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初，筆者在海外，卻給《大紀元》記者找到，訪談港事，特別是要研判梁振英找了北京「釋法」打港獨成功後的形勢。當時梁氏和他的支持者滿面春風非常得意，以為自己替黨國立大功，連任是定局；但旁觀者清，懂得共產黨心態的人只需留意到習核心遲遲不表態讓他出閘，就知道梁命不久矣。按此，筆者對記者說：「梁撩起港獨無法弭平而要勞煩北京出重手，足證此人管治能力差，替領導人添煩添亂；為此他要付出政治代價，終無法連任。」一個月之後，梁就出局了。
世局有賴香港再作窗口
幾年來，梁特推行極左路線，在「經濟城市」高調搞政治，既得罪大部份當權派，更把大量年輕人推向港獨（最新中大民調指佔15至24歲人口組約四成）；他那批好勇鬥狠的手下如陳淨心、李國章、周融、馬恩國等人，出位言行直把香港搞得雞犬不寧。本來，假若中國真如「環時派」說的那樣，不僅崛起了，還已經進入「盛世」，則有人在香港地興奮一下，未嘗不可。問題是，「盛世」宣傳未及展開，大國已呈內外交困之局；北京再次發覺香港的「窗口」作用不能缺，絕不容你梁特開倒車搞深港同城、中港融合。
經濟方面，大陸是強弩之末：08年以來GDP增幅不斷下跌；貿易不振，今年對美出口下滑4.7%，是09年以來首次收縮；為了減慢人幣跌速，北京央行18個月內賣出近四分一外匯儲備（日本已取代中國成為持美債最多的國家）；社會總負債急增至GDP的三倍；人口老化、勞動力衰竭，生產成本上升，外資漸多轉移他處；改革停滯，人民幣國際化無期；國庫補貼國企盲目生產出口傾銷，導致美歐日否定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這還沒有考慮明年美國繼續加息、特朗普上台之後可能採取各種對抗性措施。
經濟形勢雖然惡劣，但地緣政治危機更嚴重。東海、南海磨擦不斷，與日美兩國衝突一觸即發；兩岸關係則因民進黨蔡英文上台不提「九二共識」而奧巴馬政府竟然撐腰而惡化，及至發生特、蔡「電話外交」、俄羅斯普京竟在一旁打邊鼓，北京才知美國這位親俄候任總統比聲言「重返亞太」的現任總統更難纏：一旦美俄關係解凍、美國聯俄制華之勢成，中美之間的「基辛格時代」結束，中國就會陷進360度包圍圈，那是比甚麼第一島鏈、第二島鏈更不利的戰略處境。
特朗普看似癲狂但絕對不蠢。他那日漸成形的管治團隊非常破格，囊括了一大批將軍、巨賈、成功企業執行長和超級右翼鷹派，在在顯示他不是一個循規蹈矩漸進的marginalist，而是一個大刀闊斧尋求裂變式改革的人物，對任何政治立場的人是好是歹都很難說，但聯俄制華的色彩濃厚，十分清楚。候任國務卿（美國外交部長用這個名堂，按其傳統是內閣一哥）Rex Tillerson是埃克森美孚的執行長，而候任國家安全顧問Michael Flynn是退役陸軍中將；兩者都和特朗普一樣，是親俄派。
特朗普起用大批仇華派
另外，特朗普最新委出的候任國安會亞洲事務主管Matt Pottinger，是一個曾經被中國公安逮捕的前路透社和《華日》駐北京記者；此人斗膽批評《華日》老闆梅鐸對北京卑躬屈膝，後來更投筆從戎當上美國海軍陸戰隊中尉。幾乎同時，特朗普又在他的白宮裏設立新的國家貿易委員會，候任主管是加州大學爾灣校區經濟學教授Peter Navarro；此人一本據說是仇華著作《Death by China》，是多年前特朗普認識中國的「啟蒙」書，讀過之後Navarro即與特朗普交往，現在快成為中國問題上的「國師」。此外，候任商業部長大富豪Wilbur Ross與美國鋼鐵業有關係，他的團隊裏有四名鋼鐵公司的執行長和律師，在鋼鐵傾銷事上針對中國會很自然。
特朗普組成了強悍的聯俄制華陣勢，中美關係以至整個亞洲在未來幾年裏，動盪將會放大，搞不好下一場冷戰的舞台即在東亞，對峙的雙方就是中國和一個史無前例的美、日、俄、印、越、澳、台組成的不等邊不規範的大聯盟，形勢與六十年代中蘇交惡時期差不多。那時候，香港扮演了中國不可或缺的窗口角色；六十年後的今天，如果冷戰重臨，中國少得了只有香港才能扮演的角色嗎？
然而，如果小心比較，今天香港能夠扮演窗口角色的潛力，很可能大不如前。當年英國管治香港，中英雙方有默契，英方對中國透過香港取得各種各樣的戰略物資是隻眼開隻眼閉（不然像霍英東那樣的人物早就抓起來送交美帝），而西方國家看在英國份上，也是隻眼開隻眼閉，窗口角色的體現乃得完美。可是，今天的香港已是由中國的地方政府管轄，沒有英國從中斡旋，這個窗口角色怎樣發揮呢？
舉一個例：美國給予香港一些中國大陸沒得的優惠（例如一些敏感高科技器材可以輸港，或者港人赴美十年簽證不必每兩年更新個人資料一次），都是「一國兩制」得到嚴格落實、香港與中國明確區隔才可享有的。九七之後，特別是梁特當政的這幾年裏，中港區隔走向名存實亡，西方國家已對香港存有戒心；如果一旦冷戰重臨，中國想以香港作為突破封鎖的一個窗口，但對着一個與深圳「同城化」了的香港，西方國家還會賣賬嗎？
顯然，在這個急劇轉變的國際大形勢底下，梁政府四年多以來的一系列埋葬「一國兩制」、破壞三權分立特別是破壞法治的政治作為，別說香港人、民主派認為是大逆不道，便是從中共的觀點看，也是犯了典型的極左路線錯誤，因而是必須下台的，絕對罪無可恕死有餘辜。
北京勢必鏟除整個梁營
一直以來，梁特和他的支持者都刻意貶低香港的價值，就算是在金融方面能夠幫助大陸打通通往外面世界的脈絡這個那麼明顯的作用也絕不承認，而認為一個上海加一個深圳再加兩條「×港通」就抵得上一個香港了。試問，在這種狹隘識見夜郎心態底下，如何可以明白、接受香港在「第二次冷戰時期」的窗口作用和價值呢？那不是極左是甚麼？
從這個角度出發，可引出兩個結論：（一）梁振英路線既然是錯誤的，那麼「沒有梁振英的梁振英路線」也必然是錯誤的；那些作風、思路和意識形態跟梁振英雷同、近似或有過之而無不及的人，也是極左、因而是北京不可接受的；（二）根據當年中共清除四人幫流毒的做法，清除一個梁振英遠不足夠，北京必會清除所有梁振英委任、跟着梁振英做事、執行梁振英政策、給梁振英出點子的一整批人，而且不限於在特區政府各部門裏面的那些。
再明確點說，如果清除梁振英路線可以順利進行（那不是必然的；筆者認為習近平並不是已經取得絕對權力，而黨內反對他的勢力特別是江派、團派及非習派太子黨絕非不堪一擊），則今後半年至一年的時間裏，香港各界別的非特區政府組織裏也會有一波又一波或明或暗的清洗行動；中聯辦、各新老左派政黨、喉媒、工會、商會、團體、智囊，大專界、學界、商界、法律界、新聞出版界、文化界、演藝界，等等，都不能倖免。董建華當年下台，沒有也不需要這樣清洗，因為他只是犯低能，不是像梁振英那樣犯路線錯誤。會否如此，大家可拭目以待。
重構港角色 中立獨立
儘管梁振英要落台，而假使跟隨他搞極左路線鬥爭的一批人也陸續落台了，但如果上述冷戰形勢來得逼切、壓力大得中國以目前經濟與軍事實力難以抵擋（有人會認為強國無此危機），則特區治下的香港便是換了整個領導層，也擔當不了中國希望它擔當的窗口角色，因為「中港融合」、「深港同城」已經米已成炊、超過了國際上認可的臨界點，各國認為與香港打交道就等如與中國大陸打交道。到了那個田地──一個並非不可想像的田地，中國惟有讓香港成為一個「瑞士模式」獨立中立國，才可望取信於國際，再次扮演、辦好窗口角色。
10月16日筆者在本欄提出一個「雙贏港獨」的概念，建構一個「瑞士模式」獨立中立香港國，透過提供一個予大陸黨幹金盆洗手改過自新並安享餘生免被雙規遣返的有價機會，以紓緩大陸貪腐問題；也透過提供一個中共政治鬥爭失敗者永久離開中國政壇而得以存活的庇護港，以良化中國大陸的政治殘酷。這個概念看來還有一個更積極的意義：為惡劣冷戰形勢底下被四面包圍的中國提供一個「一國兩制」無法提供的窗口，因而是共產黨應該/已經認真考慮到的。49年之後、97年之前，中共既可容忍香港作為英國殖民地而存在，從而得到無限好處，為甚麼不可以再讓香港作為一個獨立中立的國家而存在，從而得到更多更大的好處呢？
這種「雙贏港獨」和現存的港獨思想不同，不是一種反共仇共不共戴天的港獨，而是完全另外一種與中共為善甚至有利中共延續其內部專制統治的港獨，也可能是唯一一種比較有可能實現的港獨。無獨有偶，台灣前副總統呂秀蓮上周也提出利用即將由民、國兩黨聯合通過的新公投法，爭取明年透過公投實現台灣獨立成為一個「瑞士模式」中立國。也就是說，為了安然獨立，台灣可以放棄傳統意義上的反共。港獨人最終可能也要容忍甚至走上這個方向。然而這個方向卻是香港的一些大中華民主派很難接受的，因為當中牽涉道德上的魚與熊掌選擇：為了香港700萬人免受中共統治，可以放棄對大陸民運人士的支援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