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蘋果日報
2013年10月18日
蘇錦樑有一籃子不能說的秘密，但又脅於形勢，排泄了一點機密。
有種的，就以行政會議保密做擋箭牌，打死都不吐一個字好了，多一句詭辯就多點噪音，剝削港人娛樂權力之餘，連身心健康都要加害到底，沒有公義就預了，還有沒有公德啊。
什麼叫電視發展要「循序漸進」啊，這個政府在搞什麼程序啊，一拖再拖，拖了許多人生活最基本需要那麼多年，還想怎麼漸進？咸豐年前本港免費電視台在佳視倒閉後，便三減一得二，幾十年因循過去，按程序再拖了三年多，用上了打日本鬼子的時間，才再發牌，不過，要照顧市場秩序，是兩個而不是說好的三個。怕什麼啊？怕電視台經營不善會倒閉，倒閉後有人失業？就像當年律政司不起訴胡仙，也以避免製造大量失業，這個以慈悲亂法的政府，果然很會替勞工着想。荒謬的是，行政會議開完了，立時就有三百多人失業給你看。
什麼以香港市場的廣告量，不能養活五間免費電視台，聽什麼顧問報告評估什麼持續經營能力，那班行會議員好像很懂得代商家打算盤，估算吸納新移民能力接待遊客能力，卻又沒膽量算到那麼盡。
那昏睡百年的亞視還在，還盤算什麼怕什麼啊，正如那誰說，商人的商業活動失敗，關公義啥事、關政府啥事？香港人剛剛只配有四間免費電視台，而絕非五間？
難為蕭若元在網台說這等如發銀行牌照，得審慎。電視台倒閉對大眾來說就是少了個選擇，什麼時候政府未雨綢繆到怕市民忽然少了選擇，於是先逼你少一個選擇，這算期望管理嗎？為怕你將來會失望，趁早絕了你的望？
現在民意沸騰如此，週日都搞遊行去了，分明有心讓失望提早暴發。怕媒體影響力大，不聽話的很難控制？那王維基何止是魔童，簡直是靈童，還沒啟播，便出現維穩政府最怕出現的局面。
腦殘不表示不精刮，只是腦袋有部份拿去服務另一籃子的男子去了，殘缺的是公道心。如此一籃子政客，到底怕什麼？內地有把官話倒過來理解的文化，此文化現今在香港已成功接軌，中港融合了，蘇錦樑也說了，這決定絕對與政治無關。
2013年10月18日 星期五
添馬男 - 發牌與官僚理性終結
中門大開 香港蘋果日報
2013年10月18日
王維基電視夢碎，由此反映自殖民地到一國兩制三十年之間，一步一步倒退。王維基由加拿大回流，起初搞回撥長途電話，遇上港英計劃開放電話市場，93年成立電訊管理局由澳洲聘請艾維朗做主席，負責策劃整個電訊市場開放，打破香港電訊壟斷，王維基的城市電訊以一系列出位廣告如「殺價超人」、「任你上」深入民心。第二波電訊開放來自固網，佢成立香港寬頻。當時港英市場開放政策以理性為基礎，由外國專家引入澳洲經驗。
香港難逃沉淪命運
王維基食住市場開放而成功，佢以為可過三關，押注第三次市場開放、更大影響力嘅免費電視。由開放政策之規劃、研究，都係由技術官僚主導，同時開放仲有數碼廣播電台。上屆政府希望通過開放市場刺激文化創意產業，用意良好，符合香港利益。殊不知換咗老闆後，政府決策多咗好多hidden agenda，王維基仍相信技術官僚，以為可以壓過政治勢力干預。
公務員及技術官僚一定向王維基派過定心丸，包括批出將軍澳工業邨用地畀佢起製作中心，王維基乃生意人，佢積極進取應有一定基礎，唔會全部係一廂情願。按目前透露內幕，由通訊局、工商及科技局、到三司會審，都表態支持發牌予王維基，而行會內官僚出身包括葉劉、羅范及林煥光，也支持發三個牌，由此可見，從官僚行政程序而言，發牌予王維基乃理所當然。
上屆政府最後一年，情況起咗變化，文件遲遲唔能夠交上行會討論，結果一拖再拖，明顯政治考慮壓倒官僚理性。從數碼廣播發牌可見，特區政府有政策，建制勢力有對策，用各種方法扭曲開放政策，其中一個方法係hea做，獲牌照之營運者根本無心做，鳳凰衛視係數碼廣播營運者，但大家唔多覺，真正有心營運嘅大班DBC，就忽然發生股東內訌，將大班趕出局。
今次獲發牌嘅有線及now，好可能都係hea做，大家有默契地維持現狀。王維基同樣死於真做，有人認為佢拍劇唔搞新聞時事，對特區及北京冇乜威脅，此言錯矣，劇集係意識形態產品，入屋，深入民心。TVB劇集反智及去政治化，完全符合維持現狀需要，若王維基拍出反映民心民情劇集，北京始終唔會放心。
王維基慘案，宣告香港一切決策，進入政治掛帥年代，再無官僚理性可言，特區管治大敗局，其勢已成，香港逃不過向下沉淪命運！
王維基電視夢碎，由此反映自殖民地到一國兩制三十年之間，一步一步倒退。王維基由加拿大回流，起初搞回撥長途電話，遇上港英計劃開放電話市場，93年成立電訊管理局由澳洲聘請艾維朗做主席，負責策劃整個電訊市場開放，打破香港電訊壟斷，王維基的城市電訊以一系列出位廣告如「殺價超人」、「任你上」深入民心。第二波電訊開放來自固網，佢成立香港寬頻。當時港英市場開放政策以理性為基礎，由外國專家引入澳洲經驗。
香港難逃沉淪命運
王維基食住市場開放而成功，佢以為可過三關，押注第三次市場開放、更大影響力嘅免費電視。由開放政策之規劃、研究，都係由技術官僚主導，同時開放仲有數碼廣播電台。上屆政府希望通過開放市場刺激文化創意產業，用意良好，符合香港利益。殊不知換咗老闆後，政府決策多咗好多hidden agenda，王維基仍相信技術官僚，以為可以壓過政治勢力干預。
公務員及技術官僚一定向王維基派過定心丸，包括批出將軍澳工業邨用地畀佢起製作中心，王維基乃生意人，佢積極進取應有一定基礎，唔會全部係一廂情願。按目前透露內幕，由通訊局、工商及科技局、到三司會審，都表態支持發牌予王維基，而行會內官僚出身包括葉劉、羅范及林煥光，也支持發三個牌，由此可見，從官僚行政程序而言，發牌予王維基乃理所當然。
上屆政府最後一年，情況起咗變化，文件遲遲唔能夠交上行會討論，結果一拖再拖，明顯政治考慮壓倒官僚理性。從數碼廣播發牌可見，特區政府有政策，建制勢力有對策，用各種方法扭曲開放政策，其中一個方法係hea做，獲牌照之營運者根本無心做，鳳凰衛視係數碼廣播營運者，但大家唔多覺，真正有心營運嘅大班DBC，就忽然發生股東內訌，將大班趕出局。
今次獲發牌嘅有線及now，好可能都係hea做，大家有默契地維持現狀。王維基同樣死於真做，有人認為佢拍劇唔搞新聞時事，對特區及北京冇乜威脅，此言錯矣，劇集係意識形態產品，入屋，深入民心。TVB劇集反智及去政治化，完全符合維持現狀需要，若王維基拍出反映民心民情劇集，北京始終唔會放心。
王維基慘案，宣告香港一切決策，進入政治掛帥年代，再無官僚理性可言，特區管治大敗局，其勢已成，香港逃不過向下沉淪命運！
丘亦生 - 聯匯與三位一體的殞落
金融雲端 香港蘋果日報
2013年10月18日
昨日是聯繫匯率實施三十周年，財爺曾俊華及金管局總裁陳德霖都先後撰文，合唱聯匯已陪伴港人經過幾許風雨，所以碰不得，即使犧牲了用利率調節經濟的能力。查實，最近越來越多研究顯示，無論固定匯率還是浮動匯率，對於小經濟體來說，貨幣政策都是奢侈品，果真如是，脫鈎似乎又少了一個重要的動力。
經濟學上有所謂「不可能的三位一體（Impossible Trinity）」，即固定匯率、資金自由進出與獨立貨幣政策的經濟開門三件事，都只能像免費電視牌般三揀二。香港揀了固定匯率及自由資金進出，惟有犧牲貨幣政策，加減息的決定由伯南克或明年上任的耶倫說了算。如果想要固定匯率又要貨幣政策，便要限制資金進出，這又動搖到國際金融中心的命脈。
三揀二恐是妄想
原來，三揀二也可能是妄想，倫敦商學院的學者Hélène Rey最近發表研究指出，在資金全球化之下，全球資金的充裕度，受到幾個核心大國的貨幣政策左右，他們的資金鬆緊，會左右國際金融體系的資本流動及信貸增長，以至銀行的槓桿比率。因此，不論行甚麼匯率制度，全球不同地方的股票債券價格走勢均類似。
換言之，外面風大浪大，無論一地施展的是純陽至剛的金鐘罩或借力打力的太極，結果其實分別不大。國際資金的大量進出，都會引發當地的信貸增長過快或收縮過急、銀行財務表現的波動，進而影響到實體經濟起落。全球資金流這道力之大，是很難單單用加息或減息去抗衡的。
因此，就算是浮動匯率，都很難有完全受控的貨幣政策，始終政府也會在意匯率的大幅波動，不會真的放任自流，而這將限制其貨幣政策的施展。Rey的結論是，小型經濟體要真正有自己的貨幣政策，只有限制資金進出一途。不可能的三位一體，在匯率制度的退位後，已變成「水溝油的二元論（irreconcilable duo）」，三揀二變二揀一，在貨幣政策與資本自由進出中取捨。
這個二揀一，對香港來說，無異於無得揀，因為香港要做金融中心，便不能限制資金進出，意味與貨幣政策終究有緣無份。Rey建議，要減少熱錢對經濟的干擾，又不能旨意伯南克會手下留情，體察海外的民間疾苦，惟有推出一些針對金融體系的行政措施，如壓力測試，槓桿比率限制等辣招，來嚴防信貸及資產市場泡沫化。
雖說在波濤洶湧下，船隻有錨無錨，都難免被拋上拋落，就算像聯匯般鈎實了美元，匯率確實變得穩定，但可能只是將調整的壓力轉移至資產價格及通脹，調整一樣是痛，分別在於打頭定打肚。所以就算沒有貨幣政策作為獎勵，也不代表聯匯沒有討論的空間。
昨日是聯繫匯率實施三十周年，財爺曾俊華及金管局總裁陳德霖都先後撰文，合唱聯匯已陪伴港人經過幾許風雨，所以碰不得，即使犧牲了用利率調節經濟的能力。查實，最近越來越多研究顯示，無論固定匯率還是浮動匯率，對於小經濟體來說，貨幣政策都是奢侈品，果真如是，脫鈎似乎又少了一個重要的動力。
經濟學上有所謂「不可能的三位一體（Impossible Trinity）」，即固定匯率、資金自由進出與獨立貨幣政策的經濟開門三件事，都只能像免費電視牌般三揀二。香港揀了固定匯率及自由資金進出，惟有犧牲貨幣政策，加減息的決定由伯南克或明年上任的耶倫說了算。如果想要固定匯率又要貨幣政策，便要限制資金進出，這又動搖到國際金融中心的命脈。
三揀二恐是妄想
原來，三揀二也可能是妄想，倫敦商學院的學者Hélène Rey最近發表研究指出，在資金全球化之下，全球資金的充裕度，受到幾個核心大國的貨幣政策左右，他們的資金鬆緊，會左右國際金融體系的資本流動及信貸增長，以至銀行的槓桿比率。因此，不論行甚麼匯率制度，全球不同地方的股票債券價格走勢均類似。
換言之，外面風大浪大，無論一地施展的是純陽至剛的金鐘罩或借力打力的太極，結果其實分別不大。國際資金的大量進出，都會引發當地的信貸增長過快或收縮過急、銀行財務表現的波動，進而影響到實體經濟起落。全球資金流這道力之大，是很難單單用加息或減息去抗衡的。
因此，就算是浮動匯率，都很難有完全受控的貨幣政策，始終政府也會在意匯率的大幅波動，不會真的放任自流，而這將限制其貨幣政策的施展。Rey的結論是，小型經濟體要真正有自己的貨幣政策，只有限制資金進出一途。不可能的三位一體，在匯率制度的退位後，已變成「水溝油的二元論（irreconcilable duo）」，三揀二變二揀一，在貨幣政策與資本自由進出中取捨。
這個二揀一，對香港來說，無異於無得揀，因為香港要做金融中心，便不能限制資金進出，意味與貨幣政策終究有緣無份。Rey建議，要減少熱錢對經濟的干擾，又不能旨意伯南克會手下留情，體察海外的民間疾苦，惟有推出一些針對金融體系的行政措施，如壓力測試，槓桿比率限制等辣招，來嚴防信貸及資產市場泡沫化。
雖說在波濤洶湧下，船隻有錨無錨，都難免被拋上拋落，就算像聯匯般鈎實了美元，匯率確實變得穩定，但可能只是將調整的壓力轉移至資產價格及通脹，調整一樣是痛，分別在於打頭定打肚。所以就算沒有貨幣政策作為獎勵，也不代表聯匯沒有討論的空間。
林本利 - 選擇性發牌，扼殺創意產業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3年10月18日
拖延兩年多，政府終於公佈免費電視發牌結果，決定只增發兩個牌照給有線奇妙電視及電盈香港電視娛樂。政府在沒有給予合理解釋的情況下，把王維基創辦的香港電視網絡「叮走」。
大部份香港市民得知發牌結果後，都會感到極其憤怒和沮喪。政府漠視民意、罔顧公眾利益，突然改變遊戲規則，肆意剝奪市民選擇權。政府為了保護某些人的政治和經濟利益，扼殺本地免費電視市場，以至整個創意產業的發展，令香港整個社會付上巨大的政治和經濟代價。
過去政府還可以說大氣電波或頻譜屬稀有資源，故此必須限制免費電視的發牌數目。隨着科技發展，現在申請免費牌照的三間公司根本毋須佔用大氣電波，已能夠向全港九成多的住戶提供服務，兼且不收費用，實在看不到政府再有甚麼理據可以拒絕任何一間合資格公司申請免費電視牌照。
負責廣播政策的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樑，在接受傳媒提問時表現得像「人肉錄音機」，重複又重複地說政府考慮過「一籃子」因素，希望「循序漸進」、「健康」地發展免費電視。到底這「一籃子」因素是甚麼，就連牌照申請者事先也不知道；而所謂循序漸進地發牌，那又為何要選擇多發兩個牌照，而不是一個或三個？即使政府顧問說市場最多只能容納四間公司，市場最終亦會汰弱留強，毋須政府操心。況且行會成員中包括失敗商人和失職官員，公眾又怎能相信他們的「選美」眼光？
整個免費電視的發牌程序，由接受申請到公佈結果，都缺乏透明度和公信力，明顯是向市民表達一個信息，就是「權在我手，不服氣就告我吧！」根據報章報道，廣管局早於2011年7月向政府建議增發三個牌照，但上屆曾蔭權政府和現在的梁振英政府卻一再拖延，不落實發牌建議。
之前政府還可說有公司申請司法覆核，故此要延遲發牌。但法院早已判決司法覆核失敗，政府還是一拖再拖。到本周二公佈發牌結果時竟然在股票交易時段事先張揚，令四間相關公司的股價大幅波動。證監會及港交所實應徹查，到底有沒有內幕人士進行買賣，乘機取利。
過去十多年，亞視長期積弱，管理混亂，收視屢創新低。早前通訊局裁定無綫濫用市場支配優勢，從事反競爭行為，損害藝人和歌手的利益。在一台獨大、缺乏有效競爭的環境下，本地免費電視市場變得一潭死水，競爭力大不如前，不少觀眾早已轉為在網上和收費電視收看韓劇和其他地區的節目。現時無綫受歡迎的劇集，觀眾不過兩百多萬人，較上世紀七十年代時，四百萬人口有三百多萬人觀看同一劇集，收視率大幅倒退。
整個免費電視市場萎縮，最受害的就是一群醉心音樂和表演藝術的年輕人，失去發展潛能的機會。早前無綫製作的歌唱比賽節目《星夢傳奇》，讓一群寂寂無名，被埋沒天份多年的藝人有機會一夜成名。然而，若非無綫與四大唱片公司出現商業糾紛，要捧自己的藝人當歌手，在一台獨大的情況下，一眾藝人恐怕亦難有機會發揮表演天份。
本地不少年輕人，創意無限，在多方面具備才能，但在香港卻苦無發展機會，個別要跑到內地、台灣及其他地區去尋找工作機會。過去十年多，政府在西九文娛區的發展一拖再拖，現在又拒絕發牌給香港電視網絡，令一眾年輕藝術工作者失去發揮潛能的機會。由梁振英領導的行會，肆意扼殺香港創意產業的發展，連市民選擇電視節目的權利也剝奪，勢必進一步撕裂社會，令年輕一輩對政府管治更加不滿。
拖延兩年多，政府終於公佈免費電視發牌結果，決定只增發兩個牌照給有線奇妙電視及電盈香港電視娛樂。政府在沒有給予合理解釋的情況下，把王維基創辦的香港電視網絡「叮走」。
大部份香港市民得知發牌結果後，都會感到極其憤怒和沮喪。政府漠視民意、罔顧公眾利益，突然改變遊戲規則，肆意剝奪市民選擇權。政府為了保護某些人的政治和經濟利益，扼殺本地免費電視市場，以至整個創意產業的發展，令香港整個社會付上巨大的政治和經濟代價。
過去政府還可以說大氣電波或頻譜屬稀有資源，故此必須限制免費電視的發牌數目。隨着科技發展，現在申請免費牌照的三間公司根本毋須佔用大氣電波，已能夠向全港九成多的住戶提供服務，兼且不收費用，實在看不到政府再有甚麼理據可以拒絕任何一間合資格公司申請免費電視牌照。
負責廣播政策的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樑，在接受傳媒提問時表現得像「人肉錄音機」，重複又重複地說政府考慮過「一籃子」因素，希望「循序漸進」、「健康」地發展免費電視。到底這「一籃子」因素是甚麼，就連牌照申請者事先也不知道；而所謂循序漸進地發牌，那又為何要選擇多發兩個牌照，而不是一個或三個？即使政府顧問說市場最多只能容納四間公司，市場最終亦會汰弱留強，毋須政府操心。況且行會成員中包括失敗商人和失職官員，公眾又怎能相信他們的「選美」眼光？
整個免費電視的發牌程序，由接受申請到公佈結果，都缺乏透明度和公信力，明顯是向市民表達一個信息，就是「權在我手，不服氣就告我吧！」根據報章報道，廣管局早於2011年7月向政府建議增發三個牌照，但上屆曾蔭權政府和現在的梁振英政府卻一再拖延，不落實發牌建議。
之前政府還可說有公司申請司法覆核，故此要延遲發牌。但法院早已判決司法覆核失敗，政府還是一拖再拖。到本周二公佈發牌結果時竟然在股票交易時段事先張揚，令四間相關公司的股價大幅波動。證監會及港交所實應徹查，到底有沒有內幕人士進行買賣，乘機取利。
過去十多年，亞視長期積弱，管理混亂，收視屢創新低。早前通訊局裁定無綫濫用市場支配優勢，從事反競爭行為，損害藝人和歌手的利益。在一台獨大、缺乏有效競爭的環境下，本地免費電視市場變得一潭死水，競爭力大不如前，不少觀眾早已轉為在網上和收費電視收看韓劇和其他地區的節目。現時無綫受歡迎的劇集，觀眾不過兩百多萬人，較上世紀七十年代時，四百萬人口有三百多萬人觀看同一劇集，收視率大幅倒退。
整個免費電視市場萎縮，最受害的就是一群醉心音樂和表演藝術的年輕人，失去發展潛能的機會。早前無綫製作的歌唱比賽節目《星夢傳奇》，讓一群寂寂無名，被埋沒天份多年的藝人有機會一夜成名。然而，若非無綫與四大唱片公司出現商業糾紛，要捧自己的藝人當歌手，在一台獨大的情況下，一眾藝人恐怕亦難有機會發揮表演天份。
本地不少年輕人，創意無限，在多方面具備才能，但在香港卻苦無發展機會，個別要跑到內地、台灣及其他地區去尋找工作機會。過去十年多，政府在西九文娛區的發展一拖再拖，現在又拒絕發牌給香港電視網絡，令一眾年輕藝術工作者失去發揮潛能的機會。由梁振英領導的行會，肆意扼殺香港創意產業的發展，連市民選擇電視節目的權利也剝奪，勢必進一步撕裂社會，令年輕一輩對政府管治更加不滿。
2013年10月17日 星期四
健吾 - 關於香港（電視）的太多問題
2013年10月17日
【明報專訊】香港的狀况，波譎雲詭。一方面眼睜睜的看着30年前的社會工程（social engineering）慢慢進行，生活各方面的細節都開始受影響了。大家都可以不聞不問，能挑起反撲的，竟然是電視。
明明某公民黨議員在街上的橫額寫着More free TV，現在有多兩條頻道，兩間競爭者已公開表明於投資期內會投放共16億港元。哪位議員還要發動星期日圍政總呢？
能挑起反撲的 竟然是電視
面書人人以like表態，一日內突破30萬like。但香港人，始終是理性的。無成本的like，like一下何妨？有成本的，看着被炒高了的香港電視（1137）股價急劇下挫，就足以證明，香港人始終是香港人。
發牌三選二，王維基滑鐵盧的事件，有太多事情，就連我這種「討厭政治」的人不會明白。不明白，就凡事要問。不如，我把問題羅列出來，懇請各方高手有識之士想想看：
比方說，香港中文大學新聞及傳播學院的梁麗娟講師於港台的新聞中表示，發牌結果「與政治因素無關」。有誰不知道，大氣電波是意識形態建構工具？意識形態就是政治。為何，梁麗娟講師認為獲發免費電視牌照的兩家電視台，是因為他們已經營運收費電視一段時間，在營運電視台方面有經驗。並指出王維基過去較多曝光宣傳，未知會否令政府感到滋擾。我想，當初封小平、王征等人接掌亞視的時候，他們也沒有搞電視台的經驗。亞視也搞了56年了，亞視這麼有經驗，是不是搞得很好呢？再者，較多曝光宣傳，就是滋擾政府嗎？向政府表達意見，也是滋擾政府嗎？那亞視在政總搞的亞生亞姐馬舞show，是不是在滋擾政府？日日電台發聲的名嘴、報紙專欄月旦時事的健筆，是否也在滋擾政府呢？
還有還有 太多太多
市民對電視台的要求是什麼呢？看來，大家都好像把焦點放在電視台的新劇集。我有朋友在維基台工作，也認為他們製作認真，引入大量機器和新拍攝手法。以美劇的製作級數去製作港劇，也吸引了不少有志者，希望為港劇再創一番新血路。只是，有關人等對新電視台牌照的顧慮，根本不是電視劇，而是可以直接影響市民意識的新聞及時事節目。為何現在有電視台會被稱為是旦台，中央十台，皆因不少有上網、有遊行的香港人，都對新聞節目那種被「剪裁的真相」有所懷疑。七一遊行往往和平得很，新聞片卻要把最多的時間放到衝突身上。落區那次，電視新聞看到的小孩，和網上片子那位粗口爛舌的小孩，好像兩個人一樣。這些，都令那些只看免費頻道電視新聞的觀眾，尤其是「保守中產」覺得，香港「好亂，最衰都係長毛」。
還有還有，太多太多。如，為什麼是有線和電盈？不是盛傳某家族要撤資的嗎？為什麼梁振英會把牌照給他那家人？給一個電視牌，不就是正正給他們一件大殺傷力武器，好等那家族在特首普選中發揮政治能量？有線新聞不是出名辣，出名難纏的嗎？還給他電視頻道？那麼，誰要特首選舉亂上加亂呢？原來新電視台與無綫及亞視不同，新電視台將不獲政府分配大氣電波頻譜，只會在高清台中收看。那很明白了，最後能夠洗腦的，就只有無線和亞視。
是不是代表中央有人可hea做
王維基正正是獅子山下精神的代表，白手興家，靠創業不炒賣，最後也得不到牌照。那麼，是不是代表獅子山下的時代已經完結。他給我實在太好的教訓：在香港，中央有人，真的不需要有幹勁有毅力有承擔，hea做便可。我們除了無成本的like，或是和平理性非暴力非粗口的行動，對一個徹底漠視民意的政府，會有效果嗎？有幾多人曾想過，電視台的取態，其實會影響人的思考方式，以及所謂意識形態？除了要「睇新劇」，我們還會想想，為什麼我們要看電視？我們要看什麼電視？是不是免費的電視節目，我們就可以沒有要求，任由電視機中的那些廚娘煎魚也下雞汁？如果你是已按like那30萬人，如果大家都肯看網絡電視，還會支持他們的廣告，兼不介意家中出現很多機頂盒，香港政府要發幾個牌，根本不重要，對不？撐王維基的人，有幾人對香港政府的「行事方式」感到憤怒？曾明言度日如年的林鄭月娥2012年9月2日於商台節目所言：「如政策需修訂，只要將市民利益放第一，就要有勇氣去推翻。」即是，王維基得不到牌照，是將市民利益放第一，有勇氣推翻之後的「結果」？還有，原來，香港的政策是沒有延續性的。那如果我是國際投資者，我聽到你給我地皮搞電視台，卻會不發我牌照。香港發生的所有事情，都是五年一回，推牌一次，重新再來。香港經營成本那麼貴，我為什麼還要來香港？
按like，去遊行，成本都很低，很容易。
只是，然後呢？
這些問題像打翻了的潘朵拉盒子，在我腦中縈繞不散。
常聽人說，在香港，要自求多福。我們在撐什麼？撐王維基的方法，是否只有圍政總一個？不如這樣吧：Like了的人，請動員你沒有上facebook的父或母一起支持，不現身政總，也請罷看雞汁煮食節目一晚。為了要看新電視，你做得到嗎？
【明報專訊】香港的狀况，波譎雲詭。一方面眼睜睜的看着30年前的社會工程（social engineering）慢慢進行，生活各方面的細節都開始受影響了。大家都可以不聞不問，能挑起反撲的，竟然是電視。
明明某公民黨議員在街上的橫額寫着More free TV，現在有多兩條頻道，兩間競爭者已公開表明於投資期內會投放共16億港元。哪位議員還要發動星期日圍政總呢？
能挑起反撲的 竟然是電視
面書人人以like表態，一日內突破30萬like。但香港人，始終是理性的。無成本的like，like一下何妨？有成本的，看着被炒高了的香港電視（1137）股價急劇下挫，就足以證明，香港人始終是香港人。
發牌三選二，王維基滑鐵盧的事件，有太多事情，就連我這種「討厭政治」的人不會明白。不明白，就凡事要問。不如，我把問題羅列出來，懇請各方高手有識之士想想看：
比方說，香港中文大學新聞及傳播學院的梁麗娟講師於港台的新聞中表示，發牌結果「與政治因素無關」。有誰不知道，大氣電波是意識形態建構工具？意識形態就是政治。為何，梁麗娟講師認為獲發免費電視牌照的兩家電視台，是因為他們已經營運收費電視一段時間，在營運電視台方面有經驗。並指出王維基過去較多曝光宣傳，未知會否令政府感到滋擾。我想，當初封小平、王征等人接掌亞視的時候，他們也沒有搞電視台的經驗。亞視也搞了56年了，亞視這麼有經驗，是不是搞得很好呢？再者，較多曝光宣傳，就是滋擾政府嗎？向政府表達意見，也是滋擾政府嗎？那亞視在政總搞的亞生亞姐馬舞show，是不是在滋擾政府？日日電台發聲的名嘴、報紙專欄月旦時事的健筆，是否也在滋擾政府呢？
還有還有 太多太多
市民對電視台的要求是什麼呢？看來，大家都好像把焦點放在電視台的新劇集。我有朋友在維基台工作，也認為他們製作認真，引入大量機器和新拍攝手法。以美劇的製作級數去製作港劇，也吸引了不少有志者，希望為港劇再創一番新血路。只是，有關人等對新電視台牌照的顧慮，根本不是電視劇，而是可以直接影響市民意識的新聞及時事節目。為何現在有電視台會被稱為是旦台，中央十台，皆因不少有上網、有遊行的香港人，都對新聞節目那種被「剪裁的真相」有所懷疑。七一遊行往往和平得很，新聞片卻要把最多的時間放到衝突身上。落區那次，電視新聞看到的小孩，和網上片子那位粗口爛舌的小孩，好像兩個人一樣。這些，都令那些只看免費頻道電視新聞的觀眾，尤其是「保守中產」覺得，香港「好亂，最衰都係長毛」。
還有還有，太多太多。如，為什麼是有線和電盈？不是盛傳某家族要撤資的嗎？為什麼梁振英會把牌照給他那家人？給一個電視牌，不就是正正給他們一件大殺傷力武器，好等那家族在特首普選中發揮政治能量？有線新聞不是出名辣，出名難纏的嗎？還給他電視頻道？那麼，誰要特首選舉亂上加亂呢？原來新電視台與無綫及亞視不同，新電視台將不獲政府分配大氣電波頻譜，只會在高清台中收看。那很明白了，最後能夠洗腦的，就只有無線和亞視。
是不是代表中央有人可hea做
王維基正正是獅子山下精神的代表，白手興家，靠創業不炒賣，最後也得不到牌照。那麼，是不是代表獅子山下的時代已經完結。他給我實在太好的教訓：在香港，中央有人，真的不需要有幹勁有毅力有承擔，hea做便可。我們除了無成本的like，或是和平理性非暴力非粗口的行動，對一個徹底漠視民意的政府，會有效果嗎？有幾多人曾想過，電視台的取態，其實會影響人的思考方式，以及所謂意識形態？除了要「睇新劇」，我們還會想想，為什麼我們要看電視？我們要看什麼電視？是不是免費的電視節目，我們就可以沒有要求，任由電視機中的那些廚娘煎魚也下雞汁？如果你是已按like那30萬人，如果大家都肯看網絡電視，還會支持他們的廣告，兼不介意家中出現很多機頂盒，香港政府要發幾個牌，根本不重要，對不？撐王維基的人，有幾人對香港政府的「行事方式」感到憤怒？曾明言度日如年的林鄭月娥2012年9月2日於商台節目所言：「如政策需修訂，只要將市民利益放第一，就要有勇氣去推翻。」即是，王維基得不到牌照，是將市民利益放第一，有勇氣推翻之後的「結果」？還有，原來，香港的政策是沒有延續性的。那如果我是國際投資者，我聽到你給我地皮搞電視台，卻會不發我牌照。香港發生的所有事情，都是五年一回，推牌一次，重新再來。香港經營成本那麼貴，我為什麼還要來香港？
按like，去遊行，成本都很低，很容易。
只是，然後呢？
這些問題像打翻了的潘朵拉盒子，在我腦中縈繞不散。
常聽人說，在香港，要自求多福。我們在撐什麼？撐王維基的方法，是否只有圍政總一個？不如這樣吧：Like了的人，請動員你沒有上facebook的父或母一起支持，不現身政總，也請罷看雞汁煮食節目一晚。為了要看新電視，你做得到嗎？
蔡子強 - 老虎死了，Pi的那天還會遠嗎？
2013年10月17日
【明報專訊】這兩天看電視新聞，真的十分「心噏」，鏡頭前一個又一個年輕的臉孔，原本以為可以在新電視台發揮創意，大展拳腳，無悔青春，結果卻被政府一個黑箱作業的決定「打沉」。政府終於發了兩個免費電視牌，分別給有線和電盈，但唯獨最先提出申請、態度最為積極、投入資源最多（9億元）、請了最多新人（近500位）、已經開始籌建電視中心、已經脫離紙上作業階段，王維基的香港電視，最終卻未能雀屏中選。
蹉跎青春，摧毀夢想
於是，一個又一個年輕的心靈，便是如此遭到打擊；一個又一個年輕的夢想，便是如此遭到摧毁。雖然有年輕的港視員工在受訪問時說，他們年輕，可以輸得起，大不了從頭來過。但想到他們的青春被這樣的一個政權蹉跎歲月，心裏還是十分黯然。
為何香港電視會大熱倒灶？這不單是王維基、港視500名員工心中的疑問，也是眾多香港市民心目中的疑問，但奈何負責的商務及經濟發展局長蘇錦樑在歷時35分鐘的記者會中，無論記者如何反覆追問，卻只像一部人肉錄音機一樣，說些說了等於沒說的廢話。
‧是不是因為王維基在亞視年代說過不要做《文匯》、《大公》，因而觸動了北京最敏感的神經？
‧是因為他一直就發牌問題最鍥而不捨，因而開罪了政府中人？
‧是因為他主力拍電視劇，對TVB霸權威脅最大？
‧還是因為他最進取，如昨天《明報》所報道，要一口氣開設30條頻道，對現存電視版圖和秩序將會顛覆最嚴重？
還是有其他不可告人的秘密？政府可以半句也不交代嗎？
口口聲聲帶來改變，實際卻鞏固壟斷
很多人支持王維基，並不是因為有何利益瓜葛，也不是因為真的愛看電視劇，而是相信他最有破釜沉舟的決心，最具破舊立新的氣魄，因而能夠為香港電視業帶來一點改變、一點新氣象，為重振香港的創意工業帶來希望。這是從其他兩個申請者身上暫時看不到的。
不單止年輕人，就是我們這些中生代，都覺得今天的香港已經變得十分窒息，再不是七八十年代那個我們見證過生機蓬勃的香港。以電視為例，無綫和亞視如何讓人失望，太多人寫過，毋須筆者在這裏多費唇舌。這也是大家迫切求變的理由。一年前真誠地相信梁振英會帶來改變的人，今天怕且都應該醒覺了吧﹖到了要見真章的時候，他還不是會保護大財團的利益，王維基只能怪自己無權無勢，沒有後台吧﹗
在《少年Pi的奇幻漂流》一片中，片末，主角Pi回憶，說如果不是有那一隻老虎Parker一直在旁虎視眈眈，與自己生死相搏，讓自己時刻高度警惕，半刻不敢鬆懈，激發了他的生存意志，怕且早已葬身大海。
讓事事講求和諧、與政府合作無間的TVB一台獨大，或許會讓當權者感到舒服，但長此以往下去，在壟斷和缺乏競爭下，香港的創意工業將被扼殺，一個口口聲聲要振興香港產業和經濟的人，最後原來卻是鞏固壟斷，扼殺競爭者，這便是政客本色。
沒有普選，連看電視的選擇權也捍衛不到
如今老虎終於死了，那麼Pi壽終正寢的日子還會遠嗎﹖
昨天，一個向來不太熱中政治的朋友跟我說：「哀莫大於心死，對這樣的一個政府，實在愈來愈絕望了﹗醜聞、弊政一籮籮，這也罷了；普選、自由不給你，也都算了；現在連小市民在家中好好地看電視劇的權利，也都要褫奪走﹗」
我相信今天香港若來一個全民公投，看看大家支持發牌給哪一家電視，那麼王維基的香港電視必會是大家的首選。事實上，港大民意研究計劃在6月的調查已顯示，63％受訪者支持發牌給香港電視，比起香港電視娛樂的52％和奇妙電視的50％都要多﹗我敢說，莫講公投，只要是一個普選產生的政府，也不敢如此公然逆民意而行，王維基不會如此死得不明不白，如今他只能慨嘆自己是一個不民主制度下的犧牲者。
所以，這再一次顯示，民主和民生往往是密不可分的，如果沒有普選，分分鐘連在家中看電視的權利也捍衛不到﹗
朋友，終於醒覺了沒有？
蔡子強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講師
【明報專訊】這兩天看電視新聞，真的十分「心噏」，鏡頭前一個又一個年輕的臉孔，原本以為可以在新電視台發揮創意，大展拳腳，無悔青春，結果卻被政府一個黑箱作業的決定「打沉」。政府終於發了兩個免費電視牌，分別給有線和電盈，但唯獨最先提出申請、態度最為積極、投入資源最多（9億元）、請了最多新人（近500位）、已經開始籌建電視中心、已經脫離紙上作業階段，王維基的香港電視，最終卻未能雀屏中選。
蹉跎青春，摧毀夢想
於是，一個又一個年輕的心靈，便是如此遭到打擊；一個又一個年輕的夢想，便是如此遭到摧毁。雖然有年輕的港視員工在受訪問時說，他們年輕，可以輸得起，大不了從頭來過。但想到他們的青春被這樣的一個政權蹉跎歲月，心裏還是十分黯然。
為何香港電視會大熱倒灶？這不單是王維基、港視500名員工心中的疑問，也是眾多香港市民心目中的疑問，但奈何負責的商務及經濟發展局長蘇錦樑在歷時35分鐘的記者會中，無論記者如何反覆追問，卻只像一部人肉錄音機一樣，說些說了等於沒說的廢話。
‧是不是因為王維基在亞視年代說過不要做《文匯》、《大公》，因而觸動了北京最敏感的神經？
‧是因為他一直就發牌問題最鍥而不捨，因而開罪了政府中人？
‧是因為他主力拍電視劇，對TVB霸權威脅最大？
‧還是因為他最進取，如昨天《明報》所報道，要一口氣開設30條頻道，對現存電視版圖和秩序將會顛覆最嚴重？
還是有其他不可告人的秘密？政府可以半句也不交代嗎？
口口聲聲帶來改變，實際卻鞏固壟斷
很多人支持王維基，並不是因為有何利益瓜葛，也不是因為真的愛看電視劇，而是相信他最有破釜沉舟的決心，最具破舊立新的氣魄，因而能夠為香港電視業帶來一點改變、一點新氣象，為重振香港的創意工業帶來希望。這是從其他兩個申請者身上暫時看不到的。
不單止年輕人，就是我們這些中生代，都覺得今天的香港已經變得十分窒息，再不是七八十年代那個我們見證過生機蓬勃的香港。以電視為例，無綫和亞視如何讓人失望，太多人寫過，毋須筆者在這裏多費唇舌。這也是大家迫切求變的理由。一年前真誠地相信梁振英會帶來改變的人，今天怕且都應該醒覺了吧﹖到了要見真章的時候，他還不是會保護大財團的利益，王維基只能怪自己無權無勢，沒有後台吧﹗
在《少年Pi的奇幻漂流》一片中，片末，主角Pi回憶，說如果不是有那一隻老虎Parker一直在旁虎視眈眈，與自己生死相搏，讓自己時刻高度警惕，半刻不敢鬆懈，激發了他的生存意志，怕且早已葬身大海。
讓事事講求和諧、與政府合作無間的TVB一台獨大，或許會讓當權者感到舒服，但長此以往下去，在壟斷和缺乏競爭下，香港的創意工業將被扼殺，一個口口聲聲要振興香港產業和經濟的人，最後原來卻是鞏固壟斷，扼殺競爭者，這便是政客本色。
沒有普選，連看電視的選擇權也捍衛不到
如今老虎終於死了，那麼Pi壽終正寢的日子還會遠嗎﹖
昨天，一個向來不太熱中政治的朋友跟我說：「哀莫大於心死，對這樣的一個政府，實在愈來愈絕望了﹗醜聞、弊政一籮籮，這也罷了；普選、自由不給你，也都算了；現在連小市民在家中好好地看電視劇的權利，也都要褫奪走﹗」
我相信今天香港若來一個全民公投，看看大家支持發牌給哪一家電視，那麼王維基的香港電視必會是大家的首選。事實上，港大民意研究計劃在6月的調查已顯示，63％受訪者支持發牌給香港電視，比起香港電視娛樂的52％和奇妙電視的50％都要多﹗我敢說，莫講公投，只要是一個普選產生的政府，也不敢如此公然逆民意而行，王維基不會如此死得不明不白，如今他只能慨嘆自己是一個不民主制度下的犧牲者。
所以，這再一次顯示，民主和民生往往是密不可分的，如果沒有普選，分分鐘連在家中看電視的權利也捍衛不到﹗
朋友，終於醒覺了沒有？
蔡子強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講師
古德明 - 新香港故事
香港蘋果日報
2013年10月17日
二零一零年八月二十三日，菲律賓兇徒門多薩劫持二十三名香港遊人，當地警察不管人質安危，強攻門多薩，人質七傷八死。事隔三年，菲律賓政府仍然未有道歉，未有賠償，未有懲處涉事官員。新香港政府完全無所作為。
二零一二年十月一日，香港南丫島海上，一艘賞煙花船和渡海輪相撞，轉瞬沉沒，死者三十九人，暴露了海事處馬虎塞責，船隻安全規則無非具文。事隔一年，海事處職員未有一人懲處，死者家屬未獲分文賠償，而新香港行政長官梁振英、運輸局長張炳良等，都言笑自若，出席中共十月一日國慶，從早到晚，觥籌交錯。
在義大利，在臺灣，我們看到的卻是另一回事。今年十月三日，非洲一艘偷渡船開到義大利蘭佩杜薩島附近，遇事沉沒，死者三百多人，義大利朝野震驚，政府下令全國下半旗誌哀；五月九日，臺灣漁民洪石城在臺灣、菲律賓共同海域捕魚，遭菲律賓公務船員開槍射殺，臺灣朝野同仇敵愾，不出三個月，菲律賓總統道歉，洪石城遺屬獲賠償三十多萬美元，殺人者被拘捕起訴。
義大利為不速之客死於海難下半旗，新香港諸公則在南丫島海難死者忌日熱烈慶祝；臺灣三個月之內，為國民向菲律賓討回公道，新香港政府則三年之後，對市民仍然了無交代。其中道理只有三個字：共產黨。
共產黨向來視人命、百姓如無物。南丫島海難三十九名死者，在中共國之大慶那天，自然提都不值一提，以免掃興；而菲律賓門多薩事件，關係「中菲友好大局」，香港市民十五人死傷算得什麼。反正習近平以至梁振英政府都並非民選，不必在乎民心。
舊中國固然也沒有民主選舉，但統治者起碼有人性。《冊府元龜》卷一四四就有以下紀載：唐高宗顯慶元年，畿輔大旱成災，百姓以糟糠為食。高宗命取所食來看，一見慘然，夜不能寐，第二天就下詔減御膳，以示與民同甘苦，說道：「朕聞天子以百姓心為心，豈有見有如此，一身獨供豐饌？自見此食，憂歎不能已也。」那道減膳詔情詞懇切，至今傳誦。
宋朝仁宗、英宗同樣關懷民間災難。《宋史》卷一七八載：「仁宗、英宗一遇災變，則避朝變服（避正殿，罷朝賀，換服飾），損膳撤樂，恐懼修省，見於顏色；惻怛哀矜，形於詔旨。」這簡直和西方下半旗之禮一樣隆重。
菲律賓門多薩事件三年之後，中共總理李克強才在東亞領袖會議期間，順便向菲律賓總統說一句「希望貴國重視這件事，嚴肅處理」。香港不少人馬上為這樣簡單的一句話叫好。他們大概就是中共所謂「新香港人」。那個「好」字，舊香港人無論如何喊不出口。
二零一零年八月二十三日，菲律賓兇徒門多薩劫持二十三名香港遊人，當地警察不管人質安危，強攻門多薩，人質七傷八死。事隔三年，菲律賓政府仍然未有道歉，未有賠償，未有懲處涉事官員。新香港政府完全無所作為。
二零一二年十月一日，香港南丫島海上，一艘賞煙花船和渡海輪相撞，轉瞬沉沒，死者三十九人，暴露了海事處馬虎塞責，船隻安全規則無非具文。事隔一年，海事處職員未有一人懲處，死者家屬未獲分文賠償，而新香港行政長官梁振英、運輸局長張炳良等，都言笑自若，出席中共十月一日國慶，從早到晚，觥籌交錯。
在義大利，在臺灣，我們看到的卻是另一回事。今年十月三日，非洲一艘偷渡船開到義大利蘭佩杜薩島附近，遇事沉沒，死者三百多人，義大利朝野震驚，政府下令全國下半旗誌哀；五月九日，臺灣漁民洪石城在臺灣、菲律賓共同海域捕魚，遭菲律賓公務船員開槍射殺，臺灣朝野同仇敵愾，不出三個月，菲律賓總統道歉，洪石城遺屬獲賠償三十多萬美元，殺人者被拘捕起訴。
義大利為不速之客死於海難下半旗，新香港諸公則在南丫島海難死者忌日熱烈慶祝；臺灣三個月之內，為國民向菲律賓討回公道，新香港政府則三年之後，對市民仍然了無交代。其中道理只有三個字：共產黨。
共產黨向來視人命、百姓如無物。南丫島海難三十九名死者，在中共國之大慶那天，自然提都不值一提，以免掃興；而菲律賓門多薩事件，關係「中菲友好大局」，香港市民十五人死傷算得什麼。反正習近平以至梁振英政府都並非民選，不必在乎民心。
舊中國固然也沒有民主選舉，但統治者起碼有人性。《冊府元龜》卷一四四就有以下紀載：唐高宗顯慶元年，畿輔大旱成災，百姓以糟糠為食。高宗命取所食來看，一見慘然，夜不能寐，第二天就下詔減御膳，以示與民同甘苦，說道：「朕聞天子以百姓心為心，豈有見有如此，一身獨供豐饌？自見此食，憂歎不能已也。」那道減膳詔情詞懇切，至今傳誦。
宋朝仁宗、英宗同樣關懷民間災難。《宋史》卷一七八載：「仁宗、英宗一遇災變，則避朝變服（避正殿，罷朝賀，換服飾），損膳撤樂，恐懼修省，見於顏色；惻怛哀矜，形於詔旨。」這簡直和西方下半旗之禮一樣隆重。
菲律賓門多薩事件三年之後，中共總理李克強才在東亞領袖會議期間，順便向菲律賓總統說一句「希望貴國重視這件事，嚴肅處理」。香港不少人馬上為這樣簡單的一句話叫好。他們大概就是中共所謂「新香港人」。那個「好」字，舊香港人無論如何喊不出口。
陳沛敏 - 今夕港視歸故土 他朝普選也相同
香港蘋果日報
2013年10月17日
演過《天與地》、唱過《年少無知》的無綫藝員羅鈞滿，昨在面書留言：「請王（維基）先生勿將自己商業失敗跟社會公義拉上關係」，引起同行質疑、網民圍轟。
是博上位抑或真心膠，無從稽考也無關宏旨，反正這樣說就是無知，對香港現在的處境無知，對發牌風波反映的問題無知。王維基不獲發牌，激起千重浪，輿論氣氛顯示社會正醞釀一場運動，抗衡政府今次的決定。
你以為這只是因為香港人同情王維基、或者不滿香港少了一個新電視台？不是，這是香港人對中央透過梁振英操弄香港事務，完全罔顧香港利益、違反香港價值的民意爆發。
香港人可以在很多問題上存在分歧。例如雙非，「左膠」和「右膠」可以罵過不亦樂乎。即使政改，泛民內部就花多眼亂的方案分歧再分歧。但對於一些基本價值，大家都奉為「香港精神」，包括相信法治原則、維護公平制度。就算不談政治只講經濟，官方吹噓的理想營商環境，不正是由這些元素構成嗎？
王維基雖以破格見稱，過去在電訊市場發動幾次以出位策略扳倒巨人的戰役，但他不是儍的。2009年底若非曾蔭權政府邀請他申請牌照，他不會如此雄心勃勃；若非當局一直強調沒有發牌上限、甚至廣管局也建議行會發牌予包括他在內的三個申請者，他不會如此孤注一擲。他只是和七百萬香港人一樣，沒料到去年選上特首的，是梁振英。
昨日流傳一個冷笑話：蘇錦樑記者會上不肯解釋王維基不獲發牌的死因，只強調「行會考慮了一籃子因素」，其實他是說「一男子」，那男子，就是梁振英，梁振英背後的「一男子」，當然是阿爺。
我們卻笑不出來。不少人已從電視發牌，聯想到他朝普選也相同。王維基雖然已不斷強調他不搞政治，電視台純粹提供娛樂，但在政權眼中，掌亞視時說過「不做CCTV10台」、新聞部應學《蘋果》多做話題性新聞的他，安全系數不足以讓他們放心，於是就在最後一刻搬龍門，改規則，以求不讓你入閘。
香港電視藝員艾威昨日慨嘆，這個故事給小朋友的教訓是，識時務者為俊傑，做人要醒醒定定、聽聽話話，但「電視其實是一個創意行業，如果作為一個創意行先的行業，都還要安份守己，我不知道創意能從何來？」放大一點，香港過去可以創造奇蹟，正在於她的自由、活潑和沒有束縛包袱。王維基死得不明不白，正因為這些價值正在消逝之中。
艾威引用跑馬地墳場的對聯表達心聲。港視《警界線》總導演蘇萬聰為抗議政府不公平裁決，將參與佔領中環運動。王維基，與其為員工哭，不如上街表達你對員工、對香港的愛吧！
演過《天與地》、唱過《年少無知》的無綫藝員羅鈞滿，昨在面書留言：「請王（維基）先生勿將自己商業失敗跟社會公義拉上關係」，引起同行質疑、網民圍轟。
是博上位抑或真心膠，無從稽考也無關宏旨，反正這樣說就是無知，對香港現在的處境無知，對發牌風波反映的問題無知。王維基不獲發牌，激起千重浪，輿論氣氛顯示社會正醞釀一場運動，抗衡政府今次的決定。
你以為這只是因為香港人同情王維基、或者不滿香港少了一個新電視台？不是，這是香港人對中央透過梁振英操弄香港事務，完全罔顧香港利益、違反香港價值的民意爆發。
香港人可以在很多問題上存在分歧。例如雙非，「左膠」和「右膠」可以罵過不亦樂乎。即使政改，泛民內部就花多眼亂的方案分歧再分歧。但對於一些基本價值，大家都奉為「香港精神」，包括相信法治原則、維護公平制度。就算不談政治只講經濟，官方吹噓的理想營商環境，不正是由這些元素構成嗎？
王維基雖以破格見稱，過去在電訊市場發動幾次以出位策略扳倒巨人的戰役，但他不是儍的。2009年底若非曾蔭權政府邀請他申請牌照，他不會如此雄心勃勃；若非當局一直強調沒有發牌上限、甚至廣管局也建議行會發牌予包括他在內的三個申請者，他不會如此孤注一擲。他只是和七百萬香港人一樣，沒料到去年選上特首的，是梁振英。
昨日流傳一個冷笑話：蘇錦樑記者會上不肯解釋王維基不獲發牌的死因，只強調「行會考慮了一籃子因素」，其實他是說「一男子」，那男子，就是梁振英，梁振英背後的「一男子」，當然是阿爺。
我們卻笑不出來。不少人已從電視發牌，聯想到他朝普選也相同。王維基雖然已不斷強調他不搞政治，電視台純粹提供娛樂，但在政權眼中，掌亞視時說過「不做CCTV10台」、新聞部應學《蘋果》多做話題性新聞的他，安全系數不足以讓他們放心，於是就在最後一刻搬龍門，改規則，以求不讓你入閘。
香港電視藝員艾威昨日慨嘆，這個故事給小朋友的教訓是，識時務者為俊傑，做人要醒醒定定、聽聽話話，但「電視其實是一個創意行業，如果作為一個創意行先的行業，都還要安份守己，我不知道創意能從何來？」放大一點，香港過去可以創造奇蹟，正在於她的自由、活潑和沒有束縛包袱。王維基死得不明不白，正因為這些價值正在消逝之中。
艾威引用跑馬地墳場的對聯表達心聲。港視《警界線》總導演蘇萬聰為抗議政府不公平裁決，將參與佔領中環運動。王維基，與其為員工哭，不如上街表達你對員工、對香港的愛吧！
2013年10月16日 星期三
丘亦生 - 玩謝魔童
金融雲端 香港蘋果日報
2013年10月16日
近日好多中產在討論移民，我相信，昨日全香港最有資格說移民的人是王維基。以為當日港府真的有誠意開放免費電視市場，賣掉電訊業務瞓身做電視大亨，投資億億聲，誰知拖了四年，最後竟然是一場空。
香港的營商環境變得如何，不要信那些老外霧裏看花做的排行榜，一個反面教材，已勝千言萬語。
拖足四年 香港電視冇份玩
每次提到香港的所謂競爭力，官方口徑都一致地說，不要再家嘈屋閉啦，香港已被很多地方追到索氣啦，不如把精力集中發展經濟，提升競爭力。
不過，對於電視這項香港早已落後的創意產業，我卻絲毫看不到這種取態。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樑昨日宣佈，只發兩個免費電視牌予九倉（004）及電盈（008），將王維基的香港電視擯出局，其中一個辯解的理由，是香港免費電視市場，現時難以容納五間電視台。
我不知道他是如何達到這個結論，或許行政會議自有秘而不宣的理由，不用向市民交代。我只奇怪，政府是憑甚麼認為現時市場只可容納四家電視台，而且是政府欽點的這四家？為市場引入競爭，不是用這種pick winner的做法，而是讓市場規律來定奪，讓創造性破壞的酵素發揮作用，讓新思維新的生產力得以活化電視行業。再者，如果連亞視倚賴不足一成市場佔有率都可生存，理論上市場可以容納十間免費電視台。
梁振英政府今次的決定，與2003年開放收費電視市場的態度南轅北轍，雖然收費電視市場規模更小，但當年行政會議仍批出六張收費電視牌，手法毫不「循序漸進」，雖然之後有持牌者退出市場，但這是服膺於市場規律下的商業行為，也不見得對收費電視市場構成甚麼大衝擊。
企業家精神 狼英手上斷送
「我輸不是一個人的事，象徵着香港創意工業冇得翻身。這場革命不成功，未來十年不會再有革命，TVB壟斷位置穩如泰山。香港有幾多個儍佬，會拿30億元出來做電視，一開始放低30億！」這是王維基於一年前接受本版版主蔡東豪訪問時說的一番話。那時我便確信，在幾家投牌的公司中，TVB最怕的是王維基。
神級記者Malcolm Gladwell的新作《大衛與哥利亞》（David and Goliath），大講以弱勝強的故事，但王維基的經歷告訴我，就算大衛有信心砌低哥利亞，都要所羅王畀佢落場先得o架。
香港的企業家精神，就這樣斷送在梁振英政府手上，還談甚麼競爭力。
近日好多中產在討論移民，我相信，昨日全香港最有資格說移民的人是王維基。以為當日港府真的有誠意開放免費電視市場，賣掉電訊業務瞓身做電視大亨，投資億億聲，誰知拖了四年，最後竟然是一場空。
香港的營商環境變得如何，不要信那些老外霧裏看花做的排行榜，一個反面教材，已勝千言萬語。
拖足四年 香港電視冇份玩
每次提到香港的所謂競爭力，官方口徑都一致地說，不要再家嘈屋閉啦，香港已被很多地方追到索氣啦，不如把精力集中發展經濟，提升競爭力。
不過，對於電視這項香港早已落後的創意產業，我卻絲毫看不到這種取態。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樑昨日宣佈，只發兩個免費電視牌予九倉（004）及電盈（008），將王維基的香港電視擯出局，其中一個辯解的理由，是香港免費電視市場，現時難以容納五間電視台。
我不知道他是如何達到這個結論，或許行政會議自有秘而不宣的理由，不用向市民交代。我只奇怪，政府是憑甚麼認為現時市場只可容納四家電視台，而且是政府欽點的這四家？為市場引入競爭，不是用這種pick winner的做法，而是讓市場規律來定奪，讓創造性破壞的酵素發揮作用，讓新思維新的生產力得以活化電視行業。再者，如果連亞視倚賴不足一成市場佔有率都可生存，理論上市場可以容納十間免費電視台。
梁振英政府今次的決定，與2003年開放收費電視市場的態度南轅北轍，雖然收費電視市場規模更小，但當年行政會議仍批出六張收費電視牌，手法毫不「循序漸進」，雖然之後有持牌者退出市場，但這是服膺於市場規律下的商業行為，也不見得對收費電視市場構成甚麼大衝擊。
企業家精神 狼英手上斷送
「我輸不是一個人的事，象徵着香港創意工業冇得翻身。這場革命不成功，未來十年不會再有革命，TVB壟斷位置穩如泰山。香港有幾多個儍佬，會拿30億元出來做電視，一開始放低30億！」這是王維基於一年前接受本版版主蔡東豪訪問時說的一番話。那時我便確信，在幾家投牌的公司中，TVB最怕的是王維基。
神級記者Malcolm Gladwell的新作《大衛與哥利亞》（David and Goliath），大講以弱勝強的故事，但王維基的經歷告訴我，就算大衛有信心砌低哥利亞，都要所羅王畀佢落場先得o架。
香港的企業家精神，就這樣斷送在梁振英政府手上，還談甚麼競爭力。
2013年10月15日 星期二
李平 - 有理性沒血性 必損尊嚴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3年10月15日
港人在馬尼拉被槍殺事件歷時三年多，迄今還沒有解決的迹象，而台灣廣大興漁民被槍殺事件，事發三個月就得到解決，問題出在哪裏？行政會議成員、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認為，菲政府「無賴」，不應對其存有期望，又指外交上要國家元首道歉有難度，但為甚麼菲總統會派特使到台灣道歉、商討賠償方案？
台灣能，為甚麼香港不能？除了菲律賓對香港與台灣政治地位的界定不同，除了香港與台灣領導人對事件的態度、應變能力不同，不能不說，香港和台灣民間風氣的差異也是決定因素之一。無論是馬尼拉人質問題，還是特首普選問題，香港人的表現都是多了理性、少了血性，缺乏台灣人面對廣大興問題及政治問題時的激情、果敢。沒有血性的理性，難免蛻變成軟弱可欺，自損尊嚴。
今年3月廣大興漁民被槍殺後，台灣立即中斷菲律賓勞工赴台申請、召回駐菲代表，隨後又公佈第二波八項制裁措施，民間甚至出現對菲宣戰聲音，由民間至官方所表現出的激情、血性，終於迫使菲方在8月就同意了台方提出的道歉、賠償、調查、漁業談判等四項要求。
相反，三年前，八萬港人靜默遊行，哀悼馬尼拉人質事件的死難者，要求菲律賓政府徹查事件真相時，所表現出來的團結、理性，曾感動國際輿論，但最終並未形成港人所期望的力量，為死傷者討回公道。
三年過後，葉劉淑儀還在自我矮化，建議港府設立基金協助死者家屬和生還者。但正如死者家屬所指斥，這是「本末倒置」的做法，家屬最想爭取的是公義，要求賠償只是要求菲方承擔責任的一種形式。
三年過後，人民力量提議以漸進式限制菲傭入境、提議禁止菲產品入口，得到的支持寥寥無幾。限制菲傭入境與禁止菲產品入口，自然是雙刃劍，對香港也有不利的一面，但並非不理性的建議，其中所蘊含的血性已到了不能不正視的時候。
香港人的理性抗爭，受到國際輿論讚賞和關注的時間何其短暫，風頭過後，菲律賓對香港死難者家屬的四項要求可以一拖三年，毫無悔意。而台灣的激烈反應，連美國也要改變立場，從例行的表達遺憾轉為哀悼，國會親台議員更敦促菲方道歉、懲兇、賠償，令菲律賓在三個月內就答應了台方的四項要求。
其實，血性並不是理性的對立面，把血性當作非理性只是把合理的抗爭污名化。民間的大規模示威、官方的經濟制裁、民間和官方斷絕與對方交往，都是血性的表現，豈能等同於非理性？如果所謂理性的抗議只帶來綏靖、帶來屈辱、帶來失敗，為甚麼不嘗試進行血性的抗爭？令人懷疑的是，以香港現時的所謂「理性」環境，當菲律賓政府高層來港時，還有多少港人會去抗議、請願？這是理性，還是失去血性、失去人性？
失去血性的所謂理性抗爭，失去抗爭的激情和力量，最終要承受屈辱、失敗的結果，這是馬尼拉人質事件給港人的一個教訓。與此相似的是，爭取真普選的佔領中環行動被污名化，被抹黑為非理性的暴力行動，正正是北京、香港主政者消磨港人爭普選熱情、血性的伎倆。當港人失去爭普選的血性，墮入所謂理性抗爭陷阱後，北京當局就會與菲律賓當局一樣，無視港人合情合理的要求，特首普選只會淪為北京操控下的民主騷。
港人在馬尼拉被槍殺事件歷時三年多，迄今還沒有解決的迹象，而台灣廣大興漁民被槍殺事件，事發三個月就得到解決，問題出在哪裏？行政會議成員、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認為，菲政府「無賴」，不應對其存有期望，又指外交上要國家元首道歉有難度，但為甚麼菲總統會派特使到台灣道歉、商討賠償方案？
台灣能，為甚麼香港不能？除了菲律賓對香港與台灣政治地位的界定不同，除了香港與台灣領導人對事件的態度、應變能力不同，不能不說，香港和台灣民間風氣的差異也是決定因素之一。無論是馬尼拉人質問題，還是特首普選問題，香港人的表現都是多了理性、少了血性，缺乏台灣人面對廣大興問題及政治問題時的激情、果敢。沒有血性的理性，難免蛻變成軟弱可欺，自損尊嚴。
今年3月廣大興漁民被槍殺後，台灣立即中斷菲律賓勞工赴台申請、召回駐菲代表，隨後又公佈第二波八項制裁措施，民間甚至出現對菲宣戰聲音，由民間至官方所表現出的激情、血性，終於迫使菲方在8月就同意了台方提出的道歉、賠償、調查、漁業談判等四項要求。
相反，三年前，八萬港人靜默遊行，哀悼馬尼拉人質事件的死難者，要求菲律賓政府徹查事件真相時，所表現出來的團結、理性，曾感動國際輿論，但最終並未形成港人所期望的力量，為死傷者討回公道。
三年過後，葉劉淑儀還在自我矮化，建議港府設立基金協助死者家屬和生還者。但正如死者家屬所指斥，這是「本末倒置」的做法，家屬最想爭取的是公義，要求賠償只是要求菲方承擔責任的一種形式。
三年過後，人民力量提議以漸進式限制菲傭入境、提議禁止菲產品入口，得到的支持寥寥無幾。限制菲傭入境與禁止菲產品入口，自然是雙刃劍，對香港也有不利的一面，但並非不理性的建議，其中所蘊含的血性已到了不能不正視的時候。
香港人的理性抗爭，受到國際輿論讚賞和關注的時間何其短暫，風頭過後，菲律賓對香港死難者家屬的四項要求可以一拖三年，毫無悔意。而台灣的激烈反應，連美國也要改變立場，從例行的表達遺憾轉為哀悼，國會親台議員更敦促菲方道歉、懲兇、賠償，令菲律賓在三個月內就答應了台方的四項要求。
其實，血性並不是理性的對立面，把血性當作非理性只是把合理的抗爭污名化。民間的大規模示威、官方的經濟制裁、民間和官方斷絕與對方交往，都是血性的表現，豈能等同於非理性？如果所謂理性的抗議只帶來綏靖、帶來屈辱、帶來失敗，為甚麼不嘗試進行血性的抗爭？令人懷疑的是，以香港現時的所謂「理性」環境，當菲律賓政府高層來港時，還有多少港人會去抗議、請願？這是理性，還是失去血性、失去人性？
失去血性的所謂理性抗爭，失去抗爭的激情和力量，最終要承受屈辱、失敗的結果，這是馬尼拉人質事件給港人的一個教訓。與此相似的是，爭取真普選的佔領中環行動被污名化，被抹黑為非理性的暴力行動，正正是北京、香港主政者消磨港人爭普選熱情、血性的伎倆。當港人失去爭普選的血性，墮入所謂理性抗爭陷阱後，北京當局就會與菲律賓當局一樣，無視港人合情合理的要求，特首普選只會淪為北京操控下的民主騷。
2013年10月13日 星期日
皮亞 - 《情迷藍茉莉》另一種活地阿倫
movie chic, movie style 星期日生活 2013年10月13日
【明報專訊】活地阿倫在晚年編寫的劇本，是如此精彩——《情迷午夜巴黎》回到最輝煌的文藝年代，最新電影《情迷藍茉莉》（Blue Jasmine）刻劃時代女性悲劇，真的好戲在後頭。
活地阿倫很多電影，都以男主角為重心，年輕時候他自導自演，自己就是男主角，沒有人能夠演活他的戲。到了年紀漸大，便專注編導，縱使不演，但身影猶在，大部分男主角的性格、語調，甚至身體語言，都是他的化身。《情迷藍茉莉》有點不同，主角不再圍繞說話絮絮不休的中年男人，焦點落在瀕臨崩潰的女人身上，活地阿倫今次要寫女人拍女人。
這個女人，不是施嘉莉祖安遜或彭妮露古絲之類的性感象徵，而是姬蒂白蘭芝。活地阿倫電影很多時都需要能令男人投射幻想的性感女人，但姬蒂白蘭芝並不是那種類型，她傾向知性，看起來就是上流社會女人，高不可攀。《情迷藍茉莉》需要的不是能挑起性幻想的對象，而是寫實的味道。
落難上等女人去舊金山翻身
影片不再在荒誕可笑的情色狂想曲故事中打轉，而是以一個踏實甚至類近寫實的故事為根本。姬蒂白蘭芝演落難的上流社會女性，一個人從紐約來到三藩市，出奇地人生路不熟，投靠在超級市場當店務員，並且同父異母的妹妹。她已經破產，無家可歸，窮得只剩下名牌靚衫和手袋。她去到三藩市要重新開始另一段人生，問題是她怎樣才能找到生存下去的方法。
《情迷藍茉莉》都是女人的悲劇，悲劇就是炮製喜劇的最好材料，也是活地阿倫的拿手好戲，他總能在不幸的遭遇中，鑽出荒謬的情節，煮出可笑的菜式。《情迷藍茉莉》輕鬆有趣，笑中有淚，情節豐富，角色立體，細節寫實，有錢女人要從低處再站起來，先要克服高高在上的自尊心，當她總算能夠找到卑微地生活下去的方法時，又遇人不淑，生活再受挫折，在絕望之中，憑過去僅餘的氣質，遇上了另一座靠山——女人便為了這件事而精神緊張，因為她知道這是最後的翻身機會。
甘於平淡？故態復萌？
活地阿倫對世情看得很透徹，人生不是起就是落，人生就像是一個不斷尋找出路的迷宮遊戲，歡笑與淚水總是不斷交織。《情迷藍茉莉》是一部主角過盡千帆仍然執迷不悔的戲，姬蒂白蘭芝嘗試從絢爛回歸平淡，但當發現機會閃現，又回復本性，生活盡是由謊言和浮誇來建立——但活地阿倫要正經又老實的告訴大家，這種生活方式，從來都站不住腳。
很多人會從《情迷藍茉莉》聯想到美國劇作家Tennessee Williams寫於四十年代的劇作《慾望號街車》（A Streetcar Named Desire），因為劇作的開始，都是一個當教師的女人，乘坐名叫「慾望」的街車，輾轉去到妹妹的家暫時寄居。妹妹家中的男友與女教師產生摩擦，而女教師又搭上了男人的朋友，以為可以重新做人。但當女人過去所犯的事情曝光後，劇情便急轉直下，變成情慾報復。《慾望號街車》意識大膽，刻劃深入，不論話劇和電影版本，在當時都相當震撼。活地阿倫寫《情迷藍茉莉》，明顯受到啟發。
向美國寫實主義戲劇致敬
不過，活地阿倫不是單單參考了《慾望號街車》，更正確一點說，他是向四五十年代美國寫實主義戲劇致敬。他很精於戲劇形式，特別是話劇的傳統，對他影響深遠。活地阿倫的電影是戲劇派，不是影像派，多以對白交代劇情，是話劇的根本，他曾經寫《美蓮達與美蓮達》（Melinda and Melinda），便以話劇為基礎，利用喜劇與悲劇兩個截然不同的方式，套在同一個故事之上，交錯發展，辯證喜劇與悲劇哪一種類型更偉大。從《情迷藍茉莉》不單看見了Tennessee Williams的構思，骨子裏還有流着同期另一位美國劇作家Arthur Miller的血。
被兒子唾棄陷入精神分裂
《情迷藍茉莉》其實是《慾望號街車》與《推銷員之死》（Death of a Salesman）的再生混合體。Arthur Miller的《推銷員之死》有兩個劃時代的重點，一是結構，二是思想。《推銷員之死》的劇情不斷在今昔與真幻之間交織發展，一方面交代推銷員正要面對的困境，一方面又隨他的回憶回到過去美好風光的時代。這個現實與回憶平衡發展的結構，便是構成《情迷藍茉莉》的方式。
Arthur Miller透過推銷員的遭遇，帶出反省「美國夢」的思想，更完全投射在《情迷藍茉莉》的女主角身上。姬蒂白蘭芝不是推銷員，但她與他的丈夫身處上流社會，面對生意客人和朋友，同樣都是以謊言和巧言令色贏取生活本錢。當姬蒂白蘭芝一無所有之後，既被兒子唾棄，再陷入精神分裂的狀態，與推銷員的命運殊途同歸。《推銷員之死》的劃時代意義，正好就是一記當頭棒喝，提醒大家在金錢、財富、家庭、朋友之間，我們得到什麼失去什麼。
姬蒂白蘭芝充滿力量的演出
《情迷藍茉莉》肯定是活地阿倫晚年另一部精湛之作。姬蒂白蘭芝充滿強大能量的演出，賦予習慣嬉笑怒罵的活地阿倫電影另一種生命，令他的電影更寫實，更貼近生活，更反映時代。《情迷藍茉莉》其實也是一次回憶與再造，緬懷四五十年代美國寫實戲劇光輝的同時，以另一種形式再生警世。
文 皮亞
編輯 蔡曉彤
徐承恩 - 嬰兒潮一代的身份認同
時令讀物
星期日生活
2013年10月13日
【明報專訊】嬰兒潮一代是自相矛盾的一代。他們出生之時，港中邊界已因中國赤化而不如以往那般開放，令他們斷絕了回鄉之路。他們只能視香港為家，當他們踏入壯年後，順理成章地促成了本土意識的普及化。這一代在天星碼頭抗爭後，亦多次投入追尋本土認同、爭取本土權益的社會運動。然而，接受過專上教育、投身學生運動的嬰兒潮一代，卻深受中國民族主義的影響。比如說陳婉瑩等學運分子組織了國粹派，主張大學生要認識祖國，為香港回歸中國做好準備。部分嬰兒潮知識階層在畢業後成為了民主派的骨幹。在中英談判期間，他們無視主流民意，向戴卓爾夫人抗議不平等條約，並提出民主回歸論。到了今年六四，支聯會中嬰兒潮一代成員提出了「愛國愛民、香港精神」的口號，令本土意識高漲的年輕一代深感不滿。
嬰兒潮一代與同代中國人有着不同的生命歷程，照理應該難以視中國為自己的命運共同體。何以這一代的知識階層卻對中國藕斷絲連？我們可從羅永生教授去年於台灣《人間思想》雜誌發表的文章（p.191-p.209），一覽其端倪。
該文章題為〈六、七○年代香港的回歸論述〉，文章目的為「集中於檢視，在六七十年代之交，也即政治上的『回歸』還未成為中英兩國要處理的迫切工作之前，『回歸』如何曾經在香港的知識分子中間，構成一個論戰焦點。」上溯至五十年代，中國赤化後，不少持守傳統文化價值的文人南來避秦，他們或是與台北方面合作，從事對中國的「匪情研究」；或是接受美國資助，透過教育進行文化冷戰，接受美國雅禮協會資助的新亞書院諸公可謂南來文人的表表者。香港政府有意無意地扶持這批南來文人，使他們能於香港專上教育系統中發揮影響，令莘莘學子得以受其民族情感所薰陶。
以文化認同肯定民族身分
南來文人有着眷戀前朝的心態。他們見故國不堪回首，便主張透過持守中華傳統文化，以文化認同肯定自己的民族身分。唐君毅〈說中華民族之花果飄零〉一文正好反映了這種遺民心態。唐氏指「五千年之華夏民族，亦如大樹之崩倒而花果飄零，隨風吹散，失其所守，不知所以凝攝自固之道」。他既痛恨中共對傳統文化的摧殘，卻又對西方文化看不順眼。唐氏認為「今日共產世界之大罪，正在其不守人類文化之正流而加以叛逆，而自由世界之大罪，亦正在不能自守其宗教文化道德，亦不知所以守此社會上之自由民主」。這種文化保守主義，令嬰兒潮一代學子容易接受「愛文化、不愛政權」的說法。而當時香港仍保留了不少傳統中華文化的風俗，文化保守主義令嬰兒潮一代容易愛屋及烏，因珍惜本土風俗而對中國生愛慕之情。
然而，南來文人卻多只能活在過去，未能與此時此地的本土社會連結起來。唐君毅在文中哀嘆「香港英人殖民之地，既非吾土、亦非吾民。吾與友生，皆神明華冑，夢魂雖在我神州，而肉軀竟不幸亦不得不求託庇於此」。南來文人既自視為客旅，便逐漸對本土成長的一代失去吸引力。受當代思潮影響的中國民族主義論述乘勢取而代之。
認同中國乃務實的理性選擇
在六十年代末，馬克思主義批判思潮席捲西方大學校園。因距離製造美感的緣故，不少西方進步學生捧文革時期的中國為典範。而中共在國際社會上，亦擔當着抗衡美蘇的獨特角色。在香港校園的民族主義者，亦將共產黨治下的中國視為效忠對象。
包錯石在《盤古》發表的一系列文章，正好反映了年輕一代民族主義的親共傾向。包氏認為「只當一個民族動員起來了，民眾才知道自己的需要和自己的功能是多麼強大，有了這種自尊自信，他們才能積極地歸屬自己的社會」。包錯石引用當時西方社會學流行的現代化理論，指出惟有對中華民族作社會動員，方能促成中國現代化。而在當時的中國，則只有中共有這樣的動員能力。
新一代民族主義者針對南來文人的文化保守主義，反對以文化及西方認同為愛國的理由，他們相信中共的宣傳，認為中國已經站起來了，是以認同中國乃務實的理性選擇。包錯石指「西方專家已經開始對中國產生巨大興趣，特別對中共十七年的工業化科學化視為一個『支那奇蹟』。」包再進一步指出「中國今天正當一個大變革的時代，一再遲延不去研究，我們就會離了隊落了伍，而落伍之餘，又不能從心所欲的當外國公民，就會淪為不知今日何日、今世何世的白癡了」。既然中國在中共的帶領下興起是大勢所趨，那麼認同中國，認識中國就自然是識時務的表現。
透過引用西方的進步思潮，新一代的中國民族主義者以科學及理性之名，把國家主義合理化，不少修讀理科、工科的嬰兒潮一代，受不了南來文人傷春悲秋的文藝腔，對新一代親共民族主義頗為受落，部分學運人士決定以行動實踐親共愛國主義，陳婉瑩、馮可強、莫壽平和劉廼強在《盤古》發表〈第一塊石頭﹕我們對回歸運動的一些建議〉嚮應包錯石等人的文章，他們在文中指出香港人要「在個人心理和符號層次上回歸到包括中國大陸人民在內的全中華民族」，並根據猶太人回歸以色列的經驗，指出回歸運動應放棄玄談、走入群眾、團結、容忍和了解，這幾位作者最終發起了國粹派學生運動，強調大學生應認識祖國，組織學生參與由中共主導的交流活動。
對中國的感情建基於學術理論
然而，嬰兒潮一代終究在與中國相對隔離的香港成長，其文化風俗、生命歷程均有異於同代的中國人。他們對中國的感情，純粹建基於學術理論上的認知，與日常生活的經驗脫節。他們與其說是受中國民族主義吸引，倒不如說是因對日常遇到的殖民主義不滿而投靠中國。
亦因如此，縱然嬰兒潮一代對中國懷有感情，卻又會覺得民族主義者不過是抽空地高言大志，一位署名耕耘的港大學生於《學苑》發表〈我是「香港人」〉一文，批評南來文人及學運的中國民族主義。此文反映不少嬰兒潮一代關注此時此地本土事的心態。耕耘指「自己生於斯、長於斯，在香港大學念書，用香港納稅人的錢，卻只空談愛國。對香港的不平等、不合理的現象，孰視無睹；（對）香港四百萬同胞，漠不關心，其實又談什麼愛國？」他繼而挑戰中國民族主義者，指出「如果我們不能面對香港目前的問題，什麼中國重建、回歸、文化重擔的口號，都不過是自欺欺人的夢話。」說到激動處，耕耘改用英文表達自己的本土認同，高呼「China is but an empty shadow, Hong Kong
is concrete... Hong Kong is much more authentic to me than
China.」耕耘的這篇主張本土優先的文章，自然會被民族主義者視為大逆不道，他們亦在《學苑》發表多篇文章圍攻。事後耕耘亦不得不撰文澄清，強調自己仍然愛國。但最終還是有一批學運人士主張關注本土議題，並親自走進基層社區服務群眾、動員抗爭。當時國粹派卻認為中國要先強大起來，方能解救香港的困難，是以他們只專注認識國情，對香港社會問題無動於中。關注本土議題的學生遂組織了社會派，與國粹派抗衡，直到國粹派於一九七六年隨文革結束而倒台為止。
畢業後繼續從事社會運動
羅永生教授的文章只論及七十年代初期知識階層的身分論述。但若回顧當年的社會運動史，我們會看到部分曾投身社會派學運的嬰兒潮一代於畢業後繼續從事社會運動。當部分社運人士發展為民主派後，仍然有着自相矛盾的身分認同。他們一方面基於南來文人的教導及學運經驗，對中國始終未能忘懷。是以他們在與中國統戰人員接觸後，輕信後者對民主發展的口頭承諾。他們最終對主流民意視而不見，發動輿論鼓吹民主回歸論。最終中國得到九七後的香港主權，然後再聯同商界擊倒民主派爭取八八直選的運動。在六四事件後，民主派亦產生了倖存者的罪咎感，覺得自己虧欠了中國，令他們對年輕一代的本土意識後知後覺。
然而這一代的民主派卻同時是土生土長的第一代，曾多次為本土權益抗爭。在七十年代，他們曾參與社會派學運，為本土基層社區的福祉努力。在八九民運後，他們亦從事了本土民主建設。事實上在六四事件後，不少民主派的回鄉證失效，令他們只能以香港為舞台。嬰兒潮一代的民主派徘徊在本土與中國之間，在當前日益躁動的形勢下，顯得進退失據。
作者簡介：徐承恩，一位喜歡結交左膠的本土派。《精英惡鬥：香港官商霸權興衰史》作者。正籌備出版《城邦舊事﹕十二本書看香港本土史》。
文 徐承恩
編輯 劉逸芝
江關生 - 極左幽靈在香港上空徘徊
星期日生活
2013年10月13日
【明報專訊】極左幽靈近期最突出的標誌，當數立法會主席曾鈺成被左派報章抨擊他妖魔化中央。
來自內地的中共寫手蒯轍元（「觀點中國」網介紹：蒯是中共黨員）點名指曾鈺成的「心魔論」十分惡毒，猖狂之極。
在支聯會已故主席司徒華心目中，早在一九七○年左右已加入共產黨的曾鈺成（見附註*），何以遭到如此惡言對待，還要表示「虛心接受，深切反省」？
皆因曾鈺成先前對傳媒說，二○一七年香港能否普選特首，在於中央一念之間。
假如中央能將對篩走不喜歡的人選的「心魔」解開，政改討論便會海闊天空，泛民主派也毋須堅持公民提名。
曾鈺成的觀點有其一貫性。他曾寫道：「特區政府如果要搞一套『保證不讓反對派參選』的選舉方案，不但是徒勞無功，而且必然弄巧反拙。一套明顯對反對派不公平的方案，只會激起公眾的義憤，令反對派在社會上得到更多同情和支持。」資格比曾鈺成更老的吳康民也認為：「如果篩選為了禁止泛民候選人入閘，結果普選告吹，政制原地踏步。香港社會的動盪不安，可能比目前更甚，這決非香港以至中央之福。」
兩位本地老革命的顧慮，希望中央政府作出明智抉擇，正正是很多香港人的擔心：《基本法》列明的普及而平等的選舉，變成有篩選的假普選，香港人再一次被忽悠！這也是「佔領中環」運動飽受圍剿、卻生生不息的根本原因。
曾鈺成的一番話更是刺激極左派的神經：「不相信民主、擔心普選會把香港搞得比現在更糟的人，與其挖空心思去嘗試設計一套『零風險』的選舉辦法，不如面對現實，做好準備去應對他們害怕會出現的局面。」
暴露左派內部之爭
左報連番批曾，暴露了左派陣營內部對普選特首、政黨政治等涉及香港未來政治走向的路線之爭。有論者認為，批曾只是一齣黑臉白臉合力演出的大龍鳳，似乎與事實不符。
寧左勿右是中共由來已久的惡習。在共產黨的思維裏，左傾代表革命、立場堅定、鬥爭意識強，一旦過左也只是認識問題，熱愛黨國愛過了頭而已。就像最近中共黨內高層流行的批評和自我批評，說什麼「急於求成」、「好大喜功」之類，其實都是在繞着彎誇自己，或者刷老闆鞋。
相反，右傾就嚴重得多，涉及階級立場，屁股坐到敵人那邊、中了帝國主義糖衣炮彈的政治問題。因此，歷次政治運動中受苦受難的絕大多數是右派。
曾鈺成有份創建民建聯，受過直選洗禮。他對香港政局的認識，在本地左派陣營中明顯地鶴立雞群，無出其右，遑論西環那些外派幹部。因此，這次拿曾鈺成開刀，還帶有外派幹部批鬥「土共」的特色。中共建政初期，廣東佬葉劍英、方方、古大存、馮白駒等「土共」執掌華南，施政較為寬鬆，毛澤東卻認為是犯了右傾錯誤，定性為資產階級在黨內的代表。連場反地方主義的鬥爭，南下的北方幹部得勢不饒人，不少廣東幹部被降職、貶謫、罷官，受處分的多達幾千人，直到毛澤東死後，才得以平反。
當然，吳康民、曾鈺成以往有多次黨性壓倒人性的轉軚記錄——從文革批劉少奇、批林彪、批鄧小平、批四人幫，一貫緊跟中央，到六四慘劇發生後依然不離不棄。他們今後是看風使舵、搖風擺柳，還是堅持己見、擇善固執，也在一念之間。
一、《文匯》文章
引發黎慶寧是MI6特務聯想？
批曾的蒯轍元在《文匯報》還發表了一篇奇文，展示了中國特務情報工作之無孔不入。Big brother is watching you！老大哥在監視你！首當其衝的是前港英保安司、特區政府首任保安局長黎慶寧。蒯轍元寫道：「黎慶寧掌握不少本港公務員和政商學界的敏感資料。回歸後短短十三個月黎慶寧就離開官場，攜帶大量保密資料轉移澳洲，二○○六年他低調捲土重來香港。」蒯文的指控極為嚴重，帶走不屬於自己個人的特區大量保密資料，顯然有竊取國家機密的特大罪行之嫌。如果屬實，關進秦城，與薄熙來為鄰，也毫不為過。蒯轍元如果自信情報可靠，證據確鑿，何不向當局檢舉，將黎某人繩之於法，以彰顯其維護國家安全之決心？
蒯文論及黎慶寧的上文提到「出身於英國軍情六處的老特務霍德」，下文緊接着「他低調捲土重來香港」一句，說「香港回歸十六年來，一大批隱蔽身分的軍情六處特務回流香港，與滲入到政黨、團體、司法界、商會、傳媒、政府要害部門，加緊搶奪香港管治權。」是否想引發黎某人是軍情六處（MI6）特務的聯想?
反過來說，如果蒯文是造謠，黎慶寧完全可以控告蒯轍元誹謗。二者必居其一。也許黎慶寧認為耗費時間金錢去打官司花不來，但至少應該撰文表態。如果只是一笑置之，不公開表白，有朝一日到內地旅遊，甚或在香港，突然被失蹤，到時就真是有口難辯，水洗不清矣。
二、《大公》文章
麥齊光之「死」關英國事？
《大公報》的奇文也不遑多讓，羅先亞的〈英國在港的間諜活動〉點明：原發展局局長「麥齊光『死』於英國人之手」。羅先亞寫道：「麥齊光被指騙津被控，但所有指控證據是源自於數十年前的公務員資料，擁有此等能力的，除了英國當局還會有誰？」羅先亞還說，英國情報機構「通過此類資料，長期控制着一批港英過渡的高級官員。」照此推論，英國應該是好好利用此類資料要脅麥齊光，來達到長期控制的目的。客觀的情况是，「曝光」對英國情報機構一點好處也沒有，得益的反倒是特首梁振英。「騙津」新聞曝光後，梁振英很快就對麥齊光棄若敝屣，迫不及待地扶植自己的頭馬——當不成副財政司司長的陳茂波取代了發展局局長的職務。然則，英國憑什麼要幫梁振英呢？
筆者從一些熟悉麥齊光的港大校友口中得知，麥齊光對自己與同事互租物業一事不以為忤，毫無忌諱，早就在言談間宣之於口，並非秘密。他盡享房屋津貼的做法，當年相當普遍。否則，就不會有公務員團體對互租物業一事要求特赦。
三、《文匯》又一文
捉錯鬼？「陳方安生廢中史課」
最好笑的是《文匯報》一篇署名徐庶的奇文，連珠炮發，轟擊的竟然是一大批自己友。徐庶說，英國「回歸後通過陳方安生廢除中國歷史課、設立通識教育，向青年學生洗腦，拒絕承認是中國人，為把香港分裂出去、建立獨立的政治實體作好意識形態準備。」
教育局長吳克儉在今年四月發表的《新學制檢討進展報告》指出，今天的新高中課程，始自二○○○年提出的教育改革建議。當年倡議教改的梁錦松、程介明、戴希立，人稱「三頭馬車」。通識教育則是在教育局長李國章、常秘羅范椒芬時代推行的。以上都是中方紅人。《文匯報》徐庶如果要捉鬼，就應該向中方紅人下手，查究裏面是否有潛伏的港英餘孽或美帝特務，何必找二○○一年已退休的陳方安生麻煩。
中國歷史課當然不應該廢除，讓學子們認識共和國的歷史以及中共的功過得失，很有必要。在此提醒一下：如果忠於史實，結果只會令更多學生疑共、抗共，而不是親共！一如通識教育促使學生應試必須關心時事，結果培養出「學民思潮」一大批反國教的反斗星。
若那狂潮（再度）捲起
《文匯》、《大公》這類左得出奇的文章，近來無日無之，源出於美國駐港總領事夏千福（Clifford Hart）聲言，美國支持香港達至「真正普選」，港人對香港政制發展應有「最終發言權」，以及英國外交及聯邦事務部國務大臣施維爾（Hugo Swire）公開表態撐香港「真普選」，而英國政府準備隨時提供支援。
有不少評論說，美、英兩國談論香港普選，只會觸動北京的神經，對香港的政策只會更強硬。這是託辭。毛澤東有一段名言可作回應：「我們要學景陽崗上的武松。在武松看來，景陽崗上的老虎，刺激牠也是那樣，不刺激牠也是那樣，總之是要吃人的。或者把老虎打死，或者被老虎吃掉，二者必居其一。」老虎者，專制獨裁之苛政也。
俗話說：身正不怕影子歪。如果真心實意以民為本，在香港推行「真普選」，何須懼怕外人說三道四。地球村內，鄰居忠告：要善待子女，切莫過分限制其自由。只要平常心對待，有則改之，無則加勉，沒必要大動肝火。何况中美兩國還是夫妻關係呢！這是副總理汪洋說的。
中共十八大強調三個自信——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泱泱大國理當自信滿滿，兩個秀才加一個牧師的和平佔中，有何能耐炸平太平山，煽起一場動亂?
中共建政以來，在香港犯過三次左傾錯誤——五十年代初期、一九五八年、以及最嚴重的一九六七年暴動。這是已故港澳辦副主任兼黨組書記李後，代表中共中央下的定論。
左派報紙近期的言論、愛字頭組織的崛起、起用社團人士，以肢體語言對抗民主派，挑動群眾鬥群眾，是否預示着新一輪左傾狂潮的來臨？
一念天堂，一念地獄。曾鈺成的逆耳諫言，佔中三子反映的港人心聲，中央領導人可有雅量去聆聽考慮，化解香港面對的政治危機。
附註*：
司徒華：〈曾鈺成不及格〉，《一寸春心》一一七頁﹕
我認為：「他（曾鈺成）確確實實是共產黨員……相信他的黨齡不短，會近四十年了吧？」
（司徒華此文寫於二○○八年十月）
文 江關生
編輯 沈可媛
【明報專訊】極左幽靈近期最突出的標誌，當數立法會主席曾鈺成被左派報章抨擊他妖魔化中央。
來自內地的中共寫手蒯轍元（「觀點中國」網介紹：蒯是中共黨員）點名指曾鈺成的「心魔論」十分惡毒，猖狂之極。
在支聯會已故主席司徒華心目中，早在一九七○年左右已加入共產黨的曾鈺成（見附註*），何以遭到如此惡言對待，還要表示「虛心接受，深切反省」？
皆因曾鈺成先前對傳媒說，二○一七年香港能否普選特首，在於中央一念之間。
假如中央能將對篩走不喜歡的人選的「心魔」解開，政改討論便會海闊天空，泛民主派也毋須堅持公民提名。
曾鈺成的觀點有其一貫性。他曾寫道：「特區政府如果要搞一套『保證不讓反對派參選』的選舉方案，不但是徒勞無功，而且必然弄巧反拙。一套明顯對反對派不公平的方案，只會激起公眾的義憤，令反對派在社會上得到更多同情和支持。」資格比曾鈺成更老的吳康民也認為：「如果篩選為了禁止泛民候選人入閘，結果普選告吹，政制原地踏步。香港社會的動盪不安，可能比目前更甚，這決非香港以至中央之福。」
兩位本地老革命的顧慮，希望中央政府作出明智抉擇，正正是很多香港人的擔心：《基本法》列明的普及而平等的選舉，變成有篩選的假普選，香港人再一次被忽悠！這也是「佔領中環」運動飽受圍剿、卻生生不息的根本原因。
曾鈺成的一番話更是刺激極左派的神經：「不相信民主、擔心普選會把香港搞得比現在更糟的人，與其挖空心思去嘗試設計一套『零風險』的選舉辦法，不如面對現實，做好準備去應對他們害怕會出現的局面。」
暴露左派內部之爭
左報連番批曾，暴露了左派陣營內部對普選特首、政黨政治等涉及香港未來政治走向的路線之爭。有論者認為，批曾只是一齣黑臉白臉合力演出的大龍鳳，似乎與事實不符。
寧左勿右是中共由來已久的惡習。在共產黨的思維裏，左傾代表革命、立場堅定、鬥爭意識強，一旦過左也只是認識問題，熱愛黨國愛過了頭而已。就像最近中共黨內高層流行的批評和自我批評，說什麼「急於求成」、「好大喜功」之類，其實都是在繞着彎誇自己，或者刷老闆鞋。
相反，右傾就嚴重得多，涉及階級立場，屁股坐到敵人那邊、中了帝國主義糖衣炮彈的政治問題。因此，歷次政治運動中受苦受難的絕大多數是右派。
曾鈺成有份創建民建聯，受過直選洗禮。他對香港政局的認識，在本地左派陣營中明顯地鶴立雞群，無出其右，遑論西環那些外派幹部。因此，這次拿曾鈺成開刀，還帶有外派幹部批鬥「土共」的特色。中共建政初期，廣東佬葉劍英、方方、古大存、馮白駒等「土共」執掌華南，施政較為寬鬆，毛澤東卻認為是犯了右傾錯誤，定性為資產階級在黨內的代表。連場反地方主義的鬥爭，南下的北方幹部得勢不饒人，不少廣東幹部被降職、貶謫、罷官，受處分的多達幾千人，直到毛澤東死後，才得以平反。
當然，吳康民、曾鈺成以往有多次黨性壓倒人性的轉軚記錄——從文革批劉少奇、批林彪、批鄧小平、批四人幫，一貫緊跟中央，到六四慘劇發生後依然不離不棄。他們今後是看風使舵、搖風擺柳，還是堅持己見、擇善固執，也在一念之間。
一、《文匯》文章
引發黎慶寧是MI6特務聯想？
批曾的蒯轍元在《文匯報》還發表了一篇奇文，展示了中國特務情報工作之無孔不入。Big brother is watching you！老大哥在監視你！首當其衝的是前港英保安司、特區政府首任保安局長黎慶寧。蒯轍元寫道：「黎慶寧掌握不少本港公務員和政商學界的敏感資料。回歸後短短十三個月黎慶寧就離開官場，攜帶大量保密資料轉移澳洲，二○○六年他低調捲土重來香港。」蒯文的指控極為嚴重，帶走不屬於自己個人的特區大量保密資料，顯然有竊取國家機密的特大罪行之嫌。如果屬實，關進秦城，與薄熙來為鄰，也毫不為過。蒯轍元如果自信情報可靠，證據確鑿，何不向當局檢舉，將黎某人繩之於法，以彰顯其維護國家安全之決心？
蒯文論及黎慶寧的上文提到「出身於英國軍情六處的老特務霍德」，下文緊接着「他低調捲土重來香港」一句，說「香港回歸十六年來，一大批隱蔽身分的軍情六處特務回流香港，與滲入到政黨、團體、司法界、商會、傳媒、政府要害部門，加緊搶奪香港管治權。」是否想引發黎某人是軍情六處（MI6）特務的聯想?
反過來說，如果蒯文是造謠，黎慶寧完全可以控告蒯轍元誹謗。二者必居其一。也許黎慶寧認為耗費時間金錢去打官司花不來，但至少應該撰文表態。如果只是一笑置之，不公開表白，有朝一日到內地旅遊，甚或在香港，突然被失蹤，到時就真是有口難辯，水洗不清矣。
二、《大公》文章
麥齊光之「死」關英國事？
《大公報》的奇文也不遑多讓，羅先亞的〈英國在港的間諜活動〉點明：原發展局局長「麥齊光『死』於英國人之手」。羅先亞寫道：「麥齊光被指騙津被控，但所有指控證據是源自於數十年前的公務員資料，擁有此等能力的，除了英國當局還會有誰？」羅先亞還說，英國情報機構「通過此類資料，長期控制着一批港英過渡的高級官員。」照此推論，英國應該是好好利用此類資料要脅麥齊光，來達到長期控制的目的。客觀的情况是，「曝光」對英國情報機構一點好處也沒有，得益的反倒是特首梁振英。「騙津」新聞曝光後，梁振英很快就對麥齊光棄若敝屣，迫不及待地扶植自己的頭馬——當不成副財政司司長的陳茂波取代了發展局局長的職務。然則，英國憑什麼要幫梁振英呢？
筆者從一些熟悉麥齊光的港大校友口中得知，麥齊光對自己與同事互租物業一事不以為忤，毫無忌諱，早就在言談間宣之於口，並非秘密。他盡享房屋津貼的做法，當年相當普遍。否則，就不會有公務員團體對互租物業一事要求特赦。
三、《文匯》又一文
捉錯鬼？「陳方安生廢中史課」
最好笑的是《文匯報》一篇署名徐庶的奇文，連珠炮發，轟擊的竟然是一大批自己友。徐庶說，英國「回歸後通過陳方安生廢除中國歷史課、設立通識教育，向青年學生洗腦，拒絕承認是中國人，為把香港分裂出去、建立獨立的政治實體作好意識形態準備。」
教育局長吳克儉在今年四月發表的《新學制檢討進展報告》指出，今天的新高中課程，始自二○○○年提出的教育改革建議。當年倡議教改的梁錦松、程介明、戴希立，人稱「三頭馬車」。通識教育則是在教育局長李國章、常秘羅范椒芬時代推行的。以上都是中方紅人。《文匯報》徐庶如果要捉鬼，就應該向中方紅人下手，查究裏面是否有潛伏的港英餘孽或美帝特務，何必找二○○一年已退休的陳方安生麻煩。
中國歷史課當然不應該廢除，讓學子們認識共和國的歷史以及中共的功過得失，很有必要。在此提醒一下：如果忠於史實，結果只會令更多學生疑共、抗共，而不是親共！一如通識教育促使學生應試必須關心時事，結果培養出「學民思潮」一大批反國教的反斗星。
若那狂潮（再度）捲起
《文匯》、《大公》這類左得出奇的文章，近來無日無之，源出於美國駐港總領事夏千福（Clifford Hart）聲言，美國支持香港達至「真正普選」，港人對香港政制發展應有「最終發言權」，以及英國外交及聯邦事務部國務大臣施維爾（Hugo Swire）公開表態撐香港「真普選」，而英國政府準備隨時提供支援。
有不少評論說，美、英兩國談論香港普選，只會觸動北京的神經，對香港的政策只會更強硬。這是託辭。毛澤東有一段名言可作回應：「我們要學景陽崗上的武松。在武松看來，景陽崗上的老虎，刺激牠也是那樣，不刺激牠也是那樣，總之是要吃人的。或者把老虎打死，或者被老虎吃掉，二者必居其一。」老虎者，專制獨裁之苛政也。
俗話說：身正不怕影子歪。如果真心實意以民為本，在香港推行「真普選」，何須懼怕外人說三道四。地球村內，鄰居忠告：要善待子女，切莫過分限制其自由。只要平常心對待，有則改之，無則加勉，沒必要大動肝火。何况中美兩國還是夫妻關係呢！這是副總理汪洋說的。
中共十八大強調三個自信——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泱泱大國理當自信滿滿，兩個秀才加一個牧師的和平佔中，有何能耐炸平太平山，煽起一場動亂?
中共建政以來，在香港犯過三次左傾錯誤——五十年代初期、一九五八年、以及最嚴重的一九六七年暴動。這是已故港澳辦副主任兼黨組書記李後，代表中共中央下的定論。
左派報紙近期的言論、愛字頭組織的崛起、起用社團人士，以肢體語言對抗民主派，挑動群眾鬥群眾，是否預示着新一輪左傾狂潮的來臨？
一念天堂，一念地獄。曾鈺成的逆耳諫言，佔中三子反映的港人心聲，中央領導人可有雅量去聆聽考慮，化解香港面對的政治危機。
附註*：
司徒華：〈曾鈺成不及格〉，《一寸春心》一一七頁﹕
我認為：「他（曾鈺成）確確實實是共產黨員……相信他的黨齡不短，會近四十年了吧？」
（司徒華此文寫於二○○八年十月）
文 江關生
編輯 沈可媛
蔡淑儀 - 防火防盜防記者－－口惠而實不至，怨災及其身？
星期日生活
2013年10月13日
【明報專訊】香港記者追訪阿基諾三世，證件給取消後再被逐，我都不在第一現場目擊過程，實在無權說三道四。
但這五天在峇里島的所見所聞，絕對點滴在心頭：記者的「不識大體」、「不守規矩」、「不懂禮貌」，實在是給香港特區政府迫出來的。
在梁振英先生開記者會，公布自己與阿基諾三世見面、為人質事件取得「一點進展」之前，我曾與新聞官閒聊，隨意的問了一句：「梁先生沒有跟其他地區進行雙邊會面，呵？」
「沒有啊！」
記者會後當然要追究：「我不是問過你有沒有其他雙邊？你又說沒有；現在說謊的是梁先生還是你本人？你叫我們以後怎去信你們？」
「你有問過嗎？我記不得了，又或許你問的時候我聽不清楚啊！」
「你聽不清楚又口輕輕答我？都不跟你追究說過了，現在問會面有沒有照片？有圖有真相，怎麼可能照片沒一張？連手機也帶不進去？」
「照片及錄影確實是沒有，因為雙方協定不可以帶任何攝影器材內進。對，連手機照片都沒有一張。」
只是二十分鐘，我手中就拿着菲律賓總統府發放的影片，馬上在香港播放；還獲悉之前一晚，當梁先生聲稱還身處領導人晚宴時，阿基諾三世已經與菲方記者舉行茶敘，言無不盡的詳細交代會面內容。
政府公開一次又一次撒謊
梁先生總說要坦誠布公，我們看到的卻是藏頭露尾。當自己的政府公開一次又一次撒謊時，冒犯權貴的每事懷疑、每事質問，是媒體最基本的責任；而當連最基本的資訊，也變成國家機密一樣般處理，又怎能怪記者採用非一般的手段去探求事實的全面真相？
「究竟會面的確實時間、地點、歷時多久，請你替我查清楚，好嗎？」九點鐘提出的質疑，結果是三個小時後，新聞官的電話一直沒人接，要待以短訊致最後通牒：若果你們還是不答，我唯有報道「特區政府拒絕作答」……
十分鐘後，我收到這樣的一封電郵：「就閣下的查詢，特首辦現回覆如下：行政長官已於會見傳媒時回答有關問題，沒有補充。」
連這樣簡單的問題也閃閃縮縮不願回答，特首辦又怎能怪記者以菲方消息為依據，去質疑梁先生將會面歷時和成績大量灌水？而後來政府匿名向媒體埋怨「被暗算」，為何大眾的反應會並不同情？又為何菲律賓媒體引述梁先生謂人質事件「應該放下（put behind）」，媒體和大眾會認為這比特首辦主任邱騰華先生更為可信？這些問題，要怪的是香港記者，還是「機關算盡太聰明」地嚴控新聞發放的特區政府？
特區政府對港媒的敵意與輕視
作為一個甚少在香港與對口官員接觸的記者，在這次旅程目睹政府對自己香港媒體的敵意與輕視，對比菲律賓與台灣兩個團的和洽，不能不說十分驚訝感慨。
十月五日下午，梁振英先生抵達下榻酒店，香港記者被強行帶走，不許拍攝。
把我們帶到梁先生下車處、一直笑容滿面的酒店工作人員，接到一個電話後，便180度態度轉變：「對不起，香港政府說沒有安排，基於保安需要，你們不走我們就替你把器材取走。」
「我們明白這裏位置不多，同意只留下一位攝影師只拍鏡頭，再分予其他媒體；你請香港政府的同事和我們討論，好嗎？」
神秘官暗角 電話遙控清場
半個小時的討價還價，那位下命令的特區政府官員，從來沒有紆尊降貴的露面跟我們解釋，只是站在酒店的暗角，以電話遙控整個清場過程。而待那位對外訪毫無經驗的新聞官抵埗時，也只能經電話與那位神秘的官員說了好一回，再拋下一句如下：
「他們說不安排拍攝是一個慣例。」
本台派員跟隨領導的採訪確實不多，但筆者在行業中十多年，也叫跟隨過江澤民朱鎔基胡錦濤溫家寶董建華曾蔭權外訪：守候酒店的記者或許不能叫嚷問題，但連安靜拍攝也被禁止，這樣的排場是首見而非普遍；况且梁先生也只是第一次以特首身分，參加大型國際會議，「慣例」何來，至今我還是搔破頭皮也不得其解。
「梁先生現在並非休假旅遊，而是使用不算小數目的公帑，代表香港參與一個國際會議，有責任向納稅人交代工作的情况；我們不是不顧保安考量，也願意協調拍攝安排，為何下決定的人不屑向我們交代，只讓一位新聞官作傳達？」可憐的新聞官，這次主要的存在意義，就是一面誠懇接受我們的投訴，然後一臉無辜的表示愛莫能助。
我總覺得，梁先生和他的團隊，總以為媒體是無事挑事的麻煩製造者，所以與我們對口的部門，所謂提供的協助都是「口惠而實不至」，完全以幫倒忙、封鎖消息為目的；而結果是「怨災及其身」又怪得了誰？
「三個字，拭目以待」
從小節看全局，梁先生最後特地往機場，送別離開峇里的國家主席習近平，我肯定特區政府與中國代表團是有聯繫的；那為何我與中國團的新聞官打招呼時，他們要反問我香港特區新聞官的聯絡方法？翌日還要跟我埋怨其電話一直沒人接，委託我通知其他香港傳媒中國團的記者招待會？幼承庭訓「壞人衣食如殺人父母」，但遇到這樣「幫到手」的新聞官，我實在是不吐不快，亦不能不懷疑委派任務的高層居心何在。
回港後得悉特區政府或委任馮煒光先生為新聞統籌專員；經過峇里一役，我並不覺得奇怪。模仿馮先生熱爆面書的造句：「三個字，拭目以待。」
文 蔡淑儀 有線電視記者
【明報專訊】香港記者追訪阿基諾三世，證件給取消後再被逐，我都不在第一現場目擊過程，實在無權說三道四。
但這五天在峇里島的所見所聞，絕對點滴在心頭：記者的「不識大體」、「不守規矩」、「不懂禮貌」，實在是給香港特區政府迫出來的。
在梁振英先生開記者會，公布自己與阿基諾三世見面、為人質事件取得「一點進展」之前，我曾與新聞官閒聊，隨意的問了一句：「梁先生沒有跟其他地區進行雙邊會面，呵？」
「沒有啊！」
記者會後當然要追究：「我不是問過你有沒有其他雙邊？你又說沒有；現在說謊的是梁先生還是你本人？你叫我們以後怎去信你們？」
「你有問過嗎？我記不得了，又或許你問的時候我聽不清楚啊！」
「你聽不清楚又口輕輕答我？都不跟你追究說過了，現在問會面有沒有照片？有圖有真相，怎麼可能照片沒一張？連手機也帶不進去？」
「照片及錄影確實是沒有，因為雙方協定不可以帶任何攝影器材內進。對，連手機照片都沒有一張。」
只是二十分鐘，我手中就拿着菲律賓總統府發放的影片，馬上在香港播放；還獲悉之前一晚，當梁先生聲稱還身處領導人晚宴時，阿基諾三世已經與菲方記者舉行茶敘，言無不盡的詳細交代會面內容。
政府公開一次又一次撒謊
梁先生總說要坦誠布公，我們看到的卻是藏頭露尾。當自己的政府公開一次又一次撒謊時，冒犯權貴的每事懷疑、每事質問，是媒體最基本的責任；而當連最基本的資訊，也變成國家機密一樣般處理，又怎能怪記者採用非一般的手段去探求事實的全面真相？
「究竟會面的確實時間、地點、歷時多久，請你替我查清楚，好嗎？」九點鐘提出的質疑，結果是三個小時後，新聞官的電話一直沒人接，要待以短訊致最後通牒：若果你們還是不答，我唯有報道「特區政府拒絕作答」……
十分鐘後，我收到這樣的一封電郵：「就閣下的查詢，特首辦現回覆如下：行政長官已於會見傳媒時回答有關問題，沒有補充。」
連這樣簡單的問題也閃閃縮縮不願回答，特首辦又怎能怪記者以菲方消息為依據，去質疑梁先生將會面歷時和成績大量灌水？而後來政府匿名向媒體埋怨「被暗算」，為何大眾的反應會並不同情？又為何菲律賓媒體引述梁先生謂人質事件「應該放下（put behind）」，媒體和大眾會認為這比特首辦主任邱騰華先生更為可信？這些問題，要怪的是香港記者，還是「機關算盡太聰明」地嚴控新聞發放的特區政府？
特區政府對港媒的敵意與輕視
作為一個甚少在香港與對口官員接觸的記者，在這次旅程目睹政府對自己香港媒體的敵意與輕視，對比菲律賓與台灣兩個團的和洽，不能不說十分驚訝感慨。
十月五日下午，梁振英先生抵達下榻酒店，香港記者被強行帶走，不許拍攝。
把我們帶到梁先生下車處、一直笑容滿面的酒店工作人員，接到一個電話後，便180度態度轉變：「對不起，香港政府說沒有安排，基於保安需要，你們不走我們就替你把器材取走。」
「我們明白這裏位置不多，同意只留下一位攝影師只拍鏡頭，再分予其他媒體；你請香港政府的同事和我們討論，好嗎？」
神秘官暗角 電話遙控清場
半個小時的討價還價，那位下命令的特區政府官員，從來沒有紆尊降貴的露面跟我們解釋，只是站在酒店的暗角，以電話遙控整個清場過程。而待那位對外訪毫無經驗的新聞官抵埗時，也只能經電話與那位神秘的官員說了好一回，再拋下一句如下：
「他們說不安排拍攝是一個慣例。」
本台派員跟隨領導的採訪確實不多，但筆者在行業中十多年，也叫跟隨過江澤民朱鎔基胡錦濤溫家寶董建華曾蔭權外訪：守候酒店的記者或許不能叫嚷問題，但連安靜拍攝也被禁止，這樣的排場是首見而非普遍；况且梁先生也只是第一次以特首身分，參加大型國際會議，「慣例」何來，至今我還是搔破頭皮也不得其解。
「梁先生現在並非休假旅遊，而是使用不算小數目的公帑，代表香港參與一個國際會議，有責任向納稅人交代工作的情况；我們不是不顧保安考量，也願意協調拍攝安排，為何下決定的人不屑向我們交代，只讓一位新聞官作傳達？」可憐的新聞官，這次主要的存在意義，就是一面誠懇接受我們的投訴，然後一臉無辜的表示愛莫能助。
我總覺得，梁先生和他的團隊，總以為媒體是無事挑事的麻煩製造者，所以與我們對口的部門，所謂提供的協助都是「口惠而實不至」，完全以幫倒忙、封鎖消息為目的；而結果是「怨災及其身」又怪得了誰？
「三個字，拭目以待」
從小節看全局，梁先生最後特地往機場，送別離開峇里的國家主席習近平，我肯定特區政府與中國代表團是有聯繫的；那為何我與中國團的新聞官打招呼時，他們要反問我香港特區新聞官的聯絡方法？翌日還要跟我埋怨其電話一直沒人接，委託我通知其他香港傳媒中國團的記者招待會？幼承庭訓「壞人衣食如殺人父母」，但遇到這樣「幫到手」的新聞官，我實在是不吐不快，亦不能不懷疑委派任務的高層居心何在。
回港後得悉特區政府或委任馮煒光先生為新聞統籌專員；經過峇里一役，我並不覺得奇怪。模仿馮先生熱爆面書的造句：「三個字，拭目以待。」
文 蔡淑儀 有線電視記者
2013年10月12日 星期六
李怡 - 港必自侮，然後菲侮之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3年10月12日
據中新網報道，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周三在汶萊與菲律賓總統阿奎諾三世相遇並簡短交談，表示香港人質事件「牽動中國人民特別是香港同胞的感情」，促菲方嚴肅對待，盡快「合情合理解決」；阿奎諾三世說會妥善處理、繼續調查。人質事件家屬謝志堅指中央介入有助追究責任。
李克強並非約見阿奎諾三世專談人質事件，只是與他相遇談到，而且是先向阿奎諾三世談中國的南海問題立場，再簡短提到人質事件，根本談不上向菲施壓。而阿奎諾也只是應酬式表示會處理。但接着就由菲律賓總統發言人通過菲報章表示，中國對香港人質事件提出申訴too late，因為阿奎諾與梁振英會面時，雙方已同意「忘記這件事」（put behind them）。
菲總統發言人這麼快作出澄清，當然是知道中國的底牌。中共最關心菲律賓的南海立場，其次是針對美日的東亞戰略關係。人質事件發生後一年，阿奎諾三世訪華，取得總值70億美元的經貿合同，更爭取到中國開放國民赴菲旅遊。死掉幾個香港老百姓，專制政權根本不當回事。若這次不是香港傳媒大幅報道梁振英在APEC與菲總統的交涉，專制政權又豈會留意到「香港同胞的感情」？
梁振英在APEC與阿奎諾三世的會面，被香港輿論指為香港被「矮化」，接見安排「分明玩我哋」，「唔畀面香港」；梁特出來不敢講，人家就大講。香港很明顯被公開侮辱。不僅梁振英蒙羞，香港市民也蒙羞。尤其是，香港是「僕人國家」的最大僱主。這口氣實在很難吞下。
但能夠只怪梁振英或特首辦主任邱騰華乎？
孟子曰：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又說：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
回歸前的香港，雖是英國殖民地，但在國際上有尊嚴。前朝高官曹廣榮曾跟筆者談到他代表香港去歐洲談紡織品配額時，他雖作為英國代表團成員，但每次都在沒有英國的干預下，清楚代表香港據理力爭，獲得尊重，取得成果。回歸初期，董建華在國際場合，也受到應有的尊重。包括與美國總統布殊的會見，以及多次出席亞太會議。因為國際社會都認為香港雖已處於中國主權之下，但有自己獨立的法律制度，有自由和人權，香港內部事務基本上與中共無關。以香港在回歸前居亞洲四小龍之首的地位，獲尊重是很自然的。
回歸後，眼看香港的自主逐步淪落，香港變得越來越像中國大陸的一個城市。發生人質事件時，菲總統阿奎諾三世不接曾蔭權電話，其後又推翻司法部長德利馬第一份調查報告，指巿長、副市長等各級政府官員都有犯錯、建議起訴。因為阿奎諾三世已看扁了香港：中共當局既不會為香港出頭，香港政府及市民也不會出台任何抵制菲律賓的措施。因而他就是不顧自己司法部長的報告，就是蔑視香港，香港政府和香港人能奈我何？
不是說中共不斷封殺台灣的國際空間嗎？不是說台灣沒有國際地位嗎？不是說香港依靠着強大祖國在世界上抬起頭了嗎？你看台灣怎樣抵制菲律賓？三個月菲律賓就跪低。台灣的菲傭雖沒有香港多，但有工廠產業的菲律賓外勞6萬多人，另有2萬多菲外勞做看護或幫傭。三個月凍結菲勞申請，對台灣影響不小，工廠都缺人開工。但台灣人有志氣，為了幫一個漁民討回公道，社會對抵制菲勞全無異議。可是在香港，三年前不僅政府、議員、輿論沒有提出抵制菲律賓的經濟措施，現在有議員提出了，建制派有議員反對，民主派少人響應，外傭僱工僱主協會說會影響十萬人生活，保安局長說要小心考慮。有人說對菲傭不公平，社運左翼說「欺負弱者」。不給實在的壓力叫菲政府讓步，難道對受難者家屬、對香港人就公平嗎？不要罵梁振英鵪鶉了，根本就是香港人鵪鶉。
now民調顯示，有超過九成人支持制裁輸入菲傭工。現在就看政府、從政人士和輿論如何回應了。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港必自侮，而後菲侮之。如果香港人在這次事件中還不從自私自保中覺醒，那麼香港人也許活該不配有真普選了。這叫作：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也叫作：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
據中新網報道，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周三在汶萊與菲律賓總統阿奎諾三世相遇並簡短交談，表示香港人質事件「牽動中國人民特別是香港同胞的感情」，促菲方嚴肅對待，盡快「合情合理解決」；阿奎諾三世說會妥善處理、繼續調查。人質事件家屬謝志堅指中央介入有助追究責任。
李克強並非約見阿奎諾三世專談人質事件，只是與他相遇談到，而且是先向阿奎諾三世談中國的南海問題立場，再簡短提到人質事件，根本談不上向菲施壓。而阿奎諾也只是應酬式表示會處理。但接着就由菲律賓總統發言人通過菲報章表示，中國對香港人質事件提出申訴too late，因為阿奎諾與梁振英會面時，雙方已同意「忘記這件事」（put behind them）。
菲總統發言人這麼快作出澄清，當然是知道中國的底牌。中共最關心菲律賓的南海立場，其次是針對美日的東亞戰略關係。人質事件發生後一年，阿奎諾三世訪華，取得總值70億美元的經貿合同，更爭取到中國開放國民赴菲旅遊。死掉幾個香港老百姓，專制政權根本不當回事。若這次不是香港傳媒大幅報道梁振英在APEC與菲總統的交涉，專制政權又豈會留意到「香港同胞的感情」？
梁振英在APEC與阿奎諾三世的會面，被香港輿論指為香港被「矮化」，接見安排「分明玩我哋」，「唔畀面香港」；梁特出來不敢講，人家就大講。香港很明顯被公開侮辱。不僅梁振英蒙羞，香港市民也蒙羞。尤其是，香港是「僕人國家」的最大僱主。這口氣實在很難吞下。
但能夠只怪梁振英或特首辦主任邱騰華乎？
孟子曰：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又說：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
回歸前的香港，雖是英國殖民地，但在國際上有尊嚴。前朝高官曹廣榮曾跟筆者談到他代表香港去歐洲談紡織品配額時，他雖作為英國代表團成員，但每次都在沒有英國的干預下，清楚代表香港據理力爭，獲得尊重，取得成果。回歸初期，董建華在國際場合，也受到應有的尊重。包括與美國總統布殊的會見，以及多次出席亞太會議。因為國際社會都認為香港雖已處於中國主權之下，但有自己獨立的法律制度，有自由和人權，香港內部事務基本上與中共無關。以香港在回歸前居亞洲四小龍之首的地位，獲尊重是很自然的。
回歸後，眼看香港的自主逐步淪落，香港變得越來越像中國大陸的一個城市。發生人質事件時，菲總統阿奎諾三世不接曾蔭權電話，其後又推翻司法部長德利馬第一份調查報告，指巿長、副市長等各級政府官員都有犯錯、建議起訴。因為阿奎諾三世已看扁了香港：中共當局既不會為香港出頭，香港政府及市民也不會出台任何抵制菲律賓的措施。因而他就是不顧自己司法部長的報告，就是蔑視香港，香港政府和香港人能奈我何？
不是說中共不斷封殺台灣的國際空間嗎？不是說台灣沒有國際地位嗎？不是說香港依靠着強大祖國在世界上抬起頭了嗎？你看台灣怎樣抵制菲律賓？三個月菲律賓就跪低。台灣的菲傭雖沒有香港多，但有工廠產業的菲律賓外勞6萬多人，另有2萬多菲外勞做看護或幫傭。三個月凍結菲勞申請，對台灣影響不小，工廠都缺人開工。但台灣人有志氣，為了幫一個漁民討回公道，社會對抵制菲勞全無異議。可是在香港，三年前不僅政府、議員、輿論沒有提出抵制菲律賓的經濟措施，現在有議員提出了，建制派有議員反對，民主派少人響應，外傭僱工僱主協會說會影響十萬人生活，保安局長說要小心考慮。有人說對菲傭不公平，社運左翼說「欺負弱者」。不給實在的壓力叫菲政府讓步，難道對受難者家屬、對香港人就公平嗎？不要罵梁振英鵪鶉了，根本就是香港人鵪鶉。
now民調顯示，有超過九成人支持制裁輸入菲傭工。現在就看政府、從政人士和輿論如何回應了。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港必自侮，而後菲侮之。如果香港人在這次事件中還不從自私自保中覺醒，那麼香港人也許活該不配有真普選了。這叫作：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也叫作：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
2013年10月9日 星期三
李怡 - 菲人質事件何以解決無望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3年10月9日
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接見梁振英時，指示內地部門跟進人質事件。接着中共外交部發言人表示支持香港特區政府與菲律賓政府就此事保持密切溝通和協商。這就是中共的跟進了。於是一直冷待梁振英的菲總統，終於額外開恩與梁談了二、三十分鐘，會後菲傳媒報道，菲總統阿奎諾三世表示，不會就馬尼拉人質事件道歉，因為錯誤是騎劫旅遊巴的槍手造成的，在菲律賓文化中，不會代其他人的過錯道歉。阿奎諾還說，梁振英對這文化差異表示明白。
這是甚麼文化？是哪門子的差異？兩個月前，菲律賓總統派出代表佩雷斯到台灣，向今年5月被菲國海巡人員槍殺的台灣漁民洪石城的家屬道歉，兼賠償約260萬港元。這難道不是菲國海巡人員的錯而是菲總統的錯乎？人質事件中殺人的固然是槍手，但菲國官員處理失當也是人所皆知的事。任何文化，掌權者都要為自己下屬或子民的過錯扛起責任，儘管過錯與掌權者本人無關。
菲總統表示會安排受害者家屬與菲律賓總領事會晤，但內容只是「解釋菲國法院的處理」。道歉賠償既已被菲總統拒絕，也就是說，會晤也不會有甚麼成果了。
十九世紀英國啟蒙思想家John S. Mill（1806-1873）說過：「集權和獨裁統治，政權的主要精力是對付內部人民的，他們害怕內部勢力遠甚於外部勢力。自由社會也一樣，只不過民主政府被剝奪了壓迫人民的權利。」
集權統治害怕內部勢力很清楚，這說明為甚麼中共國的維穩費大於國防開支。掌權者不是害怕人民，他們有壓迫人民的權利。他們是害怕反對勢力形成組織。民主政權的主要精力也是用來對付內部人民，但因為政權被剝奪了壓迫人民的權利，所以必須不斷對應人民的要求，必須應付國會、媒體和不同利益的社會組織。美國總統在國際社會呼風喚雨，似乎不可一世，但在美國國內，就一天到晚求國會、見媒體，還到餐館輪外賣，見不到在國際上的叱咤風雲矣。
同一個菲律賓，為甚麼海巡人員槍殺台灣漁民事件，短短三個月，菲國即轉軚道歉兼賠償；而香港人質事件拖了三年多不予理會？真正原因就是台灣當局在民間壓力下，為維護尊嚴，對菲律賓實施11項經濟制裁，其中包括凍結菲律賓勞工申請赴台工作，三個月總計影響14,000多名菲傭赴台。而香港的制裁只是無關痛癢的發個黑色旅遊警示，菲律賓真是睬你都儍。
香港菲傭人數有15萬，遠多於台灣。菲傭是菲律賓的外匯來源和經濟命脈，香港最有本錢向菲律賓施壓。倘若香港也凍結菲傭申請，不需兩個月，菲政府在人民壓力下豈能不跪低？可是別說港府，連一般市民、社會輿論、立法會議員都沒有提過這樣的制裁措施。老百姓既沒有權，從政者也擔心若要市民犧牲一點請不到菲傭的不便，會丟失民心。政府覺得沒必要向外國政要爭取自己內部人民的權益和尊嚴，人質事件也就這樣拖延至今。
中共表面很有強國體面，實際上在香港人質事件中對付不了一個菲律賓。因為香港人處於無權狀態，對特府沒有壓力；特府對中央只有順從也全無壓力。死幾個香港人，在北京、在特府高官眼中只是個數字。要經濟制裁菲律賓，得問過北京；北京從中共國在東亞的戰略考慮來看，也是中菲關係重要，不會把人質事件看重。事實上，中共自建政以來，從來沒有重視過中國人的生命與尊嚴。大陸的種種倒行逆施的苛政不用說了。1975年在金邊，1998年在印尼，大量華人遭屠殺，中共國的大使館拒保護，中國政府沒有發表任何聲明，倒是美國政府發聲明要求印尼停止屠殺，否則美國會發動戰爭來制止。兩次都有當地華人拉起橫額，上寫：「寧做美國狗，不做中國人」。
中共國有外交嗎？外交是內政的延伸。沒有民主的政權，對內就有壓迫人民的權利。延伸至外交，就是面子最重要。不惜犧牲土地求和，以及要百姓勒緊褲帶去援外。香港沒有民主，市民缺歸屬感，只是自顧自，很少人願犧牲些小利去維護香港人的尊嚴。因此儘管有15萬菲傭作籌碼，也沒有台灣人那種承擔。人質事件使我們想到，只有立足於本土去爭取民主，香港才有將來。
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接見梁振英時，指示內地部門跟進人質事件。接着中共外交部發言人表示支持香港特區政府與菲律賓政府就此事保持密切溝通和協商。這就是中共的跟進了。於是一直冷待梁振英的菲總統，終於額外開恩與梁談了二、三十分鐘，會後菲傳媒報道，菲總統阿奎諾三世表示，不會就馬尼拉人質事件道歉，因為錯誤是騎劫旅遊巴的槍手造成的，在菲律賓文化中，不會代其他人的過錯道歉。阿奎諾還說，梁振英對這文化差異表示明白。
這是甚麼文化？是哪門子的差異？兩個月前，菲律賓總統派出代表佩雷斯到台灣，向今年5月被菲國海巡人員槍殺的台灣漁民洪石城的家屬道歉，兼賠償約260萬港元。這難道不是菲國海巡人員的錯而是菲總統的錯乎？人質事件中殺人的固然是槍手，但菲國官員處理失當也是人所皆知的事。任何文化，掌權者都要為自己下屬或子民的過錯扛起責任，儘管過錯與掌權者本人無關。
菲總統表示會安排受害者家屬與菲律賓總領事會晤，但內容只是「解釋菲國法院的處理」。道歉賠償既已被菲總統拒絕，也就是說，會晤也不會有甚麼成果了。
十九世紀英國啟蒙思想家John S. Mill（1806-1873）說過：「集權和獨裁統治，政權的主要精力是對付內部人民的，他們害怕內部勢力遠甚於外部勢力。自由社會也一樣，只不過民主政府被剝奪了壓迫人民的權利。」
集權統治害怕內部勢力很清楚，這說明為甚麼中共國的維穩費大於國防開支。掌權者不是害怕人民，他們有壓迫人民的權利。他們是害怕反對勢力形成組織。民主政權的主要精力也是用來對付內部人民，但因為政權被剝奪了壓迫人民的權利，所以必須不斷對應人民的要求，必須應付國會、媒體和不同利益的社會組織。美國總統在國際社會呼風喚雨，似乎不可一世，但在美國國內，就一天到晚求國會、見媒體，還到餐館輪外賣，見不到在國際上的叱咤風雲矣。
同一個菲律賓，為甚麼海巡人員槍殺台灣漁民事件，短短三個月，菲國即轉軚道歉兼賠償；而香港人質事件拖了三年多不予理會？真正原因就是台灣當局在民間壓力下，為維護尊嚴，對菲律賓實施11項經濟制裁，其中包括凍結菲律賓勞工申請赴台工作，三個月總計影響14,000多名菲傭赴台。而香港的制裁只是無關痛癢的發個黑色旅遊警示，菲律賓真是睬你都儍。
香港菲傭人數有15萬，遠多於台灣。菲傭是菲律賓的外匯來源和經濟命脈，香港最有本錢向菲律賓施壓。倘若香港也凍結菲傭申請，不需兩個月，菲政府在人民壓力下豈能不跪低？可是別說港府，連一般市民、社會輿論、立法會議員都沒有提過這樣的制裁措施。老百姓既沒有權，從政者也擔心若要市民犧牲一點請不到菲傭的不便，會丟失民心。政府覺得沒必要向外國政要爭取自己內部人民的權益和尊嚴，人質事件也就這樣拖延至今。
中共表面很有強國體面，實際上在香港人質事件中對付不了一個菲律賓。因為香港人處於無權狀態，對特府沒有壓力；特府對中央只有順從也全無壓力。死幾個香港人，在北京、在特府高官眼中只是個數字。要經濟制裁菲律賓，得問過北京；北京從中共國在東亞的戰略考慮來看，也是中菲關係重要，不會把人質事件看重。事實上，中共自建政以來，從來沒有重視過中國人的生命與尊嚴。大陸的種種倒行逆施的苛政不用說了。1975年在金邊，1998年在印尼，大量華人遭屠殺，中共國的大使館拒保護，中國政府沒有發表任何聲明，倒是美國政府發聲明要求印尼停止屠殺，否則美國會發動戰爭來制止。兩次都有當地華人拉起橫額，上寫：「寧做美國狗，不做中國人」。
中共國有外交嗎？外交是內政的延伸。沒有民主的政權，對內就有壓迫人民的權利。延伸至外交，就是面子最重要。不惜犧牲土地求和，以及要百姓勒緊褲帶去援外。香港沒有民主，市民缺歸屬感，只是自顧自，很少人願犧牲些小利去維護香港人的尊嚴。因此儘管有15萬菲傭作籌碼，也沒有台灣人那種承擔。人質事件使我們想到，只有立足於本土去爭取民主，香港才有將來。
2013年10月7日 星期一
林忌評論：梁振英對阿奎諾的微笑
自由亞洲電台
2013年10月7日
香港三家傳媒的記者，在印尼峇里亞太經合組織（APEC）領導人峯會採訪，在提問有關菲律賓人質事件的問題後，竟被 APEC 職員指「不合禮儀」及令「嘉賓難堪」，強行搶走採訪證並喝令離開。港台記者葉燿坤於電台節目憶述，當時記者正等待菲律賓總統阿奎諾，最初沒人干預，惟香港記者發問後，即有 APEC 大會職員指他們的所在地不屬採訪區。葉燿坤更強調傳媒手冊內無提及發問位置是限制區域。
表面證據來說，如果一間電台的採訪過了火位，的確有一定的可能；但同時有三間傳媒，包括香港政府自己的官台──香港電台，這問題特區政府就已經責無旁貸，必須代香港電台出頭。可是香港記者一而再，再而三在大陸以至外地受到欺凌，香港特區政府的態度就是「會跟進」、「要研究」，不斷用拖字訣，真相就是──香港特區政府是一個喪權賣港的政權，對內則兇狠，對外則軟弱無能，這才一再令香港人以至香港記者，一再在外地受到欺凌的原因。
記得暑假的時候，一位小學老師休假在鬧市，為對抗警察不公的執法說了句粗口，特首梁振英就立即要教育局長交報告，而教育局長則要學校交報告；對於身在 APEC 現場的梁振英，不但沒有出來說幾句捍衛香港新聞自由的說話，更對香港人恨之入骨，一直仍在追討馬尼拉人質事件責任的菲律賓總統阿奎諾談笑風生，這是怎樣的一幅畫面？這是怎樣的一種態度？這是對香港受害人家屬如何的二次、三次、甚至係多次傷害呢？梁振英，當時你究竟有甚麼覺得可笑？當時你在對阿奎諾說甚麼？
香港記者以至議員，向中國外交部求助，中國外交部副部長劉振民說：「暫時只透過傳媒報道得知事件，未掌握具體資料，中方很難就事件表態，鼓勵香港傳媒，積極與主辦單位及印尼政府溝通解決問題。」敢問中國外交部在
APEC
做甚麼呢？不了解？未掌聲具體資料？那麼他們可有接觸記者？可有立即表達任何嚴正的立場？可有發揮基本法「一國兩制」下中國獨佔的國防與外交權利，為香港記者做一些甚麼？沒有，就是鼓勵香港記者去和加害者「協商」──叫受害人和加害者協商，這真是天下奇聞。
事實一再證明，香港人拿著特區護照以為享有「免簽證」待遇，以為貪平用幾百元的護照就可以享有出外旅行的方便，卻忘記了這本「特區護照」，其實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其中一本護照；沒有事情發生的時候，這本護照的確帶來方便；萬一出意外的時候，這個從不關心人民死活，只關心自己黨與獨裁政權利益的中國外交部，根本不會關心你香港人的死活！這些官員，既不需要向政府問責，更不需要向人民問責，特別不會向你們香港這個「中國再殖民地」的香港市民問責；出了意外不但沒有人關心，所謂代表香港人的特首還和你的仇家談笑風生，露出比名作《蒙娜麗莎》更開懷的微笑，令每一位有血性的香港人，都感到忍無可忍。（自由亞洲電台粵語部評論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香港三家傳媒的記者，在印尼峇里亞太經合組織（APEC）領導人峯會採訪，在提問有關菲律賓人質事件的問題後，竟被 APEC 職員指「不合禮儀」及令「嘉賓難堪」，強行搶走採訪證並喝令離開。港台記者葉燿坤於電台節目憶述，當時記者正等待菲律賓總統阿奎諾，最初沒人干預，惟香港記者發問後，即有 APEC 大會職員指他們的所在地不屬採訪區。葉燿坤更強調傳媒手冊內無提及發問位置是限制區域。
表面證據來說，如果一間電台的採訪過了火位，的確有一定的可能；但同時有三間傳媒，包括香港政府自己的官台──香港電台，這問題特區政府就已經責無旁貸，必須代香港電台出頭。可是香港記者一而再，再而三在大陸以至外地受到欺凌，香港特區政府的態度就是「會跟進」、「要研究」，不斷用拖字訣，真相就是──香港特區政府是一個喪權賣港的政權，對內則兇狠，對外則軟弱無能，這才一再令香港人以至香港記者，一再在外地受到欺凌的原因。
記得暑假的時候，一位小學老師休假在鬧市，為對抗警察不公的執法說了句粗口，特首梁振英就立即要教育局長交報告，而教育局長則要學校交報告；對於身在 APEC 現場的梁振英，不但沒有出來說幾句捍衛香港新聞自由的說話，更對香港人恨之入骨，一直仍在追討馬尼拉人質事件責任的菲律賓總統阿奎諾談笑風生，這是怎樣的一幅畫面？這是怎樣的一種態度？這是對香港受害人家屬如何的二次、三次、甚至係多次傷害呢？梁振英，當時你究竟有甚麼覺得可笑？當時你在對阿奎諾說甚麼？
事實一再證明，香港人拿著特區護照以為享有「免簽證」待遇，以為貪平用幾百元的護照就可以享有出外旅行的方便，卻忘記了這本「特區護照」，其實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其中一本護照；沒有事情發生的時候，這本護照的確帶來方便；萬一出意外的時候，這個從不關心人民死活，只關心自己黨與獨裁政權利益的中國外交部，根本不會關心你香港人的死活！這些官員，既不需要向政府問責，更不需要向人民問責，特別不會向你們香港這個「中國再殖民地」的香港市民問責；出了意外不但沒有人關心，所謂代表香港人的特首還和你的仇家談笑風生，露出比名作《蒙娜麗莎》更開懷的微笑，令每一位有血性的香港人，都感到忍無可忍。（自由亞洲電台粵語部評論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馬嶽 - 從埃及到香港——民主的實質和程序價值
2013年10月7日
【明報專訊】兩年多前，「阿拉伯之春」令全球支持民主的人大為振奮，某些多年的專制政權被人民運動推翻，打破了中東人回教徒不支持西方民主政制的迷思。但最近部分這些中東國家的民主發展並不順利，西方學者紛紛討論轉型期管治（transitional governance）的問題。特別是埃及的形勢出現大逆轉，民選的總統穆爾西被大規模示威及軍人逼下台，軍人控制局面後除了大幅鎮壓抗議的穆爾西支持者，帶來大量傷亡外，並大力打壓穆斯林兄弟會，最近更禁止穆斯林兄弟會公開活動。可以說，埃及短暫的民主窗口已經關上。
不少人在埃及的大規模衝突及民主逆轉後，便藉此提出對民主的質疑，例如質疑埃及民眾以群眾運動推翻專制，這種「激進」的手段不能帶來長治久安，又或者是那種「民主不能一蹴而就」的質疑，以至「普選非萬能論」等。從西方民主化理論的角度看，埃及的經驗是民主價值和民主制度如何鞏固的問題，反映了埃及人仍未內化民主的程序價值，但難以就此否定民主政制的價值。
程序價值還是實質價值？
有些人支持民主，是因為相信民主的程序（procedural）價值，包括經由公平的選舉產生政府、政府權力受憲法制約、平等的人民政治權利受到重視、政府依憲法和法律程序運用權力、公民權利得到保障等。有些人支持民主，是因為相信民主的實質（substantial）價值，包括民主政制可以帶來更好的管治、更好的政策、令自己的生活可以改善，以至民主可以帶來法治或其他政治層面的改善等。
埃及民眾不滿穆巴拉克的管治，要求其下台並推行民主選舉，可以是同時相信民主的程序價值和實質價值，在支持民主普選時，亦希望和相信民主普選可以改善施政和生活。問題是當民主選舉產生的穆爾西政府表現不似他們預期，沒有帶來他們心目中的實質的（substantial）改善或好處時，他們是否選擇用符合民主程序的方法來更換政府。
政治學者會認為，只有人民相信民主的程序價值，才是真正認同民主政體的核心價值。因為部分民主政制可帶來的實質好處（substantial values），有時在其他政體下也可能落實，而且如果人民要的只是實質的利益，他們便容易接受以不民主或合法範圍以外（extra-legal）的渠道獲得這些利益，而選擇放棄民主原則或程序。
埃及的故事正是：埃及民眾可以接受以合法範圍以外（extra-legal）的渠道，包括援引軍方的支持趕穆爾西下台。軍人介入後示威民眾不單沒有抗議，反而額手稱慶。但當軍方大權在握，可以隨意鎮壓穆斯林兄弟會的抗議者、封閉其報紙，甚至禁止其公開活動，民主的程序價值便岌岌可危。如果人民只重視結果而不懂珍惜程序價值，到了軍方可以恣意侵犯結社自由時（穆巴拉克年代甚至未有禁絕穆斯林兄弟會），便完全不能保證民主社會了。
台灣是鮮明對照
一個鮮明的對照是當年的台灣。陳水扁貪腐引來「天下圍攻」，但台灣民眾並沒有以暴力或憲法以外的手段趕陳水扁下台，而是用了成熟民主體制中的常用方法：在下次選舉中以選票令執政的民進黨下台，然後在陳水扁落任後，以司法程序將其繩之於法。（這裏當然有台灣總統制下的憲制局限：如果在國會制下是可以嘗試去用不信任動議的，但在台灣總統制下如果不能通過彈劾動議，總統又有在任免訴（immunity）的權利時，便只能等下次選舉了。）
從研究民主化的學者的角度看，台灣經此一役便已進入民主鞏固（democratic consolidation）的階段，因為台灣人民已經確認民主選舉是唯一更換公權力的手段，達至民主is the only game in town的階段。在2008年以後，民主作為和平地撤換統治者的制度，已經在台灣落地生根了。
「普選不是萬靈丹」論
另外一類質疑，就是所謂「普選不是萬靈丹」論，指出普選不能解決所有問題，例如不能幫助埃及解決深層次的社會矛盾，所以不要把民主看得這麼重要云云。其實任何這種「ＸＸ不是萬靈丹」的說法，差不多沒有認知意義。沒有認知意義的語句（包括恆真句），有時是很難駁斥的，很多人都看不到明顯的問題（因為太對了嘛）。普選能不能解決香港所有問題？當然不能！因為世界上沒有一樣東西是可以「解決所有問題」的！但這並不代表這不是好東西，不值得爭取。信某個神也不會替你「解決所有問題」吧？那為什麼傳道呢？
這情况正如某人生了病去求醫，醫生作出診斷後建議他吃某種藥，然後這人問醫生：「你的診斷是否一定對？這種藥是不是能保證醫好我的病？是不是所有病都可以醫好？」或者甚至問：「你能不能保證我吃了藥就不會病？以後就不會病？不然的話我就不會吃這藥。」我不知道有醫德的醫生對着這種「有病」的病人可以怎樣做（沒醫德的很簡單：由他不吃藥算了）。
回到香港的實際情况，從香港種種文化和價值現象顯示，香港會出現埃及的亂局的可能性極低。香港人對秩序、和平和程序理性已經達到一個迷信與迷戀的程度，在街講一句粗口都要出重案組。有次開會跟縱橫世界各地研究民主化經驗的Larry Diamond談起，他說他覺得他沒見過一個城市比香港更適合推行民主（大意），因為香港人極其平和文明理性，而且香港沒有主要的宗教種族分歧，要以民主政制控制社會衝突相對容易。
愈早落實愈易適應
埃及給香港的重要啟示之一，是像Dankwart Rustow在他1970年的經典文章所言，建立民主政制是需要一段頗長的時間各方適應（habituation），學習用民主程序去解決社會各項矛盾的。從這個角度看，民主政制落實愈早愈好，因為要各類社會政治力量學習如何創制及在民主政制下解決各項問題和社會矛盾，是要不斷嘗試的。拖延制度改革，付出的代價便會愈大愈多，對香港的發展的影響亦會愈大。
◆延伸閱讀
1. Dankwart Rustow, "Transitions to Democracy: Towards a Dynamic Model," Comparative Politics (April 1970), pp.337-363.
2. Larry Diamond and Leonardo Morlino eds., Assessing the Quality of Democracy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5).
【明報專訊】兩年多前，「阿拉伯之春」令全球支持民主的人大為振奮，某些多年的專制政權被人民運動推翻，打破了中東人回教徒不支持西方民主政制的迷思。但最近部分這些中東國家的民主發展並不順利，西方學者紛紛討論轉型期管治（transitional governance）的問題。特別是埃及的形勢出現大逆轉，民選的總統穆爾西被大規模示威及軍人逼下台，軍人控制局面後除了大幅鎮壓抗議的穆爾西支持者，帶來大量傷亡外，並大力打壓穆斯林兄弟會，最近更禁止穆斯林兄弟會公開活動。可以說，埃及短暫的民主窗口已經關上。
不少人在埃及的大規模衝突及民主逆轉後，便藉此提出對民主的質疑，例如質疑埃及民眾以群眾運動推翻專制，這種「激進」的手段不能帶來長治久安，又或者是那種「民主不能一蹴而就」的質疑，以至「普選非萬能論」等。從西方民主化理論的角度看，埃及的經驗是民主價值和民主制度如何鞏固的問題，反映了埃及人仍未內化民主的程序價值，但難以就此否定民主政制的價值。
程序價值還是實質價值？
有些人支持民主，是因為相信民主的程序（procedural）價值，包括經由公平的選舉產生政府、政府權力受憲法制約、平等的人民政治權利受到重視、政府依憲法和法律程序運用權力、公民權利得到保障等。有些人支持民主，是因為相信民主的實質（substantial）價值，包括民主政制可以帶來更好的管治、更好的政策、令自己的生活可以改善，以至民主可以帶來法治或其他政治層面的改善等。
埃及民眾不滿穆巴拉克的管治，要求其下台並推行民主選舉，可以是同時相信民主的程序價值和實質價值，在支持民主普選時，亦希望和相信民主普選可以改善施政和生活。問題是當民主選舉產生的穆爾西政府表現不似他們預期，沒有帶來他們心目中的實質的（substantial）改善或好處時，他們是否選擇用符合民主程序的方法來更換政府。
政治學者會認為，只有人民相信民主的程序價值，才是真正認同民主政體的核心價值。因為部分民主政制可帶來的實質好處（substantial values），有時在其他政體下也可能落實，而且如果人民要的只是實質的利益，他們便容易接受以不民主或合法範圍以外（extra-legal）的渠道獲得這些利益，而選擇放棄民主原則或程序。
埃及的故事正是：埃及民眾可以接受以合法範圍以外（extra-legal）的渠道，包括援引軍方的支持趕穆爾西下台。軍人介入後示威民眾不單沒有抗議，反而額手稱慶。但當軍方大權在握，可以隨意鎮壓穆斯林兄弟會的抗議者、封閉其報紙，甚至禁止其公開活動，民主的程序價值便岌岌可危。如果人民只重視結果而不懂珍惜程序價值，到了軍方可以恣意侵犯結社自由時（穆巴拉克年代甚至未有禁絕穆斯林兄弟會），便完全不能保證民主社會了。
台灣是鮮明對照
一個鮮明的對照是當年的台灣。陳水扁貪腐引來「天下圍攻」，但台灣民眾並沒有以暴力或憲法以外的手段趕陳水扁下台，而是用了成熟民主體制中的常用方法：在下次選舉中以選票令執政的民進黨下台，然後在陳水扁落任後，以司法程序將其繩之於法。（這裏當然有台灣總統制下的憲制局限：如果在國會制下是可以嘗試去用不信任動議的，但在台灣總統制下如果不能通過彈劾動議，總統又有在任免訴（immunity）的權利時，便只能等下次選舉了。）
從研究民主化的學者的角度看，台灣經此一役便已進入民主鞏固（democratic consolidation）的階段，因為台灣人民已經確認民主選舉是唯一更換公權力的手段，達至民主is the only game in town的階段。在2008年以後，民主作為和平地撤換統治者的制度，已經在台灣落地生根了。
「普選不是萬靈丹」論
另外一類質疑，就是所謂「普選不是萬靈丹」論，指出普選不能解決所有問題，例如不能幫助埃及解決深層次的社會矛盾，所以不要把民主看得這麼重要云云。其實任何這種「ＸＸ不是萬靈丹」的說法，差不多沒有認知意義。沒有認知意義的語句（包括恆真句），有時是很難駁斥的，很多人都看不到明顯的問題（因為太對了嘛）。普選能不能解決香港所有問題？當然不能！因為世界上沒有一樣東西是可以「解決所有問題」的！但這並不代表這不是好東西，不值得爭取。信某個神也不會替你「解決所有問題」吧？那為什麼傳道呢？
這情况正如某人生了病去求醫，醫生作出診斷後建議他吃某種藥，然後這人問醫生：「你的診斷是否一定對？這種藥是不是能保證醫好我的病？是不是所有病都可以醫好？」或者甚至問：「你能不能保證我吃了藥就不會病？以後就不會病？不然的話我就不會吃這藥。」我不知道有醫德的醫生對着這種「有病」的病人可以怎樣做（沒醫德的很簡單：由他不吃藥算了）。
回到香港的實際情况，從香港種種文化和價值現象顯示，香港會出現埃及的亂局的可能性極低。香港人對秩序、和平和程序理性已經達到一個迷信與迷戀的程度，在街講一句粗口都要出重案組。有次開會跟縱橫世界各地研究民主化經驗的Larry Diamond談起，他說他覺得他沒見過一個城市比香港更適合推行民主（大意），因為香港人極其平和文明理性，而且香港沒有主要的宗教種族分歧，要以民主政制控制社會衝突相對容易。
愈早落實愈易適應
埃及給香港的重要啟示之一，是像Dankwart Rustow在他1970年的經典文章所言，建立民主政制是需要一段頗長的時間各方適應（habituation），學習用民主程序去解決社會各項矛盾的。從這個角度看，民主政制落實愈早愈好，因為要各類社會政治力量學習如何創制及在民主政制下解決各項問題和社會矛盾，是要不斷嘗試的。拖延制度改革，付出的代價便會愈大愈多，對香港的發展的影響亦會愈大。
◆延伸閱讀
1. Dankwart Rustow, "Transitions to Democracy: Towards a Dynamic Model," Comparative Politics (April 1970), pp.337-363.
2. Larry Diamond and Leonardo Morlino eds., Assessing the Quality of Democracy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5).
劉細良專欄：香港與香港大學
香港蘋果日報
2013年10月7日
港大選出英國醫學教授馬斐森當新校長，似乎傷害了港大「知名」教授們自尊心，有人喊出「HKU Deserves Better」口號，看見他們痛心疾首，搥胸頓足之表現，我見猶憐。
HKU Deserves Better！多漂亮動聽的口號，但回心一想，是誰令百年學府發出異味，變成一個中式醬缸，出現大學為取悅國家領導而進入戒嚴荒謬事呢？當百年學府成為政治侍從，這是集體墮落，是精英知識分子集體墮落。如此中式醬缸，為甚麼大教授們認為還可以吸引世界級學者來淌這渾水。
一如當打之國際球星，會甘願放棄英超、西甲、德甲、意甲四大聯賽，將如日中天的黃金歲月奉獻予黑哨充斥之中國超級聯賽嗎？中國頂尖球會頂多會吸引到顛峯已過、名氣與實力早已不符的夕陽球員。
呢一班教授圍起個圈自吹自擂，認為風景這邊獨好，以港大身為中國第一學府之名，全球傑出學者應趨之若鶩，這是一廂情願。學術歸學術，沒有甚麼大中華概念供炒作，以為染紅就可以令外資基金追捧，如此心思、如此水平，枉為學者。杜奧巴、安歷卡來中超逛個圈賺人民幣當然樂意，荷李活明星妮歌潔曼來剪剪綵，當然沒問題，但要她長住內地到橫店拍劇？才不會。
命運共同體
香港大學不是獨立於香港的存在，當教授們痛心新校長欠學術地位之際，請反省自己為Hong Kong Deserves Better做過甚麼，不是HKU，當香港整體環境，包括自由、人權、法治、民主都呈現倒退，政治干預學術，一線教授為政權充當政治打手時，你們為香港做過甚麼？當梁振英上台一年來多次做出損害香港核心價值之事，各位教授，特別是支持梁振英的盧教授，你們為捍衞香港價值，為爭取一個更合理、更公平的政治制度做過甚麼？
當香港人也得不到應得的政治、社會及文化權利時，香港大學必然與香港一起倒退。當內地進入狂熱毛澤東個人崇拜，延安文藝路線定於一尊時，難道北京大學教授們還會有百花齊放的學術黃金時代嗎？當警察早已打壓異己，政治滲入執法，縱容青關會打壓法輪功，無理阻撓示威群眾表達意見時，他們將自己一套搬入港大校園，習以為常，天經地義，大學還有尊嚴可言嗎？你們過去十多年為維護香港核心價值又做過甚麼？
當香港整體也失去了meritocracy，無恥政客不理民意繼續做局長時，香港大學為甚麼可以獨善其身呢？今次選校長是香港集體命運之縮影，知識分子如有反省，在辱罵新校長為五無時，想想自己，為香港爭取應得的，做過甚麼！香港大學與香港，是命運共同體來的！
港大選出英國醫學教授馬斐森當新校長，似乎傷害了港大「知名」教授們自尊心，有人喊出「HKU Deserves Better」口號，看見他們痛心疾首，搥胸頓足之表現，我見猶憐。
HKU Deserves Better！多漂亮動聽的口號，但回心一想，是誰令百年學府發出異味，變成一個中式醬缸，出現大學為取悅國家領導而進入戒嚴荒謬事呢？當百年學府成為政治侍從，這是集體墮落，是精英知識分子集體墮落。如此中式醬缸，為甚麼大教授們認為還可以吸引世界級學者來淌這渾水。
一如當打之國際球星，會甘願放棄英超、西甲、德甲、意甲四大聯賽，將如日中天的黃金歲月奉獻予黑哨充斥之中國超級聯賽嗎？中國頂尖球會頂多會吸引到顛峯已過、名氣與實力早已不符的夕陽球員。
呢一班教授圍起個圈自吹自擂，認為風景這邊獨好，以港大身為中國第一學府之名，全球傑出學者應趨之若鶩，這是一廂情願。學術歸學術，沒有甚麼大中華概念供炒作，以為染紅就可以令外資基金追捧，如此心思、如此水平，枉為學者。杜奧巴、安歷卡來中超逛個圈賺人民幣當然樂意，荷李活明星妮歌潔曼來剪剪綵，當然沒問題，但要她長住內地到橫店拍劇？才不會。
命運共同體
香港大學不是獨立於香港的存在，當教授們痛心新校長欠學術地位之際，請反省自己為Hong Kong Deserves Better做過甚麼，不是HKU，當香港整體環境，包括自由、人權、法治、民主都呈現倒退，政治干預學術，一線教授為政權充當政治打手時，你們為香港做過甚麼？當梁振英上台一年來多次做出損害香港核心價值之事，各位教授，特別是支持梁振英的盧教授，你們為捍衞香港價值，為爭取一個更合理、更公平的政治制度做過甚麼？
當香港人也得不到應得的政治、社會及文化權利時，香港大學必然與香港一起倒退。當內地進入狂熱毛澤東個人崇拜，延安文藝路線定於一尊時，難道北京大學教授們還會有百花齊放的學術黃金時代嗎？當警察早已打壓異己，政治滲入執法，縱容青關會打壓法輪功，無理阻撓示威群眾表達意見時，他們將自己一套搬入港大校園，習以為常，天經地義，大學還有尊嚴可言嗎？你們過去十多年為維護香港核心價值又做過甚麼？
當香港整體也失去了meritocracy，無恥政客不理民意繼續做局長時，香港大學為甚麼可以獨善其身呢？今次選校長是香港集體命運之縮影，知識分子如有反省，在辱罵新校長為五無時，想想自己，為香港爭取應得的，做過甚麼！香港大學與香港，是命運共同體來的！
2013年9月29日 星期日
何雪瑩 - 城市誌﹕書寫城市——倫敦人說倫敦
星期日生活
2013年9月29日
【明報專訊】作為一個迷戀城市的人，總希望書寫城市。然而愈迷戀她卻愈猶豫不敢下筆。你知道城市之所以為城市在於其複雜：四方八面的人背負不同知識、背景向城市進發。傳統人文地理學如此告訴我們，人們從農村往城市生活，為的是尋找生存和生活的希望，抓着一線機會，從此改變人生。然而活在香港這個令人喘不過氣的城市，籠罩着我們的似乎是絕望多於希望。城市的偉大在於其複雜多樣，愈偉大的城市愈難書寫。
在這個全球城市互相競爭的年代，從來不乏野心勃勃意圖一錘定音想為城市定調之人。香港旅發局網站首頁是從港島高處俯瞰的維港兩岸夜景，佐以亞洲國際都會的標語。我在香港人喜歡視之為假想敵（或羨慕對象）的新加坡旅遊局官方網站漫無目的瀏覽，開宗明義的「About
Singapore」一小段一百個英文字，強調的是新加坡的優質生活環境和其多種族文化背景，配相竟是新加坡的公共房屋！
可是以城市為家的人都不難發現這種官方論述背後的權力網。問問身邊朋友過去一年曾經幾多次有閒情上山頂觀賞聞名於世的夜景，新加坡執政的人民行動黨如何以公共房屋作為籠絡和懲罰選民的手段。這些官方打造的城市印象不時脫離本地人的實際生活。曾經有民間力量嘗試以蛋撻菠蘿油茶餐廳抗衡官方論述，這當然不是壞事，問題是任何的一套「論述」亦無法脫離單元的問題。城市的優勢正在於其多元、多變和對世界潮流的改變的適應力。我們能如何定義和書寫城市？
倫敦外來者寫出最佳旅遊指南
來自加拿大的作家Craig
Taylor，十年前定居倫敦。當他的簽證到期回到溫哥華，他才發現自己不能忍受坐在加拿大的家裏，每天為朋友提供倫敦旅遊貼士，毅然重回這個當之無愧的國際都會，花五年時間為這個城市寫書。倫敦作為工業革命之首和日不落帝國的首都，傳世的城市書寫已經太多。由狄更斯筆下十九世紀毒霧彌漫、藏污納垢的世界都會，到Peter
Ackroyd多次書寫倫敦的前世今生，世人對倫敦從不陌生。Peter Ackroyd這名深愛倫敦的歷史學家二○○○年出版的London：The
Biography生動地跳脫出政治歷史書寫的「大論述」，實踐倫敦多面睇：由童年的歷史、靜默的歷史、Cockney口音歷史都被他生動地呈現紙上。
CraigTaylor作為外來者，在書中的序言已謙虛表示無意超越PeterAckroyd的成就。然而他寫下的倫敦傳記卻悄悄躋身遊客遊倫敦的最佳指南。網站Londonist選它為過往最少十年關於倫敦最好的書，英國各大報章書評對它評價極高。說穿了這本書其實只是倫敦人的口述歷史，沒有要為倫敦歸納出驚世理論的學術野心，可是當城市書寫和社會學回歸最基本，其力量竟然是如此震撼人心。
隨處可見的都是倫敦人
Craig
Taylor走遍倫敦32區域訪問超過200人。有些訪問花好幾個月約，最後只胡扯了幾分鐘便談不下去；更多的是聊上好幾小時不願完場，消耗掉兩部錄音機和300粒電池，結晶品是九十五萬字的訪談紀錄。最後被收錄進四百頁的書中只有八十個訪問。以Londoners為題目的書首要任務當然是為倫敦人定下條件。Craig
Taylor在前言中說了這麼一個小故事：一個周末下午Craig
Taylor跟英國反移民右翼政黨British
National Party一名宣傳人員在充滿文藝情調的豪宅區Hampstead的購物大道上喝茶。他這麼說：「真正的倫敦人已經絕種，外國人不可能成為倫敦人。」接着他向作者娓娓道來當年他父親如何從塞浦路斯一路逃到倫敦的驚心動魄故事，和抵埗後倫敦人如何以熱情幫他適應新城市。大都會的魅力既然正在於其容納百川的胸襟，Craig
Taylor這名外國人也為倫敦人下了一個似乎有等於無的定義：「所有每天在倫敦隨處可見的都是倫敦人：擠巴士的、在超級市場排隊的。不論他們從何而來、因何而來，他們笑着、追趕着、搶免費報、掃地、喝酒、擠過扶手電梯上靠右企的人們趕地鐵的，這些都是倫敦人。倫敦從不停止，永遠流動，這是個關於動詞的城市。」
既然城市屬於動態，我們為城市拍下的照片只能凝住一刻美好，瞬間變成永恆。八十八個書中受訪者來自不同行業和不同國籍，Craig
Taylor有意避開那些言詞華麗的政客和知名人士，尋訪最尋常的倫敦人。他們當中有機師、美容店東主、來自伊朗尋求政治庇護者、養蜂者、地鐵播報員、巴士站站長、街市的蔬菜供應商、來自巴基斯坦的外匯投資者、對冲基金經理、失物認領處職員。你想得出的都有。
倫敦人各個故事構建大城市
我無法一一細數每位受訪者說過的話，因為那都是如此獨特和無法歸類，只記得每翻一頁讀下一位倫敦人的說話，我都彷彿進入別人全新的生命，以全新視覺觀看這個我以為並不陌生的倫敦。《泰晤士報》作者Ocean
King說閱讀此書他所知道關於倫敦人的故事，比他居住倫敦四十年加起來的總和還多。這話令我想起政治理論家Benedict
Anderson筆下著名的「想像的共同體」。人們終其一生根本不可能認識國族內的所有人，可是人卻會以為有一群人跟自己屬於同一國族，所以國族這個共同體注定是想像出來，同時傳媒的興起亦有份協助大家想像下去，有了廣泛傳播，人們才知道那些素未謀面的「同胞」大抵過着怎樣的生活。可是大眾傳媒下的受眾往往亦被歸納成面目模糊的「公眾」和「公民」，Londoners這種口述歷史才讓我們對這些最熟悉的陌生人過着怎樣的生活瞥見一鱗半爪。我忍不住一頁頁翻閱下去，Craig
Taylor記述的每位倫敦人的生活都讓我目眩神迷。要不是由養蜂人解說，誰能想像一隻蜜蜂在倫敦鬧市的飛行路線？我開始以為如果大城市也是一種共同體（community），這種想像的共同體不止建基於「同」，更重要的是異。國族的共同體的可能建基於共同語言、歷史、文化等疑假似真的urbanmyths，可是在這個全球化時代，當倫敦這個國際大都會超過三分之一人口出生於英國以外，這種「異」、這種大家跟我都不一樣的感覺才是大城市的基礎。
口述歷史本身就有價值
Craig
Taylor說對他而言，倫敦的各項數字、甚至建築和地理環境都是歷史，不及人的生活重要。我們當然能說出建築、地理、歷史、政治這些大環境如何影響人的生活，但他這話背後的精神亦不難理解。口述歷史在社會學發展佔一席位，一般認為重要的工夫是如何將這些零碎、個人的故事如何跟大環境、大歷史、大理論結合起來。記錄口述歷史的香港大學社會學系吳俊雄博士曾經說過一番話讓我非常深刻，大抵是他也曾經以為唯有跟結構拉上關係，個體的故事才有意義，可是近年他開始覺得，也許不一定要將故事整理出什麼大道理來，口述歷史本身就有價值。父母都不是喜歡跟孩子說故事嗎？
雖然書架上很多書未讀，這本書我卻忍不住不時重看。學習社會科學總因為對人在現代性的處境和一些原則問題特別關心，現實卻逼使我們天天面對失望。上周參加了一個讀書會，以兩位社會學家對現代性生存狀况分析的短篇為題材。每次埋首閱讀社科「大理論」往往為前人洞悉世界發展的眼光驚歎，可是當理論把社會上一個個獨立個體壓平成千人一面的分析對象，無力感間或湧上心頭。此時我總會拈來Londoners，它彷彿是一帖給社會科學生的清泉，時刻提醒我社會科學本來由每一個獨立個體的生活構成，學習欣賞這些獨立個體在一眾社會學大師思考的現代性災難下，如何努力地尋找安身立命之所。因為「小人物」、「小故事」、「大理論」才有意義。
書名：Londoners: The Days and Nights of London
Now, As Told by Those Who Love It, Hate It, Live It, Left It and Long for
It
by Craig Taylor
編輯 顏澤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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