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1月31日
《學苑》新一期兩篇文章，讀後深深感動，為香港有這樣的年輕人而驕傲，也為自己的時或躊躇而慚愧。泛民主派、雙學、三子，請放下身段細讀細想。
今天談的不是抗共攻略，而是最廣泛支配香港市民生活的法則：「搵食」。在港英時代，自由、法治、人權就像陽光空氣一樣，毋須爭取就自然得到，在那種環境下，香港人最主要的精力投放，就是在法治的機會平等之下，各顯神通去賺錢，亦稱之為「搵食」。因「搵食」而衍生到「搏到盡」甚至「賺到盡」，是香港人的普遍觀念，稱之為核心價值也無不可。當然，較明白何謂法治自由及其重要性的人，會把法治自由視為核心價值。
九七主權轉移後，多數香港人不知道恩賜的自由法治已變了味。他們仍以「搵食」為核心，「搏到盡」、「賺到盡」以至「貪便宜」「攞着數」而不願承受任何損失。港中融合，港人誤以為「着數」而終於在過去十年吃到了苦果：金舖、藥房、自由行客、樓價、舖租、奶粉、床位、水貨客、高鐵、新界東北……。然後是所謂普選，以一黨提名的假普選來欺騙市民蓋橡皮圖章，覺悟的市民從反蝗反水貨反國教，而本土而抗爭而終於引發大規模佔領運動。這種轉變的深層次意識，就是從「搵食」「搵多啲」而開始覺醒為了保護我們的家園，可以作出「搵少啲」的犧牲。特首高官警告學生可能因留案底影響就業、留學，學生的回答是：「如果香港唔掂，我都唔掂。」佔領區的商戶生意受影響，有些商戶仍然支持佔領，願意「搵少啲」。許多人冒着失業的風險，犧牲休息時間，不惜與家人親友爭拗，也走向佔領區。七十九天的抗爭，對許多參與者來說，「搵少啲」可能不是最大犧牲，卻象徵最廣泛的核心意識的改變。
在周二筆者寫的短文中，說周潤發的「咪搵少啲囉」應屬二○一四年的年度金句，《蘋果》網頁第二天就選了這一句做「蘋語錄」。
很平常的一句話，發哥說出來後，去年十月廿九日，《100毛》周刊創辦人林日曦已在他的網站提出：「『咪搵少啲囉』該是雨傘運動其中一個重要的核心價值。」應該說，這不是香港人過去的價值，而是雨傘運動帶來的與過去相反的價值。
佔領運動中期，有經濟學家危言聳聽地說，保守估計香港經濟損失三千五百億元，平均每個港人要承擔五萬元損失；政府也不斷說佔領行動令全球旅客對香港卻步，潛在損失不可估計。
周潤發的「咪搵少啲囉」傳出後，社會議論紛紛。好友張敏儀說早前遇到一位經濟學大教授。大教授說周潤發愚不可及，中國市場好大，公然表示不在意中國的大錢，最不能被接受，必遭封殺。周潤發損失不可估計。張敏儀說，周是國際巨星，沒有中國他還有荷李活。大教授說，荷李活也要顧及中國市場。張敏儀說，沒錯，可能荷李活也會向中國「跪低」，但當絕大部份人都要看中國臉色、都要考慮中國市場的時候，有人要做他自己，願意「搵少啲」，你必須尊重他的人格和操守。
實際上，周潤發也不是要放棄中國市場。十天前他還去北京宣傳新片《賭城風雲2》，在香港機場被粉絲捉到玩自拍。他的意思只是，如果因為他說了真心話而被封殺，「咪搵少啲囉」而已。
不錯，發哥身家豐厚，「搵少啲」不會影響他的生活。但這不是重點，重點是許許多多身家豐厚的人，卻為了多一點政治經濟利益而向北大人、向市場「跪低」，說些連自己都不相信的違心話。對於「搵少啲」就無法生存的窮苦人，我們沒有權利指責他的卑微求生，但事實上絕大多數香港市民的生活還可以，「搵少啲」沒有任何問題。因此，重點在於廣大香港市民，是否可以把不考慮尊嚴、不考慮香港社會生態，只抱着一味「搵食」「搵到盡」的價值觀，轉變到搵食要顧及尊嚴和社會，並從雨傘運動許多人不惜犧牲的奮鬥中，選擇「咪搵少啲囉」。
香港，我們曾經如此眷戀的家，已經變得越來越不像一個家了。不要只是抱怨強權和賣港賊，不肯「搵少啲」的廣大香港市民是有責任的。如果你今天不願意為了種種挽救香港的抗爭而「搵少啲」，那麼有一天就會無得搵和輸到盡。
一位網民在筆者文章後留言：香港人應該一齊搵少啲，重回以往美好的香港。（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2015年1月31日 星期六
區家麟 - 習慣了欠薪、看慣了荒謬
潮池
2015年1月30日
電台節目中，有亞視員工說，自覺似難民，但仍在工作，感覺平靜，似乎大家「習慣無糧出」了。
一家電視台，拖糧成為習慣，電費要遲交，一千萬牌照費也缺錢交，收了港超聯足球傳播費，不能履行合約。明明公司欠薪，變成股東很體恤「借錢員工渡難關」；員工本來是債主，卻變了債仔，還要簽借據，承諾借錢後要忠誠，若辭職要還錢；怪不得亞視不再拍劇，因為現實比劇本更荒誕。
員工自嘲似難民，這家電視台，對觀眾而言，也是一場災難。重播是政策，收視介乎零與一點之間，還要亂吹自家設計的收視調查說收視「四六開」；通訊局裁定主要投資者王征違反承諾管控亞視，甚至有人提供誤導文件企圖蒙混過關；連年蝕錢，商譽凋零，殭而不死，是奇迹，是不可思議的超自然現象，真的天佑亞視。
對香港而言，亞視也是一場災難。普通一家公司，你自殘自毀做騎呢騷，與人無尤；普通一張報紙，你大鑼大鼓為權貴做打手，雖然有損報格，但香港有言論自由，也總算不妨礙他人；但是，亞視電視長年佔領寶貴的公共資源大氣電波，與無綫大致平分絕大部分頻譜，佔領茅廁不拉屎，罪大惡極，而它猶說自己是「香港良心」，吹捧「亞視精神」。
一種無以名狀的滑稽，卻是那麼熟悉，亞視就是香港的寫照。
**劣勝優汰
我們曾經自詡香港有公平的遊戲規則，「優勝劣敗」，現在卻是「劣勝優汰」，講關係、講背景、講忠誠，講乖巧，成為香港的潛規則；從689到一哥，民望愈低、地位愈穩。很多機構，包括政府選局長、公職分餅仔、機構話事人，現在如何選人？它最怕你有主見、有想法，樂見你無堅持、無理念；只要你的技巧，不想你去思考，人云亦云，唯權是尚，就得恩寵；極端如亞視，無為而無不為，彰顯植物人的妙用，最少能佔領病床，扼殺其他人的生機。
**黑箱作業
黑箱作業，則是行政會議的戲碼。江湖傳聞，亞視不會死、不能死，政府會扭盡六壬，發臨時牌照，繼續為亞視插上心肺呼吸機，讓植物人半死不活，讓亞視繼續佔領大氣電波。到時，行政會議一句「集體負責」作擋箭牌，秘密決定，推翻通訊局建議，與民為敵，又不須解釋，一男子再建一功。
**鬥爭取代競爭
鬥爭思維，取代市場規律，財閥表忠，願意開開心心蝕大錢。亞視一副殘軀，無底深潭，精明的商人，視錢財如糞土，既知天朝佑亞視，已奪取的陣地，絕不放手，於是諸天神佛，齊齊入標玩鋪勁。有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降臨香港。
**維護強勢
維護強者，政治制度如是，免費電視行業，更是路人皆見。亞視苟存，死不斷氣，對一台獨大的TVB而言，有甚麼對手比一個植物人更好？亞視好兄弟，助你阻擋對手進佔市場，提供虛無的所謂選擇，維持從不存在的競爭。在這個競爭真空期，TVB以J2頻道塑造年輕人口味，又有全港唯一免費24小時電視新聞台，鞏固主導地位。強者愈強，讓後來者望塵莫及，正是管治聯盟的大棋局。
全世界都知道，數碼傳輸技術一日千里，同樣的頻譜頻寬，可以容納更多數碼廣播頻道，亞視若早早歸去，空出來的頻譜，拿出來競投，價高者得，引入競爭，不是香港一直引以自豪的自由市場嗎？
現在，我們打開免費電視，來來去去TVB，已成為常態；免費電視行業無競爭，已成為常態；大台食花生，不思進取，也成為常態。員工習慣了拖糧，香港人習慣了荒謬，我們心情平靜，這一切來得那麼自然。
亞視彌留，讓我們看清楚劣勝優汰、黑箱作業、鬥爭主導、維護強勢的時代精神；觀眾的福祉、年輕人的創作練兵機會、香港的創意產業發展、自由市場的競爭，一切動聽的口號，皆屬笑話。
電台節目中，有亞視員工說，自覺似難民，但仍在工作，感覺平靜，似乎大家「習慣無糧出」了。
一家電視台，拖糧成為習慣，電費要遲交，一千萬牌照費也缺錢交，收了港超聯足球傳播費，不能履行合約。明明公司欠薪，變成股東很體恤「借錢員工渡難關」；員工本來是債主，卻變了債仔，還要簽借據，承諾借錢後要忠誠，若辭職要還錢；怪不得亞視不再拍劇，因為現實比劇本更荒誕。
員工自嘲似難民，這家電視台，對觀眾而言，也是一場災難。重播是政策，收視介乎零與一點之間，還要亂吹自家設計的收視調查說收視「四六開」；通訊局裁定主要投資者王征違反承諾管控亞視，甚至有人提供誤導文件企圖蒙混過關；連年蝕錢，商譽凋零，殭而不死，是奇迹，是不可思議的超自然現象，真的天佑亞視。
對香港而言，亞視也是一場災難。普通一家公司，你自殘自毀做騎呢騷，與人無尤；普通一張報紙，你大鑼大鼓為權貴做打手，雖然有損報格，但香港有言論自由，也總算不妨礙他人；但是，亞視電視長年佔領寶貴的公共資源大氣電波，與無綫大致平分絕大部分頻譜，佔領茅廁不拉屎，罪大惡極，而它猶說自己是「香港良心」，吹捧「亞視精神」。
一種無以名狀的滑稽，卻是那麼熟悉，亞視就是香港的寫照。
**劣勝優汰
我們曾經自詡香港有公平的遊戲規則，「優勝劣敗」，現在卻是「劣勝優汰」，講關係、講背景、講忠誠，講乖巧，成為香港的潛規則；從689到一哥，民望愈低、地位愈穩。很多機構，包括政府選局長、公職分餅仔、機構話事人，現在如何選人？它最怕你有主見、有想法，樂見你無堅持、無理念；只要你的技巧，不想你去思考，人云亦云，唯權是尚，就得恩寵；極端如亞視，無為而無不為，彰顯植物人的妙用，最少能佔領病床，扼殺其他人的生機。
**黑箱作業
黑箱作業，則是行政會議的戲碼。江湖傳聞，亞視不會死、不能死，政府會扭盡六壬，發臨時牌照，繼續為亞視插上心肺呼吸機，讓植物人半死不活，讓亞視繼續佔領大氣電波。到時，行政會議一句「集體負責」作擋箭牌，秘密決定，推翻通訊局建議，與民為敵，又不須解釋，一男子再建一功。
**鬥爭取代競爭
鬥爭思維，取代市場規律，財閥表忠，願意開開心心蝕大錢。亞視一副殘軀，無底深潭，精明的商人，視錢財如糞土，既知天朝佑亞視，已奪取的陣地，絕不放手，於是諸天神佛，齊齊入標玩鋪勁。有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降臨香港。
**維護強勢
維護強者，政治制度如是，免費電視行業，更是路人皆見。亞視苟存，死不斷氣，對一台獨大的TVB而言，有甚麼對手比一個植物人更好？亞視好兄弟，助你阻擋對手進佔市場，提供虛無的所謂選擇，維持從不存在的競爭。在這個競爭真空期，TVB以J2頻道塑造年輕人口味，又有全港唯一免費24小時電視新聞台，鞏固主導地位。強者愈強，讓後來者望塵莫及，正是管治聯盟的大棋局。
全世界都知道，數碼傳輸技術一日千里，同樣的頻譜頻寬，可以容納更多數碼廣播頻道，亞視若早早歸去，空出來的頻譜，拿出來競投，價高者得，引入競爭，不是香港一直引以自豪的自由市場嗎？
現在，我們打開免費電視，來來去去TVB，已成為常態；免費電視行業無競爭，已成為常態；大台食花生，不思進取，也成為常態。員工習慣了拖糧，香港人習慣了荒謬，我們心情平靜，這一切來得那麼自然。
亞視彌留，讓我們看清楚劣勝優汰、黑箱作業、鬥爭主導、維護強勢的時代精神；觀眾的福祉、年輕人的創作練兵機會、香港的創意產業發展、自由市場的競爭，一切動聽的口號，皆屬笑話。
2015年1月30日 星期五
陳沛敏 - 林煥光有份製造的荒謬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1月29日
梁振英麾下行政會議召集人林煥光，昨日被記者追問曠日持久的亞視欠薪事件。談到亞視股東寧借錢給員工也不出糧，林抱打不平：「我做咗四十年公務，未見過咁荒謬嘅情況。」他促勞福局長張建宗等官員向亞視施壓，解決困局。
林煥光不時扮演「身在建制說人話」的角色，但聽見他這樣說，我卻感覺荒謬。難道他不知道，他正是造成亞視這個荒謬的梁振英班子一部份。現場就有記者反問，既然他認為亞視這樣荒謬，如果政府仍讓它續牌，豈非更加荒謬？林煥光卻無正面回應；對於行會會否為亞視續牌，他只重複「未接收亞視續牌的資訊」，重申法律訂明免費電視續牌條件，耍官腔說：「當行會需要考慮嘅時候，自然會考慮所有續牌因素。」
亞視的荒謬，全香港人都知道，不單是無糧出，而是長期無收視、無製作、無質素、無心做，以近乎植物人的生存狀態，苟延殘喘，苟且偷生，霸佔大氣電波。王征率眾跳騎馬舞、台慶向空凳掟壽包，以至向員工派餐券等等荒誕畫面，只是為這個政府造就的香港之恥立此存照。
我想問林煥光，他說他四十年來未見過亞視拖糧這樣荒謬的情況，難道他不認為，號稱國際大都會的香港，七百萬居民只能在荒謬絕倫沉淪至極的亞視與保守因循一台獨大的無綫兩個免費電視台之間二選其一，不是更荒謬嗎？
我又想問林煥光，難道他已忘記，讓這荒謬局面持續下去，是因為前年10月他服務的梁振英，會同他擔任召集人的行政會議，以「避免市場過度競爭」為由，否決向積極進取有心創新的香港電視發出免費電視牌照嗎？當時有指是為了保住亞視；就算這是「一男子」主導決定，難道他位極行會召集人，完全沒有責任嗎？
早在去年11月，通訊局已完成公眾諮詢，向行會建議不傾向亞視續牌，行會卻遲遲未有決定。亞視大股東有恃無恐，就是因為知道電視牌照牽涉政治考量，期待北京方面找財閥出手，做白武士出手拯救又可撈一筆。你看那些建制派近日還粉墨登場，梁美芬為亞視義演騷撐場，形容亞視「發放正能量」；蔣麗芸說亞視員工無糧出仍自費坐車返工「體現咗我哋香港人嘅獅子山精神」。沒有最荒謬，只有更荒謬。
林煥光過去不時說「人話」，如倡廢功能組別、勸中央相信港人、前年形容佔中「具教育性」被左報要求辭職等等，卻往往只停留在「說」的層次。作為行會召集人，梁振英所有逆民意而行的決策，林煥光無法撇清關係，甚至客觀上就是助紂為虐。因此，他希望張建宗了結亞視拖糧這荒謬情況之際，我更希望他不如索性在行會了結亞視這荒謬的電視台吧！
陳沛敏
記者
梁振英麾下行政會議召集人林煥光，昨日被記者追問曠日持久的亞視欠薪事件。談到亞視股東寧借錢給員工也不出糧，林抱打不平：「我做咗四十年公務，未見過咁荒謬嘅情況。」他促勞福局長張建宗等官員向亞視施壓，解決困局。
林煥光不時扮演「身在建制說人話」的角色，但聽見他這樣說，我卻感覺荒謬。難道他不知道，他正是造成亞視這個荒謬的梁振英班子一部份。現場就有記者反問，既然他認為亞視這樣荒謬，如果政府仍讓它續牌，豈非更加荒謬？林煥光卻無正面回應；對於行會會否為亞視續牌，他只重複「未接收亞視續牌的資訊」，重申法律訂明免費電視續牌條件，耍官腔說：「當行會需要考慮嘅時候，自然會考慮所有續牌因素。」
亞視的荒謬，全香港人都知道，不單是無糧出，而是長期無收視、無製作、無質素、無心做，以近乎植物人的生存狀態，苟延殘喘，苟且偷生，霸佔大氣電波。王征率眾跳騎馬舞、台慶向空凳掟壽包，以至向員工派餐券等等荒誕畫面，只是為這個政府造就的香港之恥立此存照。
我想問林煥光，他說他四十年來未見過亞視拖糧這樣荒謬的情況，難道他不認為，號稱國際大都會的香港，七百萬居民只能在荒謬絕倫沉淪至極的亞視與保守因循一台獨大的無綫兩個免費電視台之間二選其一，不是更荒謬嗎？
我又想問林煥光，難道他已忘記，讓這荒謬局面持續下去，是因為前年10月他服務的梁振英，會同他擔任召集人的行政會議，以「避免市場過度競爭」為由，否決向積極進取有心創新的香港電視發出免費電視牌照嗎？當時有指是為了保住亞視；就算這是「一男子」主導決定，難道他位極行會召集人，完全沒有責任嗎？
早在去年11月，通訊局已完成公眾諮詢，向行會建議不傾向亞視續牌，行會卻遲遲未有決定。亞視大股東有恃無恐，就是因為知道電視牌照牽涉政治考量，期待北京方面找財閥出手，做白武士出手拯救又可撈一筆。你看那些建制派近日還粉墨登場，梁美芬為亞視義演騷撐場，形容亞視「發放正能量」；蔣麗芸說亞視員工無糧出仍自費坐車返工「體現咗我哋香港人嘅獅子山精神」。沒有最荒謬，只有更荒謬。
林煥光過去不時說「人話」，如倡廢功能組別、勸中央相信港人、前年形容佔中「具教育性」被左報要求辭職等等，卻往往只停留在「說」的層次。作為行會召集人，梁振英所有逆民意而行的決策，林煥光無法撇清關係，甚至客觀上就是助紂為虐。因此，他希望張建宗了結亞視拖糧這荒謬情況之際，我更希望他不如索性在行會了結亞視這荒謬的電視台吧！
陳沛敏
記者
2015年1月29日 星期四
蘇鑰機 - 報料人、公民記者和專業記者
2015年1月29日
【明報專訊】上月在本欄談及「誰是記者」，近日又參加了一個新聞研討會，不同持份者對記者身分的看法頗有分別。現時有新聞機構公開表示「你都可以變身做記者」，呼籲市民上傳照片影片，或利用熱線報料。有市民在一些事件現場自稱是記者，同時又全力投入事件當中。究竟記者的定義為何？是否要把記者分類？
記者的身分角色可以有不同理解。從行為而言，所謂記者只是一個人看見某件值得關注的事，把它記錄下來，並向別人發布。這種行為一般由任職於新聞機構的僱員進行，但也可由一般民眾去做。
從職業身分來看，記者是一個工作崗位，受僱於新聞機構。他同時有幾個面向：對老闆和機構是個僱員，在行業內面對同事和行家，與消息來源交往是個提問者，面對受眾是個消息傳遞人。換言之，記者和不同的群體有特定關係，其言行要向機構、訪問者及受眾負責。
近年流行的「公民記者」或「民間記者」，其身分定位引起關注甚至爭議。根據Zelizer及Allan（見延伸閱讀）的綜合介紹，公民新聞是一般市民擔當了新聞工作者的角色，參與新聞採訪報道，特別是在危機或災難的瞬間時刻，他們剛巧在事發現場。這些公民記者提供第一身的目擊描述，配以錄音、拍片或錄影，很多時透過網上或社交媒體途徑傳播。
公民新聞的名稱始於2004年的南亞海嘯，當時不少個人的現場報料，補充和豐富了主流新聞傳媒的報道。新聞機構借助業餘人士的幫忙，催生了這種報道形式，又被稱為「草根式新聞」、「開放源頭式新聞」、「參與式新聞」等。之後在世界不同地方發生的危難事件，透過科技之助，都見公民記者的身影。
公民記者有記述行為，沒有受僱關係。他們向別人或新聞機構提供資料或影像，基本上沒有酬勞。他們又可再分為純粹的「報料人」，和有若干經驗的非受薪業餘記者。報料人存在已久，現今更盛行，他們是主流記者的社會耳目，角色簡單，不涉及正規的報道工作。不少新聞機構鼓勵民眾主動報料，甚至按情况有金錢回報。
釐清角色與權責
但現時一些報料人或誤以為自己有更多的新聞角色，自稱為公民記者，甚至希望從而取得主流記者所獲的一些採訪便利，於是便產生誤會爭議。另一方面，公民記者應超越報料人的角色，特別是一些有相當經驗的業餘記者，他們開始受到大家認識，在某些情况下能發揮監察和通報作用。因此我們要在日漸模糊的記者身分中，把他們適當分類，以釐清他們角色與權責。我認為可大致分為報料人、公民記者和專業記者三大類。
專業記者是專任記者，他們受僱於新聞機構，有採訪報道的一些「特權」，同時要遵從新聞專業守則，向公司及受眾負責。在台灣，有些人在大學兼職教書也被稱為教授，於是全職在大學教書的人在名片上標明自己是「專任教授」。香港記者協會主席岑倚蘭也曾戲言，其機構可能要改名為「香港專業記者協會」。這個正名動作似乎沒有需要，但當中可看到上述不同類型記者之間出現的混淆。
英文中的「記者」（reporter）和「新聞工作者」（journalist）的意義互通，但也有些分別。記者的工作範圍較具體，重點是「記錄」的行為。新聞工作者含義較廣，可包括文字及圖片編輯等其他職責，其重點是正規的「工作」，即全職受僱於新聞機構。所以社會可以有「公民記者」，但不宜有「公民新聞工作者」。
香港記者協會訂明，要成為該會會員並獲發記者證明，申請人須有最少一半收入是來自新聞工作。這個具體的規定，有助辨別誰是專業記者。這個規定顯示，該會認同成為記者的一個條件，是要有受僱的身分，當事人涉及有關新聞的「工作」（雖然也容許同時從事其他工作）。
避免混淆 强調合作
專業記者和公民記者有角色差異，同時有共同點，甚至大家能互動互補。外國流行「合作式新聞」（collaborative
journalism），是指由這兩種記者合作採訪。有時由專業記者主導，公民記者加以配合，也有時由後者為骨幹。例如韓國的OhmyNews新聞網站和美國的IndyMedia，均採用開放式新聞報料來源，由民眾提供消息為主。
新聞報料人漸見活躍，公民記者迅速冒起，專業記者角色仍重。在日常的新聞生產流程中，大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們要看到彼此的不同功能定位，避免不必要的混淆，强調合作的機會和好處，以配合行業的發展和時代的需求。
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
◆延伸閱讀
Zelizer, B., & Allan, S. (2010). Keywords in news and
journalism studies. Maidenhead, Berkshire; New York: Open University Press,
McGraw-Hill Education.
2015年1月28日 星期三
李怡 - 何須理會「以理殺人」的反智帽子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1月28日
過去一年爭取真普選的文明而勇敢的抗爭，令全世界對香港人刮目相看。中共為香港的抗爭運動炮製出兩頂帽子，一曰港獨，一曰外國勢力。香港市民和泛民主派對「帽子工廠」見識不多，見帽子飛來，許多人都撇清關係，自我對言論設限，或聲言「愛國」，或聲言「反對港獨」，甚而為此連本土議題都少碰為妙，以至講話、抗爭都似乎不怎麼理直氣壯。然而，當中共官媒（去年十月十九日《人民日報》）把佔領運動提出的「命運自主」誣為「港獨」，當梁振英把使用匯豐觀塘分行本票誣為勾結「外國勢力」，其實爭民主的市民已不須再理會這兩頂反智帽子了。
香港哪一個人的命運不是由自己操持？若命運自主即港獨，那就人人都是港獨矣！只是現在自主觸到政治權利，於是專制政權就要我們「命運被主」。在所有臣民都必須「命運被主」的專權政治意識形態之下，任何爭民主的訴求，即使是「大中華派」的乞求恩賜民主，容或會被階段性統戰，只要仍然堅持真普選，遲早都會被扣「港獨」帽子，再怎麼自表清白都無意義。
專制政權過去六十多年的內政強項是「帽子工廠」，甚麼反革命、右派分子、右傾機會主義、走資派、反黨分子，以至現在的經濟犯罪、腐敗分子等等，說穿了各式帽子都是為保權爭權而炮製。而一個個正直的知識分子、黨國元勳，若不是在帽子下當賤民，就是灰溜溜下台。香港人的爭民主，不僅挑戰中共領導人的個人權威，而且挑戰一黨專政的體制，要打破「民主集中制」的一黨提名，因此就是「港獨」。照此局勢發展，幾乎可以肯定將來會連「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都會被指為「港獨」，因為這不是明明反對白皮書所指的中央「全面管治權」嗎？再說，已有前車可鑑，曾經按中共中央的指令提出「台人治台」的台盟領導人謝雪紅，在反右中就指她的「台人治台」口號等於「台獨」。
日前，港澳辦前副主任陳佐洱質疑，為何在佔領行動期間，回歸時才娃娃學語者如今成為揮動米字旗、衝擊軍營、立法會及政府總部的排頭兵？他乘機提出香港教育局要受中央監督。
他問對了問題，但給錯了答案。
一九八四年中英簽署聯合聲明後，筆者在新加坡與一些學者聚談，有學者認為香港人站在民族主義立場，不應抗拒中共收回香港主權。這時，哲學所的翟志成表示：「如果過去三十多年中國搞得比香港好，香港的中國人不會反對中國收回。如果香港老百姓今天對中國收回香港難以接受，那麼香港老百姓不應該感到有民族主義罪咎，相反是中國領導人應該感到有民族主義罪咎。如果我們自己不願接受共產主義政權直接間接的統治，卻用一些堂皇的理由去指摘別人對共產政權的抗拒，那就是『以理殺人』。你有權以理自殺，但無權『以理殺人』。」
這三點意見，是筆者聽到有關香港前途問題的最中肯和最一針見血的話。筆者絕不認為提出「港獨」有甚麼民族主義罪咎，但如果有民族主義包袱的話，那麼沿用上引的道理可以回答陳佐洱的問題：如果過去十七年來，中共當局嚴格遵守《基本法》二十二條不干預香港內部事務，如果中共恪守當年港澳辦主任魯平承諾、並由中國外交部重申，二○○七年以後「香港如何發展民主，完全是香港自治權範圍內的事，中央政府不會干涉」，香港社會就不可能滋生港獨意識。如果今天社會有逐漸增長的港獨意識，那麼有這種觀念的人不應該感到有民族主義罪咎，相反是中共領導人特別是主理香港工作的人應該感到民族主義罪咎。如果絕大部份的中共官員和港共高官都已經安排好轉移財產和家屬到外國的後路，卻祭出一頂頂帽子、用堂皇理由指摘留在香港的人爭取命運自主的抗爭，那就是「以理殺人」。香港人面對這些不肯以理自殺卻要以理來殺盡香港人的強權，我們還需要去理會他們的歪理嗎？
算吧啦﹗要是「命運自主」就是「港獨」，那麼我們就自認是「港獨」；要是去匯豐觀塘分行開本票就是「勾結外國勢力」，那麼我們就自認勾結外國勢力。對於權迷心竅、每天胡言亂語不講邏輯的統治集團及其應聲蟲，我們毋須跟着他們的話語起舞，毋須迴避他們扔出的帽子。因為無論你如何自辯、怎麼撇清，都是徒勞，只要你不接受「命運被主」，專制政權就認定了你是敵人。
香港接下來的「好戲」，不是表面實力的對決，而是命運自主或被主、良知與行騙、真理與歪理、邏輯與中國邏輯的對決。（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我稍微改寫一下，獻給香港追求自立自主的朋友：「對我們來說，追求民主普選是自我實現。在漫漫數十年的民主路上，我們有千百次放棄的機會，但是我們相信，只要堅持下去，總有跑到終點的一天。為了堂堂正正做人的尊嚴，我們決不放棄。」
過去一年爭取真普選的文明而勇敢的抗爭，令全世界對香港人刮目相看。中共為香港的抗爭運動炮製出兩頂帽子，一曰港獨，一曰外國勢力。香港市民和泛民主派對「帽子工廠」見識不多，見帽子飛來，許多人都撇清關係，自我對言論設限，或聲言「愛國」，或聲言「反對港獨」，甚而為此連本土議題都少碰為妙，以至講話、抗爭都似乎不怎麼理直氣壯。然而，當中共官媒（去年十月十九日《人民日報》）把佔領運動提出的「命運自主」誣為「港獨」，當梁振英把使用匯豐觀塘分行本票誣為勾結「外國勢力」，其實爭民主的市民已不須再理會這兩頂反智帽子了。
香港哪一個人的命運不是由自己操持？若命運自主即港獨，那就人人都是港獨矣！只是現在自主觸到政治權利，於是專制政權就要我們「命運被主」。在所有臣民都必須「命運被主」的專權政治意識形態之下，任何爭民主的訴求，即使是「大中華派」的乞求恩賜民主，容或會被階段性統戰，只要仍然堅持真普選，遲早都會被扣「港獨」帽子，再怎麼自表清白都無意義。
專制政權過去六十多年的內政強項是「帽子工廠」，甚麼反革命、右派分子、右傾機會主義、走資派、反黨分子，以至現在的經濟犯罪、腐敗分子等等，說穿了各式帽子都是為保權爭權而炮製。而一個個正直的知識分子、黨國元勳，若不是在帽子下當賤民，就是灰溜溜下台。香港人的爭民主，不僅挑戰中共領導人的個人權威，而且挑戰一黨專政的體制，要打破「民主集中制」的一黨提名，因此就是「港獨」。照此局勢發展，幾乎可以肯定將來會連「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都會被指為「港獨」，因為這不是明明反對白皮書所指的中央「全面管治權」嗎？再說，已有前車可鑑，曾經按中共中央的指令提出「台人治台」的台盟領導人謝雪紅，在反右中就指她的「台人治台」口號等於「台獨」。
日前，港澳辦前副主任陳佐洱質疑，為何在佔領行動期間，回歸時才娃娃學語者如今成為揮動米字旗、衝擊軍營、立法會及政府總部的排頭兵？他乘機提出香港教育局要受中央監督。
他問對了問題，但給錯了答案。
一九八四年中英簽署聯合聲明後，筆者在新加坡與一些學者聚談，有學者認為香港人站在民族主義立場，不應抗拒中共收回香港主權。這時，哲學所的翟志成表示：「如果過去三十多年中國搞得比香港好，香港的中國人不會反對中國收回。如果香港老百姓今天對中國收回香港難以接受，那麼香港老百姓不應該感到有民族主義罪咎，相反是中國領導人應該感到有民族主義罪咎。如果我們自己不願接受共產主義政權直接間接的統治，卻用一些堂皇的理由去指摘別人對共產政權的抗拒，那就是『以理殺人』。你有權以理自殺，但無權『以理殺人』。」
這三點意見，是筆者聽到有關香港前途問題的最中肯和最一針見血的話。筆者絕不認為提出「港獨」有甚麼民族主義罪咎，但如果有民族主義包袱的話，那麼沿用上引的道理可以回答陳佐洱的問題：如果過去十七年來，中共當局嚴格遵守《基本法》二十二條不干預香港內部事務，如果中共恪守當年港澳辦主任魯平承諾、並由中國外交部重申，二○○七年以後「香港如何發展民主，完全是香港自治權範圍內的事，中央政府不會干涉」，香港社會就不可能滋生港獨意識。如果今天社會有逐漸增長的港獨意識，那麼有這種觀念的人不應該感到有民族主義罪咎，相反是中共領導人特別是主理香港工作的人應該感到民族主義罪咎。如果絕大部份的中共官員和港共高官都已經安排好轉移財產和家屬到外國的後路，卻祭出一頂頂帽子、用堂皇理由指摘留在香港的人爭取命運自主的抗爭，那就是「以理殺人」。香港人面對這些不肯以理自殺卻要以理來殺盡香港人的強權，我們還需要去理會他們的歪理嗎？
算吧啦﹗要是「命運自主」就是「港獨」，那麼我們就自認是「港獨」；要是去匯豐觀塘分行開本票就是「勾結外國勢力」，那麼我們就自認勾結外國勢力。對於權迷心竅、每天胡言亂語不講邏輯的統治集團及其應聲蟲，我們毋須跟着他們的話語起舞，毋須迴避他們扔出的帽子。因為無論你如何自辯、怎麼撇清，都是徒勞，只要你不接受「命運被主」，專制政權就認定了你是敵人。
香港接下來的「好戲」，不是表面實力的對決，而是命運自主或被主、良知與行騙、真理與歪理、邏輯與中國邏輯的對決。（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Vic：長跑的朋友說：「對我來說，長跑是自我惕勵和自我實現，在跑道上的若干小時裡，我有千百次放棄的機會，只要堅持了，跑到終點，就是屬於自己的成就。」
2015年1月27日 星期二
王岸然 - 「港奸」總會有人做
作者網誌
2015年1月27日
香港的政治氣氛，可以用「樹欲靜而風不息」來形容。本來香港的失業率偏低，不應有社會不穩的問題，但現時人人都估計這一年必有更大的政治風暴吹襲，除了因為深層次矛盾從未解決之外，中共漠視港人的不滿，以專橫態度面對問題，而近來「港奸」顯得更加明目張膽，竟先自作聰明，為中共亂放政治氣球，惟恐天下不亂。
稱之為亂放，是由於放的人明知不可為，純粹靠嚇，以為可以令港人害怕，提議的人便可以自我記上一功。第23 條立法已傳聞近十年，十年以來，建制派在立法會也穩過半數議席，要通過從未構成問題，因為那只是一條普通的本地法例。
大家可有想過為何沒有提出？誰人最想提出這條法例？
與對外發動戰爭一樣，管治陷入危機的當政者最想進行政治冒險以穩固權力，政治幫閒又往往最喜歡作同一類行為，因為這類人搞起事端不會有損失，不用負責善後。「港奸」高調提出要為23 條立法，總有討好中央的好處，於是競相提高調子，出現爭先恐後的情況。
泛民也樂於陪同一齊炒作23 條的議題，甚至有意誤導港人不願辭職是要留在立法會阻止23條的通過，要投他們一票只因他們可以阻止23條的通過。實情是他們從來沒有這個能力。
中共的立場，是認為港人有責任為23條立法，但從不要求在不惜代價的情況下通過；若然，早就通過了。中共甚而希望23 條是在有港人共識、大多數港人同意之下立法。第23條立法究竟有何迫切性呢？在過去十二年的現實經驗中看，事實上是沒有的。中共在2003年七一之後，對香港局勢的干預是在港人看不到的情況下加強，在方方面面干預及插手香港的事務，做到有實無名的直接管治，事實上這也是已經到位的。
中共是否認為香港已經失控，非要從速為23條立法？莫說解放軍尚未須要出城，在「雨傘革命」中就連在港的特工系統也毋須出動，只是外判的「愛字頭」外判再外判的「藍絲帶」及本地小黑幫，已經發揮足夠的制衡泛民目的。這是應付「動亂」、「緊急狀態」的方法嗎？自然不是。
現時佔領運動已經平復，事件自然要善後，但善後不離政治解決，而不是再主動挑起事端，引來另一次的佔領街頭事件。
最想再有事端的，是一眾在佔領運動之時無法提出解決方法，抽不到油水的「港奸」；還有是中共一些過氣官僚，這兩類人實權沒有，有的只是狐假虎威的社會位置，於是出現陳佐洱呼叫中央有權監督教育局推動愛國教育的事件，亦有吳秋北聲稱要在人大提案在港實施《國家安全法》的事件。但兩者都是偽命題，因為提議的人、和應的人、配合炒作的泛民，都沒有同時解釋這樣做是違反《基本法》的問題。
泛民一貫的假設，是中共不用理會《基本法》而可胡作非為，若是，則泛民政客早被驅逐到外國一了百了。
事實上，是中共盡力鑽《基本法》的空子而不會隨便毀之。泛民的假設自高身價，是欺騙港人是他們努力阻止中共的惡行，是一項偽政績。
泛民這樣做不出奇，「港奸」也這樣做，就只顯示其水平低下。《基本法》第18條寫明要增加附件三的全國性法律，只限國防外交和其他按《基本法》規定不屬於香港特別行政區自治範圍的法律。
第23 條的立法則寫明特區應自行立法，以解決類似《國家安全法》所針對的問題。
也別說《國家安全法》正準備改名為《反間諜法》（國務院去年8 月提議），立法前提也是因為第23 條在香港無法立法，而香港更要發生「政府不能控制的危及國家統一或安全的動亂的緊急狀態」，所以炒作這一議題，本身只是想製造一個「本港不立法中央立法」的恐嚇。附和這一說法的竟然包括董建華，然後譚惠珠及葉劉淑儀也爭先恐後說有這個可能，這只是一次「一犬吠影，百犬吠聲」事件。
事過後，「港奸」為23 條立法造勢有功，泛民政客也「成功」阻止中央在港引入國家法例的企圖，皆大歡喜，這與社運界勞工界永遠延續社會運動而社會問題從不消失有點相似。
最大的「港奸」自然正是特首梁振英。他高調成立香港青少年軍本是上周的熱門話題，但很快也就無以為繼。解放軍在港兼營副業，中央直接介入香港的教育問題，都是《基本法》不准的，這原則是連空子也無法鑽的，就算要推行國民教育、就算要成立第九類制服團體，也不能假解放軍及中聯辦組織推動，因為同時違反既定政策及《基本法》。
梁振英一無法妥善處理「雨傘革命」下的佔領運動，二無法解決香港的貧富懸殊的深層次社會矛盾，社會的管治危機四伏，三是連阻止前特首出來指點朝政的能力也沒有，他的地位極為不穩，隨時會被中央迫令下台，所以他唯一能做的，是利用自己有限的權力及關係，挑動人民內部矛盾，以求在紛亂時刻中央不會隨便把他更換。
明白這些各有目的的炒作事件，港人只須不忘初衷，各自以直接行動繼續爭取民主便可以了。
香港的政治氣氛，可以用「樹欲靜而風不息」來形容。本來香港的失業率偏低，不應有社會不穩的問題，但現時人人都估計這一年必有更大的政治風暴吹襲，除了因為深層次矛盾從未解決之外，中共漠視港人的不滿，以專橫態度面對問題，而近來「港奸」顯得更加明目張膽，竟先自作聰明，為中共亂放政治氣球，惟恐天下不亂。
稱之為亂放，是由於放的人明知不可為，純粹靠嚇，以為可以令港人害怕，提議的人便可以自我記上一功。第23 條立法已傳聞近十年，十年以來，建制派在立法會也穩過半數議席，要通過從未構成問題，因為那只是一條普通的本地法例。
大家可有想過為何沒有提出？誰人最想提出這條法例？
與對外發動戰爭一樣，管治陷入危機的當政者最想進行政治冒險以穩固權力，政治幫閒又往往最喜歡作同一類行為，因為這類人搞起事端不會有損失，不用負責善後。「港奸」高調提出要為23 條立法，總有討好中央的好處，於是競相提高調子，出現爭先恐後的情況。
泛民也樂於陪同一齊炒作23 條的議題，甚至有意誤導港人不願辭職是要留在立法會阻止23條的通過，要投他們一票只因他們可以阻止23條的通過。實情是他們從來沒有這個能力。
中共的立場，是認為港人有責任為23條立法，但從不要求在不惜代價的情況下通過；若然，早就通過了。中共甚而希望23 條是在有港人共識、大多數港人同意之下立法。第23條立法究竟有何迫切性呢？在過去十二年的現實經驗中看，事實上是沒有的。中共在2003年七一之後，對香港局勢的干預是在港人看不到的情況下加強，在方方面面干預及插手香港的事務，做到有實無名的直接管治，事實上這也是已經到位的。
中共是否認為香港已經失控，非要從速為23條立法？莫說解放軍尚未須要出城，在「雨傘革命」中就連在港的特工系統也毋須出動，只是外判的「愛字頭」外判再外判的「藍絲帶」及本地小黑幫，已經發揮足夠的制衡泛民目的。這是應付「動亂」、「緊急狀態」的方法嗎？自然不是。
現時佔領運動已經平復，事件自然要善後，但善後不離政治解決，而不是再主動挑起事端，引來另一次的佔領街頭事件。
最想再有事端的，是一眾在佔領運動之時無法提出解決方法，抽不到油水的「港奸」；還有是中共一些過氣官僚，這兩類人實權沒有，有的只是狐假虎威的社會位置，於是出現陳佐洱呼叫中央有權監督教育局推動愛國教育的事件，亦有吳秋北聲稱要在人大提案在港實施《國家安全法》的事件。但兩者都是偽命題，因為提議的人、和應的人、配合炒作的泛民，都沒有同時解釋這樣做是違反《基本法》的問題。
泛民一貫的假設，是中共不用理會《基本法》而可胡作非為，若是，則泛民政客早被驅逐到外國一了百了。
事實上，是中共盡力鑽《基本法》的空子而不會隨便毀之。泛民的假設自高身價，是欺騙港人是他們努力阻止中共的惡行，是一項偽政績。
泛民這樣做不出奇，「港奸」也這樣做，就只顯示其水平低下。《基本法》第18條寫明要增加附件三的全國性法律，只限國防外交和其他按《基本法》規定不屬於香港特別行政區自治範圍的法律。
第23 條的立法則寫明特區應自行立法，以解決類似《國家安全法》所針對的問題。
也別說《國家安全法》正準備改名為《反間諜法》（國務院去年8 月提議），立法前提也是因為第23 條在香港無法立法，而香港更要發生「政府不能控制的危及國家統一或安全的動亂的緊急狀態」，所以炒作這一議題，本身只是想製造一個「本港不立法中央立法」的恐嚇。附和這一說法的竟然包括董建華，然後譚惠珠及葉劉淑儀也爭先恐後說有這個可能，這只是一次「一犬吠影，百犬吠聲」事件。
事過後，「港奸」為23 條立法造勢有功，泛民政客也「成功」阻止中央在港引入國家法例的企圖，皆大歡喜，這與社運界勞工界永遠延續社會運動而社會問題從不消失有點相似。
最大的「港奸」自然正是特首梁振英。他高調成立香港青少年軍本是上周的熱門話題，但很快也就無以為繼。解放軍在港兼營副業，中央直接介入香港的教育問題，都是《基本法》不准的，這原則是連空子也無法鑽的，就算要推行國民教育、就算要成立第九類制服團體，也不能假解放軍及中聯辦組織推動，因為同時違反既定政策及《基本法》。
梁振英一無法妥善處理「雨傘革命」下的佔領運動，二無法解決香港的貧富懸殊的深層次社會矛盾，社會的管治危機四伏，三是連阻止前特首出來指點朝政的能力也沒有，他的地位極為不穩，隨時會被中央迫令下台，所以他唯一能做的，是利用自己有限的權力及關係，挑動人民內部矛盾，以求在紛亂時刻中央不會隨便把他更換。
明白這些各有目的的炒作事件，港人只須不忘初衷，各自以直接行動繼續爭取民主便可以了。
林曦 - 2014年香港傳媒的分水嶺
作者：林曦（化名） 立場新聞轉載
2015年1月26日
【原文刊於國際記者聯會的中國新聞自由年報】
2014年是香港傳媒工作者忙碌的一年，也是香港傳媒業重要的一年，筆者作為香港傳媒的一份子，認為2014年更是香港傳媒業的分水嶺。在這一年，香港傳媒棄守編輯自主，踏上準官媒、準黨媒之路。
2014年9月28日佔領中環運動爆發後，香港傳媒機構紛紛表態，要麼支持、要麼反對，幾乎沒有傳媒是中立的。傳媒機構在新聞報道中明確展示自己立場，中立客觀的報道幾乎絕迹，這是香港新聞業史無前例的。傳媒就政治事件表態，本來不是甚麼新鮮事，在西方國家亦頗常見，但問題是香港傳媒業這種政治表態不是來自傳媒機構的真心所想、所信，而是來自干預，背後有着一雙或幾雙無形黑手在操控着香港傳媒的靈魂。
在佔中這場運動中，香港傳媒編採面臨着前所未有的干預。以筆者的觀察，這種干預主要來自香港特區政府和內地政府，干預途徑除了向傳媒業老闆埋手，也向傳媒機構管理層埋手，干預是前所未有的猛烈。
干預傳媒老闆，新招不多，主要是廣告、經濟利益和爵位榮譽。在佔中後，支持佔中之傳媒的廣告量明顯大幅縮減，國企廣告更是絕迹，與大陸關係密切之公司的廣告亦幾近絕迹。筆者不是傳媒公司的核心管理層，對廣告情況之掌握只能從每日見報情況這行評估。以支持佔中的《蘋果日報》為例，佔中期間的廣告明顯大幅減少，不但中資機構的廣告絕迹，甚至與大陸關係較友好的機構亦同樣不敢下廣告，當然特區政府的廣告亦是大幅減少。
干預傳媒工作者卻是新招迭出，明目張膽。首先，特區政府方面，政府中人與傳媒管理層的接觸異常頻密，不斷透過放風，讓傳媒報道有利政府的消息，尤其是在涉及梁振英的負面新聞時，這種干預更是直接。政府官員會直接致電給傳媒機構的主管，不但爆料，甚至建議做些甚麼題材或角度。以梁振英被質疑在出售DTZ時收受五千萬回佣為例，政府中人曾經連續三天致電筆者同事，了解會如何處理該新聞，並在主動放料解釋，但只允許引述消息人士，不能刊其名字。在涉及佔中三子捐款風波時，有與政府人士關係密切人士，更主動致電傳媒中人提示一些容易被忽略的角度。
來自的北京干預，卻是叫人咋舌，赤裸裸毫不掩飾，程度遠比特區政府惡劣。佔中期間，北京長派人員駐守香港收風，並主動請傳媒工作者「飲茶」，有朋友告知一周起碼接到三個內地人士電話，都是詢問佔中問題，或要求報道一些反佔中的活動。筆者在多間傳媒機構的朋友，在佔中發生後，多次被內地不同部門人員約「飲茶」。內地人員詢問筆者這些朋友有關其公司對佔中的報道取向，內地人員更直接要求筆者這些朋友幫忙放大反佔中的新聞，或協助報道一些他們策動的反佔中活動。有朋友告知，在十一月初，內地人員約見他，對方告知三天後有一場示威遊行抗議佔中三子搞亂香港，該內地人員坦言這是他們策劃的，只是由友好香港人出面。有朋友一周被約「飲茶」幾次，苦不堪言，但因擔心日後在內地採訪會受到打壓，都不太好意思拒絕。
內地部門人員不但利用各種渠道接觸傳媒管理層，干預報道方向。更大問題是，他們甚至製造新聞事件，實行一條龍由新聞事件發生至編採過程全面左右，以達到他們部署的輿論導向，譬如針對佔中三子的捐款風波，有關材料經電郵爆料後，便有內地人士聯絡傳媒主管詢問有否收到料，能不能刊，準備怎樣，並主動提醒注意那些角度。這種情況以往少見，但在佔中期間卻頻密出現，而且手法日益嫻熟，顯然內地部門人員愈來愈掌握香港傳媒的運作模式和口味，令香港傳媒按着他們事先寫好的劇本處理新聞事件。有時候雖然明知是淪為打手，但因為材料吸引，加上部分與他們關係密切的傳媒機構主管，從中火上加油，縱使有人質疑，但往往也能在報章翌日的版面刊登出來。
筆者以泛民成員接受黎智英捐款和佔中三子向香港大學捐款的新聞作為例子，解釋內地當局在操控傳媒輿論的新手法。該兩單新聞有多家香港傳媒報道，而且是連日報道，篇幅顯著。據筆者事後了解，所有行家都是在同一日，而且幾乎同一時間，收到電郵報料。報料內容都是一些電郵內容，顯然是有黑客攻入當事人郵箱，盜取往來電郵記錄，再於佔中最關鍵時刻放料給傳媒。這些爆料內容都會給佔中運動帶來衝擊，而簡介報料內容的文字都夾雜着簡繁字體，報料人顯然是想扮香港人，但處處露馬腳。究竟誰有這樣的能力去盜取這麼多位泛民成員的電郵？誰又這麼處心積慮地收集了這麼多電郵，待佔中運動啟動才爆出來？誰又要刻意在爆料中扮成香港人？種種疑問，叫人不解。經驗和工作中的接觸，筆者相信這些爆料電郵與內地當局有關。
其次，在爆料電郵的內容刊登後，接着便有人遊行到警署、廉署或大學，要求徹查報道中的當事人，結果傳媒再報道遊行事件，事件就這樣一炒再炒，保持熱度。這種爆料、報道、遊行、報道的模式，在幾次事件中都有非常明顯的「巧合」，甚至有遊行人士一人跑幾場。
筆者和同事、行家在採訪這些遊行時，都發現部分遊行人士是來自內地的。不願透露的消息人士告知，這些遊行乃由內地組織，內地各省市部門在背後策劃和支付經費，執行者則是他們在香港的同鄉會。為充人數內地部門甚至安排內地人員來港參與遊行，而每次遊行內地部門人員亦會在場監視，避免出現差錯，而這些開支乃是內地維穩費的一部分。
在佔中運動啟動後，內地當局啟動了在香港的全部力量，幾乎是「哂冷」。觀看這次內地對傳媒的影響，就知道其滲透之深。筆者深深感受到內地已經滲透了香港傳媒每個環節，他們左右傳媒公司老闆，左右執行編採的傳媒管理層，甚至自行製造新聞事件，自編自導自演一條龍包辦。面對壓力、面對利益，在這次佔中事件中，大部份香港傳媒沒有勇敢抵抗，面對干預，香港傳媒逆來順受，甚至主動配合，香港傳媒業已跪下一隻腳。
【原文刊於國際記者聯會的中國新聞自由年報】
2014年是香港傳媒工作者忙碌的一年，也是香港傳媒業重要的一年，筆者作為香港傳媒的一份子，認為2014年更是香港傳媒業的分水嶺。在這一年，香港傳媒棄守編輯自主，踏上準官媒、準黨媒之路。
2014年9月28日佔領中環運動爆發後，香港傳媒機構紛紛表態，要麼支持、要麼反對，幾乎沒有傳媒是中立的。傳媒機構在新聞報道中明確展示自己立場，中立客觀的報道幾乎絕迹，這是香港新聞業史無前例的。傳媒就政治事件表態，本來不是甚麼新鮮事，在西方國家亦頗常見，但問題是香港傳媒業這種政治表態不是來自傳媒機構的真心所想、所信，而是來自干預，背後有着一雙或幾雙無形黑手在操控着香港傳媒的靈魂。
在佔中這場運動中，香港傳媒編採面臨着前所未有的干預。以筆者的觀察，這種干預主要來自香港特區政府和內地政府，干預途徑除了向傳媒業老闆埋手，也向傳媒機構管理層埋手，干預是前所未有的猛烈。
干預傳媒老闆，新招不多，主要是廣告、經濟利益和爵位榮譽。在佔中後，支持佔中之傳媒的廣告量明顯大幅縮減，國企廣告更是絕迹，與大陸關係密切之公司的廣告亦幾近絕迹。筆者不是傳媒公司的核心管理層，對廣告情況之掌握只能從每日見報情況這行評估。以支持佔中的《蘋果日報》為例，佔中期間的廣告明顯大幅減少，不但中資機構的廣告絕迹，甚至與大陸關係較友好的機構亦同樣不敢下廣告，當然特區政府的廣告亦是大幅減少。
干預傳媒工作者卻是新招迭出，明目張膽。首先，特區政府方面，政府中人與傳媒管理層的接觸異常頻密，不斷透過放風，讓傳媒報道有利政府的消息，尤其是在涉及梁振英的負面新聞時，這種干預更是直接。政府官員會直接致電給傳媒機構的主管，不但爆料，甚至建議做些甚麼題材或角度。以梁振英被質疑在出售DTZ時收受五千萬回佣為例，政府中人曾經連續三天致電筆者同事，了解會如何處理該新聞，並在主動放料解釋，但只允許引述消息人士，不能刊其名字。在涉及佔中三子捐款風波時，有與政府人士關係密切人士，更主動致電傳媒中人提示一些容易被忽略的角度。
來自的北京干預，卻是叫人咋舌，赤裸裸毫不掩飾，程度遠比特區政府惡劣。佔中期間，北京長派人員駐守香港收風，並主動請傳媒工作者「飲茶」，有朋友告知一周起碼接到三個內地人士電話，都是詢問佔中問題，或要求報道一些反佔中的活動。筆者在多間傳媒機構的朋友，在佔中發生後，多次被內地不同部門人員約「飲茶」。內地人員詢問筆者這些朋友有關其公司對佔中的報道取向，內地人員更直接要求筆者這些朋友幫忙放大反佔中的新聞，或協助報道一些他們策動的反佔中活動。有朋友告知，在十一月初，內地人員約見他，對方告知三天後有一場示威遊行抗議佔中三子搞亂香港，該內地人員坦言這是他們策劃的，只是由友好香港人出面。有朋友一周被約「飲茶」幾次，苦不堪言，但因擔心日後在內地採訪會受到打壓，都不太好意思拒絕。
內地部門人員不但利用各種渠道接觸傳媒管理層，干預報道方向。更大問題是，他們甚至製造新聞事件，實行一條龍由新聞事件發生至編採過程全面左右，以達到他們部署的輿論導向，譬如針對佔中三子的捐款風波，有關材料經電郵爆料後，便有內地人士聯絡傳媒主管詢問有否收到料，能不能刊，準備怎樣，並主動提醒注意那些角度。這種情況以往少見，但在佔中期間卻頻密出現，而且手法日益嫻熟，顯然內地部門人員愈來愈掌握香港傳媒的運作模式和口味，令香港傳媒按着他們事先寫好的劇本處理新聞事件。有時候雖然明知是淪為打手，但因為材料吸引，加上部分與他們關係密切的傳媒機構主管，從中火上加油，縱使有人質疑，但往往也能在報章翌日的版面刊登出來。
筆者以泛民成員接受黎智英捐款和佔中三子向香港大學捐款的新聞作為例子，解釋內地當局在操控傳媒輿論的新手法。該兩單新聞有多家香港傳媒報道，而且是連日報道，篇幅顯著。據筆者事後了解，所有行家都是在同一日，而且幾乎同一時間，收到電郵報料。報料內容都是一些電郵內容，顯然是有黑客攻入當事人郵箱，盜取往來電郵記錄，再於佔中最關鍵時刻放料給傳媒。這些爆料內容都會給佔中運動帶來衝擊，而簡介報料內容的文字都夾雜着簡繁字體，報料人顯然是想扮香港人，但處處露馬腳。究竟誰有這樣的能力去盜取這麼多位泛民成員的電郵？誰又這麼處心積慮地收集了這麼多電郵，待佔中運動啟動才爆出來？誰又要刻意在爆料中扮成香港人？種種疑問，叫人不解。經驗和工作中的接觸，筆者相信這些爆料電郵與內地當局有關。
其次，在爆料電郵的內容刊登後，接着便有人遊行到警署、廉署或大學，要求徹查報道中的當事人，結果傳媒再報道遊行事件，事件就這樣一炒再炒，保持熱度。這種爆料、報道、遊行、報道的模式，在幾次事件中都有非常明顯的「巧合」，甚至有遊行人士一人跑幾場。
筆者和同事、行家在採訪這些遊行時，都發現部分遊行人士是來自內地的。不願透露的消息人士告知，這些遊行乃由內地組織，內地各省市部門在背後策劃和支付經費，執行者則是他們在香港的同鄉會。為充人數內地部門甚至安排內地人員來港參與遊行，而每次遊行內地部門人員亦會在場監視，避免出現差錯，而這些開支乃是內地維穩費的一部分。
在佔中運動啟動後，內地當局啟動了在香港的全部力量，幾乎是「哂冷」。觀看這次內地對傳媒的影響，就知道其滲透之深。筆者深深感受到內地已經滲透了香港傳媒每個環節，他們左右傳媒公司老闆，左右執行編採的傳媒管理層，甚至自行製造新聞事件，自編自導自演一條龍包辦。面對壓力、面對利益，在這次佔中事件中，大部份香港傳媒沒有勇敢抵抗，面對干預，香港傳媒逆來順受，甚至主動配合，香港傳媒業已跪下一隻腳。
2015年1月26日 星期一
添馬男 - 政治神功戲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1月26日
香港政局越來越似一台七月十四鬼節打醮上演的神功戲，小時候在徙置區波地搭戲棚時，便日日等候開始，但阿嫲說一開鑼鼓那晚不能去，第一次演出台下並無觀眾，老人說是做給遊魂野鬼睇的。香港當前「批港獨」這台戲，台下空無一人，根本不是招呼本地觀眾，真正欣賞這齣神功戲的觀眾，香港人看不見，他們遠在北京。
批港獨是場陽謀，並不止於為廿三條立法造勢，更是為了全面整治香港而造勢，即所謂借頭借路。大家諗真，會發現雨傘運動根本就是有人逼出來，整個局根本係唔想停。2014年打響第一槍係對付《明報》，空降南洋老總，跟住不久劉進圖遇襲受重傷，香港傳媒新聞自由氣氛肅殺，跟手就整份《一國兩制白皮書》，正式宣告「以我為主」。然後人大三落閘，提委過半數提名出閘，保守程度連本地建制派也吃驚。本來佔中搞了成年個勢本已越來越頹，三子諗住落雨收柴，選個十一公眾假期影響最少日子「走過場」，有默契地用兩日時間讓警方順利清場。殊不知有人慌死佔中搞唔大、唔激，928無厘頭先封閉政總，谷人出馬路，再送上八十七枚催淚彈，佔領期間又慌死你唔夠人，出黑道黑警刺激善良的香港人再去瞓街。
本應清場後特首應平息矛盾，但689反而「唔好畀佢停」，曾偉雄囂張跋扈，聲言三個月內拉晒你班人，更發表荒唐之慈母論，嚴辦粉筆少女。跟手就輪到689接力，用施政報告批《學苑》鼓吹港獨，連佢一直掛口邊之房屋問題都無人理，催谷大家聚焦於港獨議題，最近終於由李源潮揭開「好戲在後頭」的劇本。原來並非香港人唔想停，而係上面要「玩謝」香港，一浪接一浪，批港獨後跟手吹出直接將《國安法》引入香港，凶到你驚，就搞廿三條，另一手就搞教育，對付唔聽話之辦學團體。
當香港人出聲反抗，就扣上反中港獨大帽子，其實戲匭熟口熟面，始於共產黨延安整風運動，689在施政報告中濫用之「警惕」二字，乃源於四九年前共產黨面對嚴峻內外鬥爭形勢，所以先要警惕呢樣警惕嗰樣，四九年後因政治鬥爭需要，一樣無時無刻警惕蘇聯修正主義、美帝國主義、黨內復辟資本主義路線。毛大躣進失敗後，黨內地位動搖，劉鄧二人務實地將農民積極性提高，容許自留部份農作物，結果毛澤東就大張旗鼓警惕黨內走資派，復辟資本主義代理人，借此大搞政治鬥爭奪回領導權。
香港人由於逃避毛式劣質政治而來此地成難民，庇託港英政治文明下，對內地一套政治鬥爭模式沒有太多瞭解，明顯香港人正受到政治之操弄而不自知。幸好批港獨這台戲，只他一人唱，肯走到台前和應者只得一個工聯會吳秋北，林鄭、張炳良以「特首有言論自由」來作切割，表面撐689，實質向公眾表示梁振英批港獨非政府立場。梁愛詩則指引入《國安法》沒有必要。
好戲在後頭，689一計不成自會生另一計，總之就係要令香港矛盾再度激化，這場香港左禍，還未有和緩迹象。
香港政局越來越似一台七月十四鬼節打醮上演的神功戲，小時候在徙置區波地搭戲棚時，便日日等候開始，但阿嫲說一開鑼鼓那晚不能去，第一次演出台下並無觀眾，老人說是做給遊魂野鬼睇的。香港當前「批港獨」這台戲，台下空無一人，根本不是招呼本地觀眾，真正欣賞這齣神功戲的觀眾，香港人看不見，他們遠在北京。
批港獨是場陽謀，並不止於為廿三條立法造勢，更是為了全面整治香港而造勢，即所謂借頭借路。大家諗真，會發現雨傘運動根本就是有人逼出來，整個局根本係唔想停。2014年打響第一槍係對付《明報》，空降南洋老總，跟住不久劉進圖遇襲受重傷，香港傳媒新聞自由氣氛肅殺，跟手就整份《一國兩制白皮書》，正式宣告「以我為主」。然後人大三落閘，提委過半數提名出閘，保守程度連本地建制派也吃驚。本來佔中搞了成年個勢本已越來越頹，三子諗住落雨收柴，選個十一公眾假期影響最少日子「走過場」，有默契地用兩日時間讓警方順利清場。殊不知有人慌死佔中搞唔大、唔激，928無厘頭先封閉政總，谷人出馬路，再送上八十七枚催淚彈，佔領期間又慌死你唔夠人，出黑道黑警刺激善良的香港人再去瞓街。
本應清場後特首應平息矛盾，但689反而「唔好畀佢停」，曾偉雄囂張跋扈，聲言三個月內拉晒你班人，更發表荒唐之慈母論，嚴辦粉筆少女。跟手就輪到689接力，用施政報告批《學苑》鼓吹港獨，連佢一直掛口邊之房屋問題都無人理，催谷大家聚焦於港獨議題，最近終於由李源潮揭開「好戲在後頭」的劇本。原來並非香港人唔想停，而係上面要「玩謝」香港，一浪接一浪，批港獨後跟手吹出直接將《國安法》引入香港，凶到你驚，就搞廿三條，另一手就搞教育，對付唔聽話之辦學團體。
當香港人出聲反抗，就扣上反中港獨大帽子，其實戲匭熟口熟面，始於共產黨延安整風運動，689在施政報告中濫用之「警惕」二字，乃源於四九年前共產黨面對嚴峻內外鬥爭形勢，所以先要警惕呢樣警惕嗰樣，四九年後因政治鬥爭需要，一樣無時無刻警惕蘇聯修正主義、美帝國主義、黨內復辟資本主義路線。毛大躣進失敗後，黨內地位動搖，劉鄧二人務實地將農民積極性提高，容許自留部份農作物，結果毛澤東就大張旗鼓警惕黨內走資派，復辟資本主義代理人，借此大搞政治鬥爭奪回領導權。
香港人由於逃避毛式劣質政治而來此地成難民，庇託港英政治文明下，對內地一套政治鬥爭模式沒有太多瞭解，明顯香港人正受到政治之操弄而不自知。幸好批港獨這台戲，只他一人唱，肯走到台前和應者只得一個工聯會吳秋北，林鄭、張炳良以「特首有言論自由」來作切割，表面撐689，實質向公眾表示梁振英批港獨非政府立場。梁愛詩則指引入《國安法》沒有必要。
好戲在後頭，689一計不成自會生另一計，總之就係要令香港矛盾再度激化，這場香港左禍，還未有和緩迹象。
丘亦生 - 豬一樣的對手
金融雲端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1月26日
豬一樣的對手，有時比神一樣的隊友，更值得珍惜。這是我對最近無綫頻頻向亞視伸出援手的感覺。
在上周五的亞視籌款節目上，竟然出現二十多位無綫藝員，錄製打氣片段，祝願亞視渡過財困難關，堪稱奇景。
再翻查資料，原來無綫早前已兩度斥資逾百萬港元向亞視購買粵語長片近700部，以協助其資金周轉。無綫又同意向亞視新聞部借出新聞片，以舒緩其人手緊絀以致片源不足的毛病。
無綫行政總裁李寶安接受傳媒訪問時解釋，同業互相幫忙是應有之義。如此窩心的語句，竟然出自李寶安之口，若非見過他對港視那種趕盡殺絕的態度，動不動便祭出法律手段的盛氣凌人，真不敢相信是同一人所為。
對港視凶狠 對亞視誠懇
而當整件事又以香港精神來包裝，更加令聽者倒抽一口涼氣。原來老闆有錢而不出糧，卻要旁邊的人夾錢續命，令股東可以賣個好價錢走得瀟瀟灑灑，就是我們所推崇的香港精神？幾時能者居之、優勝劣敗，不再是主導香港經濟的商業原則？經營不善者可以霸着茅坑不拉矢，拖累產業創新及進步，還叫彰顯香港精神？
情景雖覺荒謬，但想想又不難自圓其說。無綫這種「對港視凶狠、對亞視誠懇」的態度，絕非人格分裂，而是一脈相承，歸根究柢，無綫扶弱，目的還是為了鋤強。正正因為亞視弱，無綫才不能讓亞視死，以免任何取而代之的新對手，都會改變競爭的格局。
這點港視主席王維基看得最通透，他認為，亞視倒閉，無綫是最大受害者，即使月花千多萬元來為亞視吊命，都除笨有精。這不正是無綫如今所做的？免費電視市場兩家主要競爭對手（另兩家未發牌）如此相濡以沫，算不算反競爭行為？或許兩家強弱太懸殊，根本稱不上有競爭。
畸形政策衍生畸形行為
對手越弱命越長，在博弈論裏有一個有趣的表述，在一場三人輪流互射的手槍決鬥中，槍法最弱的往往可以保命，因為槍法較好的兩位都忙於先對付勁敵，他可以好整以暇地朝天空開槍，直至有一方先倒下，他還可以取得對付生還者的先機！
亞視繼續維持這種半死不活的狀態，可能才是它的最佳位置，只要不圖強，但又霸着大氣電波不放，必能繼續享受無綫慈母式的呵護。
你不可以怪無綫，因為這樣做合乎它的最大利益，怪只怪港府以政治扭曲政策，畸形政策衍生畸形行為，結果是斷送了曾經風靡華人社會的香港電視業。
而同樣慘情的是，香港精神的被污染指數，又創了新高。
豬一樣的對手，有時比神一樣的隊友，更值得珍惜。這是我對最近無綫頻頻向亞視伸出援手的感覺。
在上周五的亞視籌款節目上，竟然出現二十多位無綫藝員，錄製打氣片段，祝願亞視渡過財困難關，堪稱奇景。
再翻查資料，原來無綫早前已兩度斥資逾百萬港元向亞視購買粵語長片近700部，以協助其資金周轉。無綫又同意向亞視新聞部借出新聞片，以舒緩其人手緊絀以致片源不足的毛病。
無綫行政總裁李寶安接受傳媒訪問時解釋，同業互相幫忙是應有之義。如此窩心的語句，竟然出自李寶安之口，若非見過他對港視那種趕盡殺絕的態度，動不動便祭出法律手段的盛氣凌人，真不敢相信是同一人所為。
對港視凶狠 對亞視誠懇
而當整件事又以香港精神來包裝，更加令聽者倒抽一口涼氣。原來老闆有錢而不出糧，卻要旁邊的人夾錢續命，令股東可以賣個好價錢走得瀟瀟灑灑，就是我們所推崇的香港精神？幾時能者居之、優勝劣敗，不再是主導香港經濟的商業原則？經營不善者可以霸着茅坑不拉矢，拖累產業創新及進步，還叫彰顯香港精神？
情景雖覺荒謬，但想想又不難自圓其說。無綫這種「對港視凶狠、對亞視誠懇」的態度，絕非人格分裂，而是一脈相承，歸根究柢，無綫扶弱，目的還是為了鋤強。正正因為亞視弱，無綫才不能讓亞視死，以免任何取而代之的新對手，都會改變競爭的格局。
這點港視主席王維基看得最通透，他認為，亞視倒閉，無綫是最大受害者，即使月花千多萬元來為亞視吊命，都除笨有精。這不正是無綫如今所做的？免費電視市場兩家主要競爭對手（另兩家未發牌）如此相濡以沫，算不算反競爭行為？或許兩家強弱太懸殊，根本稱不上有競爭。
畸形政策衍生畸形行為
對手越弱命越長，在博弈論裏有一個有趣的表述，在一場三人輪流互射的手槍決鬥中，槍法最弱的往往可以保命，因為槍法較好的兩位都忙於先對付勁敵，他可以好整以暇地朝天空開槍，直至有一方先倒下，他還可以取得對付生還者的先機！
亞視繼續維持這種半死不活的狀態，可能才是它的最佳位置，只要不圖強，但又霸着大氣電波不放，必能繼續享受無綫慈母式的呵護。
你不可以怪無綫，因為這樣做合乎它的最大利益，怪只怪港府以政治扭曲政策，畸形政策衍生畸形行為，結果是斷送了曾經風靡華人社會的香港電視業。
而同樣慘情的是，香港精神的被污染指數，又創了新高。
2015年1月25日 星期日
姚松炎 - 兩種公屋政策 兩種社會氛圍
星期日生活
2015年1月25日
【明報專訊】施政報告提出計劃，局長姑且稱之為「綠表置業先導計劃」，目的讓富起來的公屋租戶向上流動，可以低價購買全新公屋，政府打本五成，讓租戶早成業主，然後歸還舊公屋再出租，加快流轉云云。計劃卻引來社會劣評如潮，包括（一）計劃既未能加快公屋輪候家庭上樓速度，反會做成最少九個月的延誤；（二）綠表富戶本已享有資助多年，卻易請難送，為了讓富戶更上一層樓，政府增加資助，由資助月租，改為資助地價，被評為制度不公；（三）當此極高樓價之際，把公屋由租轉售，訂價卻以市價計算折讓，即使五折仍然超出一般公屋家庭負擔能力，若非富戶實亦難以上流。
但社會有意見認為，出售公屋、居屋，皆反應熱烈，出現大幅超額認購，實乃天與人歸。况且，有新加坡出售組屋為例，廉價出售資助房屋對穩定社會作用，彰彰明甚。
事實上，政府近年積極增建公屋、居屋，勢必進一步提高資助房屋佔全港房屋的比例。根據房委會資料，現時出租公屋單位數量782,000間，約佔全港住宅單位的30%，資助房屋如居屋單位等則約有394,000間，佔15%，即資助房屋已約佔全港房屋的45%。根據長策報告，未來10年建屋目標48萬間，其中29萬間為資助房屋，只有19萬間為私人住宅，換言之，10年後的資助房屋將由現在的45%，進一步上升至47%。香港的房屋政策彷彿正慢慢走向新加坡組屋化，公營資助房屋佔總體住宅單位的比例將會愈來愈高，最終達至資助房屋佔絕大多數，好比新加坡現時的組屋單位約佔全國住宅單位的88%，是否公屋高比例就可以安居樂業？
在星是權利 在港是福利
然而，香港的資助房屋政策與新加坡的資助房屋政策的最大分別，亦是根本上的分別，並非數量上或者比例上的不同，而是房屋政策的原則有別。新加坡的資助房屋是公民權利，大致上任何新加坡公民，除了超級富豪家庭外，其他公民一律享有政府資助房屋的權利，不但房屋的面積和質素優越，價格均在可負擔能力範圍，可租可買，任君選擇，且政令必行，恆常可信。根據國際住房研究機構Demographia上星期最新發表的報告，2014年新加坡的樓價與收入比只有5.0倍，屬可負擔範圍之內。相反，香港的資助房屋只是貧民福利，屬救濟性質，因此，只有低收入家庭，經過入息審查和資產審查合格，證明屬貧窮家庭，才有資格申請資助房屋。房屋的面積和質量較差，基本政策目的只是為了盡量避免有人無家可歸，談不上安居樂業。
更不幸的是，香港的資助房屋的申請辦法均須浪費大量交易費用，出租公屋需要長時間排隊，現時一般家庭由接受申請後起計，需時約3年，其他低分申請者如單身人士需時更長，動輒5至7年。輪候期間，無依無靠，或付高昂租金，或住危樓劏房，甚至等不及上樓，飲恨而終。而申請居屋者，不但須通過入息與資產審查，而且朝令夕改，時而停建，時而改弦更張，什麼私人參建、置安心、先租後買、混合發展模式，五花八門，卻總是僧多粥少，每每出現過百倍超額認購，政府以抽籤決定誰獲資助，把基本住屋需要變成一場賭博：時來風送滕王閣，扶搖直上萬戶侯；命途多舛棺材屋，餐風飲露入窮途。况且，居屋的售價並非以申請家庭入息的可負擔上限為依歸，而是根據當時市價的七折計算。以現時香港的樓價與收入比高達17.0倍的驚人數字計算，不但遠超新加坡兩倍有多，更加超出了部分合資格家庭的可負擔能力，導致兩批不幸家庭，一批固然是因為運滯而未能被抽中的家庭，更不幸的是一批既超出申請出租公屋資格，但又無力負擔購買資助居屋的家庭，活在夾縫中，求公不得，求居不能。
這種房屋福利政策迫使年輕人18歲馬上申請公屋，因為只有此時，在未有收入之際，資格尚可符合。一旦公屋在手，以後無論收入如何大升，均可繼續獲得資助，甚至獲得額外着數，譬如平價購買新公屋，政府打本五成，還有止蝕回購安排，均只有綠表家庭（即已享有出租公屋家庭）才有資格一享再享，更獨享優先購買一手和二手居屋特權，尊貴待遇，唯憑當年入息低、入表快、運氣好，先入公屋者為王。
正因為香港房屋資助政策講求申請時間與策略，一子錯滿盤皆落索，政策令全城家庭扭盡六壬，只為成功獲得資助房屋，不惜減人工，不晉升，浪費人生。當新加坡的年輕人可以全心全意努力發展事業和貢獻社會的時候，香港的年輕人卻在自怨自艾，左顧右盼如何申請資助房屋；當新加坡人人能夠安居樂業、全情投入共同發展社會的時候，香港卻人人自危、朝不保夕，無暇關顧社會變化。此消彼長，日子有功，不同的房屋政策主導不同的行為，決定生活安穩還是長期憂慮，最後帶來不同的社會氛圍，影響深遠。
因此，即使香港公營資助房屋的數量正在急遽上升，若果資助房屋政策仍然是以貧民福利為本，而非公民權利為念，加上政府繼續奉行高地價政策與及製造房屋供應寡頭壟斷，人心仍然無法安穩，低收入家庭徒把精神放在申請公屋、居屋之上，高收入家庭、政府、商人則把心力放在炒地炒樓的發達夢中，鼓吹功利，自毁長城。
當然，世上沒有免費午餐，推行公民適切居住權利的房屋政策，必然需要大量資金和土地，因此，稅項的增加或所難免，而且政府必須具備人口管制及擴張城市版圖的能力，長遠方可持續為不斷增加的公民提供適切居所。
每年一房屋怪招 最終一團糟
與其每年推一項房屋怪招，一時港人港地，一時白居二，今次又綠置先導，最終都是一團糟，香港政府不如馬上展開真正的長遠房屋政策諮詢，不是那種計算10年供求數量模型的政策，而是真正從根本原則出發，到底市民希望香港長遠的資助房屋是公民權利，抑或是貧民福利？大家情願改革稅制，改變人口與城規制度來達至房屋權利，還是沿用今天救助扶貧式的房屋福利制度，繼續窮人鬥命長、中產鬥運氣、權貴鬥貪婪的全民耗費精力於房屋的社會氛圍？
然而，自由經濟學派認為市場競爭效率最高，房屋作為可交易投資工具，讓市場決定最高價值，讓全球富豪競爭，追逐資源回報極限，無力負擔者與被淘汰者理應離開此地，另尋歸宿，市場自然平衡。似乎香港現屆政府主掌決策的官員皆以此理論為依歸，特首更已直接明言，家庭入息低於中位數的皆不應獲政治權利，並呼籲對社會不滿的年輕人尋找他鄉的機遇。
但事實上，早在1966年聯合國人權公約已把適切居所列為公民權利，香港作為簽約一方，有責任履行以可負擔房屋作為公民權利的條約。經濟學殿堂級大師約翰密爾（1848年）的經典之作：政治經濟原理第一章第十二節中清晰闡明，土地從本質上與一般生產要素與別不同，土地乃自然恩賜，盤古初開本已有之，土地的存在並不涉及任何人力的投放，因此土地價值從經濟本質而言並不屬於任何人，土地之使用乃建基於民眾之容讓，故必須以公眾利益為優先，這與其他資源的使用權及獲益權有着根本的差別，亦是房屋理應視為權利之基礎。
所謂權利，即視房屋為公民所應得，不論貧富；視土地為公有，公平共享；視公民安居樂業為政府應有之義，安心所需。可惜，自從天道衰微，天下盡歸皇土，官賈則以房屋為資產，價高者得；以土地權益為交易，官商勾結；以吞併掠奪為壟斷，囤積居奇。
幸天之未喪斯文，最近Anna Miller (2014)的Public Housing Works，分析了維也納和新加坡的資助房屋政策，點出了兩地以房屋為民權的治國理念，民心歸向。香港房屋政策何去何從，命繫一念。
作者是中文大學未來城市研究所副所長
文 姚松炎
2015年1月24日 星期六
Vic - 大神級人物談翻譯：洪蘭的錯，錯不在洪蘭（真的嗎？）
2015年1月24日
新聞報導說，國民黨認為自己之前選舉慘敗的一大原因，是在網路宣傳上落後於對手。中央社1月24日的報導寫道：『行政院長毛治國今天召集上百名各部會正副首長進行網路趨勢特訓，由台北市長柯文哲的「網路軍師」如戴季全及翟本喬擔任講師，毛治國讚這些講師在網路世界是「大神」級人物。』
這些「大神級」人物我都不熟悉，但我記得戴季全寫過這篇〈革了翻譯產業的命吧：洪蘭的錯，錯不在洪蘭〉。因為當時看完非常不以為然，所以我一直沒有忘記。
戴季全從他19歲時譯第一本書說起，說他當年譯得很用心，但結果很差，「要不是當時的主編心岱找了姚若潔幾乎重譯，這本書根本上不了台面」，然後他盛讚「這本《愛因斯坦的方程式》非常好看，都是姚若潔與心岱主編的功勞……當時的時報出版，擁有台灣最為細膩、近乎苛求的編輯流程，能夠用最好的品質從全世界帶回最貼近原意的全世界知識」。
文章寫到這裡，我們知道的是一名年輕不勝任的譯者將一本書譯壞了，主編找人大修，形同重譯，結果出了一本好看的書。戴先生認為出版社的編輯流程非常了不起，但讀者未免會想：出版社為什麼會將這本書交給一名不適任的譯者？在發譯工作上是否有疏失？如果能發給合格的譯者，還需要這麼辛苦找人大修、形同重譯嗎？如此善後雖然算是負責任，但從發譯開始的整個過程顯然不夠專業吧？
戴先生顯然不認為出版社有什麼問題，他緊接著就很帥氣地說出他的結論：「我寫這篇文章，冒著違背主要聲音（我不會把這種聲音稱之為主流輿論）的風險，我必須一字一字深刻地說：洪 蘭 的 錯 ， 錯 不 在 洪 蘭 。」
如此「深刻」的結論，到底有什麼論據支持呢？戴先生文章餘下篇幅，基本上是談產業面的問題，大意是翻譯出版業產值很小，本錢有限，因此大家責怪出版社出了翻譯品質低劣的書也於事無補，他認為「最好還給譯者版稅，取代按字計費。否則一本十萬字的書，一個字 0.6 元翻譯稿酬六萬元，譯者只能在一個月和三個月之間選擇品質或收入低落，而且收入還不會有成長性。」（最後兩句意思不清，是想說譯者收入微薄，所以如果追求品質、慢工出細貨就會收入低落嗎？他提議給譯者版稅或許是出於好意，但是現在許多翻譯書一刷都賣不完，如果譯者不收按字數計算的固定稿費，改為按銷量收版稅，收入很可能更差吧？畢竟不是很多譯者能譯到暢銷書啊。）
戴先生一再強調「只會找出錯誤，其實是一種根本上的錯誤」以及「洪蘭的錯，錯不在洪蘭」，但讀完他整篇文章，我實在不認為他能提出什麼具說服力的論據去支持他的「深刻」結論。
看完戴文，我強烈覺得這是一篇打高空的廢文，真的很unhelpful。洪蘭劣譯的問題有它特殊的地方，但我們實在不必扯那麼遠，只需要思考以下問題：洪蘭翻譯的那些書，出版社拿支付洪蘭的稿費，在台灣能找到勝任的譯者，譯出意思準確、文字流暢，基本上不需要怎麼修改的中文嗎？我願意鄭重地說：絕 對
可
以
的！既然如此，為什麼要故作深刻，扯那麼多廢話呢？
相關文章：
李怡 - 年輕人保守等於敲響城市的喪鐘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1月24日
世界上所有的政經界領袖，沒有一個人不認為青少年是未來、是希望的。即使大魔頭毛澤東，也說過廣被引用的話：「世界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但歸根結柢是你們的，你們年輕人朝氣蓬勃，像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希望寄託在你們身上。」
年輕人的特點是甚麼？是滿腔熱忱，追求真理，追求社會的公平、正義，不考慮個人得失；但缺乏經驗和見識，往往莽撞而碰壁。國學大師牟宗三說：「三十歲以前不相信社會主義是沒出息，四十歲後你還相信社會主義，你就是無見識。」羅素也說過類似的話。「沒出息」的意思是，若年輕人早早就非常現實，不願冒險，怕損失，面對社會的不公義、不平等無動於衷，沒有對理想的追求，就不可能有激情，有奮鬥，有推動社會進步的意向，在日後的歲月也只能安分守己，不會有甚麼出息。「無見識」的意思是，當你年事漸長，了解社會現實之後，倘若你仍然相信社會主義追求的分配平等的理想，就會落入奧威爾所說的「有些動物比其他動物更平等」的巢臼，是為「無見識」。
儘管所有政治人物都肯定年輕人的熱情，但不同政治體制就會有不同的青年政策。專權政治往往會利用年輕人的熱情、追求理想而缺乏見識的一面，或通過洗腦式的意識形態宣傳灌輸，或樹立一個讓年輕人盲目崇拜的領袖偶像，再配合強調紀律、服從的軍事思維或訓練去加以操控，組織起一批沒有獨立思考而在意識形態帶領下一味服從的青少年軍，去執行殘酷的非理性鬥爭任務。納粹的黨衞軍，蘇共和許多共產政權的青年軍訓，中共文革時的紅衞兵，以及赤柬少年軍，都是獨裁政權推行軍權主義，利用青少年去鬥爭無辜者的手段。青少年由無知而產生的非人性殘暴，是因為他們相信自己所做的事是為了實現偉大理想，正如正常人要殺人總不免有良心的掙扎，但劊子手殺人則為了「正法」，一個個殺來毫無罪疚感。紅衞兵鬥爭自己曾經尊敬的教師或父母，也是為了「追隨毛主席的革命路線」而一臉正義。專權政治的青年政策要貫徹的是單一「理想」的追求，過去是社會主義，現在是愛國主義即國家主義，而嚴厲反對的是每一個人的獨立思考和多元探索。
民主體制和現代文明國家的青年政策，則強調主政者要與年輕人溝通，了解年輕人的想法和要求，也讓年輕人了解現實的運作和實現理想的階段性。既在政策上給年輕人機會，又讓年輕人增長見識。文明社會鼓勵年輕人冒險，而不主張年輕人保守，因為他們沒有家室、子女、房貸的負擔和現實壓力。十九世紀美國一位著名演說家Henry W. Beecher 說過一句名言：「如果一個國家的年輕人保守，這個國家就敲起了喪鐘。」
沒有經驗既是年輕人的缺點，也是他們的強項。成年人會知道達成某種事情很不容易，甚至不可能。年輕人沒有這個負擔。馬丁．路德．金帶領罷乘運動，不過二十六歲；比爾．蓋茨二十歲創立微軟公司；朱克伯格十九歲建立facebook。巴基斯坦十六歲的馬拉拉為爭取婦女受教育，在上學途中遭暗殺，一度危殆，康復後仍每天站出來要求改變。
當梁振英批評《學苑》的「民族自決論」，筆者想到的是，幸而有《學苑》這樣的聲音，否則面對香港這幾年的文明崩解、政治淪落、謊言遍地，如果沒有年輕人發出這種聲音才可怕，因為年輕人的保守等於敲響我們這個城市的喪鐘。
佔領運動期間，羅范椒芬說，近日移民外國的人多了，原因是「怕了現在的年輕人」，如果他們日後當權，香港不知會變成怎樣；梁愛詩表示不放心將香港交給年輕人。陳佐洱怪罪香港教育培養出「苦瓜毒豆」。梁振英施政報告說要撥巨資支持中小學到大陸交流學習每年至少一次，又由駐港部隊協助建立封閉運作的青年軍。他們都迷信自上而下的洗腦教育。掌權者的一切青年政策的動作，都朝向軍權國家的統一思想、統一（軍事）行動的黨衞軍、紅衞兵的方向。他們抱怨年輕人，如同魯迅《風波》中的九斤老太，慨嘆「一代不如一代」。差不多一百年了，世界已進入年輕人創新並不再服從權威的時代了，軍權主義是一定會成為過去的。任何政治力量，若不能與年輕人溝通，就只會遇到持續無休止的抗爭，或在死氣沉沉中敗亡。（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世界上所有的政經界領袖，沒有一個人不認為青少年是未來、是希望的。即使大魔頭毛澤東，也說過廣被引用的話：「世界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但歸根結柢是你們的，你們年輕人朝氣蓬勃，像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希望寄託在你們身上。」
年輕人的特點是甚麼？是滿腔熱忱，追求真理，追求社會的公平、正義，不考慮個人得失；但缺乏經驗和見識，往往莽撞而碰壁。國學大師牟宗三說：「三十歲以前不相信社會主義是沒出息，四十歲後你還相信社會主義，你就是無見識。」羅素也說過類似的話。「沒出息」的意思是，若年輕人早早就非常現實，不願冒險，怕損失，面對社會的不公義、不平等無動於衷，沒有對理想的追求，就不可能有激情，有奮鬥，有推動社會進步的意向，在日後的歲月也只能安分守己，不會有甚麼出息。「無見識」的意思是，當你年事漸長，了解社會現實之後，倘若你仍然相信社會主義追求的分配平等的理想，就會落入奧威爾所說的「有些動物比其他動物更平等」的巢臼，是為「無見識」。
儘管所有政治人物都肯定年輕人的熱情，但不同政治體制就會有不同的青年政策。專權政治往往會利用年輕人的熱情、追求理想而缺乏見識的一面，或通過洗腦式的意識形態宣傳灌輸，或樹立一個讓年輕人盲目崇拜的領袖偶像，再配合強調紀律、服從的軍事思維或訓練去加以操控，組織起一批沒有獨立思考而在意識形態帶領下一味服從的青少年軍，去執行殘酷的非理性鬥爭任務。納粹的黨衞軍，蘇共和許多共產政權的青年軍訓，中共文革時的紅衞兵，以及赤柬少年軍，都是獨裁政權推行軍權主義，利用青少年去鬥爭無辜者的手段。青少年由無知而產生的非人性殘暴，是因為他們相信自己所做的事是為了實現偉大理想，正如正常人要殺人總不免有良心的掙扎，但劊子手殺人則為了「正法」，一個個殺來毫無罪疚感。紅衞兵鬥爭自己曾經尊敬的教師或父母，也是為了「追隨毛主席的革命路線」而一臉正義。專權政治的青年政策要貫徹的是單一「理想」的追求，過去是社會主義，現在是愛國主義即國家主義，而嚴厲反對的是每一個人的獨立思考和多元探索。
民主體制和現代文明國家的青年政策，則強調主政者要與年輕人溝通，了解年輕人的想法和要求，也讓年輕人了解現實的運作和實現理想的階段性。既在政策上給年輕人機會，又讓年輕人增長見識。文明社會鼓勵年輕人冒險，而不主張年輕人保守，因為他們沒有家室、子女、房貸的負擔和現實壓力。十九世紀美國一位著名演說家Henry W. Beecher 說過一句名言：「如果一個國家的年輕人保守，這個國家就敲起了喪鐘。」
沒有經驗既是年輕人的缺點，也是他們的強項。成年人會知道達成某種事情很不容易，甚至不可能。年輕人沒有這個負擔。馬丁．路德．金帶領罷乘運動，不過二十六歲；比爾．蓋茨二十歲創立微軟公司；朱克伯格十九歲建立facebook。巴基斯坦十六歲的馬拉拉為爭取婦女受教育，在上學途中遭暗殺，一度危殆，康復後仍每天站出來要求改變。
當梁振英批評《學苑》的「民族自決論」，筆者想到的是，幸而有《學苑》這樣的聲音，否則面對香港這幾年的文明崩解、政治淪落、謊言遍地，如果沒有年輕人發出這種聲音才可怕，因為年輕人的保守等於敲響我們這個城市的喪鐘。
佔領運動期間，羅范椒芬說，近日移民外國的人多了，原因是「怕了現在的年輕人」，如果他們日後當權，香港不知會變成怎樣；梁愛詩表示不放心將香港交給年輕人。陳佐洱怪罪香港教育培養出「苦瓜毒豆」。梁振英施政報告說要撥巨資支持中小學到大陸交流學習每年至少一次，又由駐港部隊協助建立封閉運作的青年軍。他們都迷信自上而下的洗腦教育。掌權者的一切青年政策的動作，都朝向軍權國家的統一思想、統一（軍事）行動的黨衞軍、紅衞兵的方向。他們抱怨年輕人，如同魯迅《風波》中的九斤老太，慨嘆「一代不如一代」。差不多一百年了，世界已進入年輕人創新並不再服從權威的時代了，軍權主義是一定會成為過去的。任何政治力量，若不能與年輕人溝通，就只會遇到持續無休止的抗爭，或在死氣沉沉中敗亡。（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2015年1月21日 星期三
李怡 - 香港人不應在言論上「被設禁區」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1月21日
梁振英在立法會回答問題時，反問梁家傑是否支持「香港獨立」的論調；在城市論壇上，新聞統籌專員馮煒光數度逼王俊杰和游清源表態是否支持港獨。梁家傑似乎被迫表態，說「反對香港獨立」，王俊杰強調「自決不等於獨立」，游清源則指馮此舉猶如文化大革命要「人人表態，個個過關」。
梁振英在施政報告中批評《學苑》關於自主自決的討論，目的很明顯，就是要把爭取真普選、佔領運動、雙學和《學苑》的「香港民族自決」論連結在一起，引導社會輿論和無知市民認為爭取真普選就是謀求「香港獨立」，而「港獨」則是「原罪」，不但做不得，而且說不得，主張不得的。連日來，不僅梁家傑表態「反對香港獨立」，泛民也只是維護《學苑》的言論自由，無人支持自決更遑論獨立，眾多政客、報紙評論更唯恐不及地表態，力斥港獨言論或主張。
毫無疑問，香港獨立在香港小環境、中國大環境甚而世界更大環境中，都缺乏生存空間。在中共財大氣粗的強勢下，既沒有外國政治勢力支持，也不會有大陸內部勢力響應。但自主自決以至期盼香港獨立意識的滋生和成長，卻確實與普選議題相關。因為普選的普世觀念，人權宣言的設定，都在於要體現每一個選民的自由自主的意志，這也顯然是香港人數十年爭取普選的要義所在。一黨提名由選民去蓋橡皮圖章的選舉，體現的是中共的「民主集中制」，卻不屬於必須反映選民自由意志的普選。正是這種假普選和近兩年來種種荒誕的狡辯言辭，激發起香港市民特別是年輕人的自主以至獨立意識。當然，除此之外，還有近年越來越讓香港人難以忍受的港中融合、香港大陸化，尤其是有一個說謊成癖而低能的「人辦」梁振英，也不斷激發香港人的自主自決意識。最近人大副委員長陳昌智在深圳與港區人大政協會面，據引述陳昌智在會上強調，「支持梁振英就是支持中央」。對於有切身感受和有是非觀的香港市民，如果這句話成立，如果支持中央就要支持這個說謊「人辦」，那麼相信很多人是寧可不支持中央甚或不做中國人了。滋生香港自主自決意識的土壤真是越來越肥沃。
梁振英批《學苑》以及搞人人過關反港獨，不僅是針對一個不存在可行性的港獨偽命題，而且若港獨連講都不能講的話，那等於閉塞了香港人的思想，言論自由遭壓制，學術自由和思想自由也得不到伸展。
世界上對於言論自由的原則和限制，早在數十年前已十分清晰，筆者也不知寫個多少遍，在梁共政權打壓言論、人人過關的噪音中現在不得不再重複一次。言論自由的禁區只有一點，就是不能造成「明顯和立刻的危險」，比如不能在擠滿人的戲院無根據地大聲亂喊失火。除此之外，包括說錯的、不可行的、違憲違法的言論，都沒有禁區，因為只是言論，而不是行動。幾十年前美國曾有共產黨人鼓吹武力推翻政府，大法官道格拉斯以共產黨雖有組織卻無力量為由，反對判其有罪，因為既無力量就不可能構成行動；對於「鼓吹」，他認為若把這作為剝奪言論自由的標準，就十分危險，因為「鼓吹」講的是意圖，而意圖是摸不着、看不見、很難辨明的東西。因此，主張甚麼，鼓吹甚麼，只要不涉及行動，都屬於言論自由範圍。只有當言論成為行動的一部份，比如安排人們第二天早上用武力進攻警察局，才應該禁止。
北京清華大學，有一塊立於一九二九年夏的王國維紀念碑，碑文由陳寅恪教授撰寫，其詞曰：「先生之著述，或有時而不章；先生之學說，或有時而可商；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同久，共三光而永光。」「三光」，指日月星。
中共建政後六十多年，凡有獨立精神和自由意志的知識分子，都被扼殺打壓務盡，獨立精神和自由思想，早被拋到九霄雲外去了。依靠武裝革命起家的中共政權，崇拜暴力，軍隊一直由黨控制，歷次危機都靠軍隊敉平，文革時的軍訓和軍管，體現中共迷信以服從和紀律為基礎的軍事管理。
香港過去的發展，依靠的是法治下的獨立精神和自由思想。而基礎則是言論自由。現在梁共政權，沿用的卻是中共壓制言論和迷信軍事管理那一套。
維護獨立精神和自由思想，香港人不應在言論和主張上「被設禁區」。筆者認同李德成教授昨天文章的結語：「如果要我在港獨和禁止討論港獨作一選擇，我會毫不猶豫選擇港獨。」（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梁振英在立法會回答問題時，反問梁家傑是否支持「香港獨立」的論調；在城市論壇上，新聞統籌專員馮煒光數度逼王俊杰和游清源表態是否支持港獨。梁家傑似乎被迫表態，說「反對香港獨立」，王俊杰強調「自決不等於獨立」，游清源則指馮此舉猶如文化大革命要「人人表態，個個過關」。
梁振英在施政報告中批評《學苑》關於自主自決的討論，目的很明顯，就是要把爭取真普選、佔領運動、雙學和《學苑》的「香港民族自決」論連結在一起，引導社會輿論和無知市民認為爭取真普選就是謀求「香港獨立」，而「港獨」則是「原罪」，不但做不得，而且說不得，主張不得的。連日來，不僅梁家傑表態「反對香港獨立」，泛民也只是維護《學苑》的言論自由，無人支持自決更遑論獨立，眾多政客、報紙評論更唯恐不及地表態，力斥港獨言論或主張。
毫無疑問，香港獨立在香港小環境、中國大環境甚而世界更大環境中，都缺乏生存空間。在中共財大氣粗的強勢下，既沒有外國政治勢力支持，也不會有大陸內部勢力響應。但自主自決以至期盼香港獨立意識的滋生和成長，卻確實與普選議題相關。因為普選的普世觀念，人權宣言的設定，都在於要體現每一個選民的自由自主的意志，這也顯然是香港人數十年爭取普選的要義所在。一黨提名由選民去蓋橡皮圖章的選舉，體現的是中共的「民主集中制」，卻不屬於必須反映選民自由意志的普選。正是這種假普選和近兩年來種種荒誕的狡辯言辭，激發起香港市民特別是年輕人的自主以至獨立意識。當然，除此之外，還有近年越來越讓香港人難以忍受的港中融合、香港大陸化，尤其是有一個說謊成癖而低能的「人辦」梁振英，也不斷激發香港人的自主自決意識。最近人大副委員長陳昌智在深圳與港區人大政協會面，據引述陳昌智在會上強調，「支持梁振英就是支持中央」。對於有切身感受和有是非觀的香港市民，如果這句話成立，如果支持中央就要支持這個說謊「人辦」，那麼相信很多人是寧可不支持中央甚或不做中國人了。滋生香港自主自決意識的土壤真是越來越肥沃。
梁振英批《學苑》以及搞人人過關反港獨，不僅是針對一個不存在可行性的港獨偽命題，而且若港獨連講都不能講的話，那等於閉塞了香港人的思想，言論自由遭壓制，學術自由和思想自由也得不到伸展。
世界上對於言論自由的原則和限制，早在數十年前已十分清晰，筆者也不知寫個多少遍，在梁共政權打壓言論、人人過關的噪音中現在不得不再重複一次。言論自由的禁區只有一點，就是不能造成「明顯和立刻的危險」，比如不能在擠滿人的戲院無根據地大聲亂喊失火。除此之外，包括說錯的、不可行的、違憲違法的言論，都沒有禁區，因為只是言論，而不是行動。幾十年前美國曾有共產黨人鼓吹武力推翻政府，大法官道格拉斯以共產黨雖有組織卻無力量為由，反對判其有罪，因為既無力量就不可能構成行動；對於「鼓吹」，他認為若把這作為剝奪言論自由的標準，就十分危險，因為「鼓吹」講的是意圖，而意圖是摸不着、看不見、很難辨明的東西。因此，主張甚麼，鼓吹甚麼，只要不涉及行動，都屬於言論自由範圍。只有當言論成為行動的一部份，比如安排人們第二天早上用武力進攻警察局，才應該禁止。
北京清華大學，有一塊立於一九二九年夏的王國維紀念碑，碑文由陳寅恪教授撰寫，其詞曰：「先生之著述，或有時而不章；先生之學說，或有時而可商；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同久，共三光而永光。」「三光」，指日月星。
中共建政後六十多年，凡有獨立精神和自由意志的知識分子，都被扼殺打壓務盡，獨立精神和自由思想，早被拋到九霄雲外去了。依靠武裝革命起家的中共政權，崇拜暴力，軍隊一直由黨控制，歷次危機都靠軍隊敉平，文革時的軍訓和軍管，體現中共迷信以服從和紀律為基礎的軍事管理。
香港過去的發展，依靠的是法治下的獨立精神和自由思想。而基礎則是言論自由。現在梁共政權，沿用的卻是中共壓制言論和迷信軍事管理那一套。
維護獨立精神和自由思想，香港人不應在言論和主張上「被設禁區」。筆者認同李德成教授昨天文章的結語：「如果要我在港獨和禁止討論港獨作一選擇，我會毫不猶豫選擇港獨。」（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2015年1月19日 星期一
李純恩 - 胡司令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1月19日
香港成立「愛國青年軍」，由梁振英太太擔任「總司令」。
看見「總司令」三個字頓覺喜感十足。「總司令」本來是很威武的銜頭，三軍總司令，何等英明神武，但這個銜頭落在梁太太身上，突然卡通化得令人笑出來，同時想到的四個字，便是「蝦兵蟹將」。
這也是沒辦法的事情，梁太太一向是個香港市民娛樂源，她每次現身都令人發笑，似乎有她的存在，香港人已不需要笑話了。
我見過很多總司令，那是在我很小的時候，「文化大革命」開始了，「文革」一開始，造反派、紅衛兵湧現了，各種各樣的「造反司令部」也如雨後春笋，遍地開花。既然有那麼多「司令部」，必有那麼多司令，於是滿街的司令。有的司令想鶴立雞群一下，便自封「總司令」，其他不想做雞的，也紛紛改稱「總司令」。於是你做「總司令」，我也「總司令」，結果遍地總司令了。
那時有一齣京劇叫「沙家浜」，講的是「新四軍」抗日的故事。劇中有個充滿喜感的壞人叫胡傳奎，是個雜牌軍頭目，故稱「胡司令」。胡司令肥胖而蠢，常出錯，鬧笑話，比一本正經的新四軍英雄生動有趣，反倒成了令人印象深刻的角色，大家記到今天。這一天，看到梁太太做了「青年愛國軍」總司令的新聞，不禁想起了胡司令，他的那支雜牌軍，叫「忠義救國軍」。
香港成立「愛國青年軍」，由梁振英太太擔任「總司令」。
看見「總司令」三個字頓覺喜感十足。「總司令」本來是很威武的銜頭，三軍總司令，何等英明神武，但這個銜頭落在梁太太身上，突然卡通化得令人笑出來，同時想到的四個字，便是「蝦兵蟹將」。
這也是沒辦法的事情，梁太太一向是個香港市民娛樂源，她每次現身都令人發笑，似乎有她的存在，香港人已不需要笑話了。
我見過很多總司令，那是在我很小的時候，「文化大革命」開始了，「文革」一開始，造反派、紅衛兵湧現了，各種各樣的「造反司令部」也如雨後春笋，遍地開花。既然有那麼多「司令部」，必有那麼多司令，於是滿街的司令。有的司令想鶴立雞群一下，便自封「總司令」，其他不想做雞的，也紛紛改稱「總司令」。於是你做「總司令」，我也「總司令」，結果遍地總司令了。
那時有一齣京劇叫「沙家浜」，講的是「新四軍」抗日的故事。劇中有個充滿喜感的壞人叫胡傳奎，是個雜牌軍頭目，故稱「胡司令」。胡司令肥胖而蠢，常出錯，鬧笑話，比一本正經的新四軍英雄生動有趣，反倒成了令人印象深刻的角色，大家記到今天。這一天，看到梁太太做了「青年愛國軍」總司令的新聞，不禁想起了胡司令，他的那支雜牌軍，叫「忠義救國軍」。
馬嶽 - 一盤沒有下完的棋
2015年1月19日
【明報專訊】奧當諾與史密特（Guillermo O'Donnell and Philippe C. Schmitter）在1986年發表的：《從威權管治過渡：不確定民主的暫時結論》（Transitions from Authoritarian Rule: Tentative Conclusions about Uncertain Democracies）是研究第三波民主化的經典著作。全系列共4冊，總結了拉丁美洲和南歐國家的民主化經驗。在這本短短72頁內文的理論總結中，兩位學者強調民主轉型的過程和結果都難以確定。在結論部分，作者以一個「多層、多人博弈的棋局」來比喻民主化的過程。他們的中心論據，是在民主轉型的博弈中，不同行動者在不同層次博弈，而其間遊戲規則和參與者都可能不停改變。這比喻最重要的是：每一着棋都互相影響其他人的行動，亦影響民主進程，令進程和結果非常不確定。
無法動搖上層棋局
香港的民主化作為一盤轉型棋局，多年來最大的困難是至少有兩層的棋局，一層在於整個中國的決策層，一層在香港的各界政治力量。香港爭取民主的人士，多年來下的棋都大致在香港的一層棋局，但真正決定香港能否民主化的是中國一層的棋局，而香港這一層無論怎麼走，似乎都不能影響上一層。反過來，上一層的棋局操控了香港保守陣營和政府中的棋子，每一步都其實只是按上層的棋局走。爭取民主者多年來，與之博弈的主要是這一層的棋子。
自從佔領運動中後期以來，這個棋局已成了僵局。爭取民主的力量覺得似乎做什麼也不能改變中央的棋局，最後只能暫時退場，思考下一步棋。有建制派中人竟然以為「政府小勝」，請問勝了什麼？
失卻信任棋局難再下
1980年代開始，中央政府願意局部開放民主化，以至在《基本法》中承諾最終有普選，關鍵是要爭取香港民心。很多人可能都知道中央不會相信民主，但總覺得中央還是要爭取大多數香港人的認同和接受的，大家就在這理解下對弈下去。
隨着長期的拖延普選，港人的信心已逐漸喪失。這次政改首先是諮詢報告不誠實使用民意，加上8．31決定根本是完全不理會香港民間對真普選的訴求，其後無論是面對大規模佔領、學生絕食和上京陳情，都是「我自巍然不動」的天朝心態，重視權力和控制遠遠超過爭取人心。整個過程已經令中央和特區政府失去了（至少是重視民主的）人民的信任。在失卻了人民的信任後，任何的商討都變得困難，任何的承諾都難以入信，往後的棋局已經很難再下。界外的效應，是連台灣的民心也一併失去。
一國兩制要健康發展，關鍵從來不在控制而在於人心。以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的強大，我們從不懷疑它控制香港的能力。但單以權力控制無法令人民歸心、真正認同國家。政府和建制精英彷彿只看見爭取民主的人們暫時無着可下，但我會問：你們呢？你們有什麼妙着挽回民心呢？
象三進五和象五進七
政府和建制派精英，已經淪落到要求民主派考慮所謂「白票守尾門」的方案。這不啻是明白承認了：現在放在桌上的方案是會有相當多選民沒有選擇的，甚至可能超過一半覺得沒有選擇，於是最多只能用投白票來表態或者所謂「守尾門」。我敢問：這是哪一門子的民主方案？這也可算是民主進步？為什麼要人民接受一個明知很多人會沒有選擇的方案呢？
諮詢的內容也包括：提委會投票應該是「一人3票」、「一人2至3票」、「一人最多3票」還是「逐一表決」呢？有選擇困難症的人們真的會頭痛了。二人三足是有很多玩法的，可以我的右腳綁你的左腳，也可以我的左腳綁你的右腳、小腿綁大腿、大腿綁小腿之類很多玩法選擇。還不是誰控制了提委會601票，就可以控制700萬人選票上的所有姓名嗎？有什麼分別呢？
由於民主派沒有妙着，於是建制以為可以不斷象三進五、象五進七，然後又象七退五、象五退三，權力沒有動搖，一直走到天光。走到觀眾都走光。
「餓住先」好過「食住先」
政府一直的策略是叫人「袋住先」或「食住先」。但人大8‧31框架，是一個聯合國人權委員會明言不符合普選原則的框架。除非你厚顏到說「符合基本法的就是真普選」（這等於說：「老子說的就是真理」），否則政府無法不默認，這是不符合國際民主標準的選舉制度，那為什麼要大家接受呢？這明明是地溝油菠蘿包嘛。於是政府的邏輯是：什麼是合格的麵包是沒有國際標準的，也沒有醫學證明吃了地溝油菠蘿包一定會死或者生病，既然大家已經餓了這麼久，「食住先」吧。如果現在不吃，可能以後都沒得吃了。
沒忘初衷的人們會說：我們可能不清楚知道吃了地溝油菠蘿包會發生什麼事，但難道我們不值得拿到一些合格的食物嗎？等了這許多年只值得這種嗟來之食嗎？吃了可能不會死，但暫時不吃也應該是不會死的，橫豎等了這許多年，很多人會寧願「餓住先」了。
棋局如何繼續下
這盤棋要不要繼續下，問題是中央還要不要爭取人心。雨傘運動清楚顯示，香港人不光是經濟動物，「經濟牌」已經不管用了。建制精英不斷的嘗試為年輕人的離心找經濟來源或答案，是徒勞無功的。一國兩制實踐10多年，如果認同一國的人愈來愈少，特別是回歸後出生的港人其實最不認同中國，那麼一國兩制又有何成功呢？負責港澳政策的官員和特區政府官員，要負多少責任呢？
中央政府可以繼續支持62%港人反對的梁振英繼續當特首至2017年，並把建議他考慮下台的政協請走。究竟中央政府是要解決人民的問題，還是解決有問題的人民？究竟是用新的政策爭取民心，還是把他們認為有問題的年輕人、教師或傳媒的腦袋都換掉？
【明報專訊】奧當諾與史密特（Guillermo O'Donnell and Philippe C. Schmitter）在1986年發表的：《從威權管治過渡：不確定民主的暫時結論》（Transitions from Authoritarian Rule: Tentative Conclusions about Uncertain Democracies）是研究第三波民主化的經典著作。全系列共4冊，總結了拉丁美洲和南歐國家的民主化經驗。在這本短短72頁內文的理論總結中，兩位學者強調民主轉型的過程和結果都難以確定。在結論部分，作者以一個「多層、多人博弈的棋局」來比喻民主化的過程。他們的中心論據，是在民主轉型的博弈中，不同行動者在不同層次博弈，而其間遊戲規則和參與者都可能不停改變。這比喻最重要的是：每一着棋都互相影響其他人的行動，亦影響民主進程，令進程和結果非常不確定。
無法動搖上層棋局
香港的民主化作為一盤轉型棋局，多年來最大的困難是至少有兩層的棋局，一層在於整個中國的決策層，一層在香港的各界政治力量。香港爭取民主的人士，多年來下的棋都大致在香港的一層棋局，但真正決定香港能否民主化的是中國一層的棋局，而香港這一層無論怎麼走，似乎都不能影響上一層。反過來，上一層的棋局操控了香港保守陣營和政府中的棋子，每一步都其實只是按上層的棋局走。爭取民主者多年來，與之博弈的主要是這一層的棋子。
自從佔領運動中後期以來，這個棋局已成了僵局。爭取民主的力量覺得似乎做什麼也不能改變中央的棋局，最後只能暫時退場，思考下一步棋。有建制派中人竟然以為「政府小勝」，請問勝了什麼？
失卻信任棋局難再下
1980年代開始，中央政府願意局部開放民主化，以至在《基本法》中承諾最終有普選，關鍵是要爭取香港民心。很多人可能都知道中央不會相信民主，但總覺得中央還是要爭取大多數香港人的認同和接受的，大家就在這理解下對弈下去。
隨着長期的拖延普選，港人的信心已逐漸喪失。這次政改首先是諮詢報告不誠實使用民意，加上8．31決定根本是完全不理會香港民間對真普選的訴求，其後無論是面對大規模佔領、學生絕食和上京陳情，都是「我自巍然不動」的天朝心態，重視權力和控制遠遠超過爭取人心。整個過程已經令中央和特區政府失去了（至少是重視民主的）人民的信任。在失卻了人民的信任後，任何的商討都變得困難，任何的承諾都難以入信，往後的棋局已經很難再下。界外的效應，是連台灣的民心也一併失去。
一國兩制要健康發展，關鍵從來不在控制而在於人心。以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的強大，我們從不懷疑它控制香港的能力。但單以權力控制無法令人民歸心、真正認同國家。政府和建制精英彷彿只看見爭取民主的人們暫時無着可下，但我會問：你們呢？你們有什麼妙着挽回民心呢？
象三進五和象五進七
政府和建制派精英，已經淪落到要求民主派考慮所謂「白票守尾門」的方案。這不啻是明白承認了：現在放在桌上的方案是會有相當多選民沒有選擇的，甚至可能超過一半覺得沒有選擇，於是最多只能用投白票來表態或者所謂「守尾門」。我敢問：這是哪一門子的民主方案？這也可算是民主進步？為什麼要人民接受一個明知很多人會沒有選擇的方案呢？
諮詢的內容也包括：提委會投票應該是「一人3票」、「一人2至3票」、「一人最多3票」還是「逐一表決」呢？有選擇困難症的人們真的會頭痛了。二人三足是有很多玩法的，可以我的右腳綁你的左腳，也可以我的左腳綁你的右腳、小腿綁大腿、大腿綁小腿之類很多玩法選擇。還不是誰控制了提委會601票，就可以控制700萬人選票上的所有姓名嗎？有什麼分別呢？
由於民主派沒有妙着，於是建制以為可以不斷象三進五、象五進七，然後又象七退五、象五退三，權力沒有動搖，一直走到天光。走到觀眾都走光。
「餓住先」好過「食住先」
政府一直的策略是叫人「袋住先」或「食住先」。但人大8‧31框架，是一個聯合國人權委員會明言不符合普選原則的框架。除非你厚顏到說「符合基本法的就是真普選」（這等於說：「老子說的就是真理」），否則政府無法不默認，這是不符合國際民主標準的選舉制度，那為什麼要大家接受呢？這明明是地溝油菠蘿包嘛。於是政府的邏輯是：什麼是合格的麵包是沒有國際標準的，也沒有醫學證明吃了地溝油菠蘿包一定會死或者生病，既然大家已經餓了這麼久，「食住先」吧。如果現在不吃，可能以後都沒得吃了。
沒忘初衷的人們會說：我們可能不清楚知道吃了地溝油菠蘿包會發生什麼事，但難道我們不值得拿到一些合格的食物嗎？等了這許多年只值得這種嗟來之食嗎？吃了可能不會死，但暫時不吃也應該是不會死的，橫豎等了這許多年，很多人會寧願「餓住先」了。
棋局如何繼續下
這盤棋要不要繼續下，問題是中央還要不要爭取人心。雨傘運動清楚顯示，香港人不光是經濟動物，「經濟牌」已經不管用了。建制精英不斷的嘗試為年輕人的離心找經濟來源或答案，是徒勞無功的。一國兩制實踐10多年，如果認同一國的人愈來愈少，特別是回歸後出生的港人其實最不認同中國，那麼一國兩制又有何成功呢？負責港澳政策的官員和特區政府官員，要負多少責任呢？
中央政府可以繼續支持62%港人反對的梁振英繼續當特首至2017年，並把建議他考慮下台的政協請走。究竟中央政府是要解決人民的問題，還是解決有問題的人民？究竟是用新的政策爭取民心，還是把他們認為有問題的年輕人、教師或傳媒的腦袋都換掉？
添馬男 - 港獨陽謀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1月19日
九七前最先提出香港自治獨立的是先施家族馬文輝，1963年曾成立民主自治黨，提出反殖兼反共的政治綱領，要求英國給予香港自治，由香港人任港督，在六十年代走出親共親台二元對立的本土政治格局，是左右派外第三條本土主義道路，可說是時代先驅。當時的自治運動是源於普世價值，包括二戰後各地風起雲湧的非殖化浪潮及聯合國自決精神。但回心一想，我們六十年代出生的一代，對「民主自治黨」事迹，聞所未聞，我們只知有1966年蘇守忠天星加價騷亂，不知馬文輝支持蘇守忠，67年左派暴動，71年保釣維園威利警司扑爆學生頭，為何？
港英一直嚴密監視馬文輝等人的活動，民主自治黨內部很快又出現分裂，但英人一切低調進行，甚至刻意將他們邊緣化，令衝着殖民主義而來的本土自治運動，湮滅於香港近五十年，政治上十分成功。英國總督柏立基對香港非殖化自治運動並非一無所知，一九六𤳙年署任輔政司戴麟趾於政府秘密檔案中便提到「聯合國協會（馬文輝成立爭取自治的組織）的某些會員以協會名義從事違背公眾利益的活動」，將之納入監控範圍內。六一年徙置區商店大幅加租，聯合國協會組織商戶反對，協會一個僅十二人的會議細節，也詳細記錄於政治部主任彭定國（John Vincent Prendergast）的報告內，至於民主自治黨成立時任港督之柏立基，並非省油的燈，他來港前是新加坡總督，任內化解多場憲制危機，並參與自治談判，為新加坡在1959年成為自治邦及在1963年脫離英國獨立作好準備。
英人心知馬文輝等人，即使再加上葉錫恩、貝納奇等「反對派」也成不了氣候，如果當年英人在宣讀施政報告時，總督柏立基開首叫香港人警惕馬文輝自治運動，要認識馬文輝的政治人物勸阻民主自治黨停止激進行動，其客觀後果是馬文輝立即會獲英國殖民地最高領導肯定其反對派領袖地位，也將迅速成為家傳戶曉之香港獨立之父，其在香港政治歷史地位，將不可同日而語。英人監視六十年代本土自治運動的機密檔案，已在倫敦國家檔案館解封，對照今日大張旗鼓討伐龍獅旗、《學苑》，有人歸結於梁振英政治白癡、愚昧所致。
非也，實情是柏立基、戴麟趾與梁振英背後有不同政治考量，因此有不同的行動邏輯。柏立基、戴麟趾要減低反殖自治運動對香港本土社會影響，1966年蘇守忠引發的天星騷亂，黑警橫行，一名青年被打死，千人被捕，其後九龍發起遊行的戰友盧麒無端自殺，67年爆發更大規模之左派暴動，社會矛盾對立嚴重，一個正常要有效管治的政府，才不會進一步去激化矛盾。
梁之不尋常行為，是借批《學苑》自治專輯，達到「兩個轉移」目標。一是借港大、《學苑》混淆視聽，為雨傘運動定性為港獨、自決自治運動加鹽加醋，捕風捉影。此舉可將自己管治失敗責任推得一乾二淨，一切均是「勾結外國的分裂勢力」有計劃部署行動。第二個轉移是令香港民主運動對內地影響消失，一旦令香港爭普選等同自治獨立，任何批評人大框架等同支持自決運動，內地爭取民主自由者也會突然對香港有疏離感，因為內地即使是自由派人士，也有大中華意識。
港獨是一場「陽謀」！
九七前最先提出香港自治獨立的是先施家族馬文輝，1963年曾成立民主自治黨，提出反殖兼反共的政治綱領，要求英國給予香港自治，由香港人任港督，在六十年代走出親共親台二元對立的本土政治格局，是左右派外第三條本土主義道路，可說是時代先驅。當時的自治運動是源於普世價值，包括二戰後各地風起雲湧的非殖化浪潮及聯合國自決精神。但回心一想，我們六十年代出生的一代，對「民主自治黨」事迹，聞所未聞，我們只知有1966年蘇守忠天星加價騷亂，不知馬文輝支持蘇守忠，67年左派暴動，71年保釣維園威利警司扑爆學生頭，為何？
港英一直嚴密監視馬文輝等人的活動，民主自治黨內部很快又出現分裂，但英人一切低調進行，甚至刻意將他們邊緣化，令衝着殖民主義而來的本土自治運動，湮滅於香港近五十年，政治上十分成功。英國總督柏立基對香港非殖化自治運動並非一無所知，一九六𤳙年署任輔政司戴麟趾於政府秘密檔案中便提到「聯合國協會（馬文輝成立爭取自治的組織）的某些會員以協會名義從事違背公眾利益的活動」，將之納入監控範圍內。六一年徙置區商店大幅加租，聯合國協會組織商戶反對，協會一個僅十二人的會議細節，也詳細記錄於政治部主任彭定國（John Vincent Prendergast）的報告內，至於民主自治黨成立時任港督之柏立基，並非省油的燈，他來港前是新加坡總督，任內化解多場憲制危機，並參與自治談判，為新加坡在1959年成為自治邦及在1963年脫離英國獨立作好準備。
英人心知馬文輝等人，即使再加上葉錫恩、貝納奇等「反對派」也成不了氣候，如果當年英人在宣讀施政報告時，總督柏立基開首叫香港人警惕馬文輝自治運動，要認識馬文輝的政治人物勸阻民主自治黨停止激進行動，其客觀後果是馬文輝立即會獲英國殖民地最高領導肯定其反對派領袖地位，也將迅速成為家傳戶曉之香港獨立之父，其在香港政治歷史地位，將不可同日而語。英人監視六十年代本土自治運動的機密檔案，已在倫敦國家檔案館解封，對照今日大張旗鼓討伐龍獅旗、《學苑》，有人歸結於梁振英政治白癡、愚昧所致。
非也，實情是柏立基、戴麟趾與梁振英背後有不同政治考量，因此有不同的行動邏輯。柏立基、戴麟趾要減低反殖自治運動對香港本土社會影響，1966年蘇守忠引發的天星騷亂，黑警橫行，一名青年被打死，千人被捕，其後九龍發起遊行的戰友盧麒無端自殺，67年爆發更大規模之左派暴動，社會矛盾對立嚴重，一個正常要有效管治的政府，才不會進一步去激化矛盾。
梁之不尋常行為，是借批《學苑》自治專輯，達到「兩個轉移」目標。一是借港大、《學苑》混淆視聽，為雨傘運動定性為港獨、自決自治運動加鹽加醋，捕風捉影。此舉可將自己管治失敗責任推得一乾二淨，一切均是「勾結外國的分裂勢力」有計劃部署行動。第二個轉移是令香港民主運動對內地影響消失，一旦令香港爭普選等同自治獨立，任何批評人大框架等同支持自決運動，內地爭取民主自由者也會突然對香港有疏離感，因為內地即使是自由派人士，也有大中華意識。
港獨是一場「陽謀」！
李怡 - 梁振英沒有批評《學苑》的言論自由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1月17日
大律師公會主席石永泰在法律年度開啟典禮上說，港府近年沾染了一種語言習慣，開口「依法」，閉口「依法」。他認為，過份強調民眾必須「守法」，往往是極權政府的特徵：利用法律作為整治民眾的工具，而非用法律約束自己管治的方法。他又說：「中國奉行的那種『法治』，並不是我們一直理解和應用的『法治』概念。」
這是過去一周最值得關注的一段話，因為梁特已奉行中國「那種」了。
法治的要旨是政府用法律約束自己，而不是用法律來整治民眾。十七世紀英國政治哲學家洛克（John Locke）提出經典的法治原則：個人可以做任何事情，除非法律禁止；但政府不能做任何事情，除非法律許可。
按照洛克的原則，在言論自由方面，對政府和對人民，必須持雙重標準。美國六十年代《紐約時報》刊登了黑人民權領袖指控蒙哥馬利市警察暴行的廣告，其中有些敍述與事實不符，蒙市警察局長控告《紐時》誹謗，結果最高法院判《紐時》等被告無罪。理由就是言論自由的主要精神，是讓人民可以對公眾關心的問題討論，可以批評政府的措施和官員言行，在自由辯論和批評中，錯誤在所難免，要有言論自由就應該留下允許搞錯的「呼吸空間」。如果要求言論必須符合事實、依足憲法和法律，或依從掌權者標準的話，就會使想說話的人嚇得不敢說了。言論自由受到壓抑，不僅失去監督政府的功能，也使個人潛能和創意無法充份發揮。
人民批評政府和討論公眾事務不應設限，但政府官員卻沒有隨意發表意見或對人民意見反批評的言論自由，因為他們是掌權力者，他們一出聲就是政治行動，比如牛頭角順嫂都可以評論股市，但政府官員特別財金官員絕沒有言論自由去談論股市，或叫人買樓。
因此，梁振英回應李卓人指他點名批評《學苑》是搞批鬥，他說在言論由由的社會，任何人都有提意見的自由，包括有人提出意見後再提出自己看法的自由，這不是批鬥。他若非不懂就是故意混淆言論自由的真義。《學苑》提出自決論，人人可以有自己意見，沒有人需要去跟從；但在梁振英批《學苑》後，政府高官哪個敢提出要維護《學苑》的言論自由？他們大都鸚鵡學舌地說要對「港獨」警惕，最劃清界限的說法只說那是梁的個人意見。特首的話不是言論自由，而是壓制言論自由的政治行動，目的是要主導社會上特別是年輕人當中關於自主、自決、獨立甚至是民主的討論。正如毛澤東的話不屬言論自由，習近平的話也不屬言論自由一樣，電視劇《武媚娘》為何把唐朝的女服打扮改成大頭娃娃，不就是因為有一個甚麼講話嗎？
壓制言論自由的後果，是使被壓制的言論更受社會關注及獲得更廣泛的傳播。有關報道梁這段話的新聞，網絡留言最多的就是想找《學苑》出版的《民族自決論》來看，而這本書也立刻加印。梁振英確實是推動香港人的自主、自決、獨立思潮的最大推手。
從民調中可以看到，香港青少年對本土、自主、自決以至香港獨立的意識近幾年來逐年增長。掌權者如果不想見到這種趨勢，應有的做法是研究和思考這種思潮的起因，而不是用行政手段去壓制。施政報告提出由教育局資助本港學生到大陸交流，在中小學階段至少各一次，因為國家發展「一日千里」，要增強青少年對國家的認識云云。殊不知時代已經變了，過去到大陸受特殊接待而產生愛國感情的時代已經過去，現在的年輕人一踏進大陸，首先就上不了facebook、Gmail，也看不到多元新聞和訊息，也許他們會在大陸學到「翻牆」，但這都使香港人特別是年輕人覺得香港必須自立，也對梁特推動的「顧全大陸」政策加深反感。是現實而不是自上而下的洗腦教育做得不夠，才建構了青年人的自決意識，也使香港的民主運動無法不朝本土自主的方向發展。
二〇一二年，中國藝術家艾未未在網上問他的十七萬推特粉絲：中國的未來如何？其中一人回答是：「中國的未來是權力不但不綁架權利，且權力要為權利服務，讓這裏的每一個公民權利最大化，否則中國和未來只是個偽命題。」
現在輪到香港人回答香港未來如何的問題了，仿照大陸網民的回答：香港的未來是不能讓以梁特為代表的港共用權力去綁架權利，而是通過自主的真普選，實現制度化地讓權力為權利服務，讓香港每一個市民權利最大化，否則在一黨提名的假普選下，民主只是個偽命題。（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大律師公會主席石永泰在法律年度開啟典禮上說，港府近年沾染了一種語言習慣，開口「依法」，閉口「依法」。他認為，過份強調民眾必須「守法」，往往是極權政府的特徵：利用法律作為整治民眾的工具，而非用法律約束自己管治的方法。他又說：「中國奉行的那種『法治』，並不是我們一直理解和應用的『法治』概念。」
這是過去一周最值得關注的一段話，因為梁特已奉行中國「那種」了。
法治的要旨是政府用法律約束自己，而不是用法律來整治民眾。十七世紀英國政治哲學家洛克（John Locke）提出經典的法治原則：個人可以做任何事情，除非法律禁止；但政府不能做任何事情，除非法律許可。
按照洛克的原則，在言論自由方面，對政府和對人民，必須持雙重標準。美國六十年代《紐約時報》刊登了黑人民權領袖指控蒙哥馬利市警察暴行的廣告，其中有些敍述與事實不符，蒙市警察局長控告《紐時》誹謗，結果最高法院判《紐時》等被告無罪。理由就是言論自由的主要精神，是讓人民可以對公眾關心的問題討論，可以批評政府的措施和官員言行，在自由辯論和批評中，錯誤在所難免，要有言論自由就應該留下允許搞錯的「呼吸空間」。如果要求言論必須符合事實、依足憲法和法律，或依從掌權者標準的話，就會使想說話的人嚇得不敢說了。言論自由受到壓抑，不僅失去監督政府的功能，也使個人潛能和創意無法充份發揮。
人民批評政府和討論公眾事務不應設限，但政府官員卻沒有隨意發表意見或對人民意見反批評的言論自由，因為他們是掌權力者，他們一出聲就是政治行動，比如牛頭角順嫂都可以評論股市，但政府官員特別財金官員絕沒有言論自由去談論股市，或叫人買樓。
因此，梁振英回應李卓人指他點名批評《學苑》是搞批鬥，他說在言論由由的社會，任何人都有提意見的自由，包括有人提出意見後再提出自己看法的自由，這不是批鬥。他若非不懂就是故意混淆言論自由的真義。《學苑》提出自決論，人人可以有自己意見，沒有人需要去跟從；但在梁振英批《學苑》後，政府高官哪個敢提出要維護《學苑》的言論自由？他們大都鸚鵡學舌地說要對「港獨」警惕，最劃清界限的說法只說那是梁的個人意見。特首的話不是言論自由，而是壓制言論自由的政治行動，目的是要主導社會上特別是年輕人當中關於自主、自決、獨立甚至是民主的討論。正如毛澤東的話不屬言論自由，習近平的話也不屬言論自由一樣，電視劇《武媚娘》為何把唐朝的女服打扮改成大頭娃娃，不就是因為有一個甚麼講話嗎？
壓制言論自由的後果，是使被壓制的言論更受社會關注及獲得更廣泛的傳播。有關報道梁這段話的新聞，網絡留言最多的就是想找《學苑》出版的《民族自決論》來看，而這本書也立刻加印。梁振英確實是推動香港人的自主、自決、獨立思潮的最大推手。
從民調中可以看到，香港青少年對本土、自主、自決以至香港獨立的意識近幾年來逐年增長。掌權者如果不想見到這種趨勢，應有的做法是研究和思考這種思潮的起因，而不是用行政手段去壓制。施政報告提出由教育局資助本港學生到大陸交流，在中小學階段至少各一次，因為國家發展「一日千里」，要增強青少年對國家的認識云云。殊不知時代已經變了，過去到大陸受特殊接待而產生愛國感情的時代已經過去，現在的年輕人一踏進大陸，首先就上不了facebook、Gmail，也看不到多元新聞和訊息，也許他們會在大陸學到「翻牆」，但這都使香港人特別是年輕人覺得香港必須自立，也對梁特推動的「顧全大陸」政策加深反感。是現實而不是自上而下的洗腦教育做得不夠，才建構了青年人的自決意識，也使香港的民主運動無法不朝本土自主的方向發展。
二〇一二年，中國藝術家艾未未在網上問他的十七萬推特粉絲：中國的未來如何？其中一人回答是：「中國的未來是權力不但不綁架權利，且權力要為權利服務，讓這裏的每一個公民權利最大化，否則中國和未來只是個偽命題。」
現在輪到香港人回答香港未來如何的問題了，仿照大陸網民的回答：香港的未來是不能讓以梁特為代表的港共用權力去綁架權利，而是通過自主的真普選，實現制度化地讓權力為權利服務，讓香港每一個市民權利最大化，否則在一黨提名的假普選下，民主只是個偽命題。（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黃偉豪、陳思恒 - 人如其閱：信息鴻溝影響港人政治取態
2015年1月17日
【明報專訊】"We are What we
Read."
我們常聽到"We are what we eat"這句說話，意思是從一個人選擇吃什麼，可以知道他是什麼人。推而廣之，"We are what we read"同樣成立，一個人透過什麼媒體來認識這個世界，足以反映和影響其政治取態。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委託中大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於去年11月中進行「媒體和公共事務」意見調查。本文以所得數據，分析不同政治取態的人的媒體習慣，和了解他們得知時事資訊的具體途徑，並探討香港人有否被「信息鴻溝」（digital divide）所影響，即是否有群體因年齡、知識和資源的差異，因而對媒體缺乏選擇，活於一個資訊被「篩選」的狹隘世界裏，使他們對香港政治議題的取態同時被影響。
表一以對佔領運動的取態將受訪者分為3類，細看各組的時事資訊主要途徑。支持者中，約四成人選擇網站或社交媒體，其次是報章雜誌，透過電視接收資訊的不到兩成；不支持者的情况完全相反，逾四成半人選擇電視，只有約一成選擇網站或社交媒體。值得注意的是，兩類人的報刊閱讀比例均是三成多，但其中選擇卻甚不同。近六成支持者是《蘋果日報》的讀者，約一成讀《明報》；不支持者則主要閱讀《東方日報》，比例達三成八。雖然以電台作資訊途徑的受訪者並不多，但在他們當中，近八成不支持者收聽「港台」，支持者有近四成選擇「商台」，比不支持者多近兩成。選擇電視台方面，支持者只有不到一半選擇「無綫」，四分之一收看「有線」；取態「一般」和不支持的電視觀眾則分別約八成和七成透過「無綫」接收資訊。
年輕少讀報、高學歷高收入少看電視
若媒體選擇與政治取態有關，我們要問的下一個問題是，大眾對媒體的選擇是完全自由，還是有「信息鴻溝」的存在，令部分人因缺乏知識及資源，而得不到全面資訊，被困於一個偏頗的世界之中？表二先將受訪者按年齡分5組，在最年輕的一群（18至29歲），報刊讀者不足兩成，但其餘4組的比例約三至四成；電視觀眾和網絡使用者則成反向趨勢，電視觀眾比例隨年齡上升，由「18至29歲」的23.44%遞增至「60歲或以上」的53%，網絡使用者比例隨年齡下降，由「18至29歲」的57.18%遞減至「60歲或以上」的5.19%，非常懸殊。若將受訪者按教育程度分3組又如何？最顯著的分野再次在於看電視和使用網絡：逾半「小學或以下」受訪者均倚賴電視得知天下事，使用網絡的只佔3%；具專上學歷的受訪者則偏向透過網絡接收資訊，比率接近三成半，只有約兩成半人選擇電視。最後，將焦點轉至收入，月入1萬元以下的受訪家庭幾乎不透過互聯網接收資訊，月入2萬或以上才有較多機會接觸互聯網資訊；月入低於2萬元的受訪家庭，逾半倚重電視作資訊途徑，反觀月入5萬或以上的受訪家庭只有28%透過電視接收資訊。
信息鴻溝成為高牆
在現今撕裂的香港社會下，媒體的影響力不僅是單純的資訊分享，更形成一個「歸邊」的過程，變成不同聲音的「回音谷」，強化己方價值的同時，亦隔絕了與對方的溝通，加劇兩極化的對立。與此同時，從上述分析可見，「信息鴻溝」極可能已在香港形成，成為信息富有者和信息貧窮者之間的一幅高牆，阻礙他們溝通的同時，亦加強了現今媒體的「回音谷」負面效應。面對如此兩極化的政治對立和媒體生態，如何收窄「信息鴻溝」，加強市民的媒體選擇能力，已成為香港社會如何修補撕裂和重建政治共識的關鍵。
作者黃偉豪是中大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陳思恒是中大政治與行政學系研究助理
陶傑 - 不一樣的法
頭條日報
2015年1月15日
大律師公會主席石永泰任期屆滿，臨別演講，稱「法治沒有全球同意的定義，開口閉口依法守法，往往是極權社會的特徵。」
中文的「法治」，是對英文Rule of Law的翻譯，但是中文的「法」，本身不同於英文的Law。中文的「法」，定義多變，儒家說「法先王」，道家又說「道法自然」，都是效法模仿的意思，後來又出了法家，法家的法，跟儒家、道家一點關係也沒有。
中國的法，從法家開始，就跟刑律掛鈎，為國君服務。管仲、子產都用法來為國庫牟利，當時的「國」，並非現代意義的國家，而是諸侯的封國，法家用行政手段，壓抑自由市場，實行公有制和計劃經濟。
法家最出名的人物是秦國的商鞅，商鞅的觀點，完全站在國君的角度，商鞅認為應該讓民，也就是老百姓，畏懼國君：「民弱國強，民強國弱，故有道之國，務在弱民。」國民和國君是敵對關係，國民強大，就不會放國君在眼裏，國民如果地位低下弱小，就會尊崇達官貴人，生活貧窮，就會重視金錢獎賞，反過來，如果人人都活得很好，手頭有錢，就不會稀罕國君的賞賜，那麼賞罰這一套手段，就沒有甚麼效果，國君的管治就失效了。
商鞅的這一套，是為兩千年前的奴隸制社會度身訂造，當時其他的諸侯國並沒有完全奉行這一套，但是因為秦國實行嚴刑峻法，譬如告密可以得賞金，逃避兵役株連全家之類，用恐怖統治為秦國訓練出機械人一樣強大的軍隊，秦國終於打敗其他諸侯國，秦國文化的劣幣驅逐良幣，中國的君王從此以後，都對法家這一套篤信不疑。
中國的宋朝，是君王比較寬容的朝代，民間得以發展資本主義，士大夫活得比較有個人尊嚴，宋朝的君王處於相對「弱勢」的狀態，結果文明的宋朝遭蒙古人的鐵騎踐踏，最後一個小皇帝要跳海自殺，後世的歷史教科書對宋朝的評價不高，指其「積弱」，所以中國人在文化心理上還是嚮往強大的君主，即使君主強大的反面是國民弱小，也不要緊。
但是英國的法治觀念，起源於八百年前的大憲章運動，大憲章的用意是要限制國王的絕對君權，君王不可以為所欲為，大憲章對後世影響最深遠的是用司法來維護人身安全的概念。這個法，不是為了強國弱民，保護君權，而是為了保護每一個人的安全：「除非經由普通法官進行的法律審判，或是根據法律行事；否則任何自由的人，不應被拘留或囚禁、或被奪去財產、被放逐或被殺害。」此一想法，是今天的法治觀念的血脈源頭。
石永泰大律師說得很對，這個世界並非所有人認同這一法治觀念，許多人口口聲聲「依法辦事」，「嚴格執法」，其實還停留在商鞅那個年代，將刑法用作管束手段而已的層次，是對法治精神的貶低與侮辱。
大律師公會主席石永泰任期屆滿，臨別演講，稱「法治沒有全球同意的定義，開口閉口依法守法，往往是極權社會的特徵。」
中文的「法治」，是對英文Rule of Law的翻譯，但是中文的「法」，本身不同於英文的Law。中文的「法」，定義多變，儒家說「法先王」，道家又說「道法自然」，都是效法模仿的意思，後來又出了法家，法家的法，跟儒家、道家一點關係也沒有。
中國的法，從法家開始，就跟刑律掛鈎，為國君服務。管仲、子產都用法來為國庫牟利，當時的「國」，並非現代意義的國家，而是諸侯的封國，法家用行政手段，壓抑自由市場，實行公有制和計劃經濟。
法家最出名的人物是秦國的商鞅，商鞅的觀點，完全站在國君的角度，商鞅認為應該讓民，也就是老百姓，畏懼國君：「民弱國強，民強國弱，故有道之國，務在弱民。」國民和國君是敵對關係，國民強大，就不會放國君在眼裏，國民如果地位低下弱小，就會尊崇達官貴人，生活貧窮，就會重視金錢獎賞，反過來，如果人人都活得很好，手頭有錢，就不會稀罕國君的賞賜，那麼賞罰這一套手段，就沒有甚麼效果，國君的管治就失效了。
商鞅的這一套，是為兩千年前的奴隸制社會度身訂造，當時其他的諸侯國並沒有完全奉行這一套，但是因為秦國實行嚴刑峻法，譬如告密可以得賞金，逃避兵役株連全家之類，用恐怖統治為秦國訓練出機械人一樣強大的軍隊，秦國終於打敗其他諸侯國，秦國文化的劣幣驅逐良幣，中國的君王從此以後，都對法家這一套篤信不疑。
中國的宋朝，是君王比較寬容的朝代，民間得以發展資本主義，士大夫活得比較有個人尊嚴，宋朝的君王處於相對「弱勢」的狀態，結果文明的宋朝遭蒙古人的鐵騎踐踏，最後一個小皇帝要跳海自殺，後世的歷史教科書對宋朝的評價不高，指其「積弱」，所以中國人在文化心理上還是嚮往強大的君主，即使君主強大的反面是國民弱小，也不要緊。
但是英國的法治觀念，起源於八百年前的大憲章運動，大憲章的用意是要限制國王的絕對君權，君王不可以為所欲為，大憲章對後世影響最深遠的是用司法來維護人身安全的概念。這個法，不是為了強國弱民，保護君權，而是為了保護每一個人的安全：「除非經由普通法官進行的法律審判，或是根據法律行事；否則任何自由的人，不應被拘留或囚禁、或被奪去財產、被放逐或被殺害。」此一想法，是今天的法治觀念的血脈源頭。
石永泰大律師說得很對，這個世界並非所有人認同這一法治觀念，許多人口口聲聲「依法辦事」，「嚴格執法」，其實還停留在商鞅那個年代，將刑法用作管束手段而已的層次，是對法治精神的貶低與侮辱。
2015年1月11日 星期日
李怡 - 善良與邪惡的萌芽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1月11日
2006年美國一個五歲女孩凱芙琳（Katherine Commale）在電視看到非洲平均每30秒就有一個孩子死於瘧疾，媽媽說是因為非洲的蚊子非常多，而那裏很窮，許多人買不起蚊帳。她決定不吃點心、不再買芭比娃娃，用10美元買了一個蚊帳，找到一個叫做「Nothing But Nets」的慈善組織，把蚊帳寄去。不久，她收到這協會的感謝信，說她是年紀最小的捐贈人。並說如果捐十個蚊帳，就會給她一個獎狀。
獎狀？可以自己做，找鄰居和親屬捐呀。她製作的獎狀上寫：「以你的名義，我們買下一張蚊帳，送到非洲。」她親筆簽名認證。親友看到覺得天真又感動，很快就有十個人捐蚊帳。凱芙琳把錢寄出，收到協會的「榮譽證書」，並封她為「蚊帳大使」。
凱芙琳看到碧咸在電視為「只要蚊帳」協會做公益廣告，她寫信給碧咸，並發給他獎狀。碧咸把獎狀放上網，事情就傳開了。
她又給富商寫信，其中給比爾．蓋茲的信這樣寫：「親愛的比爾．蓋茲先生，沒有蚊帳，非洲的小孩會因為瘧疾而死掉。他們需要錢，可是聽說錢都在你那裏……。」
「聽說錢都在你那裏」這句話，把蓋茲觸動了，他說看來他不把錢拿出來是不行的，他立刻捐300萬美元，並於2008年出資拍了一部《孩子救孩子》紀錄片，凱芙琳因此踏上非洲大地，看到當地孩子用筆在蚊帳上寫着她的名字。那年她七歲，已救了超過百萬個非洲小孩的生命。
2009年，一個中國六歲女孩在電視上說，她長大想做貪官，因為貪官有很多禮物。
善良的力量和邪惡的力量，在孩子身上萌芽，都會像滾雪球一樣，越滾越大。我想到陳佐洱近日說，香港教育要受京官監管。
2006年美國一個五歲女孩凱芙琳（Katherine Commale）在電視看到非洲平均每30秒就有一個孩子死於瘧疾，媽媽說是因為非洲的蚊子非常多，而那裏很窮，許多人買不起蚊帳。她決定不吃點心、不再買芭比娃娃，用10美元買了一個蚊帳，找到一個叫做「Nothing But Nets」的慈善組織，把蚊帳寄去。不久，她收到這協會的感謝信，說她是年紀最小的捐贈人。並說如果捐十個蚊帳，就會給她一個獎狀。
獎狀？可以自己做，找鄰居和親屬捐呀。她製作的獎狀上寫：「以你的名義，我們買下一張蚊帳，送到非洲。」她親筆簽名認證。親友看到覺得天真又感動，很快就有十個人捐蚊帳。凱芙琳把錢寄出，收到協會的「榮譽證書」，並封她為「蚊帳大使」。
凱芙琳看到碧咸在電視為「只要蚊帳」協會做公益廣告，她寫信給碧咸，並發給他獎狀。碧咸把獎狀放上網，事情就傳開了。
她又給富商寫信，其中給比爾．蓋茲的信這樣寫：「親愛的比爾．蓋茲先生，沒有蚊帳，非洲的小孩會因為瘧疾而死掉。他們需要錢，可是聽說錢都在你那裏……。」
「聽說錢都在你那裏」這句話，把蓋茲觸動了，他說看來他不把錢拿出來是不行的，他立刻捐300萬美元，並於2008年出資拍了一部《孩子救孩子》紀錄片，凱芙琳因此踏上非洲大地，看到當地孩子用筆在蚊帳上寫着她的名字。那年她七歲，已救了超過百萬個非洲小孩的生命。
2009年，一個中國六歲女孩在電視上說，她長大想做貪官，因為貪官有很多禮物。
善良的力量和邪惡的力量，在孩子身上萌芽，都會像滾雪球一樣，越滾越大。我想到陳佐洱近日說，香港教育要受京官監管。
寶兒 - 西營盤山城老舖剩多少？
街知巷聞 (圖片見原網頁)
星期日生活
2015年1月11日
【明報專訊】「往堅尼地城」的港鐵指示牌正式取代「往上環」，時代更替，從此港島西地底住進了一條躁動的龍。
港島西港鐵通車前，西營盤早已開始有咖啡店餐廳酒吧進駐，走向SOHO式高檔路線，近幾年，舖租急升、收購重建更時有聽聞，舊式店舖關的關、搬的搬，在「西營盤站」未開通之前，該區如棋盤一樣的街道商舖格局，早已翻了一番。
遊客或區外人當然有點滿心歡喜，又多一個假日小資好去處，但對於該區居民而言，卻未必如此，特別是苦心經營多年的老店舖，雖然人流多了，但他們也未必是受惠的一群。
同時，這座依山順勢而建的古老山城，當中的巷里傳統特色，會否因此逐漸消失，最後變成一座座毫無特色的大商場、一幢幢豪宅高樓？
「西營盤站」兩個月後正式開通，在通站前，跟着長春社文化古蹟資源中心（CACHe）的代表，讓我們逐一檢視，還有多少老舖尚能守住。
地勢陡峭發展慢街舖老店林立
在西環海味街，即德輔道西街後面，藏着一塊方方正正的社區——西營盤，其中擁有一條被稱為全香港最斜的街道——正街，可以由南面半山一直往北俯衝進維多利亞港，汽車在下坡時也要盡量慢駛，行人要上斜當然辛苦，即使下斜也很吃力。據城市研究者建築系碩士何尚衡所說，西營盤是香港最早發展區域之一，鄰近中、上環，本應有很大的發展潛力，但由於面積較細、加上地勢陡峭，交通不便，所以商業發展較緩，街舖相對較多，舊街老店亦得以保留，互相依存形成一個社區。西營盤的巷里特色一直為人稱道，目字形的街道，地勢由低至高數起，橫向的是第一街、第二街及第三街，第四街因為意頭不好，索性改為「高街」，豎向的是西邊街、正街和東邊街，建築物樓下為街舖樓上為住宅。舊時是地勢愈高愈富有，住高街的是家境優裕之人，再往上走如般咸道，就是半山區有錢人了。
西營盤在一八五○年代香港開埠初期便開始發展，因地理環境有良好軍事優勢，位處海邊，山勢陡峭，成為英軍軍營。在太平天國戰亂後，有大批難民湧進香港，於是政府劃出這區供難民居住，漸漸形成生活社區。二戰期間，香港淪陷，西營盤的社區建築遭受戰火破壞，民生亦受影響。戰事平息後，樓房重建，這區亦算復原快速，往後亦見證着香港工業轉型、移山填海等。
豪宅高檔商舖進佔
到了今天，走在西營盤的街道上，不免有點唏噓。在第一街，眼下所見，空置的空置，伶仃的伶仃，正在興建的港鐵站對面，只餘下樓梯底的小雜貨店，已無當年的巷里熱鬧，顯得有點落寞。而第二街，位於街頭的長春社文化古蹟資源中心，前身是建於一九二二年的贊育產科醫院，富有歷史價值，斜對面卻已有新樓「星鑽」地盤。而自從五年前屋苑縉城峰建成後，成為豪宅標誌建築，一下子佔去了半條街，外邊圍起矮牆，裏面是西式高檔超市，CACHe項目主任Winnie說：「以前隨街坊需求所開設的街舖沒有了。」街坊有怨言：誰會下樓喝一杯四十多元的咖啡？第三街的老舖也只餘寥寥幾家，街坊主要光顧正街街市或西營盤街市，新與舊中式與西式，互相衝擊。至於高街，更是意法日韓餐廳林立，走兩步便有一家，「超值」午餐也盛惠百多元，如今大概只剩下西邊街還有一點老香港的味道。隨着西營盤站快落成，樓價租金水漲船高，收購浪潮不斷，何尚衡認為，雖然這裏店舖業權分散，集體收購有一定難度，加上地勢不易作大型商場建設，但港鐵站開通後，外來人流湧入，也有隱憂會發展成另一大型商場。
關興記 豆品堅持自家製
地址：第三街六十五號
一磚輕軟的豆腐，原來已經歷了三代人近九十年的血汗，關興記創於一九二八年，老闆娘關太親切地說着這個老舖的故事。她一九七二年嫁入關家，十九歲開始替丈夫打理店舖，至今已六十多歲。當年她老爺的父親，在滿街牌檔的正街，挑着擔挑賣自家豆腐，隨後申領大牌檔位，二戰前在第一街設舖，一九八○年代便在第二街擁有豆腐和腐乳兩家工場，後來搬至現在的第三街，豆腐製品自售和出口，現在仍堅持自製豆漿和豆腐花。關老爺在八十年代末過身，關生後來患上柏金遜症，孩子年紀尚小，當年關太一個女人，咬實牙關持家守業，如今老店名號享譽滿街。說到最近過身的丈夫，關太嗚咽，更要守住這個老字號，傳給兒子，有情有義怎捨得離開？
關興記店面還擺賣各式食材雜貨，特別的醬料牌子也可以在她那裏找到，為了方便小家庭買餸，她把醬料分拆成獨立小包免浪費，兩三元出售，貨如輪轉，調味料更新鮮。她還調校「混醬」，用南乳和腐乳等撈成，用來炆鴨、炆豬手很惹味。港鐵開通後，更多顧客聞名而來，對她來說也算是安慰。
鄺林記 山貨應有盡有
地址：西環第二街五十二號
時來運到，將來港鐵站就開在賣山貨的鄺林記斜對面，經營四十七年，一家老舖見證了第二街的面貌變化。鄺太在一九九七年老爺奶奶退休後接手，一做十八年，現在幾乎變成了生活百科專家。所謂山貨，即是家居用品，因以前這些用品物料多來自山野，如竹筷子、蒸籠等。以前鄺林記還有賣火水爐、竹貨，夏天有大葵扇、諸葛亮的羽毛扇，可是現在有些物品連內地工場也不做了，入貨更見困難。在她的店裏還找得到手繪公雞碗、香港製造的紅A膠兜，最讓客人鍾情的是港製駱駝牌暖水壺，內裏是玻璃膽，新系列還推出新色系，既有鮮黄色，也有粉藍色，鄺太說那是Tiffiany blue。老店並非只做本地老街坊生意，還有菲籍印籍，甚至外國女子幫襯，鄺太都能馬上換個英文頻道，對答如流。這條街在她眼中，是新舊中西共融，高街酒吧林立，聽說晚上還有外國女子飲醉酒，脫掉高跟鞋在斜路上赤腳走。鄺太說現在已經有幾家地產商來問價，還做不做下去？她笑說，看看情况吧。
德昌森記手製蒸籠留住風味
地址：西環西邊街十二號
竹籠蒸點心，相對於不鏽鋼蒸爐，一定更好味，因為德昌森的老闆林師傅說，竹籠蒸起來有竹香，而且質料透氣，能令熱蒸氣留住冷蒸氣排走，令食物的水分和風味得以保留。德昌森是百年寶號，一九○○年代起家，由農村手藝走出省城廣州，八十年代再到正街當時的四五線舖，靜靜地做家傳手作，後來再轉到西邊街屹立三十多年，一直供貨中上環酒家，如蓮香、陸羽等，同時亦因應七八十年代的移民潮，蒸籠遠銷至日本及歐美等中式酒樓。
林師傅當年紅褲子出身由低做起，已是第五代的蒸籠師傅，不過現在工場已分拆工序，以人手揀竹、電鋸輔助製作，製成後再人手修整，現在已經很少有人能由頭至尾做一個出來。生產剩下來的竹頭竹尾，林師傅說：「都係錢嚟㗎」不要浪費，又做成竹叉竹匙羮出售。近十年，多了外國客人，外國人覺得點心就是要用蒸籠蒸，也有年輕人專程來入貨。他說，港鐵開通，等了三十幾年，這邊的舖租相對還能負擔，不算擔心。
叁去壹點心飯店三十元吃到飽
地址：西環薄扶林道十一號
摺枱摺櫈放街邊，甚至讓客人坐在中醫館外吃碟頭飯吃點心，這種地踎式的飯店早已買少見少。薄扶林道還有一家，叫作「叁去壹」，五十多年前開店，三個股東走了一個，現在連同王老闆，變成總共五個經驗老到的師傅，可是洗碗工難求，還需一人屈就洗碗。在高街百多元一份午餐，這裏才三十多元便吃很飽，還有現在市面少見的「大包」，用雞球、叉燒、豬肉等做餡，常客有學生、白領和街坊。原來師傅還用德昌森的蒸籠，他說：「蒸籠雖是貴了點，但多一點釘，又有鐵線圈，又紮實又耐用點。」這是老店互相依存的印證。可是，才捱過上一份加五成的租約，兩個半月之後，叁去壹再要面臨續約，不知前路如何，加上也有師傅想退休，王師傅說起來便面有難色。
聯華茶餐廳舊香港情懷
地址：西環正街二十八號
在正街五十一年，看聯華的店面，應該再難找到還這樣有舊香港情懷的，玻璃櫥窗裏還有菠蘿包，地下瓷磚還是藍色條子，入內有卡座，樓上有雅座，名菜是焗豬扒飯，這裏同時被稱為「港大飯堂」。老闆許生說，上回租約加了幾千，遲點港鐵站在後面開通，方便是方便了，但不知會加租幾成？「做就當然想做下去，至少夠出糧，不然可以做啲咩呢？」老舖的願望是如此卑微。
留不住的老舖
如今的西營盤，新店舊店間隔相鄰，像空間錯置，回首當年，還是老舖林立，街坊街里熟口熟面，巷里之情平易近人。在急速發展之時，我們失去了什麼？CACHe在二○一二年免費派發《經營西營盤——經營老店與社區的故事》（已派完），當中記錄了一些已結業的西營盤老店，Hedy提供了幾家老舖的舊照片，往事只能回味，要珍惜當下。
「巷里傳承‧營造西營盤」歷史文化徑
舉辦機構：長春社文化古蹟資源中心（CACHe）
網址：cache.org.hk/blog/saiyingpun_heritage_trail/
CACHe刊物《守下留情——中西區老店札記》增新版，仍供免費索取。
文 寶兒
圖 寶兒、劉焌陶、長春社文化古蹟資源中心（CACHe）
編輯 何錦源
李佩雯訪問吳恩融：香港風不見了大半
【明報專訊】剛過去的小寒，天文台錄得最高溫度23.9℃，是十五年來最高溫的小寒，香港人不僅要抵受愈來愈熱的天氣，還要接受風大幅減少的事實。
「相比六十年代，本港不見了三分之二的風。」中大建築系教授吳恩融說，他研究都市氣候多年，風不見了，是他的個人感受，也是數據道出的事實，罪魁禍首，與城市規劃、樓宇密度、設計不無關係。
所謂環境不變，人在變，香港雖然是世界上人煙最稠密的城市之一，我們不可以控制陽光強弱，亦不能左右主流風的走向，但透過巧妙的樓宇設計、建築物佈局和電腦模擬通風技術，原來都可以為樓宇增加日光和通風度。
不過，若然商人繼續以起到盡，賺到盡心態發展，香港人注定賠上健康和生活質素。
住在窒息大蛋糕
不見天 不見地 無通風
「相比起我小時候，風少了三分之二，又熱又無風，對生活很大影響。」
「香港很多樓宇像一個大蛋糕，平台高，樓層像一支蠟燭，加上無綠化，無遮陽光地方，樓宇阻擋天空，沒辦法散熱，通風效果不佳，令空氣質素變差。」
「近年政府搵地建屋搵得好狼，希望他們不要因為今天的問題，而製造明日的問題。」
這幾句說話，振振有詞，全是出自吳恩融教授口中。
採訪那天，天色較昏暗，吳教授的辦公室，沒開燈，他透過窗外的少許陽光，埋首工作，桌前的特大書櫃，高至天花，旁邊有一輛單車。原來書櫃是由廢棄木搭建而成，單車是他的代步工具。他不坐升降機，每天走數層樓梯往辦公室，不看電視，愛看書，因為看電視要用電，書本看完，還可以傳給下一個人，他說：「食物、水、材料、能源消耗多少，決定一個人對地球的破壞程度。」吳恩融的專長包括研究可持續發展、都市通風、屏風樓、城市環境、綠色建築、光污染等範疇，他的生活模式，是活生生的示範 。
研究數據 評估空氣流通
吳恩融早年研究香港都市氣候圖，也曾參與規劃署的「空氣流通評估方法可行性研究」，最近發表與德國合作的新技術，利用相等於十萬部桌上電腦同時運作的超級電腦，以本港的氣候數據、樓宇高度及山勢等資料，模擬本港不同地區的風向、流動及大小等，有助城市規劃和樓宇設計，為政府覓地解決房屋短缺問題，提供了十分有用的參考數據。
樓愈建愈過火 致熱島效應
如此關心城市通風，因為他覺得近二十年香港的樓宇建得過了火位，「七十年代建成的康樂大廈（現稱怡和大廈），樓高五十二層，是當年全港最高的摩天大廈，公共樓宇都是十多層左右。小時候，夏天在旺角的唐樓天台開牀瞓覺，睡到半夜要回到屋裏，因為太凍，現在因為熱島效應，風又少了三分之二，夏天不開冷氣難以入睡。」本港的風速由六十年代的平均每秒三米，大幅降至現時的平均每秒一米，等於不見了三分二的風。
熱島效應成因
海邊vs.市中心相差5℃
所謂城市熱島效應，指城市化的發展導致城市中心的氣溫高於外圍郊區。原因是城市樓宇林立，建築物在日間儲存大量熱能，提升城市溫度，而且樓建得愈來愈高，不利散熱，加上綠化不足，以及冷氣機、汽車等排出的熱空氣，令城市氣溫上升。吳教授說，「日間的海邊與市中心，可相差5℃。上環一帶，沿海岸線的樓高只約20層，但一公里都沒有通風位，海風吹不進市中心內。」
根據天文台資料，香港都市氣溫在過去數十年持續上升，酷熱天氣下引致的不適，我們「領教」不少，而風的多少， 直接影響人體的舒適度。
銅鑼灣有多處要救
旺角、銅鑼灣、荃灣等地，通風條件欠佳，但建築物在設計上只要花點心思，通風效果會明顯改善。以希慎廣場為例，當年興建時參考了通風評估的數據，近渣甸坊入口的地台向後移，中間有一個大窿，有助通風，另一邊街亦後退了五米。吳教授坦言，「銅鑼灣有很多地方要救，但涉及利益問題，有些地方難有改善」。另一相反例子，於二○○四年落成的朗豪坊，將風位阻擋，令後方的上海街、新填地街空氣環境變差。問題產生了，如何改善？ 「外國會將風廊位置的樓宇買下，然後打通，或將適合的地方長遠定為綠化行人區。」他補充，「香港樓宇密度高，要通風有一定難度，但不用拆樓也有改善空氣質素方法。例如將路面空間增大、通透率增加、增加綠化，路人也行得較舒適。興建高密度城市時，也可提供較好的生活環境給下一代。」
屏風樓阻擋風流通
現在政府很多大型建設及主要工程，會把空氣流通評估納及風向數據入為規劃與設計考慮，如啟德發展計劃、觀塘重建等，「所以觀塘重建沒有屏風樓，綠化又多了」。不過在私人發展方面，發展商可自由選擇參考與否。引人詬病的屏風樓，阻擋了城市通風，並在建築物背面形成了大片不良的滯風區。
你住得通唔通氣？
現在一個單位動輒數百萬元，市民供足一世換取幾百呎空間，若買了一個不通風的單位，直接影響健康及生活質素。市民除了實地視察，也可參考「香港都市氣候規劃建議圖」及「香港都市氣候分析圖」，認識香港的主流風、海風、城市區域的下行空氣流通的走向，以及都市氣候特性分類，了解什麼地方或區域有良好風流通潛力，哪些區域存在非常高熱能壓力。
規劃署網頁：www.pland.gov.hk，
選擇「規劃研究」→「已完成的研究」→
「都市氣候圖及風環境評估標準可行性研究」→
「研究報告」→「行政摘要 」，
在第24至27頁，查閱上述所說的圖。
文 李佩雯
編輯 蔡曉彤
2015年1月10日 星期六
李怡 - 當一個人墮落到宣揚他不相信的東西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1月10日
林鄭月娥為了爭取通過政改，說希望泛民議員拿出政治勇氣，玉成這個她稱之為「一步之遙」的「普選」；多次被問到政改被否決她會不會辭職，她說做人最要緊憑良心。
現在很多人都講憑良心做事，但何謂良心？許多人也講勇氣，但何謂勇氣？筆者且在此作一些釐清。
中國孔孟所說的良心，就是仁義之心。朱熹就孟子說的「良心」作註：「良心者，本然之善心。即所謂仁義之心也。」但儒家對「仁義」也沒有一個清晰的定義。西方的良心亦指道德心，英文Conscience有道德範圍的共同認識之意，因此較為明確的意思是指人類辨別對與錯的價值觀；所謂良心，指一個人所做的事與自己內在價值觀不合時，感到自責之心。
尊重事實，是人類社會最普遍的價值觀。因此，如果你所寫或所講的違反眾所周知的事實，就很難認為這是良心話。比如特區政府向中共提交的「民情報告」，在結語中說，「嚴格按照《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的相關解釋及決定，讓香港如期依法落實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是中央、特區政府和香港市民的共同願望。」這怎麼可以說是事實？若非香港市民（至少相當部份市民）對人大決定不滿，豈會有延綿兩個多月而仍未停息的街頭抗爭？說出違背眾所周知事實的話語，很難說是良心話，作出這樣的不實報告，決非憑良心做事。
再說政治勇氣，在佔領運動前林鄭就呼籲過立會議員拿出「政治勇氣」通過「袋住先」方案。倘若林鄭所指的「政治勇氣」，是泛民議員要冒2016年失去議席風險的話，豈不是正好證明否決政改才是選民的「共同願望」？對泛民來說，反映選民意願是他們的義務，違反選民意願除非考慮有其他延後利益。利益交換談不上勇氣。
通常我們說勇氣，是指不惜犧牲自己的政治經濟利益而堅持事實、堅持己見的勇氣，即屈原所說：「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1963年，甘迺迪總統把百年來規模最大的民權法案送進國會，他私下說：「這真的會毀了我，讓我輸掉連任機會。」這需要勇氣。最後他竟然連命都輸掉。德國總理默克爾在日本三一一地震及輻射洩漏之後，決定德國全面禁核，她估計有可能因增加電費而在下次選舉不能連任。這也需要政治勇氣。據實向老闆、上司表達不同意見，需要勇氣。中國古代有這種傳統，比如《資治通鑑》寫唐太宗事：皇帝（李世民）問諫議大夫褚遂良：「卿知道起居注是記載皇帝每日言行，可以拿來看看嗎？」褚遂良說：「史官的職責是紀錄為人君者的言談舉動，備記善惡，使人君不敢胡作非為。未聽說過君上可以自取起居注來看的。」皇帝說：「朕有處事不善，卿也一併記下嗎？」回答說：「臣的職責所在，不敢不記。」黃門侍郎劉洎說：「即使遂良不記，天下百姓也會記下的。」皇上說：「倒也是。」
可是這種傳統，在中共建政後就失傳了。唐朝時說「天下百姓會記下」只是概括言之，現在傳媒及網絡發達，不須記下也足以盛傳矣。港共政權卻背時而進，照中共建政後的政治辦事，於是在雨傘運動兩個多月後，還寫出按照人大決定落實普選是「香港市民共同願望」這種鬼話。
在專權政治的淫威下，我們不能期望港官回復唐朝的諫議傳統，但至少可以解釋一下雨傘運動的肇因是基於市民（哪怕只說是部份市民）對人大落閘不滿吧，何須迎合「上意」而寫出甚麼「共同願望」呢？當自己對於勇氣缺氧到如此程度，還有甚麼資格要求別人有政治勇氣？
林鄭以「機不可失」來呼籲泛民和公眾對於按人大框架定下的普選方案「袋住先」，表示日後還有「改善空間」。但她不可能不知道，人大框架沒有指定只是針對2017年普選，而是指所有的普選，加上中聯辦主任張曉明說過，「不能留有與中央對抗的權力空間」，「那怕只是縫隙」。而任何香港市民的真正民主授權，都是可能削減中央權力的「縫隙」。因此「袋住先」比原地踏步更倒退。因為小圈子選特首，至少市民知道沒有認受性；一旦接受了「袋住先」方案，中共欽點的性質沒變，而因為市民投下了一人一票，賦予了特首的認受性，香港也就淪為中國式的一黨提名的假選舉了。
在香港及西方受教育的梁振英、林鄭月娥、袁國強等人，怎麼可能沒有這種基本認識？筆者想到的是美國十八世紀思想家Thomas Paine的一段話：「當一個人墮落到宣揚他所不相信的東西，那麼他已做好了幹一切壞事的準備。」
林鄭有沒有勇氣承認這句話？（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林鄭月娥為了爭取通過政改，說希望泛民議員拿出政治勇氣，玉成這個她稱之為「一步之遙」的「普選」；多次被問到政改被否決她會不會辭職，她說做人最要緊憑良心。
現在很多人都講憑良心做事，但何謂良心？許多人也講勇氣，但何謂勇氣？筆者且在此作一些釐清。
中國孔孟所說的良心，就是仁義之心。朱熹就孟子說的「良心」作註：「良心者，本然之善心。即所謂仁義之心也。」但儒家對「仁義」也沒有一個清晰的定義。西方的良心亦指道德心，英文Conscience有道德範圍的共同認識之意，因此較為明確的意思是指人類辨別對與錯的價值觀；所謂良心，指一個人所做的事與自己內在價值觀不合時，感到自責之心。
尊重事實，是人類社會最普遍的價值觀。因此，如果你所寫或所講的違反眾所周知的事實，就很難認為這是良心話。比如特區政府向中共提交的「民情報告」，在結語中說，「嚴格按照《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的相關解釋及決定，讓香港如期依法落實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是中央、特區政府和香港市民的共同願望。」這怎麼可以說是事實？若非香港市民（至少相當部份市民）對人大決定不滿，豈會有延綿兩個多月而仍未停息的街頭抗爭？說出違背眾所周知事實的話語，很難說是良心話，作出這樣的不實報告，決非憑良心做事。
再說政治勇氣，在佔領運動前林鄭就呼籲過立會議員拿出「政治勇氣」通過「袋住先」方案。倘若林鄭所指的「政治勇氣」，是泛民議員要冒2016年失去議席風險的話，豈不是正好證明否決政改才是選民的「共同願望」？對泛民來說，反映選民意願是他們的義務，違反選民意願除非考慮有其他延後利益。利益交換談不上勇氣。
通常我們說勇氣，是指不惜犧牲自己的政治經濟利益而堅持事實、堅持己見的勇氣，即屈原所說：「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1963年，甘迺迪總統把百年來規模最大的民權法案送進國會，他私下說：「這真的會毀了我，讓我輸掉連任機會。」這需要勇氣。最後他竟然連命都輸掉。德國總理默克爾在日本三一一地震及輻射洩漏之後，決定德國全面禁核，她估計有可能因增加電費而在下次選舉不能連任。這也需要政治勇氣。據實向老闆、上司表達不同意見，需要勇氣。中國古代有這種傳統，比如《資治通鑑》寫唐太宗事：皇帝（李世民）問諫議大夫褚遂良：「卿知道起居注是記載皇帝每日言行，可以拿來看看嗎？」褚遂良說：「史官的職責是紀錄為人君者的言談舉動，備記善惡，使人君不敢胡作非為。未聽說過君上可以自取起居注來看的。」皇帝說：「朕有處事不善，卿也一併記下嗎？」回答說：「臣的職責所在，不敢不記。」黃門侍郎劉洎說：「即使遂良不記，天下百姓也會記下的。」皇上說：「倒也是。」
可是這種傳統，在中共建政後就失傳了。唐朝時說「天下百姓會記下」只是概括言之，現在傳媒及網絡發達，不須記下也足以盛傳矣。港共政權卻背時而進，照中共建政後的政治辦事，於是在雨傘運動兩個多月後，還寫出按照人大決定落實普選是「香港市民共同願望」這種鬼話。
在專權政治的淫威下，我們不能期望港官回復唐朝的諫議傳統，但至少可以解釋一下雨傘運動的肇因是基於市民（哪怕只說是部份市民）對人大落閘不滿吧，何須迎合「上意」而寫出甚麼「共同願望」呢？當自己對於勇氣缺氧到如此程度，還有甚麼資格要求別人有政治勇氣？
林鄭以「機不可失」來呼籲泛民和公眾對於按人大框架定下的普選方案「袋住先」，表示日後還有「改善空間」。但她不可能不知道，人大框架沒有指定只是針對2017年普選，而是指所有的普選，加上中聯辦主任張曉明說過，「不能留有與中央對抗的權力空間」，「那怕只是縫隙」。而任何香港市民的真正民主授權，都是可能削減中央權力的「縫隙」。因此「袋住先」比原地踏步更倒退。因為小圈子選特首，至少市民知道沒有認受性；一旦接受了「袋住先」方案，中共欽點的性質沒變，而因為市民投下了一人一票，賦予了特首的認受性，香港也就淪為中國式的一黨提名的假選舉了。
在香港及西方受教育的梁振英、林鄭月娥、袁國強等人，怎麼可能沒有這種基本認識？筆者想到的是美國十八世紀思想家Thomas Paine的一段話：「當一個人墮落到宣揚他所不相信的東西，那麼他已做好了幹一切壞事的準備。」
林鄭有沒有勇氣承認這句話？（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2015年1月8日 星期四
劉健威 - 生命記憶
作者面書
2015年1月8日
最近馬時亨先生在電視上說，念書時，他聽到「共產黨」三個字就害怕；但今天，他以身為中國人為榮。
看到馬先生一臉自豪，我真的有點疑惑：那真是出自內心的說話嗎？論年紀，我和馬先生差不多，所經歷的時代大致相同；也就是說，我們都是新中國成立後出生，都目證了過去六十年中國的歷史——土改、三反五反、反右、文革……那一連串政治運動。地理關係，在認識中國而言，香港稍有隔膜；但所有內地政治運動，香港報章都有報道；文革期間，因武鬥死亡，五花大綁漂流到香港的屍體也有九十多具……那時，馬先生在念中學吧，不能說不知不見；所以他說聽到共產黨三個字就害怕是其來有因的。
我很佩服馬先生在那麼短時間就可以忘掉前半生所見證的歷史，但我做不到；直到今天，我還是很想知道，中共治下，非自然死亡的人數到底有多少；最近，我在一位內地傳媒朋友的微信上讀到比較全面和有根據的數字：「土改二十五萬（費正清一百萬到二百萬），鎮反七十一萬（薄一波二百萬/羅瑞卿四百萬），三反五反十三萬，反右二百六十二萬，大躍進+三年災害三千七百萬至四千三百萬（官方公布三千八百萬），文化大革命二千萬（葉劍英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三日）……」故最保守估計，中共執政期間，非自然死亡人數高達六千零七十九萬；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死亡人數只是七千萬。
到了今天，對一些人來說，這也許變成一堆冰冷、由歷史學家去考據的數目字；但那六千多萬人，全都死得痛苦。對我而言，那是生命記憶的一部分，是我成長過程中目睹的（儘管是間接），我不能假裝看不見記不起來。
到今天，政黨還是那個政黨，政治體制（一黨專政）也沒變，政治運動亦隨時會再現，所以我沒法像馬先生那樣把記憶一筆勾銷。
「墨寫的謊言，決掩不住血寫的事實。」魯迅說的。
最近馬時亨先生在電視上說，念書時，他聽到「共產黨」三個字就害怕；但今天，他以身為中國人為榮。
看到馬先生一臉自豪，我真的有點疑惑：那真是出自內心的說話嗎？論年紀，我和馬先生差不多，所經歷的時代大致相同；也就是說，我們都是新中國成立後出生，都目證了過去六十年中國的歷史——土改、三反五反、反右、文革……那一連串政治運動。地理關係，在認識中國而言，香港稍有隔膜；但所有內地政治運動，香港報章都有報道；文革期間，因武鬥死亡，五花大綁漂流到香港的屍體也有九十多具……那時，馬先生在念中學吧，不能說不知不見；所以他說聽到共產黨三個字就害怕是其來有因的。
我很佩服馬先生在那麼短時間就可以忘掉前半生所見證的歷史，但我做不到；直到今天，我還是很想知道，中共治下，非自然死亡的人數到底有多少；最近，我在一位內地傳媒朋友的微信上讀到比較全面和有根據的數字：「土改二十五萬（費正清一百萬到二百萬），鎮反七十一萬（薄一波二百萬/羅瑞卿四百萬），三反五反十三萬，反右二百六十二萬，大躍進+三年災害三千七百萬至四千三百萬（官方公布三千八百萬），文化大革命二千萬（葉劍英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三日）……」故最保守估計，中共執政期間，非自然死亡人數高達六千零七十九萬；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死亡人數只是七千萬。
到了今天，對一些人來說，這也許變成一堆冰冷、由歷史學家去考據的數目字；但那六千多萬人，全都死得痛苦。對我而言，那是生命記憶的一部分，是我成長過程中目睹的（儘管是間接），我不能假裝看不見記不起來。
到今天，政黨還是那個政黨，政治體制（一黨專政）也沒變，政治運動亦隨時會再現，所以我沒法像馬先生那樣把記憶一筆勾銷。
「墨寫的謊言，決掩不住血寫的事實。」魯迅說的。
2015年1月7日 星期三
鄺健銘 - 香港落後新加坡的真正原因
立場新聞
2015年1月7日
早前，《南華早報》專欄作家Philip Bowring發表了一篇文章，指「新加坡不是香港的好榜樣」。文章開頭這樣說：「最近許多文章都主張香港應該在經濟、政治、社會等各方面向新加坡學習，當中不乏謬論，應當及時撥亂反正。」文章嘗試釐清，香港輿論對新加坡模式的各種一知半解 ── 例如對新加坡的房屋政策、國民儲蓄狀況、經濟增長速度與「即用即棄的廉價勞工」的關係、收入不均程度與香港不相伯仲、國民總收入比國內生產總值低、與香港相反等方面的認識不足，以致不了解其實「香港能從新加坡身上學到的少之又少」。
我一直很喜歡讀這種題材的文章，過去一兩年，也寫了好些主題相類的文章，考察的重點主要有兩個：第一，新加坡模式有何弱點、香港有何長處、為何比較之時港人不宜妄自菲薄；第二，本地媒體的星港比較如何粗疏。
被港媒「刻意」忽略的獅城社會面向
新加坡模式的一大缺憾，是政府崇尚精英主義，認為一般民眾皆愚昧，自由開放對國家發展無益，因此不時利用國際環境險惡、國家版圖細小資源匱乏等恐懼因素，「遊說」民眾接受威權管治、正當化對各種社會自由的規限。在這種國家治理氛圍下，怯於冒險與害怕失敗（kiasu）逐漸變成國民性格的一部份。
雖然亞洲金融風暴之後，新加坡政府意識到知識經濟下社會創意文化的重要性，在2000年發表報告，提出「讓國民具備冒險、求真與創新精神，對生活充滿激情」的創意城市願景。不過，有新加坡學者曾質疑沒有新的政治氛圍，新的社會是否能夠破繭而出（New “society” without new “politics”）。直到2012年，MIT Technology Review仍然報導，儘管新加坡專利申請愈來愈多，那都不是本地公司的創意成果。商界領袖甚至開始公開懷疑，家長式管治是否真的容許創意存在。
港媒經常吹捧、主張香港學習新加坡模式，多只著眼於其施政速度，對此Philip的南華早報文章有這麼一段： 「任何人只要對言論和集會自由稍有關注、並希望政府不干涉個人事務和私營業務，自然就會清楚新加坡獨裁統治的缺點所在。獅城所欠缺的，正是香港一直以來的重要基石」。的確，香港與新加坡行的是兩套風格頗為不同的模式，前者傾向強社會弱政府，後者相反。港媒如此吹捧新加坡模式，常有伺機抨擊社會自由引致內耗、拖慢經濟的意圖。不過這種說法難經考驗，原因是無法解釋為何在政治紛擾的2011與2012年，香港於瑞士洛桑管理學院(IMD)的世界競爭力排名中，仍能連續兩年蟬聯全球第一、高於新加坡；又或是在2012年七月著名商學院INSEAD所公布的全球創新指數中，香港位列亞洲第一、同樣在新加坡之上。
但這是否真的代表香港能從新加坡身上學到的「少之又少」、將來仍能與之平分秋息？觀乎此時此刻香港的發展，我對此頗有懷疑；香港刻下仿如黃昏，新加坡卻如日方中。一個港媒經常有意無意忽略的重要分野，是新加坡為一個擁有主權的獨立國家，而香港只是一國之中、權力不斷被收緊的特區。
「一國兩制」對香港發展的局限
這個分野所以重要，是因為新加坡貴為一國，情況有別於香港充滿灰色地帶的一國兩制，政治矛盾少了「主權政府 — 地方政府」這一環，權力界限遠較香港清晰與廣闊，因此政策制訂比香港更易立根本土，行動力也更高。另外，因為擁有自己的主權，新加坡更可無拘無束地擁抱世界與「外國勢力」，成為貨真價實的「亞洲國際都會」，李光耀六月才在《福布斯》發文，公開贊同美國制衡中國的「亞洲再平衡策略」。同時亦因為要面對一定程度的「主權在民」、選舉壓力，政府不能不緊貼在地民眾聲音。總理李顯龍不只在選舉期才與民眾「擔櫈仔傾計」，6月時排隊買炸雞翼就令中國網民異常羨慕。
國家以少講意識形態的實用主義(pragmatism) 、用人唯賢(meritocracy) 、廉潔(honesty)作為施政核心教條。在國人不滿聲中，新加坡政府開始收緊外來人口準則，政策轉而強調新加坡人優先。為團結國人，政府主動推動Singapore Memory Project，強化國人的集體回憶與本土身份認同。政府重視保留熟食中心(hawker center)，既不讓食物連銷店專斷、提供社會流動的機會，更開設小販學徒計劃，令老字號小店技藝得到承傳。縱使去年政府的人口白皮書飽受抨擊，但白皮書也有特地開了一個章節，講述政府如何在人口增加的情況下預留綠色休憩地帶，確保本地人生活質素不受影響。政府設有Contact Singapore，積極在海外招攬新加坡本土人才回流貢獻。重視國家食物與食水供應自足、減低對外來資源的依賴，是政府的重點關心議題之一。新加坡政府遠較香港容易徵用軍事用地推行新的城市發展項目，在民意壓力下，近來也收回哥爾夫球場作發展之用。
縱然港人仍會嘲笑新加坡自由欠奉（近例是獅城國家圖書館沒有像香港那樣頂住保守民眾壓力，堅持不讓兒童圖書部內容涉及同性戀的書下架），但趨勢是新加坡民眾的問政力量愈來愈大，不再溫馴。最近被指控誹謗的博客，成功在四天內籌得超過七萬坡幣，與總理李顯龍打官司。在社會愈重批判的氛圍下，新加坡的自身文化也悄然發展起來。2013年新加坡年輕導演陳哲藝的《爸媽不在家》，羸得了第50屆臺灣金馬獎的最佳劇情片、最佳新導演、最佳原著劇本和最佳女配角四個獎項，令新加坡電影在華語影壇的地位得以提升。
這些新加坡能作的事，在香港卻日漸成為政治忌諱。香港因愈來愈政治正確地只向北望，開始與新加坡分道揚鑣，由昔日同為面向四面八方的海洋城市，變成今天愈加內向的「內陸城市」。談「次主權」、「自治」、「本土」、「香港人優先」，通通被視為政治不正確。香港境外辦事處不見得會與Contact Singapore 一 樣積極，聯絡海外本港人才回港效力。海水化淡、減少對東江水的依賴遲遲未能成事；新界東北爭議中，鮮見政府議及香港食物供應自主的一環。政府施政表現，愈來愈難以令人相信，特區政府以本地民生福祉為依歸，可以與獅城政府相提並論 ── 香港人口政府不提上限，連是否需要開發郊野公園，高級官員也各說各法，人口政策諮詢文件中絲毫不見政府會如何確保本地人原來生活質素不受人口增加影響；官塘重建，政府在民眾不滿聲中急著拆毀小商戶數十載的心血，拆毀一切之後，地皮卻流標，過程之中完全不見官員應有的嚴謹規劃態度；領匯當道之下，小店愈來愈難以容身，小販愈被邊緣化。政府公職的人選考慮，愈來愈傾向務虛地以「愛國愛黨」準則、政治派系立場先行，而非務實地唯才是用，海洋公園主席盛智文「被卸任」是最新案例。
不少人曾經相信香港勝在有ICAC，但歷經湯顯明事件、亞洲週刊去年傳出北京不滿廉署「太獨立」要清理的消息之後，此情難再。香港文化產業的經濟貢獻與旅遊業相若，且電視業為電影業提供人材孵化場，加以發展實為美事，香港電視卻因神秘的「一籃子因素」而不獲發牌，公開表態不認同政府發牌決定的顧問其後更遭解僱。因為北望、合拍片當道，港產片港味漸淡，昔日風靡東南亞甚至全球的香港軟實力漸成回憶。
香港這個紫砂茶壺內經年積累的茶垢 ── 前中國國家領導人李瑞環回歸前旨在提醒有關人士，治港不易勿自以為是打的一個比喻──在被毫不珍惜地清洗。未來香港模式還能保留多少正面意義，很視乎有多少港人能擺脫鄉愿、短視與犬儒的惡習。
早前，《南華早報》專欄作家Philip Bowring發表了一篇文章，指「新加坡不是香港的好榜樣」。文章開頭這樣說：「最近許多文章都主張香港應該在經濟、政治、社會等各方面向新加坡學習，當中不乏謬論，應當及時撥亂反正。」文章嘗試釐清，香港輿論對新加坡模式的各種一知半解 ── 例如對新加坡的房屋政策、國民儲蓄狀況、經濟增長速度與「即用即棄的廉價勞工」的關係、收入不均程度與香港不相伯仲、國民總收入比國內生產總值低、與香港相反等方面的認識不足，以致不了解其實「香港能從新加坡身上學到的少之又少」。
我一直很喜歡讀這種題材的文章，過去一兩年，也寫了好些主題相類的文章，考察的重點主要有兩個：第一，新加坡模式有何弱點、香港有何長處、為何比較之時港人不宜妄自菲薄；第二，本地媒體的星港比較如何粗疏。
被港媒「刻意」忽略的獅城社會面向
新加坡模式的一大缺憾，是政府崇尚精英主義，認為一般民眾皆愚昧，自由開放對國家發展無益，因此不時利用國際環境險惡、國家版圖細小資源匱乏等恐懼因素，「遊說」民眾接受威權管治、正當化對各種社會自由的規限。在這種國家治理氛圍下，怯於冒險與害怕失敗（kiasu）逐漸變成國民性格的一部份。
雖然亞洲金融風暴之後，新加坡政府意識到知識經濟下社會創意文化的重要性，在2000年發表報告，提出「讓國民具備冒險、求真與創新精神，對生活充滿激情」的創意城市願景。不過，有新加坡學者曾質疑沒有新的政治氛圍，新的社會是否能夠破繭而出（New “society” without new “politics”）。直到2012年，MIT Technology Review仍然報導，儘管新加坡專利申請愈來愈多，那都不是本地公司的創意成果。商界領袖甚至開始公開懷疑，家長式管治是否真的容許創意存在。
港媒經常吹捧、主張香港學習新加坡模式，多只著眼於其施政速度，對此Philip的南華早報文章有這麼一段： 「任何人只要對言論和集會自由稍有關注、並希望政府不干涉個人事務和私營業務，自然就會清楚新加坡獨裁統治的缺點所在。獅城所欠缺的，正是香港一直以來的重要基石」。的確，香港與新加坡行的是兩套風格頗為不同的模式，前者傾向強社會弱政府，後者相反。港媒如此吹捧新加坡模式，常有伺機抨擊社會自由引致內耗、拖慢經濟的意圖。不過這種說法難經考驗，原因是無法解釋為何在政治紛擾的2011與2012年，香港於瑞士洛桑管理學院(IMD)的世界競爭力排名中，仍能連續兩年蟬聯全球第一、高於新加坡；又或是在2012年七月著名商學院INSEAD所公布的全球創新指數中，香港位列亞洲第一、同樣在新加坡之上。
但這是否真的代表香港能從新加坡身上學到的「少之又少」、將來仍能與之平分秋息？觀乎此時此刻香港的發展，我對此頗有懷疑；香港刻下仿如黃昏，新加坡卻如日方中。一個港媒經常有意無意忽略的重要分野，是新加坡為一個擁有主權的獨立國家，而香港只是一國之中、權力不斷被收緊的特區。
「一國兩制」對香港發展的局限
這個分野所以重要，是因為新加坡貴為一國，情況有別於香港充滿灰色地帶的一國兩制，政治矛盾少了「主權政府 — 地方政府」這一環，權力界限遠較香港清晰與廣闊，因此政策制訂比香港更易立根本土，行動力也更高。另外，因為擁有自己的主權，新加坡更可無拘無束地擁抱世界與「外國勢力」，成為貨真價實的「亞洲國際都會」，李光耀六月才在《福布斯》發文，公開贊同美國制衡中國的「亞洲再平衡策略」。同時亦因為要面對一定程度的「主權在民」、選舉壓力，政府不能不緊貼在地民眾聲音。總理李顯龍不只在選舉期才與民眾「擔櫈仔傾計」，6月時排隊買炸雞翼就令中國網民異常羨慕。
國家以少講意識形態的實用主義(pragmatism) 、用人唯賢(meritocracy) 、廉潔(honesty)作為施政核心教條。在國人不滿聲中，新加坡政府開始收緊外來人口準則，政策轉而強調新加坡人優先。為團結國人，政府主動推動Singapore Memory Project，強化國人的集體回憶與本土身份認同。政府重視保留熟食中心(hawker center)，既不讓食物連銷店專斷、提供社會流動的機會，更開設小販學徒計劃，令老字號小店技藝得到承傳。縱使去年政府的人口白皮書飽受抨擊，但白皮書也有特地開了一個章節，講述政府如何在人口增加的情況下預留綠色休憩地帶，確保本地人生活質素不受影響。政府設有Contact Singapore，積極在海外招攬新加坡本土人才回流貢獻。重視國家食物與食水供應自足、減低對外來資源的依賴，是政府的重點關心議題之一。新加坡政府遠較香港容易徵用軍事用地推行新的城市發展項目，在民意壓力下，近來也收回哥爾夫球場作發展之用。
縱然港人仍會嘲笑新加坡自由欠奉（近例是獅城國家圖書館沒有像香港那樣頂住保守民眾壓力，堅持不讓兒童圖書部內容涉及同性戀的書下架），但趨勢是新加坡民眾的問政力量愈來愈大，不再溫馴。最近被指控誹謗的博客，成功在四天內籌得超過七萬坡幣，與總理李顯龍打官司。在社會愈重批判的氛圍下，新加坡的自身文化也悄然發展起來。2013年新加坡年輕導演陳哲藝的《爸媽不在家》，羸得了第50屆臺灣金馬獎的最佳劇情片、最佳新導演、最佳原著劇本和最佳女配角四個獎項，令新加坡電影在華語影壇的地位得以提升。
這些新加坡能作的事，在香港卻日漸成為政治忌諱。香港因愈來愈政治正確地只向北望，開始與新加坡分道揚鑣，由昔日同為面向四面八方的海洋城市，變成今天愈加內向的「內陸城市」。談「次主權」、「自治」、「本土」、「香港人優先」，通通被視為政治不正確。香港境外辦事處不見得會與Contact Singapore 一 樣積極，聯絡海外本港人才回港效力。海水化淡、減少對東江水的依賴遲遲未能成事；新界東北爭議中，鮮見政府議及香港食物供應自主的一環。政府施政表現，愈來愈難以令人相信，特區政府以本地民生福祉為依歸，可以與獅城政府相提並論 ── 香港人口政府不提上限，連是否需要開發郊野公園，高級官員也各說各法，人口政策諮詢文件中絲毫不見政府會如何確保本地人原來生活質素不受人口增加影響；官塘重建，政府在民眾不滿聲中急著拆毀小商戶數十載的心血，拆毀一切之後，地皮卻流標，過程之中完全不見官員應有的嚴謹規劃態度；領匯當道之下，小店愈來愈難以容身，小販愈被邊緣化。政府公職的人選考慮，愈來愈傾向務虛地以「愛國愛黨」準則、政治派系立場先行，而非務實地唯才是用，海洋公園主席盛智文「被卸任」是最新案例。
不少人曾經相信香港勝在有ICAC，但歷經湯顯明事件、亞洲週刊去年傳出北京不滿廉署「太獨立」要清理的消息之後，此情難再。香港文化產業的經濟貢獻與旅遊業相若，且電視業為電影業提供人材孵化場，加以發展實為美事，香港電視卻因神秘的「一籃子因素」而不獲發牌，公開表態不認同政府發牌決定的顧問其後更遭解僱。因為北望、合拍片當道，港產片港味漸淡，昔日風靡東南亞甚至全球的香港軟實力漸成回憶。
香港這個紫砂茶壺內經年積累的茶垢 ── 前中國國家領導人李瑞環回歸前旨在提醒有關人士，治港不易勿自以為是打的一個比喻──在被毫不珍惜地清洗。未來香港模式還能保留多少正面意義，很視乎有多少港人能擺脫鄉愿、短視與犬儒的惡習。
劉健威 - 破掉的空書包
作者面書
2015年1月7日
朋友八十歲了，遊西藏，住在藏民家中。她告訴我一個小故事——那家人有個七歲小孩子，很愛上學讀書，他由五歲起每天就揹着書包，可是那個地區根本沒有學校讓他念書，但他還是捨不得把書包卸下來；揹啊揹，揹了兩年，那書包到今天破了，他還是沒有機會上學。
朋友打算送他一個新書包。聽了怎不欷歔——送他個新書包管什麼用呢？重要的是送那個地區一所小學啊。
但像這樣的小孩，西藏多的是，因為學校不足夠，一些西藏兒童連接受基本教育的機會也沒有。
中國是個很奇怪的國家，看到上述例子，你還以為身處非洲一些國民連溫飽也談不上的國家；可是，這個連全面向兒童提供基本教育也做不到的國家，卻是美國最大的債權國，擁有數以萬億計美國國債。要是用這數萬億美元國債投資在中國的下一代教育上，能建好幾千萬間小學了，中國的兒童哪用失學？
在國際上充闊，在國民前裝窮；寧可買美國國債讓人家印銀紙把這大筆錢陰乾，也不願意讓下一代接受基本教育，中國政府是怎麼樣的一套統治邏輯？
建學校的錢還多着呢。二〇一〇年，中國的維穩費用超過了四千九百億元，也超過了軍費的支出；這三年沒有具體數字，相信維穩費用有增無減。
維穩費多於軍費，意味「敵人」在國內而非國外，這又是中國特殊的國情，別國所無；在一個民主和廉潔的國家，哪裏需要那麼大筆維穩開支。所以這好幾千億，又是白花在維護中國政府的腐敗和非法性（不民主）上面。
這好幾千億元又能建多少學校？
西藏的情形更是特殊，一位知內情的朋友說：「西藏問題很難解決，因為靠西藏維穩吃飯的人有四五十萬。要是西藏太平，這批人吃什麼？」
這又是畸形國策——要是西藏多了四五十萬教師，而非維穩人員，西藏的問題也許少得多了。
朋友八十歲了，遊西藏，住在藏民家中。她告訴我一個小故事——那家人有個七歲小孩子，很愛上學讀書，他由五歲起每天就揹着書包，可是那個地區根本沒有學校讓他念書，但他還是捨不得把書包卸下來；揹啊揹，揹了兩年，那書包到今天破了，他還是沒有機會上學。
朋友打算送他一個新書包。聽了怎不欷歔——送他個新書包管什麼用呢？重要的是送那個地區一所小學啊。
但像這樣的小孩，西藏多的是，因為學校不足夠，一些西藏兒童連接受基本教育的機會也沒有。
中國是個很奇怪的國家，看到上述例子，你還以為身處非洲一些國民連溫飽也談不上的國家；可是，這個連全面向兒童提供基本教育也做不到的國家，卻是美國最大的債權國，擁有數以萬億計美國國債。要是用這數萬億美元國債投資在中國的下一代教育上，能建好幾千萬間小學了，中國的兒童哪用失學？
在國際上充闊，在國民前裝窮；寧可買美國國債讓人家印銀紙把這大筆錢陰乾，也不願意讓下一代接受基本教育，中國政府是怎麼樣的一套統治邏輯？
建學校的錢還多着呢。二〇一〇年，中國的維穩費用超過了四千九百億元，也超過了軍費的支出；這三年沒有具體數字，相信維穩費用有增無減。
維穩費多於軍費，意味「敵人」在國內而非國外，這又是中國特殊的國情，別國所無；在一個民主和廉潔的國家，哪裏需要那麼大筆維穩開支。所以這好幾千億，又是白花在維護中國政府的腐敗和非法性（不民主）上面。
這好幾千億元又能建多少學校？
西藏的情形更是特殊，一位知內情的朋友說：「西藏問題很難解決，因為靠西藏維穩吃飯的人有四五十萬。要是西藏太平，這批人吃什麼？」
這又是畸形國策——要是西藏多了四五十萬教師，而非維穩人員，西藏的問題也許少得多了。
李怡 - 以荒謬對抗荒謬的「白票守尾門」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1月7日
第二輪政改諮詢今日啟動，梁振英說諮詢必須按照人大決定進行，又說諮詢的範圍較小，意思就是對人大決定照辦了，還可以怎樣諮詢？二十七名泛民議員暫時還沒看到有人會轉軚，稍關心和期望能扭轉這僵局的人目前熱心討論的是基本法委員會委員陳弘毅教授提出來的、行政長官選舉「白票守尾門」的方案：如果提名委員會提出二至三名候選人，選民都難以接受，就可以投白票，也就是廢票，若白票超過選民的一半，選舉就無效。陳弘毅又提出了兩個重選方法，一是提委會可選出任期較短、例如兩年的「臨時行政長官」；另一是原地踏步之後下一屆再以普選方法選新一任行政長官。
所謂「白票守尾門」的意思就是由選民掌握否決權，守住尾門，不讓提委會所提人選成為普選認可的行政長官。
泛民、學民大都反對「白票守尾門」方案，建制派也有不少人反對。但范徐麗泰贊成，十三學者方案倡議人宋恩榮稱讚此方案是「最接近有法律效力的公投」，可讓反對8.31人大決定者透過白票向中央說不。部份反對此方案者的理由，是中央不可能接受。但律政司司長袁國強不否定陳弘毅方案，說「可以在本地立法階段，透過香港法律處理」。意思是請對政改「袋住先」，「白票守尾門」日後可商量。
「白票守尾門」方案照顧了大多數選民對本質屬於中共「一黨提名」的不滿情緒，希望此方式可使泛民中人高抬貴手，讓政改方案過關。但由選民來守尾門，實在是荒天下之大謬的選舉方式。因為普天下的普選，講的都是由選民憑自由意志產生執政者，「白票守尾門」的投票目的則是不產生執政者。這不是很滑稽嗎？因為正常狀態的普選，違背半數選民意願的人，根本不可能成為候選人。
全世界的普選，白票或廢票從來都很少，白票基本上不具功能性。提出「白票守尾門」等於賦予了白票功能性，實際上不只是否決了候選人，而且等於否決了提名委員會的職能和權力，否定了提名委員會的組成，也等於否定了這種選舉制度。
提出或認同「白票守尾門」方案的人士，等於承認很有可能會有一半選民不認可8.31決定的所謂普選的機制，選民投白票等於否定這個人大設計的機制可以產生他們心目中的候選人。因此，提出或認可此方案的人士應該做的是檢討及否定人大決定的機制，而不是由選民的白票來否定這機制。用到「白票守尾門」的手段，說明他們對中共這個絕對權力的無奈，是不得已地讓選民使用否決權。
普選須尊重選民的自由意志。「白票守尾門」的提出者或認可者，只要對此有基本認知，都知道8.31定下的選舉機制，就是中共一黨提名，所以方案暗含對提委會組成的不信任。事實上，2012年由中共黨操縱選委會的情況也實在太明顯。
過去親共人士提出的「守尾門」，主要講「中央任命」是「守尾門」，意思是如果普選選出了中央不信任的人，中央可以不任命，即由中央去守尾門。在第一期諮詢時，林鄭也講過中央不任命可能發生憲政危機。現在是中央緊緊守住前門，不讓中央不喜歡的人出閘作候選人，於是變成要選民去守尾門了。這是一個相當荒謬的設計，所針對的正是8.31設定的荒謬選舉機制。
真正的普選沒有尾門這回事。比如英國選出首相，英女王有實質任命權，但她能夠不任命嗎？所有普選後的任命都是虛的，因為既是普選就理所當然以選民的意志為依歸。所以，守尾門本身就是專權政治之下搞假普選的怪胎，不論是由中央或由選民去守尾門都如此。
「白票守尾門」在實際操作中也很難實現。因為不可能有半數選民投白票，如果選民對所有候選人都「投唔落」，那就不去投票就是了，要專程去投白票，除非對幾名候選人既憎厭已極，又經過社會廣泛動員，但即使如此，白票也不會過半。因此，「白票守尾門」的真正含義，大概是要立法會的泛民對政改方案「袋住先」，因為還可以在全港選民投票時守尾門呀﹗
筆者認為，若真要阻止惡人當選，辦法應該在本地選舉立法中規定：必須有50%的合資格選民投票選出才算當選；少於這比例就當選無效。這也許是在二期諮詢中可以提出來的選項。（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第二輪政改諮詢今日啟動，梁振英說諮詢必須按照人大決定進行，又說諮詢的範圍較小，意思就是對人大決定照辦了，還可以怎樣諮詢？二十七名泛民議員暫時還沒看到有人會轉軚，稍關心和期望能扭轉這僵局的人目前熱心討論的是基本法委員會委員陳弘毅教授提出來的、行政長官選舉「白票守尾門」的方案：如果提名委員會提出二至三名候選人，選民都難以接受，就可以投白票，也就是廢票，若白票超過選民的一半，選舉就無效。陳弘毅又提出了兩個重選方法，一是提委會可選出任期較短、例如兩年的「臨時行政長官」；另一是原地踏步之後下一屆再以普選方法選新一任行政長官。
所謂「白票守尾門」的意思就是由選民掌握否決權，守住尾門，不讓提委會所提人選成為普選認可的行政長官。
泛民、學民大都反對「白票守尾門」方案，建制派也有不少人反對。但范徐麗泰贊成，十三學者方案倡議人宋恩榮稱讚此方案是「最接近有法律效力的公投」，可讓反對8.31人大決定者透過白票向中央說不。部份反對此方案者的理由，是中央不可能接受。但律政司司長袁國強不否定陳弘毅方案，說「可以在本地立法階段，透過香港法律處理」。意思是請對政改「袋住先」，「白票守尾門」日後可商量。
「白票守尾門」方案照顧了大多數選民對本質屬於中共「一黨提名」的不滿情緒，希望此方式可使泛民中人高抬貴手，讓政改方案過關。但由選民來守尾門，實在是荒天下之大謬的選舉方式。因為普天下的普選，講的都是由選民憑自由意志產生執政者，「白票守尾門」的投票目的則是不產生執政者。這不是很滑稽嗎？因為正常狀態的普選，違背半數選民意願的人，根本不可能成為候選人。
全世界的普選，白票或廢票從來都很少，白票基本上不具功能性。提出「白票守尾門」等於賦予了白票功能性，實際上不只是否決了候選人，而且等於否決了提名委員會的職能和權力，否定了提名委員會的組成，也等於否定了這種選舉制度。
提出或認同「白票守尾門」方案的人士，等於承認很有可能會有一半選民不認可8.31決定的所謂普選的機制，選民投白票等於否定這個人大設計的機制可以產生他們心目中的候選人。因此，提出或認可此方案的人士應該做的是檢討及否定人大決定的機制，而不是由選民的白票來否定這機制。用到「白票守尾門」的手段，說明他們對中共這個絕對權力的無奈，是不得已地讓選民使用否決權。
普選須尊重選民的自由意志。「白票守尾門」的提出者或認可者，只要對此有基本認知，都知道8.31定下的選舉機制，就是中共一黨提名，所以方案暗含對提委會組成的不信任。事實上，2012年由中共黨操縱選委會的情況也實在太明顯。
過去親共人士提出的「守尾門」，主要講「中央任命」是「守尾門」，意思是如果普選選出了中央不信任的人，中央可以不任命，即由中央去守尾門。在第一期諮詢時，林鄭也講過中央不任命可能發生憲政危機。現在是中央緊緊守住前門，不讓中央不喜歡的人出閘作候選人，於是變成要選民去守尾門了。這是一個相當荒謬的設計，所針對的正是8.31設定的荒謬選舉機制。
真正的普選沒有尾門這回事。比如英國選出首相，英女王有實質任命權，但她能夠不任命嗎？所有普選後的任命都是虛的，因為既是普選就理所當然以選民的意志為依歸。所以，守尾門本身就是專權政治之下搞假普選的怪胎，不論是由中央或由選民去守尾門都如此。
「白票守尾門」在實際操作中也很難實現。因為不可能有半數選民投白票，如果選民對所有候選人都「投唔落」，那就不去投票就是了，要專程去投白票，除非對幾名候選人既憎厭已極，又經過社會廣泛動員，但即使如此，白票也不會過半。因此，「白票守尾門」的真正含義，大概是要立法會的泛民對政改方案「袋住先」，因為還可以在全港選民投票時守尾門呀﹗
筆者認為，若真要阻止惡人當選，辦法應該在本地選舉立法中規定：必須有50%的合資格選民投票選出才算當選；少於這比例就當選無效。這也許是在二期諮詢中可以提出來的選項。（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鄺健銘 - 英帝國統治與中國香港的民主浪潮
立場新聞
2015年1月6日
刻下香港政改爭議激烈，有些人士很喜歡說：「英國人百多年來也沒有給予港人民主」，《環球時報》也補充說，英國政府為香港引入民主改革，只始於(八十年代)中英政府討論簽署《聯合聲明》。這多少意味英殖時期的管治更獨裁，本地人各種生活意願與訴求多得不到重視；現在港人在中國治下可親身參與討論政改，已是歷史上的一大突破、一大進步，港人焦躁，無甚必要。
如果鑑古可以知今，這種說法忽視了英殖歷史中的起碼三點、與現今狀況不可同日而語：
1. 英帝國的運作，並非單由港人耳熟能詳的「中央政府」主導，原因是英國社會多元，且能夠透過議會向英政府施予壓力、進而影響殖民地政策；
2. 英帝國對主權的執著，其實不如想像中強烈。帝國管治者更著重保留影響力，以維持在殖民地的利益，因此「殖民地自治」甚至獨立，對需要管理全球殖民地的英帝國而言，是解決一些殖民地與倫敦衝突的良方之一，「剩餘權力」顯然並非洪水猛獸；
3. 二戰後，港英政府對香港政改發展的態度，很大程度上受制於四九年後中共執政而衍生的地緣政治，而香港當下的社會討論，卻常有意無意忽略這一環，也因而低估了港英政府當年所需要面對的政改壓力。
十九世紀如日方中、成為全球殖民地數目最多的英帝國，其社會思潮有如泉湧，繼有功利主義(utilitarianism)、自由主義、福音派教義(Evangelicalism, 重視道德行善與社會改革)、達爾文主義 (Darwinism, 強調物競天擇, 適者生存)、懐疑主義 (Scepticism, 科學與宗教的對立)、道德精神、英雄史觀與女權主義，不但推動了英國國內改革，也影響國外殖民地的政策。
當時英國社會掀起的曼撤斯特主義(Manchesterism)運動浪潮是例子之一。運動領袖Richard Cobden與John Bright倡議自由貿易主義，認為殖民地應如獨立國家一樣為自己而活、應當自治，而不應讓宗主國進行剝削統治、得到特殊商業利益；換句話說，這個學派的理想不是主張建立帝國，而是在社群自治的基礎上構建聯邦(commonwealth)(“The object of the Manchester School was not an empire but a commonwealth of autonomous communities.”)。這種思潮後來某程度上影響了英國在加拿大的殖民地政策，二戰後英帝國的論述也以此為藍本。
英人管治全球龐大的殖民地帝國，要合符商業利益，要務是減低成本，亦因此英人也著重道德形象，以減少所需的鎮壓行動與開支。中日甲午戰爭後、日本佔領台灣之際，曾就該如何管治台灣諮詢英法顧問意見。英國顧問建議，將台灣視如香港般的殖民地，善用當地領導階層的影響力，加以小型殖民地政府與軍事力量來管治；法國顧問則主張用法國的阿爾及利亞式(法國的一個縣)統治方法，視台灣為日本的「內地」直接管治。這可以見到英人的管治風格、海洋與大陸國家的政治區別。
英帝國的治理並非一帆風順，美國獨立戰爭就給英人上了一課，但英人維繫帝國的手法也因而變得靈活。「自治領」(Domainion)是其中一項產物。1926年英帝國會議已對自治領給予三點定義，其中兩點是： 1. 自治領與英國地位平等; 2. 自治領與英國自由組成不列顛聯合國。
二戰後，英人仍想維持英帝國，但也務實地意識到英國財力已大不如前。他們維繫帝國的新方法，是主動給予如新加坡的殖民地自治政制改革。英人背後的理念是，要加以利用戰後日濃的本土民族意識，使之有利於殖民管治。英國官員眼中，自治的好處之一，是為殖民地政府引入更多民意壓力、加快政府的社福施政效率、使之更貼近民生，從而贏取支持。到後來，英人更選擇提拔有利己方的本地政治力量、推動殖民地整合獨立，以在財力與維持帝國力量間取得平衡。有東南亞學者研究指，如非英人扮演誠實中介者(honest broker)一職、解決馬來亞各族各派的分歧，馬來西亞根本難以立國。
《環球時報》沒有提到的是，早在二戰後的四十年代末，港督楊慕琦治下的港英政府，已一度計劃推動香港自治政改，以重建英人的管治威望。除了以政改換取增加政府稅收的現實考慮外，楊慕琦的其中一個考量是，英國應該吸取美國革命的教訓，重視地方自治對維持帝國的重要性。不過計劃因中共建政、變數增加而告吹。
冷戰期間，港英政府因一直意識到香港難以抵禦中共進擊，因此治理香港時，往往小心翼翼，以防觸發中共收回香港的行動，也因此沒有緊密配合美國針對中國的冷戰行動，例如英人曾以BBC取締對中共構成挑釁的美國之聲(VOA)電台廣播。在此情況下，香港難以進行政改，因會被視為推動香港自治而引發中方行動。
不過港英政府也曾感到政改壓力。六十年代初聯合國增加了對英國的解殖壓力，這令港英政府有留意成立於1963年的香港民主自治黨的行動—這個政黨主張反共反殖、任命港人為港督，也曾向聯合國提交聯署。
刻下香港在「國家安全為上」、沒有「剩餘權力」、不能提「次主權」的大前提下，政改不但寸步難行，甚至是出現倒退──特首候選人的提名門檻由以往的1/8增至1/2。八十年代為確保香港主權順利移交中國而設的「一國兩制」，曾令人有所想像；今人見到此情此景、回望過去、慨嘆今不如昔，自然不難理解。
總會有人反駁說，不要美化「英殖」。但英國對蘇格蘭獨立公投的處理手法，卻給港人上了一場活生生的政治課，令他們體會更多，中英兩國處理中央－地方關係的政治文化差異：與中國對香港的一貫辭令有別，英國沒有說蘇格蘭是大不列顛聯合王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沒有說蘇格蘭自古以來是大不列顛聯合王國領土、沒有說蘇格蘭的命運應該由全大不列顛聯合王國人民決定、沒有說外國評論公投是外人說三道四，傷害英國人民感情。
有趣的一點是，親中人士多愛以英殖時期香港的政治狀態與現況比較，認為今日的問題當年也有；現在民眾大肆批評，是對英人厚此薄彼的「英奴心態」表現。如果1997年7月1日凌晨，首任行政長官董建華對所謂「回歸」意義的理解，是「香港人在歷史上第一次以明確的身份主宰自己的命運」，而英殖歲月又如愛國人士所言般不堪回首，那麼我們為何要視今昔大同小異為平常事？我們又應如何重新理解「回歸」的意義？去年9月以「抗殖反篩選自主港人路」為綱、引發共鳴的學生罷課運動，又應從何說起？
事實上，中國歷史上，中治觸發社會情緒、管治效果不如英人的情況，並非沒有案例參考；1930年從英國「回歸」中國的威海衛，便是例子，這在1985年由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Pamela Atwell所著的British mandarins and Chinese reformers : the British administration of Weihaiwei 1898-1930 and the territory's return to Chinese rule裡有詳細分析。在1898-1930年30多年的英治裡，有差不多三分之二時間（1902-1921），威海衛的行政專員由曾任香港華民政務司、與香港華人關係融洽、任內大力支持保良局、東華三院與團防局（District Watch Committee）等華人自理組織的發展，且熱愛中國文化的駱克(Steward Lockhart)出任。駱克的管治風格，是盡量維持當地社會文化制度、盡量不擾民；也因為此，村民享有相當大的自治空間。這管治模式，亦與1898年駱克考察新界、方便英人接管時所作的建議大同小異。
駱克治下，政府只訂下每年需繳交稅款，具體收稅細節由每村之長安排；雖然英人頒佈的法律與大清律法截然不同，但在實行上，中國律法傳統仍受法庭尊重，英人也選擇性地執行普通法，以遷就中國律法；政府於1904年設立的免費學校皇仁學堂，以雙語教學，中國典籍，以及西學如地理數學，同為必修學科。因為英人著意保留地方傳統，中國革命時期，威海衛甚至出現反革命暴力事件。駱克離任時，得到華人精英歡送，被他們讚揚為尊重學者，管治有方，同時為威海衛帶來了啟蒙與進步。
1930年威海衛回歸中國後僅僅兩天，威海衛人便有別於英治時期，上街示威，抗議政府。當中的原因，是威海衛政府財政權力收歸南京中央政府，因此計劃開徵新稅，影響民眾生活。事實上，中治風格與英人相反，新政府銳意要破舊立新，毫不陰柔；其發展計劃的野心相當大，支出因此快速增加，且使用權力時毫不吝嗇，這都削弱威海衛作為港口城市原有的大都會外向性格、網絡匯聚繼而競爭力。
因為政府財政需求增加，新稅項削弱了威海衛的轉口港地位，貿易商轉用其他鄰近港口；為彰顯威海衛是中國管轄的城市，公共空間不再展示英語，這無疑是向「外國勢力」架起一道牆；政府在基層增設官僚機構以集中權力、縮窄社區自治空間；警察介入私人生活的程度，也明顯比英治時期高，警隊工作包括確保民眾繳交稅款，甚至調查學校出席率；最重要一點，是南京中央政府的黨組織在威海衛伸延，威海衛政府權力被架空，首任中國威海衛行政專員因與南京中央政府意見不合而被撤職，結果威海衛發展以「國家」而非「地方」利益為依歸。
研究香港的學者Norman Miners，曾為上述威海衛專著以「香港與威海衛」為題作序，並說威海衛的往事對香港前途頗有啟示。但當時他頗為樂觀，因為相信《中英聯合聲明》能保持香港原有性格與生活方式。到了今天，當《聲明》仍否生效也成了香港政治議題之一，就不免使人再次細味history repeats itself這句老話。
(原文刊於新加坡聯合早報，此為增訂版)
刻下香港政改爭議激烈，有些人士很喜歡說：「英國人百多年來也沒有給予港人民主」，《環球時報》也補充說，英國政府為香港引入民主改革，只始於(八十年代)中英政府討論簽署《聯合聲明》。這多少意味英殖時期的管治更獨裁，本地人各種生活意願與訴求多得不到重視；現在港人在中國治下可親身參與討論政改，已是歷史上的一大突破、一大進步，港人焦躁，無甚必要。
如果鑑古可以知今，這種說法忽視了英殖歷史中的起碼三點、與現今狀況不可同日而語：
1. 英帝國的運作，並非單由港人耳熟能詳的「中央政府」主導，原因是英國社會多元，且能夠透過議會向英政府施予壓力、進而影響殖民地政策；
2. 英帝國對主權的執著，其實不如想像中強烈。帝國管治者更著重保留影響力，以維持在殖民地的利益，因此「殖民地自治」甚至獨立，對需要管理全球殖民地的英帝國而言，是解決一些殖民地與倫敦衝突的良方之一，「剩餘權力」顯然並非洪水猛獸；
3. 二戰後，港英政府對香港政改發展的態度，很大程度上受制於四九年後中共執政而衍生的地緣政治，而香港當下的社會討論，卻常有意無意忽略這一環，也因而低估了港英政府當年所需要面對的政改壓力。
十九世紀如日方中、成為全球殖民地數目最多的英帝國，其社會思潮有如泉湧，繼有功利主義(utilitarianism)、自由主義、福音派教義(Evangelicalism, 重視道德行善與社會改革)、達爾文主義 (Darwinism, 強調物競天擇, 適者生存)、懐疑主義 (Scepticism, 科學與宗教的對立)、道德精神、英雄史觀與女權主義，不但推動了英國國內改革，也影響國外殖民地的政策。
當時英國社會掀起的曼撤斯特主義(Manchesterism)運動浪潮是例子之一。運動領袖Richard Cobden與John Bright倡議自由貿易主義，認為殖民地應如獨立國家一樣為自己而活、應當自治，而不應讓宗主國進行剝削統治、得到特殊商業利益；換句話說，這個學派的理想不是主張建立帝國，而是在社群自治的基礎上構建聯邦(commonwealth)(“The object of the Manchester School was not an empire but a commonwealth of autonomous communities.”)。這種思潮後來某程度上影響了英國在加拿大的殖民地政策，二戰後英帝國的論述也以此為藍本。
英人管治全球龐大的殖民地帝國，要合符商業利益，要務是減低成本，亦因此英人也著重道德形象，以減少所需的鎮壓行動與開支。中日甲午戰爭後、日本佔領台灣之際，曾就該如何管治台灣諮詢英法顧問意見。英國顧問建議，將台灣視如香港般的殖民地，善用當地領導階層的影響力，加以小型殖民地政府與軍事力量來管治；法國顧問則主張用法國的阿爾及利亞式(法國的一個縣)統治方法，視台灣為日本的「內地」直接管治。這可以見到英人的管治風格、海洋與大陸國家的政治區別。
英帝國的治理並非一帆風順，美國獨立戰爭就給英人上了一課，但英人維繫帝國的手法也因而變得靈活。「自治領」(Domainion)是其中一項產物。1926年英帝國會議已對自治領給予三點定義，其中兩點是： 1. 自治領與英國地位平等; 2. 自治領與英國自由組成不列顛聯合國。
二戰後，英人仍想維持英帝國，但也務實地意識到英國財力已大不如前。他們維繫帝國的新方法，是主動給予如新加坡的殖民地自治政制改革。英人背後的理念是，要加以利用戰後日濃的本土民族意識，使之有利於殖民管治。英國官員眼中，自治的好處之一，是為殖民地政府引入更多民意壓力、加快政府的社福施政效率、使之更貼近民生，從而贏取支持。到後來，英人更選擇提拔有利己方的本地政治力量、推動殖民地整合獨立，以在財力與維持帝國力量間取得平衡。有東南亞學者研究指，如非英人扮演誠實中介者(honest broker)一職、解決馬來亞各族各派的分歧，馬來西亞根本難以立國。
《環球時報》沒有提到的是，早在二戰後的四十年代末，港督楊慕琦治下的港英政府，已一度計劃推動香港自治政改，以重建英人的管治威望。除了以政改換取增加政府稅收的現實考慮外，楊慕琦的其中一個考量是，英國應該吸取美國革命的教訓，重視地方自治對維持帝國的重要性。不過計劃因中共建政、變數增加而告吹。
冷戰期間，港英政府因一直意識到香港難以抵禦中共進擊，因此治理香港時，往往小心翼翼，以防觸發中共收回香港的行動，也因此沒有緊密配合美國針對中國的冷戰行動，例如英人曾以BBC取締對中共構成挑釁的美國之聲(VOA)電台廣播。在此情況下，香港難以進行政改，因會被視為推動香港自治而引發中方行動。
不過港英政府也曾感到政改壓力。六十年代初聯合國增加了對英國的解殖壓力，這令港英政府有留意成立於1963年的香港民主自治黨的行動—這個政黨主張反共反殖、任命港人為港督，也曾向聯合國提交聯署。
刻下香港在「國家安全為上」、沒有「剩餘權力」、不能提「次主權」的大前提下，政改不但寸步難行，甚至是出現倒退──特首候選人的提名門檻由以往的1/8增至1/2。八十年代為確保香港主權順利移交中國而設的「一國兩制」，曾令人有所想像；今人見到此情此景、回望過去、慨嘆今不如昔，自然不難理解。
總會有人反駁說，不要美化「英殖」。但英國對蘇格蘭獨立公投的處理手法，卻給港人上了一場活生生的政治課，令他們體會更多，中英兩國處理中央－地方關係的政治文化差異：與中國對香港的一貫辭令有別，英國沒有說蘇格蘭是大不列顛聯合王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沒有說蘇格蘭自古以來是大不列顛聯合王國領土、沒有說蘇格蘭的命運應該由全大不列顛聯合王國人民決定、沒有說外國評論公投是外人說三道四，傷害英國人民感情。
有趣的一點是，親中人士多愛以英殖時期香港的政治狀態與現況比較，認為今日的問題當年也有；現在民眾大肆批評，是對英人厚此薄彼的「英奴心態」表現。如果1997年7月1日凌晨，首任行政長官董建華對所謂「回歸」意義的理解，是「香港人在歷史上第一次以明確的身份主宰自己的命運」，而英殖歲月又如愛國人士所言般不堪回首，那麼我們為何要視今昔大同小異為平常事？我們又應如何重新理解「回歸」的意義？去年9月以「抗殖反篩選自主港人路」為綱、引發共鳴的學生罷課運動，又應從何說起？
事實上，中國歷史上，中治觸發社會情緒、管治效果不如英人的情況，並非沒有案例參考；1930年從英國「回歸」中國的威海衛，便是例子，這在1985年由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Pamela Atwell所著的British mandarins and Chinese reformers : the British administration of Weihaiwei 1898-1930 and the territory's return to Chinese rule裡有詳細分析。在1898-1930年30多年的英治裡，有差不多三分之二時間（1902-1921），威海衛的行政專員由曾任香港華民政務司、與香港華人關係融洽、任內大力支持保良局、東華三院與團防局（District Watch Committee）等華人自理組織的發展，且熱愛中國文化的駱克(Steward Lockhart)出任。駱克的管治風格，是盡量維持當地社會文化制度、盡量不擾民；也因為此，村民享有相當大的自治空間。這管治模式，亦與1898年駱克考察新界、方便英人接管時所作的建議大同小異。
駱克治下，政府只訂下每年需繳交稅款，具體收稅細節由每村之長安排；雖然英人頒佈的法律與大清律法截然不同，但在實行上，中國律法傳統仍受法庭尊重，英人也選擇性地執行普通法，以遷就中國律法；政府於1904年設立的免費學校皇仁學堂，以雙語教學，中國典籍，以及西學如地理數學，同為必修學科。因為英人著意保留地方傳統，中國革命時期，威海衛甚至出現反革命暴力事件。駱克離任時，得到華人精英歡送，被他們讚揚為尊重學者，管治有方，同時為威海衛帶來了啟蒙與進步。
1930年威海衛回歸中國後僅僅兩天，威海衛人便有別於英治時期，上街示威，抗議政府。當中的原因，是威海衛政府財政權力收歸南京中央政府，因此計劃開徵新稅，影響民眾生活。事實上，中治風格與英人相反，新政府銳意要破舊立新，毫不陰柔；其發展計劃的野心相當大，支出因此快速增加，且使用權力時毫不吝嗇，這都削弱威海衛作為港口城市原有的大都會外向性格、網絡匯聚繼而競爭力。
因為政府財政需求增加，新稅項削弱了威海衛的轉口港地位，貿易商轉用其他鄰近港口；為彰顯威海衛是中國管轄的城市，公共空間不再展示英語，這無疑是向「外國勢力」架起一道牆；政府在基層增設官僚機構以集中權力、縮窄社區自治空間；警察介入私人生活的程度，也明顯比英治時期高，警隊工作包括確保民眾繳交稅款，甚至調查學校出席率；最重要一點，是南京中央政府的黨組織在威海衛伸延，威海衛政府權力被架空，首任中國威海衛行政專員因與南京中央政府意見不合而被撤職，結果威海衛發展以「國家」而非「地方」利益為依歸。
研究香港的學者Norman Miners，曾為上述威海衛專著以「香港與威海衛」為題作序，並說威海衛的往事對香港前途頗有啟示。但當時他頗為樂觀，因為相信《中英聯合聲明》能保持香港原有性格與生活方式。到了今天，當《聲明》仍否生效也成了香港政治議題之一，就不免使人再次細味history repeats itself這句老話。
(原文刊於新加坡聯合早報，此為增訂版)
2015年1月6日 星期二
王岸然 - 從單一到多元抗爭的一年
作者網誌 2015年1月6日
一年過去，離不開回顧與前瞻，今年的回顧無人離得開「雨傘革命」下的佔領運動，除因事件夠大之外，它還有何最深遠特別之處？想想每年的六四七一，所有較大型的群眾運動，都是由上而下、都是有計劃有預謀有安排有醞釀的活動，就連「佔中」也醞釀兩年，結果弄出一場「雨傘革命」，完全顛覆所有社運常規，「直接行動」將成為未來抗爭的主流。
單是這一點，香港人應正確定性這個革命性的抗爭模式是「雨傘革命」而不是運動。這並非不謙卑，而是事物應予「正名」，名正，然後言順。這是「革命」而非運動的最簡單分別—所有運動都是有人計劃推動的，而近代的革命往往出於人民自發，違反一切常規地發生。黃之鋒大談革命要拿槍流血，網民譏笑他「是時候讀書了」。革命不一定用暴力、用軍火，也毋須大量流血。
英國由君權走向民主，人們稱頌為「不流血革命」；印度爭取獨立的過程自然是一場革命，也沒大量流血，可見革命不是只有法國大革命的一種模式。1989年，捷克斯洛伐克發生反共產黨統治的民主化革命，開始時只由一名搖滾音樂人發起行動，他要求民眾帶着「紅牌」到布拉格市中心的繁忙十字路口，要求政府結束共產黨統治，有數萬市民參加；結果與香港發生的差不多，警察鎮壓示威者，但引來更大的示威浪潮，最後政府下台，史稱「天鵝絨革命」。
緊接着突尼斯「茉莉花革命」（2010年12月）後，大規模的群眾走上街頭示威騷亂要求民主改革，在北非和中東多個國家發生極大的影響，沒有一處地方的人民會自我矮化，說爭民主要梁振英下台只是一場活動式的「運動」。上述的革命有成功有未成功，但人民起來抗爭的全民運動，本質上必然是「革命」而非運動。
黃之鋒跟隨泛民主流的自我矮化論述，是令人失望的，也是出賣了勇敢的佔領運動參與者。泛民主流以黎智英這個大金主加民主黨和公民黨等故意自我矮化，除了一貫的無「吉士」思維，也是害怕人民運動非其集團所能操控，這幫人物連工黨和社民連都已「收編」，正努力令這場「革命」回到他們控制的常態；除非黃之鋒及學民思潮甘心依附這個集團，放棄兩年來建立得來不易的獨立性，否則沒有理由追隨泛民學者的論述。
吃政府飯的人忌諱「革命」這類字眼，但作為革命主體的人民並無任何包袱，也不會理會什麼，就是用自己的方法爭取民主，要求梁振英下台，這就是泛民所說的「勿忘初衷」，這訴求與世界各地近年發生的多場「顏色革命」是一式一樣的，硬說不是，是典型的「造假」惡習而已。
「直接行動」的事情天天在發生，十四歲的塗鴉小女孩成了最新的無名英雄，是泛民與社運者追逐她的光環，是在找尋鎂光燈。人民革命皆由一些不經意的小事或個別事件所引發的，正是源於這不實在、但又十分實在的危機，令警方和法庭也同意立刻放人。
近來幾乎天天有人到不同山頭掛上「我要真普選」的直幡，這看似小事，卻十分有效地激起一般市民的同理心，宣傳效果比《蘋果日報》報道陳方安生呼籲大家上街爭民主大得多！畫家在街頭作畫、小市民晚晚到旺角舉黃傘……都不是泛民的安排吧，卻遠比泛民政客那些永續重複的造作示威更能打動人心吧！
「直接行動」的興起代表人民起義的時代來臨，抗爭活動花樣百出，層出不窮，十分多元化多樣化，令專政者防不勝防，也是最害怕的。梁振英尚未下台，是個意外，對中共而言也是個錯，對泛民而言則是故意的事。去年9月29日泛民提出兩點訴求，一是梁振英下台，二是重開政改諮詢。人人皆知前者易、後者難，但泛民故意改變初衷，大家要想想是誰在發號施令？
一定不是人民，因為示威者從未放棄要求梁振英下台；示威者也沒有遵從泛民指示回到傳統的抗議遊行，只是晚晚到旺角「鳩嗚」；示威者抗爭者也沒有支持「佔中」三子的失敗指示到警署自首，但也不一定依從勇武抗爭者的願望作出激烈的抗爭行動，而是有節有理地自行決定自己的「直接行動」模式。這一趨勢是令人驚喜的公民覺醒表現。
「直接行動」的覺醒，是人民終於明白泛民與吃社運飯的人是不可信的（最少是不能盡信），應該在自己的位置上起而行動，更深信普通人的力量遠比政治代理人強大。
事實上，是塗鴉、鳩嗚和山頂掛旗行動延續革命的希望，延續佔領運動的餘暉。政客曾經承諾的什麼也沒有做，發動「辭職公投」沒有，連「拉布」癱瘓政府也做不到，只想代理民主、只想回到「和理非非」的示威舊模式。
人民會失望嗎？自然有，但人民沒有坐着失望而是自行起動，人人急不及待要革命，革命焉會停下來？中共及梁政府一直低估港人的抗爭勇氣，以為事件已經平息。1966年天星小輪加價所引起的騷亂港英輕視了，換來1967年的全港大暴動。歷史不會簡單重複，但還是會重複的。
一年過去，離不開回顧與前瞻，今年的回顧無人離得開「雨傘革命」下的佔領運動，除因事件夠大之外，它還有何最深遠特別之處？想想每年的六四七一，所有較大型的群眾運動，都是由上而下、都是有計劃有預謀有安排有醞釀的活動，就連「佔中」也醞釀兩年，結果弄出一場「雨傘革命」，完全顛覆所有社運常規，「直接行動」將成為未來抗爭的主流。
單是這一點，香港人應正確定性這個革命性的抗爭模式是「雨傘革命」而不是運動。這並非不謙卑，而是事物應予「正名」，名正，然後言順。這是「革命」而非運動的最簡單分別—所有運動都是有人計劃推動的，而近代的革命往往出於人民自發，違反一切常規地發生。黃之鋒大談革命要拿槍流血，網民譏笑他「是時候讀書了」。革命不一定用暴力、用軍火，也毋須大量流血。
英國由君權走向民主，人們稱頌為「不流血革命」；印度爭取獨立的過程自然是一場革命，也沒大量流血，可見革命不是只有法國大革命的一種模式。1989年，捷克斯洛伐克發生反共產黨統治的民主化革命，開始時只由一名搖滾音樂人發起行動，他要求民眾帶着「紅牌」到布拉格市中心的繁忙十字路口，要求政府結束共產黨統治，有數萬市民參加；結果與香港發生的差不多，警察鎮壓示威者，但引來更大的示威浪潮，最後政府下台，史稱「天鵝絨革命」。
緊接着突尼斯「茉莉花革命」（2010年12月）後，大規模的群眾走上街頭示威騷亂要求民主改革，在北非和中東多個國家發生極大的影響，沒有一處地方的人民會自我矮化，說爭民主要梁振英下台只是一場活動式的「運動」。上述的革命有成功有未成功，但人民起來抗爭的全民運動，本質上必然是「革命」而非運動。
黃之鋒跟隨泛民主流的自我矮化論述，是令人失望的，也是出賣了勇敢的佔領運動參與者。泛民主流以黎智英這個大金主加民主黨和公民黨等故意自我矮化，除了一貫的無「吉士」思維，也是害怕人民運動非其集團所能操控，這幫人物連工黨和社民連都已「收編」，正努力令這場「革命」回到他們控制的常態；除非黃之鋒及學民思潮甘心依附這個集團，放棄兩年來建立得來不易的獨立性，否則沒有理由追隨泛民學者的論述。
吃政府飯的人忌諱「革命」這類字眼，但作為革命主體的人民並無任何包袱，也不會理會什麼，就是用自己的方法爭取民主，要求梁振英下台，這就是泛民所說的「勿忘初衷」，這訴求與世界各地近年發生的多場「顏色革命」是一式一樣的，硬說不是，是典型的「造假」惡習而已。
「直接行動」的事情天天在發生，十四歲的塗鴉小女孩成了最新的無名英雄，是泛民與社運者追逐她的光環，是在找尋鎂光燈。人民革命皆由一些不經意的小事或個別事件所引發的，正是源於這不實在、但又十分實在的危機，令警方和法庭也同意立刻放人。
近來幾乎天天有人到不同山頭掛上「我要真普選」的直幡，這看似小事，卻十分有效地激起一般市民的同理心，宣傳效果比《蘋果日報》報道陳方安生呼籲大家上街爭民主大得多！畫家在街頭作畫、小市民晚晚到旺角舉黃傘……都不是泛民的安排吧，卻遠比泛民政客那些永續重複的造作示威更能打動人心吧！
「直接行動」的興起代表人民起義的時代來臨，抗爭活動花樣百出，層出不窮，十分多元化多樣化，令專政者防不勝防，也是最害怕的。梁振英尚未下台，是個意外，對中共而言也是個錯，對泛民而言則是故意的事。去年9月29日泛民提出兩點訴求，一是梁振英下台，二是重開政改諮詢。人人皆知前者易、後者難，但泛民故意改變初衷，大家要想想是誰在發號施令？
一定不是人民，因為示威者從未放棄要求梁振英下台；示威者也沒有遵從泛民指示回到傳統的抗議遊行，只是晚晚到旺角「鳩嗚」；示威者抗爭者也沒有支持「佔中」三子的失敗指示到警署自首，但也不一定依從勇武抗爭者的願望作出激烈的抗爭行動，而是有節有理地自行決定自己的「直接行動」模式。這一趨勢是令人驚喜的公民覺醒表現。
「直接行動」的覺醒，是人民終於明白泛民與吃社運飯的人是不可信的（最少是不能盡信），應該在自己的位置上起而行動，更深信普通人的力量遠比政治代理人強大。
事實上，是塗鴉、鳩嗚和山頂掛旗行動延續革命的希望，延續佔領運動的餘暉。政客曾經承諾的什麼也沒有做，發動「辭職公投」沒有，連「拉布」癱瘓政府也做不到，只想代理民主、只想回到「和理非非」的示威舊模式。
人民會失望嗎？自然有，但人民沒有坐着失望而是自行起動，人人急不及待要革命，革命焉會停下來？中共及梁政府一直低估港人的抗爭勇氣，以為事件已經平息。1966年天星小輪加價所引起的騷亂港英輕視了，換來1967年的全港大暴動。歷史不會簡單重複，但還是會重複的。
陶傑 - 亞視是「品牌」？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1月6日
發言人說：香港不應該任由亞洲電視這個品牌消失。
亞視也算個「品牌」？香港有的人很懂得開玩笑。
「品牌」（Brand）這個名詞一向是西方概念，不止做得成功，而且通常對人類文明有貢獻，能提高一代人品味對全球生活時尚有重大影響的，或令這個世界更美好的，才叫品牌。
泰晤士報是品牌，人民日報不是。經濟學人雜誌是品牌，香港沒有一份財經報刊是，Apple手機不用說，當然是品牌；小米不是。牛津劍橋、哈佛耶魯，俱是環球品牌；香港大學是殖民地留下的學府，也算遠東的一個品牌，北京大學已經不再是。
日本的多啦A夢是品牌，香港的「老夫子」不成品牌。雖然一樣以少年兒童為讀者，但多啦A夢譯成了英文和歐洲語文（沒有阿拉伯文，但不是損失）。還有一本「文藝春秋」，創刊於大正末年，創刊人又創立了芥川龍之介獎，合二為一，一直辦到現在。今日到日本，走進紀伊國書屋，放在近門當眼處的書刊，「文藝春秋」永遠是其中之一。中國人的書店沒有一本這樣的百年雜誌，放在當眼處，不是「喬布斯金元帝國」就是「馬雲發家傳奇」，無所謂文藝，「文化革命」也自毀了春秋，所以，「文藝春秋」是日本品牌。
品牌是強者擁有的，當然，品牌如麥當勞和可口可樂，或蜆殼石油，變成跨國企業，會擊潰歐洲和亞洲許多小本經營的手工小店，品牌是不是都代表優越，經濟學家說是，社會學家與藝術家意見不同，是另一個問題。
連英國人的麗的呼聲，尚未可成為品牌，因為遭到時代的淘汰，為何一家由中國和台灣老闆掏空了的會是品牌？這個名詞，像「經典」一樣，在華文世界因濫用而貶值，比「才子」更加不堪。
發言人說：香港不應該任由亞洲電視這個品牌消失。
亞視也算個「品牌」？香港有的人很懂得開玩笑。
「品牌」（Brand）這個名詞一向是西方概念，不止做得成功，而且通常對人類文明有貢獻，能提高一代人品味對全球生活時尚有重大影響的，或令這個世界更美好的，才叫品牌。
泰晤士報是品牌，人民日報不是。經濟學人雜誌是品牌，香港沒有一份財經報刊是，Apple手機不用說，當然是品牌；小米不是。牛津劍橋、哈佛耶魯，俱是環球品牌；香港大學是殖民地留下的學府，也算遠東的一個品牌，北京大學已經不再是。
日本的多啦A夢是品牌，香港的「老夫子」不成品牌。雖然一樣以少年兒童為讀者，但多啦A夢譯成了英文和歐洲語文（沒有阿拉伯文，但不是損失）。還有一本「文藝春秋」，創刊於大正末年，創刊人又創立了芥川龍之介獎，合二為一，一直辦到現在。今日到日本，走進紀伊國書屋，放在近門當眼處的書刊，「文藝春秋」永遠是其中之一。中國人的書店沒有一本這樣的百年雜誌，放在當眼處，不是「喬布斯金元帝國」就是「馬雲發家傳奇」，無所謂文藝，「文化革命」也自毀了春秋，所以，「文藝春秋」是日本品牌。
品牌是強者擁有的，當然，品牌如麥當勞和可口可樂，或蜆殼石油，變成跨國企業，會擊潰歐洲和亞洲許多小本經營的手工小店，品牌是不是都代表優越，經濟學家說是，社會學家與藝術家意見不同，是另一個問題。
連英國人的麗的呼聲，尚未可成為品牌，因為遭到時代的淘汰，為何一家由中國和台灣老闆掏空了的會是品牌？這個名詞，像「經典」一樣，在華文世界因濫用而貶值，比「才子」更加不堪。
蘇賡哲 - 藍營必定沒落原因
多倫多明報
2014年12月25日
台灣深藍陣營的郁慕明去香港發表他的高見。在台灣人心目中，郁已經是過氣政客，但他在香港的言論，可以很清楚看到藍營何以在台灣日趨沒落。 我常覺得，國民黨能夠二次回朝執政，原是出於一個偶然因素，即陳水扁做了對不起台灣人的事，而國民黨剛好有個可以讓人寄予清亷信心的馬英九。否則，郁慕明這種思路，只會令台灣人愈加鄙視藍營，不可能有回頭路。
九合一選舉國民黨大敗，主要原因是新世代反對國民黨迎合中共以經代政逐步「收伏」台灣的政策。郁慕明當然也清楚這一點，他認為這樣一來，台灣會失去「合作統一」的機會，而致「愈來愈弱」，陷入「被動統一」。如果台灣人將來進一步支持台獨，更會成為被武力統一的投降者。即是他認為，台灣是一定會被中共吞併的，所以應該和北京合作，待遇會好一些；若果搞到被動地被吞併或武力吞併，就不會有好待遇了。香港是中英「合作」下被收回的，照郁慕明看來，待遇當然很理想，所以他在談及香港的佔領運動時竟然反問：「香港還沒有民主嗎？」他完全漠視九合一選舉時，台灣反對派一個極具殺傷力的宣傳口號就是「票投國民黨，台灣變香港」，因為他覺得香港已經很民主了，還爭取甚麼。不過，他又嘲笑香港年輕人說，當年年輕人革命是要流血的，今天的年輕人流汗都不願意。還問：「你們究竟有多大志氣？」他顯然又漠視年輕人在佔領區被警棍打得血流披臉」而不稍退，這就是年輕人的志氣。藍營沒有，不等於別人也無。
蘇賡哲文章見懷鄉書訊
台灣深藍陣營的郁慕明去香港發表他的高見。在台灣人心目中，郁已經是過氣政客，但他在香港的言論，可以很清楚看到藍營何以在台灣日趨沒落。 我常覺得，國民黨能夠二次回朝執政，原是出於一個偶然因素，即陳水扁做了對不起台灣人的事，而國民黨剛好有個可以讓人寄予清亷信心的馬英九。否則，郁慕明這種思路，只會令台灣人愈加鄙視藍營，不可能有回頭路。
九合一選舉國民黨大敗，主要原因是新世代反對國民黨迎合中共以經代政逐步「收伏」台灣的政策。郁慕明當然也清楚這一點，他認為這樣一來，台灣會失去「合作統一」的機會，而致「愈來愈弱」，陷入「被動統一」。如果台灣人將來進一步支持台獨，更會成為被武力統一的投降者。即是他認為，台灣是一定會被中共吞併的，所以應該和北京合作，待遇會好一些；若果搞到被動地被吞併或武力吞併，就不會有好待遇了。香港是中英「合作」下被收回的，照郁慕明看來，待遇當然很理想，所以他在談及香港的佔領運動時竟然反問：「香港還沒有民主嗎？」他完全漠視九合一選舉時，台灣反對派一個極具殺傷力的宣傳口號就是「票投國民黨，台灣變香港」，因為他覺得香港已經很民主了，還爭取甚麼。不過，他又嘲笑香港年輕人說，當年年輕人革命是要流血的，今天的年輕人流汗都不願意。還問：「你們究竟有多大志氣？」他顯然又漠視年輕人在佔領區被警棍打得血流披臉」而不稍退，這就是年輕人的志氣。藍營沒有，不等於別人也無。
蘇賡哲文章見懷鄉書訊
2015年1月5日 星期一
馮睎乾 - 「國師」的common sense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1月5日
陳雲最近在專欄說：「香港社會一直翻譯英文的common sense做『常識』，是誤導的翻譯，常識是common knowledge，不是common sense！」他認為正確譯法是「常理、公道」。陳先生是大學中文教授，著有《執正中文》，於大眾可算中文權威，然而以上幾句已經有三個錯。首先，「常識」不是「香港社會」的翻譯，是通行譯法，大概是日語外來詞。第二，「識」可解「知識」，但不限於此。《說文》：「識，常也。一曰知也。」段玉裁注：「常當為意，草書常意相似。意者，志也。志者，心所之也。心之所存謂之意。」用現代說法，「識」是人的意識活動及其內容。這定義雖比「知識」寬，還未夠完備。劉知幾說「史才須有三長」，「謂才也，學也，識也」，這裏「識」就指良好的判斷、理解和眼界。陳雲將「常識」局限於知識，顯然對「識」字欠缺常識，且簡化「識」的涵義來批評「常識」這譯法，也犯了「稻草人謬誤」。
那麼common sense僅譯為「常理、公道」又對嗎？陳雲彷彿追本溯源地說：「英文common sense源自拉丁文sensus communis，德文用語較為嚴謹或冗贅，是gesunder Menschenverstand，通達的人情事理。」拉丁文德文在港不是常識，用來掉書袋頗能壓場，但我湊巧是拉丁希臘文業餘教師，德語也略識之無，不妨插兩句嘴。拉丁文sensus communis是希臘文koine aisthesis或koinos nous的翻譯，前者阿里士多德專用來描述「五官經驗的綜合能力」，後者指「人所共有的理智」。我們說的common sense當然是後者。由希臘文譯來的sensus communis有至少三個用法。第一泛指「理智」，如斐德羅（Phaedrus）在寓言詩寫道，狐狸看見一副悲劇面具，發現它很美，卻沒有腦，寓意是命運給予一些人名聲地位，卻「奪去他們的理智」（sensum communem abstulit）。第二是指「社群意識」或「交際常識」。第三指「大眾意見」，回譯為希臘文則是endoxa。不難發現，第二、三個用法已偏離了希臘文原義。照陳雲的邏輯，sensus communis大概也屬「誤導的翻譯」。那德文gesunder Menschenverstand又是什麼呢？直譯就是「健全的理智」。舉一個較有趣的例：馬克思在〈道德化的批評和批評化的道德〉用過這個詞，批評數百年來的「常識」（gesunder Menschenverstand）和道德都跟君主制相協而非相悖。換言之，「常識」於馬克思是維穩工具。
可見「常識」一詞由古希臘輪迴過來，可褒可貶，既指知識，也指理性（法語bon sens由笛卡兒開始已偏重此義），更可指公論，涵義隨文理變化，民日用而不知。莎士比亞在《愛的徒勞》說，讀書就是為了知道things hid and barr'd from common sense（朱生豪譯作：我們常識所不能窺察的事情）。網上號稱國師的陳雲常叫批評他的人「落地獄」，我不恐懼，只想誠心勸他多讀書，不要淪為一副悲劇面具就好了。
陳雲最近在專欄說：「香港社會一直翻譯英文的common sense做『常識』，是誤導的翻譯，常識是common knowledge，不是common sense！」他認為正確譯法是「常理、公道」。陳先生是大學中文教授，著有《執正中文》，於大眾可算中文權威，然而以上幾句已經有三個錯。首先，「常識」不是「香港社會」的翻譯，是通行譯法，大概是日語外來詞。第二，「識」可解「知識」，但不限於此。《說文》：「識，常也。一曰知也。」段玉裁注：「常當為意，草書常意相似。意者，志也。志者，心所之也。心之所存謂之意。」用現代說法，「識」是人的意識活動及其內容。這定義雖比「知識」寬，還未夠完備。劉知幾說「史才須有三長」，「謂才也，學也，識也」，這裏「識」就指良好的判斷、理解和眼界。陳雲將「常識」局限於知識，顯然對「識」字欠缺常識，且簡化「識」的涵義來批評「常識」這譯法，也犯了「稻草人謬誤」。
那麼common sense僅譯為「常理、公道」又對嗎？陳雲彷彿追本溯源地說：「英文common sense源自拉丁文sensus communis，德文用語較為嚴謹或冗贅，是gesunder Menschenverstand，通達的人情事理。」拉丁文德文在港不是常識，用來掉書袋頗能壓場，但我湊巧是拉丁希臘文業餘教師，德語也略識之無，不妨插兩句嘴。拉丁文sensus communis是希臘文koine aisthesis或koinos nous的翻譯，前者阿里士多德專用來描述「五官經驗的綜合能力」，後者指「人所共有的理智」。我們說的common sense當然是後者。由希臘文譯來的sensus communis有至少三個用法。第一泛指「理智」，如斐德羅（Phaedrus）在寓言詩寫道，狐狸看見一副悲劇面具，發現它很美，卻沒有腦，寓意是命運給予一些人名聲地位，卻「奪去他們的理智」（sensum communem abstulit）。第二是指「社群意識」或「交際常識」。第三指「大眾意見」，回譯為希臘文則是endoxa。不難發現，第二、三個用法已偏離了希臘文原義。照陳雲的邏輯，sensus communis大概也屬「誤導的翻譯」。那德文gesunder Menschenverstand又是什麼呢？直譯就是「健全的理智」。舉一個較有趣的例：馬克思在〈道德化的批評和批評化的道德〉用過這個詞，批評數百年來的「常識」（gesunder Menschenverstand）和道德都跟君主制相協而非相悖。換言之，「常識」於馬克思是維穩工具。
可見「常識」一詞由古希臘輪迴過來，可褒可貶，既指知識，也指理性（法語bon sens由笛卡兒開始已偏重此義），更可指公論，涵義隨文理變化，民日用而不知。莎士比亞在《愛的徒勞》說，讀書就是為了知道things hid and barr'd from common sense（朱生豪譯作：我們常識所不能窺察的事情）。網上號稱國師的陳雲常叫批評他的人「落地獄」，我不恐懼，只想誠心勸他多讀書，不要淪為一副悲劇面具就好了。
劉健威 - 警察瘋了？
作者面書
2015年1月5日
香港日漸淪為無法無天、荒誕絕倫的城市，要是大家都噤聲，很快連基本人權都喪失殆盡。
一個十四歲的小孩子在牆上用粉筆畫花，充其量只算塗鴉，而且是破壞力最小的塗鴉；「九龍皇帝」曾灶財用墨汁在公共空間書寫，墨汁帶膠性的，不好洗，一般要髹一層油漆，才將之覆蓋；但小女孩用粉筆塗寫，筆迹用水一沖即去；破壞力根本難以相比。但兩人待遇，真有天淵之別。
曾灶財在街上書寫逾五十年，塗寫了數以萬計的牆壁、燈箱和燈柱，被捕不免，但一般儆戒了事；只有一次被拉進精神科診所；另一次在中環塗鴉被控，被罰五百大元，還是我替他付的。
但女童畫花呢？警方竟然以刑事毀壞罪拘留她，並申請兒童保護令，將她拘禁女童院三周！
從破壞公物的角度來說，曾灶財塗鴉明顯比女童嚴重得多，但一個罰五百元，一個被剝奪自由二十一天（還會正式起訴，再判刑），判刑之重，根本不成比例。這令人懷疑，警方和裁判官申請、批准兒童保護令時，有沒有參考過其他案例，以維持法津的公平性和統一性？
警方這樣做，最合理的推斷是想以儆效尤，阻嚇其他學生和少年參與社會運動。從法律角度來說，沒有一個人應為警告他人作犧牲的，這完全是沒有法治觀念的枉作非為，而裁判官竟批准了；現在香港的執法、司法制度墮落到什麼程度？！
此案還有一點同樣荒謬的是，定立兒童保護令，原意是保護兒童，使他們免於受到不正常成年人的傷害，但現在女童的父母並沒特別問題，也不是沒能力照顧女童，故保護令被警方利用為懲罰兒童的工具，與立法原意完全相反。警權侵犯人權，要是你今天對警方的濫權視而不見，也就是對自己的人權和尊嚴漠不關心，難保將來不為此付出代價。以後小孩子在街上畫圖案跳飛機都要拉，警察瘋了？
香港日漸淪為無法無天、荒誕絕倫的城市，要是大家都噤聲，很快連基本人權都喪失殆盡。
一個十四歲的小孩子在牆上用粉筆畫花，充其量只算塗鴉，而且是破壞力最小的塗鴉；「九龍皇帝」曾灶財用墨汁在公共空間書寫，墨汁帶膠性的，不好洗，一般要髹一層油漆，才將之覆蓋；但小女孩用粉筆塗寫，筆迹用水一沖即去；破壞力根本難以相比。但兩人待遇，真有天淵之別。
曾灶財在街上書寫逾五十年，塗寫了數以萬計的牆壁、燈箱和燈柱，被捕不免，但一般儆戒了事；只有一次被拉進精神科診所；另一次在中環塗鴉被控，被罰五百大元，還是我替他付的。
但女童畫花呢？警方竟然以刑事毀壞罪拘留她，並申請兒童保護令，將她拘禁女童院三周！
從破壞公物的角度來說，曾灶財塗鴉明顯比女童嚴重得多，但一個罰五百元，一個被剝奪自由二十一天（還會正式起訴，再判刑），判刑之重，根本不成比例。這令人懷疑，警方和裁判官申請、批准兒童保護令時，有沒有參考過其他案例，以維持法津的公平性和統一性？
警方這樣做，最合理的推斷是想以儆效尤，阻嚇其他學生和少年參與社會運動。從法律角度來說，沒有一個人應為警告他人作犧牲的，這完全是沒有法治觀念的枉作非為，而裁判官竟批准了；現在香港的執法、司法制度墮落到什麼程度？！
此案還有一點同樣荒謬的是，定立兒童保護令，原意是保護兒童，使他們免於受到不正常成年人的傷害，但現在女童的父母並沒特別問題，也不是沒能力照顧女童，故保護令被警方利用為懲罰兒童的工具，與立法原意完全相反。警權侵犯人權，要是你今天對警方的濫權視而不見，也就是對自己的人權和尊嚴漠不關心，難保將來不為此付出代價。以後小孩子在街上畫圖案跳飛機都要拉，警察瘋了？
陳雲 - 鑑貌辨色，互為因果
轉角 am730
2015年01月05日
今日選舉議員與元首，看社會名聲與儀表談吐。往昔漢朝選舉官員，也看鄉議、郡望與儀表，然則負責看的不是平民，而是太守，即是地方首長。太守舉薦之後，由朝廷考試。太守也要擔保人才賢良，否則要受處分。這是隋唐科舉之前選任官員之法。
東漢末年，流民遍野，戶籍散亂，鄉議不全，朝廷又在用人之際，鑒別人物成為一時風氣。漢末許劭好品評人物，每月初一之日，品評人物，稱為「月旦評」。許劭評曹操「子清平之奸賊，亂世之英雄也」，成為一時佳話，也是一語成讖。又評孔融「孔文舉金性太多，木性不足，背陰向陽，雄倬孤立」。漢魏之際，劉邵著《人物志》，詳列鑒別人物之理與法。《人物志．九徵》云：「蓋人物之本，出乎情性。情性之理，甚微而玄；非聖人之察，其孰能究之哉？凡有血氣者，莫不含元一以為質，稟陰陽以立性，體五行而著形。苟有形質，猶可即而求之。」此乃陰陽五行用於相學之初。
相術始於漢代，後來分開兩途，一曰文士派，二曰江湖派。文士派承襲古人識鑒之法，近代以曾國藩《冰鑑》為集大成。江湖派就是宋之麻衣相法，明之柳莊相法。
合股從商、取錄學生、招攬人才，乃至嫁娶兒女，都須面見，觀人說話是否有條不紊，前文後理是否一致；態度是否老成；應對之心是機巧還是詭詐。曾國藩相術口訣：「邪正看眼鼻，真假看嘴唇；功名看氣概，富貴看精神；主意看指爪，風波看腳筋；若要看條理，全在言語中。」「端莊厚重是貴相，謙卑含容是貴相；事有歸著是富相，心存濟物是富相。」相人，鑑其「言」行舉止，是言先行；可見相人最重要的，「全在言語中」。《冰鑑》與其說是相學，不如說是用人之術。
士大夫縱橫天下，閱人無數，也有失手之處。即使賢良如孔子，也錯識學生。司馬遷《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記載：「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
《荀子．非相》說，禹跛腳難行，湯半身偏枯，夏桀、殷紂兩位暴君，卻身高貌美，可見觀人之貌，不如觀人之行。然而，世間就是以貌取人，即使今日服務業社會、科技社會，男子追求身高體健，女子不求生育，卻要豐乳肥臀。面相、體相與內在機能無關，頭大未必腦大，腦大未必明智，不過大家面對陌生人，無可依靠，只能鑑貌辨色，才令到江湖術士，有口飯吃。相術失準，便說句「十清一濁」、美中不足之類，胡混過去。
周一刊登
陳雲
文化評論人，德國哥廷根大學民俗學博士，《中文解毒》系列作者。
今日選舉議員與元首，看社會名聲與儀表談吐。往昔漢朝選舉官員，也看鄉議、郡望與儀表，然則負責看的不是平民，而是太守，即是地方首長。太守舉薦之後，由朝廷考試。太守也要擔保人才賢良，否則要受處分。這是隋唐科舉之前選任官員之法。
東漢末年，流民遍野，戶籍散亂，鄉議不全，朝廷又在用人之際，鑒別人物成為一時風氣。漢末許劭好品評人物，每月初一之日，品評人物，稱為「月旦評」。許劭評曹操「子清平之奸賊，亂世之英雄也」，成為一時佳話，也是一語成讖。又評孔融「孔文舉金性太多，木性不足，背陰向陽，雄倬孤立」。漢魏之際，劉邵著《人物志》，詳列鑒別人物之理與法。《人物志．九徵》云：「蓋人物之本，出乎情性。情性之理，甚微而玄；非聖人之察，其孰能究之哉？凡有血氣者，莫不含元一以為質，稟陰陽以立性，體五行而著形。苟有形質，猶可即而求之。」此乃陰陽五行用於相學之初。
相術始於漢代，後來分開兩途，一曰文士派，二曰江湖派。文士派承襲古人識鑒之法，近代以曾國藩《冰鑑》為集大成。江湖派就是宋之麻衣相法，明之柳莊相法。
合股從商、取錄學生、招攬人才，乃至嫁娶兒女，都須面見，觀人說話是否有條不紊，前文後理是否一致；態度是否老成；應對之心是機巧還是詭詐。曾國藩相術口訣：「邪正看眼鼻，真假看嘴唇；功名看氣概，富貴看精神；主意看指爪，風波看腳筋；若要看條理，全在言語中。」「端莊厚重是貴相，謙卑含容是貴相；事有歸著是富相，心存濟物是富相。」相人，鑑其「言」行舉止，是言先行；可見相人最重要的，「全在言語中」。《冰鑑》與其說是相學，不如說是用人之術。
士大夫縱橫天下，閱人無數，也有失手之處。即使賢良如孔子，也錯識學生。司馬遷《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記載：「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
《荀子．非相》說，禹跛腳難行，湯半身偏枯，夏桀、殷紂兩位暴君，卻身高貌美，可見觀人之貌，不如觀人之行。然而，世間就是以貌取人，即使今日服務業社會、科技社會，男子追求身高體健，女子不求生育，卻要豐乳肥臀。面相、體相與內在機能無關，頭大未必腦大，腦大未必明智，不過大家面對陌生人，無可依靠，只能鑑貌辨色，才令到江湖術士，有口飯吃。相術失準，便說句「十清一濁」、美中不足之類，胡混過去。
周一刊登
陳雲
文化評論人，德國哥廷根大學民俗學博士，《中文解毒》系列作者。
添馬男 - 粉筆字，本來容易抹走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1月5日
發展局局長陳茂波繼續做其鍵盤戰士，周日發表網誌再講out到爆的獅子山下精神，叫大家同舟共濟、彼此放下心中矛盾。但同日另一邊廂在金鐘政總連儂牆下，有十個團體召開記者會，聲討警察迫害用粉筆塗畫牆壁之十四歲少女，不但胡亂控以刑事毀壞罪，兼以保護令為名，將女童拘禁在女童院。究竟而家係邊個唔肯放低矛盾，用盡方法去迫害佔領人士，有目共睹。
塗鴉少女事件令人憤怒，是其手法可恥，充份顯示出警察及律政司淪為政治工具，而且做法野蠻、粗暴，違反了一個文明社會應有標準。如果政府在第二輪政改詻詢前，想營造和諧氣氛，或真正有心化解矛盾，當前急務係好好處理「鎮暴英雄」曾偉雄及其手下。
自上屆政府副總理李克強訪問港大及麗港城，本來一場得分之港大百周年慶典政治公關show，在曾手上變成戒嚴鬧劇後，警察已不再受保安局約束及指揮，曾偉雄公然在立法會發表謬論，在監警會調查證明警察處理不當，仍囂張拒不收回，試問梁振英及新一任保安局長，可以駕馭此人嗎？香港內部武裝力量，除了備而不用的駐港解放軍，就是有準軍事力量兼具民警武警職能之特區警察，而指揮這支武裝力量的，究竟是誰人？英治時代在最後撤出前，保安司一職才由華人政務官黎慶寧出任，他上手乃英籍官員區士培，確保華人警察一哥受控。回歸後近三任保安局長，均非警察系統出身，而是由警察最睇唔起之紀律部隊：入境處高層出任，老董年代由九七前曾任入境處處長之葉劉淑儀做第一任保安局局長，第二任李少光同樣係入境處處長出身、第三任黎棟國則任入境處副處長。李少光還好，不但做過紀律部隊阿頭，轉任問責官員前，出任廉政專員，到李少光落任，黎棟國坐正，曾偉雄點會將佢放在眼內！
曾之上手鄧竟成，講履歷硬淨比曾有過之而無不及，曾任SDU首任華人教官，手上處理過胡錦濤訪港保安，點會將領導人公關show搞成戒嚴狀態？任內三次公開道歉，俾警察內部嘲笑為「Sorry Sir」，佢離職前為道歉行為表白：「這是因為執行警務的先決條件是得到市民信任，如果警務人員犯錯，就會打破彼此間的信任，需要加以重視及以行動回應，以釋除市民的疑慮。」當然警察內部認為佢唔夠guts，但𠵱家望返轉頭，鄧竟成先至係能夠趕上時代之紀律部隊一哥。
曾偉雄矯枉過正，見鄧竟成得不到自己人歡心，於是就一味強硬、一味維護自己人，為此警察最終失去市民信任，𠵱家甚至因其鹵莽、鷹派作風，令政客付出政治代價。他當然可以無風無浪今年中如期退休，但佢留低之手尾就有排搞，一個欠判斷力、全無大局觀，一味強硬之武裝力量指揮，猶如埋了87個政治計時炸彈。
粉筆字，本來好容易抹走！
發展局局長陳茂波繼續做其鍵盤戰士，周日發表網誌再講out到爆的獅子山下精神，叫大家同舟共濟、彼此放下心中矛盾。但同日另一邊廂在金鐘政總連儂牆下，有十個團體召開記者會，聲討警察迫害用粉筆塗畫牆壁之十四歲少女，不但胡亂控以刑事毀壞罪，兼以保護令為名，將女童拘禁在女童院。究竟而家係邊個唔肯放低矛盾，用盡方法去迫害佔領人士，有目共睹。
塗鴉少女事件令人憤怒，是其手法可恥，充份顯示出警察及律政司淪為政治工具，而且做法野蠻、粗暴，違反了一個文明社會應有標準。如果政府在第二輪政改詻詢前，想營造和諧氣氛，或真正有心化解矛盾，當前急務係好好處理「鎮暴英雄」曾偉雄及其手下。
自上屆政府副總理李克強訪問港大及麗港城，本來一場得分之港大百周年慶典政治公關show，在曾手上變成戒嚴鬧劇後，警察已不再受保安局約束及指揮，曾偉雄公然在立法會發表謬論，在監警會調查證明警察處理不當，仍囂張拒不收回，試問梁振英及新一任保安局長，可以駕馭此人嗎？香港內部武裝力量，除了備而不用的駐港解放軍，就是有準軍事力量兼具民警武警職能之特區警察，而指揮這支武裝力量的，究竟是誰人？英治時代在最後撤出前，保安司一職才由華人政務官黎慶寧出任，他上手乃英籍官員區士培，確保華人警察一哥受控。回歸後近三任保安局長，均非警察系統出身，而是由警察最睇唔起之紀律部隊：入境處高層出任，老董年代由九七前曾任入境處處長之葉劉淑儀做第一任保安局局長，第二任李少光同樣係入境處處長出身、第三任黎棟國則任入境處副處長。李少光還好，不但做過紀律部隊阿頭，轉任問責官員前，出任廉政專員，到李少光落任，黎棟國坐正，曾偉雄點會將佢放在眼內！
曾之上手鄧竟成，講履歷硬淨比曾有過之而無不及，曾任SDU首任華人教官，手上處理過胡錦濤訪港保安，點會將領導人公關show搞成戒嚴狀態？任內三次公開道歉，俾警察內部嘲笑為「Sorry Sir」，佢離職前為道歉行為表白：「這是因為執行警務的先決條件是得到市民信任，如果警務人員犯錯，就會打破彼此間的信任，需要加以重視及以行動回應，以釋除市民的疑慮。」當然警察內部認為佢唔夠guts，但𠵱家望返轉頭，鄧竟成先至係能夠趕上時代之紀律部隊一哥。
曾偉雄矯枉過正，見鄧竟成得不到自己人歡心，於是就一味強硬、一味維護自己人，為此警察最終失去市民信任，𠵱家甚至因其鹵莽、鷹派作風，令政客付出政治代價。他當然可以無風無浪今年中如期退休，但佢留低之手尾就有排搞，一個欠判斷力、全無大局觀，一味強硬之武裝力量指揮，猶如埋了87個政治計時炸彈。
粉筆字，本來好容易抹走！
吳靄儀 - 踐踏人身自由的「法治」
明報
2015年1月5日
14歲女孩用粉筆在連儂牆上畫花朵，10多名警員如臨大敵，以涉嫌「刑事毁壞」拘捕，更向法庭申請「照顧保護令」，送入兒童院看管，濫用法律程序，意在要參加佔領的小女孩失去自由。不料此舉即時激起公憤，群起抗議。女孩在律政司不反對之下，成功獲高等法院批准保釋，恢復自由。只是，既不涉刑事，何來「保釋」？
羈留少女的消息傳來，我和好幾位法律界朋友極為震驚，最關注的是，法庭究竟基於什麼理由和法定權限，將女孩送入兒童院扣留？女孩的律師提出反對，父親又在庭上力陳會照顧女兒，為何法庭仍要發出這樣的命令？
根據《保護兒童及少年條例》，警方有權向法庭申請保護令，但也須有確實理據，證明女童有受到傷害或傷害他人的危險，而法庭亦須信納有符合條例第34（2）條之下的情况，方可批准申請。我們看來看去，看不到有該等情况。姑且相信警方提供了相當理據，法庭要求先取社工報告了解實况，也不無道理，只是等待報告期間，基於什麼法理權力羈留女孩？
條例第34E（4）條，賦權法庭在候查期間將女孩羈留在收容所不超過28天，雖然該條例並無列明條件，但任何法律權限，必須合法行使，人身自由是法治保障的基本人權，法庭有無認真考慮，是我們最最關注之處，一如保釋，如非有具體理由顯示有必要，法庭都不批准任何扣留候審或候查者，成人如此，兒童更受特別保護。她與父親同住，硬生生將女孩從父親身邊帶走，有何重大理由？據知，女孩的父親向法庭保證會看管女兒，寸步不離，而懂事的女孩，亦親口向法庭承諾聽話，法庭即使不完全接納，也可先予警告，說明若收到社工投訴接觸不到女孩，便會將她送入兒童院看管。令我們深深失望，也是無比憂慮的是，執法者顯然漠視法治視為第一重要的人身自由，然而法庭為何未能嚴謹把關？警察假執法之名，顛覆法治，是可忍也，孰不可忍？
2015年1月4日 星期日
周保松 - 抗命者言（下）──政治的道德
星期日生活
2015年1月4日
【明報專訊】當囚車緩緩從金鐘夏愨道開出時，已近下午六時。我隔着窗往外望，天色灰暗，華燈初上，香港依舊。我們坐的，是普通的旅遊巴，而不是俗稱的「豬籠車」。我是第一個上車，坐在最後，附近有韓連山、李柱銘、何俊仁、單仲偕、李永達、葉建源、楊森，前面有梁家傑、余若薇、毛孟靜、何秀蘭、劉慧卿、黎智英等一眾民主派政治人。我和他們幾乎全不相識，照道理也沒太多交集可能，沒料到會在如此景况下同囚一車。
我們沒有被扣上手銬，也可使用手機向家人和朋友報平安。開車前，警察告訴我們，目的地是葵涌警署。我後來知道，當天209名抗命者分別被送往葵涌、北角、長沙灣、觀塘及屯門警署。葵涌是第一批，分坐三車，共約60人。在車上，何俊仁向我們簡單說明了一下在警局要留意什麼。他有經驗，因為他在7月2日及9月28日已先後被捕兩次。李柱銘顯然是首次，因為這位香港首席資深大律師的被捕常識，和我似乎差不多。
車到警署，我們被安置在一個有蓋停車場臨時改建的拘留中心。停車場相當大，但非密封，可遠遠見到出口處傳來的光。最教我寬慰的，是再次見到首批被捕的同學。雖然只是分開個多小時，竟有重逢的喜悅。過不了多久，第三批被捕者也已來到，包括長毛及其他民間團體的朋友。警察用鐵馬將我們三批人分開，然後開始一連串的拘留程序，包括登記個人資料、打手印、拍照和錄口供等。
自由人和犯人之別
在整個過程中，警察異常客氣殷勤，令我有時以為自己不是犯人，而是上賓。但在一些細節中，我還是很清楚地知道這只是錯覺。以上廁所為例。我們要先舉手，待批准後，再由兩名警察「陪同」。但我們去的，並非警察廁所，而是拘留房裏面的。拘留房在二樓，有粗厚的鐵門分隔外面；進去，左右兩排，中間是狹小晦暗的通道；每間房有四張水泥牀，上面什麼也沒有；蹲廁在門口處，極簡陋，沒廁紙也沒水龍頭；我們如廁時，警察就在門外隔着鐵欄守着；出來後，再帶我們去另一處洗手。到了清晨三時多，我成功「踢保」準備離開時，我對身邊警察說，我想再去一次廁所。他好心對我說，出去用外面那個吧，就是接待處那個供普通人用的。我一入去，回到正常，遂馬上明白，這就是自由人和犯人之別。
說起來，這是很平常也很不平常的一夜。所謂平常，是因為這夜之前或這夜之後，一定會有無數犯人經歷同樣的事情，而且因為種種我們知道或不知道的原因，我們確實沒有受到什麼不合理對待；所謂不平常，是說香港有三位大律師公會前主席，兩位前特首參選人，十多位立法會議員和政黨領袖，領導這次雨傘運動的學聯和學民思潮的同學，還有一位在這場運動中走在最前線且影響力如日中天的歌者，在同一夜被捕並囚於一室，確是香港未曾有過的事。
年輕人不認命 挑戰犬儒
這些人為什麼要走到這一步？他們所做的，外面的人能夠理解嗎？那夜我坐在他們中間，平凡如我，看着身邊那些自我少年時代起便已領導香港民主運動的前輩，以及許多在政治領域默默耕耘的年輕朋友，既有一種歷史就在當下的切身感，也有一份香港未來我也有責的沉重。
不少香港人喜歡稱所有從政的人為政客。這種稱呼，往往預設了這樣一種態度：凡從政者，必為私利；而政治本身，必是權力鬥爭的毫無道德可言的污穢之地。既如此，我們必須遠離政治。不僅要遠離，且必須對那些積極參與公共事務的人抱持戒心，因為世間並無公心（public spirit）這回事。政治一如市場，每個參與者的行事，都是為了極大化個人利益，不同只在於市場爭的是錢，政治爭的是權。但就本性而言，人骨子裏就是自利者。「人不為己，天誅地滅」遂成醒世名言。滑落到這一步，那些不加辨識地否定政治道德的人，其實不是對我們生活的世界有更高的道德要求，而是將自身理解為徹底的自利主義者，同時以極度犬儒的方式去評斷他人。香港的成年人，包括不少「社會賢達」，常常就是用這種「價值觀」去「言傳身教」下一代。
但這樣的「價值觀」到底有多大的解釋力和說服力？讓我們嘗試用心聆聽一下，在這次雨傘運動中，年輕一代到底在爭取什麼。年輕人說，他們要香港有真普選，使得每個公民享有平等權利去決定誰可以做特首；他們不要官商勾結，不要跨代貧窮，不要為一個小小蝸居耗盡他們的青春年華；他們還希望政府廉潔和公平，並好好捍衛我們的公民和政治自由。他們不是價值虛無，更非自私自利，而是站在道德的觀點，要求我們的城市變得更加公正，讓人活得更像人。他們如此相信，故如此行動，同時如此要求那些擁有權力的人必須以政治道德為念。
只有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們才能理解他們的義憤，明白他們的感受，體會他們對這個城市的愛。雨傘一代，不僅在這次民主運動中充分了解到自己是有自主意識的道德人，同時也在用他們的信念和行動，努力再啟蒙那些世故的成年人，希望他們看到另一個香港和另一種更好的生活方式。我們甚至可以說，正因為香港的年輕人堅信政治必須講道德，所以才有雨傘運動。它所代表的，的確是一種不認命的精神：不願意相信奴役就是必然，權力就是公理，剝削就是公平。他們不僅希望用撐起的雨傘去挑戰不公的制度，更要去挑戰長期支配港人的自利犬儒心態。
標籤「政客」 喪失愛與正義
既然我們活在政治之中，同時對政治有所期許，那麼我們就沒有理由輕省地將所有積極參與政治的人標籤為政客或政棍，然後以一種事不關己卻又恍似洞悉世情的犬儒姿態去嘲笑他們。理由有三。
第一，這種說法極不公道。遠的不說，即以當晚坐在我身邊的李柱銘先生和長毛為例，他們實在是為香港民主運動付出了一生心血。長毛固然不知進出警署和監獄多少回，更在這次運動中慨然向群眾下跪，而李柱銘先生獲尊為「香港民主之父」，在七十六歲高齡仍然願意為了香港的未來從容被捕，如果我們不懂得感激他們，還要嘲笑他們為政客，又怎說得過去？！
第二，政治的好壞，直接影響我們每一個人及我們的下一代。如果我們一早認定所有從政者皆用心不善，然後站在外面冷嘲熱諷看熱鬧，那麼我們也就等於承認政治沒有是非對錯可言，並以自證預言的方式導致政治的崩壞，而不是一起努力去共謀改善。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點，我們以自利的虛無的心態看世界，最終崩壞的，是自己的靈魂，因為在我們的眼裏，再看不到善和正義，在我們的心裏，再感受不到愛。我們生活的世界，本身並非沒有愛和正義，或至少不是沒有愛和正義的可能，只是我們自己放棄了這樣的信念，遂令我們的生命失去愛和正義。
政治最高目的：實現正義
儘管如此，但這並不表示我要否定政治裏面有着形形色色的權爭。事實上，權爭內在於政治，因為政治必然牽涉到權力和資源的分配。一如我們追求民主，就要接受政黨政治；接受政黨政治，就要接受不同政黨代表不同階層的利益，同時接受他們必須要通過選舉贏得權力，因而難免有各種各樣的策略考慮，甚至要作出極為艱難的政治取捨。即使如此，我要強調的是，權爭本身不應是政治的最高目的，也不應是政治人行動的最高原則。政治的最高目的，是實現正義；政治人不墮落為政客而上升為政治家的最重要標準，是踐行正義。
韋伯（Max Weber）或會不同意我的觀點。他認為，以政治為志業的政治家，必須具備三種素質：熱情、責任感和判斷力，但追求正義不在其中，因為「何謂正義」並沒客觀標準，而且很易陷入他所說的「心志倫理」而忽略「責任倫理」。簡單點說，就是會為了堅持道德理想而罔顧政治現實。我無法在此詳細回應韋伯，但正如韋伯自己所言，政治實踐的最高境界，不是這兩種倫理觀互相對立，而是互補相成。這次雨傘運動最為激動人心之處，也許正是讓我們看到新一代年輕人，如何既有對心志的堅持，也有對責任的承擔，並在變動不居和強弱懸殊的政治現實中去努力協調這兩種政治倫理。這才是真正意義上的政治成熟。
漫漫長夜的政治哲學討論
讀者或會好奇，漫漫長夜，除了應付警方各種指定要求，我們這群人在裏面到底還做了什麼。由於不准使用電話上網，我們遂只有兩件事可做：閉目養神或聊天。我因為不累，所以大部分時間是和何俊仁及楊森先生聊天。聊什麼呢？政治哲學。這是我意料不到的。兩位前輩很友善也很健談，我們從羅爾斯（John Rawls）的正義理論，德沃金（Ronald Dworkin）的法律哲學，談到海耶克（Friedrich Hayek）的《到奴役之路》和波柏（Karl Popper）的《開放社會及其敵人》，甚至還扯到馬庫塞（Herbert Marcuse）的《單向度的人》，法蘭克福學派的文化批判及當代中國知識界種種。在警察環伺和隨時被叫出去辦理手續的環境中，雖然討論時斷時續，但這樣的哲學交流還是極為愉快，以至後來離開警署時，我和楊森先生不禁以擁抱來道別。
我後來知道，當天在警署討論政治哲學的，並不止我們，還有我的一名學生。他叫Max，從十月起便在金鐘紮營佔領。他本來計劃和我們一起靜坐被捕的，誰不知中午出去吃飯後再也進不來，因為警察已將佔領區所有入口封鎖。在幾經掙扎下，他決定自行前往灣仔警察總部自首，並在交代「罪行」過程中，將他的公民抗命理念完完整整向警察交代了一次。據他事後回憶，警察聽得津津有味。他從灣仔警署出來後，便過來葵涌警署等我出來。
作出同樣選擇的，還有我初識的劉志雄牧師。他在7月2日預演佔中時已被捕過一次，這次也是因為中午出去吃飯後回不來，但最後仍然決定自首以明志。據他自述，「十一點幾，沒有傳媒鎂光燈，孤身的我，走入葵涌警署自首。結果，我的號碼是59，而58就是長毛」。我到現在仍然不太能理解，像劉牧師和Max這些人，做決定那一刻，到底需要多大的道德勇氣，而勇氣背後又承載了多少對這個城市的愛。但我知道，我應該用心去理解，否則有負他們。
無畏風險集體「踢保」
大約去到十二時，警方告訴我們可以自簽保釋，不用交保釋金，但要一月份回來警署報到。學生和社運團體的朋友，開始陸續離開。何芝君、何韻詩、何俊仁和我等商量過後，建議餘下的人選擇集體「踢保」，迫使警方要麼無條件釋放（但仍然保留日後起訴權），要麼正式起訴。我們認為，「踢保」雖然有風險，例如隨時要多坐十幾個小時，但這也是一種政治抗議。我們也同意，既然一起進來，也要一起出去，表達一種團結精神。在接着下來幾小時，我們一個一個被警員單獨叫去，詢問是否願意自簽離開，然後我們一個一個回答，不願意。在此過程中，我親眼目睹何韻詩非常勇敢和擔當的一面。她後來在面書上有細緻描述，容我在此詳引：
順序上我是學生後的第一個，呼喝我過去的警員大概看我是個無知歌星仔，不必對我客氣多禮，沒想到他們叫我選續保的日子時，我竟提出不接受保釋，該名威武警員當下呆了一下，回過神來，再擺官威地說了一句：「好，那放她到最後處理。」結果，所有人一致不接受保釋。警方大概也知道再拘留這群人對他們也沒什麼好處，隔沒多久，我又被呼喝過去，同一位招待我的警員遞出一張無條件釋放的紙，警方屈服了。我提出等眾人一起離開，他們拒絕，要我立刻簽，我要求徵詢律師意見，警員再次面露不悅。見律師後，他們把我單獨調配到跟眾人隔離的另一區，大概是要「懲罰」我，但真對不起，找錯對象了，嚇唬誰？眾人陸續離開，結果我是葵涌警署61名被捕者內，最後一個被釋放。
去到清晨三時半，警察告訴我，可以帶齊隨身物品離開。我站起來，離開待了一夜的拘留中心，並在接待處候齊其他朋友，然後一起步出警署。我第一眼見到的，是在寒風中候我整整一夜的十多名學生和朋友，裏面有杜婷、小珊、黎恩灝、張秀賢、Benny、Joel、John、Max和Steve等，還有早我幾小時出來的Napo和Eason。師生情誼，山高水長。謝謝你們。
文 周保松
編輯 王芷倫
訂閱：
文章 (At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