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Zygmunt Bauman：渾世的燈塔

星期日生活   2017年1月15日

【明報專訊】「永生不單純是死亡的缺席，更是違抗和拒絕死亡。因為『意義』是源於死亡，而永生正正是蔑視這事實。沒有死亡，便沒有不朽。沒有死亡，便沒有歷史、文化，或者一切人的特質。人的有限性使這一切得以可能。」齊格蒙‧鮑曼（Zygmunt Bauman）在《生與死的雙重變奏曲》（Mortality, Immortality and Other Life Strategies）以此思考文化和生死的關係。如今，泰山其頹，哲人其萎，鮑曼享盡天年而逝，舉世哀慟。

鮑曼的一生十分傳奇。1925年，他在波蘭出生和長大。14歲時親歷納粹德國入侵，於是隨家人逃入蘇聯避難。後來從戎，在波蘭軍隊中作戰，並獲頒十字勳章以表揚其勇氣。二戰後，更成為波蘭軍史上最年輕的少校之一。但他棄軍從文，在華沙大學攻讀社會學和哲學。經過數十年的研究，成為當代社會學泰斗。鮑曼學識淵博，著作等身，撰寫過的書籍超過50本。即使退休後，他仍然筆耕不斷。例如去年，年屆90的鮑曼，依然在報章訪問中，暢談有關社交媒體的問題和西班牙佔領運動的缺點。他就是一個如此精力旺盛的學者，一生奔走，為人類文明的危機而疾呼。

二戰——親歷屠殺 破謬屠殺

在20世紀的人類苦難中，二戰時期納粹德國對猶太人的大屠殺必然榜上有名。幾年間超過200萬猶太人死在集中營，舉世震驚。德國哲學家阿多諾（Theodor W. Adorno）曾言「希特勒為後世立了一條新的定言律令（categorical imperative）：別再讓奧斯威辛重現人間。」戰後，很多學者反省為何在20世紀科技高度發達，物質條件豐裕的時代，人民不但無法過幸福生活，且孕育出如此泯滅人性的暴政暴行呢？是不是單純因為一小撮邪惡的人胡作非為，破壞整個社會和政治秩序呢？

鮑曼作為一個社會學家，自然不認同大屠殺問題只歸咎於偶然的個人因素。他在《現代性與大屠殺》（Modernity and the Holocaust）指出，我們目前生活的社會，不單令大屠殺得以可能，而且發生時亦很難被制止。也就是說，納粹屠殺不是個別的歷史事例，而是現代社會的產物，這涉及到現代性（Modernity）的討論上。鮑曼認為西方文明，是透過理性戰勝無知、人性戰勝野蠻、科學戰勝迷信來建立現代的世界。而高舉理性的現代文化，便是「園藝文化」（Garden Culture），意謂打理整個花園先有一個理想計劃，然後以此衡量所有工具和原材料的價值。所有能有助打理花園成為某一模樣的事物便是有用，反之便是垃圾廢物，需要園丁修剪去除。現代的大屠殺，正是為了某一個社會藍圖而做，為的是令社會徹底地變得更理想。科技的工具實用性和效率，並不內含道德價值的判斷，而現代性只追求前者。因此，本質上大屠殺跟現代文化所標榜的價值並不相違。

戰後——消費者勞智者憂

戰後，歐美各國埋首發展經濟。世界銀行、歐洲煤鋼共同體（歐盟前身）等跨國經濟組織相繼成立。其中，鮑曼認為最劇烈的轉變，便是從「生產者社會」轉向「消費者社會」。這意味着，社會較需要成員擔任消費者的角色，消費者的能力和意願，變成社會的規範。

作為消費者，人生大部分時間都需要佔用付費的服務商品。在佔用的過程，藉着破壞消費品來滿足各種欲望。例如光顧餐廳，吃下食物便消費了，滿足了食慾。但是，要增加利潤，必須令消費者的欲求不用等待，即時滿足，且不斷刺激更多的消費欲望，絕不能休息。「必須讓他們不斷暴露在新的誘惑下，以便一直保持激動狀態，永遠不讓興奮萎縮，並且要保持懷疑和不滿足的狀態。」顧客在市場上，以為有自由選擇各樣商品，其實不過是服從於內化的、強制的、不得不然的行動方式。在《工作、消費與新貧》（Work, Consumerism and the New Poor），鮑曼憂心地說，消費者無法以其他方式過活，甚至被剝奪了自由意志也不自知。

在消費者社會中，一個人倘若沒有能力在萬紫千紅的商品世界消費，無法盡消費者責任，他們便會被社會拋棄，遭受貶抑。這種新的貧窮，是以生活標準來釐定「正常生活」，不達到標準便會自覺羞恥。想想消費世界帶來的資訊和交通便利，只要有錢，便可以乘飛機四處遊玩，在網絡即時接收各地資訊，跟世界各地的人保持通訊。在全球化的浪潮下，跨國流動性變成精英的象徵（elite of mobility），窮人則被迫留下，被迫困在當地。除此之外，城市亦出現更多禁入空間，如私人屋苑會所，確保精英能遠離在地性（locality），保持階層間的權力分野。結果，城市空間日漸斷裂，公共空間亦慢慢萎縮。每個城市公民，只能當一個孤立的消費者，淹沒在消費狂歡中。

今日—— 存在即死 液態關係

「一切堅固的事物都煙消雲散了，一切神聖的事物都被褻瀆了」，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的激昂名句，在現代消費社會有了新的詮釋。在現代化的進程上，舊有的社會秩序和人際關係被打破，但牢固的新關係沒有誕生。著名德國社會學家貝克（Ulrich Beck）曾言，過去作為人類生活坐標的社會關係，例如家庭，今天都成了「喪屍範疇」（zombie categories），因為它們既存在又死了。試想想，怎樣才算是家庭呢？結了婚可離婚，離了婚亦可因了解而再結合，只在乎個人的一個決定。人的關係，彷彿是網絡世界中的選項般流動和脆弱，連線斷線，加入或刪除好友，只是彈指之間的事。

於是浮動慢慢滲透到生活的每個環節，甚至包括最親密的愛情和性關係。對鮑曼來說，愛情跟欲望是截然不同的。若然欲望講求消耗和破壞吞噬，愛情則是令自我擴大，跟對象融合，為世界添上更多愛的生命痕迹。若援引弗洛姆（Erich Fromm）的概念區分，愛情講求的是生命的轉化（to be）而不是單純擁有對象（to have）。但是在消費世界的主旋律下，欲望與愛只能任擇其一。伴侶關係跟某他關係一樣，變成消費品，即用即棄，才可追求更多更新鮮的對象。而保持長期關係，風險大，意義少，正如人也不會承諾永遠不賣某張股票。既然麻煩多，投資的回報亦不明朗，這種不安全感正正是恐懼的源頭。但是分離的孤獨同樣不好受，於是重投伴侶關係的欲望會永劫地回歸。經濟人既想要選擇自由，但同時怕失去安全感，擺盪在兩者之間彳亍而行，如酒醉者。因為，「經濟人是一個孤獨，自私自利且自我中心的經濟行動者，他追求最划算的交易，受『理性選擇』支配。」在兩個經濟人之間，哪裏容得下愛情、思想和人文價值呢？

今後——世界結束 開卷反省

在1990年，接連有幾位大師過身，當中包括阿爾都塞（Louis Althusser）。德里達（Jacques Derrida）當時感慨地說，每個人的離開都是一個世界的結束，而且每一次均是獨一無二的世界的結束，且永不會再重現。今日，我們永遠失去了鮑曼的世界。但他的思想，睿智和洞見，將繼續流傳下去，啟發往後一代又一代的人，勇於求知和批判。他在《流動的恐懼》（Liquid Fear）的結尾，借用阿多諾的話，點明批判思考的目的「不在於保護過去，而在於對逝去的希望的救贖」。面對恐懼，只有理解恐懼及其根源，才是人類唯一的出路。

文：李宇森

編輯：何敏慧

世紀．文字江湖：望茶興歎

2017年1月22日

【明報文章】玉川子盧仝，是唐代中期著名的詩人，好喝茶，後代經常把他與陸羽並稱。現代人最喜歡引用他被稱之為《七碗茶》的詩：「一碗喉吻潤，兩碗破孤悶。三碗搜枯腸，唯有文字五千卷。四碗發輕汗，平生不平事，盡向毛孔散。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靈。七碗吃不得也，唯覺兩腋習習清風生。」只要是跟茶有關的物件或地方，總是用各種字體，密密麻麻印着盧仝的詩句。裝茶的茶罐上見得到，送禮的茶盒上見得到，賣茶的廣告上見得到，走進一些裝修古雅的茶室，也時常迎面而來，在牆上寫滿了這一段盧仝詩句。好像盧仝是推廣茶葉的代言人，為了鼓吹喝茶的好處，呼籲人們喝茶，專門寫了這首詩，讓賣茶的、買茶的、喝茶的都感到精神滿足，身心愉快，飄飄似神仙。其實，這是個美麗的誤會，而且大概還介入了現代商業炒作的伎倆，故意斷章取義，有意製造假象，讓人以為盧仝寫過《七碗茶》這麼一首詩。

盧仝從來沒寫過《七碗茶》這樣一首獨立成章的詩。這些詩句是他寫的沒錯，卻來自《走筆謝孟諫議寄新茶》，是一首長詩當中的段落，不但有前後文，而且看了前後文，你就知道，他說喝茶能通仙靈的感覺，不是所要誇耀的主旨。這首長詩共分三段，第一段寫好友孟諫議送新茶給他，是早春上貢的好茶。皇帝要嘗新，老百姓就必須冒着生命危險，在驚蟄期間就上山去採茶：「聞道新年入山裏，蟄蟲驚動春風起。天子須嘗陽羨茶，百草不敢先開花。」第二段寫的，是新茶真好喝，也就是一般人稱的所謂「七碗茶」。接着就有第三段：「蓬萊山，在何處？玉川子，乘此清風欲歸去。山中群仙司下土，地位清高隔風雨。安得知百萬億蒼生命，墮在顛崖受辛苦！便為諫議問蒼生，到頭還得蘇息否？」這才是全詩的主旨，說的是民間疾苦，是蒼生不得安寧，為了皇帝喝新茶，「墮在顛崖受辛苦」。

盧仝寫了一首為民請命的詩，批評皇帝老子只顧喝新茶，不管蒼生性命，是一首諷喻的好詩。怎麼到了現代人的手裏，就斬頭去尾，斷章取義，完全不顧詩人的原意了呢？這第三段雖然有點隱晦，使用詩家想像的婉轉筆法，卻也不會看不懂的。他說喝了七碗茶後，飄飄似神仙，乘風歸蓬萊仙山而去。看到仙山上的神仙無憂無慮，統治着生活在人間大地的百姓，自己地位清高，無風無雨，全然不知民間疾苦。盧仝便從送茶的孟諫議想到天下蒼生，不知何時才能安居樂業，不受官府的無情驅使。

寫官府驅使百姓冒着嚴寒，上山採茶，作為早春貢品，供朝廷在清明祭祀及宴請群臣之用，以至於民不聊生，是唐宋詩人關心民瘼的一個主題。唐宣宗時期中進士的李郢，寫過《茶山貢焙歌》，批評官府為了早春採茶而魚肉百姓，詩句更是凌厲，毫不留情：「春風三月貢茶時，盡逐紅旌到山裏。焙中清曉朱門開，筐箱漸見新芽來。陵煙觸露不停探，官家赤印連帖催。朝飢暮匐誰興哀，喧闐競納不盈掬……茶成拜表貢天子，萬人爭噉春山摧。驛騎鞭聲砉流電，半夜驅夫誰復見？十日王程路四千，到時須及清明宴。」為了趕上清明宴，地方官府把老百姓驅上山，還到處打着紅旗，頗似大躍進時期改天換地的情景，表面上遍山熱火朝天，士氣昂揚，實際卻是饑寒交迫，苦不堪言。回顧唐朝貢茶的歷史，知道喝明前茶背後具體採茶的辛苦過程，讓人不勝浩嘆。

唐朝一位來到顧渚御茶園監督的官員袁高，寫了首《茶山詩》，把他親身目睹的早春採茶情景，描繪得歷歷在目：「黎甿輟農桑，采掇實苦辛。一夫旦當役，盡室皆同臻。捫葛上欹壁，蓬頭入荒榛。終朝不盈掬，手足皆鱗皴。悲嗟遍空山，草木為不春。陰嶺芽未吐，使者牒已頻。心爭造化功，走挺麋鹿均。選納無晝夜，搗聲昏繼晨。眾工何枯槁，俯視彌傷神。」茶民的辛苦，讓他望茶興歎，也使他彌感傷神，做出了一件值得稱頌的壯舉。他把這首《茶山詩》和監製的三千六百串貢茶，一道獻給了皇帝，居然還得到了朝廷的回應，減輕了貢茶的數量。

希望朋友喝明前茶的時候，也想到唐朝有這麼三位寫茶詩的正直詩人。

文．鄭培凱

塵翎 - 翻過一頁又一年

星期日生活   2017年1月22日

【明報文章】友人問《二手時間》版本如何，台灣出版改成《二手時代》，譯者同是呂寧思，他是資深俄語譯者，早就注意到亞歷塞維奇，遠在她未曾獲獎前已經翻譯她的著作出版。據其譯後記解釋，在俄語裏，「時間」和「時代」共通。未知是否因出版時間晚了一步，台版本改成「時代」，以示與簡體版本稍有不同。不過，我倒覺得譯作「時間」更好一些，「時代」更強調凌駕個人的力量，「時間」比較中性，也個人，與書中眾聲叙述的複調更脗合。讀書是很個人的事，各有所喜吧。一年前的事了，掩卷後，最大的懸念卻是，一些隱閉的故事得以出土，實仰賴時代的改變、政治氣候的變動。亞歷塞維奇何其有幸，可以見證這樣的轉折。

歲末大掃除，執拾雜物時，也把一些黑膠唱片拿出來吹吹風。有幾張卜戴倫的最早期作品，最愛1964年的Another Side of Bob Dylan，比前一張更冷僻，也更完整。再聽聽那首My Back Pages，台灣作家馬世芳用來做其散文書名《昨日書》，可見是同好。另一首頗多樂迷不喜歡，但我偏愛的Ballad in Plain D，寫的是和前女友Suze Rotolo分手的種種，既狂暴又傷心。這女孩迷人，後來有人問她有否因這首歌受傷，她淡淡說沒有，認為那是卜創作的必要，他必須說出來才能往前走。卜也是何其有幸，遇到這樣理解又包容的知己。六十年代初幾張作品，有一種之後怎也無法回復的純真狀態。

昨日書，就是一個回不去的狀態。像我明明沒有經歷過六十年代，也只能通過電影、音樂這些路徑再去感受，更多時只是自由幻想一番。當事人真實經歷過的時間，折射出來成為某種時代氛圍。

也許很多生於殖民後香港的人，回溯此城歷史時也曾把情感投諸自己不在場的時空，幻想總有更美好的在彼方，尤其如果現狀不夠令人滿意，而未來也不見得更值得期待。活在這個時代，我們何其有幸，往前往後翻頁，可以看見許多不一樣的風景。

石琪 - 天煞異降的原著

2017年1月22日

【明報文章】看了《天煞異降》（Arrival），找到原著《你一生的故事》閱讀。這是美國華裔科幻作家Ted Chiang（姜峰楠）1998年短篇小說，得過「雨果獎」提名。

女主角是語言學家，被美國軍方請去與來訪外星人通話，互相學習彼此的語文。她發現這種外星人的文字不標音，詞句不分前因後果次序，思維超出地球人的因果率，達到過去與將來渾成一體的境界。她學懂後就預知自己將來的命運，以及未出生女兒的一生，於是給女兒寫下《你一生的故事》。

真是「玄之又玄，眾妙之門」，像神仙能知過去未來，難以置信。姜峰楠好在別出心裁，拿語言學和物理學引經據典，寫得細緻微妙，兼有浪漫愛情和預見的女兒生死，被奇才導演丹尼韋路夫改編為《天煞異降》。

電影版大大加強戲劇性，弄成外星飛船直接降臨地球，導致各國可能出兵宣戰的極大危機。全靠女主角能知未來，說服中國將軍，才化險為夷。

該片細節甚佳，但劇情很犯駁。因為十二艘外星飛船降落地球被大軍包圍後，才慢慢學人類語文，並讓人類學外星符號，不合情理。原著是神秘飛船停留在地球上空軌道，派來九面「鏡子」與各國學者和平交流，點醒人類思維的玄妙之門，然後不辭而別，那就比較合理。

原著其實故弄玄虛，外星人似乎掌握了量子物理，但女主角稍學「外星文」便有預知奇能，太簡單了。姜峰楠少產而得獎甚多，我正在讀他的《軟件體的生命周期》，想知多一些他的虛實。

http://kayylay@yahoo.com.hk

RyuVSKen：《返校》——白色恐怖的世界

星期日生活   2017年1月22日

【明報專訊】之前在本欄說過台灣遊戲《返校》，在二零一七年一月中已經推出了正式版，一如所料的在台灣爆紅，並引起了各國實况主播的試玩，不僅是台灣，也包括美國、加拿大、中國等。

我想今天我已能夠很安全的說，《返校》是個成功的遊戲。

而在正式版出來後，我們也終於可以看到這遊戲的全貌。

題材本土 台灣校園滲白色恐怖

《返校》的獨特之處，在於題材非常本土。遊戲以六十年代的台灣為題，當年的台灣處於白色恐怖的時代，政府嚴密控制社會。對政府有異見，在那時代是非常危險的事，不僅人會失蹤，社會更有互相告密的風氣。當政府利用平民的劣根性去維持統治，平民也被驅使露出自己的人性陰暗面。

說母語會被懲罰，母語從教育中消失，被視為次等語言。偶然會有人從社會和班房消失，大家習以為常，甚至不敢多問，因下一個消失的可能是自己。即使你什麼犯法事都沒做，但當政府說你有罪，法庭無論如何都會判你有罪。政治異見者的家被不明侵入者入侵屠殺，即使四周都有警察，他們永遠找不到犯人，而且無動於中，甚至會反過來指控是你自己殺的。《返校》的世界，就是處於這樣的時代。

故事發生在一個偏遠地區的「翠華中學」的高中，玩者扮演女學生方芮欣，與偶然相遇的男學生魏仲廷，逃出那個氣氛詭異的校園。整個遊戲充斥着台灣的本土道教信仰、民俗學，引出學校的秘密，以及各種時代的陰暗面。畢竟是個恐怖題材的遊戲，筆者自然不適合說太多的內容，免得破壞讀者享受的樂趣。

信息引迴響詰問「自由」

這遊戲引起了很大迴響，因遊戲有超越常理的豪華聲光效果，或是新奇的遊戲方式？都沒有。《返校》是一個非常傳統甚至舊式的遊戲，聲光效果不錯但也不會很豪華。它在系統上並沒有任何優異新奇之處，它最創造性的，正是它採用的背景和故事。

遊戲的成功之處，不在於銷量，也不在於成為媒體熱話的爆紅，而是在於它傳達的信息，有一個中國的實况主*，玩完遊戲後感嘆「難道人類不是生而自由嗎？」這個感嘆，正正是開發團隊想要傳達的，《返校》的主題就是想讓人反思人類的自由，而這感嘆，代表了《返校》做到了預想成果。而隨之有關白色恐怖的討論，也不斷的增加，這也是團隊本身真心想要的聲音。

乘「實况主文化」成功推廣

雖然《返校》是個單機遊戲，並非線上遊戲，但它的成功也有賴於團隊對於網絡的充分運用與理解。與受歡迎的實况主建立了良好關係，團隊得到實况主的幫助，大大有利遊戲推廣。《返校》充分運用了現在的實况主文化，做了成功的行銷。

《返校》可說是繼《雨港基隆》之後，台灣本地遊戲復興的另一重要一步。台灣遊戲從九十年代末沉寂了十多年後，開始迎來復興。

*實况主：指線上直播打機的玩家

文、圖：九龍帝國

編輯：林信君

韓少功：時代制約與超越時代——浸大六十周年校慶「文學與時代」名家講座韓少功講話

明藝．特稿   2017年1月16日

【明報專訊】編按：香港浸會大學為紀念六十周年校慶舉辦了多項活動，其中文學院及創意研究院於去年十月二十七日下午在校內大學會堂舉辦了由韓少功先生、劉再復教授主講的名家講座，主題為「文學與時代」，並由浸大中國語言文學系林幸謙副教授主持。內容富意義，故本版邀請了兩位講者整理講稿，分兩期刊登，以利賞讀名家話語，今期先刊出韓少功先生講稿。

「文學與時代」這個題目特大，怎麼說都只能是掛一漏萬，所以我只能從一個很小的側面，談談個人看法。

作家成長受時代制約

主要有這樣三個意思：第一是作家的成長受到時代制約。

我經常覺得自己走上文學這條道路是一個意外，甚至是一種誤會。小時候，我的語文成績很爛，考中學時的語文成績差一點不及格——這是中學老師告訴我的。但是我的數學成績不錯，在中學一年級就把三年級的數學自學完了。每次數學競賽，我只要一半的時間就能走出賽場，然後拿到高分。我的父母也特別鼓勵我在理科方面發展，覺得同文字打交道特別危險，可能會捲入政治的糾紛和鬥爭，甚至引來殺身之禍。「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他們覺得數理化安全。在這種情況下，我一直以為自己會在理科路上走下去，像我父母期望的那樣，將來當一個工程師或醫生。

但我遇到了「文革」這樣的時代。十年之內所有的大學都關門了，一九七二年後即便招生，也不通過考試，你學得再好也沒用。那時我在鄉下務農，從事繁重的體力勞動，我所在之地的附近有一個公社機關，相當於後來的鄉政府，經常飄出一些食堂裏的香味，其實也沒有什麼好菜，不過油鹽稍多一些的味道，但這已經讓我特別嚮往。我在黑板報上寫的字不錯，於是有一位幹部就把我找去複寫材料——在沒有複印機的時代，一種常見的人工複印方式。後來又因為我在複寫過程中能糾正一些語言標點和詞句的錯誤……幹部們說：「這小傢伙後輩還有點語文的才華」，於是就讓我幹更多的事情，比如寫材料，比如給業餘文藝宣傳隊寫腳本，三句半、對口詞、表演唱、花鼓戲什麼的，因此能讓我吃上一些稍好的飯菜。這就開始了我的文學道路。所以我說，我和文學發生關係，不是我對命運的選擇，而是命運對我的選擇。

很多作家也有類似的經歷，不過是陰錯陽差，誤打誤撞，最終被命運拋到了寫作這樣的一個位置。至於他們寫什麼，怎麼寫，更受到時代這一隻「看不見的手」的暗中制約。其中有些人比較貼近時代，例如英國的狄更斯（Dickens）、法國的維克多．雨果（Victor Hugo）、俄國的托爾斯泰（Tolstoy），用他們的筆展現了戰爭、革命、人間苦難，一幅幅風雲變幻的歷史畫卷。以前很多中國的作家也把文學看作「旗幟」、「號角」、「投槍」、「匕首」，緊緊地盯住時代，有力地介入時代——這些作家同時代的關係看起來好像比較明顯。不過也有另一些作家，好像離時代比較遠，甚至信誓旦旦咬牙切齒地要逃離時代。這些人會經常提到一個名字：卡夫卡（Kafka）。卡夫卡有一則著名的日記，只有一句話：「德國向俄國宣戰，下午我去游泳。」多麼大的事情，世界大戰都要爆發了，他居然冷漠，無所謂，超然世外，背對時代和逃離時代的姿態再明顯不過吧？原來我也是這樣認為的。直到不久前我在布拉格待了近一個月，才覺得自己的看法有些動搖。我在布拉格尋找卡夫卡的痕跡。特別有意思的是，我發現他作為一個猶太人，在布拉格的住處經常變換，先後換了七八個地方，好像一直在東躲西藏——躲藏什麼呢？他所在街區有一個顯赫的建築是市政廳，上面矗立不同民族身份的四個人物塑像，分別代表不同的人性品質，其中猶太人代表了最可耻、最糟糕的一種：貪婪。卡夫卡幾乎每天都看到這組塑像，其心理壓力可想而知。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歐洲基督教徒對猶太人存在普遍的偏見，比如他們認為猶太人應該為耶穌之死和歐洲的黑死病承擔罪責。在布拉格的西邊，德國、法國等地都出現了程度不等的排猶仇猶喧囂；在布拉格的東邊，波蘭、俄國等地同樣有排猶仇猶的暗潮洶湧。在那種情況下，德國向俄國開戰，對於卡夫卡有多大的意義？那樣的「時代」是否值得卡夫卡去貼近、去熱心投入？也許恰恰相反，無論向東看還是向西看，無處不在的排猶仇猶只可能讓他選擇自我主義，選擇一種逃避、冷漠、孤絕。很多卡夫卡研究專家強調他與時代的疏離，也許恰恰忽略了他當時四面受困的真切處境。從這個角度來看，設身處境地想，卡夫卡同樣是那個時代的「兒子」——只是那個時代對他那種自我主義的催生，表現為一種隱晦曲折的方式而已。

作家的影響受時代制約

第二是作家的影響也受到時代制約。

有一個法國小說家巴爾扎克（Balzac），在中國內地一度非常流行。可是我後來見到一些法國朋友，他們說巴爾扎克沒有你們說的那麼好吧，他在我們看來寫作很一般啊，法文很粗糙的，你們中國人憑什麼把巴爾扎克看得那麼高？這件事情讓我有點納悶。後來我一想，可能其原因藏在翻譯的過程裏。比如翻譯巴爾扎克的有傅雷先生，其本身就是一個好作家、美文家。他在翻譯巴爾扎克小說的過程中，也許是為原著加分了。在座的浸會大學各位朋友，肯定都是雙語、多語的人才，當然都知道翻譯是一種再創作，因譯者的水準不一，所以在語言轉換的過程中，有時會給原著加分，有時會給原著減分。巴爾扎克因漢譯者而加分，是他的幸運。但是其他作家是否有同樣的幸運呢？那就不一定。有一次，一個國際性的作家會議在某國召開，也有中國作家參加，恰逢魯迅先生周年忌日，於是與會的中國作家建議，以大會的名義向中國內地紀念活動組委會發一份電報，對魯迅先生表達敬意。據說那些外國同行都非常友好，都同意，只是提出了一個簡單的問題：「魯迅是誰？」

魯迅的名字在中國文學界如雷貫耳，在國外的知名度、可見度卻受到明顯的局限，肯定不如姚明，也比不上章子怡和鞏俐。這些球員、演員是不需要翻譯的，人家可以直接看，但魯迅的文章是需要翻譯的。很多人知道，愈淺白的作品往往愈好譯，比如學生腔就最好譯，倒是內涵特別豐富和深邃的作家，語言風格特別有獨創性的作家，碰到翻譯這一關，往往就是「九死一生」。沒遇上好譯者，就免不了七折八扣、傷痕累累。魯迅的小說已經是很難譯的了，雜文中的含蓄、幽默、典故等等，一經譯者的過濾，更可能變成了大字報。一部《紅樓夢》有好幾個英譯本。中國孩子讀中文系的，還不一定能把《紅樓夢》原著全讀懂，特別是讀其中的一些詩詞。但是中國孩子讀英文系的，讀英文版的《紅樓夢》幾乎毫無問題——可見《紅樓夢》英譯本也比原著簡化了不少。在整個二十世紀，中國第一流的作家，如魯迅、茅盾、巴金、周作人等；第一流的學者，如嚴復、費孝通、朱光潛、錢鍾書等；其絕大部分都在學西語，做翻譯，表現出中國人對西學的巨大熱情，因此他們的翻譯幾乎都是加分的。但西方第一流的作家、學者會來學漢語，做漢語作品的翻譯嗎？讓我們數上五十個、一百個……其中可能一個也沒有。沒錯，那裏有不少優秀的漢學家，曾經為推介中國文化貢獻卓越，功不可沒，但總的來看，漢學隊伍還是很小，處在某種邊緣位置，二三四流人才混雜其中。這就會造成所謂跨國文化交流的一個失衡現象，「雙行道」可能變成「單行道」，或者一條道是高速公路，另一條道是泥濘小道。有一位老前輩說過，參評諾貝爾文學獎，人家大多數是用原版，東方人卻只能用翻譯版，這就像體育競賽中的不平等規則。而這一切都緣於時代——十九世紀以來的這個時代已經把世界分成了富國與窮國，分成了強勢文化與弱勢文化、強勢語言與弱勢語言。我們對此毫無辦法，一時無法改變。因此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強弱雙方的翻譯意願、能力、效果完全不對等，很多作家的境外影響力，以及「出口轉內銷」以後的國內影響力，都是自己力所不及的。

我也被不少人看成一個運氣不錯的作家，比如在讀大學期間就多次獲獎。其實回頭看看當年的作品，自己也覺得很粗糙。眼下在青年作家群體裏隨便拎出一個來，也許都比我當年寫得更圓熟、輕鬆、活潑靈動，而且知識面更廣。可在我出道的那個時候就是很少人寫，整個文壇幾乎空蕩蕩。很多人還有「文革」留下的餘悸，還不敢寫。所以在那時的勇敢就是文學，誠實就是文學，一個孩子只要說出皇帝沒穿新衣，也可能成為名滿天下的社會意見領袖。這就像象棋中的棋子，在特定的棋局裏，小卒完全可以強過車馬炮，所謂「時勢造英雄」也。從這一角度看，一個作家的價值，與社會所承認的他的價值，與社會若干年後所重新認定的他的價值……都不是一回事，不能用等號來連接。明白了這一點，我們如果倒霉了，可能就不必過於沮喪，抱怨什麼「生不逢時」。如果我們成功了，可能也不必牛皮哄哄，誇耀什麼「天生有才」。在一個流動不居的時代裏，在價值評估機制和環境不斷發生轉移的動態過程中，對於一個寫作人來說，「只問耕耘不問收穫」的態度也許更為可取。

大時代與小時代相互關係

最後一點，「大時代」與「小時代」。

什麼叫做「小時代」？內地不久前有一部票房不錯的電影，就名叫《小時代》，由一位知名的青年作家製作出品。這人當然是成功人士，據說到哪裏都有自帶的化妝師、保鏢、秘書、攝影師等前呼後擁。「小時代」由此就被很多人視為一個恰當的命名，用來描述當下這個吃喝玩樂、花天酒地、紙醉金迷的時代，一個「娛樂至死」的時代。在這樣的時候，技術進步、思想突破、經濟危機、民意壓力等綜合性條件積累得不夠，實現社會大變革的前景顯得較為渺茫和遙遠。那什麼是「大時代」？在我有限的知識範圍之內，我覺得人類文明曾出現過兩大高峰。一是公元前八世紀到公元前二世紀，古希臘、古中國、古印度、古中東的文明同時爆炸式呈現，群星燦爛，人才輩出，「百家爭鳴」，包括三大宗教幾乎不約而同登場，頗有點神秘意味，由此奠定了人類文明的基本框架和堅實基礎，被史家稱之為「軸心時代」。二是史家說的「啓蒙時代」，即從歐洲的十六世紀開始、俄國的十八世紀開始、中國的十九世紀末開始，直到今天的所謂「現代化」過程。中國人似乎「慢了一兩拍」，把這個過程一直延續到「文革」後的「新時期」。

其實歐洲與中國的啓蒙同中有異，都在說「啓蒙」，語境和針對點卻不一樣。歐洲啓蒙要反神學，但這個問題在中國不算太大，特別是在漢文化區，宗教傳統比較薄弱；歐洲啓蒙反貴族，但這個問題在中國也不算太大，歷經皇帝改革與農民起義，貴族傳統也一直比較薄弱。反過來說，中國外患嚴重民族危亡的問題，在歐洲人那裏又很陌生。但不管怎麼樣，啓蒙的工業化的伴生物，是「賽先生」、「德先生」登場，中國人聽了都覺得很對胃口，顯示出東、西方的很多問題又是共通的。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就總體而言，中國人很願意把西方人當作自己的老師。

在這兩個文明高峰期之外，人們會進入相對平庸、沉悶、遲滯的一些歷史階段，可能會有小破小立，但難有大破大立；可能會有延伸性的積累，但難有革命性的跨越。那麼我們如何辨別眼下的時代？是一個大時代，還是一個小時代，還是一個不大不小的時代？電影《小時代》的看法是，盡情享樂吧，隨波逐流吧，市場和錢就是人類歷史的終點。但根據某些科學家的預言，重大的事變迫在眉睫。互聯網、基因技術的發展，尤其是這兩個學科融合交叉的發展，將在二十年前後把全人類送入一個歷史的「奇點」——這是一個物理學概念，意味着天翻地覆，一切都要重新來過。比如基因技術一旦可以取代和廢除生殖，如果人都成了基因公司的批量產品，那麼還會不會有性別、愛情、家庭？人道主義怎麼辦，還要不要？對基因公司的產品談真、善、美，是不是純屬文不對題和多此一舉？

也許大時代和小時代也是不能截然分開的。就文明的演進而言，也許「小時代」是生根發芽，「大時代」是開花結果，二者是互相依存的，我們可以在不同的季節裏幹不同的活。我們還可以給文學找一點特殊性——在座各位朋友中有不是文學專業的，聽了可別不高興。我的意思是，文學超越時代的可能性比其他學科似乎要多一點。比如在經濟學領域，如果沒碰上工業化，沒碰上市場和資本主義，無論是亞當．斯密（Adam Smith）還是凱恩斯（Keynes）都出現不了。史學領域也差不多，如果沒有遇上大航海，世界史就無從談起；如果沒有新的考古技術和考古發現，國內史就只能停留在司馬遷時代。這就是說，經濟學、史學等學科所受到的時代制約要大得多，而文學家則可能相對超脫，可關切人和人性中較為永恆的一些問題，或這些問題中較為永恆的層面。這些問題中有愛情：以前用唱山歌的方式戀愛，現在用發視頻的方式戀愛，但戀愛還是戀愛；這些問題中也有殺人：以前殺人用大馬長矛，現在殺人用激光、納米武器，但殺人還是殺人。命運、道德、智慧、精神、靈魂這一類問題的某種永恆性，不會因為工具、方式、技術的變化而變化，是工具理性和進步主義史觀使不上勁的地方。在這個意義上，古往今來的作家跨越時空，其實就像進了同一個考場，面對同一張試卷，來回答人類自身的考題。他們面對特定的時代，也面對所有的時代。

我現在每年冬天都住在海南島。海南島曾經旅居過一位偉大的詩人蘇東坡。他似乎也沒有遇上一個好時代。他所處的宋代，剛好是中華文明經歷過漢唐的高峰期，開始走下坡路的時候。各種社會、政治、經濟的積弊交織如麻，把他折磨得灰頭土臉，很倒霉。他官也當不成，在各黨各派哪裏都碰壁，最後被流放到當時特別蠻荒的海南島，過一種半野人式的生活。但他的詩詞、散文直到今天仍讓我們欣喜和激動，比眼下任何一位當紅的詩人也毫不遜色，甚至更好。他是一個在任何逆境下都能快樂生活的人，文思飛揚妙句如湧的人。他的一生證明了這樣一種可能性：只要我們努力，無論是生根發芽也好，是開花結果也罷，我們的文學事業不會死亡，我們靠一支筆仍可以有所作為，甚至能取得一個個讓我們自己都驚訝不已的成果。

作者為著名中國作家。

主編：潘耀明

編輯：張志豪

鄭培凱 - 朝聞道的英譯

世紀．文字江湖   2017年1月15日

【明報文章】《論語．里仁》中有一句「朝聞道，夕死可矣」，意思似乎很明顯，就是，早上聽到了「道」，晚上死了也不冤。至於「道」是什麼，可以有各種理解，一般而言，就是平常說的真理、知識的奧秘、生命的意義等等。總之，指的是人類認知極限的貫通，給人一種大徹大悟的感受，覺得人世的遭遇與困惑、一切心理挫折與煩惱，都得到圓滿的解釋，不管再有什麼波折，再有什麼折騰，甚至面臨死亡，也都可以心安理得，欣然接受，毫無遺憾。弘一大師臨終之際，留給弟子兩段偈語，一段是「君子之交，其淡如水。執象而求，咫尺千里」，講的是世間處境與人際關係，是對弟子說的。另一段偈語，則是對自己說的：「問余何適，廓爾忘言。華枝春滿，天心月圓。」講的是自己的人生體悟，也就是「朝聞道，夕死可矣」這個境界。

孔子的這段話，言簡意賅，如何譯成英文呢？譯的好，可以呈現出孔子雍和通達的心境；譯的不好，就成了「蔡英文」，貽笑大方。讓我們選出幾種著名的英譯，看看這些向西方傳遞中國經典信息的大家，是否能夠恰如其分地展示夫子的境界。

十九世紀的英譯經典大師理雅各（James Legge）是這麼譯的：The Master said，If a man in the morning hear the right Way，he may die in the evening without regret。把「道」譯成「正道、正確的道路」，指涉比較實在，有強烈的人世道德性含義，缺少形而上冥想的空間，或許可以說是儒家思想的主要傾向，但多多少少還是束約了「道」的意涵，因為「道」作為哲思概念，本來是可以上天下地，無遠弗屆，有其形而上的哲學意義。他把「可矣」譯成without regret，表達的是「死而無憾」之意，基本掌握了原意。

二十世紀的翻譯大師亞瑟韋利（Arthur Waley）則譯得簡短明澈，鏗鏘有力：The Master said，in the morning，hear the Way；in the evening，die content。還在譯文後面，加了一段按語：The well-known saying Vedi Napoli e poi mori follows the same pattern。The meaning is，you will have missed nothing。（古諺有云，朝至拿坡里，夕死可矣。詞型類此。其意為，無所遺憾）把「道」譯為大寫的Way，是韋利的一貫譯法，他譯《道德經》，就譯成「The Way and Its Power」，十分聰明而且巧妙，在不做過分闡釋之中，隱含了「道」的博大精深含義。最有趣的是他的按語，引了意大利的古諺，「朝至拿坡里，夕死可矣」反映出韋利翻譯經典自得其樂的態度，把西方人從休閒度假中體會出的人生道理，拿來比附孔子悟道的體會，帶有英國紳士特有的幽默與風趣。

一九七九年企鵝版《論語》英譯，出版對象是廣大的一般讀者，或許比韋利心目中擬想的讀者更為普及。譯本由劉殿爵博士翻成英文，雖然譯得平實易懂，卻有點板滯拖沓，似乎配合了劉博士的學院氣：The Master said，He has not lived in vain who dies in the evening，having been told about the Way in the morning。他使用英文的倒裝句，倒置了理雅各的譯文，看起來更符合英文語法。不說「死無遺憾」，而說「沒白活」，讀起來好像白話通俗一些。但同時，也少了理雅各與韋利所表達的古樸文風。

酷愛儒家經典的英詩怪傑龐德（Ezra Pound）則是這麼譯的：He said，hear of the process at sun-rise，you can die in the evening。把「道」譯作process，表示真理的認知有個過程，不是一蹴而就的。不過，讀來還是讓人覺得「怪怪哋」，好像孔子是個行為藝術的實踐者，早上聞知（真理？藝術？）表現的過程，晚上就可以死了。特別有趣的是龐德在譯文之後，加了一條附註，列出中文原文的字序，並且加上自己的批語，Word order is：morning hear process，evening die can？may，you may，it is possible that you may。他作為詩人，把自己擬想成孔子，開始自問自答，好像心理分析醫生誘發病人喃喃自語，勉強譯成中文：「字序是：朝聞道，夕死可矣？可乎？可也。是可矣。」看來詩人總是詩人，讀經而有體會，就按捺不住自己的遐思，栩栩然莊周夢蝶，把經典闡釋與經典翻譯混成一團了。

近來企鵝叢書又出版了新譯的《論語》（二○一四年版），由金安平翻譯原文，並附上一些傳統經解。這段話是這樣翻譯的：The Master said，If I should hear the Way in the morning，I would feel all right to die in the evening，基本和理雅各、劉殿爵的譯本類似，但是口氣稍有不同，表明是假定語式句法，也許反映了現代學者要求精確的邏輯。

馬傑偉 - Zygmunt Bauman 1925-2017

2017年1月12日

 

【明報文章】鮑曼（Zygmunt Bauman），1925年出生於波蘭，1968年被驅逐出自己的祖國，自1971年旅居英國。作為具有猶太血統的社會學家，他自幼承載着家境清貧的困苦和外界反猶太的壓迫。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親身參與，旅居他鄉的坎坷人生歷程，深深地烙入並影響了鮑曼的學術思想。鮑曼的名著《現代性與大屠殺》（Modernity and the Holocaust）就是源於個人經歷，認為屠殺猶太人與現代性的程式思維是緊密相連的。

鮑曼的文字老練優雅，如詩如賦，流暢而有音韻。他愛用長句、生僻詞，多隱喻，但輕鬆自如。鮑曼名著Liquid Modernity指出液態社會有個無法窮盡的購物清單，唯一不在上面的就是「不購買」。教育，傳道、授業、解惑，在今天教育成為產業，其績效用學分績點、學位學歷，還有畢業薪酬來量化衡量。婚姻在古代是誓約，在現代社會是責任，在液態社會是合同。古代，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強調朋友能夠起到的啟迪作用。但今天這種啟迪也可作商品，比如心理諮詢師、律師、投資顧問等。

缺乏安全感是液態社會的基本心理特徵，結構性失業加之各種各樣的風險，讓我們無法確定明天的自己會是怎樣。追求現代生活，本來是為了過得更好、更開懷，但現實卻是我們處於一種孤獨無助的狀態。我們每個人的生活皆是現代性的注腳與說明。我們承受着現代負荷，努力讓自己的個人生活不至於失衡。當永恆變得短暫，當生命變得漫長，現代生活變成一場在不安世界裏尋找庇護的歷程。借用米蘭昆德拉的名言，鮑曼說「生命不能承受之輕成為現代生活的悲劇之源」。

我與張瀟瀟合著《媒體現代：傳播學與社會學的對話》，其中一章討論鮑曼液態社會，有興趣的朋友可以一讀。

相關文章：

Zygmunt Bauman: “Social media are a trap”

練乙錚 - 梁特誰隊冧？林鄭怎上台？

氣短集   香港蘋果日報   2017年1月11日

梁振英在他搞愛國愛黨政治事業的高峰被北京突然DQ，失去爭取連任的資格，筆者認為他犯的錯誤有二，一內一外：內的是他把統治階級分化為多個敵對陣營、撕裂社會之餘，還挑起分離主義火燄，替北京添煩添亂，大搞其個人選舉工程卻在正事上乏善可陳；外的是在世界特別是東亞大形勢對中國越來越不利的環境下，不斷以極左手段破壞一國兩制，致令「友邦驚詫」（尤其是美國），損及香港對北京來說非常重要的「窗口角色」。

假若梁的錯誤只是前者，那麼對早已處心積慮要逐步赤化香港的中共而言，他的功過還可以「三七開」，北京縱不悅，也不會把他監生拉下馬，但後者則無法不成為他的死罪。專長吃政治飯的梁特，竟然會犯上第二個錯誤而未能及早察覺、及時修正，原因有二。

《環時》搞破壞　梁跟車太貼

其一是，他和他的智囊受北京《環球時報》系的意識形態以及「強國論壇」之類的極端言論影響太深，幾年來不斷高舉「一國」矮化「兩制」，把香港說得一文不值之餘，還嚴重破壞了法治、廉政、公務員中立等「兩制」精華，已經「蜚聲國際」。其二是，美國政治海變，特朗普當選還未就任，中美關係、東亞形勢已驟然惡化，一切來得太突然，連北京那些善於翻雲覆雨的操盤者也措手不及而須急煞車，梁特一夥跟車太貼，於是人仰馬翻。

然而，真正影響下屆特首人選的因素還要看1月20日特朗普上任之後如何推行說好的「百日維新」，其中包含他對主要進口國的態度、對亞太地區的關注和實力投入，以及他如何看待與中國和台灣的關係。特朗普的亞太政策越強硬，香港的「窗口角色」對中國便越重要，要保住便越困難。

由於這些方面還存在不確定性，所以北京最後首肯誰當特首，還須考慮下列場景和選項：（一）特朗普虎頭蛇尾，上任後十分溫和，那麼北京可讓林鄭配葉劉上，利用二人的「港英舊電池」色彩繼續瞞騙國際，實行「沒有梁振英的梁振英路線」；（二）特朗普硬中帶軟，則北京可讓表面上溫和得多的雙曾配出台；（三）特朗普非常強硬，北京滿盤落索，只好索性讓胡官上，向國際釋出善意，同時用其他方法規限胡官，無謂硬拼，否則無法頂住美國壓力、保住香港這扇無價窗口。

美國越仇華　兩制越寶貴

看最新情況，北京很難樂觀。上周，在朝鮮半島問題上，特朗普又借北韓揚言試射洲際導彈發飆，指摘北京在對美貿易上好處佔盡卻在朝鮮問題上沒出半點力。幾乎同時，特朗普就宣佈委任美國對外貿易首席談判官Robert Lighthizer。英國《衞報》指此人乃列根時代出道的超級仇華鷹派，多年來不斷指摘中國利用世界自由貿易體系佔足美國便宜，應受懲罰，特朗普任用他，首要目的就是要他來對付中國（其次對付墨西哥）。北京因此非常不快，但對着即將上任的「狂人」特朗普卻不敢造次，只讓《環時》以十分詩意的文句詛咒：「誰知道美利堅合眾國是不是歷史天空中閃過的一道流星？」

中國靠了香港這扇窗口，能建立與發達國之間千絲萬縷或明或暗的管道，在經濟金融方面尤其重要。香港則在九七之後依然能夠藉此享受美方給予而中國無法取得的各種優待，特別包括從美國輸入一些不能輸往中國及其他「共產國家」的高科技產品，原因就是香港和中國之間築起了「一國兩制、港人治港」的體制區隔。美國政府看待這個中港區隔非常認真，甚至用法律的方式作出了反應規範，此即1992年通過的美國國內法《美國─香港政策法》（United States–Hong Kong Policy Act）。

此法與《台灣關係法》不同，並不干預香港內政；它只是指明，一旦香港和中國之間的分野模糊了、消失了，美國就以對待中國的態度對待香港，原本給予香港的優待跟着消失。為此，該法規定1997至2000年之間，美國國務院須每年對國會提交一份報告，認可一國兩制所定義的中港區隔仍然有效。後來此法修訂了，提交年度報告的要求延伸到2006年。事實上，美國國務院在2007年額外提交了一份報告，確認一國兩制落實十年很成功，於是由2008年起，年度報告不必再提交，那對香港很有利。

梁當政　美即收緊《政策法》

值得留意的是，《香港政策法》判別一國兩制是否繼續存在、中港區隔是否繼續有效，標尺就是在該法條文中11次提及的1984年簽署的《中英聯合聲明》。然而，2014年11月底，中國「半正式地」向英國表示，《聯合聲明》已於1997年7月1日香港特區成立、《基本法》生效當日同時失效，而此後英國對香港再無任何「道義責任」。英國政府即時反對這個說法，但反對無效，因為北京看穿了英國為了商業利益想當「中國的最好朋友」，根本不會再在香港問題上說三道四。不過，美國的反應不一樣。

2015年4月，美國國務院在停止了七年之後，在沒有法定要求底下，主動向國會提交一份報告，其中指出中國政府和特區政府的若干行為有違一國兩制規範，這包括2014年6月北京國務院發表的「一國兩制白皮書」、特區政府其後提出的政改方案、引起佔領運動之後特區政府的一些對付抗議人士的暴力手段，等等。報告還指出美國政府收緊了敏感商品出口香港的備案審查等規定。本來，梁特如果有足夠國際政治觸覺，當會即時懂得收斂一下，但事實不如此。

2016年5月，美國國務院再次在沒有法定要求底下向國會提交年度報告。這份報告對中港政府干預一國兩制的行為作了更多質疑，一面尖銳地指出，在香港發生的李波事件上，美國首次指控中方違反《中英聯合聲明》（這意味着美國不認為《聯合聲明》已經失效）。此外，梁政府在港大副校任命一事上授意否決陳文敏教授的任命提議，其後更不理學界強烈反對而委任李國章為港大校委會主席，報告認為都是政府干預大學學術行政的事例。

大家可以推斷，2017年美國國務院也繼續會有一份年度報告，提及香港去年夏天及後發生的多起立會選舉DQ事件、人大主動以「釋法」為名替香港立法、給法院審判作強力指引的先例。大家也不難估計，特朗普的亞洲事務官員會怎樣寫這一個報告，以及報告寫好送到由共和黨控制參眾兩院的國會討論，會有甚麼結論。到時，美國國務院就算不作出最壞的結論（一國兩制失敗，香港不再與中國有效區隔，美國不應再予香港優待），也很可能會發出十分嚴厲的警告並初步制裁香港，令中國很被動。

隊冧梁特者──美帝

筆者估計，奧巴馬政府很可能於11月底透過外交管道暗地給了中國一個溫馨提示；北京一急，拋出梁振英。這就可以解釋為甚麼梁特陰溝翻船得那麼突然；習近平對梁似乎早有意見，但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卻來自老美。不過，平情而論，梁氏私賣港人利益，尷尬下台乃天意，但他絕非破壞一國兩制的唯一罪人；不少壞事都是北京手筆，例如銅鑼灣書店事件，梁政府不過被動配合，不阻止、不抗議、不調查，不了了之。罪有應得之餘，他也是半隻代罪羊。

大家也可能留意到兩則或有關連的新聞：一是本月2日的新聞報道指奧巴馬政府將在卸任之前發表一份報告，建議阻止中國併購美國半導體行業高科技公司；起勁反華的特朗普政府求之不得。一是上周梁政府宣佈一件「選舉工程」：香港和深圳將合作在邊界以南的河套區建設比原定計劃大得多的科技園區，並大量輸入中國專才。

這件深港同城工程和「西九僭建」一樣味道，無疑本來都是梁特處心積慮要在他自己宣佈參選之時公佈的策略訊息，現在卻變成林鄭的競選亮點。不過，此項高科技同城化工程從中港美三角關係看，非常敏感，可能進一步刺激美國國家安全疑慮，結果導致美方更嚴格限制美國高科技產品輸港，因為以後香港科學家接觸得到的美國尖端科技產品，中國科學家也可直接接觸到；按行會梁粉的說法，甚至有可能將來大部份的「香港科學家」都是大陸來港的「新香港人」。

矮化香港最大輸家──中國

明顯，有人為了一己選舉利益，不惜犧牲香港利益。類似這種中港融合、深港同城的政治工程越來越多的話，很快有一天美國會按《香港政策法》了結給香港的優待。當然，一些中港喉媒、極端分子、《環時》派的人會說：美國的東西不稀罕，中國的更先進。

如果北京領導人不是儍子，應該看得清楚：香港由一些執行「沒有梁振英的梁振英路線」的死硬派人物來領導，所有港人都會是輸家；而且，一旦香港的「窗口作用」消失，更大的輸家是中國。

悼：繁花約翰 複合伯格

星期日生活   2017年1月8日

【明報專訊】約翰伯格（John Berger）九十高齡逝世，結束了他多層次的精采人生。他和去年離開我們的翁巴托艾可（Umberto Eco）一起，曾經是八、九十年代智識（豈止知識？）世界的橋樑；一邊是浩瀚如海的符號與想像、個人和集體意識的投射，另一邊則是固有觀念、營營役役與瑣碎日常。說他們有意無意之間，當上了如假包換的文化擺渡人，庶幾近之。

不少人認識伯格乃自《觀看的方式》（Ways of Seeing）始，這本由英國廣播公司同名節目文案改寫，於1972年出版的名著，後來成了各大學視覺藝術、電影及文化研究課程的參考以至教科書。作者除了伯格，其實還有四人（包括節目監製Mike Dibb、Sven Blomberg、 Chris Fox和Richard Hollis）。書中的伯格，是一個精通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理論，兼有洞見文采的藝評家。寫於書首的金句「觀看先於言語。孩童先會觀看和辨識，接着才會說話」，早被引述無數次；那反對把觀看神秘化，從而為特權階級服務的馬克思主義者尖刀，讀者有需要的話，至今仍可借來痛宰文化建制與論敵。

觀看先於言語 筆下也寫電影

伯格本身原是畫家，辦過幾次畫展，思考影像、看與被看的問題，得心應手；他當然亦是小說家，作品拿過布克獎，連寫詩也頗有一手。不過，我最初接觸他的途徑比一般人迂迴，並非循其畫論和文字作品入路。九十年代香港辦了一次瑞士電影導演阿倫坦拿（Alain Tanner）回顧展，我對他以光影捕捉的後六八哀愁感到怵然惕然，片中人物的對白尤其印象深刻，稍一探究，才知道劇本不是他一個人寫的，編劇領頭銜的名字，就叫約翰伯格。

伯格和坦拿合作的影片有三部。第一部黑白片La Salamandre（The Salamander, 1971）是羅生門變奏，少女涉嫌槍殺了叔父，記者和小說家分別採訪她，希望把案件改編成電影劇本，事情的真相卻愈弄愈糊塗。在求真和浪漫化的敘述夾縫裏，沒有人拿到要拿到的東西，電影拍不成，真實也無影無蹤。第二部 Jonah who will be 25 in the year 2000（1976）有顏色了，明刀明槍講六八風雲之後年輕人的迷惘和掙扎，無論你進學校用新方法教歷史，抑或搞工運，還是過着今天所謂廢青生活，皆無法療癒理想失落的創傷。第三部Le Milieu du monde（The Middle of the World, 1974）最動人，講一名年輕政治家如何為了一名女侍應破壞了家庭，身敗名裂，最後落得兩頭不到岸；坦拿和伯格當然沒有把故事拍成一部男性向致命誘惑燈蛾撲火的準荷里活片，相反，觀眾在電影處處嗅到在資本主義制度生活總不能改變現狀的悲哀，片末兩名女子在火車站討論女主角為何離開情郎，怎樣也說不出答案堪稱一絕。好事成空，生命被沒來由的情事包圍，任你搭上向時間狠狠投擲青春的快車，也盡無處可去。三片於我一脈相承， Le Milieu du monde直譯是世界的中間，為什麼是中間？因為我們卡在那裏，進退維谷。

伯格獲獎的小說G跟《觀看的方式》同一年出版，講述主人公G在世紀初的歐洲，如何在荷爾蒙驅使的荒唐追逐中政治覺醒，看時就像把無名氏的《無名書》頭兩部（《野獸野獸野獸》與《海艷》）倒過來寫那樣。伯格的非線性敘事，更是一次引入圖像思維的實驗。故事是一塊一塊、一層一層地覆蓋而成，意識的進程毋須順時地把一個又一個點連結上。那裏，在電影劇本好像不斷滲出來的悲觀，獲得了重新檢閱再確認的機緣。

圖文「並茂」 意義再生

是的，這便是層次。悲中有喜，悲喜交織是不太妥當的形容。也許該這樣表達：悲不得不通過喜才成其為悲，反之亦然；悲要蓋上不悲的一層，才會有其真的况味。《觀看的形式》最特別的地方在哪？難道不就是那七章文本文與圖梅花間竹的排版嗎？四篇圖文並茂的論文被三篇圖輯間隔開，論文中的圖被文牽着鼻子走，彷彿只是用以輔助文字，充當示例；圖輯則完全沒有文字，讀者必須純靠觀看獲取意義。作者更建議讀者自由跳躍閱讀七章；沒有固定關係，必須浸淫其中以確認實際關係。一層和另一層之間的意義，不斷變化，並在變化中生成新的意義。正如伯格批判透視法「霸權」時，便以其損害影像的相互性（reciprocity）為「罪名」，人無法不落入關係，但透視法的發明，令人成為世界的中心。只有中心不斷被超越，不斷被變化中的關係瓦解，影像才會得到解放。

敘事層次 可以隨人消失

伯格不是一個簡單的人。今天我們說「這傢伙不簡單」，可能意味當事人很難纏；伯格精力旺盛，一生游走不同的媒介和形式（繪畫、評論、小說、詩歌、電影、電視、劇場），尋找、創造，大抵遠不止於這層意義上的「不簡單」。他活的是複合的生命，造就繁花似錦的作品。凝視與他有關的一切，回過頭來看此時此地，立場先行，表態決定論據論點的文化現狀，更覺可貴。今天的香港和華語論域，在人人關注，以至僅僅關注話語權下，敘事層次欠奉，語意層次被無數語言偽術搞亂，文化實踐的層次，則被幾何級數上升的挫敗和保守建制的寸步不讓，壓縮到接近二次元。難怪有人認為，約翰伯格和他同代知識分子的逝去，象徵了層次正逐漸在我們身邊消失殆盡。

文：朗天

編輯：何敏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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塵翎 - 一手見證

2017年1月1日

【明報文章】2016年讀過最喜歡的書是亞歷塞維奇的《二手時間》，我等不及繁體中文版出來，讀的是呂寧思翻譯的簡體版，繁體版應也是同一譯筆。書有點厚，五百多頁，每一頁都是沉甸甸的重量，沒有一個字是無關重要的，只能慢慢讀。可是，終於讀完了，卻又很想要回到第一頁，從頭再讀一遍。

  

亞歷塞維奇這本書是神作，在她已被翻譯出版的著作中，這是最好的。光憑這本就可以得諾貝爾文學獎，沒有爭議的空間。吵吵嚷嚷非虛構文學算否文學的人，翻開書去讀就對了。文學遠比人寬廣，自古以來皆是。

這些活在二十世紀的前蘇聯人，一生成為了「偉大」實驗室的製成品，從那裏走出來，發現新的世界已經是他們無法理解及期望的，而他們所仰賴的一切知識、信仰、語言，都全已被經歷過、被活過、被使用過的。

作者有這樣的本領，讓這些人可以把本來只能在廚房裏和至親私語，或只能埋在心底的秘密往事，一一傾倒出來，毫無保留地被記錄下來。當中除了是關於兩方之間的信任，還有一個最重要的指引：有些事不被說出來就像不曾存在過，即使最深沉的痛苦也必須經過最赤裸的述說而成為真實。他們都彷彿被賦予了最後的使命，透過證言來把靈魂提升至某種高度，超脫現實的困厄與幻滅。

搭配着閱讀音樂巨人肖斯塔科維奇的回憶錄《見證》，對一個有感有思想的人在那個風雲時代所經歷的精神磨難，可以了解更多。

這兩本書說的是過去的事，卻並不是只屬於過去的。它們都回歸到人的自身，時代的痕迹烙印在身上，深深淺淺，無從擺脫，每個人走過來首先都是故事的載體，所看所思所感即是存在的印證。就算是一粒微塵，也有存在的理由與去向。新的一年，繼續去看去記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