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怡 - 中國官場最佳教材

香港蘋果日報    2008年12月23日

Vic：這樣的一封信，算不算是一種「愛的教育」呢：孩子，世道人心如此，為父積多年為官做人之經驗，勸你切勿天真幼稚？

其實，徐八條何止道出了官場之普遍現象，許多大機構大公司何嘗不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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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了第一四六奶的江蘇省建設廳原廳長徐其耀，曾給他的想當官的兒子寫了一封信。這封信堪稱為中國官場的最佳教材。

信上說，「孩子，……既然你選擇了一定要走仕途這條路，你就一定要把我下面的勸告銘記在心」。下面共八條，僅擇其要點。

「一，不要追求真理，不要探詢事物的本來面目。……要牢牢記住這樣的信條：對自己有利的，就是正確的。實在把握不了，可簡化為：上級領導提倡的就是正確的。

「二，不但要學會說假話，更要善於說假話。要把說假話當成一個習慣，不，當成事業，說到自己也相信的程度。妓女和做官是最相似的職業，只不過做官出賣的是嘴。……

「三，要有文憑，但不要真有知識，真有知識會害了你。有了知識你就會獨立思考，而獨立思考是從政的大忌。別看現在的領導都是碩士博士，那都是假的。……記住，真博士是永遠做不了官的。

「四，做官的目的是什麼？是利益。要不知疲倦地攫取各種利益。有人現在把這叫腐敗。你不但要明確的把攫取各種利益作為當官的目的，而且要作為唯一的目的。你的領導提拔你，是因為你能給他帶來利益；你的下屬服從你，是因為你能給他帶來利益；你周圍的同僚朋友關照你，是因為你能給他帶來利益。你自己可以不要，但別人的你必須給。記住，攫取利益這個目的一模糊，你就離失敗不遠了。……」

明天再談另外四條。但這四條已夠精彩了。它實際上把在中國做官的最重要訣竅講得最清楚、最坦率，也為我們撕破那些「巍巍然」的「大人」們的假面具，展示其真面目。想一想香港官場，可能也與大陸仕途的規則靠近了。

李怡 - 拍馬是高級藝術

香港蘋果日報   2008年12月24日

徐其耀為官之道的五至八條是：

「五，必須把會做人放在首位，然後才是會做事。這裡的做人做事你可別理解為德才兼備的意思。這裡說的做人，就是搞關係。做事是實際工作，實際工作會不會都無所謂。做人就是把自己作為一個點，編織到上下左右的網中，成為這個網的一部分。現在說誰工作能力強，一點都不是說他做事能力強，而是指做人能力強。呵呵，你看那些把能力理解為做事的人，有好日子過才怪。

「六，我們的社會無論外表怎樣變化，其實質都是農民社會。我們周圍的人無論外表是什麼，骨子裡都是農民。農民的特點是目光短淺，注重眼前利益。所以你做事的方式方法必須具有農民特點，要搞短期利益，要鼠目寸光。一旦你把眼光放遠，你就不屬於這個群體了，後果可想而知。

「七，要相信拍馬是一種高級藝術。千萬不要以為拍馬只要豁出臉皮就行，豁得出去的女人很多，可傍上大款的或把自己賣個好價錢的是極少數，大部分還是做了低層的三陪小姐。這和拍馬是一樣的道理。拍馬就是為了得到上級的賞識。在人治的社會裡，上級賞識是升官的唯一途徑，別的都是形式。

「八，所有法律法規、政策制度都不是必須嚴格遵守的，確切地說，執行起來都是可以變通的。但又不是人人可以違反的。什麼時候堅決遵守，什麼時候偷偷違反，讓誰違反，要審勢而定，否則寬嚴皆誤。」

既寫出了中國官場的金科玉律，何以又墮入陷阱中，以貪污罪被捕而判刑呢？原因是：他雖有這樣精警的感受，卻未能完全照自己所定準則實行。若嚴格實行，又怎會有這封給兒子的信呢？寫成信，終究太露了。

戴耀廷 - 法治文化系列

信報 2008年10-11月

Vic: 全文共八篇，很長，不易消化，而且或許會有人認為純是書生論道、紙上談兵，但法治真正關係到社會福祉，對文明社會有盼望的公民對此宜慎思明辨，不能不掌握基本的法治概念。下為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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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說法治的體制是法治的身體，那麼法治文化就是法治的靈魂。一個沒有靈魂的身體，很難說是一個有意識的活體，只能是一個行屍走肉的軀殼。同樣，法治沒有了法治文化，亦只會餘下一堆僵化的死規條及架構。

有法可依是透過一個既定的程序，由社群共同認受擁有制定法律權威的機構去制定法律的體制。但不是所有制定出來的法律都符合法治對法律質量的要求，它們還必須：一、普遍的（適用於所有人）；二、公開的（向人民公布）；三、穩定的（修改不會太頻密）；四、確定的（不應含糊不清）；五、非追溯性的（規管在立法後的行為）；六、可行的（不會要求人們作出不可能的作為）；七、非任意的（不會賦與政府任意的權力）；八、符合社會價值的（與公眾意願大體相符）。

與第一層次的法治體制「有法可依」相關聯的法治文化是「謙卑」。體現在內在法治文化的，是掌握權力的官員們承認自己在知識及能力上的局限，因此願意接受以法律並是符合法治要求的法律來施行管治，受由這些法律所產生的制約所約束。體現於外在法律文化的，是一般民眾不再相信有全能的救世者可以把他們從現世的苦難中拯救出來。不然，那就會鼓勵完全不受制約的獨裁者出現。有了謙卑這文化元素，真正的法律才會在一個社群中出現。

節制體現在內在法治文化可以有幾方面。一、最基本的是官員們要節制個人的慾望，不要漠視法規，用盡手上的權力去滿足個人無止境的慾望，甚至泯滅良心，以權殘民。二、政府機構亦有機構的慾望，節制就是要使機構不要為了擴展機構的權力而不理會現存法律的限制。三、即使官員們不是為了個人或機構的慾望，而只是想把相關的管治工作做好，達成管治的目的，他們仍需要節制自己，一切都得按法律而行，不能因行政的便利而超越法律的權限及不遵守法律的程序。四、內部的限權機制亦要有節制。負責內部監察的高級官員及機構，不可以為了個人的慾望、內部監察機制的機構慾望、甚或是整個管治團隊能保存權力的慾望，而不依法律的規定，讓違法的官員及政府部門可以逍遙法外。

節制在外在法治文化，就是體現於一般民眾能有多守法。民眾能否按法律而行，不會因自己的利益而迴避法律的規管，或是向官員提供利益以換取不用遵守法律的規定，都是建基於節制是否深植於社會文化內。

在外在法治文化，民眾、媒體及公民社會同樣需要有不同方面的批判理性。節制的法治文化元素是見於民眾能守法，但批判的思維則見於民眾不會盲目地遵守法律。這不是說要鼓勵民眾在行為上不守法，而是要求民眾能主動地去思考一些法律是否值得去遵守，而不是單純基於懼怕被懲罰或慣性而去守法。這樣就能使官員不可以躲藏於一些既定規則後面，或是利用順民心態去滿足自己的慾望。

要不遵守法律，那是需要勇氣的。違法者會因而受懲處甚至遭官員無情的打壓，也不是所有其他人（包括他們的親友）都會認同他們的做法。能敢於樣做，就是批判的勇氣，但違法行為必須是基於某種信念，並是為著整個社會的長遠利益而作出。

「程序公義」及「公民權公義」的「以法達義」所需的法治文化元素都同是「尊重」。這是指每一個人都得受其他人尊重為享有固有的、作為同屬人類大家庭一分子的人類尊嚴。《公民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序言就說明了公約所保障的權利是「源於人的固有尊嚴」。在國家憲法中，亦有相類似對人類尊嚴得受尊重的規定。德國憲法第一條說：「人的尊嚴不可受侵犯。尊重和保護它是國家全部權力的職責。」

在可能的情況下，也不只是關注自己的基本權利是否受到官員所侵害。當其他人（也不止於本國的其他人）的基本權利受到侵害時，不會獨善其身，敢於去為受侵害的人發聲，向官員施壓令群體內的所有人的基本權利都受保障。這樣作純是因尊重他們與自己一樣，都屬人類大家庭的一分子。

學懂尊重所有人類作為人的尊嚴，可以說是人類近代發展其中一個最重要的里程碑，也是人類各民族從幾千年的苦痛經歷中所得著的共同文化成果。程序公義和公民權公義都同是體現在官員尊重民眾是人，並享有人的尊嚴上的。一個社會的法治發展能否由「以法限權」突破至「以法達義」，就很在於尊重這元素能否在這個社會的文化內紮根。

若「以法達義」還要包含「社會公義」，那麼按法治體制需相配的法治文化來承托的觀點，這層次或階段的法治發展同樣需要有相配的法治文化元素，而這就是「愛」。當然這「愛」的法治文化並不是男女之間的情愛，但又不至於如耶穌基督為世人捨命的那種犧牲的愛，而是近似法國大革命中所說的友愛（fraternity），墨家所講的「兼愛」，或是孫中山先生提倡的「博愛」。

這「愛」是指為了那些與我們一樣同屬人類大家庭的其他人，非把他們視為檔案號碼、國家管治機器的零件或奴隸牲畜；也不會因他們在種族、膚色、性別、語言、等方面與我們有所不同而給予不尊重他們有著相同人類尊嚴的對待，而是會為著他們的基本需要，就是讓他們能過一個有人類尊嚴的生活所需要的經濟及其他資源，我們願意付出所擁有的經濟及其他資源。

用很簡單的說法，我們的愛就體現在願意為所愛的人去付出，作出一定程度的犧牲。而在一個社會內，最需要人去愛或為他付出的就是貧窮人。一個社會如何看待他的貧窮人，可以作為反映這社會內的法治文化有多少的愛的指標。

在內在的法治文化，愛的體現首先是在於官員不會視貧窮人為懶惰的人、不道德的人或社會的負累。尊重的法治文化元素要求官員看被他所管治的人為有尊嚴的自由人，但愛這文化元素更要求官員把他們看為有尊嚴的自足的人，因一個人的尊嚴不單體現在於他的自由，更在於他的自足。自足在這裏不是說人一定要在實際上不用依靠其他人就可以自己供給自己的需要，自足是關乎人是否感到他不用仰人鼻息就能得著維持人類尊嚴的基本水平生活的資源。

一種根本的心態必須改變過來，那就是納稅人不要再認為他們納了多少的稅，理應得回他所交納稅款相同價值的社會服務。上述的資源分配制度在在需要額外的資源才能運作，故那些資源上較豐裕的、有能力納稅的人，應把這看為愛的表現，心甘樂意地為社會整體的需要而付出，使每一個人都可以過著合乎人類尊嚴的生活。當然，每一個能付出人，他所要付出的應與他所擁有的資源符合比例。

「商議性公義」的目的是要求法律能設立理性的商議程序，協助持不同公義觀的人及群體（包括了社會內的弱勢社群），參與涉及他們權益的行政及立法決定的商討，並能透過此商議程序，作出理性及可增強相互了解及尊重的對話，令達至共識的機會增加。

對不同意見者，不會假設他們是出於惡意，更不會妖魔化他們，盡可能假設他們都是出於善意地提出自己不同的觀點，細察及反思不同意見者背後的情感、理念及理據，並願意透過所增加了的了解，重新整合自己已有的觀點。

總結法治發展的多個階段，所需要的法治文化元素包括：謙卑、節制、批判理性、尊重、愛、及信任。

若法治的發展是分為多個階段，由「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以法限權」、至「以法達義」；若法治是包括了制度及文化上的建設；若每階段法治制度的建設都要有相配應的法治文化來承托；若法治文化包括了謙卑、節制、批判理性、尊重、愛、及信任這些元素，問題就是如何使這些法治文化元素在社會內出現，使已建立起的法治制度能以長久維持，而不會因缺乏文化承托而崩潰。

葉蔭聰 - 全球視野下的「23條」

2008年12月8日

【明報專訊】基本法23條立法在澳門再起波瀾，部分香港的民主派議員及團體亦到場反對。「國家安全」這四個字，一直纏繞著港澳地區，揮之不去。筆者最近曾在網上及媒體撰文提出反對澳門立法的意見，這裏我不想再重複觀點，反而想從一個較全球的角度去看一下，「國家安全法」究竟來自何方？是中國發明？還是舶來品？

支持立法的護法經常說，包括西方國家在內，都有跟「國家安全」相關的法例，這是國家主權的自然體現。筆者最近翻閱斯圖亞特(Douglas T. Stuart )的《創造國家安全國家》(Creating National Security State)，發現「國家安全」作為法律字眼被明確提出，的確是由西方而起，特別是美國，不過，卻不是那麼自然。

「國家安全」原為對付共黨

美國在二戰後1947年，訂立了《國家安全法》(National Security Act)，源於對二戰時的檢討。日本偷襲珍珠港的教訓，令美國軍方、行政機構及學術界認為，美國有需要強化防衛力量，學習納粹德國及戰後共產主義國家的情報系統及軍事戰略。美國精英階層以「國家安全」這個概念來統合行政及軍事機構，形成了所謂「珍珠港體系」(Pearl Harbour System)的鐵三角，即重整後的國防部、中央情報局及國家安全局。

當時，在精英階層中熱烈地討論，如何借用極權國家的手段及技術，但又不會威脅到美國自身的民主價值基礎。美國設立這法例以及相關機構，對美國本土的自由及人權固然有一定影響(例如50年代的麥卡錫反共愛國運動，壓制美國異見)，不過，它最主要的作用是對外的，整合全球的冷戰部署，特別是亞洲太平洋地區國家，以圍堵蘇聯、中共以至越共。

所以，幾乎在同一時間，美國支持的南韓立了《國安保安法》(1948)，開宗名義就是要禁止共產主義，以及監禁承認北韓人士。同年，中國國民黨雖沒有立國安法，但實行了《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使國民黨可以不受憲法約束對付親共及反政府勢力，這條款由國民黨帶到台灣，形成長期白色恐怖，至1991年才正式廢止。同是1948年，英國在馬來西亞半島的殖民地官員，為了對付馬共，訂立《緊急條例法令》(Emergency Regulations Ordinance)，容許執法部門對叛亂者不經審訊作預防性拘禁(preventive detention)，此法成為1960年馬來西亞獨立後的《內部安全法》(Internal Security Act)，明確引入「國家安全」概念。1965年新加坡獨立，也保留此法遏制異己，直至今天。國家安全既是美國圍堵共產主義的工具，也是各個支持美國的政府用來制服異己的大旗。

從此段歷史可知，國家安全不是簡單的國家主權延伸，它之所以成為法律及國家制度的軸心之一，有美國冷戰霸權及反共的歷史根源，具有遏制左翼革命的功能，亦為美國軍事霸權向外擴張奠定基礎。隨著時間過去，它亦漸漸成為好像非常自明的概念與常識，與主權混為一談，為以後的政府所用。

有趣的是，中國此一共產主義國家，在冷戰期間，反而不太強調國家安全。由毛澤東領導的革命政權，它的敵人是反革命，包括國內的諸種反革命分子，以及國外反革命的資本主義陣營，包括日本軍國主義，「紙老虎」美國，甚至後來「蘇修」也曾是敵人。所以，判定「(反)革命」性才是重點。接過1927年國民政府有關反革命的法例，中共早於1934年在江西時，已訂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建國後1951年，訂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直到鄧小平重新掌權的1979年，也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清楚列明反革命罪的內容。

革命旗幟褪色 「國安」上場

故此，改革開放後，由北京之春至八九民運的異見人士，仍然多是被控反革命罪。國家安全是在90年代立法才明確地提出來的，成為1993年的《國家安全法》，漸漸取消反革命罪，這個轉變跟中共的國際定位改變有關。中國共產黨已漸漸由世界革命的舞台退下來，回到自己的國家領地或鄰近區域，而且，「革命」的旗幟已漸褪色，換成鄧小平的實務主義。

諷刺的是，在這個轉折點，中國共產黨也欣然接收了當日反共的國家安全概念，換去無產階級專政，保留專政的法律手段。然而，中共在90年代的轉折，碰上了兩個問題。第一是港澳回歸，實行一國兩制，如何在另一法律體制推行「國家安全」立法？故此有基本法的23條；第二是反分裂問題，特別是台灣出現愈來愈強大的台獨政治力量；李登輝的台獨轉向，以及民進黨的執政，在中共眼中，不再是當年國民黨反革命的問題，而是「分裂國家」的行為，它被設想成類近中國邊界上的「藏獨」及「疆獨」勢力。

遏制異己的工具

中共由大陸到港澳推行國家安全立法，既是承接當年美國的霸權戰略語言，在結構上，亦有點像當年冷戰，推動在其司法管轄以外地區的建立遏制異議聲音的體制。不過，今天中共要實現的國家安全體系，則在大中華地區，包括中國大陸、香港與澳門，換言之是一國之內。

中共承接美國霸權戰略語言，只是筆者的解讀或假說，在具體運作上北京領導層如何考慮？是有意或無心？則需要再研究。不過這種解讀或假說的理論涵義是重要的，讓我們從另一個角度去看所謂「西方霸權」與中國的關係。

中國近年的崛起是否挑戰西方霸權？恐怕沒那麼簡單。從資本主義角度看，美國學者哈維(David Harvey)也早已指出，中共在不同的起點，跟戴卓爾與列根一樣，推動著新自由主義議程。從現代「國家打造(state making)」角度看，中共也在自己的國家內部複製美國的全球冷戰國家安全體制，難怪不管香港及澳門，也有那麼多針對「預備」性行為的條款，因為，冷戰年代就是要鎮壓地區內任何潛在的反對力量，今天成為中共管治的武器。

冷戰已死，另一種冷戰還在。港澳地區反對23條立法的意義，不止是對抗一般意義下的國家專權，爭取自由，而是要擺脫戰後由美國開展，再由東亞及東南亞各國配合及接收過來的國家安全體系。

延伸閱讀Stuart, Douglas T. 2008. Creating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ate: A History of the Law That Transformed America.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作者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助理講師

張華 - 大學生就教授言論向公安告密

香港蘋果日報   2008年12月3日

Vic：香港作家陳雲論及近代中國的愛國教育時說：「其內容蔽塞反智，以現政權的西式法西斯暴政投射到傳統中國裡面，時而抹黑傳統中國以榮耀『新中國』如何如何進步，時而歌頌傳統中華文化如何如何優美，以便抵抗西洋的民主自由之風。不求實，不求真，只求利用。年青人的眼光是雪亮的，這種反反覆覆、自相予盾的愛國教育，令有正氣和有知識的年青人對國家反感，離心離德，甚至遠走他方；沒有正氣和耐性的年青人，則認為愛國只是撈油水的虛偽把戲，一副犬儒心態，祖國成為他們冷嘲熱諷的對象。」(《天書Impossible - 論香港的中國文化教育》之《跋 -- 製造漢奸的「愛國教育」》)

旨哉斯言，惟陳雲漏提了還有一類中國的年青人，天真幼稚而滿懷激情，可以為祖國傳統文化和糟蹋中華傳統的現政府辯護得眼泛淚光，甚至憤而向公安舉報老師的「不愛國」言論。本文作者以「墮落」形容兩位舉報教授的女學生，我認為形容不當－－她們應該是未開竅而非思想墮落，但無論如何，被誤導的熱情、欠缺知識下理所當然的正義感，總教人戰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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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國內有一宗有關反革命事件的「趣聞」，很值得跟讀者「分享」一下。

上海華東政法大學教授楊師群，日前在其博客透露，他在教授《古代漢語》課時，批評了中國傳統文化，也批評中國政府，有兩位女學生下課後憤怒地指摘他，她們說到激動還眼泛淚光。事後，她們到公安局告密。華東政法大學校方領導找楊師群教授談話，告訴他公安已就此立案偵查。

相信大家也想不到，今天的中國大學生並非醉生夢死，也不全是財迷心竅，一味向錢看，還有小部份「政治覺悟」如此高的人，為了捍衞中國傳統文化，為了捍衞政府聲譽，不惜採用文革時代的「告密」方式，狀告涉嫌「反革命」的老師。文革時，那些「先進分子」正是以這種方式，打擊被認為政治上落後、思想上守舊的配偶、父母、兄弟、師長、親友，以致夫妻不順、父子不親、兄弟不恭、師長不親、友儕不敬，只會互相提防，倫理綱常被破壞怠盡。

不過，這個個案的核心問題，不僅是部份大學生被洗腦（毋庸諱言，這只是獨立個案，相信絕大部份大學生還沒墮落至此），而是校方和公安處理此事的態度，以及網上充斥著替兩女生辯護的荒謬言論。

不少網民和知識分子，認為兩位女生面對「反政府」言論，大義滅親，是愛國的表現。在他們眼中，批評政府就是「反政府」，等同犯法，而向政府告密、揭發，就是盡公民的責任，理應受到表揚，況且她們也有舉報的自由。

不僅部份中國大學生被「荼毒」至失去獨立思考、分辨是非的能力，遇到不同意見便借助政府的公權力去打擊異己，想不到還有那麼多人為她們歡呼叫好。

同樣令人失望的，是上海公安居然受理這樣的告密，特意去立案偵查，說明中國公安仍然將政治問題置於極高位置，不脫其鎮壓異己的工具性特色。

但是，更叫人失望的是華東政法大學校長何勤華。大學不僅是一個傳授知識的地方，更是追求真理的殿堂，學術自由、思想自由理應是校園內所有成員共同和至高無尚的追求。當年，北大校長蔡元培先生，為抗議北洋軍政府打傷示威的北大學生，捍衞北大的學術自由，不惜辭職明志；今日，何勤華不僅沒盡責保護老師、挺身捍衛學術自由，反而協助公安調查自己的教授在課堂上有否「反政府」言論。這是甚麼大學呀！

本來，老師言論偏激，講錯了，大學生可以不選他的課，又或與之對質爭辯，而不應藉公權力扼殺教授的論點。惟此，大學才是追求真理、樹人立德的地方，學生才能是是非非，格物致知！

從這個荒唐之極的個案，說明中國其實並沒真正意義的現代大學，無論公安，還是大學，都只是馴化公民的不同工具而已！

張華   中國問題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