練乙錚 - TFR低於1 中國必強迫生育

氣短集   香港蘋果日報   2017年2月22日

連續五年（2011-15），中國的總和生育率（TFR）平均值為1.2；到去年，數字跌到全球最低的1.05，剛巧是維持總人口平穩即零增長所需的長期基準數2.1的一半。TFR指的是所有婦女終其一生育嬰數的總平均；低至1.05而持續一代人的話，下一代的人口就只有這一代的一半。上述都是官方數字，故1.05之數很可能還有水份。湖北宜昌的是0.81；全國有記錄以來最低的，則是黑龍江佳木斯的0.4，這個不奇怪，因為整個東北的TFR也不過是0.75。以這種「雪崩速度」衰減，中華民族無異於走上自絕之路。

人口內爆　漢族的自然消亡

說中華民族，有點不準確，因為這個大集合裏的「少數民族」，許可生育率和實際生育率都稍高，其TFR一般在1.5-1.8之間，其中4個超過2.1，維吾爾族稍高於2，俱未到「萬劫不復」的水平，拿到國際上比，至少還優於日本和意大利的1.4。但如果只算漢族，2016年的TFR就只有1（考慮到中國嬰兒出生性別男女比為1.16比1，漢族的有效生育率其實僅為0.92）。

工業革命200多年來的人口數據和研究清楚顯示，引致TFR下跌的兩個最重要自變量，一是都市化程度，一是婦女受教育年數，都與TFR成反比，而這兩個變量在中國皆遠未走畢全程。如果真的有「支爆」，漢族的人口消失很可能是其出現方式，而上述兩個變量──發展經濟學裏經常談到的「正面因素」──便是導火線。

2012年，中國的城鎮人口比例才剛剛超過50%，而日本是66%，台灣78%，美國82%，英國90%，新加坡和香港都是100%。婦女教育，按2013年年底數據，中國25歲以上女子平均上學年數為6.9，新加坡和香港是9.7，日本和南韓11.2，英國12.8，美國13。因此，當中國城市化和女子受教育看齊其他先進國家的時候，中國特別是漢族的總和生育率肯定還會從1（或0.92）的超低值大幅下跌，最後能夠穩定在目前東北的平均值0.75，便算不錯。如此，不出三代，漢族的人口便會縮小到現時的6%左右，甚或更低。

低生育率是二十世紀初以來的經濟發展通「病」，非中國獨有。在特定的時期裏，一個「嬰兒潮」出現之後，若生育率適時下降，還可能帶來「人口紅利」，即勞動人口多而要撫養的兒童少，社會整體負擔就很輕。問題是，人口紅利享盡之後，就一定會出現人口老齡化；要撫養的老年人增加，社會的新生勞動力卻不足，出現「人口負債」。由此可見，所謂的人口紅利，不過是寅吃卯糧，始終要還債。

缺移民補充　必走強迫路

遇上TFR過低、人口無以為繼之時，一個解救辦法就是接受移民。香港、台灣、新加坡以至不少歐美發達國都以採取這個辦法為主，但此法可能引起一些社會問題，政治上反彈，例如在英美兩國。如果不願或不能吸納移民，而要依賴刺激生育的話，便是成功，也會出現一段長時期裏的「擔挑兩頭斷」苦況。中國由於人口總量極大，新增勞動力欠缺不可能靠移民補充；況且，願意大量移民中國的人口，大都是在發展程度或質素比中國低的地方，北京未必想要。如此，中國為克服人口內爆，只能採取以增生為主的政策。

國際經驗說明，溫和的增生政策一般收效極微；若要以純經濟誘因成功誘導生育，則沒有任何國家的政府預算可以負擔得起。粗略計算，若要中國人口總數穩定，須於一代即25年裏每年多生現時的一倍即1,800萬小孩，若每個小孩每年津貼5萬元（20年共需100萬元，此是大陸網上討論這個問題的「共識」，有眾多事例佐證），頭一年的支出便達9,000億元；到第三年，年津2.7萬億元，就差不多是現在大陸一年的教育總開支（GDP的4%）。如此每年遞增，就算打個五折，強國也很快破產。

當然，中國在共產黨領導下，絕不會坐以待斃、滅種亡國，而會像過去推行絕育政策一樣，反過來以同樣強大的執行力推動增生政策；其具體內容無法預估，但參考一些極權國家曾經推行過的強迫生育，便可思過半。論政策動機，這些國家各有不同，有的是為了備戰，如二戰前的法西斯意大利；有的是因為屠殺人民過多，急需補充，如赤柬；有的則是為了提高「綜合國力」，以應付來自鄰近超級大國的威脅，如上世紀六十至八十年代東歐反蘇親中的羅馬尼亞。其中尤以後者的「成功經驗」，最可能為中國所用。

羅國在社會主義時期，曾經有全歐洲最寬鬆的婚姻、生育、墮胎等法例和政策；可是，在羅共總書記齊修斯古（Nicolae Ceausescu，1918-1989）統治國家的年代，卻長時期推行越發粗暴橫蠻的強制生育政策。1966年，為了加強「反蘇防修」，齊氏認為必須提高整體人口數量三成，以提升綜合國力特別是戰爭動員能力，於是對全國人民下達了《第770號政令》（D770），開始實施一系列嚴苛的增生政策。

羅國先例　不增生即叛國

D770開宗明義，宣稱「有生育機能卻不生育孩子的人就是國家的叛徒」。據此，國家禁止離婚和節育、墮胎，每對夫婦至少要生四個孩子，才算盡了對國家的責任；生育五個或以上的婦女，國家授予不同等級的榮譽稱號，生產並育成十個或以上的，稱為「英雄母親」；不願生育的男性和不能受孕的女性，要額外交納最高30%的入息稅/罰金；替別人墮胎避孕及接受墮胎避孕者受牢獄之災。

為貫徹D770，除了在所有婦科醫院設立「國安政令督導組」，齊氏更命令政府裏的共產黨員進駐機關、工廠、學校、街道委員會等，督促所有育齡婦女每月做婦科體檢以確保無使用避孕工具。當時羅國人把這些黨工稱為「月經警察」。政令一出，立竿見影，1967年羅國嬰兒出生數字急升93%！

大家或對羅國當年的做法感到不齒，大陸網上言論一般也認為往後的增生政策應以說服、獎勵為主，而羅國當年推行D770的頭兩個月也是夠溫和的，中國八十年代初的計生政策開始也並不嚴苛，8月引產是後來的事；中國的計生詞彙更是十足溫和，強迫墮胎的事叫「計生」。但羅國隨後執行D770時的各種非人手法，在黨國一貫灌輸的國民教育內涵裏，卻完全合情合理，無懈可擊。

羅國做法　中國駕輕就熟

首先，羅共認為「蘇聯亡羅之心不死」，國家民族危難當頭，個人必須服從黨國、付出一切；增生必須一系列有效政策，反對或怠惰執行者就是背叛國家民族，必須嚴打。生活在中國邊緣上的香港人，太清楚這套黨國思維，以及後面的推動手法。

大家不可不知，羅國D770強迫生育政策，狹義而言可說是成功的；儘管生育率只飆升一兩年便從高位大幅回落，但始終比政策出台之前要高，而且到1989年羅共倒台為止，TFR一直高於2.1。對中共而言，這個非常吸引。

然而，此套政策後遺症很多。增生的孩子多出自沒錢賄賂官員的貧苦家庭，他們長大後痛恨父母、更痛恨黨國；1989年在廣場上推翻羅共、把齊氏夫婦就地正法的民眾，主要就是1967及後幾年裏出生的20歲出頭年輕人，即所謂的「政令仔」。因計生絕育而不能生下來的冤鬼對黨國沒威脅，但因強迫生育而被迫生下來的小孩長大了卻跟黨國不共戴天，「維穩」因此須要加碼。

筆者推斷，大陸不久就會推行類似羅馬尼亞的嚴苛強迫生育政策；至於會否以「民族存亡」為藉口，變本加厲仿效赤柬強制交配，就很難說。對計生辦而言，那都是駕輕就熟容易不過，只需把做了30年的事反過來做而已。

2002年公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口與計劃生育法釋義》裏說：「公民的生育權是基本人權，是與生俱來的，先於國家和法律發生的權利，與其他由憲法、法律賦予的選舉權、結社權等政治權利不同，任何時候都不能剝奪。」在墮胎絕育時代裏，剝奪這權利很容易，一個方便有用而人民無法駁斥的理由是「一切自由和權利都是有條件和限制的」。中國人普遍受落這個說法在生育權上的任意應用，尤其是那享受過人口紅利的一代。因此，中國今後要搞強迫生育絕對不難：那是黨國把人民的生育權加倍強化擴大而已。

星期日現場：他安靜地 在青山過了七天六夜

星期日生活   2016年2月19日

【明報專訊】阿南說，他在青山醫院住了六天，每天都只看電視。精神病院內尖叫聲與哭鬧聲他都聽不見，他的世界死寂。有時，同房的病人會走來跟他談天，初時會在他耳邊大叫，見他沒有反應便寫字和他溝通。朋友進來探望他，叫他別理會這裏的人，悶了便乖乖上牀睡覺。「只要乖乖地，好快就有得走。」阿傑是這樣說的，於是阿南就這樣安安靜靜在青山過了七天六夜。他沒有精神病，只是聾。

童年的一場高燒帶走了聲音，阿南的右耳從此聽不見，另一隻耳亦嚴重弱聽，有時依稀聽到聲響，卻已無法辨別聲音內容。到了十三歲他才進聾人學校讀小三，一直讀到中四，算是識字，卻不是每個字都明白字意。「龍耳」創辦人邵日贊指出，聾人一般以圖像先行，他們構思句子習慣先想主題，再將細節慢慢補上，像他們談到去旅行，會先以打手語說明「旅行」和「我們」，進而才補上「去哪裏」和「幾時」，因此聾人就算學字也未必可以完全掌握健聽人士的溝通邏輯與語境，若將阿南的中文能力與常人比較，他能表達的字大概和一個小學生無異。（報道詳見頁26、27）

三十多年，他就只能用小四程度的中文與外界溝通。家人不懂手語，家裏的白紙於是寫滿了兩代人無聲的對話，以為單靠着簡單的字詞便可以維繫感情？事實卻不敵那本家家難念的經。

紙和筆也溝通不來

上年冬天，阿南在停車場通宵洗了十一個鐘的車，回家發現自己的書不翼而飛，他向素來關係就不太好的媽媽詢問書的去向，懷疑對方將自己的東西隨意扔掉，一氣之下扯了母親的衣服，對方報警，向警方講述正被有精神病與情緒病困擾的兒子襲擊。未幾，警察便拿着盾牌，煞有介事地衝進家門。警察將他推到椅子上搜身，他試圖用動作告訴警員，自己並沒有動手，又在白紙上寫字解釋，但警察望望他的字，一樣把他送到屯門醫院。

「他記得當時見到四、五個人，但分不到誰是醫生、誰是護士。他們為他做了基本的檢查，接着就問他為什麼要和媽媽爭執，如果媽媽日後再弄不見他的書，他會怎樣。整個過程無人為他叫來手語傳譯員，醫生和病人只用紙與筆問答。」龍耳的手語傳譯員Step正把阿南的回答一點一點地重整起來，「他說，那天他感受不到醫生嘗試理解他的需要，也沒有特別照顧他。」她記得初初為他做傳譯時，連她也覺得他問非所答，但見面多了，才發現其實是阿南活得太封閉，連人類表達的本能也在衰退，「聾人大多習慣單一的表達，像阿南，他不懂得對人詳細說明和解釋，只會答人有還是沒有，是還是不是。有一話一，有二話二。就算你問他當時發生什麼事，他也會因為不清楚你說的是哪個時間而不知所措。跟聾人談話，必須明確地提問，他才懂得應你。而且事後要把問題的答案像拼圖一樣整合起來，才會知道他的整體的想法，明白他到底發生什麼事。」

他根本不知那是精神科醫院

現在阿南還是那個清瘦模樣，卻比在青山時長肉多了。每當他頭髮長長了，兩邊的髮就會翹起，像頭上長了對角，同學因而替他起花名，他們把雙手放在頭髮兩旁，往上撥幾下，這就是朋友叫他的名字，阿南笑了。

在屯門醫院住了兩天，醫院便給他一張紙，說醫生要把他送去青山，叫他簽名。他第一次聽到青山，原來青山有間醫院，更不用說，他根本不知道那是精神科醫院，只知醫生叫他簽，他就簽了名，連同意書的中文條款也未看清楚，一個車程，就到青山。

青山藍天白水沒有教他意會過來，直到住進病房，裏面的病人在他面前又哭又叫，甚至幾個人圍在他身邊故意在他耳邊大叫，他才知道這並不是普通的醫院。他記得青山醫院的牀很髒很濕，日間他會刻意睡在地上，醫生姑娘經過也由他去睡，直到晚上他才會回到那張牀上。

這樣一個性格既內向，又不能聽又不會說的人被關進了青山，彷彿會就這樣過上一輩子。這段日子，只有阿傑與妹妹來探過阿南。六年前他認識了同為聾人的阿傑，阿傑會說簡單句子，表達能力比阿南好，他介紹阿南到停車場工作，工時雖長，但聾人能找到工作，每月有八千至九千元進帳，已叫相當幸運。阿傑申請了青山的探病證，平日醫院只開放下午兩小時的探望時間，阿傑收了工便坐車去探他，有時陪他談天，有次更帶了阿南喜歡的外賣，他千叮萬囑阿南，見醫生時要小心說話，別被其他病人影響。

同房的一張紙

有天，阿南的同房拿着一張紙，上面問他有沒有財物交了給院方保管。他假裝看不見，那人之後又問他有沒有試過跌親、哽親。最後，他問阿南，你有無試過想死。

他拿着紙條，問來探他的阿傑：為什麼他要這樣問我。他們倆都不明白，自此他吃過晚飯就早早去睡，遠離病友。青山裏沒人幫他打針、給他吃藥，每天不過是量一下血壓，醫生再把血壓記錄到報告中。

阿南與阿傑其實長得像一對難兄難弟，阿傑長着圓臉，跟阿南的削臉相映成趣。在阿傑心中，對方只是個思想單純的人，連朋友也不多個，生活圈子簡單，為了生計，日子都拿來開工，就算進了青山，想的也是份工。阿南跟他說，他很想快點出去重回崗位。工作以外，阿南比較封閉，他不懂得表達自己，但平日就算他們罵他，阿南也從不還口動手，於是阿傑說，他信阿南，「他絕對無病」。他找到阿南的妹妹，兩兄妹從小相伴，感情較好，阿妹一聽，知道事態嚴重，急急到青山找阿哥，另一邊廂阿傑又找上邵日贊，邵日贊到了找張超雄，一行人互相搭路，終於聯絡到青山院長，事情水落石出，一句沒有精神病，阿南終於可以回家。

但現在，母親見他走過，都會扯高衣服擋臉，連見也不想見到這個兒子。阿南已經習慣，問他會不會難過，他搖搖手，「由她」，他勉強笑了笑，依舊的，去搓他外套衣襬的邊緣。

後記

訪問時，邵日贊幾次都說着同一句話：「聾人與健聽其實一樣」。

「我這個圈子待長了，常常覺得聾人其實是健聽人的一個縮影，許多事我們同樣無處可訴。」他感嘆，一個健全的人要解釋自己沒有病已經很難，更何况眼前這個說到激動處，也只能用舌頭拍打口腔，發出清脆幾聲㗳㗳的男人。在訪問裏觀察阿南，我想，就算他現在聽得見了，也改不了安靜的常態。他除了喜歡搓玩他的衣緣外，談到傷心處往往比無聲更無聲。攝影時我們走進公園一角，他拍完自己的照片就偷偷偷走遠，可能是跟着低飛的麻雀或是散步的老人，瘦削的背影顯得有點寂寞，那時我就相信他的安靜，並不是因為他聽不見。對從小就聾了的人而言，他們心裏根深柢固了一座孤島，一輩子有口難言，他之所以安靜是因為社會步伐無情，長年累月地傷害了那顆心靈。

文：黃雅婷

圖：蘇智鑫、阿傑提供

編輯：蔡曉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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塵翎 - 海邊之城

2017年2月19日

【明報文章】《情繫海邊之城》（Manchester by the Sea，台譯：海邊的曼徹斯特）看完之初並沒有覺得怎樣，但隔了一天發現故事的情緒還留在那裏，慢慢從心底浮上來，這就是它厲害之處。不動聲色地沉到最底，然後在應該得到救贖的時候，果敢地拒絕了誘惑，誠實地直面真實。那不是絕望，而是無能為力。在細膩的戲劇推演裏，這些不同的狀態都有了恰如其分的演繹，層次分明。

編導是同一人，但編比導稍勝一籌。編劇是聰明的，也是冷靜的，克制是其最佳動作，好比冰山理論的代言人。劇本描述一個徹底死去的男子，如何在沒有光的所在徘徊經年後，始終沒法走過死蔭幽谷。縱使命運為他開了一扇窗，又打開了一道門，用另一個人的死亡和另一個人的重生來向他揭示路徑的可能，但他始終抵達不了。上帝在哪裏？為什麼他背負的軛要如此重。

「那裏什麼也沒有」。面對着已經翻過一頁的前妻，再嫁且和別人生了孩子的摯愛，過去如鐵幕降下阻隔了一切，他沒有什麼可以給出，甚至祝福也不能，他無言以對，難以放下，無法釋懷，剩下的只有抱憾悔恨終生，此生也無法贖完的罪。人總需要承認人的局限，就是有不能的時候，什麼也沒有，甚至是愛，把愛無能都抽掉的真空。

這才是真的「回不去了」，或再回頭已是百年身，而不是那載歌載舞幾場情愛追逐後的名利場假裝出來的刻骨銘心。這麼說也許不太公平，因為一個是擺明車馬娛樂大眾，另一個就決心要探究黑夜有多黑。一個是向藝術獻花，一個就是藝術自身的無止境追求，絕處登高。

而《海》也不是全然的閉絕，它還是留了一道裂縫，讓光透入，「由它去」，像夾縫中的野草，要生就生吧。冷到盡頭的冬天，總有融雪的一天。最後這一筆，是作者的心軟，或慈悲。

練乙錚 - 繼689之後 下屆特首最好是601

氣短集   香港蘋果日報   2017年2月15日

小圈子特首選舉形勢未明朗：獲「欽點」者，可能高票提名低票落選；最有「民意」支持那位，湊夠提名票也有困難；餘下的能入閘即可左右大局。民主派有三個堪稱有理的提名選擇（曾、胡、梁）；如果策略性投票也考慮，則還有第四個（葉劉），是以坊間已有不少方案、攻略，合縱連橫，既有精算思維，也包含各種政治態度。如果把民主派選委的複雜性也算進去，以筆者有限智力，實在無法推導出甚麼才是民主派的最佳策（optimal solution）。

梁振英當政，給香港帶來嚴重損害。最值得留意的是，他僅以689票當選，而且是靠了西環發功；既無當權派大多數實質支持，民意也因甫上任便醜聞纏身而極速跌破紀錄，所以做起事來很多阻滯，他那「大有為」的破壞力因而受到制約。因此，689之數雖是他的個人恥辱，卻是香港不幸中的大幸。試想，他那年若以800至1,000高票當選，當權派空前團結地支持他施政，則不待甚麼廿三條立法，香港也早跟大陸融合了，甚至可能在多方面比大陸更大陸。

複雜問題簡單決　着眼601

這故事教訓香港人：小圈子選出來的特首不可能是民主的，故得票越低越好，最好僅僅過半，即以601票當選。這個數字後面必然是一個分裂的當權派，其中敗選一方或不合作或搞對抗，往往能產生政治上的負負得正。這就提示了這次小圈子特首選舉的民主派便捷策（heuristic solution）。

民主派怎樣做才最可選出一個601呢？答案簡單之極：盡量讓當權派的候選人像2012年那次一樣，鬥個死活。具體做法，就是如很多人直覺認為的那樣，保證曾及葉劉獲提名，而不必顧慮政治潔癖。

如此，三個當權派入閘，票越分越薄，一輪投票定勝負的話，勝者便很接近601。若需兩輪投票，第二輪若是如一般認定的「奶媽對薯片」，便幾乎是2012年的翻版；所不同者，是這次更勢均力敵。原因是，奶媽有西環全程壓陣，薯片便是贏，也會是僅贏；但薯片不會太弱，因為「真的唐派」已經苦撐五年，這次不全力搏殺、再衰五年的話，可以休矣（此派若被迫「支持」奶媽，會止於提名）。

筆者說的便捷策，中文維基有另外一個叫法──「啟發法」，意指依據有限知識或不完整資訊，依賴經驗在短時間內找到的處理問題方案。如此得到的方案通常有弱點，幾乎不可能是理論上的最佳策，卻簡單可行而且往往不太差。上述「601便捷策」的一個弱點，就是不提示讓哪一個參選人當選。另外一個弱點，是不與民意掛鈎。

其實，在本地的小圈子選舉裏用此法，這兩者都不一定是弱點。比方說，若林鄭當選，會延續梁振英的高壓反民主政治手腕，社運人要繼續付出高昂代價，卻會激起第二波分離主義思潮，更深入影響港人特別是年輕世代對2047二次前途問題的看法。況且，她若以低民意支持而靠北人撐腰上台，港人看不起她，當權派和公務員的一大半反對她，很可能促使她提早下台，進一步激起民怨。

曾當選，社運人或也可有一陣子「休養生息」的機會，但在相對懷柔的政治政策底下，民主運動可能反而敗於溫水煮蛙，未到2047便偃旗息鼓。林鄭固然不懂經濟金融國貿，最終不利民生，曾亦可能因「太懂」經濟而不自覺地延續深港一體化等融合政策而輕忽了背後的赤化政治。甚至可以說，以曾的圓滑手段和比誰都高的「民望」，推廿三條立法，可能比林鄭和葉劉都更到家。

西環說不出為何林鄭好

因此，誰當選特首對香港比較好、對民主運動及二次前途問題的解決更有利，都是說不準的。一些民主派要幫這個入閘助那個上台，另一些更在乎以參選作手段，宣揚公民提名等民主概念，等等，筆者都認為無可無不可，大家可以各顯神通，不必因之而傷了民主派內部最近稍多了一點的和氣。專制政權底下，誰掌權並不最重要，民主派卻必須見招拆招、見佛殺佛。

這次有京官試圖全程操控特首選舉，搞出的疑點特別多，滿天神佛。北京去年底狠下決心炒了梁振英魷魚，理應是對他的不滿大大超越了他對北京的貢獻；當時，港澳辦中聯辦那條線大感意外，但其後竟力捧梁特的左右手林鄭上位，卻說不出個所以然。如果兩辦是欣賞她與梁特的共同點，那麼北京在香港問題上就有兩個分裂了的「中央」，互拆牆腳；兩辦（一般認為是江派）負隅頑抗，另外那個「中央」（習派）則一言不發暗裏發功。

這個說法不是唯一可能，也非十全十美，例如不能圓滿解釋為何有些參選人斗膽受落中央某一派支持、與中央另一派對着幹，為何江派明推林鄭但習派卻只是暗撐曾。

姑且以此說為真，分析習派的想法。習是當今領導，每天最關心的事情，一是大陸經濟，一是中國的東、南方面地緣政治（從朝鮮半島、日本、台灣、越南、澳洲到印度的半月形包圍圈）。內政問題如藏疆等地的獨立運動等，幾十年來高壓對付行之有效，習不會太擔心；港獨亦然。香港是半月形包圍圈上的中心點兼突破口，更是交通中國與西方的唯一一扇經濟窗戶。這樣看，香港自是在中國本身經濟和地緣政治出問題的時候最有用。

可是，梁特把香港變成一座以反港獨為主要任務的政治城市，經濟上搞中港融合、深港同城，對習而言無甚可取。如果梁特思想搞通了，政治上他當然可以降調，但經濟上要放眼世界靠攏西方，他就無這方面的辦法和能力，西方也不會賣這位「地下黨員」的賬。至於女版689，則更為不濟；梁特起碼懂得量地度價，她就連這個也不會。曾有能力發揮香港的經濟潛力而有助中國，因此若說他有習在後面挺，也不無道理。

添煩添亂　習頭痕

那麼，到底中國的經濟和地緣政治問題有多嚴重呢？本文只能簡單談經濟問題，地緣政治以後再說。

一、央行外匯存底跌破三萬億美元心理關口。《華爾街日報》估計中國一月份外匯存底只減少十億美元，但結果減少是估計的12倍，可見各種外匯管制手段都幾乎無效，今年必須加碼才能防止人民幣急跌。

二、信貸繼續猛增，北京無法壓抑。去年北京央行「閂水喉」，特別是收緊銀行對私企的貸款，目的是壓抑房地產和股債市泡沫。但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大陸信貸資金殺出另外一條血路，以致今年一月份的全國非公營環節貸款猛增，資產市場又回暖。這條血路就是所謂的「委託貸款」，指由銀行安排的企業對企業貸款；一般是私企向擁雄厚現金的國企借錢，由銀行拉攏借貸雙方以及處理有關的資金往來，但不負責評估信貸風險。去年一年，這種信貸增加兩成，是GDP增速的三倍，利潤很高，借給地產環節的，年利率可達30巴仙。然而一般國企不像銀行，缺乏風險評估能力，很多時不熟悉借方償債能力和所在市場的風險，會導致系統出現危機。

三、人口雪崩，比此前認為的嚴重。今年北京春晚傳出完全開放生育的訊息，其他渠道也釋出一些「令人鼓舞」的中長期人口增長目標，背後其實是極為嚴峻的人口和勞動力減縮前景。國家統計局數據指，2010到2014年的總和生育率（TFR，育齡婦女終身育孩數）分別是1.18、1.04、1.26、1.24、1.28，平均為1.2。2015年跌到1.05，低於全世界199個國家的2014年數字。

中華民族正在自我滅絕

要保持人口長期平穩，TFR一般應該是2.1。考慮到中國的出生性別男高於女10%，1.05的TFR也就只相當於發達國的1.0。這個數字若持續一代人（一般指25年），則下一代人口數便只有這一代的一半還不到。中國人口收縮之快，可想像為中華民族正在自我滅絕！

其實，上述各年TFR統計數字還很可能偏高。2015年夏，湖北宜昌做了大規模生育調查，抽樣比例是30%的育齡婦女，理應非常準確；結果顯示當地的TFR只有0.81。

開放和鼓勵生育的政策起碼十年前就應該開始，無奈大陸計生委有自己的利益考量：限制生育政策底下，超生罰款是部門收入來源（更是貪污財路），鼓勵生育則要龐大支出。有此不等誘因，所以計生委專家的TFR估算，一直以來嚴重偏高，直至最近還堅持1.5至1.8的浮誇數字，就是為了營造「控生政策沒啥大問題」的假象。不過，政策改為鼓勵生育，正面效果也很微弱。2015年是開放「單獨二孩」政策的第二年，大陸專家不少認為會出現新增人口高峯，該年出生人口可望大幅攀升100萬。然而，2015年實際出生人口不升反降，比2014年還减少32萬。

大陸同樣需要「休養生息」

鼓勵生育困難是世界性問題，在中國尤其不易解決，原因其實很簡單：以典型三代五人雙職工家庭為例，多生一孩，淨撫養比便增加20%；如果祖父母年老，中間代多生一孩，家庭要變成單職工的話，淨撫養比更急升140%，這不是大陸中產或低收入家庭可以輕易應付的。幾十年來一孩政策造成的經濟毒癮已經無法改變。

人口老化、勞動人口收縮，在日本這個技術發達國也造成嚴重經濟困難，多年來的GDP增長都在1%左右甚至更低。中國經濟勞動密集程度比日本高，遇上同樣的人口問題，困難便大得多，政策上還要堅持GDP6.5巴仙的增長並不健康，人民太辛苦。如果還要全國總動員支持打仗，應付得來嗎？看來，要「休養生息」的，不只是香港。

習近平面對的問題一大堆，碰上特朗普當美國總統，實在難應付。大家看他處理香港現階段問題，是要一個「好打得」的人繼承689路線，撕裂當權派、公務員以至整個香港社會，挑起分離主義思潮第二波，把「休養生息」也當作大逆不道的東西狠批？理應不至如此，但共產黨人的德性，誰說得準？

RyuVSKen：人生劇場：四仔主義 枯燥人生

星期日生活   2017年2月12日

【明報專訊】很久之前我看畢華流的書，早已經說過「四仔主義」這詞語，可能不是所有人記得，四仔主義是八十年代香港大學生，想望自己踏入中產階級的一種人生態度，四仔是「屋仔、女仔、車仔、生仔」。坦白說就是一種追求個人享樂，自私勢利的生活態度，以自己得到這些東西為榮，而鄙視理想。

隨着時間，這個說法早已過時消失，但這思想塑造了今天的香港社會，隨着移民潮又影響到全世界人對香港人的看法。

穿梭四店舖 追四種目標

有個洋人造Jones in the Fast Lane的遊戲，也追求四項人生目標，不過跟香港的四仔主義不一樣：金錢、事業、快樂、學歷。遊戲中你活在一個畫面大小的市鎮，裏面建築物眾多，你要每個星期分配時間去建築物中虛度光陰。

唯一的飲食是一家無論外表與食物都跟麥記異常相似的快餐店。有一家只要付錢和浪費一點時間就能買學歷的學店，有一個給你工作的勞工署，一個負責收租和上車的地產舖。基本上遊戲一開始你就要找一份工作，然後用盡時間打工，再去麥記花錢餵飼自己、交租、回家睡覺。然後周末被豬朋狗友或意外虛耗你的金錢，張開眼就下一周。

遊戲結尾 變高級「奴工」

第一份工通常就是麥記，因為可以打完工就順便吃。食物通常是薯條，最沒營養也最便宜，此外你還可以去一間疑似七仔的便利店購買彩票，當然九成是不會中的。然後你就要擠出一點時間和錢，去學店買文憑，去勞工署找更好的職業，最後就是在工廠當ＧＭ。沒有更好的職業了？沒有，這遊戲去到最後你也只是個高級「奴工」。

這樣你才可住更高級的住宅，去電器店買電器，例如電腦，買更好的衣服；例如西裝，那你的快樂值就會提升。好吧，大概你已知道這遊戲怎樣玩了，反正就是怎樣在百忙中去進修、購物、換房子。不過沒有結婚這回事。

毫無疑問，這是個對香港人沒有難度的遊戲，基本上就是大家每天在做的事情，如果你過度工作忘了吃飯，就會五勞七傷，健康衰退，因而有機會在家裏養病而減少活動時間，以及要付錢看醫生。所以這遊戲還是有點教育意義的，就是太過「拼博」，到頭來還是不值得的。

最後你可以量化的東西都儲到某個點，人生就結束了。有什麼獎勵？沒有，你可以再投胎玩下一次遊戲。

文：九龍帝國

練乙錚 - 雞年殺雞猴子驚 胡潤上榜夜更長

氣短集   香港蘋果日報   2017年2月8日

雞年伊始，震撼北京權貴階層的最大事，無疑就是特朗普1月27日下的一道行政命令，對七個輸出恐怖分子的國家國民入境美國的許可及程序設限，七國難民入境全部凍結。一些關口的移民官員「有殺錯、冇放過」，結果是嚴上加嚴。

政令一出的頭幾天，雷厲風行，令世界上不少人士包括不少美國人，看着非常反感、心寒，認為特朗普此舉不僅違憲，還徹底顛覆了一些美國基本價值、立國理想。好在，美國政體包含體制內外的各種制衡；聯邦上訴法院第十分院一位法官發出緊急七天禁制令，豁免了那些持合法准入證件而於法案生效之前已在前往美國途中或者剛抵埗美國入境口岸的人；後來西雅圖另一位聯邦法官亦發出對整道行政命令的臨時禁制令。特朗普政府司法部則馬上提出上訴。民意方面，路透社的民調顯示49%贊成特朗普的行政命令、41%反對；Rasmussen Report則錄得57%有投票意願的公民支持特朗普的做法。

借入境設限特露一手

鹿死誰手未可知，但美國聯邦法庭在國境准入問題上，因涉維護國家主權，一般傾向尊重行政首長的決定。再者，反對人士指總統針對回教國家及歧視回教徒，違反美國憲法對宗教自由的保證，而且採取的手段不近人情，會激怒世上所有回教徒，反恐效果適得其反。不過，特朗普團隊強調政令目的在於國安，而涉事七國之外還有不少回教國家不受影響，跟宗教自由和平等無關；而且，特別針對七國的做法，其實是九一一之後由小布殊提出、奧巴馬承襲，特朗普不過是「加辣」，只反對他並不公道。這樣辯說，邏輯上講得通，要否定，對手可能需要指控特朗普團隊有「違憲意圖」。筆者估計，官司打到底的話，特朗普團隊的法律贏面還是稍高半線。

然而，對於那些在大陸「深挖洞」、在美國「廣積糧」的中國權貴，問題不在於特朗普輸贏，而在於事件顯示了他的強悍作風，以及兌現一項重要競選承諾之時那種「雖千萬人吾往也」的霸態。下馬施威，特朗普的入國限制令有明顯的殺雞儆猴效用。儘管中國不是回教國家，特朗普這次並非針對中國，但偏偏他的團隊仇華，如果在貿易、一中、南海、釣島、北韓等雙方關係閃點上對中國發難，肯定也會十分強硬，而這些問題不涉人權、歧視等憲法問題，美國社會不會有大反應。若特朗普出招，中國縱非沒有還手之力，卻會因權貴階層在北美存放了龐大私人利益而非常被動！

美國這次收緊若干國家國民入境的規定，據報道「嚇出一身冷汗」者，不是甚麼恐怖分子，而是那些有意申請或已經取得美國綠卡而早已在美投資、置業或取得工作及營商機會的人士。他們萬一不能入境美國，個人經濟損失可以很嚴重，而解救辦法即使有，也十分困難。若再加上美國經常用來對付敵對國如北韓、俄羅斯等國內權貴群體的最辣招──宣佈凍結他們的在美資產，則處境更加不妙。

眾所周知，大陸權貴家人和資財外移，首選目的地是美國，從江澤民到習近平都如是。高幹不可有妻兒在國外居留的新規定，其實說說而已；別的渠道不提，這兩年黨政高層大力推動動輒以10億美元計的海外投資併購，大家猜猜，跟着資本出國進行收購之後的「業務管理」的是哪些人？

雙國籍太子黨有排驚

大陸黨政高層親屬跑美國圖利，絕對是「人性」超越「黨性」的表現；綠卡未到手的拼綠卡，綠卡到手了趕入籍，入了美籍的斷不會放棄中國籍，好處兩邊拿。美國一向國境准入相對寬鬆，但今年來了一個特朗普，連雙重國籍的美國人也完全可能在他對付之列。那些拿兩本護照而不誠實慣了的一級太子黨、駙馬黨不虞有此一變，個個「吊起」。

在國家層面，中美要是交惡、關係緊張起來的話，起碼短期而言，吃更大虧的還是中國。軍事方面不用說，只有強國論壇上的那些軍迷才以為解放軍可以瞬間把美軍打個稀巴爛。經濟方面，一旦貿易戰開打，雙方當然都受損，但付出的代價哪一方更大，主要看各自的「替代能力」。

美國進口大陸貨，來源替代性高，不從中國買，還有很多國家願意馬上作替代供應；技術含量低的東西，新的生產者的準備期不會很長。大陸不買美國貨，就困難得多。《環時》提議一旦中美打貿易戰，大陸可停買波音公司的飛機。問題是波音機替代性很低，大陸可改買空巴（唯一選擇），但空巴定單已經排滿好幾年，時間上的替代性因此很低，換句話說就是替代成本很高。其他高技術產品如手機芯片等，一般都如此。因此，若打貿易戰，更不利的是中國。

軍事、經濟都處下風，再加上自己的權貴階層受制於人而投鼠忌器，中國因此不宜與特朗普硬碰。這個陣勢，特朗普的商家頭腦當然明白。他新任命的國務卿Rex Tillerson在接受國會任命前審議諮詢時，竟然說「不會接受中國在南海佔島駐軍」，而特朗普用推特給他打氣，更說That's not going to happen!若果不是這兩個人都口誤，就是有點齊齊向中國叫陣的味道。連繫特朗普首席政策顧問Steve Bannon1月底說的「美國十年之內終會就南海問題與中國一戰」，這就更不是兒戲。

大陸離岸灰錢失樂園

顯然，今天的美國越來越不是大陸權貴的離岸天堂。然則他們還有甚麼其他選擇呢？英國本來也不錯，同樣是盎格魯撒克遜文化，比較崇尚法治和政經自由，但去年卻比美國先一步走上民族民粹主義，脫離歐盟，也會因此失去歐洲統一市場成員的身份。以前，到得英國就是到得整個歐盟，對大陸權貴的離岸資金而言，好處多着，但以後再無這個方便。事實上，英國離開了歐盟，撼動了整個歐盟體系，如果還有一個大國（比較可能的是法國）步英國後塵，則歐盟很可能就此崩潰，資產貶值。一天有這個風險，大陸權貴資金就一天不會大舉流往。剩下的發達國還有澳洲、加拿大、新加坡，再不然就是日本。澳、加、新的經濟體積太小，大陸權貴資本一進入，就炒起人家的不動產，導致這些國家形成限制外資進入地產市場的政治力量，並已經見諸立法行為。這方面的限制只會越來越多。

至於日本，由於經濟成長緩慢、人口老化嚴重，房地產市場長遠不看好，不是大陸權貴投放離岸資產的理想地方。而且，一旦中日兩國為了爭奪釣魚台主權搞出武力衝突，大量投資日本的大陸權貴家族，日子不會好過，搞不好還會給政敵掛上親日派、漢奸賣國賊等罪名。

剩下的地方，要有點盎格魯撒克遜文化餘業（孽？）、健全的經濟金融市場、先進的基建和資訊系統，而在法治、保障私產、人身安全和自由方面能夠媲美西方發達國的，就只有香港了。香港的經濟體積也不大，但勝在資產市場夠國際性，錢到了香港就差不多等同到得了全世界任何地方。

但很可惜，香港的這許多優勝近幾年因為特府大力推動「中港融合」、「深港同城」而大不如前。香港人自己覺着不必說，大陸在港權貴也深刻感受到了。上周大陸富豪肖建華被中國公安黑道連人帶保鑣擄返大陸。

事件是繼華潤宋林被騙回大陸接受雙規和銅鑼灣書店李波等事件之後，給在港大陸人特別是大陸權貴的第三個警號：「一國兩制」並不能保障他們在香港的人身自由和財產安全，原因是「兩制」江河日下，越發失去與「一國」之間的有效區隔。

肖是大陸明天集團的實質控股人，據去年胡潤富豪榜，他在中國富豪當中排三十二，控制財富達千億人仔，年紀卻只有四十多。大陸流行的說法是，他乃曾慶紅親信，屬江派，在習近平上台以後根本不敢回大陸，只能躲在香港，請了保鑣在酒店度日，遙控他的生意帝國（或者僅僅是代別人打理）。

肖建華事件影響政經

肖擁巨額灰色財富卻苦無個人出路，在外國生存不易，在香港本來應該還好，但「一國兩制」起不到對他這種人的關鍵保護作用，因為法治的其中一塊無可避免地墮落了，無法抵擋來自北方的非法越界執「法」。根據筆者先前分析，如果香港按「瑞士模式」建構獨立中立國，實現中港之間徹底而恒久的區隔，像肖這號大陸居港人物會是最受惠者之一，因而會最鼎力支持。回想江派掌權的那十幾年，春風得意，誰也估不到他們後來如此不濟，成員一個一個倒下，給新的掌權者打壓得無立錐之地。風水輪迴，敢寫包單，十多年之後，在香港同情、支持建構「瑞士模式」的，會多了一批今天的習派人物；如果王岐山有幸長壽，恐怕會是其中之一。

話說回頭，特朗普團隊項莊舞劍，可能先針對香港，用的武器就是那部稱作「香港政策法」的美國法律。如果中港關係不斷偏離《中英聯合聲明》所定義的「一國兩制」，按此法美國即可把香港與中國等量齊觀一視同仁，把所有給香港的相對優惠都取消。《金融時報》和路透社的社評都已經咬着這點。的確，外國金融機構在香港運作，有必要跟這裏的大陸人打交道建立深厚工作關係，但如果這些大陸人忽然人間蒸發，過程後面還有一百個問號，那叫這些機構如何運作？搞出肖建華事件，中共又一次把香港推近這個前所未有的經濟險境。

悼Zygmunt Bauman：渾世的燈塔

星期日生活   2017年1月15日

【明報專訊】「永生不單純是死亡的缺席，更是違抗和拒絕死亡。因為『意義』是源於死亡，而永生正正是蔑視這事實。沒有死亡，便沒有不朽。沒有死亡，便沒有歷史、文化，或者一切人的特質。人的有限性使這一切得以可能。」齊格蒙‧鮑曼（Zygmunt Bauman）在《生與死的雙重變奏曲》（Mortality, Immortality and Other Life Strategies）以此思考文化和生死的關係。如今，泰山其頹，哲人其萎，鮑曼享盡天年而逝，舉世哀慟。

鮑曼的一生十分傳奇。1925年，他在波蘭出生和長大。14歲時親歷納粹德國入侵，於是隨家人逃入蘇聯避難。後來從戎，在波蘭軍隊中作戰，並獲頒十字勳章以表揚其勇氣。二戰後，更成為波蘭軍史上最年輕的少校之一。但他棄軍從文，在華沙大學攻讀社會學和哲學。經過數十年的研究，成為當代社會學泰斗。鮑曼學識淵博，著作等身，撰寫過的書籍超過50本。即使退休後，他仍然筆耕不斷。例如去年，年屆90的鮑曼，依然在報章訪問中，暢談有關社交媒體的問題和西班牙佔領運動的缺點。他就是一個如此精力旺盛的學者，一生奔走，為人類文明的危機而疾呼。

二戰——親歷屠殺 破謬屠殺

在20世紀的人類苦難中，二戰時期納粹德國對猶太人的大屠殺必然榜上有名。幾年間超過200萬猶太人死在集中營，舉世震驚。德國哲學家阿多諾（Theodor W. Adorno）曾言「希特勒為後世立了一條新的定言律令（categorical imperative）：別再讓奧斯威辛重現人間。」戰後，很多學者反省為何在20世紀科技高度發達，物質條件豐裕的時代，人民不但無法過幸福生活，且孕育出如此泯滅人性的暴政暴行呢？是不是單純因為一小撮邪惡的人胡作非為，破壞整個社會和政治秩序呢？

鮑曼作為一個社會學家，自然不認同大屠殺問題只歸咎於偶然的個人因素。他在《現代性與大屠殺》（Modernity and the Holocaust）指出，我們目前生活的社會，不單令大屠殺得以可能，而且發生時亦很難被制止。也就是說，納粹屠殺不是個別的歷史事例，而是現代社會的產物，這涉及到現代性（Modernity）的討論上。鮑曼認為西方文明，是透過理性戰勝無知、人性戰勝野蠻、科學戰勝迷信來建立現代的世界。而高舉理性的現代文化，便是「園藝文化」（Garden Culture），意謂打理整個花園先有一個理想計劃，然後以此衡量所有工具和原材料的價值。所有能有助打理花園成為某一模樣的事物便是有用，反之便是垃圾廢物，需要園丁修剪去除。現代的大屠殺，正是為了某一個社會藍圖而做，為的是令社會徹底地變得更理想。科技的工具實用性和效率，並不內含道德價值的判斷，而現代性只追求前者。因此，本質上大屠殺跟現代文化所標榜的價值並不相違。

戰後——消費者勞智者憂

戰後，歐美各國埋首發展經濟。世界銀行、歐洲煤鋼共同體（歐盟前身）等跨國經濟組織相繼成立。其中，鮑曼認為最劇烈的轉變，便是從「生產者社會」轉向「消費者社會」。這意味着，社會較需要成員擔任消費者的角色，消費者的能力和意願，變成社會的規範。

作為消費者，人生大部分時間都需要佔用付費的服務商品。在佔用的過程，藉着破壞消費品來滿足各種欲望。例如光顧餐廳，吃下食物便消費了，滿足了食慾。但是，要增加利潤，必須令消費者的欲求不用等待，即時滿足，且不斷刺激更多的消費欲望，絕不能休息。「必須讓他們不斷暴露在新的誘惑下，以便一直保持激動狀態，永遠不讓興奮萎縮，並且要保持懷疑和不滿足的狀態。」顧客在市場上，以為有自由選擇各樣商品，其實不過是服從於內化的、強制的、不得不然的行動方式。在《工作、消費與新貧》（Work, Consumerism and the New Poor），鮑曼憂心地說，消費者無法以其他方式過活，甚至被剝奪了自由意志也不自知。

在消費者社會中，一個人倘若沒有能力在萬紫千紅的商品世界消費，無法盡消費者責任，他們便會被社會拋棄，遭受貶抑。這種新的貧窮，是以生活標準來釐定「正常生活」，不達到標準便會自覺羞恥。想想消費世界帶來的資訊和交通便利，只要有錢，便可以乘飛機四處遊玩，在網絡即時接收各地資訊，跟世界各地的人保持通訊。在全球化的浪潮下，跨國流動性變成精英的象徵（elite of mobility），窮人則被迫留下，被迫困在當地。除此之外，城市亦出現更多禁入空間，如私人屋苑會所，確保精英能遠離在地性（locality），保持階層間的權力分野。結果，城市空間日漸斷裂，公共空間亦慢慢萎縮。每個城市公民，只能當一個孤立的消費者，淹沒在消費狂歡中。

今日—— 存在即死 液態關係

「一切堅固的事物都煙消雲散了，一切神聖的事物都被褻瀆了」，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的激昂名句，在現代消費社會有了新的詮釋。在現代化的進程上，舊有的社會秩序和人際關係被打破，但牢固的新關係沒有誕生。著名德國社會學家貝克（Ulrich Beck）曾言，過去作為人類生活坐標的社會關係，例如家庭，今天都成了「喪屍範疇」（zombie categories），因為它們既存在又死了。試想想，怎樣才算是家庭呢？結了婚可離婚，離了婚亦可因了解而再結合，只在乎個人的一個決定。人的關係，彷彿是網絡世界中的選項般流動和脆弱，連線斷線，加入或刪除好友，只是彈指之間的事。

於是浮動慢慢滲透到生活的每個環節，甚至包括最親密的愛情和性關係。對鮑曼來說，愛情跟欲望是截然不同的。若然欲望講求消耗和破壞吞噬，愛情則是令自我擴大，跟對象融合，為世界添上更多愛的生命痕迹。若援引弗洛姆（Erich Fromm）的概念區分，愛情講求的是生命的轉化（to be）而不是單純擁有對象（to have）。但是在消費世界的主旋律下，欲望與愛只能任擇其一。伴侶關係跟某他關係一樣，變成消費品，即用即棄，才可追求更多更新鮮的對象。而保持長期關係，風險大，意義少，正如人也不會承諾永遠不賣某張股票。既然麻煩多，投資的回報亦不明朗，這種不安全感正正是恐懼的源頭。但是分離的孤獨同樣不好受，於是重投伴侶關係的欲望會永劫地回歸。經濟人既想要選擇自由，但同時怕失去安全感，擺盪在兩者之間彳亍而行，如酒醉者。因為，「經濟人是一個孤獨，自私自利且自我中心的經濟行動者，他追求最划算的交易，受『理性選擇』支配。」在兩個經濟人之間，哪裏容得下愛情、思想和人文價值呢？

今後——世界結束 開卷反省

在1990年，接連有幾位大師過身，當中包括阿爾都塞（Louis Althusser）。德里達（Jacques Derrida）當時感慨地說，每個人的離開都是一個世界的結束，而且每一次均是獨一無二的世界的結束，且永不會再重現。今日，我們永遠失去了鮑曼的世界。但他的思想，睿智和洞見，將繼續流傳下去，啟發往後一代又一代的人，勇於求知和批判。他在《流動的恐懼》（Liquid Fear）的結尾，借用阿多諾的話，點明批判思考的目的「不在於保護過去，而在於對逝去的希望的救贖」。面對恐懼，只有理解恐懼及其根源，才是人類唯一的出路。

文：李宇森

編輯：何敏慧

世紀．文字江湖：望茶興歎

2017年1月22日

【明報文章】玉川子盧仝，是唐代中期著名的詩人，好喝茶，後代經常把他與陸羽並稱。現代人最喜歡引用他被稱之為《七碗茶》的詩：「一碗喉吻潤，兩碗破孤悶。三碗搜枯腸，唯有文字五千卷。四碗發輕汗，平生不平事，盡向毛孔散。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靈。七碗吃不得也，唯覺兩腋習習清風生。」只要是跟茶有關的物件或地方，總是用各種字體，密密麻麻印着盧仝的詩句。裝茶的茶罐上見得到，送禮的茶盒上見得到，賣茶的廣告上見得到，走進一些裝修古雅的茶室，也時常迎面而來，在牆上寫滿了這一段盧仝詩句。好像盧仝是推廣茶葉的代言人，為了鼓吹喝茶的好處，呼籲人們喝茶，專門寫了這首詩，讓賣茶的、買茶的、喝茶的都感到精神滿足，身心愉快，飄飄似神仙。其實，這是個美麗的誤會，而且大概還介入了現代商業炒作的伎倆，故意斷章取義，有意製造假象，讓人以為盧仝寫過《七碗茶》這麼一首詩。

盧仝從來沒寫過《七碗茶》這樣一首獨立成章的詩。這些詩句是他寫的沒錯，卻來自《走筆謝孟諫議寄新茶》，是一首長詩當中的段落，不但有前後文，而且看了前後文，你就知道，他說喝茶能通仙靈的感覺，不是所要誇耀的主旨。這首長詩共分三段，第一段寫好友孟諫議送新茶給他，是早春上貢的好茶。皇帝要嘗新，老百姓就必須冒着生命危險，在驚蟄期間就上山去採茶：「聞道新年入山裏，蟄蟲驚動春風起。天子須嘗陽羨茶，百草不敢先開花。」第二段寫的，是新茶真好喝，也就是一般人稱的所謂「七碗茶」。接着就有第三段：「蓬萊山，在何處？玉川子，乘此清風欲歸去。山中群仙司下土，地位清高隔風雨。安得知百萬億蒼生命，墮在顛崖受辛苦！便為諫議問蒼生，到頭還得蘇息否？」這才是全詩的主旨，說的是民間疾苦，是蒼生不得安寧，為了皇帝喝新茶，「墮在顛崖受辛苦」。

盧仝寫了一首為民請命的詩，批評皇帝老子只顧喝新茶，不管蒼生性命，是一首諷喻的好詩。怎麼到了現代人的手裏，就斬頭去尾，斷章取義，完全不顧詩人的原意了呢？這第三段雖然有點隱晦，使用詩家想像的婉轉筆法，卻也不會看不懂的。他說喝了七碗茶後，飄飄似神仙，乘風歸蓬萊仙山而去。看到仙山上的神仙無憂無慮，統治着生活在人間大地的百姓，自己地位清高，無風無雨，全然不知民間疾苦。盧仝便從送茶的孟諫議想到天下蒼生，不知何時才能安居樂業，不受官府的無情驅使。

寫官府驅使百姓冒着嚴寒，上山採茶，作為早春貢品，供朝廷在清明祭祀及宴請群臣之用，以至於民不聊生，是唐宋詩人關心民瘼的一個主題。唐宣宗時期中進士的李郢，寫過《茶山貢焙歌》，批評官府為了早春採茶而魚肉百姓，詩句更是凌厲，毫不留情：「春風三月貢茶時，盡逐紅旌到山裏。焙中清曉朱門開，筐箱漸見新芽來。陵煙觸露不停探，官家赤印連帖催。朝飢暮匐誰興哀，喧闐競納不盈掬……茶成拜表貢天子，萬人爭噉春山摧。驛騎鞭聲砉流電，半夜驅夫誰復見？十日王程路四千，到時須及清明宴。」為了趕上清明宴，地方官府把老百姓驅上山，還到處打着紅旗，頗似大躍進時期改天換地的情景，表面上遍山熱火朝天，士氣昂揚，實際卻是饑寒交迫，苦不堪言。回顧唐朝貢茶的歷史，知道喝明前茶背後具體採茶的辛苦過程，讓人不勝浩嘆。

唐朝一位來到顧渚御茶園監督的官員袁高，寫了首《茶山詩》，把他親身目睹的早春採茶情景，描繪得歷歷在目：「黎甿輟農桑，采掇實苦辛。一夫旦當役，盡室皆同臻。捫葛上欹壁，蓬頭入荒榛。終朝不盈掬，手足皆鱗皴。悲嗟遍空山，草木為不春。陰嶺芽未吐，使者牒已頻。心爭造化功，走挺麋鹿均。選納無晝夜，搗聲昏繼晨。眾工何枯槁，俯視彌傷神。」茶民的辛苦，讓他望茶興歎，也使他彌感傷神，做出了一件值得稱頌的壯舉。他把這首《茶山詩》和監製的三千六百串貢茶，一道獻給了皇帝，居然還得到了朝廷的回應，減輕了貢茶的數量。

希望朋友喝明前茶的時候，也想到唐朝有這麼三位寫茶詩的正直詩人。

文．鄭培凱

塵翎 - 翻過一頁又一年

星期日生活   2017年1月22日

【明報文章】友人問《二手時間》版本如何，台灣出版改成《二手時代》，譯者同是呂寧思，他是資深俄語譯者，早就注意到亞歷塞維奇，遠在她未曾獲獎前已經翻譯她的著作出版。據其譯後記解釋，在俄語裏，「時間」和「時代」共通。未知是否因出版時間晚了一步，台版本改成「時代」，以示與簡體版本稍有不同。不過，我倒覺得譯作「時間」更好一些，「時代」更強調凌駕個人的力量，「時間」比較中性，也個人，與書中眾聲叙述的複調更脗合。讀書是很個人的事，各有所喜吧。一年前的事了，掩卷後，最大的懸念卻是，一些隱閉的故事得以出土，實仰賴時代的改變、政治氣候的變動。亞歷塞維奇何其有幸，可以見證這樣的轉折。

歲末大掃除，執拾雜物時，也把一些黑膠唱片拿出來吹吹風。有幾張卜戴倫的最早期作品，最愛1964年的Another Side of Bob Dylan，比前一張更冷僻，也更完整。再聽聽那首My Back Pages，台灣作家馬世芳用來做其散文書名《昨日書》，可見是同好。另一首頗多樂迷不喜歡，但我偏愛的Ballad in Plain D，寫的是和前女友Suze Rotolo分手的種種，既狂暴又傷心。這女孩迷人，後來有人問她有否因這首歌受傷，她淡淡說沒有，認為那是卜創作的必要，他必須說出來才能往前走。卜也是何其有幸，遇到這樣理解又包容的知己。六十年代初幾張作品，有一種之後怎也無法回復的純真狀態。

昨日書，就是一個回不去的狀態。像我明明沒有經歷過六十年代，也只能通過電影、音樂這些路徑再去感受，更多時只是自由幻想一番。當事人真實經歷過的時間，折射出來成為某種時代氛圍。

也許很多生於殖民後香港的人，回溯此城歷史時也曾把情感投諸自己不在場的時空，幻想總有更美好的在彼方，尤其如果現狀不夠令人滿意，而未來也不見得更值得期待。活在這個時代，我們何其有幸，往前往後翻頁，可以看見許多不一樣的風景。

石琪 - 天煞異降的原著

2017年1月22日

【明報文章】看了《天煞異降》（Arrival），找到原著《你一生的故事》閱讀。這是美國華裔科幻作家Ted Chiang（姜峰楠）1998年短篇小說，得過「雨果獎」提名。

女主角是語言學家，被美國軍方請去與來訪外星人通話，互相學習彼此的語文。她發現這種外星人的文字不標音，詞句不分前因後果次序，思維超出地球人的因果率，達到過去與將來渾成一體的境界。她學懂後就預知自己將來的命運，以及未出生女兒的一生，於是給女兒寫下《你一生的故事》。

真是「玄之又玄，眾妙之門」，像神仙能知過去未來，難以置信。姜峰楠好在別出心裁，拿語言學和物理學引經據典，寫得細緻微妙，兼有浪漫愛情和預見的女兒生死，被奇才導演丹尼韋路夫改編為《天煞異降》。

電影版大大加強戲劇性，弄成外星飛船直接降臨地球，導致各國可能出兵宣戰的極大危機。全靠女主角能知未來，說服中國將軍，才化險為夷。

該片細節甚佳，但劇情很犯駁。因為十二艘外星飛船降落地球被大軍包圍後，才慢慢學人類語文，並讓人類學外星符號，不合情理。原著是神秘飛船停留在地球上空軌道，派來九面「鏡子」與各國學者和平交流，點醒人類思維的玄妙之門，然後不辭而別，那就比較合理。

原著其實故弄玄虛，外星人似乎掌握了量子物理，但女主角稍學「外星文」便有預知奇能，太簡單了。姜峰楠少產而得獎甚多，我正在讀他的《軟件體的生命周期》，想知多一些他的虛實。

http://kayylay@yahoo.com.hk

RyuVSKen：《返校》——白色恐怖的世界

星期日生活   2017年1月22日

【明報專訊】之前在本欄說過台灣遊戲《返校》，在二零一七年一月中已經推出了正式版，一如所料的在台灣爆紅，並引起了各國實况主播的試玩，不僅是台灣，也包括美國、加拿大、中國等。

我想今天我已能夠很安全的說，《返校》是個成功的遊戲。

而在正式版出來後，我們也終於可以看到這遊戲的全貌。

題材本土 台灣校園滲白色恐怖

《返校》的獨特之處，在於題材非常本土。遊戲以六十年代的台灣為題，當年的台灣處於白色恐怖的時代，政府嚴密控制社會。對政府有異見，在那時代是非常危險的事，不僅人會失蹤，社會更有互相告密的風氣。當政府利用平民的劣根性去維持統治，平民也被驅使露出自己的人性陰暗面。

說母語會被懲罰，母語從教育中消失，被視為次等語言。偶然會有人從社會和班房消失，大家習以為常，甚至不敢多問，因下一個消失的可能是自己。即使你什麼犯法事都沒做，但當政府說你有罪，法庭無論如何都會判你有罪。政治異見者的家被不明侵入者入侵屠殺，即使四周都有警察，他們永遠找不到犯人，而且無動於中，甚至會反過來指控是你自己殺的。《返校》的世界，就是處於這樣的時代。

故事發生在一個偏遠地區的「翠華中學」的高中，玩者扮演女學生方芮欣，與偶然相遇的男學生魏仲廷，逃出那個氣氛詭異的校園。整個遊戲充斥着台灣的本土道教信仰、民俗學，引出學校的秘密，以及各種時代的陰暗面。畢竟是個恐怖題材的遊戲，筆者自然不適合說太多的內容，免得破壞讀者享受的樂趣。

信息引迴響詰問「自由」

這遊戲引起了很大迴響，因遊戲有超越常理的豪華聲光效果，或是新奇的遊戲方式？都沒有。《返校》是一個非常傳統甚至舊式的遊戲，聲光效果不錯但也不會很豪華。它在系統上並沒有任何優異新奇之處，它最創造性的，正是它採用的背景和故事。

遊戲的成功之處，不在於銷量，也不在於成為媒體熱話的爆紅，而是在於它傳達的信息，有一個中國的實况主*，玩完遊戲後感嘆「難道人類不是生而自由嗎？」這個感嘆，正正是開發團隊想要傳達的，《返校》的主題就是想讓人反思人類的自由，而這感嘆，代表了《返校》做到了預想成果。而隨之有關白色恐怖的討論，也不斷的增加，這也是團隊本身真心想要的聲音。

乘「實况主文化」成功推廣

雖然《返校》是個單機遊戲，並非線上遊戲，但它的成功也有賴於團隊對於網絡的充分運用與理解。與受歡迎的實况主建立了良好關係，團隊得到實况主的幫助，大大有利遊戲推廣。《返校》充分運用了現在的實况主文化，做了成功的行銷。

《返校》可說是繼《雨港基隆》之後，台灣本地遊戲復興的另一重要一步。台灣遊戲從九十年代末沉寂了十多年後，開始迎來復興。

*實况主：指線上直播打機的玩家

文、圖：九龍帝國

編輯：林信君

韓少功：時代制約與超越時代——浸大六十周年校慶「文學與時代」名家講座韓少功講話

明藝．特稿   2017年1月16日

【明報專訊】編按：香港浸會大學為紀念六十周年校慶舉辦了多項活動，其中文學院及創意研究院於去年十月二十七日下午在校內大學會堂舉辦了由韓少功先生、劉再復教授主講的名家講座，主題為「文學與時代」，並由浸大中國語言文學系林幸謙副教授主持。內容富意義，故本版邀請了兩位講者整理講稿，分兩期刊登，以利賞讀名家話語，今期先刊出韓少功先生講稿。

「文學與時代」這個題目特大，怎麼說都只能是掛一漏萬，所以我只能從一個很小的側面，談談個人看法。

作家成長受時代制約

主要有這樣三個意思：第一是作家的成長受到時代制約。

我經常覺得自己走上文學這條道路是一個意外，甚至是一種誤會。小時候，我的語文成績很爛，考中學時的語文成績差一點不及格——這是中學老師告訴我的。但是我的數學成績不錯，在中學一年級就把三年級的數學自學完了。每次數學競賽，我只要一半的時間就能走出賽場，然後拿到高分。我的父母也特別鼓勵我在理科方面發展，覺得同文字打交道特別危險，可能會捲入政治的糾紛和鬥爭，甚至引來殺身之禍。「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他們覺得數理化安全。在這種情況下，我一直以為自己會在理科路上走下去，像我父母期望的那樣，將來當一個工程師或醫生。

但我遇到了「文革」這樣的時代。十年之內所有的大學都關門了，一九七二年後即便招生，也不通過考試，你學得再好也沒用。那時我在鄉下務農，從事繁重的體力勞動，我所在之地的附近有一個公社機關，相當於後來的鄉政府，經常飄出一些食堂裏的香味，其實也沒有什麼好菜，不過油鹽稍多一些的味道，但這已經讓我特別嚮往。我在黑板報上寫的字不錯，於是有一位幹部就把我找去複寫材料——在沒有複印機的時代，一種常見的人工複印方式。後來又因為我在複寫過程中能糾正一些語言標點和詞句的錯誤……幹部們說：「這小傢伙後輩還有點語文的才華」，於是就讓我幹更多的事情，比如寫材料，比如給業餘文藝宣傳隊寫腳本，三句半、對口詞、表演唱、花鼓戲什麼的，因此能讓我吃上一些稍好的飯菜。這就開始了我的文學道路。所以我說，我和文學發生關係，不是我對命運的選擇，而是命運對我的選擇。

很多作家也有類似的經歷，不過是陰錯陽差，誤打誤撞，最終被命運拋到了寫作這樣的一個位置。至於他們寫什麼，怎麼寫，更受到時代這一隻「看不見的手」的暗中制約。其中有些人比較貼近時代，例如英國的狄更斯（Dickens）、法國的維克多．雨果（Victor Hugo）、俄國的托爾斯泰（Tolstoy），用他們的筆展現了戰爭、革命、人間苦難，一幅幅風雲變幻的歷史畫卷。以前很多中國的作家也把文學看作「旗幟」、「號角」、「投槍」、「匕首」，緊緊地盯住時代，有力地介入時代——這些作家同時代的關係看起來好像比較明顯。不過也有另一些作家，好像離時代比較遠，甚至信誓旦旦咬牙切齒地要逃離時代。這些人會經常提到一個名字：卡夫卡（Kafka）。卡夫卡有一則著名的日記，只有一句話：「德國向俄國宣戰，下午我去游泳。」多麼大的事情，世界大戰都要爆發了，他居然冷漠，無所謂，超然世外，背對時代和逃離時代的姿態再明顯不過吧？原來我也是這樣認為的。直到不久前我在布拉格待了近一個月，才覺得自己的看法有些動搖。我在布拉格尋找卡夫卡的痕跡。特別有意思的是，我發現他作為一個猶太人，在布拉格的住處經常變換，先後換了七八個地方，好像一直在東躲西藏——躲藏什麼呢？他所在街區有一個顯赫的建築是市政廳，上面矗立不同民族身份的四個人物塑像，分別代表不同的人性品質，其中猶太人代表了最可耻、最糟糕的一種：貪婪。卡夫卡幾乎每天都看到這組塑像，其心理壓力可想而知。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歐洲基督教徒對猶太人存在普遍的偏見，比如他們認為猶太人應該為耶穌之死和歐洲的黑死病承擔罪責。在布拉格的西邊，德國、法國等地都出現了程度不等的排猶仇猶喧囂；在布拉格的東邊，波蘭、俄國等地同樣有排猶仇猶的暗潮洶湧。在那種情況下，德國向俄國開戰，對於卡夫卡有多大的意義？那樣的「時代」是否值得卡夫卡去貼近、去熱心投入？也許恰恰相反，無論向東看還是向西看，無處不在的排猶仇猶只可能讓他選擇自我主義，選擇一種逃避、冷漠、孤絕。很多卡夫卡研究專家強調他與時代的疏離，也許恰恰忽略了他當時四面受困的真切處境。從這個角度來看，設身處境地想，卡夫卡同樣是那個時代的「兒子」——只是那個時代對他那種自我主義的催生，表現為一種隱晦曲折的方式而已。

作家的影響受時代制約

第二是作家的影響也受到時代制約。

有一個法國小說家巴爾扎克（Balzac），在中國內地一度非常流行。可是我後來見到一些法國朋友，他們說巴爾扎克沒有你們說的那麼好吧，他在我們看來寫作很一般啊，法文很粗糙的，你們中國人憑什麼把巴爾扎克看得那麼高？這件事情讓我有點納悶。後來我一想，可能其原因藏在翻譯的過程裏。比如翻譯巴爾扎克的有傅雷先生，其本身就是一個好作家、美文家。他在翻譯巴爾扎克小說的過程中，也許是為原著加分了。在座的浸會大學各位朋友，肯定都是雙語、多語的人才，當然都知道翻譯是一種再創作，因譯者的水準不一，所以在語言轉換的過程中，有時會給原著加分，有時會給原著減分。巴爾扎克因漢譯者而加分，是他的幸運。但是其他作家是否有同樣的幸運呢？那就不一定。有一次，一個國際性的作家會議在某國召開，也有中國作家參加，恰逢魯迅先生周年忌日，於是與會的中國作家建議，以大會的名義向中國內地紀念活動組委會發一份電報，對魯迅先生表達敬意。據說那些外國同行都非常友好，都同意，只是提出了一個簡單的問題：「魯迅是誰？」

魯迅的名字在中國文學界如雷貫耳，在國外的知名度、可見度卻受到明顯的局限，肯定不如姚明，也比不上章子怡和鞏俐。這些球員、演員是不需要翻譯的，人家可以直接看，但魯迅的文章是需要翻譯的。很多人知道，愈淺白的作品往往愈好譯，比如學生腔就最好譯，倒是內涵特別豐富和深邃的作家，語言風格特別有獨創性的作家，碰到翻譯這一關，往往就是「九死一生」。沒遇上好譯者，就免不了七折八扣、傷痕累累。魯迅的小說已經是很難譯的了，雜文中的含蓄、幽默、典故等等，一經譯者的過濾，更可能變成了大字報。一部《紅樓夢》有好幾個英譯本。中國孩子讀中文系的，還不一定能把《紅樓夢》原著全讀懂，特別是讀其中的一些詩詞。但是中國孩子讀英文系的，讀英文版的《紅樓夢》幾乎毫無問題——可見《紅樓夢》英譯本也比原著簡化了不少。在整個二十世紀，中國第一流的作家，如魯迅、茅盾、巴金、周作人等；第一流的學者，如嚴復、費孝通、朱光潛、錢鍾書等；其絕大部分都在學西語，做翻譯，表現出中國人對西學的巨大熱情，因此他們的翻譯幾乎都是加分的。但西方第一流的作家、學者會來學漢語，做漢語作品的翻譯嗎？讓我們數上五十個、一百個……其中可能一個也沒有。沒錯，那裏有不少優秀的漢學家，曾經為推介中國文化貢獻卓越，功不可沒，但總的來看，漢學隊伍還是很小，處在某種邊緣位置，二三四流人才混雜其中。這就會造成所謂跨國文化交流的一個失衡現象，「雙行道」可能變成「單行道」，或者一條道是高速公路，另一條道是泥濘小道。有一位老前輩說過，參評諾貝爾文學獎，人家大多數是用原版，東方人卻只能用翻譯版，這就像體育競賽中的不平等規則。而這一切都緣於時代——十九世紀以來的這個時代已經把世界分成了富國與窮國，分成了強勢文化與弱勢文化、強勢語言與弱勢語言。我們對此毫無辦法，一時無法改變。因此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強弱雙方的翻譯意願、能力、效果完全不對等，很多作家的境外影響力，以及「出口轉內銷」以後的國內影響力，都是自己力所不及的。

我也被不少人看成一個運氣不錯的作家，比如在讀大學期間就多次獲獎。其實回頭看看當年的作品，自己也覺得很粗糙。眼下在青年作家群體裏隨便拎出一個來，也許都比我當年寫得更圓熟、輕鬆、活潑靈動，而且知識面更廣。可在我出道的那個時候就是很少人寫，整個文壇幾乎空蕩蕩。很多人還有「文革」留下的餘悸，還不敢寫。所以在那時的勇敢就是文學，誠實就是文學，一個孩子只要說出皇帝沒穿新衣，也可能成為名滿天下的社會意見領袖。這就像象棋中的棋子，在特定的棋局裏，小卒完全可以強過車馬炮，所謂「時勢造英雄」也。從這一角度看，一個作家的價值，與社會所承認的他的價值，與社會若干年後所重新認定的他的價值……都不是一回事，不能用等號來連接。明白了這一點，我們如果倒霉了，可能就不必過於沮喪，抱怨什麼「生不逢時」。如果我們成功了，可能也不必牛皮哄哄，誇耀什麼「天生有才」。在一個流動不居的時代裏，在價值評估機制和環境不斷發生轉移的動態過程中，對於一個寫作人來說，「只問耕耘不問收穫」的態度也許更為可取。

大時代與小時代相互關係

最後一點，「大時代」與「小時代」。

什麼叫做「小時代」？內地不久前有一部票房不錯的電影，就名叫《小時代》，由一位知名的青年作家製作出品。這人當然是成功人士，據說到哪裏都有自帶的化妝師、保鏢、秘書、攝影師等前呼後擁。「小時代」由此就被很多人視為一個恰當的命名，用來描述當下這個吃喝玩樂、花天酒地、紙醉金迷的時代，一個「娛樂至死」的時代。在這樣的時候，技術進步、思想突破、經濟危機、民意壓力等綜合性條件積累得不夠，實現社會大變革的前景顯得較為渺茫和遙遠。那什麼是「大時代」？在我有限的知識範圍之內，我覺得人類文明曾出現過兩大高峰。一是公元前八世紀到公元前二世紀，古希臘、古中國、古印度、古中東的文明同時爆炸式呈現，群星燦爛，人才輩出，「百家爭鳴」，包括三大宗教幾乎不約而同登場，頗有點神秘意味，由此奠定了人類文明的基本框架和堅實基礎，被史家稱之為「軸心時代」。二是史家說的「啓蒙時代」，即從歐洲的十六世紀開始、俄國的十八世紀開始、中國的十九世紀末開始，直到今天的所謂「現代化」過程。中國人似乎「慢了一兩拍」，把這個過程一直延續到「文革」後的「新時期」。

其實歐洲與中國的啓蒙同中有異，都在說「啓蒙」，語境和針對點卻不一樣。歐洲啓蒙要反神學，但這個問題在中國不算太大，特別是在漢文化區，宗教傳統比較薄弱；歐洲啓蒙反貴族，但這個問題在中國也不算太大，歷經皇帝改革與農民起義，貴族傳統也一直比較薄弱。反過來說，中國外患嚴重民族危亡的問題，在歐洲人那裏又很陌生。但不管怎麼樣，啓蒙的工業化的伴生物，是「賽先生」、「德先生」登場，中國人聽了都覺得很對胃口，顯示出東、西方的很多問題又是共通的。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就總體而言，中國人很願意把西方人當作自己的老師。

在這兩個文明高峰期之外，人們會進入相對平庸、沉悶、遲滯的一些歷史階段，可能會有小破小立，但難有大破大立；可能會有延伸性的積累，但難有革命性的跨越。那麼我們如何辨別眼下的時代？是一個大時代，還是一個小時代，還是一個不大不小的時代？電影《小時代》的看法是，盡情享樂吧，隨波逐流吧，市場和錢就是人類歷史的終點。但根據某些科學家的預言，重大的事變迫在眉睫。互聯網、基因技術的發展，尤其是這兩個學科融合交叉的發展，將在二十年前後把全人類送入一個歷史的「奇點」——這是一個物理學概念，意味着天翻地覆，一切都要重新來過。比如基因技術一旦可以取代和廢除生殖，如果人都成了基因公司的批量產品，那麼還會不會有性別、愛情、家庭？人道主義怎麼辦，還要不要？對基因公司的產品談真、善、美，是不是純屬文不對題和多此一舉？

也許大時代和小時代也是不能截然分開的。就文明的演進而言，也許「小時代」是生根發芽，「大時代」是開花結果，二者是互相依存的，我們可以在不同的季節裏幹不同的活。我們還可以給文學找一點特殊性——在座各位朋友中有不是文學專業的，聽了可別不高興。我的意思是，文學超越時代的可能性比其他學科似乎要多一點。比如在經濟學領域，如果沒碰上工業化，沒碰上市場和資本主義，無論是亞當．斯密（Adam Smith）還是凱恩斯（Keynes）都出現不了。史學領域也差不多，如果沒有遇上大航海，世界史就無從談起；如果沒有新的考古技術和考古發現，國內史就只能停留在司馬遷時代。這就是說，經濟學、史學等學科所受到的時代制約要大得多，而文學家則可能相對超脫，可關切人和人性中較為永恆的一些問題，或這些問題中較為永恆的層面。這些問題中有愛情：以前用唱山歌的方式戀愛，現在用發視頻的方式戀愛，但戀愛還是戀愛；這些問題中也有殺人：以前殺人用大馬長矛，現在殺人用激光、納米武器，但殺人還是殺人。命運、道德、智慧、精神、靈魂這一類問題的某種永恆性，不會因為工具、方式、技術的變化而變化，是工具理性和進步主義史觀使不上勁的地方。在這個意義上，古往今來的作家跨越時空，其實就像進了同一個考場，面對同一張試卷，來回答人類自身的考題。他們面對特定的時代，也面對所有的時代。

我現在每年冬天都住在海南島。海南島曾經旅居過一位偉大的詩人蘇東坡。他似乎也沒有遇上一個好時代。他所處的宋代，剛好是中華文明經歷過漢唐的高峰期，開始走下坡路的時候。各種社會、政治、經濟的積弊交織如麻，把他折磨得灰頭土臉，很倒霉。他官也當不成，在各黨各派哪裏都碰壁，最後被流放到當時特別蠻荒的海南島，過一種半野人式的生活。但他的詩詞、散文直到今天仍讓我們欣喜和激動，比眼下任何一位當紅的詩人也毫不遜色，甚至更好。他是一個在任何逆境下都能快樂生活的人，文思飛揚妙句如湧的人。他的一生證明了這樣一種可能性：只要我們努力，無論是生根發芽也好，是開花結果也罷，我們的文學事業不會死亡，我們靠一支筆仍可以有所作為，甚至能取得一個個讓我們自己都驚訝不已的成果。

作者為著名中國作家。

主編：潘耀明

編輯：張志豪

鄭培凱 - 朝聞道的英譯

世紀．文字江湖   2017年1月15日

【明報文章】《論語．里仁》中有一句「朝聞道，夕死可矣」，意思似乎很明顯，就是，早上聽到了「道」，晚上死了也不冤。至於「道」是什麼，可以有各種理解，一般而言，就是平常說的真理、知識的奧秘、生命的意義等等。總之，指的是人類認知極限的貫通，給人一種大徹大悟的感受，覺得人世的遭遇與困惑、一切心理挫折與煩惱，都得到圓滿的解釋，不管再有什麼波折，再有什麼折騰，甚至面臨死亡，也都可以心安理得，欣然接受，毫無遺憾。弘一大師臨終之際，留給弟子兩段偈語，一段是「君子之交，其淡如水。執象而求，咫尺千里」，講的是世間處境與人際關係，是對弟子說的。另一段偈語，則是對自己說的：「問余何適，廓爾忘言。華枝春滿，天心月圓。」講的是自己的人生體悟，也就是「朝聞道，夕死可矣」這個境界。

孔子的這段話，言簡意賅，如何譯成英文呢？譯的好，可以呈現出孔子雍和通達的心境；譯的不好，就成了「蔡英文」，貽笑大方。讓我們選出幾種著名的英譯，看看這些向西方傳遞中國經典信息的大家，是否能夠恰如其分地展示夫子的境界。

十九世紀的英譯經典大師理雅各（James Legge）是這麼譯的：The Master said，If a man in the morning hear the right Way，he may die in the evening without regret。把「道」譯成「正道、正確的道路」，指涉比較實在，有強烈的人世道德性含義，缺少形而上冥想的空間，或許可以說是儒家思想的主要傾向，但多多少少還是束約了「道」的意涵，因為「道」作為哲思概念，本來是可以上天下地，無遠弗屆，有其形而上的哲學意義。他把「可矣」譯成without regret，表達的是「死而無憾」之意，基本掌握了原意。

二十世紀的翻譯大師亞瑟韋利（Arthur Waley）則譯得簡短明澈，鏗鏘有力：The Master said，in the morning，hear the Way；in the evening，die content。還在譯文後面，加了一段按語：The well-known saying Vedi Napoli e poi mori follows the same pattern。The meaning is，you will have missed nothing。（古諺有云，朝至拿坡里，夕死可矣。詞型類此。其意為，無所遺憾）把「道」譯為大寫的Way，是韋利的一貫譯法，他譯《道德經》，就譯成「The Way and Its Power」，十分聰明而且巧妙，在不做過分闡釋之中，隱含了「道」的博大精深含義。最有趣的是他的按語，引了意大利的古諺，「朝至拿坡里，夕死可矣」反映出韋利翻譯經典自得其樂的態度，把西方人從休閒度假中體會出的人生道理，拿來比附孔子悟道的體會，帶有英國紳士特有的幽默與風趣。

一九七九年企鵝版《論語》英譯，出版對象是廣大的一般讀者，或許比韋利心目中擬想的讀者更為普及。譯本由劉殿爵博士翻成英文，雖然譯得平實易懂，卻有點板滯拖沓，似乎配合了劉博士的學院氣：The Master said，He has not lived in vain who dies in the evening，having been told about the Way in the morning。他使用英文的倒裝句，倒置了理雅各的譯文，看起來更符合英文語法。不說「死無遺憾」，而說「沒白活」，讀起來好像白話通俗一些。但同時，也少了理雅各與韋利所表達的古樸文風。

酷愛儒家經典的英詩怪傑龐德（Ezra Pound）則是這麼譯的：He said，hear of the process at sun-rise，you can die in the evening。把「道」譯作process，表示真理的認知有個過程，不是一蹴而就的。不過，讀來還是讓人覺得「怪怪哋」，好像孔子是個行為藝術的實踐者，早上聞知（真理？藝術？）表現的過程，晚上就可以死了。特別有趣的是龐德在譯文之後，加了一條附註，列出中文原文的字序，並且加上自己的批語，Word order is：morning hear process，evening die can？may，you may，it is possible that you may。他作為詩人，把自己擬想成孔子，開始自問自答，好像心理分析醫生誘發病人喃喃自語，勉強譯成中文：「字序是：朝聞道，夕死可矣？可乎？可也。是可矣。」看來詩人總是詩人，讀經而有體會，就按捺不住自己的遐思，栩栩然莊周夢蝶，把經典闡釋與經典翻譯混成一團了。

近來企鵝叢書又出版了新譯的《論語》（二○一四年版），由金安平翻譯原文，並附上一些傳統經解。這段話是這樣翻譯的：The Master said，If I should hear the Way in the morning，I would feel all right to die in the evening，基本和理雅各、劉殿爵的譯本類似，但是口氣稍有不同，表明是假定語式句法，也許反映了現代學者要求精確的邏輯。

馬傑偉 - Zygmunt Bauman 1925-2017

2017年1月12日

 

【明報文章】鮑曼（Zygmunt Bauman），1925年出生於波蘭，1968年被驅逐出自己的祖國，自1971年旅居英國。作為具有猶太血統的社會學家，他自幼承載着家境清貧的困苦和外界反猶太的壓迫。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親身參與，旅居他鄉的坎坷人生歷程，深深地烙入並影響了鮑曼的學術思想。鮑曼的名著《現代性與大屠殺》（Modernity and the Holocaust）就是源於個人經歷，認為屠殺猶太人與現代性的程式思維是緊密相連的。

鮑曼的文字老練優雅，如詩如賦，流暢而有音韻。他愛用長句、生僻詞，多隱喻，但輕鬆自如。鮑曼名著Liquid Modernity指出液態社會有個無法窮盡的購物清單，唯一不在上面的就是「不購買」。教育，傳道、授業、解惑，在今天教育成為產業，其績效用學分績點、學位學歷，還有畢業薪酬來量化衡量。婚姻在古代是誓約，在現代社會是責任，在液態社會是合同。古代，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強調朋友能夠起到的啟迪作用。但今天這種啟迪也可作商品，比如心理諮詢師、律師、投資顧問等。

缺乏安全感是液態社會的基本心理特徵，結構性失業加之各種各樣的風險，讓我們無法確定明天的自己會是怎樣。追求現代生活，本來是為了過得更好、更開懷，但現實卻是我們處於一種孤獨無助的狀態。我們每個人的生活皆是現代性的注腳與說明。我們承受着現代負荷，努力讓自己的個人生活不至於失衡。當永恆變得短暫，當生命變得漫長，現代生活變成一場在不安世界裏尋找庇護的歷程。借用米蘭昆德拉的名言，鮑曼說「生命不能承受之輕成為現代生活的悲劇之源」。

我與張瀟瀟合著《媒體現代：傳播學與社會學的對話》，其中一章討論鮑曼液態社會，有興趣的朋友可以一讀。

相關文章：

Zygmunt Bauman: “Social media are a trap”

練乙錚 - 梁特誰隊冧？林鄭怎上台？

氣短集   香港蘋果日報   2017年1月11日

梁振英在他搞愛國愛黨政治事業的高峰被北京突然DQ，失去爭取連任的資格，筆者認為他犯的錯誤有二，一內一外：內的是他把統治階級分化為多個敵對陣營、撕裂社會之餘，還挑起分離主義火燄，替北京添煩添亂，大搞其個人選舉工程卻在正事上乏善可陳；外的是在世界特別是東亞大形勢對中國越來越不利的環境下，不斷以極左手段破壞一國兩制，致令「友邦驚詫」（尤其是美國），損及香港對北京來說非常重要的「窗口角色」。

假若梁的錯誤只是前者，那麼對早已處心積慮要逐步赤化香港的中共而言，他的功過還可以「三七開」，北京縱不悅，也不會把他監生拉下馬，但後者則無法不成為他的死罪。專長吃政治飯的梁特，竟然會犯上第二個錯誤而未能及早察覺、及時修正，原因有二。

《環時》搞破壞　梁跟車太貼

其一是，他和他的智囊受北京《環球時報》系的意識形態以及「強國論壇」之類的極端言論影響太深，幾年來不斷高舉「一國」矮化「兩制」，把香港說得一文不值之餘，還嚴重破壞了法治、廉政、公務員中立等「兩制」精華，已經「蜚聲國際」。其二是，美國政治海變，特朗普當選還未就任，中美關係、東亞形勢已驟然惡化，一切來得太突然，連北京那些善於翻雲覆雨的操盤者也措手不及而須急煞車，梁特一夥跟車太貼，於是人仰馬翻。

然而，真正影響下屆特首人選的因素還要看1月20日特朗普上任之後如何推行說好的「百日維新」，其中包含他對主要進口國的態度、對亞太地區的關注和實力投入，以及他如何看待與中國和台灣的關係。特朗普的亞太政策越強硬，香港的「窗口角色」對中國便越重要，要保住便越困難。

由於這些方面還存在不確定性，所以北京最後首肯誰當特首，還須考慮下列場景和選項：（一）特朗普虎頭蛇尾，上任後十分溫和，那麼北京可讓林鄭配葉劉上，利用二人的「港英舊電池」色彩繼續瞞騙國際，實行「沒有梁振英的梁振英路線」；（二）特朗普硬中帶軟，則北京可讓表面上溫和得多的雙曾配出台；（三）特朗普非常強硬，北京滿盤落索，只好索性讓胡官上，向國際釋出善意，同時用其他方法規限胡官，無謂硬拼，否則無法頂住美國壓力、保住香港這扇無價窗口。

美國越仇華　兩制越寶貴

看最新情況，北京很難樂觀。上周，在朝鮮半島問題上，特朗普又借北韓揚言試射洲際導彈發飆，指摘北京在對美貿易上好處佔盡卻在朝鮮問題上沒出半點力。幾乎同時，特朗普就宣佈委任美國對外貿易首席談判官Robert Lighthizer。英國《衞報》指此人乃列根時代出道的超級仇華鷹派，多年來不斷指摘中國利用世界自由貿易體系佔足美國便宜，應受懲罰，特朗普任用他，首要目的就是要他來對付中國（其次對付墨西哥）。北京因此非常不快，但對着即將上任的「狂人」特朗普卻不敢造次，只讓《環時》以十分詩意的文句詛咒：「誰知道美利堅合眾國是不是歷史天空中閃過的一道流星？」

中國靠了香港這扇窗口，能建立與發達國之間千絲萬縷或明或暗的管道，在經濟金融方面尤其重要。香港則在九七之後依然能夠藉此享受美方給予而中國無法取得的各種優待，特別包括從美國輸入一些不能輸往中國及其他「共產國家」的高科技產品，原因就是香港和中國之間築起了「一國兩制、港人治港」的體制區隔。美國政府看待這個中港區隔非常認真，甚至用法律的方式作出了反應規範，此即1992年通過的美國國內法《美國─香港政策法》（United States–Hong Kong Policy Act）。

此法與《台灣關係法》不同，並不干預香港內政；它只是指明，一旦香港和中國之間的分野模糊了、消失了，美國就以對待中國的態度對待香港，原本給予香港的優待跟着消失。為此，該法規定1997至2000年之間，美國國務院須每年對國會提交一份報告，認可一國兩制所定義的中港區隔仍然有效。後來此法修訂了，提交年度報告的要求延伸到2006年。事實上，美國國務院在2007年額外提交了一份報告，確認一國兩制落實十年很成功，於是由2008年起，年度報告不必再提交，那對香港很有利。

梁當政　美即收緊《政策法》

值得留意的是，《香港政策法》判別一國兩制是否繼續存在、中港區隔是否繼續有效，標尺就是在該法條文中11次提及的1984年簽署的《中英聯合聲明》。然而，2014年11月底，中國「半正式地」向英國表示，《聯合聲明》已於1997年7月1日香港特區成立、《基本法》生效當日同時失效，而此後英國對香港再無任何「道義責任」。英國政府即時反對這個說法，但反對無效，因為北京看穿了英國為了商業利益想當「中國的最好朋友」，根本不會再在香港問題上說三道四。不過，美國的反應不一樣。

2015年4月，美國國務院在停止了七年之後，在沒有法定要求底下，主動向國會提交一份報告，其中指出中國政府和特區政府的若干行為有違一國兩制規範，這包括2014年6月北京國務院發表的「一國兩制白皮書」、特區政府其後提出的政改方案、引起佔領運動之後特區政府的一些對付抗議人士的暴力手段，等等。報告還指出美國政府收緊了敏感商品出口香港的備案審查等規定。本來，梁特如果有足夠國際政治觸覺，當會即時懂得收斂一下，但事實不如此。

2016年5月，美國國務院再次在沒有法定要求底下向國會提交年度報告。這份報告對中港政府干預一國兩制的行為作了更多質疑，一面尖銳地指出，在香港發生的李波事件上，美國首次指控中方違反《中英聯合聲明》（這意味着美國不認為《聯合聲明》已經失效）。此外，梁政府在港大副校任命一事上授意否決陳文敏教授的任命提議，其後更不理學界強烈反對而委任李國章為港大校委會主席，報告認為都是政府干預大學學術行政的事例。

大家可以推斷，2017年美國國務院也繼續會有一份年度報告，提及香港去年夏天及後發生的多起立會選舉DQ事件、人大主動以「釋法」為名替香港立法、給法院審判作強力指引的先例。大家也不難估計，特朗普的亞洲事務官員會怎樣寫這一個報告，以及報告寫好送到由共和黨控制參眾兩院的國會討論，會有甚麼結論。到時，美國國務院就算不作出最壞的結論（一國兩制失敗，香港不再與中國有效區隔，美國不應再予香港優待），也很可能會發出十分嚴厲的警告並初步制裁香港，令中國很被動。

隊冧梁特者──美帝

筆者估計，奧巴馬政府很可能於11月底透過外交管道暗地給了中國一個溫馨提示；北京一急，拋出梁振英。這就可以解釋為甚麼梁特陰溝翻船得那麼突然；習近平對梁似乎早有意見，但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卻來自老美。不過，平情而論，梁氏私賣港人利益，尷尬下台乃天意，但他絕非破壞一國兩制的唯一罪人；不少壞事都是北京手筆，例如銅鑼灣書店事件，梁政府不過被動配合，不阻止、不抗議、不調查，不了了之。罪有應得之餘，他也是半隻代罪羊。

大家也可能留意到兩則或有關連的新聞：一是本月2日的新聞報道指奧巴馬政府將在卸任之前發表一份報告，建議阻止中國併購美國半導體行業高科技公司；起勁反華的特朗普政府求之不得。一是上周梁政府宣佈一件「選舉工程」：香港和深圳將合作在邊界以南的河套區建設比原定計劃大得多的科技園區，並大量輸入中國專才。

這件深港同城工程和「西九僭建」一樣味道，無疑本來都是梁特處心積慮要在他自己宣佈參選之時公佈的策略訊息，現在卻變成林鄭的競選亮點。不過，此項高科技同城化工程從中港美三角關係看，非常敏感，可能進一步刺激美國國家安全疑慮，結果導致美方更嚴格限制美國高科技產品輸港，因為以後香港科學家接觸得到的美國尖端科技產品，中國科學家也可直接接觸到；按行會梁粉的說法，甚至有可能將來大部份的「香港科學家」都是大陸來港的「新香港人」。

矮化香港最大輸家──中國

明顯，有人為了一己選舉利益，不惜犧牲香港利益。類似這種中港融合、深港同城的政治工程越來越多的話，很快有一天美國會按《香港政策法》了結給香港的優待。當然，一些中港喉媒、極端分子、《環時》派的人會說：美國的東西不稀罕，中國的更先進。

如果北京領導人不是儍子，應該看得清楚：香港由一些執行「沒有梁振英的梁振英路線」的死硬派人物來領導，所有港人都會是輸家；而且，一旦香港的「窗口作用」消失，更大的輸家是中國。

悼：繁花約翰 複合伯格

星期日生活   2017年1月8日

【明報專訊】約翰伯格（John Berger）九十高齡逝世，結束了他多層次的精采人生。他和去年離開我們的翁巴托艾可（Umberto Eco）一起，曾經是八、九十年代智識（豈止知識？）世界的橋樑；一邊是浩瀚如海的符號與想像、個人和集體意識的投射，另一邊則是固有觀念、營營役役與瑣碎日常。說他們有意無意之間，當上了如假包換的文化擺渡人，庶幾近之。

不少人認識伯格乃自《觀看的方式》（Ways of Seeing）始，這本由英國廣播公司同名節目文案改寫，於1972年出版的名著，後來成了各大學視覺藝術、電影及文化研究課程的參考以至教科書。作者除了伯格，其實還有四人（包括節目監製Mike Dibb、Sven Blomberg、 Chris Fox和Richard Hollis）。書中的伯格，是一個精通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理論，兼有洞見文采的藝評家。寫於書首的金句「觀看先於言語。孩童先會觀看和辨識，接着才會說話」，早被引述無數次；那反對把觀看神秘化，從而為特權階級服務的馬克思主義者尖刀，讀者有需要的話，至今仍可借來痛宰文化建制與論敵。

觀看先於言語 筆下也寫電影

伯格本身原是畫家，辦過幾次畫展，思考影像、看與被看的問題，得心應手；他當然亦是小說家，作品拿過布克獎，連寫詩也頗有一手。不過，我最初接觸他的途徑比一般人迂迴，並非循其畫論和文字作品入路。九十年代香港辦了一次瑞士電影導演阿倫坦拿（Alain Tanner）回顧展，我對他以光影捕捉的後六八哀愁感到怵然惕然，片中人物的對白尤其印象深刻，稍一探究，才知道劇本不是他一個人寫的，編劇領頭銜的名字，就叫約翰伯格。

伯格和坦拿合作的影片有三部。第一部黑白片La Salamandre（The Salamander, 1971）是羅生門變奏，少女涉嫌槍殺了叔父，記者和小說家分別採訪她，希望把案件改編成電影劇本，事情的真相卻愈弄愈糊塗。在求真和浪漫化的敘述夾縫裏，沒有人拿到要拿到的東西，電影拍不成，真實也無影無蹤。第二部 Jonah who will be 25 in the year 2000（1976）有顏色了，明刀明槍講六八風雲之後年輕人的迷惘和掙扎，無論你進學校用新方法教歷史，抑或搞工運，還是過着今天所謂廢青生活，皆無法療癒理想失落的創傷。第三部Le Milieu du monde（The Middle of the World, 1974）最動人，講一名年輕政治家如何為了一名女侍應破壞了家庭，身敗名裂，最後落得兩頭不到岸；坦拿和伯格當然沒有把故事拍成一部男性向致命誘惑燈蛾撲火的準荷里活片，相反，觀眾在電影處處嗅到在資本主義制度生活總不能改變現狀的悲哀，片末兩名女子在火車站討論女主角為何離開情郎，怎樣也說不出答案堪稱一絕。好事成空，生命被沒來由的情事包圍，任你搭上向時間狠狠投擲青春的快車，也盡無處可去。三片於我一脈相承， Le Milieu du monde直譯是世界的中間，為什麼是中間？因為我們卡在那裏，進退維谷。

伯格獲獎的小說G跟《觀看的方式》同一年出版，講述主人公G在世紀初的歐洲，如何在荷爾蒙驅使的荒唐追逐中政治覺醒，看時就像把無名氏的《無名書》頭兩部（《野獸野獸野獸》與《海艷》）倒過來寫那樣。伯格的非線性敘事，更是一次引入圖像思維的實驗。故事是一塊一塊、一層一層地覆蓋而成，意識的進程毋須順時地把一個又一個點連結上。那裏，在電影劇本好像不斷滲出來的悲觀，獲得了重新檢閱再確認的機緣。

圖文「並茂」 意義再生

是的，這便是層次。悲中有喜，悲喜交織是不太妥當的形容。也許該這樣表達：悲不得不通過喜才成其為悲，反之亦然；悲要蓋上不悲的一層，才會有其真的况味。《觀看的形式》最特別的地方在哪？難道不就是那七章文本文與圖梅花間竹的排版嗎？四篇圖文並茂的論文被三篇圖輯間隔開，論文中的圖被文牽着鼻子走，彷彿只是用以輔助文字，充當示例；圖輯則完全沒有文字，讀者必須純靠觀看獲取意義。作者更建議讀者自由跳躍閱讀七章；沒有固定關係，必須浸淫其中以確認實際關係。一層和另一層之間的意義，不斷變化，並在變化中生成新的意義。正如伯格批判透視法「霸權」時，便以其損害影像的相互性（reciprocity）為「罪名」，人無法不落入關係，但透視法的發明，令人成為世界的中心。只有中心不斷被超越，不斷被變化中的關係瓦解，影像才會得到解放。

敘事層次 可以隨人消失

伯格不是一個簡單的人。今天我們說「這傢伙不簡單」，可能意味當事人很難纏；伯格精力旺盛，一生游走不同的媒介和形式（繪畫、評論、小說、詩歌、電影、電視、劇場），尋找、創造，大抵遠不止於這層意義上的「不簡單」。他活的是複合的生命，造就繁花似錦的作品。凝視與他有關的一切，回過頭來看此時此地，立場先行，表態決定論據論點的文化現狀，更覺可貴。今天的香港和華語論域，在人人關注，以至僅僅關注話語權下，敘事層次欠奉，語意層次被無數語言偽術搞亂，文化實踐的層次，則被幾何級數上升的挫敗和保守建制的寸步不讓，壓縮到接近二次元。難怪有人認為，約翰伯格和他同代知識分子的逝去，象徵了層次正逐漸在我們身邊消失殆盡。

文：朗天

編輯：何敏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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塵翎 - 一手見證

2017年1月1日

【明報文章】2016年讀過最喜歡的書是亞歷塞維奇的《二手時間》，我等不及繁體中文版出來，讀的是呂寧思翻譯的簡體版，繁體版應也是同一譯筆。書有點厚，五百多頁，每一頁都是沉甸甸的重量，沒有一個字是無關重要的，只能慢慢讀。可是，終於讀完了，卻又很想要回到第一頁，從頭再讀一遍。

  

亞歷塞維奇這本書是神作，在她已被翻譯出版的著作中，這是最好的。光憑這本就可以得諾貝爾文學獎，沒有爭議的空間。吵吵嚷嚷非虛構文學算否文學的人，翻開書去讀就對了。文學遠比人寬廣，自古以來皆是。

這些活在二十世紀的前蘇聯人，一生成為了「偉大」實驗室的製成品，從那裏走出來，發現新的世界已經是他們無法理解及期望的，而他們所仰賴的一切知識、信仰、語言，都全已被經歷過、被活過、被使用過的。

作者有這樣的本領，讓這些人可以把本來只能在廚房裏和至親私語，或只能埋在心底的秘密往事，一一傾倒出來，毫無保留地被記錄下來。當中除了是關於兩方之間的信任，還有一個最重要的指引：有些事不被說出來就像不曾存在過，即使最深沉的痛苦也必須經過最赤裸的述說而成為真實。他們都彷彿被賦予了最後的使命，透過證言來把靈魂提升至某種高度，超脫現實的困厄與幻滅。

搭配着閱讀音樂巨人肖斯塔科維奇的回憶錄《見證》，對一個有感有思想的人在那個風雲時代所經歷的精神磨難，可以了解更多。

這兩本書說的是過去的事，卻並不是只屬於過去的。它們都回歸到人的自身，時代的痕迹烙印在身上，深深淺淺，無從擺脫，每個人走過來首先都是故事的載體，所看所思所感即是存在的印證。就算是一粒微塵，也有存在的理由與去向。新的一年，繼續去看去記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