年，不見華姐在店。大概退休在家吧。只是伙計換了些，湯水沒那麼鮮，我忽然有些不好的感覺。曾有一次冒昧問像老闆的人：「華姐呢？幾好嗎？」那人沒答我。最近，皇后大道西正街附近開了間「華姐清湯腩」。據說華姐已去世，店是由她孫女開的。接受飲食雜誌訪問時，孫女說要繼承祖業。我想繼承牛腩、湯水製法重要，但更重要是繼承工作態度。

但願華姐後人能堅守。

蘇賡哲 - 林老師事件的台前幕後

溫哥華星島   2013年08月05日

    小學教師林慧思以粗口怒斥香港警察執法不公，引發連串政治風波。林老師當日所看到的是，青年關愛協會以大型橫額遮蔽某功法在 西洋菜南街行人專用區的宣傳站，而警方對此橫蠻做法無所作為，因而觸動林老師的義憤。林老師事後已為她的用辭道了歉，但左派團體及傳媒顯然覺得已經捕獲「戰機」，日來向林老師開動各種文革式抹黑攻勢，有非要將她趕上絕路，而又對敢於仗義執言的人起殺一儆百作用的用心。

    民主派這邊，強勢支持林老師的是被視為激進的熱血公民、香港優先、調理農務蘭花系等團體。日前在街頭和左派陣營爆發了嚴重對峙和衝突。這系列事件都發生在西洋菜南街行人專用區，正好就是我港寓樓下，因此我對事件有相當了解。

    西洋菜南街這段始自亞皆老街，止於登打士街的行人專用區，是九龍最熱鬧街段，逢周末常有政治團體設台開展活動。某功法長年在這裡擺設宣傳反迫害攤位，規模比他們在其他地方同類攤位大，原因可能是那裡路人稠密而又特多自由行「強國人」，某功法希望通過他們把信息帶回國內去。

    以前一個相當長時期，某功法在公共地方的宣傳活動一直沒有受干擾，我們最多只是聽說陳方安生去職，其中一個因素是她對某功法的立場和北京不一致。然而陳太本身並沒有相關表示。以我對中共的認識，在他們可以控制的地方，容許某功法長期在通衢大道打出「天滅中共」或法辦某某共黨頭人的大幅橫額，起初用意也許在哄人以一國兩制，言論自由，但頭人心中必定很不是滋味。對他們來說，取締此眼中刺的最佳方法，是不必動用政府機器，由親共民間團體出面，實行「民鬥民」，政府以「尊重民意」態度假扮中立，靜待收拾殘局良機。這其實已經是毛澤東的文革思維了。所以，要那些「土共」不以文革方式批鬥林老師是絕不可能的。

    近些年來，「民鬥民」策略有比較具進取性發展。這可能和土共地下黨逐步掌握了實權有關。數目日漸增多，以民間社團出現的親共團體如「愛港力」、「愛港之聲」、「青年關愛協會」等，沒有幹其它好事，紛紛赤裸裸充當強權打手，不純是中共單方面拉攏組織，也是某類港人賣身投靠的結果。一名團體頭子曾坦然表示，他就是希望以此為晉身之階。以他們在搞群眾活動，被記者拍得「派錢」場面來看，沒有人會懷疑其中的金錢利益。此外，這些人從來都是藉藉無名之輩，像曾鈺成這種「土共大老」是不可能去前綫當打手的，但只要一兩場「戰役」跳出來手舞足蹈一番、毫無知名度的人便可以「暴得大名」，成為全港聚焦的新聞人物。這種「名氣」你覺得臭，他以為香，價值顛倒，是香港前程的陰霾。

    青年關愛協會對某功法的圍攻，似乎有其程序編排。拔掉某功法在西洋菜南街的據點，相信算得上是他們的「核心工程」了。倘若講道理，他們應該在某功法攤位旁邊設攤傳達自己的理據，（即使他們從來談不上甚麼理據，只有貧乏的三兩個口號），這是一般香港人可以接受的模式。但他們粗暴地用更大橫幅將對方的宣傳品遮蔽起來，只有自己的自由而扼殺別人的表達自由，觸犯了香港人以為尚未消失的核心價值，我們應該慶幸還有林慧思老師這種血性猶存的人挺身而出，怒斥奸邪。

蘇賡哲文章見懷鄉書訊

什麼人訪問什麼人：台灣本土與民主的發展之路

星期日生活   2013年8月11日

【明報專訊】8月，台北，攝氏38度。台北正上演兩日三夜的大型音樂節野台開唱，一眾外國巨星級搖滾樂隊和台灣獨立樂隊濟濟一堂，樂迷如我們一早準備好朝聖。野台音樂節第二天卻遇上台灣25萬名「白衫軍」為一個在兵役中枉死的青年上街討回公道。就在凱特格蘭大道八月飛霜的早上，我們在南港，遇上了台灣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吳叡人博士。

近年不少香港人都眼紅台灣種種：美食、台妹、書店、流行音樂，眼見對岸立委毆打的「非理性」民主土壤，竟孕育出一場端正的雙英大戰（蔡英文和馬英九），還把我們這邊廂醜陋不堪的雙英大戰（梁振英和唐英年）完全比下去。我們羨慕台灣在中共的影響下還能保持一點點獨立性的同時，也必須理解台灣今天相對健康的發展是本土化和民主化雙軌並行的果實。反觀香港具政治意味身分認同才剛萌芽，卻遇上民主過程被北京嚴重窒礙，當香港民主化和本土化不能並肩而行，未來等待我們的到底是如台灣般穩定發展的民主體制，抑或是任由族群摩擦加劇的假民主？專研台灣民族主義的吳叡人隔岸看香港的本土主義，也跟我們一起遙想台灣本土和民主的發展脈絡對香港有何啟發。

為何香港「本土」沒帶來民主？

台灣和香港民主經驗的對比是我們苦思的問題。雖然兩地歷史軌迹迥異，但都經歷長時間殖民，同樣有着久遠的中華文化、得益於殖民主義引入的現代制度，亦受到崛起中的中國進逼和控制。但講起民主和本土，台灣似乎比較「幸運」，這裏的本土意識（作為台灣人）推動了1980年代民主化，而民主化倒過來又加速政治體制本土化，兩者相輔相成。但為什麼香港這邊不一樣？香港人一直說粵語，公務員制度高度本地化，本土文化、電影、音樂也從不失禮，也沒有多少人會抗拒自己是香港人的身分。香港理應很「本土」才是，但為何沒有帶來民主？

吳叡人指出台灣的「本土」並非新事，而是百年來地緣政治下一點一滴的產物。台灣島嶼長期位處不同殖民帝國的邊緣，受強權壓迫，從日本殖民時代到戰後國民黨政權一直如是，令「台灣人」漸成一股抵抗強權的力量。「1920年代日治下的台灣已出現民族主義，台灣人意識不是李登輝發明的，香港現在說的本土比台灣遲了幾十年。當然，那時的台灣人所指模糊，基本以漢人為主，霧社事件後才將原住民納入台灣人概念。台灣漢族因着各種因素，有的往東南亞發展，有的留在台灣產生本地認同，慢慢與原住民結合。」

台灣民族主義 源於自救

台灣這種本土，很早就是一種與中國割裂、以台灣為共同體的論述，吳叡人講述的這種情况，似乎跟香港的中國情懷有出入。「跟香港不一樣，台灣從來沒有發展出很強的中國民族主義。20世紀初，台灣的林獻堂與林幼春跟梁啟超見面，請祖國幫台灣脫離日本，梁說no way，你們自己搞。中國當時自顧不暇，日本也把台灣跟中國分得很開，台灣民族主義是在中國拋棄和日本殖民下為了自救產生的。1930年代台灣本土除了要求民主外，文化上還發展出文化本土主義，用台語創造文字、鄉土文學，受到日本人遏制。另一方面，日本推行皇民化政策的同時又沒有給予充分的公民權，間接造就了台灣人的認同。 」結果「台灣人」的概念雖然不清晰，卻衍生了一浪接一浪抵抗他者的身分運動。「第一波是1920年代，他者是日本；第二波是1950年代起反對中國的民族主義，一種對中國絕望，另一種反國民黨，選擇跟中共合作。後來到1970年代的黨外民主運動又是第三波的本土主義，這群人有意識地繼承以前的本土意識。為了對抗國民黨把日治時期的東西拿出來，一下子成了黃金時代，因為日治下台灣精英已經接觸到全世界，這跟香港一樣啊。好像二二八時，台灣有很多武裝隊伍唱日本軍歌拿日本旗，跟香港現在很像！」他說，民族形成一定要經過長時間的共同意識建構。「台灣人一開始也不知道什麼是台灣人」，建立命運共同體要一步步緩慢地走過來。

香港慢了幾十年

吳叡人的話，讓我們立刻聯想到香港眼底下的本土意識，其實很像台灣上世紀走過的路。不同的是香港慢了好多年。英殖民模式遠比日本和國民黨「聰明」，英國人實行「善治」，對本土文化盡量放手不管，例如不打壓粵語、以行政吸納政治減低管治成本等，相對自由地容許多元本土的生成。「有自由無民主」的體制下，本土沒有明顯的壓迫，也就產生不了悲情和明確的身分認同，結果香港人停留在模糊的文化認同，衍生不了明確的政治身分，即使60年代曾一度冒出港獨，也只是曇花一現。香港人身分走向政治化是相當新近的現象，這種身分認同是在一方面英國離開香港、另一方面中共以國族作為統治手段底下逼迫出來的，這些我們都可以在天星皇后保育、反高鐵、反國教等找到端倪。近年冒起的港獨、城邦自治、戀殖、甚至「港人港地」等，其實都可視為本土趨向政治化的反射。提出港獨不一定要獨立，它只是以此作為抗爭符號，藉此建構一種對抗中國的港人身分。有香港人高舉龍獅旗，吳叡人並不感到意外：「這種歷史意識非常重要，民族建構需要族譜。你要知道從哪裏來，才知道要往哪裏去。」如是理解，香港的本土運動，才剛剛起步。

香港一方面比台灣簡單，另一方面比台灣複雜。台灣久歷多國殖民，外省、本省、原住民關係盤結， 族群對抗更一度成為撕裂台灣的政治力量；香港有少數族裔、新移民問題，但主體還是多元華人社會，族群矛盾不如台灣嚴重。然而香港的困境是難以與中國全面切割，政治上難以抵禦中共在明在暗的控制，經濟上難以排拒紅色資本，情感上也難以做到「河水不犯井水」。因此在外來政權的威脅下，香港人難以達至民族自決。本土運動舉步艱難，我們不時疑惑關懷本土是否也包括中國內地的人權民主？有時甚至搞不清楚，究竟我們的命運共同體，是香港，抑或是整個中國大陸。

港人身分認同走向政治化才剛起步不久，跟大陸人的碰撞愈來愈多：自由行、奶粉、雙非、孕婦牀位、學位等無不影響日常生活，有些人厭惡大陸人只是正常不過的條件反射，問題是這種情緒將轉化成什麼行動和政治力量？有論者擔心吹捧本土、民族會帶來族群仇恨，走向民粹甚至法西斯，有違普世價值。但吳叡人認為，這種仇恨政治在台灣也曾出現，不過只是過渡階段，不必過分擔心，但民間要以普世價值監察本土主義，成為「進步本土」。更重要的，是依賴一個健全的民主政治制度規範躁動不安的民族情緒。

「所有民族主義必須面對一個問題：它跟自由主義的關係是什麼。Isaiah Berlin提出liberal nationalism，當兩者衝突時，是自由主義還是民族主義優先？對於進步民族主義者而言，兩者可以並存。」吳叡人聽說陳雲某些言論似有排外之嫌，把他的《香港城邦論》和《香港遺民論》讀了一遍。

這階段矯枉必須過正

「我認為陳雲提倡的只是過渡，這個階段矯枉必須過正，他故意這樣說。如果我沒有理解錯，他目前是香港優先，不是說人權不重要，事實上在政治哲學也有討論分配正義有沒有可能在全人類之間實現，還是只是特定範圍。英國政治哲學家David Miller支持公民民族主義，社會福利必須限制在一個有邊界的社群之內。我認為香港會慢慢形成一種混合主張，台灣現在就有了，我這一派自稱為進步本土主義，簡單而言就是以普世監察本土（universalism checks nativism）。我是獨派，但我認為台灣不能用民族主義蓋過一切，陳水扁就是這樣子，我們這一批人就出來叫他下台，於是我們被一批深綠的民進黨支持者稱為背叛民族主義，但對我們來說，這是台灣民族主義發展的一種辯證。台灣的經驗可以讓香港參考，以目前看起來香港民族主義已在發展了。人權和本土的討論開始，慢慢會形成進步和保守的本土。」

吳叡人認為台灣是正在形成的民族國家 ，而這過程不能複製19世紀民族國家「由上而下、以國家暴力抹除差異」的方法，必須由下而上，透過民主、自由、人權、多元、分配正義、公民社會創造政治正當性，從而鞏固台灣「共同體」。過程中「本土」扮演了重要角色，如80年代台灣民主化正是本土力量被納入政治體系的過程。吳叡人的「進步本土」正是要回應民族主義的同時具備進步和封閉的兩面性，如後期的民進黨偏離當年反對運動下的開放、進步，走向故步自封，「民族」被置於「民主」之前。因此他認為民族主義必須有民主的制約和轉化，才能避免走向歧路。「進步本土」是台灣地緣政治下的產物，也是唯一出路。

普世與本土 非水火不容

吳叡人口中的「進步本土」放諸香港，似乎對應了早前陳允中博士提出的「開放本土」，遂以區分他稱之為的「土著本土」，前者主張普世價值，後者強調本土利益。但若依照吳叡人的思路，普世和本土其實並非水火不容，香港要發展一套有道德承擔同時有現實面向的本土論述，當務之急是理順它們的關係，他說的「普世牽制本土」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切入點。舉例說，當我們談普世價值必定要保障自由民主，但不一定要追求無國界、無限度開放邊境的世界主義（cosmopolitanism），正如我們不需要以香港的有限資源，比如奶粉，分配給內地人。普世價值也切忌空談，單談普世並不能消解實實在在的仇恨情緒，必須透過政治制度體現出來。如果目前的族群矛盾源於資源分配問題（如奶粉、學位、孕婦牀位、單程證、雙非等），我們只有提出一套既符合普世價值（而非世界主義）又維護本土利益的政治經濟藍圖，才能和現時當權者和激進本土的論述競爭。另一方面，本土亦不可能只流於感性、空泛和仇恨的情緒，它必須依賴一套完整堅實的政治經濟論述，套用吳叡人的用詞就是世俗化。當中重要的一環，是認識（或建立）香港在地緣政治下的經濟優勢及抗爭本錢，並組成影子政府準備執政，藉此打破社運長期處於被動回應的狀態。當然，「本土」的建構過程複雜，內容從不確定。香港人是一個種族（ethnic）或是公民（civic）概念？是否包括居港7年的外傭？所謂本土利益是什麼？對於本土資源分配的意義有多大？這些都有待大家解答。

給一點時間 本土主義變主流

但有些事情卻不是我們能夠控制。如果我們意識到健康的民主體制對排解族群矛盾的重要，北京對香港民主的制約將會令香港未來更悲觀。吳叡人認為再給一點時間，本土主義在香港會變成主流。「如果中共在香港大量移民，就會把香港變成第二個巴勒斯坦，非常激烈。」其實這種大量移民已經在香港上演。「西藏跟新疆不是這樣子嗎？把漢人移到西藏就產生了族群衝突，原本並沒有這麼激烈的衝突。這是一種控制方式，把香港中國化，但這只會激起更激烈的香港本土主義。現在已經這麼多摩擦，不就是二二八前的狀况嗎？」

當香港人愈抗拒，北京加倍高壓，香港人就愈反彈。如果2017年我們得到的還是有篩選的假民主，族群矛盾將會愈演愈烈， 仇恨情緒一發不可收拾。雖說民主與否港人也許只能被動地等待北京大發慈悲，但至少港人能做的是全力上街爭取民主之餘，泛民、社運、本土派和公民社會必須能夠提出一套兼具道德和利益面向的政治經濟論述，黏合成有社會基礎的政治同盟，以抗衡北京分而治之的管治手段。

從吳叡人位於中研院的辦公室趕回野台開唱，剛好趕得及欣賞台灣獨立樂團Tizzy Bac的演出。他們毫不畏懼譴責馬政府在苗栗縣大埔的武力拆遷，高呼「今天拆大埔，明天拆政府」；野台開唱除了7個舞台樂團不停接力演出外，更有不少壓力團體擺檔宣傳。最後一晚我們欣賞台東布農族歌手巴奈的演出，禁不住淚流披面：她的歌聲流露出對土地的自豪和熱愛。跌跌撞撞過後，台灣的民主和本土並足而行，吳叡人說這種勇於表達，不再高呼「我討厭政治」的社會風氣，證明台灣的本土精神比想像中深厚。我們羨慕台灣政治相對正常化的今天，卻不忘馬政府施政荒謬有時跟689同出一轍。吳叡人提醒東亞面對的問題有相類似之處：整個中國沿海、日本和台灣都受核電威脅，亞洲公民社會既立足於本土，應當連結起來互相支援，才能真正體現以普世價值制衡本土主義的進步本土。

問

袁瑋熙

正在研究院修讀中國政治，喜歡台灣美食、台灣人和大陸樂隊「萬能青年旅店」。

何雪瑩

4個月內三訪台灣，喜歡台灣電視節目、流行音樂、獨立音樂和大陸樂隊「萬能青年旅店」。

答

吳叡人

台灣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於芝加哥大學修讀政治科學博士，專攻台灣民族主義，積極參與台灣社會運動。

文／圖 袁瑋熙 何雪瑩

編輯 葉雨舟

安裕周記：老兵不死

星期日生活   2013年8月11日

【明報專訊】《華盛頓郵報》以二十億港元脫手，這是難以相信的便宜，日日進出香港會美國會的本地大亨少說也有十個八個不必貸款就能買下，然而，這份報紙畢竟以低得不能再低的價錢易手了。這是傷春悲秋的一個星期：八月五日星期一報紙拍板賣給亞馬遜的貝索斯，八月九日是尼克遜下台三十九周年。一九七四年八月九日上午十一時三十五分，在水門事件傷痕纍纍的尼克遜寫了一行字的辭職信給國務卿基辛格：「國務卿先生，我謹此辭去美利堅合眾國總統職務。」

《華盛頓郵報》標題只有斗大的兩個字：Nixon Resigns（尼克遜辭職）。以一份中型報紙來說，這是了不起的一刻，《華盛頓郵報》兩個年輕記者伍德沃德（Bob Woodward）和伯恩斯坦（Carl Bernstein）從一樁入屋爆竊案查起，「鍥而不捨」用在這兩人身上比誰都合適。在沒有電腦互聯網的年月，兩人從國會圖書館上萬份借書單一直找到去白宮捐獻紀錄。尼克遜給逼急了，星夜以總統權力下令司法部長革除要他交出白宮錄音帶的檢察官科克斯，部長抗命辭職，老尼要副部長革除科克斯，副部長也當場辭職，美國司法史把這夜喚作「星期六晚大屠殺」（Saturday Night Massacre）。

自此美國傳媒打了個翻身仗。《紐約時報》六十年代白宮一通電話就把流亡分子反攻古巴消息扣住不發，大新聞經過說項變成淡而無味白開水；歐戰初期美國記者交不出新聞編輯叫他「來些謠聞」，這些都隨尼克遜下台隱入歷史。怎樣再痛恨美國的人都無法否認一張報紙把一國之首拉下馬的事實，哪怕這是「資產階級新聞觀」，或是「美國政治集團背後財閥分贓結果」。

嚴格來說《華盛頓郵報》只是地方報章，行銷範圍在首都華盛頓和周邊的馬里蘭州與西維珍尼亞州一帶，即俗稱大華府地區。這與全國有售的《紐約時報》和《華爾街日報》是兩碼事，與明擺着機場火車站人手一份《今日美國報》在銷售而言是不同檔次。如今《華盛頓郵報》日銷四十萬，最好景時也不過八十萬，比起《紐約時報》的一百萬以及《華爾街日報》的百多萬，《華盛頓郵報》只是零頭尾數。雖是這樣，《華盛頓郵報》畢竟佔主場之利，政治新聞特別擅長。其後華府來了《華盛頓時報》，一字之差謬以千里，前者是自由派而後者極為保守，眼光雪亮的讀者都能分辨出來。美國第一大報《紐約時報》識貨，知道華府新聞重要，更知道不能敗於《華盛頓郵報》，職級安排別出心裁，把駐華府辦事處主任升格為與總社總編輯同級。重賞之下必有勇夫，《紐約時報》才能勉強與《華盛頓郵報》逐漸拉近，不致全輸。

《華盛頓郵報》七十年代異軍突起，成為美國總統早餐桌上的必需品是因為水門事件，這就不能不提到當時該報發行人凱瑟琳格雷厄姆（Katherine Graham）。美國的報業多是家族經營，個別更是所謂報閥，例如赫斯特報系（Hearst）及《紐約時報》報系，都是《華盛頓郵報》那樣幾代傳下來。報系老闆或發行人都是大家族富二代，含着金鑰匙出生的一群，這些商業報人長袖善舞，生意做得蓬勃，過去一百年，便是這些傳統報系發揚光大荷包麥克麥克的一世紀。日常操作上，發行人有極大影響力，但往往這些影響力夾帶着的是政治影響力，這就形成極其複雜的權力三文治，發行人的影響力與報紙的獨立性如何融合，構成這份報紙能否取得讀者信任的關鍵。

發行人影響報章取向

《華盛頓郵報》一九六三年由凱瑟琳接手，當時其夫自殺身亡，凱瑟琳以新寡文君接下大業，起初完全不明報社工作運作，人人都不看好她的報業生涯。孰料凱瑟琳愈做愈好，變成《華盛頓郵報》精神支柱，她自己間中親自出馬出訪，十年之間由家庭主婦變成報業強人。這其中，今年九十二歲的六十年代《華盛頓郵報》總編輯布拉德利（Ben Bradlee）居功至偉。布拉德利出身記者，敏銳非凡，水門事件之初，他比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更早嗅到這裏頭有東西，於是直截了當問一個問題：「這票古巴佬和說西班牙語的傢伙，戴着面罩膠手套通話機，半夜兩點在民主黨總部被捕。他媽為什麼在那？他們在那幹嗎？」（You had a lot of Cuban or You had a lot of Cuban or Spanish-speaking guys in masks and rubber gloves, with walkie-talkies, arrested in the Democratic National Committee Headquarters at 2:00 in the morning. What the hell were they in there for? What were they doing?）總統下台的第一步，是由一句質疑開始。

凱瑟琳對時代潮流心有所感，知道美國即將進入二戰以來最大的轉折時刻，更大程度的新聞自由以及更多的民眾知情權年代即將改變世界，她全力支持編輯部。布拉德利對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的水門事件稿件每每親自過問，具體無遺字字斟酌。白宮對《華盛頓郵報》恨之入骨，卻始終無法找碴推倒這兩人的報道，這固然與線人「深喉」源源不絕爆料有關，但凱瑟琳以女性之身一力扛住白宮政治壓力，留下巨大空間給布拉德利的編採隊伍。老闆與部下如此緊密合作，相對於《紐約時報》發行人在古巴流亡分子軍事行動的獨家新聞中扣壓記者原稿，以「國家安全」為由把稿子改到在哪天發動軍事行動都含糊帶過，《華盛頓郵報》的大開一面可說是雲壤之別。

水門事件記者的失腳

不過，弔詭的是水門事件既是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的成名之作，卻又是伍德沃德走上另一條路的起點，這條路把伍德沃德在水門事件中的盛名葬送。水門事件後，伯恩斯坦轉行寫小說，伍德沃德留在《華盛頓郵報》，火速升為副總編輯。一九八一年，《華盛頓郵報》一篇關於「小童吸毒」的新聞獲得普立茲獎，旋即被揭發內容捏造。伍德沃德則轉向全力投入寫書，《華盛頓郵報》與他的關係其後變成讓他照舊擁有副總編輯職銜，可以使用報社資料室，也可在社內出入行走，條件是伍德沃德新書出版前，《華盛頓郵報》可以率先轉載至少兩大版內容。

伍德沃德善寫多產，人脈關係豐厚，每次出書都必會暢銷，漸漸，那個當年牛仔褲後袋插着記事簿的記者開始在日復一日與官僚打交道的交往中褪色，取而代之是成為政府消息發行商。作為當年搶着讀伍德沃德作品的海外讀者，我一直堅持認為足以折射伍德沃德最大的變化是二○○二年成書的Bush at War（《戰時布殊》）和兩年後的Plan of Attack（《攻擊大計》），伍德沃德變成對喬治布殊歌功頌德的「哥德派」，三十年前對權貴絕不手軟的記者脫殼成另類作家。我不知此兩書之後那三部書內容如何，也許很有意思；然而一次不忠百次不用，以曾是忠實《華盛頓郵報》讀者、至少讀過他倆合作的All the President's Men（《驚天大陰謀》）和The Final Days（《最後歲月》）親身經歷，很難在心理上接受斯人已變的現實。一個好記者退化為庸俗不堪的傳記作家，如果說《華盛頓郵報》轉手是代表一個大時代的結束，伍德沃德的變化亦恰如其份突顯大時代下記者的失腳。

美民感謝記者給美國重生

《華盛頓郵報》的轉手，是這份光榮報章的光榮時代終結。可是我始終心繫那些老兵不死的新聞記者。描寫水門案的電影All the President's Men當中一幕：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終於抓到水門事件重要證據，在布拉德利下班一刻在報社電梯間外要他看稿子。布拉德利看了之後說了一句「去吧」，然後轉身逕直走向電梯大門，忽然，他朝空中使勁用力揮了一下手。我在YouTube看過幾套現場錄影，都是討論水門事件的場合，布拉德利、伍德沃德、伯恩斯坦都有出來，清楚記得的是尼克遜圖書館那次，當布拉德利領着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出場，布在幔外而另二人仍在後台，全場不分老幼起立長時間鼓掌不息，如雷聲音裏的是衷心感謝，台上這些人曾經改變了美國，給陷於泥淖的二億美國人民政治和道德的再生。水門事過四十載，《華盛頓郵報》物化成定局，老兵不死，他們只是慢慢老去；回首前塵，是令人傷感的消逝。

文 安裕

編輯 陳立衡

Vic - 高牆與雞蛋 共匪與港人

2013年8月7日

一、

「以卵擊石，在高大堅硬的牆與雞蛋之間，我永遠站在雞蛋這邊。沒錯，無論高牆如何正確，雞蛋如何錯誤，我永遠站在雞蛋這邊。」

這段話，來自村上春樹2009年2月於耶路撒冷文學獎頒獎禮上的演講，而這個「高牆與雞蛋」的比喻，如今已幾乎膾炙人口。

這幾句話令人印象深刻，但是光看這幾句，相信不少人會有疑問：我們難題不是應該支持有道理的一方嗎？為什麼「無論高牆如何正確，雞蛋如何錯誤」，都要「永遠站在雞蛋這邊」？為什麼村上要在演講中質問：「如果有小說家出於任何理由，寫出站在高牆那邊的作品，這種作品有何價值呢？」

高牆是什麼？雞蛋是什麼？村上在演講中是有解釋的，他說：「轟炸機、戰車、火箭和白磷彈就是那堵高牆；而被它們壓碎、燒焦和射殺的平民則是雞蛋。」而更重要的是：「更深一層的看，我們每個人，也或多或少都是一枚雞蛋。我們都是獨一無二，裝在脆弱外殼中的靈魂。你我也或多或少，都必須面對一堵名為『體制』的高牆。體制照理應該保護我們，但有時它卻殘殺我們，或迫使我們冷酷、有效率、系統化地殘殺別人。」

村上告訴我們：「我們每個人都擁有獨特而活生生的靈魂，體制卻沒有。我們不能允許體制剝削我們，我們不能允許體制自行其道。體制並未創造我們：是我們創造了體制。」

總結一下我的膚淺理解：村上將個體比作是雞蛋，體制比作是高牆。雞蛋脆弱外殼中是獨特、活生生的靈魂，脆弱的雞蛋創造出冷酷的高牆。高牆理應保護雞蛋，但有時卻會自行其道，變成壓迫雞蛋的可怕力量。

村上是小說家，他說自己寫小說的唯一理由，是透過創作故事，突顯個體靈魂的尊嚴，闡明其獨特性，防止體制剝奪個體靈魂的意義。此所以「無論高牆如何正確，雞蛋如何錯誤」，他都「永遠站在雞蛋這邊」。

但是，如果我們將村上這句話換個說法，變成：「無論體制如何正確，個體如何錯誤，我永遠站在個體這邊」，那仍是會令人困惑的，因為如果正確的體制發揮它保護個體的功能，並未迫害個體，那麼反抗體制的個體無論如何錯誤，我們仍然要站在他們那一邊嗎？萬一這些錯誤的個體推翻了正確的體制，建立起壓迫人的新體制，成為操控新高牆的壓迫者，那該如何是好？

或許是我庸人自擾，錯誤解讀村上的文學比喻。錯誤的個體如果集結成足以建立新高牆的邪惡力量，或許就不可能是村上支持的雞蛋了。同情地理解，或許村上不過是想說，他永遠站在弱勢的一方，永遠支持受壓迫者對抗冷酷邪惡的體制。高牆勢力正盛時，脆弱的雞蛋無論多麼錯誤，也撼動不了體制，文學家不同情雞蛋而支持高牆，在村上是無法理解的事。

二、

近日林慧思事件鬧得沸沸揚揚，香港頗有一些自以為清醒的人極度痛恨「潑婦罵街」、「狂妄辱警」的林老師，覺得香港警察沒有當場拘捕林女士或對她動粗，實在是太過克制了。這些人完全不認為香港警察已經淪為共匪的家丁，對付香港社運與抗共人士絕不手軟，碰上愛字頭組織在香港胡作非為卻自動腳軟失明；他們更彷彿對警察鬧出「黑影論」、「低調通緝」等醜聞完全無知無覺，至今仍然認為香港警察執法公正，不容挑戰質疑。這些人活在自己的世界中，對擺在眼前的事實視若無睹，相當可悲。

另有一些無聊人，質疑支持林老師的人：如果換成法輪功阻擋青年關愛協會橫額，有另一位教師粗言辱罵警員不履行職責，你會持什麼立場？

有此一問的人，大概是想說：換成這種情況，你們這些支持林慧思的人，一定不會像維護林老師一樣，維護替港共出頭的人，因此你們這些維護林慧思的人，其實毫無原則可言，虛偽得很。

我認為有此一問的人自作聰明。問題假設的情況，現實中幾乎不可能發生：法輪功估計不會去做這種事，而倘若他們這麼做，幾乎可以肯定會受到香港警察嚴厲對付。香港政權易手之後，香港警察在政治敏感問題上執法不公的情況至為明顯，今次林老師會憤而挺身而出，現場許多市民對警察縱容共匪侵犯他人自由極度不滿，正反映熱血香港人對警察長期執法不公之憤怒。

上述問題的一大盲點，是罔顧香港的政治現實，看不到愛字頭系列組織是偽民間組織。這些人不過是共產黨的打手，而共產黨罪大惡極，正極度嚴重威脅香港的自由民主。共匪在香港發起批鬥一位不小心爆粗的良心老師之際，你卻來問這種無聊問題，質疑支持林老師的人，實在愚昧之極。套用村上春樹的比喻，共產黨正是壓迫大眾的高牆，你卻將共產黨的爪牙視為與抗共雞蛋同等的角色，在香港危急存亡之秋，還有興致去挑雞蛋的錯！

面對一個掌握龐大武力、壟斷一切權力的邪惡黨國體制，抗共者都是以卵擊石的脆弱雞蛋，這些雞蛋不過是想保住香港這個自由法治之區。自由法治的香港容得下親共者，但共產黨壟斷一切的香港，不可能再有自由法治，只有共匪為所欲為的自由。我以為這道理淺顯之極，但香港走到目前這一歷史關鍵時刻，卻有很多中產階層自以為客觀理性，眼見一隻雞蛋對著高牆爆了幾句不雅之辭，就上綱上線，將雞蛋視同迫害高牆的邪惡勢力，要用文革方式批鬥之。有這種中產，實乃香港之大不幸！

村上的「高牆與雞蛋」比喻未必人人認同，但在華人世界，邪惡的高牆是什麼實在明顯不過，看不清楚這一點或自願站在高牆的一邊、支持高牆持續壓迫脆弱雞蛋的人，實在是枉為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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