慕容雪村 - 在所謂大國崛起的某些瞬間

世紀．Behind the Power：讓我告訴你：在所謂大國崛起的某些瞬間

明報   2012年6月19日

提起中國，人們會想到萬里長城，想到豆腐、功夫和孔夫子，也有人會想到北京和上海的摩天大樓，想到2008年那次難忘的奧運會，正是在那之後，中國開始進入大國崛起時代，人們開始相信，中國已經告別了屈辱和悲慘的年代，實現了真正的富強，不僅有強大的軍隊，還有幾萬億的外匯儲備，中國即將成為世界的中心。這些話或許是事實，但今天，我要告訴你另外一些故事，它們不足以代表整個中國，但它們都曾是中國的一部分。像大多數熱點事件一樣，人們談論過、興奮過，轉眼就丟在腦後。大國崛起讓許多中國人患上健忘症。但今天，我要重新談起這些故事，希望人們能夠知道，在大國崛起的同時，一些中國人正過着怎樣的生活。

慕容雪村：東北人，內地知名作家，曾參與眾多維權事件，如二○一一年前往山東臨沂探望陳光誠等。二○一二年受邀在Hay Festival作題為「大國崛起的十二個瞬間」的專題演講。

錢明奇曾求助於作者

2011年5月26日上午9點，錢明奇把一輛銀白色的微型麵包車停在江西省撫州市檢察院樓前，負責警衛的保安告訴他這裏不能停車，錢明奇說他出去吃碗泡粉，很快就會開走。那輛車的品牌叫「長安」，意思是長久的安全，但僅僅半小時之後，車裏發生了爆炸，同時爆炸的還有另外兩輛車，車的主人錢明奇當場死亡。

錢明奇1959年出生於北京，那是中國歷史上最為飢餓的年代，新生兒的出生率和存活率都很低，從這個意義上說，錢明奇有個幸運的人生起點。在52年的人生中，他不算富人，可也算不上貧窮，他比大多數中國人都過得好，到2000年，他已經有了一棟5層樓的房子，樓內有許多房間，總面積約700平方米。這棟房子是錢明奇一生的心血，他耗盡了所有積蓄，大約50萬元，此外他借了一些錢。他一定希望可以在這房中住上很多年，因為他說過，要修就修一座能抗地震的。

兩年後，政府決定修一條高速公路，按照規劃，錢明奇的房子就在這條路上。這條路是「國家重點建設專案」，在大國崛起時代，它的意思就是：沒什麽可以阻擋它，即使是耗盡一生積蓄、剛落成不久的房子。

房子被拆拒接受政府低額補償

按照當時的市場價，錢明奇的房子大約值200萬元，但政府另有一套評估系統，只肯補償他25萬元。錢明奇不肯接受這樣的方案，他懇求過，抗爭過，也曾跟拆遷隊發生過激烈的衝突，不過，正像大國崛起時代的許多房子一樣，不管房主人辦過多少證件，還是阻擋不了它被拆除的命運。

2005年，京福高速公路建成通車，這是中國最好的公路之一，全長2540公里，連接北京和東南富庶地區，每天輸送大量的物資和器材，對中國的經濟有着深遠的影響。道路通車時，政府舉辦了一個盛大的儀式，人們歡呼喝彩，那時錢明奇正在往北京的火車上，他已經從一名殷實的小商人變成了一個堅定的訪民。

錢明奇並不是激烈的人，他嘗試過一切他能想到的法律程式，為此他還專門自學了法律。他曾試圖與政府洽談，失敗；申請行政覆議，失敗；起訴至法院，失敗；上訴，還是失敗。在2007年，他曾和其他拆遷戶一起檢舉當地官員，認為他們在拆遷安置中貪污了本應屬於自己的錢，結果：又一次失敗。在近10年的時間中，他一次次從江西前往北京，希望最高級的政府能夠解決他的問題，這依然是合法的程式，中國人稱之為申訴或信訪，當然，結果只可能是一連串的、無休無止的失敗。

自學法律起訴失敗始上訪

2006年，錢明奇開始在互聯網上講述他的遭遇，但回應寥寥。進入微博時代之後，他在多個網站註冊了多個帳號。在騰訊，他曾向50多人發過求助資訊，無人回應；在新浪，他曾向200多人求助，無人回應，其中就包括我本人。在錢明奇死後，我才發現他曾經給我發過私信，請求我轉發他的遭遇，我沒做任何事。我曾經為自己找過各種理由，但今天，我要坦白地承認，我之所以不回應，完全是因為我的自私和冷漠。錢明奇之死，固然是死於他自己的處境，也是死於整個社會的麻木不仁，其中就有我自己。

2011年春節，錢明奇在門上貼了一副對聯：新年好，新年好不了；冤難伸，有冤不伸了。至此他已經完全絕望，並且做好了死的準備。他開始在網上發出明顯的信號，說自己要採取行動，常常談到死亡。他要人們關注江西將要發生的「爆炸性」新聞，說自己準備帶幾個敵人去天堂，他多次聲稱要炸毁政府大樓，但沒有人相信他。就在爆炸前不久，他在網上發布資訊，留了自己的號碼，說自己死後要捐獻全部器官，不過只捐給貧困家庭的孩子。這願望未能實現，爆炸後不久，他的遺體就被火化，埋入地底。

屢聲稱炸毁政府大樓沒人相信

2011年5月26日9點，錢明奇決定與這個世界告別，他把炸藥裝進3輛廉價汽車，然後按下啓爆器。在這之前，他對朋友說，要給政府送一份禮物。事實上，政府並沒收到這份禮物，錢明奇的死亡沒能把它從大國崛起的夢中喚醒，它只是加強了警衛和安檢，全中國的訪民依然走在艱難的路上。錢明奇的禮物更多送給了那些比他更不幸的人，其中有兩名保安，何海根和徐應福，他們與錢明奇同時死亡，他們都曾有完整的家庭和完整的生活，何的兒子在讀小學，徐的兒子在讀大學。他們都是窮人，出身貧寒，收入微薄，做着不起眼的工作，拿着不足千元的薪水，在大國崛起時代，他們無論是死是活，都不會有太多人關心。

徐武飛越瘋人院

2011年4月19日凌晨兩點，徐武用木棍和牀單絞彎窗上的鐵柵欄，鑽出了武鋼第二醫院精神病科的大樓，外面是一個生滿雜草的院子，時當深夜，警衛已經熟睡，他輕輕推開鐵門，一步步走回闊別已久的正常世界。這不是他第一次出逃。2007年3月底，他利用無意中撿到的鋸條和8個夜晚的秘密工作，鋸斷了幾根窗櫺，逃出了這座戒備森嚴的醫院。但僅僅一個月之後就被警察抓獲，重又投進這座由水泥、鐵門和鐵柵欄組成的建築，此後近4年，他一直被關押在這陰暗堅固的堡壘之中，吃着難以下咽的食物，定時服用那些效用不明的藥片，有時還會被電擊和毆打。

徐武1968年出生，家庭成分是工人，如果中國的政治教材沒說錯，他就是這個國家的統治者之一。21歲那年，他從技術學校畢業，成了武漢鋼鐵集團公司的一名職工，按官方報道，徐武不算一名好員工，他曾曠工，也曾違反勞動紀律。但徐武不承認這一說法，他說自己的缺點只是「認真」。這就是徐武被長期關押在精神病院的原因，不過並不奇怪，在大國崛起時代，在權利被普遍忽視的地方，過分關注自己的權利常常會被認為是一種病。

控大企業扣工資多次被打

從2003年到2006年，徐武和武鋼打過十幾場官司，原因是他認為後者剋扣了他的工資。徐武的對手是一個超級商業王國。武漢鋼鐵公司是世界第四大鋼鐵企業，在全球500強中排名第340位，其總部佔地超過21平方公里，有數十萬名員工、數千億資產，以及數不清的子、分公司，它擁有自己的學校、醫院和警察機構，它的管理者享受政府官員待遇，或者本來就是政府官員。在大國崛起時代，這樣龐大的企業可以讓一些人很幸福，也可以讓一些人很不幸福，徐武就屬於後者。徐武開始品嘗中國當代生活最辛辣的部分，他開始遭受傷害，多次被打至流血住院，多次被侮辱、被囚禁。每次被傷害之後，徐武都試圖反抗，而每次反抗之後，都是更嚴重的傷害，最後，他只能逃離武漢。

2006年12月16日，徐武在北京大學門口被幾個警察逮捕。官方的說法是徐武揚言要在天安門廣場發動爆炸，而且還在他的背包中發現了炸藥配方、電工刀和用於製造炸藥的材料。但徐武否認這一切，他說自己只是到北京尋求法律援助。12月31日，武漢街頭一派盛世氣象，市民身著盛裝，笑逐顏開地準備迎接新年。就在那一天，徐武被押進了那棟被鋼筋鐵柵環繞的大樓，開始了長達1571天的治療生涯，他換上了藍白相間的病號服，側臥在狹小的牀上，就像一隻被火車輾過的盛世斑馬。

整整5個月之後，徐武穿著一身破舊骯髒的衣服走進天安門廣場。那是他第一次出逃。在此前的一個多月，他住在北京的橋洞中，靠撿飲料罐和塑膠瓶為生，他曾經向許多政府機構求助，但沒有得到他想要的結果。那天是5月1日，另一個盛大的節日，天安門廣場上有來自中國各地的遊客，徐武找了一處稍微空曠的所在，在晴朗的天空下點亮了一支蠟燭。徐武的蠟燭是一個謎語，謎底很難猜到，當他在天安門廣場舉起這支點亮的蠟燭，他想告訴人們：此刻，1200公里外的武漢正處於暗無天日的黑夜之中。

囚精神病院醫生鑑定抑鬱

2011年4月19日凌晨兩點，徐武再次逃出精神病院，他跟朋友借了2000元，坐火車來到中國南方的大城市廣州，在一家專業精神病院中做了鑑定，結果未顯示徐武患有精神病，只是「情緒抑鬱，自我評價稍低」。接着徐武向新聞媒體求助，在一家電視台講述過自己的經歷之後，4月27日，就在電視台的院內被7名身穿便衣的男人強行押走，其中6人身分不明，另外一人自稱姓周，但後來查明，他並不姓周，真實身分是武鋼的一名保衛幹部。

徐武事件引起了廣泛關注，記者們走訪了他的家人和鄰居，幾乎所有的人都認為徐武精神正常。徐武曾要求在湖北之外的地方進行精神鑑定，不過最終的鑑定報告還是湖北方面出具的，這份鑑定顯示徐武確實患有偏執精神障礙，「建議住院治療」。他的父母沒有聽從建議，他們把兒子接回了家。在這份鑑定報告之後，媒體不再關心徐武的消息，正如你們所知，需要報道的事情太多了，他們忙不過來。

回家後被監視軟禁

回家並不代表自由。照徐武的說法，他依然活在重重障礙之中。2011年8月，他從家中逃出，但很快被監視他的人押回。12月，他再次來到北京，在那裏生活了43天，每天上網求助，大多數時候都在講自己的遭遇，也常常關心別人，但幾乎無人回應，很明顯，他的事情已經「熱」過了，不可能再次熱起來。43天之後，他再次被押回武漢。此刻他正在家中學習法律。我問他是否準備考律師，他說他對考試沒有信心，只打算做一點力所能及的事。

作為中國人，我毫無疑問地希望自己的國家富強。這富強絕不僅僅是政府之富，更意味着公民的平安、幸福和健康；絕不僅僅是物質之富，更是思想、文化和藝術上的繁榮；除了錢，它還應擁有文明；除了槍，它還應心懷慈悲。當它崛起時，人們可以自由地說話，而不是被扼住喉嚨；不幸的人會得到救濟，而不是被推進深淵；勤勞的人會得到獎賞，而不是被無休止的盤剝；它的崛起應是13億人的福音，而不只是幾個家族的專利；它的崛起應惠及真正的建設者，而不只是讓官員中飽私囊；它的崛起應該讓權力受到約束，正義得以伸張，文明得以弘揚，而不是讓錢明奇、徐武和更多的人身陷苦難。我可以為它的崛起歡呼，但絕不願意看到它崛起於我的屍骨之上。

文／慕容雪村  編輯／楊泳森

吳靄儀 - 是誰殺死李旺陽？

明報   2012年6月18日

一條狗，一隻貓，無端斃命，都要問因由，何況一個人？一個硬骨頭的鐵漢？一個捱過了二十一年牢獄和酷刑，仍舊堅強活下去、說真相的人？這個人居然「自殺」，一封遺書也沒有留下，竟然就草草掩埋了事？

一個在羈留中、在看管中的人，突然死亡，即使一切情況與自殺吻合，正常程序，也要開庭研訊，也要傳召看管當局訊問，因為他們對死者的安全有當然責任；何況這個人的「自殺」疑點重重，普通人也看得出不可能？為何當局竟然搶走遺體，不顧遺屬要求，就匆匆解剖、草草焚化？然後，過幾天，就說是得到家人同意，但家屬卻又下落不明，令人無從查證？

為何遠在香港的二萬五千群眾上街，成千上萬人簽名請願，才得到中央當局答允關注？這不是二十一世紀的六月飛霜嗎？竇娥冤，戲曲上說終於昭雪，但李旺陽之死會不會真相大白，還是不敢樂觀。

在香港的制度之下，任何非正常的死亡，也要呈報死因裁判官，由他決定是否要開庭研訊，程序公開，由陪審團裁定死因，家屬有權由律師代表，如有經濟困難，還可以申請法援，這不過是尊重生命的基本人權的體現。在中國大陸，非法處置遺體是刑事罪行，但為何竟會如此無法無天？

作為法律工作者，我要為李旺陽討回公道；作為一個普通人，我為李旺陽的慘死痛哭。六月十日的《明報》刊登了周游作的一首悼詩《別回來》，我禁不住提筆另作翻譯，以為祭文：

Come back, O

Come back!

Mum lifts her head and beckons

Dad stamps his feet and calls out loud

Baby wails for you at the window

Come back

O come back!

Or, may be don't come back

Dying once is already too much

Go then

A quick make-up

And your reincarnation will stride

Along the sun drenched streets

周游 - 別回來

你返來啊

返來啊

阿娘舉頭招你

阿公蹬腳嚷你

阿旺在窗前啼哭你

你返來啊

返來啊

還是不好返來了

作死一回已枉了

你去吧

趕快化個粧

下世在旺陽下

大踏步上街

陳雲 - 從未如此失敗過

明報   2012年6月18日

大家可否想過，香港社會的沉淪，源自董建華改革失敗？香港首任行政長官，1997年上任之初，曾在產業轉型及福利政策上，倡導大手筆改革，可惜在各方抵制之下失敗，一般社會輿論戲謔有之，嘲笑有之，卻未曾吸收經驗教訓。往後香港一直被大財閥的新自由主義帶動：公共房屋幾乎停止興建、限制土地供應推高樓市、大量可建屋的土地閒置（包括市區土地）、出售公屋予住戶而租戶則不斷審查資格、樓房地產炒賣、公共屋邨商場私有化（領匯化）、兩鐵合併促進鐵路公司商業化。政府鼓勵私立大學、放言「用先租後買」的方式興建居屋、用自由行的雙非婦人產子來促成香港醫療產業化。

97之前的產業多元化、小市民生計多元化、公營房屋與私人樓宇分流的治港大政策，統統放棄。輿論竟然覺得這是自由經濟、大市場小政府，把呼籲經濟改革及民生福利的聲音，壓了下去，而且常常拿董建華的改革失敗來做話柄。

民主運動的失敗

首屆特區政府改革失敗之後，政府引以為誡，因循苟且，政府施政報告及財政預算案，歷年無進展、無新猷，社會貧富懸殊，內地人大舉南下，干擾民生。港府無所作為，就將責任推在中國因素之上：中國是高增長區，香港陷於沉滯，中港融合是香港的前途所在，融合得不夠，故此無法發展香港經濟。然而中港一旦融合，香港內地化，更加依靠中國輸血，優勢就會失去，這是一條自尋失敗的死路。然而，政府和輿論日日在灌輸，這就是令香港致命的失敗主義。

香港的政黨在民生福利政策之上，被政府架空，又被主流傳媒嘲笑，剩下的只有民主進程，然而由於中共三番四次用釋法推遲雙普選，民主黨在五區公投之際投共，香港的民主運動又因為中國大一統情結而無法本土化，令本地民主進程難以開展。

好多香港民主政黨及議員，由於無法開展本地民主，就將希望寄託在中國因素之上：中國先要有了民主改革，香港才有希望邁向民主。他們不知道，在一國兩制之下，香港可以獨行其是，自己開展民主、經濟及民生福利建設，裨益內地。

由於內地的人口、土地和經濟總量龐大，小小香港難以在天然資源和社會資源上貢獻內地，能夠做到的，是制度上成為參考，令內地提升制度，保證安穩。香港貿貿然用天然資源和社會資源來支援內地人，得不償失，兩敗俱傷。例如雙非人及其他不經香港政府審批的內地人湧入香港，就是香港用土地房屋和社會福利支援內地，這些在內地沒有享用公共福利而習慣了搶奪的內地人，未必可以融入香港，反而會將香港的制度和風俗搞壞。

先愛護香港 再關懷內地

相對於內地，香港資源有限，而且中港制度有三大不對稱之處：土地不對稱、制度不對稱及人流不對稱。香港幅員太細小；香港的制度保障比內地的大；香港人去內地的少、領取內地福利的少，內地人來港的多，領取香港福利的也很多。在資源匱乏之下，香港人必須放下所謂家國情懷、中國大一統意識，懂得自保，先尋求自己的利益保障，保存自己的制度優越，才可以生存。而在保存香港制度的先進與優越的前提下，香港才可以貢獻內地。純給錢、給福利、給戶口，香港很快就枯竭，但香港給予制度參考，由於香港還會前進，而內地的階段太低，香港的制度資源就會源源不絕供應。

愛護香港與關懷中國，並非互相排斥的事情，但要如《孟子》說的，先獨善其身，才可以兼善天下。《孟子》也說，「嫂溺，援之以手。天下溺，援之以道。」內地雖然貧富懸殊，但其沉溺，並非錢財不足，而是道之不足，制度之不足，這才是香港可以幫點忙的。

安裕周記 - 真話

2012年6月17日

Vic：本來不想貼安裕這篇文章。巴金的《真話集》和周一嶽那幾句話，都不是什麼了不起的東西。但回頭想想，當年《真話集》和今天周一嶽那幾句話引起震動，實在是一件非常悲哀的事。中國之悲哀且不去說它，香港如今日漸大陸化，為官者說不得人話，能不教人悲從中來？任何時候，有人的地方就會有謊言，但一個地方容不得人說真話，那已經不是人間，而是地獄了。一個容不下真話的政權，其本質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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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星期二下午的網絡世界變成一片歡樂海洋，周一嶽幾句簡短的電視答問，說李旺陽不似是自殺，這是一個專業醫療工作者理應平常不過的觀察總結，想不到成為網民認定周一嶽從鬼而人跨回奈何橋的證言。

讀了這些網絡留言，香港今天出了什麼事，說真話的人變了民族英雄，是因為太稀有抑或是我們實在是久旱逢甘露？扳著指頭數算，我們與真話久違了，李旺陽事件至今，讓話語飛在空中倏忽變身的幾十個鐘頭的確很難令人忘記：梁振英十一次說「不會評論」李旺陽事件，范徐麗泰跑到樓梯避開記者提問；一個是競選時矢言無懼無畏的候任特首，一個是整個香港僅有一人的全國人大常委，兩個都是唯一，卻是見大人則懼之的一句都不說。到了中通社新聞稿說湖南要刑事偵查李旺陽之死，范太當天就有回應，梁先生當然也有，但我會猜，他也許有一丁點後悔——該不是把那十一次拒絕說得太死？

香港與真話如此天涯海角，難怪這個星期上演的政治荒誕劇讓人更發愁了。文化大革命後，巴金重新執筆一口氣寫了一百幾十篇文章，他沒有百轉千迴講那十年的傷痕文學，他寫了一部書叫《真話集》。在這小集子裏有一篇〈思路〉是有這麼一段：「只要一息尚存，我還有感受，還有思考，還有是非觀念，就要講話，講真話」。巴金原名李堯棠，字芾金，巴金這個筆名取自巴枯寧和克魯泡特金兩個名字。巴金寫過《家》、《春》、《秋》等六部曲，但以文革後的《真話集》引起最大震動，在謊話成為中國人民必需品的年代，他提出了異議。

周一嶽醫生那幾句話在周二午後成為香港良心的序言，他在接受記者訪問時想必料不到有如此反響。當然，如果周醫生繼續當官做下去，他那天訪問會不會有這幾句回應亦是疑問。不過，周醫生沒有留在新政府，他不必抱著政治委任官員的計算和考慮，自然而然吐露了這幾句話。我不認識周醫生，但那一刻他的確成為濁浪滔天裏的一抹明亮。從六四二十三周年大遊行到今天快三個星期，香港巿民目光都放在中國的民主和人權事業，這是令人感動並傷感的十幾天。說感動，是香港巿民還能抱守人類美好的良知本質，對於黑白對錯目光如炬；說傷感，是因為我們的感動還不足以感染居廟堂之高的官員。梁振英拒談六四，「沒有補充」以及「我不會評論」足以成為年度詞語首兩名；羅范椒芬的「未定性論」則把六四推到另一個層次成為辯證法的討論，卻從而對主題一閃而過。

政治人物切不可混淆事實顛倒是非

政治人物擁有無可比擬的巨大話語權，但卻切不可混淆事實顛倒是非。趙高過了二千二百年仍是千夫所指，不是因為李斯死後他獨攬大權，而是指鹿為馬的惡行。梁啟超說，「其下則巧言令色，獻眉主人，竊弄國柄，荼毒生民，如秦之趙高，漢之十常侍，唐之盧杞、李林甫，宋之蔡京、秦檜、韓侘冑，明之劉瑾、魏忠賢，穿窬斗筲，無足此數」，把秦檜和魏忠賢與趙高並列。由二千二百年前回到近代中國，趙高之流仍然不缺，五六十年代中共尚算務實之時，當時有一種做法，便是領導人派出身邊工作人員到地方上考察，回來寫報告；今天一些人說的「內參」，多少源出於此。本來，既然中共在全國所有地方都有支部，要得到真實情況不是難事，然而為何要派耳目下去，說穿了就是怕謊話遮蓋事實。即便如此，謊言俯拾即是，一九五八年，彭德懷在大躍進期間到湖南甘肅，看到的和地方報上來的全然不同。在甘肅，省委對他說人均糧食一千五百斤，可他在蘭州近郊的一個公社，看到一家五口共穿一條褲子的殘酷事實。在家鄉湖南平江縣，他發現地委書記把一九五八年低產量的紀錄說成一九五七年的，把一九五七年高產量說成為一九五八年的。彭德懷後來和毛澤東翻臉，便是由此而起，平江縣一個老紅軍塞給他一張紙，上面寫著幾十個字，如今都是耳熟能詳的舊事：「穀撒地，薯葉枯，青壯煉鋼去，收禾童與姑，來年日子怎樣過，請為人民鼓與呼」。

中國政治便是在說真話和撒謊之間來回游移。近者如八九年六四事件，一直有說北京巿長陳希同向鄧小平虛報軍情，導致鄧下令出兵。中者如「四人幫」向毛澤東弄虛作假，但更大的謊言是由此而來的「毛主席英明，早知四人幫拉幫結派」，這些話前些年一度很流行。遠者如毛澤東的十年八載超英趕美論。這近中遠三事的核心都是謊話作惡，卻沒有人願意出來把謊言戳穿。不敢說真話是中國文化裏的附王心態，弄虛作假是跨黨派的普遍性，識者也會中招，不識或半通不通者更是輸到焦頭爛額。

弄虛作假識者也會中招

吃這記悶棍的是美國中國問題泰斗費正清。他在一九四八年成書的《美國與中國》（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中，對中共奪得政權以及國民黨敗走大陸的闡釋，便是國民黨「貪污無能」。在這部幾乎一面倒向中共的《美國與中國》之後，費正清在一九八六年的《偉大的中國革命》（The Great Chinese Revolution）開始調整，出現了不一樣的見解，認為史學家對描述國民黨在中國大陸的所作所為時，使用了中國自由派和中共宣傳資料。書中認為，國民黨是用兩條腿走路，可是走的是兩個相反的方向﹕一條走向現代化，另一條則走向反動方向，國民黨各項弊端，就因著這一交叉錯節部分，得以見諸部分獨立報章和外國記者筆下。雖然極權主義在蔣介石統治下得到支持，但是他們沒有能夠統馭全中國，不像中共的極權主義在得到政權之後所能做的那樣。

讀這一段文章時，是一邊讀一邊心驚肉跳，費正清是哈佛學派的開山祖師，八十年代，他的博士生弟了超過一百人，大壽之日，來的人之中，其中一百多人基本都是他的直接或間接門生。哈佛大學東亞系是研究中國的名門正派，就是中國少林寺那樣的天下武功出少林，可是費正清在三十八年間的兩部書卻讓人看出一九四八年的判斷在一九八六年崩潰。中共對費正清的統戰可說是無微不至，一九四九年前的費正清是美國政府新聞處駐重慶工作人員，打交道對手包括國共兩方，中共與費正清交往最多的是發言人龔澎，即喬冠華當時的妻子。應該說，當時國民黨的確百弊俱生，與中共的清廉自持不能相比，但問題出在一九四九年之後的中共便不是一九四九年前的費正清所以預測。

謊言或假話得以盛行，有其客觀大氣候。這一氣候的由來，往往是人的自我創造。中共吹牛皮在大躍進期間達到巔峰，吹的人都不相信了，但被迫繼續吹牛繼續相信，便是因為身邊所有的人都在從事同一種行為，這種朋輩之間的互動壓力，使得令到撒謊「不那麼充滿罪惡」。文革時身死的國家主席劉少奇，歷史的說法是他死於紅衛兵之下，背後是毛澤東的獨攬大權的陽謀。但大躍進時，卻是劉少奇第一個提出要搞個人崇拜，這種自掘墳墓式的做法，挖出一個萬人坑，讓全國人民都把自己葬送其中。

引蛇出洞再沒有人敢說真話

毛澤東搞百家爭鳴變成引蛇出洞，把中國人民勤勞樸實的特質一鍋端，以後再沒有人敢說真話，講出來的下場是被打成右派，小則身敗名裂，重則身死當場。於是中國變成「到處鶯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的裱貼式天下無事，內裏則是毛澤東林彪的你死我活的鬥爭；虛假的同志關係底下是臭不可聞的政治劇鬥。這種只講一邊話的風氣傳到香港也十幾年了，只是人人都習慣，就像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想不到周一嶽忽然說了幾句人話，就把皇帝的新衣捅破。

巴金文革之後的大徹大悟提倡真話，對這個三十年代已相當「前進」的知識分子來說，應屬痛定思痛的反省；香港巿民中毒未深，還未整個掉進謊話連篇或是囁嚅黏涎的大環境。周一嶽的短短幾句話，讓人從混亂不明的語文、拖拉扯皮的言句裏清醒過來，治病救人，果是醫生本色。

古德明 - 做官者言

香港蘋果日報   2012年6月16日

湖南硬漢李旺陽之死，震動了中國人心。大陸民間固然禁止哀悼，香港卻有二萬五千人蜂擁到中共駐港辦公室抗議，設靈位公祭。香港衞生局長周一嶽也說：「說李旺陽自殺，無法令人信服。」

難以置信，因為一九八九年壯健如牛的李旺陽，經過二十一年刑獄，骨折筋傷，瞽目聾耳，六十歲已是食難舉碗，行難舉步，不可能走到醫院窗前，掛一匹長長白練，結一個精巧圓繯，吊頸而死。何況他吊頸竟然雙腳立地。何況醫院竟然不聞不問，靜待他妹妹前來發現兄長屍骸。

但除了周一嶽，香港名卿鉅公無不聞「李旺陽」三字而咋舌。候任行政長官梁振英一天之內十一次告訴新聞界：「我不會公開評論這件事。」而周一嶽之所以例外，也不難明白。他還有十來天便要掛冠而去。

做官就不能直言論政，這是新中國的鐵律，不限於大陸以至香港，臺灣也是一樣。所以馬英九做了臺灣總統，他的六四感言就由「中共血腥鎮壓民主」變成今年所謂「希望大陸異見人士獲得好好對待」。臺灣文化部長龍應台更拒絕談六四，還解釋說：「從前，身為作家，論事可以有勇；現在，身任大政，處事則要有謀，施政不能再秉作家之見。」舊中國沒有這樣的政治理論。

孔子說：「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受）也。」孔子做官之道，當然不是見義無勇。

唐朝德宗年間，張延賞為相，忌名臣柳渾正直，遣人告訴他說：「相公舊德（先生德高望重），但節言於廟堂（只要朝廷上少說話），則名位可久。」柳渾笑笑說：「為吾謝相公。柳渾頭可斷，而舌不可禁。」為了百姓，他寧願不要名位。這就是唐太宗倡議的「直言」（《南部新書》甲卷、《貞觀政要》卷二）。

宋朝寧宗年間，姦臣韓侂冑專政，築南園取樂，請大詩人楊萬里作記。楊萬里說：「官可棄，記不可作也。」為了守正，他寧願不做官。這就是孔子倡議的「直道而行」（《宋史》卷四三三）。

假如新中國官場有柳渾、楊萬里這類人物，李旺陽那樣的故事，決不會無日無之。只是馬英九、龍應台、梁振英之流太多了。他們「處事有謀」，所見無非中共腰間的錢，手中的刀。請不要問那把刀用來做什麼，也不要問那些錢從哪裏來，最重要的，是分我一杯羮。

古德明
專欄作家

李怡 - 李旺陽事件和全港市民的關係

香港蘋果日報   蘋論   2012年6月16日

李旺陽事件，在警方說只有五千人上街的情況下，居然能使中聯辦和建制派紛紛轉軚，最妙的是候任特首梁振英，15次不回應事件，但在中聯辦李剛開腔後也鸚鵡學舌了。他還大言不慚地說他的感受同香港市民一樣。香港市民在知道這事的第一天就表示悲憤，梁振英卻於事件曝光十天後，才重複中央的調調，他的感受有哪一點與市民一樣？現在中共和他們在香港的跟屁蟲都說要求調查事件，若真有誠意，首先應要求當局把李旺陽的妹妹、妹夫放出來。現屍體已火化，卻說要請專家驗屍，這不是廢話嗎？若不是面對市民7.1上街使胡錦濤難堪的情勢，中聯辦豈會帶領着一眾跟屁蟲轉軚？

不過，梁振英與市民的感受雖不同，但某些意見卻有雷同之處。其中較有人認同的就是「井水不犯河水」論。這見解最先是由江澤民提出來的。許多支持香港民主的人士，在六四平反和李旺陽事件中，都有類似看法。本報「論壇」版昨天就有一篇文章，認為哀悼義人應適可而止，今天港人介入大陸事務，他日中共也可用同樣理據介入香港事務，無端賠上香港的高度自治。數天前，「論壇」另一作者提出對六四的另類思考，認為面對中國，應抱持局外人心態，中共道不道歉，民主改不改革，是中國人的事，「河水不犯井水，井水也不要犯河水，即使民主井水亦然」。

這種看法，也許是受學者陳雲的「香港城邦論」的影響。在李旺陽事件中，陳雲不同意示威群眾逼梁振英代香港人出頭。理由是：香港人正式以中國公民的憂患與共的身份去追查，即承認了自己是中國公民；小圈子選出來的梁振英，由此正式取得香港人民的道德授權；香港干預中國內政，換來中國有口實干預香港，等於開門揖盜；香港人尊重法治，因而不該干預中國法制。

這是正常人假設中國是一個正常國家、中共是正常體制的憂慮。但中共不是。首先，從回歸以來中共不顧《基本法》規定對香港的粗暴干預（不照《基本法》程序釋法，種票，種人，不勝枚舉），就知道河水犯不犯井水，決不取決於井水有沒有犯河水。河水要犯就犯，不需口實，因為它不是一個依從法規（《基本法》）的政權。其次，若真正依照《基本法》規定，只有《基本法》22條規定中央和各地方不能干預香港內部事務，卻沒有規定香港人不能干預大陸事務。相反，港區人大政協，正是為港人參與管理內地事務而設的，鄧小平說過香港人可以罵共產黨，香港人為大陸事而示威，也是集體「罵共產黨」的一種方式。因此，根據《基本法》，河水不能犯井水，但沒有規定井水不能犯河水，尤其所謂犯也只是意見表達而已。

香港人尊重法治。在一國兩制之下，要維持香港的法治傳統，必須時刻表現出我們尊重法治這種價值觀。因此，也必須對不顧法律規定而無法無天的專政行為表達我們的意向。在李旺陽事件中，我們不是不尊重中國的法制，而是要求中國當權者尊重他們自定的法制（比如憲法賦予人民的權利）。

如果香港能成為一個真正排除中共獨裁政權干預的獨立城邦，當然很好。但事實是不可能。既無法擺脫魔掌，就需要無時無刻地向「一國」向「另一制」表達我們對自由法治人權民主這些價值觀的堅持，也為了向大陸所有支持這種普世價值觀也支持香港這一制的人士表達我們的心向。

「建設民主中國」這口號，對於大多數香港人來說，無疑陳義過高，不是香港人努力就可以達致的。但對六四，對李旺陽事件，我們發出抗議之聲，卻是為了向中共表達我們要維護怎樣的價值觀，我們譴責一味諂媚專制政權而不顧香港傳統價值觀和市民意向的掌權者和建制派，也是為了維護我們的根本利益。

這是李旺陽事件和全港市民的關係。哀悼義人要窮究到底，無須適可而止。我們也不會中緩兵計，7.1正是向中國領導人表達我們意向的重要時刻。

張文光 - 人類大惡

明報   2012年6月13日

敘利亞大屠殺展現了人類大惡：近距離集體行刑，連孩子都不放過，108名死者當中，孩子就有49個。

屠殺的照片傳遍世界，讓敘利亞的屠夫政權陷於孤立，只剩下3個盟友：俄羅斯、古巴和中國。

敘利亞總統阿薩德慌忙撇清關係：「即使魔鬼也不會犯下這樣的罪行。對那些殘忍的畫面，特別是兒童，我心如刀絞。沒有痛感的，還算是人嗎？」

說得多麼漂亮，但阿薩德忘記了，敘利亞持續一年多的鎮壓，死去的平民超過一萬人，當中不少是兒童。

人們仍記得少年伊薩的悲劇：2011年歲暮，15歲的伊薩拒絕參加支持阿薩德的遊行，在學校的同學面前被政府軍射殺，引發2萬人參加葬禮，伊薩雖被視為人民烈士，卻是第282名被殺的兒童。

歲歲年年，這麼多平民、婦孺和兒童，不斷被政府軍殺害，若阿薩德還有點人性，早該下台去了。但他卻殺得性起，舉世震驚的胡拉鎮大屠殺後，還繼續在哈馬省的兩個村莊殺去86人，其中有20名兒童，他們被政府民兵近距離射殺和刺死，屍體連同房屋一起燒去。

接二連三的大屠殺，阿薩德不但毫無悔疚，更用他昔日的醫生經歷作辯解：「當醫生動手術治療傷口時，人們會對他說：『你的雙手沾滿鮮血』，還是感謝他救了病人的命？」

於是，屠夫變成醫生，死者變成病人，殺人變成治病，屠殺變成救國，敘利亞陷入示威與鎮壓、死亡與葬禮的悲劇循環，原是流奶與蜜的大地，卻流著無辜者的鮮血，天長地久，此恨綿綿。

少年伊薩葬禮之後，聯合國認定敘利亞的殺戮，包括大規模的即時處決、任意逮捕、強迫失蹤、性暴力和酷刑、侵犯兒童等行為，足以構成「危害人類罪」，但俄羅斯和中國卻運用否決權，包庇敘利亞政府，讓阿薩德繼續殺人，終於釀成胡拉鎮的大屠殺。

大屠殺已是人類之惡，殺戮兒童更是惡中之惡。兔死狐悲，何況人類？稍有文明公義的國家，都不能容忍與沉默。

然而，中國永遠讓人失望。

這些年來，它助長柬埔寨的人類滅絕，縱容南斯拉夫的種族清洗，包庇敘利亞的屠殺罪行，沒有是非，物以類聚，常與屠夫為伍，縱使大國崛起，也是文明侏儒。

古德明 - 人生的優先次序

am730   中華正聲專欄   2012年06月13日

一月五日，《頭條日報》有電臺節目主持張笑容的專欄文字，說「假如你曾為人生的優先次序而煩惱，不妨問自己：『若今年是我在世最後一年，我會做甚麼？』」不是稍稍懂得一點英文，我不可能猜到「人生優先次序」的意思。

查陸谷孫《英漢大辭典》，prioritize是「確定(事項)的優先次序」，名詞priority當然就是「優先次序」。但priority除了指「次序」，也可以指「依次排列的事務」。張笑容說的，應是「人生事務的次序」而不是「人生的次序」：人生次序注定是由少年而壯年而老年，誰可自行安排？當然，現代漢語習慣以一個「標準翻譯」作個別英文詞語的替身，絕對不會按文意改動「標準翻譯」，我們不能獨怪張笑容。但中文和現代漢語不同。中文沒有「優先次序」這樣荒謬的詞語：「優先」就是在次序中排第一，不可再分次序。《漢書》卷一百說，太古之民，首重糧食、器用：「厥初生民，食貨惟先。」中文不會說「食貨在優先次序中排第一」。

「優先」不可以排次序，事情的緩急輕重則可以。例如宋朝朱熹《答何叔京》文說，處事要權衡孰重孰輕：「聖人顧事有不能必得如其志者，則輕重緩急之間，于是乎有權矣。」清朝陳確《與吳仲木書》說，品行首重仁愛：「百行之中，又有緩急先後，故又曰『君子務本』。」《野叟曝言》第五十六回水夫人教訓兒子說：「遇着義所當為，自宜勇為，不畏鼎鑊，不避湯火，但須斟酌輕重緩急，以為申屈進退。」把陳確的話改為「百行之中，又有優先次序」，你就可以看到現代漢語多麼下流。

而下流正是新中國官話的特點。例如香港立法會主席曾鈺成五月七日說：「政府交立法會審議的法案，應定好優先次序。」臺灣新北市長朱立倫六月五日說，許多學校不肯撥出空置場所配合公共託兒服務：「許多國立小學在閑置空間釋出上，搞不清楚優先次序的重點。」《中國經濟時報》二零零四年十一月四日報道：「中國環境與發展國際合作委員會建議，盡快確立農村環境保護的優先次序。」

「假如你曾為人生事務的緩急輕重而煩惱」、「法案應定好緩急先後」、「許多國立小學未能權衡輕重」、「當局應盡快釐定農村環境保護事宜的輕重緩急」─這樣的中國人話，今天幾乎沒有人說了。新中國人連說話都以做洋奴為榮。Have you ever had trouble sorting out your priorities in life?這就是「你是否曾為人生的優先次序而煩惱？」孔子說：天子將喪斯文也，吾已矣夫！

作者專研中英文，以寫作、翻譯為業。　(逢周三刊登)  

周保松：自由和平等都是自由主義的核心價值

時代周報記者李懷宇  發自香港   原文出處

時代周報：你的碩士和博士論文都是研究羅爾斯的學說，在20世紀而言，羅爾斯是自由主義最重要的思想家？

周保松：是的。其實並不限於自由主義，他其實影響了整個當代政治哲學的發展。這可從以下幾點看到。第一，在《正義論》出版之前，政治哲學的境況相當慘淡，甚至有個劍橋的哲學家在五十年代時說過「政治哲學已死」的話。但《正義論》在1971年出版後，整個局面一下子就改變了，因為羅爾斯清楚向大家示範，政治哲學有責任也有能力回應時代的挑戰，並以嚴謹明晰的方式去處理道德和政治問題。受《正義論》影響，許多重要著作相繼出爐，並產生一波又一波的大辯論，使得政治哲學成為哲學中的顯學。所以，有人說羅爾斯是以一人之力，復活了規範政治哲學的傳統。

第二，我們都知道，自由主義是現代民主社會的奠基哲學，數百年來，出過許多重要思想家。但容我大膽點說句，從洛克、盧梭、康德到現在，為自由主義作出最系統最嚴謹哲學辯護的，很可能就是《正義論》。羅爾斯的同事諾齊克在1974年出版了《無政府、國家與烏托邦》一書，那是放任自由主義的代表作。有人甚至認為，這兩本書是二十世紀最重要的政治哲學著作。這本書的主要批評對象，就是羅爾斯。但諾齊克對羅爾斯推崇備至，認為他是穆勒（J.S. Mill）之後最重要的思想家，並說自此之後，政治哲學家要麼接受他的理論，要麼必須解釋為什麼。也就是說，羅爾斯成了當代政治哲學的參照系，誰都不能繞過他。那句話是1974年講的，到現在2012年，這個說法仍然成立，因為後來各種各樣政治理論的發展，幾乎都在回應羅爾斯，包括社群主義、文化多元主義、共和主義、女性主義、國際正義以至馬克思主義等。又例如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Amartya Sen（阿瑪蒂亞•森）最近寫的《The Idea of Justice》（《正義的理念》），以及牛津大學政治理論講座教授G. A. Cohen（柯亨）過世前出版的《Rescuing Justice and Equality》（《拯救正義與平等》，都是近年甚為矚目的著作。我們可以見到，這兩本書仍然以社會正義為主題，也仍然以羅爾斯為主要批評對象。

第三，羅爾斯的影響力，並不局限在政治哲學。在法律、經濟、社會政策、國際關係等領域，他的理論也很受重視。這在今天學科分工日益細緻，隔行如隔山的學術界，是不多見的。至於羅爾斯的理論對現實政治產生了多大的影響力，倒是一個沒有定論的問題。

時代周報：你認為羅爾斯最基本的學術觀點是什麼？

周保松：羅爾斯的格局很大。他說他要承繼洛克、盧梭和康德的契約論傳統，論證一套規範社會基本制度的政治原則。只要實現這套原則，這個社會就是公正的。更具體點說，羅爾斯持一種自由主義立場，既堅持自由民主憲政，也重視社會福利及財富的公平分配。因此有人說，他是在為歐洲民主國家的福利社會模式提供道德辯護。他的理論主要有兩條原則。第一條要求政府保障每個公民享有一系列基本權利，包括思想信仰自由，集會結社和參與政治的自由等。第二條要求在社會資源分配上，必須確保每個公民享有公平的平等機會，不會有人因為社會背景和家庭出身的不同而享有特權或受到歧視。與此同時，財富收入的不平等分配，必須對社會中最弱勢的人最為有利。也就是說，不平等的條件，是每個人都可從經濟發展中受惠，包括現時社會中最弱勢的群體，而不是貧者愈貧，富者愈富。

羅爾斯的論證相當複雜，但他的基本理念是這樣：如果我們理解社會是個公平的合作體系，所有參與者都是自由平等的成員，且願意在平等的基礎上努力做個自由人，那麼我們就應有理由接受他的兩條原則是最合理實現這個理想的制度安排。羅爾斯的自由主義（liberalism）和放任自由主義（libertarianism）或市場自由主義最大的分別，不在政治制度上，因為他們都主張民主憲政和基本人權，而是在如何對待國家和市場的關係上。用諾齊克的說法，放任自由主義的理想，是建立一個「minimal state」——功能最小的國家，也就是「小政府，大市場」，國家不應以正義之名進行財富再分配和提供社會福利，而應由市場這個看不見的手來决定每個人的所得。諾齊克認為，只有這樣才最能保障人的權利。羅爾斯卻認為，一個完全放任的市場，必然會導致巨大的貧富不均，而這樣的不均是不公義的，因為它在相當大程度上是人們先天能力和後天環境的差異導致的結果，而這些差異在道德上是任意和不應得的，直接影響機會平等。羅爾斯因此主張在自由民主憲政之外，國家同時要承擔起社會資源再分配的角色，確保平等的公民受到公平等待。這裏須留意，羅爾斯不是說不要市場，也不是說要將國家和市場對立起來，而是強調市場是社會基本制度的一部份，必須滿足正義的要求。

時代周報：英國的學者伯林對你也很有影響？

周保松：在政治哲學上，伯林有兩個很有名的想法。第一，他對兩種自由的概念（消極和積極）的區分。第二，他的價值多元主義的觀點。坦白說，我對這兩種說法都有保留。伯林跟我有一點淵源，因為我的博士論文老師是他的學生。伯林對我最大的影響，是他對理念（ideas）的力量的重視。我清楚記得，他在《兩種自由的概念》中說，千萬不要輕視觀念在歷史中的作用。正是這些觀念，影響我們看世界的方式，支配我們的行動，並改變世界。他又說，觀念是不能夠用槍炮來擊敗的，觀念只能夠被觀念打敗。如果有些觀念很邪惡，對這個世界有很壞的影響，你要改變它，就只有用更好的觀念。這個對我影響很大。我現在做的研究，都是在理解觀念的意義，論證觀念的合理性，然後思考如何將這些觀念實踐於人生和社會。人用眼睛看世界，但眼睛看到怎樣的世界，卻由人的觀念决定。觀念提供看世界的框架，賦予行動意義。例如今天我們許多人在追求自由民主憲政和社會正義，這些價值都是一些道德觀念。我們要推動社會改革，就要先瞭解這些觀念，並知道這些觀念為什麼值得追求。

時代周報：關於伯林，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刺猬與狐狸」說法。

周保松：這是伯林借用古希臘一個說法「狐狸知道很多事情，但刺猬只知道一件大事」來談托爾斯泰，並以此將不同思想家分類。但貫穿伯林一生的主要思想，是他所說的「價值多元論」。簡單點說，伯林認為世間的價值，就其來源和本性來說，是多元且不能相容的。不同價值不能還原到同一個源頭，也沒有所謂唯一的最高的價值，價值衝突和價值選擇遂不可避免，因此在最低度上容許人們有選擇自由是必要的。但伯林的觀點，常會遭到這樣的質疑：既然免受他人干預的消極自由只是眾多不能化約的價值的其中一種，那麼當自由和其他價值有衝突時，為何自由可以優先於其他價值？這是伯林的價值多元論和自由主義之間一個不易處理的難題。去年清華大學國學院辦了個伯林的國際學術會議，來了許多外國專家，我和錢永祥先生都去了。我記得當時問了一個問題：伯林的思想被介紹進中國許多年了，伯林對中國思想界產生了怎樣的影響？當然，大家一定會談他的消極自由和積極自由。但這個區分意味什麼呢？意味著我們只要消極自由，不要積極自由嗎？如果沒有積極自由中最關鍵的個人自主的觀念，消極自由的重要性能夠得到充份辯護嗎？這些問題都值得認真思考。

時代周報：你的學術著作為什麼取名《自由人的平等政治》？

周保松：這是我的基本哲學立場。我認為一個合理公正的社會，應該努力實現自由和平等這兩個價值。自由人最根本的特點，就是作為獨立自主的個體，有能力建構、選擇和追求自己的人生目標。我認為，這是人的根本利益所在。與此同時，作為平等的公民，我們渴望得到政府平等的關懷和尊重。因此，合理的政治，就是政府必須在制度上確保平等的公民，能夠在公平公正的環境中，好好做個自由人，並活出自己的人生。這裏牽涉到複雜的論證，例如自由和平等的確切意義及道德基礎在哪里，以及從自由平等將推導出怎樣的社會制度等。這裏我不能詳談，但我想強調，自由人的平等政治，是同時重視自由和平等，而不是將它們當作對立和不兼容的價值。我覺得這點，在今天中國的思想界，有很特別的意義，所以我想詳細解釋一下。

我們都知道，過去這麼多年，在中國有個所謂大辯論，就是新左派和自由派之爭。爭論的許多細節，我這裏不談，但很多人似乎都接受這樣一種區分：新左派的核心價值是平等，自由派的核心價值是自由，而自由和平等是必然衝突的，我們只能選擇其中一項。在這場爭論中，其中一個焦點，就是對市場經濟的看法。新左派認為，自由派為了自由，所以全面擁抱市場經濟，而市場經濟必然導致嚴重的貧富差距，而這是不公義的，所以為了平等之故，左派就主張用國家權力來限制市場經濟。於是，問題就被詮釋為自由和平等之爭。我想指出的是，這樣非此即彼的對立，其實是對自由主義很大的誤解。又或者如果有些經濟自由主義者真的這樣想，那麼我也會說，這不是對自由主義最好的辯護。

我這裏集中談一點，大家或許就會明白。讓我們不談現實中市場的種種問題，而設想在一個接近理想的完全競爭狀態，市場價值由需要和供應的均衡來决定，參與者可以自由選擇生產什麼和消費什麼，而且享有私有財產權，政府不可以干預競爭的結果等。在這種狀態中，很多人相信，資源會得到最有效運用，經濟會得到最好發展。是否真的如此，我們暫且不論。因為即使如此，我們仍會見到，在劇烈的市場競爭中，一定有人會成為輸家，會被淘汰，然後財富會集中在一小部份人手上。很快地，市場將出現貧者愈貧，富者愈富的情況。窮人的下一代，由於欠缺物質條件、教育機會和社會網絡，必然從一出生開始就處於不利位置，跨代貧窮遂跟著出現。這是今天資本主義社會普遍存在的情況，而且這種情況還不是最壞的，因為大部份國家其實為公民提供了不少社會福利，免得窮人連生存的基本需要都得不到保障。

市場自由主義者如何面對這個現實？他不可能說，由得它吧，這些窮人都是輸家，是他們應得的，沒人有義務幫助他們。哈耶克就曾指出，市場根本不會考慮個體的「應得」問題，而只是根據供求來决定一個人的市場價格。羅爾斯更直接指出，人們在市場中的競爭力的高低，和家庭出身有莫大關係，但一個人出生在哪個家庭，卻是完全任意的，和道德上的應得無關。市場自由主義者也不可能說，放心吧，有錢人會自願用慈善的方式救濟窮人的。

但一個更普遍的觀點會說，即使市場導致這樣的結果，我們也必須接受，因為這是保障自由必須付出的代價。一旦政府干預市場，例如透過徵稅來提供社會福利，就是限制了自由，因此絕不可以退。我覺得這是一個迷思。我們可從幾個層面來思考。第一，市場自由只是眾多價值的一種。如果市場競爭導致嚴重的分配不公，使得許多公民活在貧困當中，我們就必須正視這些問題。第二，自由主義的理想，是希望每個公民都有條件過上自由自主的生活。但在一個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社會，窮人最多只有形式的自由，卻欠缺能力和資源去實現這些自由。第三，很多人沒有意識到，財富的分配，其實也就是自由的分配。在資本主義社會，擁有愈多財富，就意味著享有愈多的自由。因此，當大部份財富集中在小部份人手中時，窮人其實失去了許多自由。就此而言，財富再分配，不是為了平等而犧牲自由，而可以被理解為以一種更合理的方式，在平等的公民之間分配自由。當然，有人或會說，再分配無論如何也是不容許的，因為這侵犯了富人的自然權利。但問題是：這些自然權利從何而來？為何它如此重要？

回到新左派和自由主義的爭論，我想說的是，自由主義根本不必要無條件地將自己和市場資本主義捆綁在一起，然後承受它帶來的所有問題。一旦將這個結解開，自由主義不僅可以追求自由民主憲政，也可以批判資本主義導致的分配不公和社會壓迫，然後和左派直接辯論什麼樣的平等（政治、社會和經濟等不同範疇）才值得我們追求。自由主義不僅有它的自由觀，也有它的平等觀。不少人會說，今天中國主要的問題，是權貴資本主義。對，我們現在面對的，是政治和經濟交織在一起的雙重壓迫。應對之道，是同時尋求政治和經濟改革，既要民主憲政，也要社會公義。這就是我所說的自由人的平等政治的目標。

時代周報：王鼎鈞先生回憶，在1949年以前中國社會不公平，國民黨沒有辦法改變這個社會，只有在舊的基礎上來建立它的政權，仍然不公平，所以下層的人民非常盼望公平。那時候的口號：要平等就沒有自由，要自由就沒有平等。

周保松：我正是希望改變這種非此即彼的思路。大家只要稍為留心，就會發覺自由主義一直在很多領域努力追求平等，例如爭取所有公民享有平等的權利和自由，政治上的一人一票，工作上的平等機會，以及性別平等和種族平等。可以說，自法國大革命以降，平等從來都是自由主義的核心價值，並推動社會變革。我想，最多人質疑的，是自由主義為什麼可以容忍或者容許那麼巨大的經濟不平等。自由主義的確需要提出強而有力的論證，指出什麼樣的經濟不平等是道德上可以容許的，什麼樣的不平等需要作出限制和矯正。例如自由主義肯定不會贊成簡單的結果平等，因為這樣將沒考慮到不同人在工作過程中付出的勞力是不同的。羅爾斯就認為，我們一方面要追求公平的機會平等，另一方面要追求共同富裕，而不是只讓一部份人富起來。

時代周報：南方朔也講，中國人腦筋有點亂，左右都分不清楚，在這篇文章是左派，在那篇文章是右派，不像歐洲人那麼嚴格。

周保松：所謂左右之分，的確在不同語境下有不同意思。簡單的將人標簽為左派右派，往往只會簡化問題，無助有意義的對話交流。所以，討論時最好先不要急於將人分派，而是大家將各自的立場和背後的理由好好闡述出來，然後就這些理由展開辯論。中國正處在大轉型時期，中國應該如何走下去，是很複雜很重要的問題，大家有不同觀點，很正常。現在的挑戰，是如何令不同主張不同觀點的人，可以有機會坐下來對話。中國思想界不同派別之間成見很深，愈來愈難有建設性的討論。這很不健康，對中國未來的發展也沒好處。

時代周報：退回到1985年以前的鄉下生活，你有沒有想像過中國在短短的時間裏會有這麼天翻地覆的變化？

周保松：沒想過，當然沒想過。我們這三十年的轉變，真是三千年來未有之大變局，比鴉片戰爭的年代更根本，我們開始進入資本主義的市場化工業化城市化時代，社會基本結構、人們的生活方式、價值觀和語言都在發生根本變化。這個變化仍然在繼續，無論是好是壞，這個政治和經濟現代化的進程，恐怕誰也無法阻擋。和西方思想界一樣，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我們最主要的任務，也是在理解、詮釋和參與建構中國的現代性。這將是很重要很不容易的過程，需要知識界一起努力，而不可能靠幾個人單打獨鬥。

時代周報：以華人社會來講，臺灣或者香港的經驗有沒有反過來影響大陸？

周保松：有啊，而且我相信隨著交流日益頻繁，兩岸三地的互動會愈來愈多。香港和臺灣的現代化走得前一點，尤其在制度建設方面，這些經驗很值得內地參考。近年隨著中國經濟崛起，對臺灣和香港的影響愈來愈大，很多人開始擔心會被大陸吃掉。我反而覺得，既然閉關自守是不可能的事，河水和井水也難以分開，我們就應該好好想想，在中國繼續現代化的過程中，台港兩地可以扮演什麼更積極的角色。例如香港每年有幾千萬的內地自由行，他們除了來購物，會不會也可以帶走另外一些東西？又例如愈來愈多內地學生來香港求學，他們除了專業知識和一紙文憑，會不會也可以學到一些其他的學問？又比如香港的廉政公署、公共醫療體系，公共房屋和公共交通的設計，可否給大陸一個借鑒？這並不是說，香港的東西就一定是好的。其實，在思考這些問題時，我們就在對自己的制度和歷史進行批判性反思和檢討。文化交流，永遠是雙方面的，需要一份開放謙遜的心。

時代周報：同樣是華人社會，為什麼臺灣、香港、新加坡有一些地方跟現代文明結合得非常好，又保留了中國傳統文化裏非常有人情味的一面？

周保松：這問題我沒什麼研究，不敢說太多。但我想這一定和制度有關。羅爾斯晚年有個訪談，談到很多人以為一個國家變成自由民主後，宗教就會消失，因為它容許人們有選擇的自由。結果呢，像美國這樣的國家，卻有80%的人稱自己是基督徒。歐洲似乎也一樣，很多傳統都保留下來。臺灣和香港沒有經歷過文化大斷裂和文化大革命，因此即使變，也不會是巨變，而是漸變。何況在一個自由法治的社會，許多傳統文化如果有生命力，會發展得更好，因為它可以在沒有政治壓力下爭取更多人的認同。

時代周報：你在學生時代非常積極地投入到社會活動中，教書之後，你對學校裏的活動也是充滿熱情？

周保松：一直都有關心。這其實很自然，不關心我才覺得不正常。一個人活在社群當中，總希望它愈變愈好，所以不可能對社群發生的一切不聞不問，或者逆來順受，明知不合理也不理會。但老實說，今天的大學教育，真的是百病叢生，離我心目中的理想大學，愈來愈遠了。可以做的，也就只能是在個人工作崗位上，盡一個老師的本份。即使這樣，其實也不容易。真正給我力量的，還是日夕相處的學生。就我所見，新一代年青人，還是有許多有理想有抱負，並相信透過大家的努力，可以令世界變得更好的人。我常覺得，我們的大學，實在辜負年青人太多。我在新書《走進生命的學問》中，就談了不少我對今天大學教育的憂慮。

時代周報：伯林的回憶錄裏講到他們年輕的時候在牛津大學時，他們幾個年輕人覺得整個哲學的世界就在他們周圍，常常在一起暢談學問。

周保松：對，那是在牛津大學的全靈學院——All Souls College，裏面包括了邏輯實證主義的重要代表人物艾耶爾（A. J. Ayer）。說起來，我也在那裏上過課。我在倫敦讀書的時候，有一段時間，經常大清早從倫敦坐車去那裏的「舊圖書館」上G.A.Cohen 和Derek Parfit兩位哲學家的課。這些課人都不多，就十來人，大家可以很認真同時又很輕鬆的討論，印象很難忘。

時代周報：陳之藩先生寫的《劍河倒影》，講到英國的傳統教育，大家聊天，抽烟，喝咖啡，很鬆散，學問就在聊天中聊出來。你讀書的時候，英國還有沒有這種氣氛？

周保松：有啊。我念的是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我的老師每兩個禮拜就在他家開討論會，我們叫home seminar。老師提供餅乾，我們一人帶一點酒去，每次有人做報告，然後就一邊喝酒一邊討論，很暢快。有時聊得不夠盡興，完了還會去酒吧抽一根烟，繼續辯。我記得每次結束後，總會騎一輛破單車，帶著酒意，在寂靜無人的倫敦街頭往家裏奔。在學校，形形色色的研討會和公開演講更是應接不暇。例如我們學系，每兩星期就會請一位哲學家來做報告，並展開激烈辯論。結束後，大家一定會去酒吧喝兩杯，繼續聊。這些讀書的日子，真是快意。現在回想，更加體會那種氛圍的可貴。一所大學之所以好，並不在於你建了多少高樓，申請到什麼項目，甚至不在於世界排名，而在於這所大學的師生，會否走在一起就談學問，一談學問就得意忘形，據理力爭，才步不讓。

時代周報：我發現你除了寫專業的論文之外，喜歡寫散文。

周保松：也談不上喜歡，只是有時有話想說，就將想法和感受寫下來。我受分析哲學影響頗大，無論寫什麼文章，總要求自己一定要將說話講清楚說明白，語言不要含混，觀點不要模棱兩可。在許多人眼中，哲學總是艱深晦澀和充滿似是而非的術語。我覺得不應該這樣，而應以明晰準確的語言將道理說清楚。如果說不清楚，只表示你仍然未想清楚，而不表示你思想高深。

時代周報：在文體上，你有沒有特別受哪幾家的影響？

周保松：很難說。在寫作上，我自己一直在摸索。我寫作的目的，主要是為了表達思想。而由於我從事的是西方政治哲學，所以書寫時經常面對一個大挑戰，就是如何將西方的學術概念用中文很好的表達出來。這真是一個大問題，關乎如何作育中文成為一種學術語言的問題。我們現在有許多翻譯作品，可以說你想像得到的西方重要作品，可能都已有中譯本。但似乎很少人想過，這些作品到底要經過怎樣的過程，才有可能真的在我們的文化生根。我這裏說的不僅是某部作品的翻譯質量的問題，而是作為一個學術社群，我們如何發展培育出我們自己的學術語言的問題。語言是思想的載體。沒有成熟的學術語言，就很難產生出成熟的學術思想。但就我所見，知識界似乎沒意識到這個問題的重要性。

古德明 - 「六四」二十三週年雜記

香港蘋果日報    2012年6月9日

Vic：我們確實要想想「平反六四」這說法。相對於「平反六四」，我更支持「清算暴政，不求平反」。不清算暴政，無正義可言。罪人不懺悔，無寬恕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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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戰役至今二十三年了。六月四日前幾天一個早上，北京老翁軋偉林想到當年死在共軍槍下的兒子，淒入肝脾，對長期卧病的妻子說：「振霞，我不能伺候你了。」他披衣準備出門，十多次欲行又止，對妻子說：「捨不得你啊！」最後，他還是走了，走去投繯自盡，遺書抗議中共無道。張振霞說：「他總算解脫了。」

六月四日後幾天，當年與天安門廣場學生桴鼓相應的湖南工會領袖李旺陽，也命喪湖南醫院：他熬過中共二十一年監禁，去年出獄，已經雙目失明，病骨支離，日前一進醫院，不知怎樣就站在窗前白練纏頸「自經」。他早些時回答香港有線電視記者訪問，言辭慷慨，不料成為催命符。記者林建誠知道「吾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淚下如雨。但無論如何，李旺陽也總算解脫了。

當年六四之後，遭中共刑獄者據統計有六萬五千人。幸而活生生出獄者，臉上隱約黥了「六四暴徒」四字，找工作處處碰壁；還在獄中者，都已白了少年頭，有些更已精神錯亂。

而中共《解放軍報》今年六月四日社評說：「國內外敵對勢力蠢蠢欲動，伺機破壞和搗亂，解放軍必須高舉旗幟，聽黨指揮。」那騰騰殺氣，和二十三年前他們兵臨天安門時一般無二，和六十三年前他們君臨中國時也一般無二。

北宋末年，太學生陳東率同學伏闕上書，請斥逐姦回，起用被姦回排擠的名臣李綱，「軍民從者數萬」，搗毀登聞鼓，格殺走出來的宦官，喧呼震地，欽宗皇帝不敢責他們「搗亂和破壞」，更不敢動武，連忙詔李綱回朝，並傳旨慰諭諸生，大家才肯散去。南宋初年，陳東又上書論國是，高宗皇帝怕他再度率眾伏闕，把他和同志歐陽澈抓去處斬。三年之後，高宗終於認錯，追封二人為承事郎，厚貺二人遺屬；又過了五年，為文追悼說：「爾不失為忠臣，而天下後世，顧謂朕何如主也？八年于茲，一食三歎，通階美職，豈足為恩？以塞予哀，以彰予過。」（《宋史》卷四五五、《四朝聞見錄》乙集）

宋高宗心腸之狠之毒，舊中國少有其倫，但他和中共相比，簡直是小巫見大巫。六四那天，中共殺人盈千累萬，即使二十三年之後，死者父母要去祭奠，也或遭禁足，或遭警告；貴陽、福建、湖南、濟南、廣州、鄭州等地，悼念六四者，不是被拘捕，就是被軟禁。宋高宗還怕千秋輿論，中共卻連這一點顧慮都沒有。

今年六月四日，香港維多利亞公園舉行六四悼念會，出席者十八萬人，「平反六四」呼聲響徹夜空。我慶幸自己沒有出席。

埃及總統穆巴拉克去年出動軍隊屠殺百姓，埃及百姓從來沒有要求他為死者平反。現在，穆巴拉克被判處終生監禁，埃及百姓更主張判處死刑。想到這裏，我不禁慚汗如漿。

古德明

專欄作家

悼李旺陽：周游 - 別回來

但願你，其實只是站在窗邊，看看自由的風景。

明報   2012年6月10日

你返來啊

返來啊

阿娘舉頭招你

阿公蹬腳嚷你

阿旺在窗前啼哭你

你返來啊

返來啊

還是不好返來了

作死一回已枉了

你去吧

趕快化個粧

下世在旺陽下

大踏步上街

man of no return

please, come back

oh dear, please do

mom beckoning for you with her head

old dad calling you on his heels

and the child crying over you mad

please do please

please come back

but for second thought better not

hell, dying twice is pretty odd

run away and run

run to make change in a fresh day

under the radiant sun next life

you will walk in your own way

(translation by 崑南)

Come back, O

Come back!

Mum lifts her head and beckons

Dad stamps his feet and calls out loud

Baby wails for you at the window

Come back

O come back!

Or, may be don't come back

Dying once is already too much

Go then

A quick make-up

And your reincarnation will stride

Along the sun drenched streets

(translation by 吳靄儀)

悼李旺陽：王雅雋 - 直道的魅力

2012年6月10日

【明報專訊】念大學的時候，聽老師講過一個故事：柳下惠在魯國當法官，三次被罷免。別人對他說：「先生難道不能到別的國家做官嗎？」柳下惠說：「如果我堅持做正直的事，去到哪裏不會被罷免三次？如果我願意妥協自己的原則，又何必離開祖國呢？」

這則故事出自《論語》，原文是：

柳下惠為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不問成敗，只問對錯

我聽了這故事，對柳下惠有了新的認識。從前我只聽說他是個「坐懷不亂」的聖人，對他無甚好感。現在我了解到他天真固執的一面，便看出他的可愛來。不僅如此，這故事還為我解開了一個心結：讀過歷史書，我總感到自己對康有為和譚嗣同雖然同樣尊敬，內心卻偏愛譚嗣同。正如我看黃興和孫中山，明知後者的功績彷彿大些，也還是更欣賞黃興。原來，我的這點感情分，並不是因為人家在革命的路上死得比較慘，而是直道的魅力。

直道就是：不問成敗，只問對錯。「定乎內外之分，辨乎榮辱之境」——無論背景多麼宏大，時勢如何趨使，在那具體的「生」與「義」不可兼得的一刻，渺小的個人必須選擇。這是原則的較量，沒有迴旋的餘地。所謂「曲線救國」，有時只不過是怯懦的藉口，良心的補償。我想，如果「枉道」體現的是人性的弱點，「直道」便是人性的光芒。

在網上看李旺陽的訪談，第一印象是他清晰的思路和洗練的語言，真教人眼前一亮。多年刑罰眦壞了他的身體，卻絲毫沒有使他混沌。在這險惡亂世，他無所畏懼，直道事人。當我對他的經歷多些了解，再看訪問，便認識到他的美德。他自己當年拒絕逃亡，但是從不貶低別人的選擇，對待曾經逃亡的朋友依舊像春天般溫暖，真誠地視他們為同道中人。他既不偏執，也不酸楚，他的憤怒毫不誇張，他的樂觀絕不煽情，他只是在堅持個人的道德。這樣一位真的猛士，長年受到非人的折磨，已然被摧殘得形如槁木，接受香港記者採訪短短幾日之後，居然在眾目睽睽之下被自殺了，我感覺就像兜口兜面被當局抽了一記響亮的耳光。

有些價值判斷，並不需要高明的政治智慧，只需要一點常識和良知。我雖不會口若懸河評論「六四」，可是對於「荷槍實彈」和「手無寸鐵」的分別還是一目了然的。這一次，一個盲人腳踏實地上吊身亡，得要多聰明的人才能看出事情的蹊蹺？問題是在一個指鹿為馬的社會裏，說句真話都能要命。所以，內地人每逢在「民主自由」的事情上被人「干涉內政」時，總是閃爍其辭辯解一句：「國情不同」。

價值判斷只需一點常識良知

國情的確不同。我小時候對「六四」的啟蒙認識，來自偷聽父母閒聊身邊熟人的八卦。當年我家遷居廣州，很快便結識了住在附近的同鄉張三和李四兩家人，他們都在本校工作，但是據我父母說，是「從北京『貶』到南方來的」。

1989年，張三在北京大學碩士畢業，李四剛開始走上講壇，一場運動就這樣把他們「花了底」，從此檔案裏記一筆不特止，戶口亦永不能遷回北京。後來，他們在南方找到工作，但是沒有黨的信任，升職是不可能的。好在兩人都有精明能幹的老婆，幾年間四處活動，上下疏通打點，終於悄悄「洗底」，改了檔案。

那時兩家人都住在簡陋的平房中，夫妻間吵起架來，總要我父母去勸。我既不知道「六四」是怎麼回事，對於這兩個參與者並沒有一點同情。張三是我父親的牌友，打得比我父親還兇，天天通宵打麻將，簡直不用上班似的。李四和老婆離婚之後，不斷和女學生傳出緋聞。他們評職稱的學術論文，都是花錢在期刊發表的。

我對於「六四」的印象，總是朦朧地和這兩個人牽連在一起。10歲的我看這兩個人，只覺得個人修養比國家大事更值得關心。現在看來，張三和李四在90年代的那種狀態，可以說是一種帶有時代感的消沉，我也許永遠無法想像他們經歷過怎樣的心路歷程。再以後，我看了很多資料，才終於把「六四」和柴玲分辨開來。

「六四」也不是李旺陽。他只不過是堅持自己對於「荷槍實彈」和「手無寸鐵」的價值判斷。他是一名君子，「六四」是發生在他生命中的一件事，他不願枉道事人，不願去父母之邦，結果他的遭遇比2000多年前的柳下惠更慘無人道。

我生活在這個時代，對於政治審美疲勞，但是當我聽說李旺陽的故事，我無法不把他記錄下來。如果今天的中國還能夠寫一部《論語》，孔子跟他的學生講道理的時候，大概每一次都要哭。

悼李旺陽：安裕 - 殺人者終必覆滅

2012年6月10日

【明報專訊】李旺陽之死帶來的是憤怒。人有惻隱之心，怎麼說以人為本的政權也該有同理心，一個既聾且瞎的花甲老人就這樣掛在窗沿睜着眼睛死去，四萬億外匯全球經濟體第二奧運金牌榜冠軍就算把人送到火星都不能讓百姓活得舒暢的國家不如也掛了算。

聞一多在李公樸遭刺殺後說：「這幾天，大家曉得，在昆明出現了歷史上最卑污、最無恥的事情，李先生究竟犯了什麼罪，竟遭此毒手？他只不過用筆、用嘴寫出了千萬人民心中壓着的話，大家有筆有嘴有理由講啊，為什麼要打，要殺，而且偷偷摸摸地殺？」這是今天中國大陸學生課本指定讀物，這一課叫〈最後一次的演講〉。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五日，聞一多在為四天前遭國民黨特務殺害的李公樸悼念大會上慷慨陳詞，那時國民黨不得人心，軍特以暗殺手段把進步知識分子一個一個刺殺，目的是捂住他們的嘴巴。聞一多在追悼大會之後，回到家門前被殺，成為震動一時的慘案。

一九四六年十月四日，上海各界舉行李公樸、聞一多追悼會，周恩來的悼辭由鄧穎超讀出：

「今天在此追悼李公樸、聞一多兩先生，時局極端險惡，人心異常悲憤。但此時此地，有何話可說？我謹以最虔誠的信念，向殉道者默誓：心不死，志不絕，和平可期，民主有望，殺人者終必覆滅。」

中共想不到的是，近七十年前周恩來的講話竟然是在說今天的自己。

中國國情是黑牢

儘管有破紀錄的十八萬人參加六四二十三周年燭光集會，可是到了李旺陽去世，才知道我們了解六四的實在太少，連支聯會也不一定知道有個叫李旺陽的湖南漢子坐了二十一年牢；更不可能知道，這人進監獄時還能看到可以聽到一口牙都完好，從李旺陽出獄後的照片看，眼睛看不到，耳朵聽不到，門牙沒了，只有右邊幾顆犬牙。這該不是二十一年間的人體自然老化結果吧？這二十一年，李旺陽在湖南一個小小的監獄失去了自由和視覺聽覺，沒有人知道全國在六四之後到底還有多少這類人坐破牢底，還有多少仍然在暗無天日的齷齪監房生死不聞。每年六四，西方總有人或國家表達對六四的回應，一般而言，北京外交部發言人會板着臉孔說國情有別，內政不容干 涉。說得也是，不由分說扔入黑牢由得獄吏把你的牙齒一顆一顆敲脫，把你的眼睛耳朵用盡方法一樣一樣摧毁。這便是國情。

香港社會對李旺陽的悲憤是有原因的，傷殘人士遭到不由分說如此欺侮，坐二十一年牢意志力強得一直挺下來的鐵漢就這樣不明不白死去，引起的反響遠遠不是湖南邵陽所能想像。香港一些全國人大代表和全國政協委員說要表達關注，有人說要去信最高人民法院要求查個水落石出，有人譏之為政治抽水，我部分同意，但走出來說要敦促全國人大介入的，總比看着形勢說要「等待更清楚的證據才介入」來得沒有那麼冷血。這裏頭是政治投機，我敢保證，哪天中共說要調查李旺陽案（還不是要查出結果，只是說開始調查），前幾天幽幽說不應立法機關介入的那幾號人，馬上比你比我都來得義憤填膺說必定要查到底。當然亦有不表態的，包括候任特首梁振英，也許，和六四那次一樣，這次也是要定性之後才表達看法。政治投機主義愈來愈成為香港風土病。

港愈趨政治投機

中國當權者是慣了這樣對待不同政見者。中共如是，國民黨亦曾如此。那天和主編黎佩芬談起李旺陽案的時候，我想起了陳文成。對香港巿民來說，這是完全陌生的名字，對台灣來說，陳文成是台灣最暗無天日年代的受害者。陳文成是台灣大學數學碩士，美國密西根大學博士，穿博士袍時僅二十七歲，之後在以理工科著稱的卡內基梅隆大學任統計學助理教授。一九八一年夏天，陳文成回台灣省親，七月三日發現陳屍台灣大學圖書館旁的空地上。國民黨當局說陳文成「畏罪自殺」，卻說不出陳文成畏什麼罪。由於陳文成是著名學者，事件迅速引起關注，原來，警備總司令部約談陳文成的原因，是他在美國時曾經捐款給黨外刊物《美麗島雜誌》。當時蔣介石雖逝世多年，但台灣仍是蔣家天下，國民黨控制政軍特三重權力，《美麗島雜誌》說不上公開支持台獨，但對現狀每多針砭。在台灣，「黨外」泛指在野黨或反對派，說不上是足以推倒政權的氣候。

想起台灣陳文成

陳文成只是向《美麗島雜誌》捐錢便被帶走，之後陳屍街心，國民黨劣拙的解釋，稍為有點常識都知道是謀殺。陳文成姐姐陳寶月說，「陳文成的脖子曾被電擊棒電擊，十根指甲被細針刺，五臟六腑都被打爛了，生前還被灌毒藥，家屬撿骨時發現骨頭都是黑的」。由於陳文成是美國大學教授，卡內基梅隆大學很重視這宗案子，於是派出陳文成的同事及曾經擔任法醫的韋契特（Cyril Wecht）到台灣了解事件。

由於台灣當時已與美國斷交，僅靠美國國會的《台灣關係法》維持半吊子的關係，對美國倚賴極大，主子要來，台灣沒有辦法只得打開大門。當時台灣仍是戒嚴時期，新聞局長是留美博士宋楚瑜，美聯社駐台記者周清月（Tina Chou）發出新聞稿，說韋契特等來台灣「驗屍」（autopsy），宋楚瑜勃然大怒，說周清月的報道「損害國家主權和法律尊嚴」，說周的稿子應該寫作「審視」（view）陳文成的屍體，更取消了周清月的採訪證。韋契特看了陳文成的屍體，回到美國後表示，陳文成「可能是以側着身子的姿勢被丟到地面」，也就說，陳文成之死是他殺。同行的陳文成同事狄格魯進一步說，此行中的發現，不能打消他對「中華民國政府某些部門可能涉及陳文成死亡案」的看法。韋契特並以〈台灣謀殺案〉（Murder in Taiwan）為題，在《美國法醫暨病理學期刊》撰文闡述始末。

縱然如此的調查結果以及陳文成姐姐的目擊證言，陳文成案一直沒有水落石出。三十一年來，台灣由戒嚴而至解嚴，由蔣家到李登輝而陳水扁再到馬英九，但英年早逝的陳文成之死從未有正式的調查結果。陳水扁和馬英九上台伊始都說要再查，陳水扁二○○○年五月看了陳文成案宗卷後說要徹查，弄個水落石出，結果到他下台之時，不要說調查，連專責委員會也沒有。馬英九二○○九年也說過類似的說法，但失望透頂的陳文成家人早已失去信心，不相信馬英九會查出真相。

粗暴對待異見者

李旺陽案令我想起陳文成案的原因，不僅是不同政見者的離奇身死，而是從生而死過程中，國家機器的橫行粗暴和顢頇。台灣的警備總司令部和今天大陸的國安公安在兩案是二而一的都是大棒子，擁有無上權力，不受法律牽制，只要認為誰有嫌疑，各式暴力馬上到來。陳文成姐姐看到的是一具滿身傷痕的屍體，李旺陽家人看到的是什麼？韋契特雖不能驗屍，但總算可以「審視」，最後得出「給人丟到地面」的結論。於陳文成家人而言，韋契特的一番話猶如春雷乍響，官方沒有調查結果，但民間的調查已然把警備總司令部的謊言戳穿。李旺陽則是迅速火化，連質疑的機會都沒有，如果明年中國國務院反駁西方的人權報告，自詡中國人權大有改善，我相信，還記着「李旺陽」這三個字的都不會同意。

中共和國民黨在對待不同政見者是孿生式的同一手段，和這兩個政黨是列寧式政黨有直接關係。更進一步的是政治自卑感作祟，宋楚瑜是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碩士、喬治城大學博士，論文師從政治學者Jeane Kirkpatrick研究中美關係。以一個接受如此深厚西方教育的學者型官員，理應充滿理性客觀，可是宋楚瑜掙脫不了軍機處行走的封建，無法擺脫中國政治裏的桎梏，所以才有「損害國家主權和法律尊嚴」之語。這些話，中共後來拾宋楚瑜牙慧，一談到人權，馬上祭出「不容侵犯」，新意一點都沒有，折射出是威權政治不因黨派之別而不同。

李旺陽之死比起陳文成不值，陳文成死後，美國國會舉行聽證會，炮口朝着台北，蔣家政權被迫調整政策，其中縈縈大者有三，一、警備總司令部以後約談不同政見人士，不能隨意秘密約談；二、取消海外黑名單；三、國民出入境毋須警備總司令部同意。一九八六年，民進黨正式成立，嗣後是開放黨禁；一九八七年，台灣宣布結束長達三十七年的戒嚴期；一九八八年，台灣開放報禁。今天台灣已是一個西方政治學裏的正常政權，陳文成案毋庸置疑是其中一個觸媒。

中共心狠手辣

李旺陽悲情身故，只留下一坯骨灰，無以控訴中共殘暴，在這一點，中共比一九八一年的國民黨來得心狠手辣，與一九四六年國民黨的無法無天不遑多讓。李旺陽懸着窗前的圖片帶來的震撼，令人從大國崛起的說詞中清醒過來，偏安一隅的港人無語問蒼天，彼蒼者天，曷其有極。我找到陳文成案主角之一、美聯社記者周清月的一篇文章〈寫給台灣的情書〉——

「一九八一年，真是好久以前的事，當年政治的封閉、言論的壟斷、異己的肅殺，已成昨天的夢魘。台灣人誰也不想、也不會再過那種日子。年輕人也想像不出，他們的爸爸媽媽，曾經提心吊膽地過日子，怕說錯話，怕認識錯人，怕讀錯書，怕出現在錯的場合。陳文成若投胎，一定會覺得現在的日子，太好混了。他當年惹火當權者，只不過是因為在海外支持島內黨外的民主運動而已。他若還活着，一定會很羨慕現今海外異議人士的權利。」

一九八一年，陳文成被殺，屍棄台灣大學；
一九八八年一月十三日，蔣經國去世，台灣從此脫離獨裁的兩蔣年代。

前後七年。

一九四六年七月，李公樸、聞一多先後遇刺；
一九四九年，國民黨兵敗如山倒，撤走大陸。

前後三年。

溫曉連 - 對付人民的畸形巨獸

2012年6月10日

【明報專訊】早前的陳光誠逃亡經歷，到最近的李旺陽「自殺」懸案，已經暴露出國內的國安系統，已演化成一個大毒瘤，某程度上，地方的維穩機構，已經發展到不受中央控制的一個畸形部門。

2000年以前，國家安全機關仍是以一個相對正常的方式運作，基本上直接由國家最高領導層掌控。但1999年7月以後，中央窮一切力量鎮壓法輪功，為方便懲治人員，更有效地徹底鏟除在基層社會的法輪功勢力，於是在2000年8月開始，改組全國的國家安全系統。

在體制調整之前，地市級國家安全機關要員，是從屬於地方政府架構內，並且要由地區人大常委會任命，但改制之後，變成地方安全廳的直屬機構，國安局領導層亦不再需要由人大常委會任命，換言之，全國的國安系統，基本上已脫離政府和人大機構，高層任命與運作，可以不需地方政府過問。

整個國安系統，大致分成對內和對外，對外的主要擔任涉及境外，包括港、澳的情報工作，對內的，就是遍佈在各地方公安機構內的國內安全保衛處，俗稱國保，近幾年，他們主要對付國內的維權和異見人士。

國安權力無限膨脹

由於工作關係，筆者間中需要跟國安和國保人員「交流」，對他們實際運作略知一二。國安人員由於對外，教育程度較高，辦起事來一般懂得基本的法律程序，不容易使用武力，但國保人員就剛好相反，他們不會跟你講道理，也很少理會法律條文規管，可以說，他們辦事只求目的，不擇手段。

胡、溫上台後，繼承了整個國安系統，更加以建構和諧社會為名，提供一切財政上的資助，令這個國安系統權力無限擴張，發展至今，每年全國的維穩經費，已經達到7000億元人民幣，比興建航母、戰機，與及供養百萬解放軍的國防開支，還要巨大，堪稱全世界規模最大的一個情治系統。

結果，權力加上金錢，造就這個國家安全系統，變成一隻不受控制的巨獸。

勾結黑幫兵賊一體

近幾年，由於財政充裕，他們可以僱用大批非政府人員。所謂非政府人員，實質上就是地痞流氓，為了控制民眾，地方維穩官員不惜與地方黑社會勾結，聘用無業的外地人，協助地方政府處理拆遷、收地等群眾事件。

不只一名基層官員跟筆者說過，他們現在最怕的，不是上司或是民眾的工作要求，而是地方的公安系統，因為只要他們以維穩為由，提出一切要求，文官系統內所有政務都要讓路。

在偏遠地方，實際上兵、賊早已融為一體，村鎮裏的群眾面對的，其實不是穿制服的執法人員，而是跟他們有著千絲萬縷關係的黑社會組織。在維穩的大前提，基本上沒有人敢質疑他們的權力。

筆者幾年前，採訪過湖北省一宗司法人員被當眾毆打的事件，跟當事人交談時，他竟然不敢追究行兇者，因為他知道，他在審理的案件，涉及一個當地公安的親戚，他說﹕「連我們的縣委書記都不敢吭聲，那我們芝麻綠豆小官，還可以幹什麼呢？」

由此可見，在維穩幌子下，行政、司法都要服從於國家安全機關，用無法無天來形容他們的行徑，一點也不過分。

最值得我們憂慮的，是由地方到中央，這個國安系統，都顯示出其獨立王國、不受制約的一面。如果這個系統被某一派野心政客所掌控，後果不堪設想。

事實上，近幾年來，中央官員的口徑，跟國安機構的行徑往往南轅北轍，已顯示了危機早已隱隱約現。

維穩政策向香港擴張

對一般港人來說，什麼國安、國保似乎離開很遠，但其實正好相反，維穩政策早已擴展到香港，隨著國家安保系統的膨脹，近兩年，他們已大舉進駐香港。

回歸初期，他們只是來港收集各界材料，又或在領導人到訪前作部署準備，但最近，他們在香港的活動變得相當頻繁，甚至進行著半公開式活動。在過去短短一年間，筆者已經不只一次，在香港一些群眾活動裏，碰到在內地遇見過的國安人員。

從去年副總理李克強訪港、到區議會選舉、再到年初的特首選舉、甚至是最近的反拉布示威，香港頻頻出現了回歸以來罕見的異象。

以筆者多年來跟情治人員「交流」的經驗，這些異象，似乎都充滿著他們慣常處事手法的影子。

香港回歸祖國快將15年了，我們跟內地的政局，已經血脈相連，若果香港人仍然沉醉於一國兩制這個虛幻承諾當中，以為對國家政治發展不聞不問，就是明哲保身之道，那類似陳光誠、李旺陽事件，早晚會在香港重演。

古德明 - 隨函附上

am730   中華正聲專欄   2012年06月06日

二零零五年九月十五日《招職》有《文言套語》一文，教人學用「商務書信中常見的文言套語」，其一是：「隨函附上xxx，敬希查照。」但這其實不是文言套語，而是英文。

按「附」、「隨」兩字同義。例如漢朝王充《論衡•率性》說，西門豹性急，佩韋(牛皮)在身，提醒自己要像牛皮一樣軟韌；董安予性緩，則佩弦，警惕自己要像弓弦一樣緊張：兩人「韋弦附身，成為完具(無過失)之人」。《漢書》卷九十一說，羅裒在京師營商，「隨身數十百萬(錢)」。上述「隨身」、「附身」，意思無別。中文不會畫蛇添足，說羅裒「隨身附帶數十百萬」或西門豹、董安于「韋弦隨身附帶」。

清朝袁枚《小倉山房尺牘》卷下《與似村》一函末句說：「附告世兄，一笑。」文言文怎會有「隨函附告」這樣的笑話。

「隨函附上」明顯是直譯英文Enclosed with this letter，例如Enclosed with this letter is a cheque for $500直譯是「隨函附寄五百元支票一張」。但中文是中文，何必字字受英文指揮。中文說「謹附上五百元支票一張」就可以，「謹」字還可添一點客氣。

「隨函」之外，「附上」一詞，現代漢語人也不懂得用。請看港漁農自然護理署培訓課程申請表上，除了要申請人自述工作詳情，還「請附上相關之證明文件副本」。浙江溫州甌北鎮第五中學今年二月十日有招聘廣告說：「請附上近期生活照片。」那個「上」字，他們會寫，卻不知其義。

中文從來以「上」表示對方尊貴，以「下」表示自己微賤，所以對方的家是「府上」，自己的則是「舍下」；寫信給人家多是「敬上」，請人回覆則常說「示下」。漁農自然護理署和甌北第五中學叫人家「附上」證件副本、生活照片等，就如說「我的府上」一樣，簡直貽笑大方。

前臺灣大學教授葉嘉瑩二零零四年一月八日致函中共高級幹部唐雙寧：「唐主席雙寧先生大鑒：惠函及附下大作詩文及報刊所發表之書法，均已拜收……附上書一冊，文稿二篇，請指正。」「附上」是說自己寄給對方，「附下」是說對方寄給自己。葉嘉瑩生於民國初年，雖然晚年附逆，但小時的確讀過點傳統中文，「上」、「下」的用法，分得清清楚楚。

現代漢語人卻只會查英漢詞典。第七版《牛津高階英漢雙解詞典》enclose一字，有「隨……附上」這解釋，並沒有「附寄」或「附下」。現在enclose幾乎一律變作「附上」，就是這個道理。

作者專研中英文，以寫作、翻譯為業。  (逢周三刊登)

六四廿三年祭：台北自由廣場的紀念晚會

有趣的是，六四歷史短片，旁白是廣東話。

香港同學陳民官唱了兩首歌，非常有感情。

當晚的驚喜，陳明章現身演唱三首歌曲：

讓我為你唱一首古老的搖籃曲

好一朵美麗的茉莉花

望你早歸

 吾爾開希壓軸演講，表示無懼是六四學生留下最大的政治遺產，
無懼是非常快樂的狀態。

晚上七點開場，約十點十分散場。因為人少，一下就散光了。

六四廿三年祭：陳也 - 孩子的六四

香港蘋果日報   2012年6月5日

帶着牛王頭，已經八年，除了坐月子那一年沒辦法出門，孩子跟我們年年到維園，在大喇叭高分貝廣播着「平反六四」口號時，那一年孩子才一歲，趴在我背上的嬰兒架中，歪着小腦袋睡着了。兩歲開始，他不再爬上我們的背，爸爸把他抱着，維園那些熟悉的角落，他坐得很慣似的，沒扭計。上了幼稚園，他更懂事了，雖然不大情願，有時會掩着耳朵，可還是陪着我們到維園，風雨不改。有一年還是發着低燒，以為他會為難我們，結果沒有。也許是藥物影響，他比平時安靜，樣子獃獃的，燃點燭光時，孩子眸子裏閃閃的，像承受不住六四傷痛的淚光。我眼淚差點掉下來。天安門父母親失去了孩子，天安門妻子失去了丈夫，天安門孩子失去了父母，年年六四，他們的眼淚，比維園這片燭海閃得更厲害，全年就有這麼一個夜晚，維園在低泣。燭光淚影廿三年，這不是流淚比賽啊，看着別人灑淚的那批表示「不願置評」的政治動物，還算是生物，我很疑惑。

我像電視台記者那樣問牛王頭為什麼六四要去維園，「是紀念那些死去的人。」他毫不遲疑回答。嗯，孩子正直，將來肯定不會做特區領導人。我放心。 

自由花 自由火 永不滅

六四廿三年祭：李怡 - 年輕人的奮起見證中國和香港未來

香港蘋果日報   蘋論   2012年6月5日

「沒錯，我們累了。但別忘記，當權者何嘗不累？正義，總是站在能堅持的一方。請看昂山、甘地，他們有誰是十年八載就能改變社會氣候呢？即使我們改變不了國家，我們的下一代會繼續的。」這一段昨天在〈蘋論〉網頁的讀者留言，被昨晚維園的燭光見證了。為一個歷史事件每年數以十萬計人群集會悼念、提出相同的訴求，持續23年，累不累呀？記憶中的這個事件不會模糊嗎？每年參加同樣的活動沒有彈性疲乏嗎？

當初積極參與這活動的人群，有的可能真是累了，有的更是離開人世，但這個每年的燭光集會不僅仍然進行，而且從2009年開始，人數更從十多年來的4、5萬人，飆升到15萬人，達到甚至超過屠城的翌年──1990年。今年更超去年達到18萬人。這是香港人創造的一個人類活動的記錄，也可以說是一個奇蹟，應該可以入健力士大全了。甚麼原因？燭光集會上許多年輕的臉提供了答案。支聯會多年前提出「薪火相傳」的口號，但相傳不會有人數激增的「躍進」，越來越多年輕人的參與，是因為他們從這幾年的許多事實看到，這個國家的掌權者是殺害年輕一代並摧毀中國未來的統治集團。

早幾天是中國兒童節，年輕作家韓寒在他的博客中，寫他近年看中國新聞的「一個最深的感受：這個國家最對不起的其實就是兒童。從計劃生育到三聚氰胺，從嫖宿幼女到克拉瑪依，從食品安全到應試教育，從小悅悅到校車……無論城市，無論山區，這個號稱正在盛世的國家一直沒有能夠給予兒童足夠的庇護，就連出個天災，最倒楣的也是在校舍裏念書的孩子。」為甚麼中國盡是有關傷害兒童的新聞？因為這是23年前發生的一場殺孩子的六四慘劇所延伸的惡果。孩子是人類的未來，青年是國家的未來。毛澤東1957年在莫斯科對中國留學生說：「世界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但是歸根結底是你們的。你們青年人朝氣蓬勃，正在興旺時期，好像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希望寄託在你們身上。中國的前途是屬於你們的。」毛說的是事實，但他只是說得漂亮，實際上他最會利用年輕人去達到他的權力慾望。只不過，中共過去不會否定中國的未來是屬於青年的，一個政權絕不可以自己毀掉自己的未來，直到89年的六四。

六四的槍聲伴隨掌權者的叫囂：不惜再殺20萬，換來20年穩定。接下來的新聞除了韓寒所提到的之外，還有血汗工廠的童工，山西的黑窯童奴，劣質奶粉造成的大頭娃娃，地震中豆腐渣校園學童，還有接連不斷的校園屠殺到延綿不絕地打工青年們的跳樓自殺……這一切，都是六四殺害年輕人的結果和延續。因為當掌權者不再珍惜年輕人的生命，以屠殺孩子換來自己權力的「穩定」，那麼政權和社會也就不會保護孩子。六四無疑是毀滅中國年輕人的標記。

統治集團的掌權者只顧自己的權力，這23年他們以斂財和把財產、家人轉移國外為職志。他們又不顧香港基本法的規定，把權力魔掌伸向香港。中國的年輕人敢怒而不敢言。香港的年輕人奮起了，這是參加六四燭光集會的年輕人越來越多的原因。

中國的政治現實難令人樂觀，香港的政治也漸被中共的專權政治蠶食了。老一輩的民主大佬李柱銘退下後，接棒的中生代不成氣候，支持民主的市民無所適從。昨日有留言說：「含淚到維園的人，祇有雙重含淚。」但年輕人永遠是我們的希望，他們愛真理、擁正義，不怕苛政猛於虎。見證中國和香港未來的，不是如狼似虎的政權及其在香港的延伸，而是昨夜那感動全世界的燭光。

周舵 - 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十字路口

2012年6月5日

【明報專訊】“編按：六四「天安門廣場四君子」之一周舵投書本報，談及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問題。

周舵1989年時任北京四通集團公司綜合計劃部長，與劉曉波、侯德健、高新在1989年6月2日宣布絕食72小時，被稱為「廣場四君子」。六四後周舵被捕，遭關押一年。”

今年3月「薄王事件」之後的北京城，瀰漫着一股1988年下半年、1989年上半年的味道，一股政局不穩、人心惶惶，「山雨欲來風滿樓」的味道。政治敏感的人們都預感將有大事發生，但會是什麼事，沒有人知道。比較謹慎的人，也都認定至少未來5至10年，巨變不可避免。劉易斯拐點到來，經濟增長趨緩，全面腐敗侵蝕到社會每一個細胞，道德滑坡，社會潰敗，治理失效，貧富懸殊，群體性事件此起彼伏，各種政治主張不但互不相容並且日趨極端化，社會各界對執政黨施政混亂、不作為亂作為的不滿幾乎到達沸點，不論到哪裏，只聽見罵聲一片……一切迹象都指向一個方向：爆發。60%以上的精英階層「用腳投票」，急於往國外移民，就是一項最明確的「大變將至」的指標。

各界有識之士普遍認為：改革開放34年，執政黨現在已經走到了茫然失措、不知往何處去的十字路口。沒有方向，沒有路徑，沒有動力和魄力，沒有歷史責任感，沒有綱領，沒有理論指導，沒有起碼的共識，完全是一團亂麻。混一天算一天，不作為、平庸無能，這已經是最客氣的評價。這就是為什麼會有那麼多的人，既包括民眾、也包括精英在內，紛紛對薄熙來的「敢作敢當」寄予厚望的一個重要原因。

不作為，隨波逐流，「腳踩西瓜皮，滑到哪裏算哪裏」，「拖」字訣治國，明顯地混不下去了，勉強拖下去的話，拖到嚴重的社會政治危機一起爆發，那時再想改革，就什麼都來不及了。薄熙來的開歷史倒車，企圖復活毛澤東思想和「文革」那一套，更是死路一條。除了這兩條路，剩下的無非是，要麼漸進、有序、可控地改革，要麼「不會改，亂改」，漸進改革變成激進革命，有序變成無序、可控變成不可控，整個國家被破壞性巨大的洪水冲向不可知的方向。

我本人歷來主張走漸進、有序、可控的改革之路，為此多年來發表了許多文章，一而再、再而三地鼓吹，最近還在我的新浪微博（網名「舵爺第一」）上發表了一篇系統論述如何走通這條漸進改良之路的文章〈建設和諧社會需要高瞻遠矚的頂層設計〉，全文近3萬字，僅摘要也有7000多字。許多朋友看後批評說，現在是速食文化時代，決策者不會看你這麼長的文章。其實想要簡單化也很容易，無非是兩大要點：對內抓住「憲政」，對外抓住「中美關係」，其他就都好辦了。

憲政，而非民主

政治體制不改不成，這已是當今朝野共識，但亂改還不如不改，卻相對而言被人忽視。民主化這道門不進不行，否則中華民族在當今世界就是另類、孤兒、野蠻人、邊緣人，就無法解除「中國威脅論」的眾多疑慮，但「民主化」或「政治現代化」不是好玩的，衡諸歷史，世界各國政治現代化失敗的案例遠多於成功的榜樣，德國和日本片面追求富國強兵的民族主義、法西斯主義道路，法國大革命、俄國十月革命的激進革命模式，都是政治現代化災難性大失敗的鮮明例證。

誰成功了？英國、美國，和一切善於學習英美現代化模式的聰明人、聰明民族。

英美模式，一言以蔽之，就是「先憲政後民主」；或者說，「先自由後民主」、「先法治後民主」、「先人權後民主」，因為，憲政、法治、自由權利、人權保障，根本是一回事。而如果民主就是「普選制，一人一票投票然後少數服從多數」的話，如果民主就是民粹，就是多數人，特別是多數窮人不容置疑、不受約束的統治的話，民主卻有可能和憲政、法治、自由、人權保障矛盾衝突，甚至根本不相容。

仔細想想當今中國所有的嚴重問題，哪一樣不是源於憲政不上軌道，因此各級黨政官員濫用權力，要麼胡作為，要麼不作為所致？解決之道不是民主，是憲政，尤其是獨立司法，即公平正義的司法審判和強力執行。每年多達逾10萬起的群體事件，80％至90%是由於司法不公，司法不作為、亂作為；而這又是由於各級黨委大權獨攬，把黨、政、軍、警、立法、司法等等權力集於一身，不受監督約束，任意干預司法所致。

說得稍稍誇張一點，解決了司法公平正義的問題，中國的問題就基本解決了，至少也是解決了一半多，而這是在一黨制之下，在沒有普選制的情况下，也可以在相當大的程度之內解決的——雖然這種辦法不徹底、不理想，但風險小、可操作性大。

G2，而非多極世界

毛澤東的後半生昏招迭出，唯一可稱道處，是邀請尼克遜訪華，聯美反蘇，中國的國際地位頓時大變，一步登天，也給鄧小平主政之後推行親西方的改革開放預鋪了道路。太遺憾的是，中共除經濟理論之外的主流意識形態至今僵死不變，還是馬列主義反西方、反資本主義那一套。流毒所至，極端民族主義惡性膨脹，網絡上充斥着昧於大勢，昏頭昏腦、不顧死活，自以為愛國、實則害國的非理性叫囂，與100多年前的義和團暴民，以及自命愛國清流，實則蠢得要死，禍國殃民的倭仁之流如出一轍。奧巴馬上台，原本對中國滿懷善意，頻頻向中共伸出橄欖枝，甚至冒天下之大不韙，提議和中國結成G2，中美共治天下。這種天上掉餡餅的大好事，中共主政者不但不接招，反而再三羞辱美國總統，背離鄧小平「韜光養晦」的明智決策，跟隨軍內少壯強硬分子的叫囂起舞，公開提出「南海是中國的核心利益」，不但惹惱了美國，也讓南海周邊國家頓生敵意，致使中共20餘年的外交努力付諸東流。

讀一點軍事史，就應當知道，自古以來，自大、輕敵，衝動、不理智，是最大的敗亡之道。中國近10年來的經濟高速發展，和搭上「全球化」的便車密不可分，而全球化這台車能跑起來，是靠「聯合國的合法性」加「美國的實力」這兩個輪子。美國霸權、霸道不假，經常自私自利還不承認也不假，但那不是平白無故從天而降的，是當年美國大兵和德意日法西斯血戰掙來的，是美國的硬實力加軟實力無人可以取代，被世界各國公認而推舉出來的，是美國給全世界提供了「國際秩序」這個極其重要的公共產品而合理合法得來的。

多年前讀過一篇文章，至今印象深刻。那作者說，歷史上凡是和老大叫板、和老大作對的老二，全都沒有好下場，全被老大幹掉；而凡是入伙、搭老大便車的老二，最終都成了老大。

我們可以看看一個案例，林彪和鄧小平。林彪叫板，被幹掉；鄧小平服軟，給老大猛檢討，寫肉麻之極的效忠信，最終成了老大，得以開創改革開放的新局面。

中共軍中其實不乏智者，如劉精松上將就坦言，中國沒有要和美國叫板、想取代美國的意思，這既不可能，又不必要。可不是嗎，搭便車，又不出錢出力，又得大實惠，哪有不搭之理？就讓傻老美去幹那些出力不討好，賠了夫人又折兵的蠢事，這有何不好，有何不對；哪點不好，哪點不對？

總括一句話：徹底告別馬列毛那一整套昏頭昏腦的極左意識形態，從中華民族的長遠、根本利益出發，緊緊抓住兩大關鍵——對內，緊抓憲政；對外，緊抓G2；中華振興、崛起，基本上可以說就是板上釘釘的事！

陳雲 - 如何看待左翼？

雅虎香港   三文治專欄    2012年6月5日 

一連五次，拆解左翼袒護大陸人在香港撒野的「左翼五論」，目標除了捍衛正義和香港本土利益之外，是要令香港市民辨別清楚，何謂理性與邏輯，不要被左翼理論蒙蔽。至於左翼能否反省，知所進退，看他們的造化了。

本年二月，在雙非人侵佔香港福利，侵佔香港產科床位而令本地孕婦要睡走廊、睡帆布床的時候，我呼籲立即停止雙非人入境產子博取香港居留權，我連床位的事也沒有多講，因為這是枝節問題。左翼的辯論方法，是說港府的人口政策錯誤，假設香港出生率持續降低而裁減公立醫院的產科，雙非人來了，卻令床位供應不足，故此要解決香港本地產婦的床位問題，要從醫療政策了理解，醫院增加床位，才是正途。

這是令人氣結的辯論方式。左翼的看法當然不是錯，但是捨近圖遠，緩不濟急，不能面對現實。增加產科床位，當然是解決問題的方法，但假如不截停雙非人湧來香港，香港增加幾多床位都不夠用的。反而截斷雙非人之後，即使產房床位不增加，也可以舒緩一下床位緊張的局面。此消彼長，這是好簡單的算術加減的問題，但左翼卻假扮理性和徹底，要從產科的床位政策來透徹研究問題。他們甚至說，即使減少雙非人來港，但假如政府不增加產科床位，香港孕婦也是無法得到妥善照顧的。他們總是迴避雙非人的問題。

左翼的問題，是他們不能辨別誰是弱勢，誰是受壓迫的人，而受到壓迫的人擁有多少道義，是否值得支援。國際上，他們認為美國是頭號強國，於是就會壓迫異己，當中受壓迫的就是中共，於是他們同情中共。在上世紀四十年代，這種同情中共的態度也許有點道理，但到了二十一世紀，中共已經加入全球化資本主義剝削，只是剝削的是中國大陸和其他窮國而已。至於來香港的大陸人，是否弱勢，要看他們的身份和態度。大陸的富人比起窮人，當然不是弱勢，很多來香港的，態度囂張。窮人比起富人，是弱勢，但他們來香港依然態度囂張，因為他們覺得是來救濟香港的，一旦香港人勸他們不要野蠻和撒野，他們就會高舉中國統一的大招牌，狐假虎威，甚至臭罵香港人不懂得講普通話。

左翼的理論，如國際公義、國際弱勢者大團結之類，我是支持的，也希望將來香港自治之後可以實踐。然而，左翼的情勢判斷卻是錯誤的，他們抨擊香港人捍衛本土利益和維護族群文化的運動，認為是盲目排外、是自我封閉，這輕視了中共帝國殖民主義對香港的侵害，會令大家麻痺大意，大家要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