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0月30日 星期二

李怡 - 批鬥李柱銘是文革縮影

香港蘋果日報   蘋論   20071030

十天前,行政會議成員鄭耀棠回應曾蔭權的文革論,他說,每個中國人都應該認識和了解文革的起因,因此都應該加強國民教育。他又說,到了極端,就是無政府主義。

他儘管沒有說甚麼「到了極端」,但顯然指「民主」。因為「無政府主義」,正是人民直接掌權、不再有政府。

最需要「加強國民教育」的,是鄭耀棠本人。因為文革絕非「無政府主義」。根據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的《中國共產黨簡史》(2001年版),指「十年文革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的內亂」,「毛澤東負有主要責任」。文革中一切打砸搶、鬥走資派等無法無天的行動,都是在中央文革小組領導下,解放軍接掌全國權力、實行「三支」(支左、支工、支農)、「兩軍」(軍管、軍訓)之下進行的。

若香港人沒有見識過文革,那麼最近由曾鈺成等民建聯領導者發動的批鬥李柱銘運動,就可以看到文革縮影了。

文革是在反帝反修、中國試爆原子彈等民族主義意識形態基礎上發動的。同樣,批鬥李柱銘也是在中國經濟膨脹、嫦娥奔月、奧運倒數等民族主義亢奮的意識形態基礎上發動的。其特點是盲目排外,對國際社會針對中國的弱點或不足之處的批評,極端仇視,並煽動這種義和團式仇外情緒。

文革最普遍的批鬥手段是栽誣,把要批鬥的人士沒有說過的話硬栽是他說過的。批鬥李柱銘也如此。李柱銘的文章,從沒有提及要國際社會「杯葛奧運」,相反地是要求國際社會不要杯葛,而要正面接觸、促進中國改善人權。李文也沒有講要「施壓」,而是講要「促進」。但所有的批鬥者都高舉反對「杯葛」、反對「施壓」的紅旗,不顧事實地混罵。

文革的另一手段是把被批鬥者的話扭曲。批鬥李柱銘也如此。李的文章講「Press for」,是促進、極想獲得、反覆要求的意思。但批鬥者都一窩蜂地解釋為「施壓」。英文《中國日報》把李文中的「Press for」扭曲為「pressurize China」,硬改為「施壓」。其實,「施壓」若是為了促進中國的人權,也和清末以來所有愛國者一樣沒甚麼不對。只不過,李文確是沒有講「施壓」。

文革的恐怖之處在以言入罪,掌權的軍人與紅衛兵,只要聽到有人講幾句不中聽的話,就硬栽為反革命行動。李柱銘寫文章,再怎麼說也是言論範圍,批鬥者就硬是打成「勾結外國勢力」、「賣國」、「漢奸」、「吳三桂」等行動。

文革批鬥特點之一,是強迫被批鬥者低頭認錯,不管有說過沒說過,有做過沒做過,批鬥者要你認錯要你低頭你就得認錯就得低頭。群情洶湧,不由你不「食死貓」。

文革另一特點,就是所有一切無理的批鬥,其實都是有組織、有領導的運動。目前帶頭批鬥李柱銘的人,大都受過文革薰陶,血液中有文革基因。儘管口頭上緊跟中央反對文革,實際上也很會使用文革的手段。包括利用中國炫耀國力的時機,利用民眾的民族主義情緒,也用上栽誣、扭曲、言與行不分、強迫認錯等無賴手段。組織者有時機(在李文發表一周後,他到立法會才發動),有佈局(安排群眾到立法會門外抗議),有目的(打擊立法會補選陳太的選情)。繼承的是不容許人民表達意見、不容許批評當權者的中共專權政治傳統。手段則是有組織、有領導地煽動群眾。

香港人難道回歸後都變成不是「漢奸」就是奴才、不是暴民就是順民了嗎?不。以中產為主流的香港人,應是理性的、有獨立思考能力的、不受煽動的人。走在前面的敢言之士,不僅不畏權勢,而且要不畏群情。因此,筆者支持李柱銘絕不在淫威之下認錯道歉,而且也同陳日君主教一樣,若他是漢奸,我也不介意是漢奸。

現在是考驗香港廣大市民的時候。香港人會不會失去理性?會不會在民族主義情緒衝擊下受文革式煽動而出現暴民政治?會不會知所選擇?還是步向沉淪?香港人正走在十字路口。

2007年10月26日 星期五

梁文道 - 害怕人民

2007年10月25日

曾蔭權和葉劉淑儀這兩位前高級公務員,一個說文革是徹底的民主,一個說民主也會選出暴君,表達出來的難道不是同一種心態嗎?對這群經歷了重重考驗,晉身殖民管治機器高層的精英來講,人民是盲從的,人民是愚蠢的。只要給他們權力,他們要不是肆無忌憚地挑戰建制,就是挑出一個懂得煽惑人心的可怕惡魔。民主因此絕對有可能危害管治,破壞穩定。所以人民是要小心提防的,只有一群精英才懂得怎樣駕馭他們,把穩定帶給社會,在「穩定中謀求發展」。

換句話說,殖民地官僚的想法,和後文革時期那種「少談政治多講經濟,少談民主多講穩定」的意識形態是親和的。他們都很害怕人民;他們都以為只要一不小心,民主就會滑向民粹。這才是曾蔭權的真正問題,他一方面鼓吹更多的公民參與,但另一方面卻打從骨子裏不信任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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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特首曾蔭權把文化大革命說成是種民主,以此警告香港市民,民主步伐不可操之過急,結果引來強烈反彈,逼得他第二天急急道歉。看來他果然是說錯話了,然而他到底錯在什麼地方呢?各方的意見卻頗有混淆。例如有人發現內地沒有一家傳媒轉載和報道香港行政長官的這番言論,以此證明他的錯誤有多嚴重。這種錯是一種不懂內地政治氛圍的錯,不明白「文革」二字至今仍是官場禁忌,等閒不能訴之於口。更多人則指他侮辱了民主,因為「文革」恰恰是獨裁專政的結果,完全站在民主的對立面,可見曾蔭權的國史常識非常糟。

但是曾蔭權真的錯了嗎?也有人持不同的看法,馬家輝兄就是眾口一詞中的諤諤一士,他在「他沒有全錯,你們也沒有全對——曾蔭權最需要的不是國情教育」(《明報》2007年10月23日)一文中指出﹕「文革是濫權,民主是限權」。意思是曾蔭權並非不知道「文革」那種「誰跑得快,誰先到,先到公章搶到手,權就是誰的了」的真相,他只是不懂民主絕非盲目地追求權力濫用權力罷了。純粹為了討論,我們還可以進一步追問﹕為什麼人人鬥快搶公章,人人爭先奪權就不是民主呢?

我們今天常常掛在嘴上的民主其實只是民主的一種類型,也就是那種由百姓選出一群代表議政決策的代議式的民主。而馬家輝兄所說的「民主是限權」則隱含了另一重大家對現代政治的理解,亦即行政、立法與司法等三權的各自獨立和相互制衡。由於這一切都已成了常識,因此使得我們很容易對任何其他種類的民主理念都嗤之以鼻,覺得它們都是掛羊頭賣狗肉的假民主,比如說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度標榜的「人民民主」。

從字面上看,「人民民主」裏的「人民」是多餘的,既有「民主」又何必再加一個「人民」前綴呢?但是在政治思想史的脈絡和政治實踐的經驗裏頭,「人民民主」則是意有所指的。首先,它要在實踐上和蘇聯模式的「無產階級民主」有所區分,強調一種跨階級跨界別包含了全體人民在內的民主政治。其次,「人民民主」就是要和歐美主流的代議式民主對著幹,以避免代議民主走向「資產階級民主」的錯誤道路。而這種思路是有其哲學根源的。

法國大革命的思想導師盧騷就很反對代議民主,他覺得選一幫專業政治人代表全民執政議政根本不足以體現人民的意志,頂多只是「加總式的民主」(will of all)而非更民主的「全體意志」(general will)。後來的馬克思主義傳統也繼承了盧騷的想法,認為人民選出的代表久而久之會淪為一群脫離群眾的專業政客,使得政治成了一幫有錢又有勢的資產階級的玩物,竊取了人民的授權,尋求自己的利益,最後反過來奴役大眾。最明顯的例子莫過於英國前首相貝理雅可以在主流民意反對的情形下斷然出兵伊拉克,和美國政壇習以為常的游說政治使一些有利於大商家的政策得以順利通過。

至於馬家輝兄談到的「限權」和一般常被拿來和民主配套的「三權分立」,我們更應該注意在現代民主政治的實踐史上,它們往往不是民主理念的邏輯結果,而是制約民主的設計。最著名的例子是美國的建國諸父在「費城制憲會議」時的經典論戰,當時有不少人反對「三權分立」的構想,就是因為它限制了人民的權力。所以有代表提出大法官不該是終身制,甚至主張把法院放在議會之下。今天回顧那段為人稱頌的美國建國史,我們不難發現除了民主之外,對「多數暴政」和「過度民主」的恐懼與提防也是它的重要主題。

那麼中華人民共和國有什麼方法可以避免代議民主的弊端?又該怎樣落實「人民民主」的理念呢?舉其大者,「人民代表大會」是也。「全國人大」在體制上是全國最高權力來源,不論行政、立法還是司法,最終都要歸在人大之下。很多人批評這種體制容不下司法獨立的空間,可是贊成它的人則會反駁憑什麼讓非民選的法官凌駕在人民的權力之上呢?再說代表的身分,也有許多人主張人大代表應該專職化,就像西方國家的民意代表一樣。不過人大的原初設計理念正是要反對專職,讓人大開完會之後回到原來的工作崗位,不致脫離群眾蛻變為專業政客。

再回到「文革」的問題,沒人可以輕易否認它出自於毛澤東奪權鬥爭的個人目的,更沒有人能夠否定「十年浩劫」帶來的災難和痛苦。但是單純地在文革和獨裁之間畫上等號,就太過輕視當時受鼓動的百姓的自由意志了。直到今天為止,都還有部分內地「新左派」的學者和外國的激進思想家如巴迪烏(Alain Badiou)以為文革在早期確實是場「真正的革命」、「民主的實驗」。你可以說毛澤東講的「大民主」只是煽動人心的說詞,但是你不能說那些佔領學校的學生和衝進政府單位奪公章的人全都不是「人民民主」的真誠信徒。對不少當時的參與者而言,文革真正是從根本改造人性,徹底打倒官僚體制,達成「沒有黨派也不再有國家機器」之革命理想的「偉大鬥爭」,是「人民民主」這個理念的終極落實。

說了這麼半天,我的意圖絕非要平反文革的惡名,也不是要替中共的極權體制塗脂抹粉,更不是想為曾蔭權開脫錯誤;恰恰相反,我是要提供一個現代中國官方民主概念的系譜,循此才能看到曾蔭權的真正問題。

首先,我們要注意曾蔭權的言論其實是有所本的。曾有學者專門做過研究,指出自從鄧小平上台執政之後,「人民民主」這個說法出現的頻率就急劇減少了,政府甚至連「民主」二字都不大願談,直到最近幾年才有改變。與此同時,「穩定」和「發展」成了新的關鍵詞,「革命」則逐步讓位予「改革」。鄧小平不喜多言「民主」不是因為他獨裁(不要忘記講民主講得最多的正是大獨裁者毛澤東),而是因為他把「民主」(更準確地說,是「人民民主」)和文化大革命放在了一起。其實這也不是他一個人的想法,在很多重新出山的老幹部眼中,文革裏的打砸搶,十年浩劫的種種亂象就是一種最極端的民主,「把權力交給人民」的最可怕結果;簡單地說,暴民政治。

從這個角度上看,曾蔭權甚至相當熟悉國情。問題是一個生長在英國殖民地,曾在哈佛攻讀公共行政的香港仔怎麼會接受如此一種非西方主流的民主觀?怎麼會認同「文革等於徹底民主」這種後文革老幹部的看法呢?我想這就是曾蔭權那種殖民地政務官的基本意識形態在發揮作用了。大家不妨比對一下他的言論和葉劉淑儀也要為之認錯的「希特拉也是民主產生」那番話。這兩位前高級公務員,一個說文革是徹底的民主,一個說民主也會選出暴君,表達出來的難道不是同一種心態嗎?對這群經歷了重重考驗,晉身殖民管治機器高層的精英來講,人民是盲從的,人民是愚蠢的。只要給他們權力,他們要不是肆無忌憚地挑戰建制,就是挑出一個懂得煽惑人心的可怕惡魔。民主因此絕對有可能危害管治,破壞穩定。所以人民是要小心提防的,只有一群精英才懂得怎樣駕馭他們,把穩定帶給社會,在「穩定中謀求發展」。

換句話說,殖民地官僚的想法,和後文革時期那種「少談政治多講經濟,少談民主多講穩定」的意識形態是親和的。他們都很害怕人民;他們都以為只要一不小心,民主就會滑向民粹。這才是曾蔭權的真正問題,他一方面鼓吹更多的公民參與,但另一方面卻打從骨子裏不信任人民。

梁文道--牛棚書院院長

2007年10月3日 星期三

陳家洛 - 容忍暴力踐踏人民——亞洲地區對緬甸局勢的影響

2007 年 10 月 3 日

若有人問昂山素姬,她作為緬甸民主運動象徵為何仍未為緬甸帶來民主,她也許會引述英國思想家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的話﹕「只要好人選擇袖手旁觀,邪惡必得勝。」民主從來是長期爭取所得。這是關乎信念和毅力的持久運動,沒有人會比昂山素姬和支持她的緬甸人民更清楚。

緬甸軍政府身處的國際環境多是容忍暴力橫行的政權,着緊人權的國家真的不多,因而不利民主轉型。至今,西方國家強烈譴責軍政府的暴行,聲明加強制裁軍政府。相反,亞洲地區大大小小的獨裁者紛紛抬出「不干預別國內政」的藉口。中國、印度、泰國以至東盟各國政府最多是表現出「友善勸喻」的姿態,提醒緬甸政府不要殃及池魚,實際上就繼續不負責任地縱容侵害人權的行為。

那些跟軍政府關係密切的鄰國,何嘗不是利字當頭,徹頭徹尾的機會主義者呢?這些機會主義者都為了建立戰略關係,競逐珍貴資源,與緬甸軍政府合作,互惠互利。所謂「不干預別國內政」與掩耳盜鈴無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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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緬甸獨裁政權重施故伎,暴力鎮壓仰光的僧侶和平民的和平示威。執筆之際,仰光的市面看似平靜,死傷人數仍是個謎,但位於挪威的「緬甸民主之聲電台」報道,小規模的抗議在緬甸其他地區繼續發生。

自奈溫在1962年發動政變,軍政府一直遵循強盜邏輯,用武力維持政權,封鎖資訊,踐踏知識分子和學生,並且縱容走私、販毒,欺壓少數民族。軍政府把持着緬甸豐富的天然資源,據為己有,貪污腐敗,不顧人民在赤貧中掙扎,可謂壞事做盡。現在軍人領袖丹瑞年逾70,主持一個所謂「國家和平及發展議會」。軍政府頭目滿手血腥,1988年殺害逾千抗爭的平民,繼而否定1990年大選的結果,消滅反對的黨派,把昂山素姬長期軟禁至今。丹瑞迷信占卜,近年將首都遷往新建內陸城市奈比多,意思是「帝王之都」。面對今次因能源價格暴升觸發的社會抗爭,丹瑞及他的左右手顯然不會接受與反對力量談判,還政於民。

緬甸人民的無助和悲哀並非必然,因為民主的理想早於80年代落地生根,而昂山素姬身體力行地堅持「人民有不害怕政府的自由」(people's freedom from fear),讓人心不死。以該國的地理位置和天然資源,在「民有民享」的前提下實在具備雄厚的發展潛質。篤信佛教的緬甸人民,跟鄰國泰國一樣也有條件和平邁向民主。

只是,緬甸軍政府身處的國際環境多是容忍暴力橫行的政權,着緊人權的國家真的不多,因而不利民主轉型。至今,西方國家強烈譴責軍政府的暴行,聲明加強制裁軍政府。相反,亞洲地區大大小小的獨裁者紛紛抬出「不干預別國內政」的藉口。中國、印度、泰國以至東盟各國政府最多是表現出「友善勸喻」的姿態,提醒緬甸政府不要殃及池魚,實際上就繼續不負責任地縱容侵害人權的行為。

緬甸外長吳年溫在聯合國不點名指摘一些國家是新殖民主義者和機會主義者,企圖令緬甸局勢惡化,牟取利益。諷刺的是,那些跟軍政府關係密切的鄰國,又何嘗不是利字當頭,徹頭徹尾的機會主義者呢?這些機會主義者都為了建立戰略關係,競逐珍貴資源,與緬甸軍政府合作,互惠互利。所謂「不干預別國內政」與掩耳盜鈴無異。

國際輿論一直關注中國的動向,希望中國對緬甸軍政府施加影響,是無辦法中之辦法而已。在「主權大過人權」、國家利益高於一切的前提下,我們只能主觀地寄望中國以至亞洲各國會對保護緬甸人民作出承擔。可是這個地區格局正正是爭取緬甸民主的不利因素,亞洲地區的人民似乎都習慣了這些不利推動民主發展的特徵。

另一區域組織歐盟對人權的堅持就令人耳目一新。歐盟對所有成員國有民主條件(democratic conditionality)的要求,並謹慎監察各國的人權狀况。例如,在2000年間歐盟各國強烈抗議奧地利右翼自由黨加盟聯合政府,並為此拒絕與該政府進行任何會議。該黨領凱爾達(Haider)不時以新納粹主義者自居,鼓吹排斥少數族裔和移民的政策。這場風波要等到凱爾達放棄加入奧地利政府才告終。

除非東盟這個鬆散的區域組織認真面對區內各國的人權問題,否則西方國家可以做的其實不多。若有人問昂山素姬,她作為緬甸民主運動象徵為何仍未為緬甸帶來民主,她也許會引述英國思想家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的話﹕「只要好人選擇袖手旁觀,邪惡必得勝。」民主從來是長期爭取所得。關注亞洲地區人權的組織沒有袖手旁觀,亦深信緬甸人民最終得勝。這是關乎信念和毅力的持久運動,沒有人會比昂山素姬和支持她的緬甸人民更清楚。

緬甸民主之聲電台(挪威):english.dvb.no

作者是浸會大學政治及國際關係學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