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律師公會第四度批評遞補機制違憲

黃仁龍：補選耗公帑
強調遞補合法 非單考慮公投
2011年6月30日

【明報專訊】大律師公會昨日第四度批評遞補機制違憲，認為港人的選舉權，不應成為政府權宜的犧牲品，律政司長黃仁龍昨晚反擊，強調方案合憲合法，又指無論是辭職還是其他原因如死亡等而令議席出缺，補選會有不理想情况，例如需動用公帑、議席亦無延續性，被問到是否「為錢可犧牲市民補選投票權」時，黃仁龍說這並非合理總結，重申今次立法「並非單單考慮去年所謂的五區公投」。

學者反駁：法院都用好多錢

中大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馬嶽表示，根據黃仁龍的邏輯，「法院都要用好多錢，是否連法院都不要？」馬嶽又質疑，公帑不是律政司長的職責範圍，「這番說話不應由黃仁龍說，要說也是由庫務官員說」。

大律師公會昨日首度召開記者會，指政府的遞補機制修訂方案，仍然違反《基本法》和人權法，又批評政府聲稱的立法迫切性，實屬「咎由自取」，要求政府撤回方案。

大律師公會主席林孟達指出，原有方案中不可接受的部分，仍保留在新建議內，好像不少參選名單未能提供一個後補人，政府仍會沿用其他名單中獲最大餘額者遞補的方法，而非讓市民在補選中表達意見。他又表示，不接受政府解釋，必須用一致方法，處理請辭、死亡或失去資格的出缺情况。假如政府一意孤行強行通過方案，林孟達坦言「的確會影響政府的有效統治」。對於政府指立法迫切，大律師公會批評這是政府「咎由自取」，林孟達說︰「就算有迫切需要在2011年9月前立法，政府應更早開展諮詢和立法程序。」

大律師公會：修訂版仍違基本法

律政司長黃仁龍、政制及內地事務局長林瑞麟昨晚9時會見記者，黃仁龍花了15分鐘解釋政府理據，強調遞補機制不違憲，憲法從沒要求必須以補選填補議席空缺，他說議員辭職，是「選民被剝奪（該議員）代表他的權利」，他又指補選涉及公帑的損耗，立法會在議員出缺期間亦少了議員在議會。

黃仁龍說，撇開「公投」，任何補選亦會出現不理想情况，如同樣需以公帑補選、議席亦無延續性。他稱其他地方亦有用補選以外的方法，現時的修訂可體現選民的自由表達意見權利，保持比例代表制的精神。

黃仁龍不肯回應政府有否諮詢律政司以外的其他法律意見，只說律政司有考慮相關法律觀點，包括大律師公會的意見。

無回應「是否出自良心」

【明報專訊】政府提出遞補機制建議至今，一直被質疑是否合憲，但律政司長黃仁龍一直未有現身，以其專業身分向公眾解釋政府觀點，周一會見記者時只說對政府的觀點沒有補充，至昨日大律師公會召開記者會後，黃仁龍才肯面對公眾，但他被問及有關法律觀點是否出自良心時，沒有正面回應。

在政府問責團隊中少有屬高民望的黃仁龍，在遞補機制一事上「潛水」多時，昨晚終肯詳細交代政府理據，他以肯定的態度向記者詳述法律觀點，但亦察覺政府說法未能令大部分市民認同，除逐一反駁外，又稱今次立法「希望可堵塞『我們視為』的漏洞」。

有記者問到今次建議是否出自良心、他會否因此而辭職下台，黃仁龍聽到「良心」一問便笑了出來，但不肯正面回應問題，只說自己有責任就法律問題提出中肯意見。

記者質詢：無理由連白癡都不如

面對黃仁龍所說的法律理據，有記者按捺不住，稱政府說因去年補選投票率低，便說市民認同政府今次立法，「是白癡都看得出好有問題的邏輯」，記者指聰明的黃仁龍沒理由「連白癡都不如」。黃仁龍聽後未有發怒，重申今次立法並非單單因為去年的「五區公投」。

學者聯署反對 斥欠求真態度

【明報專訊】包括香港教育學院文理學院副教授沈旭暉等逾700名年輕學者，聯署反對遞補機制。他們指出，政府的修訂雖加入「同名單替補」元素，然而以2008年立法會選舉為例，新界東如一人名單的梁國雄出缺，依然會由不獲同一授權的田北俊遞補，制度依然是世界所無的奇譚，而政府稱新方案與德國、芬蘭和波蘭「看齊」，求真態度令人失望，反映依然漠視諮詢民意，對學術、知識和邏輯的尊重同樣輕蔑。這批年輕學者呼籲政府回頭是岸，撤回任何含有「敗者替補」元素的方案。

參與聯署的包括本港或海外大學的碩士、博士、教授及從事學術工作的年輕學者，包括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助理講師葉蔭聰、中大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黃偉豪等。

另外，逾120名大專學者包括陳家洛、成名等及專業人士今日在報章聯署，批評遞補方案剝奪市民投票權，有違比例代表制原則，呼籲市民在七一上街表達不滿。

Vic：以下為陳雲在Facebook上的說法：

林瑞麟說，同名單補替的方法，參考了德國議會的模式。這一方面是輸打贏要，胡亂行事，因為他之前說，用第二高票的另一張名單，是參考德國模式的（已被德國政府駁斥！）。

德國是徹底民主的國家，有健全的政黨政治及聯邦自治傳統。即使是照搬某些選舉制度的細節，也絕不適用於香港的。德國的選舉模式有保護弱勢政黨的安排，弱勢政黨也往往聯盟參選，令名單穩定，況且政黨歷史悠久，很少忽然冒出什麼古怪政黨或不明來歷的參選名單的。由於政黨的定位清晰，政綱分明，選民的投票多數是投予政黨的政綱的，投票意願有其穩定性，故此某些議員出缺才可以用同一名單補替的方法。

香港的弱勢政黨經常分裂，又很少結盟，又有影子民建聯組成參選名單的複雜問題，令到選舉都是鑊鑊新鮮、次次另計的，故此香港的議員出缺，仍須舉行補選為佳。

七一規模左右大局

【明報專訊】明日便是七一遊行，泛民判斷，除非遊行人數超過10萬，才有機會逼政府撤回遞補機制草案。而多名功能界別的議員至今仍未表態支持政府的修訂方案，如此拖拉，皆因大家正等候七一遊行規模，以判斷社會是否接受政府的「讓步」，「太早表態撐政府，隨時押錯注！」

不同階層、不同背景的市民是否接受遞補機制，答案可以很不同。對一般人來說，或許真的認為要花億元計公帑來搞補選是浪費，因而支持堵漏洞，對民建聯、工聯會來說，要說服選民支持遞補機制，是較容易的。

對多名功能界別議員來說，他們的選民有律師、醫生、工程師、會計師等，這類選民極重視權利、公義程序，不滿政府沒諮詢便欲以遞補取代補選，加上專業人士一般重視相關專業意見，而大律師公會已四度表明遞補機制違憲，要說服專業界選民接受遞補機制絕非容易。

08年險勝議員 憂取向影響連任

幾名功能界別議員更擔憂的，是在2008年立法會選舉當選時，並非大比數勝出，如保險界陳健波得60票，僅勝蔡中虎8票；資訊科技界譚偉豪獲2017票，贏對手莫乃光35票；醫學界梁家騮得2217票，贏對手何栢良79票；建築、測量及都市規劃界劉秀成有1429票，贏對手余錦雄188票。票數都頗接近，現任議員若工作或形象有差池，下屆隨時被拖下馬，這些議員都心裏有數。

還有一年便是立法會大選，功能組別屬單議席單票制，輸一票便是輸，若要爭取連任，議員必須慎重評估及考慮選民對遞補機制的取態，因此至昨日，他們大多仍未表態是否支持政府的修訂方案。

明報記者

陳雲 - 快樂抗爭人人開心

am730 轉角專欄 2011年6月28日

在德國遊學期間，讀過一位韓國工人的文章(德文譯本)，才知道抗爭是會上癮的，伸張正義之外，也是有益身心。該工人說，參與政治運動，在街頭與同志並肩作戰，取得成功之後，上班龍精虎猛，上床鞭鞭有力，示威遊行的壯陽功效，勝過飲人參大補湯。無他，性能力來自腦力和腳力，頭乃六陽之首，足乃六陰之端，上街用腳來將腦內的理想遊行出來，用軀體實踐理想，之後一定是由頭到腳都咁爽快，精神high high，即使偶然要受警察驅趕的氣，也覺得值得。

抗爭除了是伸張公義，也間接是為了公民的心理健康。被政府創傷而不用行動去治療，鬱結會日夜糾纏，令人變得充滿無力感，憤世嫉俗，行事陰鬱而自私，對正經的事冷嘲熱諷，沉迷於物慾、色慾、權慾、名慾，不知何謂見義勇為，何謂靈魂高潔。正如被中共暴虐了六十年而不反抗、自行調整心態來享受被強權統治的大陸人，都成了共產黨的惡毒小媳婦。香港人批評他們的主子，這些小媳婦會奮起回擊，保護壓在他們身上的恩公的。他們除了附和強權而得到被虐狂式的罪疚快感之外，一無所有，沒有熱誠，沒有信仰。

這種扭曲的國民人格，大陸遍地可見，一旦有了此種國民心理，此國無藥可救。

香港那種英式下午茶示威，舉舉牌，派派單張，玩一下街頭諷刺劇，遵照警察的苛刻管制，事後和善解散，政府強硬如故，那不是示威，而是示弱，是政治的購物消費。七一遊行期間的各式政黨募捐，如果不能堅持抗爭到底，就只是政治購物而已。

抗爭程式化，取不到成效，就只是自欺欺人的、假的心理治療，類似一味睇AV打飛機，日久腎虧不舉。這種無效的政治行動，是虛假的心理昇華(false sublimation)，心靈的欲求未曾兌現一點，便草草收兵了。

心靈的悸動、正義的召喚，必須得到堂堂正正的、實有其效的宣導，可以得到滿足和快樂。這是最終的快樂抗爭。快樂抗爭的開始，可以用藝術、用詼諧諷刺來吸引民眾參與和支持，可以用藝術和諧趣來娛樂同志，大家放下怒火，平靜心神，安慰同志。但必要時，最終也要勇武行事。這是為了心靈的快樂，得大自在、大樂定。

而所謂勇武行事，不一定是動武，而是一大群人堅持到底，所謂法不治眾，特別是香港那種講究司法正當性的社會，一大群人干犯刑法而政府不能檢控，本身已是威脅政府的政治危機了。

文化評論人，德國哥廷根大學民俗學博士，《中文解毒》系列作者。

七一萬言書﹕本土青年的預言祝福

世紀．七一萬言書﹕本土青年的預言祝福
對立政治的來臨

文章日期：2011年6月27日

【明報專訊】編按：每年七一都有不同規模的遊行示威。回顧近年所發生的警民衝突，社會運動人士無疑正在經歷重大時刻：這群網路號召的、自發的、沒有組織的表達意見者，經常被塑造為阻礙、干擾社會秩序的公共形象。兩位作者是六四當晚「踢保」（拒絕濫捕不再保釋）遊行的參與者，將以第一身角度，向大家交代新聞鏡頭以外的真相，並在不斷被更新的社會倫理中，尋找本該有的真理。

經過6月4日的拘捕行動，香港社會進入了一個新處境，一分為二，徹底地對立。此前，我不明白，亦不願意明白，德國理論家斯密特（Carl Schmitt）之謂政治（the political）就是對立，分清敵我，進行你死我活的鬥爭。在有效的政府下，我們應該避免進入這種狀態。曾經，我以為香港不需要這種鬥爭的理論，因為無論分歧多大，香港也應該是一個講道理的社會，尊重費厄潑賴（fair play，魯迅譯）。各人有表達意見的自由，正當地爭取支持者。具體而言，就是香港仍足稱道的法治和人權。有人權，讓我們容納各種聲音；有法治，所以國家機器是訟裁者，而不是任何一方的打手。但6月4日的警方阻攔方式，改變了這個處境，使斯密特的對立政治在香港實現。

臨時寫好的堵路劇本

六四燭光晚會後，一批示威者不滿警方早前選擇性檢控，發起遊行到北角警署。與警方確定路線後，遊行開始，警方也十分配合，為示威者開路。但到了中途、尚有20分鐘就到達警署時，警方突然攔住示威者，要求遊行隊伍走橫街或走上行人路。由於示威者堅持早前協定的路線，所以不願離開。在雙方不讓步下，道路交通受阻。情况維持了兩小時。到午夜12時許，示威者考慮到遊行至警署的重要性，所以放棄對峙，按照警方的呼籲，返回行人路繼續遊行。相信這頗出警方意料。接着，我們見證了奇異的一幕，原來警方沒有要放行，相反他們立刻用鐵馬把行人路欄住。此時仍有街坊在路上，偶爾走過鐵馬間的空隙離開，有些示威者藉機跟隨。突然聽到一個高級警員大喝一聲：不要放人走！鐵馬向前一逼，僅餘的缺口也被封住。良久，一輛一輛的警車駛到，警方就開始清場，把行人路上的示威者，或抬或拉，帶上警車。原本想遊行到北角警署的示威者，最後坐警車到達目的地。或許警方明白事件的荒謬，所以也沒有檢控示威者。經過一個通宵的扣留，最後全數無條件釋放。

當晚的事件，證實了警權的轉變和法治的瓦解，使香港走上法西斯的境地。近年抗爭者已目睹警權墜落，選擇性執法陸續出現。以菜園村為例，港鐵保安在眾目睽睽下把示威者摔倒，有影片為證，警方不予檢控；相反，有村民與保安推撞，卻被控以普通襲擊。這當然是政治性執法，用警權、法律整治異見者，但還未挑動法治的根本。然而6月4日，警權運用到了一個新境界。如果警方真的以交通方便和安全為考慮，理應盡快讓示威者通過；遊行結束，交通自然回復正常。這也是每年七一遊行的情况，警方總是叫遊行人士加快腳步。所以突然攔截示威者，不是行政考慮，而是要製造示威者阻路的印象。事實上，這正是警方向傳媒的講法，指示威者阻塞交通，所以要果斷執法。原本快將結束的和平示威，變成堵路，這是警方所為，亦是他們所欲。警方執法的政治目的於此昭然若揭，就是要創建示威者堵路的情境抹黑他們，在暴力清場的鏡頭下，警方對外說是示威者刻意阻礙交通，把示威這種原本和平順利的抗議手法，說成是與其他市民為敵，營造抗爭是暴力和非理性的形象。而這時登場的警察就是讓社會回復秩序的可信力量。如此示威者就是破壞社會安寧的人，在輿論上無立足之地。

香港失去了訟裁者，只有對立的兩邊。一方是支持自由、平等、人權、法治的公民，我們反對廿三條，抗拒地產霸權，害怕香港的社會政治環境與內地看齊；另一方是經濟至上論，以穩定、和諧壓倒一切，恨不得毀掉香港的公民社會。在這種敵我對立中，沒有協調的可能。大家的互信在警權的工具化下已蕩然無存。我們充分意識到一個公平地爭取權益的支持者，訴諸溝通的可能已被掌握警力的一方推倒。對立的政治是凶險的，因為沒有公平和費厄潑賴，就如戰場上兵不厭詐。講求道義的時代已經結束。

仍活在黑幕裏的公民

掌有警力的一方終於走上法西斯之路。警力是國家機器最徹底的體現。在民主社會中，它要受制於人權和法治，其實也是要把國家機器受制於人民。當警方可以抹黑示威者，國家機器與人民的關係就逆轉。它成為一個壓制人民的主體。原本屬於人民的「公權力」，在警力私有化的現象下，變成無所顧忌的巨靈。公民權利在他們眼中只是一塊絆腳石，阻礙他們把香港變成強國的金融中心。以後香港只有搵食和消費的自由，任何拒絕成為純經濟動物的人，都是他們的敵人。

走筆至此，我為香港哀嘆。公民這個原本消極的權力術語，從今天起竟變成一個抗爭的關鍵。因為我們將要付出沉重的代價去實現公民權利。言論自由、集會自由，以及呼喊平反六四、結束一黨專政的自由，將會日漸受壓。不但因為政治性檢控，更來自政治抹黑。自此以後，要成為公民，就是要成為抗爭者、異見者。一張無形的網已向我們張開，廿三條、立法會遞補機制、國民教育、網上創作受壓、政治性執法，香港已到了關鍵的時刻。要捍衛最後的自由，就要有與建制和政府決裂的準備。唯有破除政府還是公平、講道理的迷障，我們才可以開始真正的抗爭。

作者為序言書室負責人

[文／李達寧 編輯／袁兆昌]

給李卓人的信
文章日期：2011年6月27日

【明報專訊】阿人：

新任支聯會主席的您，這幾天為籌備六四悼念集會定必很忙了。執筆寫這封信是想告訴您，113個市民在3月6日因財案而堵路，以抗議財富分配不均而被捕。他們並未因警方打壓而退縮，且打算在六四晚會後遊行往北角警署「踢保」，抗議香港警方近月以國家機器的姿態，肆意打壓公共行動。

您說過，今年是中國政治打壓最嚴重的一年。在我看來，香港也是一樣。今年警方拘捕異見者數目已是去年的兩倍多。中國政府對內地小小的網上集會號召都嚴加打壓，港府就連微不足道的塗鴉都坐若針氈，希望把異議聲音打壓於萌芽期，不都是同出一轍麼？

您說過，香港是向內地推動民主的基地，發揮促進維權及民主思想教育的角色。當年您以身犯險，北上支援學運，建制報章重提您簽悔過書的歷史，於我來說，您最後有沒有簽，一點都不重要。悔過抑或投誠，前提都是對極權俯首；面對一個殺人政權，何須認真？

橫在頸上的政治利刃

香港是中國境內唯一可以公開悼念六四的地方，我想，這個「陣地戰」，要守的不只是公開悼念的權利，還有內地同胞可以呼吸自由空氣的權利。更急切的，是在這基地內出生的人，都即將窒息。

3月6日晚，我和百多位朋友在北角警署的飯堂等待，讓警員為我們蓋上「非法集結」的罪名。市民與警員成雙成對，看着這奇特的隊伍，我心裏一直想念艾未未和趙連海。我們都會對義人被指犯上逃稅、尋釁滋事忿忿不平，想不到我有幸見證這羅織罪名的生產線。

最近范太由特首候選的黑馬突然變成大熱門，她的廿三條言論彷彿是在試水溫。今天，未有廿三條，但林林總總的「變相廿三條」：襲警、刑事毀壞、普通襲擊、非法集結、阻差辦公、行為不檢、阻街……也不就是已經出現了嗎？當我在口供紙簽名的一刻，我就知道，我們和內地異見者的命運，殊途同歸。

2003年七一，香港人用腳來主動拒絕已橫在頸上的政治刀刃。當時，您在台上滴着汗，我在台下邊做糾察，邊流着淚。

您我當年拒絕廿三條，今天亦然。六四晚的行動，就是要移開頸項上的利刃。這把利刃，就是被捕後對我們百多人施予的保釋期。過去行動者被捕後都會被動地接受保釋安排，但保釋程序已淪為警方恐嚇示威者的「金剛箍」。警方以再次拘捕會即時起訴為要脅，阻嚇市民參與公共行動。

113名被捕者當中，就有63人參與拒絕保釋行動，我們希望由被動變主動，在法律程序中，以最強硬的姿態向警方的控罪和拘捕作出質疑。同時光明正大地宣佈，為公義上街的市民，不是要供警察肆意欺侮的！

有關行動的想像力

我們現處於以刑事毀壞對付塗鴉、以阻街對付公共演說、以娛樂牌照對付舞蹈藝術的時代，和內地維權人士面對的處境分別又有多大？警方可以不顧後果地肆意拘捕，並透過「保釋」作為金剛箍，最後示威者有沒有入罪已非重點，警方已經成功抑止政治行動了。

去年年中，廣東省廠商欠薪特別嚴重，工人都迫不得已，在工廠前堵路，有維權者甚至在國道上堵路，迫使老闆支薪；本月，國內大量的群眾運動更告訴我們，臨界點不只在香港出現。內地媒體都懂得為老百姓說項，可惜香港傳媒只計較對道路使用者的影響，從未試圖促使公眾辯論抗爭的合理性。因此，在擴大香港人對社會行動的想像、保衛香港抗爭的空間方面，我們應共同努力。

香港的空間權力不應止於參與六四燭光晚會。保住香港的言論空間陣地，我們才有推動中國民主化的機會。希望在明晚的燭光晚會，您可把信息告訴參與晚會的市民，讓他們知道，我們堵路，和內地透過堵路維權的民工一樣，香港已走上迫不得已的絕路。也許您在舉辦完一年一度的悼念集會後已筋疲力盡。但不要緊的，我們一眾市民，會在抗爭的最前線等您。

順祝

成功平反六四，努力薪火相傳！

BoBo（葉寶琳）

六四前夕

[文／葉寶琳（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

王浩賢、葉寶琳 - 社會行動之基進——由非法集結到拒絕保釋

2011年6月27日

【明報專訊】由3月6日反對財政預算案的堵路行動，到當中63人向警方提出終止保釋，以至6月4日晚為抗議公安惡法而被捕的53人在英皇道被捕後也全體拒絕保釋，最後兩批被捕者成功逼令警方無條件釋放。我們作為兩次遊行的核心參與者，籌劃是次「坐爆48」行動，這陌生的名詞和實踐，如何讓示威者開創了挑戰公安惡法的新策略？又如何回應政治性極高的「非法集結」罪和警方濫用拘捕權的問題？

「坐爆」

過去行動者被捕後都會被動地接受保釋安排，但保釋期往往令行動者憂心再次拘捕會令警方立即起訴，而令參與行動裹足不前，對他們的心理構成壓力，同時令行動議題隨時間淡化。這情况近年不斷惡化，除被捕人士愈來愈多，保釋期卻往往被不斷延長。3月6日被捕示威者的保釋期更橫跨六四七一，令人難以不聯想到保釋程序已淪為警方恐嚇示威者的「金剛箍」。

事實上，保釋是警方與當事人的協定，假若當事人拒絕保釋，警方便有權把當事人拘捕最多48小時，並且要決定無條件釋放或即時檢控當事人。因此，拒絕保釋結果讓被捕者由被動變主動，在法律程序中，以最強硬的姿態向警方的控罪和拘捕作出質疑。3月6日113名被捕者當中，最後有63人參與「坐爆」行動，這是香港歷史上最大規模的集體拒絕保釋行動，而6月4日晚53位被捕者即時決定拒絕保釋，更是要顯示警方濫捕的荒謬！警方面對兩次「坐爆」行動，卻可迅速決定全部人士無條件釋放，說明了警方拘捕根本缺乏足夠的法理依據，更突顯了警方以濫捕作為解散社會行動的手段。

拘捕是政治決定，可是卻把前線警員落入進退維谷之境。警方要對過百名被告逐一獨立蒐證，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任務，據說，3月6日的調查工作已令前線警務人員非常頭痛。

示威者說警方濫捕中的「濫」，就是指警方以毫無成本的肆意拘捕作為打壓示威的手段，並透過「保釋」作為金剛箍，最後示威者有沒有入罪已非重點，警方已經成功即時進行政治打壓。「非法集結」罪原意就是用來對付黑社會行為，如今把這條惡法用於示威者身上，是政府濫用司法打壓異見的表現。示威者面對惡法，只能運用制度賦予的權利負隅頑抗。

非法集結

3月6日財政預算案遊行有113名示威者被控「非法集結」罪，今年六四晚會後遊行，最後在英皇道有53名行動者同樣以「非法集結」罪被捕。近年警方多次濫用「非法集結」罪拘捕示威者，包括在孫明揚住所抗議公屋租金廢法加租的示威者，以及李卓人和支聯會常委於中聯辦示威皆被警方以這罪名拘捕和起訴。可見，此法已成為當權者和警隊機器打壓香港公民集會及表達政治意見的利器。

「非法集結」與「非法集會」有何分別？不要說公眾難以理解，連兩次大規模拘捕後負責落口供的警員，都常常把兩者混淆，其中更有人被捕時指犯了非法集結，落口供卻寫上非法集會，令人啼笑皆非。

《公安條例》第18條「非法集結」罪指：「凡有3人或多於3人集結在一起，作出擾亂秩序的行為或作出帶有威嚇性、侮辱性或挑撥性的行為，意圖導致或相當可能導致任何人合理地害怕如此集結的人會破壞社會安寧，或害怕他們會藉以上的行為激使其他人破壞社會安寧，他們即屬非法集結。」

「非法集結」罪源於英國的陳舊法例，用以處理暴動及對付黑社會「曬馬」行為，但這罪行針對的不是暴力行為，而是針對「擾亂秩序」、「破壞社會安寧」這些屬於主觀感覺的狀况。即使示威者並無作出任何傷害他人的行為，理論上只要有人因此感到害怕並擔心社會安寧被破壞，警方便可拘捕集結的人。

因此，當此罪名被警方用於處理公眾遊行集會，我們便可清楚看到條例的政治意味。社會秩序和安寧，在當權者與示威者眼中，會有何不同理解呢？但誰掌握着權力，去為秩序作定義，以至將人定罪？示威者手無寸鐵，示威多是以靜坐方式進行，究竟誰害怕示威者？是普羅市民還是政府官員？

我們相信我們的行動是公義和正當的，坐爆，並非為了逼警方撤控，而是拒絕讓當權者刀懸頭上。我們集體以不合作運動，挑戰「非法集結」罪，拒絕保釋，就是要放棄自由去換取真正的公民自由，來突顯集體拘捕的荒謬。

陳雲 - 恐怖統治，快樂抗爭

2011年6月26日

【明報專訊】香港現行的投票方法，是依照政黨名單投票，即使投予獨立候選人，假如自己投票的政黨名單或獨立候選人勝出，第二高票的人是自己無份揀的。

港府目前的修訂，是萬一當選的人做了議員，中途辭職或出缺，政府就不再重新舉行選舉，而改由第二高票的人遞補。

這是違反投票意願的，道理顯淺得很。任何尊重邏輯一致性的政府都不應提出這種法例修訂，政府膽敢將這種法例修訂提出來，本身就是反理性的、無恥的行為。

港府這樣做，足可歸類為一黨專政的政府，與中共一道，坐待人民武力革命。

理性終結，武力相見

目前的輿論，有些人走向程序理性，說政府沒有諮詢程序就剝奪了市民的選舉權，好離譜啊。當然可以這樣怪責政府，但太委屈了，也太中產了。剝奪選舉權的法案，根本不容提出來的，諮詢不諮詢，都不應該提出來。正如政府要立法殺人民，不能提出來，諮詢不諮詢，都不可以。政府硬要提出來，而且準備夠票了就赤裸裸地在議會通過，政府要屈曲理性，人民就還之以武力革命。要理性，就要這樣清晰簡單的理性。政府關閉討論之門，我們也關閉討論之門。武力相見。要折服獨裁政府，就要這種理性，這種膽識。人民——只需要極少部分的人民，有這種理性，這種膽識，任何極權政府都要退避三舍。

不自由，毋寧死。中國人被獨裁政府折磨了六十幾年，就是反抗者沒了這種理性，這種膽識，這個信仰，總是順着獨裁者的紋理來想，生怕把它惹火了，於是苦諫啊、請願啊、維權啊、打官司啊。結果，趙連海、艾未未都收監了。你維什麼權，你打什麼官司？現在，這種屈曲理性的政治，臨到香港人頭上來了，大家不覺醒，不奮起，請大家也不要生兒育女了，因為往後的下場，就是世代為奴。

「港共」現身，一黨專政

港府強行提交這個遞補制度的法例，香港已經開始行一黨專政了。那個一黨，不是牌面上的中共共產黨，而是中國共產黨的香港代理人，是香港的「政府黨」，那是香港政治委任的高官集團，加上土共和財閥惡棍組成的一黨。這個政府黨，也可以稱為「港共」——中國共產黨在香港的執政代理人。這是定義。有了定義，可以理性討論下去了。

港共政府為了專政的方便，杜絕議員辭職再選，立下替補出缺議員的劣法，不尊重法理和民意，為了堵塞議員辭職而啟動全民變相公投而權宜行事（rule by expediency），糟蹋選舉制度。港共可以糟蹋選舉制度，是由於他們根本不喜歡直選，他們喜歡的是欽點，或頂多可以容忍特首選舉團和功能組別式的間接選舉。

Expediency這個英文字，是我以前在香港中文大學的英國語言文學系，讀莎士比亞《理查二世》學來的。網上字典的解釋是：a regard for what is politic or advantageous rather than for what is right or just. The quality of being convenient and practical despite possibly being improper or immoral. 所謂權宜行事，就是只顧盤算利益、佔盡便宜，機關算盡而不理是非曲直，不顧禮義廉恥。

理性失效，武力伸張

當理性失效的時候，就是武力的開始。At the end of reason, violence starts. 武力是理性失效的結果。有兩種理性失效﹕不講理和講盡了理。不講理的人會動武，道理講盡了而無效的人，更會動武。秀才遇到狼，要變成獅。理性有時要用武力來貫徹的。勇武行事，是羅馬人的傳統，也是漢唐中國人的傳統，孔子講的智、仁、勇。

如果香港人可以容許這種欺負而不反抗或不惜決志動武以反抗之，政府不斷的欺壓、創傷而人民不斷的啞忍，幾件大事之後（反右、文革、六四、強拆），就形成了中國大陸的扭曲人格，香港人在政府強行通過遞補修訂法例、二十三條立法之後，將來的公民性格也會是犬儒、殘忍和卑鄙，與統治者同流合污，好像那些無可救藥的大陸平民一樣。故此，為了保護香港的公民性格不受惡毒政治的污染，非起來反抗不可。

快樂抗爭的真義

抗爭除了是伸張公義，也間接是為了公民的心理健康。被政府創傷而不用行動去治療，這些鬱結是會糾纏住自己，令人不快樂，憤恨世界，行事變得陰鬱而自私，沉迷於物慾、色慾、權慾、名慾，不知何謂見義勇為，何謂靈魂高潔。這是大陸人的心理寫照，大家有眼見的。一旦有了這種民族心理，神仙難救。這是我呼籲香港人放棄以民主拯救中國的原因，大陸是沒救的。資本主義不可救中國、憲政民主不可救中國，只有神力才可以救中國。耶穌基督或觀音菩薩那種神力。

抗爭是要有實效的，不能只是視之為心理治療，心理治療只是副效果而已。香港抗爭者舉舉牌、遊遊行，遵照警察的苛刻管制，事後和善解散的行動，如果取不到成效，就只是自欺欺人的、假的心理治療，無效的心理治療。所謂假的心理昇華，佛洛伊德學派說的false sublimation，或者是馬庫色（Herbert Marcuse）說的，壓抑性的偽昇華（repressive desublimation）。放在政治上，心靈的悸動、正義的感召，必須得到堂堂正正的、收到實效的宣導，人才可以得到滿足和快樂。這就是最終的快樂抗爭。快樂抗爭的開始，可以用藝術、用詼諧諷刺來吸引民眾參與和支持，可以用藝術和調侃來娛樂同志，休養生息，但必要時，最終也要勇武行事。這是為了心靈的快樂，得大自在、大樂定。

用各種混混騙騙、自欺欺人的方式來示威遊行，敲鑼打鼓載歌載舞，如果得不到實效，不能折服政府，就只是偽昇華（desublimation），那是購物消費，在遊行期間捐款援助政黨，自己玩埋一份而已。

去煩惱，破妖邪

說要動武，呼籲的是勇武行事，不一定要動武的。香港從來不缺人，人數夠多，就可以癱瘓公共秩序，政府就會屈服。今年六四當晚，五十人集體棄保，政府就馬上放人，香港的公共秩序繃得很緊，政府的底牌弱得很。遊行期間，也不怕政府派出間諜和壞分子搗亂，好多武力革命，都是政府或搗亂分子無意之中催生的，所謂自作自受。民眾只要行動勇武，不怕抹黑，所有的抹黑伎倆，都會成為抗爭者的助燃劑。愈抹黑，愈勇猛，鬼夠膽抹黑你咩？你的心志定了，就無堅不摧，煩惱盡除，群魔懾服，佛教叫這做金剛心。

大律師公會重申遞補制違憲

大律師公會再列7點駁遞補制
重申機制違憲 舉例證荒謬
2011年6月26日

【明報專訊】大律師公會昨日再發表聲明，第三度回應政府提交的選舉遞補機制草案，以7點反駁政府，重申政府建議違反《基本法》及人權法。公會在聲明中舉出模擬例子，闡釋政府建議的遞補機制會造成荒謬結果；對於政府以去年「五區公投」投票率低反映目前的補選機制存在流弊，公會強調，即使一次選舉投票率低，亦不足以剝奪選民的基本人權，又舉例指2007年立法會為因癌病逝的民建聯主席馬力舉行補選，當時的投票率高逾五成，選民反應踴躍，反映政府的理據站不住腳。

今次已是大律師公會9日內第3度就遞補機制表態，昨日的聲明針對政府前日向立法會提交的書面回應，以及律政司於同日發出的聲明。比較3次聲明，大律師公會今次的聲明最詳盡，並以例子說明政府的建議可能造成荒謬結果。

大律師的立場可歸納為7點﹕

（1）政府的建議違反比例代表制的精神和原意。公會以3張名單爭取3個議席的例子，說明得票最多的名單成員，若先後因為逝世或辭職離任，他們的議席將由餘下兩張名單的成員遞補，造成的結果不能反映在選舉中各名單所獲票數的百分比（見圖）。

指比例代表制沒「用畢」選票概念

（2）對於政制及內地事務局聲稱，若有議員在中途離任，他們代表的選票已經「用畢」（used）或「耗盡」（spent），公會認為有關說法錯誤，根據現行制度，選民投票是投給一份名單而不是某一名候選人，故不存在候選人當選後出現選票「耗盡」的情况，遞補機制反而扭曲了選民本來所投一票的效力。

（3）公會再重申，根據目前的選舉方法，選民無機會表達在議席出缺時，他們支持誰作為後補人選，換言之，政府的建議是剝奪了選民選擇的權利，選民對於後補人選無法表態，是違反國際人權公約及人權法。

（4）在立法會議席出缺時，若只能片面憑藉上次選舉的投票結果來決定替補人選，如此組成的立法會，不符合《基本法》第68條所年指，立法會需要由選舉產生的定義。

07年補選投票率高 不存在弊端

（5）律政司日前回應，指目前補選制度存在「弊端」，當局需要作出合適回應，並指去年「五區公投」的低投票率是具體例證，公會對此不認同。公會稱，一次補選的投票率高低，僅屬於政治解讀，不足以證明目前的制度存在漏洞，但更重要的是，任何弊端都不應以違反《基本法》的建議來糾正。

公會舉例，在2007年的補選（民建聯主席馬力病逝），投票率高達52.06％。套用政府的邏輯，當年的例子正好反映補選制度不存在弊端。

（6）目前政府的建議涉及市民的選舉權利，影響深遠，政府卻認為沒有需要諮詢公眾，大律師公會對此表示遺憾。公會又解釋，當局未有諮詢，他們才被迫運用發表聲明的方式去打動政府及公眾。

對於政府引用其他地方（例如德國）實行的選舉制度作為佐證，公會認為當局未有解釋它們如何能與香港的特殊憲制相提並論。

（7）大律師公會重申，《基本法》第68條和附件二，都沒有給予立法會酌情權去剝奪香港市民在選舉或參選立法會的權利。

政制局﹕例子極端 難反映實况

對於公會的聲明，政制及內地事務局發言人昨晚回應，指政府與公會持不同看法，雙方已就立場表述，認為毋須重複。但對於大律師公會提出的例子，發言人指分區直選和區議會新增功能界別中共有343萬名登記選民，公會以150人投票並且最大餘額只有1票，例子極端，不能反映實况。

戴耀廷 - 替補機制與高度自治

2011年6月25日

【明報專訊】特區政府提出立法會議員出缺的替補機制，核心問題並不是立法會議員出缺後是否應採用替補而非補選的機制，也不是替補應是以同一名單的候選人或是由最大餘額的未當選候選人補上，而是為何特區政府在現在如此弱勢的情況下，仍要以如此強橫的方式，一定要在死線前修改法例。

很明顯地，這是因中央政府不希望見到「變相公投」再在香港出現，特區政府在收到指令後，就不顧一切地要完成任務。更因在新的選舉制度下，新設的五個區議會功能界別議席，選區是整個香港，在將來要搞「變相公投」就更方便、更聚焦，因此必須封殺。

但中央政府怕甚麼呢？讓泛民繼續搞「變相公投」有甚麼問題呢？「變相公投」的結果並沒有法律效力，也沒有強制性，連很多香港選民都反感。泛民的一些黨派若繼續要搞下去，可能只會喪失更多支持。容讓「變相公投」存在，每一次所用的公帑只是一億多，但卻要犧牲大部分選民無價的選舉權，拿走他們表達意見的機會，包括了那些不贊成「變相公投」的，這是完全不合乎比例的。

中央政府所害怕的其實是不想讓港人可以用一種集中的方式聚焦地表達一個意見，即使這意見不具法律規範性。但中央政府卻連面對這種意見也沒有勇氣。香港有一天也會實現普選的了，那為何要怕這種「變相公投」的機制呢？除非將來的普選模式產生出來的立法會及行政長官，仍會如現在般在中央政府主導下繼續扭曲香港人的意見。這不禁令人懷疑中央政府讓香港實行普選的誠意。

而特區政府在領會上意時，如在二十三條立法時一樣，總是寧緊莫寬，結果是以不民主的方式，連諮詢也不去做，和不理反對意見而要強行由一個本身也不符合普選要求的立法會去修改法例，所產生的負面後果遠超於所能得到的好處。

不說香港人的選舉權被削減，香港的高度自治也在這事件中受到損害。這不禁令人想起○三年的二十三條立法。

區樂民 - 最荒誕的替補機制

香港蘋果日報 2011年06月25日

我是個很普通的小市民，對政治不感興趣，即使幸運地在報章有個小方塊，也不多談政治，除非到了忍無可忍的地步。

政府打算立法，如果再有直選議員辭職，或基於其他原因令議席出缺，包括患病和死亡，將不再安排補選，而是由選舉時剩餘票數最多的候選人頂上。

我對官員的要求不高，只要能以邏輯思考，按常理做事，就足夠了。為何這麼簡單的期望也會落空？

依政府的建議，如果一個民主派議員辭職，他的席位，便有可能自動落入建制派手中。

比例代表制沿用多時，它的最大好處是按比例選議員，屬少數類別的市民也有機會成功選出代表。政府的建議，摧毀了比例代表制的優點。

政府提出改革，無非是為了杜絕再次出現五區公投。合邏輯的方法很多，例如一個議員辭職，由同名單的候選人補上；這樣做，既反映民意，亦可阻止公投。

萬一同名單的候選人又辭職，怎麼辦？當同一名單的人選用盡，席位才讓給別的名單中最多票的人。

據說特區政府的方案，是全世界獨一無二的。經驗告訴我，獨一無二的制度，有可能是出色的，但更大機會是愚蠢的。

人生其實很短暫，趁還有時間和機會，做些好事，惠及後人吧。

我一向怕辛苦，極少在大熱天參加遊行。可是為了這個荒誕的替補機制，七一那天，被逼上街了。

荒謬遞補機制 違票值平等原則

德國：不用落敗者遞補制度
馬嶽亦指遞補制違票值平等
2011年6月25日

延伸閱讀：
馬嶽 - 輸者替補 曠古絕今
吳靄儀 - 民主無價 維權有責
沈旭暉 - 假如「落敗遞補制」出現在國際社會
吳志森 - 丟棄最後一塊遮羞布
蔡子強 - 對着高牆說話——研究選舉制度學者的氣餒和無奈

【明報專訊】政制及內地事務局長林瑞麟提出以遞補機制取代補選，以填補立法會直選出現的空缺時，特別提及德國、芬蘭和波蘭也有類似制度，不過，德國聯邦議會發言人強調不會採取香港政府建議的落敗者替補制度，而是採用由出缺者的同名單中第二人繼承議席，因為這樣才能體現比例代表制的精神。有學者和議員更指出，政府建議的遞補機制，或出現多數選票無議會代表，少數選票反而有議席的票值不平均荒謬情况，此將成被司法挑戰的重點。

明報記者 周展鴻

特區政府建議，立法會換屆選舉後，選管會將對落敗者按所得票數排列，成為候補名單，日後一旦有議員出缺，便會以名單中排名最高的落敗者替補席位空缺。

最高得票名單或無議席

不過，中大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馬嶽分析，這機制將違反票值平等原則。以上面附圖的例子，5張名單角逐一個選區的4個議席，A名單的兩人獲得最高的27％票數，以25％可得一席門檻計算，A名單首名參選人可當選，其餘B、C、D、E名單分別得票25％、25％、20％、3％等，結果A至D名單各得一個議席。

然而，當A名單參選人在當選後死亡，按遞補機制，便由第五張落敗的E名單補上，但E名單僅得3％選票，只因他的票數高過A名單第二名參選人所持有的2％剩餘票，因此當上議員。馬嶽指出，屆時的結果是得票最多的名單一席都沒有，得票最少的名單反而有議席，「那麼如何反映27％選票的選民意願？」

質疑林瑞麟指「選人非選名單」

對於林瑞麟指港人投票是投給「人選」，而不是「名單」，所以議員離開了，其票數便要取消，馬嶽反問﹕「你怎知道？這事無法從選舉結果中看到，亦違反比例代表制的邏輯，根本有一定數目的選民是選政黨。」

大律師公會前主席、公民黨議員湯家驊亦說，上述情况會令到票值不均等，27％選票沒有代表議員，3％選票反而有一席代表，這樣不合理的情况，將來會成為司法覆核下遞補機制被挑戰的重要理據。

此外，林瑞麟點名指德國、芬蘭和波蘭都有類似的遞補制度，但這三個國家的制度是由同名單第二人選替補，與政府建議南轅北轍。

德制度：出缺名單第二位補上

德國聯邦議會發言人回應本報查詢時表示，該國選舉法例寫明若有議員出缺，便由其名單中的下一位參選人補上。他解釋﹕「我們之所以不選擇由上次選舉最高票的落敗參選人補上，原因是德國採取比例代表制。選擇名單上的繼承者，可以確保選票與議席比例和上次選舉時一樣，而不是由另一個陣營的人補上。」

他又補充﹕「在這情况下，選民已經預算了當有空缺時，他所投票的名單內已有替補人選。」芬蘭和波蘭國會至截稿前未回覆本報查詢。

立法20天 宣傳1年 議員轟荒謬

【明報專訊】立法會在8天內「趕工」審議遞補機制草案，昨日終於完成7節會議，同日把草案交至內務委員會，並通過在7月13日恢復二讀。對於「人民力量」將就草案提出逾千條修訂，希望以「拉布」拖延草案通過，立法會主席曾鈺成昨日表示會批准符合議事規則的修訂。.

下月13日二讀 人民力量拉布

政府在5月17日宣布遞補機制的建議，同月24日在立法會諮詢議員，31日提交至草案委員會，委員會在8天內舉行7節會議，昨日完成審議。當局同日把草案提交內會，安排於7月13日恢復二讀。

民主黨張文光昨日在內會上批評，「由委員會開會到立法會通過只有20日……政府的做法不負責任，完全不合立法常理」。公民黨吳靄儀表示，政府應擱置草案，先諮詢公眾。

對於當局指草案需在今屆立法會期前通過，明年10月實施，以便公眾有一年時間理解新例，街工梁耀忠就直斥理由「荒謬」，質疑政府竟用不足兩月便「硬推」不完善的方案上馬，之後才用一年多時間替新例做宣傳，並不合理。

曾鈺成：會批准合規則修訂

不過，在建制派支持下，內會昨日通過草案在下月13日恢復二讀。人民力量將就草案提交逾千條修訂，希望打「拉布戰」，但公民黨和民主黨已拒絕參與，民主黨將在草案恢復二讀後集體離場，公民黨和公民起動何秀蘭將留守會場參與辯論。

公民黨黨魁梁家傑呼籲市民七一上街，反對遞補機制。

林博文專欄 - 《南渡北歸》見證血淚

中國時報 2011-06-22

　陳夢家是新月派詩人、考古學家、古文字專家，也是個帥哥，曾就讀南京中央大學和北平燕京大學，亦曾任教青島大學、燕大和昆明西南聯大。一九四四年獲費正清和金岳霖引薦到芝加哥大學講授中國古文字學，一九四七年婉拒留在芝大而打道回國，講學清華，五○年代初轉任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陳氏的妻子趙蘿蕤是燕大才女，擅彈鋼琴，英文極佳，最早翻譯艾略特的《荒原》長詩，也是第一個獲芝加哥大學文學博士的中國女性，一九四八年年底離美回國。

　一九五七年大陸反右運動，陳夢家被打成右派，罪名是「反對文學改革」，其實他只是希望簡化漢字要慎重一點。一九六六年夏天文革爆發，陳氏被紅衛兵又踢又打又罰跪，趙蘿蕤亦被折磨成精神分裂。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四日晚上，陳氏吞服安眠藥自殺，因藥力不足未死；十天後（即九月三日）的夜晚，陳氏上吊而死，卒年五十五歲。趙蘿蕤於一九九八年辭世，終年八十六。

　就在陳夢家吞服安眠藥那天，俞大維的妹妹、化學家曾昭掄的妻子俞大絪（北大西語系教授），因不堪紅衛兵侮辱而自殺。翌年十二月八日曾昭掄亦死。

　中國近代知識分子的處境比蘇聯還慘。史達林時代及其後的幾個俄共頭子，他們只是動用秘密警察、特務、黨棍和公安等國家暴力欺凌、鎮壓知識分子。近代中國的知識分子則歷經戰亂、時代動亂與社會混亂，從滿清覆滅、民國肇建、軍閥混亂、日本侵華、國共內戰到毛澤東倒行逆施，中國的讀書人與高級知識分子不但要逃難和避難，更要在國家暴力之外，慘遭人類史上罕見的群眾暴力。多少一流的學者、作家、藝術家、報人和教育工作者都在聞一多筆下「絕望的死水」中被凌辱、被糟蹋。

　大陸作家岳南以八年時間完成了一部描述近代中國學術菁英在戰爭烽火、政治狂亂和毛澤東風暴下的命運。這部由時報文化出版的巨著共分三冊，總書名為《南渡北歸》，從抗日軍興，北方的學術與教育機構紛紛「南渡」，到抗戰勝利後高等學府和學術中人陸續「北歸」，以至大批學者與作家在不正常環境下的不正常「傷別離」。作者岳南所敘述的學人事蹟，過去數十年已有不少人批露，但這三本書亦有許多新材料。作者最大的貢獻是把這一段中華民族學術血淚史，寫得極為生動感人，而文字又頗為細緻。其內容、價值、意義與時間跨度遠勝大部分以一九四九年為焦點的著作。

　哲學家馮友蘭在〈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紀念碑碑文〉中說：稽之往史，我民族若不能立足中原，偏安江表，稱曰南渡。南渡之人，未有能北返者。晉人南渡，其例一也；宋人南渡，其例二也；明人南渡，其例三也。風景不殊，晉人之深悲；還我河山，宋人之虛願。吾人為第四次之南渡，乃能於不十年間，收恢復之全功，庾信不裏江南，杜甫喜收薊北，此其可紀念者四也。」馮氏亦在碑文中寫道：「聯合大學以其兼容並包之精神，轉移社會一時之風氣，內樹學術自由之規模，外獲民主堡壘之稱號……。」然而，抗戰勝利未久，國共內戰即起，一九四九年後的中國大陸已不再有「學術自由之規模，民主堡壘之稱號」。台灣亦唯有在兩蔣強人時代結束後，始克享有學術與言論自由之況味。

　即以學問、文章俱屬一流的馮友蘭而論，其在毛澤東時代的人格與學格表現，久已遭詬病。但在動亂過後，在時間與度量皆會沖淡怒氣之後，對馮友蘭、史家周一良和其他無數在暴力與恐懼下被迫低頭轉向的學者，世人也許不必太苛責他們。即使是曾被余英時痛批號稱「最不要臉」的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也是個可憐蟲。考古學家李濟對他的評價還算中肯：「郭是一個天分很高的才子，可惜就是沒有骨頭。」

　今天，中國大陸已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強國，超過了日本，僅次美國，但在民主、自由、人權、氣度、法治方面仍是個開發中國家。前蘇聯「氫彈之父」、一九七五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人權鬥士沙卡洛夫被克里姆林宮禁止出國，但准許其妻耶蓮娜．波納（六月十八日病逝波士頓，終年八十八歲）前往奧斯陸代夫領獎。但劉曉波呢？

　五○年代初受趙蘿蕤之邀從芝加哥大學返國的巫寧坤，日後受到迫害，九○年代初定居美國，出版了一部令人深思的回憶錄《一滴淚》（中文版由允晨文化出版），這本書與《南渡北歸》都是同樣為時代作見證的經典。

陳雲 - 自虐的河蟹與草泥馬

am730 轉角專欄 2011年6月21日

年前，中共假借促進「和諧社會」之名，排擠正義言論，鎮壓民間的維權抗暴鬥爭，民間的反抗者不直斥其非，反而自我調侃，紛紛戲謔起來，用普通話諧音，在二〇〇九年製造了「河蟹」之名，然後真的造出了河蟹這生物，之後為了對抗河蟹這種幻想生物，又製造一種與北方粗口諧音的幻想生物「草泥馬」，再借用南美洲的駝羊為像，真的造出了草泥馬出來。(河蟹衍生的十大神獸，就不必提了。)

然後，草泥馬與河蟹退出正經語言的場所，大戰在「馬勒戈壁」的虛幻地方。香港還衍生了一個馬草泥(維園阿哥任亮憲的花名)。今年六四前夕，香港藝術界做了個生物大遊行，舞動草泥馬及河蟹，由旺角行到尖沙咀，演練了一場虛擬生物戰。戲謔走失了它的鬥爭對象，自己造出了個戲謔的幻想天地，抗爭界、輿論界都陶醉其間，對於上個世紀的抗爭運動者，是難堪的景象。以前的示威者，會替可惡的政客或國家起一個花名，紮一個滑稽塑像(caricature)，當眾辱罵之、踐踏之、焚燒之，那個花名是直接聯繫該政客或國家的，辱罵行動也是直接對付該政客或國家的。

上世紀的抗爭者，很少會在政客或國家的花名上，再做戲法，變出諧音的名字，再弄個諧音的敵人，沒完沒了地戲謔。例如中東抗爭者諷刺美國的山姆大叔(Uncle Sam)，就不會為山姆大叔再做一個敵人，然後坐視兩者在舞台上開戰。

要駁斥中共的「和諧社會」論，是輕而易舉的事：社會和諧必須要有言論自由和輿論空間，也要有公民社會和政治民主，各種意見都表述過了、議論過了，形成大多數人可以接受的公論、不壓迫少數人的憲法權利的公論，這就是和諧社會。即是說，建設和諧社會的前提，是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壓制異見就是高壓統治，不是甚麼「和諧社會」。

中共講的固然是歪理，但始終用的是正經語言，民間不與中共爭奪正經語言的詮釋權，卻自我從攻擊對象之上滑落(sliding away from target)，溜出正軌，不斷地衍生幻想語言和幻想圖像，最後自甘墮落，淪落到使用粗言穢語的地步。

中共政權捱過六十年，至今不倒，不是因為它強大，而是因為反抗者的懦弱和愚笨：他們受到中共的思想支配，成了中共暴政的外圍衍生物，反過來滋養住暴政統治。

陳雲
文化評論人，德國哥廷根大學民俗學博士，《中文解毒》系列作者。

陳雲 - 世界末日便宜了你

世紀．文字江湖    2011年6月20日

【明報專訊】好多人講瑪雅曆法，講到連近日電視台也拿來做節目，說瑪雅曆法在二〇一二年十二月二十日終止。簡單地講，此後便不須記掛日曆，不必籌謀行事日程，因為人類滅絕了。

末日看過去 

世俗人的世界末日論，是很好笑的。首先，那只是人類末日，或很多生物的末日，地球仍在，變成火球或水球，世界仍在，只不過，世界不再因你而存在。這本身就是一件很令人類難堪的事：世界竟然不把人類放在中心的關懷位置上了，人類成為棄兒，被世界遺棄了。地磁改變、太陽風暴吹襲地球、冰山溶解、陸地沉沒大半，大氣層變得似有還無，氣候極端化，土地不再滋養穀糧，人類想到世界末日，淚灑當場，好像被上帝逐出伊甸園，不禁自憐自傷起來。


對了，其實第一次人類面臨世界末日，是被上帝逐出伊甸園，要自己靠知識、用勞力漁獵和耕種謀生。慘慘的。好不容易，人類活了幾十萬年，終於憑智力弄出個工業革命和資本革命，有發動機取代大部分勞力，燃燒石化燃料取得能量，提取化工產物取得材料，金融制度保障產權和資金投入，人類舒適地生活幾百年，結果弄得地球五癆七傷，環境惡化，千辛萬苦織造的工業樂園，又給自己糟蹋了。二十世紀晚期的末日論，是工業革命走到末日。

末日看未來 

踏入二十一世紀，有各種版本的世界末日論，而且日期越來越近，末日的時空感也緊逼起來。宗教的末日論，是救贖的開始。二十一世紀的難題太難解決了，世俗人的末日論，只是想用大毀滅來勾銷一切解決不了的事情。世界怎會這麼快末日？如果二〇一二年是世界末日，我高興也來不及。上天太便宜了我們，人類造了這麼多孽，不把大家慢慢折磨個夠，一下子就撇賬，哪會這麼好的？工業革命走到盡頭的困局，金融資本主義的無盡禍患，中共帶給全世界的道德災難，香港的地產霸權和官商勾結虐殺性靈的苦況，在在挑戰我們的智力和道義，這些世間的苦難與荒謬，竟然用末日來勾銷，善惡貧富一同遭殃，問題與困難都取消了，大家一鑊熟，攬住一齊死，不值得高興麼？

宗教的末日論是教人反省和懺悔的。「天國近了」的下一句，是「你們應當悔改」，耶穌在世的時候，天國在人的心裡，耶穌復臨，便是天國建於地上，末日審判，及早悔改是準備末日到來。世俗人的末日論，是比拼我知你不知、你死但我活之類，化諸行為，是建築地堡或大船，預備黃金、槍枝彈藥汽油電芯，囤積罐頭和食水之類。

末日觀自在

在西洋和印度，末日是呼籲教徒自省及救贖。在中國，佛教未來華之前，華夏是無末日、末世或末法信仰的。中國儒家信仰，是茫茫天地，不知其始，不知其終，何末日之有哉？天道遠，人道近，世界無末日，反而人生就有末日，故此要在壽終之前，立功、立言、立德，以求不朽。

以前上基督教堂，總有末日情懷。信佛修行之後，也就沒了末日之思。起心動念，便是成、住、壞、空，時刻都是衰敗，也時刻都是化生。日日是好日，日日是末日，不必將心思花在幾時是末日，幾時是好日。末日論由宗教家去操心好了，世俗人不必躲進末日裡去，大家鍛鍊心智，應付工業和金融樂園崩潰之後的苦難，並由這些苦難中思索，去建立一個合理的社會吧。

國民在教育：中國萬歲教育的同塑異樣——內地中學教師自白

世紀．國民在教育：中國萬歲教育的同塑異樣
——內地中學教師自白
文章日期：2011年6月14日

【明報專訊】編按：今天中國國民教育的成果如何？或許在日本大地震後，部分內地網民幸災樂禍的現象，已是種啟示：情緒化的文化血緣認同，是否源於內地歷史教育所灌輸的非黑即白？作者在內地任職中學教師，深知學生只能記住一種答案：「這種解釋以標準答案的方式出現，遵循便得分，違反即錯誤。」作者為自己的孩子考察幼稚園時，看到學生勞作：萬歲書法。但願這不是香港「國民教育」的預告。

侄兒豆豆6歲時，在我家客廳看電視，正好放老電影《英雄兒女》，王成背着步話機，大叫：「向我開炮，向我開炮。」豆豆大笑不止，說：「這個人這麼傻的，怎麼叫向我開炮呢！」幾年之後，豆豆小學四年級，聽到我在聊天，談論美國的自由。豆豆嚴肅的指摘我：「叔叔，你怎麼崇洋媚外呢，你這個賣國賊。」

我反美，但我愛吃必勝客

出於對大陸教育制度的理解，我深知，這就是教育的成果。6歲時，豆豆的理解出自趨利避害的天性，等到小學四年級，他被別無選擇的、大陸一統的教育體制所塑造，聽到我在表揚美帝，從而義正詞嚴指摘我，良有以也。

我的教育生涯中遭遇到的孩子，很多都是在這樣的體制塑造的好孩子。他們按照主流社會輿論的模式，勤學苦讀，為了一所好大學，為了一個好工作，犧牲今天以換取將來。在觀念上，基本上都同意《人民日報》、《環球時報》以及《新聞聯播》的觀點；對於國內，認為毛澤東是偉人，鄧小平也是偉人，薄熙來打黑是好事，而2008年奧運會，則證明中國已進入盛世，萬邦來朝，形勢大好。對於國外，則認為帝國主義不願意看到中國的崛起，最痛恨日本鬼子，看《南京》的時候很多同學義憤填膺，同樣對美國具有天然的反感，認為美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一有中美貿易摩擦，便認為這是帝國主義在挑釁我們。不過，奇怪的是，他們多數喜歡吃麥當勞和必勝客。我曾經在一位學生的新年願望中看到，他希望將來吃必勝客的時候，不必老是考慮兜裏的錢夠不夠。

幼稚愛國園

在這個意義上，大陸一統的教育體制中，德育和國民教育是非常成功的。我們的德育的核心，就是愛國主義。這種教育，在幼稚園時期就開始了。2008年上半年，我家菜蟲蟲（編按：作者兒子的暱稱）將要進入幼稚園，我跟他媽媽去考察一些幼稚園。城東藝術幼稚園令我很詫異，它以書法、繪畫、音樂、舞蹈為特色的幼稚園，牆上懸掛着孩子們的書畫作品，令人詫異的是，書法內容多數是「祖國萬歲」等大詞。我很納悶，這些尚在幼兒期的孩子，理解什麼叫祖國，什麼叫萬歲嗎？起碼菜蟲蟲還不知道。另一所幼稚園，教室裏的一些教具，都是為了預備迎接奧運會的，「北京歡迎你」，五個吉祥物還釘在黑板上，由於做工粗糙，顯得很呆滯。我了解，這些吉祥物並非手工課的製作，而是歌頌偉大祖國偉大成就的教具。這些幼小的心靈，能裝下奧運會、盛世這樣的概念嗎？不過，民族自豪感的培養，就這樣從娃娃抓起了。

這種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德育，在內地的學校體制內，有嚴密的教育邏輯。既有獨立的德育部門來統一管理，又在文化課中滲透，從而專門的德育和文化課互相配合、有機融合，並行不悖。文化課最大的特徵，就是不鼓勵孩子們的懷疑精神，只需要單純接受一種官方指定的理論體系足矣。學生在12年的基礎教育中，多數時候的基本任務，就是記住官方認定的唯一解釋。這種解釋以標準答案的方式出現，遵循便得分，違反即錯誤。這種機械性，最主要表現在兩門課上：一是政治，一是歷史。語文雖有審美可講，但也無法置身事外。前幾年有個小學生的題目，問雪化了之後是什麼，標準答案是水，要是答曰春天，那就錯了。這是這種教育的方式最著名的一個示例。數理化等學科，按理說應該具有科學精神才是，但恰恰這些學科也不推崇獨立思考以及質疑精神，因為一統的標準化考試，數理化的教育同樣只需要對課本這一權威的單向服從。更有甚者，教科書本身所提供的事實也是可疑的。

「修理」聞一多

2008年我與郭初陽、呂棟等一群朋友研究了大陸小學教材中的母親與母愛專題（編按：後來這些研究結集出版），得出的結論是，課文往往以似是而非的事實，去教給孩子一個官方認定的唯一道理。除此之外，還有蓄意的刪除、修改文本等行為，以達到跟官方意志相脗合的目的。比如現在廣為人知的聞一多的《最後一次演講》，痛罵獨裁，痛快淋漓，可是選入課文的同時，刪除了聞一多談論美國民主制度，以及美國在抗日戰爭以來對中國的幫助的內容。

獨立的德育是內地學校教育內容中重要的一環。一般的學校，都是所謂智育、體育與德育並舉，因而，學校都設有德育處這一部門。這是以推行國家意志為最主要任務的實權部門，每學年都按照制定的程式有條不紊的運作。比如在各個官方節日，以眾多的文藝活動為載體，來強化國家意志。比如清明，以團委名義組織的掃墓活動，祭掃的是革命烈士。今年清明節後我恰好帶菜蟲蟲去公園玩，看到烈士紀念碑下層層疊疊佈滿了花圈，都是各個學校以團委名義進獻的。5月有青年節，開展紅歌大賽，唱的歌不能是流行歌曲，連《讓世界充滿愛》都不行，只能是《打靶歸來》、《團結就是力量》、《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等（編按：以上三例為革命歌曲）。2009年60周年國慶，那天有個女孩在全校集會上，在國旗下講話，一開口便說：「祖國，今天是你60周歲生日。」我後來跟學生討論，什麼是國家、祖國、政權、黨派、政府等概念的含義，它們之間有什麼樣的聯繫和區別，只是千萬不要在弄清楚之前就忙着抒情，結果我們五千年文明，在這個女孩子的表述之下，只剩下60年。

「他們被悲劇了」

最近最熱鬧的是黃藝博小朋友，他有五道杠，唯我獨尊，他敞開大衣的照片，像極了毛主席。但我並不譴責黃藝博。黃藝博是制度之殤、教育之殤。時代的流行病症，只是這個孩子被傳染了，病入膏肓而已。抒情的高中女生也有，只是沒有像黃藝博那麼極端。我的侄兒豆豆曾經也有過，但他後來進入中學，醒悟了，叛逆了。黃藝博以及他的父母都是這種教育的受害者，這個普通的並不富裕的家庭，他們被悲劇了，自己還幫着維護這個制度。我們旁觀者，需要給以這個底層家庭，那些被奴役與被損害的民眾以足夠的同情。

最令我害臊的一件事，是有一次，來自前東德地區的教育代表團來參觀我校，敝校的校長邀請他們參觀我們早上的升旗儀式和課間操。全校二千多學生和教工，在晴朗的清晨，穿統一校服，迎着朝陽，高唱《義勇軍進行曲》。然後在操場上，在大喇叭的高音指揮之下，幾千人排成整齊的佇列，表演名為《舞動青春》的課間操。這一瞬間我很羞慚，就像我們在看北韓的《阿里郎》。我很不知道這些來自前東德地區的師生們作何感想，我自己的羞愧還在於，這一天我的包裹放着的那本書是密爾（John Stuart Mill）的《論自由》。事後，我採取了一個補救措施，從此給自己任教的每一屆學生，都看電影《浪潮》。

[文．蔡朝陽 編輯：袁兆昌 電郵：mpcentury@mingpao.com]

陳雲 - 要將惡魔拒諸門外

am730 轉角專欄 2011年6月14日

一群鱷魚來到香港人的家門，威脅香港人為牠們挖沼澤，使他們可以在香港落戶。香港人怕鱷魚，便照足吩咐，挖了沼澤，他們安慰自己：只要準備好打殺鱷魚的兵器和武藝訓練，就不怕鱷魚進來。他們不知道，只要不為鱷魚預備沼澤，根本毋須花時間去打鱷魚的。

世上真有「失敗教育學」這回事，只要用的是公帑，只要教育界和學生不斷應付它，與它打打殺殺，它就長命百歲，永葆青春。中共的愛國教育是預設失敗的，失敗了幾十年了，甚至將失敗推廣至香港，正是因為愛國教育預設了失敗者的反應：令人民厭惡國家或憎恨國家，卻要花時間去應付它。

中共的愛國教育，培養了一大批冷漠國民，只顧私利、不理公益的廢民，卻也同時培養了一大批爭名奪利的愛國辯護士、一批將智力用於反智活動的教師和學生。只要容許愛國教育進行，在起步點上，就注定香港人的失敗。大石壓得死蟹，因為你當自己是死蟹，活蟹是不會容許大石壓在自己身上的。一旦香港人懷抱失敗主義(defeatism)，就如大陸的奴民一樣，永世不得翻身。

愛國教育內容荒謬，因為它是一套國家神學。神學是要人相信無法輕易相信的事(believe in the unbelievable)，絕對挑戰人的智力。正因為中共是惡魔，要愛上惡魔，需要更大的智力投入，這就吸引了一大批智力處於發育階段的青少年，挑戰自己的智力，說服自己和別人，為何要戀上惡魔，為何一切不合理的事情只要加上中國特色和中國國情，會變得合理起來。

很多思想幼稚或自視過高的香港教師，認為毋須拒絕愛國教育，他們不怕與愛國教育周旋。他們相信，在他們手上，愛國教育會變質為批判教育的，這就中了專制政府的圈套。

現代專制並非透過鎮壓而統治的，而是透過不斷衍生知識範疇和知識官僚機構來統治的。愛國教育一旦推行，除了國家神學之外，也衍生一套反神學，衍生一套教人如何化解愛國教育的無聊知識，產生一批推動愛國神學的出版社和輿論，也衍生一批抨擊愛國神學的知識分子。在推推撞撞的過程中，會創造很多學問和反學問，職業和反職業，令教育界繁榮起來。

愛國教育不需要人民的臣服，只需要人民付出時間、青春和智力去應付它。一旦這套正與反的知識衍生機制完成了，愛國教育便達到目的，中共的文化權力便鞏固下來。

陳雲
文化評論人，德國哥廷根大學民俗學博士，《中文解毒》系列作者。

吳志森 - 原來，謝太是讀歷史的……

2011年6月14日

【明報專訊】特區教育局高官謝凌潔貞女士是念歷史的，有人為她「六四是歷史長河裏的沙沙石石」辯護，是因為她站在歷史的高度看問題。如果真是這樣，謝太的「沙石論」又確是無可厚非，因為從宇宙大爆炸到地球初形成，由單細胞出現到生物進化，由恐龍時代到隕石撞地球，由冰河世紀到人類誕生，這數十億年更長更久的歷史長河裏，六四所謂「沙沙石石」，根本連歷史微塵還不如，連提都不應該提。

二戰600萬猶太人被希特勒屠殺，以色列幾十年來千里追兇要將每個涉案者繩之以法，用謝太的同一思想邏輯，完全是多此一舉。日本侵華在南京屠殺了30萬中國人，日本歷史教科書否認侵略只言「進出」，右派歷史學者更詭辯南京屠殺根本不存在，我國同胞義憤填膺，用謝太的同一歷史高度，簡直是反應過敏。

塞爾維亞為了取得歐盟諒解，將屠殺8000穆斯林的姆拉迪奇緝捕歸案；60年前卡廷森林慘案2萬波蘭士兵被蘇聯秘密警察處決，俄國總理普京公開譴責前蘇聯暴行；馬英九代表國民黨向「二二八」受難者家屬三鞠躬道歉；40年前德國前總理勃蘭特訪問波蘭，在猶太人殉難紀念碑下跪懺悔……歷史長河裏類似的「沙沙石石」，還有很多很多。如果不是相關國家的人民鍥而不捨追尋真相，如果不是受難者家庭一代一代的要討個公道，如果不是有公義心的知識分子抽絲剝繭的還歷史的本來面目，如果人們都像謝凌潔貞女士一樣用她的歷史高度看問題，請問謝高官，這些枉死的冤魂能夠得到安息嗎？

「沙石論」算是很溫和的了

可幸的是，這位主管教育影響着眾多莘莘學子腦袋的高官，其「沙石論」算是很溫和的了，我還聽過更冷血的：「殺一批、抓一批、趕一批，換來幾十年穩定，換來大國崛起，非常划算。」聽罷，能令人不毛骨悚然嗎？

謝凌潔貞在愛國學校畢業禮的演講中，提到越戰時期一對美國夫婦，獨子在越南陣亡，他們雖然痛恨美國政府，但沒有改變自身的認同，對美國的成就仍然感到自豪。

謝高官的年紀也不輕了，她斷不會對六七十年代風起雲湧的反越戰運動完全無知吧！拒服兵役的年輕人逃離國境，燒徵兵證，示威抗議，人民詰問戰爭不義，反抗不合理政策，反省什麼才是愛國。傳媒更冒着被控告的危險，刊登機密的《五國大樓文件》，讓人民知道這場不義之戰的決策過程。

那對死了獨子的美國夫婦仍然對美國的成就感到自豪，謝高官沒有說出的真相，是因為這是一個容許人民痛恨，容許人民反對，容許人民挑戰政府的國家。這與我們偉大的祖國有多麼強烈的對比。

「六四注定要有個了結，請原諒我的無禮！」讀歷史的謝高官，這位同學的歷史水平，比你高得多了。

陳雲 - 弔古商場文

世紀．文字江湖﹕弔古商場文

文章日期：2011年6月13日

【明報專訊】去年年底在深水埗與友人一起做民俗考察，拜訪一家在石硤尾街的小巷理髮店。理髮店叫發記，對面是教堂，借用陋巷開檔，巷口放一塊木板招牌。巷裏堆滿生果箱和菜籮。舊樓的二樓天井位置，生了一株大葉榕樹和很多攀藤植物，冬日陽光透過樹枝灑落巷子，好像回到民國初年。在西貢山嶺或南丫島的廢村，也可見到屋頂長滿原生植物。以前的人不計較屋頂、騎樓或天井生樹，認為是吉兆。在土瓜灣一些舊樓的走火梯，也看見樓梯頂長出了細葉榕。

訪問完畢，走回巴域街，在一個菜市場對面站立良久。單層的菜市場很尋常，類似以前在粉嶺聯和墟和大埔墟的舊街市的模樣。奇怪的只是名字，聯和墟的名字是聯和墟，大埔墟舊街市是大埔墟街市，連沙田正街的、由前區域市政局建立的兩層菜市場也是乖乖地叫「沙田街市」，外牆有隸書字體的典雅題字，英文是Shatin Market。位於巴域街的石硤尾街市，卻叫「石硤尾商場」，也許它是房屋委員會建立，非市政局或區域市政局建立的，而房委會喜歡輝煌的名字吧。石硤尾商場1979年落成，商場對面也有一座小型商場，叫金玉商場，名字也很富貴，裏面只是街坊舖，連帶巴域街的繡莊、雜貨店、跌打醫館等，映襯出舊時香港的繁華氣。

繁華是要在街道顯出來的，粗筆漢字大招牌、疏落的汽車、不徐不疾地行走的人群，上面是藍天白雲，這就是繁華景象。粵語長片的開頭，很喜歡拍攝香港的街景，給本地人看，也給海外華僑看。今日困鎖在冷氣商場裏面的玻璃和鋼鐵的奶白色和銀灰色世界，只是豪華，不是繁華。

我站在石硤尾商場對面拍照，呆呆看了一會，街市門口堆放了一些令人安心的、凌亂的紙箱、水桶和膠椅。沒有走入去看個究竟，怕的是失望和驚嚇，或者是怕將來添了離愁別緒。房委會屬下的街市，仍未被領匯接管，不時被輿論和政府審計署批評檔口空置、租金偏低、管理混亂之類，恐怕不久這些自由散漫的繁華氣息，便會被整齊劃一的豪華氣息取代。以前我是相信輿論和審計署批評政府浪費空間的，現在倒是如魯迅一樣，「不憚以最壞的惡意來推測中國人」。審計署批評某部門員工疏懶，之後便是服務外判；批評某藝團浪費公帑，之後便扣減政府資助；批評某政府宿舍空置、某水務局消防局之類佔據市中心位置，之後便是拍賣官地，由地產商興建豪華商場和城堡豪宅。

1979年，那個年頭的香港政府只是見到露天街市潮濕污穢，便盡了責任，興建室內街市安置攤檔。之後，室內街市更見潮濕污穢。街市大樓外，有露天攤檔、辦館和雜貨店，辦館和雜貨店擺放貨物佔據街道。上世紀八十年代的深水埗的北河街街市，外邊在傍晚時分擺滿了一行行的賣魚賣菜的攤檔，賣腸粉和油渣麵的熟食攤，甚至有在街頭架起炭爐燒烤的燒臘攤檔，連我這個忍得凌亂的人也覺得離譜。政府在自我嘲弄，街上卻是一片繁華，當年很多歐美遊客和南洋華僑就喜歡來香港，拍下街景，形成香港的旅遊印象。《鐵金剛》電影和港產電影裏面的街頭追逐，撞倒小販的生果檔和魚檔，也是出於這些遊客印象。若果香港的商場停留在石硤尾商場那個模樣，香港政府留在七十年代末，我是不會埋怨的。

[文／陳雲]

陳家洛 - Unlearn國民教育——從蘇聯到香港

2011年6月13日

希望和樂觀絕對是不一樣的東西。「希望」不是一種萬事都會有大團圓結局的信念，而是當我們確信所做的事情是有其道理的，將來的回報和結果如何已經不再重要。

--哈維爾，《尋釁滋事》（Disturbing the Peace），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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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1990年6月12日，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的人民代表大會通過《俄羅斯主權宣言》。野心勃勃的政客一方面要合力從莫斯科奪取更大權力，一方面又想獨攬大權做「山寨王」，最後導致共產政權迅速崩潰、蘇聯解體。此後，俄羅斯將6月12日定為其國慶日。今天的俄羅斯去掉了列寧主義式的一黨專政，可是「去共化」和民主化並沒有成功地同時進行，取而代之的是一個寡頭壟斷、密不可分的政治及經濟集團。民間社會和政黨政治處於劣勢，敢於表達不同政見的人士和組織面對絕不留手的打壓，當權者縱容暴力橫行，是國際人權組織一致批評俄羅斯為「不自由」的國家的主因。

「你有暴政 我有笑話」

「六四」22周年之際，筆者答應參與幾個關於東歐和蘇聯變天的座談會，除了嚴肅地處理有關課題，也特意地讓自己回顧一下那個時代的政治笑話，再一次欣賞那「你有暴政、我有笑話」的民間智慧。

．蘇聯特工要到開羅出差，上司在簡報會上提示他﹕「時刻保持禮貌，說話要有分寸。萬一有人堅持話埃及的文化比我們蘇維埃文化古老，便假裝同意算了！」

．1960年代捷克共產政權說要成立海軍部隊，克里姆林宮聞訊後大惑不解﹕「你們是內陸國家，沒有海岸線，多此一舉！」捷克回覆﹕「同志們所言甚是！不過又有什麼出奇呢？你們不是也有司法機關，保加利亞不是也有外交部嗎？」

．美國青年向剛結識的莫斯科朋友說﹕「沒有言論自由是多麼可怕的事情啊！」莫斯科友人答道﹕「非也！我們隨時隨地都享有言論自由，跟你們的分別只在於，這裏不保障言論發表之後的自由。」

．一名男子往醫院求診，說要找「眼耳科」部門。護士解釋眼科跟耳科是兩個不同的部門。男子說﹕「噢！但我想我要雙管齊下的治療呢！這幾年來，我的毛病是我看到一些可惡的事情但卻不知為何聽不到有關報道，有時聽到一些令人興奮的報道但卻又不知為何永遠沒法親眼證實。」

．一名男子在市集上獨腳跳，城管人員問他﹕「弄掉了一隻鞋子嗎？」男子笑着說﹕「不！是輪候了兩個月終於買到了一隻合穿的鞋子，幸運極了！」

在那個沒有「面書」和微博的年代，政治笑話的創作和傳播已形成一個虛擬的境界，釋放出任性不羈的想像力，意味着社會仍有一處明辨是非的綠洲，讓一些不被誘惑、不肯屈服的群眾進進出出。而蘇聯和東歐的獨裁者都驚覺到，再嚴密的洗腦教育政策及思想管制，都封鎖不了這些曲線地「反革命」的笑話，人民在奮力把國家灌輸的思想unlearn。

此際，香港的國民教育課程諮詢被政府力谷出台。根據文件，高中學生的學習目標包括「認識國家當代發展的重要成就，例如﹕經濟、外交、科技等，並發掘自己在國家當代可以擔當的角色，願意為國家及民眾謀求福祉，加強和諧團結、關愛國家情懷。」據報道，負責該課程發展的教育局官員張永雄博士表示，普世價值等於西方價值，是向中國施壓的方法，而價值觀很難討論或溝通，又反問為何要用負面的角度講國情。

在我們身處的國家，當權的繼續厚着面皮地重複一套不再有人相信的什麼「主義」，認知失調的人時常講一套做一套，不得不用自我催眠的方法來尋求一絲的安慰，好官我自為之。今天，財大氣粗的他們以「物質發展」的前景作餌，要求我們用集體失憶來交換，更利用人性的一些弱點——貪婪、虛偽、自大、懦弱、恐懼、挫敗感——來對我們製造更大的傷害。如果迴避價值觀的討論，把大是大非的議題淡化成「歷史長河中的沙石」，我們的社會將會變得比現在更犬儒，民主自由的願景更難有希望得到實踐。

港式國民教育 教人明辨是非？

面對愈來愈嚴重的道德危機，生命只會被不斷侵蝕、變得空洞，民情更難以捉摸，一時表現順從、偷安逸樂，一時又突然變卦、爆發不滿。獨裁者固然容不下獨立思考的人、更容不下獨立自主的組織。總理溫家寶不只一次語重心長地談政治改革，不是被極左的抵制便是被不耐煩的評論挖苦為「影帝」，是意料中事。世界上沒有什麼可以比這種「坐困愁城、束手無策」的狀况更令人沮喪。目前的現狀得以維持，是因為人們害怕難以預見的後果。

不論在俄羅斯，還是在中國和香港，民主變革荊棘滿途是意料中事。到底還有希望嗎？捷克劇作家哈維爾曾說：「希望和樂觀絕對是不一樣的東西。『希望』不是一種萬事都會有大團圓結局的信念，而是當我們確信所做的事情是有其道理的，將來的回報和結果如何已經不再重要。」摘自《尋釁滋事》（Disturbing the Peace），1990。可幸，哈維爾、沙哈諾夫、華里沙等一眾自由鬥士早就立下了好榜樣，憑着耐心與謙遜，執著地揭穿當權者的謊言。在強權的踐踏下，即使是關乎一些無人不識的簡單道理，他們就是要理直氣壯地公開去講、以鍥而不捨的精神付諸行動、鼓勵更多人加入。他們為民主、公義、真理作出終身的承擔、知行合一、為信念作見證，遠遠超越一種個人的救贖，用自己的生命去影響更多的生命，就是最有力最直接的策略，贏得了世人的尊敬！

不過，其實筆者想說的是，在我們仍然可以理直氣壯地發聲、講出真相時不好好把握機會，不去叫停所有侵害自由人權的舉措，恐怕有一天就只剩下一些曲線的、擦邊球式的抗爭了。

作者是浸會大學政治及國際關係學系副教授

池卓龍 - 母校，為何你要灌輸洗腦教育？

香港蘋果日報 2011年6月11日

Vic：謝凌潔貞的演講，思想錯亂，幼稚不堪。而即使撇除內涵不談，其言辭沙石之多，已達慘不忍睹的程度：「這是不是一個政治洗腦？」、「在一個歷史的長河裏面」，短短講辭，「個」字不停地突兀出現。不要忘了，這可是可以事先準備的講辭。以謝太這種水平，是不夠資格當共產黨的教育官員的。

正如區家麟先生所言，「香港有這樣的教育局高官，讓人感到悲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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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去年自福建中學（小西灣）畢業，「六四事件」二十二周年當晚，在無綫節目《新聞透視》中黃均瑜校長指出國民教育科作用，就是給學生多些國家的正面訊息，更不諱言希望可以為學生「洗腦」。聽罷不禁令人欷歔。

學生成為犧牲品

從《新聞透視》節目中，兩位學生被記者提問到關於國內維權藝術家艾未未因「經濟犯罪」被扣禁屬違法時，竟以「唔知道」去迴避問題。黃校長在節目中指出校方應給予更多正面訊息學生，而負面訊息則交由媒體報道，由學生自行查找。兩學生言論凸顯國民教育落實後，學生只能從學校接收國家正面的訊息，而一切負面訊息隻字不提。日後學生若被問起如何看待六四事件時，定必啞口無言。更甚是增加國民身份認同、高調自己是中國人的同時，偏偏卻對自己國家一件歷史大事毫不認識。

節目中受訪的兩位同學自身已成為洗腦教育的犧牲品。翌日教育局常任秘書長謝凌潔貞向母校的同學暗指六四是「歷史長河的沙石」，挑起學生情緒、上台大叫「六四會有個了結」。大叫者事後認為六四並非「歷史沙石」，重申因為基於愛國、愛民族才有此行動。首先，這名學生清楚明確地指出六四事件並非政治風波，對「沙石」言論不忿，經獨立思考後，得出認為事件應有個了結的結論。思考過程中已經達到具獨立思考能力，懂得批判事物；最後卻因為自己的意見與校方的立場不同，換來校方點名批評。試問那日後還會有敢言的學生公開發表與校方既定立場不同的意見嗎？

既然謝凌潔貞向福建中學的學生指出六四事件是「歷史長河的沙石」，又告誡學生做人應該要向前看。套用同一思維，但換上中國歷史上另一件事─南京大屠殺。如果說南京大屠殺是一件中國歷史上的沙沙石石，又因為中國的經濟發展有驕人的成就，作為中國人的我們就可以忘記日本侵華的血淚史嗎？我仍在福建中學（小西灣）就讀時，校方每學年初總會以「九一八事變」來宣傳民族主義，勾起同學對日本侵華的仇恨，借勢增加學生對國民身份的認同；但到學年末，卻永不會提及「六四事件」。校方找來許多人裝成有理的一方，去指摘大叫的學生不尊重謝凌潔貞，但試問校方、謝凌潔貞又尊重當年因愛國而犧牲的六四學生嗎？有否顧及在事件中痛失兒女的天安門母親的感受？謝凌潔貞希望學生回家擁抱父母，給父母一個吻，但又有誰人可以代替丁子霖的兒女，送給丁子霖一個吻？

摑了響亮的耳光

作為舊生，筆者質疑校方自身有否堅守校訓「求真擇善」？校訓着學生「正直做人」，上台向謝凌潔貞表達不同意見的學生，不正是「正直做人」嗎？為何校方要批評他？

在場學生為大叫「六四事件註定有一個了結」的同學鼓掌，掌聲為洗腦的國民教育摑了一個響亮耳光。

池卓龍
福建中學（小西灣）畢業生

謝凌潔貞發言（節錄）
2011-06-08

【明報專訊】在這個時刻，我想分享一些個人的看法，就是最近關於政府裏面課程發展議會，推出的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的諮詢文件。

有一些批評的人士，其實來來回回都是關注兩個問題：第一，這是不是一個政治洗腦？第二就是為什麼不討論六四、不討論艾未未？是不是中國政府有什麼要躲，有說不出、不讓人見得光的事情？我覺得這兩個想法是完全不對的。

我們每一個個體，都一定要隸屬於某一個團體。除了是個人的身分之外，我們還是我們家庭的成員、是學校的成員、是香港社會的成員、是國家的成員，還有世界的公民。在這種種的身分當中不應該有衝突的，而且在全個世界，世界是以國家來安排，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我覺得如果擔心洗腦，其實就是對香港、對自己沒有信心，香港是一個資訊非常發達的地方，我們打開報章、中外的新聞我們都能夠看到。《論語》也有教我們，做學問不外是五個重要的工夫﹕第一就是博學，就是說你要懂得多的知識；第二個就是審問，你要用疑問的態度，看你所有獲得的資訊，從而再增潤你有的知識，用各方面來看、來思考你獲得的知識；第三個方面，就是慎思，就是要小心思考；第四個要明辨，就是要明辨是非；最後的一個就是篤行，就是你認為對的東西你就要堅持。

我覺得，如果我們發揮這五個精神，我覺得什麼洗腦也不擔心的，因為我們自己有一個正確的態度，一個多軌道的思考，來對待我們接觸到的新聞、接觸到的資料。而且我覺得，在一個歷史的長河裏面，少不免會有一些挫折有一些沙沙石石的。

我還記得我小的時候，忘記了做功課，老師問我的時候，我沒說自己沒做，我說沒有帶，我不知道這個小小的謊話你有沒有撒過。我想我們做過的某一些事情，我們的父母不一定是同意的；我們的父母做了某一些事情，我們都不會同意。但是這不會否定我們是這個家庭的一個成員。所以我覺得，在一個歷史的長河裏面，其實有一點沙沙石石是理解的。

如果要為我們家庭、我們的社會、我們的國家創造更美好的前途，我們就由今天做起。喊喊口號，鬧鬧事情，是改變不了世界的。如果我們只是喊口號，做些激動的事情，然後回家還是蒙着頭大睡，是改變不了事情，要改善一定要從知識基礎開始。

註：錄音全長13分44秒，以上為部分講辭節錄

資料來源：youtube網頁（http://www.youtube.com）

陳宜倩 - 國家與高等教育都迷失方向

台灣蘋果日報   2011年 06月10日

Vic：當大學也不再以追求真理、捍衛公義為目標，學者普遍淪為商業利益的附庸時，我們還能對當前年代有什麼期望？

「所謂狂熱，就是當你已經忘了自己的目標時，仍加倍努力。」競爭力狂熱，正是這麼一回事。

延伸閱讀：
梁文道：與周保松對談－－大學的價值
周保松 - 走進生命的學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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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性別與法律」的通識課，邀請日日春關懷互助協會的講者，分享生命經驗以及對相關法規與實務的看法。麗君阿姨是前公娼，她的生命經驗和對世界所持的認真、率直、幽默態度很快地贏得學生的心。在填寫業界師資演講問卷時，學生對於她個人及捍衛自身存在尊嚴多具正面回饋。但問卷上其中一個問題學生幾乎都勾選「普通」，相較其他問題都勾選「非常同意」顯得奇怪。這題是：「本次演講有助於了解職場生態，提升自我競爭力」。

帶著疑惑，參加了某會議。會議上即將進行校務評鑑，要準備回答高等教育和核心能力問題。理論上通識教育核心能力包含發展批判性思考、培養理解並關懷在地社群及國際社會能力等。然而，我們也一再被提醒，要呈現量化數據說明學生具備優良競爭力能順利轉戰職場。接著大家開始討論評鑑本身正當性、評鑑方式及各項內容指標之合理性。一位院長開誠佈公地說：未來法學院的生存要視學生國家考試通過率。我立即明白：介紹庶民底層現實╱希望學生培養社會良知的想法多麼不恰當，而這「不恰當」在當今社會是如何之重要。

沒勇氣對抗不義

江國慶遭國家謀殺的新聞震撼了社會，早已不被人民信任的司法體系和國防部當然需要檢討與究責，我則希望能檢視高等教育在繼續製造悲劇或終結悲劇的可能角色。在江案到底「總共用了」多少高階軍官、法官、檢察官、公務員來刑求並殺害一個無辜的人，共同容忍了這罪行？以正義之名，究竟「總共用了」多少受過訓練、信譽卓著的專家來結束年輕的生命？當我們忙著將大學變工廠，為市場生產立即可用的「專家」，究竟什麼是學生應該具備之「核心能力」？而我們又傳達什麼樣的「核心價值」？ 我迷惘了。

如同麗君阿姨說的，找一份工作獨力養家活口很重要，那是件有尊嚴的事。但在找工作的同時，不也需要作為人的同理心、倫理、對社群的關懷、對我們努力在其中求生存的社會結構持批判性思考，才能發展出永續的、令人滿意的工作生涯？我希望學生能從性工作者經驗學到：性、性別、階級及法律如何交織作用在個體，期待他們在年輕的生命歲月中，第一次面對面接觸到社會最弱勢身分者時所展現的心疼、憐惜與理解，終能轉換為瞭解自己挑戰不義制度的社會責任，而不是歧視在不義制度中掙扎生存的人們。然而現實是我和學生們常被提醒：要具備競爭力。

我想這些高階軍官們並不是刻意被教育，要成為穿制服戴徽章的「殺人犯」，然而卻犯下「人神共憤」之罪。在江案過程中的某些關鍵時刻，這些人無法展現身為負責之人的「核心價值」，他們可能處於須不計代價有效率破案的壓力下，最後因快速破案而受勳。我猜想，應該早有人清楚地看到了不義，卻沒有勇氣與策略來反抗這「組織犯罪」。

我們不斷重蹈覆轍，這次是在大學校務評鑑，恐怕我也無力抵抗。這不只是個案，而是國家喪失判斷力、失去方向的結果。檢視江案國家不義的同時，我們目光應超越司法體系，思索迷途知返的抵抗策略。我們要走向哪裡？從國家、大學教育的角度，我們希望在公民╱專業人士╱工作者身上看到什麼樣內涵的「核心能力」或「核心價值」？這樣很合理吧。

作者為世新大學性別研究所副教授兼任所長

李平 - 封殺獨立候選人 違憲又無恥

香港蘋果日報 蘋論 2011年6月11日

香港終審法院提請全國人大釋法之際，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透過官方傳媒發表聲明，針對近期內地網民掀起獨立參選縣鄉人大代表的熱潮釋法，指「獨立候選人」沒有法律依據。如此釋法，無視中國《憲法》有關年滿 18歲的公民都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的規定，公然支持地方政府打壓獨立參選的公民，實在是無恥之尤。

內地今明兩年將選出縣、鄉兩級人大代表 200多萬名。引人矚目的是，江西退休女工劉萍上月宣佈參選，並取得 17位選民的推薦簽名，但公安逐一約談推薦人，又拘押劉萍等人多日，最終聲稱其中只有七人的推薦有效，未達至少十人推薦的資格，而拒絕將劉萍列為候選人。

事件刺激越來越多的維權人士、律師、知識分子宣佈獨立參選，當局的封殺行動也在升級。地方官員、公安不斷騷擾宣佈參選人士及簽署推薦信的選民，逼他們退選或退出推薦；同時，當局也大造輿論，誣衊獨立候選人。早前抹黑維權藝術家艾未未不遺餘力的北京《環球時報》，還發表社評〈獨立參選人應從微博回歸現實〉，指摘獨立參選人一直在學習西方反對派，「試圖把中國求同存異的包容性文化，推向對抗性文化」。

不過，中國社科院研究員于建嶸力挺劉萍參選，北京大學憲法學教授張千帆也在南方網、財新網等撰文，讚賞劉萍等公民自發參選將激活地方人大選舉，「如果一腔熱情的參選人像江西劉萍那樣，因莫須有的理由被『醞釀、協商』掉，那麼選民又將面臨無人可選的困境」，令地方選舉一再淪為內定候選人的無意義選舉。

面對學者的駁斥、呼籲，中共當局未能回心轉意，反而再度掄起大棒，由全國人大法工委出面釋法，強調「中國只有由各政黨、各人民團體和選民依法按程序提名推薦的『代表候選人』，經討論、協商或經預選確定的『正式代表候選人』，沒有所謂的『獨立候選人』」。

法工委的解釋，在玩弄偷換概念之餘，也做出極醜陋的規定。獨立候選人不正是「選民按程序提名推薦的『代表候選人』」嗎？將他們排除出候選人，剩下的候選人豈不是只有聽命於當局的各政黨、各人民團體提名的候選人？地方政府的所謂討論、協商，還不只是趕絕獨立候選人？

《環球時報》的社評煞有介事地質問：「他們中（獨立參選人）如果有的人當選後公開與現有體制不合作，中國社會在多大程度上做好了準備。」當局似乎忘了，不與現有體制合作，包括提案罷免官員、反對當局提出的人事或財政報告，正是法例賦予人大代表的權力。

北京當局不惜扭曲法律、大造輿論、盯人打壓，全面封殺公民獨立參選人大代表，反映中共高層仍在逆民意而行、逆民主潮流而行。對正在爭取立法會、特首真正普選的港人來說，無疑應該引起警覺：北京將如何釋法？將為參選設立何種門檻？將如何透過選舉委員會篩選候選人？香港的民主難道要像內地一樣繼續被閹割嗎？

六四廿二年祭：潘小濤 - 北京能用錢解決 「沙沙石石」的六四事件嗎？

2011年6月10日

【明報專訊】天安門母親在「六四」22周年前夕發表聲明，透露北京公安今年2月底開始，三度登門造訪其中一名難屬，提出用多少錢才能「解決六四問題」。雖然這只是試探性質，但畢竟是北京當局首次向難屬們「示弱」，意義非比尋常。

22年來，隨着中國經濟實力與日俱增，北京當局也財大氣粗起來，特別是北京奧運之後，再沒需要乞求西方各國之處，於是對外的態度驟然強硬，對內侵犯人權、拘禁異己就更加肆無忌憚了，而對外界批評其人權狀况也會強烈反擊甚至經濟報復。如此強勢之下，北京當局竟一反常態，向天安門母親的難屬提出和解建議，說明什麼呢？

中共高幹部，特別是中南海的現任最高領導層，多經歷或見證過「六四」，心裏都很清楚是怎麼一回事，也明白到，無論今天的經濟成就多驕人，城市多繁華，都無法掩蓋這段史實：中共當局於1989年6月4日，動用數十萬野戰部隊、使用坦克及自動步槍等重型武器，對付手無寸鐵的學生及北京市民，數以百計甚至千計的平民遇害。

中共對「三．一八慘案」曾義憤填膺

中共對類似的「三．一八慘案」，也曾義憤填膺。1926年3月18日，中共聯同國民黨在北京組織數千人到天安門廣場，抗議日、英、法等國戰艦炮轟天津大沽口，而中國政府（北洋）表現軟弱。示威者之後遊行到段祺瑞的總理府，遭到衛隊開槍，復用鐵棒、砍刀等追殺，造成47死、199人受傷。當時《晨報》以「北平群眾運動空前慘劇國務院衛隊槍擊群眾」作報道；《國民新報》則直指「段祺瑞屠殺愛國民眾」，魯迅的學生劉和珍是死者之一，他在《紀念劉和珍君》中稱之為「民國以來最黑暗的一天」。事後，段祺瑞趕回總理府，看到如此血腥場面，對着學生屍體長跪，日後吃齋懺悔！正因為這次屠殺，激起全國公憤，學界、報界、商界等莫不聲討，北洋政府的合法性蕩然無存。

相對「三．一八慘案」，「六四」屠殺的規模更大、影響更廣，中共背負的血債更重，早晚會受到清算！多年來，他們千方百計淡化「六四」，不僅是一心一意發展經濟，希望以時間去撫平傷口，以功業去換取民眾的信任和支持；更重要的是，沒有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韙，公開力挺「六四」大開殺戒是好事！事實相反，當年被稱為「六四」劊子手的「鄧李楊」，李鵬想出版日記，將「六四」屠城的責任往鄧小平身上推，而楊尚昆家人早年也向海外傳媒放風，指楊尚昆當初是支持趙紫陽的。
「六四」早晚要平反

總之，從沒人公開邀功，說自己在鎮壓中表現出色，即使殺人有功的「共和國衛士」，也早就隱姓埋名，更改檔案，抹去這些「殊功」。因為大家都明白到，宋高宗及秦檜以「莫須有」謀害岳飛，朝野雖噤若寒蟬，但他們最後都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而中共建政後的慘案，被批倒鬥死的右派、賣國賊等，全被平反。「六四」早晚要平反，到時「有功者」必遭清算。既如此，他們又怎會跳出來，往自己身上潑髒水呢？ [Vic：說到平反，不禁要引司徒華先生的一段話：「平反也有真與假之分。假平反，四五天安門事件就是假平反，只有真民主到來才是真平反，否則只是權力鬥爭。」一黨專政不結束，共產黨的平反，其實都是假平反。]

今年北京公安試圖用錢解決六四問題，說明北京當局有點迫切感，至少說明胡錦濤及溫家寶等現屆領導層，希望藉此讓外界知道，他們也曾嘗試解決問題，以撇清與「六四」的關係，就像他們切割與三峽工程的關係一樣。

不過，中共官員設法與六四劃清界線時，政治智慧欠奉兼目光如豆的特區官員，以及愚不可及的政客，竟開腔為鎮壓辯護。特首曾蔭權前年以中國經濟欣欣向榮來合理化鎮壓；教育局常秘謝凌潔貞日前又以歷史的沙沙石石去形容「六四」；至於呂智偉、陳一諤之流，更不值一提。奇怪的是，總愛對香港問題指指點點的西環，對港人的六四爭論一直都置身事外！

一字記之曰「蠢」

為什麼北京的皇帝未急，香港的太監先群起急之？這就是政治智慧的分別，京官及西環現在努力撇清與六四的關係；相反，愚不可及的港官卻以為有鴻鵠將至，心口寫個勇字為「六四」鎮壓護航，以為這就是專業官僚盡責的表現，必獲北大人賞識，殊不知這是自掘墳墓，形同讓自己雙手抹上枉死者的鮮血。一字記之曰「蠢」！！

陳雲 - 溫水煮蛙與思想植入

am730 轉角專欄 2011年6月7日

強制性質的愛國教育，山雨欲來，二十三條立法也吹響號角，輿論重提「溫水煮蛙」論了。

溫水煮蛙的比喻，據說來源自美國康奈爾大學的青蛙實驗。科學家將青蛙投入沸水中，青蛙遇熱，奮力逃生，暫免一死。之後，研究員將青蛙放入冷水中，然後加熱，青蛙開始時因水溫由冷至暖，悠然自得，察覺高溫時已燙傷內臟，無力逃生了。用溫水煮蛙來比喻，便是香港人假如不團結抗爭，享有的自由會一一被中共剝奪。一旦自由失去太多，就無能力挽回局面。

這個比喻的竅妙之處，大家要看清楚：只要你心裡面當自己是實驗室的青蛙，就死定了。沸水燙你不死，便再投入冷水中煮死。好彩煮不死，下次再從籠子取出，用來做其他毒藥試驗。總有一日，會弄死青蛙的。或者青蛙給弄得死去活來，失去正常反應，喪失實驗動物的資格，便要人道毀滅，了結生命。

為甚麼香港的抗爭運動會溫溫吞吞，議會抗爭和街頭抗爭毫無殺傷力，只成了香港資產階級專政之下的一道無傷大雅的文明風景？就是連語言戰爭都輸了啊。

我們知道，政治灌輸明顯會遇到抗拒的，但並不是說，政治灌輸或洗腦便沒用。政治灌輸和高壓教育，目的是要植入一些潛在的觀念。例如愛國教育的手段極為滑稽和誇張，它的目的，根本不是要學生愛上政府，它的目的其實是要令學生覺得政治很虛偽、很奸詐、很煩厭，於是學生畢業之後專心搵錢，遠離政治，對政府逆來順受，頂多是茶餘飯後冷嘲熱諷一番。如此，愛國教育便成功了。

若果某些學生從此憎恨國家，也很不錯，起碼國家成為學生的夢魘(obsession)，令他們活在憎恨之中，令他們終身痛苦，無法為愛而活(live for love)。大陸的人民，就大部分活在厭惡和憎恨之中，不知何謂仁愛。這是中共的愛國教育成果。

至於抗爭者，出於膽怯，有時也會無意識地配合極權政府。例如香港某些民主派和評論界提出的溫水煮蛙論，便錯誤地協助極權政府，為香港人做思想植入的工作：香港人只是脆弱的青蛙。面對中共的左翼法西斯暴政和港共的資產階級專政，香港人是弱勢者，但不是弱者。

香港人要抗爭，就不要當自己是給人隨便捉入實驗室的小青蛙，我們是強者，是雄辯滔滔的鐵嘴雞 ，鋼刀不入的扭紋柴。

陳雲
文化評論人，德國哥廷根大學民俗學博士，《中文解毒》系列作者。

六四廿二年祭：葉蔭聰 - 後「六四」的中港共同命運

2011年6月6日

【明報專訊】一位香港知識界朋友，在上海碰上一位幹部，幹部問他：六四已過了那麼多年，為何還有如此多香港人悼念？朋友說：若有一天，香港人不再悼念六四，你才應該覺得可怕，因為，這可能表示，平民百姓對這個國家不再有感情，就好像台灣不會有多少人在意六四；到這個時候，香港人愛的只是祖國的金錢，以及北大人的權力。

過去20多年來，每年6月4日，可能是不少香港平民百姓跟中國在情感及歷史上最接近的時刻。這種連繫，超出了經驗，所以，有八九年後出生的年輕人要追問成年人這段歷史；它也超出了利益，燭光晚會中穿上黑衣的人群中，有不少大陸的港商或專業人士。20多年前的創傷，透過儀式化的活動，當下的身體與心靈與中國相連。

稱之為「儀式」，並無貶意，人類社會許多信息及社會連結，的確需要透過儀式體驗、傳遞、轉化。不過，儀式不能取代反思，否則，儀式會退化成密封的棺材，把歷史事件的意義封存起來，就好像毛澤東紀念館中那具屍體與玻璃棺材一樣，他所代表的歷史意義，難以與當下身處的世界發生接觸。

民主派的另類「愛國」本色

支聯會等團體不是沒有認識到這個需要，過去也一直在「追究屠城責任」、「結束一黨專政」、「建設民主中國」之上，賦予新意義，建立新連結，包括「天安門母親」運動與維權運動等等。不過，香港社會還是欠缺了一些更宏觀的視野，看清楚過去不斷彰顯的意義，以及連繫巨變之中的當下。尤其在香港與中國的關係上，不少港人的言行，仍然帶着舊框架去面對新世界。因此，我們不難理解，部分民主派中人一邊喊着支聯會的口號，一邊推動「圍城偏安」的政改策略；同時，亦有「本土」先行的知識分子與青年，要守着香港，忘記或抗衡大陸。

20多年前，香港社會在無意間走入「支援」中國民主運動的角色，受制着當年的格局。1980年代的香港，剛擺脫冷戰對壘不久，成為一個殖民主義晚期發展起來的現代社會，當時是資本主義世界的新意象「東亞四小龍」之一，標示了戰後以來（資本主義）現代化論的新路線。中國大陸，則是發展中國家，剛告別了毛澤東時代，開始進入「開放改革」的走資路線。因此，兩地在社會、文化及政治上都有明顯差距。89年發生民主運動後，除了像「四五行動」等左翼團體及人士提出革命願景外，溫和的香港民主派幾乎別無選擇，只能以略帶冷戰口脗，以虛擬的西方身分，加上現代化先進地區的姿態，「支援」中國民主鬥爭，穩佔香港的政治道德基地。當然，在回歸路途上，少不免帶上民族主義色彩，從支聯會的名字上看，便可見民主派的另類「愛國」本色。

「支援」的政經背景發生巨變

不過，20年來，當日「支援」的政治經濟背景發生了巨變。中共鎮壓民主運動，掃蕩了民間自我保護及反抗力量，但是，中國不是回到毛澤東年代，也不是延續80年代的農村改革，而是把中國統合在鄧小平南巡所樹立的新發展硬道理，加速以城市為主導的資本主義發展。中國在1990年代開始，全速加入國際分工，令農民人口大幅減少，農村萎縮，全國一躍進入城市消費主義，以及金融與地產資本的膨脹泡沫。推動者除了是中央政府外，是轉制後的國企超級資本集團，以及比資本家賺錢更狠的地方幹部及政府。

中共以GDP的增長，以加入全球化的幻想，填補及緩解後毛澤東年代的官方意識形態破產，也壓制了1980年代高漲的政治改革訴求。至於專政機器，面對異議聲音，以及由資本主義發展帶來的社會矛盾，無日無之的維權勇者，已演化成一副剝去意識形態外殼的維穩機器，它重點不在鎮壓反革命，不在消滅階級敵人，而是全面監視操控社會，營造一套後極權秩序，以犬儒主義約束人心，鼓勵民眾不要認真對待任何價值，因此，「六四」的道德債務竟然想用錢去解決！新的體制就是用這樣的辦法促進社會「和諧」與順從。

中港城市早已連成一線

在「大國崛起」的旗幟下，這個「中國」或者所謂「中國模式」，成了新一代的資本主義新地方意象。相反，香港在同一時期，經歷了回歸，也遭遇亞洲金融風暴及之後的衰退，它作為「四小龍」意象早已褪色。不過，今天的香港還是資本主義城市，它不單是東亞的大都會，還是中國資本主義城市網絡裏的一個節點，我們跟中國（尤其是大城市）之間的關係，不再是「已發展／發展中」的演化層級關係，香港與中國大部分城市地區，一方面好像在競爭，另一方面有着共同的命運——跨越「一國兩制」的專制式資本主義。

就以房產泡沫為例，中港城市早已是連成一線；我們建造的高鐵香港段，象徵意義比實質意義還大，象徵了香港無法在中國式的資本主義城市改造與拆遷中置身事外；香港的大學生無產階級化，與全國城市的「蟻族」與「蝸居」同構異形。面對這些社會矛盾，香港的建制領導一樣提不出任何價值理想，還是奢望可用金錢權力蠱惑人心，就像唐英年那樣大言不慚高舉早已破爛的「李嘉誠」模範！並企圖偷運大陸的「國家安全體系」進入香港。因此，所謂國民教育不是要我們愛上黃河長江，而是認同中國的資本主義成就。

前陣子翻書，驚覺哈維爾（Vaclav Havel）在1978年已看出我們今天世界的本質。他在後極權主義的捷克中，寫下著名的《無權者的力量》，他絲毫沒有被冷戰或現代化論所迷惑，他道出我們的共同命運：

「西方發達國家的價值等級，本質上已出現在我們的社會，換言之，我們這個社會不過是消費及工業社會的另一個形式，而且有着伴隨而來的社會、思想、心理後果。如果不思考到這個事實，我們無法理解這個系統的權力本質。」

比起20年前，今天的中港兩地大資本更能自由穿梭，更能與特區政府及地方政府合謀。因此，中港的民主運動不是誰「支援」誰，我們無法再翻炒冷戰思維或現代化論，無法不與大陸民眾一起，反抗「中國模式」的資本主義與專制壓迫，重新尋找我們的價值理想，也無法不思考與反擊共同身處的新權力系統。

六四廿二年祭：15萬燭光 燃華叔薪火

警﹕高峰7.7萬人
2011年6月5日

【明報專訊】這一夜，維園的集會沒有原支聯會主席司徒華帶領，但超過15萬市民未有忘記八九年六四一夜，齊集維園，向當權者表達港人毋忘六四的決心。即使今年華叔不再陪伴大家，但年輕人、內地人以行動表達，平反六四可以薪火相傳。警方表示，維園集會最高峰時有7.7萬人參與。

今年是六四22周年，是第一個沒有華叔的燭光晚會，不過出席人數仍然與近兩年相若。未到8時，維園6個足球場已經陸續坐滿，記者見到眾多年輕人魚貫入場，一個一個亮起一點一點燭光，大會主持叫1989年後出世的參加者舉起場刊，場內年輕人響應，台下一片「白海」。

華叔生前錄影 籲港人堅持到底

晚會8時10分開始，由司徒華生前口述「毋忘六四，建設民主」錄影揭開序幕。片段中，司徒華指89年內地社會出現「官倒」情况，學生靜坐絕食得到全國人民響應，學生堅持至6月3日晚上，北京派軍隊鎮壓，殺死很多人。司徒華說，20年來的六四燭光集會，人數時多時少，但仍以數萬計算，顯示市民對平反六四的堅持。他說香港、中國民主道路崎嶇，大家必須堅忍，「毋忘六四，堅持到底」。片段播畢，全場市民報以熱烈掌聲。

年輕人接棒 獻花點火盤

沒有司徒華，向六四英靈獻花、點火盤的重任落在支聯會主席李卓人與一眾年輕人身上。支聯會副主席蔡耀昌宣讀悼詞，說雖然華叔因病離世，但他相信不管是革命烈士、六四死難者還是華叔以至所有離世的支聯會義工，仍會堅持相同信念，平反六四。

大會又播放學運領袖王丹、天安門母親代表丁子霖的錄影錄音。丁子霖說，燭光晚會再也看不到華叔身影，大家惟有更加努力，以告華叔在天之靈，她說﹕「已經站立起來，就不會再趴下。當局如何動作，我們將拭目以待」。

李卓人於晚上9時20分宣布，有超過15萬人參與晚會，迫爆維園。記者所見，除了6個球場，中間草坪、台後一個籃球場都坐滿了人。他說遺憾聽到有市民想進入維園，但被警方阻撓。對於出席人數，李卓人相信華叔在天之靈會感到安慰，抗爭會一代傳一代，直至勝利為止。

民主黨主席何俊仁說，相信今晚非常多參加者帶着對華叔的回憶出席活動，認為華叔「人不在，精神在我們中間」。

評論員﹕威逼利誘 港人反感

時事評論員劉銳紹認為，六四晚會參與人數逾15萬人，除因司徒華精神感染港人，相信亦因近期內地政府舉動如利誘天安門母親、收緊悼念安排、維權人士被捕等，惹起港人反感。

明報記者 何曉勤 黃靜雅 阮穎嘉

倖存者首來港悼廣場同伴
無懼算帳：22年前本應死了

【明報專訊】內地人來港不一定只為買名牌，愈來愈多內地人來港出席六四晚會，爭取公開悼念六四死難同胞的機會。22年前，北京人趙先生是留守天安門廣場的學生，6月3日晚回家吃飯，陰差陽錯，逃過軍隊清場一劫，但目擊坦克陸續駛經家門。同學罹難令趙先生十分難過，壓在心底多年，昨日終有機會來港出席六四晚會，他接受訪問時表示不擔心被算帳﹕「因為我本應在22年前已經死了，能活下來已是很幸運了。」來自東北的隋先生亦說﹕「真的非常羨慕香港這片自由天地。」

內地人：羡慕這自由天地

在內地從事資訊科技工作的趙先生，昨身穿黑色T恤出席六四晚會，同行的還有約10名內地同事，大家都是首次出席六四晚會。

趙先生1989年就讀北京外國語大學，因為寓所離天安門廣場很近，6月3日晚他由廣場回家吃飯，想不到晚上看見坦克車從樓下駛過，在家人勸喻下，他打消了返回天安門廣場的念頭，命保住了，但一個個同學罹難，令他感到痛苦和迷惘，經歷數年時間才能冷靜下來。

趙先生說，在內地聽過香港有紀念六四的活動，今次他總算來到了，「香港人要繼續舉辦（六四晚會）下去，不要讓明天的香港變成今天的大陸，香港要保住自由和民主，帶領中國走向民主化」。

除了昔日的北京學生，也有南京學生。余剛是內地作家，今年第三次來港參與六四晚會。89年，他與其他同學在南京市中心集會聲援北京學運，是出於一份正義感和激情。軍隊於六四清場，消息很快傳到南京，他原想乘火車到北京去看看天安門的情形，但去不了。他覺得，只有當人民認識到自由比生命更重要，中國的民主狀况才會進步。

知名博客不滿藝人轉軚

廣州獨立媒體人、知名博客北風（溫雲超）第二次出席六四晚會，他批評港人雖然不滿社會的不公義，但他們沒有堅持原則，例如部分在89年參與制作《民主歌聲獻中華》節目的人員，在中共建黨60周年之際參與拍攝電影《建國大業》。他寄語：「香港人不要以為今天享有的自由是必然的，沒有人可以保證民主、自由繼續存在，要有危機意識。」

今年從內地來港念博士學位的林先生，到維園希望了解六四真相。他表示，在內地上了大學才知道有六四事件，是幾名同學網上「翻牆」搜尋得來，「希望香港的六四集會能繼續舉行下去，因為在內地沒辦法這樣表達」。

不肯拍照的深圳大學生蘇小姐首次參加六四晚會。她直言很多同學其實知道六四是什麼，她亦曾「翻牆」在網上瀏覽有關資訊，但認為總不及親身來一次香港看得清楚。她對六四的認識，始於父母簡單介紹，坦克、鎮壓、有死傷……她再想追問，父母總叫她不要再問，也不要告訴別人。待她長大了，明明身邊同學都知道這事，卻無法公開討論﹕「QQ、電話都被監控，根本不能說太多。」她昨日瞞着父母來港，先到城市大學，在民主牆上觀看六四的紀實，晚上參加燭光晚會。對於記者的追問，她顯得有點膽怯，自言只能當個旁觀者﹕「領導（平反六四）的事交給別人做吧。」

17歲的盧同學與同伴一起從內地來港考美國SAT試，順道見識六四晚會，湊湊熱鬧。他們表示，爸媽警告他們只可在旁觀察。盧同學直言，父親是共產黨員，曾跟他談及過六四的事，他認為中國需要民主，但不需要動盪，若六四真的平反了，社會會出現大動盪，不利國家穩定。

首次來港參與六四晚會的隋先生，在昨日這敏感日子過關來港，前來維園的路途上，一直害怕有人跟蹤，不時東張西望，「害怕有黨的人在監視，害怕回家被抓……我出了事也沒什麼，但畢竟我家老婆還大着肚，5個多月了」。

「傷悲，已忍了20多年」

習慣在沒有言論自由的內地生活，50歲、來自東北的隋先生直言，「對六四事件的傷悲，已忍了20多年」。89年時他是個20多歲的年輕人，「我看着這事發生，恨死了共產黨，可是只能在心裏恨，沒有自由做什麼，很痛苦」。去年他與太太來港旅遊，得知香港在6月4日會有悼念晚會，加上劉曉波、艾未未等維權人士被捕，更激起他的義憤，昨日決定來港參與，「過來一次很麻煩，手續很多，但真的非常羨慕香港這片自由天地」。

明報實習記者 陳景龍 林小詩 具格 記者 曾愛盈 阮穎嘉

88歲婆婆 年年撐六四

（劉焌陶攝）

【明報專訊】88歲的鄧婆婆，與兒女和媳婦在傍晚6點前已到達維園。她表示，自八九六四後，每年六四集會都會出席，「因為我愛民主、愛中國」。對鄧婆婆來說，出席六四晚會是為了表達「平反六四」、「爭取民主」的信息，問到如何看內地政府欲以錢處理天安門母親的怨憤，她提高嗓子道：「當然不可以啦，她們很慘，（中央政府）要公開道歉，承擔六四責任。」

王丹籲關注兩岸人權「人民需要的是尊嚴」
700大學生台北悼六四
香港蘋果日報 2011年6月5日

台灣一批大學生昨晚在台北的自由廣場發起絕食及集會，悼念六四事件二十二周年，超過 700人參加。今次是八九年以來，台灣最大規模的六四紀念集會，前學運領袖王丹、王超華等到場發表演說，呼籲毋忘六四，關注兩岸四地的民主自由和人權狀況。《蘋果》記者蔣美紅台北直擊

今次悼念活動的參與者以年輕人居多，不少是來自香港和澳門的留學生。大會首先播出有關六四事件的紀錄片，跟着有台灣社運樂團「拷秋勤」演唱饒舌歌曲：《黑心肝》和《官迫民反》，反應熱烈，掀起高潮。「拷秋勤」成員表示，「台灣應該是世界上最適合舉辦六四紀念集會的地方，為甚麼這幾年來，台灣人不聞不問，台灣人的良知在哪裏？」台下響起掌聲，有人高喊支持民主自由的口號。

台灣港生樊俊朗：「港台學生對六四都有共識，就是解放軍當年鎮壓手無寸鐵的學生，是不對的，六四必須平反。」

台北市民張先生：「廿二年前曾在自由廣場聲援北京學運，今年六四特意帶同兩歲的兒子參加紀念晚會。」

「人民需要不只是錢」

王丹在台上致辭時表示，民主運動正在年輕人心中不斷深化，希望北京當局知道，人民需要的不只是錢，更需要人的尊嚴。對於馬英九的聲明，他認為內容比過去兩年較具體，但希望馬英九採取更實際行動，推動大陸的民主發展。而正在台灣中央研究院從事博士後研究的王超華說：「今年那麼多年輕人參加，顯示年輕人渴望發聲，支持爭取民主自由。」

記者在現場遇到幾名在廿二年前曾在自由廣場聲援北京學運的台北市民，有些更帶子女來參加。其中的士司機王先生表示，很高興在廣場上見到王丹，昨晚他帶同當年出版的紀念特刊來找王丹簽名。集會歷時約兩小時，最後大會主持宣讀聲明，呼籲兩岸四地青年發聲，爭取自由，毋忘六四。然後所有參與者舉起燭光，為六四死難者默哀。

六四廿二年祭：廖偉棠 - 二十二年祭

明報 2011年6月4日

從兒童節到殺青節

我們的青春期只有四天。

從天下縞素到捆心以繩

我們的血只流了五步。

但是，門口總看見你

攥着一粒鐵的種籽在等候。

但是，馬路中央總看見你

提着兩袋雪的書籍在等候。

六月的駿馬不哭之時

我睡進了它的祁連夢，

黑熱的河流不再紀錄之時

星星的鋒芒與水底的枝葉合奏。

為了子夜出生的孩子能閱讀

雪人們寫的盲史詩，

為了呼嘯着長大的孩子能

在凜冽夜露中敲響那朵鐵之花。

從兒童節到殺青節

我們的青春期只有四天。

從木樨地走到菜市口

我們的一九八九年沒有盡頭。

2011.6.1

六四廿二年祭：李怡 - 香港的希望屬於今夜點燃燭光的年輕人

香港蘋果日報 蘋論 2011年6月4日

「誰能控制過去，就能控制未來；而誰能控制現在，就能控制過去。」這是英國作家喬治．奧維爾六十年前的名言。專權統治者要控制現在和未來，就必須對歷史作隨心所欲的解釋。

這句話的另一意義，是告訴我們，一個社會的過去、現在、未來是相互關連的。如果六四不是以鎮壓收場，中共必然要作政治改革，這就不會讓權錢政治惡性發展以致貪腐成風，也不會造成整個社會的道德淪喪。六四鎮壓把中共過去所有的道德規條和美麗說辭都徹底毀滅，變成毫不掩飾地把老百姓視為屁民的強權政治。所以六四直接關連今天大陸的發展，只不過我們看到的不是經濟的虛火，而是政治、社會的沉淪。

如果沒有六四及中共對真相的掩蓋、迴避，香港就不是現在這樣。中共政治若稍開明，就不會不顧基本法而對香港的內部事務肆意干預操控，港人治港不會徒有虛名，香港政壇不會一味地奴性趨向，特區政府不致變得只會製造問題而無能力解決問題，變得越來越不知所謂。若無大陸社會的惡質化發展，香港也不會受洶湧而來的惡質社會文化侵擾而陷入抵擋不住的困境。

22年來，每年的今天，香港人都有數以萬計的民眾，到維園擎起燭光，悼念六四中犧牲的英魂，表達對 22年來為百姓權利而抗爭的大陸正直人士的支持與敬意。沒有到維園的，並不表示對燭光的訴求不關心，最新的民調顯示，有 58%的香港市民支持平反六四，反對的只有 19%。香港人支持平反六四，不僅是出於正義感，不僅因為我們繼承孫中山以來的真正愛中國愛人民而不是愛政權的傳統，還因為香港命繫中國，是因為我們知道，若沒有六四就不會有香港今天的困局。六四燭光為中國、也為香港的昨天、今天和明天而點燃。

捷克作家米蘭．昆德拉說：「人類對抗強權的鬥爭，就是記憶對抗遺忘的鬥爭。」 22年強權壓制不住的燭光，顯示在內地無法公開延續記憶的情勢下，香港人在中國唯一仍享自由的地方，延續記憶對抗遺忘的鬥爭，表現出香港人對正義的堅執和倔強。在中國的強權和財力壓境之下，我們有「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中國傳統情操。

平反六四的更深意義是「結束一黨專政」。這口號是中共在抗戰期間提過的。最近內地網站不少人轉貼 1981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劉少奇選集》第 172至 177頁的文章，其中一段是：「有人說：共產黨要奪取政權，要建立共產黨的『一黨專政』。這是一種惡意的造謠與誣衊。共產黨反對國民黨的『一黨專政』，但並不要建立共產黨的『一黨專政』。」「結束一黨專政」是符合中共革命先輩理想的。

22年的香港燭光得以延續，說明香港人這份堅執會薪火相傳，年輕一代有追尋事實真相的勇氣，是最可貴的品質。哈佛大學最近開設一門「天安門運動的歷史與記憶」的課程，曾在香港中文大學任教的吳國光教授，在一篇談這課程的文章說：「學會了記憶的年輕人，就是最有力量的人群：他們懂得歷史，因而也易於懂得今天和明天；他們學會了思考，因而一生不會再受蒙蔽；他們具備了對於整個人類命運的關懷，因而不會墮落為僅僅關心一己私利的狹隘心靈。這樣的青春，才是頂尖的！」

香港未來的希望，不屬於在所謂國民教育下匍匐的學子，而在於到維園點燃燭光或在不同地點記念六四、尋求六四真相的年輕人。

六四廿二年祭：游順釗 - 兔年的六四--從「茉莉花革命」看中國民運之路

明報世紀版 2011年6月4日

【明報專訊】人類很喜歡以動物言志，抒發訴求。大半個世紀前，畢加索畫了鴿子象徵和平。今年是兔年，明報曾刊載我送給朋友的賀年卡。在賀卡的「感言」裏，我因兔子默不作聲，聯想到為民請命的人被封口。那時正值中東爆發了連鎖性的「茉莉花革命」。長期沉默的突尼斯、埃及人民終於吐氣揚眉，以和平手段推翻了獨裁統治。一位法國朋友收到這張年卡後，在覆信裏寫着：「全世界的兔子聯合起來！」看到電視轉播開羅解放廣場上令人興奮的場面，我在驚訝和敬佩的心情下，寫了這首短詩《尼羅河畔的綠洲》：「循着駱駝走的路／尋找夢寐的索求／迎面是海市蜃樓／自己走出來的路／才通向古城廣場／尼羅河的新綠洲」。

「於無聲處聽驚雷」

從當年東歐那一浪到今年中東這一浪，再把中國的六四算進去，這場民主改革的海嘯，席捲了歐亞非三個地區。東歐的政改已成歷史定局，中東的情况雖然仍在發展，利比亞和叙利亞的局勢前途未卜，但是突、埃兩國的阿拉伯人民，在缺乏民主鬥爭的傳統和經驗下，雖未能說畢其功於一役，但能以短短的兩三個星期的和平示威，把騎在背上二、三十年的獨裁總統拉下馬。這驕人的成績，確令舉世刮目相看。而中國呢？這正是這篇紀念文要問的，又怎樣呢？從金字塔頂的高點，回眸看看六四22年後的中國民運，不無感慨，不得不探究一下我們民運面對的新形勢。

這次埃及群眾運動的骨幹，大都是30歲以下的年輕人，他們可能從東歐和中國民運汲取了經驗和教訓，摸索出一個適應的策略，給當權者一個措手不及的致命打擊。西方情報局在事發前夕，還沒能察覺到暴風雨快到來的任何迹象，大概因這是他們一直看好的政權吧。輿論也坦白承認，國際間竟無人預料到這歷史事件的發生！中東這場風暴，特別是埃及的，用魯迅的「於無聲處聽驚雷」來形容真是再恰當不過。這並不是因為運動的保密工作做得好，而是因為這群年輕人，憑藉他們對局勢的直覺估計，以近乎「心有靈犀」的默契，迅速行動，所以局外人是很難捉摸的。

《國際先鋒論壇》（2011.01.28）報道指出，「埃及的抗議，是由沒有領袖的年輕人發動的」。據說，這是因為埃及國內已沒有異議分子組織，原有的反對派都已被趕盡殺絕，所以沒有風雲人物或精神領袖出來領導。精英們的號召，常常曲高和寡，響應的很可能只限於跟他們同一層次的人，故此不能獲得廣泛的認同。其實，專政下的貪污、腐化、無故拘捕、嚴刑拷打、貧富懸殊、社會積怨、年輕人沒出路等問題，都足以構成運動爆發的內在因素，促使民眾走上街頭。

自發的「尊嚴革命」

有以為中東這兩個帶頭的運動的順利進展，應歸功於互聯網。其實那只能在技術上給行動一個快速傳遞信息的平台。這次運動的爆發，主要是群眾已忍無可忍，感到行動的時機已成熟。沒有這種同仇敵愾、眾志成城的因素，互聯網也是無能為力的。六四時就沒有這一套高科技，不也一樣把群眾發動起來嗎？天安門廣場的人群不見得比開羅解放廣場的少。Roger Cohen評論突尼斯時說得好：「與其說那是一個互聯網（facebook）革命，毋寧說，正如我在現場聽到的，是一個（人的）尊嚴革命。」《國際先鋒論壇》（2011.01.25）這幾句話，可以同樣用來描述埃及的行動。

這班埃及年輕人充滿獨立自主精神。運動是他們一手發動起來的：運動既非由逃亡人士催發，他們也沒有推舉同情他們的社會知名人物作首領，甚至避免使用國外流行的政改套語。這種態度顯示他們很有自信心，同時也能激發參與者的驕傲和鬥志，高度發揮各人的主動性。在這個宗教信仰非常濃烈的國度裏，連宗教人士也不敢公開介入，以免冒犯他們。他們是從新土壤長出來的新苗子。請容許我在這裏加插幾句題外話。2009年，剛就任的美國總統獲頒諾貝爾和平獎時，一個玄想突然閃現：既然能以「祈望」和「鼓勵」為由，給奧巴馬獎，為什麼不考慮以同一理由，讓溫家寶和他分享諾獎，壯壯他的政改聲勢呢？看，今天他身處「絕地」，面對「封建殘餘」和「文革遺毒」勢力的困境！（括號中的詞語，引自明報2011.04.28 中國評論）沒想到，埃及事件後，我反而為他沒得獎而告慰。來自外邊的聲援會變成阻力，令他的形象和朝野關係複雜化。「桂冠」一加，可能得不償失。當然，這純是虛構，連作為假設也不能成立。

六四的直接誘因是有源可尋的。埃及呢，在這方面真可謂一窮二白，有的只是一個長期抑制着的民憤。然而他們像忍辱負重的駱駝，默默地在苦捱，抵受着折磨。他們沒有動輒上街示威。是怕嗎？當然有點怕，但也是務實的、理性的體現，在時機還沒成熟時，蓄勢以待。事件的難預料，是因為沒有精英分子發表的綱領性言論，給外界作分析和估計的依據。

這種事前沒有具體策劃的行動，讓我想起學生時代在澳洲中部看到的螞蟻山，那都是從一顆沙子砌起的。據說，當蟻群在曠地上忙着，其中一隻碰上一顆沙子，也許可以說是「看中」那顆沙子，並得到旁邊的同伴的「共識」，就以它為「奠基石」，開始堆砌，直至到兩三米高，兩三個人才能合抱的螞蟻山。在那密麻麻的蟻群裏，我們是沒法猜出是哪隻螞蟻，將在什麼時候決定哪顆沙子作為起點的。選中那顆沙子的那隻螞蟻，僅是蟻群裏的普通一員。它不是蜂巢裏的蜂后，卻像今年一月廿五日在開羅解放廣場上，頭一個喊口號那名不見經傳的青年。他不是領袖，但是他碰上那顆象徵性的「沙子」。這就是今次埃及群眾運動爆發的契機。

獻出生命的「照路人」

遊行、抗議、示威，不言而喻，都應是非暴力的群眾性運動，六四如是，埃及的一二五也如是。時代畢竟不同了，沒有必要高喊「流血者，請自譚嗣同起！」那樣激昂的壯語來激發群情。我們今天堅持非暴力的和平示威，是為了不給敵人血腥鎮壓一個藉口。然而這僅是一廂情願，誰都沒法保證對方真的做到「君子動口不動手」，因為他們並不是「君子」。到頭來，流血不流血，要看他們的態度而定。而且他們會「惡人先告狀」，像叙利亞的官方消息，把被殺害的示威者人數減少，把軍方的傷亡誇大。獨裁者是不會輕易自動退出歷史舞台的。四月份埃及宣布，在和平示威中的死亡數字是800人。誰能說在解放廣場取得的初步勝利，不是用血換來的呢？

突尼斯那個自焚的小販，雖然不是直接為運動獻出生命，更不是中東的譚嗣同，但無可否認，他是整個中東動亂的導火線。面對迫害而以一死作最後的無聲抗議，正如蜜蜂為了抵抗，動用它的蜂刺作生命的最後一擊。

多少先烈為我們開路而獻身，然而，只要仍是黑夜，就得有點光照着大家向前走。突尼斯那個小販的自焚，使我想起這些為我們獻身的「照路人」，我寫下了這幾句沉重的話作為紀念：漫長黑夜的路上／終有人舉起拳頭／當它作火炬點燃／把前面照個明亮。（《舉起火炬的拳頭》）

中東事件發生後，一些中國維權人士感到興奮，要吸取他們的經驗，推動有點疲乏的民運，給國人打打氣。這種反應是可以理解的。但我覺得對這事件應作實事求是的分析，不能寄以過多的厚望，更不要誇大互聯網的功能，以為可以馬上在中土效法。中東風起雲湧，可惜這陣春風，力不足以吹到北京的中南海。

中國跟埃及，在改革路上要克服的困難有基本的差別。我們的荊棘比他們多得多，不能像他們那樣，一下子創出個新局面。

捷克前民運領袖哈維爾說：「我們在俄國等地方，所觀察到的專制成分，跟記憶中那種純專制制度有所不同。今天的都是更為複雜，而且背後還有經濟利益的誘因——我可以說這是後共產黨體制的現象。」（2011.03.08）中國的體制基本上屬於這個現象，而突、埃只不過是那種傳統的「純專制制度」而已。

嚴格地說，我們不能拿穆巴拉克統治的30年和中國同期的30年相比。只就國庫而言已見差別。前者把國民的收入中飽私囊，而中國的外匯儲蓄卻成為世界之最。另一方面，埃及雖是中東人口最多的國家，可是還不到中國人口的十五分之一，這個數字已足以說明中國民運所承擔的歷史任務，比埃及重得不知多少倍。

今年剛好是辛亥革命百周年。也許可以拿清末的革命作個比喻。突、埃的起義，可以看作泛阿拉伯民族醒覺的開端，先在他們獨裁鏈裏較脆弱的環節發難，然後擴散開去，正如辛亥革命前後，革命從一些滿清勢力較弱的省份逐步擴展到其他的省份去。從這個宏觀角度看，中東的民運只剛踏出第一步，雖然是一大步，前路還漫長。相比之下，我們就不應該氣餒吧？

「憤怒但仍充滿善意渴望的表達」

月來，北京怕中東的「茉莉花」蔓延，對維權言論全面封殺，對抗議行動則「打早打小」，務求「防患」於未然，過分誇大「危機感」。又由於在國際上舉足輕重，他們堅信就算嚴厲鎮壓，西方國家也不會像1989年發出強烈抗議和實施各種制裁。美國因言行不一，大大地削減了它在國際道義問題上的發言權。他們還另有顧忌：北京是他們最大的債權人。法國自奧運聖火事件後，對中國鎮壓維權噤若寒蟬。其他的國家，大都盡量處身事外。剩下的國際傳媒，也因中國較年輕的一代，因對六四真相模糊不清而態度淡然，也影響到他們的報道和分析。美國《時代週刊》5月2日的《世界上一百個最有影響力的人物》裏，中國民運的風雲人物全部榜上無名，只得艾未未一人。

在這嚴峻的形勢下，國內一些維權人士的談話內容和語調，也出現新的適應。這樣做更能引起社會的同情和共鳴。請聽聽趙連海最近說的話：「這是能避免災難的唯一選擇。哪怕我們發出的聲音很微弱，我們也希望更多人能夠傾聽到我們雖憤怒但依然充滿善意渴望的表達，尤其是希望當局能夠明白我們並不是唯恐天下不亂的恐怖分子。」這句話，表面上是對當局呼籲，其實是向普羅大眾傾訴他們的善意和苦心。

我們應提醒大家，廿年來所有維權行動，包括近日上海等地的工業行動，都植根於89民運。公認這個同源，將能促進彼此間的協調和默契、合作和共識，讓各自的努力終能殊途同歸。那時候，六四平反亦將會隨之而至。

小跋

謹以《六月追思》一聯，懷念故友司徒華兄：

維權風湧 訴冤聲不絕 紫荊齊開難指日

六四龍潛 平反案無期 黃泉獨往恨非時

六四廿二年祭：張文光 - 燭光如海

2011年6月4日

【明報專訊】今夜，維園升起六四的燭光，悼念八九民運犧牲的青年。

六四是中華民族的悲劇，歷史焦點在於血腥鎮壓，《李鵬六四日記》透露，是鄧小平下令軍隊入城鎮壓。

然而，軍心並非鐵板一塊，更有軍人冒死抗命。

日本記者伊藤正在《晚年鄧小平》，引述楊白冰的解放軍講話，透露天安門事件中，有111名軍官「嚴重違反了軍紀」，1400多名士兵棄械逃跑。

當中，以38軍的軍長徐勤先官階最高。中國內部發行的38軍歷史，用18個字來簡述抗命：「原軍長徐勤先違抗軍令，拒不執行戒嚴任務。」從來軍令如山，違抗軍令是大罪，但徐勤先拒絕帶兵進京，被軍事法庭審訊。

法庭上，徐勤先說：「人民軍隊從來沒有鎮壓人民的歷史，我絕對不能玷污這個歷史。」他總結說：「不是歷史的功臣，就是歷史的罪人。」最後，他被判監秦城，5年後才釋放。

徐勤先出獄後極為低調。問起當年抗命，他直言：「沒有甚麼後悔。」儘管六四仍未平反，但人們永遠記得他的正氣和勇氣，面對鄧小平、楊尚昆和李鵬的命令，面對軍法審判仍無懼色，鐵漢錚錚，一片丹心。

軍人絕對服從，抗命絕不尋常，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蘇聯曾調動東歐各國的軍隊，空降坦克鎮壓捷克人民運動。當年，波蘭的國防部長雅魯澤爾斯基，沒有抗命，參與這不光彩的鎮壓。後來，捷克作家米蘭昆德拉，將這悲壯的歷史寫成小說《生命不能承受之輕》。

就這樣過了20年，中國八九民運雖被鎮壓，卻推動蘇東波的變天，波蘭和捷克終於革命成功。布拉格之春37周年，雅魯澤爾斯基終於說出埋藏心底的悔疚，他說：「1968年，當時身為國防部長的我直接履行了上面下達的命令，儘管意識到那純粹出於政治性動機，但仍然照做了。這麼多年來，我一直為這個決定所累，知道它是不正確的，耻辱的，我現在向你們表達我最誠摯的歉意。」

雅魯澤爾斯基遲來的道歉，更顯得徐勤先冒死抗命，義重如山。天安門廣場青年固然偉大，但徐勤先與111名軍官、1400多名士兵的良知，絕對值得人民敬重，歷史不會忘記。

就像今夜維園，燭光如海，點燃生者和死者的中國夢，怎會忘記？

六四廿二年祭：潘小濤 - 回答學生 有關「六四」的幾個問題

2011年6月4日

【明報專訊】近日到多間中學演講，題目都是「六四」。學生提出很多問題，當中更有不少質疑之聲。〔Vic：誰說偽愛國教育沒有用呢？〕筆者作為當年「六四」的參與者和見證者，從事新聞工作後觀察了中國近20年的發展，很想回答學生的疑問。

香港學生對六四的質疑主要分為四大類：

其一、當年大學生先動手打軍警，遭鎮壓是咎由自取；

其二、與領導人對話時態度惡劣；

其三、戒嚴令之下仍拒絕撤離廣場，政府不用武力清場，如何收科？

其四、鎮壓換來社會穩定，然後才有20年的經濟高速增長，重提六四會破壞大好局面。某港島名校的學生也認為，錯在當年的學生，並稱鎮壓換來今天的經濟成就。

這些問題，涉及一些「六四」的基本事實，以及某些價值判斷。其實，在香港要認識「六四」的起因經過等事實，並非難事，向40歲以上的師長、父母等詢問，到圖書館翻看當時的報紙，查閱相關書籍，自然找到「大學生是否先動手打軍警」等問題的答案。筆者當年在北京見證全城上下齊撐學生，包括公安、幹部、記者、大學教授等，甚至小偷都齊心為國家為民主，實在令人感動。學生若非為了國家民族、為了實現真正的民主而絕食絕水，若他們都是暴徒，會得到全球華人的鼎力支持嗎？

至於說學生態度不好，更是斷章取義。當時李鵬會見學生的開場白已很強硬，先說自己子女不是官倒（貪污），又指北京已陷入無政府狀態，全國動亂比文革更甚，要學運領袖負責。這根本就是訓話，更沒回應學生兩大訴求──平等對話、肯定這是愛國運動，學生才打斷李的講話。

絕不能合理化血腥鎮壓

退一萬步，即使學生和北京市民率先挑釁軍隊，又或態度確實很傲慢，但他們就該受到殘酷的懲罰嗎？如果學生真的犯了法，當然要受到法律制裁，但斷不會要他們流血及付出生命吧？因此，無論學生市民是否挑釁在先，都絕不能合理化中共當局的血腥鎮壓！

近日香港的僭建風波愈鬧愈大，新界丁屋、多位立法會議員的住所涉嫌違法僭建，連孫明揚、林瑞麟等局長，甚至特首曾蔭權名下物業（麥當勞道64號，廣東話讀起來就變成「勿當奴，悼六四，好！」）也涉嫌違法僭建。他們違法了，難道特區政府就應求助駐港解放軍，以坦克大炮摧毁僭建物？如此，僭建問題自然一了百了，以後也再不會有人敢僭建，但這不是瘋子所為嗎？

同理，即使當時的北京學生違法，最多只能以有限武力拘捕他們，但當局卻出動數十萬野戰軍、坦克及自動步槍，以屠殺式清場，無論迫切性有多大、必要性多高，都是不可接受的！而且，當時絕非只有如此才能清場。

1976年4月5日清明節，天安門廣場也聚集上百萬民眾，自發悼念剛逝世不久的總理周恩來，卻被當權的毛澤東及江青等人認為，悼念活動矛頭指向毛及黨中央，幕後得到鄧小平支持，於是派民兵及工人糾察隊，以木棍、皮帶等驅趕示威民眾，最後成功清場。數十人受傷，卻沒死亡，可見清場不一定如此血腥。

今日經濟成就 代價更驚人

至於鎮壓、穩定、發展三者是否存在因果關係，筆者高度懷疑，即使今日的經濟成就是當天鎮壓的果實，但成就驚人之餘、代價更驚人，不僅國家資源被瘋狂掠奪、人權被肆意侵犯、環境遭無情破壞，工人工資也被大肆壓低，並造就一個貪官橫行、特權當道、物欲橫流的社會。一個殺人犯，潛逃後一心一意從商，更因投資有道而成為超級富豪，難道我們就說：正因他殺了人，才能全力營商，然後成為巨富！

中國人傳統上習慣以成敗論英雄，所以開國皇帝多是明君，而末代皇帝都是昏君，正因為這種慣性思維，以今日的驕人成反證當日鎮壓的必要和合理，才大有市場！

這裏有更大的問題，就是價值判斷。利比亞狂人卡扎菲以戰機及導彈對付示威民眾，如果其瘋狂換來社會穩定，說不定利比亞經濟往後會起飛。但我們會為卡扎菲的野蠻鼓掌歡呼嗎？正常人都不會吧！我們明白，不能這樣對待手無寸鐵的民眾，這是人命呀！人命無價，絕不能無故剝奪別人的生存權，這就是最基本的普世價值，這就是良知，這也是人跟畜牲的最大分別！

六四廿二年祭：劉銳紹 - 崇拜強權金權 「六四」雙重扭曲

2011年6月4日

【明報專訊】「六四」，22年了。熬過這22年，一點也不「易」，政治上更看不出半點「義」。這22年裏，只有「異」，是價值觀的變異，是在官方扭曲下的雙重變異。

我很少說氣話，也不覺得上面所說的是氣話，因為中國官方在過去22年裏的表現，主要是「雙重崇拜」，從而導致「雙重變異」。

所謂「雙重崇拜」，是崇拜強權和崇拜金權。22年前，官方在「六四」鎮壓後強調「穩定壓倒一切」，任何官方認為不穩定的因素，都要扼殺於萌芽狀態。那時候，有些人認為當官方站穩陣腳，經濟和政治形勢稍為穩定後，就會逐步放鬆，繼續走開放改革（包括政治改革）的道路。可惜，這種屬於良好願望的估計沒有成為事實。官方沒有因為經濟形勢好轉而增加政治改革的信心，沒有因為操控的權力愈來愈大而逐步放開人民說話的空間，沒有因為國際地位上升而容納世人公認的價值觀。

官方把法律盡情踐踏

所以，22年裏，政治原地踏步，甚至倒退。1987年開始在中央委員會進行差額選舉，但今天仍停留在這個層次，沒有擴展到政治局的選舉（越共改革在中共之後，但如今越共的總書記也實行了競爭選舉。中共高層會否汗顏？）。同年，中共舉行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宣布黨政分開，但如今絕大部分省市自治區的人民代表大會主任，都由當地的黨委書記兼任，毫無保留地把黨的意志凌駕在人大和政府之上。光是這兩點，已充分說明中共在過去22年裏非常果斷地倒退，從反面角度應驗了「一往無前」之句。真的是沒有前進！

即使是可以協助政府解決問題、梳理民怨的民間組織，也沒有因為社會的實際需要而得到官方網開一面。這類民間組織或非政府組織，由1989年的20多萬個增至1998年的70多萬個，維權活動不斷增加，令官方感到威脅了。1998年，中共中央組織部、民政部馬上發出《關於在社會團體中建立黨組織的通知》，要求在民間組織常設機構專職工作人員和長期兼職人員中，凡有正式黨員3人以上的，必須在2000年6月30日前建立黨的組織，也就是最基層的黨細胞組織。一來要基層黨員「思想見面」，互相監控不能異化；二來藉以監控這些民間組織活動。試想，連自己的黨員也信不過，中共的自信心哪裏去了？

近年來，官方心理虛怯更表露無遺。劉曉波事件、艾未未事件、趙連海事件、馮正虎事件、胡佳事件等，毋須多說，已驗證中共患上了超級心臟病。民間舒一口氣，官主當作十級颶風；民間一個噴嚏，官方視為十級大地震。上述事件還有一個共同點，就是官方已毫無顧忌地把法律盡情踐踏，即使無法自圓其說也在所不計。這不是崇拜強權又是什麼？

以經濟控制人民政治權利

崇拜強權是官方歷來的慣性，但過去22年裏，官方還突顯了另一種崇拜，就是崇拜金權。隨着中國的經濟上升，官方愈來愈感到可以通過經濟權的控制，來控制人們的政治權利，甚至改變或影響國際上的遊戲規則。後者無可厚非，因為這是國際政治的規律，歐美國家都是這樣做。但如果通過經濟來控制人民的政治權利甚至話語權，那就是百分之百的濫用，回到封建朝代去了。

近期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當局試圖利誘「天安門母親」的成員，希望用錢來解決問題，但「六四」死難者家屬最關心的真相和責任問題，卻置若罔聞。其實，這種手段在「六四」之後幾年曾經試過，但沒有奏效；如今，官方更加財雄勢大了，於是照辦煮碗。但是，夷齊恥食周朝粟，陶潛不折七尺腰，「天安門母親」也不會棄節屈膝。官方的利誘，只是一種崇拜金權的徹底暴露而已。

回顧過去22年，官方崇拜金權已令中共變質。大批黨政幹部脫去烏紗帽，換上企業家的帽，在黨政和企業的雙軌制下，盡撈油水。以1993年的中共統計，私營企業主的背景中，56.8%是黨員幹部；1995年，黨員幹部也佔了44.8%。這兩年是黨員幹部轉營的高峰期，可以看到崇拜金權已是主流趨勢了。

崇拜強權和崇拜金權結合起來，形成了「六四」之後的雙重扭曲，很多問題都傾向用錢「私了」。一些法院可以在判案後代追債務，從中抽取「辦案費」；官員擊斃「屁民」，可以賠錢了事。民怨如洪水暴升，強權金權能擋多久？不得而知。

何日能見：經改與政改齊飛，官心共民心一色？

六四廿二年祭：孔捷生 - 血路1989 (節錄)

夏菲爾出版有限公司 2009年4月第一版

十五、

一切無望的抵抗都停止了。各隘口敗退下來的人群悲憤地向廣場核心攏聚。那是最後未曾淪陷的營地。那裡的年輕志士從未進行過抵抗，他們只是靜靜地坐著，手挽著手，恍如雕塑群像一般。決死的心志超越了血腥和恐懼，超越了仇恨和罪孽。他們准備好了頭顱和熱血，去完成一場永載史冊的大獻祭。

我沒加入人團，衰疲之極地在廣場西側路邊樹影底坐下來，止不住痛哭失聲。有生以來最徹底的幻滅感佔據了迷茫的大腦。

我彷彿從來就是生活在夢裡。那些兇猛的掙扎、遙迢的跋涉，連同那些虛構的光明、一再更改的信念，都不過是一個永恆的宿命漩渦中的無效運動。如同一匹青銅鑄就的奔馬，在千年陵墓的殉葬器皿堆裡作想像的馳騁。

這是整個民族的宿命。

銅牆鐵壁般的重圍中，廣場廣播站還編織著學生式的幻想，呼籲「愛國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官兵們，你們是人們的子弟兵，決不能用槍口對準人民……」頭遍喊話軍隊來不及作反應，第二遍廣播，對方就斷然答覆以一輪槍聲，打得紀念碑白煙直冒。廣播也結巴起來，結果未能唸完。確實也不必再唸了。

各路大軍集結著，作某種部署，未有進一步動作。廣場上聚集的學生和民眾約七至八萬人。大限將至，無人畏懼槍口和死亡。短暫的悶局反重燃起很多人不惜一戰的決心，執木棒竹棍的明顯多起來。學生廣播站不得不再作呼籲，重申「和平、非暴力」的原則。然而，屠刀之下，無論此或彼，結果都是同一的。這是無可改變的冷酷事實。

……

十八、

為了驅走黑燈後的恐怖，為了表達不屈的抗爭，民眾點燃了拆卸下來的廢帳篷、破棉絮和垃圾堆。廣場上騰起熠熠紅光，如一堆堆巨大的篝火。學生們的旗幟、一張張殉道者沉毅的臉，火光中痙攣扭曲的坦克、刺刀和槍口的森林……一切都構成了一幅色彩濃烈斑斕、情景悲壯至極的油畫。

受到火光的召喚，大批在外圍遊走和觀望的市民紛紛向紀念碑附近集結。他們或許有生的強烈慾望，卻決不能坐視骨肉同胞去死。中國人骨髓裡最精華的物質成份，這瞬間轉化為最美麗光輝的精神，在這個生死場驀然輻射出來。

中國人，你為何只能壯壯烈烈地去死，而總不能壯壯烈烈地去生？

我此刻距紀念碑約百餘米，站兩堆大火中間，目睹了這場氣吞山河的民主運動的最後時刻。

密麻麻的臉龐像被貼在人民英椎紀念碑座上，那樣年輕，放著紅光，蓽剝燃燒的大火，宛如死神舉著冥燈，在活人中尋找著垂死的恐懼，然而它什麼也沒找到。

你來吧，來殺我們吧。每張臉都這樣寫著。

無論他們是生是死，他們都是永恆的。我這樣覺得。

光和影的猛烈搖動中，響起一個聲音：「同學們，同胞們，我們這次運動已經取得了很大的勝利。我們已經流了很多血。中國人的血流得太多的了……」這是侯德健。他呼籲學生和人民保存自己的生命，這將是這次運動的又一勝利……他的話不時被一些噓聲蓋過：「怕死的快滾！」過了片刻，侯德健又泣血陳詞：「我相信，今晚在廣場的，都是中華民族的精英。我們都不怕死……」我看見好像有很多人哭了。侯德健說，他已和戒嚴部隊的指揮官接觸和談判過了，對方表示「清場」是絕對的，至於侯提出的和平撤離，軍隊已同意，但要儘快撤離，軍隊無意再等，侯德健懇求道：「同學們，讓我們最後做一件民主的事情吧，就是否和平撤離廣場作一次表決。」侯又說，已經沒有時間去舉手表決了，用喊「同意」或「不同意」來決定吧。接著劉曉波（大概是他）也在廣播裡作同樣呼籲。首先站出來支持撤退的是抵抗軍隊最悍勇的「工自聯」代表。

我聽不清贊成或反對的聲音哪邊更響亮。總之，學生陸續起立和移動了。

十九、

4時30幾分，廣場燈光大亮，成串紅色訊號彈劃過夜空。大批裝甲車和坦克震耳欲聾地駛入廣場。四面八方的士兵平端著衝鋒槍踏著帳篷的殘骸推進。學生還未撤離紀念碑，成群穿迷彩服的突擊隊已蜂擁衝上來，用槍指嚇學生，粗聲喝令著什麼。亦因為這隊兇狠的軍人阻隔，我未能隨大隊從廣播所指的東南角撤走，便退回廣場西側，這裡有大批民眾堅持不走，要親眼望見紀念碑上學生隊伍撤光才退出險地。

學生廣播站最後的聲音是一句未講完的話：「中國人民解放軍官兵們──」旋即槍聲怒響，微茫的曙光中看見紀念碑身石屑四濺，所有喇叭同時被打啞了。

學生的撤退在繼續。時間和他們的步履同樣是那樣沉重。我已望不見他們撤下紀念碑後的情況。倒是我這一側的民眾發現正是那支「投誠」部隊出來扼守大會堂南門的路口，軍官疲憊而滿不情願地指揮士兵一字排開，把路口封死，士兵沒怎麼動，一個五、六米的豁口依然敞開。群眾已將稍早那幕軍民對泣的煽情劇置諸腦後，深深的仇恨已令他們憎厭一切大兵。他們怒罵著，更質問：不是叫人家和平撤退嗎？堵死口子抓我們去領功呀？軍官木然無反應，亦不再敦促部屬動作。於是大家更放膽不走，駐足觀望，連外國記者在此留守軍人也無干涉。他們和十餘步外另一隊挎槍持鐵棍（不知幹什麼用）的友軍全無聯絡，很孤獨而沮喪的樣子。

紀念碑上的學生旗幟終於隱沒在東南的煙霧中。廣場上廢帳狼藉，火堆依然熊熊，坦克車隆隆推動，沉重地輾壓著一切。

什麼都結束了。

二十、

血路和火海之上，化為飛灰的只是人類的一個並不新鮮的、平平常常的理想。

她在中國已喊了一百年。先後招致來鬼頭大刀、絞索、馬刀、高壓水炮、槍桿子、水牢、勞改營……最後是大砲、坦克、裝甲車。怪的是，她的敵手越來越強大了，而她自己卻始終是個飄渺的夢。

「這裡是北京國際廣播電臺。請記住1989年6月3日這一天，在中國的首都北京發生了最駭人聽聞的悲劇。

「成千上萬的群眾，其中大多是無辜的市民，被強行入城的全副武裝的士兵殺害。遇害的同胞也包括我們國際廣播電臺的工作人員。

「士兵駕駛著坦克戰車，用機關槍向無數試圖阻攔戰車的市民和學生掃射，即使在坦克打開通道後，士兵們仍繼續不分青紅皂白地向街上的人群開槍射擊，目擊者說有些裝甲車甚至輾死那些面對反抗的群眾而猶豫不前的士兵。

「北京國際電臺英語部深深地哀悼在這次悲劇中死難的人們，並且向我們所有的聽眾呼籲：和我們一起來譴責這種無恥地踐踏人權及最野蠻的鎮壓人民的行徑。

「鑒於目前北京這種不尋常的形勢，我們沒有其他新聞可以告訴你們。我們懇請聽眾諒解，並感謝你們在這最沉痛的時候收聽我們的廣播。」

──北京國際電臺6月4日英語廣播廣播員李丹

「《解放軍報》6月4日社論說：『自6月3日凌晨開始，首都發生了嚴重的反革命暴亂。』

「3日22時左右，軍事博物館一帶響起槍聲，戒嚴部隊進城。

「從午夜到凌晨，友誼醫院、阜外醫院、北京市急救中心、鐵路醫院、復興醫院、協和醫院和廣安門醫院等不斷給本報來電話告知收治人員的傷勢情況。

「到截稿時止，戒嚴部隊已突進天安門廣場。」

──《北京這一夜》載《人民日報》6月4日凌晨五時訊

連同中央電視台當晚播音員的一身黑色喪服、紅腫的眼睛、念悼詞般的喑啞聲音。所有這些直接或曲折的抗議，匯成了中國最黑暗時分衝出民族喉嚨的怒吼。

然而，這都比不上學生隊伍撤退時那悲壯場面教人摧肝裂膽，真是天地為之動容。

5時45分，我撤出廣場，返回家中，恰好從東南角撤退的學生隊伍折回前門西大街走向西邊大學區。同學們臂挽臂，互和攙扶，個個淚流滿面，悲憤欲絕。很多人渾身血污，隊伍中還有擔架，不知是昏迷者還是重傷者。逶迤的隊伍有的還嘶啞地唱著《國際歌》，多是拼盡全力地吶喊：「罷工罷市！」「中國人站起來！」迎面又開來一支軍隊，仍向廣場進發。學生齊聲怒吼：「法西斯！」「劊子手！」「狗！」「流氓！」「畜牲！」激憤之淚更如泉湧。這時，所有高層住宅的窗戶都敞開，居民不論男女老少都探著身子和學生一道吶喊：「法西斯！」「劊子手！」……居高臨下的強大聲浪鼓應著學生因悲痛、憤怒、衰疲而變形的嘶吼，悶雷一般向前滾動。

路兩旁的市民看見學生衣衫稀爛、血跡淋漓之慘狀，都掩面而泣。更有很多人當場脫下自己的鞋子，給隊伍中光穿著襪子或只剩一隻鞋的學生穿上，有的婦女脫下外衣，給衣裳撕爛得不忍卒睹的女學生披上。高樓一扇扇窗戶裡，居民痛哭失聲。

天地同悲。是為中華民族的黑日。

……

二十一、

「我作為戒嚴部隊某部負責人，從始至終參加了天安門廣場清場工作。我首先鄭重說明，6月4日凌晨4點半至5點，戒嚴部隊清場過程中，絕對沒有打死一個學生和青年，也沒軋傷一個人，根本沒有發生過什麼流血事件。」

──解放軍李之雲大校答外國記者問。載《人民日報》1989年6月21日

現在轉入一個千百萬中國人和更多的外國人所關注和困惑的問題──何謂「天安門流血事件」？到底有沒有「血洗天安門廣場」？

不要說因空間和時間所阻隔的人們，連我這現場見證人也一度為之疑惑。

我首先感到困惑的是，當我和無數身歷慘變的人們為那場令人發指的血腥暴行而哀痛和憤恨的時候，傳媒的焦點竟集中到廣場上有無射殺和輾死人的命題上去了。於是中國官方和外間的譴責者陷入一場沒完沒了的論證和反論證的漫長爭辯之中，迄今猶未了。

這場爭吵有什麼實際意義？試問在西長安街這條血路槍擊車軋學生與平民，或在東邊建國門及南邊珠市口殺人於市，和在廣場上殺人有什麼質的區別嗎？這場駭人聽聞的殺戮行動是鐵鑄血寫的事實，讓全世界同聲抗議這滅絕人性的暴行吧，而不要糾纏於某個局部的的問題。

然而，這場大論爭是那樣持久和刺激，我終於也動搖起來。是不是廣場也發生屠殺而我沒看見呢？那些「機關槍掃射」、「廣場血漿成寸厚」的說法是出於自謂「從死人堆裡爬出來」的人之口，不論其出於何種原因而堅執此說，都是不可信的。如此規模的血腥清場，我不可能看不見、聽不見。然而，我確有目力所不及的地方。我始終在廣場西邊活動，東半廣場及學生撤退時的通道，我一直未能目睹。但「血洗廣場」的輿論是如此強大，連一些說過「沒有看見」的身歷者也因感情因素或別的什麼原因改口了。我揣著疑團，在逃亡過程中意外地碰上同行老鬼，原來當晚他也在廣場。對證之下，我們所見是一樣的。但恰巧他也在西邊廣場，只不過比我早撤走半個鐘頭……故此，我只能堅持自己的結論。並且不去假設沒有侯德健及紅十字會人士於千鈞一髮間的談判努力，廣場將會發生什麼事。

現在來聽聽中國當局說法。

屠城之後，官方傳媒指天發誓說「廣場上沒響過槍」、「沒流一滴血」。不幾日，中央電視台的新聞攝影記者刻意將人民英雄紀念碑上的彈洞攝入鏡頭，這無聲的畫面戮穿了當局的謊言──幾億中國人都看得清清楚楚。

官方修正了這說法，並在表彰「共和國衛士」之「英雄事跡」時，說最先衝上紀念碑的軍士如何開槍打啞了學生廣播站的喇叭，並用槍口指喝學生「趴下」（事實上在此之前，紀念碑己遭槍擊多次）。等等。

坦克和裝甲車來回輾壓了學生的帳蓬。當局說「事先已檢查過裡面沒有人」。這點我非但沒懷疑，而且認為當晚廣場上的險峻形勢，猛烈的槍聲，熊熊的大火，每個人的生死都懸於一線。如此時刻，帳篷裡根本不可能還有人呆得住。倒是官方自己證實了帳篷裡確有一個嚇昏了的女學生和一個疲極而眠的外地學生，都被軍人喚起趕走。

我確信就廣場而言，「輾人」並無其事。

至於說廣場上「根本沒有發生過什麼流血事件」。這未免太過急切洗刷自己。此說無法解釋學生隊伍撤出時的滿身血污。事實上，學生有秩序地撤離時，遭到軍人棍棒交加的痛毆，我所認識的香港女記者蔡淑芳就被掄了兩大棍，推倒在柏樹牆下，更多的學生被打得頭破血流。軍隊既一路殺戮而來，又何必諱言那對政府來說微不足道的人血呢。

回到天安門廣場上有無殺人這個老問題上。我多麼希望把這場冗長而無謂的論爭立時結束掉。它實際上已變成一個捉迷藏的概念遊戲，恰恰是中國官方最歡迎的遊戲。

當北京權力集團的核心人物對六四屠殺雖絕無悔意，卻竟為各國的譴責和制裁而煩惱的時候，外間那些概念不清的指責，正好給那些元凶一面聊勝於無的精神之盾，好振振有詞地反駁人家是「胡說八道」，「無中生有」，是「天方夜譚」；也正好幫他們迴避了實質性的問題──以坦克戰車、機槍、自動步槍和開花子彈（隸屬軍方的北方工業公司人士指證這種子彈由保定一兵工廠製造）鎮壓手無寸鐵的人民，已遠超一個國家的「內政」，而是對國際人權和公義的粗暴蹂躪。這種在本世紀中葉已絕跡的野蠻行徑，才是那些屠夫必須受到審判的歷史罪孽。

讓全世界震怒的目光都投射到世紀末發生的這場人類悲劇吧，不要再向劊子手求證在或不在某個地點殺了人，它的發生地點是確鑿無疑的，就是中國的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