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徒 - 戀殖意識的二重奏

星期日生活   2016年1月31日

【明報專訊】清華大學法學院院長，新任中聯辦法律部部長的王振民日前在《紫荊》雜誌發表文章，談論香港的「深層次問題」，一口氣列舉了四大要點，包括「資本主義與追求福利社會」的矛盾、「內地與香港」的矛盾、「保守與激進」的衝突、「全面落實基本法」的問題。

雖然文章在香港沒有引起多少討論，但立法會主席曾鈺成卻在其報章專欄，連續四篇文章對王振民的觀點提出針鋒相對的反駁，令人眼前一亮。

針對王振民所謂「民主普選的本質就是要對財富進行再次分配」，「不能把香港變成福利社會主義，更不能變成『共產主義』」的主張，曾鈺成提醒王振民「香港政府對財富進行二次分配的輕微程度，令美國傳統基金會把香港評為全球最自由的經濟體；在發達的國家和地區中，香港的貧富懸殊程度仍高踞榜首」。

針對王振民香港「無論在過去、現在和未來均不可能獨立於自己的祖國去發展」，曾鈺成則直指，香港「在回歸前，特別在中國實行改革開放之前，香港實際上是『獨立於』中國其他地方」。也就是說，「香港從不曾獨立於中國發展」只是一種自我陶醉的謊言。

王振民謂「個別人士一直沒有真心實意把自己當成中國的一部分」，曾鈺成則以李波事件為例，直指「內地對民主、自由、人權、法治等的理解，跟大部分港人的價值觀念有很大落差」。

就內容而言，曾主席上述這些論點都是老生常談，沒有特別令人驚喜的新意，然而出自香港親中建制最大黨民建聯的創黨元老，兼今日立法會的主席之口，又的確令人耳目一新。

京官與開明「土共」的落差

王振民剛剛接任中聯辦高職，文章官腔滿紙自不稀奇。然而曾主席卻十分認真，條分縷析，直斥其非。似乎想要給這位尚算年輕的南下幹部搞清楚一下，香港與北京認識之間的落差究竟有多大。這種落差不單只存在於反對派和中共當權者之間，也一樣存在於京官和「土共」開明人士之間。

不過，最令人訝異的是，曾鈺成竟然直指王振民「戀殖」。王振民在文章中抱怨「香港變得愈來愈不像香港」的原話是這樣的：

「香港回歸前沿襲了英國的政治保守主義，法治健全，文明理性，講規則，講規矩，講程序，不激進，少暴力，居民安居樂業，社會和諧穩定。香港給人的印象很紳士，很傳統，很保守，很文明。但是令人遺憾的是，這些年來，這種保守主義政治哲學、漸進改良的政治取態被不斷拋棄。」

曾鈺成不單說他對王振民的這番表述感到「出人意表」，他更說「很難猜到這些滲透着戀殖意識的話，是出自一位中國的法律學者、『一國兩制』研究專家。」細心的讀者很容易讀出曾鈺成筆下的確流露出心中一股不平之氣。

共產黨 為恐共意識加油

事實上，一直以來，北京對港統戰以籠絡資產階級為主，王振民定義民主普選為邁向福利國家，甚至招來共產主義，危害資產階級利益的推論，在馬列毛的理論中均無所據。歸根結柢，這種為了封殺民主普選而打造出來的階級復仇恐懼症，其實只是香港殖民買辦資產階級為了維護自身階級特權而向北京撒嬌的回音。

北京在過去要消減這種「恐共意識」，不斷扮演資產階級的「恩主」（patron），以維護這些人的特權來換取他們的忠誠，這早已是公開的秘密。不過，當年真誠相信共產主義理想的曾鈺成也未必能預想得到，今天京官來港反而是要提醒香港不要忘記「恐共意識」，意謂千萬不要讓人們透過民主普選去實現共產主義。

共產黨人為恐共意識打氣加油——這就是香港式的荒謬。

過去，中共一方面為了統戰資產階級而實行反對民主普選的政策，但另一方面還是要借用起家於工人運動的土共去撐起階級聯盟的假象。一頂愛國大過天的帽子就把階級矛盾抹消得一乾二淨。然而，如何才是愛國？除了緊跟中共之外，香港的土共社群就只有以過去他們在殖民地下的鬥爭乃正義事業而自我安慰。

可是，今日這位新晉京官竟然說：「香港變得愈來愈不像香港」的原因，是失去了英國政治保守主義的傳統。他說，「如果懷念英國的統治，為什麼不繼承英國主流的保守主義政治哲學，不認真學習繼承英國的政治文化傳統？」

換句話說，今日共產黨不僅要來香港動員「恐共意識」，還要向英國殖民主義、政治保守主義的祖墳進香供奉，樹幡招魂。對於曾鈺成這輩老反殖、老愛國，當年也曾激進地受中共感召，因「打倒白皮豬」而坐過牢、流過血的「左派群眾」來說，又是情何以堪？

京官談「繼承英國政治文化傳統」

今日香港的街頭上，屢見青年們揮舞英屬香港旗幟，而中聯辦內，卻有京官大講要「繼承英國主流的保守主義政治哲學，認真學習繼承英國的政治文化傳統」。這種雙重而又平行並置的「戀殖情結」，想任何後殖民理論專家都無法解釋。難怪曾鈺成都說「難以想像，難以猜到」。

不過，如果讀者沒有參閱王振民刊在《紫荊》的原文，也未能真的想像這位年輕京官，為了強化這種英國政治保守主義乃優良傳統的論據，可以去得幾盡。曾鈺成文章也未有詳加討論的一段，王振民是這樣寫的：

「為什麼中國五千年歷史中發生了6,000多次戰爭？就是因為中國人不喜歡保守，中國政治文化、政治哲學歷來缺乏保守主義傳統，凡事容易衝動，走極端。……相反，香港這麼一箇中國唯一有濃厚法治主義和保守主義傳統的地方卻反其道而行之，不斷放棄自己付出巨大代價、來之不易的保守主義政治傳統，重拾偏激的政治習慣，實在令人痛心。」

中國過去一百年，有什麼衝動和極端得像連綿不絕的革命和戰爭，當中最極端和激進的無疑是共產黨人奉為圭皋的馬列毛共產主義思想。

可是，在憲法還寫着堅持馬列毛思想的同時，王振民卻一腦子把極端、激進主義的罪孽，都算到中國傳統政治文化頭上，並論定中國人不喜歡保守，缺乏保守主義傳統。

如果說王振民錯讀了五四運動、中西文化論戰的歷史，更沒有讀過唐君毅、牟宗三新儒學的中國文化保守主義，那可能還是未有充足證據，但他深情地愛慕這城市的殖民地遺產，那份「來之不易的保守主義傳統」的感情，卻是躍然紙上。

王振民的這份戀殖情懷，讓他有重新審視五千年中國歷史的宏大視野，也讓他發現香港這彈丸之地，原來真的蘊藏着拯救中國無可救藥的激進型文化病的秘密藥方。王振民教授的這番說話，逕直就印證了經濟學家羅賓遜夫人（Joan Robinson）的名句：「比被殖民更壞的事就是沒有被殖民」（the only thing that was worse than being colonized was not being colonized）

只是這份被王教授譽之為「得來不易」的代價，正是一場輸得慘烈的鴉片戰爭。他似乎要為這場戰爭的勝利者和得益者高聲慶賀。

「衝動走極端」的大陸人？

不過有趣的仍是，由2008京奧前後北京大肆宣揚「和平崛起」的時候開始，官方就不斷反覆宣傳中國的文化特徵是「追求和諧」。京奧開幕式那個巨型的「和」字，不少香港人還是歷歷在目，印象深刻。但王振民三言兩語，就把這迷思拆解掉。

「中國五千年內發生了六千次戰爭……中國政治文化、政治哲學歷來缺乏保守主義傳統，凡事容易衝動，走極端。」——這是中聯辦王振民說的。這是否符合歷史和思想史事實是另一回事，但這種描述又的確符合今日香港街頭巷尾可感覺得的「厭中」以至「反中」情緒所想像的中國及中國文化。香港人能否貫徹所謂的英式保守主義是另一回事，但「中國人」（大陸人）不文明、欠禮貌、愛撒野、蠻不講理……這種種刻板印象，恰好和王振民教授所說的「容易衝動、走極端」若合符節。

當王教授說：「香港回歸前……法治健全，文明理性，講規則，講規矩，講程序，不激進，少暴力，居民安居樂業，社會和諧穩定。香港給人的印象很紳士，很傳統，很保守，很文明。」怕且是因為教授要來香港，所以想恭維香港人。但如果不告訴你誰是作者，大抵不少人會猜這幾句是剪裁自那幾本街知巷聞的城邦之論，或者本土主義、香港民族論者的手筆。

這些作者們和王教授所見略同，這並不奇怪，但他們都認為，香港人目前所憂慮的，正是這種理想化的香港人自我形象，被來自另一種「容易衝動、走極端」的文明所消滅、吞噬。而王振民在這裏強化的文化二元對立，恰好在為這種文明衝突想像添柴加火，後果卻非王振民所期待的有利建制的政治保守主義。

「激進」為保守核心價值

因為活在香港的一般人都會體會到，眼前的所謂「激進」，目的正是為了「保守」，只是所保守的並不是永恒不變的殖民秩序、資本霸權的秩序，而是王教授的香港文化想像中刻意要排除的，那些屬於這個城市的核心價值。真正的民主普選，恰好就是實現這套價值信念的不二途徑。

文 安徒

編輯 洪慧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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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松炎 - 從灰色到綠色凱恩斯經濟政策

星期日生活   2016年1月31日

【明報專訊】全球經濟步入增長停滯的可能性愈來愈高，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更加預測全球可能出現經濟衰退[1]，2015年的國際貿易增幅只達2%，升幅之低與過去50年的五次衰退（1975、1982-83、2001、2009年）情况相似。事實上，即使各國濫發銀根多年，仍然無法提振經濟；美國經濟剛剛復蘇，有氣無力，歐盟經濟陷入長期低增長，中國的經濟數據更已淪為國際笑話，俄羅斯、巴西、台灣等經濟體已經連續幾季負增長，澳門的GDP更出現罕見的25%跌幅。

情况令人聯想起上世紀三十年代的經濟大蕭條，當時亦催生了凱恩斯經濟理論。所謂的凱恩斯經濟學派，泛指政府透過加大投資，刺激經濟，包括透過借貸來發展基建，直接加大經濟增長。國內一般稱為鐵公基，亦是近年產能過剩及「鬼城」（即樓宇落成後賣不出）出現的主因。雖然近年已經有多份研究[2]證明凱恩斯經濟政策會導致經濟效益受損，但當經濟走下坡，失業率上升，政府為了政治上的穩定和政商界的自身利益，一般會「明知不可為而為之」。

香港政府其實是凱恩斯學派的忠實追隨者，發展基建已經成為香港政府的最重要施政方針之一，亦是政府開支之中最高比例的項目之一[3]，這背後當然與賣地旋轉門的利益輸送有關，但政府口頭上仍以社會效益作為藉口，包括過去的十大工程和現時的5000億元大白象工程，政府一直以提高就業率作為興建這些基建工程的辯解。

近期的5000億元基建包括機場三跑、高鐵，港珠澳大橋、蓮塘口岸等幾項工程。即使香港面臨勞工不足的情况，不斷輸入外勞，但有團體叫停高鐵，答案竟然係停建高鐵會引致七千勞工失業。

然而，隨着全球暖化逼在眉睫，惡劣天氣殺到埋身，凱恩斯式的大興土木，毁山滅林已經不合宜，把灰色石屎鋪天蓋地，只為增加經濟產值，帶動就業，早已為人唾棄。這種灰色凱恩斯經濟政策盲目浪費資源，飲鴆止渴，把人類推向滅亡，早應禁止。

但正如上文提到，當前經濟步入衰退，一旦失業大軍湧現，救經濟刻不容緩，急如星火，政府為免倒台，加上自己利益，一定兵行險着，大灑金錢。既然改不了政府的劣根性，唯有把灰色凱恩斯改為綠色凱恩斯，刺激經濟的同時，可以救救地球，雖然有損效益，尚算兩害取其輕。

建議一：用百億改用太陽能

譬如只需要動用100億港元為香港的發電裝置由化石能源改為太陽能（US$0.25/KWh），便可以為香港每年消耗的430億度電力的一成（約59億度[4]）轉為零碳，即減少263萬公噸碳排放，拯救地球。另根據美際開發銀行2014年報告[5]，改用再生能源的社會效益高達US$0.285/KWh。換言之，若果數據在香港適用，把香港的發電裝置全部改為太陽能發電，總社會效益每年可達131億港元，長遠有利香港改善市民生活，單單減少因污染造成的疾病和死亡一項，已是功德無量。

報告中所指的社會效益包括經濟效益提升和社會成本下降。經濟效益包括就業增加和減少電費。社會成本下降則指紓緩全球暖化，控制空氣污染，及保障能源自給的安全。

香港的研究亦有差不多幅度的社會效益，根據WWF（2015）[5]估算，每年發電引致的碳排放的社會成本高達64億港元（US$35/T），而發電所需的天然氣成本在2015年為178億元，但將會急升至2035年的604億元。換言之，若改用再生能源，為香港節省的直接生產成本和間接社會成本均非常巨大，在2035年時達到671億港元，遠高於投資於交通基建的社會效益價值。

建議二：用4000億回購荒廢農地

此外，綠色凱恩斯政策亦可動用大約4000億港元全面收回新界3800公頃荒廢農地（根據現時政府出價每方呎1100元賠償新界農地計算），可以即時復耕，為香港的蔬菜自給率提升30%，市民除了享用新鮮食用蔬菜外，對減少農藥、化肥等污染，以致減少運輸碳里程都有莫大裨益，健康無價，飲食為先。

或者可以動用1200億元收回1200公頃新界棕土，發展公屋，改善環境，糾正規劃失誤，一舉三得。若以一半土地面積作為興建公屋計算，地積比率5倍，則已可發展60萬間房屋，解決政府的所謂土地不足問題。况且，棕土本來就不容於新界，地契列明農業用途，只不過政府敗了官司，不能執行權益而已。如今既需土地，何不順便糾正政府的規劃失誤，以免夜長夢多，污染泥足深陷。

建議三：用1200億回購棕土建屋

上月全球首長在巴黎COP21會議簽訂的減碳協議，中國和香港本來就需要為未來的減碳減廢作出長遠有效的措施，今年政府亦要向聯合國提交生物多樣性國際公約報告，香港政府本來就需要為可持續發展和改善環境作出努力。然而，灰色凱恩斯經濟政策不斷填海推土，毁山滅林，只會把香港的碳排放愈排愈多，把香港的居住環境愈變愈差，生物多樣性愈來愈少。這種舊式發展方程已經窮途末路，不值留戀。

叫停灰色凱恩斯經濟政策，既可避免無謂的資源浪費，更可阻止全球暖化進一步惡化，和香港宜居度日走下坡。相反，綠色凱恩斯經濟政策，仍可滿足政商界的政府干預大有為迷思外，更可改善城市污染問題，避免穹頂之下無青天，湖海之內無淨魚，朝着可持續社區的方向，邁向循環城市，落實四零方案（零耗糧、零耗水、零耗能、零排廢）的自給生活，為未來理想城市踏出堅實的一步。

註：

[1] Reuters (2015) OECD warns of global trade slowdown, trims growth outlook again，Markets, Nov. 9.

[2] Mitchell, D.J. (2005) The Impact of Government Spending on Economic Growth,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3] 2013/14年度的政府工程支出達883億港元，佔政府全年總開支3,157億港元的28%

[4] WWF (2015) 香港2050能源願景，碳排放和用電的共治良方，世界自然基金

[5] Vergara, W., Isbell, P., Rios, A.R., Gomez, J.R., Alves, L. (2014) Societal benefits from renewable energy in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Technical Note No. IDB-TN-623, 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

文／姚松炎（中文大學未來城市研究所副所長）

美術／郭家樂

編輯／馮少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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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怡 - 在趨炎附勢時代的抗爭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6年1月30日

一位相識的港大女生傳來短訊：「捱餓，捱凍，每次無功而還，我都可以接受，但現在學校蛇鼠一窩，真是令我難以接受，心情一直未能平復。抗爭的孤獨和風險早已了然於心，亦早已對那些教授無任何期望，只是現在被一直信任的校長出賣，令我好失望。」

短訊流露青年人一再被成年人世界欺騙和侵凌的傷感。筆者想對她說的是：你們不僅僅是在一間大學對付幾個惡棍，而且是為了香港去對抗一個暴富的強權。在強權的淫威之下，固然有層層打手，也慢慢形成趨炎附勢的社會：一群應聲蟲；在高薪厚職中習於安逸而不敢依從心中是非判斷的知識人；事不關己的市民大眾。不是幾乎全世界都在「中國病毒」的利益主導下跪低了嗎？如果有你「一直信任」的人忽然罔顧是非，也毋須太失望，重要的是不要放棄心中的堅持，只要這份堅持沒有被奪走，就不負自己的人生。

干預港大的幕後強權

自從2011年李克強訪港損及港大獨立自由的精神開始，中共及港共就不斷有針對港大的施為。戴耀廷的呼籲佔中，和《學苑》提出的香港民族自決，都觸動中共神經。梁特在施政報告批判《學苑》，由左報爆出港大物色委員會推薦陳文敏任副校長並連番批判喝止，引發一連串校委會內與外的爭鬥。在強行否決陳文敏的任命後，又不顧校友關注組、畢業生投票和校內教職員投票，而強行任命李國章做校委會主席。如果說這些動作仍不足以說明有幕後推動的話，那麼昨天中共官媒《環球時報》對港大校園的「嚴重政治化趨勢」的批評就更可以說明一切了。

一位周二晚在場的年長港大校友表示，同學都是斯文的，連喊口號都不大聲。他們圍堵只是提出要求對話，並無推撞或暴力，實在無法明白在外國見慣示威場面的校長何以會覺得人身安全受威脅。至於教育沙皇的所有違反常識的威權講話，固然不值一駁，而林鄭指大學生的行為「遠遠超過一個文明社會可以容許」，則若非無知就是有意扭曲事實。

大約一百年前的五四運動，示威學生在洶湧群情下，「火燒趙家樓」，痛打駐日公使章宗祥。這些行為與港大學生相比如何？在六、七十年代，美國民權運動、反建制和反越戰運動期間，大學城柏克萊幾乎沒有一間商店的櫥窗玻璃是完整的，但加州柏克萊大學仍然是無數人想入讀的頂尖大學。五四期間，包括蔡元培在內的北京各大學校長和教師，都支持學生的示威，他們到警局要求釋放被捕學生。六、七十年代美國和歐洲，許多大學的校長都坐在球場和示威學生對話，討論學生要求參與校政問題。正是大學的獨立自由的風氣，培育了學生的正義感，發揮他們的創造性思維，五四運動的學生領袖如傅斯年、羅家倫、鄭振鐸等後來成為卓有成就的學者名人，西方一些學運領袖，也成為後來的社會棟樑。

只剩年輕一代在抗爭去年，大陸老一輩的學者資中筠在網上寫了一篇文章：〈學校培養趨炎附勢的精神，是國家最大失敗〉，文中比較中共建政前作者在北京上中學大學，和現在大陸學校的情景，她寫出以下一段話：我認為國民黨之所以垮臺，一是因為腐敗，二是因為腐敗還不徹底，就是說官場是腐敗，而整個社會沒有腐敗，教育、文化、新聞界沒有腐敗，知識分子沒有腐敗。他們還追求正義，覺得受不了這個腐敗的政府，要想辦法反對它。還有另外一個希望，就是跑到解放區去。如果這個社會所有人都腐敗了，連教育界、文化界、新聞界都腐敗了，大家見怪不怪，也就不會有人拍案而起，要改變這個社會。清華大學的孫立平老師有一個說法：現在的危險不在於揭竿而起的動亂，而在於全社會的潰爛。

中國大陸的趨炎附勢蔚然成風，沒有獨立自由思想的大學，幾十年都培養不出中共建政前那樣令人景仰的學問家，在專權政治下當然也沒有真正的知識分子，即有也立遭打壓。

「學校培養趨炎附勢的精神，是國家最大失敗」，這種趨炎附勢之風刮來香港，從曾經培養過孫中山的港大入手，將會帶來香港最大的失敗。

中共打手梁特，和與他配合同樣自以為是、好鬥成性的李國章，幾乎所有在面臨大學墮落卻為了保護飯碗而默不作聲的教授講師們，還有覺得事不關己或只想維持自己的安樂窩的市民，共同把大學和社會推向趨炎附勢，把香港推向失敗。只剩下年輕一代在抗爭。他們本來也不需要抗爭的，不是已經畢業或者過兩年也畢業了嗎？但是，他們以微薄的力量，抗拒着大學沉淪，也就是抗拒香港走向失敗。作為成年人，若置身事外，難道不覺得羞愧嗎？（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李怡按：本人下周將停寫蘋論，另有專欄。）

陳永政 - 一國兩制，於斯終焉？

端傳媒   2016年1月26日

作者為旅星香港學者，耶魯—新加坡國大學院（Yale-NUS College）助理教授

下筆之際，李波先生與另外四名銅鑼灣書店股東和店員仍然下落不明。 他們失蹤的方式撲朔迷離；稍有常識的人都絕不可能認為他們真的自願回到內地。然而，建制派中人連日來卻一再表示李波的失蹤「也許出於自願」。 這不可能是單單的無知， 亦不只是單純地為中央政府護航；相反， 這正正反映出他們亦明白事態嚴重，絕不可承認李波真的是被中國政府從香港擄走，因為一旦承認，那基本上意味着「一國兩制」作為一套憲制，已然終結。 而終結之後， 相信「港獨」呼聲在香港將會進一步成為一股道德號召力量。「一國兩制」已走到存亡的分岔口──又或者，其實我們已經過了這分岔口。

香港言論自由的崩塌

李波「被失蹤」，似乎與銅鑼灣書局在香港出版內地禁書甚有關連， 自事件發酵後，除了否認李波被擄走的建制派人士外， 建制派及內地人士中，始終不乏聲音認為：即使李波是被內地擄走拘禁亦無問題。 他們的理由不外乎「出版禁書觸犯內地刑法」、「煽動顛覆國家的言論不應受言論自由保障」，或「夠膽與政權對着幹，就應該預計到有今日」。

近日最具代表性的言論，莫過於律師錢志庸所謂：「如果喺香港做嘢合法，99%都唔會有問題；最尾1%，你搵得咁多錢，開得書舖，應該有個觸覺。」（如果在香港合法做事，99%都不會有問題；餘下的1%，既然選擇了開書店，賺了這麼多錢，就應該有觸覺）。換言之，在這些人眼中，法治與言論自由只會保護政權接受的言論，至於政權不接受的，閣下便要有「自己已經不受保障」的「觸覺」。

然而，若我們不保護這「最尾1%」的言論，我們其實已失去自由。所謂言論自由， 其實以一句西方諺語已足以概括：「 我完全反對你所說的每一句話，但你說話的權利， 我必以死捍衛」。 言論自由之下，政府不可因為某人的言論不中聽或不正確，就出手禁止。除非該言論會馬上導致暴力事件，否則再錯的言論，都只能以道理爭辯駁倒。

如今這些所謂 「涉及顛覆國家」的禁書，其實只是寫寫領導人的貪腐、醜聞、情史，不會造成任何即時暴力危險，因此絕對受言論自由保護。即使當中真的涉及不實陳述或誹謗，因為書籍在香港出版，受影響的領導人大可以在司法獨立的「一國兩制」下，依照正常法律途徑，到香港從民事起訴出版人，而非直接擄走香港公民。諸位內地「護法」及香港建制派人士的言論， 只反映出他們不尊重言論自由。出版人在「法理上」、「道理上」都絕無虧欠。

李波事件已嚴重破壞香港的言論自由。直接威脅人身安全的做法可以很容易造成寒蟬效應，最明顯的例子莫過於包括葉一堂（Page One）在內的大小書商，已抽起關於內地的政治書籍。部分小書商更明言，以後會小心一點。如今社會上下仍保持觀望態度，但若李波和另外四位股東店員都面對悽慘結局，以後出於恐懼的自我審查必然會更加嚴重。

「一國兩制」的信心瓦解

更嚴重的問題是，這種恐懼，正正反映出李波事件對「一國兩制」已造成深層而巨大的衝擊。「言論自由」在香港並非只是個「道德權利」，而是受法律保護的「憲制權利」。「一國兩制」的基本承諾，在於回歸後香港原有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當中包括受《基本法》保障的言論自由和司法獨立。

而《基本法》並非單純的行政安排，它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下的憲制性文件； 換言之，「一國兩制」是中央政府對香港的憲制承諾，是中央政府、各級地方政府，以及香港政府行使權力的依據。憲制之義，在於各方政治行為、各種立法司法，都無一例外地受制於憲法。回歸以來，香港人雖然一直擔心言論自由受到侵蝕，但大體上仍敢於發聲，正正是因為他們相信「一國兩制」這憲制安排仍然有效，其言論仍受法律保障。

但若內地政府部門可以繞過「一國兩制」、《基本法》及香港法律，直接擄走香港公民到內地，以施行內地法律， 那在政治現實上，內地法律已經等同在香港實施。因為每一個香港公民即使不離開香港，都隨時可能受到內地政治組織攻擊，或內地法律制裁。而且其影響絕對不會限於言論自由， 因為若《基本法》無法保障當中列明為「權利」的「言論自由」，它亦將無法真正保障當中任何其他權利。

如是者，「一國兩制」作為一套憲制安排其實經已終結。這不是說北京政府會馬上廢除香港各級法院，或直接指派中共黨員到香港管治。現行的政府機關仍會繼續運作，但至此「一國兩制」已非憲制，充其量，它只是一套隨時可以被內地政治需要凌駕的「普通行政安排」。

衝擊中共治港合法性

而且問題將不止於此，因為基本法作為「憲制」在香港並非只是一套管治安排，而是中共政權認受性在香港的主要基礎。《基本法》和「一國兩制」 從來就不只是中國單方面提出的安排，它是經過中英談判，再根據《中英聯合聲明》定下的國際協議。香港從「英國殖民地」身份回歸中國，無論法理上，抑或政治上都是建基於「一國兩制」這協議。即使香港在談判過程中被排拒在外，回歸前後，以至今日，《基本法》和「一國兩制」 仍然是香港人接受北京政權為合法主權國的基礎。

說得浪漫點，這是香港與中國在回歸過程中訂下的「社會契約」，亦即香港人從來都是以「一國兩制」為大前提地接受中共政權在香港行使主權。回歸18年，無論是政府、建制派，甚或泛民主派一直都以「一國兩制」為最大共識。當中雖不無爭拗衝突，但所有人都是盡量按《基本法》條文周旋， 無論釋法、愛國論爭、爭取民主、中央8．31決定、反對8．31決定，甚至是中央視如芒刺的佔中運動，都是以斟酌、解釋、演繹《基本法》條文和「一國兩制」精神的方式進行。

即使到了本土主義呼聲四起的今日，不少本土主義組織都未敢輕言徹底放棄「一國兩制」。面對當下衝突日深的局面，《基本法》和「一國兩制」 可能已是中港各方的最後共識，亦是香港接受中共為合法政權的最後線索。

解除港獨道義束縛

過此以往，在「兩制」被毀後，香港人在道義上便再無責任接受「一國」了。香港回歸中國，從來都是「有條件地」回歸中國；當這些協議被撕毀後，港人絕無責任繼續視中國為合法政權；若我們仍然相信人生而自由，無任何人或政權與生俱來有權管轄其他人，在「社會契約」被撕毀後，香港人要推動獨立，在道義上更無問題。

而在政治現實上，若「一國兩制」作為一套憲制真的迎來終結，箇中造成的失望、恐懼、憤怒，更可能會將一大班人推向支持本土主義。而本土主義的支持者亦會越發覺得，他們真正追求的，並非與這個亳無認受性的政權共存，而是盡可能追求終極獨立。

當然，北京挾其200萬解放軍、強大經濟實力，及在香港各階層統戰的成果，必有自信將「港獨」壓下去。因此，香港獨立在政治現實上並無可能。但北京的壓制，充其量只是暴力上的成功，並無減港獨運動在道德上的意義和號召力。而且，政治並非只靠現成的實質計劃推動，很多時「政治行動」與「政治能量」俱是透過以政治理想及道德信念為憑藉，繼而長期滋養發展。 筆者並不認為香港真的可以獨立，但若李波事件得不到合理解決，則「港獨」很可能會發展成一種道德號召力， 而與中方的衝突，將把香港推向更複雜困難的境地。

事到如今，要保住「一國兩制」，筆者看到的只剩下兩個方法：

第一是中央政府就李波事件強勢介入，迫令地方政府放人，以捍衛「一國兩制」作為憲制的尊嚴。另外，就是香港政府採取強硬手段，迫令內地地方政府放人，即使不成功，外界或許還能寄望「一國兩制」在港府努力下未至全毀。

只是，對梁振英政府，筆者早已絕望，而且就算港府真的有心周旋，實力亦誠然不足。剩下的，「一國兩制」作為「憲制」是存是亡，就在中央政府一念之間。 但若中港關係最終真的走上一條不歸路，筆者只望為此局面留下四字： 「責在中方」。

李兆富 - 盲反惡意沽空 洩中國底牌

香港蘋果日報   2016年1月28日

惡意沽空之說，反映今天中國大陸的官員仍然未了解金融市場是甚麼一回事。

無論用多少語言偽術去包裝，金融市場本來就是一個賭場。既然是賭場，有下注「買大」，就有人「買細」；有人「買莊」，自然也有人「買閒」。假如你「買大」，人家「買細」，難道這代表別人對你有惡意嗎？

交易能夠出現，大前提就是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價值觀；一件物件，你覺得值十元，賣家標價七元，成交！在金融市場，不同的價值觀，其實就是眾人對未來不同的預測。每個人都以為自己掌握了未來，事實上每個人都在瞎子摸象。所以，無論手上有多少籌碼、過去的眼光有多準，在金融市場裏沒有人有必勝的方法；就算是政府，一樣有輸錢的可能。

索羅斯看淡中國？沽空中國？假如中國經濟沒有問題，又有甚麼好怕？索羅斯又不是必賺的，對不對？任何一個懂得玩「話事啤」的人都知道，大陸官員的過激反應其實已經洩露了大陸經濟底牌。

「沽空的人根本沒有貨在手，所以沽空既是不道德，也是一種市場風險。」首先，要分清楚所謂沽空的定義。沒有現貨不代表不能沽，在期貨市場，買空賣空是尋常事。在公開的期貨市場，有規有矩亦行之有效，重點確保參與在其中的投機者，在結算時要有錢埋單找數。另外，也有場外的買空賣空，不過大多數情況下，風險都限於對弈雙方，對整個經濟影響有限。

真正對經濟體系最大的風險，從來都是系統性風險。究竟何謂系統性風險？又以賭場為例，每盤賭局都有輸贏的機會，那就是局部的風險。可是，若然賭場出現幾可亂真的假籌碼，又或者賭場夾萬和銀行的現金都被盜去，沒有能力兌現籌碼，甚至令到賭場倒閉，所有籌碼作廢，無論有沒有參與賭博的人，只要手持籌碼，都蒙受損失，那就是系統性風險。

經濟危機勢動搖中共政權

換言之，真正說得上是金融危機，必然涉及貨幣。貨幣，是一個國家和人民最親密的關係，就連人民向國家繳交稅款罪款，也是用貨幣。所以，一旦貨幣系統崩潰，國家和人民就連這一點關係也斷裂了。所以，一旦出現貨幣危機，差不多也等於政治危機即將爆發。我明白中共為甚麼如此忌諱人民幣危機，畢竟這個政權建立在極度薄弱的信心基礎之上，哪怕是一言半語，都足以觸動領導人的神經。

早幾天蘋果公司發表最新的季度業績，一直靠大陸市場支撐的iPhone銷售明顯下跌，其實事實擺在眼前，大陸的經濟在放緩。有人說目前的不景氣只屬暫時現象，政府若能有序地處理軟着陸，中國經濟在可見將來仍然會再起飛。

我不知道大陸經濟究竟會是硬着陸抑或是軟着陸，更不知道兩者的定義究竟應怎樣區分。但有一點可以肯定，最令中共領導人擔心，是大陸會步日本後塵，盛極而衰，一蹶不振。大陸雖然自開放改革經歷了三十多年的增長，可是大陸經濟制度在創造價值的能力，仍然跟世界第一流的水平有一大段距離。中共一直都是靠販賣民族主義，讓國民相信中國終有一日會成為世界強國，以換取各種不公不合理的現象。假如不能維持那種高速增長的夢囈，又怎能繼續以強國夢哄人民，中共統治的認受性又怎樣維持下去？所以，我明白為何中共要指索羅斯沽空人民幣是「惡意」，去年李嘉誠出售大陸資產，也要煞有介事地回應。

中共這一代的領導人，或許是組織內權力鬥爭的絕世高手，可是對社會對市場對更大的世界，他們事事都顯得一籌莫展，做甚麼都進退失據。假如來一場真的貨幣危機，我很懷疑他們是否有能力去處理，更遑論讓中共繼續執政。

李兆富
Common Ground HK召集人

李怡 - 梁振英的連任噩夢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6年1月27日   

天氣嚴寒，梁振英日前去了深水埗臨時避寒中心探望露宿者。這本來是好事，但擺脫不了好鬥個性的689，硬要扯上「政府改劃土地建公屋，往往有人用這樣那樣理由反對，用這樣那樣方法拖延」，指「反對建公屋的人大概要過來聽聽露宿者的心聲」。香港有誰反對建公屋？反對的只是名為建公屋，實為搞深港一體化與大陸融合而已。

李波事件，梁特繼續說「過去有不少不同性質的案件，內地回覆的時間更長」的廢話，來拖延政府應盡的保護市民責任。過去回覆時間更長的是甚麼不同性質的案件，是關乎香港人的人身安全案件嗎？梁特何以不能像普通市民那樣為無辜失去自由的人及其家屬設想一下呢？

連任是市民關注焦點

689這些胡言亂語，香港人已經十分厭煩了。立法會一些議員對政府施政的杯葛，正反應了多數市民對689的厭惡心態。早前他發表施政報告，在訪談節目特別是烽煙環節中，多數市民都問到689會不會連任的問題，他一再表示自己沒有連任計劃。一位聽眾的話成為2016年的第一金句：「我唔係關心CY連任我係擔心CY連任。」這應該是當前香港全體市民的心聲。市民紛紛在烽煙表示：「我絕對反對你連任，千祈唔好連任！」更有擔心「是不是下一屆再下一屆以後都是你連任」。689連任，成為香港市民的噩夢。

在英文台訪問中，主持人引用民調數據，指梁上任至今越來越不受市民歡迎，質疑他如何凝聚社會共識有效施政。梁竟反問：「我不受歡迎嗎？」主持人回應：「相當不受歡迎。」梁乾笑不語。他更厚顏無恥地說：「當年若有普選，我會當選！」他忘了2012年臨投票前他的民望已因西九醜聞而大幅下滑，若不是中央勸阻曾鈺成參選，他在那次小圈子選舉都不會選上，更何況普選了。

施政報告後，梁特支持度再跌，支持率淨值由負44個百分比大幅下跌至負54個百分比，是上任以來新低。不過厚顏無恥者竟稱近來坊間有不少電話騙案，質疑民調結果是否可靠。科學的電話民調恐怕只有在騙子心目中才會認為是騙案。

梁振英連任，不但是市民的噩夢，也是所有從政者的噩夢。2月28日進行的新界東補選，民建聯的周浩鼎面對公民黨楊岳橋和另五人挑戰。在早前一個論壇上，主持人問是否支持梁振英連任特首，六個候選人大都反對梁特連任，但周浩鼎就迴避問題，稱梁振英尚未表示有意連任，現階段毋須回應該問題。在主持人繼續追問下，他卻轉移話題稱：「我今日好想幫北區一啲家長講啲說話。」周浩鼎之所以迴避問題，是他在香港民意與中共黨意之間難作取捨。若他考慮民意，理所當然會表示反對梁連任；但如果中央要梁連任呢？他就會在中央對他的信任度上失分矣。

建制派的政治尷尬，會延續到今年9月的立法會換屆選舉。相信每一個候選人都會遇到梁振英連任問題。倘若屆時中共還沒有表態會支持誰當特首，那麼這問題必然成為所有建制派候選人的噩夢。尤其是，下月周浩鼎若因為不對梁振英連任表態而落選的話，建制派9月的選情就不容樂觀了。

中共面對兩難的抉擇

對中共來說，要不要梁振英連任，也是天人交戰的噩夢。不讓他連任，固然是對忠心護主的奴才無情，也等於承認當初選錯人，和這些年無視梁特劣敗而仍然對他支持的錯失。若讓他連任，則違反2011年北京定下的特首三條件：愛國愛港、具高管治能力和社會認受性。很明顯，689絕不符合後兩個條件。而更重要的是，倘若中共不及早否定梁的連任，對今年立法會選舉的建制派選情將大大不利。即使出盡種票之類茅招，也難保泛民主派、傘兵和溫和建制如自由黨，會至少在地區直選議席佔多數，和在總席數中超越上屆。梁特因無法同泛民合作而受立法會掣肘的情勢不會改變而只會惡化。

筆者較不願意從中共權爭角度去評論，而認為中共抉擇將考驗它對香港實況的了解程度，和在面子和實利間如何選擇。

至於對689，連任問題直到中共攤牌，都會一直是他的噩夢。任何公開場合，與建制派的所有接觸，都會被問到這問題。民調也會一直糾纏着這問題。中共越遲表態，他的噩夢就繼續，施政的杆格更深，社會越是陰雲密佈。而他用盡所有特首可用的工具，為主子服務，與民意硬碰，一定會加速香港的淪落，和留下香港有史以來最惡劣的名聲。從噩夢醒來，應是北京和梁特較好的選擇。（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卓文 - 文革遺毒

夾心人   2016年1月25日

雨傘革命時，學生佔領金銅旺。當時部分人指文革重臨香港，青少年都是紅衞兵。直到今天，亦不時聽到這個聲音。雖然文革距今不到五十年，市面還有大量有關書籍，但很多人都是以訛傳訛，沒有認真重閱這段歷史。當年紅衞兵之鬥爭及互鬥，和今日特區所謂廢青之抗爭，是小巫見大巫。最重要一點，紅衞兵其實是受害者，是政治鬥爭下被煽動棋子，和香港新一代自發爭取普選完全不同（當然有意見指學生受到外國勢力控制，不過從來拿不出證據）。話雖如此，文革那種風氣，在大陸有死灰復燃之勢。

近日台灣歌手黃安挑動兩岸三地矛盾，不斷舉報疑似台獨港獨藝人，連16歲周子瑜也不放過。他其實損人不利己，做法對自己沒有好處，只會損害他人利益。但他每次舉報，不但受到內地大量網民上綱上線，商業機構配合封殺，連官媒都搖旗吶喊。這種情況令人憂慮。

文革對中國最大創傷是將人性黑暗面發揮極至。當時人民完全失去互信，為了自保，各自向組織告密對方。另外為了正統，各個紅衞兵組織歇斯底里內鬥。這種「篤背脊」和追求一統文化，在子瑜事件看出苗頭。周妹妹只有16歲，只是一個歌手，哪懂什麼政治。況且手持青天白日旗根本和台獨無關，但大陸由上至下就是不理性壓迫，誓要小姑娘道歉。這種逼表態做法，也是文革時多人自殺根源。

筆者看法悲觀，現在中國掌權一族，以年齡計全是在文革期間成長，當年好鬥及壓迫文化，應烙印在他們內心。他們不但沒有汲取教訓，反而似乎故態復萌。若不幸言中，未來數年大陸將很麻煩。

郭梓祺 - 魅力——讀《白鯨記》

一些經典   星期日生活   2016年1月24日

【明報專訊】人若能完全條件反射地生活，雖然麻木，但至少無選擇的負擔。意識到自己還有大片選擇餘地可以是幸福，也可以很沉重：人生種種重要決定只能自己負責，一切後果得獨力承擔，無法推諉別人。但世事偏偏充滿偶然，任何取捨都無保證，而且不能回頭，然則，如何才能消解這壓力，不至陷入懷疑與拖延的迷霧？

數年前出版的 All Things Shining: Reading the Western Classics to Find Meaning in a Secular Age，便立意對應這種虛無。書出來後評價不算理想，不少人嫌他提供的出路太草率。但我覺得論《白鯨記》的一章寫得實在精彩，能在短小篇幅內，由梅爾維爾（Herman Melville）予友人書信中「evil art」的自况與啞謎引發，發掘小說潛藏的可能，提出具說服力的另類見解，以回應當下。碰巧早前在網上看見一張圖畫，題為Abridged Classics，下面是幾本外國文學經典和精簡歸納，《戰爭與和平》是「Everyone is sad. It snows」，《唐吉訶德》是「Guy attacks windmills. Also, he’s mad」，都有趣。但《白鯨記》的「Man vs whale. Whale wins.」未免太重勝負，不妨改做：「Man vs whale. The horror! The horror!」恐怖的既是鯨魚，也是人。

船長復仇記

人的魅力有很多種，有一種跟「魅」的字面意思扣連，彷彿迷人力量正源於那鬼氣。小說也是如此，有些特別陰暗瘋狂，《白鯨記》（Moby Dick）正是代表。簡單說，這個十九世紀的美國故事，講年青主角一次在捕鯨船的經歷。重點落船長阿哈（Ahab）身上，因為他遠航的目的別於尋常，不為捕鯨賺錢，不為流浪見識世界，也不為失意而寄生滄海。目標只有一個：復仇。

阿哈多年前在海上遇見形相獨特的白鯨Moby Dick，搏鬥後給牠吃掉了一條腿，往後得仗着鯨骨製的義肢過活。正如小王子心裏只有一朵玫瑰，阿哈心中也只有一條鯨魚，殺掉再多再大的別的鯨魚、賺再多的錢、贏得更大的稱譽都無意義，唯一的願望是在茫茫大海找牠出來，報了仇，才罷休。所以，本為排遣鬱悶和見識捕鯨生活的主角，無疑誤上賊船，捲進了那巨大的慾望漩渦，終點就是大海之心，黑暗之心。

阿哈有多狂傲？船上大偈是虔誠教徒斯塔巴克（Starbuck，後來那咖啡店創辦人因喜歡這角色而借用其名），曾質疑找動物報仇迹近褻聖。阿哈這樣回答：不要跟我談褻不褻瀆，太陽侮辱我的話，我一樣會復仇。到了故事後段，船上的象限儀、指南針、計程儀好像偏要跟他作對，相繼壞掉，他都不上心，因他慢慢已用自己來丈量世界，權衡萬物。但阿哈也不是一味張狂，沒理智和圓融的一面，沒一點個人魅力，一船人早就作反，才不會跟他冒險，了此自私甚或無聊的心願。况且，阿哈對白鯨的執念，亦自有其純粹和堅貞，超越世間一切利害考慮，無懼死亡，並提昇到更富象徵意義的層面。這便扣連到小說對白鯨的描述，恐怖並不在兇殘，而在其朦朧、潔白、無臉，隱在深海使人無法看清，象徵卻又多到泛濫，其恐怖與壯麗，正緣於這種把握不住的特質。阿哈就是欲與上帝抗衡的撒旦嗎？

All Things Shining試圖解釋梅爾維爾為何自言此書是「A wicked book」，也點出他在信中用一拉丁文句子提到這小說時，為何只寫了「我非因父之名來為你施洗」便刻意停下；因下半句隱去的謎底，正是「乃以魔鬼之名」。不過，此書不單沒把阿哈等同撒旦，更認為他們其實相反：阿哈根本不志在違抗上帝，而為尋找究竟有沒有上帝可給他違抗。他如此一心一意，渴望尋得最終的真相和依歸，刺穿世界隱藏的意義，明白自己這不幸遭遇的啟示——卻可能統統沒有，沒主宰、沒真相、沒啟示。沒有神，連魔鬼也無目標，失去存在意義。這才是小說真正顛覆和邪惡之處。

《白鯨記》的文字與翻譯

《白鯨記》文字本身的魅力，是跟其主題互相呼應的，否則實難誘使廿一世紀的讀者放棄許多生活樂趣，費神把這本寫法極其浩瀚、且不時旁岔到捕鯨業和鯨魚生理的小說讀完。阿哈的雄辯滔滔有時會轉用「無韻詩體」（blank verse），主角一氣而下的聯想則每如浪接浪般翻滾下去。有幾處本在寫日常生活，卻如白日夢般出了神，魂魄升空中又猛然回頭俯看萬物。例如，有次主角正在船上用機杼織紗墊，以手作梳子，來來回回，沉默地看着經緯相交，重複久了，卻突然想到面前不就是時間的機杼，自己就是那梳子，正織出命運。但經緯的數目既是定數，人的自由又在哪裏？另一處本來討論鯨魚生理，說明鯨脂的保溫作用，然後又是一個騰躍，謂人類應學習鯨魚，在北極覺火熱，在赤道感清涼，「live in this world without being of it」。

這裏不得不說說翻譯問題。我明白翻譯《白鯨記》的難度，但在圖書館翻過幾本中譯，譯筆跟原文的距離，實在遙遠得使人傷心。最初看的是「今日世界」版，葉晉庸譯的刪節本，較原著少了五十一章，有時一章內也漏去譯者覺得無關的句子。後來讀到賴慈芸的〈台灣文學翻譯作品中的偽譯本問題初探〉一文，才知道「今日世界」版葉晉庸、「桂冠」版鄧欣揚、「志文」版歐陽裕三種較通行的譯本，來源全是大陸譯者曹庸的《白鯨》，屬偽譯，故譯文大同小異，網上甚至有人懷疑那都是假名。然後我又看了看「北京燕山」姫旭升的全譯本，竟把小說在文學史上有地位的首句「Call me Ishmael」刪去不譯，這就比阿哈更狂妄了。

改編《白鯨記》

回到文首提及的人生抉擇問題。All Things Shining在序言提及有兩種人可以逃避選擇的重擔。一種是完全受慾望和癡迷役使的人，根本無選擇可言。另一種是極自信的人，對世界有清晰看法，朝目標勇往直前，希望外物都配合自己，終致成功。不過，這自信的出發點可能陰暗，不過是自大結合野心，以及自我欺騙，故既不能面對現實，也不能接受失敗，所舉例子分別是船長阿哈，和奧遜威爾斯（Orson Welles）的「大國民」（Charles Foster Kane)。

這兩個引例真好，因對這類張狂人物尤感興趣的威爾斯，確曾先後把《白鯨記》改編成舞台劇和電影。1955年在倫敦的舞台劇，他安排自己演阿哈。電影的構思自出機杼，拍了一次不滿意，底片遺失；再拍一次也沒完成，只留下零碎片段。當世導演誰適合再拍呢？荷索（Werner Herzog）似乎是自然之選，最能營造那種具自毁傾向的蠻力和剛健，或反過來如他在Incident at Lock Ness，拍出一個詼諧版本。美國影評人沙馳（Matt Zoller Seitz）則曾幻想他深喜的馬力克（Terrence Malick）改編《白鯨記》，並為這只存於他腦海的電影寫了兩段影評，可謂別出心栽。但我想，馬力克要是改編《白鯨記》，會把阿哈復仇的願望顯得徹底無聊。他的電影不時觸及當代的虛無，關心人在這境况中如何能超脫而與道合一，所以電影的重心應不在阿哈，也不在人鯨搏鬥，而在觀察船上眾生、空中飛鳥、水中游魚，凝望海面的鱗波、黑夜的繁星，拍出一個萬物真在閃閃發光的世界。

文：郭梓祺

編輯：曾祥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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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人訪問什麼人：是鳳凰浴火？還是玩者自焚？專訪《十年——自焚者》導演周冠威

星期日生活   2016年1月24日

【明報專訊】年紀大了，提不起興趣走進戲院看戲，總覺得現時劏上劏的超迷你戲院，瑟縮於商場和屋苑內，太不像樣，這更令人懷念昔日堂皇瑰麗的「景星」、「樂宮」、「快樂」、「平安」、「大華」、「麗斯」、「百樂門」、「百老匯」、「新華」、「域多利」……

最近，為了一齣電影而破戒。沒有宣傳，但場場爆滿；沒有巨星，但一樣令人動容。從未試過坐在A行的最側，雖然散場時，陣陣頸痛，但甘心，卻沉重。

說的是《十年》。

《十年》共分五套短片，眼前是《自焚者》一片的導演周冠威，樣子如時下一般陽光青年，問他年齡，「很尷尬，70後尾又不是80後。1979年出生，寫我70後啦。」

「其實最初我不太熱中政治活動，首次參加遊行是2003年。基本法明明寫，2007至2008年可以有普選，是騙人！爭取07/08不成功，好，我忍你。2009年曾蔭權年代開始爭取2012雙普選，官員的說話令我覺得又會再次落空，一次又一次的欺騙，我好嬲！」

劇本前身 受陳巧文啟發

不說不知，《自焚者》前身，原本是另一個截然不同的故事。

「當年有位陳巧文小姐，在奧運上宣揚西藏獨立，記得嗎？她今天已fade out了，那時還未有黃之鋒，陳小姐啟發了我，創作一個政治加愛情的簡單故事。那年代剛推行通識教育，故事以此作背景，講一個中學女學生受到她通識男老師啟蒙，對政治有所思考，並發展成一段師生戀，但最後屈服於校長和制度下，戀情無疾而終，那女學生繼續走她的政治路，而且愈走愈前。劇本名字叫《港獨分子》，最終沒拍出，那是2009年的事了。」

2014年4月左右，周冠威收到伍嘉良（《本地蛋》導演）來電，問有否興趣拍一段有關十年後香港的短片。「咦！10年之後，很有希望，很多盼望，未發生，好多可能性喎。」於是周冠威決定接此短片來拍，雖然budget很少。

「我立即尋回抽屜內的《港獨分子》劇本，idea全部改晒，但核心不變，我想講社會講大話，一國兩制是一謊言，不要再糾纏下去，應嘗試找出路，以香港獨立作題材，寫成《自焚者》。2014年中寫好故事大綱，雨傘運動期間完成對白，從定稿至拍成，足足一年。清楚記得，煞科日期是2015年4月16日。」為何這麼心水清？「那天是我生日，真湊巧！」

作為觀眾，自然忍不住要問電影：

■用自焚作抗爭，使人想到2001年1月23日天安門那幕被法輪功視為自焚的假戲，是否太煽情？

「《自焚者》其實是齣『偽紀錄片』，核心是要犧牲。香港人太功利，抗爭得不夠，正如片中我這句對白『我做人宗旨唔係睇得唔得，而係睇啱唔啱』，很多人quote。」

■對那場雨傘運動，有何感想？

「雨傘運動其實很溫和，阻街啫，大家付出不多，然後又走了，當沒有事發生過，如果你認為阻吓街就做到很多嘢，太幼稚園級數！」

■為什麼自焚地點不選中聯辦或禮賓府，而是英國領事館？

「片中已提過，共產黨和英國佬，你自焚，話之你啦，但二選其一，揀外國佬好過中國佬喎。這不是戀殖，戀殖是傻的，所以一開場我就鬧英國佬，鬧聯合國。」

■南亞裔少女的角色，是否刻意寫進去？

「不想我套片給人感覺是搞民族主義，以為香港人有優越感，我很討厭民族主義，曾考慮過用新移民，最後才決定用一位土生土長的南亞裔少女。」

■「港獨」？

「一講港獨，好似邪教咁，好慘㗎！想都不能想，講唔得，諗吓都得啩。很多殖民地都可以立，為何香港不可以？可以拍《肉蒲團》或色情暴力，為何不能拍港獨，因港人太功利，又或者怕共產黨，有港人被共產黨洗了腦。」

■全片出現得最多的三個字——共產黨，多出自那位包頭巾的作家口中。

「他代表地下組織，勁講共產黨，我故意安排他在密室般的場景拍攝，十年後被通緝。他的演技很『搶』。」

「雨傘運動喚醒的人不夠多」

■五金店東主的角色，同樣如畫龍點睛……

「五金店老闆一角是雨傘運動後才加入，之前的故事大綱是沒有。我寫完抗爭者，想寫一個服從者的小人物。雨傘運動這麼大，原來喚醒的人不夠多，你們為何服從到如此地步，為何不幫幫手，你以為不關心政治，但政治準會找上門。五金店老闆賣汽油啫，都要軟禁，角色靈感來自劉曉波太太劉霞。」

■據聞有演員接過劇本後，不敢接拍。

「對，不止一個，有幾個，他們怕返國內有問題，我唯有立即換演員。」

■獅子山的雲霧，片中出現不同日夜情景，是否另有所喻？

「影片是講一些大的話題，獅子山的背景，想觀眾的視覺擴闊一點，濃霧繚繞，像香港前途，看不清盡頭。這段外景，是一位攝影愛好者的朋友拍攝，他象徵式收費便給我採用，十分感謝他支持。另外，片中催淚彈的煙霧，也是代表香港前景不明朗。」

■最後一幕close up，總令人想起雨傘運動。

「對呀，很多觀眾都說焚燒雨傘這一幕，有該運動的影子，其實，這一幕是在雨傘運動之前寫好。傘是自焚者一個象徵，沒可能拍真人自焚，太殘忍；又不想用特技拍，最後決定拍一幕燃燒中的雨傘。」

後記

周冠威千叮萬囑不要「劇透」自焚者的身分，不要穿結局。《十年》由送檢至今，未遇任何審查關卡，「未至於10年之後，香港仍有自由，香港人仍可看到《十年》。」油麻地百老匯電影中心是《十年》首間放映的戲院，我和周冠威一致同意：「佢真係夠膽上喎！之前《十年》票房仍屬未知數，對一間商業戲院來說，太危險了！」

《十年》在去年12月17日在百老匯電影中心正式公映，上映前還有幾場優先場，都是場場爆，甚至一日放映幾場，卻突然在本月初落畫，令人有政治打壓遐想，周冠威亦不明所以：「沒有政治打壓的證據，但事實上，《十年》的票房比當時在該戲院上映的任何電影都要好，真難明。做得好好睇睇啲，三日映一場都得啩！」對《十年》還期望公映多少天，周冠威如此推測：「如無大意外，應一直放映到二月頭。」

以下片中金句，經常被人quote，問周冠威是否他神來之筆？「我是編劇，編劇是做這些文字工作，哈哈。」

「我做人的宗旨，不看行還不行，而是看對還是不對。」

「自焚不一定是絕望，是燃點希望。」

「香港不獨立，就不會有真普選。」

「共產黨的邪惡，是非一般常理可推測。」

「十幾年學得最多是陰謀論；失去最多，是信任。」

「你的家也是我們管的。」

「所謂風水佬呃你十年八年」，但《十年》預言，搶先此時此刻兌現：五金店東主，使人想到「銅鑼灣書店」五位失蹤負責人；英國領事館自焚，更想到BNO再度有市場；秘密警察和政治系教授訪問途中「熄機」一幕，使人聯想到背後的「強力部門」。但希望2025年前，不會收到以下一則短訊：「五個導演友……」

■問：何國標

油麻地地膽，嗜好城市考古，家族經營木器老店，對上一次入戲院是在加拿大看《鐵達尼》，認識周冠威太太多年。對《環球時報》就《十年》的評論感神傷。

■答：周冠威

電影《十年》中《自焚者》一段的導演，演藝學院畢業，前作是《一個複雜故事》。

文／何國標

圖／何國標、被訪者提供

編輯／洪慧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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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怡 - 幫忙幫閒幫腔幫兇

香港蘋果日報   2016年1月24日

央視播出桂民海承認12年前奪命醉駕因內疚而回國自首，又播出瑞典維權工作者達林承認從事危害中國國家安全活動。這兩段影片不播還好，播出對中共國際形象造成更大傷害。瑞典外相表示「要他們在電視上公開示眾，令人無法接受」；美國國務院發言人表示，越來越多人被迫在中國官方媒體上認罪，與改善人權的承諾背道而馳。無國界記者對中共官媒發放未宣布控罪者被迫認罪的做法，感到震驚及憤慨。

不過，中共的爛戲卻在香港獲一些人欣賞。譚惠珠說，既然失蹤的李波以及桂民海已公開表示，自願返回內地，為何要質疑他們的說法？錢志庸說，現時無證據證明李波為甚麼返回內地，又指過去接觸不少個案為避債或商業糾紛而自行「失蹤」。加上早前吳亮星的宿娼嫖妓說，這些受害者除了人身安全堪虞外，還被施加人格的戕害。

魯迅曾說中國知識人在權力面前通常有幫忙、幫閒、幫兇的不同角色。幫忙是要出謀劃策，參與國家大事，幫忙而不得於是發發牢騷。幫閒是寫寫詩，說說笑話，聽風賞月，而無視民間苦痛。幫兇是替權力中心構陷羅織無辜者的罪名，或把受害者污名化，特點在於「使血案中沒有血跡，也沒有血腥氣」，使統治者的殺人食人了無血痕。

大陸史家易中天在魯迅的三「幫」之外還多加了一幫：幫腔。幫腔指歌功頌德。魯迅時代也許歌功頌德還不那麼盛行，也沒有那麼無恥。中共建政後，歌功頌德的功業大放光彩。而四幫之業，九七後在香港也大行其道。到了李波案，則「使血案中沒有血跡」的幫兇更大顯身手，行徑催人嘔吐。

李怡 - 謠傳是對專制政權的懲罰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6年1月23日

本身是「幫港出聲」成員的監警會新任成員錢志庸，日前表示，假設李波「一如政棍所編的故事」，在內地籌劃出版禁書，即使是在香港印刷和出售，雖沒有牴觸香港法例，亦會觸犯內地法律，故審判權在內地。

李波因出版禁書而罹禍，絕非「政棍所編故事」，中共官媒《環球時報》稱：「銅鑼灣書店長期出版、銷售針對內地的政治書籍，大量編造虛假內容，惡毒攻擊國家政治制度……給內地維護秩序製造了特殊干擾」。《環時》也承認「強力部門」用「規避法律」的辦法「讓一個被調查者進行配合」。李波因何事被中共以強力手段「弄」去大陸，社會已無懸念。錢志庸的說法只是把中共踐踏一國兩制的行徑合理化而已。

香港許多人仍然抱着事不關己的心態，認為我不是做出版行業，沒有出版中共的禁書，因此不關我事。殊不知在香港做出版也是一門法律允許的行業，幾個做發行工作的人，可能根本不知道發行的是大陸禁書。對他們來說，這只是一份工。你沒有出書，但有沒有發表過「針對內地政治」的言論呢？如果有，是不是都會在香港被強力部門架走？這是李波事件最使香港人感憂慮之處。

自由行催生禁書行業

在香港，出版有關大陸的政治書籍不是只有銅鑼灣書店。在機場，在報攤，都佈滿針對大陸的政治書籍。香港很少人看這些書，更少人會相信書中內容。這些書的銷售對象是大陸自由行旅客。每年大陸旅客有四千多萬，有百分一人對這些書有興趣，就是四十多萬。實際上絕不止百分一。他們不僅自己買，還幫朋友買。自由行除了帶旺金舖、藥房，也催生了禁書這個行業，並擁有盈利市場。市場的形成有幾個條件，一，大陸是一個沒有新聞自由的封閉社會，而香港是一個享有出版自由的開放社會；二，香港是最靠近大陸的使用中文的社會，編寫中文書和以中文出版在這裏都輕而易舉；三，開放大陸客自由行，提供了這些書的廣大客源。

如果在美國，出版一本《奧巴馬的六個女人》，相信不會有人感興趣，奧巴馬即使可以控告出版商誹謗，恐怕也懶得去告。因為在一個開放社會，出版一本秘聞書卻提不出任何真憑實據，不會有人相信，不會有市場，受損害的只會是出版商自己——沒有盈利還會賠上商譽。但對於一個封閉社會來說，就不同了，因為封閉，因為對領導人之間的分歧，領導人的生活和行狀，都是國家秘密，於是任何揭秘，不管是真是假，都會讓人民感興趣，而且即使內容鋪陳荒謬，也會相信。

幾年前網上流傳一段「美國駐華大使駱家輝對中國人的幾點評價」，其中第一條是：「非常聰明，但非常相信傳言。」大陸有一個網民對駱家輝的話予以釋意：「非常聰明也就非常懷疑非傳言，在中國還是傳言比非傳言可靠，非傳言往往都是謊言。」

非傳言就是官方發言人或官媒的言論。比如央視和新華社日前編造的桂民海12年前車禍的故事，這個非傳言不是比一些禁書的編造更離譜嗎？

封閉社會的專政高官如此害怕傳言，害怕禁書，是因為老百姓相信傳言，而相信的原因不是基於愚昧，而是基於社會封閉和官方壟斷傳媒的非傳言太不可信。因此，謠傳，是對專權政治和封閉社會的懲罰。

出版自由是肯定的善

中國憲法沒有對禁書的不容，刑法沒有對禁書的罰則。中國憲法第三十五條甚至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文革後基於對民意支持度有信心，中共曾鼓勵思想解放、言論自由。鄧小平也基於這種信心而提出一國兩制，並且公開揚言香港九七後可以「罵共產黨」。北京的《讀書》雜誌，有好多年都提倡「讀書無禁區」，意思是即使色情的、反共的書都可以讀。然而，隨着權貴資本主義發展，特權和管治問題越來越多，言論和意識形態也就越來越抓緊。不過，連在香港出版「針對內地的政治書籍」都不能容忍，則是在習近平掌大權後才出現的事。

中共老祖宗馬克思寫過許多文章力主出版自由，反對書報檢查。他說「沒有出版自由，其他一切自由都是泡影」。「出版自由本身就是思想的體現、自由的體現，就是肯定的善……自由報刊是人民洞察一切的慧眼，是人民自我信任的體現，是把個人同國家和世界聯結起來的有聲的紐帶」。

李波事件使一些書店把有關中共的政治書籍下架，個人同國家和世界聯結的紐帶被割斷。對香港固然是墮落的惡耗；對中共國也非好事，因為這會催生更多的謠傳，更多對專制政權的懲罰。（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任建峰 - 好睇唔好用的廣深高鐵

香港蘋果日報   2016年1月22日

李家仁醫生曾經唱過一首名為《小明上廣州》的兒歌，歌詞內提到「小明上廣州，搭高鐵樂悠悠」。究竟現實又是否如此？今個月初，我與另一位法政匯思召集人文浩正，跟電視台節目的監製及攝影師，為了討論一地兩檢議題，從深圳福田站乘高鐵去廣州南站。有關一地兩檢的法律問題，法政匯思正在籌備一份詳細的法律分析意見書，完成後會發佈。我今天想說的是我對這一程高鐵的一些感想。

先說福田高鐵站。這個亞洲最大的車站從落馬洲去需要乘搭深圳地鐵然後再步行十多分鐘才去到月台附近的安檢，根本稱不上是方便。還有，當時開了不夠一個星期的這個車站，其保養及運作都已有問題。人流不多，但男廁滿地濕、髒，靠點香掩蓋異味。月台幕門竟然已經壞了，搞到我們從廣州回程時要從緊急出口下車。

車站最大問題就是其大而無當。月台上的行人通道的長、闊基本上夠一台小型或更大的飛機去做跑道。車站的班次稀疏，絕大多數月台根本沒有用。就算車站將來會有多些人流，又真的需要這麼誇張的規模嗎？

當然，有人會說，將來福田會是廣東省的鐵路樞紐，但這又衍生另外一些問題。首先，如果以上提到的保養、運作問題不好好正視，福田真的能夠負荷很高的乘客量嗎？第二，假設近福田站的地區會變成一個大商業區，吸引人流，到時又差不多要做大翻新，即是車站至少未來好幾年大致上要丟空。

車站遠離市中心失高速意義

第三，如果真的是把福田定為廣東省樞紐站，那麼由那兒到廣州南之間的車站又怎麼辦？福田至廣州南總共有四個站，其中福田、深圳北及廣州南都是「巨無霸」規模，而虎門也絕對稱得上是「大」站（所以，何以稱得上車站不夠地方去做出入境及海關關卡？）。如果把一切列車搬去福田作為主要站，深圳北及廣州南就會被廢武功，其「巨無霸」規模亦會浪費地失去意義（因為它們在地位上會相對地降低）。

再者，一條四個站、50分鐘車程的路線有三個「巨無霸」車站又是甚麼邏輯？列車能達到每小時三百多公里車速的時間不多，因為到了那個速度的時候就差不多要停在下一個站。而因為路線有這麼多個「大站」，每個站都需要停留三至五分鐘，進一步拖慢速度。

但大家可能會想，以上一切都沒所謂吧，50分鐘從深圳福田至廣州南（如果是要由將來的西九龍開始算可能是70-85分鐘吧），始終都比現在深圳至廣州東的72分鐘或紅磡至廣州東的119分鐘方便。錯。我之前說過福田站不是在深圳市中心的問題。廣州南的問題就更嚴重（姑且不提其安檢排長龍或其不理想的衞生情況），因為它根本不是傳統上的「廣州」，而是番禺，要乘地鐵或私家車去廣州市中心需要近一小時。所以，除非大家是去番禺探親，否則乘高鐵去廣州隨時會比從深圳或紅磡去廣州東更慢！

總括來說，我感受到的福田至廣州南高鐵路程根本就不是我以前乘搭過的高鐵（包括英法歐洲之星及德國內陸從慕尼黑至法蘭克福）那回事。我感受到的是大而無當的大白象。我感受到的是路線車站遍佈太密而難以成為真正高鐵的列車。我感受到的是所有「大站」都遠離市中心（就算是深圳北或虎門都離深圳市中心或東莞有一定距離），因而為乘客帶來不便。

香港人，為了這條好睇唔好用的鐵路，去引入一地兩檢來蠶食我們的一國兩制，值得嗎？

註：以上只代表筆者的個人意見，並不代表他所屬律師行的意見。

任建峰
執業律師

長平觀察：「嗨，山巔的姑娘」

德國之聲中文網   2016年1月14日

"瑟瑟的寒冬，沉沉的黑夜，那個已到山巔的姑娘，她在大聲呐喊，在風中和魔鬼戰鬥，想把地獄變成天堂。……嗨，山巔的姑娘，我要大聲呐喊為你歌唱，這漆黑的夜，我們不再幻想。"一首題為《嗨，山巔的姑娘》的歌曲，在中國網絡悄悄流傳。旋律哀傷悲切，卻又堅毅執著，吟唱一位姑娘在寒冬的黑夜裏，沿著崎嶇的山路走上了山巔。

這位姑娘名叫趙威（網名"考拉"），曾是人權律師李和平的助理。中共當局去年7月9日開始大搜捕，全國各地超過300名人權律師和活動人士被綁架、拘留、逮捕和騷擾，全球一百多個政府及人權團體表達關切與聲援。部分被關押者獲得釋放，但仍然沒有公民自由。其餘大多被秘密關押，或者下落不明。近日，知名律師王宇、周世鋒、王全璋等均被以"顛覆國家政權罪"逮捕。以同樣罪名被逮捕的，還包括實習律師李姝雲、律師助理趙威等年輕人。

中國政治犯被起訴的罪名通常是"顛覆國家政權罪"或者"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後者又被簡稱為"煽顛"，網民以其諧音"山巔"來規避言論審查。唱給趙威的這首歌既取其諧音來傳遞政治打壓信息，又借其諧音的含義描繪了人們在嚴酷的政治環境中為人權而抗爭的情景。

"山巔"沒有誤會

出生於1991年的趙威以政治罪名被逮捕，在網絡上激起了很大的反響。在長期的政治高壓之下，人們對於政治犯的辯護，通常是聲稱他們的言行既無政治動機，也沒有觸犯當局的政治利益，甚至有利於維護當局的統治。一方面，辯護者希望說服當局，抓捕他們是一個誤會，應當無罪釋放或者從輕發落。另一方面，大多數民眾對反對當局的政治活動感到恐懼，不僅不敢表達一絲同情，甚至怕給生活帶來麻煩而反感，辯護者希望以此爭取更多的同情與支持。因此，"一個如此年輕漂亮的女孩，怎麼能夠顛覆國家政權？"成了網絡上廣為流傳的聲援話語。

然而，這句話既非事實，也不正確，而且沒有效果。趙威協助人權律師的工作，無論她本人是否懷有推翻當局的政治目的，這就是一種政治行動，一種正直、勇敢和高尚的政治行動。當局並沒有那麼天真，而是十分清醒：尊重普遍的公民權利，就是威脅專制政權。他們比體制內呼籲變革的知識分子更加明白，人權與專制根本無法並行。對於當局來說，抓捕人權律師，打壓言論自由，限制和排擠民間組織，從來就不存在什麼誤會。

這句話還存在價值觀上的錯誤。它暗示著年輕漂亮女孩既不應該從事政治活動，也沒有能力從事政治活動。一些巧妙地為官方打壓行為辯解的人借此批評她們的事業夥伴說，他們不負責任地把年輕人引向了危險的歧途。事實上，趙威雖然年輕，但她已經是二十多歲的成年人，早有獨立思考和自主行動的能力。歷史上，年輕女性為政治權利而抗爭的例子數不勝數。

"顛覆趙家政權罪"

對於政治抗爭的恐懼，並不能讓人們躲避政治迫害--何況，這種恐懼以及因恐懼而放棄政治權利，本身就是一種政治迫害。早有法律人士指出，合乎政治倫理的法律，應當廢除"顛覆國家政權罪"或者"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民主國家的首腦選舉，從來都是在顛覆政權，這是公民必須擁有的基本政治權利。顛覆政權不等於顛覆國家，恰恰相反，執政者隨時面臨被顛覆的壓力，國家才能穩定發展。

在政權及政府機構前面加上"國家"、"人民"等概念，是一種"朕即天下"的皇權思想，長期誤導人們党國不分：批評中共就是反華，呼籲人權就是賣國。但是，最近一個流行詞"趙家"對此做了重新界定。在魯迅的小說《阿Q正傳》中，地方權貴趙家的少爺中了秀才，自稱姓趙的阿Q前往祝賀，卻被趙老爺抽了一個嘴巴："呸！你也配姓趙？"網民重新發掘出這個詞來，不僅用來諷刺為政府賣力的"五毛"和"自幹五"，而且可以在避免直接的政治對話的情況下，清晰地區分權貴和民眾的關係。他們發現，"國家政權"即"趙家政權"， "人民法院"即"趙家法院"，"傷害中國人民的感情"即"惹得趙太老爺不高興"。

1989年"六四"鎮壓之後，中共強化了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教育。党國不分的觀念，深深地植入年輕人的思想。"趙家"一詞的流行，撕破了官方宣傳苦心經營的遮羞布。"六四"運動發生時，趙威還沒有出生。她的被捕提示人們，中共的高壓統治又持續了一代人。同時，人們由此看到，新生代的反抗者站出來了。

長平是中國資深媒體人、時事評論作家，現居德國。

李怡 - 一國再無兩制，九二也無共識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6年1月20日   

按照劇本完成了桂民海的央視演出和緊接着的李波家書後，中共假設全世界都接受銅鑼灣書店五人都是「自願」回大陸的，於是以9個字回覆香港警方：「經了解，李波現在內地」。梁特昨天就記者提出何以經三星期才獲回答、是否通報機制已失效時，他說過去有不少不同性質的案件，內地回覆的時間更長。這又是他答非所問的慣技。且不問時間更長回覆的是甚麼案件，更重要的是三星期才獲幾個字回答是否可以接受？一個地方首長，竟認為一個本地居民失蹤三周不算長，這是怎樣的狼心狗肺？

品德不佳卻有罪疚感

桂民海演出劇本之爛，普通人都可以看出破綻。最奇怪的是李波家書提到「阿海（桂民海）」，說他在品德上是「極其要不得的人」。而同時，阿海的劇本卻說他因為12年前撞車事件，「出國以後，負罪感與罪疚感與日俱增」，於是回中國自首。一個品德要不得之人，居然會因良心受責而為12年前的車禍自首，這劇本不是編得太離奇了嗎？

不論桂民海「回國自首」，或李波「自願回內地接受調查」，目的都是要撇清他二人「被綁架」。但桂沒有泰國出境紀錄，李沒有帶回鄉證，加上《環時》直白說「強力部門」繞過法律的運作，不是已經說明所有事實了嗎？梁特1月4日被記者逼他重複董建華2004年的談話時說：「內地執法人員如果在香港執法的話，是不能接受，因為是不符合《基本法》的。」因此中共的劇本必須依着沒有「不符合《基本法》」的路數，但已發生無法挽回的事實，卻正正就是「不符合《基本法》」。既無法改變已發生的事實，劇本也就必然無法自圓其說。只不過寫得這麼爛，而且主管官員竟容許這樣的爛劇本出街，成為中共建政66年以來最易被戳破的謊言，可見主管者的水平也夠低劣了。

如果中共執法人員可以越境執法辦案，可以做特區首長表示「不能接受」的事，那麼香港還有兩制乎？《基本法》尚能保障香港居民的安全乎？

中共在國際上維持香港體制「不變」的承諾，靠的是一國兩制；維持與台灣關係，靠的是九二共識。李波事件顯示一國已沒有兩制；台灣大選前夕發生的周子瑜事件則說明在中共字典裏，九二沒有共識。

所謂九二共識，是指1992年台灣海基會與大陸海協會在香港會談時口頭協商形成的不成文共識。台灣提出以「一個中國，各自表述」來處理兩岸涉及公權力的事務，中共海協會回覆是只要表明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可以不涉及「一個中國」的政治涵義。而所謂一個中國的不同涵義，大陸的涵義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台灣是中華民國。

兩岸過去發展雙邊關係都說以九二共識為基礎。但周子瑜因為揮舉了象徵中華民國的青白日旗，就被黃安檢舉，指為台獨，經紀人公司因她的演出在大陸被封殺而迫使她像IS的囚犯般在鏡頭前言不由衷道歉，說「中國只有一個，海峽兩岸是一體的，我始終為自己是一個中國人而感到驕傲」。

對台灣國的公民投票

周子瑜不能自稱台灣人引起台灣意識強烈的民眾反彈，許多過去投票給國民黨的民眾，把選票投給對九二共識採模糊立場的蔡英文和民進黨。台灣前立委林濁水認為這次選舉「成了台灣國認同的公民投票，也造成了國民黨不可思議的空前挫敗」。

中共對九二共識更踩多一腳。國台辦回應周子瑜事件指有台灣政治勢力在挑撥。官方《環球時報》稱周最終道歉，是大陸網民與「台獨勢力」鬥爭所取得的「完勝」。官方《人民日報》評論說：「涉台獨周姓藝人道歉了……一個中國原則都在那裏，不增不減，不容挑戰。」

原來舉中華民國國旗就是台獨，原來台灣沒有「各自表述」的空間。中共對周子瑜事件的反應，說明兩岸不存在九二共識。國民黨堅持的所謂一中各表已全面破產。

破壞一國兩制，踐踏九二共識，反映了中共專權政治的本質。專制掌權者眼裏心中都只有權力，兩制和共識都要服膺於一國的專權政治，而專權政治與尊重人民權利的體制是不兩立的。越境辦案是無法無天的一國的慣技，而執行專權者意旨的689認為一個居民被失蹤三周時間還短。財大氣粗的專權者認為一個人違反自己意願去獲利是「贏回一個中國少女的美好前程」。

然而，台灣有林昶佐、黃國昌，他們代表台灣未來，也會促使蔡英文不會屈服於強權。香港有何韻詩、黃之鋒，也代表香港未來，儘管比台灣困難得多，但只要堅持我們的價值，謹記黃國昌所言：「香港可以變得不一樣」。（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吳靄儀 - 不受非法逮捕

明報   2016年1月18日

基本法第28條說明﹕「香港居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香港居民不受任意或非法逮捕、拘留、監禁。」

而銅鑼灣書店李波並未觸犯任何香港法律，即使涉嫌觸犯香港法律，也只有香港執法人員有合法權力將他逮捕。內地人員無合法權力而拘禁李波，即屬犯法，及牴觸基本法。

有人亂以他言，暗示李波出版禁書，危害國家，觸犯內地法律，不能在香港治罪，只要將他押返大陸，就可以按大陸法律處理。那麼李波怎樣觸犯大陸法律呢？自以為是的人解釋，中國刑法，約束大陸境外的中國公民，這叫做「屬人原則」。任何中國公民（如香港），所作所為，即使不是在大陸而是在外地（包括香港），也能構成觸犯中國刑法的行為。

如果這個說法成立的話，那麼香港就只有非中國公民的外國人有自由發表批評共產黨的言論，而年年參加六四燭光晚會，高呼「結束一黨專政」的成千上萬的香港市民，就全部有觸犯中國刑法之嫌，只要踏足大陸，就隨時可能被抓被審判定罪，即使小心不踏足大陸（如李波），大陸也能運用手段強行將人綁回內地處置。

大陸官方喉舌《環球日報》就稱說，「強力部門」有方法能規避法律，不經正常出入境渠道將人押返大陸。即是說，大陸綁架香港人口不算犯法。

如果是這樣，香港人還能有什麼安全感？還有什麼言論、思想、結社、宗教自由？法律還能給我們什麼保障？只要大陸官員認為我們的言行構成威脅，就隨時可以將我們抓到大陸秘密處理。

恐懼感瀰漫，普通市民紛紛問如何甩掉「中國公民」身分，移民是否唯一安全途徑。最恐怖的還不是內地人員隨時越境擄人的行為，而是官方喉舌公然承認這是「強力部門」的正常行為，而且得到香港不少知名人士應聲附和。

基本法第8、第18條說明，只有香港法律及列入附件三的全國性法律，在香港實施。1998年11月，立法會已澄清此點，因為基本法已有規定。所以中國刑法不約束中國公民在香港的行為。第22條說明，內地機構人員必須遵守香港法律，企圖來港執行大陸刑法，侵犯他人人身安全，就是犯法。清楚的保障，內地人漠視，特區也忘掉了嗎？一個無意、無能保障居民安全自由的政府，憑什麼叫香港人支持？

莫哲暐 - 千萬教徒齊躍進，一紙協定共歡騰——論中梵對話進程與可能達成之魔鬼協議

星期日生活   2016年1月17日

 【明報專訊】 教會內有消息表示，中共與梵蒂岡近日「動作」頻繁，將有「大進展」，情况「樂觀」。甚至可能在三數月內簽訂協約。假若真成事，香港教區各級神職人員及不少信徒必定喜氣洋洋，共賀「歷史時刻」。然而中梵假若真在此時簽訂協議，實是魔鬼交易，將是教宗方濟各任內最錯誤的決定。

歷史過錯，前車可鑑

冷戰時期，共產黨統治匈牙利，大肆迫害國內基督信徒。該國天主教首牧Esztergom總教區總主教敏真諦樞機（József Mindszenty）拒絕向匈共妥協，於一九四八年被捕，控以「叛國」。被囚禁之時，多次被虐待毆打。一九四九年，匈共展開公審，強迫其公開認罪。教宗庇護十二世特別發表牧函，譴責匈共暴行，並呼籲匈牙利主教及信徒團結忠誠。一九五六年，該國爆發起義，樞機獲釋。但不久蘇軍入城鎮壓，樞機拒絕離國，選擇到美國駐布達佩斯大使館暫避。豈料一避就是十五年。教宗保祿六世上任後，銳意改善與東歐共產政權之關係，開展所謂「東方政策」（Ostpolitik），並任命Agostino Casaroli總主教為其主要外交官。一九六〇年代，Casaroli與匈共政府達成共識，該國主教人選須獲梵匈雙方同意。到了一九六九年，匈牙利主教團基本上已置於匈共控制下，匈共甚至藉此派特務滲透教廷組織。一九七一年，保祿六世下令敏樞機離開祖國，並刻意避免批評共產黨，僅稱樞機為「歷史的受害者」。樞機最終只能聽命，流亡奧地利。一九七三年，保祿六世剝奪其Esztergom總主教之職。敏樞機對教會忠貞不二，晚年卻被自己所愛的教會棄如敝屣，令人神傷。

作家George Weigel指出，保祿六世與Casaroli總主教的「東方政策」乃是基於一主要判斷：冷戰格局將延續良久，因此難免要與東歐共產政權溝通，減輕鐵幕國家內信徒之壓力。因此唯有見步行步，保持「死不去」（modus non moriendi），並「拯救那能拯救的」（salvare il salvabile）。保留教會元氣，一朝東歐光復，便能戰勝歸來。因此教廷與東歐多個共產政權協議，共商主教人選，並停止批判該等政權對人權之侵害。或許是出於良好意願，但「東方政策」對匈牙利教會造成無可補救之道德衝擊，不少飽受打壓的教徒感到被教廷背叛。Weigel指出當時該國教會領袖成為匈共附庸，教會慘被摧殘，元氣大傷。其後波蘭和捷克也出現類似狀况，直到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繼任為止。

能夠開彌撒，固然重要。但教廷高層似乎忘記了，信仰的根基是道德力量。景况再艱難，假若教會能夠展現忠誠侍主、無畏打壓的精神，不怕殉道，反而可以保住最堅定的信仰。「殉道者的血是教會的種子」。某些教會人士可能想「為教會好」，認為可以靠聰明計謀令教會存活。但聰明反被聰明誤，他們保住了教會的殼，卻掏空了教會的靈魂。如此黯然的歷史，相信不久會在中國大陸重演。

喪教權，辱天國

主教任命權問題一直是中梵建交的最大障礙：按教會《法典》，只有教宗可以任命主教，然而中共認為國內主教人選屬「內政」，不容「外國勢力」「說三道四」。有評論認為，假若中梵建交，將會以「越南模式」為範本。所謂「越南模式」與「東方政策」類同，即由教廷挑選數個合意主教候選人，交予越南政府從中揀選可接納者，最後由教宗任命。

然而過往胡溫十年，中共領導層相對弱勢，尚且否定「越南模式」。今習近平大權集於一身，全力收緊公民社會本已脆弱之自由，又豈會接納「越南模式」？習早前已表明，要鞏固「最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要全面貫徹黨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管理宗教事務，堅持獨立自主自辦原則，積極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因此，中梵將會簽訂的協約，很有可能比「越南模式」更屈辱。根據AsiaNews總編Bernardo Cervellera神父推測，新模式可能是教廷認可中共控制的「中國主教團」，再由此「主教團」提名主教候選人，然後以「民選」方式選出新主教，最後交予教廷「批准」。即使教廷不批准，「主教團」可以繼續我行我素。亦有消息人士表示，在所謂談判中，主要是由中共代表主導，要梵方簽訂由中共訂立的協約。假若真如此，教廷簽約便是「喪教權，辱天國」。

况且即使在越南，也不斷發生越共政府侵吞教產之打壓事件，亦有當地教會人士表示，越共也開始不信任「越南模式」而收權，加強打壓教會，慢慢走向「中國模式」。

「慈悲特赦」情何以堪

現時大陸分為官方控制的「愛國教會」（即地上教會），以及對羅馬忠誠的地下教會。「愛國教會」的主教屬自選自聖，部分不獲教廷認可，是為非法主教。按教律，他等均處自科絕罰，即逐出教會。然而過去有案例，某些非法主教尋求與教宗修和，並獲得特赦。然而有不少非法主教是欣然選擇走榮華富貴之路，甚至當上政協。他等從無愧疚悔恨之心。

假若中梵簽訂協定，將如何處理這些非法主教？按目前情况，極有可能由教宗大赦所有非法主教，使地上地下教會「結合」。這將是極錯誤的決定。多年以來，不少地下主教、神父和教徒受盡迫害，仍然保持忠貞。他們選擇了艱難的道路，為信仰作證，但到頭來原來是自己太愚蠢：多年被監禁打壓是為了什麼？何不早早去當政協？忠於教廷，卻被教廷出賣。教宗開啟「慈悲禧年」，並將委任一些神父為「慈悲傳教士」，賦予他們大權，去赦免「保留給宗座赦免的罪」。「保留給宗座赦免的罪」包括「對教宗施以暴力」、「褻瀆聖體」、「直接泄露告解秘密」、「聖職人員赦免違反第六誡罪的同犯」，以及「主教無教宗任命祝聖別人為主教，及被其祝聖為主教者」。五項中，只有最後一項有明顯實際案例，而且多在中國。香港教區也會推薦神父任「慈悲傳教士」，他們的目的地，可能就是大陸。

缺乏懺悔的修和，不會帶來共融合一，只會導向裂教，並在不少中國信徒心中造成無可修補的創傷。明日中國教會，將會走上昨日匈牙利教會的舊路，甚至更惡劣。花果飄零，信仰潰散。為了所謂的「歷史使命」而拋棄道德原則，如此取捨，值得嗎？當教會連道德原則也可以拋開時，還有什麼存在意義？

孤臣無力可回天

榮休主教陳日君樞機多次疾呼，奔走羅馬，誓要阻止魔鬼協議達成，卻被冷待。他早前發表博文，盡顯悲憤：「我不會參加慶祝這新的教會的成立，我會消失，我會去隱修、祈禱、做補贖。願教宗本篤原諒我沒有成功做他希望我成功做的事。願教宗方濟原諒我這個在邊緣的中國樞機給他寫了這麼多的信，給他添了這麼多麻煩。」讀畢，實在令人有「孤臣無力可回天」之嘆。

齊躍進？齊躍進萬劫不復之境地；共歡騰？歡騰到最後的，只有「共」。

文 莫哲暐

編輯 洪慧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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