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美明報 2013年5月23日
有人問共產中國和民國的文化差別。這是一個大問題，我舉其一端來回應：民國有很多狂生，到共產中國只剩下一個，就是毛澤東。
民國的狂生不勝枚舉。例如熊十力很年輕時就說：「舉頭天外望
，無我這般人。」後來又說：「當今之世，講晚周諸子，只有我熊某能講，其餘都是混扯。」他原名熊繼智，佛經《大智度論》有「十力之功自遠」句，指佛祖智慧、神通超群，他因此改名，還自稱「十力菩薩」。和朋友爭論學術問題，他會飽之以老拳，其實應該改名熊暴力才對。
梁漱溟是比較具獨立思考能力，以特立獨行見稱的學者，他說：「我若死，天地將為之變色。」
王闓運是文壇領袖，很欣賞黃侃文章。他對黃說：「您還這麼年輕就已文采斐然，我兒子年紀和您差不多，卻還一竅不通。」一般人聽了這種美言，起碼會視為長輩的勉勵。不料黃侃竟答：「你老先生尚且不通，更何況你的兒子。」
劉文典在防空洞避日本空襲，見沈從文也來，竟說沈教白話小說 ，沒有必要和他一齊躲空襲。意思是炸死了也不必可惜。
這種狂生在共產中國是沒有的。不是因為共產中國使人謙卑了，
而是權力高壓令人失去個性，只剩下權力最尖峰的毛狂得起。台灣出了個李敖，可是沒能狂得善終，晚年阿附北京，淪為笑柄。香港狂生是某新詩人，自稱中國三大詩人之一，和陶淵明、杜甫鼎立。
但也和李敖一樣，說中南海開會「定性」他是愛國的。
蘇賡哲文章見懷鄉書訊
2013年5月31日 星期五
古治雄 - 致支聯會 身份認同是甚麼？
評台
2013年5月31日
因為支聯會的「愛國愛民」口號，惹來近日香港一番論爭。筆者年年皆出席六四晚會，這個口號初聽已稍覺礙耳，爭議發酵後，整理過自己想法，有點話想說。
任何人對自己身處的政治社群，都有一定的感情，這種感情是天生的，就如你我會愛家人、想為人生找伴侶一樣，近乎無可抗拒。國族社群的身份，對於絕大部分人而言，都是自我認同的重要部分。
但每一個人對於自我的身份認同都不同，舉例而言，我可以愛國，可以愛港，也許是40%愛國60%愛港，或在40%愛中有10%的恨，又或者，我對於中國/中華文化/香港/廣東文化，並非簡單可以用愛恨來形容。
這種感情從來都斑駁不純，甚至可以互相矛盾——不止是人和人之間矛盾(你所愛固我所恨)，我也可以自身和自身矛盾，例如我討厭中國人的某種劣根性，但我同時卻忍不住為中國國家隊歡呼吶喊，很難否認的是，在我們這個城市，大部分人都同時擁有「中國」/「中華」和「香港」這兩種社群認同，我們都關心這兩個地方的命運，既為香港的不民主憤慨，也為李旺陽劉曉波的冤屈落淚，因為，這兩個地方和我們的成長及文化連結，非同尋常，這是大部分人的共同情感，自然而然，不需叫口號，也會存在。
但在追求自由的人們眼中，「愛國」或「愛港」是個人的選擇，這種感情無優劣之分。政治群體的存在本身，是為個人權利所服務，這並非如哈維爾所言「人權大於國家主權(Human rights rank over the rights of states)」咁簡單，在自由主義者的心目中，國家/社群不過是個人的集合，它們之所以有價值，只是因為個人本身有價值。
因此，「愛國」並非可以拿來批評他人的道德高地，也不見得是甚麼道德缺憾，而是我個人的感情組成狀態的一種。
為此，我反對任何人對於身份認同鐵口直斷式的定義，也反對「愛國」恐懼式的批評，這不是因為我愛中華，而是對多元化的捍衛。倒過來，同樣的道理也適用於支聯會。民主的人文價值誰都知道，但支聯會是出於甚麼原因，要把「愛國」和「民主」並列？「愛國」作為一種政治號召，可以有巨大動員能力，但今日香港今日世界相距五四運動時之中國已近百年之遙，「愛國」已非公民不會質疑之絕對價值，今時今日使用「愛國」作為號召，instrumental value還剩下多少？以今時今日香港身份衝突之矛盾，這種號召會否有反效果？二來，一如前述，「愛國」本身有多少intrinsic的道德價值，實在令人質疑，誠然，不論民情如何，正確的事也應堅持，而支聯會的愛國論述，也不一定要訴諸被自由主義觀念充斥的普世價值觀，但我見不到有何舉證，為何「愛國」在2013年的香港，可以成為一面道德旗幟，請支聯會諸君有以教我。
我有權不愛國不愛中華文化但去悼念六四，我也有權不愛國但因為感念中華這個影響自己極深的文化而去悼念六四(我估計這是許多許多新一代的取態)，我更有權對中華文化一點感覺都沒有但基於人類良知去懷念六四死難者，無論我的取態如何，也並不影響我作為一個moral person的standing。
六四晚會的口號反映了晚會的價值追求，參加者當然未必同意口號本身的價值，但我們的出席本身卻或多或少endorse了你們的口號。支聯會作為本地唯一有能力舉辦六四晚會的組織，理應代表港人，擁護最大的公約數：公義和良知。把「愛國」硬生生列作晚會的價值之一，我質疑，並不了解今日香港的民情，也和今日香港社會的多元化相違背。
支聯會諸君近日對於「愛國」口號的解釋，是「愛國」不等於「愛黨」，此道理顯淺易明，但我認為，不少外界的聲音是質疑「愛中國」這個群體的理念本身，何以成為一個道德指標。支聯會似仍未能回應。平日我們對於官員躲在名為「制度」和「程序」的體制背後，處於零責任的comfort zone深表不滿，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政治貴乎溝通，但願港人能聽到不止「一條條line」的回應，而是真誠的疏理和反思。
因為支聯會的「愛國愛民」口號，惹來近日香港一番論爭。筆者年年皆出席六四晚會，這個口號初聽已稍覺礙耳，爭議發酵後，整理過自己想法，有點話想說。
任何人對自己身處的政治社群，都有一定的感情，這種感情是天生的，就如你我會愛家人、想為人生找伴侶一樣，近乎無可抗拒。國族社群的身份，對於絕大部分人而言，都是自我認同的重要部分。
但每一個人對於自我的身份認同都不同，舉例而言，我可以愛國，可以愛港，也許是40%愛國60%愛港，或在40%愛中有10%的恨，又或者，我對於中國/中華文化/香港/廣東文化，並非簡單可以用愛恨來形容。
這種感情從來都斑駁不純，甚至可以互相矛盾——不止是人和人之間矛盾(你所愛固我所恨)，我也可以自身和自身矛盾，例如我討厭中國人的某種劣根性，但我同時卻忍不住為中國國家隊歡呼吶喊，很難否認的是，在我們這個城市，大部分人都同時擁有「中國」/「中華」和「香港」這兩種社群認同，我們都關心這兩個地方的命運，既為香港的不民主憤慨，也為李旺陽劉曉波的冤屈落淚，因為，這兩個地方和我們的成長及文化連結，非同尋常，這是大部分人的共同情感，自然而然，不需叫口號，也會存在。
但在追求自由的人們眼中，「愛國」或「愛港」是個人的選擇，這種感情無優劣之分。政治群體的存在本身，是為個人權利所服務，這並非如哈維爾所言「人權大於國家主權(Human rights rank over the rights of states)」咁簡單，在自由主義者的心目中，國家/社群不過是個人的集合，它們之所以有價值，只是因為個人本身有價值。
因此，「愛國」並非可以拿來批評他人的道德高地，也不見得是甚麼道德缺憾，而是我個人的感情組成狀態的一種。
為此，我反對任何人對於身份認同鐵口直斷式的定義，也反對「愛國」恐懼式的批評，這不是因為我愛中華，而是對多元化的捍衛。倒過來，同樣的道理也適用於支聯會。民主的人文價值誰都知道，但支聯會是出於甚麼原因，要把「愛國」和「民主」並列？「愛國」作為一種政治號召，可以有巨大動員能力，但今日香港今日世界相距五四運動時之中國已近百年之遙，「愛國」已非公民不會質疑之絕對價值，今時今日使用「愛國」作為號召，instrumental value還剩下多少？以今時今日香港身份衝突之矛盾，這種號召會否有反效果？二來，一如前述，「愛國」本身有多少intrinsic的道德價值，實在令人質疑，誠然，不論民情如何，正確的事也應堅持，而支聯會的愛國論述，也不一定要訴諸被自由主義觀念充斥的普世價值觀，但我見不到有何舉證，為何「愛國」在2013年的香港，可以成為一面道德旗幟，請支聯會諸君有以教我。
我有權不愛國不愛中華文化但去悼念六四，我也有權不愛國但因為感念中華這個影響自己極深的文化而去悼念六四(我估計這是許多許多新一代的取態)，我更有權對中華文化一點感覺都沒有但基於人類良知去懷念六四死難者，無論我的取態如何，也並不影響我作為一個moral person的standing。
六四晚會的口號反映了晚會的價值追求，參加者當然未必同意口號本身的價值，但我們的出席本身卻或多或少endorse了你們的口號。支聯會作為本地唯一有能力舉辦六四晚會的組織，理應代表港人，擁護最大的公約數：公義和良知。把「愛國」硬生生列作晚會的價值之一，我質疑，並不了解今日香港的民情，也和今日香港社會的多元化相違背。
支聯會諸君近日對於「愛國」口號的解釋，是「愛國」不等於「愛黨」，此道理顯淺易明，但我認為，不少外界的聲音是質疑「愛中國」這個群體的理念本身，何以成為一個道德指標。支聯會似仍未能回應。平日我們對於官員躲在名為「制度」和「程序」的體制背後，處於零責任的comfort zone深表不滿，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政治貴乎溝通，但願港人能聽到不止「一條條line」的回應，而是真誠的疏理和反思。
2013年5月30日 星期四
劉笑敢 - 教資會，你憑什麼？
世紀版
明報
2013年5月27日
編按：近年，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倡「科學式管理」，憑數據來重新分配資源，理念備受爭議。退休教授、著名學者劉笑敢，自今天起，撰文分享他對新制度的所思所想。
筆者相信，目前為止，香港的大學教育整體水平和周邊很多大學相比，還是很好的。本人在港任教十餘年，升級、申請研究項目、獲獎、延聘都夠順利，現已欣然退休。此文乃自願分擔在職同事的壓力和憂慮，不涉及、不針對任何個人。
「將別人碗裏的飯搶過來吃」
近年來，一種緊張與不安的氛圍瀰漫在很多大學的科系和教授心頭。根源在於香港「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教資會，UGC）推出以扣留、競爭、重撥的方法重新分配教育資源。對教資會的具體做法有不同解釋和理解，但清楚的是：教資會將佔大學總預算四分之一的研究經費抽起，再根據競爭結果的數字重新分配。競爭標準有二：一是RAEs（Research Assessment
Exercises研究評審工作）的評分，二是競爭RGC（Research Grants
Concil，研究資助局）研究項目的結果。第一個標準從英國搬來，雖然弊端不少，但還不如教資會所發明的第二個標準影響惡劣。然教資會恰恰要減少第一個標準的份額，加大第二個標準的份額，直到各佔一半。
看起來教資會要重新回撥的只是教育經費中的研究經費，不涉及教學經費，但大學系一級的預算主要就是教職員的工資，一些科系無法將抽走的可觀比例的經費爭回來，那就不得不裁員，直接受威脅的正是教育部分。因此很多系主任、院長面對隱隱逼來的削經費、裁教授的威脅，一籌莫展。這就直接干涉和干擾各大學正常的研究工作和教學工作的比重及方向，並將進一步壓縮各大學面向學生、面向香港社會服務的空間和資源投入。
這是比古代「二桃殺三士」更「高明」的現代計謀：政府不提供「桃子」作獎品，就將所有大學、院系關入無法逃脫的、自相殘殺的角鬥場。這是「將別人碗裏的飯搶過來吃」的低等遊戲，讓教授們本應專注於教學與研究本身的精力不得不轉向如何搶飯吃。申請研究經費又多了一重非學術的干擾和壓力。此競爭的輸贏標準是在研究項目和經費等方面的數字化標準，完全不考慮學科研究性質、方法的不同，以及研究人員的研究和教學的實際需要、態度、能力和特殊貢獻，與學生和社會的需要沒有關係。這將嚴重破壞香港大學教育的生態環境，對廣大師生以及香港社會有百害而無一利。
第一，這種競爭是完全不必要的。請問，史丹福、柏克萊、普林斯頓，哪間國際一流大學是靠這種模式競爭出來的？第二，這種競爭的標準是先天不合理、不公平的；第三，這種競爭將大學管理層和教授的精力轉向研究經費數量的競爭，而不是研究本身的需要和價值；第四，這種決策反映了香港教育在根本方向和根本目的上的偏差。
東施效顰的「科學式管理」
辯曰：「教資會的決策是為了通過競爭更有效地分配和使用公帑資源。」此說貌似合理，其計算公式也可謂複雜而細密。技術上的圓熟似乎可以掩蓋和美化主事者管狀視野的偏狹和在根本方向上的盲點。這種市場化、標準化管理模式讓我們想到曾在二十世紀前期美國工廠大行其道的泰羅制。泰羅（Frederick Winslow
Taylor）是發明「科學式管理」的鼻祖，其管理的首要目標是提高生產效率，方法是標準化。這種管理模式的確為工業發展帶來過高速增長，但是也將工人推到了極端緊張乏味的工作之中，工人不再是一個個獨特的、活的生命，而是創造利潤過程中的「標準件」。這種模式在工業界已經過時，但卻被西方教育界某些人當作法寶。香港教資會之實際決策者更趨之若鶩，一味追求市場效益和量化標準。潮流之下，大學教師承受的壓力與日俱增，師生關係日益淡化，教授愈來愈像流水線上的工人，學生愈來愈像流水線上的產品。在管理者心目中，人不見了，只剩下數字和名次。
市場化和標準化管理原則的前提和歸宿都在於將教師和學生當作「物」而不當做人，將崇高的教育事業當作一盤生意，將大學當作一個公司來衡量，完全不考慮青年一代全面成長所需要的健康的社會環境和人文環境，將大學校園變成一個只知計算成敗得失而冷漠無情的名利場。要知道，教育的根本目的不是生產有消費價值的商品，而是培養一代代心靈健全、有責任感、有人文精神、能獨立思考、會創造的人。這樣的人，才是香港的人才，才是香港無可替代的財富，才能一代代地促進香港社會向健康、富足而祥和的方向發展，避免香港走向只有輸贏爭鬥、沒有人情溫暖的冷酷社會。
辦學沒有魔術棒
或曰：「教資會的決策不過是引入了當今發達國家先進的教育管理模式。」這是似是而非之論。這種對教育的量化管理模式才開始流行不過二十年左右，但牛津、劍橋，哈佛、耶魯已經建成數百年，這些名校的成功難道是靠今天才流行的量化管理模式達成的嗎？芝加哥大學一個教授可以為一個本科生開《金瓶梅》的課，牛津大學一個老師可以和三兩個學生邊喝咖啡邊上課，這符合教資會奉為圭臬的量化管理模式嗎？我們當然知道，在精英教育走入普及教育的時代，由政府主導的大學不可能有這種奢侈的教育模式，但我們至少應該頭腦清醒地看到，所謂量化管理模式絕不是各地名校的成功經驗，更不是在香港複製世界名校的魔術棒。
在所謂的潮流面前，教資會沒有基本的反思能力，不僅隨波逐流，而且變本加厲。教資會的決定在幾年前就已經開始吹風，已經引起大學校、院、系之管理層及普通教師普遍的憂慮和緊張。公開批評已經見於報端和網絡，但教資會一意孤行。多年來，筆者感受不到教資會對大學師生的關心、支持和幫助，感受到的只有壓力、逼迫帶來的經常的、無謂的繁忙和不安，好像一根無形的皮鞭在大家頭上甩來甩去，不得不根據教資會行政指令做很多明知耗時多、益處少的事。比如，教資會要求大學推行新的規範和各種評鑑，即使各種評鑑以及國際排名對中大哲學系評價都很高，但新的撥款標準一來，歷次評鑑結果和排名都煙消雲散。各種評鑑佔用教授教學和研究的大量寶貴時間，卻不敵一次評估後電腦幾秒鐘算出來的一個數字，既然如此，教資會連續推動的勞民傷財的各種你來我往的評鑑意義何在？
當今大學教育，美國平均水平最高，而美國各級政府對大學，包括政府撥款的公立大學，都極少發號施令，更沒有不分院校、科系的統一評鑑。如果向先進國家學習，是否應該參照美國政府對公立大學的管理原則呢？
劉笑敢 - 哲人從未遇過的辯題：研究經費可反映學術水平？
世紀版
明報
2013年5月28日
或曰：「研資局之項目審批過程嚴格公正，因此得到研究經費的項目量及金額可以反映各院校和科系的學術水平。」這是一葉障目，不見泰山。沒錯，研究項目申請成功的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某些學科之學術水準和研究實力，但這只是對某些學科更適用的一項標準而已，而這項標準本身也不完全可靠。
著作優秀會受懲罰？
第一，申請研究項目的關鍵之一是撰寫研究計劃和填報表格的技巧，這不能代表申請人全面的研究能力和該項目的學術價值，而申請表格對很多學科來說完全是削足適履的設計。第二，這種審查制度可以有效淘汰低劣的計劃，但也會否定突破性的探索，因為匿名審查的同行未必理解最新的突破性研究的意圖和意義，於是最終通過的可能是四平八穩、稍有新意的研究項目。已經有學者在網上抱怨說，他精心準備的研究項目不獲批准，馬虎湊數的計劃卻順利通過。第三，花錢多的項目不一定學術價值高，還有可能浪費公帑，而花錢少的項目未必學術水平低。第四，以研究計劃獲得資助數額為標準等於以研究經費的投入，而不是以研究的成果為科研水平的量度，這顯然是荒謬的。
事實上，當今世界著名哲學家沒有誰是靠競爭研究經費而寫出優秀著作的。Isaiah Berlin不是，John Rawls不是，Donald Davidson也不是，勞思光、唐君毅、牟宗三都不是。顯然，一項研究成果的學術價值和學術能力並不與所花經費成正比。不花公帑一分錢，卻寫出優秀著作，不但得不到鼓勵，反而要受到懲罰，這是對誰有利的政策？對大學來說，總體來說，研究經費當然愈多愈好，但顯而易見的是：經費充足只是研究成果的必要條件，絕非充分條件。不要經費，少要經費，但做出研究成績更應該獲得獎勵。
香港之某些大學對教授的評核不以學刊分類和論文數量為主要標準，而是以專家評審代表作為依據，這在日常升遷、實任制等分散評審的運作中堪稱最佳方案。但是教資會要定期在全港各校作全面評估（RAEs），情就不同了。一是各地來的專家數量和時間有限，要在短時間內看完所有科目領域的代表作，不可能細心周到。二是小量代表性專家要審查所有學科領域的作品，因此每個專家都可能要為自己並不熟悉的領域作審判。比如，五個專家可以很好地代表二十個領域，但他們可能要評鑑四十甚至八十個領域的著作，這對某些領域的教師就很不公平。三是這種評判結果是保密的，即使專家之評分因學派不同、或有個人成見而有偏頗，被評鑑者也無從得知，更無從申辯，但它會影響某些科系的總體得分和經費分配。
學生在這制度下如何吃虧
如上所述，教資會所要計算的原始數據不可能做到公平、公正、客觀、準確，在這些不可靠的數據上進行的細密複雜的「科學」計算也就徒有「嚴謹」和「公正」的時尚標籤。這種對數字公式的崇拜體現了政府對各大學管理層和教授的無端的不信任。教資會的決策有如聰明人相信自己可以發明一個對籃球、足球、排球、水球、棒球、桌球、羽毛球、乒乓球、橄欖球都一律適用的競賽標準。其實，政府和商界完全可以大張旗鼓地支持那些有望為香港拿金牌的體育項目，但為了香港民眾的根本利益，政府也要義不容辭地撥款支持不能拿金牌，但民眾喜歡、需要的體育項目和設施。民眾的健康就是回報，就是效益，即使無法量化評估也要投資，這是政府的責任、義務和公德。
總之，從幼兒園到大學的教育都是造福社會的事業，都首先應該考慮學生與社會的需要和利益，不能處處用數字來評估教育與研究的效益與回報。
或曰：「教資會不想排斥任何學科，只是付之於公平競爭、獎優汰劣而已。」這是掩耳盜鈴。教資會所設計的競爭的計算公式，是有明顯的傾斜方向的。第一，科技類院校和面向市場的院系比較有優勢；第二，需要大量昂貴設備的科系有優勢；第三，需要團隊合作的研究項目有優勢；第四；需要長期重複操作的實驗項目有優勢，因為研究助理可以代替教授承擔大量實驗操作，而以理論研究為主的學科主要需要教授本人的認真閱讀、思考和寫作，用經費請的助理幫不上很多忙，用經費請人代課則很難找到合適人選，吃虧的還是學生，傷害的還是教育。
此外，複雜的計算公式似乎是兼顧考慮了很多方面，但是卻忽略或者掩蓋了一個重要事實；即這些方面往往是不可比的，而決策者主觀設定的權重往往事先決定了最後的結果。比如，大象比猴子體力好，猴子比大象靈活，如果要用一個「全面」的公式評估猴子和大象的綜合性優劣指標，那就要設定權重。如果體力佔總數百分之六十，那麼大象綜合指數就高；如果靈活性權重高，猴子就會勝出。引入更多的權重設定會幫助掩蓋設計者的主觀意向，但並不會增加公式的客觀性和公正性。這種複雜的計算公式的唯一好處是教資會不需要直接面對惡性競爭帶來的不良後果和批評，一切不利後果都可以推給「科學」管理，沒有人需要承擔任何後果和責任。
誰挑起惡性競爭
事實上，教資會的計算公式是在有意挑動大學之間、院系之間的惡性競爭，先天不利的院校或科系為保住原來的百分比不被別人搶走而憂心忡忡，雄心勃勃者則力求奪得他校、他系的那一份，勝者喜，輸者憂，強者愈強，弱者愈弱，決無和諧或雙贏的可能，與奧林匹克式的體育競爭根本不同。本來繁忙的大學教授又平添了壓力和緊張。
在很多情況下，良性的、必要的競爭的確可以激發人的熱情和創造力，但是人為設計的、起點不公、非自願參加、以鄰為壑的競爭則是弊端明顯，隱患無窮。不僅會刺激重數量、輕品質的不良傾向，更會令廣大有責任感的老師過度操勞，或不得不減少對學生和教育的關注，或犧牲個人健康和正常生活。院長、系主任及擔任各種職務的教授更為辛苦操勞，但他們的特殊努力和付出在對研究的量化評鑑中得不到承認。少數生性豁達、有更高追求的老師在重壓下只能選擇另一種生活目標，個別不負責任的老師也可能安於應付，得過且過。
關於惡性競爭之弊，哈佛商學院百年校慶時一學生曾說「商學院是培養不悅之人的工廠（the factory of unhappy
people）」。原因在於學生競爭成性，在無所謂失敗的項目中也極力競爭。在校與同學爭，畢業後與同事爭，當了老闆與同行爭，終生不得安寧，何來幸福快樂？大學不斷培養這樣的人，社會能祥和嗎？值得注意的是，哈佛之為哈佛的一個偉大之處正在於他們自己的教授和學生對自身的「偉大」始終保持一種反思精神，而不是自得自滿，自以為是。
劉笑敢談教資會：大學成了名牌，又如何？
世紀版
明報
2013年5月29日
或曰：「文科學者擔心人文學科在競爭中走向萎縮，但公平競爭不考慮個人得失，讓人文學科在競爭中『自然』流失又有何妨？」的確，在經濟發展大潮中，有些技能會過時，有些專業人士會失業，這是無可奈何的。
國際排名和經濟效益
如果從少數人或少數專業的角度考慮，筆者根本毋須寫此文。如果從狹義的經濟效益（cost-effectiveness）來看，從直接的、有形的、可見的角度來看，人文學科或許可謂無用。如果我們的關切主要就在於大學的國際排名和經濟效益，那麼母語教學、中文論文、人文學科都可謂無用或拖累，砍掉最好。如果一切用英文、英語，當然有利於提高國際排名，但代價可能是失去文化之根和民族之根。所以，新加坡政府在以英文為工作語言的同時，不放棄中小學的母語課程。
不錯，在量化管理的潮流中，在大學國際排名中，保護和發展人文學科「無利可圖」，無法彰顯教資會之「業績」。但是，如果香港人要想在經濟發展的同時維繫一個祥和、溫馨的社會，想要繼續過一個有尊嚴、有親情、講道德、有公義的生活，人文關懷、人文精神就如空氣和陽光一樣必不可少。的確，生產煤油燈的早就失業了，打算盤的技術無用了，鐵匠被淘汰了，但是，人類還是人類，現代人和未來的年輕人都還要面對生死順逆，盛衰榮辱，都還需要愛情、親情、友情，都希望獲得尊重和尊嚴，都不希望生活在冷漠和殘酷之中，這就是人文學科永遠不會、不應過時的根本原因。
顯然，各個學校各個科系都有老師關心學生的成長，但就專業分工來說，機械系不必教學生如何理解複雜的人生，商學院不必教學生如何關愛不幸群體，醫學院不必教學生如何促進社會祥和，電腦系不必教學生為何要誠而有信，化學系不必教學生如何交友如何愛，而這些都是十七八歲的少年成長為二十二三歲的青年的過程中所非常需要的精神滋養。人文學科雖然未必直接回答這些具體問題，但是卻為這些問題的回答提供了直接的思考的空間和智慧的啓迪。這也是為什麼獲得諾貝爾獎的物理學論文很快就會被人忘掉，而柏拉圖、阿里士多德的著作兩千年後還是知識精英必讀、想讀的經典。在香港，唐君毅、牟宗三、勞思光的書幾十年、上百年之後也還會有人讀。
哈佛三十年
教資局的思路來自英國，來自西方，但全盤接受，視若法寶，毫無西方精英分子的自我反思的能力。哈佛大學教授Harry Lewis當過八年哈佛學院的院長。他寫了一本書：Excellence Without a Soul: How a Great
University Forgot Education?（沒有靈魂的卓越：一家名牌大學如何忘記了教育的根本？）他說在哈佛三十年，從來沒有聽到過教授們討論如何幫助學生成長，學生有了情緒問題，馬上向學校報告，交由心理醫生負責。教書育人的大學蛻化為單純創造、儲存、傳播知識的機構，忘記了大學教育的根本目的和目標。香港多所大學請他來作演講。一次，一位大學校長聽他演講之後問道：我們贊同你講的原則，可是政府讓我們做的卻是另外一回事，我們應該怎麽辦？我非常同情這位校長，他心目中有真正的大學理念，但是政府管理模式的束縛使他很難施展抱負。在量化管理系統中需要的不過是自命不凡又俯首聽命的官僚，而不是關心社會和未來的教育家。請想一下，如果大學校長都感到不能自主，怎麼能指望僵化統一的大學體制能夠培養出有創新能力的自主人格呢？
曾經有一位校長，積極在中大推動英文教學。當時我對教西方哲學的同事說，對香港學生教中國哲學，還是中文效果好，你們教西方哲學的就用英文吧。沒想到他們說：如果西方哲學只能用英文教，那麼西方的思想精華永遠無法成為香港文化的一部分。一句話讓我心中暗起敬意。在校長的壓力下，他們不想苟且應付，而是要為香港的人文教育、精神資源承擔一份歷史責任。這種文化遠見、這種社會擔當，讓我由衷欽佩。這些同事是不是遠比毫無社會關懷的校長、局長更值得全體香港人敬重和支持？那些只見數字化業績而不見人生人心的官員們是否應該捫心反思？珍惜吧，香港人，珍惜那些值得我們驕傲的精神財富！（明天續）
劉笑敢談教資會：教資會權力何來？
世紀版
明報
2013年5月30日
最後，我們也可以想到，教資會或許也有難言之隱，因為香港政府對教育和研究的撥款是吝嗇和沒有遠見的，香港政府對教育和研究的撥款在GDP中所佔比例不僅低於世界發達國家，而且低於周邊一些不很發達的國家，如馬來西亞和泰國。但是，我們直接面對、不得不執行的破壞性政策畢竟是來自教資會的。所以我們的批評首先要指向教資會。對香港的教育政策當有另文討論。實際上，教資會作為既無法定權力、也無行政權力的諮詢機構（見教資會官方網站），本來就不應該充當八間大學太上皇的角色，不應該巧借撥款為指揮棒，直接干預各大學、院系在教學與研究方面的主動權。要監督經費的使用，重要的是考核教學效果如何，研究成果如何，行政開支和研究教學開支的比例如何，有無貪污與浪費，不應該將焦點集中於誰得到和花掉了更多的研究經費。要修訂撥款方針也絕不應該挑動各大學、院系之間無謂的競爭。如果要在不同院校間進行評鑑，應該是醫學院與醫學院相比，理學院與理學院相比，工學院與工學院相比，不能讓醫學院與文學院比效益，讓理學院與商學院比需要。教資會如果真要提升香港大學的總體水平，應該研究各地一流大學豐富的成功的教學經驗、研究經驗，以及管理經驗，不能執迷於一個適合所有院校、科系的量化公式。
兩件事值得一提。我在加州柏克萊大學見到一位大型實驗室的主任，談到他們的經費主要來自於美國國防部。我試探地問，你們是不是每一兩年要向國防部報告各項研究之進展。他說：完全沒有，國防部什麼都不問。後來在一期《信報》上看到，國防部給史丹福大學很多經費，有人問國防部的技術官員，你們如何管理他們經費的使用？那位官員說：不用管，最好的人是不用管的。這時我才完全相信柏克萊那位主任所說是真。這大概就是柏克萊之所以是柏克萊，史丹福之所以是史丹福的原因。或曰，我們的制度和他們不同，不能相提並論。如果真是這樣，為什麼還要驅趕所有學校和科系的老師去追逐統一的量化指標和以名校為龍頭的國際標準？
誰在狐假虎威？
由此我想到，如果政府相信大學所請的校長、院長、教授是及格的，那麼就不必對他們不停地揮舞行政的和預算的指揮棒，鞭策施壓；如果他們不及格，就去找更好的校長、院長和教授，何須殫精竭慮，不斷發號施令？難道一個從來沒有教過書的人一旦坐到了教資會的椅子上就比大學校長、院長、教授更懂得教育和研究？難道大學的成功不在於全體老師安心教書，專心研究，而在於服從政府機構的指揮棒？如果教資會真的覺得這種量化考核和評分的辦法普遍適用，是否可以讓大學校長、院長、系主任以及香港特首辦公室設定一個「科學的」計算公式來評判教資會及秘書處官員的專業水準和業績，由此重新分配他們的人事編制、預算經費以及下屬部門的分配方案，以便更有效使用公帑？
曾任美國總統的列根講過一句名言：「政府本身就是問題所在。」蔣經國說過：「使用權力容易，難就難在曉得什麼時候不去用它。」《經濟學人》（Economist）知名主編Walter Bagehot曾經說過：「政府施政如果單調乏味，那是一個好的象徵。」說來令人痛心，教資會一系列「折騰」各大學的決策正是校園中不平、不寧、不祥之氣的根源。請教資會的實際決策者想一下，你們的權力，是只為了彰顯你們短期可量化的業績，還是也要關心一下香港學子的全面發展和香港社會的長遠需要？如果教資會真的關心香港的高等教育，真的關心香港社會未來的健康發展，是否可以組織各界對高等教育的目標、任務、方向進行一個深入全面的討論？
後記：閱讀過本文不同初稿的教授、朋友貢獻良多，在此誠摯謝意。
（標題為編輯所擬，原題「教資會，一葉障目向何方？」）
作者簡介：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退休教授。1978年入北京大學哲學系師從張岱年讀研究生。1988年赴美，先後任訪問學者、講師、研究員。2001年起擔任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教授，後出任中國哲學與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著作有《老子古今》等。
蔡子強 - 當每樣美好的東西都待價而沽
2013年5月30日
【明報專訊】這個周末，著名無肢人Nick Vujicic將來到香港，與港人分享他對信仰和生命的看法，宣傳海報在很多港鐵站都看得到，這讓我想起約一個月前的一單新聞。
一間本地教會原本擬邀請Nick Vujicic擔任嘉賓，出席佈道會及籌款晚宴。宣傳海報中標明，晚宴中分為「和平」及「喜樂」兩種筵席，分別盛惠1萬元和1.5萬元；如果願意另外奉獻1萬元，更可得享跟Nick Vujicic同桌進餐的機會。
事件引發一場小風波。這間教會被外界批評把Nick Vujicic當作商品，在佈道會中聆聽福音原本是一種「無價的恩典」，如今卻變成「貴價的恩典」。結果，Nick Vujicic在得悉情况後，親自決定取消出席該活動。事後，該教會會牧在網頁承認做法不適當，就事件深切反省，並鄭重致歉。
撇開意氣爭拗，以及情緒化指摘，這件事其實可以引發我們思考一個問題，一個在今天社會中變得愈來愈重要的問題，那就是 ——是否什麼東西都可以拿來待價而沽？
前幾個星期，本欄在討論葵青貨櫃碼頭工潮那一篇文章〈自願即公義﹖——市場經濟的迷思〉中，提到哈佛大學教授桑德爾（Michael Sandel）所著的一本書，《Justice: What's the Right Thing to Do?》（中譯本《正義》），今次再談談這位被《華盛頓郵報》形容為「全美最知名的大學教授」，他另一本再接再厲之近作，《What Money Can't Buy: the Moral Limits of Markets》（中譯本《錢買不到的東西》）。
「無形之手」正愈伸愈長
在這本書裏，桑德爾舉了很多日常生活中的有趣例子，指出在今天資本主義社會裏，市場化正日益加深，市場的邏輯正走出生產和經濟的範圍，進一步入侵我們生活的每一個角落，更在那些原本非經濟的領域裏，慢慢擠走情感、道德、公義等思維和考慮。例如經濟學家主張大家不要送禮物，乾脆折現送現金；又或者只要付錢的話就可以優先插隊，改變過往先到先得的原則；開放血液甚至器官市場，讓血液和器官可以自由買賣；以至名校入學權、代母、監獄囚室升級、碳排放的權利等等都可以出售，用錢買到。
但桑德爾卻在書中同時指出，當提供金錢誘因時，有時反而會導致反效果，那不是鼓勵一些美好的事物和行為更多的出現，反而是減少了出現。以下舉幾個例子：
市場誘因適得其反的例子
例如在以色列，有學者作過實驗，在發動學童逐家逐戶上門勸捐的慈善募捐日，他們將學童分為三組，第一組在學童出發前，以價值和理想來激勵：第二及第三組則另外再加上獎金，分別是募得金額的1%和10%，獎金並不會從捐款中扣除，而來自另一個來源。大家認為哪一組學生募得的錢最多？
用港男港女的典型思維邏輯，「有錢使得鬼推磨」，當然是第三組。答案是——這樣大家便估錯！反而是無獎金那一組募得最多，比獲得1%獎金的那一組多出55%﹗比10%獎金的那一組多出9%。為何如此呢﹖桑德爾說最可能的原因，就是提供金錢誘因改變了本來是一件好事的性質，令到重點不再是履行高尚的公民義務，反而變成了庸俗的賺取佣金行為，讓學童的道德動力大大遭到削弱。
同一批學者又做過另一個相關實驗，今次與託兒有關，那是對遲接孩子的父母處以罰款。但結果卻一樣是讓情况變得更差，遲接孩子的數字幾乎倍增﹗因為部分家長把這種罰款視為一種附加費用，既已付款，也就兩不虧欠，連內疚感都沒了，也就心安理得的遲接孩子。更糟的是，當託兒所取消罰款制度之後，有關數字仍居高不下。桑德爾遂作結，一旦以錢作為手段侵蝕了原先的道德責任，原先的責任感是很難重振的。
作者反對把市場的邏輯，引入日常生活其他原本非經濟的領域，把我們珍惜的很多事物，都變作可以用錢買賣，論點主要有兩個，第一點有關平等，第二點有關腐化。
有沒有錢，愈來愈成了天壤雲泥
先談第一點「平等」。作者說：
「在一個每樣東西都可以買賣的社會裏，所得微薄者的日子會比較難過。當錢可以買得到的東西愈多，富裕（或貧窮）與否就變得更要緊……如果富裕的唯一優勢是有能力購買遊艇、跑車、奢華假期，那麼所得和財富的不平等就沒那麼要緊。但是當金錢可以買到的東西愈來愈多——政治影響力、良好的醫療服務、位於安全而不是犯罪率居高不下住宅區的家、進入精英名校而非爛校的管道——那麼所得和財富的分配就愈顯重要了。當每樣好東西都待價而沽，有沒有錢，就有了天壤之別……所有東西商品化拿來買賣的結果，使得金錢變得更加重要，也加深了不平等所造成的痛苦。」（見此書中文版，頁25-26）
當美好事物標上價格，便可能導致腐化
再談第二點「腐化」。作者說市場具有侵蝕性傾向：
「把生命中各種美好的事物標上價格，有可能導致其腐化……當小朋友閱讀就付錢給他們，這或許會促使他們閱讀更多的書，但也會因此教他們把閱讀視為一樁差事，而不是內在滿足的來源……市場凡走過必留下痕迹，而且有時候，市場價值會排擠掉值得我們關注的非市場價值……生命中某些美好的事物，一旦被轉化為商品，就會淪於腐化或墮落。」（頁26-27）
其實前面談到有關「學童募捐」和「託兒所罰款」的兩個例子，就是用來說明一旦引入「用錢解決」後，如何會把公民精神和責任心一併摧毁掉的最佳例子。
當教宗主持的彌撒被拿來炒黃牛
書中又提到另一例子：當時任教宗本篤十六世首次訪問美國時，他在華盛頓及紐約主持的大型彌撒一票難求，結果黃牛票炒到200美元，教會的行政人員出面譴責，因為他們認為參與宗教儀式的機會，不應拿來買賣。
當讀到這個例子後，我想起前述本地教會的例子。兩個例子當然有很多不同的地方，不能直接相比，但書中的兩大觀點，仍值得大家在事件中反思：
第一有關「公平」：今天在香港，有沒有錢，已經會讓人天壤雲泥，如今是否連窮人聆聽福音、分享恩典的機會也要被剝奪走？這對窮人又是否公平呢？
第二有關「變質」：Nick Vujicic原本要宣揚的，是以信仰戰勝逆境，以鬥志克服困難的福音，他風塵僕僕的到世界各地，是要以自身經歷鼓舞他人，但一旦變成要花貴價才能有得入場分享，那麼還能否鼓舞到那些真的身處逆境之弱勢社群，真的有需要聽到這些鼓勵說話的人，還是招徠了一些花得起錢而又順風順水的人，錦上添花，這會否讓整件事變質？這會否根本是自相矛盾？我們不介意別人花大錢吃山珍海錯，買遊艇名車，因為這些本來就不是生命中值得珍而重之的東西，但一旦宗教恩典、福音、生命鬥志，也要花大錢才能分享到，那還是否這些事物的本質呢？
當然，事情已經告一段落，該會牧亦坦然承認，將佈道活動和擴堂籌款連結一起並不適當，使聚會的性質和焦點混淆，而釐定晚宴門票價格時出現等級化，被質疑偏向商業化，這都是誠懇反省的表現。我在這裏重提舊事，不是要「賊過興兵」，而是希望藉着這個機會引發大家思考桑德爾所提出的課題，尤其是類似的問題，如今在香港也愈來愈普遍。
小心香港變成一切都可待價而沽
今天，家在香港，我們環顧四周，慢慢發現：
‧大學校園裏，不單止是宿舍、教學大樓，以至每間課室，甚至整個醫學院都以富商姓名來命名；
‧愈來愈多中學變作直資學校，讓家境清貧的學子因不能負擔高昂學費而被拒諸門外；
‧有錢人可以投票選特首，而你我升斗小民卻無權無票；
所以，書中所討論的問題，再不是發生在遠隔重洋歐美國家裏，我們沒有切膚之痛的事情，而是大家不能再隔岸觀火，需要自我反思的問題。亦因此，我向讀者鄭重推介桑德爾的這本書，《錢買不到的東西》。
蔡子強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講師
【明報專訊】這個周末，著名無肢人Nick Vujicic將來到香港，與港人分享他對信仰和生命的看法，宣傳海報在很多港鐵站都看得到，這讓我想起約一個月前的一單新聞。
一間本地教會原本擬邀請Nick Vujicic擔任嘉賓，出席佈道會及籌款晚宴。宣傳海報中標明，晚宴中分為「和平」及「喜樂」兩種筵席，分別盛惠1萬元和1.5萬元；如果願意另外奉獻1萬元，更可得享跟Nick Vujicic同桌進餐的機會。
事件引發一場小風波。這間教會被外界批評把Nick Vujicic當作商品，在佈道會中聆聽福音原本是一種「無價的恩典」，如今卻變成「貴價的恩典」。結果，Nick Vujicic在得悉情况後，親自決定取消出席該活動。事後，該教會會牧在網頁承認做法不適當，就事件深切反省，並鄭重致歉。
撇開意氣爭拗，以及情緒化指摘，這件事其實可以引發我們思考一個問題，一個在今天社會中變得愈來愈重要的問題，那就是 ——是否什麼東西都可以拿來待價而沽？
前幾個星期，本欄在討論葵青貨櫃碼頭工潮那一篇文章〈自願即公義﹖——市場經濟的迷思〉中，提到哈佛大學教授桑德爾（Michael Sandel）所著的一本書，《Justice: What's the Right Thing to Do?》（中譯本《正義》），今次再談談這位被《華盛頓郵報》形容為「全美最知名的大學教授」，他另一本再接再厲之近作，《What Money Can't Buy: the Moral Limits of Markets》（中譯本《錢買不到的東西》）。
「無形之手」正愈伸愈長
在這本書裏，桑德爾舉了很多日常生活中的有趣例子，指出在今天資本主義社會裏，市場化正日益加深，市場的邏輯正走出生產和經濟的範圍，進一步入侵我們生活的每一個角落，更在那些原本非經濟的領域裏，慢慢擠走情感、道德、公義等思維和考慮。例如經濟學家主張大家不要送禮物，乾脆折現送現金；又或者只要付錢的話就可以優先插隊，改變過往先到先得的原則；開放血液甚至器官市場，讓血液和器官可以自由買賣；以至名校入學權、代母、監獄囚室升級、碳排放的權利等等都可以出售，用錢買到。
但桑德爾卻在書中同時指出，當提供金錢誘因時，有時反而會導致反效果，那不是鼓勵一些美好的事物和行為更多的出現，反而是減少了出現。以下舉幾個例子：
市場誘因適得其反的例子
例如在以色列，有學者作過實驗，在發動學童逐家逐戶上門勸捐的慈善募捐日，他們將學童分為三組，第一組在學童出發前，以價值和理想來激勵：第二及第三組則另外再加上獎金，分別是募得金額的1%和10%，獎金並不會從捐款中扣除，而來自另一個來源。大家認為哪一組學生募得的錢最多？
用港男港女的典型思維邏輯，「有錢使得鬼推磨」，當然是第三組。答案是——這樣大家便估錯！反而是無獎金那一組募得最多，比獲得1%獎金的那一組多出55%﹗比10%獎金的那一組多出9%。為何如此呢﹖桑德爾說最可能的原因，就是提供金錢誘因改變了本來是一件好事的性質，令到重點不再是履行高尚的公民義務，反而變成了庸俗的賺取佣金行為，讓學童的道德動力大大遭到削弱。
同一批學者又做過另一個相關實驗，今次與託兒有關，那是對遲接孩子的父母處以罰款。但結果卻一樣是讓情况變得更差，遲接孩子的數字幾乎倍增﹗因為部分家長把這種罰款視為一種附加費用，既已付款，也就兩不虧欠，連內疚感都沒了，也就心安理得的遲接孩子。更糟的是，當託兒所取消罰款制度之後，有關數字仍居高不下。桑德爾遂作結，一旦以錢作為手段侵蝕了原先的道德責任，原先的責任感是很難重振的。
作者反對把市場的邏輯，引入日常生活其他原本非經濟的領域，把我們珍惜的很多事物，都變作可以用錢買賣，論點主要有兩個，第一點有關平等，第二點有關腐化。
有沒有錢，愈來愈成了天壤雲泥
先談第一點「平等」。作者說：
「在一個每樣東西都可以買賣的社會裏，所得微薄者的日子會比較難過。當錢可以買得到的東西愈多，富裕（或貧窮）與否就變得更要緊……如果富裕的唯一優勢是有能力購買遊艇、跑車、奢華假期，那麼所得和財富的不平等就沒那麼要緊。但是當金錢可以買到的東西愈來愈多——政治影響力、良好的醫療服務、位於安全而不是犯罪率居高不下住宅區的家、進入精英名校而非爛校的管道——那麼所得和財富的分配就愈顯重要了。當每樣好東西都待價而沽，有沒有錢，就有了天壤之別……所有東西商品化拿來買賣的結果，使得金錢變得更加重要，也加深了不平等所造成的痛苦。」（見此書中文版，頁25-26）
當美好事物標上價格，便可能導致腐化
再談第二點「腐化」。作者說市場具有侵蝕性傾向：
「把生命中各種美好的事物標上價格，有可能導致其腐化……當小朋友閱讀就付錢給他們，這或許會促使他們閱讀更多的書，但也會因此教他們把閱讀視為一樁差事，而不是內在滿足的來源……市場凡走過必留下痕迹，而且有時候，市場價值會排擠掉值得我們關注的非市場價值……生命中某些美好的事物，一旦被轉化為商品，就會淪於腐化或墮落。」（頁26-27）
其實前面談到有關「學童募捐」和「託兒所罰款」的兩個例子，就是用來說明一旦引入「用錢解決」後，如何會把公民精神和責任心一併摧毁掉的最佳例子。
當教宗主持的彌撒被拿來炒黃牛
書中又提到另一例子：當時任教宗本篤十六世首次訪問美國時，他在華盛頓及紐約主持的大型彌撒一票難求，結果黃牛票炒到200美元，教會的行政人員出面譴責，因為他們認為參與宗教儀式的機會，不應拿來買賣。
當讀到這個例子後，我想起前述本地教會的例子。兩個例子當然有很多不同的地方，不能直接相比，但書中的兩大觀點，仍值得大家在事件中反思：
第一有關「公平」：今天在香港，有沒有錢，已經會讓人天壤雲泥，如今是否連窮人聆聽福音、分享恩典的機會也要被剝奪走？這對窮人又是否公平呢？
第二有關「變質」：Nick Vujicic原本要宣揚的，是以信仰戰勝逆境，以鬥志克服困難的福音，他風塵僕僕的到世界各地，是要以自身經歷鼓舞他人，但一旦變成要花貴價才能有得入場分享，那麼還能否鼓舞到那些真的身處逆境之弱勢社群，真的有需要聽到這些鼓勵說話的人，還是招徠了一些花得起錢而又順風順水的人，錦上添花，這會否讓整件事變質？這會否根本是自相矛盾？我們不介意別人花大錢吃山珍海錯，買遊艇名車，因為這些本來就不是生命中值得珍而重之的東西，但一旦宗教恩典、福音、生命鬥志，也要花大錢才能分享到，那還是否這些事物的本質呢？
當然，事情已經告一段落，該會牧亦坦然承認，將佈道活動和擴堂籌款連結一起並不適當，使聚會的性質和焦點混淆，而釐定晚宴門票價格時出現等級化，被質疑偏向商業化，這都是誠懇反省的表現。我在這裏重提舊事，不是要「賊過興兵」，而是希望藉着這個機會引發大家思考桑德爾所提出的課題，尤其是類似的問題，如今在香港也愈來愈普遍。
小心香港變成一切都可待價而沽
今天，家在香港，我們環顧四周，慢慢發現：
‧大學校園裏，不單止是宿舍、教學大樓，以至每間課室，甚至整個醫學院都以富商姓名來命名；
‧愈來愈多中學變作直資學校，讓家境清貧的學子因不能負擔高昂學費而被拒諸門外；
‧有錢人可以投票選特首，而你我升斗小民卻無權無票；
所以，書中所討論的問題，再不是發生在遠隔重洋歐美國家裏，我們沒有切膚之痛的事情，而是大家不能再隔岸觀火，需要自我反思的問題。亦因此，我向讀者鄭重推介桑德爾的這本書，《錢買不到的東西》。
蔡子強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講師
古德明 - 新香港司法奇譚
香港蘋果日報
2013年5月30日
五月二十三日，新香港警務處長曾偉雄昂然宣布：「警方執法，沒有政治考慮，不會針對人，只針對犯法行為。」同時，東區法院裁判官杜浩成遭立法會議員陳偉業質疑有政治任務，也昂然宣布：「陳偉業所言，有辱本官，不鄭重道歉，要問藐視法庭罪。」
不過，「不准藐視法庭」的規例，往往是法庭自己摧毀的；而執法者有沒有考慮政治，聽其言，不如觀其行。
唐朝開元年間，萬年縣尉李美玉犯了小罪，玄宗皇帝下令流放嶺南，宰相韓休不同意，說要懲惡，就應大惡先懲：「美玉卑位，所犯又非巨害。今朝廷有大姦，尚不能去，豈得捨大而取小也？臣竊見金吾大將軍程伯獻，依恃恩寵，所在貪冒（貪財受賄）。臣請先出伯獻，而後罪美玉。」玄宗不許，韓休就說：「陛下若不出伯獻，臣卽不敢奉詔流美玉。」玄宗最後不得不從韓休所請。那時候，沒有人會藐視韓休，質疑他有政治考慮。時人還稱讚他說：「不謂韓休乃能如是，仁者之勇也！」（《舊唐書》卷九十八）
今天，新香港不少司法者的表現，卻和舊中國的韓休大有徑庭。
兩年前，小市民陳玉峰參加七一反政府遊行；最近，又協助籌辦「佔領中環」民主運動，犯了中共大忌，警方竟然出動重案組，以「兩年前違反公安法」罪名，把她拘捕。上月，馬鞍山一棟大廈樓梯牆壁上有人寫了「習近平去死」五字，警方重案組再次出動，十天左右，就抓了大廈一名房客。
但請不要以為警方「針對犯法行為」巨細靡遺。他們經常網漏吞舟之魚。今年二月，民主派有義工在城市論壇遭人毆打，拍得照片，報警之後，至今了無消息。去年，中共副總理李克強訪觀塘民居，居民黃健身穿「平反六四」T恤，才走出門，就遭多名大漢抬走扭傷，有錄影可證，而警方卻力言「無法追查」。又前年區議會選舉，有茂名政協委員梁平者，捲入「種票」舞弊事件，最後不了了之。行政長官梁振英府第建築違法，當局更是若無其事，行政會成員范椒芬還說：「我希望大家旣往不咎，一起向前看。」
當然，對民主派，可不能「不咎旣往」。去年七月一日反政府遊行之中，市民紀鎮基向警員吹口哨，嚴敏華跟女警長糾纏，先後被控「襲警」，紀鎮基遭裁判官何慧縈重判入獄六星期，嚴敏華更遭裁判官黃汝榮重判入所謂更生中心，保證她至少一年零三個月不得自由。至於前年七月一日「非法集結」的民主派立法會議員黃毓民、陳偉業，現在也遭杜浩成重判入獄或六個星期，或五個星期，雖說「緩刑」，但刑期剛好都超過二十八天，中共派議員可以振振有詞，動議把他們罷免。
「陛下若不出伯獻，臣卽不敢奉詔流美玉。」新香港司法界那些大人先生，請三復斯言。
五月二十三日，新香港警務處長曾偉雄昂然宣布：「警方執法，沒有政治考慮，不會針對人，只針對犯法行為。」同時，東區法院裁判官杜浩成遭立法會議員陳偉業質疑有政治任務，也昂然宣布：「陳偉業所言，有辱本官，不鄭重道歉，要問藐視法庭罪。」
不過，「不准藐視法庭」的規例，往往是法庭自己摧毀的；而執法者有沒有考慮政治，聽其言，不如觀其行。
唐朝開元年間，萬年縣尉李美玉犯了小罪，玄宗皇帝下令流放嶺南，宰相韓休不同意，說要懲惡，就應大惡先懲：「美玉卑位，所犯又非巨害。今朝廷有大姦，尚不能去，豈得捨大而取小也？臣竊見金吾大將軍程伯獻，依恃恩寵，所在貪冒（貪財受賄）。臣請先出伯獻，而後罪美玉。」玄宗不許，韓休就說：「陛下若不出伯獻，臣卽不敢奉詔流美玉。」玄宗最後不得不從韓休所請。那時候，沒有人會藐視韓休，質疑他有政治考慮。時人還稱讚他說：「不謂韓休乃能如是，仁者之勇也！」（《舊唐書》卷九十八）
今天，新香港不少司法者的表現，卻和舊中國的韓休大有徑庭。
兩年前，小市民陳玉峰參加七一反政府遊行；最近，又協助籌辦「佔領中環」民主運動，犯了中共大忌，警方竟然出動重案組，以「兩年前違反公安法」罪名，把她拘捕。上月，馬鞍山一棟大廈樓梯牆壁上有人寫了「習近平去死」五字，警方重案組再次出動，十天左右，就抓了大廈一名房客。
但請不要以為警方「針對犯法行為」巨細靡遺。他們經常網漏吞舟之魚。今年二月，民主派有義工在城市論壇遭人毆打，拍得照片，報警之後，至今了無消息。去年，中共副總理李克強訪觀塘民居，居民黃健身穿「平反六四」T恤，才走出門，就遭多名大漢抬走扭傷，有錄影可證，而警方卻力言「無法追查」。又前年區議會選舉，有茂名政協委員梁平者，捲入「種票」舞弊事件，最後不了了之。行政長官梁振英府第建築違法，當局更是若無其事，行政會成員范椒芬還說：「我希望大家旣往不咎，一起向前看。」
當然，對民主派，可不能「不咎旣往」。去年七月一日反政府遊行之中，市民紀鎮基向警員吹口哨，嚴敏華跟女警長糾纏，先後被控「襲警」，紀鎮基遭裁判官何慧縈重判入獄六星期，嚴敏華更遭裁判官黃汝榮重判入所謂更生中心，保證她至少一年零三個月不得自由。至於前年七月一日「非法集結」的民主派立法會議員黃毓民、陳偉業，現在也遭杜浩成重判入獄或六個星期，或五個星期，雖說「緩刑」，但刑期剛好都超過二十八天，中共派議員可以振振有詞，動議把他們罷免。
「陛下若不出伯獻，臣卽不敢奉詔流美玉。」新香港司法界那些大人先生，請三復斯言。
葉一知 - 了解現代中國 必讀六四
爽通識 香港爽報
2013年5月30日
今年是「六四」二十四周年。很難得，在香港這個地方，仍然可以公開討論和悼念六四。六四在通識科也是舉足輕重的，因為它對了解今日香港和現代中國這兩個課題，極為關鍵。
1. 改革開放與六四前的開明夾縫
1978年，正值毛澤東去世、文革結束後兩年，中國剩下一個爛攤子，急需整頓。這時上場的鄧小平已緊握大權，知道中國必須重新上路，於是提出了通識必讀的「改革開放」。
改革開放最初是多方面的，經濟、政治和社會架構都要重整，讓中國重拾軌道。其中經濟的轉變最為注目，路線由社會主義（左翼計劃經濟）轉向到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嚴格而言就是右翼市場經濟的資本主義路線，但為了穩定政治權力，這種轉向被包裝成「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個時候，胡耀邦擔任總書記，中國政治處於共產黨上場後相對最開明的時代，言論和思想都較自由，很多人對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有很高期望，認為中國會慢慢進步下去。
1989年，胡耀邦逝世，引發大規模群眾聚集天安門悼念。將這件事與八九年後的中國比較，便知道當時中國的管治是較為開明和寬鬆──換了今天，莫說是萬人聚集，就算只是數十人聚集，都會觸動公安、城管的神經，加以驅趕，隨時送上尋釁滋事的罪名。
悼念胡耀邦之後引發學生民主運動，令中國走上一個十字路口：一是加大政治改革，引入政制民主化，經濟和政治改革同步進行，讓中國步入健康發展；二是收緊政治制度，加強高度集權的一黨專政模式，鞏固共產黨權力，銳意發展經濟。可惜，權力使人腐敗，中國最終選擇後者。
2. 六四後加強打壓人權自由
六四血腥鎮壓，徹底改變現代中國的發展方向。國際社會紛紛譴責和制裁中國，改革開放遇上空前挫折。最終，當權者選擇一意孤行，將所有政治改革的訴求消滅於萌芽狀態，加強對言論、集會、示威、思想的操控，以資訊封鎖令新一代無法得悉歷史真相，以洗腦教育令新一代對政治麻木，強調經濟成果，令民眾只以金錢為唯一價值。六四過了二十四年，這種高壓政策並沒有寬鬆迹象，甚至變本加厲，當權者更以種種方法希望干擾香港人對六四的想法。
廿四年過去，中國的現況是怎樣呢？誠然，中國受惠於經濟全球化的「全球生產分工」，以低廉的生產成本吸引外資，經濟強勁，GDP已達全球第二，但政治落後，國民的人權和自由受到嚴重摧殘，社會滿是貧富懸殊、貪污舞弊等問題，中國人只顧賺錢不顧他人死活，道德淪亡，毒食品假食品以及環境污染等問題無日無之，但同時這些問題好像全都「隱形」，一切不滿如果演變成示威集會，很快便遭壓下，彷彿中國是何等天下太平。
3. 國民身份認同屢創新低
六四鎮壓衝擊香港人對國民身份的想法。1989年離1997年香港主權移交中國只有八年，港人對九七過渡的信心出現空前危機，移民人數急劇增加。如何空談「愛國」、「民族本位」、「國民身份認同」等，沒有任何作用，大家只希望「走難」，盡快逃離中國的管治。可見一個政府的施政行為，是如何嚴重影響國民身份認同。
六四廿四周年，香港有所謂「本土派」呼籲拒絕出席維園燭光集會。非親中人士竟然有此呼籲，可說前所未有。呼籲者大都針對支聯會今年的口號「愛國愛民，香港精神」。從這件事可以看到，中港衝突經過兩三年的發酵，加上中央在明在暗的干預，破壞本港高度自治，已令一批人特別是年輕人，對中國死心。香港人的國民身份認同，實已大幅下挫。
4. 六四燭光要照亮歷史黑暗
在大陸，六四向來是敏感詞，不能說，不能看，網上搜尋不到六四資料。原因無他，當一段歷史在世上「消失」，這件事就像從沒發生過一樣，沒人去問，沒人追究。
這之所以在香港，越來越多人珍惜悼念六四的機會，因為自由得來不易。悼念六四，就是用燭光提醒世人這段慘遭屏蔽的歷史奇冤。常識告訴筆者，每一個活動總有主辦單位，而主辦單位不可能贏得全世界的認同，參與任何活動，也不代表認同主辦單位的一切。如果你認同，維園集會就是用群眾燭光照亮黑暗的歷史，便可出席。
今年是「六四」二十四周年。很難得，在香港這個地方，仍然可以公開討論和悼念六四。六四在通識科也是舉足輕重的，因為它對了解今日香港和現代中國這兩個課題，極為關鍵。
1. 改革開放與六四前的開明夾縫
1978年，正值毛澤東去世、文革結束後兩年，中國剩下一個爛攤子，急需整頓。這時上場的鄧小平已緊握大權，知道中國必須重新上路，於是提出了通識必讀的「改革開放」。
改革開放最初是多方面的，經濟、政治和社會架構都要重整，讓中國重拾軌道。其中經濟的轉變最為注目，路線由社會主義（左翼計劃經濟）轉向到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嚴格而言就是右翼市場經濟的資本主義路線，但為了穩定政治權力，這種轉向被包裝成「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個時候，胡耀邦擔任總書記，中國政治處於共產黨上場後相對最開明的時代，言論和思想都較自由，很多人對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有很高期望，認為中國會慢慢進步下去。
1989年，胡耀邦逝世，引發大規模群眾聚集天安門悼念。將這件事與八九年後的中國比較，便知道當時中國的管治是較為開明和寬鬆──換了今天，莫說是萬人聚集，就算只是數十人聚集，都會觸動公安、城管的神經，加以驅趕，隨時送上尋釁滋事的罪名。
悼念胡耀邦之後引發學生民主運動，令中國走上一個十字路口：一是加大政治改革，引入政制民主化，經濟和政治改革同步進行，讓中國步入健康發展；二是收緊政治制度，加強高度集權的一黨專政模式，鞏固共產黨權力，銳意發展經濟。可惜，權力使人腐敗，中國最終選擇後者。
2. 六四後加強打壓人權自由
六四血腥鎮壓，徹底改變現代中國的發展方向。國際社會紛紛譴責和制裁中國，改革開放遇上空前挫折。最終，當權者選擇一意孤行，將所有政治改革的訴求消滅於萌芽狀態，加強對言論、集會、示威、思想的操控，以資訊封鎖令新一代無法得悉歷史真相，以洗腦教育令新一代對政治麻木，強調經濟成果，令民眾只以金錢為唯一價值。六四過了二十四年，這種高壓政策並沒有寬鬆迹象，甚至變本加厲，當權者更以種種方法希望干擾香港人對六四的想法。
廿四年過去，中國的現況是怎樣呢？誠然，中國受惠於經濟全球化的「全球生產分工」，以低廉的生產成本吸引外資，經濟強勁，GDP已達全球第二，但政治落後，國民的人權和自由受到嚴重摧殘，社會滿是貧富懸殊、貪污舞弊等問題，中國人只顧賺錢不顧他人死活，道德淪亡，毒食品假食品以及環境污染等問題無日無之，但同時這些問題好像全都「隱形」，一切不滿如果演變成示威集會，很快便遭壓下，彷彿中國是何等天下太平。
3. 國民身份認同屢創新低
六四鎮壓衝擊香港人對國民身份的想法。1989年離1997年香港主權移交中國只有八年，港人對九七過渡的信心出現空前危機，移民人數急劇增加。如何空談「愛國」、「民族本位」、「國民身份認同」等，沒有任何作用，大家只希望「走難」，盡快逃離中國的管治。可見一個政府的施政行為，是如何嚴重影響國民身份認同。
六四廿四周年，香港有所謂「本土派」呼籲拒絕出席維園燭光集會。非親中人士竟然有此呼籲，可說前所未有。呼籲者大都針對支聯會今年的口號「愛國愛民，香港精神」。從這件事可以看到，中港衝突經過兩三年的發酵，加上中央在明在暗的干預，破壞本港高度自治，已令一批人特別是年輕人，對中國死心。香港人的國民身份認同，實已大幅下挫。
4. 六四燭光要照亮歷史黑暗
在大陸，六四向來是敏感詞，不能說，不能看，網上搜尋不到六四資料。原因無他，當一段歷史在世上「消失」，這件事就像從沒發生過一樣，沒人去問，沒人追究。
這之所以在香港，越來越多人珍惜悼念六四的機會，因為自由得來不易。悼念六四，就是用燭光提醒世人這段慘遭屏蔽的歷史奇冤。常識告訴筆者，每一個活動總有主辦單位，而主辦單位不可能贏得全世界的認同，參與任何活動，也不代表認同主辦單位的一切。如果你認同，維園集會就是用群眾燭光照亮黑暗的歷史，便可出席。
2013年5月29日 星期三
龐永欣 - 傳統名校轉直資
明報
2013年5月29日
直資制度的本意是要讓參與的學校多一點自由，包括收生、編制、學費、課程、教學語言等，也希望給家長多些選擇。十多年前出現的首批直資學校多屬新建校，辦學團體希望利用直資彈性，更好地追求某些辦學理念，辦一些有特色的學校，故有標榜創意教育、音樂教育、特殊宗教背景等。這些學校的特徵是，必須爭取家長的信任，學校如收不到學生，就沒有收入，面臨淘汰。
近年直資制度的發展有兩大特點。其一是直資校可享有的自由逐漸減少，例如，學費受嚴管、學校必須教本地公開試課程等，餘下來的就只有收生、編制、教學語言三方面的自由。另一大特點是傳統名校轉直資，且學費愈來愈貴。
說傳統名校轉直資後可以更好地實踐辦學理念，真能入信？首先，一般直資學校已沒法擺脫本地考試，課程創新空間有限。其次，這些學校皆已實行英語教學，根本毋須行使教學語言的自由。其三，學校不愁生源，學位求過於供，學校必須遣走某些申請者；轉直資後學校可退出派位機制，把學額分配給舊生子弟關係戶，形成世襲制。其四，這些學校大都收費昂貴，縱有減免措施，亦難令清貧子弟安心求學。
香港的傳統名校，多已有寬敞的校舍。有說轉直資的好處是可以有錢多建樓房、泳池、購置設備等。然而，這些設施只會令門檻更高，清貧家庭望而生畏。也有說部分傳統名校要轉直資，是要借此更新校政，若是如此，亦似應從現有校政缺點方面着手，轉直資並非對症下藥的方法。
龐永欣 pongdidit@gmail.com
Vic - 關於愛
2013年5月29日
近日香港又再熱烈議論「愛國」問題，詭異的是，這次是支聯會六四悼念晚會「愛國愛民」的口號引起的。這問題，李怡先生今天的評論說得很好，值得細閱。民主自由的正常國家，主權在民，除非是在戰爭時期，到了國家存亡之秋，根本沒有人在講愛國這問題。今時今日，華人還要講「愛國」，那是華人極大的悲哀。
卑見認為，「愛」屬於非理性的感情範疇，個人盡可決定要「愛」什麼，願意為愛犧牲。但是，愛要有好結果，則不得不理性行事；理性必然涉及計算利害得失，這不是「功利」或「勢利」，而是務實的利益權衡；利益不必然是個人或一家一姓之私利，也可以是天下為公的公眾利益。無論是愛一個人，愛一個家，以至愛一個國家，要利己利人，光有愛心是萬萬不足的。好心做壞事，我們都見得多了。有一句濫情的話很受台灣人歡迎，它說：「家不是講道理的地方，而是講愛的地方。」我對這句話極度反感，因為光講愛而不講理的地方，往往是非常恐怖的。
「愛國」之所以富爭議，是因為它一如民族主義，很容易點燃不理性的集體情緒，做出種種可怕的事。你愛一個人，是希望對方幸福；你愛一個國家，是希望人民幸福；你若真的愛，希望你的愛有好結果，你就不得不冷靜思考，講道理，並且計算利害得失，思考如何令你愛的對象幸福。講道理，計算利害，是愛的責任。不願講理，則你的愛只一種盲目虛妄的情緒，很可能害人害己。
近日香港又再熱烈議論「愛國」問題，詭異的是，這次是支聯會六四悼念晚會「愛國愛民」的口號引起的。這問題，李怡先生今天的評論說得很好，值得細閱。民主自由的正常國家，主權在民，除非是在戰爭時期，到了國家存亡之秋，根本沒有人在講愛國這問題。今時今日，華人還要講「愛國」，那是華人極大的悲哀。
卑見認為，「愛」屬於非理性的感情範疇，個人盡可決定要「愛」什麼，願意為愛犧牲。但是，愛要有好結果，則不得不理性行事；理性必然涉及計算利害得失，這不是「功利」或「勢利」，而是務實的利益權衡；利益不必然是個人或一家一姓之私利，也可以是天下為公的公眾利益。無論是愛一個人，愛一個家，以至愛一個國家，要利己利人，光有愛心是萬萬不足的。好心做壞事，我們都見得多了。有一句濫情的話很受台灣人歡迎，它說：「家不是講道理的地方，而是講愛的地方。」我對這句話極度反感，因為光講愛而不講理的地方，往往是非常恐怖的。
「愛國」之所以富爭議，是因為它一如民族主義，很容易點燃不理性的集體情緒，做出種種可怕的事。你愛一個人，是希望對方幸福；你愛一個國家，是希望人民幸福；你若真的愛，希望你的愛有好結果，你就不得不冷靜思考，講道理，並且計算利害得失，思考如何令你愛的對象幸福。講道理，計算利害，是愛的責任。不願講理，則你的愛只一種盲目虛妄的情緒，很可能害人害己。
古德明 - 女生男生
中華正聲
2013年05月29日
【am730專欄】二月二十三日，香港無綫電視《姊妹淘》節目宣布：「減肥修身，是女生的終生事業。」這「女生」兩字，非現代漢語人聽了，保證渾身雞皮疙瘩。
「女生」中文只有一個解釋：「女學生。」(見一九七四年版《國語日報辭典》)假如「減肥是女生終生事業」，那是不是說，女人到死都不脫學生身分？
當然，現代漢語所謂「女生」，意思和中文不同。任何年齡的女人，要表示她還「青春貌美」，今天都可以叫做「女生」，一百歲老嫗都不例外。二零零六年臺灣金曲獎最佳作曲者戴佩妮，就曾為這樣一個「女生」頌歌：「愛要有天分，所以我始終學不會放任......原諒我，因為我就是這樣的女生。」
「這樣的女生」應是產於臺灣，由於夠下流，香港、大陸現代漢語人爭相學舌。香港有個「少女電郵中心」說：「我們提供免費電子郵件服務予所有女生們。」這些女生們當然不必是學生。二零一二年十二月十日大陸《光明日報》則圖文並茂，介紹「二零一三年潮流女生短髮髮型」，而那些短髮模特兒看來沒有一個還在學校讀書。
中文叫年輕女子叫「女郎」。《木蘭詩》主角女扮男裝，代父從軍，同袍都不能覺察：「同行十二年，不知木蘭是女郎。」假如不論年紀，則可叫「女人」、「女子」、「婦人」。唐朝小說《遊仙窟》寫張文成到了十娘閨房求歡，十娘卻姍姍遲來：「女人羞自嫁。」《醒世恒言》第二十八卷書生吳彥看見一艘官船：「艙門上簾兒半捲，下邊站着一個中年婦人，一個美貌女子。」這些「女子」、「婦人」、「女人」、「女郎」等等，現在統統變成「女生」。
於是，今天看到「女生」二字，你不可能知道是不是指學生。那些假女生可能已經四五十歲，還想扮如花少艾，還想扮破瓜嬌嬈。「破瓜」即把「瓜」字掰開成兩個「八」字，也就是二八十六歲：這是傳統中文，現代漢語人未必懂得。
而既然有「女生」，當然不可以沒有「男生」。所以你隨時可以看到七十歲「男生」追六十歲「女生」的故事。這大概是臺灣式文藝，文藝得令人遍體肉麻。
文字本應表情達意，愈清楚愈好。現代漢語卻不然，處處求假，處處求模糊，作「兩小無猜」狀的「男生」、「女生」就是例子。從前，我們有「十四為君婦」；今天，我們卻有「四十為女生」。於此可見中文和現代漢語的分別。
周三刊登
作者專研中英文，以寫作、翻譯為業。
【am730專欄】二月二十三日，香港無綫電視《姊妹淘》節目宣布：「減肥修身，是女生的終生事業。」這「女生」兩字，非現代漢語人聽了，保證渾身雞皮疙瘩。
「女生」中文只有一個解釋：「女學生。」(見一九七四年版《國語日報辭典》)假如「減肥是女生終生事業」，那是不是說，女人到死都不脫學生身分？
當然，現代漢語所謂「女生」，意思和中文不同。任何年齡的女人，要表示她還「青春貌美」，今天都可以叫做「女生」，一百歲老嫗都不例外。二零零六年臺灣金曲獎最佳作曲者戴佩妮，就曾為這樣一個「女生」頌歌：「愛要有天分，所以我始終學不會放任......原諒我，因為我就是這樣的女生。」
「這樣的女生」應是產於臺灣，由於夠下流，香港、大陸現代漢語人爭相學舌。香港有個「少女電郵中心」說：「我們提供免費電子郵件服務予所有女生們。」這些女生們當然不必是學生。二零一二年十二月十日大陸《光明日報》則圖文並茂，介紹「二零一三年潮流女生短髮髮型」，而那些短髮模特兒看來沒有一個還在學校讀書。
中文叫年輕女子叫「女郎」。《木蘭詩》主角女扮男裝，代父從軍，同袍都不能覺察：「同行十二年，不知木蘭是女郎。」假如不論年紀，則可叫「女人」、「女子」、「婦人」。唐朝小說《遊仙窟》寫張文成到了十娘閨房求歡，十娘卻姍姍遲來：「女人羞自嫁。」《醒世恒言》第二十八卷書生吳彥看見一艘官船：「艙門上簾兒半捲，下邊站着一個中年婦人，一個美貌女子。」這些「女子」、「婦人」、「女人」、「女郎」等等，現在統統變成「女生」。
於是，今天看到「女生」二字，你不可能知道是不是指學生。那些假女生可能已經四五十歲，還想扮如花少艾，還想扮破瓜嬌嬈。「破瓜」即把「瓜」字掰開成兩個「八」字，也就是二八十六歲：這是傳統中文，現代漢語人未必懂得。
而既然有「女生」，當然不可以沒有「男生」。所以你隨時可以看到七十歲「男生」追六十歲「女生」的故事。這大概是臺灣式文藝，文藝得令人遍體肉麻。
文字本應表情達意，愈清楚愈好。現代漢語卻不然，處處求假，處處求模糊，作「兩小無猜」狀的「男生」、「女生」就是例子。從前，我們有「十四為君婦」；今天，我們卻有「四十為女生」。於此可見中文和現代漢語的分別。
周三刊登
作者專研中英文，以寫作、翻譯為業。
李怡 - 守護心智，避免愛國主義侵入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3年5月29日
今年的六四燭光集會，讓許多年年堅持悼念六四死難者、要求中共重新評價六四的市民，陷入天人交戰的困惱。站在普世價值和反對暴行的立場，要用記憶來對抗遺忘，我們當然應該一如既往地參加集會。
對於支聯會24年來提供給市民這個表達意願的場合，我們也心存感激，然而，今年支聯會莫名其妙地在紀念六四的主題上，加了一個往年沒有的「愛國愛民，香港精神」，對許多不愛國也不愛民的香港人來說，用網民的話就等於在他們的嘴裏塞進一隻死老鼠。打開電腦搜索「愛國」或「愛國主義」的世界名人論述，幾乎全都是批判性的，舉幾個例子，約翰遜（Samuel Johnson1）：「愛國是無賴最後的避難所。」羅素（Bertrand Russell）：「假如我們不想看到我們整個文明走向毀滅的話，一個偉大而艱難的責任有待我們來做，就是守護我們的心智，避免愛國主義的侵入。」皮爾斯（Ambrose Bierce）：「愛國主義是一堆隨時可以被任何野心家所點燃，去照亮他的名字的易燃垃圾。」蕭伯納（Bernard Shaw）：「除非你把愛國主義從人類中驅逐出去，否則你將永遠不會擁有一個寧靜的世界。愛國主義是一種有害的、精神錯亂的白癡形式。」從這些論述就可以看到，愛國是當今普世價值所不容的東西，稱之為死老鼠絕不過份。
筆者贊成一些市民雖反對支聯會所定主題，但仍堅持參加燭光集會的意向。因為說到底，只有一個這樣的集會，可以使我們表達反對屠殺人民的政權的心聲，而且六四燭光也是香港市民反暴政、追求民主的集中表現。但與此同時，我們也要趁此機會對「愛國愛民」作出釐清，避免這種意識形態繼續毒害香港市民，心智被侵就妨礙我們對民主的追求。
首先釐清「愛國」的「愛」。愛是一種感情。感情是沒有標準，也無法衡量的。所謂情人眼裏出西施，這說明愛是非理性的，甚而是盲目的。有人說祖國是母親，長得再醜，再兇暴，也是母親。這就是盲目的感情。人對政治、對是非的選擇，應採取法律或數量化的理性標準，而不能用沒有準則的感情。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說：「人不能沒有感情，但當感情本身變成某種價值、衡量是非的標準，或是開釋某種行為的藉口時，就變得非常危險。最恐怖的罪行往往出於最高貴的愛國情操，而人……在聖潔底愛的名義下殺人放火。」
其次要釐清甚麼是「國」，按中共所信奉並在《辭海》中列明的對「國家」的解釋就是：「階級統治的工具」，而根據國際法所定的「國家」的定義就是包含三個元素：領土、人民、主權。而這三者的關係則構成了國家性質。
權力公有制即由全民定期投票授權領導人的國家，是主權在民的國家，人民掌有領土和主權。在電影《The Conspirator》中，有人對為同謀者辯護的律師說：如果不把同謀者迅速判死，無法遏制南方的暴力，國家都無法存在了，還講甚麼法律。律師回答：如果不嚴守憲法保障的人民的權利，這國家的存在又有何意義。主權在民的國家，除了在戰爭時期，沒有人講愛國，而只講人民權利的最大化。
在權力私有制即一黨專政的極權國家，主權、領土、人民都在黨的手裏。在這種國家才需要用「愛國」這易燃垃圾去照亮黨的名字。因為國家就等同於黨。三十多年前，作家白樺說：你愛這個國家，但國家愛你嗎？講的國家就是黨。筆者曾在所謂愛國學校讀書，體認到愛國學校就是愛黨學校。因此，今天你說你的愛國不是愛黨，是沒有意義的。你說愛國是愛民，也是沒有意義的，因為黨已壟斷了主權、領土、人民。人民是黨的奴隸，或奴才。人民在專權統治下，絕大部份不是在權力壓制下當順民就是在權力的縫隙中做刁民。你如何愛國愛民不愛黨？香港人近年見識多了，有網民在留言中說：雙非孕婦、蝗蟲移民、食狗殺狗、粗魯陸客、摧殘兒童、見死不救、走水貨客、周街屙屎尿，都是中共黨員嗎？還是「愛國愛民」者所愛的民？
今天，任何把「愛國愛民」置於香港人爭取自己權利或從事正義行為之上，都是等於把國家利益也就是黨的利益置於香港市民利益之上。
六四要參加嗎？為了向中共顯示香港人對於反暴政的堅持，筆者認為仍應參加。不過在參加的同時，也要思考哲人羅素的勸說：守護我們的心智，避免愛國主義的侵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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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c：世事有時就是如此詭異：為了愛國愛民，必須反對「愛國愛民」的口號與思想灌輸；為了國家與民族的整體利益，必須反對以集體利益之名、犧牲個人權益之思想。國家不是母親，到了21世紀，還在高呼「祖國啊！母親」之人，比白痴更可悲可怕，因為他若不是神經錯亂，就是虛偽入骨。胡適先生早就說過：「爭取你自己的權利，就是爭取國家的權利； 爭取你自己的自由，就是爭取國家的自由； 一個自由民主國家，從來不是由一幫奴才建成的。」香港人，請爭取你自己的權利，爭取你自己的自由。六四悼念晚會可以去，但請問心：你真的要「愛國愛民」嗎？台上這幫「愛國愛民」的人，面對中港矛盾衝突時，站在哪一邊？二十四年了，他們帶領我們不斷失敗，中共步步進逼，我們要繼續失敗下去嗎？
今年的六四燭光集會，讓許多年年堅持悼念六四死難者、要求中共重新評價六四的市民，陷入天人交戰的困惱。站在普世價值和反對暴行的立場，要用記憶來對抗遺忘，我們當然應該一如既往地參加集會。
對於支聯會24年來提供給市民這個表達意願的場合，我們也心存感激，然而，今年支聯會莫名其妙地在紀念六四的主題上，加了一個往年沒有的「愛國愛民，香港精神」，對許多不愛國也不愛民的香港人來說，用網民的話就等於在他們的嘴裏塞進一隻死老鼠。打開電腦搜索「愛國」或「愛國主義」的世界名人論述，幾乎全都是批判性的，舉幾個例子，約翰遜（Samuel Johnson1）：「愛國是無賴最後的避難所。」羅素（Bertrand Russell）：「假如我們不想看到我們整個文明走向毀滅的話，一個偉大而艱難的責任有待我們來做，就是守護我們的心智，避免愛國主義的侵入。」皮爾斯（Ambrose Bierce）：「愛國主義是一堆隨時可以被任何野心家所點燃，去照亮他的名字的易燃垃圾。」蕭伯納（Bernard Shaw）：「除非你把愛國主義從人類中驅逐出去，否則你將永遠不會擁有一個寧靜的世界。愛國主義是一種有害的、精神錯亂的白癡形式。」從這些論述就可以看到，愛國是當今普世價值所不容的東西，稱之為死老鼠絕不過份。
筆者贊成一些市民雖反對支聯會所定主題，但仍堅持參加燭光集會的意向。因為說到底，只有一個這樣的集會，可以使我們表達反對屠殺人民的政權的心聲，而且六四燭光也是香港市民反暴政、追求民主的集中表現。但與此同時，我們也要趁此機會對「愛國愛民」作出釐清，避免這種意識形態繼續毒害香港市民，心智被侵就妨礙我們對民主的追求。
首先釐清「愛國」的「愛」。愛是一種感情。感情是沒有標準，也無法衡量的。所謂情人眼裏出西施，這說明愛是非理性的，甚而是盲目的。有人說祖國是母親，長得再醜，再兇暴，也是母親。這就是盲目的感情。人對政治、對是非的選擇，應採取法律或數量化的理性標準，而不能用沒有準則的感情。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說：「人不能沒有感情，但當感情本身變成某種價值、衡量是非的標準，或是開釋某種行為的藉口時，就變得非常危險。最恐怖的罪行往往出於最高貴的愛國情操，而人……在聖潔底愛的名義下殺人放火。」
其次要釐清甚麼是「國」，按中共所信奉並在《辭海》中列明的對「國家」的解釋就是：「階級統治的工具」，而根據國際法所定的「國家」的定義就是包含三個元素：領土、人民、主權。而這三者的關係則構成了國家性質。
權力公有制即由全民定期投票授權領導人的國家，是主權在民的國家，人民掌有領土和主權。在電影《The Conspirator》中，有人對為同謀者辯護的律師說：如果不把同謀者迅速判死，無法遏制南方的暴力，國家都無法存在了，還講甚麼法律。律師回答：如果不嚴守憲法保障的人民的權利，這國家的存在又有何意義。主權在民的國家，除了在戰爭時期，沒有人講愛國，而只講人民權利的最大化。
在權力私有制即一黨專政的極權國家，主權、領土、人民都在黨的手裏。在這種國家才需要用「愛國」這易燃垃圾去照亮黨的名字。因為國家就等同於黨。三十多年前，作家白樺說：你愛這個國家，但國家愛你嗎？講的國家就是黨。筆者曾在所謂愛國學校讀書，體認到愛國學校就是愛黨學校。因此，今天你說你的愛國不是愛黨，是沒有意義的。你說愛國是愛民，也是沒有意義的，因為黨已壟斷了主權、領土、人民。人民是黨的奴隸，或奴才。人民在專權統治下，絕大部份不是在權力壓制下當順民就是在權力的縫隙中做刁民。你如何愛國愛民不愛黨？香港人近年見識多了，有網民在留言中說：雙非孕婦、蝗蟲移民、食狗殺狗、粗魯陸客、摧殘兒童、見死不救、走水貨客、周街屙屎尿，都是中共黨員嗎？還是「愛國愛民」者所愛的民？
今天，任何把「愛國愛民」置於香港人爭取自己權利或從事正義行為之上，都是等於把國家利益也就是黨的利益置於香港市民利益之上。
六四要參加嗎？為了向中共顯示香港人對於反暴政的堅持，筆者認為仍應參加。不過在參加的同時，也要思考哲人羅素的勸說：守護我們的心智，避免愛國主義的侵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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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c：世事有時就是如此詭異：為了愛國愛民，必須反對「愛國愛民」的口號與思想灌輸；為了國家與民族的整體利益，必須反對以集體利益之名、犧牲個人權益之思想。國家不是母親，到了21世紀，還在高呼「祖國啊！母親」之人，比白痴更可悲可怕，因為他若不是神經錯亂，就是虛偽入骨。胡適先生早就說過：「爭取你自己的權利，就是爭取國家的權利； 爭取你自己的自由，就是爭取國家的自由； 一個自由民主國家，從來不是由一幫奴才建成的。」香港人，請爭取你自己的權利，爭取你自己的自由。六四悼念晚會可以去，但請問心：你真的要「愛國愛民」嗎？台上這幫「愛國愛民」的人，面對中港矛盾衝突時，站在哪一邊？二十四年了，他們帶領我們不斷失敗，中共步步進逼，我們要繼續失敗下去嗎？
2013年5月28日 星期二
陶傑 - 「文化包容」吧
香港蘋果日報
2013年5月28日
中國一名學生遊客在埃及樂蜀三千年的古跡多手題詞，宣示主權，說「到此一遊」，除了變成國際花邊醜聞，還慘遭中國大陸網民批判。
見古跡牆壁而手癢題詞，是中國文化，文化就應該包容。中國人的基因，喜歡到處紀錄「到此一遊」，西遊記裏的孫悟空在如來佛的手指縫撒泡猴尿，題字齊天大聖，此一兒童的「國民教育」，人人都知道。
不止兒童，中國文人也有此傳統。唐詩「故人西辭黃鶴樓，煙花三月下揚州」，就是在黃鶴樓的「古跡」牆上，未經申請，胡亂題下來的。後來李白也做了遊客，看了此一題跡，大讚好詩，不敢再創作了，補題一句：「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顥題詩在上頭」，此亦千古佳話。
近代詩人戴望舒，流落香港殖民地，在日治時期不知干犯何法，不幸遭扣押監獄。戴詩人也一時手多，在牆上題詩：
「如果我死在這裏，朋友啊，不要悲傷，我會永遠地生存，在你們的心上。
你們之中的一個死了，在日本佔領地的牢裏。他懷着的深深仇恨，你們應該永遠的記憶。」
日本人管理嚴謹，講衛生，戴望舒竟然在日治的監獄胡亂塗鴉，破壞公物，日軍沒有因此將戴詩人殺頭，戴望舒活着出來了，這首名詩流傳下來，可見日軍對於文化人，還是挺尊重的。換了艾未未、劉曉波，如果敢在大陸的監獄寫這等狗屁東西，什麼「懷着深深的仇恨」，輕則加刑，重則連命也沒有。
今日中國遊客到了埃及，一時技癢，發揮文化創意，不要罵，要記住「文化包容」。人家回到大陸，慘成國際公敵，哭了一整夜，父母都出來求饒了，是不是要將孩子打死才甘心呢？
不如這樣處理好了，叫他到北京毛主席紀念堂的水晶棺，也照樣題詞，尺寸大小，跟埃及留下的一樣，看看毛主席的幽靈在這個小蝗蟲身上顯現什麼詛咒，不就是最好的懲罰嗎？
中國一名學生遊客在埃及樂蜀三千年的古跡多手題詞，宣示主權，說「到此一遊」，除了變成國際花邊醜聞，還慘遭中國大陸網民批判。
見古跡牆壁而手癢題詞，是中國文化，文化就應該包容。中國人的基因，喜歡到處紀錄「到此一遊」，西遊記裏的孫悟空在如來佛的手指縫撒泡猴尿，題字齊天大聖，此一兒童的「國民教育」，人人都知道。
不止兒童，中國文人也有此傳統。唐詩「故人西辭黃鶴樓，煙花三月下揚州」，就是在黃鶴樓的「古跡」牆上，未經申請，胡亂題下來的。後來李白也做了遊客，看了此一題跡，大讚好詩，不敢再創作了，補題一句：「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顥題詩在上頭」，此亦千古佳話。
近代詩人戴望舒，流落香港殖民地，在日治時期不知干犯何法，不幸遭扣押監獄。戴詩人也一時手多，在牆上題詩：
「如果我死在這裏，朋友啊，不要悲傷，我會永遠地生存，在你們的心上。
你們之中的一個死了，在日本佔領地的牢裏。他懷着的深深仇恨，你們應該永遠的記憶。」
日本人管理嚴謹，講衛生，戴望舒竟然在日治的監獄胡亂塗鴉，破壞公物，日軍沒有因此將戴詩人殺頭，戴望舒活着出來了，這首名詩流傳下來，可見日軍對於文化人，還是挺尊重的。換了艾未未、劉曉波，如果敢在大陸的監獄寫這等狗屁東西，什麼「懷着深深的仇恨」，輕則加刑，重則連命也沒有。
今日中國遊客到了埃及，一時技癢，發揮文化創意，不要罵，要記住「文化包容」。人家回到大陸，慘成國際公敵，哭了一整夜，父母都出來求饒了，是不是要將孩子打死才甘心呢？
不如這樣處理好了，叫他到北京毛主席紀念堂的水晶棺，也照樣題詞，尺寸大小，跟埃及留下的一樣，看看毛主席的幽靈在這個小蝗蟲身上顯現什麼詛咒，不就是最好的懲罰嗎？
2013年5月27日 星期一
林和立 - 中央港澳領導協調小組啟動Plan B
香港蘋果日報
2013年5月27日
CY兵敗如山倒，狼英變了落水狗，死梗。北京已作了換人的決定，梁振英何時步董建華的後塵只不過是時間問題。
張震遠事件暴露了梁政權用人唯親、涉嫌利益輸送等官場惡習比中共有過之而無不及。最致命的是，狼英與梁粉官員破壞了香港賴以維持其國際競爭力的核心價值，包括法治、公司治理、公務員與警務人員保持政治中立等。老張嚴重「發水」的商交所財政出現混亂多時，但證監會遲遲不查，令國際投資者對香港的金融體制管治大打問號。當然，更離譜的是CY明知「頭號梁粉」的問題生意分分鐘爆煲，但到最近還繼續委以重任。香港數十年艱苦經營的普世價值式法治與營商環境毀於一旦！
當然，表面上CY的所作所為對北京要把香港「大陸化」的大計似乎有利。例如以「禿鷹」為首的警隊對民運人士展開白色恐怖式的打壓，而大陸公檢法與安全系統人馬亦已滲透包括廉政公署在內的港版維穩機器。問題是CY的大龍鳳已犯了眾怒，上周狼英因為要處理老張的醜聞與躲避傳媒竟然停開行政會議，證明他的統治操守與合法性徹底破產。
據北京消息人士透露，由人大委員長張德江率領的中央港澳領導協調小組已啟動所謂Plan B，即準備在適當時候換特首，CY已完全喪失北京的支持。老共敲定理想的接班人後馬上會找個像樣的藉口，例如小梁因為「工作過勞而隱病突發」等等讓他體面下台。
北京是逼於無奈繼董建華後再開殺戒。第一，CY執政不到一年而危機與醜聞不斷，而且這些炸彈，包括他山頂大宅的僭建風波，以及劉夢熊與張震遠事件都是緣於他個人的誠信問題。狼英的弱勢與缺乏認受性使民主派有機可乘，並替北京十分忌諱的「佔領中環」全民爭取普選運動創造有利條件。
第二，本來支持唐英年當特首的地產與工商界已或明或暗地向北京發「最後通牒」，即以杯葛CY政權變相要脅北大人換馬。
第三，一向表面支持狼英的本地傳統左派也傾向「斬纜」。記得去年特首選戰狼英與笨豬殺得難分難解之際，民建聯大佬曾鈺成曾考慮參選。畢竟CY並非根正苗紅的老左，他在港共的輩分並不高。
據了解，當過五年港澳領導小組組長的國家主席習近平對CY的表現越來越不滿。小習去年11月登基後發動整黨與反貪運動，藉以鞏固他的威信。但狼英的爛攤子使聲稱要「蒼蠅老虎一起打」的習總十分尷尬。當然，習總決定殺狼的主要考量是避免失分。去年他有份拍板「以狼換豬」，假如香港因為CY的亂套式管治繼續潰爛下去，習要負一定的政治責任。當然，以習總越來越保守的趨勢看，下一任特首只會比小梁更聽話，更不可能為民主開綠燈。
林和立
中國問題評論員
Vic：且看林和立的消息有幾堅。
CY兵敗如山倒，狼英變了落水狗，死梗。北京已作了換人的決定，梁振英何時步董建華的後塵只不過是時間問題。
張震遠事件暴露了梁政權用人唯親、涉嫌利益輸送等官場惡習比中共有過之而無不及。最致命的是，狼英與梁粉官員破壞了香港賴以維持其國際競爭力的核心價值，包括法治、公司治理、公務員與警務人員保持政治中立等。老張嚴重「發水」的商交所財政出現混亂多時，但證監會遲遲不查，令國際投資者對香港的金融體制管治大打問號。當然，更離譜的是CY明知「頭號梁粉」的問題生意分分鐘爆煲，但到最近還繼續委以重任。香港數十年艱苦經營的普世價值式法治與營商環境毀於一旦！
當然，表面上CY的所作所為對北京要把香港「大陸化」的大計似乎有利。例如以「禿鷹」為首的警隊對民運人士展開白色恐怖式的打壓，而大陸公檢法與安全系統人馬亦已滲透包括廉政公署在內的港版維穩機器。問題是CY的大龍鳳已犯了眾怒，上周狼英因為要處理老張的醜聞與躲避傳媒竟然停開行政會議，證明他的統治操守與合法性徹底破產。
據北京消息人士透露，由人大委員長張德江率領的中央港澳領導協調小組已啟動所謂Plan B，即準備在適當時候換特首，CY已完全喪失北京的支持。老共敲定理想的接班人後馬上會找個像樣的藉口，例如小梁因為「工作過勞而隱病突發」等等讓他體面下台。
北京是逼於無奈繼董建華後再開殺戒。第一，CY執政不到一年而危機與醜聞不斷，而且這些炸彈，包括他山頂大宅的僭建風波，以及劉夢熊與張震遠事件都是緣於他個人的誠信問題。狼英的弱勢與缺乏認受性使民主派有機可乘，並替北京十分忌諱的「佔領中環」全民爭取普選運動創造有利條件。
第二，本來支持唐英年當特首的地產與工商界已或明或暗地向北京發「最後通牒」，即以杯葛CY政權變相要脅北大人換馬。
第三，一向表面支持狼英的本地傳統左派也傾向「斬纜」。記得去年特首選戰狼英與笨豬殺得難分難解之際，民建聯大佬曾鈺成曾考慮參選。畢竟CY並非根正苗紅的老左，他在港共的輩分並不高。
據了解，當過五年港澳領導小組組長的國家主席習近平對CY的表現越來越不滿。小習去年11月登基後發動整黨與反貪運動，藉以鞏固他的威信。但狼英的爛攤子使聲稱要「蒼蠅老虎一起打」的習總十分尷尬。當然，習總決定殺狼的主要考量是避免失分。去年他有份拍板「以狼換豬」，假如香港因為CY的亂套式管治繼續潰爛下去，習要負一定的政治責任。當然，以習總越來越保守的趨勢看，下一任特首只會比小梁更聽話，更不可能為民主開綠燈。
林和立
中國問題評論員
Vic：且看林和立的消息有幾堅。
陳雲 - 支聯會必須民間化
轉角
2013年05月27日
【am730專欄】九七之後，在議會政治，在政黨政治，要告別六四，將六四交還民間，否則「愛國愛民」的情意結，會拖累本土議會。
支聯會是民主派的分身，現任主席李卓人，是立法會議員、民主派的工黨的創黨主席。副主席蔡耀昌，是民主黨黨員、香港民主動力召集人、社區組織協會幹事(註*1)、參與過二〇一二年立法會選舉但落敗。這是議會政治界與民間社團界的重疊。支聯會建立的支援愛國民主運動及民主抗共的議程，其政治能量會被民主派吸收，部分化為民主派的選票，但香港立法會卻要為此付出沉重代價，就是在議會涉及中港衝突的議程上，民主派好難捍衛香港本土利益，在反雙非、反國民教育、限制自由行、收回大陸移民香港的審批權、對走私客實施「限奶令」等，民主派的投票意願，是愛國不愛港，出賣香港利益。這就是支聯會混入香港政壇的政治代價。
李卓人、蔡耀昌是積極參與議會政治的人，卻不知避忌，執掌支聯會。他們在台上的愛國愛民的道德光環，有助選舉，但一旦選舉得勝，他們的投票行為，就受到愛國光環捆綁、受到愛國民主運動的議程捆綁，在中港利益衝突的議程上，無法捍衛香港利益。
在殖民地時代，參與香港本地議會的政黨與反共的民間團體混在一起，弊端不大，因為殖民政府用外交方法和港督特派員的方式，直接處理「香港與鄰國關係」(即是與中國大陸的關係)，立法會不須辯論中港利益衝突的議程。九七之後，中國收回香港主權，中港衝突直接在議會呈現，六四帶來的中國情結，就必須從議會分隔出去，故此支聯會必須非議會政治化，不能混入政黨，不能混入立法會議員或積極準備參選立法會的人。李卓人、蔡耀昌只能在立法會與支聯會之間，兩者選擇其一，不能兩者都要！支聯會必須還原為民間組織，紀念六四也只能成為民間運動，不可與議會政治重疊。
當前中港衝突，容不得你任性。你參與支聯會加民主派的六四晚會，自我道德榮耀(self-glorificaton)，無問題，但你要知道，以後立法會在處理中港利益衝突的議程，民主派會愛國不愛港。
支聯會的領導層與民主派重疊(註*2)，它不是民間團體，而是政黨選舉機器，司徒華在二〇〇三年曾以支聯會的名義，公然呼籲選民投票及支持民主派候選人。 不去維園晚會，不代表我們忘記六四。悼念六四不是支聯會的專利，任何民間團體或個人，都有權舉行民間形式的悼念活動。近年已有團體在文化中心外的折翼天使雕像下獻花默哀，悼念六四。香港人要區別中港利益衝突，要拒絕中國情結捆綁，必須告別愛國民主運動的議程，告別目前兩位一體的支聯會。
*1該組織其中一個任務，就是支援新移民。
*2這個問題癥結，李怡最先指出，見《蘋果日報》社論「試為民主派把把脈」，二〇一二年九月十五日。
周一刊登/陳雲-文化評論人，德國哥廷根大學民俗學博士，《中文解毒》系列作者。
Vic：李卓人「呼籲港人團結，爭取中國有民主，否則，香港是不會有普選」，我呼籲李卓人坐言起行，上大陸搞運動爭民主。我當然是支持中國有憲政民主的，但不要同我講「中國無民主，香港無民主」。林忌說得好：
『1. 中國有民主，未必香港有 (以前英國有，殖民地冇）
2. 香港有民主，中國亦未必有 (中國有排都冇民主，咁你爭取乜野 2017 普選？）
3. 就算唔討論呢點，爭取中國民主，唔代表要愛國；正如你支持昂山素姬，支持緬甸民主，唔代表你要愛緬甸
以前係民建聯同土共陣營搞「愛國論」，而家居然輪到你支聯會，傻的嗎？我愛唔愛國關你鬼事呀？』
二十四年了，你地硬係要堅持「中國無民主，香港無民主」，結果如何？結果就是香港本來應該有的民主，遙遙無期。支聯會對於爭取大陸民主是否來真的，唔好話我老屈，請看司徒華怎麼說：「中國民主是靠國內人，他們也知道我們不會涉足。」各位香港人，覺醒吧，請為香港爭取民主，不要本末倒置。
【am730專欄】九七之後，在議會政治，在政黨政治，要告別六四，將六四交還民間，否則「愛國愛民」的情意結，會拖累本土議會。
支聯會是民主派的分身，現任主席李卓人，是立法會議員、民主派的工黨的創黨主席。副主席蔡耀昌，是民主黨黨員、香港民主動力召集人、社區組織協會幹事(註*1)、參與過二〇一二年立法會選舉但落敗。這是議會政治界與民間社團界的重疊。支聯會建立的支援愛國民主運動及民主抗共的議程，其政治能量會被民主派吸收，部分化為民主派的選票，但香港立法會卻要為此付出沉重代價，就是在議會涉及中港衝突的議程上，民主派好難捍衛香港本土利益，在反雙非、反國民教育、限制自由行、收回大陸移民香港的審批權、對走私客實施「限奶令」等，民主派的投票意願，是愛國不愛港，出賣香港利益。這就是支聯會混入香港政壇的政治代價。
李卓人、蔡耀昌是積極參與議會政治的人，卻不知避忌，執掌支聯會。他們在台上的愛國愛民的道德光環，有助選舉，但一旦選舉得勝，他們的投票行為，就受到愛國光環捆綁、受到愛國民主運動的議程捆綁，在中港利益衝突的議程上，無法捍衛香港利益。
在殖民地時代，參與香港本地議會的政黨與反共的民間團體混在一起，弊端不大，因為殖民政府用外交方法和港督特派員的方式，直接處理「香港與鄰國關係」(即是與中國大陸的關係)，立法會不須辯論中港利益衝突的議程。九七之後，中國收回香港主權，中港衝突直接在議會呈現，六四帶來的中國情結，就必須從議會分隔出去，故此支聯會必須非議會政治化，不能混入政黨，不能混入立法會議員或積極準備參選立法會的人。李卓人、蔡耀昌只能在立法會與支聯會之間，兩者選擇其一，不能兩者都要！支聯會必須還原為民間組織，紀念六四也只能成為民間運動，不可與議會政治重疊。
當前中港衝突，容不得你任性。你參與支聯會加民主派的六四晚會，自我道德榮耀(self-glorificaton)，無問題，但你要知道，以後立法會在處理中港利益衝突的議程，民主派會愛國不愛港。
支聯會的領導層與民主派重疊(註*2)，它不是民間團體，而是政黨選舉機器，司徒華在二〇〇三年曾以支聯會的名義，公然呼籲選民投票及支持民主派候選人。 不去維園晚會，不代表我們忘記六四。悼念六四不是支聯會的專利，任何民間團體或個人，都有權舉行民間形式的悼念活動。近年已有團體在文化中心外的折翼天使雕像下獻花默哀，悼念六四。香港人要區別中港利益衝突，要拒絕中國情結捆綁，必須告別愛國民主運動的議程，告別目前兩位一體的支聯會。
*1該組織其中一個任務，就是支援新移民。
*2這個問題癥結，李怡最先指出，見《蘋果日報》社論「試為民主派把把脈」，二〇一二年九月十五日。
周一刊登/陳雲-文化評論人，德國哥廷根大學民俗學博士，《中文解毒》系列作者。
Vic：李卓人「呼籲港人團結，爭取中國有民主，否則，香港是不會有普選」，我呼籲李卓人坐言起行，上大陸搞運動爭民主。我當然是支持中國有憲政民主的，但不要同我講「中國無民主，香港無民主」。林忌說得好：
『1. 中國有民主，未必香港有 (以前英國有，殖民地冇）
2. 香港有民主，中國亦未必有 (中國有排都冇民主，咁你爭取乜野 2017 普選？）
3. 就算唔討論呢點，爭取中國民主，唔代表要愛國；正如你支持昂山素姬，支持緬甸民主，唔代表你要愛緬甸
以前係民建聯同土共陣營搞「愛國論」，而家居然輪到你支聯會，傻的嗎？我愛唔愛國關你鬼事呀？』
二十四年了，你地硬係要堅持「中國無民主，香港無民主」，結果如何？結果就是香港本來應該有的民主，遙遙無期。支聯會對於爭取大陸民主是否來真的，唔好話我老屈，請看司徒華怎麼說：「中國民主是靠國內人，他們也知道我們不會涉足。」各位香港人，覺醒吧，請為香港爭取民主，不要本末倒置。
2013年5月26日 星期日
劉紹銘 - 分享何時了
蘋果樹下 香港蘋果日報
2013年5月26日
清末民初，從東洋西洋作品繙譯過來的「域外小說」盛極一時。既是舶來品，自然夾雜着好些新名詞、新術語。以繙譯《巴黎茶花女遺事》名噪一時的林紓有感歐風之銳不可當，喟然曰：「吾中國百不如人，獨文字一門，差足自立，今又以新名詞盡奪其故，是並文字亦亡之矣。嗟夫！」
陳平原教授說得有理，晚清時期的「衞道之士」攻擊新名詞、新術語者大有人在，但「別人還好說，林紓如持此論可就不大好交代。」林紓譯的域外小說，新名詞屢見不鮮。"Sweetheart"在他譯筆下變了「甜心」。新名詞代表新意念、新事物。"Sweetheart"吾國本已有之，「情人」、「戀人」、「心上人」、「意中人」均無不可，林紓不從俗，諒因「甜心」勁帶異國情調也。
新名詞來勢洶洶，所向披靡，最教人失笑的，是自己以為清白，寫的是純正中文，一直要扮演官兵去捉拿「雜種中文」的強盜，誰料攬鏡一照，自己原來也不見得規矩。且引用陳平原在《二十世紀中國小說史》中一條有助觸類旁通的註。端方批某生課卷，謂其文有思想而乏組織，惜新名詞太多」，殊不知「思想」、「組織」即為新名詞（柴萼《梵天廬叢錄》）；張之洞「凡奏疏公牘有用新名詞者，輒以筆抹之，且書其上曰：『日本名詞！』後悟『名詞』即新名詞，乃改稱『日本土語』」（江庸《趨庭隨筆》）。
張之洞等「國粹派」，用王國維的話說，欲張天眼抓文字孽種，可憐自己也是半個孽種。陳平原說繙譯「域外」小說固然得用外來語，即使原作也難免新名詞。林紓的《巾幗陽秋》（後名《官場新現形記》），內文新名詞如「總統」、「租界」、「憲法」、「國會」、「議員」等多不勝數。
離世多年的老前輩思果（蔡濯堂），一生致力散文創作和繙譯事業。他心目中的白話文範本離不開《紅樓夢》、《儒林外史》和《老殘遊記》等經典小說。蔡先生苦學出身，中英文都憑自修得來。對「你能讓我請你出去吃晚飯麼？」這種「歐化」中文，深痛惡絕。他文章一再申述，中文的基本語態是"active voice"。「孩子踢球」說得自然，改為「球被孩子踢」就不倫不類了。
故人已成故友多年，要是思果今天仍在，面對我們朝夕相處的漢語媒體文字的「生態」，不知作何感想。事隔一個世紀，有關名詞的血統問題，大家早已一笑置之了，還有甚麼「華夷之別」，你說是不是？「生態」一詞原非國有，準是"ecology"這個「番文」引進來的。雖然不能看作直系親屬，但彼此相安無事，再說長相又不似「煙士披里純」（inspiration）那麼「洋」出味兒，我們何不放開懷抱把「生態」收養下來？
但我想思果老兄泉下有知，看到時下一些刊物把中文習慣明顯該用"active voice"的句子改成"passive voice"，一定會瞠目結舌連呼「人間何世！人間何世！」。「被失蹤」、「被自殺」不久後又聽說「被和諧」，這算甚麼話嘛。但這不能怪他老兄的，我們的「國語」隨着「國情」與時俱進。他不問世事，就不會知曉「被自殺」是怎樣完成的。
中文「歐化」（其實是「英化」）勢不可免。如果個案柔順如「生態」者，一一歸化就是。可惜有些名詞繙譯過來面目太「異形」，一看就知不是漢家兒女。像「挑戰」、「分享」、「驚喜」。陶傑在〈變酸了的中文〉說得直截了當，當代中文之所以「變酸」，因為懶惰。「這種懶惰，表現在繙譯上更為明顯。」機械地對號入座的結果是，凡commitment必「承諾」、凡encouraging必「令人鼓舞」諸如此類的「機械性」繙譯。
老派中文本來不時興說「性」的。不是sex的性，而是以suffix凸顯出來的「性」，即-bility是也。陶傑舉的惡例：「這個計劃的可行性值得作出研究」。「可行性」者，feasibility也。《朗文當代大辭典》用的例句是：We're having a feasibility study done to find out if the plan will work。中譯是：「我們正對這個計劃能否實現進行可行性研究」。
你看，積習難改，連辭典也難逃污染，好像不突出「性」就沒盡繙譯的本份似的。這句話，可不可以簡單的說：「我們正研究這計劃能否實現。」因為「進行可行性研究」這種說法的「可笑性」實在太高了。
近日古德明在其《征服英語》專欄中談繙譯，用了讀者提供的吳靄儀大律師〈為終院裁決兩歡呼〉一文作論述根據。這位讀者把原文再加上他用Google translate的譯文傳給古先生。
原文：The bedrock of our democracy is the rule of law and that means we have to have an independent judiciary, judges who can make decisions independent of the political winds （that） are blowing.
Google譯文：我們民主制度的基石是法治，這意味着我們必須有一個獨立的司法機構，法官雖可以作出決定，獨立的治國風正在吹。
在舉出古德明的修正本前，先請注意independent這個字在原文句子中出現了兩次。Independent如果後面不跟of，可解作「獨立」或「自主」等。如是independent of，則有「不受影響」、「不受控制」的意思。也許Google的操作約定俗成，所以把judges who can make decisions independent of the political winds （that） are blowing譯為「獨立的治國風正在吹。」（註：古德明說讀者給他的這句英文，漏卻括弧中的that字。）
古德明附上自己的繙譯：「我們民主制度的基礎，在於法治，即司法必須獨立，法官判案，必須不受當前政治左右。」把independent of譯為「不受……所左右」是一個深思熟慮的決定，效果比「不受影響」或「不受控制」切題。
英文的單字，有些可以不加思索的依辭書所說搬過來，如見share就「分享」，見surprise就「驚喜」，雖然俗套，但最少不致誤導讀者。但有些字滑如泥鰍，刻板式的繙譯可能會鬧大笑話。就引decent為例。A decent night's sleep，一夜好睡。A decent man，正人君子。但一間公司有職員犯錯，之後he did the decent thing and resigned，這句話用中文該怎麼說？《牛津高階英漢雙解詞典》的中譯為：「他做得很體面，辭職了。」
設想另外一個場景。一對美國夫婦，居住在獨立的郊外房子，一天突有不速之客按門鈴。丈夫正在客廳讀報，太太在睡房整理衣着。丈夫正要站起來應門，突然想到甚麼似的，揚聲問太太：Honey, are you decent？
這個場景，是在一部美國電影出現的。事隔多年，片名和演員的名字都忘了，只記得這句話在字幕上的中譯：「甜心，你是不是正派的？」這是很明顯的「對號入座」的誤譯。
丈夫問太太Are you decent究竟是甚麼意思？這得看落在甚麼「場景」才能決定。不速之客按門鈴，丈夫怕太太「衣衫不整」不知就裏冒失的跑到客廳來才有此問。Are you decent的意思摸清了以後，要譯成相當的口語中文，又得費思量。譯者該問：這是一部甚麼類型的電影？丈夫是個甚麼樣的人？是不是老粗？平日跟太太說話會不會流露一些「英式幽默」？這些因素一一考慮過後，才能決定怎樣措詞。（上面我們看過《牛津高階英漢雙解詞典》把在公司犯錯的職員did the decent thing and resigned譯為「他做得很體面，辭職了。」在這句子裏，我倒覺得decent不是體面不體面的事。Did the decent thing是做了該做的事。）
在文字早成商品的今天，一切講求「機會成本」。寫文章一字一句的推敲，太奢侈了。近讀夏志清編輯的《張愛玲給我的信件》，才幾十頁，就見-bility連篇。「過幾天行李運到後，等我拿出來看看，如有可能性，當寄來給你看……。」跟着又看到「故事性」、「戲劇性」和「可讀性」的接連浮現。怎麼搞的？張愛玲的小說，文字一向乾淨，寫起信來可能太relaxed了，就見沙石。「如有可能性」刪去「性」，甚至連「有」也刪掉，就說「如可能」，清爽多了。正如把If there is a possibility改為if possible一樣收到去冗詞之效。
今天大家都忙，那有前人的閒情在文字上斤斤計較。「分享」、「驚喜」多說就俗，但終歸是「實用中文」，只求達意，就完成任務了，是不是？「分享何時了，驚喜知多少」，大家能過太平日子，就好！
清末民初，從東洋西洋作品繙譯過來的「域外小說」盛極一時。既是舶來品，自然夾雜着好些新名詞、新術語。以繙譯《巴黎茶花女遺事》名噪一時的林紓有感歐風之銳不可當，喟然曰：「吾中國百不如人，獨文字一門，差足自立，今又以新名詞盡奪其故，是並文字亦亡之矣。嗟夫！」
陳平原教授說得有理，晚清時期的「衞道之士」攻擊新名詞、新術語者大有人在，但「別人還好說，林紓如持此論可就不大好交代。」林紓譯的域外小說，新名詞屢見不鮮。"Sweetheart"在他譯筆下變了「甜心」。新名詞代表新意念、新事物。"Sweetheart"吾國本已有之，「情人」、「戀人」、「心上人」、「意中人」均無不可，林紓不從俗，諒因「甜心」勁帶異國情調也。
新名詞來勢洶洶，所向披靡，最教人失笑的，是自己以為清白，寫的是純正中文，一直要扮演官兵去捉拿「雜種中文」的強盜，誰料攬鏡一照，自己原來也不見得規矩。且引用陳平原在《二十世紀中國小說史》中一條有助觸類旁通的註。端方批某生課卷，謂其文有思想而乏組織，惜新名詞太多」，殊不知「思想」、「組織」即為新名詞（柴萼《梵天廬叢錄》）；張之洞「凡奏疏公牘有用新名詞者，輒以筆抹之，且書其上曰：『日本名詞！』後悟『名詞』即新名詞，乃改稱『日本土語』」（江庸《趨庭隨筆》）。
張之洞等「國粹派」，用王國維的話說，欲張天眼抓文字孽種，可憐自己也是半個孽種。陳平原說繙譯「域外」小說固然得用外來語，即使原作也難免新名詞。林紓的《巾幗陽秋》（後名《官場新現形記》），內文新名詞如「總統」、「租界」、「憲法」、「國會」、「議員」等多不勝數。
離世多年的老前輩思果（蔡濯堂），一生致力散文創作和繙譯事業。他心目中的白話文範本離不開《紅樓夢》、《儒林外史》和《老殘遊記》等經典小說。蔡先生苦學出身，中英文都憑自修得來。對「你能讓我請你出去吃晚飯麼？」這種「歐化」中文，深痛惡絕。他文章一再申述，中文的基本語態是"active voice"。「孩子踢球」說得自然，改為「球被孩子踢」就不倫不類了。
故人已成故友多年，要是思果今天仍在，面對我們朝夕相處的漢語媒體文字的「生態」，不知作何感想。事隔一個世紀，有關名詞的血統問題，大家早已一笑置之了，還有甚麼「華夷之別」，你說是不是？「生態」一詞原非國有，準是"ecology"這個「番文」引進來的。雖然不能看作直系親屬，但彼此相安無事，再說長相又不似「煙士披里純」（inspiration）那麼「洋」出味兒，我們何不放開懷抱把「生態」收養下來？
但我想思果老兄泉下有知，看到時下一些刊物把中文習慣明顯該用"active voice"的句子改成"passive voice"，一定會瞠目結舌連呼「人間何世！人間何世！」。「被失蹤」、「被自殺」不久後又聽說「被和諧」，這算甚麼話嘛。但這不能怪他老兄的，我們的「國語」隨着「國情」與時俱進。他不問世事，就不會知曉「被自殺」是怎樣完成的。
中文「歐化」（其實是「英化」）勢不可免。如果個案柔順如「生態」者，一一歸化就是。可惜有些名詞繙譯過來面目太「異形」，一看就知不是漢家兒女。像「挑戰」、「分享」、「驚喜」。陶傑在〈變酸了的中文〉說得直截了當，當代中文之所以「變酸」，因為懶惰。「這種懶惰，表現在繙譯上更為明顯。」機械地對號入座的結果是，凡commitment必「承諾」、凡encouraging必「令人鼓舞」諸如此類的「機械性」繙譯。
老派中文本來不時興說「性」的。不是sex的性，而是以suffix凸顯出來的「性」，即-bility是也。陶傑舉的惡例：「這個計劃的可行性值得作出研究」。「可行性」者，feasibility也。《朗文當代大辭典》用的例句是：We're having a feasibility study done to find out if the plan will work。中譯是：「我們正對這個計劃能否實現進行可行性研究」。
你看，積習難改，連辭典也難逃污染，好像不突出「性」就沒盡繙譯的本份似的。這句話，可不可以簡單的說：「我們正研究這計劃能否實現。」因為「進行可行性研究」這種說法的「可笑性」實在太高了。
近日古德明在其《征服英語》專欄中談繙譯，用了讀者提供的吳靄儀大律師〈為終院裁決兩歡呼〉一文作論述根據。這位讀者把原文再加上他用Google translate的譯文傳給古先生。
原文：The bedrock of our democracy is the rule of law and that means we have to have an independent judiciary, judges who can make decisions independent of the political winds （that） are blowing.
Google譯文：我們民主制度的基石是法治，這意味着我們必須有一個獨立的司法機構，法官雖可以作出決定，獨立的治國風正在吹。
在舉出古德明的修正本前，先請注意independent這個字在原文句子中出現了兩次。Independent如果後面不跟of，可解作「獨立」或「自主」等。如是independent of，則有「不受影響」、「不受控制」的意思。也許Google的操作約定俗成，所以把judges who can make decisions independent of the political winds （that） are blowing譯為「獨立的治國風正在吹。」（註：古德明說讀者給他的這句英文，漏卻括弧中的that字。）
古德明附上自己的繙譯：「我們民主制度的基礎，在於法治，即司法必須獨立，法官判案，必須不受當前政治左右。」把independent of譯為「不受……所左右」是一個深思熟慮的決定，效果比「不受影響」或「不受控制」切題。
英文的單字，有些可以不加思索的依辭書所說搬過來，如見share就「分享」，見surprise就「驚喜」，雖然俗套，但最少不致誤導讀者。但有些字滑如泥鰍，刻板式的繙譯可能會鬧大笑話。就引decent為例。A decent night's sleep，一夜好睡。A decent man，正人君子。但一間公司有職員犯錯，之後he did the decent thing and resigned，這句話用中文該怎麼說？《牛津高階英漢雙解詞典》的中譯為：「他做得很體面，辭職了。」
設想另外一個場景。一對美國夫婦，居住在獨立的郊外房子，一天突有不速之客按門鈴。丈夫正在客廳讀報，太太在睡房整理衣着。丈夫正要站起來應門，突然想到甚麼似的，揚聲問太太：Honey, are you decent？
這個場景，是在一部美國電影出現的。事隔多年，片名和演員的名字都忘了，只記得這句話在字幕上的中譯：「甜心，你是不是正派的？」這是很明顯的「對號入座」的誤譯。
丈夫問太太Are you decent究竟是甚麼意思？這得看落在甚麼「場景」才能決定。不速之客按門鈴，丈夫怕太太「衣衫不整」不知就裏冒失的跑到客廳來才有此問。Are you decent的意思摸清了以後，要譯成相當的口語中文，又得費思量。譯者該問：這是一部甚麼類型的電影？丈夫是個甚麼樣的人？是不是老粗？平日跟太太說話會不會流露一些「英式幽默」？這些因素一一考慮過後，才能決定怎樣措詞。（上面我們看過《牛津高階英漢雙解詞典》把在公司犯錯的職員did the decent thing and resigned譯為「他做得很體面，辭職了。」在這句子裏，我倒覺得decent不是體面不體面的事。Did the decent thing是做了該做的事。）
在文字早成商品的今天，一切講求「機會成本」。寫文章一字一句的推敲，太奢侈了。近讀夏志清編輯的《張愛玲給我的信件》，才幾十頁，就見-bility連篇。「過幾天行李運到後，等我拿出來看看，如有可能性，當寄來給你看……。」跟着又看到「故事性」、「戲劇性」和「可讀性」的接連浮現。怎麼搞的？張愛玲的小說，文字一向乾淨，寫起信來可能太relaxed了，就見沙石。「如有可能性」刪去「性」，甚至連「有」也刪掉，就說「如可能」，清爽多了。正如把If there is a possibility改為if possible一樣收到去冗詞之效。
今天大家都忙，那有前人的閒情在文字上斤斤計較。「分享」、「驚喜」多說就俗，但終歸是「實用中文」，只求達意，就完成任務了，是不是？「分享何時了，驚喜知多少」，大家能過太平日子，就好！
何雪瑩訪問梅英東：再見，老北京
星期日生活
2013年5月26日
【明報專訊】在台北遇上梅英東（Michael Meyer）時，正值台北市中心華光社區的拆遷問題鬧得沸騰，那是一場比喜帖街更荒謬的都市重建鬧劇。Michael引用了20世紀初法籍建築大師柯比意的一番話：「只要大家討論要拆掉一座充滿病菌的破爛老房子時，你就能聽見他們跑出來哭哭啼啼……可能這些先生太太們沒事做，走訪一下貧民窟，為了顯示自己的宅心仁厚，裝模作樣爬上搖搖欲墜的樓梯，無法忘懷一件心儀的鐵藝裝飾……當然，如果你問這些整日忙於寫論文和指導公共意見的懷舊者住在哪裏，答案肯定是電梯公寓，不然就是花園別墅。」梅英東為北京胡同着迷，柯比意這番話猶如當頭棒喝。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於是昂藏六呎、來自加州的美國人在胡同租下小房間，要為胡同著書立說。
「城鎮就是工具，住家就是機器。」柯比意這樣說。他認為要將巴黎的中世紀建築統統拆掉，以無數每幢可住逾2000人的「方形盒子」取代之，所有商店都搬進大廈；房子愈集中愈好，街道愈闊愈好，建築物遠離街道。大師的城市構想並沒有徹底實現，但今天老北京正慢慢向這個方向發展。Michael說，倫敦17世紀被大火破壞，華沙、柏林被戰火摧毀，現在一些大城市卻被自己人摧毀，北京是其中之一。
95年大學畢業後，Michael收拾行裝，加入和平團志工（Peace Corps
Volunteers），到四川內江做義工。97年他來到北京，跟古城一見鍾情。「現在回想起來，假如我由美國一下子搬到北京，我準會討厭她。」在鄉下生活兩年後，大城市對於25歲的靈魂，一切都是如此絢爛美好。以自行車穿梭800年歷史的老北京，在迷宮般的胡同裏盡情迷路，發掘不在旅遊指南上的秘密去處，他認定身在北京是他的幸運。「人定會愛上25歲時身處的城市。剛從大學畢業，打第一份工，掙來的薪水只屬於自己，跟情人陷入熱戀。」
外國志工對北京一見傾心
不過他迷戀的老北京，已經離他而去。「就在我住在胡同的三年間，常到的餃子店和書店，一間接一間消失。我問街坊他們搬到哪去，沒人說得上。我和老婆當年約會的地方已經消失不見。」胡同被拆，他才想去研究它的前世今生。「我想找一本關於胡同的書，卻找不到。於是我決定，自己寫一本。」
他打第一通電話查詢租四合院的詳情，原來房子剛好前一天被列為清拆對象，這令他更決心要住進胡同裏。最後他在前門附近的大柵欄114條胡同中，選了一條，在一間四合院的房間住了兩年。大柵欄不到一平方公里，跟梵蒂岡相若，梵蒂岡人口約800人，大柵欄住了57000人，其中包括一名外國人。
「我幻想中的胡同生活，就是乘涼、喝茶。」很快現實生活把美好想像徹底粉碎。房間沒有暖氣，公共廁所離房子五分鐘路程。寒冬夜人有三急，從被窩爬起來太殘忍，他就在房間尿在膠樽裏；第二天清早待鄰居老寡婦一走，快手打開門，把「方便」倒在水溝裏。他還有一個不為人知的小秘密。「隔兩個星期我會騎車到王府井，那裏有間五星級酒店的地庫有個隱世豪華廁所，報紙毛巾統統齊全，我就在那裏洗頭。」想痛快洗澡，請到澡堂。
一覺醒來「拆」字在門外
古蹟拆一幢少一幢，知識分子都為保育胡同奔走。在《消失的老北京》一書，可見的只有作者細緻的觀察，卻感覺不到身為老外的他如何將胡同生活浪漫化。「我不會說我熱愛胡同生活，但可以確定的是，生活在胡同內，一切都如此人性化。無時無刻都能聽見街坊聊天，你知道你是社區生活的一部分。」美國都市學家JaneJacobs說在好社區中，每人都有自己的角色。「我非常同意。我在胡同小學教英文，住在胡同，無論上課下課我都是梅老師。同學可以隨時來敲門。」Michael有意識地避免把胡同生活寫得太浪漫。「現實是有些居民因為房子沒有暖氣，不敢生孩子；老婆婆擔心一旦生病，胡同太窄救護車駛不進來。我只是個過客，我厭倦了胡同生活，可以立即訂機票返美國。居民卻沒有選擇。」
書中Michael戲分不重，透過他跟「房東」老寡婦、收廢物的「廢品王」和同事朱老師的互動和他們的故事，我們看見了胡同生活的真實一面。他們的房子跟其他胡同和四合院一樣，隨時一覺醒來，外牆被髹上白色的「拆」字，以圓圈把「拆」字圈起來，看上去如此大剌剌地詭異無情。「有些台灣記者問我為何不加入保育分子行列？如果政府見到老外跟居民一起開會，居民一定輸！不過很明顯，我反對拆胡同。」
57000名居民，肯定有些人樂見胡同被拆搬新屋。「幾乎所有30歲以下的年輕人都在期待一覺醒來白色的拆字就寫在他們家的牆上。當你告訴小孩他們要搬走、轉校，孩子會哭上半天，因為老師和同學都沒有了，可是他們很快可以適應。對於老一輩而言他們根本不願走，他們一輩子都住在胡同裏。胡同生活就是他們的身分，而且他們要『接地氣』，對豪華現代的十層樓高洋房毫不心動！」
規劃巴黎以人為本
Michael不是「保育原教旨主義者」。書中他將其他城市的都市重建經驗跟北京對照，嘗試找一條出路。19世紀侯斯曼男爵獲拿破崙三世授權，改造巴黎面貌。今天我們看到的巴黎正是出自他手，雖然遊客都驚歎巴黎的美，但他當年將馬路拉直拉闊三倍，確立巴黎城市街區系統，建地標、拆舊樓、建公園計劃被當時的巴黎人大力批評。其獨裁專制跟今天北京無異。但Michael認為侯斯曼計劃有其可取之處：「巴黎路雖闊，但當時汽車還未盛行，寬闊而綠意盎然的行人道成了行人最好的公共空間，巴黎人可享受步行樂趣。今天北京道路設計以汽車優先，馬路太闊，常看見老婆婆過馬路過到一半就轉紅燈，困在車來車往的路中央不知所措。」雖然老北京大部分被劃為歷史文化保護區，實際上天壇、故宮和中南海已佔了絕大部分。「北京人根本不會付80元人民幣進故宮，對北京人來說那是沒有生命的古蹟！」真正有生命的是冬天故宮外的護城河。冰點溫度令遊人卻步，故宮回復寧靜，市民就在結了冰的河面上打冰上曲棍球。但今天在政府的管理下已不復見。
「更重要的是當年侯斯曼雖然獨裁，他卻依然四處奔走，向巴黎民眾解釋計劃的好處；可是北京除了口裏猛唸『明天會更好』，根本沒人拿出實質證據說服居民都市重建所為何事。我不時想如果我是北京政府官員，我會把1920年代後海的照片拿出來，告訴民眾我們要把後海當年的面貌重現，以前那裏根本是消閒場所，大家去喝酒消遣，和現在一樣，只是由1949年開始變成住宅區！」
「無形之手」毁掉胡同
至於誰是破壞胡同的罪魁禍首？書中把它稱作「無形之手」。事實上Michael真的不知道在施政欠缺透明度的中國，到底是誰在把這些有價值的東西統統拆掉。它應該是全球資本主義下一股官商勾結的利益集團，但確實的名字根本說不上。「這是個沒有真面目的制度。好處就是榮辱與共，沒有一個人要為事情負全責」，可以確定的無形之手一定包括有錢人。「我訪問了大發展商SOHO的CEO張欣。」畢業於劍橋大學的張欣以英國口音對他娓娓道來她在前門胡同的美好回憶。「張欣很有魅力，我走出SOHO總部，覺得她真是個好人，正如大家都說小布殊本人亦是魅力十足。前門大街重建後成為虛假的電影布景，張欣說SOHO是在拯救北京，前門大街如果不是由她們開發的話將更加可怕。」
數星期前Michael在美國一間富有寄宿中學向中學生演講，學生都聽得津津有味。演講後兩位中國老師上前對他說：「你應該多談新北京，寫本老北京的書。」[Vic：寫本「新北京」的書？]即使不願遷出胡同的老太太也不明白為何外國遊客喜歡到胡同拍照，以嘲笑他們的落後為樂，甚至擔心自己舒服的家會在外國人面前丟臉。Michael明白，沒有人想以殘舊落後一面示人。無論張欣抑或無形之手背後的官僚，也許的確深信把胡同拆掉追趕現代化是一件毫無疑問的好事。
800年歷史的老北京正在努力追趕現代化的火車，希望從落後西方一百年的「劣勢」反敗為勝。這彷彿是不能避免的歷史發展階段，巴黎也曾迷信「拆」，幸運的是他們保留足夠的舊，才儲滿今天源源不絕的底氣。可是北京的保留似乎遠比發展慢，結果將會如何，是很簡單的加減算術。可是胡同拆一條少一條，有些事情不能逆轉。Michael認為當北京人繼續迷信新等於好，覺醒也在慢慢發生。
「10年前根本不會有人知道誰是老舍。直到老舍的遺孀把故居改成博物館，人們才知道這位大作家，博物館也是全城唯一展示文化大革命的地方。10年前也沒有人知道誰是梁思成，直到王軍出版《城記》，介紹梁思成如何保護老北京，今天梁思成的照片出現在小學生課本上。」他也看到香港和台北對保育的態度慢慢改變。「我在台北的酒店在大安森林公園附近，我真喜歡那公園。可是台大學生笑我，公園正是20年前當台北市政府拆眷村建的，如果你當時在台北想必你一定加入抗爭行列。」
回來的與回不來的
在胡同生活兩年多，最後他厭倦「熱鬧」，飛到倫敦才能專心完成著作，否則老寡婦鄰居會每天清晨開門叫他起牀，學生天天拍門跟他問功課。「如果你住慣就不當一回事，但我住了兩年有時都會覺得夠了。」這種生活公共性正是Jane Jacobs所推崇的一體兩面。「我到過Jane Jacobs在紐約的故居，她的房子有二樓，可以站在樓上觀看城市生活而不受騷擾！」書中其中一章名為貧民窟的非貧化。在政府宣傳中胡同是蘊藏罪惡、治安不靖的貧民窟，理應取締。事實上胡同只是基層社區而非貧民窟，而且安全得很，家長都放心讓小孩到處跑。「一開始你覺得在街上坐一整天的大叔在盯着你看，後來才發現他們其實自己在忙。」北京新建的住宅區，每隔十步抬頭可見閉路電視，他覺得這種居高臨下的監視，才是真正的沒有私隱，比隨時破門請他吃餃子叫他起牀的老婦鄰居更煩人。
Michael Meyer親歷老北京如何為奧運作準備。雖然他喜歡的書店和餐廳早已不知所終，但北京有種「自我復原能力」。「被逼遷的麵檔東主一家，收攤後被迫回鄉下，一年後又回來了；Walmart在傳統市場前開業，街市看似經營不下去，但一兩年後又是熙來攘往。」他研究並走訪多個城市的保育政策，除了肯定讓居民參與是必要之事，他亦認為保育從沒有劃一答案。當全球都為中國的經濟奇蹟目眩神迷，由何偉（Peter Hessler）的「中國三部曲」（《江城》、《甲骨文》、《尋路中國》）到Michael Meyer的《消失的老北京》，他們以外國人半抽離的視角、細緻的記事，描劃出中國社會在變與不變之間的矛盾，在傳統和現代之間的撞擊下的進退為谷。在無形之手下，市場還會回來，胡同和一些美好的人或事可能一去不復返。
文 何雪瑩
編輯 沈可媛
梁文道 - 狂熱與虛無
香港蘋果日報
2013年5月26日
上接：梁文道 - 理性
「公共討論淪為污名化的遊戲，而非更好理由的追逐。問題不再是可供分析的『誰更合理』，而是難以驗證的『誰更忠誠』。人們最終忘記，講究公共理性（public reason），本來就是民主的一部分。這裏所談的公共理性，並非之前溫和派用以規約公民行動和情感的所謂『和平理性』，而是一種自治原則」。看到陳景輝書稿裏的這一段話，真是感慨。當年我們最怕聽人教訓大家「要理性一點」。比我年輕，也比我更有行動力的陳景輝尤其不滿那套「和平理性」的說詞。不料轉眼數年，現在卻輪到他站出來呼籲理性了。
才不過五、六年前，香港人還挺喜歡把理性當成擋箭牌，用以躲閃一切關乎價值和立場的認真追索。今天我們則變成一群試圖在一切文字和言論之中迅速發現立場，並且拿住立場死纏不放的信徒；甚至將陳景輝這類還在倡言理性的人打作「理性霸權」。這中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難道香港人終於醒悟，了解到立場和基礎價值的重要，不再為那套偽裝客觀的「和平理性」所迷惑？
我有點懷疑，如此迅速的顛倒並不是真正的成熟與進步。在不願意談半句立場問題，與只關心立場問題之間；在極端的虛無，與極端的狂熱之間；也許只不過是隔了薄薄的一張紙而已。兩者共同的地方始終是理性之匱乏，前者是單純地描述不同立場的存在，然後中斷理性的深入分析；後者是單純地選定一個立場，然後拒絕理性的展開差異。換句話說，這兩種社會政治取態只不過是一塊銅板的兩面而已。就像一個人從什麼都不相信的犬儒，急速轉化成最死忠的狂熱信徒；這種轉化的內涵，往往十分可疑。
難怪陳景輝的文章老是令我覺得吃力，並非他的行文用字有毛病，而是他的立場太尷尬。一方面是個街頭行動派，要開足火力揭穿「和平理性」的面具；另一方面又是個時局之中的思考者，要冷靜下來重申「公共理性」的必要。左支右絀，兩面不討好，這大概就是理性的代價。
上接：梁文道 - 理性
「公共討論淪為污名化的遊戲，而非更好理由的追逐。問題不再是可供分析的『誰更合理』，而是難以驗證的『誰更忠誠』。人們最終忘記，講究公共理性（public reason），本來就是民主的一部分。這裏所談的公共理性，並非之前溫和派用以規約公民行動和情感的所謂『和平理性』，而是一種自治原則」。看到陳景輝書稿裏的這一段話，真是感慨。當年我們最怕聽人教訓大家「要理性一點」。比我年輕，也比我更有行動力的陳景輝尤其不滿那套「和平理性」的說詞。不料轉眼數年，現在卻輪到他站出來呼籲理性了。
才不過五、六年前，香港人還挺喜歡把理性當成擋箭牌，用以躲閃一切關乎價值和立場的認真追索。今天我們則變成一群試圖在一切文字和言論之中迅速發現立場，並且拿住立場死纏不放的信徒；甚至將陳景輝這類還在倡言理性的人打作「理性霸權」。這中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難道香港人終於醒悟，了解到立場和基礎價值的重要，不再為那套偽裝客觀的「和平理性」所迷惑？
我有點懷疑，如此迅速的顛倒並不是真正的成熟與進步。在不願意談半句立場問題，與只關心立場問題之間；在極端的虛無，與極端的狂熱之間；也許只不過是隔了薄薄的一張紙而已。兩者共同的地方始終是理性之匱乏，前者是單純地描述不同立場的存在，然後中斷理性的深入分析；後者是單純地選定一個立場，然後拒絕理性的展開差異。換句話說，這兩種社會政治取態只不過是一塊銅板的兩面而已。就像一個人從什麼都不相信的犬儒，急速轉化成最死忠的狂熱信徒；這種轉化的內涵，往往十分可疑。
難怪陳景輝的文章老是令我覺得吃力，並非他的行文用字有毛病，而是他的立場太尷尬。一方面是個街頭行動派，要開足火力揭穿「和平理性」的面具；另一方面又是個時局之中的思考者，要冷靜下來重申「公共理性」的必要。左支右絀，兩面不討好，這大概就是理性的代價。
郭梓祺 - 改編之難——看舊版《大亨小傳》
星期日生活
2013年5月26日
【明報專訊】雖不喜歡巴茲魯曼（Baz Luhrmann）的電影風格，本來還是想看看他新上映的《大亨小傳》（The Great Gatsby）。為了比較，看前特意找來1974年英國導演克萊頓（Jack Clayton）的改編，看後也就打消看新版本的念頭。算了，無謂再次失望，寧可花時間重讀費滋傑羅（F. Scott Fitzgerald）這佳作。
克萊頓的版本由《教父》的導演哥普拉編劇，羅拔烈福做主角，電影卻頗難看。影評人伊拔（Roger Ebert）為之寫過一篇公允的評論，從選角、場景、演技到改編之視野等，逐樣批評，針針見血，不妨摘錄幾段。論電影中如「綠燈」等象徵：「The beacon and the other Fitzgerald
symbols are in this movie version, but they communicate about as much as the
great stone heads on Easter Island.」虛有其表，空空洞洞。論蓋次壁（Gatsby）之首次登場：「it's a low-angle shot of a massive
figure seen against the night sky and framed by marble: This isn't the romantic
Gatsby on his doomed quest, it's Charles Foster Kane.」雄偉如此，《大亨小傳》一下竟變成《大國民》了。
對小說欠缺理解
伊拔寫得最好的一段，是對電影收結之批評：如此大量引用小說原文、看來忠實之改編，怎可能以一首版本嬌艷俗氣的Ain't We Got Fun作結？何况小說的最後一句，還要力重千鈞，享負盛名？伊拔的猜想是：「Maybe because the movie doesn't ever
come close to understanding it」。Understanding一字看似容易卻艱辛，不能心通理解，再落力也徒具形似，無法得其精神。
電影有兩場令我尤其不滿，一是蓋次壁與敍事者尼克（Nick）之初遇，一是蓋次壁之被殺。原著寫尼克一晚在謠言與閒談之間，無意中發現對話的人就是蓋次壁；電影所見，則是蓋次壁待在守衛森嚴的房間約見尼克，顯得煞有介事之餘，亦過分突出蓋次壁孤高的形象。原著寫蓋次壁之死，先用優美文句，描述他躺在泳池休息時之想像，再寫槍聲，然後着墨於池面的波動：風吹葉落，紅色的水流旋轉。到了全章之末，才以一句交代園丁在草叢也發現了威爾遜的屍體。電影的處理卻出奇笨拙，先影着威爾遜潛進蓋次壁家中，神情慌張，拿出槍來猶豫應否自殺，再從簾後步出，射死蓋次壁。整個中槍過程都拍了出來，原書的悲劇意識也就一掃而空。電影最後的二十分鐘，簡直不堪入目。
宋淇先生之高見
費滋傑羅在1925年出版的《大亨小傳》寫得簡潔精練，只有九章，借尼克的視角，逐步從謠言與疑惑中發現蓋次壁的故事，例如他費盡心力要回到過去的幻想，而這也同時是尼克認識世界的過程。末段描述幾個角色的際遇，尤能呈現世事的陰差陽錯。台北桂冠出版的中譯《大亨小傳》極好，因為除了喬志高先生傳神的譯文，還有林以亮的導讀。林以亮即宋淇先生，對文學和翻譯素有心得，簡短的導讀不乏高見，例如這段：
尼克可以看到事實的真相和悲劇性；蓋次壁卻運用想像力來改變和創造事實。尼克的性格使他可以看透一切，他不會受到損害，可是他永遠不會快樂。蓋次壁可以體會到人生中的狂歡，可是他的結局注定是悲劇的收場。尼克永遠向後縮，蓋次壁却永遠在追尋着「綠燈」。作者很容易拿二人對立起來，因為二人代表的正是人類中最優良的典型，可是我們讀《大亨小傳》時，並不覺得有明顯的對立存在，二人中間的關係使我們覺得：與其說他們是對立的矛盾，不如說他們是相輔相成的統一，只有他們二人才真正站在一起，面對全世界的人，毋須覺得自慚形穢！
尼克和蓋次壁都是美國西部的人，跟東部的浮華始終格格不入。費滋傑羅描述大城市的文句往往莫名淒美，如在第三章，用幾句就點出紐約大街之荒涼，行人之寂寥：「At the enchanted metropolitan twilight I
felt a haunting loneliness sometimes, and felt in the others-poor young clerks
who loitered in front of windows waiting until it was time for a solitary
restaurant dinner-young clerks in the dusk, wasting the most poignant moments of
night and life.」氣氛有點像詩人艾略特〈普弗洛克的情歌〉（The Love Song of J. Alfred
Prufrock）的開段。費滋傑羅與艾略特相熟，《大享小傳》書成即寄贈艾略特，艾略特回信說已讀了三遍，認為那是罕見的傑作。
名著改編之難
文學名著改編成電影總是難事。最成功的，我想起的有奧遜威爾斯和黑澤明。厲害如維斯康堤，改編卡繆的《異鄉人》亦不出色；改編湯馬斯曼的《魂斷威尼斯》口碑較佳，但我也不算喜歡，略嫌他處理「美」這主題時斧鑿痕迹過多，失諸刻意；改編藍培杜莎（Tomasi di Lampedusa）的《氣蓋山河》，則或因導演對貴族生活有親身感受，拍來揮灑自如，乃成經典。
作家艾柯（Umberto Eco）在論翻譯的Mouse or Rat一書，就以維斯康堤的《魂斷威尼斯》為例，分析改編的問題。艾柯把這電影厚詆為「one of the most blatant cinematic
misinterpretations of a book」，覺得電影對小說的幾個改動都是敗筆。限於篇幅，只舉兩項。第一，維斯康堤把主角的身分，從崇尚純粹和古典等藝術理想的作家，改成了鍾情於馬勒的音樂家，削弱了他看見美少男時內心之掙扎，因這樣無法突顯太陽神被酒神征服、理想逐步毁滅的過程。艾柯的說法很精警：「Aschenback speaks as if he were Bach,
but we hear Mahler」。第二，跟原著不同，主角在電影甫出場，已經虛弱疲弊，跟威尼斯的衰敗氣息相近，輕易融入其中，少了原著那份抗拒。同理，原著講主角要慢慢努力才得到姓名中「von」字的尊稱，但電影的主角一出場就有此稱謂，形像就更近於頹廢的貴族，跟威尼斯的委靡過於接近，失了張力。
若由維斯康堤來拍……
艾柯強調問題不在改動原著與否。維斯康堤拍《氣蓋山河》也有修改，但因他能使觀眾「understand the deep sense of the
novel」，所以成功。Understand一字又出現了，伊拔說的是導演能否領會，艾柯說的是導演能否令觀眾領會，關鍵從不是情節，而是精神。所以，我想若要把《大亨小傳》改編成電影，維斯康堤應是最佳人選。他對時間的流逝如此敏感，又明白上流社會的奢華空洞、醉生夢死。由他來處理《大亨小傳》寫夏天之溽熱，人之倦怠，以及小說中各種象徵，肯定更富美感。相信他也斷不會無視小說的最後一句：「So we beat on, boats against the
current, borne back ceaselessly into the past」。
文 郭梓祺
編輯 胡可欣
2013年5月25日 星期六
梁文道 - 理性
香港蘋果日報
2013年5月25日
最近讀到「八十後」運動家陳景輝的書稿，一頁頁看下去，不能不覺時光流逝之快，世事變幻之奇，想當初剛剛認識陳景輝的時候，他還是個中學生，雖無心於學校課業，卻喜歡讀些今日大學生都未必啃得進去的哲學書。後來胡恩威和我開辦「牛棚書院」，便多了點和這個年青人相處的機會。
那個時候，我們都不太滿意香港主流社會天天把「理性」掛在嘴上的風氣，覺得那其實是種「理性」的誤用，甚至是種反理性的表現。例如掌權的建制派領袖，每逢示威遊行，每逢抗議集會，都要走出來勸告大家「理性一點」；似乎政治運動一上街就是不理性。就連遇到批評和反對，他們也要說這是「不理性的謾罵」。為什麼街頭集會不理性？為什麼不合己意的評論不理性？他們從不解釋，好像大家都曉得，理性就是遵從既有的秩序，就只是一種沉默的合作而已。
在我看來，這種把理性等同於不爭論的保守態度還不算最壞，更糟糕的是將理性貶低為犬儒，乃至於虛無。最好的例子就是某些電台Phone in節目，討論一樁意見分歧的事件，主持人先請A君發言三分鐘，再請B君回應三分鐘；兩番來回之後，很客觀很持平的主持人就會打斷大家，下一個最中肯最理性的結論：「這都是觀點與角度的問題，你有你的看法，他有他的立場，大家要互相尊重。香港畢竟是個言論自由的社會。」
多少年來，香港就是一個這麼「理性」的地方；多少關乎重大價值選取的討論，多少關乎根本政治立場的辯析，就是這樣一次又一次地胡混過去。理性不再是在論辯過程中層層深入的探索，不再是不同觀點的仔細鋪陳；而是各說各話，溫吞客氣，然後不爭論。彷彿大家都很害怕認真地面對立場與價值，想方設法地迴避那些傷感情的問題，並且聲稱這才叫做「理性」，還要拿它當做言論自由的證明。還記得已故的「斌仔」曾經激起安樂死的討論，但沒過多久，我們就集體迴避了這個煩人的課題，以一句「社會有不同意見」輕輕帶過，迅速將這件事轉化成群星送溫暖式的香港故事，十分「積極」，十分「正面」，也十分地香港。理性不是用來衍述不同意見的程序，不是用來深化不同立場的力量，卻成了我們逃離立場之辯的藉口。
下接：梁文道 - 狂熱與虛無
最近讀到「八十後」運動家陳景輝的書稿，一頁頁看下去，不能不覺時光流逝之快，世事變幻之奇，想當初剛剛認識陳景輝的時候，他還是個中學生，雖無心於學校課業，卻喜歡讀些今日大學生都未必啃得進去的哲學書。後來胡恩威和我開辦「牛棚書院」，便多了點和這個年青人相處的機會。
那個時候，我們都不太滿意香港主流社會天天把「理性」掛在嘴上的風氣，覺得那其實是種「理性」的誤用，甚至是種反理性的表現。例如掌權的建制派領袖，每逢示威遊行，每逢抗議集會，都要走出來勸告大家「理性一點」；似乎政治運動一上街就是不理性。就連遇到批評和反對，他們也要說這是「不理性的謾罵」。為什麼街頭集會不理性？為什麼不合己意的評論不理性？他們從不解釋，好像大家都曉得，理性就是遵從既有的秩序，就只是一種沉默的合作而已。
在我看來，這種把理性等同於不爭論的保守態度還不算最壞，更糟糕的是將理性貶低為犬儒，乃至於虛無。最好的例子就是某些電台Phone in節目，討論一樁意見分歧的事件，主持人先請A君發言三分鐘，再請B君回應三分鐘；兩番來回之後，很客觀很持平的主持人就會打斷大家，下一個最中肯最理性的結論：「這都是觀點與角度的問題，你有你的看法，他有他的立場，大家要互相尊重。香港畢竟是個言論自由的社會。」
多少年來，香港就是一個這麼「理性」的地方；多少關乎重大價值選取的討論，多少關乎根本政治立場的辯析，就是這樣一次又一次地胡混過去。理性不再是在論辯過程中層層深入的探索，不再是不同觀點的仔細鋪陳；而是各說各話，溫吞客氣，然後不爭論。彷彿大家都很害怕認真地面對立場與價值，想方設法地迴避那些傷感情的問題，並且聲稱這才叫做「理性」，還要拿它當做言論自由的證明。還記得已故的「斌仔」曾經激起安樂死的討論，但沒過多久，我們就集體迴避了這個煩人的課題，以一句「社會有不同意見」輕輕帶過，迅速將這件事轉化成群星送溫暖式的香港故事，十分「積極」，十分「正面」，也十分地香港。理性不是用來衍述不同意見的程序，不是用來深化不同立場的力量，卻成了我們逃離立場之辯的藉口。
下接：梁文道 - 狂熱與虛無
李怡 - 維園燭光應是對抗強權的自由的燭光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3年5月25日
連日來，有不少關於是否參加今年六四燭光集會的討論。即使表示仍會一如既往去參加的人士，也對支聯會今年的六四主題有所不滿，或認為「老土」，或不同意「愛國愛民」的意涵，只是他們認為去參加燭光集會不是為了支聯會，而是為了「毋忘六四」。因為六四燭光，是這個世界上唯一能延續六四記憶的景象。捷克作家米蘭．昆德拉說：人類對抗強權的歷史，就是記憶對抗遺忘的歷史。對抗以暴力鎮壓平民的強權，靠的是延續我們的記憶，不管事情在哪裏發生，這種正義感正是許多香港人共有的價值觀念。我們不希望六四燭光趨於黯淡。
但是，支聯會年年如是的六四主題，今年卻明顯與香港許多市民尤其年輕人的想法相背，在有關宣傳這主題的網頁留言中，相當多人表示因這個主題意識今年不會去維園。在網上輿論有強烈表述之後，支聯會仍然堅持原意。它不僅使我們擔心今年的燭光趨黯，而且由於支聯會領導人與部份泛民重叠，使人感到香港民主派的部份領頭人，在意識形態和認知上大有可議之處，這正是民主運動的危機。
支聯會定出的六四主題是「愛國愛民，香港精神；平反六四，永不放棄」。支聯會副主席蔡耀昌說，提出「愛國愛民」是要抗衡中共說法，「愛國愛民唔係以共產黨政府嘅標準，相反我哋正正要同佢講：我哋（支聯會）先至係愛國，爭取平反六四先至係愛國，愛國唔係愛黨，愛國最重要係愛人民」。
愛國不是愛黨，這不是現在才有的看法，早在30多年前，著名學者徐復觀就提出一定要把國放在黨之上的觀點。近幾十年，中共眼看所作所為不得人心，就絕口不提愛黨而只講愛國了，但他們所說之國，是憲法規定必須由共產黨領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也就是對中共一黨專政不能提出任何異議的人才算愛國。因此實際上，國已經被黨綁架了。喬曉陽提出行政長官候選人的先決條件是愛國愛港，眾所周知，他講的其實只是「愛黨」。所以支聯會說愛國不是愛黨，那是沒有意義的。中共可能正中下懷地回應說，沒關係，你不必愛黨，愛國就好。因為愛國無論對中共來說還是在社會上，都已有固定含義。
「愛國最重要是愛人民」嗎？你只要想想，在極權政治統治下的人民，只能在權力面前像奴隸般度日，一旦掌握一點權力就變臉為奴才，或者在權力稍稍放鬆之下就像老鼠不見了貓似的成為到處鑽營的刁民。正如捷克前總統、曾是共產政權時的異議人士哈維爾所說：「專權政治下的人民……每個人都只能在謊言中求生。人們承受在謊言中和與謊言為伍的生活。就是這樣，人們確認了這個制度，完善這個制度，製造了這個制度，（變成了）這個制度。」製造和變成了專權制度的人民可愛嗎？愛這樣的人民就等於愛國嗎？當然，這制度中有閃耀着良知的人士，但正如民主國家中也有強徒一樣，只是極少數。
愛國只有一個含義，就是愛一種制度或者追求一種制度。孫中山的愛國不是愛滿清政權而是追求共和制度；魯迅的愛國不是愛劣根性的阿Q國民，而是追求民主制度；甚而毛澤東早年的愛國也不是愛國民黨政權而是追求「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百多年來許多人從大陸移居香港，他們也不是愛以前管治香港的英國，或香港市民，而是追求一個可以安居樂業的制度。今天我們要民主，要普選，甚至追求本土化，也不是愛不愛國，而是眼看我們賴以存活的制度在中共及其奴才的管治下，逐漸崩潰，而不得不力拒來自大陸的侵蝕。本土化追求的不是獨立，而是眼看高度自治不斷褪色淪落，為了不折不扣地貫徹《基本法》的自治而抗爭。也因此，本土化對於把「愛國」之名強加在普選或任何正義活動之上不能不反感。
胡適說：「爭你自己的自由就是爭國家的自由，爭你自己的權利就是爭國家的權利。因為自由平等的國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來的！」
我們要爭的是個人的和我們（香港）社會的自由和權利，因為我們力求保持一個自由平等的社會。如果把愛國或國家利益放在爭個人和我們社會的自由與權利之上，無視我們的自由和權利不斷被強佔，那無疑是一群未能擺脫奴性的人士的訴求。
毋忘六四，它的意義是提醒我們，要警惕自由和權利被強權侵奪而流失。維園燭光應是對抗強權的自由的燭光，而不是愛強國愛刁民的燭光。
連日來，有不少關於是否參加今年六四燭光集會的討論。即使表示仍會一如既往去參加的人士，也對支聯會今年的六四主題有所不滿，或認為「老土」，或不同意「愛國愛民」的意涵，只是他們認為去參加燭光集會不是為了支聯會，而是為了「毋忘六四」。因為六四燭光，是這個世界上唯一能延續六四記憶的景象。捷克作家米蘭．昆德拉說：人類對抗強權的歷史，就是記憶對抗遺忘的歷史。對抗以暴力鎮壓平民的強權，靠的是延續我們的記憶，不管事情在哪裏發生，這種正義感正是許多香港人共有的價值觀念。我們不希望六四燭光趨於黯淡。
但是，支聯會年年如是的六四主題，今年卻明顯與香港許多市民尤其年輕人的想法相背，在有關宣傳這主題的網頁留言中，相當多人表示因這個主題意識今年不會去維園。在網上輿論有強烈表述之後，支聯會仍然堅持原意。它不僅使我們擔心今年的燭光趨黯，而且由於支聯會領導人與部份泛民重叠，使人感到香港民主派的部份領頭人，在意識形態和認知上大有可議之處，這正是民主運動的危機。
支聯會定出的六四主題是「愛國愛民，香港精神；平反六四，永不放棄」。支聯會副主席蔡耀昌說，提出「愛國愛民」是要抗衡中共說法，「愛國愛民唔係以共產黨政府嘅標準，相反我哋正正要同佢講：我哋（支聯會）先至係愛國，爭取平反六四先至係愛國，愛國唔係愛黨，愛國最重要係愛人民」。
愛國不是愛黨，這不是現在才有的看法，早在30多年前，著名學者徐復觀就提出一定要把國放在黨之上的觀點。近幾十年，中共眼看所作所為不得人心，就絕口不提愛黨而只講愛國了，但他們所說之國，是憲法規定必須由共產黨領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也就是對中共一黨專政不能提出任何異議的人才算愛國。因此實際上，國已經被黨綁架了。喬曉陽提出行政長官候選人的先決條件是愛國愛港，眾所周知，他講的其實只是「愛黨」。所以支聯會說愛國不是愛黨，那是沒有意義的。中共可能正中下懷地回應說，沒關係，你不必愛黨，愛國就好。因為愛國無論對中共來說還是在社會上，都已有固定含義。
「愛國最重要是愛人民」嗎？你只要想想，在極權政治統治下的人民，只能在權力面前像奴隸般度日，一旦掌握一點權力就變臉為奴才，或者在權力稍稍放鬆之下就像老鼠不見了貓似的成為到處鑽營的刁民。正如捷克前總統、曾是共產政權時的異議人士哈維爾所說：「專權政治下的人民……每個人都只能在謊言中求生。人們承受在謊言中和與謊言為伍的生活。就是這樣，人們確認了這個制度，完善這個制度，製造了這個制度，（變成了）這個制度。」製造和變成了專權制度的人民可愛嗎？愛這樣的人民就等於愛國嗎？當然，這制度中有閃耀着良知的人士，但正如民主國家中也有強徒一樣，只是極少數。
愛國只有一個含義，就是愛一種制度或者追求一種制度。孫中山的愛國不是愛滿清政權而是追求共和制度；魯迅的愛國不是愛劣根性的阿Q國民，而是追求民主制度；甚而毛澤東早年的愛國也不是愛國民黨政權而是追求「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百多年來許多人從大陸移居香港，他們也不是愛以前管治香港的英國，或香港市民，而是追求一個可以安居樂業的制度。今天我們要民主，要普選，甚至追求本土化，也不是愛不愛國，而是眼看我們賴以存活的制度在中共及其奴才的管治下，逐漸崩潰，而不得不力拒來自大陸的侵蝕。本土化追求的不是獨立，而是眼看高度自治不斷褪色淪落，為了不折不扣地貫徹《基本法》的自治而抗爭。也因此，本土化對於把「愛國」之名強加在普選或任何正義活動之上不能不反感。
胡適說：「爭你自己的自由就是爭國家的自由，爭你自己的權利就是爭國家的權利。因為自由平等的國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來的！」
我們要爭的是個人的和我們（香港）社會的自由和權利，因為我們力求保持一個自由平等的社會。如果把愛國或國家利益放在爭個人和我們社會的自由與權利之上，無視我們的自由和權利不斷被強佔，那無疑是一群未能擺脫奴性的人士的訴求。
毋忘六四，它的意義是提醒我們，要警惕自由和權利被強權侵奪而流失。維園燭光應是對抗強權的自由的燭光，而不是愛強國愛刁民的燭光。
戴耀廷 - 梁愛詩支持公投特首普選方案？
明報 2013年5月25日
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梁愛詩批評「和平佔中」以萬人商討日得出的方案，也不可能代表港人，並指摘這是「少數人的獨裁」，因「和平佔中」表明若這方案得不到中央接受就要公民抗命。
首先，「和平佔中」不會只是以萬人商討日得出的方案就要中央接受，這方案還要得所有港人經電子投票認可授權，才會交中央考慮。可能會有數十萬甚至過百萬人支持這方案，故這不會只是一個萬人方案。當然這方案也可能只代表投票授權的那幾十至過百萬港人，若以全港人口來計算，你也可說他們仍是少數。但我相信在香港歷史，從未有過一個公共議題是有那麼多港人透過一個公開公平的平台明確表了態，少數與否，也是不可忽略的港人意見。
再者，這只是一群無權者的一個表態，相對於掌權者手上的政府機器和有組織的武裝力量，公民抗命者如何能「獨裁」？我們只是自我犧牲以明志，何「獨」何「裁」？反是大多數港人長期被少數利益集團透過扭曲了的政治制度剝奪了他們的政治權利。
但若按梁愛詩批評「和平佔中」的邏輯，我們可能會發現她是親北京人士中最具民主意識的。她既說「和平佔中」只是少數人的意見，可能她是說將來中央透過特區政府提出的特首普選方案，最終是應得到香港大多數人的支持才能成立。那麼大多數港人如何能表達他們的立場呢？說不定梁愛詩正在想不如也搞商討日和公投議決，不然如何能如她所說，可讓各方坐下來商討可行的特首普選方案，並得出一個大多數人都認同的方案？
因此，我建議梁愛詩應去說服中央及特區政府舉行全港性的商討日，讓所有港人都有一天公假，一起去到各區的社區會堂，共同商討應接受中央和特區政府提出的特首普選方案，還是接受「和平佔中」萬人商討日建議的方案。全港市民經詳細的商討過程掌握了兩套方案的利弊後，他們可透過全港性由官方搞的公投，選出哪一個是他們支持的方案。相信若中央和特區政府願這樣做，我們也不需要「和平佔中」。但他們願意嗎？他們敢嗎？
區家麟 - 六四二十四
2013年5月25日
【明報專訊】人習慣遺忘自欺，權貴擅長弄虛作假。「五四精神」遭成功扭曲為「尊重包容」；「六四」也許在二十年後由國家機器重新詮釋，那時候的中學生，可會笑臉盈盈地歌頌「六四精神」，就是「維穩、和諧」？
事實簡單，證據清晰，六四那一夜，沒有任何「精神」值得懷念；當權者的「六四精神」，只能是隨街開槍，殺人如麻，秋後算帳，死不認錯，睜大眼詭辯。
二十四年了，魂斷長安大街的孩子們，仍然含冤莫白；天安門母親，淚痕未乾，遭二次加害；不為世人所知的民運鬥士如李旺陽，被監控被失蹤被自殺。
二十四年了，民主運動的訴求沒有寸進，隱身幽暗角落的大佬下令「七不講」，普世價值、新聞自由、公民權利等議題，驀然回首，都是當年學生的主張，如今講都不讓講。
二十四年了，維穩成為國策，惡棍趾高氣揚，權貴資產階級肆無忌憚。當天聲嘶力竭宣布戒嚴的幕前打手李鵬，今天子女錢權在握，稱霸電力系統。女兒李小琳掌控「國電」；兒子李小鵬長年控制「華能」，近年華麗轉身，棄商從官，當山西省長。
二十四年了，識時務者善忘，力爭上游者詭辯。教育局常秘謝凌潔貞說過，六四只是歷史長河的沙沙石石，更以「小學生忘記做功課向老師撒謊」，喻人人都有做過錯事；行政會議成員羅范椒芬又說過：六四未定性，如何平反。比喻不倫，詐傻扮懵，這就叫適者生存。
二十四年了，內地記者在高牆的擠壓下擦邊球，香港有的傳媒在尚算自由的空氣中玩閃避球，談六四色變，在大是大非前扮持平，在黑白分明時企定定說中立。
二十四年來，國家崛起，萬民下跪；二十四年流逝，那些令人窒息、無語、濺淚、錐心的不公不義，隨時間沉澱，越發鮮明。
阻止及減少不公義的事
每臨近六四，不同派系總要論辯，要不要愛國、要不要平反、要不要建設民主中國。「本土派」與「大中華膠」之爭，綱領各異，目標不大同，如何達至一個理想的公義社會，可能永遠不會有共識。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馬蒂亞．森在《正義的觀念》一書指，我們不應錮於一種「超越式」的抽象公義大道理，而應對焦實際環境，阻止及減少不公義的事情。
阿馬蒂亞．森舉例說，十九世紀美國的廢除黑奴運動，沒多少人以為廢除黑奴後，世界就完美，公義完全彰顯；人們有行動，是因為眼前存在極度的不公義，不得不挺身而出。
二十四年前的事，人民不會忘記；維園的燭光會告訴當權者，任憑你橫行無忌，歷史中你只剩惡名昭彰。讓我們在這一塊仍然自由的土壤，為逝者點亮一根蠟燭；為被噤聲的朋友們表達一點心意；每個人在自己崗位上，盡一分力，向着可望而不可即的公義，踏前一小步。
【明報專訊】人習慣遺忘自欺，權貴擅長弄虛作假。「五四精神」遭成功扭曲為「尊重包容」；「六四」也許在二十年後由國家機器重新詮釋，那時候的中學生，可會笑臉盈盈地歌頌「六四精神」，就是「維穩、和諧」？
事實簡單，證據清晰，六四那一夜，沒有任何「精神」值得懷念；當權者的「六四精神」，只能是隨街開槍，殺人如麻，秋後算帳，死不認錯，睜大眼詭辯。
二十四年了，魂斷長安大街的孩子們，仍然含冤莫白；天安門母親，淚痕未乾，遭二次加害；不為世人所知的民運鬥士如李旺陽，被監控被失蹤被自殺。
二十四年了，民主運動的訴求沒有寸進，隱身幽暗角落的大佬下令「七不講」，普世價值、新聞自由、公民權利等議題，驀然回首，都是當年學生的主張，如今講都不讓講。
二十四年了，維穩成為國策，惡棍趾高氣揚，權貴資產階級肆無忌憚。當天聲嘶力竭宣布戒嚴的幕前打手李鵬，今天子女錢權在握，稱霸電力系統。女兒李小琳掌控「國電」；兒子李小鵬長年控制「華能」，近年華麗轉身，棄商從官，當山西省長。
二十四年了，識時務者善忘，力爭上游者詭辯。教育局常秘謝凌潔貞說過，六四只是歷史長河的沙沙石石，更以「小學生忘記做功課向老師撒謊」，喻人人都有做過錯事；行政會議成員羅范椒芬又說過：六四未定性，如何平反。比喻不倫，詐傻扮懵，這就叫適者生存。
二十四年了，內地記者在高牆的擠壓下擦邊球，香港有的傳媒在尚算自由的空氣中玩閃避球，談六四色變，在大是大非前扮持平，在黑白分明時企定定說中立。
二十四年來，國家崛起，萬民下跪；二十四年流逝，那些令人窒息、無語、濺淚、錐心的不公不義，隨時間沉澱，越發鮮明。
阻止及減少不公義的事
每臨近六四，不同派系總要論辯，要不要愛國、要不要平反、要不要建設民主中國。「本土派」與「大中華膠」之爭，綱領各異，目標不大同，如何達至一個理想的公義社會，可能永遠不會有共識。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馬蒂亞．森在《正義的觀念》一書指，我們不應錮於一種「超越式」的抽象公義大道理，而應對焦實際環境，阻止及減少不公義的事情。
阿馬蒂亞．森舉例說，十九世紀美國的廢除黑奴運動，沒多少人以為廢除黑奴後，世界就完美，公義完全彰顯；人們有行動，是因為眼前存在極度的不公義，不得不挺身而出。
二十四年前的事，人民不會忘記；維園的燭光會告訴當權者，任憑你橫行無忌，歷史中你只剩惡名昭彰。讓我們在這一塊仍然自由的土壤，為逝者點亮一根蠟燭；為被噤聲的朋友們表達一點心意；每個人在自己崗位上，盡一分力，向着可望而不可即的公義，踏前一小步。
2013年5月23日 星期四
古德明 - 港澳「達成協議」
中華正聲
2013年05月22日
【am730專欄】香港、澳門之間有一條協議，題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關於持永久性居民身分證入出境及互免填報入出境申報表協議》，長長六十字標題，難讀之餘，更不知所云：「關於持永久性居民身分證入出境」，是指誰人？上海、倫敦等地永久居民，憑其身分證，也可以按這協議出入港澳嗎？
其實協議標題可以簡簡單單用十二個字：《澳門、香港居民往來兩地協議》。假如一定要概述協議內容，則也只須用二十五字：《澳門、香港永久居民憑身分證往來兩地及免申報出入境協議》。這樣改寫，文字易讀得多，文意也條理分明。但港、澳當局不懂中文，只懂政治至上的現代漢語，於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以及「特別行政區政府」都要畢恭畢敬說兩次，唯恐中共問他們一個「目無中華人民共和國」罪，甚至問他們一個「策劃港澳獨立」罪。
而根據現代漢語的下流習性，「協議」一定是「達成」的。請看五月十三日《北京晚報》：「在中國如此眾多的鄰國中，僅剩兩個國家未與中國達成協議確定邊界：印度和不丹。」三月二十四日，臺灣中央社談到臺、日的釣魚臺海域捕魚權利談判：「總統馬英九希望，臺、日在漁權方面盡快達成協議。」
我不知道「協議」怎樣可以「達成」，只知道這又是英文：arrive at an agreement。任何一本英漢詞典都會告訴你：arrive是「達到」，agreement是「協議」。但中國人從來不會說「達成協議」。
《史記》卷八載，楚漢相爭，難分勝負：「項羽乃與漢王(劉邦)約，中分天下，割鴻溝而西者為漢，鴻溝而東者為楚。」《說唐》第六十六回徐茂公和眾將策劃玄武門政變：「商議已定，到了三更時分，眾將頂盔貫甲，一齊到天策府敲門。《清朝野史大觀》卷四寫法國侵越南：「法人與越南直接所締條約如左：(一)法國公認越南為獨立國。(二)河內及其他兩地方為貿易場………」今天，現代漢語人卻只會說「項羽乃與漢王達成協議」、「徐茂公和眾將協議已達成」、「法人與越南直接所達成協議」等等。
所以《北京晚報》不會說：「中國鄰國眾多，僅與兩國還未議定邊界。」馬英九也不會說：「希望臺、日盡快締結漁權協議。」而他們「達成協議」之後，協議標題隨時可以長六、七十字。
周三刊登
作者專研中英文，以寫作、翻譯為業。
【am730專欄】香港、澳門之間有一條協議，題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關於持永久性居民身分證入出境及互免填報入出境申報表協議》，長長六十字標題，難讀之餘，更不知所云：「關於持永久性居民身分證入出境」，是指誰人？上海、倫敦等地永久居民，憑其身分證，也可以按這協議出入港澳嗎？
其實協議標題可以簡簡單單用十二個字：《澳門、香港居民往來兩地協議》。假如一定要概述協議內容，則也只須用二十五字：《澳門、香港永久居民憑身分證往來兩地及免申報出入境協議》。這樣改寫，文字易讀得多，文意也條理分明。但港、澳當局不懂中文，只懂政治至上的現代漢語，於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以及「特別行政區政府」都要畢恭畢敬說兩次，唯恐中共問他們一個「目無中華人民共和國」罪，甚至問他們一個「策劃港澳獨立」罪。
而根據現代漢語的下流習性，「協議」一定是「達成」的。請看五月十三日《北京晚報》：「在中國如此眾多的鄰國中，僅剩兩個國家未與中國達成協議確定邊界：印度和不丹。」三月二十四日，臺灣中央社談到臺、日的釣魚臺海域捕魚權利談判：「總統馬英九希望，臺、日在漁權方面盡快達成協議。」
我不知道「協議」怎樣可以「達成」，只知道這又是英文：arrive at an agreement。任何一本英漢詞典都會告訴你：arrive是「達到」，agreement是「協議」。但中國人從來不會說「達成協議」。
《史記》卷八載，楚漢相爭，難分勝負：「項羽乃與漢王(劉邦)約，中分天下，割鴻溝而西者為漢，鴻溝而東者為楚。」《說唐》第六十六回徐茂公和眾將策劃玄武門政變：「商議已定，到了三更時分，眾將頂盔貫甲，一齊到天策府敲門。《清朝野史大觀》卷四寫法國侵越南：「法人與越南直接所締條約如左：(一)法國公認越南為獨立國。(二)河內及其他兩地方為貿易場………」今天，現代漢語人卻只會說「項羽乃與漢王達成協議」、「徐茂公和眾將協議已達成」、「法人與越南直接所達成協議」等等。
所以《北京晚報》不會說：「中國鄰國眾多，僅與兩國還未議定邊界。」馬英九也不會說：「希望臺、日盡快締結漁權協議。」而他們「達成協議」之後，協議標題隨時可以長六、七十字。
周三刊登
作者專研中英文，以寫作、翻譯為業。
古德明 - 公民教育「包容」至上？
香港蘋果日報
2013年5月23日
香港公民教育委員會最近不斷宣傳「尊重不同價值，包容不同聲音」：現代漢語所謂「價值」，是英文value的化身，等於中文「是非觀」或「原則」；至於所謂「包容」，當然也不是中文。
中文「包容」一詞，首先應見於統治者教育，而不是公民教育。《尚書．君陳》載：周公去世之後，成王命周公兒子君陳繼任，教他弘揚父親遺訓，為政須有容有忍：「君陳，爾惟弘周公丕訓……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孔安國注：「為人君長，必有所含忍，其乃有所成；有所包容，德乃為大。」
至於百姓，却不必「包容」統治者。《尚書．西伯戡黎》就說，紂王無道，不能怪百姓咬牙切齒：「今我民罔弗欲喪（無不希望紂王滅亡），曰：『天曷不降威（老天為什麼不懲惡）？』」孔子對權貴也不「包容」，曾責備弟子冉求不諫正權臣季氏：「求，無乃爾是過與（這不是你的過失嗎）？」總之，臣民不能「包容」位高權重者，位高權重者則不能不包容臣民直言極諫。這是中國傳統道理，和今天西方政治觀念無別。
現代漢語「包容」的含義，却和傳統中文相反。例如香港百姓籌劃「佔領中環」行動，以爭取真正普選，中共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梁愛詩竟然怒斥他們不懂包容：「佔領中環方案，即使有一萬人簽名支持，假如不考慮其他人意見，等於少數人的獨裁。」
同時，長洲一年一度的太平清醮飄色巡遊，向來以諷刺時弊聞名，今年却「希望社會和諧」，把梁振英、陳茂波、林奮強等權貴可刺可諷言行都「包容」去了。只有前廉政專員湯顯明不廉不潔的故事，還見於飄色，但也「包容」了湯顯明向共幹送曲奇餅的一節：巡遊前一刻，有心人把整罐曲奇餅偷去，於是演員無餅可贈，在場主禮的中共駐港辦公室副主任林武得免尷尬。怪不得《文匯報》盛讚「今年巡遊，表現出社會和諧」。
另一方面，統治者對民眾却是睚眦必報。根據現代漢語說法，這不是不包容，而是「維護社會安寧」。五月十六日，梁振英往明愛白英奇專業學校出席明愛六十週年國際會議，二十多個學生到場請願，氣氛和平；梁振英却一不接請願信，二懶得聽他們說話，左右一擁上前，就向學生動武，或用脚踢，或用手推；或施展金剛鐵腕，直叉學生脖子；或張開男兒鋼臂，環抱女學生兩隻乳房。這樣的事，今天已是司空見慣。香港公民教育委員會教我們必須懂得尊重包容。
但我受的是儒家教育。我記得孔子見權貴橫行，會憤然說：「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古德明
專欄作家
香港公民教育委員會最近不斷宣傳「尊重不同價值，包容不同聲音」：現代漢語所謂「價值」，是英文value的化身，等於中文「是非觀」或「原則」；至於所謂「包容」，當然也不是中文。
中文「包容」一詞，首先應見於統治者教育，而不是公民教育。《尚書．君陳》載：周公去世之後，成王命周公兒子君陳繼任，教他弘揚父親遺訓，為政須有容有忍：「君陳，爾惟弘周公丕訓……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孔安國注：「為人君長，必有所含忍，其乃有所成；有所包容，德乃為大。」
至於百姓，却不必「包容」統治者。《尚書．西伯戡黎》就說，紂王無道，不能怪百姓咬牙切齒：「今我民罔弗欲喪（無不希望紂王滅亡），曰：『天曷不降威（老天為什麼不懲惡）？』」孔子對權貴也不「包容」，曾責備弟子冉求不諫正權臣季氏：「求，無乃爾是過與（這不是你的過失嗎）？」總之，臣民不能「包容」位高權重者，位高權重者則不能不包容臣民直言極諫。這是中國傳統道理，和今天西方政治觀念無別。
現代漢語「包容」的含義，却和傳統中文相反。例如香港百姓籌劃「佔領中環」行動，以爭取真正普選，中共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梁愛詩竟然怒斥他們不懂包容：「佔領中環方案，即使有一萬人簽名支持，假如不考慮其他人意見，等於少數人的獨裁。」
同時，長洲一年一度的太平清醮飄色巡遊，向來以諷刺時弊聞名，今年却「希望社會和諧」，把梁振英、陳茂波、林奮強等權貴可刺可諷言行都「包容」去了。只有前廉政專員湯顯明不廉不潔的故事，還見於飄色，但也「包容」了湯顯明向共幹送曲奇餅的一節：巡遊前一刻，有心人把整罐曲奇餅偷去，於是演員無餅可贈，在場主禮的中共駐港辦公室副主任林武得免尷尬。怪不得《文匯報》盛讚「今年巡遊，表現出社會和諧」。
另一方面，統治者對民眾却是睚眦必報。根據現代漢語說法，這不是不包容，而是「維護社會安寧」。五月十六日，梁振英往明愛白英奇專業學校出席明愛六十週年國際會議，二十多個學生到場請願，氣氛和平；梁振英却一不接請願信，二懶得聽他們說話，左右一擁上前，就向學生動武，或用脚踢，或用手推；或施展金剛鐵腕，直叉學生脖子；或張開男兒鋼臂，環抱女學生兩隻乳房。這樣的事，今天已是司空見慣。香港公民教育委員會教我們必須懂得尊重包容。
但我受的是儒家教育。我記得孔子見權貴橫行，會憤然說：「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古德明
專欄作家
盧斯達 - 香港粥少 就不能僧多
香港蘋果日報
2013年5月23日
在香港自治運動一個研討會上，毛孟靜、范國威、莫乃光和陳雲就香港人口問題作了一番交流。其中范國威給出的數據尤為嚇人，也很扎實地描繪出我們正面對的困境。據范的數據，自97年至今，加上固定單程證名額，行之已久，新近移居香港的人已累計有70多萬，佔全港人口一成；根據統計，有58%的新移民入住公屋，19%領取綜援，創15年新高。
無論是愛國派或者某些自由經濟論者，都認為輸入大陸移民可以舒緩人口老化問題，並振興經濟。但范議員給出的數據揭穿了這個騙局。1998年來港的新移民年齡中位數只是13歲，到近年竟然上升至36歲。說好的解決人口老化呢？數據又指出，新移民學歷普遍不高，約七成持中學學歷，小學程度和大學以上程度各佔一成多。
每日150個名額，給甚麽人，香港政府似乎沒有這個權力過問，也不想過問。香港政府沒有移民政策，任由中國官方魚肉，是一個問題；來了70多萬新移民，原來近半住公屋，學歷偏低。低下層越來越多，政府卻沒有相應重訂人口政策和增加福利。例如公屋單位，本來就不足夠，本地人甚至年輕一代都怕將來無安居之所。但這些機會不是屬於他們的，因為有新移民跟他們爭。
粥少，就不能僧多。香港政府既然不肯擔戴，大開水喉，就不要不聞不問，照單全收大陸新移民。接收了，就理應增加資源照顧，不能令本地人感受到自己的利益因為新移民而受損，否則新移民和本地人必然衝突。
但港府卻仍然沿用英治時代的保守理財哲學，無視香港的人口結構已經大變。香港經歷九十年代激烈的移民潮，一度形成的市民社會土崩瓦解，加上97後大量輸入的低下層移民，香港是需要更多保底式福利去幫助他們融入主流社會。否則此種移民不只是人口殖民、溝淡港人、瓦解共識，更令香港的民生狀況更加賤物鬥窮人。資源已經不多，人卻越來越多。社會固然沒有足夠資源去幫新移民歸化融入社會，增加各種族群融合成本，本地人的焦慮感也會越來越重。
很多知名人士還停留在六、七十年代的那個香港，堅持香港需要大量人口、大量廉價勞工，否則就不能發展下去。其實大家都不願想、不願說——香港的人早已太多。
時到如今，已追悔莫及。政府應馬上收緊流濫的移民政策，改善民生，讓本地人負擔得起生兒育女，重整人口福利政策。記得曾蔭權還曾狂言妄語要香港人口增至1,000萬，果真人多好辦事？在網上看見一個笑話：如果有人認為一個地方可以無限承受經濟和人口增長，這個人不是儍瓜就是經濟學家。但香港的這些儍瓜，都半上岸，他們根本不用爭了。
盧斯達
無待堂博客
在香港自治運動一個研討會上，毛孟靜、范國威、莫乃光和陳雲就香港人口問題作了一番交流。其中范國威給出的數據尤為嚇人，也很扎實地描繪出我們正面對的困境。據范的數據，自97年至今，加上固定單程證名額，行之已久，新近移居香港的人已累計有70多萬，佔全港人口一成；根據統計，有58%的新移民入住公屋，19%領取綜援，創15年新高。
無論是愛國派或者某些自由經濟論者，都認為輸入大陸移民可以舒緩人口老化問題，並振興經濟。但范議員給出的數據揭穿了這個騙局。1998年來港的新移民年齡中位數只是13歲，到近年竟然上升至36歲。說好的解決人口老化呢？數據又指出，新移民學歷普遍不高，約七成持中學學歷，小學程度和大學以上程度各佔一成多。
每日150個名額，給甚麽人，香港政府似乎沒有這個權力過問，也不想過問。香港政府沒有移民政策，任由中國官方魚肉，是一個問題；來了70多萬新移民，原來近半住公屋，學歷偏低。低下層越來越多，政府卻沒有相應重訂人口政策和增加福利。例如公屋單位，本來就不足夠，本地人甚至年輕一代都怕將來無安居之所。但這些機會不是屬於他們的，因為有新移民跟他們爭。
粥少，就不能僧多。香港政府既然不肯擔戴，大開水喉，就不要不聞不問，照單全收大陸新移民。接收了，就理應增加資源照顧，不能令本地人感受到自己的利益因為新移民而受損，否則新移民和本地人必然衝突。
但港府卻仍然沿用英治時代的保守理財哲學，無視香港的人口結構已經大變。香港經歷九十年代激烈的移民潮，一度形成的市民社會土崩瓦解，加上97後大量輸入的低下層移民，香港是需要更多保底式福利去幫助他們融入主流社會。否則此種移民不只是人口殖民、溝淡港人、瓦解共識，更令香港的民生狀況更加賤物鬥窮人。資源已經不多，人卻越來越多。社會固然沒有足夠資源去幫新移民歸化融入社會，增加各種族群融合成本，本地人的焦慮感也會越來越重。
很多知名人士還停留在六、七十年代的那個香港，堅持香港需要大量人口、大量廉價勞工，否則就不能發展下去。其實大家都不願想、不願說——香港的人早已太多。
時到如今，已追悔莫及。政府應馬上收緊流濫的移民政策，改善民生，讓本地人負擔得起生兒育女，重整人口福利政策。記得曾蔭權還曾狂言妄語要香港人口增至1,000萬，果真人多好辦事？在網上看見一個笑話：如果有人認為一個地方可以無限承受經濟和人口增長，這個人不是儍瓜就是經濟學家。但香港的這些儍瓜，都半上岸，他們根本不用爭了。
盧斯達
無待堂博客
許驥訪問程翔：六四改變了我什麼
世紀版 明報 2013年5月23日
香港資深傳媒人程翔，曾於2005年至2008年以官方判定的「間諜罪」被中國逮捕關押。回港後，去年他出版著作《千日無悔》，記錄了心路歷程。第六屆香港書獎的決選書目中，赫然出現了《千日無悔》的名字。筆者致電程翔，告訴他這個好消息。誰知，程翔卻茫然地表示自己對此全不知情。出版社說，《千日無悔》在出版四周後即售罄再版。對這本書引起的巨大反響，程翔倒是很感高興的。下月4號，是六四24周年，程翔有話要說……
自從廣州獲假釋回港後，程翔就再也沒有踏足內地。他解釋並不是不想回去，那裏畢竟是他的祖國。他說回鄉證已經過期，但沒有說是否嘗試續辦。有不少人都說，程翔是個理想主義者，但他本人卻否認這種看法。程翔說，他只不過是個認真過度、執著過度的人，相信了什麼是對的，就堅持下去，篤信一生。
1980年代中國的希望
程翔說，小時候無意中讀到大儒顧炎武的名言：「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居然自己就把國家重則背了起來，而且背了一輩子。又如，他深以「君子坦蕩蕩」作為座右銘，認為事無不可對人言。結果他被中國官方抓起的時候，竟專門叫秘書上交電腦，結果被官方找到證據。程翔也承認，有時候自己真的「戇居」。他這樣的性格，如果生在中共「引蛇出洞」的年代，難免要引來殺身之禍。但他仍是執著地覺得：「你講過的話不去做，你制訂了『憲法』，不跟『憲法』做事，我就有責任督促你去做。」
說起父母，程翔就眼泛淚光，他說自己對不起他們。當年父母帶着他從內地走難來香港，全家八口人住在只有200平方呎的屋子裏。舉全家之力，把程翔培養成港大畢業生，寄望他為家族帶來改變。可是，程翔做了艱難的決定，放棄教師的穩定收入，加入《文匯報》。1980年代，程翔選擇駐京工作，近距離觀察改革開放後中國的巨變，也希望能夠推動中國的發展。很快，他就成為報社的副主編。他說，1980年代初是中國最美好的歲月，真如歐洲文藝復興和啓蒙運動一樣。他記得1984年在杭州召開的「莫干山會議」，他形容為思想界的「武林大會」。當時，程翔代表報社前去報道，見思想界空前活躍，狀如百家爭鳴，一代中國思想界的精英，都在那裏。
坦克為貪污開路
可惜，一切樂觀都被六四屠城打破：「屠城之後，我感覺到沒有政治改革，經濟發展不會令老百姓得益。因為六四老百姓上街反對貪污，你用坦克車對付他，等於用坦克車為貪污開路，用坦克車保護貪污。在這種情况下，你發展經濟有什麼用？當坦克車開進城的時候，我就已經預見到，貪污會從此一發不可收拾，後來證實了。」
他曾在1980年代寫了文章準備發表，但是新華社在審稿之後不准刊登，認為談政改太敏感。1984年，鄧小平親口談政改。程翔極力爭取刊登文章，報社仍舊拒絕，理由是「不為天下先」。六四屠城後，程翔提出辭呈。當時有人勸他：「整件事你假裝不知道不就行了？」他說：「這句話我說不出，違背良心、違背事實。」另外，他還決絕地說道：「黨票都可以不要，誰稀罕這個？」拂袖而去。六四屠城後3年，程翔回到北京，路過天安門，掩目不敢抬頭看一眼，可見這件事對他造成的傷害。
香港監察不了內地
後來的20多年，程翔曾任駐台灣記者，但更多的時間仍舊留在香港。他看到，近年來香港的核心價值在被一點點蠶食。他以最近的前廉政公署專員湯顯明涉嫌超額招待內地官員為例，說內地的「送禮文化」似在入侵香港。他想起「小時候，我都參加過『反貪污，捉葛柏』的維園集會，我們這代人很多在大專時期都去過維園示威，要求捉葛柏回來受審，我們都捱過警棍。在我們這代人的努力下，終於成立了廉政公署」。結果，「回歸才15年，內地那種官場文化已經潛移默化來香港。這件事很值得我們警惕」。
程翔1980年代在北京的時候，已經開始領教內地國情，那時出現「有償新聞」：你幫我發篇稿，我給你個紅包，「報紙有個書畫版，專給內地書畫界人刊登作品的，因為有這樣一個版，內地很多書畫界的朋友都願意送書畫給我，使我能夠將他們的作品登在報紙上，其中不乏好多名家。我當時說，我是個記者，幫你們聯繫書畫見報是我責任之一，所以很明白地表明不收」。
賑災款香港買名牌？
談到雅安地震，程翔說，他有個朋友說，無論怎樣都不捐：「朋友是開名店的，親眼看見有（內地）高官，拿着整疊錢來買東西，錢上面的封條，還寫着『汶川地震賑災款』。朋友看見這些錢說，你們去別的地方買吧。這件事發生在香港，一個有良心的名店店主，不肯要這些錢，你叫（香港）人怎麼還敢捐錢？」程翔認為，抗捐根本不是香港人發起的，而是內地民眾有感於紅十字會郭美美事件自發的，只不過香港將這件事變成公開的討論而已。因此程翔說，有內地媒體罵香港人「不愛國」，怎麼不罵罵內地人？香港人人同此心，對中共政權投不信任票。對捐款他自己的心情也很複雜。一方面，同胞有災難應該幫；但想到捐款變成貪污，還肆無忌憚拿來香港買名牌，就忿忿不平。程翔說，1980年代他在北京時，共產黨對貪污的描述是「黨內不正之風」，今時今日到了「亡黨亡國」的地步，可見這20多年貪污嚴重成什麼樣。
程翔又說，香港人的愛國是不用懷疑的。他說，五六十年代內地饑荒的時候，香港人用各種各樣的方法帶東西給內地，一個人穿10件褲、10件衫、挑着擔子回大陸，到了之後把衣服分給別人。說到此處，程翔有些激動，拍案而起道：「怎麼可以說香港人對大陸沒感情？怎麼可以說香港人不愛國？」面對盲目愛國的氣氛，他說香港人已飽受苦楚：「六七暴動時經歷過很痛苦的歷史。當年左派也是說自己非常愛國，最後放炸彈、搞暗殺。」雖然「愛國勢力」不停對程翔發起口誅筆伐，只要他一發表文章，就會引來他們的圍攻。但是，程翔卻說：「我個人沒有敵人，只是對國家的執政當局來說，我要提出我們的看法，它做錯的地方我要批評，它做對的地方我會肯定。」
寫畢《千日無悔》後，程翔仍筆耕不輟。雖已退休，但他仍為退休前供職的《海峽時報》撰寫評論，還參加各種活動，忙得不亦樂乎。而他透露，正在寫一本圍繞個人經歷展開的書，通過書寫自己，來談對中國的觀察。但為了不給自己壓力，暫時不透露書的具體內容。
文．許驥
馬家輝 - 圓夢的快樂
明報 2013年5月23日
9A狀元開巴士，熱情可嘉，勇氣可感，理所當然地上了報紙頭條，也吸引了粉絲前來排隊搭車並索取簽名；他笑得開開心心地、燦燦爛爛地，面對鏡頭，展露圓夢的滿足表情，不管相識與否，想必都為他感到高興。
圓夢是值得開心的，尤其如果當事人在心裡明白，到了某年某月某日，一旦為了如此或如彼的理由，突然想讓雙手離開巴士軚盤，改行去也，往圓另一個夢去也，他仍是有能力和有辦法的，不必受限，來去自由，他肯定雙倍地快樂。
圓夢講求抉擇的勇氣，然而抉擇講求條件與本錢，以自由選擇打底的夢，圓得特別興奮；相對地，圓了而沒法離開的夢，卻易淪為噩夢。這邏輯不管選職業或選配偶，其實都合用。
想想在巴士司機的專業群體裡，總有一些人的少年志向亦是「揸巴士」吧？可是他們中學時沒有取得9A，大學時也沒有會計專業文憑，其後為了如此或如彼的理由坐上了巴士駕駛座，亦算是圓夢了，亦是快樂的，儘管不一定能夠維持長期快樂，只因當他們生起了離開的意欲，現實條件已經不容許他們輕易改行。唯有留在原位，乖乖做一輩子「巴士佬」，不會有人前來膜拜拍照，不會有記者訪問探秘，只能在工作卅年後，從公司那位禿頭經理手裡取得長期服務錦旗一面，回到家裡，掛在四百呎家中客廳牆上，聊作夢想見證。
有沒有退路是重要的，重要到足以改變你對眼前萬事萬物的當下感受。這樣說好了，在每個所謂當下裡，總會隱含對於未來的預知與計算，只是我們不一定察覺，又或即使察覺亦不願意承認。我們遠比自己想像中的精明而且現實，大腦是極精密的雷達，如遠途飛機，懂得自動運作，會把各種信息計算在內，尤其考試成績出色的年輕人，對此必更敏感，成就自己的快樂，天經地義，毋須對任何人負責，這是他的福德，值得慶祝。
所以當你下回聽到某名流說「我也常搭巴士呀！」或「我亦常去坐大牌檔呀！」，不妨投以雙倍的羡慕視光。一來羡慕他的自由自在與無憂無慮，二來或可吃醋於他的選擇本錢和條件，只要他願意，他隨時可以坐回勞斯萊斯到半島酒店享受早午晚餐；也只因知道自己擁有選擇的權力與能力，巴士可以搭得更開心，大牌檔也可以坐得很開朗。
圓夢的快樂，須以選擇的自由和離開的自由做基礎。而自由，須以權力與能力做基礎。畢竟是現實的人間。
2013年5月22日 星期三
周保松 - 自由與容忍
刊於《南風窗》2013年第11期
2013年5月21日
一九五九年三月，胡適先生在臺灣《自由中國》發表了一篇重要文章，叫《容忍與自由》。這篇文章引來毛子水、殷海光等回應，胡適遂在同年《自由中國》十周年紀念會上，進一步闡述其觀點。這兩篇文章，現已成為中國自由主義發展史的重要文獻。
胡適的主要觀點如下。一、容忍比自由更重要，「沒有容忍，就不會有自由。」容忍是政治自由、思想自由和信仰自由的基礎。二、容忍是一種極為難得的態度，是一種值得贊許的美德。三、不容忍的根源，主要源於人們相信自己所信就是絕對真理。「一切對異端的迫害，一切對『異己』的摧殘，一切宗教自由的禁止，一切思想言論的被壓迫，都由於這一點深信自己是不會錯的心理。」四、要養成容忍的雅量，就必須承認自己的想法不一定總是對的，是難免有錯的。容忍的基礎，建立在一種溫和的懷疑論之上。它是溫和的，因為它並不否認有真理，它只是要求人們對當下所信，抱一種懷疑的不確定的態度。胡適因此說：「所有一切保障自由的法律和制度，都可以說建立在『理未易明』這句話上面。」
胡適對容忍的強調，有其特定的歷史背景。但就理念來說，他對容忍的理解和論證，我認為是不足的。我以下將論證，懷疑論不足以支撐容忍作為一種美德，而容忍本身也不足以合理證成自由主義的自由體系。
1
在政治哲學中，容忍（toleration，有時譯為「寬容」）作為一種美德，一般指的是一個人對另一個人的言論思想信仰和行為極不認可，同時相信自己的不認可是有理由及經得起考驗的，但他卻有意識地選擇約束自己不作干涉，即使他有能力這樣做。而這種自我約束，是道德上值得贊許的。這裏的容忍者，可以是個人和團體，但更多指向政府，因為往往政府才擁有干涉及限制他人行動的權力。在各種有關容忍的案例中，最經典的是宗教容忍。
對此定義，有幾點值得留意。第一，容忍必然意味著一方對另一方的負面評價，即容忍者認為他人的思想行為是錯的，不可取的，甚至道德上可譴責的，同時認為自己的觀點立場是真的和對的。所以，容忍絕對不是無所謂或不在乎。在中文中，容忍的「忍」，正好捕捉了那種不得已的反感。此外，容忍也意味著雙方權力關係的不對等，弱勢一方是談不上容忍的。
第二，容忍的態度，並非適用於所有場合。例如沒有人會認為容忍種族歧視和性別歧視是應該的，因為這些歧視本身便是錯的。我們要做的，是立法禁止這些歧視。同樣道理，我們不會認為容忍男性對女性的性騷擾，有任何值得稱許之處。與此同時，有些對他人的負面評價，如果一開始便是不妥，那麼基於這些評價而作出的容忍，也是不合理的。例如在很長時間，異性戀對同性戀的容忍，被視為難得的美德。但去到今天，愈來愈多人卻認為，雖然這樣或能令同性戀者免受直接壓迫，但同時卻隱含了某種歧視性判斷：同性戀本身是道德上錯的。但同性戀者真正需要的，是平等的尊重。在這裏，容忍反會帶來傷害。
由此可見，並非在所有情況下，容忍都是美德。我們必須對被容忍之事，有這樣一種判斷：一方面容忍者作出的負面評價是可理解的，同時容許這些信仰和行為的存在是可接受的，甚至應該的（不同宗教之間的容忍是很好的例子）。正是在這個特定範圍內，容忍才被視為美德。當然，基於什麼標準來界定這個範圍，是很困難的事，因為什麼是不應容忍的，什麼是可容忍的，什麼是和容忍無關的，本身就是極具爭議性的道德議題。
第三，不在乎、容忍和尊重，是三種性質不同的態度，雖然出來的結果，都是某一方不干涉另一方。容忍往往處於兩者中間，容忍者既在乎別人做些什麼，同時認為這些行為並不值得尊重，但最後選擇了自我約束。但容忍者為什麼要這樣做？既然他認為別人的信仰是錯的，可能對當事人及社會帶來壞影響，同時有能力阻止對方，為什麼他應該保持克制？
有人或會說，這樣做純粹出於自保。因為容忍者計算過，如果他不這樣做，難保他日別人不會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問題是，如果這是容忍的唯一理由，我們就很難說容忍是一種美德，因為我們完全可以想像另一種可能：在情況許可下，為了確保敵人沒有機會報復，於是採用加倍殘暴的手段將對方徹底消滅。基於自利計算，不容忍同樣可以很理性。
所以，如果容忍是一種穩定持久且出於自願的美德，容忍者的決定便必須基於道德理由。這些理由的性質，既要和他對別人的信仰所作的負面評價的理由不一樣，同時要讓前一類理由淩駕後一類理由。基本思路是這樣：「我雖然不認可你的觀點作為，但基於某些更重要的理由，我選擇容忍，並對你的行為不作干涉。」這些理由是什麼？為何它們具有如此重的道德份量，使得人們能夠培養出容忍這種艱難的德性？
2
現在讓我們來檢視一下胡適的論證。胡適認為，容忍唯一的理由，就是要意識到自己可能會錯，然後由此養成容人之量，從而尊重他人的自由。「因為難免有錯，便應該容忍逆耳之言。」胡適實際上認為，如果一個人堅信真理在握，就沒有容忍的理由。容忍的必要條件，是對一己信念恒常抱一種懷疑態度。
這個論證最大的問題，是將「容忍作為美德」最核心的難題消解了。這個難題是：如果我堅信自己所信為真，我仍有理由容忍嗎？胡適的回答是，沒有理由。但這樣就等於回避了最關鍵的問題：最需要寬容的時候，正是人們深信自己所信是對而他人所信是錯的時候。從十七世紀洛克以降的自由主義傳統，都在努力尋找道德理由來解答這個問題。
自由主義不願意接受胡適的論證，最少有兩個原因。第一是自由主義沒有正當理由這樣做。它不能說，為了使大家學會容忍，所以所有人必須培養出一種懷疑論的態度。這一來很難做到，二來違反了自由主義的基本原則：尊重每個人的信仰，包括人們如何理解和實踐自己的信仰。的確，在一個開放多元的社會，人們會相對容易培養出一種非獨斷非排他且較易承認自己可能會錯的生活態度，而這種態度也很可能有利於社會變得較為寬容，但自由主義不能為了這個後果，而要求人們變成懷疑論者。這等於另一種不寬容。再者，既然自由主義堅信容忍是對的，沿用同樣邏輯，容忍作為美德又有可能是錯的，那麼選擇不容忍似乎也是可以的。
自由主義還有一個更深層的理由拒絕這種論證，我姑且稱為人的信仰的完整性。胡適在文章中很感激的說：「這個國家、這個社會、這個世界，絕大多數人是信神的，居然能有這雅量，能容忍我的無神論，能容忍我這個不信神也不信靈魂不滅的人。」但為什麼這些信神的人會容忍胡適這樣的無神論者？按胡適的解釋，那必然是因為這些信神者對自己所信的宗教抱一懷疑態度。但這種解釋並不合理，甚至是對這些信仰者信念的一種扭曲和傷害。對一個全心全意投入某個宗教且深信其為世間唯一真理的教徒來說，他不可能說：我容忍你，因為且僅僅因為我同時相信無神論也有可能為真。如果真的如此，他的信仰生命將面對一種割裂和異化，因為對許多人來說，信仰的本質，正是生命的一種整體性投入。人不能在完整地相信的同時又完整地懷疑。如果自由主義的容忍觀建立在懷疑論之上，不僅令自由主義的吸引力大減，同時是對真誠信仰者的不尊重。
胡適似乎沒有意識到，懷疑論和宗教信仰之間，是有張力的。他只是理所當然地假定，那些容忍他的無神論的人，都已接受了懷疑論，但卻沒有考慮可能有其他理由支持宗教容忍。於是我們回到之前的問題：如果我堅信某種宗教為真，我仍有理由選擇容忍異見者嗎？
3
自由主義會說，有的，理由在於尊重每個人都是獨立自主的個體。自主的意思，是自我作主。自由主義認為，每個人都是自己生命的主人，有理性能力去構想和規劃自己想過的生活，活出自己生命的意義。就此而言，人是有自由意志且能對自己生命負責的行動主體。因此，我們應該尊重每個人的選擇。這並不是說，每個人的選擇必然是最好的，而是說，尊重個體選擇是尊重人作為自主的理性存有最為恰當的方式。基於此，自由主義遂可以說，我雖然不同意你的信仰，但我仍然有理由容忍它的存在，因為我尊重你是自主的個體。我尊重的，是你的人，不是你的信仰。
我們至此可見到，容忍其實牽涉兩類性質不同的理由。第一類理由，關乎容忍者對被容忍者的信仰的負面評價。第二類理由，關乎容忍者對被容忍者自主人格的尊重。這兩類理由同時存在，而這正好解釋了容忍作為美德的特點：一方面不同意對方的觀點，一方面卻選擇不作干涉。背後的理由，是對個人自主的尊重，而不是對一己信仰的懷疑。這是一種完全不同於胡適的進路。
讀者或會問，既然兩類理由同時存在，為什麼對個人自主的重視必然能淩駕負面評價所產生的厭惡和仇視？對，這沒有保證。而這正好說明，容忍為什麼如此艱難，而做一個真正有容忍精神的自由主義者，又是如此不易。艱難之處，不在於你要承認自己也有機會犯錯，而在於你堅信自己沒有錯的同時，願意放下你和別人在道德、政治和信仰上最深刻的分歧，看到別人也是人，是理性自主且值得我們尊重的獨立個體，從而約束自己支配他人的衝動。
不過，在自由民主社會，容忍的難題，已由一種巧妙的政治分工得到相當程度的解決，就是基於政教分離而逐漸發展出來的平等權利的制度。在這種制度中，國家最重要的責任，不是去宣揚和支持某種宗教，而是保障每個公民享有平等權利去追求和實現自己的信仰，這些權利包括思想和信仰自由，結社自由和廣泛的選擇自由。在這樣的多元社會，人們在尊重他人相同權利的前提下，和平共處，既不強加自己的信仰於他人身上，也不要求國家這麼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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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甚至可以說，在這個過程中，自由社會慢慢完成了一種由容忍到尊重的過渡，因為在國家賦予公民平等權利時，它的理由不是容忍，而是平等尊重。例如國家再不能說，給予伊斯蘭教徒信仰自由，是出於對伊斯蘭教的容忍，因為國家一開始便不應對伊斯蘭教有任何負面評價。國家對不同宗教，理應一視同仁公平對待。不同宗教的真假好壞，不應由國家來做裁判，而應由公民自己來判斷。這種過渡完成後，權利話語遂逐漸取代容忍話語，同時也在公共文化中逐步改變人們的態度，包括對個人自主的尊重，甚至包括對異見的尊重，因為大家逐漸意識到，合理的多元主義是現代社會的現實。
我們由此可以說，胡適認為沒有容忍就沒有自由的說法，並不準確。沒錯，容忍會導致某種不干涉，但這只是支持自由的其中一種途徑，卻不是唯一。自由主義可以直接訴諸個人自主來證成思想和信仰自由，而不需說這是國家或大多數人或某政黨對另一些人容忍的結果。不僅不需要，有時甚至不應該，例如我們不應懇求執政黨在政治上容忍反對派，而應要求還給反對派應有的政治權利。這兩種要求的性質，是完全不同的。前者不僅預設了不對等的權力關係，同時隱隱然默認了這種不對等的合理性。後者卻顛覆了這種關係，強調作為自由平等的公民，這些權利本來就是我們應享的。
胡適將整個自由主義建基於容忍，同時將容忍建基於懷疑論，我認為是雙重削弱了自由主義的道德基礎和道德吸引力。實際上，懷疑論不能支撐容忍，容忍本身也不能支撐自由主義。瞭解這點，對於中國自由主義未來的發展，是必要且重要的。
丘亦生 - 佔中之偽險
金融雲端 香港蘋果日報
2013年5月22日
兩大商會中華總商會及中華廠商會周一齊齊於報章刊登全版廣告，分別打出經濟牌及法治牌，為反佔領中環製造輿論攻勢，不過理據陳套浮誇，訴諸恐懼多過理性，欠缺一份「擺事實講道理」的說服力。
打經濟牌的是廠商會，其廣告強調佔中會如何以香港經濟作賭注，破壞繁榮穩定。當中提到港股可能因佔中而無法正常運作，「每小時的交易額損失可達百億元」，又說若出現激烈抗爭，會波及跨國企業、中小企及小商戶，長遠削弱本港競爭力。
交易所停市 機會甚微
首先，佔中是否一定會令交易所停市，是一個大問號，照計港股的交易活動，已不需倚賴交易大堂，而在九一一事件後，港交所（388）亦必定會有一個恐襲級別的應變方案，可以在交易所無法開門之下照常開市或處理交收。
隨着港交所的將軍澳數據中心投入服務，我想港交所擔心黑客佔領將軍澳多於市民佔領中環。
退一萬步說，就算港交所真的要停市，但停止交投的損失，是否就是現兜兜的損失？如果按照廠商會的邏輯，成交額等於經濟損失，則經紀便不應對於延長交易時間這樣抗拒，每天延長一小時便多了100億元生意呀！商界也應該遊說港交所，不要動輒叫公司停牌，年中白白令交投流失了不知凡幾。
當然，停市最實際的損失，是經紀佣金，但涉及金額立即由百億元急縮至幾百萬元的規模，以及可能要延遲出入市的機會成本。在我而言，這損失不會多於打八號波的損失，打風的影響可能更大，因為連貿易、物流都停頓，更可能會有財物設施損毀，但有多少人會擔心打風太多（心實喜之的打工仔倒有不少）會影響經濟增長、損害繁榮？
確立普選 助保障法治
至於中總則打法治牌，廣告祭出「尊重法律，依法行事」的口號，認為佔中鼓吹以違法手段進行抗爭，「對本港一向貫徹的法治精神造成嚴重衝擊」。
經濟與政治、法律，從來不是獨立運作的板塊，暢銷書《Why Nations Fail》的作者、經濟學家Daron Acemoglu便在書中，反覆強調政治與經濟制度的互動，一個剝削性的經濟制度，需要一個剝削性的政治制度配合；相反，包容性的經濟制度，也要有包容性的政治制度支持。
經濟同樣不能獨立於一地的法律框架來分析，有經濟學者指出，市場經濟要運作暢順，永遠需要一個法律框架，使參與者的行為受到規範，這是為何經濟學之父亞當史密斯同時是一個倫理學的學者。自利原則要做到裨益整體社會，必須假設這個法律框架是完美的。一旦法律框架有不足，而執法又存在漏洞，自利原則便很容易會肥了一班人，而犧牲了整體利益。此所以種種「賺到盡」的鑽法律空子手段，將自利發揮得淋漓盡致，但不代表個餅大了，符合社會利益。
法治確實重要，但更重要是不斷完善法治的環境，而普選權的確立，正正是要保障法治長遠自我健全的空間。
看看最近港府高官一件接一件的醜聞，能沒有逼切感嗎？
高瞻遠矚的商界，沒有理由看不到這層關係。
兩大商會中華總商會及中華廠商會周一齊齊於報章刊登全版廣告，分別打出經濟牌及法治牌，為反佔領中環製造輿論攻勢，不過理據陳套浮誇，訴諸恐懼多過理性，欠缺一份「擺事實講道理」的說服力。
打經濟牌的是廠商會，其廣告強調佔中會如何以香港經濟作賭注，破壞繁榮穩定。當中提到港股可能因佔中而無法正常運作，「每小時的交易額損失可達百億元」，又說若出現激烈抗爭，會波及跨國企業、中小企及小商戶，長遠削弱本港競爭力。
交易所停市 機會甚微
首先，佔中是否一定會令交易所停市，是一個大問號，照計港股的交易活動，已不需倚賴交易大堂，而在九一一事件後，港交所（388）亦必定會有一個恐襲級別的應變方案，可以在交易所無法開門之下照常開市或處理交收。
隨着港交所的將軍澳數據中心投入服務，我想港交所擔心黑客佔領將軍澳多於市民佔領中環。
退一萬步說，就算港交所真的要停市，但停止交投的損失，是否就是現兜兜的損失？如果按照廠商會的邏輯，成交額等於經濟損失，則經紀便不應對於延長交易時間這樣抗拒，每天延長一小時便多了100億元生意呀！商界也應該遊說港交所，不要動輒叫公司停牌，年中白白令交投流失了不知凡幾。
當然，停市最實際的損失，是經紀佣金，但涉及金額立即由百億元急縮至幾百萬元的規模，以及可能要延遲出入市的機會成本。在我而言，這損失不會多於打八號波的損失，打風的影響可能更大，因為連貿易、物流都停頓，更可能會有財物設施損毀，但有多少人會擔心打風太多（心實喜之的打工仔倒有不少）會影響經濟增長、損害繁榮？
確立普選 助保障法治
至於中總則打法治牌，廣告祭出「尊重法律，依法行事」的口號，認為佔中鼓吹以違法手段進行抗爭，「對本港一向貫徹的法治精神造成嚴重衝擊」。
經濟與政治、法律，從來不是獨立運作的板塊，暢銷書《Why Nations Fail》的作者、經濟學家Daron Acemoglu便在書中，反覆強調政治與經濟制度的互動，一個剝削性的經濟制度，需要一個剝削性的政治制度配合；相反，包容性的經濟制度，也要有包容性的政治制度支持。
經濟同樣不能獨立於一地的法律框架來分析，有經濟學者指出，市場經濟要運作暢順，永遠需要一個法律框架，使參與者的行為受到規範，這是為何經濟學之父亞當史密斯同時是一個倫理學的學者。自利原則要做到裨益整體社會，必須假設這個法律框架是完美的。一旦法律框架有不足，而執法又存在漏洞，自利原則便很容易會肥了一班人，而犧牲了整體利益。此所以種種「賺到盡」的鑽法律空子手段，將自利發揮得淋漓盡致，但不代表個餅大了，符合社會利益。
法治確實重要，但更重要是不斷完善法治的環境，而普選權的確立，正正是要保障法治長遠自我健全的空間。
看看最近港府高官一件接一件的醜聞，能沒有逼切感嗎？
高瞻遠矚的商界，沒有理由看不到這層關係。
李怡 - 債多不愁、蝨多不癢的特區政府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3年5月22日
「一杯清水因滴入一滴污水而變污濁；一杯污水卻不會因一滴清水的存在而變清澈。」──猶太人諺語
社會熱議商交所事件，據悉，證監會原定對商交所資金不足採取行動，突然被（誰）叫停，延遲兩星期後選擇星期六執法，連建制派的金融服務界議員張華峰都認為證監處理此事有很多疑點，質疑如此寬鬆處理幾十年未見。作為商交所主席的張震遠，不僅沒有舉行記者會公開交代和回答問題，而且事情發生後一直回避記者追問，證監會也不作回應。這種幾十年未見、足以影響香港金融中心地位的事，行政會議是不是應該討論一下。行會是協助特首決策的最高機構，即使沒有極重要議題，也應如常開例會，商討近日社會焦點。但是，昨天的例會居然以「無議程」為由暫停。我們能想像的情況是：這樁因張震遠作為超級梁粉的政治關係而獲特殊處理的事，在會議上不好面對，包括行騙長官在內的成員都要假裝無事發生，於是只好暫停會議也。
梁振英上位時，曾表示要改革行政會議，將行會改為全日開會、縮短行會暑假至兩星期。但社會上許多熱議話題，比如梁振英僭建、陳茂波劏房、林奮強在加印花稅前賣樓，而後無限期休假，這些事會在行會充份討論嗎？如有，那麼全部不了了之的拖延當無事，就只能證明這批行會成員的無能兼無膽；如沒有，那就是行會的功能根本已廢。近來除張震遠事件之外，社會熱議的還有貪湯事件、南丫海難家屬對海事處和特區政府控訴事件，以及已不算甚麼新聞的梁振英民望尋底，這些都是應予討論的議題，建制派工業界林大輝議員說：「行會冇議程？咪傾吓梁振英民望點解咁低囉！」但是有當事人在場的尷尬問題，怎麼拿出來談？
港英時代行政局的一泓清水的形象，回歸後受中國政治文化「滴入污水」已變穢。昨日有網友在本報留言，表示「很懷念港英政府的行政局，不論洋人華人，粒粒皆星，獨當一面受社會尊重，政策行之有效，巿民信服甚少質疑，真正體現行政主導，成員君子自重，極少被人彈三彈四，樣貌望之正氣，說話風趣優雅，甚少獐頭鼠目、滑頭、猴擒、得戚、貪婪、無文化……。香港的成功，行局成員應記功！」他講的「甚少……」等等，不正是今天許多行會成員的寫照嗎？
污水來自何處？看看湯顯明上周末在立法會言辭閃爍，見記者時口窒窒，光看他的樣子就不是一個可以擔當光明正大的廉政專員的人選。香港過去一直引為驕傲的堂堂廉政專員，怎麼會淪落到成為被調查涉貪腐的對象？看看湯顯明被揭發他宴請、送禮及被宴請、被送禮的對象，都是大陸及中聯辦官員，就知道是怎麼回事了。大陸常有官員說要效法香港的廉署，也許這是他們藉口接觸廉政專員的堂皇理由。但「一杯污水不會因一滴清水的存在而變清澈」，而大陸的貪腐之風卻是一滴污水就污濁了香港清水矣。為甚麼廉署的應酬宴請送禮，都沒有其他地區的官員？也許因為只有中共人員才有具體請托吧。
受到污濁的還有甚麼部門？警隊的粗暴非禮對待示威者，恐怕是受大陸公安行為的啟示，保安局局長黎棟國說女性要避免被強姦應該飲少杯酒，也是大陸官員推卸責任給受害者的思維。
末代港督彭定康在他最後一份施政報告中，提到一串衡量香港是否維持原有制度的基準，他提出來的第一條就是：「香港是否仍然擁有一支精明能幹且能秉承一貫專業精神的公務員隊伍？身居要職的人員是否深得同事及廣大市民的信任？他們是否純因本身的才幹而獲聘任？」
將近十六年，答案似乎已清楚。林肯說：「一個人四十歲以上，他長甚麼樣子就要自己負責了。」你且看看現在的特首、高官，尤其那幾個行會成員，長甚麼樣子？你不能不相信林肯的話。香港的禮崩樂壞，特府債多不愁、蝨多不癢，索性不開行會，不答記者，他們是有人樣給你看的。這一切的根源就在於一句和猶太人諺語相近的中國諺語：一顆老鼠屎壞了一鍋湯。
「一杯清水因滴入一滴污水而變污濁；一杯污水卻不會因一滴清水的存在而變清澈。」──猶太人諺語
社會熱議商交所事件，據悉，證監會原定對商交所資金不足採取行動，突然被（誰）叫停，延遲兩星期後選擇星期六執法，連建制派的金融服務界議員張華峰都認為證監處理此事有很多疑點，質疑如此寬鬆處理幾十年未見。作為商交所主席的張震遠，不僅沒有舉行記者會公開交代和回答問題，而且事情發生後一直回避記者追問，證監會也不作回應。這種幾十年未見、足以影響香港金融中心地位的事，行政會議是不是應該討論一下。行會是協助特首決策的最高機構，即使沒有極重要議題，也應如常開例會，商討近日社會焦點。但是，昨天的例會居然以「無議程」為由暫停。我們能想像的情況是：這樁因張震遠作為超級梁粉的政治關係而獲特殊處理的事，在會議上不好面對，包括行騙長官在內的成員都要假裝無事發生，於是只好暫停會議也。
梁振英上位時，曾表示要改革行政會議，將行會改為全日開會、縮短行會暑假至兩星期。但社會上許多熱議話題，比如梁振英僭建、陳茂波劏房、林奮強在加印花稅前賣樓，而後無限期休假，這些事會在行會充份討論嗎？如有，那麼全部不了了之的拖延當無事，就只能證明這批行會成員的無能兼無膽；如沒有，那就是行會的功能根本已廢。近來除張震遠事件之外，社會熱議的還有貪湯事件、南丫海難家屬對海事處和特區政府控訴事件，以及已不算甚麼新聞的梁振英民望尋底，這些都是應予討論的議題，建制派工業界林大輝議員說：「行會冇議程？咪傾吓梁振英民望點解咁低囉！」但是有當事人在場的尷尬問題，怎麼拿出來談？
港英時代行政局的一泓清水的形象，回歸後受中國政治文化「滴入污水」已變穢。昨日有網友在本報留言，表示「很懷念港英政府的行政局，不論洋人華人，粒粒皆星，獨當一面受社會尊重，政策行之有效，巿民信服甚少質疑，真正體現行政主導，成員君子自重，極少被人彈三彈四，樣貌望之正氣，說話風趣優雅，甚少獐頭鼠目、滑頭、猴擒、得戚、貪婪、無文化……。香港的成功，行局成員應記功！」他講的「甚少……」等等，不正是今天許多行會成員的寫照嗎？
污水來自何處？看看湯顯明上周末在立法會言辭閃爍，見記者時口窒窒，光看他的樣子就不是一個可以擔當光明正大的廉政專員的人選。香港過去一直引為驕傲的堂堂廉政專員，怎麼會淪落到成為被調查涉貪腐的對象？看看湯顯明被揭發他宴請、送禮及被宴請、被送禮的對象，都是大陸及中聯辦官員，就知道是怎麼回事了。大陸常有官員說要效法香港的廉署，也許這是他們藉口接觸廉政專員的堂皇理由。但「一杯污水不會因一滴清水的存在而變清澈」，而大陸的貪腐之風卻是一滴污水就污濁了香港清水矣。為甚麼廉署的應酬宴請送禮，都沒有其他地區的官員？也許因為只有中共人員才有具體請托吧。
受到污濁的還有甚麼部門？警隊的粗暴非禮對待示威者，恐怕是受大陸公安行為的啟示，保安局局長黎棟國說女性要避免被強姦應該飲少杯酒，也是大陸官員推卸責任給受害者的思維。
末代港督彭定康在他最後一份施政報告中，提到一串衡量香港是否維持原有制度的基準，他提出來的第一條就是：「香港是否仍然擁有一支精明能幹且能秉承一貫專業精神的公務員隊伍？身居要職的人員是否深得同事及廣大市民的信任？他們是否純因本身的才幹而獲聘任？」
將近十六年，答案似乎已清楚。林肯說：「一個人四十歲以上，他長甚麼樣子就要自己負責了。」你且看看現在的特首、高官，尤其那幾個行會成員，長甚麼樣子？你不能不相信林肯的話。香港的禮崩樂壞，特府債多不愁、蝨多不癢，索性不開行會，不答記者，他們是有人樣給你看的。這一切的根源就在於一句和猶太人諺語相近的中國諺語：一顆老鼠屎壞了一鍋湯。
2013年5月20日 星期一
何福仁 - 好歌詞，何不叫歌詩？
蘋果樹下 香港蘋果日報
2013年5月20日
樂府之前的《詩經》，漢儒眼中地位最高，《漢書．藝文志》另歸詩類，但《詩經》也是合樂的，不單能唱，也能舞，是綜合的表演藝術（Performing Arts），《詩經》的詩，當然可稱為歌詩，也應該稱為歌詩，而不是詩歌，尤其是當樂曲和舞蹈都已不存，只留下詩辭。
魏晉六朝以後，可以唱的詩仍沿用漢人的習慣，叫樂府。不過銜頭依舊，內涵已變，從一個官方音樂機構開放成為一種大眾詩體。一如楚辭，本來是屈原宋玉的地方文學，到其他時代其他方的人也參加創作，就成為一種文學體裁。樂府最初仍然合樂可唱，到了唐代，李白杜甫的歌行體，無非借樂府舊題發揮，逸出絕律的格套，以長短句敘事，已不是非唱不可了。不唱，不是說放棄節奏，詩不弦、不歌、不舞，仍然可吟，杜甫云：「新詩改罷自長吟」，古典詩自有一套吟誦的方法。新詩多複合詞，舊詩則用單詞，分別平仄。稍後白居易的新樂府，則決定與音樂告別，只取反映現實民情的意思。歌詩這麼好的名字，竟也從此失傳。奇怪代之而起的名字反而是名實不副的詩歌，而且流行至今。
今天的新詩現代詩之類五四以來不少人仍叫詩歌，內地尤其樂此不疲，好像詩仍然可歌，固然不對，新詩現代詩基本上並不合樂。其實即使譜上樂曲，可以唱了，主從有別，也應該是歌詩，而不是可以配了詩的歌。新詩的形式，千變萬化，是沒有既定形式的形式，只呼應、結合內容，不是離譜，而是沒有譜。詩人很少不講究節奏的，美稱之為音樂性，個別甚至宣稱寧取聽覺（節奏）而不惜放棄視覺（意象）。但音樂性畢竟並不等同音樂。更有個別詩作，純供觀看，例如起源自巴西的具象詩（concrete poetry），同樣產生不少好作品。文學藝術之妙，是總能破格，也不斷尋求破格。聽過一次朗誦節的新詩朗誦比賽，我為朗誦的學生難過，也為自己直豎的毛管難受，他們搖頭晃腦，用吟誦舊詩之法，再加以戲劇化，彷彿非如此不足以證明曾經認真「操練」。不知範式已變，結果使新詩變得很造作。這恐怕是求評判之所好。我聽過艾略特、佛洛斯特、希尼等外國大詩人的朗誦錄音（不難找到），都是平實讀來，自然、順適，就是由莎劇名角演繹，同樣沒有渲染、藝增。
今人為流行曲寫辭，稱歌詞，像林夕、李焯雄等人，寫得好的，可以獨立欣賞，何妨叫歌詩？多年來我是聽Bob Dylan、Beatles等人的歌徐徐不知老之將至，他們的歌詞，把音樂撇開，許多我認為是詩，是一種口語化的好詩。是的，這或是判別歌詩的方法，看能否獨立欣賞，而毋須借重音樂。《詩經》、宋詞元曲就是例子。宋詞元曲是先有曲譜，故古今詩人說填詞。
樂府之前的《詩經》，漢儒眼中地位最高，《漢書．藝文志》另歸詩類，但《詩經》也是合樂的，不單能唱，也能舞，是綜合的表演藝術（Performing Arts），《詩經》的詩，當然可稱為歌詩，也應該稱為歌詩，而不是詩歌，尤其是當樂曲和舞蹈都已不存，只留下詩辭。
魏晉六朝以後，可以唱的詩仍沿用漢人的習慣，叫樂府。不過銜頭依舊，內涵已變，從一個官方音樂機構開放成為一種大眾詩體。一如楚辭，本來是屈原宋玉的地方文學，到其他時代其他方的人也參加創作，就成為一種文學體裁。樂府最初仍然合樂可唱，到了唐代，李白杜甫的歌行體，無非借樂府舊題發揮，逸出絕律的格套，以長短句敘事，已不是非唱不可了。不唱，不是說放棄節奏，詩不弦、不歌、不舞，仍然可吟，杜甫云：「新詩改罷自長吟」，古典詩自有一套吟誦的方法。新詩多複合詞，舊詩則用單詞，分別平仄。稍後白居易的新樂府，則決定與音樂告別，只取反映現實民情的意思。歌詩這麼好的名字，竟也從此失傳。奇怪代之而起的名字反而是名實不副的詩歌，而且流行至今。
今天的新詩現代詩之類五四以來不少人仍叫詩歌，內地尤其樂此不疲，好像詩仍然可歌，固然不對，新詩現代詩基本上並不合樂。其實即使譜上樂曲，可以唱了，主從有別，也應該是歌詩，而不是可以配了詩的歌。新詩的形式，千變萬化，是沒有既定形式的形式，只呼應、結合內容，不是離譜，而是沒有譜。詩人很少不講究節奏的，美稱之為音樂性，個別甚至宣稱寧取聽覺（節奏）而不惜放棄視覺（意象）。但音樂性畢竟並不等同音樂。更有個別詩作，純供觀看，例如起源自巴西的具象詩（concrete poetry），同樣產生不少好作品。文學藝術之妙，是總能破格，也不斷尋求破格。聽過一次朗誦節的新詩朗誦比賽，我為朗誦的學生難過，也為自己直豎的毛管難受，他們搖頭晃腦，用吟誦舊詩之法，再加以戲劇化，彷彿非如此不足以證明曾經認真「操練」。不知範式已變，結果使新詩變得很造作。這恐怕是求評判之所好。我聽過艾略特、佛洛斯特、希尼等外國大詩人的朗誦錄音（不難找到），都是平實讀來，自然、順適，就是由莎劇名角演繹，同樣沒有渲染、藝增。
今人為流行曲寫辭，稱歌詞，像林夕、李焯雄等人，寫得好的，可以獨立欣賞，何妨叫歌詩？多年來我是聽Bob Dylan、Beatles等人的歌徐徐不知老之將至，他們的歌詞，把音樂撇開，許多我認為是詩，是一種口語化的好詩。是的，這或是判別歌詩的方法，看能否獨立欣賞，而毋須借重音樂。《詩經》、宋詞元曲就是例子。宋詞元曲是先有曲譜，故古今詩人說填詞。
丘亦生 - 誰還想做商交所股東？
金融雲端 香港蘋果日報
2013年5月20日
我去年底在本欄寫〈商品交易所泡沫〉時，已預期香港商品交易所危危乎，想不到上周六，主席張震遠便自爆，因為資金周轉達不到證監會的要求，而要終止交易所業務。我對這消息可說毫不意外，成件事最叫人嘖嘖稱奇的，反而是作為梁粉一號的張震遠的財力。
據張震遠向《明報》披露，商交所成立至今，已投入超過10億元。張震遠作為商交所大股東，聲稱獨資持有56%股權，若按比例出資，應該已投資了5.6億元在商交所中。我很好奇，張震遠的錢從何來？張氏雖然貴為打工皇帝，但按其履歷顯示，在友邦（1299）及俄鋁（486）擔任非執董，去年董事薪酬共348萬元，其他收入是來自他口中連車馬費也不夠的公職。
輸百年薪金 錢從何來？
至於他在創辦商交所之前，曾是泰山石化（1192）的行政總裁及副主席，但在職四年間，公司股價連股息的總回報下跌36%，而其年薪亦由2006年的531萬元，下降至2007年的380萬元。從這角度看，5億元超過其100年的年薪。
按照張震遠在行政會議的利益申報，他沒有持有物業，也沒有持有任何上市公司逾1%的股權，那這筆遠超其可見收入的資金，究竟從何而來？背後是否有人支持？這些不出面的金主，會否跟張的眾多公職有利益衝突？
據坊間一路以來的說法，商交所財困，始自2011年，當時張震遠已經要四圍撲水，甚至要託中間人搵「金勞詹」詹培忠借800萬元應急，商交所於2011年年底獲股東注資3,000萬美元，張震遠或許就是為此而奔波。
想不到，該次注資約一年便燒光，張震遠年初向傳媒表示，去年12月，商交所召開董事會，通過供股集資1億美元，預料於3月底前會完成，結果期限到了，但錢卻未到位，張震遠的樂觀估計，是1億美元可望於6月底出現，但為何這個去年12月已同意的注資，遲遲未兌現，甚至任由商交所出現被停業的窘態，卻又可以在6月底順利駕到？
我很想知道，在這一輪可能出現的增資擴股中，張震遠自己還會否向商交所注資？他若不想其控股權被攤薄，便需按1億美元的56%比例，再斥資5,600萬美元（4.35億港元）。他昨日發聲明，澄清個人已無債務，他是如何舊數一筆清？未來新數又至，他又是否動用小金庫加注照跟？搞一盤前景不明朗的生意，竟然能這樣重錘出擊，輸掉百年年薪也不視為「大挫折」，還有再接再厲的決心，我相信連年薪億億聲的超級打工皇帝霍建寧，都沒有這一份豪氣。
按照張震遠昨日向幾組傳媒的講法，也有點前後矛盾之處，一時說供股，一時說批股，向部份傳媒說會引入國際新股東，向另一部份傳媒又說新股東有內地背景。給人的感覺，依然是腳步浮浮，未有定案。
現時冇錢賺 前景亦欠奉
最大的問題是，我看不到商交所再蹉跎下來，會有甚麼前景？在內地着力調整經濟結構、容忍較慢增長的主旋律下，商品交易市場已沒有幾年前的景氣，再加上港交所（388）天價收購了倫敦商品交易所，大大收窄了商交所的發圍空間。就算張震遠大數計劃推出的人民幣計價期金及期銀合約，前景如何如何秀麗，但金銀貿易場年多前已推出人民幣計價的實金，人家日後難道便不會做期金嗎？
我認為，商交所最好的下台階，是以配股一事拖延幾個月，然後以股東未能達成共識為由，悄悄結業。如果真的有心撐下去，根本就不應弄出今次停市停牌事件，你叫經紀日後如何有信心在這裏交易？
從股東角度看，為何還要相信張震遠，這門生意值得守下去？科網股都可以給你一個憧憬，雖然暫時無錢賺，但生意越做越大，用家越來越多，錢燒起來起碼璀璨壯麗，不過商交所搞了五年，收入微薄之餘，生意卻不斷收縮，已有等運到的味道。股東若仍隨緣樂助，背後心態，才真正叫人猜不透。
陳沛敏 - 張震遠應辭職
香港蘋果日報 2013年5月20日
警隊有所謂的OUD，即Officer with Unmanageable Debts，中文叫「無力償債警務人員」。警隊規定人員申報無力償還的債務，當局定期向立法會報告OUD人數；他們不能擔當某些崗位，影響工作效率者會受紀律處分，嚴重者甚至革職。
這項規定背後的邏輯，是警務人員掌握執法的公權力，若本身有無法解決的財政困難，易受人以金錢威脅或引誘，以利益輸送影響其執行職務，損害公眾利益。廉署也曾指出，政府人員無力償債易受貪污誘惑。
身兼行政會議成員和市建局主席的張震遠，旗下的商品交易所停業。《明報》引述他前日承認欠債，但昨晚他又發聲明稱「現時並無任何債務」，為何突由有債變無債？「以前」的負債情況怎樣？
市場流傳他獲地產商借貸，張震遠前日無正面回應曾否獲鄭家純協助，昨又表示「從無向任何所謂『大地產商』借貸」，那曾否向與地產商有關人士借貸？張承認曾向詹培忠借800萬元，一個月後還款，那筆貸款與其市建局等公職有否利益衝突？
種種未解疑團，凸顯目前官方申報機制怪誕之處。警隊近3萬人員包括最基層的PC仔、輔警和文職都須申報無力償還的債務，但掌握不少市場敏感資料的行會成員、職務牽涉地產商利益的市建局主席，卻毋須像PC仔那樣申報債務。
張震遠至今還未正式開記者會公開面對提問，向公眾交代其財務情況。許仕仁案已揭示，公職人員接受貸款牽涉的問題可大可小。張震遠昨在聲明指其商務與公職無關，是站不住腳的說詞；若他繼續拒絕清楚交代，他應考慮辭去公職，以免利益衝突。
陳沛敏
記者
我去年底在本欄寫〈商品交易所泡沫〉時，已預期香港商品交易所危危乎，想不到上周六，主席張震遠便自爆，因為資金周轉達不到證監會的要求，而要終止交易所業務。我對這消息可說毫不意外，成件事最叫人嘖嘖稱奇的，反而是作為梁粉一號的張震遠的財力。
據張震遠向《明報》披露，商交所成立至今，已投入超過10億元。張震遠作為商交所大股東，聲稱獨資持有56%股權，若按比例出資，應該已投資了5.6億元在商交所中。我很好奇，張震遠的錢從何來？張氏雖然貴為打工皇帝，但按其履歷顯示，在友邦（1299）及俄鋁（486）擔任非執董，去年董事薪酬共348萬元，其他收入是來自他口中連車馬費也不夠的公職。
輸百年薪金 錢從何來？
至於他在創辦商交所之前，曾是泰山石化（1192）的行政總裁及副主席，但在職四年間，公司股價連股息的總回報下跌36%，而其年薪亦由2006年的531萬元，下降至2007年的380萬元。從這角度看，5億元超過其100年的年薪。
按照張震遠在行政會議的利益申報，他沒有持有物業，也沒有持有任何上市公司逾1%的股權，那這筆遠超其可見收入的資金，究竟從何而來？背後是否有人支持？這些不出面的金主，會否跟張的眾多公職有利益衝突？
據坊間一路以來的說法，商交所財困，始自2011年，當時張震遠已經要四圍撲水，甚至要託中間人搵「金勞詹」詹培忠借800萬元應急，商交所於2011年年底獲股東注資3,000萬美元，張震遠或許就是為此而奔波。
想不到，該次注資約一年便燒光，張震遠年初向傳媒表示，去年12月，商交所召開董事會，通過供股集資1億美元，預料於3月底前會完成，結果期限到了，但錢卻未到位，張震遠的樂觀估計，是1億美元可望於6月底出現，但為何這個去年12月已同意的注資，遲遲未兌現，甚至任由商交所出現被停業的窘態，卻又可以在6月底順利駕到？
我很想知道，在這一輪可能出現的增資擴股中，張震遠自己還會否向商交所注資？他若不想其控股權被攤薄，便需按1億美元的56%比例，再斥資5,600萬美元（4.35億港元）。他昨日發聲明，澄清個人已無債務，他是如何舊數一筆清？未來新數又至，他又是否動用小金庫加注照跟？搞一盤前景不明朗的生意，竟然能這樣重錘出擊，輸掉百年年薪也不視為「大挫折」，還有再接再厲的決心，我相信連年薪億億聲的超級打工皇帝霍建寧，都沒有這一份豪氣。
按照張震遠昨日向幾組傳媒的講法，也有點前後矛盾之處，一時說供股，一時說批股，向部份傳媒說會引入國際新股東，向另一部份傳媒又說新股東有內地背景。給人的感覺，依然是腳步浮浮，未有定案。
現時冇錢賺 前景亦欠奉
最大的問題是，我看不到商交所再蹉跎下來，會有甚麼前景？在內地着力調整經濟結構、容忍較慢增長的主旋律下，商品交易市場已沒有幾年前的景氣，再加上港交所（388）天價收購了倫敦商品交易所，大大收窄了商交所的發圍空間。就算張震遠大數計劃推出的人民幣計價期金及期銀合約，前景如何如何秀麗，但金銀貿易場年多前已推出人民幣計價的實金，人家日後難道便不會做期金嗎？
我認為，商交所最好的下台階，是以配股一事拖延幾個月，然後以股東未能達成共識為由，悄悄結業。如果真的有心撐下去，根本就不應弄出今次停市停牌事件，你叫經紀日後如何有信心在這裏交易？
從股東角度看，為何還要相信張震遠，這門生意值得守下去？科網股都可以給你一個憧憬，雖然暫時無錢賺，但生意越做越大，用家越來越多，錢燒起來起碼璀璨壯麗，不過商交所搞了五年，收入微薄之餘，生意卻不斷收縮，已有等運到的味道。股東若仍隨緣樂助，背後心態，才真正叫人猜不透。
陳沛敏 - 張震遠應辭職
香港蘋果日報 2013年5月20日
警隊有所謂的OUD，即Officer with Unmanageable Debts，中文叫「無力償債警務人員」。警隊規定人員申報無力償還的債務，當局定期向立法會報告OUD人數；他們不能擔當某些崗位，影響工作效率者會受紀律處分，嚴重者甚至革職。
這項規定背後的邏輯，是警務人員掌握執法的公權力，若本身有無法解決的財政困難，易受人以金錢威脅或引誘，以利益輸送影響其執行職務，損害公眾利益。廉署也曾指出，政府人員無力償債易受貪污誘惑。
身兼行政會議成員和市建局主席的張震遠，旗下的商品交易所停業。《明報》引述他前日承認欠債，但昨晚他又發聲明稱「現時並無任何債務」，為何突由有債變無債？「以前」的負債情況怎樣？
市場流傳他獲地產商借貸，張震遠前日無正面回應曾否獲鄭家純協助，昨又表示「從無向任何所謂『大地產商』借貸」，那曾否向與地產商有關人士借貸？張承認曾向詹培忠借800萬元，一個月後還款，那筆貸款與其市建局等公職有否利益衝突？
種種未解疑團，凸顯目前官方申報機制怪誕之處。警隊近3萬人員包括最基層的PC仔、輔警和文職都須申報無力償還的債務，但掌握不少市場敏感資料的行會成員、職務牽涉地產商利益的市建局主席，卻毋須像PC仔那樣申報債務。
張震遠至今還未正式開記者會公開面對提問，向公眾交代其財務情況。許仕仁案已揭示，公職人員接受貸款牽涉的問題可大可小。張震遠昨在聲明指其商務與公職無關，是站不住腳的說詞；若他繼續拒絕清楚交代，他應考慮辭去公職，以免利益衝突。
陳沛敏
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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