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雪瑩 - 城市誌﹕書寫城市——倫敦人說倫敦

星期日生活    2013年9月29日

【明報專訊】作為一個迷戀城市的人，總希望書寫城市。然而愈迷戀她卻愈猶豫不敢下筆。你知道城市之所以為城市在於其複雜：四方八面的人背負不同知識、背景向城市進發。傳統人文地理學如此告訴我們，人們從農村往城市生活，為的是尋找生存和生活的希望，抓着一線機會，從此改變人生。然而活在香港這個令人喘不過氣的城市，籠罩着我們的似乎是絕望多於希望。城市的偉大在於其複雜多樣，愈偉大的城市愈難書寫。

在這個全球城市互相競爭的年代，從來不乏野心勃勃意圖一錘定音想為城市定調之人。香港旅發局網站首頁是從港島高處俯瞰的維港兩岸夜景，佐以亞洲國際都會的標語。我在香港人喜歡視之為假想敵（或羨慕對象）的新加坡旅遊局官方網站漫無目的瀏覽，開宗明義的「About Singapore」一小段一百個英文字，強調的是新加坡的優質生活環境和其多種族文化背景，配相竟是新加坡的公共房屋！

可是以城市為家的人都不難發現這種官方論述背後的權力網。問問身邊朋友過去一年曾經幾多次有閒情上山頂觀賞聞名於世的夜景，新加坡執政的人民行動黨如何以公共房屋作為籠絡和懲罰選民的手段。這些官方打造的城市印象不時脫離本地人的實際生活。曾經有民間力量嘗試以蛋撻菠蘿油茶餐廳抗衡官方論述，這當然不是壞事，問題是任何的一套「論述」亦無法脫離單元的問題。城市的優勢正在於其多元、多變和對世界潮流的改變的適應力。我們能如何定義和書寫城市？

倫敦外來者寫出最佳旅遊指南

來自加拿大的作家Craig Taylor，十年前定居倫敦。當他的簽證到期回到溫哥華，他才發現自己不能忍受坐在加拿大的家裏，每天為朋友提供倫敦旅遊貼士，毅然重回這個當之無愧的國際都會，花五年時間為這個城市寫書。倫敦作為工業革命之首和日不落帝國的首都，傳世的城市書寫已經太多。由狄更斯筆下十九世紀毒霧彌漫、藏污納垢的世界都會，到Peter Ackroyd多次書寫倫敦的前世今生，世人對倫敦從不陌生。Peter Ackroyd這名深愛倫敦的歷史學家二○○○年出版的London：The Biography生動地跳脫出政治歷史書寫的「大論述」，實踐倫敦多面睇：由童年的歷史、靜默的歷史、Cockney口音歷史都被他生動地呈現紙上。

CraigTaylor作為外來者，在書中的序言已謙虛表示無意超越PeterAckroyd的成就。然而他寫下的倫敦傳記卻悄悄躋身遊客遊倫敦的最佳指南。網站Londonist選它為過往最少十年關於倫敦最好的書，英國各大報章書評對它評價極高。說穿了這本書其實只是倫敦人的口述歷史，沒有要為倫敦歸納出驚世理論的學術野心，可是當城市書寫和社會學回歸最基本，其力量竟然是如此震撼人心。

隨處可見的都是倫敦人

Craig Taylor走遍倫敦32區域訪問超過200人。有些訪問花好幾個月約，最後只胡扯了幾分鐘便談不下去；更多的是聊上好幾小時不願完場，消耗掉兩部錄音機和300粒電池，結晶品是九十五萬字的訪談紀錄。最後被收錄進四百頁的書中只有八十個訪問。以Londoners為題目的書首要任務當然是為倫敦人定下條件。Craig Taylor在前言中說了這麼一個小故事：一個周末下午Craig Taylor跟英國反移民右翼政黨British National Party一名宣傳人員在充滿文藝情調的豪宅區Hampstead的購物大道上喝茶。他這麼說：「真正的倫敦人已經絕種，外國人不可能成為倫敦人。」接着他向作者娓娓道來當年他父親如何從塞浦路斯一路逃到倫敦的驚心動魄故事，和抵埗後倫敦人如何以熱情幫他適應新城市。大都會的魅力既然正在於其容納百川的胸襟，Craig Taylor這名外國人也為倫敦人下了一個似乎有等於無的定義：「所有每天在倫敦隨處可見的都是倫敦人：擠巴士的、在超級市場排隊的。不論他們從何而來、因何而來，他們笑着、追趕着、搶免費報、掃地、喝酒、擠過扶手電梯上靠右企的人們趕地鐵的，這些都是倫敦人。倫敦從不停止，永遠流動，這是個關於動詞的城市。」

既然城市屬於動態，我們為城市拍下的照片只能凝住一刻美好，瞬間變成永恆。八十八個書中受訪者來自不同行業和不同國籍，Craig Taylor有意避開那些言詞華麗的政客和知名人士，尋訪最尋常的倫敦人。他們當中有機師、美容店東主、來自伊朗尋求政治庇護者、養蜂者、地鐵播報員、巴士站站長、街市的蔬菜供應商、來自巴基斯坦的外匯投資者、對冲基金經理、失物認領處職員。你想得出的都有。

倫敦人各個故事構建大城市

我無法一一細數每位受訪者說過的話，因為那都是如此獨特和無法歸類，只記得每翻一頁讀下一位倫敦人的說話，我都彷彿進入別人全新的生命，以全新視覺觀看這個我以為並不陌生的倫敦。《泰晤士報》作者Ocean King說閱讀此書他所知道關於倫敦人的故事，比他居住倫敦四十年加起來的總和還多。這話令我想起政治理論家Benedict Anderson筆下著名的「想像的共同體」。人們終其一生根本不可能認識國族內的所有人，可是人卻會以為有一群人跟自己屬於同一國族，所以國族這個共同體注定是想像出來，同時傳媒的興起亦有份協助大家想像下去，有了廣泛傳播，人們才知道那些素未謀面的「同胞」大抵過着怎樣的生活。可是大眾傳媒下的受眾往往亦被歸納成面目模糊的「公眾」和「公民」，Londoners這種口述歷史才讓我們對這些最熟悉的陌生人過着怎樣的生活瞥見一鱗半爪。我忍不住一頁頁翻閱下去，Craig Taylor記述的每位倫敦人的生活都讓我目眩神迷。要不是由養蜂人解說，誰能想像一隻蜜蜂在倫敦鬧市的飛行路線？我開始以為如果大城市也是一種共同體（community），這種想像的共同體不止建基於「同」，更重要的是異。國族的共同體的可能建基於共同語言、歷史、文化等疑假似真的urbanmyths，可是在這個全球化時代，當倫敦這個國際大都會超過三分之一人口出生於英國以外，這種「異」、這種大家跟我都不一樣的感覺才是大城市的基礎。

口述歷史本身就有價值

Craig Taylor說對他而言，倫敦的各項數字、甚至建築和地理環境都是歷史，不及人的生活重要。我們當然能說出建築、地理、歷史、政治這些大環境如何影響人的生活，但他這話背後的精神亦不難理解。口述歷史在社會學發展佔一席位，一般認為重要的工夫是如何將這些零碎、個人的故事如何跟大環境、大歷史、大理論結合起來。記錄口述歷史的香港大學社會學系吳俊雄博士曾經說過一番話讓我非常深刻，大抵是他也曾經以為唯有跟結構拉上關係，個體的故事才有意義，可是近年他開始覺得，也許不一定要將故事整理出什麼大道理來，口述歷史本身就有價值。父母都不是喜歡跟孩子說故事嗎？

雖然書架上很多書未讀，這本書我卻忍不住不時重看。學習社會科學總因為對人在現代性的處境和一些原則問題特別關心，現實卻逼使我們天天面對失望。上周參加了一個讀書會，以兩位社會學家對現代性生存狀况分析的短篇為題材。每次埋首閱讀社科「大理論」往往為前人洞悉世界發展的眼光驚歎，可是當理論把社會上一個個獨立個體壓平成千人一面的分析對象，無力感間或湧上心頭。此時我總會拈來Londoners，它彷彿是一帖給社會科學生的清泉，時刻提醒我社會科學本來由每一個獨立個體的生活構成，學習欣賞這些獨立個體在一眾社會學大師思考的現代性災難下，如何努力地尋找安身立命之所。因為「小人物」、「小故事」、「大理論」才有意義。

書名：Londoners: The Days and Nights of London Now, As Told by Those Who Love It, Hate It, Live It, Left It and Long for It

by Craig Taylor

編輯 顏澤蓉

愛家姐妹 - 一個女人承受之重

星期日生活   2013年9月29日

夏健強的畫作

【明報專訊】九月二十五日，凌晨二時○二分，我被夏俊峰妻子張晶的電話從睡夢中驚醒。「我在網上看到消息說，明報報道了夏俊峰死刑核准了，是真的嗎？」她的聲音有點緊張，但是這幾天都在休假的我，完全不知道發生什麽事，後來才知道因為內地傳媒九月二十四日晚提前收到宣傳部禁令，把事件在互聯網上先傳開了，但夏俊峰家人和律師都沒有收到消息。

「我真的不知道，因為我在休假，我也要問問我的同事。」「不要緊，你就告訴我好了，我已經做好心理準備了。」「我真的不是故意隱瞞你，如果我知道我會告訴你的，但是我真的不比你知道得更多。」張晶似乎有點失望，「那好，你早點睡吧。」我後來翻查微博，發現竟有人發了一條「明報今天將出街的報道已證實」，估計張晶是看到此條才打給我。

收線之後，我久久不能入睡。微博上還有很多人討論此事，希望能在最後關頭做一點事。雖然當刻仍無確切消息，但是通常宣傳禁令很少出錯，我也感覺事情不妙，但是到這一刻，再喊「刀下留人」也無力回天，我給她發了一條消息：「張晶姐您一直很堅強，無論明天的消息如何，請您一定要保重！」她回覆「謝謝，我會的」。

我與張晶見過四次，說來慚愧，四次都是做其他採訪時「順路」去看她。在二○一○年第一次見時，我原定搭上午十點的飛機離開瀋陽，她早上六點起牀等我，我們談到八點，那是她第一次告訴我有關夏俊峰的整個案情。她的家有點昏暗，感覺很久沒有好好收拾過，每次去都差不多——房間堆滿了兒子夏健強的畫布、畫框和顏料，廳正中是神枱，夏俊峰母親就是天天燒香拜佛，祈求兒子可以平安歸來。

每一次見她，除了談談家庭近况，張晶還把我當成「消息靈通人士」，例如十八大之前她問我，政法委書記不入常委，是不是表明司法改革會開始？是不是案子會有希望了？兩會之後，她又猜測新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周強上任，是不是會有轉變？這些問題，我其實回答不了，不想給她虛假的希望，但又不忍告訴她「其實沒有什麼影響」的真相。

「他當時說，要殺便快點殺」

「看守所裏關着他的那一間都是重犯，沒有人能夠活着出來。」 最近一次見她就是月初， 她當時透露，自己七月時曾到看守所探望夏俊峰，當時夏已經因為案件拖了四年有餘，對自己的命運已生絕望之心，「他當時說，要殺就快點殺」。二人中秋節前的九月十三日又再會面，不料兩周後就收到噩耗。

兒子夏健強一直是張晶的最大希望所在，夏健強熱愛繪畫，被認為對於色彩的把握有超乎同齡兒童的天分。夏健強的畫作中有不少是關於父母，有父母攜手，也有三人同行，也有他「想像」能和父親重逢的場景。他從小學升讀初中後，所有同學都不知道他是「殺人犯兒子」，張晶原本希望這有利孩子成長，但是如今事件再度炒起，這個希望恐怕很快也會破滅。

在北京、上海均曾有藝術家願意為夏健強辦畫展、指導他畫畫等等，甚至歡迎他到北京讀書， 但是在北京居住和讀書的費用高昂，沒有生活經濟來源的張晶獨力難支。 她也想兒子有更好的發展，「他成績也就中等……但我並沒有什麽要求，我只想他能做自己喜歡的事，在北京肯定是更好，現在他在瀋陽的少年宮，高級班（繪畫）都學完了」。她甚至想，假如成功爭取到夏俊峰改判死緩，他們每月可以去探望的話，如果搬去北京，就只能兩個月才去一次，「如果兒子和老公讓我選，我肯定選兒子，我都跟兒子說，你一定要有出息，以後爸爸老了出獄，你要養得起他」。

夫死了 還有癡呆的父母

丈夫已死，兒子尚小，張晶還要照顧老年癡呆的父母。她就如萬千平凡的中國女人，支撐起整個家庭。她的父親已是重度癡呆，不認得兒女，也不記得回家的路，不記得自己吃過飯，經常發脾氣……敬老院嫌麻煩，張晶和三個姐姐唯有把父親接回家中輪流照顧。而老父親最記掛的，就是小女兒「晶兒」。張晶說，每次她的姐姐去照顧父親，父親一時發火、一時流淚，說「叫晶兒回來」；她自己前往，父親卻不認得她，把她誤認為她的二姐，「有一天我和二姐一起去了，爸爸才認出我，說『晶兒啊，你終於回來啦』，他拉着我的手說，『等我死了，你不要火葬我，我好害怕……』，我就說『給你挑副好棺材，好不好？』，爸爸說『好、好！』」講完這番話，父親才安心一點。張晶這才意識到，原來父親是只願對她交代後事，之前對其他人發火，都只是為見她一面。

我有時想，如果換了我是張晶，我可能已經崩潰了。單是九月二十五日那個難熬的凌晨，就不知道該如何度過。作為妻子、母親、女兒，她已經承受了一個女人能承受的各種沉重，還要是微博上廣受關注的公眾人物，噩耗真的傳來時，她還能接受眾多傳媒訪問、發微博通報最新狀况。

真心地說，我知道這判決本身是難以推翻的，一是因為夏俊峰殺了兩個人，二是因為根據內地法例，「正當防衛」需在受到侵害的地點實施才能成立，即是如果城管在街上毆打夏，夏當場把城管刺死，才能視作正當防衛，同時街上眾目暌睽，也有較多證人；但夏是在被帶到城管辦公室後才動手，雖然他稱在辦公室也有被打，但此時也缺少目擊旁證，對他不利。打個比方，一個人如果被匪徒持刀打劫得手，次日在路上重遇那匪徒，並將他刺死，也不能當作是正當防衛。

法理無情 不阻人們同情

冰冷的法理不近人情，但這並不能阻止人們對張晶抱以極大的同情。有些人說，張晶和律師團隊企圖通過輿論操縱司法最後失敗，是她「害死」丈夫，而應該向受害人取得原諒云云，我認為這是對一個沒讀過多少書的普通下崗女工的苛求。張晶曾經到受害城管家中磕頭道歉，表示願意賠償，但對方不開門、不接電話。她從來沒有期待過高，只是想丈夫從死刑改為死緩，讓兒子有個（即使一生在獄中的）爸爸，給全家人一個精神支柱，不過現在都已灰飛煙滅了。有一天，外界的關注也會消減，希望她能繼續堅強地走完餘下的路。

譚蕙芸 - 我們最幸福 順民心態澳門製造

星期日生活   2013年9月29日

【明報專訊】兩周前，我登上了往澳門的水翼船。這次旅程有點不一樣，以前只會到食店，豬扒飽、燒乳豬、水蟹粥，通通今次要照去，順路經過葡式古蹟，還要扮文藝青年留影。但不同的是，這趟我特意要求澳門朋友增加兩個景點：立法會選舉票站及候選人競選總部。

我知道，這是一個莫名奇妙的「政治考察」。澳門選舉在港人心中，除了千奇百趣疑似「賄選」手法（如派發印有候選人頭像的薯片，託兒所寄學生手冊給家長時夾着競選單張，包起酒樓任飲任食，出動電單車載員工投票）。然後，就只剩下鄉親派商人惡鬥民主老手的老掉牙戲碼。簡單一句，香港人「看不起」澳門選舉。

這一種「看不起」，是基於澳門政治局勢，整體比香港建制得多。香港廿三條引發二○○三年五十萬人遊行；澳門廿三條卻在二○○九年悄悄通過。香港政改明年或會引發劍拔弩張的佔領中環；澳門去年完成的政改，立法會直選議席比例沒加，特首選舉基本上還是小圈子。澳門民主派也曾就政改掙扎過，搞了一場數千人的民間投票，但瞬間愛國陣營卻可急召十萬份意見書力撐，可見澳門反對派猶如螳臂當車。今次澳門選舉民主派敗陣，也窺見澳門建制勢力牢不可破。澳門的和諧似乎輸入了電腦程式，自動埋位，叫阿爺安心，叫隔鄰港人震驚。

與其說是震驚，更多是大惑不解。和內地不同，澳門人可自由閱覽香港傳媒，家家戶戶看香港電視新聞，而且原汁原味，不像內地遇到政治禁區會插播廣告。不少澳門的士司機收聽香港的電台；不少澳門人讀「反動」的《蘋果日報》。澳門人上facebook沒問題，不像內地要翻牆。但神奇地，澳門人大量飲用香港傳媒奶水，對民主抗爭信息似乎免疫。學者發現，澳門人不但比港人更愛國，亦較順從政府。我的澳門朋友多次說：「澳門人係怕事嘅。」學者也戲言，澳門猶如「半個解放區」。

我跟身邊的港人談這事，大家闊佬懶理，更形容「澳門跟大陸一樣吧！」我聽到這裏有點忐忑。明明只隔一小時船程，不少澳門人在港求學工作，收看一樣的傳媒，我不相信，香港人天生叛逆，澳門人基因裏就是和諧。我認為，當香港媒體聚焦討論澳門賄選、民主派失利這些表徵，不如問一個更深層的問題：澳門這些疑似賄選，建制大勝的格局，即使不是澳門人主動選擇，也是澳門人默許的。我會問：為何澳門人如此馴服，接納這種社會現狀？

抱着這個疑惑，我赴澳兩次，參加了一個「選舉檢討會」，訪問了澳門民主派人士和多位年輕人，透過學者介紹閱讀相關文獻。我發現，澳門人的「順民性格」源遠流長。澳門公民意識乾涸，源自多年政治文化土壤貧瘠。原來，香港和澳門像孿生兒，同樣經歷殖民，走的路卻近乎相反。連串事件，一環扣一環，孕育了一代又一代比港人更馴服的澳門人。

（一）他們的「六七暴動」

一九六六至六七年，受內地文化大革命影響，港澳均發生群眾運動，結果卻相反。一九六七年在港人記憶是「土製菠蘿」滿地、商台廣播員林彬被燒死。港英政府成功鎮壓，定性事件為「暴動」，事後左派經歷低潮，港人一般覺得左派人士「搞搞陣」、「思想偏激」。

一九六七年前後，澳門同樣發生一場運動，卻是「反殖抗暴」勝利。一九六六年底，澳門華人因建校問題跟葡政府衝突，左派乘勢進行「反殖抗爭」，引發流血事件，八名華人死亡，是為「一二‧三事件」（事件發生於十二月三日）。抗爭期間大量紅衛兵從內地準備入澳，反而中國政府不想於當時「收回澳門」，派解放軍鎮守邊界，再派廣東官員斡旋，最後葡國政府向澳門華人道歉，更賠款告終。自此澳門華人覺得「鬼佬唔夠華人鬥」、「祖國是保護華人的」。

（二）他們的「調景嶺」被消失

回歸前，十一和雙十兩天，香港街頭可見兩種旗幟，共產黨和國民黨在香港社會互相制衡，勢均力敵。老一輩記得，調景嶺寮屋區未拆前，聚居了親國民黨人士，山頭還有「蔣總統萬歲」大字。

相反，澳門的親台勢力，早早被清洗。一九六○年代中「一二‧三事件」後，葡政府應愛國社團要求，把澳門境內國民黨員全部驅走。澳門「關前街」一帶至今有不少丟空舊樓，據老澳門說，是國民黨員敗走澳門時留下的，業權不明，現儼如死城。故此，數十年殖民澳門，親台勢力幾近消失，親北京陣營獨領風騷。

（三）他們沒有「陳日君」

港澳同為殖民地，有深厚教會傳統，兩地天主教徒佔人口比例相近（6-8%）。然而香港天主教較多涉及政治，如回歸前教區公開支持彭定康政改，「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常參與社會行動。回歸後，前主教陳日君多次論政，教區近日亦表示，若公義不彰顯，可接受如佔中等公民抗命。

相反，澳門天主教卻與中共關係友好。本身是修女亦是學者的梁潔芬分析，澳門教會自一九六○年代「一二‧三事件」後，因在事件裏受到左派人士衝擊，從此少涉足政治。到了一九八○十年代，澳門天主教主教獲邀為基本法草委，是唯一的宗教界代表；相反，香港這邊草委有佛教和基督教代表，唯獨沒天主教。梁潔芬形容，澳門教會傳統上和親中勢力關係「融洽」，相反香港教區偶與中共唱反調，教徒亦較多介入社會，擔當「社會良心及希望」的角色。

（四）他們沒有「黃之鋒」和「華叔」

被稱為「澳門社運女神」、本身為澳門小學教師的甘雪玲，今次替民主派助選，她留意道：「澳門年輕人收到傳單時眼神空洞，像不知道發生什麼事。」她估計，香港通識教育培育了一批關注社會的年輕人，卻難以想像澳門會孕育出一個像黃之鋒這樣的學生。余振等學者亦發現，澳門中學生「愛國」程度高，對民主政治欠深入了解。

身為老師的甘雪玲解釋，澳門學校少談政治，即使有公民教育科，亦只談品德教育和愛國教育。兩地教育界風氣也不同，香港教師工會如「教協」有數十年爭取民主傳統，相反，澳門九成學校是私校，老師要每年續約，工作欠保障，教師對社會議題敢怒不敢言。即使大學也缺乏自由開放風氣。二○○八年澳門推廿三條，四間大學的學生會借澳門大學舉行論壇，主辦單位卻受壓取消活動。

（五）殖民政府的能力

港英政府在六七暴動後，改善施政，吸納民間意見，設立廉政公署，推行免費教育。港人不一定要借助人脈，也可直接與政府部們接觸，辦理生活所需手續。但葡國政府行政效率低，貪污嚴重，加上沒推行葡文教育，華人生活遇上困難，需靠愛國社團「出頭」。余振等學者舉例，澳門以前民間嫁娶要放煙花，棺木要運回內地埋葬，也要靠社團向葡政府周旋才獲得批文。故此，澳人習慣左派社團「庇護」，到了選舉支持社團背景議員亦順理成章。

回歸後，香港經濟表現未如澳門，亦可能引發「港人抗爭，澳人順從」兩種心態。澳門民主派議員歐錦新和吳國昌均指，香港回歸後經濟一般，港青面對「下流社會」，薪金沒上升，更要住劏房，易生怨氣；相反，澳門回歸後因賭權開放，財源滾滾，二○○六年澳門人均國民生產總值更首次超越香港，澳門人自覺「站起來」，濠江似乎進入了「盛世」，物質生活充裕，民主變得不重要。

澳門年輕人跟我說：「祖國對澳門很好，回歸後開放賭牌，又成功申請世遺，經濟大好，要比『衰到貼地』葡國佬好很多。」也有一說：「以前向葡政府申請證件拖很久，現在政府效率好，公務員『面色』（服務態度）也好了。」當香港青年懷念港英時代，高舉英國旗；澳門華人極少懷念葡萄牙，類似「港獨」或「本土自治」論述，難以在澳門生根。

一個澳門人的心路歷程

在澳門土生土長，後赴香港讀大學，現於香港傳媒工作的L，跟我解釋「一個澳門人的心路歷程」。她說，小時候在澳門只知努力讀書，對社會毫不關心：「六四，我覺得不關我事，好似旁觀者，覺得香港好煩。」即使澳門人大量收看香港傳媒，但大家總有辦法「視而不見」。

我問她，澳門人不抗爭，是害怕打壓嗎？她努力回憶：「連害怕也說不上，更接近是『沒感覺』。」L來港求學工作後漸漸發現自己開始認同香港價值，覺得澳門愈來愈陌生，心裏頗難受：「覺得自己兩邊不是人」。今次特意回澳門投票，結果民主派失利，很失望：「澳門如今『窮得只剩下錢』，跟北韓人活在極權下仍自覺『我們最幸福』的心態差不多。」

怕涉政治飯碗不保

澳門人怕涉足政治，其中一個原因是擔心飯碗不保。在澳門期間，不同場合有人認真問我：「為什麼戴耀廷不會因佔中丟掉教席？」「為何學校不向黃之鋒施壓？」聽到這些問題我訝異不已。問的人，一個是留學回來的澳門人，另一個也是知識分子。

原來，澳門是一個小城，數十萬人口，大家互相認識，行頭很窄，一旦因政治原因失工作，很難東家唔打打西家。近日活躍澳門政治的甘雪玲老師說，已感到學校給她壓力，有心理準備丟工作。我跟澳門人解釋，在香港若戴耀廷被解僱，黃之鋒無書讀，媒體必群起採訪。但澳門人說，若有人因參政被炒，犧牲會是靜悄悄的，因澳門主流傳媒不會報道。事實上，澳門傳媒噤聲，已不是新聞。余振等學者也發現，過去澳門選舉，傳媒會多點報道建制派，少點報道民主派。澳門民主派議員吳國昌說，近年他愈來愈難登上澳門主流媒體，有選民說：「今屆不投你，因為在傳媒看不到你，覺得你冇做嘢，我寧可投給陳明金。」

今次選舉傳媒寵兒，要數拉票招數甚有台灣味的「福建幫」生意人陳明金，其名單取下三席大勝，有人分析，財雄勢大商家有資源派禮物，且打「福建人」同鄉牌吸引新移民，香港應引以為鑑，並指向香港同樣龐大的新移民票源，以及建制派「蛇齋餅糉」攻勢，悲觀地預言：今日澳門，明日香港。

然而，我卻從澳門故事，看到港人更應堅持。相比澳門，香港幸運得多。我們有更廉潔的政府、更開放的傳媒、更有牙力的議會（澳門立法會直選議席少，權力亦不及香港）。連基本法，香港那一張也寫得較寬鬆。原來，澳門基本法條文上沒寫「普選」，香港基本法卻因當年草委爭取而寫入「最終達至普選」。可見，濠江的戰場更艱難，香港卻比澳門擁有更多有利爭取民主的籌碼：如廉政、司法獨立、新聞自由等，這些橋頭堡，港人未來必須捍衛，半寸不能讓。

港澳命運脣齒相依

澳門不是沒希望的。這次往澳門採訪遇到很多有心人，他們都是土生土長、有學歷的年輕人，寧可放棄賭場或政府工等高薪厚職，在小城涉足吃力不討好的政治，或幾個有心人搞獨立媒體，為的是對澳門的一份感情，我在他們身上看到理想、衝勁和希望。看到澳門朋友在那麼艱難的條件下仍然堅持着，香港人更沒藉口放棄。誠如澳門民主派議員吳國昌說過：「香港二○一七年會否有真普選，不是澳門人能干預的。反而，香港二○一七政改的過程和結果，對澳門政改下一步，必有重大影響。」

作為一個港人，寫這篇文章我是膽怯的。無論做幾多訪問，讀幾多史料，我仍是一個外人，對澳門的理解或有偏差。然而，澳門同路人都希望我下筆，因為你們說過：「澳門人只能透過港媒『出口轉內銷』知道澳門消息」。作為香港記者，我有內疚，香港傳媒多年忽略了澳門，除了四年一次選舉，五一遊行看看有沒有亂象，平日濠江根本進入不了香港媒體的視角。我想說，香港遊客將來到訪澳門，水蟹粥是要吃的，角子老虎機可以繼續拉，然而大家不要忘記，以澳門為家的六十萬人，和香港這邊七百萬人，有着唇齒相依的命運。

參考資料：
余振、婁勝華、陳卓華《澳門華人政治文化縱向研究》
吳國昌《民主派‧濠江論政》
Moises Silva FernandesMacau in Chinese Foreign Policy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1966-1968
梁潔芬「非殖民地化：港澳天主教會的回應」

編輯 梁詠璋

李怡 - 中共心魔是不放心任何組織力量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3年9月28日

無論發起佔中者如何一再強調「愛與和平」，在中共指揮棒下，梁振英、中聯辦、北京傳媒、香港左派喉舌、「幫港出聲」的所謂學者與名嘴，都一迭連聲地說佔中是「暴力」，是「動亂」。中聯辦郝鐵川寫一篇反佔中文章，官媒《環球時報》即引用港媒一篇「解讀」，指駐港部隊隨時準備應付反對派佔領中環。渾忘了《中英聯合聲明》明文規定駐港部隊是「不干預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內部事務」的。

再怎麼講和平，都被解釋為暴力，於是時事評論員練乙錚就撰文提出參與和平佔中者「自綁」的建議：「由全體簽名參與『佔中』的人士逐一繫住雙腳、反綁雙手，然後才進場，被捕之後，始由警方鬆綁」。佔中發起人戴耀廷表示會考慮練乙錚建議，認為可以顯示參加者自我約束抗拒暴力的信念。

參與者「自綁」，總不能說是暴力了吧。但中共及其應聲蟲既發出抹黑佔中為「暴力動亂」之令，是不講邏輯都要把這種話說下去的。講到底，中共並非怕「動亂」，怕影響經濟民生，而是藉動亂之名，目的在反佔中。

英國外次和美國駐港總領事支持香港在《基本法》之下實現真普選，美總領事讚賞北京決心推動2017年普選特首和2020年普選立法會，認為政改「能加強香港政府的執政能力」。這些難道不是北京的目標嗎？倘若這種支持《基本法》所定普選目標的話，在中共剛公佈《基本法》的時候說，中共豈會不拍爛手掌？當年中共還把《中英聯合聲明》拿到聯合國註冊，廣邀世界各國講好話呢。但今天，中共外交部發言人卻一再指摘英美官員「說三道四」，左報及中共應聲蟲說英美干預香港內政。這種反應，只能說明中共不同意英外次所說：「任何方案應予香港人一個真正的選擇」，也就是說，中共腹稿的方案不是給香港人真正的選擇了。對於佔中，夏千福表示不會支持任何組織，但會支持言論、集會和示威自由等原則，認為社會保持上述自由會運作得更好。中共指夏說三道四，莫非認為社會沒有這些自由反而運作得更好？中共要否定《基本法》所定的這些人民權利嗎？

回顧當年中英開始談判香港前途問題，中共一直最堅持的是直接與英國當局對話，而最反對的是所謂「三腳凳」。「三腳凳」的說法是當時輿論提出來的，就是認為香港前途問題，如只由英國和中國去談判解決的話，那是站不穩的兩腳凳；必須加入最受影響的香港人這隻腳，才是立得穩的三腳凳。但中共反對「三腳凳」，鄧小平在84年6月會見鍾士元、鄧蓮如、利國偉三議員時，劈頭就說：「所謂三腳凳，沒有三腳，只有兩腳」。

這反映了中共最根本的權力觀，就是要獨掌權力，不容許民間形成有組織的力量。談判只同執掌權力的英國當局談，不承認當時被指為代表香港民意的兩局議員的地位。1986年，香港市民反對建大亞灣核電廠，滙集了過百萬簽名，送上北京，中共連簡單答覆都欠奉，完全漠視香港滙集起來的民意。在制訂《基本法》時，定明特首不能有政黨背景，目的是不容許香港形成有組織的力量。中共永遠要用有組織去對付人民的無組織。

中共對公投極敏感，因為公投意味着制度化的民意，是被公眾確認的數量化意見，它與民意調查的抽樣意見不一樣。

中共對佔中的敏感，不在於他們自己都不會相信的「暴力」、「動亂」，影響經濟民生。中共掌權以來何時擔心過這些？佔中最讓北京擔心的是組織性，也就是一次商討、二次商討凝聚出組織性的對真普選共識，這是中共最不想見到的組織性的力量。一百萬人上街都是鬆散的，一萬人有組織地佔領中環卻是一股具凝聚力的力量。

中共並不願給香港人一個真正的普選，因為一旦特首有香港民意授權，即使選出的是目前的建制派，中共也認為會形成與中央對抗的力量。中共設計的所謂普選，必須是中共能控制提名權、即在中共掌握中的普選。因此，英美支持的普及平等的普選，和佔中標舉的真普選，當前受廣泛討論的公民提名權，都直接挑戰中共要貫徹「有中國特色的普選」的構想，也就是挑戰中共的牢牢控制香港的權力。

曾鈺成認為中央對香港政改的「心魔」是要篩走中央不喜歡的人選。他的想法稍嫌簡單了些。筆者認為，中共的心魔是對於掌絕對權力的堅持，以及對任何不受中共控制而形成的政治力量決不放心。反佔中的要害是滅絕有組織的政治力量。從近來中共對佔中、對英美的反應，香港人真是除了抗爭，沒有別的出路。

鼠災

2013年9月27日

 

很久之前，家裡後陽台開始有老鼠出沒的跡象，留下一些老鼠屎，但顯然沒有老鼠留下來，也就算了。

 

然後是近幾年開始在永和仁愛公園，不斷看到老鼠出沒，去公園運動的人，似乎都習以為常了。前兩天在公園旁邊一家小吃店剛買完東西，一隻碩大的老鼠就在眼前奔過，嚇人一跳。

 

很不幸，大約兩個星期前，發現老鼠終於進入我家了。前陽台隔了一個小儲物室，木門底下有一條不小的門縫，老鼠顯然跑進了儲物室。一開始懷疑有老鼠，是因為放在前陽台鞋子裡的襪子被拉到儲物室門縫前。

 

於是開始滅鼠作戰。

 

先是買了老鼠藥，倒在小紙盤上，放了兩盤在儲物室門前。隔天起來，有一盤被整盤拉進了儲物室，兩天後，第二盤也被拉進去了。

 

中秋天兔颱風來襲前，買了超音波驅鼠器，開始使用。

 

幾天之後，吃完晚飯回家，兩隻小小的老鼠死在前陽台地上，屍體僵硬。我買了自助餐店夾菜的那種夾子，檢起丟進塑膠袋，心裡一陣陣的噁心。

 

心想老鼠可能已經死光，打開儲物室，赫然發現一隻小老鼠坐在一堆雜物上，拍一下手，牠便躲進雜物堆裡。因為不知裡面還有多少隻，不敢清理雜物。晚間看到一隻小老鼠從大門底下的空隙跑出去，第二天打開儲物室，檢查木板下的空隙，確定沒有老鼠，但仍然不想去動那堆雜物。

 

開始做防鼠小工程。用特立屋買來的門縫條封進大門底下的門縫，但發現還有一個小洞封不掉，於是在門的前面用一種輕質膠板（珍珠板），用雙面膠貼上，封掉那個小洞。再用珍珠板，將儲物室的門縫封住。到此終於鬆一口氣。

 

第二天起來，儲物室那塊較大的珍珠板掉在地上，打開門一看，木門角落被咬掉了一些，木屑散落地上。心想是儲物室的老鼠逃走了，再將珍珠板貼好。今早起來，真嚇了一跳，一大一小兩塊珍珠板中間被咬開了一個老鼠洞，地上還散落不少木屑。

 

我差點要舉白旗了。

 

（各方友好有何驅鼠滅鼠妙方，還請不吝指教。）

陶傑 - 改不掉

香港蘋果日報   2013年9月26日

總領事夏千福支持香港民主，引起哄動。香港人對這位美國人有好感，因為他從善如流，當香港新一代網民不喜歡領事的網誌將Virginia譯為不雅的「弗吉尼亞州」，夏千福即刻改正，復稱香港傳統譯名「維珍尼亞」。

這一步做得漂亮，顯示了器度和學養。如果對中英譯名有研究，就知道一九四九年之後中國對美國名字的音譯，由於政治的惡意，都有醜化成份，如韓戰的美軍司令Matthew Ridgway，官方譯「李奇威」，但大陸不想他威風，故意貶譯為「李奇微」。還有Al Haig，國務卿，台灣香港譯「海格」，大陸叫「黑格」，都是發洩仇恨。

夏千褔是漢學家，香港華文傳媒的編輯看不到的，他看到了。但他認為香港應該「一國兩制」，他不知道香港在譯名方面早跟大陸「統一」了，例如本來「紐西蘭」，現在跟大陸「新西蘭」（那麼紐約是否應改稱「新約」？）還有什麼「澳大利亞」、「悉尼」、「德克薩斯」。香港真的想「一國兩制」？從這些小處的犯賤，我認為香港其實想一國一制。〔Vic：德州在大陸應該是譯作「得克薩斯州」，簡稱「得州」，看明報就知道了。〕

十多年前，我對一個傳媒主管提過，香港是粵語區，香港有自己一套，香港的譯名不要跟大陸一樣。這位知識份子一臉不屑：你太偏激了，樣樣看不順眼，只是一個名而已，統一了方便。

我說，這不是偏激，也不是吹毛求疵，而是原則問題。他向他老婆不齒地一笑，沒有理我。因為我侵犯了他的Ego、權力和面子，而他們兩位，都支持香港的民主派。

只有傻子才有Ego，尤其文人。〔Vic：這句話我無法理解。〕夏千福是做大事的人，美國是文明大國，並無此小家敗氣，所以在全球成功，但是也偶爾有錯誤判斷。

這個主管的咀臉，我今日還記得。一切求方便，特首何必直選？中國委派，也統一而方便。香港是不需要什麼一國兩制的，夏千福會改掉「弗吉尼亞」，他不知道，一個民族的深層愚昧，改不掉。


Vic：譯名大陸化的近例還有「肯亞」或「肯雅」變成了「肯尼亞」，「伊斯坦堡」變成了「伊斯坦布爾」。香港文化人與傳媒主管捨棄本地傳統譯名，奉大陸的一套為標準，確是犯賤。一些香港中產以至富裕階層奉普通話與簡體字為中文標準，安排下一代從小學習，唾棄廣東話與正體中文，更是愚昧無知之至。

譚蕙芸 - 以香港為家：移民，唔該先學做好公民

星期日生活   2013年9月22日

【明報專訊】這陣子，移民成為「潮語」。政改不順、教育制度失靈、廉潔制度變樣、生活空間擠迫，香港人面對問題，第一樣嘢就提「移民」，似乎一走了之投奔西方文明就能海闊天空。這些論調聽在我這個曾經移民的過來人耳中，渾身不自在。

我在一九九五年隨家人移居加拿大多倫多，大學畢業後獨自回流香港。還記得，那些年，「回流移民」是「老土」的代名詞，我們錯失了香港經濟起飛，回港後要由基層職員做起，同輩卻已榮升經理。我習慣了加拿大生活節奏，行路慢吞吞，回港後被朋友訕笑：「乜你動作咁慢。」

忽然，移民由老土變時髦，香港人由看不起「加燦」（取笑加國移民用語）變成紛紛向我取經，向我請教移民資訊，令我哭笑不得。我想說，若你抱着逃避香港問題的心態移民，到了彼邦發覺別人所謂的文明社會原來如此，你又可能會跌入另一種失落的循環。

「香港人只知道自己有人權，不讓別人有人權」

為了這話題，我聯絡了移民加國多年的舊朋友。這對夫婦未夠四十歲，少年時移民加拿大，在當地讀書工作結婚，沒生孩子。移民二十多年，偶爾回港探親。他們不願披露真名，着我叫他們「阿邦」和「阿珍」。隨着近年社交媒體興起，他們對加拿大本土以至香港政局均熱切關注。

阿珍形容，移民不是「把香港的屋企用保護罩包起來，整個移送加拿大」。關鍵是，加拿大社會安定，制度文明，但你有沒有深究，別人的制度為何穩定？別人的社會建基於人權民主，你又是否願意為此付出代價？

舉個例子，聘請外傭。香港家庭四千元一個月，就請到一個外傭。加拿大呢？這裏有最低工資最高工時，外傭即使跟你同住，每周只能工作四十八小時，月薪近港幣一萬元，額外工作要計OT錢。關鍵是，兩年後，她有權「和你一樣」申請入籍加拿大。如此條件，當地人甚少請外傭，會把孩子放到託兒所。試想，數年前公民黨在香港外傭「試爭取」居港權，香港人也喊打喊殺。阿珍批評，「香港人只知道自己有人權，不讓別人有人權」。

「文明社會之所以穩定，是因為高稅制，若有人暫時不行，社會願意照顧他，我們有安全網。」

阿珍一矢中的：「香港政局動盪，你想走；加拿大社會穩定，你想來。但有沒有想過，文明社會之所以穩定，是因為高稅制，若有人暫時不行，社會願意照顧他，我們有安全網。」加拿大奉行「福利主義」，薪俸稅連銷售稅，稅率高達五成，但對窮人和病人大幅補貼，看病不用錢。相反，「福利主義」被一些港人視為萬惡。但大家應知道，世上沒有幸福國度，不用國民付出卻任你享受。

移民顧問公司喜歡用「實用」思維，把「移民」推銷為生活質素提升，卻避談外國文化和價值，其實是一種「消費式」的移民論述：家長說，香港教育制度不濟，於是叫孩子移民，到孩子學習了西方思維，又擔心他們學了「性解放」「不懂得孝順」「處處跟父母爭取人權」（近年加拿大安省推中學教導同性戀議題，引起保守家長一陣騷動）；那邊廂，有人投訴香港蝸居太貴，到加拿大買了房子，又不肯按當地風俗綠化（市政府規定花園草地不能超於一定高度(??)，不能疏懶不剪草），又或者不根據政府規定，進行垃圾分類（有新移民把垃圾混雜扔掉門口，工人會以不合作態度「罷收」該桶垃圾）。

「人們努力建設出來的成果你就去享受，你有沒有努力去建設自己想要的東西？」

阿邦笑說：「不要只看Instagram以為加拿大風光很美就想來。」阿珍說：「加拿大風光美因為有文明的人去保育。」畢竟，文明社會不是天跌下來，是由公民長年累月爭取而來。香港人若要移民，不能抱着Free Rider心態：「人們努力建設出來的成果你就去享受，你有沒有努力去建設自己想要的東西？」阿珍說。

若你覺得香港社會運動是「搞事」，我告訴你，加拿大公民社會更成熟，抗爭是國民生活一部分。多倫多地鐵巴士司機，為爭取改善待遇，每幾年罷工一次，交通癱瘓，市民不會投訴。又好像，多倫多北一個近八十年歷史的天文台David Dunlop Observatory，內有一個在一九七○年代曾經發現黑洞的天文望遠鏡，其坐落地皮被地產商買下，計劃建數百大屋，怎知遇上保育界抗爭，爭拗七年，最後地產商同意保育該建築。不是很耳熟能詳嗎？工會罷工，反地產霸權，對香港人是「無謂爭拗」「搞亂經濟」，加拿大人卻習以為常。加拿大人早已看穿「發展是硬道理」這謊話，懂得追求人道和公義。

阿珍是個環保主義者，一直支持一個叫「綠黨」的弱勢政黨，這黨自八十年代創立，多年來一個議席也沒有，阿珍連續投票給此黨十二年，綠黨才產生第一位國會議員。阿珍和阿邦說：「有些人移民後不去積極engage（參與）主流社會和政治，只躲在小社區自我封閉，最後又『呻到樹葉都落』，覺得人哋唔包容你。但你有沒有做一些事，爭取別人包容？為何別人是主流？你自己不能創造主流？」

「與其去別人的地方，希望別人的明君施捨愛心給你，你應該爭取自己的明君。」

有些港人，把內地移民視為「蝗蟲」，以為避走他鄉就能「眼不見為乾淨」，是一大誤會。雖然今年頭六個月港人移民海外總數近四千，較上年同期增加8%，但相比湧往外國的中國內地移民，香港移民人數微不足道。據《南華早報》引述的數字，二○一二年移居溫哥華的內地人與港人比例是27:1，有近八千名內地人移民溫哥華，同期移居當地港人數目卻不到三百。如果你以為移民可避免接觸內地人，實太天真。事實上，加拿大主流社會近年的焦點討論，正是如何與大量來自中國大陸的移民共處。例如在我居住的多倫多社區，個別內地移民涉把獨立屋改建為非法劏房出租，驚動鄰居報警。我花費一番唇舌，向這名移居加國多年的南美裔鄰居解釋，「香港」與「內地」背景的分別。但想深一層，香港人最初移民加國也鬧出很多亂子（例如在花園養生雞、燒臘店味道惹當地人反感、做生意瞞稅等），港人也花了多年才學懂做公民。

總的來說，若你明白加拿大社會制度，了解其價值觀，你嚮往這種文明，甘心付出代價，我百分百支持你移民。我相信，你會成為一個好公民，對你要移民的國家，甚至對人類福祉也有貢獻。相反，若你抱着一種「逃避心態」，因為不喜歡香港而移民，只祈求別國制度保障又不肯付出，其實是一種封建社會下的「臣民」心態，祈求天降「明君」，未能進化成現代社會積極主動的「公民」層次。阿珍指：「與其去別人的地方，希望別人的明君施捨愛心給你，你應該爭取自己的明君。」

「我想回來搞社運，不是爭取自己利益，而是見到你們被『迫害』，我看不過眼。」

阿邦曾經在非政府組織工作，被當地人關懷弱勢的觀念打動；阿珍曾因一宗小車禍，得到陌生人不計付出的支援：「我在這裏生活，看到公義公平，產生了一種正義感。我知道，坐喺度不會有改變，每一個人都要出一分力。」

所以，當香港人投訴香港太亂，嚷着移民；這對夫婦卻表示，正因為香港亂局，他們有可能回港支援社運。剛過去的夏天，我和阿珍阿邦於加拿大飯叙，首次聽到這個「回港撐社運」的想法，深感震撼。原來，近年阿珍迷上「網台」，阿邦也因社交媒體興起，更多接觸香港新聞和評論，自此便熱血沸騰地關注香港時局。

阿邦說，去年反國教，差點想坐飛機回港到公民廣場支援；阿珍也說，她渴望回港參與七一遊行：「又話五十年不變，但你看官員說話，離晒譜。香港已變，不是以前的香港，香港人畀人踩到上心口。」

我反問，香港愈亂，不更證明當年移民決定是對的，移了民的人不應額手稱興，還來關注香港？阿珍和阿邦異口同聲說，香港是他們長大的地方，「屋企被人搞垮」怎能無動於中？阿邦說：「就好像一間學校的舊生，見到母校有事，舊生都想站出來做點事。」阿珍更矢言：「我想回來搞社運，不是爭取自己利益，而是見到你們被『迫害』，我看不過眼。」

兩人認真地說，若佔領中環明年進行，會考慮回來參與。阿邦和阿珍說，以前香港移民回流，主要因為香港搵錢機會多，但今次推動他們回港卻是對香港的一份「使命感」。談到對香港爭取普選這一役，阿珍說：「路是人行出來的，得唔得都chur番一鋪（拼一回）先啦！」

我們透過Skype對話，說到這裏，我忍不住感嘆：「就是現在這個時候，才更加不願意離開。」阿邦語重心長說：「在這個關頭，簡直有使命感啦！」加拿大和香港時差剛好十二小時，談到這裏，已是香港正午，加拿大凌晨。我在想，香港這一刻，究竟正步向漫長的黑夜，還是黎明前的最後一抹陰霾？還待你和我和每一個香港公民，創造改寫歷史的可能。

文 譚蕙芸
編輯 梁詠璋

李怡 - 香港沉淪還是奮起的關鍵時刻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3年9月21日

英國統治香港百多年，從來沒有要香港人愛英國。回歸前，香港人除了所謂高等華人，和港英培植的高級公務員，一般市民對英國可以說沒甚麼感覺。英國沒有國慶，只有英女王的官方壽辰，但這個不確定的日子，誰會記得？香港社會過去有崇美、崇日等風潮，但沒有崇英。港人過去戲稱英女王為「事頭婆」，英國國歌則改詞為「個個揸住個兜」，諷刺英國經濟不景。當中英談判決定香港97年回歸中國，香港人掀起移民潮，但移民地很少選英國。英國定國籍法，排拒大多數英籍華人有在英國的居留權，香港反對聲音並不強烈。後來，英國提出給政商精英居英權的計劃，名額5萬個，但申請者不踴躍。社會對這種區別對待也沒有很強的反彈。

殖民地時代，1959年確認了龍獅旗為香港旗，但知道這是香港旗的人不多，在各種活動中少有人揮動這旗子。

香港人過去並不親英，只有少數認識英國的人或會有英國情結。中英談判掀起香港拒共思潮，重點是拒共，而不是留戀英治。香港人不珍視英國的管治，甚而不少人還有反英的民族主義情緒，這很可能是英國在前途談判中退讓的原因之一。回歸初期，香港人對特區政府和中央政府的信任度都頗高，一些移民國外人士也紛紛回流。

想不到十多年過去，香港竟出現了懷念英治時期的思潮。1997年後幾乎已在公開場合絕迹的香港旗，於2010年開始，又在香港社會運動中出現，而且三年來龍獅旗的飄揚越見普遍和頻繁。在網絡世界中，驅逐中共和港共政權，恢復英治，香港自治運動，甚至港獨，可說是主流聲音，與枱面上虛偽的政界、商界、傳媒的表現恰恰相反。香港人不滿中共踐踏《基本法》、特區政府從搖尾乞憐到港共政權上位，種種政經社亂象反映香港既有價值和文明的沉淪，都使懷舊意識和本土意識抬頭。

香港市民從過去無視英國，到因厭共而產生對英治時代懷念，這種民心的變化，英美政界不可能不知道。美國派出重量級的夏千福、英國派出吳若蘭任駐港總領事，分別以親民姿態攫取香港民心，實際上都在為香港普選作政治示範。幾天前，香港一群網友把一盒月餅和一面龍獅旗寄給吳若蘭。香港社會每逢過年過節固然有送禮習慣，但民間自發的、以不具真名的群體送禮給官員或外國使節，卻從未有過。夏千福頻密與普羅民眾接觸，英國大臣施維爾撰文撐真普選，這是英美兩國貼近香港民情的舉措，反映英美對中國、對香港政策的調整。鑑於英國與香港的歷史關係，英國首先提出隨時準備向香港民主進程提供任何支援。

施維爾說：「《中英聯合聲明》確保了香港的高度自治、基本權利及自由。英國與香港有着深遠的歷史關係，故就聯合聲明當中所作的承諾，必然認真對待。」

將《聯合聲明》與今天香港現實相對照，可以提出許多質疑。

中國在《聯合聲明》承諾，回歸後的香港「除外交和國防事務屬中央人民政府管理外，香港特別行政區享有高度的自治權。」中央可以像現在那樣，有隨意插手香港自治範圍的權力嗎？

《聯合聲明》確立香港基本政制架構：「立法機關由選舉產生。行政機關必須遵守法律，對立法機關負責。」沒有行政主導這回事，而立法機關也不應該是現在這種怪胎選舉。

「中央人民政府派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負責防務的部隊不干預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內部事務」。因此，對「佔中」威脅會出動駐港部隊，顯然違反《聯合聲明》。

《聯合聲明》宣稱兩個人權公約對香港有效，公約規定選舉必須「普及而平等」，這是審視立法會的「選舉」，和行政長官2017年普選的準則。

《聯合聲明》的英方備忘錄，英國表示給原來的香港英籍人士保留某種地位（BNO），而不賦予在英國的居留權。但備忘錄是單方面作出的，非雙方協議。2009年英國通過《Borders, Citizenship and Immigration Act 2009》，令所有持 BNO 的「無國籍」人士，可以申請擁有英國居留權的「正式護照」BC (British Citizenship)。因此，只要英國表示，持BNO的香港人從來沒有「自願」接受過中國國籍，也沒有「自願」放棄中國國籍的話，就可視為無國籍人士，即可申請BC。要英國接受大量BNO人士申請BC，恐怕難在國會過關，但只要英國有人提出，不須成為事實，已是制約中共剝奪港人政治權利的籌碼。

英國對香港民主的支援是否有力？就算支援是否就可以遏阻蠻不講理的強權？當然有疑問。但英美的支援，顯示國際社會正面回應香港人立足本土爭民主的行動，與香港人心意相連，而且也看到這是香港沉淪還是奮起的關鍵時刻。香港人之中，私利賣港主導沉淪，正義護港主導奮起。請掌握這個關鍵時刻。

林夕 - 動彈不得的穩定力量

香港蘋果日報   2013年9月20日

一小撮別有用心份子、沉默的大多數，究竟人丁要少到怎樣可憐，才以一撮撮計，又湊夠多少數目的人才算大多數？那神祕的大多數，上佳的人質材料，終於有個實數了。經濟學教授雷鼎鳴推算，全港共有366萬沉默大多數。怎麼計？很簡單，根據去年立法會選舉投票紀錄，共有183.9萬人投票，再根據估計，合資格選民約有550萬人，550減184等於366，沒去投票的366萬人就是沉默的大多數。

雷教授進一步「猜想、觀察」，沒有投票的沉默大多數，大多數是「中間、平和、追求穩定」。

此論據粗疏不？粗疏，奇怪不？不奇怪。先有結論，再回頭砌論據，已成社會風俗，有些不值一駁，只是一個一線學者，在如此重大議題上，隨個人喜好而隨意立論，當然是別有用心的少數。因為他意圖得出的結論，就是佔中支持者，只屬社會中少數；廢話，肯抗命的，當然少數。不過數來數去，沒投票的，除去私人事如急病如殘疾等不可抗力因素，也可以是覺得沒這必要沒這心情沒一個候選人看得上眼，可以是對公共事務冷感者、可以是失望者，又或者，立法會沒有被分組點票廢去武功，沉默的絕望者終於走出來也說不定。

最耐人尋味的是，中間派平和人士，為追求穩定，所以，就不去投票？以務實中立溫和為賣點的政黨多的是，追求穩定的更應追捧才對，不然讓「搞事派」坐享其成，對政事沉默的就不能坐享其穩定了。既有追求，就不宜坐定定，難道他們會相信，穩定就是積極不作為，什麼都不做？那麼，他們根本沒追求，所謂穩定，也只是穩守在個人的安樂地帶裏，入定了，任由外面風吹雨大，掃好門前落葉就是。這種穩定，不知有沒有侮辱了沉默大多數，但卻如雷鼎鳴所言，「在社會大有起到穩定作用的力量。」

我也用猜想、觀察法，學一線學者來個推論。根據過半港人住在私人樓宇這統計數字，大多成年人把畢生精力都奉獻給地產商，這穩定都是被逼出來的，這股壓倒求變的力量，就是本身已騰不出精力，也失去了求變的條件，莫說亂，可能連轉業跳槽已是最大的動亂，連追求喜歡做的工作都沒有了動力。樓奴傷不起啊。這種穩定的力量，令自身動彈不得，還牽制了他人意欲向前的步伐，真冤孽。

古德明 - 洋奴的「隨著」

中華正聲   2013年09月18日

【am730專欄】香港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網站有「香港大會堂」專頁，引言說：「隨著香港大會堂落成啓用，現代的香港博物館事業亦宣告誕生。」這句現代漢語，中文可改寫如下：「香港大會堂落成啓用，香港博物館事業遂告誕生。」刪去「隨著」二字，句子意思絲毫不變；而以「遂告誕生」取代「亦宣告誕生」，前後兩句的因果關係就更加明顯。

「隨著」是現代漢語常用的「介系詞」(preposition)，是英文with一字的化身。With可用來帶出一件事，以及隨之而來的變化，例如第二版《牛津高階英文詞典》(The Advanced Learner’s Dictionary of Current English)with 條有以下句子：With the approach of sunset it became chilly。這一句，中文可譯做「黃昏將近，寒意漸濃」，現代漢語則會譯做「隨著黃昏將近，寒意漸濃」。中文「黃昏將近」和「寒意漸濃」是兩個短句，兩句因果關係不言而喻；「隨著黃昏將近，寒意漸濃」則是現代漢語典型的短話長說，硬以「隨著」兩字，合兩句為一句，文字累贅，讀者辛苦，現代漢語人卻樂此不疲，也許還引以為榮，因為他們終於像英美國民一樣，用介系詞了。中文從來沒有這樣的「介系詞」。

《警世通言》第十八卷談到周朝開國功臣姜太公：「文王崩，武王立，他又秉鉞為軍師，佐武王伐紂，定了周家八百年基業。」《後西遊記》第一回說小石猴逐漸長大：「他的知識漸開，精神強壯，便思量要喫好東西，要占好地方。」《水滸傳》第十九回寫張文遠和閻婆惜通姦：「那張三和這閻婆惜如膠似漆，夜去明來，街坊上人也都知道了。」這三段中文，現代漢語人一定會一一改寫：「隨著文王崩，武王立，他又秉鉞為軍師。」「隨著他的知識漸開，便思量要喫好東西。」「隨著那張三和這閻婆惜如膠似漆，夜去明來，街坊上人也都知道了。」沒有「隨著」這個「介系詞」，句子就不能達意了嗎？

當然，現代漢語人非做英美隨從不可，甚麼都要「隨著」。二零一三年五月二十四日《人民日報》有評論說：「隨著中美經貿的深入發展，有新的問題出現是正常的。」三月二日，臺灣著名政論家南方朔發表《值得注意的習連會》一文說：「隨著習近平時代的到來，北京的對臺政策更積極了。」這兩段文字，中文可改寫如下：「中美經貿日益發展，出現新問題是正常的。」「習近平時代到來，北京對臺政策更趨積極。」中國人說話行文，何必「隨著」外國人口氣。

周三刊登/古德明-作者專研中英文，以寫作、翻譯為業。

李怡 - 英美對港新姿態反映了國際趨勢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3年9月18日

英國外交及聯邦事務部國務大臣施維爾（Hugo Swire）撰文撐真普選，強調任何方案應予香港人真正主導自己的未來，他特別提到，英國隨時準備提供任何支援。施維爾一石擊起千重浪，連日來他的言論受到特區政府、中國外交部、中共官方報章和香港左報的連番攻擊。其中梁振英的回應很奇怪，他說，過去經驗清楚顯示，任何外國官員想參與、干預香港政制問題，支持或影響甚麼人，只會適得其反。「適得其反」的具體意思是甚麼？是認為外國官員越支持香港真普選，中共當局就越要搞假普選嗎？還是外國官員越想影響香港人爭取真普選，香港人越不想要真普選呢？

不過，還真有民主派人士擔心外國政府就香港民主化提出援助，會把事件搞壞，說中央政府同香港民主派要建立互信，外國政府要好小心。其實，與中央建立互信，只是某些民主人士的一廂情願。民主黨主席劉慧卿看來也覺悟了，她表示：現時民主黨與北京政府有何互信可言！她和李柱銘都認同英國有責任確保《中英聯合聲明》得以落實，現在才發聲，已經是遲了。

英國現在發聲是否已經遲了？還是「遲到好過冇到」？須從中國和香港的形勢發展去分析。

先說大陸形勢，中英簽署聯合聲明時，中共在鄧小平支持下，胡趙主政，開始走改革開放的道路，西方分析家一般相信中共的經濟改革終會促使政治改革，中國的開放會讓西方的價值觀進入大陸，從而使中國與西方文明接軌。這過程中，大陸亟需要香港這一個通向西方的門戶，而只有維持香港既有的自由、法治、廉政、高效等優勢，才是有利於大陸改革開放的門戶。西方國家一方面相信香港回歸後，中共為自己利益會信守聯合聲明，另方面也透過中英兩國把《聯合聲明》送交聯合國登記，各國發表聲明支持，以及美國國會通過《香港關係法案》等方式，使香港回歸後置於某程度的國際監督之下。基於這種認知，縱使香港回歸後漸有中共干預的迹象，英美仍保持克制。

從香港形勢來看，回歸後儘管在行政、立法和新聞自由方面發生溫水煮蛙的變化，但由於法律制度不變，使香港在獨立司法保障下，仍然維持「基本不變」的表象，因而使英美對香港的「大陸化」缺乏警覺。

然而中國大陸的發展，並沒有依循西方世界的主觀意願。政改不僅停滯，甚而在權力與金錢高度結合之下，發展出權貴資本主義，形成以貪腐結盟的統治集團。貪腐集團紛紛把家屬子女和髒錢送往國外，而留在大陸的有80%是所謂「裸官」。這是全世界從未有過的現象。

中共把貪腐擴展至香港，並把香港作為洗錢基地和移民跳板。在香港上市的國企沒有一家被廉署或警方商業犯罪科調查，相反它們之中倒有在大陸被揭發貪腐。貪官只關心洗錢與移民，不會理會國家發展。香港保持新聞自由、法治、廉政等原有的價值不但不被中共權貴珍惜可為國家作貢獻，反而成為他們貪腐的絆腳石。中共藉一次次的釋法來壓制香港民主發展和踐踏司法獨立，對新聞界施加影響和壓力，與廉政專員飲宴打交情，以種票、種人操弄選舉，警察打壓記者採訪與市民示威，政界商界對中共頂禮膜拜，自由行施行十年摧殘社會面貌，顯示香港已在中共權貴資本主義的侵蝕下沉淪。梁振英上台更是特區政府淪為黑社會主義政權的標誌，特府配合中共權貴，正在摧毀香港的原有文明。

中國大陸把這種貪腐趨勢、道德淪落推向國外，許多國家和企業在中共「有錢大晒」的利誘下底線失守，中共軍事力量威脅周邊國家，劣質文化禍害整個世界文明，西方有識見的政治人物不可能看不到。隨着梁振英上台，隨着龍獅旗幾年前開始飄揚及越來越被認同，隨着民主運動向本土化方向發展，隨着年輕人從反共到反中到反蝗的守護家園意識的抬頭，美英兩國派出重量級的駐港總領事，以親近香港民間的方式活動，今年舊曆年英美總領事分別製作賀年視頻，講廣東話拜年，這些都不應視為個人風格，而是代表英美兩國尋求市民認同，是對港政策的改變。

英美可以對香港人作甚麼支援？英國以《中英聯合聲明》來和香港現狀對照，訴諸聯合國和國際社會，美國手握國會通過而中共當年沒有提出異議的《香港關係法案》來與北京交涉，中共若不予理會就要付國際代價。當然，爭取民主必須靠香港人自己，而不能依賴外援。但英美的表現，反映國際社會的趨勢。香港人為挽救香港沉淪，奮起作守護本土的爭取真普選運動，儘管人數和力量看來難敵龐然大物的對手，但得道多助，我們在世界上並不孤立。

吳志森 - 移民？甘心嗎？

2013年9月17日

【明報專訊】香港是否又掀起新一輪移民潮？即使沒有《華爾街日報》中文版8月底的報道：「今年頭6個月，有近4000香港人移居海外，較去年增加8%」，我已察覺移民念頭，早已暗潮洶湧。美加澳紐可能仍是香港人移民的熱門，但愈來愈多人鍾情同文同種的台灣。500萬新台幣一年移民監就可取得身分證，對不少香港人來說，有相當吸引力。香港人為何想移民？只要看看近年妖孽當道，群魔亂舞的政經形勢，不說自明，多費唇舌也是浪費時間。

一位專科醫生，行醫日子不短，已步入中年，應該是身家豐厚，不愁衣食，算是「上了岸」那類專業人士。有一回看完醫生，跟我談起時事。醫生一臉嚴肅，對香港的情况憂心忡忡，無論是對政治經濟、官員操守、人權法治、民主前景、中央干預等，都感到極度暗淡，苦無出路，沒有什麼前途可言。醫生坦言說：很不開心，很灰，很想移民，有小朋友的，應該及早送他們離開，不能讓下一代在這種毒害心靈的環境下成長。醫生語重心長對我說：「吳先生，人生苦短，如果有選擇的話，為何還要留在這裏，令自己不開心。」

行醫經年，口碑不錯，病人不計其數，如果醫生不問世事，只顧自己專業，不理外面如何天翻地覆，大可無憂無慮過其富足生活，然後退休歎世界。政治與我有什麼關係？帝力於我何有哉？最適合這種有經濟能力的中產階級，即使真的忍受不下去，像我的一些朋友般，把耳朵眼睛都封起來，連新聞也可以不看，大隱隱於市又如何？

但「人生苦短」這四個字觸動了我。對呀！人生苦短，幾十年匆匆就過，何必被迫每天都對着如此不堪的人和事。我們都老了，早已百毒不侵，無所謂了，難為的是下一代。在這種扭曲的世界，謊言處處，歪理充斥，黑白不分，最難頂的是那些自命一線教授的所謂學者，對權貴拍馬逢迎，阿諛諂媚，中人欲嘔，看得多，人都癲，孩子肯定會學壞，離開，眼不見為乾淨，不是上上之策嗎？

這間屋是我的
你憑什麼霸佔了？

但是，醫生，你不也是像我一樣，會心有不甘嗎？正如陳惜姿在她的專欄所言，一班賊入屋打劫，搶走財物，打傷家人，還要把整間屋霸佔了，你為了避開這些蠻不講理，不知哪一天又會傷害你們家人的賊匪，算是怕了你，我們走了，整間屋都是你們的了，想怎樣就怎樣吧！但這間屋是我的，一磚一瓦都是我們親手建立的，對這間屋，我們都有深厚的感情，你憑什麼霸佔了？

九七前不少香港人因前景不明，連根拔起移民他鄉，因為不適應或其他原因，又再一次連根拔起回流香港，事業受挫經濟損失家庭破碎，聽過多少令人唏噓的故事。再連根拔起，要再三折騰，把幾十年辛苦建立起來的事業，把對這土地的感情，雙手奉送給一班蠻不講理的賊匪，作為香港人，甘心嗎？

（samngx123@gmail.com） 

周保松 - 消極自由的基礎

《南風窗》，2013年第19期   2013年9月11日

在當代中國自由主義論爭中，伯林（Isaiah Berlin）的《兩種自由的概念》影響深遠。在這篇被譽為二十世紀最重要的政治哲學論文中，伯林提出了兩個著名命題。一，將自由區分為消極自由和積極自由，並認為自由主義應該擁抱前者而拒斥後者，因為積極自由很容易導致極權主義。二，消極自由的基礎，在於價值多元論。由於價值本質上多元且不可化約為任何單一和最高的價值，價值衝突於是不可避免，選擇遂變得必要和重要。就我觀察，這兩個命題，深刻地影響了中國知識界對自由主義的想像，並成為理解和評價自由主義的起點。

問題是，伯林的命題能成立嗎？我認為不能。第一，離開積極自由，消極自由將難以得到恰當的理解和證成。第二，價值多元論本身並不足以為自由的優先性提供道德支持。這兩個批評指向一個更深層的問題，即伯林的自由觀缺乏一套有關自由人的主體論述。缺乏這樣的論述，自由即有無根之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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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伯林的定義，所謂消極自由，指的是一個人免受外在人為干預而行動的自由。換言之，一個人受到的束縛愈少，活動的空間愈大，他便愈自由。這些束縛可以是他人對我們身體的干涉，也可以是國家法律對我們的限制。一個被關在牢房或被政府禁止發表意見的人，自然失去了行動和言論自由。這裏的「消極」（negative）並沒有任何道德上負面之意，而是指一個人的自由狀態，純粹以他受到多少外在干預來界定，判斷的標準是有沒有人為的障礙擋著他的去路，有多少道門為他打開以及這些門開得多寬，而和他作為一個行動主體的特質、目的、利益、能力、欲望及自我實現等沒有關係。

這個定義簡單易明，似乎也很符合我們的日常用法。但我們不能停在這裏，而必須繼續追問三個問題：什麼自由？這些自由為何重要？誰的自由？這是所有自由理論都須回答的問題。我這裏集中探討前面兩個問題。當我們說自由是一種重要價值時，我們不可能說，所有免於外在約束的狀態都是好的。如果是這樣，最自由的狀態，理應是無政府狀態，因為國家從我們出生起，就已經通過法律和其他方式，對我們的生活作出各種強制性限制。如果我們不服從，便會受到懲罰。但我想大部份人都會同意，為了使我們能夠和平合理地生活在一起，其中的許多約束是必要的，例如我們不能自由持有和買賣槍械，不能不喜歡交稅時便拒交。即使是最自由的國度，人們的生活依然受到各種約束。我們不能簡單地視這些約束為必然之惡，又或不得已的妥協，因為在社會合作中的許多約束本身是合理的。所以，伯林將自由定義為人為約束的闕如，然後認為所有這些闕如都是好的，其實並不成立，也不應是自由主義的立場。

與此同時，我們也不能將國家和法律視為自由的必然敵人。如果自由是一種政治價值，那便必須默認我們已經活在某種政治制度之中。公民可以享有什麼自由以及自由的範圍有多大，必然是國家的政治決定，並通過法律給予保障。許多自由國家的憲法，開宗明義清楚羅列公民享有什麼權利和自由，正是明證。在古典自由主義傳統中，常常將自由和國家對立起來，以為國家的盡頭才是自由的開始，甚至以為市場和私人領域是獨立於制度和公權力之外的東西，其實是概念混亂。市場可做什麼不可做什麼，公私領域的邊界如何界定，本身就是制度的一部份。離開制度，政治自由將無從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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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以上的討論，我們便明白當伯林談自由時，他不能只提供一個對於消極自由的形式定義，然後主張所有自由都值得追求。嚴格來說，這樣的定義本身並不承載任何政治價值。他必須進一步告訴我們，在這個定義之下那些特定的消極自由是重要的。伯林似乎並沒意識到此問題的重要性，但如果我們追問，我相信他必然會說，他所指的是自由社會中最為珍視的公民和政治自由，包括言論和思想自由，良心和信仰自由，集會和結社自由，以及在社會生活中最低限度的個人選擇自由。這些自由為何如此重要？這牽涉到價值評價。伯林需要論證，為什麼在某些特定領域，國家不應干預個體的行動，並尊重他們的選擇。很明顯，這不再是定義問題，而牽涉實質的道德理由。

伯林指出，在自由主義傳統，有不同學說為自由辯護，包括自然法和自然權利、效益主義、社會契約論、康德和穆勒的政治哲學等。儘管這些學說觀點各有不同，但他們的論證最後都會對什麼構成「人性的本質」有個說法，並認為一個社會如果不能容許一個最低度的個人自由的領域，便必將「矮化又或否定我們的本性」。也就是說，個人自由是保證人性得到正常發展的必要條件。伯林清楚意識到，要為自由辯護，離不開自由主義對人的特定理解。既如此，那什麼是伯林的人性觀？教人意外的是，伯林對此並沒有給出進一步的說明和論證。他最後訴諸的，是有名的價值多元論。以下這段原文十分重要，我先將它翻譯出來：

「我們在日常經驗中遭逢的世界，總是得在同樣終極的目標和同樣絕對的訴求之間作出抉擇，實現了其中某些的同時卻又不得不犧牲另一些。事實上，正正由於人類這樣的處境，人們才賦予選擇自由那麼大的價值；試想像，如果他們獲得保證，在人世間某種可實現的完美狀態下，所有他們追求的目標永遠不會有衝突的可能，那麼抉擇的必然與痛苦必將不再，選擇自由的重要性亦將不再。」

伯林在這裏，是要論證選擇自由為何如此重要。他認為，人類的價值和目標是多元的，而且這些價值和目標不一定彼此兼容，甚至難以用同一把尺來做比較衡量，因此在諸多目標中作出抉擇以及承受隨之而來的犧牲，是人類永恆面對的處境。如果我們承認這個事實，我們便應該給予個體選擇的自由──即使自由不是唯一也非最高的價值。唯有這樣，我們才能更真實面對人性，更人地道尊重每個個體的決定。換言之，由於價值本質多元，是故選擇自由必須。自由的必要和重要，並不繫於選擇的主體，而繫於價值多元且無法調和統一這個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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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的問題是，價值多元論真的能夠直接推導出選擇自由嗎？我對此甚有保留。首先，設想在我前面有A和B兩個選項，它們同樣終極且無法加以比較，而我只能二擇其一。在此情況下，我該如何決定？根據伯林的思路，因為沒有共同比較的尺度，我根本沒法在兩者中間作出理性評價並排出高低，因此選A或選B並沒實質分別，我甚至可用擲毫來決定。但是這樣一來，選擇的意義何在？我們平時之所以認為選擇重要，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相信選擇有助我們找到好的和對的答案。如果我一開始便知道這樣的答案並不存在，那麼由我來選或是由別人來為我選，似乎並沒根本分別。也就是說，多元論如果為真，非此即彼式的選擇或許變得無可避免，但伯林卻沒有告訴我們，這種選擇的價值在哪里，以及為什麼這樣的選擇自由必須交到每個人手上。

其次，伯林論證的另一面，是認為如果多元論為假，則選擇自由失去價值。實情未必如此。試想像在一個相當封閉的政教合一的社會，某種宗教支配了人們生活的每個環節，也成為人們做各種決定的標準。在這樣一個人們普遍相信一元論的社會，我們仍有理由支持選擇自由嗎？我認為有。正如洛克在《論宗教寬容》一書所說，真正的信仰必須得到人們真心的認可。如果我的信仰不是由我自己選擇，無論它本身有多好，對我的生命也不會產生作用。因此，選擇自由的重要性和多元論並沒有必然的內在關係。

最後，多元論不僅不能支持自由的優先性，甚至會令伯林陷入兩難。例如一個非自由主義者大可以對伯林說，我完全同意你的多元論，而既然自由只是眾多價值之一，且和其他價值不兼容，而在今天的中國，國家安全、社會穩定和民族復興等都較個人自由來得重要，所以為了這些目標而犧牲部份自由（或部份人的自由）是完全合理和必要的。伯林可以如何反駁？他當然不能訴諸價值多元論，因為這個結論正是從多元論的邏輯中推導出來，更何況伯林自己也承認，多元論本身並沒資源支持自由的優先性。一如康德、穆勒或羅爾斯那樣，伯林唯一可以做的，是提出實質的道德理據，論證個人自由為什麼較這些集體目標更為重要。但伯林為什麼不願走出這一步？

且讓我們先放下多元論，回到最基本的問題：為什麼我們如此在乎選擇自由？再具體一點，為什麼我們如此在乎我們要有選擇自己的信仰和生活方式的自由，甚至視之為我們的基本權利？

我相信，如果認真追問下去，我們大抵會接受以下的想法。第一，我是獨立的個體，我的生命是我的，不是別人的。第二，我希望活好自己的人生，不想一生白活。第三，要活好自己的人生，有許多條件。其中很重要的一點，是要找到既有價值同時又適合自己的信仰和人生目標，然後努力將它們實現，這三者缺一不可。第四，要知道什麼是有價值同時又適合自己的生活，我們需要在不同選項中有個認識、比較、試錯和選擇的過程。我們如此在乎選擇，恰恰是因為我們相信這些人生選項有真假好壞對錯可言，而不只是個人的主觀口味。所以，我們需要一個盡可能自由的環境，容許個體在其中善用自己的理性能力，為自己的福祉作出明智決定。第五，即使我在當下做了一個深思熟慮的決定，我卻同時知道自己有機會會錯，又或將來某一刻會改變初衷。所以，我希望自由選擇的環境能夠一直存在。

有人或會馬上說，既然你承認人有機會犯錯，如果有一些人較你更聰明更有經驗更有德性所以看得更清楚，為什麼不可以讓這些權威來幫你做決定？我當然不能說，因為在任何情況下我都較別人更知道什麼對自己最好，又或聲稱凡是我選擇的就是對的。事實不可能是這樣。我也不能說，長遠而言，容許個體有更多選擇必然會為整體社會帶來最大好處，沒有人可以做這樣的保證。

於是，問題變得更加尖銳：在各種知識、宗教、道德和政治權威面前，為什麼我們仍然堅持給予個體選擇的自由？一定程度的家長制難道不是對個人和社會更好嗎？畢竟在許多時候，人是軟弱無知短視和非理性的。我認為，在自由主義傳統中，回應這個質疑最強的理由是：我們要尊重個體。尊重個體什麼？尊重個體是獨立自主，有自由意志，可以做選擇並為自己的決定負責的理性存有。用穆勒在《論自由》中的話，我們可以用理由來勸導和說服那些和我們觀點不同的人，但只要這些人的行動沒有傷害別人，我們便不應該強迫他們做自己不願意做的事。在關乎一己的事務上，個體是自己身體和意志的最高主權者。

換言之，捍衛自由的背後，有著現代人最深的道德信念：我們視自己為自主的自由人，並希望在最大程度上做自己的主人。我們渴望活出自己的人生，而不是活著別人為我們安排的人生。我要走的路，不一定就是最好的路，不一定將來不會後悔，但因為這是我自己選的，我遂實實在在感受到我的生命掌握在自己手中。這就是我所說的自由人的主體論述。沒有這樣一種自我理解，我們便難以理解也難以論證，為什麼選擇自由在現代社會成為如斯重要的政治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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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如此，為什麼伯林不願意接受這樣的論證？因為這種對人的理解，正正是他所定義的積極自由的要旨所在。看看伯林自己怎麼說：「『自由』這個詞的『積極』意義，來自於個體渴望成為自己的主人這部份。我渴望我的生命和種種決定完全由我來做，而不是任何外在力量。我渴望是自己意志行動的工具，而不是他人的手段。我渴望自己是主體，而不是客體。」簡言之，積極自由要回答的問題是，誰是主人？只有當一個人完全自主地支配自己的生活時，他才享有真正的積極自由。如果是這樣，承接上面的討論，我們之所以那麼重視消極自由，之所以那麼希望擁有一片不受外在干預的空間，正是因為我們渴望做自己的主人，渴望過上自主的生活。也就是說，積極自由才是消極自由的基礎，而非價值多元論。

伯林不是沒有意識到，消極自由和積極自由的緊密聯繫。只是他從他的思想史研究中得出一個結論，就是認為西方在價值一元論的傳統下，本來主張自我主宰的積極自由，受唯心論和理性主義的影響，最後很容易會墮陷到它的反面，成為形形色色的集體主義和專制主義強制個人自由的藉口。為了避免這種情況，伯林遂努力將消極自由和積極自由作徹底切割，並另覓他途去為消極自由找基礎。

伯林於1958年發表此文時，正值二戰結束不久及東西冷戰時期，所以有很強的時代憂思和特別針對性，但我並不認為伯林的論證是成功的。一來伯林所說的積極自由的墮陷，並沒有哲學上的必然性。通過觀念的釐清和制度的確立，個人自主的理念完全可以為公民自由和政治權利提供合理的支持。二來這種切割將令自由主義承受很大的理論代價，因為它壓抑甚至放棄了承載和支撐消極自由的自由人主體。沒有這個以個人自主為核心的主體，消極自由將變得無根，更很易被批評者視為是對價值主觀主義、相對主義乃至虛無主義的認同。反思伯林，並思考如何回應這些挑戰，我想對中國自由主義的發展，多少是有益的。

陳雲 - 紅芽芋仔

轉角   2013年09月16日

【am730專欄】在深水埗的菜檔，見了紅芽芋仔，鵝蛋般的大小，正想回頭再買。回頭走過，一個老婦人在揀，久久不能揀完，芋身潮濕，看來為了增加重量而灑水，或貯藏不善而着了水，這是不在行或存心不良。這年頭的商販，這年頭的香港，算吧。芋仔售價八元一斤，五年前還是五元一斤的。

六七十年代在鄉村住，中秋節拜月光，用一個平底大筲箕，中間是幾個少油的豆沙月餅，旁邊是本土農產，如芋仔、花生、菱角、馬蹄，白水煮熟，外加廣東來的沙梨、楊桃、林柿和廣西沙田來的沙田柚，頗有秋收祭祀之意。祭祀之物，都是嶺南土產，芋仔更是自己種的。非土產之物不可用於祭祀，這是《禮記》的古訓。

當年天津鴨梨是秋天時令水果，價廉物美，清甜而酸，但好食歸好食，天津是北方，祭祀用的還是廣東沙梨。現在的鴨梨，淡得不堪入口，食也不能食了。年前，日本的水晶梨還好食，大陸引入品種，廣泛種植之後，味道也淡薄了。

紅芽芋與檳榔芋和荔浦芋不同，紅芽芋是母子共生的，一個母芋連帶八九個芋仔。母芋大如雙掌抱圓(左右拇指與食指圍攏成圓形)，可惜味道淡薄，只好留作自家食用，芋仔有鵝蛋般大，滋味比芋頭甜美，可以拿到墟市賣。檳榔芋和荔浦芋也有連生的芋仔，但體型較小，不能拿去賣。

芋頭是華夏的古老作物，與明朝移植入華的番薯和馬鈴薯不同。舊小說常有情節，說深山古寺，老僧焙火煨芋，與來客談禪。冬藏之芋，其味醇香，澱粉綿密，深夜煨熟而食，可暖腹一夜。

種植芋頭要在山坡沙地，當陽、疏水而通風，種芋要半年才可得食，期間要除草、灌水和施以禽畜糞便之重肥。芋頭甚耗土地肥力，即是抽取土地的微量元素，故此必須輪耕，例如一年種了芋，明年就要種番薯、蘿蔔、禾之類，否則土地無法恢復肥力，就會貧瘠變硬。恢復肥力，是等蔬菜腐殖質、昆蟲、蚯蚓、雨水等在田地漚幾個月，使微量元素回復先前的水平。

芋頭不怕風雨，收成有保障。種芋要厚殖泥土，堆成田畦。芋田好看，尤其在仲夏施肥之後，用乾稻草鋪蓋泥土，防止雜草生長，之後放水灌田。悶熱無風，鳥鳴蟬噪，遠處幾聲雞啼，芋葉墨綠而芋梗紫紅，葉上有一層白絨，葉葉如綠色小鏟低垂，不及蓮藕荷葉之美艷多姿，惟於高山沙地見之，也是賞心悅目。赤足走過芋地，泥土曬得微熱，想像芋頭在裡面緩緩生長，此農家之樂，千金不易。

紅芽芋仔要曝曬幾日，收水之後，下鹽煮熟，再曝曬一個下午，滋味才夠濃厚。這是後來讀食經才懂得的，當年只是白水煮熟攤涼，拜了月光就食。

周一刊出/陳雲~文化評論人，德國哥廷根大學民俗學博士，《中文解毒》系列作者。

家明雜感：《長洲誌》真實影像之魅力

星期日生活   2013年9月15日

【明報專訊】紀錄片影像的魅力，憑《長洲誌》又一次充分證明。《長洲誌》是今年華語紀錄片節的開幕片，上周在太空館放了兩場，14套短片顧名思義拍長洲。學員來自不同專業，有人第一次拍片，技術水平、對紀錄片認知不盡相同，但他們拍出長洲的不同面貌，真性情、有趣活潑的人物。放映現場氣氛所見，反應十分熱烈，觀眾感觸良多；紀錄片的力量，《長洲誌》算達到了。

不說不知，那才是七天七夜的成果！紀錄片節的主辦單位采風今年6月舉辦紀錄片夏令營，找來中港台導師（李惠仁、應亮及曾翠珊）跟學員上班，再着學員在長洲尋找題材。我看過一些臉書的照片，我小學畢業旅行的明暉營變成剪片場所，一台台電腦在桌上好不熱鬧。最後幾天學員為作業不眠不休，聽說最後一夜不少人分享時哭了，有人笑說像入了邪教組織——說不定真有類同，這個教迷信紀錄片。我羨慕有份參與的師生，他們並堅作戰令彼此的心很接近。他們當中有社工、市場調查、攝影師、大學講師及學生，在營內把時間心神全投進紀錄片。在太空館放映廳，看到學員容光滿臉，他們很熟絡，滿有默契的坐在一排看片及答問。說實話，他們無私的合作精神，勇躍主動參與，朝氣勃勃的笑臉，我在電影學院並不多見。

島民生活智慧 片言隻語已動人

《長洲誌》有其先天局限，學員只有幾天時間拍攝，不宜作深入的調查採訪。采風負責人張虹、林偉鴻亦是營內導師，他們透過活動傳承紀錄片信念，《長洲誌》傾向「直接電影」的旁觀手法。加上活動在長洲舉行，長洲與別不同的民風地貌，是創作的靈感泉源。於是，人物與地方的白描，觀察式抓拍，成了《長洲誌》短片的基本特色。但說來容易，幾天之內，製作人要先決定題材，又要徵得被攝者同意。但放映結果顯示，紀錄片營是成功的。影片篇幅雖短，14部片由5至10分鐘不等，但片言隻語已很動人，亦有生活的啟發及智慧。我最愛〈華哥〉（李鐵成導演）及〈輝叔〉（陳巧真導演）：華哥是長洲碼頭報販，影片呈現華哥工作的細節：凌晨出動，坐船到中環碼頭疊報紙，疊好後再大堆大堆運回長洲碼頭，全部親力親為。長洲居民大清早由碼頭到香港時，華哥已經過了最忙碌及辛勞的時候。一年四季，不論陰晴他都這樣辛勤，可敬是他總是笑容可掬，跟街坊談笑自如。輝叔很好玩，表面愛理不理，十分寡言，一些對答又令人真假莫辨。

長洲跟六四的關聯

放映當日華哥來到現場，打趣說影片只拍到他表面，令哄堂大笑，掌聲雷動。兩天的《長洲誌》放映，我看到製作人、被訪者的融洽關係。製作人不僅沒有高高在上，他們很感恩、謙遜（「感激長洲街坊」之聲此起彼落），還從故事人物身上領悟處世之道。除了華哥，〈荒山野人〉（鄔詠恩、司徒嘉豪導演）的方伯，〈一個人的社活〉（尹景輝導演）的堅叔亦來到現場。我因為家庭聚會，幾乎每月進出長洲，但《長洲誌》的事迹完全聞所未聞。所以要感謝《長洲誌》同人，拓闊了我等觀眾眼光；長洲真不只有吃喝玩樂，度假屋、大魚丸、張保仔洞什麼的。不是因為這個短片系列，我真沒想到長洲跟六四有關聯：〈一個人的社活〉的堅叔，在島上不平則鳴，為居民發聲、跟政府打官司。1989年，他到北京支援學生運動，六四凌晨血腥清場時，他在槍林彈雨中走避，其後被抓，在上海囚了半年。這些年後回憶，堅叔仍然相信行為正確、正義。堅叔在放映現場發言，勉勵年輕人要為中華民族的未來努力，同樣哄堂掌聲。〈荒山野人〉的方伯也有個性，愛在山間詠詩，留守山上田園，希望裨益後世。方的亡父離世前叮囑他照料農田，說這裏是根；但方伯兄弟在異國落戶，團圓已無望，看到他家族照片特別唏噓。

各式各樣的性情中人

說《長洲誌》「仗義每多屠狗輩」真不為過，影片充滿各式各樣的性情中人。〈靠近海〉（彭國偉導演）的主角是個攝影師，移居長洲十年，對亡妻十分深情。〈街坊〉（譚志榮導演）只有短短6分鐘，但幾個中年漢天未亮在茶居喝早茶，打着赤膊互相調侃，「茶友」之交淡如水，喝罷即分道揚鑣，十分有趣。「打牙骱」很生活，劇情片要拍出味道不易，紀錄片反而輕而易舉。《長洲誌》有不少令人會心微笑的「打牙骱」場面，〈生活〉（曾錦山導演）寫幾爺孫的是一部，〈麗新電髮〉（葉偉平、王偉健導演）是另一部，兩片均拍出長洲悠閒、慵倦一面。正是悠閒才能細味人生，《長洲誌》不只一次，帶觀眾看屋簷下的燕巢，島上不同景點的晚霞及自然美景。由長洲到《長洲誌》，除了是紀錄片練習，原來還是映照城市急速生活的鏡子。〈願．還原〉（鄭藹如導演）的農夫說得好，他們從事有機耕種，是人對大自然的馴服，投放了心血未必有豐厚的收穫，唯一可做的只是不斷付出。這份可貴的精神，其實就像《長洲誌》的紀錄片或任何藝術創作；農夫及藝術家的謙卑及敬畏心理是如出一轍的。

《長洲誌》傳達了對生活、生態的關切，還有幾部以老人為題：〈生日會〉（蕭彥瑜導演）拍一家安老院的生日會，一位婆婆在練習徐小鳳的《風雨同路》，十分可愛；生日會還看到不少眾生相。〈歡煥美好〉（朱吉輝導演）同樣是安老院，戲中的婆婆較幸運，由女兒為她說故事。婆婆年輕時辛酸，但意志很堅強，做過不同工作，包括在長洲戲院賣黃牛票。《長洲誌》更有完全不拍人物的詩意紀錄片：〈虫子〉（徐智彥導演）拍昆蟲，牠們在欄杆及運動場上緩緩爬行。〈魚悲慘的一生〉（賽普拉．木塔里甫導演）拍魚被捉及吃的過程，最妙是最後鏡頭，某牆塗上此口號：「it's ok to eat fish cause they don't have any feelings」。對了，長洲盛產海鮮，這裏的人捕魚吃魚；子非魚不知魚之樂，但總明白牠們的悲哀吧！

影像真實一看便愛

《長洲誌》最離奇是一部叫〈媽媽告訴我〉（李偉盛）的短片，手法顛覆，玩弄很多元素，雖然未必跟長洲有關係（搞不好他連「長洲誌」三個字也顛覆了），卻十分創新、大膽。問題只是，幾分鐘短片一看無妨，再長一點不知變成怎樣。《長洲誌》的其他短片也是，有些算完整，有些可以再拍下去。但無論如何，紀錄片營畢竟只七天，學員初試啼聲已不錯，期待他們未來更長的作品。《長洲誌》證明了，紀錄片絕不八股、跟電視台風味完全不同，不用什麼欣賞方法，影像真實，觀眾一看便愛。「地方誌」的意念極好，它記載了時地人的多元面貌。影像製作的門檻這樣低，我們不應依賴電視及香港電台，每個地區都可以拍攝類似的民間紀錄片。有《長洲誌》作示範，期望更多人投身紀錄片行列。

《長洲誌》將在9月28日傍晚在長洲露天放映，詳情可參考采風網站：www.visiblerecord.com。

文 家明

譚蕙芸 - 陳局長，請你爬上山來，我們談一談郊野公園這禁忌

星期日生活   2013年9月15日

【明報專訊】這星期，我給陳局長搞得心緒不寧。周一，他在網誌說要發展郊野公園；周二，林超英斥這想法如「思想癌細胞」。說實在，回歸後政局荒唐，我已習以為常，但聽到政府要向郊野公園開刀，就如面對國教的家長，聽到有人要「搞我個仔」一樣，氣憤難平。

我對郊野公園有深厚感情。童年時，一家人常登山，我第一堂自然教育課，就是蹲在郊野公園小溪旁觀賞魚蝦，仰頭看天空盤旋的老鷹，在山徑上，跟隨母親認識植物，知道有一種紫色果實叫「山稔」，可吃，鮮甜無比。父親說，山徑叫「麥理浩」「衛奕信」，因港督們熱愛行山，隱約記得，我們曾經在郊野公園，跟在行山的某港督擦肩而過。

小小的心靈自此留下一種印象：英國人不壞，百姓不論貧富均可享美好環境，這叫做「德政」。長大後，每有空就登山，即可忘卻煩憂。我覺得，香港無論多烏煙瘴氣，郊野公園是我們的秘密花園，除了保育，還有一種心靈面向，提醒我們在中環價值之外，還有其他可能，郊野公園是香港人精神上逃逸的最後堡壘。我天真地以為「郊野公園」不能動，是一種港人默識。想不到被陳茂波挑戰了我的底線。但後來，我冷靜下來，我想知道，對郊野公園認識深厚的人怎樣想，於是相約一位舊朋友喝茶。她在政府做與郊野公園相關工作數十年，剛退休。她不希望透露真名，叫我們喚她作「無花果」。

無花果說，她看了陳茂波的網誌，氣憤得「差點要參加佔領中環」。一直甚少批評政府的她也動氣，覺得陳作為「發展局局長」，網誌中錯誤引導公眾，把郊野公園佔地寫成七成（後來更正為四成），連基本數字也搞錯，令人懷疑他對事情了解有多深。另外，她認為香港不是沒有地，為何要向保育價值較高的郊野公園打主意。我問：「那郊野公園是否不能碰，不能談？」出乎我意料，無花果說，「不是不能碰，不是不能談，但你提出的方案有多可行？」無花果指，郊野公園範圍「那條線不是死的」。事實上，文件顯示，近年郊野公園在擴大，自1995年先後有二千多公頃土地劃入郊野公園範圍（新增地方佔總郊野公園面積約5%），如西貢灣仔和港島龍虎山，都是近年劃成的「新」郊野公園。可是，無花果問，即使願意割地，但郊野公園地勢險要，要搞大量基建才能住人，道路水管排污要走入郊野，可能性成疑。她又質疑，郊野公園地點偏遠，風景優美，社會是否會願意用這些優質土地興建公共房屋，解決低下階層需要，還是會興建一萬元一呎的低密度豪宅？

不能觸碰的禁忌

茶敘後，無花果電郵了幾份有關郊野公園的報告給我，有官方的也有民間的。一直對郊野公園充滿浪漫想像的我，忽然以客觀態度，重新檢視它的美好醜。我發現一直忽略了的東西：郊野公園起源有政治原因：六七暴動後，政府想找地方給年輕人發泄精力，於是鼓勵青少年到郊野公園（或者我也是被「吸納」的年輕人，我去了看魚看蝦，便不去示威）。又例如：最初郊野公園的自然環境不甚了了，因山火或居民斬柴令山頭光了，政府把外來快生植物品種引入，變相影響本土生態。

最震撼莫過於，郊野公園風景漂亮，不一定等於具高生態價值。思匯智庫於2011年的報告Adaptive Governance for HK's Country Parks Network裏批評，殖民政府最初設立郊野公園，主要為保護水塘，於是郊野公園集中高山，但其他生態地區，如有多樣生物的濕地和平原，卻甚少劃為郊野公園。亦即，劃入郊野公園的土地，不一定等於生態價值高，沒劃入的，也不等於生態價值低。此一觀點對我來說頗震驚。我得承認，自己對郊野公園的偏愛以情感為主，非理性居多。你以前問我，點解呢撻地方係郊野公園，嗰撻地方唔係，我答唔到。我潛意識以為，郊野公園風光優美，自然有保育價值，卻是一種不求甚解和無知，間接令我心生一種「郊野公園神聖化」，不能觸碰的禁忌。

連功課都做不足 如何讓你陳茂波去談？

話說回來，當我了解了歷史和脈絡，也不反對「郊野公園是可以碰，是可以談」，問題是，讓你陳茂波去談，讓你去碰，似乎你也不懂得碰，不懂得談。

從陳局長網誌，我們看不到一種對環境保育的願景。毛澤東都說過，有調查才有發言權，陳局長連郊野公園佔地也寫錯，由四成寫成七成，已令人先失信心。半生守護郊野公園的無花果火都嚟埋：「這是水平的問題，是他做功課做得不夠？還是專登說錯，如果是專登說錯更是壞心腸。」進深一步，局長要去碰一個社會禁忌，卻沒勇氣帶領全民反思郊野公園規劃，缺乏一種政治家應有的願景和氣魄。如果陳局長說，郊野公園現時沒納入一些高生態價值區，就讓我們重新檢討郊野公園界線，把低生態價值地方建屋，再把被忽略的高生態價值地方重新納入郊野公園，或許，我會讚成也不定。

但說到底，現時陳局長態度曖昧，討論模糊不清。半生做郊野公園工作的無花果，看完陳的網誌，也搞不清楚他是想發展「法定郊野公園範圍」，還是公園以外的郊區。後來，發展局發言人更說，陳的言論「不代表政府立場。」這種又要講又沒承擔的態度，如何令人有信心，把珍貴的郊野公園資源，交託在這個政府手上？

筆者對待陳局長可算百般認真。他在網誌提到可考慮發展「大嶼山郊野公園和自然保育區」，於是請教無花果，大嶼山郊野公園內有否地方適合建屋？雖然我們都不知道局長所指的大嶼山那一部分，但姑且找來地圖，檢視2008年開幕的大嶼山北郊野公園擴建部分，卻發現大部分是險要斜坡，只有一小片平地在沙螺灣附近，問題是：「無路去到喎。」我倆隔着話筒滴汗。我們不是「不讓你碰」「不讓你談」郊野公園，但你可否告訴我們，是我們對你的計劃太認真，癡心錯付，還是你根本沒有細心思考就口輕輕講？

陳局長，經過了劏房和囤地風波，坦白說，我對你沒好感。但後來讀過你早年在雜誌的專訪，我體諒多了。我知道，你小時候窮，為改善家人生活，一日做兩份工，每晚只睡兩小時，兩年完成十二個專業試。對你來說，到郊野公園散心，或許太奢侈。

我城無價寶 破壞無彎轉

陳局長，你在訪問裏說，掙錢到最後，家人相繼因病離去，令你感嘆「窮半生往上爬，又如何？」陳局長，我想告訴你，和物質成就堆砌的高峰相比，大自然的雄山峻嶺更有永恆價值。過去，土地於你，或許只是一種等待增值的資產；但郊野公園對每年到訪的一千三百多萬人次香港人來說，是不能用錢衡量的無價寶，一旦破壞了，便難以逆轉。

陳局長，請你爬上香港郊野公園的高山，在這裏，你能撥開雲霧，更宏觀地看清事物。你會知道人類的渺小，你會看到社會發展除了建屋，還需要為市民帶來一種心靈的開闊和想像，你會看到，市民需要學懂對土地和大自然的關懷。陳局長，相信我們，當你爬上這座大自然的山，一切觀點會不一樣。在這裏，讓我為你用山水泡一壺茶，然後我們可以談一談，碰一碰郊野公園的禁忌。

文 譚蕙芸

塵翎 - 電影的家人

明報   2013年9月15日

很久以後，我仍會記得那一夜。在台北青田街的小型派對，散席時眾人喝得東歪西倒，我也臉紅耳熱，站在路邊再聊一會就要走，忽然有人領一男子過來，說，這就是你朝思暮想的「阿遠」。男子的輪廓隱約認得，雖已見中年人體態，但神情是《戀戀風塵》的阿遠無誤。我不是辛樹芬，但惶惶然在異鄉街頭也彷彿重遇故人，有一種難言的惆悵。

離開了電影的阿遠，當上了體育記者，背着相機穿著背心便服走在路上，比普通人更腳踏實地。拍電影沒甚麼，只道是家常，只有在外國影展遇上瘋狂的影迷與鎂光燈，才曉得那還是名利場。卻也不過是一場發熱，燒退了就下床，日子平常，也沒甚麼。

在台灣生活，總有這種家常感。電影業的人在一起像大家庭，作息相處似家人多於工作夥伴。辛樹芬拍完電影去嫁人，陪老公照顧孩子也沒誰去打擾她。《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的小明氣質夠獨特吧，給發掘了拍完一片就去美國，結婚還回來台北請小四張震吃喜酒。舒琪回到了台北，亦像鄰居女孩。沒有明星，就是日常的生活，有時也演演別人，而已。

蔡明亮和李康生這檔也是一個家庭，互相照應，有念頭就拍電影，不拍的時候去賣咖啡，游泳一樣自然換氣。蔡明亮的電影，就是李康生的臉。這張臉一年年老去，孤寂一天天詭異、飄茫，捉不着，卻把人重重包圍。

蔡明亮在威尼斯拿了獎，說以後不再拍片。我不要信。多年前他因發行問題，乾脆親自到街上賣票，氣說不再拍了。後來我有機會問他，心裡焦急得很，他還反過來安慰我。電影和人是那樣親近。我就感到，他不會放棄電影的。他只是需要愛。

鄭培凱 - 都是倉頡惹的禍

世紀．文字江湖   明報   2013年9月15日

十多年前，初來香港，應《明報》編輯的邀約，在報端開闢專欄，寫了一批文史知識與古典文獻解讀的短文，對象是中學語文老師以及修讀文史專業的大學生。最近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幫我輯成一書，要我起個書名，我就想到以前寫過一篇愛森斯坦論漢字的文章〈倉頡蒙太奇〉，借來作為書名正好。反正只要是討論中國傳統的文史知識，不可避免，就要涉及漢字的特性，這一切都是倉頡惹的禍。

研究古漢語典籍，屬於傳統「小學」的範圍，掉進文字學、訓詁學、音韻學的領域。《漢書．藝文志》說：「古者八歲入小學，故《周官》保氏掌養國子，教之六書，謂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造字之本也。」許慎《說文解字》講到六書，則說，「象形、指事、會意、形聲、轉注、假借」，用詞稍有不同，意思是一樣的。漢代學者明確指出，每個人學習文化，首先是要「識字」，不識字就是文盲，根本不可能傳承前人累積的知識，踏入文化領域，也就一生懵懵懂懂，遠離了文明的進程。朱熹在《大學章句序》中說，「人生八歲，則自王公之下，至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而教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因此，想瞭解中國傳統文史，第一步是要有點「小學」知識。

然而，這個涉及文字訓詁的「小學」，可是與今天小學生一大清早背着大書包，在街上搖搖晃晃，苦着臉去上的小學不同，是現代人眼中非常艱深古奧的學問，連專業學者學起來都感到十分吃力的。還記得我在台灣大學讀書的時候，對一切文化知識的探求，如饑如渴，只要是文史哲的課程，沒有不去旁聽的，唯獨不肯去聽文字訓詁的課，認定了那是「迷戀骸骨」的學問，是與知識的木乃伊為伍。倒是因為喜歡唐詩宋詞，對文字的韻律有興趣，聽過半個學期的音韻學，看着近視到幾乎半盲的許世英（許壽裳的兒子）老師，在助教的協助下，摸摸索索上了講台，以董同龢的《中國音韻學》為課本，閉着眼睛告訴我們第幾頁第幾行哪幾個字印錯了，要改正過來。我很快就發現，自己的興趣是文學想像的審美翱翔，是文字如何協律押韻的音聲之美，不是漢語音韻嬗變的軌迹，不想知道高本漢如何探索上古音的脈絡，也就半途而廢。能夠在班上支撐了半個學期，不是因為這門學問對我的吸引，而是老師的敬業精神讓我感動。許老師喜歡板書，大段大段的引證寫滿了整個黑板，擦掉了再寫，卻因為視力太差，擦不乾淨也不知道，再寫的文字就覆蓋在擦不乾淨的字迹上，整個黑板一片模糊，有似紐約街頭巷尾的塗鴉。同學都暗自偷笑，我卻感動莫名，時常覺得胸中塊壘，壓得我喘不過氣。總之，我在大學時代遠離了文字訓詁的「小學」，避之唯恐不及。直到上了研究所，認真研究中國歷史文化，必須洞徹古典文獻的詮釋，這才理解了「讀書必先識字」的真諦。

漢字的出現，大約是在三四千年之前，由甲骨文演變為古籀文、大篆。到了秦始皇「書同文、車同軌」，雖然以小篆統一了文字，卻因為經歷過一兩千年的傳移模寫，發展的軌迹相當紛繁，理解先秦古籍已經不是件容易的事。漢代經師解讀秦火劫餘的古代典籍，有古文學派，就專注於釋讀小篆之前的古文字，企圖揭示古代典籍的原始面貌。王國維曾經說，兩漢的古文學家與今文學家不同，大多數是「小學家」，精通文字訓詁，特重文獻的考據，說的就是這麼回事。從漢代到今天，又增加了兩千多年的漢字文化累積，其中反映了許多聰明才智的展現、悲歡離合的體會，都值得我們重新審視，豐富我們自身的生命追求。

這些專欄文章，雖是有感而發，卻都是隨意為之，信手拈來，並沒有一以貫之的脈絡。真要追索起來，只有一個不變的主題，就是「倉頡蒙太奇」。

作者簡介：學者．詩人近作有《行腳八方》等

李怡 - 中國化和本土化的對決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3年9月14日

三百人籌款在香港和台灣刊登倒梁廣告，被梁質疑在台刊廣告「不明所以」，沒幾天台灣就爆出了馬王決鬥政治大風暴，風暴牽涉台灣複雜的政治、司法獨立和三權分立有待完善等問題，本文不能盡述。但風暴的發生及後續發展，卻與香港三百人廣告在政治意義上有牽連，且稍作闡釋，以證梁振英的目光短淺，以及他其實是對政治「不明所以」。

馬王惡鬥，在馬英九以黨主席身份干預下，國民黨考紀會火速撤銷王金平黨籍，以致在比例代表制下出任立委的王金平失去立委資格，不能再擔任立法院長了。馬英九在權力上贏了，民望卻暴跌。根據TVBS的民調，馬的滿意度只有11%，直逼當年陷貪污風暴的陳水扁10%的最低紀錄，對馬不滿意度68%；對於國民黨對王開鍘，55%不贊成，只有17%贊成。而由網友發起的「全民連署要求馬英九下台」活動，不到2天已有近10萬人響應。

昨天台灣《蘋果日報》報道「滅王計劃」內幕，有兩點值得注意，一是馬對國民黨內某大老說，王金平與民進黨聯手做了不少嚴重的事，令人很難再容忍。這嚴重的事，所指應是拖延《兩岸服務業貿易協議》在立院的審議和通過。另一點值得注意的是，早已談判完成的台灣與新加坡經濟夥伴協定，遲遲無法簽署，是因為新加坡與中共有默契，須等兩岸服貿協議生效後，才與台灣簽經貿協議，也就是說，中共通過新加坡向台灣施壓，這使馬英九擔憂台灣經濟會更邊緣化。因此，馬英九要鏟除王金平，背後藏有馬要加緊兩岸經濟融合的動機。而這動機又與中共的施壓讓馬擔心台灣經濟邊緣化有關。

三百位香港公民刊登的廣告，強調「香港面對嚴重中國化，請台灣引以為鑑」。台灣親綠的《自由時報》刊登社論，聯繫香港情況，批評馬政府強要過關的服貿協議一旦實施，「台灣步香港之後身陷社會經濟困境，將難避免；台灣人民不能不就此強力抗爭。」

擔憂大陸在經濟社會方面滲透台灣的，並非只有綠營和親綠媒體。知名的出版人郝明義為反對「服貿」，辭去國策顧問職務，其中一個理由就是：「服貿」罔顧國家安全。中研院社會所副研究員吳介民撰文《鎖國，鎖進中國？》，指出「一個小國在經濟上，過度依賴對她有『領土野心』的大國，就是重大國安問題。」

因為擔心引狼入室，新加坡民調顯示近半數國民寧犧牲經濟增長速度，也要減慢外國（主要是中國大陸）移民人口增長。但台灣在國際上受中共打壓，要避免經貿邊緣化，馬政府選擇與大陸加緊經濟融合，卻一直受非直接獲利的本土力量反對。這是除了政治是非的因素之外，台灣多數人不支持馬政府在這次事件中表現的內在原因。

目前台灣政局有甚多變數。一、國民黨高層，包括名譽主席連戰和副總統吳敦義都明裏暗裏反對馬英九這次的作為，以王金平為首的本土派更對馬反感，因此立法院選舉新院長，現任副院長洪秀柱未必能過關；二、據聞國民黨「四大家族」（吳敦義、連戰、郝龍斌、朱立倫），都支持王金平，因此國民黨內有倒馬的暗湧；三、明年所有公職人員的7合1選舉，以目前形勢判斷，國民黨可能大敗，現黨內有聲音表示若敗選馬英九要負責；四、更可怕的可能性是王金平另組黨，把國民黨內的本土勢力大部份拉走，這樣國民黨就淪為只代表少數外省人的台灣邊緣化政黨了。

無論如何，台灣未來發展都會越來越走向與大陸更明顯地區隔。香港三百人的廣告刊出後，親藍的《聯合晚報》發表社論，在同情香港人處境的同時，表示香港「中國化」的核心不在自由行，而是政制上無法自主。而台灣已實現民主化了，在「人民是頭家」這層意義上，台灣或毋須擔心「中國化」，今後問題是怎麼把「台式民主」的素質更升級。看來，香港也只能走台灣的民主拒共的道路，才能走出當前的困境。

馬王對決，很可能是中國化和本土化的對決。不能看一時的勝負，長遠來看，必是認同本土的民主的勝利。而中共收回香港時說要對台灣「率先垂範」，想不到現在變成「以港為鑑」，真是莫大諷刺。

古德明 - 高度下流

中華正聲   2013年09月11日

【am730專欄】九月六日，香港房屋局長張炳良以「安得廣廈千萬家」為題，發表文字說：「我在《長遠房屋策略諮詢文件》主席序言之中，引用詩聖杜甫名句『安得廣廈千萬家』，邀市民同出一分力。」杜甫復生，一定給張炳良氣死。

杜甫《茅屋為秋風所破歌》說：「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中文以「間」說樓房數量，例如陶潛《歸園田居》有「草屋八九間」一語。張炳良連詩聖名句都不懂，誤「間」為「家」，詞意不當，用韻也不對。而他據說是個學者，還做過教育學院院長。

當然，在新中國，戕賊中文是潮流。請看六月十四日香港梁振英政府新聞公報：「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高度讚揚懲教署。」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五日，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聲言：「一些公職人員濫用職權，我們必須高度重視。」二零零九年，臺灣馬英九政府唯恐得罪中共，禁止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主席熱比婭訪臺，內政部長江宜樺九月二十五日更公然說謊，誣衊維吾爾代表大會的秘書長被國際刑警列為恐怖分子：「很多國家高度提防大會秘書長多里坤‧艾沙入境。」甚麼「高度提防」、「高度重視」、「高度讚揚」等下流話，哪裡可以算是中文。

現代漢語的「高度」，是英文highly的硬譯。梁振英政府新聞公報那一句，每一個字其實都是英文：Chief Secretary Lam Cheng Yuet-ngor highly commended the Correctional Services Department。查一九六八年版梁實秋《最新實用英漢辭典》，highly即中文「很、極」，a highly amusing film是「極有趣的影片」，不是「高度有趣」。

除了「很、極」，中文還有不少等於highly的說法。《國語》卷七驪姬跟晉獻公談到太子申生：「吾聞申生甚好仁。」《新唐書》卷一三零裴寬曾任范陽節度使，去職之後，人人懷念：「部將入朝，盛譽寬政。」《夢溪筆談》卷十五歐陽修讀到王向的文章：「公一閱，大稱其才。」《三戲白牡丹》第十五回呂洞賓和白牡丹交媾：「(白牡丹)渾身酥麻，十分受用。」《四美奇緣》第十四回文素臣對解遂良說：「多蒙老丈忠言勸告，我實非常感激。」中國人不會說「我實高度感激」、「白牡丹高度受用」、「歐陽修高度評價王向才華」、「部將高度讚揚裴寬政績」、「申生高度崇尚仁義」等。

但是，我們今天卻只見「嚴防他入境」變做「高度提防他入境」，只見「十分重視」變作「高度重視」。

周三刊登
作者專研中英文，以寫作、翻譯為業。 

李怡 - 力挽狂瀾，莫被內地傳統基因同化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3年9月11日

蔡明亮憑電影《郊遊》奪威尼斯影展的評審團大獎。他發表致謝辭時說：「多謝兩個國家，台灣及法國。」記者會上，有一位中國記者問蔡明亮怎麼看中國電影。蔡說：「每個國家都可以創作好電影，但基本條件是自由，我非常祝福中國導演有更多的自由，我昨天有跟中國記者談到自由的問題，他說他們很自由，我說在我外人看來，艾未未才是最自由的人，即使他坐牢，他都是最自由的。」講完之後全場拍掌。記者會後蔡明亮被問到他怕不怕因這段話被中國封殺，他淡然表示：「沒有，這是我應該說的。」

昨天有消息說，成龍在今年六月出席多倫多一個影展活動，其時安大略省美術館正展出艾未未的作品，而艾未未被中國當局禁止出席，加拿大國家廣播公司訪問成龍時問他怎麼看待艾未未的處境。成龍回應說：「艾未未？誰是艾未未？我，我不知道誰是艾未未。」

獲威尼斯電影大獎的蔡明亮指為中國最自由的人，而香港巨星成龍卻不知道誰是艾未未。他真是不知道？英國《衞報》的網誌文章引述艾未未最近接受加拿大電台節目訪問，認為成龍根本知道他是誰，卻刻意矮化他，因為成龍是一個親政府演員，而且演得極度靠近政權。文章作者認為，成龍的附和中國政府，提醒了大家，艾未未是多麼孤獨和勇敢，他是以一人之力對抗整個龐大的敵人。

兩樁事情，反映了兩岸三地三個藝術工作者的世界觀。作為藝術家，蔡明亮所說的自由不是人身的自由，而是思想的自由，是沒有被權力金錢所綁架的創作與表達的自由，即使坐牢，即使受到龐大政治權力的壓制，即使孤獨，仍要忠於自己的良知去發聲，在一個真正藝術家眼中，這樣的人就是最自由的人。

如果對明知道的人或事裝聾作啞，為迎合政治權勢、撈取利益而昧着良心說假話，縱使獲得功名利祿，過着虛榮的被人艷羨的生活，但如張愛玲所說：「最可厭的人，細加研究，結果總發現他不過是個可憐的人。」因為他沒有獨立的思維沒有獨立的人格。

大陸的媒體在報道蔡明亮獲獎的消息時，全都略去他致辭中「多謝法國同台灣」這一句，也當然沒有報道他在記者會上關於艾未未的話。因為主持大陸媒體的都是不自由的可憐的人。

是不是蔡明亮存有偏見，把批評政府的聲音稱為自由而親政府的聲音則指為不自由呢？這並非偏見，而是針對一個專制政權的正見。自由民主的政權，不會介意任何批評的聲音，因為對政治的批評與討論，是公民的權利甚至本份。作家、藝術家，一般都會站在體制的對立面，是體制和權力的主要懷疑者。而所謂言論自由，主要是指有表達異見的自由。如果是支持政府，就毋須表達，因為政府已經是這麼做了。

幫港出聲、愛港之聲，附和政府、為政府辯護的學者、專家、文化人近來較多湧現，顯示在政府公信力一再探底的情況下，背後的無形之手頻頻發功。但他們所說連自己都不信的歪理，總是越說越讓人對政府反感。這種不自由的言論大量出現，正是市民對政府的信任度每下愈況的原因之一。

中聯辦主任張曉明前天批評港人創新競爭力差強人意，呼籲年輕人不要只顧玩微博、WhatsApp等等，而要敢於創新。這些話當然不是沒有道理，但由一個代表拒絕自由的政權的人來說就有點滑稽。

香港過去的成功正在於法律保障下的自由，批判精神促使創意無限。2008年台灣大選後，大陸有一篇署名岳海的長篇評論〈第三次共和〉從台灣談到大陸，談到香港。文章說，「如果內陸民間力量過份薄弱……那麼不要忘記還有港、澳、台這三顆不受中央指令直接控制的『衞星』。中國的前途不是讓這些制度和文化上的『異數』為內地傳統基因所同化，而恰恰在於如何讓這些地方的制度和文化逐漸影響內陸各地乃至中央；我們顯然更樂於看到山西成為香港，而非香港成為山西。……」

這位大陸的智者看出了中國前途的所在，但他沒有看到香港致命的政治地位正是「衞星」而不是「行星」，衞星地位使綿延不絕的大陸移民和自由行暴增，於是他不幸言中：香港「制度和文化上的『異數』為內地傳統基因所同化」。自由褪色，創意低迷，中產的移民潮漸顯現。香港年輕人奮起的本土化抗爭，佔中的爭取真普選，正力挽狂瀾，想拉住「香港成為山西」的大勢。

林忌 - 中共在2020東京奧運的笑話

自由亞洲電台   2013年9月10日

日本東京申辦2020年的奧運會成功，第一輪日本東京居首，土耳其的伊斯坦堡及西班牙的馬德里同票，因而要作附加淘汰投票；黨媒中央電視台即時在直播片段加入中文說明，指東京已被洶汰出局，投票中伊斯坦堡擊敗了馬德里，黨媒新華社把這個附加淘汰投票當成了「決勝局」，即時報導伊斯坦堡奪得了2020年奧運的主辦權，連累《長沙晚報》，因為採用了新華社的「烏龍報導」，幾十萬份報紙要重印。

網民反問中共近期所謂「嚴打網絡造謠」以及「傳遞虛假訊息」的運動，質問中共公安部為何不採取行動，去打擊新華社及中央電視台報導假新聞呢？

為何中共的傳媒會犯如此低級錯誤呢？首先，中國長期執行洗腦教育政策，痛恨「小日本」深入民心，因此一見到附加投票，就想當然爾認為是東京出局，然後狂喜的心情就擊倒了理智，未經核實就搶先「報喜」；其次，中國人口眾多，十三億中所謂的少數「尖子」的假象，加上一些中共黨安排往海外機關工作潛伏為中共服務的高學歷傳媒人，令人誤以為中國傳媒已經全面和世界接軌；事實上，追求為黨宣傳服勝的機關單位，留下的都只是一群沒有獨立思考的木偶，外文水準之低劣，一再鬧出笑話，如把Twitter上假冒美國「叛諜」史諾登的笑話，當作「獨家消息」──如美國登月是假冒來報導，令人貽笑大方。

中共傳媒既聽不懂直播的外文，更沒有為申辦奧運的程序做功課──1993年北京申辦2000年奧運會時，中國傳媒在第三輪見北京一度領先，誤會北京已贏得奧運主辦權而欣喜若狂，隨後才發現真正勝出者是澳洲雪梨，同一個錯誤犯上兩次，再次證明中共傳媒人質素之低落。

更荒謬的是黨媒環球時報，在2008年北京奧運時寫「奧運政治化，西方將食惡果；五年後的今日社評卻雙重標準，把東京奧運拉上政治了：「中韓就可以借世界輿論對奧運會的特殊關注，把日本對待二戰歷史的頑固和囂張展現給全世界，讓全球公衆都看看，官方對二戰戰犯施以重禮的國家，究竟適不適合舉辦弘揚和平的奧運會。」

萬幸有互聯網，找出陳年的舊聞，不但可以比較五年前中國傳媒以至評論人，如何聲嘶力竭，呼籲全世界各國要把政治和體育分開；全球華人更被中共利用，呼籲不要借奧運來迫使中國改善人權喎；加拿大籍的前中國運動員李華華，當年甚至寫公開信給加拿大總理呼籲體育和政治要分開；怎麼大家今次默不作聲，不寫信去譴責環球時報了？

究竟體育是不是政治？看看七十年代末的中共文宣，大聲疾呼「體育就是政治」，為了和美國聯盟對付蘇聯，中國竟然因為「蘇聯入侵阿富汗」而杯葛1980年的莫斯科奧運；當年的大公報更譴責香港奧委會堅持「體育與政治分開」；如今2020的東京奧運會，這些五年前大聲疾呼要分開體育和政治的中國傳媒以及評論人，如何又再施展「變臉」絕技「搬龍門」，由「體育就係政治」變成「體育和政治應該分開」再轉回「體育就係政治」？實在令人拭目以待！（自由亞洲電台粵語部評論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施永青 - 內地營商 麻煩透頂

C觀點   2013年09月06日

【am730專欄】娃哈哈集團是內地最大的食品飲料生產商，全球排名第五。日前娃哈哈的創辦人宗慶後的女兒，集團的唯一繼承人，31歲的宗馥莉，在接受訪問時表示：在內地做生意，需花太多的時間與政府打交道，讓她倍感頭痛。

其實這種感覺凡是在內地做生意的人都有同感。在內地土生土長的人，或許還容易適應一點。從外地來經商的，即使同是華人，也很難吃得消。

宗馥莉打從初中就孤身赴美讀書，八年在美國生活的經歷，令她養成了一套完全不同的思想模式。她說：「我覺得政府需要面對我們這一代，我們永遠不可能像老爸那一代一樣。」怎麼不一樣，她沒有具體說清楚。但不難想像。

上一代內地人，習慣了凡事都徵得單位領導人同意，而單位領導人又習慣了甚麼事都要管，連談戀愛、生孩子都不放過。結果，生活的主要內容就是與單位領導人打交道。

然而，新一代人，即使沒有去外地生活過，自我意識增強了，他們覺得政府官員該為人民服務，而不是妨礙人民生活。他們對凡事都要與官員打交道，不先打通關係就寸步難行的情況已愈來愈不耐煩。像宗馥莉這類有條件的新一代企業家，已不諱言，正考慮把生意搬出去。

中原地產在九十年代初涉足大陸，除了因為覺得內地市場的潛力大之外，還因為我想把市場機制引入大陸。中原的企業文化令公司有很強的學習能力與適應能力。我們現在已在內地34個城市有業務，人員超過4萬人。然而，我們一樣煩於與官員打交道，煩得使人氣餒。

在內地做生意，成立公司要經商務部，外來的還要經過外經委，而無論你做哪個行業，都有管這個行業的主管部門，他們有權審核你的經營資格。只要其中一個關口沒法打通，你都沒法開業。開業後，稅局可以來查，勞動局亦可以來查，為了應付他們，令你沒法集中精神做生意。

我不反對政府對商界有一定的管理，但管理的規則必須透明，並且一視同仁，商人才知道自己有沒有做錯。現在是官員權力太大，而規則又極之嚴苛，令官員隨時可以找你麻煩。加上司法制度不健全，商方被欺負，也沒法申張正義。

官員要留難你的時候，隨便找你的一些錯處，無需經過法庭，就可以除你牌，罰你錢，叫你沒法承受。然後他們會告訴你，外出有一間顧問公司是他們的舊上司開的，對解決這類問題很有辦法，建議你可以諮詢他們。

如果你選擇公事公辦，那官員就會繼續在雞蛋裡挑骨頭，要你付出更大的代價。在這樣的經營環境下，愈是正派的公司愈吃虧；難怪宗馥莉有撤資的念頭了。

Vic：施永青的抱怨，我是理解和同情的－－共產黨的官員，真是土匪都不如。但另一方面，我又十分痛恨許多商人與共產黨同流合污，狼狽為奸。 

劉細良 - McKinsey神話背後

香港蘋果日報   2013年9月9日

梁振英發表的道歉言論，令人又關注起張震遠商交所案，廉署投訴不成立，不代表商罪科及證監調查停止，目前被起訴的只是台前人物。談起張震遠，不少建制派及泛民中人都會惋惜，認為他是商界精英，何以商交所會弄到如此境況。當日在衛奕信年代，他獲顧汝德賞識，聘為中策組全職顧問，甚受港府器重。當年官員介紹他時，總會提到他曾在McKinsey顧問公司任職背景，McKinsey履歷成為他進入公職的一張卡片，由那時開姶，我便相信凡在McKinsey工作過的，應該是叻人。我離開民主黨，在不同媒體工作，也遇上過幾位曾在McKinsey工作的人，說話充滿自信，彷彿對任何行業也可在幾小時內掌握行業關鍵知識，琅琅上口。可惜這些Mckinsey人離開顧問工作，進入實際操作層面時，往往變成笨拙不堪，甚至會犯上低級錯誤。此後每當與朋友談起這些顧問，我總認為他們實在「冇得輸」，他們空降下來，用一張表格總結公司各主要問題，提出解決方案，當改革或併購成功，功勞是顧問，當失敗時，可歸咎於貴公司管理層執行不力。

透明度低　難斷真本事

最近美國出版一本解構McKinsey神話的新書，作者Duff McDonald，書名叫《The Firm: The Story of McKinsey and Its Secret Influence on American Business》，作者介紹了這間公司成功歷史，但也同時質疑究竟是否真的如此厲害。McKinsey也曾作過不少失敗建議，包括時代華納併購AOL，也包括為通用汽車制訂應對日本車競爭策略，八十年代為AT&T制訂應對流動電話巿場的策略，通通失敗，而且不是小錯，是大錯特錯。

作者認為外界對McKinsey公司是好是壞所知甚少，因為該公司的標準合約，是未得McKinsey書面批准，禁止向外披露關於該公司工作內容、建議，甚至提及聘用了McKinsey一事。由於這些規條，外界很難知道究竟他們做得好還是壞，一切只有道聽塗說，而他們的顧問，躲在神秘面紗後，變成了傳說，究竟「好打得」還是「好吹得」，外界也難判斷。只知道他們的顧問有的當上大企業CEO，暢銷書作者，甚至政府高層，自然大家都認為曾在McKinsey工作過的都是勁人。

此書作者對大企業為何聘用McKinsey作另一種註解，他認為大企業CEO要作出不受歡迎決定時，包括降低成本，這些措施當然不受公司僱員歡迎，最好請McKinsey顧問並由他們提出，減低阻力，由此觀之，某些公司根本不在意他們顧問服務水平，只是用他們來過橋。Duff Mcdonald這書相信會引起一番對美國管理學的爭論。政府中人更應看看，不要再盲目崇拜McKinsey出來的人才！

相關文章：卓文 - 麥嘜

吳靄儀 - 近乎公義社會

明報   2013年9月9日

同一天，林行止和練乙錚分別在《信報》發表文章談「佔中」。兩者都是理性分析，卻得出相反結論。林行止悲觀，認為可能以流血收場；練乙錚樂觀，認為不會發展到那一步。兩者都深信佔中三子會很有分寸，而結論迥異，關鍵在於林行止相信一般香港年輕人習慣了和平示威的文化，不會料到梁振英會採取狠辣的手法對待，那時就會釀成悲劇，流血收場。練乙錚簡述當代哲學家John Rawls分析《公民抗命的理據》，指出公民抗命，需具備兩個元素，一是必須是已沒有其他方法爭取公義；二是公民抗命只適合在一個「近乎公義社會」進行。他從種種觀點，認為香港是個「近乎公義社會」，單從這方面，佔中的公民抗命是適當的行動，可能不符合的，則是香港人可能還有別的方法爭取到普選。簡單地說，若有其他方法爭取得普選（注意：不是「爭取普選」，而是爭取「得」普選），就不會適宜進行公民抗命。

究竟香港是否仍是一個「近乎公義社會」？如果是，練乙錚就對；如果不是，林行止就對。微妙的是，為何會出現愈來愈多前所鮮見的「打手」，攻擊佔中和爭取普選的組織？我認為這是因為左派擔心香港仍是個「近乎公義社會」，而這個信念「助長」對公民抗命的支持，所以就要以暴力恐嚇，令愈來愈多香港市民相信香港已變，和平抗議也會遭到武力鎮壓，明哲保身就要避之則吉，流氓兇徒招惹不得，所以寧願擇善良的人作攻擊對象。這種手法，其實是恐怖主義的基本邏輯。佔中測試的，可能是到了最後關頭，香港這個「近乎公義社會」，會選擇變成公義社會，還是變成不公義社會。

陳婉容 - 以宗教之名……指不指點江山

星期日生活   明報   2013年9月8日

近來反佔中陣營悍將傾巢而出，繼宗教領袖聖公會大主教鄺保羅公開以「普選不是靈丹妙藥」反對佔中後，播道會港福堂的牧師吳宗文又出來叫信徒不要受西方個人主義的邪風外道影響，因為《聖經》沒有教導我們要公民抗命，所以佔中並不可取。

這些宗教領袖跟我讀的可能不是同一本《聖經》，因為據《新約．四福音書》記載，耶穌到了耶路撒冷聖殿，見到販子在聖殿裏大搖大擺做生意，隨即勃然大怒，拿起鞭子就把所有攤子打翻，把販子和他們賣的牛羊鴿子統統趕了出去。

耶穌後來成了羅馬皇帝的眼中釘，這事也成為了把他送上十架的重要罪狀。如果這不是挑戰權威，我倒不知道什麼才是。

後來我一直不好意思坦白，十年前我也短暫去過同一教會某港島區教堂的崇拜。彼時是教會老校的中學生，對基督教尚在半信半疑的摸索階段。去該教會除了因為位置方便，也因為教堂看起來夠簇新氣派，還經常看到明星來做崇拜。十年前的香港政局一樣波譎雲詭，當時還叫「掃把頭」的葉太正在硬銷二十三條，在風波裏我愈發懷疑，這樣的教會到底是不是我要去的地方。戕害自由的刀已經架到頸上，會訊卻建議七一當日信徒們最好休養生息，放心讓耶和華「為我們爭戰」。而幸好我血液裏沒有這種聽話的基因。

教會的政治力量

那些年疫症肆虐經濟低迷，人人在災難裏自然地尋求宗教慰藉，造就了基督教在香港大舉復興，一時間去佈道會聽道成為了周末活動。十年之後，宗教熱潮消退且全城政治化，然而佔中與反佔中陣營都有宗教領袖；即使在香港這個宗教色彩不明顯的金融之都，宗教與政治割裂也成為了不可能的事，主流教會的政治影響力亦不容小覷。

去年因癌症逝世的美國著名作家、記者與新無神論（New Atheism）推動者Christopher Hitchens（暱稱Hitch），曾經帶病跟篤信天主教的英國前首相貝理雅辯論過一條有趣的題目：「宗教是一股導人向善的力量。」Hitch在辯論中提到，一旦我們認為天上有神聖的主宰，我們便成為了受眾（subjects），而且是有病的，需要被救贖的受眾，宗教於是對人有了一種神聖不可侵犯的制約，形成一種屬天的獨裁（celestial dictatorship），或者按他的說法：「a Divine North Korea（神聖的北韓）」。如果我們需要醫治或救贖，要攀至彼岸或天堂，就必須揚棄獨立和批判思考的能力。

包括Hitch在內，沒有任何人的觀察能夠概括所有教徒，例如黑人民權運動領袖馬丁路德金就是基督教牧師，而他不見得放棄了批判思考的能力，也沒有白白等着神來救美國黑人出埃及。然而把Hitch的論點往前推進，如果宗教讓人放棄思考能力，而上帝又不會顯現跟人類開口說話，那麼教會作為上帝的代言人，就被下放了一部分的神聖權力。這種獨裁的權力如果附庸於政治權力，很容易成為助紂為虐的工具。

主流教會與建制的利益關係

《聖經》記載耶穌在羅馬帝國全盛時期傳教，有人問他，到底應不應該拒絕向羅馬皇帝繳稅？當時耶穌說過一句話：「凱撒的歸凱撒，上帝的歸上帝。」這句話似乎表示了世俗政權與宗教應該被區分開來，然而教會被建制收編，跟政權合作和向權力傾斜的例子，在歷史上比比皆是。隨手拈來俄國沙皇收編俄羅斯東正教為國教，將教會歸入成為國家機器之一；歐洲歷史上不少教皇可以隨意廢立帝王，甚至安插自己的私生子作皇帝。西亞的伊斯蘭教自創教起，就有極深的政教合一傳統；而基督教與西方政治的關係也早已分不開，香港作為前殖民地自不例外。

香港教會的影響力植根自殖民地時代，港英政府跟晚清時期來華宣教的教會合作提供教育和醫療等福利，而且提供種種方便和援助，許多主流教會因此染上親建制的色彩，不敢批評政府和富商。及至一九七、八○年代，幾個最大的教會已經成為了官政商名流的俱樂部，而且聖公會等教會在殖民地早期開辦的學校逐漸成為所謂名校，多年來培育的學生也結成了社會精英網絡，影響了在地化的教會向建制靠攏。香港基督徒學會出版的《香港教會與社會運動》，也清楚指出八九民運以後，教會向紅色政權傾斜的態度。兩年前某著名牧師在「全球禱告日」高調要會眾拍手歡迎「基督徒高官」入場，而且形容他們為「耶穌的代表」（我想像耶穌一定氣得半死）；又有教會不肯為無辜鋃鐺入獄的大陸維權人士禱告，卻禱告感謝上帝令中國富強，火箭升天之類。至於教會牧師在立法會選舉中為建制派議員背書，甚至公開引導信眾投票，利用宗教賦予他們的制約力左右選民意願，已經是政教勾結成熟期的事了。

教會在殖民地時期是特權階級，尤其一九六、七○年代，港英政府利用教會培養親西方的精英，用以壓制蠢蠢欲動的左派分子和紅色滲透。然而主權移交令教會必須尋找新的生存空間，而許多主流教會的做法，正是與新政權合作以換取資源。其實主權移交後，由於特區政府銳意實行校本條例，干預教會在制訂學校教育政策的權力，主流教會與政府稍有齟齬；然而這條親建制的尾巴早就甩不掉。政府在反同性戀立法等道德議題站在教會一方，教會又可以利用重新闡釋教義來為威權背書，令宗教成為建制勢力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經常背逆主流民意。

宗教的本質是否就是反動的？

那麼宗教是不是幾乎一定會跟權力同流合污，成為反動勢力？在世俗的民族國家尚未崛起以前，歐洲的歷史就是教權比主權更大的歷史，而一切由查理曼大帝的父親丕平與羅馬教廷的契約開始。公元八世紀，丕平開創了卡洛林王朝，請得羅馬教宗來為他加冕，開始了君權與神權以後盤根錯節的利益關係；後來丕平打敗了倫巴泰人，又將得來的土地奉獻教宗，形成了所謂教宗國，「丕平獻土」是羅馬教廷獲得世俗權力之先。教廷自始成為了歐洲最大的一股反動勢力，擁有龐大世俗利益，君主也以馬基列維利式的思維利用教廷，「君權神授」的觀念塑造了整個歐洲歷史。直至啟蒙運動以後的十八世紀末和十九世紀初，法國大革命和意大利民族統一運動（Risorgimento）相繼席捲歐洲，教廷的權力被一波又一波的群眾運動淹沒，才逐漸沒落。

很多人喜歡提及的相反例子，是教宗若望保祿二世（Pope John Paul II）聯同列根政府，一同推翻了東歐的共產政權。研究東歐共產主義興衰的歷史作家Anne Applebaum認為，東歐的馬克思主義是崇尚進步的，主張破除一切舊有的傳統與歷史，然而教宗不論有心無意，卻處處提醒波蘭民眾基督教與波蘭的悠長歷史，間接動搖了共產政權。但其實教廷的權力正植根於歷史，與共產政權剛好相反，而且教宗代表的是來自梵蒂岡的天主教核心權力，在地化的歷史並不深厚，可以跟政權保持距離的空間自然較多。况且根據社會學家Max Weber說法，資本主義的興起根本與基督教道德觀有莫大關係。教宗與西方資本陣營的意識形態親緣性自然強得多。

反宗教論者如Christopher Hitchens認為宗教對人類社會有害，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點是因為宗教與權力的關係太密不可分。然而基督教教義與歷史，本身是一股極之進步的力量，例如摩西的出埃及記足證世俗政權絕非不可侵犯，造就了後來許多政教對立的例子。只是在地化的教會經常因應當地的政治氣候變化被收編，難以就此斷言宗教在本質上是一股反動勢力。

兩星期前，我去了約旦河畔的伯大尼。根據《聖經》記載，約二千年前在這個地方，施洗約翰為耶穌施行浸禮，耶穌自始踏上了短暫的傳教之路，基督教與眾生開始有了一點世俗的聯繫。按照宗教的說法，是人類和神之間因為耶穌而再次搭起了一道互通的橋樑。即使我不曾被宗教感動，這樣跨越時空的意象依然叫人驚歎。約旦河的水本身就渾濁不清，世俗的手要再渾水摸魚，為它添加一點泥濘，可能還是可以逃避世人的耳目。

在世俗社會，宗教團體可以是公民社會的有機部分，例如沒有國教但基督教傳統深厚的美國，就相對體現了普世精神如自由民主與宗教權力的健康融合。教會可以有效支撐公民社會，成為一股社區甚至社會的自治力量，香港也早就有新興基督教團體批評主流教會依附建制，嘗試回歸基督教教義裏，對建制存有批評懷疑態度的精神。歷史上末世說盛行之時，打着宗教之名指點天下的總是特別多，但我想這個關係是辯證的——是我們對社會的盼望已經漸漸被磨蝕，香港才落得一片群魔亂舞之末世景象吧。

戴耀廷 - 不合作的權利

明報   2013年9月7日

在國際人權公約中，你不會見到有一項權利叫不合作的權利，這是我在研究公民抗命受啟發而創製出來的一個說法。公民抗命本身不能改變不公義的制度，而是要其他公民受公民抗命者的感召而參與不合作的運動，那才能對政府產生政治壓力把不公義的制度改變過來。人若不享有與政府不合作的權利，公民抗命的作用也有限。

過去說到與政府不合作，都只是說不合作運動，為何我把它說成了與政府不合作的權利呢？這是基於管治的事實。任何政府或政權，即使是專制的政權，也都要依靠人民自願接受政府的管治，政府才能有效運作。政府不能單純靠武力去威嚇人民，或是用福利去收買人民的支持，因兩者都是太昂貴。這也是說，人民要自願與政府合作，任何政府才能有效運作得到。若人民拒絕與政府合作，任何政府或政權都不可能應付得到的，即使是專制的政權也是如此。

這是一項權利，是因為它是每一個人與生俱來就享有，也是沒有人可以拿得走的一種自由。但有兩個原因令人們忽略了這項權利。首先，人們往往在政府的教育灌輸之下，根本不醒覺自己是享有這項權利。政府利用了人的慣性和惰性去令他們與政府合作，而不自知他們其實是有權不與政府合作的。另外，這項權利必須與其他人一起行使才能產生作用，且一同行使權利的人必須相當多才可以。

要讓人知道他是享有與政府不合作的權利，不是要煽動他們去行使這權利，只是若人們不知道自己享有這權利，他們就根本不會行使這權利。要讓人知道他們是享有與政府不合作的權利，也不是叫人去推翻政府或政權，或鼓吹無政府主義，只是這會把管治的關係完全扭轉過來。

在未自知有不合作的權利前，人不自覺地接受了必須與政府合作，只是當政府施政實在不濟至民不聊生的地步，人們才有意識要改變政府或政權。但若人知道其實他們是享有不合作的權利，那麼責任就在於政府去說服人民與政府合作。主從關係就會徹底改變。

李怡 - 我們不要這樣的「新香港人」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3年9月7日

1979年元旦中美建交，時任國務院副總理、實際已大權在握的鄧小平正式訪問美國。1月30日上午，鄧小平和卡特總統會談，重點討論雙邊關係。卡特提出了中國管制人民出境的人權問題，鄧小平對卡特說：「如果你要我輸送1,000萬中國人到美國來，那我是十分樂意的。」卡特立即啞口無言。美國以移民立國，按理不應拒絕世界各地的移民，但美國經過二百多年，已形成了自己的文化和價值觀，因此現在對外來移民就有相當嚴謹的限制。

立法會議員范國威和毛孟靜發起籌款刊登反赤化兼要梁振英下台的廣告，惹來中共媒體口誅筆伐，也成為民主派內部爭論的焦點。原發起人之一工黨張超雄，因不滿廣告有歧視新移民之嫌，因此退出署名。《大公報》昨天發表評論，為香港需要新移民撐腰，說「香港發展需要新香港人，這是因為香港百多年前開埠，從一個小漁村發展成繁華都市，大量的人口及人才的出現是外來移民，正是不同時期不斷進入香港的這些『新香港人』，成為推動香港都市發展的力量。」文章說香港700萬人口中的四成以上是外來人口，即使過半數香港人在香港出生及成長，大多也是自1945年後由中國內地的新移民後代。按這個邏輯，美國總統當然不應該拒絕1,000萬中國人移民美國啦。

不過，當時鑑於對外國記者新聞採訪的限制，接下來卡特總統的回應沒有被報道。後來卡特在日記中寫道，當時他對鄧說：「既然他要給我提供1,000萬中國人，那我將給他提供1萬名新聞記者。他放聲大笑，並立即表示謝絕。」

卡特這句話，可以說是擊中了中國的要害，使鄧小平立即謝絕。因為對專權政治的中國來說，1萬名記者所造成對政權的威脅，絕對比中國向美國輸出1,000萬人的危害更大。自由社會需要媒體的監督，而專權政治卻最怕新聞自由不斷揭發政權的醜惡。美國開國元勳、第三任總統傑佛遜（Thomas Jefferson）說過：「如果政府和報紙兩者之間只能有一個存在的話，我會毫不猶豫地選擇後者。」在中國，根本不須猶豫，因為沒有獨立媒體存在，也不容存在。

沒有獨立媒體存在的社會，專權政治在沒有監督之下運作，使絕對權力導致絕對腐化。老百姓在專制統治下，不是奴隸就是奴才，而在專制權力顧不到的地方為了生存就不得不成為見縫就鑽的刁民。一個自由社會對於來自專權社會的刁民，有移民規限是理所當然的。卡特對輸出1,000萬中國人自然敬謝不敏。不過30多年前的中國人，公德雖缺，私德還是有的，故那時代來香港的大陸移民，大都能融入香港的價值系統中，欣賞並珍惜在香港享受到的自由和法治。然而，經過這二、三十年權貴資本主義的發展，金錢、權力及二者結合成為大陸社會的唯一價值標準。公德固然蕩然，私德也不存在了。一切能想像的與不能想像的荒唐事情都會發生。最近薄熙來大審，報紙刊登了許多匪夷所思的報道，筆者一位曾經極關心中國新聞的朋友對這些報道全都否定，認為全不可信。一位6歲男童被挖了雙眼，官方說是他的伯娘幹的，其後又報道這伯娘投井自殺身死。網上許多人懷疑這是又一樁「被自殺」事件。而官府摘器官也早不是新聞。

近年香港接收的大陸移民，有很大機會是一些既無公德又無私德的人。他們當中很多人只求近利而不重視香港傳統核心價值，於是我們看到親共政團的鐵票越來越多，我們看到有種票有種人，我們看到愛字頭團體突然冒現，我們看到梁振英騙民粹的謊言也有市民受落。香港社會的品質越來越不堪，難道跟這些「新香港人」無關嗎？

昨天在港內地畢業生聯合會主席耿春亞出席電台節目時，對於有港人不滿內地人的舉止行為，他認為踎在地上是文化，香港人應有能力尊重文化，外傭周日也在中環席地而坐，故港人應對其他文化予以尊重。這位在香港創業的殷商，是特區政府青年事務委員會委員。如果我們要尊重踎在地上的「文化」，是否也要尊重隨地吐痰、大小便的文化？也許我們更應尊重挑動群眾鬥群眾的愛字頭文化。

我們不歡迎包括耿春亞在內的所謂「新香港人」。但既來了，我們也沒有辦法。但至少香港要維持兩制，就要力爭日後大陸來港者的審批權。沒有審批權，施君龍這樣的罪犯都可以移民來港。香港將徹底成為中國大陸的城市了。

林夕 - 民主不是萬能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3年9月7日

對，普選不是萬靈丹。這簡直是對得不容置疑，萬古不易的普世真理，真確程度，迫近聖經之神聖。難怪全國政協兼英國聖經會香港區大主教〔鄺保羅〕，以個人身分就佔中表態時，也順帶拋出這金句：「普選不是一切。」

大主教說，普選就像個魚網，要用得小心，否則就……。翻艇沉船、車毀人亡？魚網是用來捕魚的，用得不好，最多魚穫不如理想，難不成會讓自己被捕？與其用網來比喻普選，何不說普選若水？

沒錯，水能載舟，亦能覆舟，但若然水乾了，就連舟也撐不動了，還空談什麼舟。 沒有人說過，有了水就不用吃飯，但沒有水，也不能煮出一口好飯。水滋潤天地，提供了萬物成長的機會，長出來的果實如何，實在怪不到水的頭上去，啊，除非當初有人弄污了水源，或在水中摻假落毒。沒有水會渴死，有了水也一樣會餓死──如果你以為光喝水就有健康人生，而不去找尋食物。乾涸的土地上食糧比較難有保證，僅此而已。水是必要條件，不是充分條件，必要條件與充分條件，有何難明，為什麼會混淆，又為什麼常常被用來混淆視聽？

有了普選，普通人的生活不見得因為普選而變得不普通，普遍存在的問題不見得隨之而解決。貧富懸殊、樓價高企、競爭能力、環境保護、情緒健康、醫療教育治安，諸多問題，不是一天形成，自然要用許多年解決。

問題是當中有多少問題來自我們沒有選擇執政者的權力，沒有那一票來監察警醒恐嚇做得不夠好的政府。哪種制度哪個社會沒有問題？有問題而手中有票，起碼可以換人，換人之後有沒有保證？沒有，誰那麼幼稚？但起碼大家有公平的機會合理的選擇。

我認為上述是無須多說的廢話，我以為普羅大眾，都會明白當中是非黑白， 無須借用學術政治宗教界的權威，無須引用關於民主制度的名人名言。偏偏，總有那麼多高人，還是喜歡向普通市民推銷民主不是萬能論。反佔中還反佔中，莫非怕不夠說服力，又不好意思反民主，於是，總順帶把常識當智慧，反思民主制度之不足，不夠啊，長路漫漫，還有很多問題要解決啊。好，那我們什麼時候開始起步？

戴耀廷 - 法治所需的法治文化

信報   2013年9月6日

法律體制（legal institutions）與法律文化（legal culture）之間的關係，與其他的體制架構（institutional structure）和體制文化（institutional culture）之間的關係一樣，有三個向度：

一、承托：體制架構需要相配應的體制文化承托，才能令這體制架構發揮出其應有功能；

二、培育：設立一個體制架構，有助在體制內培育起相配應的體制文化；

三、促成：若體制內已形成某種體制文化，那會產生內在的力量推動體制改革，促成建立起其配應的體制架構。

因此要有可以承托實踐某一法治層次的法律體制，就要有相配應的法律文化。有了這法治層次的法律體制，將有助在社會內培育出相配應的法律文化；當社會已有某法治層次的法律文化，那會促成相配應的法律體制產生。

普選制度還未建立

如之前談論法治的文章說，香港的法律體制所要實踐的法治，已超越「有法必依」的層次，而達到「以法限權」的層次，並逐步邁向「以法達義」的層次。

與「有法必依」這法治層次相配應的法律文化是公民守法。在這點，香港大體是達到的，雖仍有很多進步空間。

與「以法限權」這法治層次相配應的法律文化是公民對公權力持批判的能力，不只是盲目遵行法律，因為這樣才能令限權的法律體制發揮限權的功能。

與「以法達義」這法治層次相配應的法律文化更為複雜，要能尊重每一個人享有作為人的尊嚴所應有的基本權利、關愛社會內的弱勢社群，讓他們能享有基本生活的需要，並信任社會內信奉不同價值的群體和公民能透過商討達成共識。

從要有相配應的法律文化去承托法律體制這向度看，只是強調公民守法的法律文化，那只能承托「有法必依」這法治層次，卻不足以承托更高的法治層次如「以法限權」和「以法達義」。

若我們認同香港的法治要達到「以法限權」和「以法達義」的層次，那麼就要確保香港的法治文化也能達到可與這些層次相配應的法治文化水平；只是滿足於維持公民守法的法律文化，那就不能保證香港的法治可繼續維持在「以法限權」和「以法達義」這些高層次的法治。若法律文化不能相配應，法律體制向下滑落至較低層次的法治是完全可能的。

此外，從建立起某一法律體制能培育出相配應的法律文化的向度看，香港的法律體制在限權方面已基本上符合要求，唯獨民主普選的制度還未能真正建立起來。

由於民主普選的權利也是達義所要達到的基本權利之一，香港法律體制在達義方面，也因未能保障公民的平等政治權利，故亦有缺欠。因此，能盡快在香港建立起民主普選的制度，將有助培育起能配應「以法限權」和「以法達義」這兩個法治層次的法律文化。

市民取態最為重要

還有，從已形成的法律文化，會促成相配應的法律體制建立起來這向度看，就會明白公民抗命對法治發展的積極作用。支撐着公民抗命行動的法律文化，是一種能對現行法律及法律權力持批判思維的能力，這可與「以法限權」相配應。公民抗命是基於法律須符合具體公義訴求的渴求，那可與「以法達義」相配應。

或許香港市民過去對公民抗命認知有限，但自今年年頭「佔中」提出來到現在，愈來愈多市民知道公民抗命，並愈來愈多市民由明白到接受，甚至決定會參與公民抗命的行動。

「佔中」倡議的公民抗命行動，正是把香港原有的法律文化推向更高的層次。一旦公民抗命所包含並可配應「以法限權」和「以法達義」的法律文化能形成，那就必能推動香港法律體制向更高層次的法治演進，最終必會令民主普選的制度在香港建立起來。

現在香港社會出現阻止公民抗命所包含的法律文化形成的行動，他們能否成功，現在還是未知之數，但卻必與香港的法律體制能否維持、發展至更高階法治有緊密關係。

對香港人來說，若大家是重視香港的法治水平和發展，不只是滿足於低階法治或接受香港法治向下滑落，那麼大家對公民抗命和「佔中」的最終取態若何，將會最為重要。

法治論．之四 

林忌 - 對偽中立說「加油」

香港蘋果日報    2013年9月6日

歌手鄧紫棋（G.E.M.）在親政府的香港集思會《90後有話說……》撰文，發表其撐特首的「感受」──「有時打開報紙，見到有人很激烈地反對某些事，或者從早到晚叫特首下台，我會覺得：『嘩！使唔使呀？』」

鄧紫棋的言論，反映了社會上對時事漠不關心的一群，他們對別人的苦難既不關心亦不同情，見到別人的憤怒，不是去想：「為何這些人如此憤怒」，而是「嘩，使唔使呀？」──覺得別人是「搞事」；因為不關心，所以不去了解；因為不了解，因此無從去評定誰是誰非，然後站上道德高地，左打五十大板（你不禮貌），右打五十大板（你不退讓），覺得最有道理的，就是沒有取向而偽中立的自己。

既不願意關心真相，因此他們覺得決定誰是誰非，是一件很困難的事；這些人轉而代入政府和特首的角色，所以鄧紫棋說：「先不要judge他們做的事是對還是錯……因為這個角色實在很難做。我不想再對他施加壓力，想給他一份鼓勵，令我很想跟他們講一聲加油！」

這種心態就是社會提倡的偽「中立中肯」；用《醜陋的中國人》作者柏楊的說法，這是中國文化「是是但但」的「和稀泥」，即胡適筆下甚麼也差不多的《差不多先生傳》，更是魯迅筆下的「阿Q」──受到大量批評後，鄧紫棋回應說：「延續這些怨氣並不能改變任何事情，相反讓我們的心境充滿苦毒。打開報紙看看，現實中多少自殺、倫常慘案不斷地發生？」鄧希望用音樂為香港帶來「正面的思想、動力和鼓勵」──這就是《阿Q正傳》的精神勝利法，既不能改變現實，就改變自己的思想，把壞的當成好的，把苦的當作甜的，如果人人如此，香港會變成怎樣呢？

世上當然有悲劇難以制止，卻有更多人禍是可以檢討而改變命運，十年前的反對二十三條，一年前的反對洗腦國民教育，甚至半年前的本地媽媽爭取奶粉，歷史已多次證明抗爭與怨氣，是改革社會的原動力；如果人人不去批評苛政，沒有人反抗暴政與罪惡，則是納粹德國宣傳部長戈培爾最得意的伎倆──精神鴉片，讓納粹統治的人民感覺事情沒有那麼差，人們仍然過着正常的生活，從而達至洗腦之目的。

德國著名評論人哈夫納（Sebastian Haffner）於作品《從俾斯麥到希特拉》如是說：「納粹宣傳部長所拍攝的……都是一些輕鬆愉快、不懷惡意，在製作技術和藝術表現都非常優秀的娛樂……。電影觀眾可以在影片之中找到自己一直追求的東西，來滿足個人夢想」、「戈培爾其實從未試圖讓德國人皈依納粹的理念，他反而轉移自己的努力方向，透過黨的媒體向國人呈現一個健全的世界」。

這種用「正面思想、動力和鼓勵」的洗腦方式，才是人類史上最高明的洗腦方式，納粹德國更成功把最理性的德國人，變成了屠殺猶太人的機器；亦因此，對鄧紫棋的言論及其背後的機器，我們必須反對到底。

林忌
時事評論員 

陳文敏 - 從柏林到法治

明報   2013年9月4日

柏林博物館林立，當中自己較喜歡的是上周介紹的猶太博物館和以種族清洗為主題的「恐怖解構」博物館（The Topography of Terror）。這座博物館分露天和室內兩部分，露天的部分是沿着給保留下來的柏林圍牆旁的一系列展覽，涵蓋1933年至約1939年，闡述納粹德國和希特拉的冒起、奪權，以至最終希特拉集總理和總統大權於一身，操縱國會，開始排斥、逮捕、處決和最後屠殺猶太人的歷史。

室內的部分設於一座正方形其貌不揚的建築物內，這裡卻是當年秘密警察拷問犯人嚴刑逼供的地方，也是策劃管理不同集中營的總部！館內分為幾部分，除希特拉的冒起到最後盟軍兵臨城下，柏林被炸至體無完膚，一代梟雄自殺身亡而結束第二次大戰外，亦有對秘密警察和集中營的描述，以及東歐及其他國家遭德軍入侵後的境况，其中一個分館更詳細紀錄德國人如何利用宣傳向國人洗腦，讓國人支持納粹德軍任意逮捕和殺害那些所謂對社會經濟發展沒有貢獻的人——殘疾者、同性戀者、吉普賽人、流浪客，最後便是猶太人。由開始抵制猶太人店舖，到禁止猶太人從事各類工作和行業，到最後拘禁逮捕和屠殺猶太人，納粹德國透過宣傳機器獲得國民和國會的支持。1933年通過的《重建專業公務員法》，令納粹德國有法理依據開除猶太裔法官和公務員，跟着禁止猶太律師進入法院，其後通過的EnablingAct，讓希特拉可以獨攬大權。這一系列的法例，變成統治者逼害異己的工具，亦促使戰後法律界反思何謂法律。若法律不再追尋一些如公義、平等、人權等基本價值，甚至將當權者排除異己的手段合法化時，這些還可算得上是「法律」嗎？這些反思，亦成就了戰後人權公約的興起，以及其後的「以法治國」和「法治」之間的分別的討論。法治是建基於法律所肯定的一些更高層次的價值之上，而「以法治國」，則只是用法律的手段來治理國家，這些法律，可以是保障人權自由，也可以只是鞏固當權者的統治，中國改革開放後提出「有法可依，有法必依，違法必究」的口號，但這口號欠缺的正正就是法治所追求的基本價值。

王永平 - 「幫港出聲」幫不到香港

信報    2013年9月4日

「佔領中環」行動被中央官員及特首梁振英定性為「搞亂」後，跟着出場的是由一群包括商界及兩位學者的「普通香港人」組成的「幫港行動」，其目標是號召至少10萬人反對「佔中」。行動發言人表示要爭取「沉默大多數」的支持，避免香港因「佔中」陷入撕裂紛亂。發言人批評佔中發起人以公義為由，侵犯他人權益，損害香港的法治精神。不過，「幫港行動」表明不論政、不參政，雖然堅持2017年特首普選，但不會提建議。換句話說，行動目的是為反（佔中）而反。主要發言人、曾是港台時事節目評論節目主持人周融說「幫港行動」是正，「佔中」是邪。雖然「幫港行動」成員大多數是商界或學界的斯文人，但正邪論可能會鼓勵一些愛國人士替天(中)行道。所以我希望周先生及「幫港行動」內的識時務者知所行止，不要亢奮過度，違反自己定下避免香港撕裂的崇高理想。

「佔中」行動開始時，我便撰文指出，這行動具充滿浪漫色彩，對不甘一世做「順民」或「錢奴」的部分老、中、青港人極具感染力。「佔中」的論述很簡單，讓我代言如下：我們爭取普選多年，一次又一次地失望。今次中央承諾2017年普選特首，但種種跡象顯示這可能是個由中央挑選候選人、港人沒有真正選擇的遊戲。所以我們會透過商討、公民參與、提出一個符合國際標準的普選安排。假如中央不接受，我們便會公民抗命，佔領中環。不過該次行動會是和平、非暴力。我們不會抗拒拘捕，並甘心接法律制裁，藉此維護法治。

對中央而言，「佔中」或者「可能佔中」是個不能接受的威嚇。不過，除主權或面子問題外，在威嚇是慣常被採用的政治手段。在國際事務上，例子是「你不聽話，我便動武」。在內部事務上，政黨或社群經常警告政府，假如不通過某個議案或不取消某項決定，他們便會抗議、示威或採取其他激裂行動。最近堆填區擴建，不是有區內人士作出類似的威嚇嗎？從政治博奕角度看，公民抗命的威力不是宣揚愛與和平，而是其行動導致對當權者的負面影響。

以佔中為例，要製造威力，參與者一定要癱瘓交通。警察清場需要一段時間，然後警方要決定拘捕多少人、扣留他們多少時間。全世界的傳媒雲集中環，全球新聞及facebook直播佔中烈士的言行。另一方面，反佔中人士可能替天（中）行道，激進民主派不願示愛，肢體衝突很難避免。這個場面會持續多久，沒有人可以預知。因此，我不認同戴耀庭說佔中行動只會癱瘓中環一兩天。假如佔中真的發生，香港（不只是中環）的正常生活和秩序會受到嚴重的影響。而這個政治危機如何及需要多少時間解決，更是無可估計。支持佔中的人士應該對這個絕對可能發生的情況做好心理準備。

雖然我看到佔中對香港社會正常運作及秩序可能產生重大的負面影響，但我不會反對佔中。理由有三個。第一、正常政治博弈包括好言哄勸或出言恐嚇。假如佔中行動令中央在普選安排上多些包容，這對香港是件好事。假如中央對佔中不賣賬，我也不相信領導人會因此懲罰港人。第二、每個人都要為自己的行為負責。公民抗命是違法。但假如有人願意為了他認同的公義付出代價，這是他的選擇。我會尊重他的決定，但我會同時支持政府依法執法。第三、一群人的公民抗命的確可能會損害他人的權益，例如癱瘓交通會令商戶損失。利益可能受損而又不認同佔中理想的人士當然可以批評佔中行動。不過，我估計個人的利益不會因為佔中受到不可容忍的損害，而需要反對這個出發點是為香港好的行動。還有，即使佔中發生，我也不認為這會對香港的繁榮穩定做成不可彌補的傷害。

讓我在此闡明我對佔中的立場。第一、我認為這項行動的出發點是正，不是邪。第二、我接受政治博奕包括威嚇，但我個人不認同這個做法。第三、雖然我認同為了抗衡違反人權或損害和社會的重大不公義，公民抗命，包括可能損害他人權益可以接受，但我對事先張揚可能會佔中的立場有保留。這是因為我今天不可以假設2017年的特首選舉安排會是重大不公義。因此，我不會參與佔中行動。但我保留參與任何可以爭取2017年真普選的合法政治行動的權利。假如香港有一天面對極大的不公義時，我會考慮參與公民抗命行動。

我不參與佔中不等於我支持或認同 「幫港出聲」的行動。「佔中」行動不是為佔中或搞亂香港而佔中，而是希望透過這個威嚇或博奕爭取2017年普選有個大多數港人接受的真普選。無論「幫港出聲」是否出現，香港一定有不少人為了要支持中央，或擔心社會失序，或個人利益受損而反對佔中。只要有財有勢，要號召10萬人反對佔中，甚至舉行相關的遊行、集會，絕對是件輕而易舉之事。問題是：這不會影響支持佔中人士的決心，反而會令他們迎難而上。

我接觸的「普通香港人」都明白2017年特首普選對改善香港管治極其重要。他們不需要有影響力的商界和有知識的學者告訴他們違法是不對的道理。他們最想知道的是如何解決今天的政治困局，特別是如何達至一個中央和港人都接受的普選方案。可惜，「幫港出聲」的聰明人一開始便選擇明哲保身，就是不論政、不提建議、為反（佔中）而反，只會攞彩，不會失分。

支持佔中的人可能會為理想付出個人利益或自由受損的代價。「幫港出聲」的人卻不願意為香港的困局出言獻策。他們說支持2017年普選是句百分百沒有意思的廢話。

歷史不是每次都由公民抗命的人士創造。但只懂叫人家守法的人不會對社會進步有絲毫貢獻。「幫港出聲」諸君可能幫到自己，但幫不到香港。 

區家麟 - 去政治化的政治

2013年9月4日

【明報專訊】這個題目應該很趕客，因為短短幾字，竟然有兩個「政治」，嘩，「政治」，好驚，政治化，罪大惡極，不要得，不想知。

政治有什麼好怕，「中共中央政治局」、「行政長官」、「政務司」、「中央政策組」統統有「政」字，制訂政策、施政行政，就是政治；奇怪的是，攫取權力後的政治人物，往往諉過別人「政治化」，千方百計以「去政治化」暗渡陳倉。

當權派刻意經營「去政治化」，正是香港政治的核心。

普羅香港人對「政治」，似乎有一種無以名狀的厭惡，也許源自五六十年代國共黨爭之「政治」，也源自國內政治運動禍延香港的不快記憶，近期的則來自喧鬧不休的叫罵與令人沮喪的政治困局。

教育上，最近出現的反通識科聲音，不滿通識科「太多政治」。看清楚，通識科6單元：個人成長與人際關係、今日香港、現代中國、全球化、公共衛生、能源科技與環境，只有「今日香港」的三分之一課程，直接與香港法治及政治參與有關，如何「太多政治」？

當權者最愛你討厭政治

誠然，推行通識科，對老師要求高，教材要與時事並進，老師壓力大，中長期的檢討微調，當然是好事。但反通識團體，不談增加老師支援，直接指斥「政治化」，要殺其必修科地位。說穿了，當權派視通識科為洪水猛獸，非全因其「政治」內容，更根本乃通識科的核心理念：透過跨學科的融會與多角度批判思考，認識社會。

一直以來的「去政治化」政治，培育市民對政治的冷感與厭惡，當權者最愛你討厭政治，最害怕人民會思考；他們恐懼理性討論，不想你洞悉真相；最怕你有公民意識，絕對不希望有人認真參與政治。通識科陰差陽錯，成為年輕一代關心社會的「缺口」，自然是當權派眼中釘。

「去政治化」的政治，在地區層面，表現於以蛇齋餅糉籠絡人心，分派人手資源處理爆渠糾紛菲傭走佬搞飲食旅遊着數團以攫取支持。娛樂層面，堅決縱容電視一台獨大，節目是食食食食食，貓貓狗狗男歡女愛，再食食食食食，娛樂至死，實行全方位愚民，一如歐威爾所言，貫徹「無知就是力量」。

左派學校如何申報政治聯繫？

隨「去政治化」而來的，是把「政治中立」當作貞節牌坊。「愛字頭」一伙要求老師「申報政治立場」，甚是有趣。一直以來，香港最政治不中立的學校，正是一眾「愛國學校」，左派學校如何申報他們的政治聯繫，競選時如何動員師生拉票，很多人都想知道。

這種「政治中立」幼稚病，見諸香港各層面。公務員「政治中立」很動聽，實則代表有奶便是娘，無論誰做老細，你都要聽話，若政府由市民選出授權，公務員服從老細等同服務市民，合情合理；惟現行體制下，公務員由市民稅款供養，卻要服務非市民選擇的權貴，這種「中立」，不見得高尚。

常聽到，記者要中立，老師要中立，是什麼意思呢？當爭論眾說紛紜，事實未完全掌握，或涉及愛惡美醜等價值觀時，中立當然需要。但當黑白分明、是非清晰、涉及真偽之辨、擺事實時，還中什麼立？

請搞清楚，「中立」本身不是美德，「中立」沒有光環，「中立」也是一種立場，是一種需要解釋的立場。在香港的政治泥漿裏，所謂「政治中立」，往往是叫人收聲的「去政治化」愚民伎倆而已。 

古德明 - 高難度

中華正聲   2013年09月04日

【am730專欄】「雞公仔，尾彎彎，做人新婦甚艱難……」這首廣東傳統民歌，今天要改寫了。改寫方法可參考香港行政長官梁振英二零一三年五月七日的話：「解決葵青貨櫃碼頭工潮，有相當高難度，政府從中做了不少工作，應該予肯定。」準此，雞公仔，尾彎彎之後，須說「做人新婦有難度」或「有相當高難度」。

「難度」當然不是中文。中文的「難」、「困難」、「艱難」等，作名詞或形容詞都可以。例如《尚書 ‧ 無逸》周公告誡成王不可貪圖逸樂，須知農民苦況：「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三國王弼注《周易》震卦：「若其震也，遂困難矣。」《方世玉打擂臺》第六回方世玉給李小環飛腳踢中胸口，跌下臺來，「醫生都說傷勢沉重，恐怕難以活命」。中國人從來不會說「先知稼穡之難度」、「若其震也，遂有難度矣」、「要活命恐怕難度很大」等等。

現代漢語人則不同。他們要向英文學舌。英文difficult(困難)是形容詞，詞後加一個y，就變成difficulty這個名詞；於是，現代漢語也在「難」之後加一個「度」，作名詞用。這樣，說話行文，可以更加冗贅下流，完全符合現代漢語最高標準。「難度」一詞，也因此風靡大陸以至港、臺。

二零一三年六月十一日，神舟十號太空船在甘肅酒泉發射，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說：「這次任務飛行時間長，試驗難度大，面臨一系列的挑戰和考驗。」臺灣前大陸委員會副主任委員趙建民說：「兩岸領導人在兩岸平臺見面的困難度比較高，見面最大可能性還是在亞太經濟合作會議等場合。」除了「難度」，習近平所謂「一系列」(a series)、「挑戰」(challenges)以及趙建民所謂「領導人」(leaders)、「平臺」(platform)、「可能性」(probability)等，無一不是從英文硬譯過來。他們為甚麼愛說這樣的洋奴話，我們中國人不可能理解。

中國人會說的是：「解決葵青貨櫃碼頭工潮，殊不容易，政府努力調停，功不可沒。」「這次任務，飛行時間長，試驗工作更是困難重重，須一一克服。」「兩岸元首難在彼此官方場合會面；要相會，最可能是在亞太經濟合作會議之類場所。」

宋朝大詩人陸游元配唐婉被迫改嫁，寫過一首《釵頭鳳》說心事：「世情薄，人情惡，雨送黃昏花易落。曉風乾，淚痕殘，欲箋心事，獨語斜欄。難難難……」現代漢語人獨倚斜欄之後，大概卻會歎一句：「高難度！」

周三刊登/作者專研中英文，以寫作、翻譯為業。

福島核災：福島核災情，你聽誰說？

星期日明報   2013年9月1日

【明報專訊】早在兩年多前，「反核之眾」提出三項要求，其中一項就是直指應立即停建當時在興建、至今將完成的台山、陽江（兩處均在地震帶）的首批反應爐。我們指出中電投資陽江核電廠的六分一，更是港人應奮起反對的。

有些「專家」說，台山、陽江距離香港分別是130和220公里，有意外也不會影響香港。這是荒謬之言，切爾諾貝爾核災的高輻射影響範圍達5萬平方公里，更不用說遠在英國到今天還有受該場意外輻射污染的草場不能放牧。另有些專家又說，台山核電廠屬於第三代技術，反應爐是歐洲壓水式（EPR）型號，所以「更加安全」。然而，這型號因儀器與控制（Instrumentation and Control）全面數碼化的問題，在英國和芬蘭的建廠過程中被質疑而停滯不前；台山這廠將是全球第一間落成的EPR廠，全世界都在旁觀這「依時落成的」廠到底有沒有解決到上述結構性的問題。

但我們更要指出的是：看過往紀錄，意外（通常只稱事故）發生時，或平時的輻射外泄情况及其健康影響，香港市民都不容易知道，這才是最致命的；也是港人應爭取廢除已在運作的和未開始運作的核電廠的關鍵理由之一。

3.11後的隱瞞事件簿

打從2011福島核災爆發初期，日本及各地非官方專家與民間關注人士，已知災情絕對非同小可。但日本及各地政府——尤其是在有核電利益的地區——的專家，都大事化小，安撫人心。香港大學／大亞灣核電站安全諮詢委員會副主席的李焯芬於事故的第九天就發放高論，認為「事故不會升到最高級別第七級，因為核電站已進入冷卻關閉情况，不像烏克蘭切爾諾貝爾核電廠，當年核芯熔化……並相信下星期的情況會較為穩定。」

香港天文台則強調：香港與日本距離3000公里，抵港輻射不會影響健康（影響健康與否不是天文台的專業，何出此言？另天文台一貫地不提醒市民，輻射會隨風、雨、雪以高濃度降落某些「熱點」，而「熱點」未必剛好是輻射監測儀器所在地）。漁護署起初每天——後來每個月——從本地養魚場及魚類批發市場各抽取數個樣本化驗。食物安全中心則一直從進口的日本茶葉中檢測到銫-134和銫-137，卻指出並沒有超過香港的食安水平（香港的水平屬世界最寬鬆之列，比日本、中國大陸、台灣等都寬鬆；更有市民曾詢問何以食物安全中心不檢測300年不滅、會被人體誤認作鈣吸收而能引發骨癌、白血病等的鍶-90，獲得的答覆是鍶-90不會飄來香港，但迴避了食物是會運來香港的事實）。

舉世的獨立專家包括地震專家，卻從一開始就極度擔心福島一廠第四號反應爐由於廠房結構嚴重損毁，離地18米的冷卻池僅靠底下的支架勉強支撐，而當地處於日本地震活躍期，故只要來個大地震，存放了1,331支用後燃料棒——相當於14,000個廣島原子彈輻射量——的冷卻池就可能崩落，導致比切爾諾貝爾嚴重不知多少倍並足以令整個北半球陷入危機的空前大災劫。

不告訴你，更不會及時告訴你

一個月後，國際原子能機構（IAEA）這個扮專業其實專職是推廣核電的聯合國機構，才承認事態嚴重，將福島核災提升至國際核能事件分級表（INES）的最高級別第七級。然後，在核災發生近三個月後，民間一直就猜測的福島三個反應爐核芯早就熔毁，才被「東電」承認（之前是不否認）。

當其時，大眾從「東電」及日政府接收到的消息是，反應爐雖然破損，但外面的圍阻體底部依然健全，所以只需將圍阻體底部也灌滿水，掉落的燃料就能有效冷卻；但曾幾何時，在大眾都不知情下，地下水竟滲入圍阻體，於是建了七個地下儲水槽對治；不久發現其中一個水槽中4公尺深的污水只剩下60公分，另外兩個水槽亦發現泄漏，要緊急趕造數百個鋼製儲水缸，將地下儲水槽的污水抽到鋼製儲水缸中儲存；至近期，「東電」就透露儲水缸曾5次發生外泄。

政府公布才能獲知「事實」

除了「東電」每天用400噸水來冷卻3座已熔毁的爐芯，另有大量地下水流入損壞的反應爐廠房，即每天產生的輻射水數量十分驚人，一直以來都難以全數處理。近期事件之所以引起外界反應，就是「東電」自己首次不得不承認每天流入海的地下輻射污水接近300噸（但沒有承認儲水缸輻射水流出海洋）。其實，3.11以來，情况一直在惡化中，但只有當「東電」自己公布，而日本政府亦認為事態嚴峻，要考慮接管善後之際，大眾才被告知福島危機並不簡單。

對官方資料不能言聽計從

那邊廂，留在福島未能撤離的25萬小朋友有部分已接受甲狀腺檢查，至今已知小朋友患甲狀腺癌比當地平常數字（1:1,000,000）高出很多——共有18宗確診；疑似患者25人。這還不包括會延遲出現的血癌及各種癌症、心血管病及各種免疫力受損所導致的疾病與痛楚。另一方面，近2000名清理核廠的工人身上被量度出超過100毫希的輻射（編按：一般人1年會接收約2至3毫希輻射）這個驚人數字，至於員工到目前為止有沒有因輻射感染致病致死，外界全不知情，連已知的領導救災的吉田廠長的逝世，也被「東電」否認與輻射有關。

總之，官方對小朋友確診甲狀腺癌及員工患上與輻射密切聯繫的疾病及死亡，皆作隱瞞或指與核災無關。香港市民接收的信息是跟隨官方說法，所「知」者是除了20公里撤離區範圍外，日本東北（包括福島）的輻射已大幅下降至安全水平。殊不知核輻射等會大幅降落在遠遠近近的「熱點」，切爾諾貝爾核災後輻射物飄至威爾斯、土耳其、中國等歐亞國家，乃至全北半球也測到；這次福島核災的輻射物則遠飄美、加西岸，由阿拉斯加到加州的漁農產品均受污染。何况，核輻射根本沒有安全水平可言，只有政、商、IAEA聯合炮製的所謂「容許水平」——沒有安全水平可言是因為每增加微量的核輻射，致癌及其他疾病的機會便會相應遞增。

香港又如何？

事實雖然如此，香港好些傳媒廣告（鱔稿？）一直以來大力宣傳福島及日本東北旅遊，日食更大幅運來香港——本地成為核災後日本食品最大的出口目的地，佔25%。

這次「東電」與日政府終於透露事態嚴重，中國政府亦表示極之關注，至此，大眾就忽然被提醒，驚覺福島核災未曾過去；希望這個認識及反應不是一次過的膝躍反射，而是會轉化為對核能、核工業集團的政治─經濟結構的加深認識。

對港人說的大謊言

這種加深認識，對港人雖或遲來，但總勝過不來，因為它會幫助我們理解何以核利益集團不會讓大眾認清事實與真相。認清了，我們便明瞭香港不遠處那兩個正在老化的大亞灣反應爐，連同旁邊的嶺澳四個反應爐，是世界第五大的核電廠組群，並是全球核廠坐落地中人口稠密居第一名的核廠。更重要的，是輻射不是「少少不但無害其實對你有益」（城大校長郭位名言），而是即使按平常的所謂合法標準排放外出（例如三重氫排進海*），都會引發生物（包括食物鏈終端的人類）病變癌變；而核廠長期排出用完的冷卻水，則會令海水升溫攝氏7度，對全球暖化「十分有貢獻」，核電生產的前期至後期工序（由採鈾礦至核廢料長期冷卻及儲藏）之大量耗電，更顯示核電是「增碳科技」之表表者。

但我們的教科書、天文台、科學館等依然說核能清潔、減碳、是經濟發展所不能缺，後兩者更在3.11後一直積極舉辦大量「核公眾教育」給學生和市民。香港人接收的消息則不包括日本全國不用核能已安然渡過了兩年多（中間短期重開的大飯核電廠現又關閉了），又不聞或沒有注意在意大利、葡萄牙、乃至五大洲的不少地區，已有60%、70%甚至100%由地區風能和太陽能提供電力的實例；美國則今年首八個月已決定提前關閉5個反應爐（包括續了期的），另放棄（包括已投資的）六個反應爐的興建計劃。

一旦啟動就不能回頭

廣東的陽江和台山核電廠，分別在今年年底及明年初就有反應爐要啟用了。一旦啟用，核分裂開始，數以百計、各種類別的大自然本不存在的放射性物質就被製造出來，用過的燃料棒放射性比未用的高好幾百萬倍，而日後即使停機也要長久處理（起碼10萬年）。台灣將近建成的核四廠已有七成人反對它啟用；世界已展開全面廢核了。香港人不能停留在落後的意識水平，認為核設施（尤其是正在運作或興建的）不能廢，和幻想可以在意外發生後疏散，或在平常參與監察各種核設施令它們安全。

未出事時，監察者的目視法（看文件、讀報告、巡視廠房的非高輻射區）根本什麼也預知不到，影響不來；到出了事，你認為按照以往港人接收核信息的途徑與軌迹，大家能夠獲知實情、保護自己嗎？

義無反顧地要求核電歸零的新時代，也應降臨香港了。

*近10年來，中國政府就已經兩度放寬法定的「三重氫」排放的「容許水平」至5倍。

文 反核之眾

編輯 胡可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