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8月27日
【明報專訊】曾蔭權雖然曾經說過:「民望於我如浮雲。」但社會各界卻一直只以笑柄來視之。反而每年七一之前,政府「派糖」以及「擱置爭議性議題和政策」,用以安撫公眾並減低上街人數,這兩招卻深入民心,但這樣做當然不是沒有後遺症。
近日,曾蔭權在《施政報告》諮詢會中,向傳媒高層表示今年不會再「派糖」,老實說,政府「派糖」已經派到讓人麻木,所以我覺得這是一件好事。今天,本欄卻倒想談談另一點,就是有關「迴避爭議」的問題。
曾幾何時,曾蔭權在競選及其起初的施政報告中,曾經雄心萬丈,壯志凌雲,什麼醫療融資、公平競爭法、社會企業、政改要有終極時間表和路線圖等,說得豪氣干雲。但如今他剩下來的任期只有3年,進展又如何呢﹖
●2008年6月,醫療融資首階段結束,曾經努力說服我們長此以往下去,醫療開支遲早要「爆煲」的曾班子,如今已經一年多,醫療融資的討論卻180度轉彎,變得石沉大海;
●去年《施政報告》承諾會在2008至2009立法年度提交《競爭條例草案》,今年立法會會期已過,《競爭條例草案》仍只是空中樓閣;
●公共廣播服務檢討委員會於2007年3月向行政長官提交了報告,現時事隔足足兩年半,是兩年半﹗香港電台仍然生死未卜,對於港台的朋友,尤其是那些朝不保夕的合約員工,這又公平嗎﹖
我真的想問曾先生一句,這不是「拖得就拖」、迴避爭議,又是什麼呢﹖你說「怕觸發人上街」從來不是政府施政的重要考慮,我想人們只能報以冷笑。
克林頓被稱為美國史上IQ最高的總統,他機關算盡,亦被形容為只懂「看着民調做人」,其幕僚 David Gergen曾批評他「太過慣於短線思考,卻缺乏長遠願景和目光」。克林頓結果能夠survive了8年,但落任之後,大家對他卻印象模糊(除了那些桃色醜聞),覺得他一事無成。
「民望」是工具 「從政理想」才是目的
美國名記者Joe Klein曾說:「克林頓喪失了很多其政治上的權威和魅力,為的是他與群眾靠得太近;為的是他每一刻都企圖以民調測試民眾的念頭;為的是他太過努力去討好每一個人。」
民意調查又好,政治公關又好,政治化妝都好,我從來都不反對,亦認為是今天從政所必須具備的技巧和工具。我所反對的,只是本末倒置。
「民望」只是工具,「從政理想」才是目的。為了保住「民望」而犧牲「從政理想」,是本末倒置。「民望」只是用來裝備自己,作為自己為「理想」闖關時的資本。
我想再次提出自己在《政治化妝大拆解》一書中,所用過的一個比喻(改編自Dick Morris在其所著《Behind the Oval Office》一書中的比喻):
「駕駛帆船,向目的地進發。
一個投機的政客,他只會按着民意風向走,不負責任的張帆奉承、迎着風向,他不會翻船,但卻永遠不知道自己要往哪裏去,結果亦永遠去不了目的地;
相反,一個只懂死抱原則、迂腐的從政者,只會按照立場,一早定好方向舵,然後再勇敢、偏執的前進——繼而翻船,沒頂,結果一樣去不了目的地;
一個政治家,則曉得看風把舵,他會參考民調數據,調整方向,以便能夠利用最有利的風向和水流,最快抵達目的地。在外人眼中,他在以鋸齒迂迴的方式前進,但這其實是駕駛帆船最有效的方式。所謂看風把舵,是順勢操作,不是投機倒把。」
曾蔭權,以至其他政治領袖,都要問自己兩個核心問題:就是你的core values是什麼﹖你最希望accomplish的又是什麼﹖(希望答案不會是survival)
只有理清這些問題,你才知道什麼是枝節,民望不值得花在那裏損耗的枝節;而相反,那些是根本,是值得自己把民望和政治能量都押上的根本﹗是自己從政的根本﹗﹗是值得自己「玩鋪勁」的根本﹗
難道曾蔭權3年後卸任,他希望別人記得自己的最大legacy,就是一個「禁毒特首」嗎﹖當然,是也無妨,但幾年前參選,這並不是他當年的主要政綱,那麼曾蔭權還記得自己當年參選的初衷嗎﹖
大家對一個領袖(leader)的要求,就是要他能夠帶領(lead)我們。要帶領,便要走在前面,為了怕開罪群眾,而永遠與群眾同步的人,是無法帶領的。
曾蔭權的志願是要當一個政治家。總有一天,下課鐘聲會響起,希望到時他交上的,不會是一張白卷。
作者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導師
2009年8月27日 星期四
2009年8月23日 星期日
《林博文專欄》歐巴馬陷入健改苦戰
中國時報 2009/08/19
一位住在紐約的台灣老移民感慨地說:「美國雖好,卻沒有全民健保!」這位老移民在皇后區開了一家健康食品店,他每年要花上萬美元為全家買健保,如萬一要住院開刀,還要看保費有沒有包括住院費。全美約有四千六百萬人完全沒有健保,生了病就得自己花錢看病,醫藥費奇貴無比。美國人每年花在看病的費用,全球第一,但醫療品質卻相當不理想亦不公平。
歐巴馬上台後,一一對付了經濟、銀行、汽車等危機,現正全力和健保改革搏鬥(見圖,美聯社)。這場仗非常難打,阻力極大,不但有共和黨擋他,也有民主黨內的保守派與溫和派同他作對,更有千千萬萬無知、頑固而又保守的白人中老年人反對他。歐巴馬想要實施全民健保(就像台灣一樣),他希望每一個人都享有健保,至少能得到像樣的醫療照顧。但推動全民健保,卻比登天還難,杜魯門總統推行過,但失敗了;柯林頓夫婦一上台就大張旗鼓地進行,由希拉蕊領軍,卻慘遭國會封殺,弄得第一夫人灰頭土臉。
歐巴馬和他的策士沒料到反對健保聲浪竟那麼大,白人中老年男女火氣竟那麼大,有些鄉下白人中青年竟攜槍在歐巴馬召開鎮民大會會場外示威。歐巴馬希望在今年年底前通過健保法案,他也能打贏這場仗(或至少半贏),則他很有機會當八年總統,如打不贏這場仗,也許只能做四年。
美國為什麼這麼難實行全民健保?為什麼不學鄰居加拿大或像英國及其他歐洲國家一樣推行公醫制度?答案是:美國的社會特質、商業結構和政治文化,以及貪婪到極點的資本家,迫使美國走向無法實施全民健保的歪路。造成美國醫療費用每年大幅上升、健改難以落實的最大阻力是:保險公司、藥廠、醫院、醫生和醫療科技公司等。尤其是保險公司和藥廠幾個月來已砸下數千萬美元遊說費和廣告費,試圖阻止或稀釋歐巴馬的健改計畫。
美國雖沒有全民健保,但有很好的老人(六十五歲以上)醫療保險計畫(Medicare)和貧民醫療補助計畫(Medicaid),這兩項健保是詹森總統對美國社會和美國人民的不朽貢獻,一九六五年獲國會通過實施,是屬於詹森所提出的「大社會」施政計畫的一部分。其他的健保則五花八門,公家機構員工有健保,大中型公司員工也有健保,員工每月只需付一點健保費。小型企業和小商店可能都沒有健保,全美十餘萬中國餐館,員工有健保的可能沒有幾家。通用汽車公司倒閉原因之一是,每年要為退休員工付數千萬健保。巨額健保費用不僅已成為各型企業和公家單位的沉重負擔,老人和貧民健保亦同樣使聯邦和州政府吃不消。
歐巴馬的健改方案中有一項很重要的創見,即由聯邦政府出面成立公營保險公司,俾與私營保險公司競爭,消費者可以有所選擇(public option)。沒想到這項構想,卻引發保守派議員、右翼群眾與傳媒的咆哮,害得白宮和歐巴馬的策士亂成一團,甚至考慮放棄這項構想而改採非營利的健保合作社(co-op)來取代公營保險,健保合作社的創業經費還是要由聯邦來支付。
這次健改大辯論(現已變成大吵架)中,充分暴露了美國保守白人中老年人的固執、矛盾和意氣用事,他們處處要依賴政府(如享受老人健保),但又不要政府插手管事,一聽到聯邦要開辦健保選擇,他們就大罵歐巴馬要實施「醫療社會主義化」,許多無知白人男女竟哭訴說「美國要變成俄羅斯了」!美國媒體過去常批評中國大陸民族主義氣氛太濃,此次從美東到美西,在電視畫面上出現了多少喪失理智的白人中老年人,在鎮民大會上叫囂、怒罵。這何嘗不是一種可怕的自私心態、閉門主義和意識形態作祟的自我中心主義。
最糟糕的是剛辭職的前阿拉斯加州長裴林,竟在社交網站Facebook上造謠說眾院能源與商務委員會通過的健改計畫中,包括一條減少對老人和重病者的照顧,俾讓他們早點死,以減少醫療開支。這位突然摜紗帽的女州長並為她發明的條文取名「死亡名單」。可悲的是竟然有無數人和媒體相信她的胡說八道。
歐巴馬的健改戰爭,一開始即很不順,參院中對健保全盤作業最熱的甘迺迪參議員,因腦癌無法披掛上陣,他所主持的健康、教育、勞工和養老金委員會是主審健改案的指揮部,他缺席了,主導權即被財政委員會搶走了。
歐巴馬沒有甘迺迪的奧援,等於失去一名主將,難怪他這場仗打得異常辛苦,而且勝負未卜。
一位住在紐約的台灣老移民感慨地說:「美國雖好,卻沒有全民健保!」這位老移民在皇后區開了一家健康食品店,他每年要花上萬美元為全家買健保,如萬一要住院開刀,還要看保費有沒有包括住院費。全美約有四千六百萬人完全沒有健保,生了病就得自己花錢看病,醫藥費奇貴無比。美國人每年花在看病的費用,全球第一,但醫療品質卻相當不理想亦不公平。
歐巴馬上台後,一一對付了經濟、銀行、汽車等危機,現正全力和健保改革搏鬥(見圖,美聯社)。這場仗非常難打,阻力極大,不但有共和黨擋他,也有民主黨內的保守派與溫和派同他作對,更有千千萬萬無知、頑固而又保守的白人中老年人反對他。歐巴馬想要實施全民健保(就像台灣一樣),他希望每一個人都享有健保,至少能得到像樣的醫療照顧。但推動全民健保,卻比登天還難,杜魯門總統推行過,但失敗了;柯林頓夫婦一上台就大張旗鼓地進行,由希拉蕊領軍,卻慘遭國會封殺,弄得第一夫人灰頭土臉。
歐巴馬和他的策士沒料到反對健保聲浪竟那麼大,白人中老年男女火氣竟那麼大,有些鄉下白人中青年竟攜槍在歐巴馬召開鎮民大會會場外示威。歐巴馬希望在今年年底前通過健保法案,他也能打贏這場仗(或至少半贏),則他很有機會當八年總統,如打不贏這場仗,也許只能做四年。
美國為什麼這麼難實行全民健保?為什麼不學鄰居加拿大或像英國及其他歐洲國家一樣推行公醫制度?答案是:美國的社會特質、商業結構和政治文化,以及貪婪到極點的資本家,迫使美國走向無法實施全民健保的歪路。造成美國醫療費用每年大幅上升、健改難以落實的最大阻力是:保險公司、藥廠、醫院、醫生和醫療科技公司等。尤其是保險公司和藥廠幾個月來已砸下數千萬美元遊說費和廣告費,試圖阻止或稀釋歐巴馬的健改計畫。
美國雖沒有全民健保,但有很好的老人(六十五歲以上)醫療保險計畫(Medicare)和貧民醫療補助計畫(Medicaid),這兩項健保是詹森總統對美國社會和美國人民的不朽貢獻,一九六五年獲國會通過實施,是屬於詹森所提出的「大社會」施政計畫的一部分。其他的健保則五花八門,公家機構員工有健保,大中型公司員工也有健保,員工每月只需付一點健保費。小型企業和小商店可能都沒有健保,全美十餘萬中國餐館,員工有健保的可能沒有幾家。通用汽車公司倒閉原因之一是,每年要為退休員工付數千萬健保。巨額健保費用不僅已成為各型企業和公家單位的沉重負擔,老人和貧民健保亦同樣使聯邦和州政府吃不消。
歐巴馬的健改方案中有一項很重要的創見,即由聯邦政府出面成立公營保險公司,俾與私營保險公司競爭,消費者可以有所選擇(public option)。沒想到這項構想,卻引發保守派議員、右翼群眾與傳媒的咆哮,害得白宮和歐巴馬的策士亂成一團,甚至考慮放棄這項構想而改採非營利的健保合作社(co-op)來取代公營保險,健保合作社的創業經費還是要由聯邦來支付。
這次健改大辯論(現已變成大吵架)中,充分暴露了美國保守白人中老年人的固執、矛盾和意氣用事,他們處處要依賴政府(如享受老人健保),但又不要政府插手管事,一聽到聯邦要開辦健保選擇,他們就大罵歐巴馬要實施「醫療社會主義化」,許多無知白人男女竟哭訴說「美國要變成俄羅斯了」!美國媒體過去常批評中國大陸民族主義氣氛太濃,此次從美東到美西,在電視畫面上出現了多少喪失理智的白人中老年人,在鎮民大會上叫囂、怒罵。這何嘗不是一種可怕的自私心態、閉門主義和意識形態作祟的自我中心主義。
最糟糕的是剛辭職的前阿拉斯加州長裴林,竟在社交網站Facebook上造謠說眾院能源與商務委員會通過的健改計畫中,包括一條減少對老人和重病者的照顧,俾讓他們早點死,以減少醫療開支。這位突然摜紗帽的女州長並為她發明的條文取名「死亡名單」。可悲的是竟然有無數人和媒體相信她的胡說八道。
歐巴馬的健改戰爭,一開始即很不順,參院中對健保全盤作業最熱的甘迺迪參議員,因腦癌無法披掛上陣,他所主持的健康、教育、勞工和養老金委員會是主審健改案的指揮部,他缺席了,主導權即被財政委員會搶走了。
歐巴馬沒有甘迺迪的奧援,等於失去一名主將,難怪他這場仗打得異常辛苦,而且勝負未卜。
2009年8月16日 星期日
文婉秋 - 譚作人案的「難言之隱」
2009年8月16日
【明報專訊】八月十二日,成都市中級人民法院開庭審理譚作人煽動顛覆國家罪一案。法庭內外的情况都非同尋常,譚作人的辯護律師浦志強直指這是一場政治審判,當局企圖治譚作人以涉及國內媒體不能報道的「六四」以罪,從而掩蓋四川當局在地震死難人數及彭州化工項目的不當選址這兩項「難言之隱」。譚作人對這兩個事項調查及追問,觸及了四川地方官員的利益。
法庭內外的詭異
根據檢查機關的起訴書顯示,指控譚作人罪名的四組證據包括﹕撰寫有關六四的回憶錄、與王丹電郵聯絡、譚作人提倡參與獻血紀念六四以及汶川大地震之後譚作人接受境外敵對媒體採訪,發表大量言論詆譭政府。
譚作人的辯護律師浦志強在庭審結束後表示,「我個人認為這是一場政治審判,决定他的因素是政治因素。從庭審表現來說,控方所有與案件沒有關係的證據都有可能被接受,而辯護方所有與案件有直接關係的證據都完全不被接受。這種情况是十分少見的。」
在庭審過程中,辯護律師的發言經常被打斷,譚作人發言稿被收走,全部發言時間只有三四分鐘。事情之詭異不僅局限於法庭內審判過程的異常,法庭外發生的事情也是非常地不同尋常。
這次名義上的「開庭審理」按法律規定應該允許公民參與旁聽,但同案件有關的人員和關注譚作人案的人士都沒有被准許進入法庭。在浦志強的強烈要求下,法庭才允許譚作人的太太及大女兒進入法庭旁聽,而譚作人的小女兒及專程從國外趕回來的譚作人的哥哥均未獲准進入法庭旁聽,辯護律師的幾名助手也未能進入法庭。有關心此案的民眾在開庭前幾天向法院申請旁聽證,法院告之開庭之時憑身分證排隊即可進入法庭旁聽,但在開審當日上午趕至法院的民眾卻被告知需要旁聽證方可進入法庭旁聽。在民眾鼓譟之下,法院謊稱民眾可到旁邊一個法庭觀看庭審直播,但民眾發現根本沒有直播。有數百名關心此案的民眾聚集在法院門口,數人被警方扣押直至庭審結束方予釋放。有在現場的民眾估計,布置在法院內外的警員及佩戴小紅徽章的便衣總數有數百人。
此外,有幾位譚作人的朋友被限制人身自由,不能趕至法院,甚至有人趕至法院仍被強制帶走。十一日晚專程從北京趕至成都,原來準備為譚作人案作證的知名藝術家艾未未及其地震死難學生名單調查志願者等一行十人,凌晨三時在酒店房被警方破門而入,在艾未未要求對方出示證件時雙方發生衝突,艾未未右臉被打受傷。艾未未在當天下午兩時獲得自由,但其他五位志願者仍被扣留,其後陸續獲釋,最後一位志願者劉艷萍,在十三日艾未未及其律師劉曉原再度返回成都與警方交涉後,方於十四日凌晨獲得釋放,扣押時間超過三十小時。成都獨立作者冉雲飛,在十二日早上七點被警方從家中帶至書院街派出所,延至午後方得以脫身。與譚作人一起調查死難學生名單的謝貽卉,在十一日晚即被警方控制。曾於去年六四期間在成都傳媒刊登廣告的陳雲飛,在十一日即接到警方通知,要求他十二日上午到派出所報到。他於十二日早上五時半從家中出發,避開警方監控,於七時半成功抵達成都中院,但在八點被警方發現後,即被強行送回郊外家中。成都讀書會的楊雨也被警方置留派出所至中午時分。
辯方的另兩位證人,四川大學建築和環保學院前教授艾南山及四川地質學家范曉都被法庭以「與案件無關聯」為由拒絕他們出庭作證。
更難以想像的是,有身穿警察服裝但不願出示工作證件的人士到香港NOW記者的酒店房間,以接到民眾舉報房間內有「違禁品」為由,多翻搜查房間、採訪器材及記者的隨身物品,禁止記者離開。直至庭審結束,這批人在沒有留下任何交代的情况下突然離開。香港有線電視台的記者亦被人跟蹤,及時接到線報才得以從酒店地庫脫身。
四川當局掩民之口
四川當局如臨大敵而部署重兵,不顧外界反應及批評而秘密「公開審理」,浦志強認為,「這是成都本地的官員了掩蓋四川大地震死難人數這樣一個千夫所指的情况和成都彭州石化項目的不當選址而將譚作人拘押治罪。因為譚作人一直從事對上述兩起事件的揭露工作,所以他事實上是得罪了四川當地的官員。」當局精心選擇與敏感的「六四」有關的證據來治罪,亦可避免大陸媒體介入,審訊當天,大陸媒體無一家到場旁聽或採訪。
浦志強提及的「四川大地震死難人數」與「成都彭州石化項目」均為四川當局的「難言之隱」,而這兩件事,譚作人都在為之奔走呼號。
曾任《文化人》主編、綠色江河副秘書的譚作人,長期關注環境及公共話題。在汶川大地震發生後,譚作人為救災而奔波,同時根據自己的觀察,發表了多篇文章,分析地震為何造成慘重傷亡,質疑重大損失的真正原因是天災而不是人禍的說法。○八年年底開始,譚作人及謝貽卉開始了地震死難學生證查的準備,並為此發出了倡議書。
今年四月下旬通過互聯網公開發布的《5.12四川大地震死難學生調查報告(徵求意見稿)》顯示,譚作人與謝貽卉於三月二十五日完成了這份調查報告的徵求意見稿。調查報告本來準備在地震周年時發布,但因譚作人於今年三月二十八日被警方以「涉嫌顛覆國家政權」罪拘留而不得不中止調查及發布初步報告。
在報告中,共統計有五千七百六十名學生在地震中遇難。報告指出﹕「5.12地震導致大量建築倒塌,尤其是學校教學樓倒塌的主要原因,也是造成在校師生共同死亡的主要原因。」報告同時通過统計數據認為,「倒塌學校與地震烈度分布無必然聯繫」、「倒塌學校建築與該建築年代、具體時間無必然聯繫」、「倒塌學校與讓建築朝向無必然聯繫」。調查報告的結論,顯然與官方的基調並不一致。○八年六月廿五日《成都日報》一篇題為「地震是毁房罪魁倖存者應理性看未來」的文章引述專家的觀點認為,「設防標準低於地震烈度是建築物倒塌的主要原因,不能簡單認為倒塌的建築物一定存在質量問題。」○八年的六月開始,大陸所有媒體均被禁止繼續調查和報道地震災區倒塌建築的質量問題。外界一般認為,地震所暴露出來的建築質量問題可能牽扯出大批官員的腐敗行為。
彭州石化項目每年具備一千萬噸煉油、八十萬噸乙烯的產能,位於成都彭州市軍樂鎮與隆豐鎮之間的四川石化基地,離成都只有三十公里。○八年的四、五月間,彭州石化可能帶來的空氣污染、水污染成為成都市民熱烈討論的重點,五月四日,成都發生了反對彭州石化的幾百人的和平「散步」事件。
地震發生後,曾目睹彭州、什邡等地遭到地震嚴重破壞情况的譚作人加大了對彭州石化的擔心與關注。○八年八月十日,國家地震安全性評定委員會評審通過了地震安全性評價複核報告書,認為在項目區域和近場區無活動斷裂帶,在適當提高地震動參數的情况下,可以發展項目建設。這樣的結論,讓半年前就因彭州石化存在而焦慮的譚作人更加難以接受。
譚作人在○八年的十月底給成都市人民政府、人大、政協的提交了一份《關於成都彭州石化項目的公民意見建議書》,他在建議書中寫道﹕「成都彭州石化項目區附近是彭州——大邑——名山隱伏斷裂,具有六點零至六點五級強震的構造背景。因此,這項目說址,必須具有公正可信的項目區地震構造環境評價,工程場地地震條件評價,地震安全性評估。這些評估,不僅需要五一二龍門山大地震之前的可靠數據,更需要對五一二震後地質變化及環境容量進行重新勘測調查,並由中立機構論證評估。」
重大項目的建設投產往往帶來GDP數據的增長從而提升地方官員的政績,同時地方官員也往往能從項目建設中得到利益分配,項目並未因地震發生而中止。 ○八年冬,彭州石化靜悄悄地重新開工,在這樣的情况下,譚作人以一個普通公民的身分,再次發起了白色「和平保城」行動。他號召成都市民「用全體示弱來代替集體示威,用消極行為來主將積極權利。用白色表達來反對黑箱操作,用有序漸進來學習民主程序」。但在「和平保城」行動書發出後,他即被成都公安局「國保」約談,相關人士亦被「關照」,「和平保城」行動未能發起。
今年年初,逼於民眾爭議與地震後的環境與地質壓力,四川當局決定將彭州石化項目的煉油與加工分開,彭州只保留煉油項目,下游的加工產業外移至成都市新津縣。但在譚作人看來,一分為二仍會帶來新的問題,他主張彭州石化整體遷址,由沱江上游遷移至岷江中游,有效迴避石化基地與成都作為中心城市的環境衝突、從水源上保護區域自然生態環境。他將彭州石化論證上馬的經過、可能產生的問題和後果,以及更優方案的選擇,寫成報告《關於問題工程的問題》,並將這份近萬言的報告呈交四川省、成都市人大政協,委托送交兩會備案。
當局意圖製造寒蟬效應
譚作人案因為荒謬的庭審過程、讓人瞠目結舌的毆打扣押證人,以及低劣手段惡意阻撓港媒記者採訪而讓外界嘩然,廣為人所詬病,但卻未見國家就四川當局的荒唐做法提出任何的糾正措施。有人猜測地震所暴露的腐敗問題可能涉及從一九九七年到二○○二年在四川主政的周永康,周永康現位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掌控全國政法體系。但更多的觀察者認為,應該與中共建政六十周年「國慶」而不惜一切代價「維持穩定」的做法有關。
八月間,除了譚作人案,另外兩個性質類似的案子也幾乎同時開庭。八月五日,四川「六四天網」的創辦人黄琦涉嫌「非法持有國家機密罪」案在成都市武侯區法院開庭,代理律師為他作了無罪辯護,法院表示將擇日宣判。黄琦在去年四川地震發生後多次組織志願者進入災區提供物資,接觸到災民和死亡學生的家長,將災區的照片及文字發布上網。他在地震後不足一月,即被當局逮捕。八月七日,原南京師範大學副教授郭泉被控涉嫌「顛覆國家政權罪」案在江蘇省宿遷市法院開庭,檢察機關指控郭泉成立非法組織,招募成員,並在互聯網上發表大量文章以幫助弱勢群體的名義要推翻社會主義制度。法院亦表示將擇日宣判。郭泉於○八年十一月十三日被南京市公安部門以「涉嫌顛覆國家政權罪」正式拘捕。
外界有評論認為,當局在八月密集審判已經逮捕的幾位活躍人士,可能是想在十月之前完成二審,製造「寒蟬效應」,為六十周年「國慶」製造「和諧」氣氛。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顧問、中國政法大學客座教授王友金在八月四日接受《明報》訪問時指出,由於今年是建國六十周年,當局不希望見到異見人士「說三道四」,同時由於當地異見、民運人士近期的反腐倡廉呼聲加大,為預防「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北京當局為壓制這種批評聲音和趨向,而相繼審判異見人士。
【明報專訊】八月十二日,成都市中級人民法院開庭審理譚作人煽動顛覆國家罪一案。法庭內外的情况都非同尋常,譚作人的辯護律師浦志強直指這是一場政治審判,當局企圖治譚作人以涉及國內媒體不能報道的「六四」以罪,從而掩蓋四川當局在地震死難人數及彭州化工項目的不當選址這兩項「難言之隱」。譚作人對這兩個事項調查及追問,觸及了四川地方官員的利益。
法庭內外的詭異
根據檢查機關的起訴書顯示,指控譚作人罪名的四組證據包括﹕撰寫有關六四的回憶錄、與王丹電郵聯絡、譚作人提倡參與獻血紀念六四以及汶川大地震之後譚作人接受境外敵對媒體採訪,發表大量言論詆譭政府。
譚作人的辯護律師浦志強在庭審結束後表示,「我個人認為這是一場政治審判,决定他的因素是政治因素。從庭審表現來說,控方所有與案件沒有關係的證據都有可能被接受,而辯護方所有與案件有直接關係的證據都完全不被接受。這種情况是十分少見的。」
在庭審過程中,辯護律師的發言經常被打斷,譚作人發言稿被收走,全部發言時間只有三四分鐘。事情之詭異不僅局限於法庭內審判過程的異常,法庭外發生的事情也是非常地不同尋常。
這次名義上的「開庭審理」按法律規定應該允許公民參與旁聽,但同案件有關的人員和關注譚作人案的人士都沒有被准許進入法庭。在浦志強的強烈要求下,法庭才允許譚作人的太太及大女兒進入法庭旁聽,而譚作人的小女兒及專程從國外趕回來的譚作人的哥哥均未獲准進入法庭旁聽,辯護律師的幾名助手也未能進入法庭。有關心此案的民眾在開庭前幾天向法院申請旁聽證,法院告之開庭之時憑身分證排隊即可進入法庭旁聽,但在開審當日上午趕至法院的民眾卻被告知需要旁聽證方可進入法庭旁聽。在民眾鼓譟之下,法院謊稱民眾可到旁邊一個法庭觀看庭審直播,但民眾發現根本沒有直播。有數百名關心此案的民眾聚集在法院門口,數人被警方扣押直至庭審結束方予釋放。有在現場的民眾估計,布置在法院內外的警員及佩戴小紅徽章的便衣總數有數百人。
此外,有幾位譚作人的朋友被限制人身自由,不能趕至法院,甚至有人趕至法院仍被強制帶走。十一日晚專程從北京趕至成都,原來準備為譚作人案作證的知名藝術家艾未未及其地震死難學生名單調查志願者等一行十人,凌晨三時在酒店房被警方破門而入,在艾未未要求對方出示證件時雙方發生衝突,艾未未右臉被打受傷。艾未未在當天下午兩時獲得自由,但其他五位志願者仍被扣留,其後陸續獲釋,最後一位志願者劉艷萍,在十三日艾未未及其律師劉曉原再度返回成都與警方交涉後,方於十四日凌晨獲得釋放,扣押時間超過三十小時。成都獨立作者冉雲飛,在十二日早上七點被警方從家中帶至書院街派出所,延至午後方得以脫身。與譚作人一起調查死難學生名單的謝貽卉,在十一日晚即被警方控制。曾於去年六四期間在成都傳媒刊登廣告的陳雲飛,在十一日即接到警方通知,要求他十二日上午到派出所報到。他於十二日早上五時半從家中出發,避開警方監控,於七時半成功抵達成都中院,但在八點被警方發現後,即被強行送回郊外家中。成都讀書會的楊雨也被警方置留派出所至中午時分。
辯方的另兩位證人,四川大學建築和環保學院前教授艾南山及四川地質學家范曉都被法庭以「與案件無關聯」為由拒絕他們出庭作證。
更難以想像的是,有身穿警察服裝但不願出示工作證件的人士到香港NOW記者的酒店房間,以接到民眾舉報房間內有「違禁品」為由,多翻搜查房間、採訪器材及記者的隨身物品,禁止記者離開。直至庭審結束,這批人在沒有留下任何交代的情况下突然離開。香港有線電視台的記者亦被人跟蹤,及時接到線報才得以從酒店地庫脫身。
四川當局掩民之口
四川當局如臨大敵而部署重兵,不顧外界反應及批評而秘密「公開審理」,浦志強認為,「這是成都本地的官員了掩蓋四川大地震死難人數這樣一個千夫所指的情况和成都彭州石化項目的不當選址而將譚作人拘押治罪。因為譚作人一直從事對上述兩起事件的揭露工作,所以他事實上是得罪了四川當地的官員。」當局精心選擇與敏感的「六四」有關的證據來治罪,亦可避免大陸媒體介入,審訊當天,大陸媒體無一家到場旁聽或採訪。
浦志強提及的「四川大地震死難人數」與「成都彭州石化項目」均為四川當局的「難言之隱」,而這兩件事,譚作人都在為之奔走呼號。
曾任《文化人》主編、綠色江河副秘書的譚作人,長期關注環境及公共話題。在汶川大地震發生後,譚作人為救災而奔波,同時根據自己的觀察,發表了多篇文章,分析地震為何造成慘重傷亡,質疑重大損失的真正原因是天災而不是人禍的說法。○八年年底開始,譚作人及謝貽卉開始了地震死難學生證查的準備,並為此發出了倡議書。
今年四月下旬通過互聯網公開發布的《5.12四川大地震死難學生調查報告(徵求意見稿)》顯示,譚作人與謝貽卉於三月二十五日完成了這份調查報告的徵求意見稿。調查報告本來準備在地震周年時發布,但因譚作人於今年三月二十八日被警方以「涉嫌顛覆國家政權」罪拘留而不得不中止調查及發布初步報告。
在報告中,共統計有五千七百六十名學生在地震中遇難。報告指出﹕「5.12地震導致大量建築倒塌,尤其是學校教學樓倒塌的主要原因,也是造成在校師生共同死亡的主要原因。」報告同時通過统計數據認為,「倒塌學校與地震烈度分布無必然聯繫」、「倒塌學校建築與該建築年代、具體時間無必然聯繫」、「倒塌學校與讓建築朝向無必然聯繫」。調查報告的結論,顯然與官方的基調並不一致。○八年六月廿五日《成都日報》一篇題為「地震是毁房罪魁倖存者應理性看未來」的文章引述專家的觀點認為,「設防標準低於地震烈度是建築物倒塌的主要原因,不能簡單認為倒塌的建築物一定存在質量問題。」○八年的六月開始,大陸所有媒體均被禁止繼續調查和報道地震災區倒塌建築的質量問題。外界一般認為,地震所暴露出來的建築質量問題可能牽扯出大批官員的腐敗行為。
彭州石化項目每年具備一千萬噸煉油、八十萬噸乙烯的產能,位於成都彭州市軍樂鎮與隆豐鎮之間的四川石化基地,離成都只有三十公里。○八年的四、五月間,彭州石化可能帶來的空氣污染、水污染成為成都市民熱烈討論的重點,五月四日,成都發生了反對彭州石化的幾百人的和平「散步」事件。
地震發生後,曾目睹彭州、什邡等地遭到地震嚴重破壞情况的譚作人加大了對彭州石化的擔心與關注。○八年八月十日,國家地震安全性評定委員會評審通過了地震安全性評價複核報告書,認為在項目區域和近場區無活動斷裂帶,在適當提高地震動參數的情况下,可以發展項目建設。這樣的結論,讓半年前就因彭州石化存在而焦慮的譚作人更加難以接受。
譚作人在○八年的十月底給成都市人民政府、人大、政協的提交了一份《關於成都彭州石化項目的公民意見建議書》,他在建議書中寫道﹕「成都彭州石化項目區附近是彭州——大邑——名山隱伏斷裂,具有六點零至六點五級強震的構造背景。因此,這項目說址,必須具有公正可信的項目區地震構造環境評價,工程場地地震條件評價,地震安全性評估。這些評估,不僅需要五一二龍門山大地震之前的可靠數據,更需要對五一二震後地質變化及環境容量進行重新勘測調查,並由中立機構論證評估。」
重大項目的建設投產往往帶來GDP數據的增長從而提升地方官員的政績,同時地方官員也往往能從項目建設中得到利益分配,項目並未因地震發生而中止。 ○八年冬,彭州石化靜悄悄地重新開工,在這樣的情况下,譚作人以一個普通公民的身分,再次發起了白色「和平保城」行動。他號召成都市民「用全體示弱來代替集體示威,用消極行為來主將積極權利。用白色表達來反對黑箱操作,用有序漸進來學習民主程序」。但在「和平保城」行動書發出後,他即被成都公安局「國保」約談,相關人士亦被「關照」,「和平保城」行動未能發起。
今年年初,逼於民眾爭議與地震後的環境與地質壓力,四川當局決定將彭州石化項目的煉油與加工分開,彭州只保留煉油項目,下游的加工產業外移至成都市新津縣。但在譚作人看來,一分為二仍會帶來新的問題,他主張彭州石化整體遷址,由沱江上游遷移至岷江中游,有效迴避石化基地與成都作為中心城市的環境衝突、從水源上保護區域自然生態環境。他將彭州石化論證上馬的經過、可能產生的問題和後果,以及更優方案的選擇,寫成報告《關於問題工程的問題》,並將這份近萬言的報告呈交四川省、成都市人大政協,委托送交兩會備案。
當局意圖製造寒蟬效應
譚作人案因為荒謬的庭審過程、讓人瞠目結舌的毆打扣押證人,以及低劣手段惡意阻撓港媒記者採訪而讓外界嘩然,廣為人所詬病,但卻未見國家就四川當局的荒唐做法提出任何的糾正措施。有人猜測地震所暴露的腐敗問題可能涉及從一九九七年到二○○二年在四川主政的周永康,周永康現位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掌控全國政法體系。但更多的觀察者認為,應該與中共建政六十周年「國慶」而不惜一切代價「維持穩定」的做法有關。
八月間,除了譚作人案,另外兩個性質類似的案子也幾乎同時開庭。八月五日,四川「六四天網」的創辦人黄琦涉嫌「非法持有國家機密罪」案在成都市武侯區法院開庭,代理律師為他作了無罪辯護,法院表示將擇日宣判。黄琦在去年四川地震發生後多次組織志願者進入災區提供物資,接觸到災民和死亡學生的家長,將災區的照片及文字發布上網。他在地震後不足一月,即被當局逮捕。八月七日,原南京師範大學副教授郭泉被控涉嫌「顛覆國家政權罪」案在江蘇省宿遷市法院開庭,檢察機關指控郭泉成立非法組織,招募成員,並在互聯網上發表大量文章以幫助弱勢群體的名義要推翻社會主義制度。法院亦表示將擇日宣判。郭泉於○八年十一月十三日被南京市公安部門以「涉嫌顛覆國家政權罪」正式拘捕。
外界有評論認為,當局在八月密集審判已經逮捕的幾位活躍人士,可能是想在十月之前完成二審,製造「寒蟬效應」,為六十周年「國慶」製造「和諧」氣氛。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顧問、中國政法大學客座教授王友金在八月四日接受《明報》訪問時指出,由於今年是建國六十周年,當局不希望見到異見人士「說三道四」,同時由於當地異見、民運人士近期的反腐倡廉呼聲加大,為預防「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北京當局為壓制這種批評聲音和趨向,而相繼審判異見人士。
2009年8月11日 星期二
馬嶽 -「總辭公投」 泛民可以贏什麼?
2009年8月11日
【明報專訊】泛民突然熱切討論「5區總辭、變相公投」之議,鬧得沸沸揚揚。筆者有很大疑惑:這樣做泛民可以贏什麼?
「總辭公投」之議一出,坊間最有興趣的竟然是泛民能否全取回5席,非常奇怪。選舉結果往往取決多項因素:政府提出的方案是什麼、泛民在何種政治氣氛下總辭、傳媒對補選的論述是怎樣,都會非常影響選舉結果。補選在各區變成單議席競賽,候選人質素影響很大;在兩陣營都未定候選人的情况下,現在說誰勝誰負都只是靠估,意義不大。
原則上,如果泛民把這當成公投,便是交予選民裁決,不能說保證贏才去做,輸掉也只能承認失敗。衡量應否發動總辭公投,不應以選舉勝算考量,或者某些人說的「夠不夠『吉士』(膽量)去總辭」,而是這樣做能否促進香港民主發展。有「吉士」而盲動,可能弄巧反拙。
筆者對「總辭公投」的第一個懷疑是:這樣做想證明什麼?想證明香港市民支持民主派?證明市民支持2012雙普選?對筆者來說,廿多年來的民調和立法機關普選部分的結果已經證明:香港長期有五成多至六成的市民或選民支持盡快民主化,時間參考點可能因時勢轉移而有不同。1987年時,大約六成人支持88 直選,04年約六成人支持07/08雙普選,而當07/08普選被否決後,便有約六成人支持2012雙普選。民意從來清楚不含糊,不需要再多一次選舉來證明。
變相公投 從民意高地退卻
民主派一直的立場,不是說主流民意支持雙普選麼?用總辭搞一次變相公投,反而是從一直佔據的民意高地上退卻,變相承認民主派自己搞不清民意是否支持 2012雙普選,要多投一次票來證明。縱使民主派5區各辭1席又全部再選上,拿回大約六成選票(只要建制派認真應戰,我想泛民不會多六成票很多了),那麼贏了什麼?
有人會說再清楚表達意願一次,會給中央壓力。但憑什麼說中央會因此讓香港2012年普選,或者給一個較民主的中途方案?民主派2004年立法會選舉時,也說過那是有關普選的公投。2007年陳太對葉太的補選,也說是對普選的公決,是「光明和黑暗的最後決戰」。2004年泛民得票六成,陳太也以不俗的票數差距贏了,但中央何曾改變半分?
倘失一席 民主派將陷被動
由於沒有法律效力,「變相公投」的政治意義完全取決於當時的公眾論述。選舉期間傳媒如何詮釋補選意義和競選議題,選舉後如何詮釋投票結果,都非泛民可以控制,不能一廂情願的以為香港傳媒會配合民主派,把整件事宣傳為公投,然後選後宣布民主派大勝全民支持普選。(《明報》本周一的社論已預警了他們不會替泛民打邊鼓。)長毛在上周一個電視論壇中,堅持5席贏4席也算是贏。筆者倒非常有信心,如果5區總辭民主派輸掉1席,親建制的香港傳媒必然會詮釋為民主派的失敗,反而令民主派在民意上陷於被動。
下一個問題是:縱使泛民總辭後5區全勝,拿回六成選票,但中央政府仍「我自巍然不動」,那怎辦?繼續譴責中央違反香港民意?那不是做過很多次了嗎?那和未總辭前的位置有什麼不同?如果2012政制繼續原封不動,變成2012仍在用2002選特首和2004選立法會的制度,在總辭補選投票支持民主派的選民會很失望,反而影響民主派的公信力,為繼續推進民主發展造成障礙。
我明白民主派要做點事情,顯示他們會繼續爭取2012雙普選,但也要衡量行動會否有反效果,是否真正有利推進民主政制發展。筆者認為5區總辭民主派「陷於不勝之地」,最多只能再證明自己有主流民意支持,搞不到便民心盡失。民主派中有人對「公投」有某種迷戀,彷彿認為這才是實踐民主的理想。真正的「公投」當然有直接民主的認受性和全民參與的某種浪漫情懷,但作為創制或決策的機制,西方民主國家和民主理論中都有頗大存疑,因為公投容易將事情變得「非黑即白」,難以探討不同的政策可能性,不一定是最理性的決策模式。
香港政制發展踟躕不前,關鍵並非沒有主流民意支持,而是香港的主流政治價值和中央的政治考量有很大的落差。推動政制向前,關鍵是縮窄落差。民主派的民意支持是主要談判籌碼,但只懂重複操弄這籌碼,多年下來未見有效推進政制,更不應抱着「敵人反對我便去做」的心態。讓你激得對手暴跳如雷,不一定代表你便是贏家了。
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
【明報專訊】泛民突然熱切討論「5區總辭、變相公投」之議,鬧得沸沸揚揚。筆者有很大疑惑:這樣做泛民可以贏什麼?
「總辭公投」之議一出,坊間最有興趣的竟然是泛民能否全取回5席,非常奇怪。選舉結果往往取決多項因素:政府提出的方案是什麼、泛民在何種政治氣氛下總辭、傳媒對補選的論述是怎樣,都會非常影響選舉結果。補選在各區變成單議席競賽,候選人質素影響很大;在兩陣營都未定候選人的情况下,現在說誰勝誰負都只是靠估,意義不大。
原則上,如果泛民把這當成公投,便是交予選民裁決,不能說保證贏才去做,輸掉也只能承認失敗。衡量應否發動總辭公投,不應以選舉勝算考量,或者某些人說的「夠不夠『吉士』(膽量)去總辭」,而是這樣做能否促進香港民主發展。有「吉士」而盲動,可能弄巧反拙。
筆者對「總辭公投」的第一個懷疑是:這樣做想證明什麼?想證明香港市民支持民主派?證明市民支持2012雙普選?對筆者來說,廿多年來的民調和立法機關普選部分的結果已經證明:香港長期有五成多至六成的市民或選民支持盡快民主化,時間參考點可能因時勢轉移而有不同。1987年時,大約六成人支持88 直選,04年約六成人支持07/08雙普選,而當07/08普選被否決後,便有約六成人支持2012雙普選。民意從來清楚不含糊,不需要再多一次選舉來證明。
變相公投 從民意高地退卻
民主派一直的立場,不是說主流民意支持雙普選麼?用總辭搞一次變相公投,反而是從一直佔據的民意高地上退卻,變相承認民主派自己搞不清民意是否支持 2012雙普選,要多投一次票來證明。縱使民主派5區各辭1席又全部再選上,拿回大約六成選票(只要建制派認真應戰,我想泛民不會多六成票很多了),那麼贏了什麼?
有人會說再清楚表達意願一次,會給中央壓力。但憑什麼說中央會因此讓香港2012年普選,或者給一個較民主的中途方案?民主派2004年立法會選舉時,也說過那是有關普選的公投。2007年陳太對葉太的補選,也說是對普選的公決,是「光明和黑暗的最後決戰」。2004年泛民得票六成,陳太也以不俗的票數差距贏了,但中央何曾改變半分?
倘失一席 民主派將陷被動
由於沒有法律效力,「變相公投」的政治意義完全取決於當時的公眾論述。選舉期間傳媒如何詮釋補選意義和競選議題,選舉後如何詮釋投票結果,都非泛民可以控制,不能一廂情願的以為香港傳媒會配合民主派,把整件事宣傳為公投,然後選後宣布民主派大勝全民支持普選。(《明報》本周一的社論已預警了他們不會替泛民打邊鼓。)長毛在上周一個電視論壇中,堅持5席贏4席也算是贏。筆者倒非常有信心,如果5區總辭民主派輸掉1席,親建制的香港傳媒必然會詮釋為民主派的失敗,反而令民主派在民意上陷於被動。
下一個問題是:縱使泛民總辭後5區全勝,拿回六成選票,但中央政府仍「我自巍然不動」,那怎辦?繼續譴責中央違反香港民意?那不是做過很多次了嗎?那和未總辭前的位置有什麼不同?如果2012政制繼續原封不動,變成2012仍在用2002選特首和2004選立法會的制度,在總辭補選投票支持民主派的選民會很失望,反而影響民主派的公信力,為繼續推進民主發展造成障礙。
我明白民主派要做點事情,顯示他們會繼續爭取2012雙普選,但也要衡量行動會否有反效果,是否真正有利推進民主政制發展。筆者認為5區總辭民主派「陷於不勝之地」,最多只能再證明自己有主流民意支持,搞不到便民心盡失。民主派中有人對「公投」有某種迷戀,彷彿認為這才是實踐民主的理想。真正的「公投」當然有直接民主的認受性和全民參與的某種浪漫情懷,但作為創制或決策的機制,西方民主國家和民主理論中都有頗大存疑,因為公投容易將事情變得「非黑即白」,難以探討不同的政策可能性,不一定是最理性的決策模式。
香港政制發展踟躕不前,關鍵並非沒有主流民意支持,而是香港的主流政治價值和中央的政治考量有很大的落差。推動政制向前,關鍵是縮窄落差。民主派的民意支持是主要談判籌碼,但只懂重複操弄這籌碼,多年下來未見有效推進政制,更不應抱着「敵人反對我便去做」的心態。讓你激得對手暴跳如雷,不一定代表你便是贏家了。
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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