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保松的《自由人的平等政治》

讀書﹕由理性思辨到自由政治

2010年9月5日

【明報專訊】周保松教授繼去年出版《相遇》，今年在國內推出新作《自由人的平等政治》。《自由人》是認真厚重的學術專著，全書闡述、分析和辨正已故哈佛教授羅爾斯（John Rawls, 1921-2002）開創的以公義為主軸的自由主義理論，嘗試勾勒自由主義社會的政治和經濟體制應如何組織、應對每個公民有什麼道德要求，以及為何我們希望活在這樣的社會中。作者認為，建立自由平等政治，正是香港和中國改革應走的方向。

將《自由人》放在香港的脈絡，它其實對治香港社會轉型時期的政治失語和思考樽頸。

只要稍為留意香港的公共政策，便會發現其中的言辭空洞和邏輯混亂。例如政府分配大學撥款，便說為求令大學教育資源調配更靈活，更快適應社會需求，講求院校競爭、強調資源優化運用。辭藻華麗，但我們根本無從支持也無從反對。「社會需要」和「優化」具體指什麼？它們和政府引入的政策有什麼關係？官員並沒有具體的講法和分析，更不打算論證，以為言辭本身就提供了充分的理由。

政改起錨 語言暴力極致

我會說這是一種賣廣告式的話語結構。不管你是誰，不管人與人之間的生活如何千差萬別，它會用同一套說辭指出你的「需要」，還會用漂亮話裝得很體貼，但你知道其實他並不關注你的一切，只想你付鈔購買。由天星皇后到西九文化區，由高鐵到校園驗毒到政改，政府總當成商品推銷。一旦遇反對，就調動官僚程式或訴諸民粹敉平抵抗聲音。因此這些修辭其實是一種反公共理性討論的語言暴力。政改「起錨」是這種語言政治的極致，彷彿不接受政府方案的人就是「阻住地球轉」，但政府卻沒有提出任何具說服力的理由去支持其立場。

另方面，最能夠對抗民粹的似乎只有民粹。只要罵人的話夠痛快響亮，總能得到人們的喝采。於是，流風所及，連抗爭者都逐漸不要求大眾對自己的理念有何深刻認識。更糟的是，就是連鼓動者自己都不在乎自己說的內容，以為政治的全部價值只在罵得精彩。語言是思考的基石，當我們的政治話語中充滿了扼殺分析和討論的言辭，便不易思考現有制度的問題。這甚至令我們有種錯覺，以為政治不外乎官僚、煽動與攻訐，無從講政策和制度安排是否道德，更難言什麼是理想社會。

探問尋求公正社會個人位置

所以，我們需要由視野、討論方式和語言全面重建有益的政治觀念。只有如此，我們才能重拾政治討論和政治行動的活力。《自由人》正是這樣的一部著作。何謂公正社會？為何要追求正義？《自由人》探問尋求公正社會過程中個人的位置。羅爾斯晚年主張自由的理念只規範社會體制，不干涉個人對自己生命的計劃。周保松認為這個轉向難以支持羅爾斯的政治設計，即一個強調政治平等和財富再分配的社會，因為那需要人們彼此視大家在社會上有同樣重要的地位，而那種正義感是需要制度培養的，也要令公民視之為自己美好人生的一部分，否則公民不會有動機去遵守。周保松在書中主張一種「厚實」的自由主義，認為建構公義的社會對社群中每一個人都有道德要求。譬如視社群之中我與他人之間存在着一種深厚的關係，願意分擔彼此的命運，而非僅視社會為自利個人之間的互助工具。

這些主張並非無根之談。支撐其論證是這樣的一種視野﹕政治和社會體制的一切問題的根本關懷，是如何確保社會中不同的人都能分配到合理的社會資源過自主的人生，從而得到公民的認受。因此他說﹕「政治權力的運用，不是強權暴政……而是能夠公開地得到每個公民的合理接受，從而得到道德上的合理性」。其次，他也體認了社會制度的好壞，深深影響着每個人得享的權利和資源，關係着人一生的命運。

在設立了這判準之後，便能進一步討論什麼構成人的根本利益，怎樣的社會安排又可以確保每個人實踐自我時不致互相衝突。因此周保松下一步所做的，就是取證我們日常的道德實踐，尋求清晰描述我們希望社會制度保護的是如何的人生。討論就這樣不斷反覆取證、論證下去，直至導出公正社會的建構。

自由的三重關係

譬如說自由。在書中第三章，他指出自由其實牽涉一個三重關係﹕一個行動者，免於某些干涉，去做某一件事。因此我們其實有多種自由，一些關涉人的根本福祉，一些卻無關痛癢。交通燈阻礙我在路上橫衝直撞的自由，就和政府禁止我選擇信仰的自由毫不相同，而且再多的前者也比不上後者重要。我們又常說市場是自由的，但一個私有化了的公園，全都屬於一個大財主，卻不為其他人所用，社會的自由總量一定比公園公有的情况下少（大浪西灣不就是現成例子嗎？）市場從來不能確保每個人得享最多和最大的自由。

支撐這種視野和討論方式的是力求清晰和邏輯嚴謹的用辭構句。空廢的政治修辭總喜歡把事情孤立、簡化地看，同時用上炫目卻含混不清的辭句。因為惟此當權者才能操縱我們的情感。讀周保松的書，讀者不會遇到這些問題。他總是將問題清楚界定，然後用清晰的語言，一步一步展開他的討論。惟其如此，我們的焦點才會集中到對真正問題的發掘，討論才會實在和有建設性。

文 李敏剛


楊翊 - 政治理想落腳點

【明報專訊】周保松的政治哲學文集《自由人的平等政治》由三聯書店在北京出版，可以說是有意面對內地讀者的發行。文章沿近代政治哲學的脈絡，環繞羅爾斯的《正義論》進行深入周細的探究和辯證，發展出「自由人的平等政治」構想，雖不是輕鬆易讀的作品，卻正面回應了中國社會現實。篇幅所限，撇開學術面的詳論，本文側重作者政治理想在中國政治現實的落腳點談幾點粗淺的看法。

反覆強調兩點

首先，全書反覆強調了兩點信息﹕第一，自由主義有流派之分；第二，諸流派中間，羅爾斯將平等自由視作不對抗的、自由主義奠基性的價值，以公平的機會平等原則和差異原則，建築起一幅左翼自由主義傳統的正義社會圖像，令「左翼自由主義」與只保證公民基本的自由和形式上的機會平等，市場決定經濟，而政府不作任何財富再分配的「放任自由主義」區隔，提出一個「財產擁有民主制」或「自由主義式的社會主義政體」﹕公民、政治權利受到保障，公平機會可平等擁有，實施市場經濟的同時政府透過稅收、調控，提供社會保障並盡量避免生產工具和社會財富過度集中在少數人手中。

八十年代鄧小平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批判其本質是要在中國復辟資本主義，把社會主義在中國變為西方的附庸。「資產階級自由化」在這裏是一個籠統的共產黨政治運動語彙。後來，新左派又把八十年代後期以來經濟發展的負面結果歸因於「自由主義」、「私有產權」的影響，泛稱之下實際上指向經濟學意義上「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特徵明顯的經濟政策（呼應的是「放任自由主義」傳統在經濟上的主張）。可見，周保松對「自由主義」概念的釐清對其在內地政治語境下的認知，實有匡正的功效。惟「自由主義」不被習慣性簡泛化為一個面目可憎的概念，「左翼自由主義」的主張才不至於因其他流派的殃及純然被一併否定。

道德理想須制度層面實踐

其次，論及主張，周保松沒有止步於政治哲學在「應然」面的道德理想，而是延伸到操作面，指出「擺在我們時代的最大挑戰，是如何從一個不公正的社會，過渡到較為公正的社會」（最可怕的不是社會缺乏正義，而是政府不講理，不主持正義），暗示道德理想最終要落實到制度層面成為政治實踐。這是一個至關重要卻極易被含混帶過的步驟。誠然，共產黨人同樣把社會公平正義作為其主張，溫家寶也不無動情地宣誓公平正義比太陽還光輝。但如《自》所言，馬克思意識到按勞分配因忽視道德考量（如人體力、智力差異帶來的勞動力不平等）而有缺陷，卻沒有進一步提出共產主義實現之前，確保財富分配合理公平的方案，「只以一個歷史發展的許諾安慰活在當下的人」。同時指出，即便馬克思許諾了共產主義社會，與其說處理了分配問題，毋寧說他「將分配出現的環境消解了」，因為共產社會裏生產力令到資源無限的假設是不切實際的。

社會正義 眼下直面

因此，社會正義問題在眼下便須直面，要務實地反思我們的制度如何改造才不至於難以產生公平和正義相反造成不公義﹕譬如人民的教育（體制上產業化？選拔機制？加分政策？）、醫療（健保體系？醫院和藥廠勾結？假藥？醫生濫開藥物牟取私利？）、住房（政府買地？財團炒房？官員透過房改假公濟私？）、養老（社保體制？地方政府用社保換農民土地？）、司法（官商勾結？包庇牟利？）等基本權利，以及勞工權益問題（富士康跳樓潮？農民工待遇？）、財富分配問題（貧富分化？地區差異？）、政府執政問題（透明廉潔？）、環境問題（環境破壞？生態退化？資源浪費？）等等。

政治理想不是可欲不可求

亦舒的小說《紅塵》裏有一處島叫衣露申。登島人見到的，全是他們明知不可能擁有卻又發瘋般想要的東西。衣露申即illusion，幻覺。如錢永祥序中所言，政治哲學乃是「一種道德性的實踐、一種面向現實的介入」，故政治想像雖為理想，卻不是可欲不可求的衣露申。雖將平等和自由作為起點，對「自由人的平等政治」的構想進行學術論證是個艱難的課題，將兩者作為終點（目的、目標）加以倡導和追求卻是毋庸置疑，周保松為我們提供了可貴的思路和社會財富。

文 楊翊@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