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道群 - 寫字人的聲音

香港蘋果日報   2017年3月26日

因為董先生新書《讀書便佳》寫了左舜生，那天給董先生送新書清樣，又得他送一本民國四十六年版香港自由社出版的《萬竹樓隨筆》，從中環半山回上水梧桐河，車程成個鐘，萬竹樓隨筆文采風流，讀來只覺時間過得太快了。左舜生是一九二三年於巴黎創黨的中國青年黨三巨頭之一，有人說青年黨黨魁雖為曾琦，但核心領導始終是曾琦、左舜生與李璜三人。左舜生辦黨從政，言論報國，四九年後住香港，創辦《自由陣線》，任教新亞書院，六九年去台灣，任總統府國策顧問，堪稱風流名士，一生極為精采。左舜生《萬竹樓隨筆》集個人回憶、文史辨識於一爐，兼敍兼議，好看之處用不着我在此贅言，我只是因左舜生的序言生發無謂的感慨而已。

左先生說他在香港印行的這些《中國名人軼事》《萬竹樓隨筆》，初印五千，次年重印，能銷到七千本左右。那是一九五七年前後的香港，雖說大陸易幟不久，大量移民湧入香港，人口從四七年的一百八十萬激增了四五十萬人，香港當時已成了世界人口最密集的地方，但畢竟也只有兩百二十萬人，與現在七八百萬人還是差很遠。我職業病作祟，自己問自己，現在印左先生這樣一本書香港能賣掉多少呢？人口多了幾倍，然而印書我敢上機印兩千冊嗎？

我的感慨來自於近日一再收到的「文字創作人發聲」這樣的一封呼籲信。聯署的是幾百位香港寫作人，金庸倪匡陶傑等等，有很多我讀過他們的書，有些我印過他們的書。他們的呼籲其實很卑微，卑微到自稱為「文字創作人」而不叫「作家」。文字創作人說：香港政府屬下的公共圖書館有六十八間，流動圖書車十二部，借書的讀者四百二十八萬人，每年借出圖書五千萬次，據統計首一百位中文書每年借出兩千次。

政府花一本書的錢買書，免費借給這麼多人看，當然功德無量，但這幾百位寫作人問，政府有沒有想過，應該多花一點錢付給寫書的人呢？圖書館服務那麼完善，又空調又免費上網，問題是圖書館買那麼幾本書，剩下的誰買呢？沒人買以後誰寫書呢？

這叫做「授借權」Public Lending Right的，特區政府不會不知道，並不是什麼新鮮事物，早已有五十七個國家推行了啊。

練乙錚 - 論曾俊華的政治前途

氣短集   香港蘋果日報   2017年3月29日

塵埃落定，明顯看出北京的確在意香港「撕裂」；不過，這個在意，只限於統治集團內部，簡單說就是在意唐、梁板塊之間那道裂痕。

這次特首選舉，要義在於讓人更清楚看到香港高層政治生態，以及北京的干預角色。由此觀照「曾俊華現象」，分析他的個人政治去向，有助解答香港政經發展的一個無可迴避的問題：本地資產階級能否發展出自己的群眾性政黨？大家意識到，「曾俊華」一夜之間成為一個含金量極高的政治品牌，無論哪一方勢力都不能忽視，甚或要爭取為己有；他的個人政治取向和歸宿，因此具社會意義。

小板塊掌政　頂層失衡

2012年的選舉，梁營偷壘成功，導致香港商界頂層頭輕尾重地分裂、失衡。大板塊丟了政治地盤，屈居統治集團的內部反對派；小板塊得意忘形，看風駛盡隽，對龍頭老大只是招降納叛，無半點「只有香港營」的味道。政治上，梁營極左盲動，導致天下大亂，獨、自運動鵲起，唐營卻在旁邊看熱鬧，自由黨還不時向特府放冷箭。

此局面絕非北京所樂見，所以習氏一直對梁特非常冷淡，去年12月終於作出了斷，讓梁特下堂、梁營解散、梁板塊歸位。北京提拔林鄭，競選團隊主要由唐營人馬把持，並且在她的政綱裏點明要取回中策組踰僭的人事任命權，就是補救香港統治階級內部政經失衡的舉措。

分豬肉　港英容易特首難

凡在中環打過滾的人都知道，板塊之間鮮少可以和解，紛爭只能壓服，好聽點說是「擺平」。在港英年代，政府能夠扮演「終極利益分配者」角色，商業利益之爭控制在商業環節，商人不能犯上作亂，故政府管治權力始終穩固；維持這局面的條件有兩個，現在都不復存在。

一、制度原因：殖民地港督是英國從海外委派的，上任之時與本地商界板塊沒有「千絲萬縷的關係」，可以按板塊自然比重及其變化進行經濟利益分配和政治權利微調，原有的政經平衡因此容易保持（這裏說的「政治權利」狹義地指獲得能夠影響最高決策的行會立會議席和重要公職等）。

但是，特區政府行政長官直接來自本地利益集團，不然就是集團囊中物、代理人。利益分配失衡越來越嚴重，演化成政治上「不是梁風壓倒唐風，就是唐風壓倒梁風」的局面，兩者的鬥爭由裏及表，包掩不住。本來，中聯辦或可擔當「終極利益分配者」角色，無奈派來的京官本身就嚴重腐化，絕不滿足於蠅頭小利，而是要趕緊歸邊即食大茶飯之輩。

二、誘因轉變：殖民地時期，本地財團主要是英國資本，它們的第一利潤中心是香港，其他利潤中心也多半在新加坡或南非等前英國殖民地，而不是在英國本土。港督基本上是這些財團的政治效忠對象。但是，九十年代前後，英資逐步撤出，華資則在接手乃至幾乎囊括整個香港商界同時，開始在大陸建立另一利潤中心，而且比重越來越大。

在大陸逐利須與權力共謀。港資有優勢，大者能直達中共權力最上層，四十年來與一眾京官太子黨駙馬黨建立了非常個人的金權關係。港商要利益，京官有權力，你效忠於他，他就給好處。英殖時期那種本地財團直接而集中地效忠港府的模式完全改變了；港商與京官之間建立了另一套直接的金權紐帶，繞過香港地方一級權力機關（指特區政府和西環），猶可進行高利潤運作。但是，從地方一級管治效益看，這種「效忠分散」是不利的。尤其是像過去四、五年，香港管治機器被本地小板塊及在大陸處下風的江派把持，大板塊就不買賬，一擺姿態（例如撤資），中央就有反應，梁特就要下台。

「李家之城」　頂層穩定

然而，在「效忠分散」的格局下，換了是香港管治機器由本地大板塊及在大陸處上風的習派把持，管治還可以大致上如中央所冀望地相對穩定。這樣一種局面，無疑就是北京要透過這次特首選舉達致的。具體而言，中聯辦會變，共產黨會用它慣用的方法整頓：摻沙子、換班子。至於特區政府裏，今後五年或十年，會是唐風壓倒梁風，梁粉只留一兩個活口點綴；換句話說，從統治階級觀點看，由「李家之城」操控政府，是香港頂層穩定的一個必要條件，因為經濟實力與（狹義的）政治權利比較能夠匹配。

曾俊華就是在這樣的場景裏正式登上香港政治舞台。然則，他既然敗選了，還有甚麼更長遠的政治作用、更積極的政治角色呢？

上面說過，這次選舉換人之後，會實現中央所冀望的頂層相對穩定。但是，這只是梳理了統治階級內部結構關係；除此之外，還有廣大民眾這一瓣要考慮。香港進入半開放社會之後，共產黨發覺，搞本地中產和知識階層民眾政治不是它的強項。

二十年來，當權派組織如民建聯、工聯會、大量新移民和「港漂」組織、各類型智庫喉媒、統戰機構如港區人大政協，再加上近年新出現的一眾「愛字幫」、「幫字派」等左派或極左組織，數目爆發性增長，資源要多少有多少，但是人心不回歸就是不回歸。2014年的佔領運動，主力參與者是八九十後。同時出現的自決和獨立運動，支持者本是青壯年居多，已經夠北京認輸了，現在日漸離心的，更不止於青壯年，那就更叫共產黨不安。抓不住中間民眾的心，只得貶踩民意，於是陷入惡性循環。

另一方面，共產黨的同路人──香港的資產階級，始終未能發展出有生命力的中產保守政黨。梁派不用說，葉劉的新民黨領導層會分裂。唐派靠的自由黨，長期都只是一個精英俱樂部。唐營需要的，一是能玩密室政治駕馭小圈子選舉的能力（這個已有），一是一個群眾性的中產保守政黨（這個未有）；有這兩方面的政治能量，它方可在今後二、三十年甚或「後47」的階段裏穩掌香港統治機器。曾俊華橫空出世，給予唐營這方面的進一步想像和發展空間。

曾俊華的政治品牌優勢

是次選舉最後兩個星期，曾的個人魅力發揮到極致；單看他年逾花甲，卻在所有年齡組別裏同樣叫座，便證明他是搞民眾政治的天才、一筆絕對寶貴的政治資產，其「薯片叔叔」的品牌價值已經可以清楚估算，問題是他會把這筆資產押給誰？

答案他自己很可能已經知道。像他那種身價地位的人，決定辭職參選之前，一般會慎重考慮一旦敗選的最可能下一步。那一步是甚麼，筆者不擅長亦無條件替他作心理分析，只能客觀推導。他今後出路不外三條：退休享清福、以他的財金背景「搵真銀」、投身民眾政治。

有人會說，若他選擇從政，首先應該考慮服務民主派，因為按政治倫理，他這次能有驕人表現，先決條件是能夠入閘，而民主派百多張提名票是關鍵，況且他的支持者當中，淺黃佔比應該不低；也就是說，他欠了民主陣營一筆。

不過，這個想法有弱點。曾之前與民主派的協議，如果不包括敗選之後替民主派做事的話，便是一次過你情我願的交易：他從民主派那裏得到的是入閘和有所表現的機會，他給予民主派的是一個夢，或者說，是一個對共產黨的憎恨的表達和發洩機會；現在兩無拖欠。如果他是一個未出櫃的民主派，那是民主派走運；如果不是，後者不要表錯情。

筆者估計，薯片若決定以後從政，替唐派成立並領導一個略為親中的資產階級保守中產群眾性政黨，是最大可能。這個發展，共產黨絕對支持。

薯粉不必替他擔心，「美帝卧底」那回事，不過是「選舉語言」，而且中央從來沒親自說過，是梁派嘍囉或者幫港出聲那些傢伙的訛語；甚至可以估計，由於他搞中間民眾政治價值高，能共產黨所不能，已經有統戰部的人登門拜訪向他真誠道歉了。不然，甚麼叫包容？甚麼叫修補撕裂？共產黨的那些體己話可不是隨便對民主派說的。

趙崇基 - 虛偽

2017年3月26日

【明報文章】從李嘉誠先生口中，聽到他對香港的感觸，指香港人沒有理想，只顧「炒樓、賺多啲、樓起高啲」，實在不能不對這位香港首富的幽默感另眼相看。

我沒有炒過樓，但住過這位地產大亨起的樓。經紀都說，他們公司的樓，以前還算有點水準，然後是愈起愈差。我住過的那幢，算是比較舊，因此質地還可以，可是實用面積只有七成。

多年來，對於住屋，我一直不明白為什麼有實用面積與建築面積之別，也不明白為什麼我付錢時買的是建築面積，卻換來只有六七成的實用面積。等於我付了三個麵包的錢，麵包店只給我兩個麵包。

原來，那些走廊、窗台、大堂全部屬於建築面積一部分，於是他們將窗台愈起愈大、大堂愈起愈豪，而我們吃飯、睡覺、上廁所的地方，卻愈來愈小。目的很簡單，他們就是為了賺多啲、賺到盡。

這些帶頭賺到盡的地產商人，不惜犧牲一代又一代香港人的吃喝拉睡基本生活，如今賺夠了，反過來批評香港人沒有理想，只顧炒樓、賺多啲、樓起高啲，說這種話，要不是涼薄，就是很有幽默感，一般人聽不懂的幽默。

誰將香港變成一個炒樓天堂？誰想賺到盡？誰將樓愈起愈高？誰將市民生活基本需要變成奢侈品？誰將香港人變成樓奴，不能輕言人生理想？

在大陸，那些貪官最愛說廉潔；在香港，有份製造分裂的人最愛感嘆社會撕裂。虛偽，已成為這個社會的常態。

趙崇基 derekee@gmail.com

通識導賞：我焦慮故我在 哲學反思 焦慮是為了未來

星期日生活   2017年2月26日

【明報專訊】沒人喜歡焦慮。不過，小至港鐵故障擔心會否上班遲到，大至看到逾三萬人高呼粗口「討論專業」的集會而為香港前途憂心，我們每天總有焦慮的時候。但焦慮是否一定不好？原來從哲學角度看，焦慮不全是壞事，我們會焦慮，只因我們有反思過去、展望將來的高階思考能力。

哲學人劉保禧博士早前到香港大學通識課講「焦慮」。他說：「我焦慮，故我在。」那麼，哲學家是如何應付焦慮的？

何以焦慮？

社群瓦解 連繫如浮萍

焦慮源於現代社會結構充滿不確定性，人與人的連繫浮動，大家都「單打獨鬥」應付生活，如無根浮萍，容易失落生命的意義。社會學家鮑曼（Zygmunt Bauman）就以「液態現代性」（Liquid Modernity）形容社會從過往的固態轉為液態的流動特質。

劉博士笑說：「小時候住公屋，是被隔籬屋湊大，一年級去一家，二年級又去另一家，鄰家煲了湯就一起喝，媽媽又回饋其他食物，鄰居甚至會帶我們一起到她的娘家吃盤菜。當然，以前親密得來也許會冒犯到別人的私隱，像隔籬屋打仔，其他人立即走過去勸架，現在不會再有這些（鄰里關係）。」群體生活為生命提供確定性（certainty），「我的媽媽做飯很厲害，但我的大嫂或太太不會像以前的傳統社會般，跟長輩學做飯。要學就要經公共媒介，像上網自學。」

單打獨鬥 我有我生活

「現在生活與社群慢慢拆解，變成單打獨鬥，因人與人之間的交流好individualistic（個人主義）。」現代社會提倡人人自由、平等、獨立，當然有其好處，但反過來說，也令人與人的連繫更鬆散、浮動。「我有我的生活，你有你的忙碌，我們過於將不同的問題變成個人病症，單打獨鬥，或找專業人士面對，例如社工、心理學家。」

過去建立群體生活的教會、家族在現代社會退場，削弱群體的支援網絡，也改變了我們如何定義自己的身分，自身生命的意義。瑞士作家艾倫．狄波頓（Alain De Botton）在著作《身分焦慮》（Status Anxiety）中說，現代人的焦慮，是因自我認同（identity）建基於社會地位，亦即個人成就在別人眼中的價值，正是劉博士所言的「單打獨鬥」。

生命意義的失落，也與生活形態有關。「以前是農業社會，你會見到農作物整存地種出來，現在是工業化分工，像富士康的工人，生產一部iPhone有二十個動作，可能十多秒要完成一個動作，生存不似生存，造成意義的失落。」

焦慮就是不好？

未來，憂心讓人警醒

不過，焦慮是否百害而無一利？劉博士說，我們把焦慮看得負面，背後與「理性應壓過情緒」的想法有關，而這種想法，最早源自柏拉圖提倡以理性抑壓情感氾濫。

「例如你見到新聞從業員在台上落淚，會覺得他不專業，因為新聞應客觀公正嚴肅。這種想法影響好多社科研究，像經濟學就認為人是以理性選擇追求最大利益。」但其實，人的理性與情感的連繫甚強，而「焦慮」正是唯一會令我們反思的情緒。

「曾有研究追蹤人們在選舉的投票意向，投票理應是理性、深思熟慮的決定，但實際上投票好隨意，研究發現憤怒、滿意不會改變過去投票的習慣，唯有焦慮，令人開始反思，有如警醒機制，若你對未來憂心，才會開始警醒。」

他說，正因人有高階思維，能設想未來如何及反省過去，才會焦慮。「我們會想，若當日不做這個抉擇，今天我會是什麼人？我們也會投射未來，計劃中的事若做不到，會感到失落。」

過去，選擇讓人後悔

「不過，正因人有能力反省自己，不只是將意識貫注當下生活，總能設想無數可能，其實過去選A或B都同樣會後悔。」劉博士記得立法會前主席曾鈺成曾接受訪問，說自己一級榮譽畢業，曾想過負笈美國進修成為數學家，但因反越戰運動，最後去了培僑當校長。「他見到有師弟攻讀數學，就會想，如果我走這條路，或者成就不會比他們低 。但若他真的當了數學家，又可能會想，可能我會做特首。」

「所以焦慮是必然，也是思維力高的一種表現。在哲學上來說，其實是追尋意義的能力。因我們不斷投射未來，若能實現當然好，實現不到就有焦慮。不過，正因為無論如何一定會後悔，換過來說也一樣：你永遠都可以不後悔。重點不是你的選擇有缺陷，而是你可否擁抱你當下所有。沒有東西是浪費時間的。」

焦慮，也是因為自由現代社會的流動性大，不論是居住的地方、職業，都不似以往般固定，生活的選擇也更多，「心理學家弗羅姆（Erich Fromm）在《逃避自由》一書說，正因現代人面對太多選擇，反而不知道怎樣選擇才好，會因此焦慮，甚至因而想逃避選擇的自由。」

如何紓解？

離地說法：靠意志

由哲學角度看，焦慮源自生活意義的失落。要紓解可以有兩種出路，一種較「離地」，一種較「貼地」。哲學家沙特（Jean-Paul Sartre）就認為，要面對焦慮，人們應鍛煉意志，學習如何承擔自己的生命。

沙特認為「焦慮」與「恐懼」不同，後者有特定對象，例如有些人怕曱甴，但焦慮是unfocused fear（不着邊際的恐懼），「不知道擔心什麼，其實是你隱隱然有事情想做，但想逃避，於是找日常生活的東西淹沒自己，然而你其實是自知無能力或意志去完成。是否因你擔心自己做不到才焦慮？沙特認為，人是命定要自由選擇自己的人生。我們有許多選擇，一定有遺憾，若你不做決定，不為自己的決定負責，只是不願承擔選擇的責任，那是承受不到自由」。

沙特強調意志（will）與理性（reason），「他認為焦慮跟意志力有關，只要你立志，往後要關心的只有（事情）落實到，或落實不到。就算最後做不到，都不是焦慮的情緒，只是單純是失落。」但劉博士認為沙特太精英主義，「要做到這樣，要有鋼鐵般的紀律，這種承擔有多少人適用？」

貼地說法：憑着愛

劉博士認為，焦慮較「貼地」的出路，在於人與人的連繫。他笑說：「我們是不是焦慮，視乎對生命的意義是否滿足。焦慮來自什麼？來自（生命）意義的失落，意義失落的問題，答案好老套，就是缺乏愛。」

英國記者Johann Hari曾研究人類吸毒的歷史，寫成著作Chasing the Scream: The First and Last Days of the War on Drugs。Hari曾在TED講座中指出，大家以為吸毒是因為身體對化學品上癮，但其實我們在醫院注射的止痛藥，純度比街上賣的海洛英還要高。劉博士說，其實人們對毒品的依賴，更多來自心理因素，也就是生活意義的失落。「曾有溫哥華的心理學家做實驗，將一隻老鼠單獨養在籠裏，放了兩種水，一種混了毒品，一種就只是自來水，老鼠總是選有毒的喝，因為吸毒，死得很快。後來心理學家將幾隻老鼠養在一起，造了個『老鼠樂園』，有玩樂的老鼠球、小隧道、許多芝士、有朋友可以一起玩，同樣提供自來水和毒水，但沒有老鼠喝毒水。」

「越戰期間，兩成駐越美軍都有吸海洛英麻醉自己。他們吸毒，是因見到戰友在自己面前死去，找不到東西可以延續生命的意義。但出奇的是，當戰爭結束，他們回到家鄉，百分之九十五的人都毋須去戒毒所，直接斷了藥物。毒品當然有上癮成分，但人與人之間的關愛，可以幫他們找到意義。」劉博士笑說，沙特會傾向將「尋找生命意義」看成是個人問題，「他看人與人相處，會說hell is other people（他人就是地獄）。」

過去宗教為人們提供社群，建立連繫：「人需要群體生活，以前教會提供一個神聖空間，不同年齡種族，都是『主內弟兄姐妹』，但你在餐廳總不會隨便跟陌生人搭訕的吧？現在沒有空間可供人建立連繫，我們變成了分崩離析的個體，單打獨鬥。」

文：黃熙麗
圖：黃熙麗
編輯：屈曉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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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乙錚 - 民望不振何來威望 三矢一鵰唐派獨贏

氣短集   香港蘋果日報   2017年3月22日

民意京意背馳，今天看到的，乃九七以來最嚴重。例如，本月14日港大民調錄得梁振英上任以來最差的聲望數據，民望淨值為「19%支持-77%反對=負58%」；評分則只有39.4。筆者翻查05年董伯下台之前最後一次民調數字，民望淨值為負51%、評分是47.9。比起梁特，董簡直優秀。

然而，如此不堪的本地政治生物，卻給捧上了「國家領導人」的層次，當上全國政協副主席，在中南海袞袞諸公眼中，異常珍貴，「威望」極高，習氏與他握手40餘秒，哪似港人當他地底泥、鞋底屎。對同一個政治人物評價如此南轅北轍，正正反映「一國」與「兩制」之間，不是簡單差異，而是水火不相容。毋怪以孔慶東為代表的大陸人罵香港人是狗，以本土派為極品的香港人則封大陸人為蝗。如此，港陸焉能不撕裂？

金翅大鑊鳥　西環心寒 

梁已是跛腳鴨，有多少人反對他任特首本來不重要，問題是還有一位以「梁振英2.0」入閘的特首候選人在爭位。這位仁姐在西環不斷加持之下，得到的提名票（580），距決戰達標數601只一步之遙。但提名票是記名票，西環擔心的是：在最後不記名投票時，會有多少選委斗膽「棄明投暗」，搞不好讓林鄭陰溝翻船？

拿齊頭數簡單計算，具「廣泛代表性」的千二選委當中，300是民主派，餘下的900是保皇派人數上限。假設反對梁振英1.0任特首的人，也同樣反對「梁振英2.0」，則從上述民調結論可導出，保皇派選委只有一半即不超過450人支持「梁振英2.0」。也就是說，按理（自由意志／民意）投票的話，林鄭得票只能低於450（37.5%），小圈子選舉極有可能要進入第二輪。

孤證不立，有必要用另外的、完全獨立的數據作比較。上周有四項民調出爐，分別由香港01、now新聞台、新論壇和港區婦聯代表聯誼會發表，錄得林鄭任特首的毛支持度分別是33%、32.5%、36.7%、43.3%。四組支持度的平均是36.4%。這和上一段得出的「低於37.5%」的結論脗合。

問題是，如果進入第二輪投票，胡既出局，他的票主要流向曾。林鄭金翅珍氏大鑊鳥！大家說西環心寒不心寒？要不要出盡喫奶之力、用上「民望不振威望補足」之類的哄騙術保奶媽上位？

民望不振　「威望」補足？ 

世界上根本沒有獨立於民望以外的威望。開放社會民調人詢問市民關於某領導人的意見之時，每個市民的答案，透過其意識和潛意識，涵蓋了他對這個領導人所有方面的評價，包括立場、往績、人品、舉止、親和力等，自然也包括「威望」。而極權社會裏，民意無法正常有效表達，官意成為主流，政治文化特別重視一個「威」字。甚麼「漢官威儀」、「不怒自威」、「威震四海」等，散發出的強烈氣味，大家在國史上都能嗅到。

因此，「民意與數字無關」，從來都是共產黨的護身說法。多年前批評共產黨專制的人喜歡抓痛腳，質問如果人民那麼支持它，為何不敢讓民主選舉產生最高領導人，甚至連搞常規性的對領導人的民意調查也不許；黨媒的標準說辭是「歷史已雄辯地作出了選擇」，靠的不是民意，而是裝扮成民意的武裝鬥爭史。也罷，那時兵荒馬亂，以民調測度民意很困難，但今天大陸是「康乾盛世」，還以那個六十年前的「雄辯」充數，分明是騙局。在民意和民調已經深植市民政治意識的香港，林鄭在大家面前也玩這個把戲，不愧是黨的好孩子。

「一國」操控了香港這趟選舉，比較容易測度的民意受輕視，能夠主宰一切的京意卻難測。然而，港人看得出的，是本地權力鬥爭的兩個基點：一是唐梁之間的板塊利益之爭，一是以全面赤化香港為目的的西環攪局。二者有關聯，例如板塊也有迎合西環搞赤化的傾向，特別是比較弱勢的梁板塊，要當得上香港吳三桂，夥同更多的大陸勢力，才有望取代唐板塊的本地一哥地位；至於西環那些貪腐人，也得依附在板塊後面，中央給的權力才能貨幣化、市場化。

唐板塊──木馬「圖」城 

梁特無法連任，死罪有哪些，大家盡可按理推測，卻無法確切知道，然實力深不可測的唐營在背後發功，則無可置疑。其實，梁被DQ，唐營未選已贏一半，問題是怎樣才可全勝。

老於世故的人深知，全勝要義在裏不在表，但對阿爺而言，表，即面子，卻是首要──無法維持面子的專制政權一定迅速崩潰。阿爺可以把自己親手扶持上位的強硬派特首搬開，卻絕對不能認錯，須找一個氣質和路數與梁雷同的人充場，林鄭因此是首選；梁營利用阿爺這個弱點負隅頑抗，捧林鄭連任盡量保存實力。京官要面子這個政治前提，唐營很難繞過。怎麼辦？

規管經濟學裏有所謂的「規管俘虜」（regulatory capture）：法定的規管委員會多由受規管企業的直接或間接代表組成，變為規管對象的俘虜。商不與官鬥，但往往只是表象。委員會是個空架，放甚麼東西上去才是關鍵。同理，林鄭沒有自己嫡系，連大部份公務員也不喜歡她，是個空架子，最後執行甚麼管治路線向哪一方傾斜，看她的團隊便可思過半。

因此，唐營的頭條策略就是從內裏攻破，趁梁營人仰馬翻、林鄭為免拖累而試圖與之區隔之際，大舉進入林鄭班子，實現「權力俘虜」。兩個月來，最高調支持林鄭的，盡是唐營頭面人物，有份量的梁粉卻沒幾個。《蘋果》2月3日報道：「12個林鄭競選辦主席團成員中，唐營有夏佳理、林大輝、盧文端、胡定旭、盛智文、羅仲榮、鄭慕智、余國春及霍震霆9人，梁粉只得李秀恒同蔡冠深，餘下就係史美倫。至於27位資深顧問，都有多過一半約16、17人，而且唔少都係唐營巨星，如吳光正、任志剛、郭鶴年、黃志祥、范徐麗泰、李兆基、許榮茂同林建岳等等，深梁寥寥可數，僅羅康瑞同鄭耀棠等……」

三矢一鵰　萬無一失 

而壓陣的，赫然是李家昆仲和唐氏本人；那顯然不是個別唐派的「轉軚投敵」。大家記得，一位「德高望重的左派元老」早就指出：唐營不斷發功，謀求以林鄭替代梁振英。梁特既除而西環捧林鄭，唐板塊的第一策略，無疑是一手挺林鄭給北京面子，一手玩木馬「圖」城，進入林鄭團隊奪權。然而，林鄭幾年來與梁派發展了深厚關係，乃唐營大忌，還必須嚴懲，辦法是盡可能讓她少得票，削弱她日後的個人「威望」。這需要借力於另外兩個候選人。

唐營若有本事，理論上可一炮定江山，首輪投票即選出最與商界契合的曾俊華；但丟了面子的阿爺，必會行使「實質任命權」，否決選舉結果，再選時依舊把林鄭扶上位。但這是唐營「核選項」，傷人傷己，實際上不會採用，亦不一定夠票。唐營最佳辦法，無疑是逼出第二輪選舉，林鄭在此第一輪選舉不足601的得票數──例如450──便是她在當權派中的實際支持度上限；第二輪投票，可讓林鄭高票當選──例如850票，但誰都知道那是給阿爺保面子，並無實質意義。

假設曾的一輪票數不過半，若要逼出二輪投票，則曾和胡的作用是相加的，票源重叠誰𠝹了誰多少票不重要，二人總數越高便越有機會進入第二輪。胡起碼有機會取得少數中間票甚或葉劉票，這便是他不接受勸退對唐營的最大好處。此外，如果梁營中傷曾俊華為美帝卧底之說收效，導致他高超的民望大幅下跌，則他躬身退出，便須由胡官頂上與林鄭短兵相接。這個可能性現在看來很小，因為卧底說始終吹不起，但唐營不可能事先沒有這一手準備。

當然，北京與唐派之間，可能早已安排好梁特的「身後事」，某程度安撫梁派；這個看法，要看林鄭一旦當選，梁粉留得下的有多少、是哪些，才可作準。

然則曾俊華是不可能勝出嗎？這也未必。如果林鄭26日之前不停犯錯，而且錯得太離譜，而曾的民意支持同時穿頂，則北京要堅持用林鄭，也沒甚麼面子可言。兩害取其輕，曾未必無機；反正到目前為止，指他是美帝卧底的人，都是江派或一些嘍囉。

三矢一鵰，萬無一失，誰勝出，唐板塊都贏。這是小圈子遊戲，與港人爭取民主自決港獨都無關。香港有李家之城之譽，豈是浪得？

哲學角度：斯賓諾莎倫理學 知性救世界

星期日生活   2017年2月26日

【明報專訊】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我們不時會絕望、氣餒，希望從這樣的人生中解放，因此有人以物質享受麻醉自己，有人在宗教中尋求心靈上的慰藉，但這些方法都是依賴外在的東西，而不是自給自足的。你有沒有想過可以靠自身的努力，達到永恆的幸福？猶太裔哲學家斯賓諾莎（Baruch Spinoza）在17世紀便提出我們只要通過我們的知性（intelligence），不用靠其他人其他物，也可活出好的人生，這才是真正的救贖（salvation）。但是大眾的生活，就像一塊木頭在水中漂流，被不同人的偏見和世界的潮流左推右撥，要找到正確的生活之道似乎很困難。

這正是他在公元1677年出版《倫理學》（Ethica，荷蘭文）一書的原因。「倫理學」（Ethica、Ethics）一詞源自希臘語（ethos），有道德的意思，即人行事處世的準則。斯賓諾莎希望藉着此書展示人應該如何而活才能活得最好。當我們順着斯賓諾莎的指引達到最高的境界時，我們自然而然地會成為快樂、自由、道德的人，得到最高的幸福。

神自在 人在其中

書中斯賓諾莎一開首便論及他的世界觀，以建立人的救贖的根基。其中最受爭議的是他對神的定義，他亦因此被批為異端，並被踢出阿姆斯特丹的猶太社群。對於斯賓諾莎而言，神是唯一的實體（substance）。根據他的定義，實體即自在的存在，不用依賴其他東西去構想的存在。這種存在，他稱之為自因（causa sui），意即神的存在不是被其他東西造成，而是祂在其自身必然存在，正如本體論論證所展示，我們沒法構想一個不存在的神而不違反神這個概念的定義。反之，神以外的存在一律都是他因，意即他們不是自己存在的基礎，我們必須通過他們以外的東西才能構想他們。譬如我們看見了一棵松樹，我們要構想這棵松樹的存在必先構想它存在的因緣際會：首先要有種子，之後要有土壤和陽光，不然它不可能存在，可見它是有所依待的。

正由於這些東西是依賴他物才能存在和被構想，它們不能是實體，只能是作為實體的模式（mode）而存在，即神的一部分。因此天地萬物不是神從無到有（ex nihilo）地創造出來，而是亙古而存，我們都是神的一部分。而這些模式可以依它們的特質被分成無限種類別，例如心靈（mind）和物質（matter），斯賓諾莎將這些特質稱為神的屬性（attribute）。以人為例，我們是神作為心靈和物質的表現（expression）。換言之他認為神不是超越世界和人的存在（transcendent being），而是內在於世界的存在（immanent being）。這些觀點令斯賓諾莎的形上學得到泛神論（pantheism）的稱號，並與教會教條發生衝突，但正正是因為神不是超越的存在，我們才可以在塵世裏自我解放，不必等待死後世界的美好。

證幸福是人類本質

在《倫理學》的前半部，斯賓諾莎從形上學的角度將人定義為神的一部分。在後半部他換了另一角度，從人的存在本身出發去定義人。從這角度，人首先是欲望（desire）的存在。斯賓諾莎把欲望定義為求生和自我完善的力量（conatus），正如火不會自己熄滅，動物自然求生，所有存在不會主動尋求自身的毁滅，他的消失必然是來自外在的因。人的本質亦如是，會竭力去保存自己，並且追求更強的生命力。當一個存在的行動是能完全以自身來解釋，斯賓諾莎稱之為主動（action），但當其行動必須以他物來解釋，稱為被動（passion）。

因此自殺不可能是人主動的行為，而必然是源自人的本質以外的因，例如是負面的情感、失落的生活。因此人不應該跟自己作對、貶損自己，反之是順從本來的自我。生活在現今社會的我們經常放任自己，任由自己被他人他物牽引，以致喪失了本來的自己。這種異化正正是斯賓諾莎所批判的。真正救贖並不在外在於我們，而是在我們每一個人之中，只要我們能活出本真（authentic）的自我。

有自由去想有自由意志？

命定論（determinism）認為每件事情都是被之前的事情決定而發生，即當一些前因聚合便必然會產生一定的後果。如前所述，斯賓諾莎的神無所不包，因此作為祂的一部分，我們必然地是被祂的活動所決定的，甚至連神自己本身也是被自己的律則所規限，如因果律等自然法則，因此斯賓諾莎是一個命定論者。人不是「帝國中的帝國」（empire within an empire），而只是廣大神域中小小的一部分，因此在人之上必然有更強的力量存在去決定世間萬物的走向，所謂自由意志（free will）只是人的想像。但與此同時，人的行動不會因此而失去意義，因為命定論是認為若果相關的因素和環境脗合，一件事就必然會發生，恰恰相反人反而應當更努力有所作為去避免壞事發生，而不是坐以待斃。

克制情感這個奴隸主

但是既然人是必然被命定，那麼斯賓諾莎的倫理學如何能解放人，給予人自由呢？我們必須留意斯賓諾莎所說的自由（freedom）並不等同於自由意志（free will）。當他提及自由，他指的不是我們可以隨意決定自己的行動，而是我們的行動遵從自身的本質和律令。正如之前所言，我們若是被外於我們本質的東西或傾向控制，我們便不是依從自己而行，因而不是主動，而是被動。被動的人並不自由，因為我們不是自己決定自己，而是被其他外物決定自己。例如嬰兒雖然是想做什麼就做什麼，但其實他並不自由，因為他純粹是被情感（passion）主導，正如斯賓諾莎所說：「人類對於控制和抵抗情感的無能，我稱之為奴役（servitude）」，要做一個自由的人不是要放縱自己，而是要克制自己，不要被非屬於我的東西主宰。神順從自己的規則而行，是為自由的表現，因此自己決定自己，不為外物所移，這才是自由的真諦。

欲望是求生和自我完善的力量，這種力量不是靜止的，而是恆動的，而它的動態有兩個方向，要麼提升，要麼減弱，當人的行動力（power of activity）得到提升，這就是快樂（joy），反之當這個存在的行動力被減弱，這便是悲傷（sorrow）。擁有愈高的行動力等於愈完美，因此人每當變得更完美時則愈快樂。因此斯賓諾莎說的快樂和悲傷不是一個行動產生的感覺，而是行動本身的方向：快樂是人向更完美的自己進化，而悲傷則是人向更缺陷的自己墮落。而當我們意識到快樂的外在根源時，這就是愛（love），另一方面當我們意識到悲傷的外在根源時，這就是恨（hate）。斯賓諾莎把人的情感和心理狀態都歸納為快樂和悲傷以及愛和恨。順着自己的本質，我們應當追求快樂和愛，避開悲傷和恨。

快樂和自由並不能分而立之，因為自由的人的行動都是主動的，即他們得以發揮自己的行動力，從而避免了因受制於外物而減弱了自己的行動力。

換言之，人不快樂是因為不自由，即被自身之外的物擺佈。這種不幸是源於我們過度重視自己片面的或暫時性的享受而忽略了整體和長遠的快樂，例如貪吃的人控制不了自己的食慾，只是將注意力放在口腹之欲和眼前的美食之上，而沒有考慮長遠而言貪吃對自己身體的損害。

在最極端的情况，人會遠離自己作為主體的存在，任由自己成為情感（passion）的扯線木偶，就像病態賭徒不能自拔地賭博，即使自己因此而受苦，甚至家散人亡也不停止。不少宗教信仰便因此主張禁慾，以追求更高層次的生活模式。但斯賓諾莎對此不以為然，因為如前所言，欲望是自我完善的力量，要得到救贖必要順從這人的本性，不然人不會追求自由和完美。因此，他認為要獲得快樂，人不是要禁慾，但也不是要縱慾，而是要將自己的欲望轉化，由被動的情感轉化成主動的情感，重奪對自己的控制權，當自己情感的主人。

知識讓你自由

斯賓諾莎認為完備的知識（adequate knowledge）是人得到救贖的關鍵，所謂完備的知識即是對相關事物有普遍非片面的理解，而這種知識必然為真，譬如「人是動物」和「三角形有三條邊」這兩個命題分別說的是人和三角形普遍共有的特質，因此是對所有人和三角形都通用。前者是通過我們的理性思維獲得，斯賓諾莎稱這種知識為理性（reason）；後者則是我們直接考察三角形的本質而明白，因為我們不能構想一個不是有三條邊的三角形，斯賓諾莎稱這種知識為直觀（intuition）。當我們對事物有這些完備的知識時，我們便是自由的，因為這行為是出自我自己的想法，反之如果我是聽人差使，沒有經過自己的反思就去做一件事情，或是抱持一個人云亦云的觀念，我便不是自由的。

假設有天我的一班損友叫我去吸毒，我二話不說便跟着去，我的這個行為雖然看似是由我決定，但其實不然，因為我不能解釋我為何要做這損害自己的決定，我只是出於羊群心理而跟大隊。此外，若這班損友跟我說毒品沒有害，而我又深信無疑，我的這個信念也是不自由的，因為我對毒品根本就不認識，或是我只注意到毒品能帶來一時的輕快，卻不察覺毒品會使人上癮，並且危害我的健康。

了解「負面」的前因

這些錯誤的來源是不完備的知識（inadequate knowledge），所謂不完備的知識即是片面的、混亂的知識，譬如說一個小孩想像有獅鷹獸這種動物真實存在，但我們都知道這種動物並不存在，這小孩是因為道聽途說或是將獅子和鷹兩種動物搞混才會產生這個觀念，斯賓諾莎稱這種知識為意見（opinon）或是想像（imagination），跟前面兩種知識不同，這種知識是從我有限的角度觀察得來，因此不具普遍性、不完整。這種知識的缺乏（privation of knowledge）亦是不快樂的原因。假設有一天你在街上被一個醉漢辱罵，你首先第一個反應想必是你感到憤怒、不快，憎恨這個你素未謀面的陌生人。

斯賓諾莎認為你之所以感到這些負面情緒是因為你假定了這個人是其行動的源頭，而忽略或是不知道他其實只是世界中的一部分，即是說你忘記了這個醉漢那天對你大罵一頓是源於一些外在的因素，例如可能他那天剛被解僱，以致他流連街頭借酒消愁，而碰巧你在他面前走過。即是說，他那天對你破口大罵，並不是全為他作主，而是被前因後果決定。當你意識到這事情的發生是無可避免時，你便不會感到不快，就像你不會責怪一個吵鬧的嬰孩，因為他不能選擇安靜。同樣地，在一些自然災害發生的時候，很多人都會怨天尤人，在斯賓諾莎看來，這也是無知，當你對神有完備的知識時，你便會知道神即自然，一切事情的發生都是由前因所決定，神並沒有創造，亦不能阻止災害，憎恨神憎恨世界只是出於不理解而已。

不避世界 才能完美

對於斯賓諾莎而言，要自由，要快樂，最關鍵的是要做一個理性的人，擁有正確的知識。而神作為無限的一切，自然是最高的認識對象。認識神、愛神就是至福（beatitude）。在認識神，即認識世界的過程中，我們每消除一個錯誤的觀念，每獲得一個正確的觀念，我們便更完美。因此在通往救贖的道路上，即使我們未達到智者的境界，我們向前走的每一步都是快樂的。與此同時，在這個提升自己的進程上，我們並不是孤獨的，而是互相扶持的，因為他人的真知灼見可助我們遠離無知，而且他人的困苦亦會使我感到不快樂，所以我不能因自己追求幸福而無視他人，這正是斯賓諾莎的道德觀。真正的智者不會拋棄自己的同類隱居山林，反之他會嚮往能與人交往的生活，故此，斯賓諾莎認為我們不必逃離城市生活，這種逃避反而表示我們戰勝不了外在環境，真正的自由處於我們心內，不管外間如何變化，環境如何惡劣，通過知性，我們亦可活得幸福美滿。

正確的路

或許你會覺得斯賓諾莎的倫理學宗教色彩過於濃厚，但不要忘記宗教的終極理念莫過於向人展示一條正確的道路，阻止人走上歪路，而斯賓諾莎正是本着基督的精神著書立說。

雖然斯賓諾莎運用的概念艱澀難懂，甚至是遠離我們日常對事物的理解，但是正正就是因為我們的一些觀念根深柢固所以我們才會執迷一些錯誤、對我們無益的想法，例如盲目地追求功名利祿，而變成他人他物的奴隸。通過改變自己的思維，並加以實踐上的訓練，你和我都能夠得到救贖，做個自由、快樂、道德的人。

文：鄭俊勤 巴黎八大哲學系碩士生

編輯：何敏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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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初體驗：食物（28）——強搶土地IV

星期日生活   2017年3月12日

【明報專訊】愈來愈多歐州大型跨國公司到非洲開發農業，因為那些國家比較貧窮，為了發展經濟，貪污腐敗的政府以極低廉價錢出租土地，但情况更似被侵佔。瑞士的生物能源公司Addax Bioenergy就在西非塞拉利昂共和國（Republic of Sierra Leone）北部種植甘蔗，將它轉化成乙醇，然後外銷到歐洲，再跟一般汽油混合，作為汽車酒精燃料，號稱是為了減少溫室氣體。

歐洲城市減排犧牲非洲人民土地

Addax Bioenergy跟塞國政府和地方領袖委員會協議，租用土地50年。受影響地區覆蓋五十多個村莊，由於大部分貪窮村民都是文盲，對Addax一無所知，不知就裏，並在村長的壓力下，根本不得不服從，就依領袖委員會所訂定的協議簽了約。當農田被徵收改種甘蔗後，為了保障村民的基本糧食供應，Addax Bioenergy實施一項農民發展計劃，主要是為受影響村民提供援助，Addax把部分從村民租回來的土地，從新分配給他們種植稻米，由割草開墾荒地開始，還叫村民摒棄原來的人手耕種方法，改用機械操作。第一年Addax負責全部工具、化肥和種子的成本；第二年負責2/3；第三年負責1/3，之後由農民自己負擔所有支出。由於塞國農民未能掌握和適應這種機械化耕種法，三年來農作物收成欠佳，連食物也不保，哪有能力花錢買種子、肥料和維修器材？農民曾向Addax反映他們的困境，但沒有得到回應，任由他們自生自滅。至於受薪種甘蔗的農民每月薪水只得53歐元，如果周末加班，則每月可以有88歐元。不過，有時整個月沒休假，月薪仍只得53歐元，而Addax卻沒有解釋其中理由。

機械化愈種愈窮化肥污染水源

甘蔗田位於河流上游，Addax沿河建了幾個大型抽水站，輸水供應整個灌溉系統，耗費大量水資源，多年後這區域人口增加，水源卻愈來愈短缺。同時他們使用化肥種植，許多動物吃下甘蔗周圍的雜草，結果紛紛死亡。每逢雨季，雨水混着化學物流入河裏，輾轉到達下游，不少農民取河水飲用，身體不斷累積這些「毒水」，情况很壞。Addax砍伐大片樹林種植甘蔗，但卻沒有履行合約上所承諾的補償，甚至連村民撿拾樹枝來蓋房子都被Addax拒絕，這些年以後當地居民才恍然大悟，知道得不償失，後悔不已。

「環保生活」不環保殖民主義2.0

一位德國農業家Felix批評這些所謂「綠能燃料」，實際上浪費土地資源，絕對是不智的選擇。原來要生產兩個油箱容量的這類環保能源，所需土地能夠種植的作物，就足夠一家人生活一年。改變地球彼端人們種植作物的土地，來滿足歐洲人過「環保生活」，實在有悖常理。資金不應用來生產拖拉機和汽車燃料，而是應該去讓發展中國家享受他們的食物主權，生產他們需要的糧食，解決糧食不足，以至饑荒等問題。這個發展其實是殖民主義2.0版本，正因這種錯誤運用土地的方法，每年近一千萬公頃耕地被迫「不務正業」，再加上城市擴張而失去兩、三百萬公頃，可耕土地愈來愈少，更變成炒賣商品。Felix認為要解決糧食問題，不是要搞大規模工業化農業，而是讓小農成為農業支柱。人們忘記了全球70%食品，是由小農和都市農耕所生產出來的，Felix認為小農才是全球糧食供應的關鍵和希望。一邊製造所謂乾淨汽車能源供歐洲人使用，另一邊消滅森林改種甘蔗，導致二氧化碳增加，非洲農民喝不到乾淨水，吃不飽，賺不夠錢，最終究竟誰可以得益？

文、圖：楊秀卓

編輯：林信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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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文 - 薩德殺不了

夾心人   2017年3月17日

「薩德」正式名稱是「終端高空防禦飛彈」系統（Terminal High Altitude Area Defense），簡稱THAAD，內地譯音「薩德」。這系統是防禦性質，針對中短程導彈。整個設計是能短時間內評估敵方導彈能否擊中目標。若是的話，便發出攔截彈在外大氣層或大氣層內高空擊落導彈。換句話說，即是後發先至，利用己方子彈射向對方子彈，將攻擊力消弭於初期。

站在南韓立場，安裝「薩德」天經地義。北韓最近愈來愈失控，先涉嫌在馬來西亞使用生化武器，繼而不斷試射導彈。若政府不加強國家安全措施，怎能面對國民。況且這不是進攻系統，又裝在自己領土。借用我國領導口頭禪，做法純屬內政，怎容旁人干涉說三道四。

「薩德」引起中國強烈反應，原因是它的雷達偵測裝備。由於安裝在南韓的雷達覆蓋範圍遠至中國東北（有說甚至大部分中國），中央認為無形中受到監視，國防調動給美韓洞悉一清二楚。打個比喻，門外安裝閉路電視是自家決定。但若攝錄範圍包括鄰居門戶，他們便覺得私隱受侵而抗議，兩者同一道理。

這只是表面理由。出動針對韓國藝人的禁韓令，又鼓動民眾杯葛樂天集團，肯定有其他盤算。更大原因相信是大國情意結。「臥榻之側，豈容他人安睡耶？」小小南韓，在自己勢力範圍下，竟然棄中投美，若不好好教訓，未來怎能號令其他國家？不過回顧過去數年，先後反美、反日，對付台灣、越南、菲律賓和新加坡。再加上內地有港獨、台獨、藏獨及疆獨。今次殺不了「薩德」，只是多了反韓，我國敵人愈反愈多。這現象說明一切，內外政策出現問題，是時候思考改變了。

卓文 - 若在美國

夾心人   2017年3月15日

保安局前局長李少光被問到「七警」一案，表示若發生在西方國家如美國，警察可能已向示威者開槍。這觀點沒有新意，很多建制撐警人士都有同樣意見。不過出自不學無術者口中尚可一笑置之，由前保安局長說出，未免有點失禮。同一班保守建制人士，經常指摘追求民主和人權之士，盲目跟隨美國。到警察濫權打人，又借美國作為辯護標準。這雙重標準和邏輯，很難令人信服。

美警的而且確經常開槍。《華盛頓郵報》一個調查，指2015及16兩年，被警察擊斃人數是991和963。不過數字背後有一定原因。傳統上，美國民眾容易擁有槍械。因為這文化，令美警執勤時面對很大風險。參考「維基百科」，1990到2010年期間，平均每年被殺警官是164人。至於過去6年，除2011及12年外，其他4年都超過110個。很多時美警開槍，是考慮自衞因素。近年港警，除了徐步高殺害同儕外，未有其他警察被殺。至於被襲，也是鳳毛麟角。

美國固然警權很大，法治也保護人權。若法庭判決警察殺人打人失職，當事人要入獄外，受害者家庭更可民事起訴當局及濫權者。《華盛頓郵報》同樣做了一個調查，指過去10年，有46個家庭民事起訴政府，32個成功索償，平均賠償為120萬美元。有一個案，警察被判罰800萬美元。對普通人來說，這是天文數字。換句話說，美警在濫權背後，需承擔極高代價。這些民事責任，在香港是缺乏的。

七警一案，警員不是在面對危險時打人。前上司不以此為恥，盲目護短方是最大恥辱。若再比喻失當，不單有失個人身份，更只害了警隊，令其沉淪。

練乙錚 - 歷史尋找本土──讀徐承恩《香港，鬱躁的家邦》

氣短集   香港蘋果日報   2017年3月15日

讀了史家徐承恩先生寫的一本香港史，有感而言。

或者可從日前大陸「兩會」上中國人大委員長張德江的一句話談起。他說：「中央任命行政長官時，不是橡皮圖章，而是有實質任命權。」如果不細察語境，這句話沒甚麼奇怪：當權派認為天經地義，反對派覺得那是共產黨一貫的專制話語。

張德江那句話值得玩味，其中包含兩個要害：一、「實質任命權」是當民意背離黨意時直接由黨全權行使的，等同「反民意任命權」。不過，共產黨怕尷尬，不採用「反民意」這個詞，而用「實質」。

二、「橡皮圖章」的意思和用法，被這位黨國領導人徹底顛覆。「橡皮圖章」一般指這樣的一種決策機構：在重大議題上，機構成員的意見無份量，決定由頭到尾都由「上頭」做，成員只負責舉手通過，在文件上蓋章。這種機構到處有，中國特別多，「兩會」是典範。奇怪的是，領導人談香港選舉，竟強調自己「並非橡皮圖章」，那是甚麼意思？

如果《基本法》說的那個「具充份代表性」（能反映民意？）的選委會選出一個不完全契合張德江心意的人當特首，而他竟被迫接受這個結果及背後的民意，那麼堂堂人大委員長就變成「橡皮圖章」了；因此他當然要提醒大家，他會代表中央一意孤行，行使絕對的否決權。

共產黨簡單一句話，裏頭也那麼多的「微言大義」，如果由它來寫它自己的歷史，這歷史你可相信？如果由它來寫你的歷史，這歷史你能接受？

鄭成功為例　歷史書寫面面觀

明末活躍在福建沿海一帶的海商鄭芝龍，與荷蘭殖民人合作，在東海一帶走私，作業範圍北至日本，後來接受明朝招安，改為對付荷蘭人，並在台灣開設基地，是為漢族經營台灣的開始。他在日本的時候，娶九州平戶女子田川氏為妻，生下鄭成功。鄭成功繼承亦商亦盜的家業，明亡之後受南明賜國姓朱，世稱「國姓爺」，繼續抗清，並在台灣扎根。

台灣當時並非荒島一個，而是大量原民生活了至少一萬年的居地。有實物證據的史前史說明，在五千年中華文明出現之前，他們就已經在那裏繁衍；現代人類學者歸類之為「南島人」（Austronesian）。和所有海洋帝國主義者一樣，鄭成功扎根台灣，靠的是對那裏的「低等民族」大規模搶地、殺戮，種下的是四百年「原漢衝突」。

然而，殺剩的原民太少，他們沒有文字歷史，而漢人寫的歷史諱言事實；後來清帝國收復台灣之後，延續漢人政策殖民台灣，繼續漠視島上「化外之民」的利益，更對原漢衝突閃爍其詞。因此，在漢族的歷史論述裏，鄭成功不僅順利當上反清復明民族英雄，更是開發台灣的最大功臣。今天北京強調的「台灣自古以來就是我國領土」，便是鄭氏功勞。甚至，以早期漢族或漢化了的百越族移民的後代為主的台灣人（即前一段時期裏俗稱的「本省人」），竟也普遍認同這個論述。

但台灣原民並不這樣看鄭成功。民進黨籍立委Kolas Yotaka（阿美族）上周於立法院質詢大會上指出，內政部每年辦理「春祭」並由部長擔任主祭，當中包含鄭成功紀念儀式，原民對此十分不解，因為當年就是鄭成功進行武裝拓墾，將原民土地任意分配給他手下文武官員，剝削程度甚於荷蘭人。她說：「這就好像現在在台灣還有人拜蔣介石、陳誠，大家是甚麼心情？」

台灣有關鄭成功的爭議，主要已不在於歷史事實，而在於對史實的看法和態度。換句話說，史實怎樣解讀，歷史怎樣書寫，無可避免有立場問題。

史料集和歷史　非一一對應

理想國裏，歷史是自然科學，相應一套客觀真實，只有一個準確的對真實的論述。但事實上，除了在處理個別微細史料的時候，史家通常不能絕對客觀；史料的整合程度越高，書寫便越發包含主觀意識與立場：為甚麼要將史料A結合史料B而得出結論，而不是選取史料A和史料C的組合呢？當史料組合足以支持一個單一複雜歷史事件（如1989年64天安門事件）的重構之時，據此作出來的大體上客觀的論述卻往往不止一個；而所謂「大歷史」的書寫，就更難規範。

這是因為任何發生了的事情、場景和背景，加起來總是無比複雜的；史家在收集史料，並對之篩選、加權、最後試圖重構成為一個「有理故事」的時候，每一步都牽涉主觀。簡單地說，史料集和基於這個史料集而書寫出來的歷史，之間的關係並不是簡單的一一對應；從同一個史料集出發，可以「客觀地」書寫出若干套取態甚或結論也不同的歷史。何況，史家有時還會從相當不同的史料集出發書寫歷史。（注意，這還未考慮刻意歪曲或揑造歷史等不良動機和行為。）

例如，過去我們通常讀到的清朝歷史，主要是民國以來史家根據漢文史料寫成的。九十年代興起的「新清史學派」，則重視從滿、蒙文中發掘原始材料，建構出不同的或者是更大的史料集，然後進行書寫。後者自會帶有不同的視角，於是產生了所謂「邊陲作為中心」的另類論述。這個學派的發軔，無疑是和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新馬克思主義者對西方近現代殖民主義時期裏佔了主導地位的「歐洲中心主義」思維的批判密不可分的。

可以說，任何一套哪怕是嚴格地使用客觀史料書寫出來的歷史，也不可能是唯一合理的、絕對權威的；若有一套歷史說法是定於一尊了，那很可能是受惠於政治權力肆意排他的結果。這個道理，替新的歷史書寫打開了門路。

本土運動和歷史書寫

顯然，像在台灣這樣的一個多族群國家裏，歷史書寫包含了一個深層矛盾。要解決這個矛盾，生成一套各方都可接受的歷史，政治前提是族群平等，並且在平等的基礎上走向融和，而文化前提則是每個民族首先要寫出自己的信史。做到這點絕對不容易；政治和文化資源的長期不平等是障礙，但更根本的是，弱勢民族必須從不自我識的沉睡中醒覺，意識到需要有自己的歷史論述。知此而後可行。

在台灣，迄今佔主流地位的大歷史論述特別是近代史論述，還是國民黨政府1949年遷台時帶過去的那一套，香港人完全熟悉，因為基本上就是特區政府在中學廢除中史必修科之前教授的、以「中原／華夏史觀」為基礎的同一套。這套論述特別是其近代史部份，經過近百年來學者的千錘百煉，學理基礎已經十分穩固，再加上政權力量在學校裏強制傳授了幾十年，已經佔據起碼兩代中國人的頭腦，根深柢固。

不過，台灣的本土運動源遠流長，政治民主化之後也經歷了三次政黨輪替，故有一套歷史觀念和歷史教學的壟斷地位已然鬆動。以本土史觀寫出來的歷史著作，逐漸能夠和原來的一套分庭抗禮，其中尤以左翼史家施朝暉（筆名史明）以獨立台灣、勞苦大眾的觀點寫出來的《台灣人四百年史》最重要。

施氏早年留學日本，於其時已經主張台灣獨立，觀點與中共當時操控的台灣共產黨一致；二戰期間，他到大陸領導「台灣隊」抗日，後因不滿共產黨的獨裁傾向而分道揚鑣，重新回到日本，之後埋頭苦幹十餘年，寫成他那本今天不少台獨人視為「聖經」的台灣史。原民方面，筆者孤陋寡聞，還未見過定義性的原民史面世；台灣國史館文獻館在這方面做的工作相當多，但主要還是原民史料的發掘和整理。

香港人　自己歷史自己寫？

一直以來，香港的重要性都是以其對大陸的影響而言的。例如，在論述孫文革命和香港的關係、省港大罷工和中共的關係、韓戰時期香港的轉口港角色對大陸的貢獻、大陸改革開放時期對香港資本和管理經驗的依賴、八九民運裏香港人組織的「黃雀行動」如何支援中國民運等等之時，香港都只是因中國而重要。

這種香港從屬中國、邊陲從屬中土的觀念，不僅主導了建制思維，也一直是香港民主運動裏普遍的、幾乎是致命的根本立場：香港民主運動只是中國民主運動的一個組成部份。這種觀念的壟斷性非常穩固，要到2010年以後、本土運動興起了，才慢慢給打破。

反倒是在學術圈子裏，七、八十年代起便有變化。例如，耶魯大學社會人類學教授蕭鳳霞和她的研究團隊近四十年來以香港為基地做出的大量嶺南研究，特別是漢文化與嶺南非漢民族之間的複雜關係的研究，提供了豐富的史料和思考素材，有助建構以香港為主體的歷史觀。（蕭鳳霞、劉志偉論文《宗族、市場、盜寇與蛋民──明以後珠江三角洲的族群與社會》）。史家徐承恩先生在台灣出版的近作《香港，鬱躁的家邦：本土觀點的香港源流史》（改寫自他在香港出版的《鬱躁的城邦》），大量利用了這些學術研究，根基紮實。

筆者與徐先生素未謀面，之前只讀過他以介紹文獻為主的《城邦舊事》，覺得很有啟發，這次再讀他的新書，一些長期覺得困擾的關於香港歷史的疑惑給解開了，因而覺得值得把書推介給更多的讀者和朋友。適值本土運動進入「休漁期」，要是大家選擇停一停，讀點書，充實一下自己，很可能是更有益的。

吳靄儀 - 難平

2017年3月13日

【明報文章】令人難過的消息接二連三，又聽得有線新聞因財政困難可能面臨停播，我多年來不看電視，獨看有線新聞，若他們停播，或許停看電視也是時候了。

曾蔭權案，定罪與刑期都在上訴，但最難接受的是，為何要用這樣的手法，拖長調查五年去折磨人？原先的控罪兩項，不外是指控他有利益關係而不申報。所指的「利益關係」，及沒有申報，都是沒有爭議的事實，是否構成刑責，問題只在於該等關係（業主／租客、準租客／裝修設計師）是否屬須申報範圍、是否故意不申報，及事情是否足夠嚴重至「公職人員行為不當」的程度。有什麼複雜性要查五年？第三項控罪，是性質最嚴重的收受利益一項，則是查了五年證據也是不完整，臨近審訊才突然加上，廉署承認根本沒有向李國寶查證，只憑「豈有如此巧合」就去告人，結果陪審團無法達成裁決，還要重審，從頭折磨。調查權和檢控權在行政當局手裏，向來是最易濫用的權力，怎能怪人相信檢控背後有政治目的？

特首梁振英告梁繼昌議員以UGL事件誹謗他，相信絕大多數市民都認為是「惡人先告狀」，因為事實上梁振英是簽了合約，事實上是收了巨額款項，部分在他上任後已支付，無論法律上有沒有責任申報，身為特首，也要以公眾觀感作行為準則。從協議書的條款可見，他同意了兩年內有責任為UGL提供服務（provide such assistance in the promotion of the UGL Group and DTZ Group as UGL may reasonably require），為什麼不算是須申報的利益衝突？問題不在於UGL實際上有沒有提出過要求，也不在實際上有沒有提供服務，而在於他承諾了提供服務。他在協議文本上手書附註「在沒有利益衝突的情况下」（provided that such assistance does not create any conflict of interest），顯然不影響合約的有效性和約束力，只是規範了有責任提供的服務的範圍，為什麼就不用申報？如果這本來是要申報的一份合約，我就看不出為什麼加了這句就不用申報！

有些事，根本就不公平，詭辯與威嚇別人收聲，只會令人更加憤憤不平。這就是國家領導人的典範麼？告人誹謗的人，最好先問問自己的名譽值幾多！

卓文 - 冤有頭，債有主

夾心人   2017年3月10日

今屆特首選舉，報名四人（尚有數位名不見經傳人士可以不理）全是建制成員。不過不但未如中央去年所說，歡迎公平競爭，反而力捧一個林鄭，描黑鬍鬚曾。最慘是葉劉，也要陪葬，連入閘機會也沒有。這個發展，絕大部分港人心中有氣。意想不到的是，有個別支持建制者，竟然將氣出在當年反對政制方案泛民議員身上。

以科大雷教授為例，他上周在本報撰文，認為若普選方案通過，由於最後參選門檻相對較低，所以鬍鬚甚至葉劉更有機會入閘，最後選擇便可由港人決定。我認為他理論沒錯，然而經不起實證。先申報利益，筆者支持否決普選方案。今日回頭看，更認為做法沒錯。

先重溫當年方案，基本是三部曲。首先是取得十分一選委提名，便可入閘。根據今年選委人數及泛民所得票數，理論上胡官、鬍鬚及葉劉可以入閘。不過這方案是入閘容易出閘難。在港人投票前，先要出閘。出閘需要獲得半數選委票（即601票或以上）。固然選委可以重複提名及投暗票，但只要中央牢牢控制選票，這些票肯定不會流到非屬意人選。今次選舉經驗，中央連提名票也封殺曾葉兩人。就算有普選，北京亦一定不給兩人出閘。更大可能性是派一個民望更低，能力更差的人出來陪選，入閘後實際只有林鄭唯一選擇。

連忠心耿耿的葉劉也要哭着申訴，為香港服務多年的曾俊華也被批判，我們是否還要將頭埋在沙堆裏呢？事實勝於雄辯， 政治現實亦勝於紙上談兵。權力是共產領導命根子，北京是不會給港人真正普選的。冤有頭，債有主，與其轉移視線翻舊賬指摘泛民，是否更應該抗議中央操控選舉？

卓文 - 政棍法棍

夾心人   2017年3月8日

港人可能不知，內地律師有設定收費標準。以廣東省為例，物價局和司法廳聯合制定，介乎每小時160至3000元人民幣，包括訴訟服務。內地其他一線城市，也有類似安排，收費也是差不多。本港沒有限價制度，收費視乎律師名氣。參考一些法律網站，普通事務律師為2500至5000港元，其他星級大狀更加數以倍計。單看兩地標準及市價，便知中港律師身價大不同。

七警一案，警隊聲援，雖然不識大體，但尚可理解。支持者大多屬員佐級，都是學歷較低，職級不高警員。除此之外，還有數位律師議員出來撐警，則是腦袋生在屁股上，不明所以。政棍為撈取政治籌碼，做秀是遊戲規則。不過身為律師，支持警員抗議法庭判決不公，就是敲破自己及同行飯碗，應受律師會譴責。

和其他法治指數高地方一樣，香港律師收費可以這麼高，是因為客戶相信特區有法治，亦相信律師可以保障他們利益。大陸土炮律師樓收費低，不一定意見或服務差，而是客戶不相信中國有法治。內地律師不能政治中立，甚至和其他黨國機關有千絲萬縷關係。在缺乏法治地方，客戶認為法院和律師未必可以保障他們利益，當然也不會付出溢價費用。

今次警員抗議，矛頭不是指摘所謂「黃絲」，而是指向同屬建制的法官。從市場角度看，律師和法官是實際利益共同體。若法官公信力損失，律師價值也會降低。與其付高昂律師費用，客戶倒不如通過非法律途徑處理事務，成本可能更少。這幾個政棍，利用議員身份賺取外快，難為其他律師陪葬。事件若再弄大，趕走外籍法官，特區律師身價遲早大幅縮水，和內地看齊。

練乙錚 - 裏通外國薯片遭鬥臭 十年浩劫牝雞搶司晨

氣短集   香港蘋果日報   2017年3月8日

爭位遊戲未到尾，共產黨的「中國特色」便原形畢露。被西環系人馬和喉媒明指為外國勢力代理人的一號仔John曾，好比當年給老毛打成「叛徒、內奸、工賊」的中共副主席劉少奇。他只不過提倡「與民休息」，也馬上被指別有用心，如同劉當年被批搞修正主義的「鬥爭熄滅論」。誰說文革的意識形態已經消失？

無中生有製造矛盾，是西環／梁特經常幹的事，而真正存在的大問題，卻從來不敢面對。比如說，他們現在搞窩裏鬥，拚老命也要倒曾捧林鄭上台繼續執行强硬路線，但那樣會產生甚麼嚴重的矛盾？管治因而會遇到甚麼新的困難？對香港有甚麼影響？本文就與此有關的三個潛在/新生矛盾逐一分析。

林鄭上台　先鏟梁粉

林鄭與梁班子的矛盾絕不簡單。港人無論甚麼政治立場，現在習慣想像她與梁共穿一條褲子，卻忽略他們之間的權力矛盾以及背後的實利衝突。二人政治出身不同，因利益而苟合，執行同一條西環制訂、以强悍手段赤化香港的路線（所謂的梁路線，實質是西環路線）。她若入主特府，一降一升，主客易位，那麼她首先要做的，就是鏟除絕大部份梁粉，特別是務必奪回特府內外實質銓敍權，安插自己心腹。

梁在中策組設人事衙內，不斷架空本由公務員事務局官僚體系把持的提名與審核機制；林鄭上台，竊掌此權的「高妹」必倒。林鄭政綱裏已經寫清楚：中策組要改組，「不再參與法定機構和政府委員會的人事任命工作」。一葉知秋，快則馬上，慢則半年一年，盤踞在行會、特府高層、中策組、各重要公職如大學管委會裏的核心梁粉，均須執包袱讓位。到時，西環的權力泰半會向林鄭傾斜，以保她施政順利。梁或會以全國政協副主席身份插手港事，但林鄭絕非省油的燈。梁乃污點特首，有UGL等把柄給林鄭抓住，如不小心，幾年後的下場很可能跟曾蔭權今天的一樣，甚至更差。

林鄭與大多數公務員有矛盾，是好幾個因素導致的。首先看淵源：John曾與Donald關係密切，後者以前在政府的最大馬房由前者接收。這次選舉給西環/林鄭夾硬擠出局的葉劉，在官場中的支持者也不少，他們對林鄭不會有多大好感。這兩點都是就比較高級的公務員特別是AO而言。至於數量更多的EO，因為西環硬捧一個民望較差的人上台當特首，推行政策必遇更多阻力，處一線實幹的EO無辜成為磨心，自然對林鄭反感。

至於林鄭自己的馬房又如何呢？分析這點要看梁特上任之初發生的麥齊光事件。可信的說法是，長期潛伏在政府內部的共特與梁特合作，要給林鄭一個下馬威，空出發展局局長的關鍵位子容納梁粉；林鄭「識做」，讓她的手下都寒了心，後來導致麥齊光宣佈支持John曾。

更重要的原因是，公務員也是人，論基本政治態度，沒理由與整體社會差太遠。也就是說，在親共還是反共、愛黨還是愛港的大問題上，公務員大體上還是按「六四黃金率」分割的。那麼，現時民調裏顯示出的各參選人支持度，也就構成公務員群體裏相應數據的基點。

為了翻這個盤，林鄭有一招可出的，就是特赦。現時當權派的極端分子要求特府立即特赦七警，這份殊禮西環讓林鄭上台之後分發，比讓梁特在落台之前做，有更長的嘗味期限；但特赦七警對爭取文官支持無大幫助，死硬藍絲公務員是極少數。因此，林鄭上台，很可能特赦Donald以籠絡曾系公務員。

但如此翻來覆去，當權派在政府內部的鬥爭最後也會把一個本來建立得很好的管治機器毀掉，如同上述精英內鬥把整個香港也折墮了一樣。廉署墮落，其實就是香港政府整體墮落的一個先聲和側影。

年輕專業　反共愛港

前述兩個新矛盾，都是統治層裏的矛盾，發展向壞。跟着這一個，是統治集團與人民之間的，發展向好：此即林鄭與各專業界新世代之間的矛盾。

先從梁特談起。此人出身專業，九十年代以來便着重打專業北上牌。當初，策略非常成功，讓不少獅子山下老一脫（陳茂波輩）已有在港事業根基的專業者更上層樓，成為雙重既得利益（美俚double-dip）；他們因此容易成為梁粉、傾向親共，或多或少替北京搞統戰說好話。

可是，二十年之後情況變了。大陸專業已逐步成形，香港業界再要北上，大陸不再認為是助力而是要分一杯羹，所以越來越難；這和今天不少外資在大陸受冷遇而打退堂鼓是同一境況。今天，連根基深厚的香港業界公司也難在大陸競爭，遑論出道不久的年輕個體專業人。

更重要的是，以前專業人北上猶可以說是為了幫助祖國進步、發展，但大陸政治走回頭路，中共愈發專制封閉，甚麼專業道德和守則在體系貪腐下都沒有發揮的餘地，香港年輕一代專業人因此自覺與大陸市場疏離，不再認為那是個人和國家前途之所在。他們更同時驚覺，九七之後，香港社會經濟各環節反而都受到大陸官商資本入侵，專業精神和水準都受到腐蝕，梁政府不斷鼓吹中港融合深港同城，他們因此大感焦慮，卻一直未能有效阻止。

這就是為甚麼大量年輕專業人於2014年參與佔運，並且在運動後期按不同行業組織起來，繼而在特首選委會裏發揮驚人作用，借支持John曾反林鄭打擊西環，顯露了愛港反共的實力。年輕專業人是明天的香港骨幹、業界中堅；林鄭上台的話，他們勢將與這位因負責鎮壓佔運而有功於黨國、手上沾有遭暴者鮮血的特首不共戴天。

本土資本　板塊生成

上述三大矛盾都是新的，林鄭縱非無能之吏，也難以招架。此外，梁特仗着背後權勢，踢走老左曾德成，一點面子不給，得罪半個地下黨。後者平時低調，關鍵處卻有本事還以顏色；選委會裏有他們的票，這次用來對付林鄭這位2.0很管用。

西環讓林鄭接收梁氏政治資產，但世上無免費午餐，她須同時接收梁的政治負債，特別是梁的固有敵對板塊勢力，即所謂的唐派。2012年之後，有唐派人物公開投向梁營，但始終是少數；更多這種人（如李家長子），這次跑到林鄭那邊。以如此招降納叛成軍的林鄭治港，大家可以祝她好運。

然而，唐板塊本身，確切說是本港八九十年代商界形成的主流板塊本身，也在起變化。這部份資本由於在大陸營運愈發艱難，在香港又處處遇到紅色資本入侵欺壓，可謂到了末路窮途。年輕人說的二○四七問題，對商界這部份人而言，同樣逼切，同樣引致焦慮，以致從前也曾高唱愛國愛黨的一些本地商賈，在佔運期間竟含蓄卻明顯地表示了對梁特和林鄭的處理手法不認同。這些其實反映一個蛻變：本地資本轉世，「本土資本」即有本土意識的資本板塊正在生成。

本土資本的愛港反共意識勢必日漸提升，出現自我救贖，其中尤以不在大陸營運的一些小商戶最自覺。社運界特別是其中的開明左翼，很快便會跳脫階級觀念，明白到必須爭取這一板塊，使之在今後五年、十年之內成為商界反赤化的中流砥柱、同情甚或支持民主自決的一股力量。那是年輕世代能夠如願解決二○四七二次前途問題的一大關鍵。

什麼人訪問什麼人：不要將精神病問題割離社會——訪李智良

星期日生活   2016年2月19日

【明報專訊】白日無事，一切安好。不過是尋常的一天。我被派來訪問李智良，有點緊張，因為他是我喜歡的作家，也因為知道他將要說的會惹來不少爭議。我靠他的《房間》捱過了一段非常艱難的日子，那時《房間》已經出版了四五年。在那之前，我從來不關心一個「精神病患」的自述，也不覺得可以進入那個世界，即使在書本出版的數年前我已在大學因為一份過於誠實填寫的問卷而被判斷為有憂鬱傾向而要接受情緒輔導。但那畢竟不是「診斷」，「精神病」好像是很遙遠的，他人的事情，伴隨着狂亂與死亡的聯想。後來跟不同的人談起，才發現幾乎每一個人身邊都有至少一個被診斷為「精神病」的家人或朋友。有些好起來了，有些不。

李智良是反精神科、反藥物的「精神病康復者」——他其實也反病稱。我設定的問題像公務員考試題目，企圖要他解答醫療以外的方法：不看醫生的話可以怎樣？發現自己情緒出現問題應如何求助或自救？他頗不以為然，訪問一開始就說：「解答這些問題應該是政府的責任，我只是一個服務受用者。」關於精神病的訪問很難做，每一個質疑都像踩進了「膺服於社會秩序盲目信奉權威的『正常人』」的位置，我們在經驗與位置上的不同幾乎注定了我們不可能平等，而不論他說了什麼，最後決定怎樣剪裁拼貼的是我而不是他。

訪問中途我質疑他：「你沒有專業的藥物與醫學知識，如果有人看了這個訪問，決定不吃藥甚至不看醫生而最後出事了，你可以負責嗎？」他這樣回答：「醫生也沒有負責任。他們只是給你開藥，你發生什麼他們一樣不會負責。我有權講我的經歷，你可以當成是意見市場上一個奇怪的聲音。」他曾說《房間》不是任何人的答案，它是一種意見和個人經驗分享；但他不認為自己的意見離經叛道，只是太多人選擇視而不見。在尋常日子的表象底下，佈有許多被犧牲的人的軀體，正沉默吶喊，或已張口無言。

■問：林越慧。前專欄編輯，相信每個人都有成為弱勢的可能。

■答：李智良。香港大學比較文學系哲學碩士，著有《白瓷》、《房間》。曾被診斷為躁鬱症，服藥十九年。

問：你斷藥的過程是怎樣？

答：吃了十年藥後有天從新聞得知在英國有病人因為服用Serzone（一種抗憂鬱藥）導致急性腎衰竭死亡，這隻藥要全面回收。我也有吃這隻藥，當時感覺很奇怪，為什麼我要看新聞才知道？

問：醫生沒有跟你說？

答：沒有，我再去覆診的時候問醫生，醫生只淡然說，喔是啊要換藥了，然後換了另一隻同樣有嚴重副作用的藥給我，我是在那時開始意識到藥物問題。

問：你吃了十年藥的狀况如何？症狀有沒有紓緩？

答：身體一直很差，疲倦、脾氣暴躁，戒藥後家人反而說我脾氣好了很多。吃藥期間我仍有企圖自殺，一邊吃着抗抑鬱藥，自殺了三次。當那個醫療系統沒有辦法緊密跟進病人的情况，這樣開藥就很危險。加藥減藥轉藥的時候是最危險的，精神科藥物會直接影響你的中樞神經和內分泌，所以只減一點也會有很大反應，但醫生會將這些情况說成是你病發。

問：醫生不會跟你說明減藥期間會有什麼狀况嗎？

答：他會說：「你要留意自己有無『病發』。」我會跟他拗這是「藥物斷癮症狀」，但他不會承認。我減藥的時候，他會開同樣的劑量，然後叫我自己試試減少服用劑量，他不會寫進紀錄，到你幾個月後穩定、沒問題，他才會記錄減了的劑量，這樣即使出事他也避免了責任。我不想只是講個人經驗，而是從這些經驗看到什麼問題：精神科藥物很危險，醫生開藥是trial and error，我們的制度又沒有資源給醫生一個合理地照顧病人的機會，他們沒有方法檢測藥物對你的效用，甚至無法觀測你的行為，只是你自己報告狀况，所以我可以欺騙醫生到底有沒有病發。我的疑問是，以目前這樣的診療方式，是不是要冒這麼大風險開藥？一個病人可能一個月覆診一次，中間發生什麼、藥物反應是怎樣，醫生也不會知道。很多人吃十多年藥也不會好，甚至愈來愈差。長期吃精神科藥物會令腦部退化，在這種情况下依然不停開藥是不負責任的做法，同時也無法解決他們原生的問題。像把一個冷傷風的人丟在寒冷的地方，就算不斷給他藥吃也不會痊癒。我的感覺是，這群正在吃藥的人的人生就限制在診療和福利的制度裏，沒有辦法重新融入社會。藥物依賴會讓他們的身體狀况很差，不能全職工作。他們本來可能是遭遇很複雜的問題，例如家暴，或者居住環境惡劣，當社會沒有資源幫他們解決的時候，就將問題推向「病」上面，用所謂「病」去合理化他們持續得不到應有的幫助這件事，也令他們更難離開診療制度。

問：但不少康復者即使不是全盤肯定，也會部分肯定吃藥對他們有幫助。

答：當然有人會認為吃藥有用，但對我就是沒有用，我就是那把聲音。也有些人可能看不到不吃藥的選擇。在一些分享會上也會有人說：但吃藥幫到我啊。我會覺得，幫到你囉，但幫不到我，或我不認為這是最好的方案，我們在人生的困頓中倒下了，應該值得有更多更好的幫助。

問：我讀完《殘疾資歷》（香港精神障礙者文集），發現有一些是很依賴吃藥：我有病，我吃藥就會好。但如果沒有改變自己的處境和消除壓力源，單靠藥物似乎不太有效。然而要改變自己的處境需要自身很大的努力，譬如你自己減藥，你也要承受那些斷癮症狀，要付出非常大的力氣。

答：是，但我本來應該得到幫助，包括來自醫生的。醫生應該尊重我不想吃藥的意願，只是大部分醫生沒有，我們對精神病人有一種「我知得清楚過你」的心態。就算一個人選擇吃藥，他也應該要清楚知道自己在吃的是什麼藥、那些藥在他身上會有什麼作用、會有什麼可能的副作用，還有整個治療方案是怎樣的。病人應該有權利參與決定這個治療方案，而不是醫生決定一切，這就是informed consent（在有充分資訊底下的同意或選擇）。我認為這就是醫療制度的問題，為什麼病人常常沒有選擇？例如公立醫院不能自己選擇醫生，也不能要求換醫生，當一個人知道自己不能單靠藥物治療的時候，卻沒有足夠的臨牀心理專家、社工與營養師可以幫助他。在官僚系統裏醫生的意見是最權威的，這些是否可以改變？如果一個人有精神困擾的時候，精神科不再是他唯一的選擇，而可能是心理學家與社工組織跨學科的團隊去幫他想一個復康方案，或者我們不以一個個人為單位，而是連他的家人也成為幫助的對象，那情况就會很不同。但這些在香港像天方夜譚。

問：病稱有沒有可能幫助一個人去接受家人情緒的異常？又或者一個人可以藉由判病得到安全感：我只是病了，我接受治療就會好的？

答：有人會覺得自己所面對的事情沒有人能理解，但病稱讓這些事有一個說法，讓人理解到他所面對的困難，那他就會依附着這個病稱。精神病人即使過了五年、十年，還是帶着這個病稱，叫「精神病康復者」，限定了他人生的可能，這就是為什麼我這麼抗拒病稱。病稱不只是病稱，而是影響了一個人與其他人的交往和關係，一旦「朋友」變成「精神病朋友」，你對他的行為、他理解自己及與你的關係也不同了。

當我們說一個人有精神病，其實是什麼意思？就是他正面對一個很複雜的處境，首先要食很多藥，然後那個人所有的感覺、所有的經驗都會被人翻譯做同那個病有關，無論做什麼都會被人認為是因為精神病。一些正常會發脾氣的情况在這種有病稱的關係下，就變成了「你有無食藥？你係咪病發？」不只別人這樣對他，自己都會對自己正當的需要和情緒反應多了一重自我懷疑：到底我現在是不是病發？自己監視着自己的情緒不能有高有低，因為一有高低又會被人說是病發又再加你藥，這是一種公你贏字我輸的狀態，是根本的不公平。他的經驗不會被肯定和正視，然後他會內化了這種「我有缺陷，我需要被特別看待」的想法。

其實一想到「接納」，就已經不是平等的關係。我需要的不是關愛、接納或者慈善，我需要的是平等機會，我和所有香港人的處境一樣，我需要的是一個合理的居住空間、有工作的保障，希望有親密關係。但在社福的框架底下，精神病人得不到這些東西，他們被丟去中途宿舍，和幾十個狀態完全不同的人困在一起，然後被管理，沒有私隱，打交又話你病發，但幾十個人住在一起怎可能不打交？食物又難吃，怎會開心？所謂就業輔導其實是庇護工場，連最低工資也沒有，還要好像施捨你一樣要你感恩，那怎可能不爆？

我們要思考的是，為什麼要將人推到這麼高壓的狀態？這是資本主義的問題，現在我們都是處於一種朝不保夕的狀態。十年前大學畢業生的起薪點是萬幾，現在也是萬幾，但衣食住行的費用已經完全不一樣，等同推人去死。有些人達不到這種極端的標準，自然就會啪一聲掉下來，然後他們就被當成精神病。不高產能、不幫助這種秩序運行的生活型態都會被排除，精神科就是透過「科學」的方式進行社會控制。

問：像以前同性戀被列為精神病？

答：對。而且這些是很arbitrary（隨意）的，什麼叫精神焦慮？其實個個都焦慮的。我去覆診的時候看到的多數是家庭主婦，因為她們要上班，又要照顧自己的家庭，處於很大壓力之下，但她們得不到認可，家務勞動也沒有被當成有經濟價值的東西，還有男女不平等以至家庭問題，飽受精神壓抑。你說她有焦慮症是什麼意思？沒有意思，只是將整個問題轉嫁了給她：是你的問題。這樣對待弱勢是非常可恥的。同樣道理，憂鬱症、精神分裂，單是吃藥但沒有改變他們的生活狀况，只是勉強支撐正在瓦解的東西而已。

問：但政府不解決社會結構的問題，醫生也不可能做政府的工作。

答：其實應該要從預防與改善生活狀况的角度去想，令社區變得安全，人和人互相支援，有人有困難的時候不會落單，這些才是最重要的，而精神科只是一個塞子塞住即將崩塌的堤壩上的洞。

我們常假定精神病人不能自理、需要監控，將他們視為社會的潛在威脅，這個本身就是歧視，精神病人在重重的監視底下其實很難犯罪。某程度上那些院舍，或者福利提供的選擇，將他們隱藏在社會邊緣，看不到就算解決了，然後他們就在裏面浮浮沉沉，出不到來，一世都吃藥，一世都拿綜援，政策上也沒有以自主獨立生活作為康復的目標，不顧人的精神健康與生活質素。

問：政府解決不了問題便解決人？

答：有這樣的感覺。我必須強調一個人的精神狀况那麼差是有一個過程，不是昨天沒有病，今天突然有個病進入身體，即使有一個階段情况很差，需要藥物又好，需要其他幫助也好，我們幫助他所謂康復是要創造條件給他可以自立。假如全香港的居住問題得到解決，精神病患數目一定大減，所以這不是精神病患獨特遇到的問題，而是全香港的問題，如果將他們例外處理，其實是遮蔽了這些社會問題，不應將精神病的問題割離於整個社會。

每個人都應該有權利有一個可負擔、穩定的居所，工時不應那麼長，家庭暴力的事件也不應出現。我們的社會有沒有條件改善這些方面？如果沒有的話，「精神病人」一定會持續出現，而且愈來愈多。現代人也不懂照顧自己的心靈需要，沒有人教我們要肯定別人的感受，我們從小都是被否定的。我們的父母不懂，我們也不會懂。不論在家庭、教育、工作場所，甚至朋友之間，都是互相否定與擠壓，每個人都變了一個很孤獨很憤怒的人，隱藏自己的情緒，自然會變成精神疾病。

問：家人或者照顧者面對這些情况應該怎樣做？看過的資料都只說要包容、陪伴、適當的關懷，其實都是很抽象的東西，讓人很迷惘。

答：很多人不懂面對別人有不同的情緒，簡單如哭泣可能也不懂處理，我想現在很多人是因為不懂處理，就淡化別人的經驗：「無事的，開心點，不要想太多，不要太敏感。」當愈來愈不被理解，對抗就會更強。其實是有方法的，一個人由抑鬱到自殺是很漫長的過程，那可能代表他前面一段經歷介入的人都錯了。你先要信任那個人，我們現在就是不再相信對方，然後硬捉他去醫院，要他吃藥。他就多了藥物與標籤的問題，這個標籤改變了整個關係，阻礙了他的痊癒。痊癒是什麼？就是與周圍與社會重建關係。

問：你對早前報道街頭義診的精神科醫生有什麼看法？

答：我希望她以病人的身分被關幾個月不能出院以後才說這種濟世為懷的道德妄語。精神病人強制入院不單是需不需要的問題，有需要住院不代表可以合理化現行強制入院的機制。入院的過程本身可以是創傷，權力亦不對等，有建議修例，社工和家屬應有更多角色。另外任何病人都可以自己出院，唯獨精神病人沒有這個權利。

人們一直看不起精神病人，精神病人說的話也常被質疑，假如我今天是一個社工，人們就會覺得我說的這些話很可信。我們常講精神病人暴力的問題，其實我們應該更關注施予精神病人的暴力，例如情緒暴力、身體虐待，甚至是性暴力，當他們嘗試反擊的時候卻往往不被相信，被滅去聲音。如果你說精神病人有暴力傾向應該被關起來，多數有暴力傾向的都是男人，那應該把所有男人都關起來才對。

文：林越慧

訪問場地提供：香港文學生活館

編輯：馮少榮

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

卓文 - 警隊社團化

夾心人   2017年3月1日

香港警隊在殖民地時代，被稱為「皇家警察」。九七回歸後因政治需要，撤去皇家稱號。少了前宗主國認證，似乎出現返祖現象，「七警」一案後警隊愈似社團運作。先作免責聲明，本人政治中立，意見不涉價值判斷。黑社會也有愛國的。

社團中人「燒紅紙，拜過關二哥」就是自己人，要講義氣。同樣，「着得件制服就是自己人」（電影PTU對白），不論好壞，夥記有事，點都要撐，這就是現今特區警隊文化。七警毆打示威者，法官認為令警方蒙羞，判處較高刑期。不過三萬多警員和家屬，不但不尊重獨立司法調查判決，更不感謝法官還警隊清譽，反指沒有公義，部分甚至大罵狗官，反應比社團更加社團。在這群男子漢心目中，毫無疑問，義氣比法治更重。

警方以警員協會「討論專業及業務性質會議」，免去不反對通知書申請。若社團採用同樣理由舉行集會，不知警方會否接納？「會議」上，有講者大聲「X你老母」，兼比喻失義，文化水平和社團人士無異。員佐協會建議設立「辱警罪」，不知「X你老母」算不算辱警？人必自X，然後人X之，警察大佬以後給人問候母親，也要默默承受，只怪這師兄太過興奮，不顧後果，噏得就噏。

最好笑的是有「安家費」。社團中人因為辦事被捕，組織有責任提供金錢幫助其家庭。想不到七警情緒失控犯事，也會得到協會籌款。最難得是有政團襄助，日前籌得超過500萬元。這慷慨和義氣表現，相信社團也自愧不如。

嘿，忘記社團阿嫂在雨傘運動時曾在微博支持。若我是龍頭大佬，現在必搞一個籌款大會，趁機和警察拉拉關係，那就真是警民一家親了。

程翔 - 「六七暴動」，遺害至今

星期日生活   2017年1月22日

【明報專訊】今年是香港1967年暴動的50周年。這件發生在半個世紀前的事件，其爭議性和敏感性至今未稍減。香港主流社會稱之為「左派暴動」，但香港左派則堅持要稱之為「反英抗暴」。即使是十分同情左派的北大法學院副教授強世功試圖用一個比較中性但仍然帶有肯定意義的名詞「六七抗議運動」來稱呼它，也遭到極左人士的鞭撻，其敏感性於此可見。

這場暴動的成因，既有內因（即香港自1949年以來積累下來的矛盾，包括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又有外因（即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向境外蔓延），而以外因為主，如果兩者可以量化的話，我認為內因三成、外因七成。為什麼內因只佔三成？我們以「六七暴動」之前發生的1966年天星小輪加價五分錢，引起民憤造成騷亂為例子，其大背景同樣是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的匯聚，但當時香港左派沒有介入，騷亂雖然也造成1死18傷，1800多人被捕，但只不過幾天便平息下來。所以，單是內因，不可能造成持續半年多，遍及全港九新界、傷亡近千人的大規模暴亂。

香港左派當然不會同意這個「三七開」的分析。2013年12月，工聯會印發《工聯會與您同行——65周年歷史文集》，形容這場暴動為「愛國、反殖、反迫害、要求人權」的鬥爭，它說：「1967年的反英抗暴，是哪裏有壓迫，哪就有反抗理論的印證，其性質是一場香港市民不滿港英高壓統治及民生困乏而進行的反擊，是愛國、反殖、反迫害，要求人權、生存和維護權益的鬥爭」。工聯會的論述只字不提文革因素，這種非常偏頗的論述，至今仍然是左派的主流看法。

本來，任何社群對任何事情都可以抱持任何看法，這是社會多元化的一種現象。問題是，隨着中共的崛起以及對香港的影響日益增長的情况下，香港左派這種偏頗的看法，愈來愈影響着主流社會的正常運作，這就值得我們關注。

為了說明問題，我們必須分析一下「左派」這個群體在「六七暴動」前後的狀態。這裏必須界定什麼是「左派」。在香港這個特殊的政治環境，左派可以有狹義和廣義兩種解釋。狹義的，是指凡是在組織上加入了中共地下黨以及其領導的機構的人士，以及生活來源主要依靠這類機構（企業、學校、社團、各類事業）的職工。廣義的，則除了上述群體外，還包括在思想上感情上接受中國共產黨的意識形態及其領導的都可以稱為「左派」。換言之，狹義的，以組織劃線；廣義的，以思想劃線。本文所指的「左派」主要是指狹義的「左派」。但筆者必須在此聲明，我絕對無意「一竹篙打沉一船人」，在我認識的「左派」人士中，絕對有好人，例如被《消失的檔案》紀錄片羅恩惠導演所讚許為「香港的恩人」吳荻舟和我《文匯報》的原上司金堯如等，他們是「左派」裏極開明、理性和具有良知、具有反省能力的人，可惜這些人鳳毛麟角，「左派」作為一個整體，仍然是一個比較落後的群體。

六七前後的「左仔」

「六七暴動」前，香港「左派」代表一股新興的社會力量。「左派」事業蓬勃發展，人才輩出，在香港愈來愈受主流社會接受乃至歡迎，這是事實。但是在「六七暴動」期間，「左派」由於採取「極左」的鬥爭方法，漸漸脫離群眾，而且因為鼓吹和使用暴力，使「左仔」成為「恐怖分子」的代名詞。所以，暴動之後，他們長期受到主流社會排斥，原本很興旺的左派事業一蹶不振。左派群體處於一種「政治上慘敗，經濟上困頓，社會上遭到邊緣化」的狀態，這使他們在往後很長的一段時間裏抬不起頭來，長期處於強世功教授所描述的「無言的幽怨」的狀態中。

但是，對他們造成更大傷害和令他們感受到壓抑的，恐怕還是中共對「六七暴動」的全盤否定。毛澤東逝世後，中共全面否定他所發動的「文化大革命」。由於「六七暴動」是文革的境外延伸，自然也受到全面否定，這就使很多懷抱着「愛國、反殖」旗幟積極參與「六七暴動」的人頓失精神支柱，很多人因而精神崩潰，筆者有位《文匯報》同事更因此而走上自我了斷的絕路。

如果僅僅是香港社會對他們的排斥，他們還可以勉強以「愛國反帝」為由替自己開脫。但是遭到「阿爺」的否定，則從根本上摧毁了他們的自信心：一覺醒來原來是犯了「左傾」幼稚病，盲目地執行了錯誤的路線。對他們來說，得不到港人的諒解他們並不在乎，但得不到「阿爺」的認可就真的是要了他們的命。

在這種精神狀態下，他們唯有自己「抱團取暖」。在「六七暴動」之後的15年（1967至1982年）裏，他們過着一種「兩邊不是人」的日子。作為一個群體，他們不但被香港主流社會邊緣化，更被「阿爺」冷落了。直到1982年中英開始談判香港前途問題，「阿爺」需要借助「基本群眾」的支持，他們才總算開始「政治翻身」。

邊緣化後形成性格缺陷

在這15年間，香港的「左派」形成一種十分不健康的心理狀態，這種心理狀態一直持續到今天，並且影響着今天的政治生態，其特點如下：

一，「唯我最愛國」、「唯我最革命」的心態十分嚴重。由於「愛國」、「反帝」是他們在「挾着尾巴做人」的日子裏唯一安身立命之所，也是他們在「兩邊不是人」的日子裏相濡以沫的信念基礎，所以這種自詡「愛國」的心態令他們千方百計要壟斷對「愛國」的解釋權（什麼叫「愛國」）和定義權（誰愛國誰不愛國）。形成他們動不動就質疑人家是否「愛國」，一切以是否符合他們的「愛國」標準來劃分敵、友、我。問題是，他們的愛國標準，是非常狹窄的，這一點詳下。

二，「階級鬥爭覺悟」很高，「對敵鬥爭立場」很堅定，所以，他們的「鬥爭」神經線始終繃得很緊，這種「立足於鬥」的特點是今日很多「左派」人士普遍存在的性格特點，尋找鬥爭對象則成為他們存在的最大價值。

三，「排他性」很強：對內則排斥非我族類的政治人物，對外則形成狹隘的民族主義。由於他們長期處於社會邊緣，環境迫使他們一方面孤芳自賞（這是「唯我獨愛國」的結果），另一方面疑神疑鬼（這是「鬥爭」意識過高的結果），形成他們只認同自己的生活小圈子內的人物，對小圈子外的人持有猜疑、防範、排斥的心態。

四，文化水平偏低，外語能力薄弱，現代知識匱乏，欠缺國際視野。香港「左派」由於受大陸「文化大革命」的影響，接受了毛澤東「知識愈多愈反動」的錯誤觀點，在香港掀起「抵制奴化教育」運動，所以普遍不重視文化，對英文更是鄙視。由於仇恨西方世界，使他們不願意接受現代知識，所以都不具備國際視野。

五，獨立思考能力欠奉，「盲目服從上級」變成他們習慣性的思想和行為模式。由於中共強調「五個統一」（即「統一認識，統一政策，統一計劃，統一指揮，統一行動」），使到整個「左派」群體最要命的地方是無法培養出獨立思考的能力，他們只知道盲目服從上級而不論其對錯。

香港左派社群呈現這些「性格缺陷」（character flaw），也許他們自己也不自知，非左派人士更無從了解。筆者上世紀七十年代初期加入《文匯報》，從「非左派」的大社會進入「左派」這個小社會，頓覺極大的反差，正是這些強烈的反差，令我很早就思考將來一旦他們掌權會對這個社會帶來一些什麼消極的影響。

「陰謀論」上綱上線

這裏不妨舉幾個例子來說明這種嚴重的性格缺陷如何形成他們對人、對事、對政策的扭曲的看法。

1. 對「美孚新邨」的攻擊

在1968年，美資的美孚石油公司（Mobil Oil HK Limited）將其位於荔枝角的油庫遷往青衣牙鷹洲，將原址改建為美孚新邨，這是香港第一個以中產人士為主的大型屋邨，亦是香港進入小康社會的一個標誌。在當時，它是物業管理上的一個創新，是香港第一個建立現代屋邨管理制度的地方。所以當它推出的時候很受香港中產階級歡迎。1974年我加入《文匯報》不久，負責經濟新聞的採訪。我收到新華社（即今天的中聯辦）的通知，不能「宣傳」美孚新邨，因為它是美帝國主義藉地產發展輸入美國的管理意念和生活模式，從而間接輸入美式的意識形態。我接到這個通知，簡直是啼笑皆非。

從這個例子人們可以看到很多問題：一個地產發展項目，可以被扭曲為意識形態入侵的計劃；發展這個項目的動機是發財，卻被扭曲說成是政治陰謀；明明是一個社會進步的象徵，不但不歡迎它，反而是刻意去貶損它。

2. 對香港大學校長黃麗松的懷疑和防範

美孚新邨是對事情的曲解，對人又如何呢？我這裏可以舉已故香港大學黃麗松校長為例。1972年黃麗松教授出任香港大學校長，是港大60多年來第一位華人校長。當時我尚在大學，我們普遍認為這是經歷「六七暴動」後，港英當局有意緩和華洋矛盾，主動地在重要的非政權機構實行華人化政策，是值得歡迎的事。我加入《文匯報》後，報社領導告訴我，黃麗松長期在馬來亞的大學教書，配合英國殖民地政府圍剿馬共，所以，英國政府派他來港，就是要配合港英鎮壓香港的共產黨。中共這樣看待黃麗松，完全是站在「政治陰謀」、「對敵鬥爭」的角度看，我當然無法認同。黃麗松是否有配合英國圍剿馬共我不知道，但斷言他來港是要協助港英圍剿港共則難以置信。「左派」對他的偏見一直持續到1982年鄧小平接見黃麗松請他協助培養97後的治港人才後才漸漸消除。

從這個例子我們可以看到「左派」動輒以「政治陰謀」、「對敵鬥爭」的角度看待別人，造成對人的錯誤定性，也強化社會敵對意識。

3. 批判「夏令時間」

1973年石油危機後，西方國家普遍實行「夏令時間」藉以節省能源，香港作為西方經濟體的一部分亦都跟隨實行「夏令時間」。但是「左派」領導竟然說這是港英一個分隔香港和內地的陰謀，使兩地無故出現時差，從而在生活上離間兩地人民。這種謬論持續到八十年代大陸也跟着實行「夏令時間」後才銷聲匿迹（大陸是在1986年實行，1991年取消）。

夏令時間這些雞毛蒜皮的事尚且可以上升為政治陰謀，則他們對港英七十年代以來種種社會改革都持批判態度就可以理解。港英在總結「六七暴動」後採取的社會改革措施都被認為是用來麻痹群眾的「改良主義」懷柔政策，藉以同「愛國陣營」爭奪群眾。「爭奪群眾」一詞，說明他們感受到香港社會愈發展，抱殘守缺的「左派」就愈失民心，他們被邊緣化的情况也就愈嚴重。

所謂見微知著，從這些對人、對事、對政策的例子中，我們可以看到：原來在「左派」眼中，遍地是陰謀，到處是敵人。小事尚且可以上綱上線曲解為政治陰謀，則到真正重大政治事件發生時，陰謀論就會更加鋪天蓋地而來。這些都是我親身經歷的事例，它使我自此對「左派」散發出來的任何「陰謀論」都嗤之以鼻。

回歸後 落後取代先進

「左派」這些與香港主流社會格格不入的文化特徵，符合社會學家所稱的「受圍困心態」（siege mentality）。這種心態，形成於「六七暴動」後長達15年的龜縮期，卻嚴重地影響着今天香港的政治生態和環境。本來，任何社會都會有一些有嚴重「反社會」傾向的人，不足為奇。社會學家稱之為「亞文化群體」（sub-cultural group），通常這些群體由於缺乏政治能量，對社會不會帶來太大的危害。但是，香港「左派」由於與中共有血緣關係，當中共對香港的影響力日益增長時，香港「左派」（中共的「親兒子」）哪怕再愚昧落後、無知無能，也終於有「揚眉吐氣」的一天。問題就在這裏：當一個在回歸前相對落後的「亞文化群體」，在回歸之後憑借「阿爺」的權威（而不是自身的能力）要取代比之先進的主流社會時，香港就無可避免地會出現倒退和撕裂。

回歸以來，這種以落後取代先進的例子比比皆是，筆者認為，最嚴重的有以下幾種：

第一，以水平較低的人取代水平較高的人。

香港的左派作為一個中國共產黨依靠的群體，他們自身承擔不了「治港」的任務，辜負了國家多年的培養，卻對一些有能力但不盡認同他們看法的人進行排擠。這使香港很多能人都無法貢獻社會。

從中共「白區」工作的經驗看，地下黨以及它所領導的親中共群眾（即本文所說的「左派」）是承擔着在「解放大城市」後對該城市的領導及管理工作的。中共對香港雖然並不打算採取過去的「解放大城市」的模式，但在「六七暴動」前的左派不少人仍然是肩負這個任務的。但是，經過「六七暴動」後，香港左派陣營整體而言急劇退化並落後於主流社會，使他們根本沒有足夠的文化水平和國際視野去管理一個現代化大都會。這從臨近九七才匆匆派譚耀宗去英國惡補英文可見一斑。

中共對香港「左派」的不濟是瞭如指掌的。早在中英談判香港問題時，筆者就不止一次地聽到中央一些官員私底下憂心忡忡地指出，「九七後我們自己的人無法有效管治香港」。據筆者了解，若干年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負責港澳事務的曾慶紅就曾經對民建聯的訪京團說，中央對民建聯很失望，國家培養了你們這麼多年，到現在還是改不了形象，出不了人才（大意）。其實，這不是一個民建聯的問題，而是整個「左派」的共同問題，其根源就是我上文提到的「文化缺陷」。只要這個問題不解決，整個「左派」都不可能出人才。

舉一個例子：民建聯的創黨主席是曾鈺成。作為創黨主席，他自必然會受到外國傳媒的追訪。由於他經常接受外國傳媒的訪問，竟然成為他不見容於民建聯的罪狀之一，而理由卻是十分可笑：民建聯有人認為他經常接受外國傳媒採訪，是想突顯自己英文好，使其他人不能挑戰其領導地位，因為民建聯內部沒有人具備他的外語能力。這種責難簡直是滑稽無聊。難道作為香港第一大黨，派出不懂英文的人進入香港的最高決策部門行政會議（他們連用英文撰寫的報告都看不懂）才是香港之福？對一個民建聯的創黨主席仍然百般刁難不服氣，你能期待「左派」能出人才嗎？

對根正苗紅的曾鈺成，尚且因為他會說流利英語而不見容，其他人就更等而下之。筆者認識幾個港大校友（例如為國捐軀的陳毓祥）都願意加入民建聯做中常委可惜始終都未能如願以償。從這些例子可以看到，自從「六七暴動」後形成的「一左二窄」（前新華社社長許家屯對「左派」的評語）的群體性格特點，是如何妨礙「左派」產生一些讓港人折服的人才。倘若出不了真正的人才，卻動輒欲佔據香港的領導地位，其不令香港倒退撕裂幾稀矣！

第二，以落後的意識形態來取代比較先進的意識形態。

隨着左派話語權的逐漸增加，他們那種比較扭曲的意識形態逐漸蠶食了香港社會原有的比較正常的意識形態。這裏舉兩個比較嚴重的例子。

1. 顛倒了香港的「是非觀」和「價值觀」。

回歸後，在「左派」的壓力下，特區政府通過頒授大紫荊章給楊光的舉動，變相為「六七暴動」平反。在2001年的授勳中，特區政府給楊光頒授最高榮譽的大紫荊勳章，同年卻頒發低一等的金紫荊星章給商業電台總經理何佐芝。前者是發動「六七暴動」的（台前）主將，卻得到最高榮譽，後者是反「六七暴動」電台（其播音員林彬因反暴動而被活活燒死）的老闆，只能得到次一等的待遇。這種完全顛倒香港主流社會價值觀、罔顧大多數香港人感情的處理方式，必然會造成社會的撕裂。

2. 通過壟斷對「愛國」的話語權，宣揚一些「盲目愛國主義」。

上文指出，「愛國」是左派藉以度過「兩面不是人」的充滿「無言的幽怨」日子，也是回歸後他們最大的政治資源，因此他們有必要設法壟斷對「愛國」的定義權。所以，「愛國」的定義愈窄愈好，否則這種政治資源就會被人分沾。根據他們同中共的血緣關係，他們眼中的「愛國」，必須同時要：

愛黨以及黨的最高領袖；

愛黨建立的「一黨專政」制度；

愛黨建設的社會主義事業、中國夢；

愛以中共為領導的中國；

愛中共提倡的「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

這就使「愛國」成為只能夠由他們自己享有的一種特殊的政治權利，同廣大人民無涉。這種險隘的「愛國」定義，與鄧小平當年設計「一國兩制」時的定義相去甚遠，完全背離了鄧小平的原意。

美國三名政治心理學家Robert T. Schatz、Ervin Staub和Howard Lavine發表了一篇文章，論述兩種愛國主義，一種是「盲目愛國主義」，另一種是「建設性愛國主義」，前者的思想特點是：1，毫不置疑的正面評價；2，毫不動搖的支持；3，不能接受批評；4，對象徵性行為（如對國旗致敬）賦予過高的重要性。與此相適應的行為模式則是：1，政治上不妥協；2，狹隘民族主義；3，強調外來威脅；4，選擇性地接收對國家好評的信息。相反，建設性愛國主義的思想特點是為謀求正面的改善而對現行政策進行質疑批評，與此相適應的行為模式則是：1，政治包容度高；2，對異己的吸納性強；3，政治運作效能較強；4，個人的利益、知識和行為都比較包容寬宏。

從以上所列舉的特點看，香港左派所提倡的「愛國主義」完全符合「盲目愛國主義」的定義。這種意識形態，同香港社會長期來形成的多元、開放、包容、理性的特點格格不入，這就造成很大的撕裂。近年社會湧現出的「愛」字頭組織，打着「愛國」的名義，採取紅衛兵、義和團式的手段去「肢體攻擊」被他們認為不愛國的人，又發動內地「五毛」去群起而攻一些有民主傾向的香港影藝界人士，杜絕他們在內地登台演出的機會，這些情况，在在說明香港社會原先比較先進的文化、意識形態正被一種水平比較落後的文化、意識形態所侵佔。

第三，以「極左」觀點誤導中央，使中央無法準確判斷香港的實際情况。

2003年香港發生50萬人示威反對「基本法第23條立法」，中共高層非常緊張，要求各部門認真研究香港究竟出了什麼問題，一時之間，黨、政、軍、警、特、商、學、人大、政協等部門紛紛派人來港做調研，出現所謂「全黨辦香港」的局面。據筆者了解，不同渠道的收料員幾乎都從香港左派得到相同的信息，例如：

香港人長期生活在殖民地，沒有國家觀念，連立法維護國家安全都不願意，而回歸後，由於沒有系統地進行「非殖化」教育，形成「收回主權，未收回民心」的情况，因此今後不但要加強國民教育，培育愛國心，還要進行「非殖化」教育才能切斷與英殖民主義的意識形態聯繫。

香港長期作為英國殖民地，是美英帝國主義用來顛覆中國的一個重要據點。香港所有政治風波都可以看到美英的黑手。在美英帝國主義影響下，香港人「民主抗共」的意識非常強，這會直接威脅到國家安全。

香港的所謂「泛民主派」，匯集了傳統的反共勢力如：法律界、宗教界、新聞界、教師界，是「民主抗共」的最堅定的支持者。因此，「我們」同「泛民主派」的矛盾是敵我的矛盾，必須堅定不移地予以打擊。

在「全黨辦香港」的背景下，全黨不同部門都不約而同地接收到這樣的信息，顯然就會誤導中央，使中央無法準確判斷香港的實際政情。這些錯誤信息就導致中央和特區關係出現一個不斷向下盤旋的「惡性循環」。

筆者總結出危害香港社會的這三大問題，都是植根於香港左派這個群體的性格缺陷，而這些性格缺陷的形成則可以直接追溯到「六七暴動」，是以筆者認為，「六七暴動」禍延至今。

文：程翔

圖：資料圖片

編輯：屈曉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