練乙錚 - 橫洲事件─社運「獵採者」取代「農耕者」

氣短集   香港蘋果日報   2016年9月28日

橫洲公屋萬七單位變四千，差額不知所終，此乃繼前朝八萬五之後，本朝數字特首推出的新猷。當年那招，打殘中產；今天此局，出賣普羅。哀哉港人，無辜受此愛國愛港當權者一再蹂躪，罷之固然不能，選賢與能的追求，亦於前年一場如歌似泣的社會運動失敗之後，化作黃粱一夢！

然而香港社運未死，反而在京港當權派層出不窮的「德政」感召之下，正從往日不少市民以為的多此一舉，再生成絕大多數人漸次可以接受、乃至認為是不義管治之下必不可少的一股清流。

所謂社會運動，無非是一個「動」起來的公民社會，本身也在生變。上周筆者分析了社運操作層面的範式轉移（手段和目標的衍化），並指出組織層面的「碎片化」正在收斂、快要掉頭。今天，筆者再描述社運的另一變異，並舉若干眾所周知的事實作說明。

社運改MODE─「獵採者」╱「農耕者」

香港的社運和社運人，正在經歷形態和心態的二重轉變。形態和心態都是「態」（mode），這兩方面的胚變，統稱模態重構（modality shift）。大批社運人開始在政治大環境裏各自累積力量、捕捉不同的議題和選擇不同的戰場。這是泛民時代鮮有的事，謂之形態重構。心態重構，則指越來越多從事新形態社運的人練就相適應的心理要素。為求傳神，這兩個變化，筆者用「『獵採者』取代『農耕者』」的說法來形容。

何謂獵採mode？何謂農耕mode？這兩個概念語詞，除了用以描述新舊社運，還可以用來解釋哪些有關的現象？

回顧過去十年香港發生過的大大小小社會運動，包括天星碼頭、反高鐵、反國教、菜園村、佔中、雨傘、鳩嗚、旺角魚蛋等，不論是毀是譽、成功失敗，在議題發掘、人手徵召、街頭動員等方面，泛民大黨幾乎連影子也沒有，給邊緣化了。原因有兩個，簡單而具體。

一、舊社運，以《基本法》既定的「民主普選」為關鍵議題，由泛民黨派爭取政改方案的優化，及在議會行使否決權對付特府提交議會的假普選草案。這些工作無疑都是必要而重要的，但都是被動的。

二、政改的主要戰場在議會，主要戰役是立會選舉；泛民大黨當然也做社區工作爭取群眾，即所謂的深耕密植。如此議會內外並進，表面看是兩條腿走路，實際可能只是一條腿；把社區看作基地，那裏的工作便是為了取得選票以支持議會那條腿而已。然而，8.31之後，民主路不通，議會那條腿基本上作廢；大黨倘若欠其他的本領，也會跟着殘廢，與新社運絕緣。

大黨殘廢─「定地農耕」過時

觀此，以往那種在關鍵議題指定之下作被動抗爭、以社區為基地、議會是主要戰場的抗爭形態，堪稱「定地農耕」（sedentary farming）。這個形態本身沒有甚麼不好，其出現與過時，由客觀條件決定。《基本法》規定要有民主普選，民眾對之滿懷希望，定地農耕便是時義，大黨的運作模式便無可厚非。

但是，當北京已經毫無政改誠意──8.31出台、佔運失敗鐵證普選無望之後，定地農耕便失去意義，不復有推動社會前進的力量。此時，特點與之相反的「狩獵採集」（hunting-gathering）形態社運就剛好接上。

以ICAC危機為例，問題源於歷任特首委出一系列既不廉潔更會為一己前途精算的官員掌此機構。可是，廉署高層任免權法定歸特首，而立會無權提案修法，700萬港人遂束手無策。因此，要挽救廉政，社運必須找好時機，以廉署改革為議題、特首為箭靶，奮力動員整個社會向政府施壓，迫使同意修改有關法例，最後在議會通過，水到渠成。然所需本事，卻非農耕者所有。

但這個無妨。當民主政改議題虛幻化，《基本法》裏再無其他促使社會進步的立法要求，慣於被動抗爭的定地農耕者迷失方向無所事事的時候，卻正正是狩獵採集者用武之時。在十年來的社會運動裏，他們練就了敏銳嗅覺和非凡膽識，不待天降瑪納而主動發掘議題、判斷時機、在地作戰、勇敢搏擊。

「獵採者」的特徵、心態、罩門

九七之後，京港統治集團以普選為餌，持續引誘泛民政黨作定地農耕，卻暗渡陳倉在全社會所有環節搞政治赤化與經濟掠奪。佔運的失敗因此非常及時，讓大家看清楚民主普選在「一國兩制、高度自治」的幌子之下是不可能的，社會運動因而必須轉變形態，改由獵採者主動在全方位視野裏找尋政經抗爭點。佔運的分水嶺涵義非常豐富，讓獵採者登場是其一。然而，大家要清楚這批新鮮社運人的一些特性、心態和罩門。

獵採者講求個體的自主、敏銳、靈活和高風險承受力，與「大台」觀念格格不入。佔運後期出現「拆大台」，固然有複雜的原因，年輕社運人之間也因而有了一些牙齒印；但「大台」消失，卻鍛煉了獵採者，釋放了他們的能量。（不過，「台」的觀念，肯定會在2047漸近、二次前途問題的緊迫性壓倒其他一切議題的時候，帶着新內涵再生。）

獵採者比農耕者少強調合作。這是因為農耕者面對同一的大氣候大議題，合作關係有需要且較容易建立；獵採者則因為沒有恒常的戰場和搏擊目標，彼此沒有甚麼合作的餘地，除非鎖定的「獵物」太龐大，例如橫洲事件。

獵採者行動之時，比較多作「抽水」指控。這是一個經濟問題。發掘議題需要精力；鎖定議題、發起行動，更需要判斷力、勇氣和成本花費；因此有產權和合理回報的考慮（光環、品牌聲譽、支持者增加等，都要顧及）。是別人的獵物和搏擊權利，你不經邀請擅自進場，當然不可。不顧及這種「私心」，社運總體效率反而會受損。反過來說，政改議題是《基本法》給定的，六四是祖國贈送的，都是「公共財」（public goods），故在以之作訴求的運動裏，「抽水」指控較難成立。

獵採者不可能是持久的「明星」。捕獲一個獵物便有一刻的光環，找不到新獵物，光環就消失，找到會再有。媒體關注的，永遠是他的下一仗。這要求獵採者有特殊的心理適應能力，能捱得過沒有光環的日子。

獵採者的出擊是隨機的，卻不是即興的。會獵鹿、懂網魚的人都知道，不做大量前期工夫熟悉環境累積經驗，鮮會有所獲。黃之鋒發動反國教一役之前好幾年（念初中一二的時候吧），便不停派街招警惕家長，揭發當局在中小學裏搞洗腦。《香港民族論》面世之前很多年，公共知識分子徐承恩已在默默爬梳香港史的重寫工作。這些工夫一點都不即興，需要毅力與恒心，更要求一種能夠長期孤獨奮鬥的能耐。

獵採者有弱點。他沒有鐵票，需要近距離的民眾支持，而統治集團知道他有這個罩門，因此會出盡合法非法的辦法，切斷他與支持者的緊密關係。選舉票王朱凱廸一旦住進立法會，他的獵採者能量便會急速流失，當權者的計謀便得逞。對獵採者而言，立法會既是一個有利的搏擊場，更是一個危險的英雄塚。這不是一個民主社會裏的議會，獵採者不宜以議員生涯作志業。

大黨轉型：需否？能否？

議會道路上的農耕者過去因有既定的政改議題，所以有現成的重要抗爭事可做；一旦這個議題失重，議會工作便大體上變成替現存秩序保養維穩，雖然其中一部份還是值得做的。但是，反對派議員如果只能做這些工作，客觀上無可避免會淪為政權的「合作者」。何也？

反對派過去每被統治者、保皇派指為「為反對而反對」，最佳防衞便是指出他們給政府政策投支持票的比例，經常達到八、九成；但是，不要忘了，政改議題消失之後，那比例便更接近十成。大黨不斷要求政府「重啟政改」，可能就是為了避免這個尷尬。可是，在8.31決議底下，重啟政改沒有絲毫進步意義。幾位下屆特首大位追求者也作如此承諾，從此可見一斑；故若反對黨也提，反會加重「與政權合作搞欺騙」的嫌疑。

泛民要擺脫無所作為甚或更劣的宿命，大黨惟有化被動為主動，嘗試發掘議題，主動出擊，逐步拋棄過了時的農耕者形態。但這個談何容易，所牽涉的是組織結構、觀念、本領和心態，並不是簡單換一大批80後上場便可解決。民主黨區議員在橫洲事件上，兩年前就率先知道政府要建四千單位，但結果卻是「見到鹿，唔曉捉」，遑論捉得到、懂脫角。欠缺獵採者那份特立獨行的心力和敏銳嗅覺之故也。如此，大黨難道還可以不深切反省？

李怡 - 一貫卸膊，不如早早卸任

世道人生   香港蘋果日報   2016年9月22日    

記者會本已宣佈結束，梁振英仍要說最後一段話，並一度哽咽，以哭腔說出，「我哋做出嚟嘅成績，粒粒皆辛苦」。市民聽來，反應恐怕是：咁辛苦咪唔好做囉。你做下去辛苦，香港市民更辛苦。

梁特說，先發展橫洲第一期4,000單位是他作為行政長官的決定，更說是他的擔當。但為甚麼早幾天他沒有這麼說？為甚麼政府最先發的稿隱瞞梁特擔任橫洲工作小組主席？為甚麼他早先說項目由財政司司長跟進，又說「運房局是由政務司司長負責，發展局由財政司司長負責」，給人印象就是與他沒有直接關係？前天不肯回答問題，拖一天開記者會，很明顯就是要把形象較好的曾俊華抬出來解困，需要先夾口供。顯然是財爺不肯食死貓，不願承認分期發展是他任主席的土地督導委員會作的決定，於是梁特才被迫表示他的「擔當」。但仍然留下大堆疑問，包括沒有提供答應過的文件，包括被諮詢的民建聯議員梁志祥也不知道有二三期計劃。

為甚麼兩天前鬍鬚曾和林鄭要急急為橫洲分期發展撇清關係？很明顯他們不願對橫洲公屋縮水這件事負責，也可能是看破梁特卸膊的伎倆。連串公關災難催迫下，梁特才有這個小題大做的記者會。

出了問題就向下推諉責任，梁特此非第一次，而是常態。比如警方出動催淚彈或使用過度暴力去對付示威群眾，他總說是警方負責，還說甚麼專業。

「The buck stops here.」是美國前總統杜魯門1945年放在他白宮辦公室桌上的標語牌。這句話有一個現成的中文成語，叫「責無旁貸」。不過責無旁貸講多了，讀來有點麻木。這句英文的真正含意是，責任到我這裏為止，不容也不會推卸給別人。

「The buck stops here.」的意涵是由美國俚語「pass the buck」演繹而來的。「pass the buck」的意思是「將該負責任的事推給別人」。Buck的出處是，在西部拓荒時期玩撲克牌遊戲，為求公平而輪流做莊，輪到誰做莊就把一種帶有鹿角手柄的刀子放在誰面前。Buck是buckhorn knife的簡稱，如果輪到做莊的人不願意做莊，可「pass the buck」，將責任讓給別人。

這句話現在已成了美國人工作態度的基本要求。西點軍校把這句話納為最重要的行為準則。不僅是總統，即使是在一個企業中負起部門責任的人，也要有這種責無旁貸的精神。

對一個企業、機構、組織的領導人來說，「The buck stops here.」是座右銘。即使是自己手下的人犯的錯誤，即使你對出現的錯誤並不知情，但因為你是領導者，你就要站出來挑起承擔錯誤的責任。然後，你關起門來對犯錯的人提出批評，他才會心服口服地改進。更何況，錯根本是你犯的，禍是你闖的，豈可把責任推給下屬？

既然一貫卸膊，那就應該盡早卸任，因為他根本不配當首長。你既不肯承擔責任，手下的人當然沒有道理要為你承擔。紛紛卸膊的團隊，不會做好任何事。夫妻本是同林鳥，大難來時各自飛。現在已出現樹倒猢猻散的先兆也。

練乙錚 - 反對派碎片化收斂 當權派三分裂浮面

氣短集   香港蘋果日報   2016年9月21日

烏坎又出事，港記又被打，特府又「了解」。這種周期性重複，顯示中國共產黨不斷流氓化，而特府加西環這一對「黨國在港延伸體」，是不會在此港人知情權事上有任何作為的。其實，港深同城、港陸融合，香港的管治也因而日趨污穢下流；近期發生周永勤退選「走難」、元朗橫洲官商鄉黑勾結，便是最佳事例。

然而，身處險境，港人並不坐以待斃，這可從兩方面的變化看出，其中一面在民間，另一面則在統治階級。這兩方面的策略進程和特徵各有不同。

第一代激進派：艱澀路

二十年來香港民主派多方努力，亦未能止住赤化大勢。這個失敗，直接導致近年社運出現「海變」：年輕人不怕死、不認命，走出來大聲說不，攻陷立法會（一次以肉身、一次用選票），震動了京港當權派，香港民運由此進入救亡階段。然而，出現這個海變，之前充滿艱澀。

先是2006年民主派中衍生出第一代激進左翼，創立社會民主連線，主要領軍人物是黃毓民、陳偉業、梁國雄等，先後向公民黨、民主黨開鍘，勢成水火，互不相容。當其時，民主派裏面只有反共意識強弱之分，而尚未見「去中國」與「大中華」之別。

及後毓民提出「五區公投」，以爭取「盡快實現真普選、廢除功能組別」，民主黨先贊成後拒絕，反而與中聯辦密商政改，遂與激進派結下樑子，以致後來彼此互指被共產黨收買搞分裂，成見深不可解。

碎片化：黃毓民的破

因為2010年的「五區公投」，民主黨也分裂。支持該次跨黨派聯合行動的民主黨少壯派如范國威等，後來帶眾出走，成立新民主同盟；反對的一方，則包括後來走上「聯梁容共」之路的狄志遠、黃成智，以及乾脆投共的馮煒光。

毓民其後離開社民連，成立人民力量，後又離開人力，帶着他的普羅政治學苑，與提出香港城邦論的陳雲、熱血公民的黃洋達組成熱普城。

毓民的個人能量巨大，所過之處，用「碎片化」來形容，絕對詞不達意，因為毫無例外導致派系人脈之間濃得化不開的敵意與誤解。但是，客觀而言，在民主派眾多風雲人物當中，如果要指出一個最大程度上帶動了社運範式轉移的人，則非他莫屬；破與立之間，他演活了破的角色。

範式轉移最終步：立

然而，社運新範式的立，最後卻是分別由兩股年輕人完成的，而且都發生在2014年。

其一，佔領運動中，黃之鋒一句「衝！」，不僅衝垮了民主派多年來的「和理非非」紅線，也同時把已然相對激進的戴耀廷所主張的公民抗命規範突破了。這個「衝」字，在佔運後期發展成為本土派「勇武抗爭」、「抗爭無底線」的概念，成為了新的社運行動範式紅線。

其二，港大《學苑》發表《香港民族論》，認為香港人百多年來已經在所有重要的文化和價值方面蛻變成為異於中國人的一個新民族，擁有自決權，並由此導出香港必須獨立。此說不僅與原來社運領導一向自命的「忠誠愛國反對派」觀念南轅北轍，便是與陳雲提倡的「華夏遺民論」比較，也有本質上的差別。這個說法，老民主派難接受，在年輕人心中卻易生共鳴。

歷史上重要的範式轉移，特別是有關信仰或意識形態的，無一不是經過痛苦掙扎甚或醜惡的對抗、撕裂、碎片化和無窮盡的齟齬，方才完成。十四至十六世紀歐洲的宇宙觀交替──地心說讓位給日心說，便是典型例子，兩百年的爭議過程又長又醜惡，因為地心說是當時羅馬公教信仰的一部份，牽涉政治、利益。其間，大科學家伽利略更被羅馬宗教裁判所判犯異端罪終身軟禁，朋友絕交，本來友好的耶穌會科學家反目。

信仰範式變化特別難；發生在香港社運界的這次範式更新，亦可作如是觀。明白了這個，就像心理治療的效果一樣，讓涉事各方都可以漸漸舒懷。

碎片化尾聲：新二翼

2016立會選舉，泛民兩大黨席位總數未跌，但失票嚴重，而由此得益最多的是自決派，即眾志/列陣。蔡子強上周四的《明報》文章數據顯示，眾/列在其出選區的各階層得票比例全部都比公民黨或民主黨高。長遠而言，筆者估計眾/列會接收大部份泛民群眾。自決派倡自決，卻不談本身選項傾向，看似消極，其實有利於鬆動傳統泛民群眾的固有立場；眾/列強調自身不是獨派，自決對大中華泛民便更易入口。

本土陣營方面：熱普城大熱倒灶，本民前/青政後來居上，也是世代轉移。熱系一向以激進和論述清晰著稱，但這次選舉乍看似乎出現立場回軟、甚或前後矛盾（說香港建國非港獨，後來又說是真港獨），影響這次和今後新一代激進票的走向。中期（四年）而言，本/青進入議會，取得資源和發揮機會，在年輕人這個增長板塊更佔優勢，尤其如果主打香港優先，在議會裏贏了輸了都是贏。熱系單傳鄭松泰孤掌難鳴，策略應該是更多向本/青靠攏。

一旦出現眾志/列陣取代兩大泛民政黨、本民前/青政繼承熱普城的影響力，反對派的大換血、大洗牌就完成；議會裏的反對派由筆者說的SOB（自決or better）的兩翼領導，碎片化會告一段落。新世代兩翼之間的牙齒印不如上一世代深，元老級的劉慧卿、黃毓民等前輩不再在議會虎視眈眈，各派年輕議員若要以某種方式合作，禁忌會比以前少。上周三，泛民、眾/列、本/青聯手跟進橫洲爭議，便是好的開始。

自決與分離主義之間，沒有概念矛盾，因為自決包含所有可能的前途選項。這便是反對派兩股有生力量之間尚存的二元分歧的合攏點。一手帶着之鋒周遊列國、一手替天琦打魚蛋官司的神級泛民元老大狀李柱銘，對此必有更深刻體會。

當權派三分裂

反對派碎片化的鐘擺走到極致，有回盪的勢頭。當權派方面的情況卻剛剛相反，三大裂痕同時浮出水面；其中一條牽涉新界兩派地方勢力互相傾軋，因中聯辦玩大細超而暴露無遺，不必多說。其他兩條裂痕，一是老左派（土共）與「新愛國」之間的，一是唐、梁金權板塊之間的，都是舊恨新仇、舊痕新裂。由於老左派和唐板塊的共同敵人是梁派，所以二者有戰略協調的基礎。

梁特以新愛國的總代表上位，身邊食客的愛國歷史幾乎都比他短，嗓門卻比誰都高，姿勢比誰都積極；任人唯親招降納叛卻半個好位不給有份量的老左派（去年連僅有的一個曾德成也轟掉了）。老左派大多年事已高，這幾年再無機會掌權施展抱負的話，一輩子的命就是白革的了。因此，針對明年初的特首選舉，曾鈺成至今的反梁表現，可說是在共產黨的行為規範之下達到了「勇武」極限。

《成報》批梁：胸有成竹

至於唐、梁板塊之爭，2011年至今未曾停止過，但唐板塊處劣勢，調子很低，自由黨反梁言論也只能不慍不火。惟近日連番出現的《成報》頭版整版異常辛辣的反梁評論，火力之猛，前所未見，筆者估計是一些親近唐派人士絕地反擊的手筆，且甚有可能是得到某方面開綠燈之後的作為。

聯繫到長實地產在2012年開始的「梁氏不景氣」影響之下，近四年來零買地，卻於上周斥資近20億港元，以高於市場估計約三成的呎價投得一幅沙田住宅地，《成報》的那種胸有成竹的出擊姿態就很合邏輯。

梁政權的一個特點是涉黑嫌疑不絕；政治上固然如此，近日在橫洲事件上顯示在經濟民生方面亦然，比一般的當權派更顯得邪惡。這就給上述的各路無黑底對家以口實；這些對家無論在哪裏，都不是等閒之輩。說不定，特區的首位紅特，到頭來就是敗在那揮之不去的黑色糾結上。

當然，誠如唐派至今不死，所以便是梁特倒台，梁板塊也不會結業大吉。當權派的內部矛盾，如今只不過是新生事物頭一次集中地暴露在大家眼底，但比起十年二十年前的那種團結，也是一個海變！

看事物着眼大趨勢，避開一些無關宏旨卻足以影響情緒的明細，有時會讓人感到比較樂觀。筆者從來都是樂觀派，最近覺着的兩個趨勢──反對派大體上進入「輕度二元整合」的階段，當權派卻反而鬧內部矛盾而梁政權的「黑點」被其「自己友政敵」點擊，合起來是足夠讓人鬆弛一下幾年來繃緊的神經的。

郭梓祺 - 試觀此人——重讀李零《喪家狗》

一些經典   星期日生活   2016年9月18日 

【明報專訊】《論語》雖然年代古遠，中學課文〈論仁論君子〉又易塑造出一個開口就是格言的悶棍形象，但我覺得《論語》裏的時代質感，香港人其實不難明白，看似高深的用字也流進了日常用語中。梁振英治下的香港是「禮崩樂壞」；中聯辦肆無忌憚地插手香港事務是「僭越」。對當下失望，自然容易把過去想得比現實中還要美好，孔子就是終日想着恢復周文。但這世界畢竟是我們唯一的世界，孔子雖欣賞隱者，卻始終未忘改變現實，哪怕受盡失敗和冷嘲。

早前見人傳閱「南昌海昏侯墓尋獲《論語》失落篇」的新聞，才知道海昏侯墓的考古工作。能引起人興趣，我想一來因為那是《論語》，沒細讀過也知道重要。二來「失落篇」這稱呼好像帶揭秘色彩，或如在牀下底掃出最後一塊拼圖那樣滿足。三來可能因為如我一樣覺得考古學很有型，只是平時不易親近。三者加起來，使我想起李零。

李零與「三古」之學

李零精於考古、古文字、古文獻這「三古」學問，特點是在專著以外，還寫了幾本古籍入門書。手上的《喪家狗》是台灣版，封面富現代感，粉藍底，上下冊平排放，中間可拼出一隻樣子凄慘的大白狗——那就是孔子了，四處流浪，無家可歸。這封面設計，可概括我讀李零著作的印象：跳脫，有新意，能把古書說得淺白，卻不落入鄙俗媚俗，一意把古籍降格來取悅現代人，把道理說得像棉花糖。

海昏侯墓發現的是刻於竹簡的《論語》〈知道〉篇，屬《齊論》。《喪家狗》附錄〈《論語》是本什麼樣的書〉有簡單的背景介紹：《論語》在西漢有三個系統，於孔子故宅發現的《古論》用古文（戰國時代的魯國文字）抄寫，《魯論》和《齊論》則用今文（漢隸），後由張禹匯通，成為現在的《論語》。學者對《論語》成書和書中各篇曾有不少猜想，清代的崔述早就懷疑最後五篇的年代，後來如劉殿爵再加以發揮。全篇沒有「子曰」的〈鄉黨〉看來也奇怪，後人才有「論語二十篇唯鄉黨無子曰，周易六四卦獨乾坤有文言」那副絕對。李零則不單從文字入手，更重視載體，借其竹簡知識，引考證謂《論語》不同五經般抄在大簡上，而是寫在八寸短簡，屬「袖珍本」，再以出土「郭店楚簡」比較，認為《論語》就是從那類語叢中摘錄選編的。

被勸停止重印的入門書

《論語》歷代有那麼多注釋，入門書要詳備很容易。難在精審，作者的判斷須有根據。李零常於一章後比對兩三種解決，選出較合情理和人性的讀法，駁斥許多為孔子形象工程而說的空話。我們都知道孔子說過「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馬棚着火後也只問有否傷人而「不問馬」。但一般人很難想像，歷來學者曾就這兩句話花過多少筆墨，證明孔子其實也很重視女性和愛護動物。

李零講解《論語》時，不時倚仗其文字學根柢，偶爾也援引簡帛研究。如〈子路〉篇仲弓問孔子為政之道，孔子答的最後一項是「舉賢才」。仲弓追問，怎樣才知道誰是賢才呢？孔子答：「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一般解作：「選拔你所知道的，至於你不知道的賢才，別人難道還會埋沒他們嗎？」（楊伯峻譯）李零卻引上博楚簡來比對，推論末句「人其舍諸」是「人其舍之者」之誤，於是孔子的回答就不是反詰，而是並列的幾個直述句了，意思變成：「你應舉薦你熟悉的人，也應舉薦你不熟悉的人，以及被忽略的人。」李零把這形容為「兩千年的誤讀」，但我覺得今本的讀法問題不大，「其」據王引之說可訓「寧」，用於問句。心中只好並存二說。不過，若以香港時局引伸其義，則無論哪種解釋，梁振英都肯定做到了「舉賢才」，幾乎可宣告野無遺才：看看吳克儉局長就明白了，由他率領教育界，當然是「舉直錯諸枉」的典範。怎能不服？

李零對《論語》中的「仁」有精簡解釋：拿人當人，先拿自己當人，自愛，再推己及人，拿別人當人。他對孔子也如此，拿他當人，不因政治原因而尊之毁之：不是聖人，也不是要打倒要侮辱的「孔老二」。但因《喪家狗》十年前出版時正值孔子熱，一些人不知「喪家狗」一語的來源，一些人又奉孔子為神，故書出來時即引發過些無謂批評，香港孔教學院的陳傑思就曾撰文，建議李零「從一個學者的良知出發，停止此書的重印及再版」。

孔子的落泊與無奈

孔子「知其不可而為之」的精神偉大，但李零於序言已強調其孤獨感，舉世滔滔，始終不見知，不見用。最能展現這落泊和無奈的，往往是他受非難後的自辯自寬。

不在其位就難發揮所長，孔子等待機會，躍躍欲試。〈陽貨〉篇兩次寫到「子欲往」，但孔子要幫的都是據地叛亂的可疑人物。率性的子路兩次都不高興，覺得老師有違平日教誨。孔子只好以葫蘆自比，謂不能只掛起來，中看不中吃。李零說：「這兩次的孔子動心，引發人們對孔子完美形象的爭議，前人曲為辯解，護其偉大，很可笑。」的確如此，因其中一種解釋，是孔子不過想藉此試探學生。李零另一段則點出其時諸侯、大夫、陪臣微妙的三角關係，孔子須在大、中、小壞蛋間周旋，結論是：「在一個沒有好人的世界裏，我們總想挑一個壞蛋當好人。就像一個無路可走的人，會拿任何一條路當出路。孔子的苦惱在這裏。」

孔子被隱者嘲弄後的自寬也相近，多見於〈微子〉篇。李零對隱者的形容是「知其不可而不為之」，跟孔子剛剛相反。長沮、桀溺、接輿、荷蓧丈人等，每位三尖八角，角色、場景和對白設計都出色，有電影感。孔子終於離開了弟子的簇擁，要接觸一個更怪異也更真實的世界。幾位隱者彷彿把世事都看透了，輪流嘲諷孔子營營役役悽悽惶惶。孔子回答的語氣好像常常是「你估我想這樣，但……」。唯有繼續四處流浪，如同李零在〈自序〉的歸納：「不管他的想法對或錯，在他身上我看到了知識分子的宿命。任何懷抱理想，在現實世界找不到精神家園的人，都是喪家狗。」有時在街頭見人目光空洞，容易聯想到喪屍。想深一層，或許各有這種失落原鄉的隱衷，不是喪屍，是喪家。

《喪家狗》對《論語》的註解我不全都同意。例如〈先進〉「閔子侍坐」一章，分批形容了各弟子的特質後，先是一句「子樂」，下句是：「若由也不得其死然。」李零說「子樂」是孔子對子路的譏笑，見他愣頭愣腦，恐怕會死於非命。這有點牽強。審文理，「子樂」應是見門下學生有些莊重、有些隨和，各具才性，故安樂，然後方為子路擔心。附錄〈有助讀懂《論語》的古今參考書〉有益於後學，惜略有小疵：年輕時與劉寶楠起誓各治一經的是劉文淇，文中誤植「淇」為「祺」；文末提到外國人往往認為孔子平庸，李零說例如一張名為「Confucius at the Office」的插圖就這樣嘲笑他，抄在黑板上的格言，只是「路上可能有霧，開車要小心」那種老生常談。查原圖，是「The road may fork」，說的其實是路可能分岔。

匹夫不可奪志

我始終不肯定〈論仁論君子〉這類課文會否出於好意而害了孔子。從前被迫讀，只覺沉悶，且說得高，要是做不到，人就更易變得虛偽。或因此，我對《論語》中純粹「子曰」加「道理」的段落感覺始終不大。李零卻自言整部《論語》，最喜歡「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一章。他補充的一段話倒有意思：「人是非常脆弱的，常常不能左右環境，更無法跟命運較勁，無可奈可之下總是認敗認輸、屈服妥協，或承認現實，或逃避現實，求神問鬼，墮入空門。如果你在現實中感到無奈，又不想求神問鬼，怎麼辦？只有一條，就是收下這兩句話。它不是阿Q精神，也不是戰勝脆弱心理的方法，而是精神上的抵抗，即使沒有任何依賴和支援，也絕不向惡勢力低頭。」在這時空重讀此段，的確想起了有家歸不得的朱凱廸一家。請多保重。

文：郭梓祺

編輯：馮少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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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乙錚 - 立會風暴生海變 社運持續三十年

氣短集   香港蘋果日報   2016年9月14日

近日的一些港事，令筆者想起《風暴》，這齣人稱莎翁喜劇中的完美之作。劇中最後一幕《愛麗兒之歌》裏說的sea-change，減省掉連字號之後，早已成為現代英語慣用辭，與字面義接近的中文說法「海枯石爛、地老天荒」的永恒不變隱義相反，指的就是大變：

Full fathom five thy father lies;
Of his bones are coral made;
Those are pearls that were his eyes:
Nothing of him that doth fade
But doth suffer a sea-change
Into something rich and strange.

莎翁這幾行詩說的是，受海水沖擦、侵蝕，腐朽變作了神奇：老頭的骨頭，衍生出珊瑚；他那雙混濁老眼，幻化為明亮珍珠。十天之前的立會選舉結果，反對派變陣成功，六名新秀站到了最前列，成為反對派中的光榮的誓反派，中間跟着的是少壯泛民，後面壓陣的是「老激進」長毛。這真是一個豐富而奇異的海變！

不過，這只是新一屆立法會的一個面相。全面上，大家已經看出了，圖像是三分天下，楚河漢界，涇渭分明：一極是保皇派，一極是「老」泛民，一極是SOB（「自決or better」之謂也；贏了的，自嘲稱作狗崽子又如何？）

然而，圖像顯示不出的，卻是變化帶來的立會新任務。過去，由於《基本法》規定，議會要做的頭等大事就是政改。但這件工作，受到北人的阻撓與惡意破壞，已於兩年前畫上句號；今天誰要是再提「重啟政改」，不是行騙便是無知無聊；說嚴肅一點，就是拿佔運中倒下的年輕一代開玩笑。從今天起，立會的首要議題是2047。

要好好解釋為甚麼反對派得到這次的立會選舉結果，得用上生物學。

物種瀕危了，老的要犧牲，為的是留一條血脈；歷史故事趙氏孤兒裏，長者一個接一個自刎、自縊、撞階，無半點猶豫地捐出性命，後面就是這回血脈事。是次選舉，大量反對派老者票投年輕人，有人說是荷爾蒙誘惑，一點沒錯，因為冥冥中，這個物種感到了一種前所未有的危急。這是生物學。

又比如，非涼血動物受重創垂危的時候，手腳冰冷，肢血歸心，為的是要護着主要部位。於是，選舉到了後期，泛民棄保效應一發揮，小黨票盡失，成全了大黨。這也是生物學。大黨你選勝不能驕，要明白，是選民心中肺裏覺着的那種危難保住了你。

2047成首要議題

顯然，這不是甚麼「後生就大晒」，而是反對派這個物種的一個自然反應。前仆後繼三十年，老一輩泛民撼不動政權一根汗毛；如此再過三十年的話，整個香港連帶着裏面存在的所有美好的事與物，都會徹底消失，連「進入歷史」的資格也沒有，因為那歷史會由別的人替代書寫。

在那個爭取民主普選還有點希望的年代裏，「要在我有生之年投下民主選舉特首第一票」曾經是老一輩鬥士的自勵語。但是，在這次立會選舉裏，更多人明白到，要在自己有生之年幫助下一代找到他們的活路，方才最重要，而最好辦法，就是交出自己的信心一票，放手讓年輕人自己去尋找。

2047議題浮出，是年輕人在問路。他們提出的一些探索方向，有人認為不切實際，有人認為離經叛道，更有人說，年輕人三分鐘熱度，「話唔定過幾年就煙消雲散」。後者的確說中了年輕人的通病，但2047議題足以長期支撐香港此後的社運，因為這個議題有明顯而不能剔除的「特殊世代結構」，和古今中外的一切社會運動不一樣，夠讓SOB熱足三十年。

熱度：三分鐘還是三十年？

學生和年輕人牽涉社運，不外兩個原因：理想主義、切身利益。以這個基準觀照幾個大家都熟悉的主要由年輕人參與的社運，可悟出有趣結論。

‧中國1919年的五四運動：5月1日開始，6月即終結，後匯入新文化運動。年輕人參與這運動，原動力是愛國主義，關乎道義，沒有甚麼切身利益可圖。

‧中國1966年的文革紅衞兵運動：68年完結，持續一年多。運動由一個老人發起，年輕人很快看破那外加的「理想主義」，切身利益則一點都沒有，有的卻是其後上山下鄉的噩夢。

‧法國1968年的五月運動：幾乎全由左翼理想主義驅動，不到兩個月便完結。

‧美國1967年的反越戰運動：持續三年，運動的和平主義訴求包含道義動機，而年輕人不想被送到前線卻是莫大切身利益。尼克遜宣佈要把越戰結束之後，此運動便很快完結。

‧中國1989年的天安門民主運動：持續兩個月，動機完全是理想主義；遭鎮壓後，一些參與人轉身成為「新威權主義者」，從政權取得實利。

‧歐美以至世界各地的佔領運動：2011年興起，零星出現，大體上都是理想主義驅動的，一般持續一個月左右。

上列各次以年輕人為骨幹的社運，其中最長的一次，就是美國的反越戰運動，特點是既包含理想主義，對年輕人也有強烈的切身利益。但是，一旦戰爭要停止，運動便結束；在運動中成為眾矢之的的「軍工綜合體」（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沒人反對了，繼續存在，故運動的理想主義部份可說是失敗的。其他不含或少含切身利益原動力的社運，更不能持久。

史上最長久社運，注意！

但是，目下香港的命運自決運動，起因是2047前途議題。這個主題，既包含爭取自由民主、保持香港原有的法治、廉政等現實價值，因此產生理想主義原動力，但又與年輕人之欲避免失身於極權統治息息相關，因此也包含強烈的切身利益動機。

更甚者，這個2047議題，今後30年之內也不會消失，而此期間，一批又一批的年輕人將進入中學、大學，達至投票年齡，而他們稍微年長之後，又會有更年輕的一批接踵上場；如此源源不絕，面對的卻是同一個2047，所不同的只會是，越接近那大限，問題越逼切，產生的運動能量便越大，而運動的形態，更必然越發激烈。此便是這運動含有的「特殊世代結構」。

前述史上各次社運，都發生在人口增長旺盛、年輕人比例偏高或最高的年代。但香港目下這個2047前途自決運動，反而發生在年輕人比例跌至最低之時。其所以一定能夠延續，靠的就是那不會自然消失的「特殊世代結構」；再加上強烈的理想主義和切身利益，三個基本因素合共一起，所帶動的，將會是世界史上最持久的以年輕人為主的社運！

然而，這個運動發展下去，卻會有更廣泛的支持者；這是因為，大約二十年之後，今天的年輕人陸續進入中壯年，植根各行業各階層，但他們面對的2047因素卻「打唔甩」。一個有年輕人的衝勁、更有中壯年人的成熟和資源方面幫助的運動，你怕不會越來越強大麼？時間站在誰的那邊，大家現在應該清楚了。

政權如何擊潰這個運動

自決運動的目的，在解決香港前途問題。激化這個問題的，是一國兩制十多年來在日漸受更多干擾的同時，梁政府高調推動的港深同城化、港陸融合。既然如此，運動要達到的目的，便是中港永久而深刻的區隔，基調因而充滿分離主義。但是，如果政府要化解以至完全擊潰這個運動，其實也有辦法；上面既分析了產生、延續和壯大這個運動的三個因素，政府只需順藤摸瓜就可以了：

辦法一：取消2047大限。這個不太難，把《基本法》永續，或者容許港獨、歸台、歸英，等等，都可以，即只要實現「中港永久而深刻的區隔」便行。

辦法二：同時取消運動的理想主義和切身利益兩個因素。這個更容易，滿足香港人的自由民主訴求，因素便自動消失。

辦法三：用糖衣炮彈對付社運新世代。這個最容易，政權用點小聰明花點小錢便做到。其實，讓那些受夠街頭抗爭之苦的社運新領導進入議會，享受幾年「尊貴的議員」的身份，感受一下膨脹了的自視重要性，就可達到目的。

對社運而言，最後一個辦法很危險，因此筆者也不能不特別對一眾年輕人作一提點。當選的SOB從第一天開始就要知道不能戀棧，尊貴的議員只能做一屆，最多兩屆，就必須退下，由其他同道替上。不客氣地說：大家看看一些「老社運」今天的光景就明白。

佛教提醒出家人說：「浮屠不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恩愛，精之至也。」這個教誨背後所包含的人性軟弱，也是「海枯石爛、地老天荒」般永恒的呀！

黃任匡 - 公務員的身段

2016年9月14日

【明報文章】不知道什麼時候開始，香港的公務員稱為「GS」。

本港公共醫療政策規定，好些昂貴的醫療項目，如俗稱「通波仔」的冠心血管成形術，需由病人自費（如病情危急則另當別論）。因此，除非病人經濟狀况欠佳跌入安全網，得到社署資助，否則病人需要考慮自己的財政能力，再決定是否接受該項治療。但如果病人是公務員，則通常可獲政府全數資助，他們自然就不必有財政顧慮了。於是，醫院裏面會不時出現這樣的對話：

「姑娘，我是GS。」

「喔。醫生，原來他是GS，不用煩惱錢的問題了。」

我是個執拗的人。每次聽見這樣的對話，我就渾身不舒服。作為全港最大的僱主，香港政府為其公務員團隊提供優厚的醫療福利，本屬無可厚非；令我渾身不舒服的，卻是那兩個刺耳的英文字母。

「GS」，是「government servant」的縮寫。不知道什麼時候，香港的公務員開始自稱為「GS」，而同樣地我們也習慣這樣稱呼他們了。各位看官認為沒什麼問題嗎？筆者倒還記得那些年頭，小學老師教我公務員的英譯應是「civil servant」，從沒有聽過什麼「government servant」的。時至今日，公務員事務局依然沿用英治時期的英譯——Civil Service Bureau。

這不是咬文嚼字，而是本質上的分野。「servant」可譯作僕人、侍奉者。「civil servant」是服務公民的侍者，即是公僕；「government servant」自然就是服侍政府的奴僕，就是衙差了。

公僕和衙差

一般民主社會而言，這不算是很大的差別。然而香港的政治現實當中，政府並非民主產生，而且還是個明顯地與香港人價值觀相悖的極權政府。社會大眾的利益與當權者的意向，出現愈來愈多的矛盾。公務員往往需要在「服從命令」和「社會公義」之間作出取捨。管治班子和問責官員的質素低落已經是公認的事實，如果連基層公務員都抱着「服侍政權」而非「服務公民」的心態工作，無疑是非常危險的。

早前裁定本土民主前線梁天琦參選資格無效的新界東選舉主任何麗嫦，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到底她是在「服侍政權」還是「服務公民」，香港人都看在眼裏了。最近，眼前又有另一個例子：候任立法會議員因為向「官商鄉黑」宣戰，而受到死亡威脅。同為候任議員的何君堯，居然認為這是他自取其咎，「公開自己掌握套丁資料，是將自己暴露在危險之中」。鄉紳梁福元甚至公開表示「黑都唔緊要，係合作」。於是朱凱廸至今仍然每日居無定所、朝不保夕。作為公務員，執法部門的抉擇來了。

港人不需王朝馬漢 而是三俠五義

在這沒有包青天的年頭，香港人需要的不是唯命是從的王朝馬漢，而是明辨是非、仗義執言的三俠五義。這一次，警方究竟會一洗頹風盡快破案，將發出死亡恐嚇的兇徒及其幕後的操盤勢力繩之於法，挽回作為「公僕」的聲譽？還是會繼續做門面工夫，然後放任鄉黑勢力目無法紀、橫行香港？我們且拭目以待。

「公僕」乃是崇高神聖的身分，「衙差」卻只是讓人頤指氣使的走狗。各位公務員，慎之。

作者是杏林覺醒發言人

馬傑偉 - 生命自覺

2016年9月14日 

【明報文章】幾天前參加了一個名為「生命自覺」的工作坊。這類活動參加過不少，不是太顯淺就是太玄妙，但今次很容易就能應用於生活，而且有明顯的效果。城市生活充滿七情六欲，情緒波動常有，但要令生活得有效率，感情被擱置一旁，但喜怒哀樂仍壓在心裏，在你不知不覺中又浮現出來。

這套提高自覺的方法，由心理學家Eugene Gendlin創立，他多年前從臨牀輔導的原始對話資料，分析歸納出引致身心改變的步驟，他進一步發展Focusing（港譯生命自覺）之說，在1978年出版專書，自此普及於世。我在兩年前讀過，但還是止於頭腦知識。今次參加工作坊，起初也是半信半疑。導師Peter經驗豐富，整個講解過程十分重視現場體驗。重點在於停一停，感受一下自己身體的反應。這本是老生常談，但很少人實實在在的靜下來，安心去留意自己身體各部分的百般感受。

練習期間有一句magic sentence，當你感到心口翳悶，焦慮之情漸漸浮現，你可以跟自己說﹕「我留意到自己有一部分感到焦慮……」練習之後，我這兩天當我有焦慮、不安、喜悅，就試試應用這一句。平常我經常忽略感覺，不想干擾正常生活。但我試試馬上停一停，感受當刻的身體反應。例如眼前的一個學生，說話往往藏着尖刺，我自以為大方，其實也被刺痛。承認情緒，並心裏敘述：「我留意到我裏面有一個部分覺得不安不悅……」此刻自然就給自己心理空間，肯定深藏的情緒，不否認、不壓抑，同時也較能控制情緒，反而提高了自覺，知道這種不安感來自於我跟這個學生的過去，情緒的互動並非空穴來風。餘下的，就是轉變的可能。我可以化解不安，與學生建立新的聯繫。當然，我也可以選擇原諒並疏遠。有興趣的讀者，可以搜一搜「生命自覺」網站。試一試，停一停，想一想，提高對自己的認識。

沈舟 - 習近平居心何在？

香港蘋果日報   2016年9月13日

習近平喜歡談「心」。今年7月中共建黨95周年之際，他侃侃而談「不忘初心，繼續前進」，所謂初心，指的是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理想云云。人們質疑的是，這個初心，導致了六十年代3,000萬人餓死，催生了文化大革命全民互相批鬥殘殺的歷史性悲劇，難道還要讓它禍延下去？

在剛剛結束的G20峯會上，習近平又引經據典，告誡各國政要：「以金相交，金耗則忘；以利相交，利盡則散；以權相交，權失則棄；以情相交，情斷則傷；唯以心相交，方能成其久遠。」沒有利益的互惠，沒有權利的交換（普選即是權利交換），沒有情感的溝通，人際乃至國際交往，何以能久遠？如此以心相交，讓人想到的不是真心，而是空心。習近平說完夢又說心，虛無縹緲的語言偽術背後，透露出政權合法性的言說匱乏。

適逢今年9月9日毛澤東逝世40周年，中國官媒對此集體沉默，各地毛粉的紀念活動亦被當局嚴加控制。習近平當天回北京母校看望師生，對毛澤東的祭日漠然置之。面對所謂一代偉人，昔日中國的大救星，今天中共的護身圖騰，習近平欲敬不得，欲罷不能，居心何在？

毛澤東是有理想的追求者，之所以獲得不少人擁戴，是因為他的平民思想，按傳統的政治劃分，堪稱世界的紅色左翼之王。其悲劇色彩或者說狂妄之處，是他以平民的名義，推行無產階級專政，力圖壓迫甚至消滅其他階級。在他看來，左翼和右翼，不是彼此的合作、競爭關係，而是你死我活的鬥爭關係。五顏六色的世界，被單一的紅色籠罩，殘酷的極權體制由此而生。

毛澤東有堅強的心，心不堅強，何以成為惡魔？而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即是鍛造這顆惡魔之心的意識形態熔爐，又是推行對外閉關鎖國、對內殘酷鎮壓的統治工具。相比之下，此時此刻習近平的心，卻難以堅強起來，因為改革開放以來的多元思想和市場經濟，已經瓦解了昔日的意識形態。鄧小平的不爭論策略，兵不血刃地廢除了毛氏意識形態的武功。

沒有了意識形態的支撐，政權的合法性從何談起？8,000萬黨員，沒有誰還在將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視為精神動力，13億國人沒有誰還視中共為無產階級的先鋒隊組織。一黨專制之下，政治權力與市場資本卿卿我我，無所顧忌，哪一個腐敗分子不是共產黨員？

這是空心政權，舊的意識形態無以為繼，新的價值觀又被看作是境外勢力，有被顛覆的風險。心無所託，卻並非沒有力量，中共仍然可以是肌肉強壯，靠集權掠奪市場經濟的紅利，靠封鎖互聯網、抓捕維權人士來維繫政權的穩定。毛澤東祭日給中共帶來的兩難處境，與其問習近平居心何在，不如說這個政權已無心可居，無價值可守。

沈舟
時事評論員

趙崇基 - 第三世界選舉

2016年9月11日 

【明報文章】回歸之後，香港究竟如何墮落，一次選舉，一目了然。

那些逐家逐戶種票，將懵懂老人植入掌心雷，公然暗地用金錢或好處利誘選民，這些現象，無論傳媒揭發多少，香港人無動於衷、政府視若無睹。

如是者，這些人愈加放肆。有建制派議員妻子幫老人手寫掌心雷，議員丈夫反問記者：有何問題？有人包庇，當然沒有問題。不然，那個護老中心女人，被記者揭發向院友派發投票指示兼找人假扮親人陪同投票時，如何可以反唇相稽：「係呀，我犯法呀，出去告我吖！」這些人，連犯法都不怕，自然心有所恃。

只要站對立場，就有恃無恐。建制傳媒不斷挖掘泛民候選人「醜聞」，不需證據，報了再算。報錯了，大不了在一角草草道歉。大台新聞，對建制有利的播，不利的乾脆不播。跟選舉確認書一樣，篩了再說。

種票、賄選、篩選、抹黑、隱瞞，少不了恐嚇。有建制派議員哭着棄選，訴說如何被有力人士威脅退選。建制派如是，更何况反對派。八萬多市民授權的代議士，選後有家歸不得，這樣的選舉，夠骯髒醜陋嗎？

不夠，還未算影印身分證可以投票，有市民被投票，有選票被剔票，有票站多了三百票，有泛民票倉由兩站變一站，市民被迫通宵投票，還有邊點票邊投票等鬧劇……身為法官的選管會主席說，幾百萬選民，多一張兩張，以至幾百張，港島三十幾萬人投票，五六千票，影響不了結果，言下之意，算不了什麼。

只要建制派能贏，區區一場選舉，學學第三世界國家，又算得上什麼？

趙崇基 - 「無視」新聞

2016年9月7日

【明報文章】九月二日，泛民有五名候選人棄選。無綫電視晚間新聞，從外遊警示到寨卡病毒到三星Note7到G20到美國經濟到反水貨官司到外傭官司到台灣外交到成龍攞獎到科技新知到體育新聞，對棄選一事，隻字不提。

這樣一段新聞，接近選舉日前夕發生，無論從選民、建制派、民主派以至政府角度，都算得上有爆炸性。一家號稱香港人電視台、標榜事事關心的新聞部，竟然可以無視，其主事者以至編輯，用的是什麼標準？

在新聞系畢業、有幸在這大台工作的新聞人，可否代市民問問你們的主管，他們在處理這段新聞時，用的是什麼新聞學準則？正值選舉風起雲湧，何以置一段香港選舉史上首次出現的集體棄選新聞於不顧？或者替觀眾問問，何謂市民知情權？

這些新聞部決策者，做了幾十年新聞，當然知道何謂市民知情權，也明白何謂新聞操守。他們決定不報，可能就是希望市民不知，或者知道的人，愈少愈好。

居心也不難測度。最好無人知，好讓泛民支持者，票照投棄選者，浪費選票，建制得益，他們就任務即達。反正，只用六點半新聞來送飯兼了解他們厭惡的政治的香港人，不在少數。

我們不會要求傳媒沒有立場，尤其在今日嚴重分化的香港，傳媒皆立場先行，我們也不會天真地以為有中立的傳媒，不過，即使不幫我們揭露真相，也不要隱藏事實吧？

無綫電視新聞部專業準則與道德守則第一條：「電視廣播有限公司新聞及資訊部（無綫新聞）所有員工的主要職能，是將重要及應該關注的事件，透過公正、準確和全面的態度向公眾報道。此主要職能凌駕一切其他職能。」

derekee@gmail.com

陳文敏 - 南海仲裁案

2016年9月7日

【明報文章】今年七月，位於海牙的常設仲裁庭就菲律賓提出關於南海的爭議作出裁決，根據《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裁定中國在南海提出的「九段線」並沒有法律依據，黃岩島一帶的爭議海域屬於菲律賓的經濟專屬區，以及中國在相關海域的一些活動為侵犯菲律賓的主權。中國隨即作出強硬回應，不承認也不接受仲裁結果，並同時在相關海域作大規模的軍事演習。這次事件，顯示中國在國際事務上仍欠缺成熟和進退失據。

根據《公約》，仲裁庭有權在爭議一方缺席的情况下作出仲裁，判詞亦顯示，仲裁庭有充分考慮中方的立場。在一般情况下，仲裁庭的成員由爭議雙方各自挑選，中國從一開始便表明不參與仲裁，但這便放棄了挑選仲裁庭成員的權利，成員遂由日籍的庭長決定。中國作出此決定的理據似乎有三點，第一，中國不熟悉國際法，這是難以成立的。國內有不少國際法的專家，海外亦不乏專家可供聘用。第二，中國認為菲律賓此舉為一鬧劇，亦對仲裁庭沒有信心。然而，中國是《公約》締約國之一，菲律賓是按《公約》提出仲裁，沒信心可以是因為中國沒必勝的把握，這多少反映中國缺乏司法獨立的結果 。

第三，中國質疑仲裁庭的司法管轄權，這一點絕對有爭議的空間。根據《公約》，仲裁庭無權對主權問題作出裁定，但中國不參與便失去陳述這論點的機會。中國恐怕出席聆訊便等同同意參與仲裁，但她其實可表明只參與管轄權的初階爭議，保留不參與的權利，國際法上不乏這種先例。

仲裁庭指出，《公約》對海洋區域的權利作出全面分配，並沒保留歷史性權利。其次，經濟專屬區需在相關島嶼二百海里內，但南沙群島皆屬岩礁而非能維持穩定的人類社群的島嶼。雖然這兩點均可商榷，但中國事後只是重申其歷史性權利，沒針對這兩點作出反駁。

相反，中國的反應是訴諸武力，誠然，菲律賓並沒能力執行仲裁判決，但中國的反應只令國際社會看到中國漠視國際法強權霸道的一面，在國際聲譽方面是全盤潰敗。若中國決心成為文明大國，在國際舞台贏取信任，恐怕還有很多要學習的地方。

吳靄儀 - 上議院的老爺們

2016年9月5日 

【明報文章】此稿寫於投票日之前，民主動力民調公布之後。壯士斷臂，智勇可嘉。但已可見，來日大難，願天佑我城！

這裏說一個讀案例有感的小故事。話說英倫的叛國罪由幾條古代法例制定，最主要而仍生效者為1351及1848的Treason Act。古老法例與現代法例文體不同，但拆解下來，1848法例之下，「圖謀（compass）剝奪英王的王位」，即屬叛國。照說，以發行刊物「圖謀」廢除王位，亦在叛國罪範圍內，因為1848法例並無指明採取武力或暴力手段是犯罪元素。

英國《衛報》决定以身試法，於是向律政司預告，將發表一系列鼓吹英國廢除君主制度、改立共和國的文章，問他這是否會觸犯刑法、律政司會否檢控。律政司不置可否。2000年12月，《衛報》果然發表該輯文章，然後再邀請律政司公開表態不會起訴。律政司既不起訴亦不允表態。《衛報》老總Rusbridger 先生與主筆Toynbee女士於是入禀法庭，要求法庭宣告律政司違法不表態，並宣告將1848叛國法解釋及制定發表廢君主制文章為刑事罪行，是違反人權法例。原訟法庭不受理，認為事無訴因，純屬理論。《衛報》上訴，改為只要求法庭宣告，為答合人權法例，有關之1848條文須解讀為不適用於發表鼓吹共和國政制的文章。上訴庭判其上訴得直。律政司不服，上訴上議院法庭。

2003年6月26日，上議院頒下裁决，律政司上訴得直，《衛報》敗訴，但毋須支付對方訟費，理由是同意上訴庭認為事涉公眾利益，應予准許提出覆核，但同時拒絕將申請發還原訟法庭審理，因為1848法例，在當下民主社會，顯然不能理解為以刑法制自由討論政治制度，一字咁淺，不應浪費法庭時間！各大老爺妙語如珠，但經典一段如下：Freedom of political speech is a core value of our legal system. Without it the rule of law cannot be maintained. Whatever may have been the position before the Human Rights Act 1998 came into operation, it is difficult to think of any rational argument justifying the criminalisation of the conduct of citizens who wish to argue for a different form of government.

上議院的老爺們，當然是英女王冊封的。有這樣的傳媒，有這樣的律政司、這樣的律師和大律師，有這樣的法庭，我們才會有信心我們的人權和自由真正的保障。

郭梓祺：守書待兔——訪「國風堂」馮錦源

2016年9月4日 

【明報專訊】因不敵昂貴租金，開業十三年，專賣文史書籍和語言教材的「國風堂」將於十月關門了，尚未知能否找到新舖繼續經營。書店在旺角西洋菜南街63號三樓，二樓專賣韓國化妝品，鬧哄哄；再上一層樓，又靜悄悄。店分兩邊，一邊專放語言學習書籍，其包羅萬有，老闆馮錦源笑言是冠絕全港，德法日韓等不用說，連阿拉伯文突厥文西夏文教材都有發售。

但書店的靈魂，似乎還在文史那邊，有大部頭經史典籍，也有治學入門書，愛新覺羅毓鋆的著作，則特別放在當眼處。馮錦源在台大歷史系讀書時，曾另往毓鋆課堂上課。毓鋆是清室舊王孫，曾為溥儀宮中伴讀，後來一度於滿州國任職，四八年後往台灣私人講學。蔣勳為張輝誠的《毓老真精神》作序，言簡意深：「或許當時我們如此年輕，未經世事，還是很難懂得老師從政治失敗下來在一個小島上重新看待古人經典的心事吧。他常說的話是：『煤球都不會買，做什麼聖賢。』對於當時陶醉在文學哲學幻想裏的我應該是一警醒吧，我卻冥頑不能領悟。」

馮錦源應知此中真意。他說近幾年「國風堂」蝕錢是常態，故他邊賣書，邊在書店替學生補習，和另做保險經紀以作幫補。不妨聽聽他如何在香港看待古人經典。

■馮：馮錦源

■郭：郭梓祺

「國風堂」由來

郭：「國風堂」名字是你起的？

馮：是。可從開書店的淵源說起。我是讀文史出身的，預科時，老師帶我去過些旺角的二樓書店。後來因在投注站做兼職，走路上班會經過廣華街，發現有間廣華書店。

郭：聽過，但沒去過。

馮：不是你的年代了。那書店如雜貨舖一樣亂，一走進去，嘩。那時我才剛開始讀書，很多東西不懂，慢慢便跟葉老闆請教，他學問好，開始熟絡，後來甚至可先拿書回家，出糧才付帳，大一大二的書就在那時看了，而且也生了開書局的興趣，因常常見他坐在藤椅上，不用做似的，哈哈。

郭：那時候廣華的生意還可以？

馮：他也有其他業務，如幫一些機構訂報紙，我有時也幫他寄東西，他有時說「阿馮，幫我過對面郵局寄了那好不好」，我當然要說好。他那時常講笑，說將書店讓給我做，但我大學還未讀，哪裏有錢，但想開書局的源頭就從他而來了。

郭：他知你最終開了書店嗎？

馮：他很早走了。我在台灣讀到大四那年，他就癌病過身了。大學畢業後回港，我先在中學教書，後來因殺校等等又沒位，想來想去，自己那麼喜愛書，便跟幾個朋友開了「國風堂」。回到你的問題。那時文星還在，專賣文史哲書，我們想將範圍擴大些，也賣攝影和旅遊書等，總之想將國內的好書引入香港，又想到《詩經》的十五國風，便決定用「國風」。後面當然要加「堂」，夠響，「國風書局」就不好聽。

語文與歷史的關係

郭：專賣語文書有什麼原因嗎？

馮：我們讀歷史的，本來就着重外語，台灣中央研究院也有個「歷史語言研究所」，因很多時都需接觸其他地方的材料，如果你懂那種文字，就不用靠翻譯。

郭：你識得哪種外語？

馮：日文。因那時讀文史哲，日本人的著作很重要。後來也學過點德文，但都忘了，現在只會想辦法如何交租。

郭：哈哈。

馮：文人的悲哀。

郭：似乎是用語文書這邊，養起文史那邊，對嗎？文史書應很難賣。

馮：以前還好些。像我們這些有一定年紀的，要買的都已買了，况且好東西也出得不多。新一代不是無人感興趣，但畢竟人數少。有些家庭可能也不許可，那麼辛苦考入大學，讀歷史系？不是嘛，當然推他去讀其他科。所以我只是當興趣，捱到幾時便幾時。

說起外語，我以前在香港有位老師叫黄貴興，兩年前走了。他是越南華僑，懂梵文、巴利文、藏文、阿拉伯文、法文，和一些死語言如古希臘語、古希伯來語，厲害的是他並非學院出身，都靠自學，簡直是天才，如果他在學院，應及得上饒宗頤和季羨林。我跟他學了一會梵文，但後來工作太忙又放棄了。他原先在中環「春秋雜誌社」開班，後來在這裏也教了一段時間。

郭：你是怎識得他的？

馮：我夠膽說，論外語教材，這裏肯定是全港最齊，因我們很用心找書，連西夏文也有，自然會吸引同行，有些聊得來的，慢慢便成朋友，那時便這樣認識了黄貴興老師。他不為研究歷史，純粹對語言有興趣，平日還要在大公司上班，真不明白何來那麼多時間，有他一半功力就好了。

郭：有人訪問過他嗎？

馮：沒有。真是可惜。

等待有緣人

郭：現在文史書那邊情况又如何？你怎樣選書？

馮：都是等待有緣人。有些書我常入貨，因每隔一陣，就會遇到一兩個年青人對文史有興趣，我便介紹些入門書，免他們走彎路。而且讀歷史也不止是讀歷史，需要有些常識，如目錄學和文獻學，首先須知道中國學術的大勢，清楚究竟有些什麼書。我通常會介紹張舜徽的《中國史籍校讀法》，或錢穆的《中國史學名著》。然後便看他自己的興趣，有心機看的話，我就推薦呂思勉那本。

郭：《中國通史》？

馮：對，真是好書。我年青時儲了呂思勉許多作品，很敗家，但慢慢都擺在書店放出去了，以前家中有過萬本書。陳垣和嚴耕望講治學心得那些，我也喜歡。後來就看陳寅恪，起初覺得很深，慢慢又開始儲他的書。

這兩三年賣書的確艱難。網購影響很大，因淘寶的「A貨」便宜，很多人不介意是否盜印。現在我便靠幫學生補習和另外做保險支持下去，書店不用蝕已很高興，也別要想人工。即是說，我們都是義工，只為有個地方，因為如果不開書局，又會覺得家裏實在有太多書，我太喜歡書了。

郭：都是熟客較多？

馮：對。有位熟客真好，私下捐了我二千元，很難得啊。有些人知道經營艱難，上來就特別多買兩本書，真是人間有情，使我知道做這行業還有意義。有時見一些年青人上來問問題，解答他時我會很開心，心想，真好了，又多一個喜歡文史，而且可幫他們走少點冤枉路，正如我那時得到廣華葉老闆指點，否則怎知應看什麼書？我讀中學時看到博益的袋裝書，有一本是《史記》，心想原來《史記》就是這麼小。哈哈，哪知有一百三十卷？

有時是客人上來，問我在看什麼書，見應該是好書，便叫我訂那幾本回來，再上來拿。

郭：哪你最近在看什麼？

馮：都是很舊的書，如蔣伯潛講經學那些。

郭：我見《毓老講論語》不時提及蔣伯潛。

馮：因他教《四書》時是用蔣伯潛那注本。

上毓鋆的課

郭：那不如轉去談談你受學於毓鋆的經歷。

馮：應該是九○年，台灣有位歷史系同學告訴我的，只不斷說厲害。去台灣前我也沒聽過毓鋆，那時代香港應沒幾人知道他。

郭：上課前，他要先看看你，談幾句，才決定收不收嗎？

馮：已過了那階段，報名就收，在一幢私人樓的地下室上課，最記得沒有獨立枱，都是一排排。毓老出來，大家起立，鞠躬，那時他差不多八十歲，我一看，果然有大師風範，穿得很傳統，鬍子全白，卻很精神。我心裏想，三四十人的班房，阿伯你不需要咪嗎？然後他一開口就是純正的普通話，很大聲，容易聽，講《論語》「學而時習之」，說很多人亂解，之後用了三四晚，都只在說那章，尤其強調《論語》是要來用的。

郭：他那個「用」也有趣。記得蔣勳寫毓鋆希望他從政，他結果去了讀藝術，毓鋆知道就失望說：「玩物喪志」。不過讀《毓老講論語》，則覺得那個「用」不太清楚，好像沒有說下去。

馮：我覺得他有時說得很玄。怎麼說呢，我想他希望提示人不要單把《四書》當成學問，而真是關乎修身和做人原則。所以他也反對「國故」這稱呼，「故」的都死了，也就沒意義，還讀來做什麼？學問是要活的。但那時上了幾課之後，問題就來了：這麼有料的老人家，為何名不見經傳？當時受大學訓練影響，總以為猛人都出名。

郭：他那時有否用愛新覺羅做姓氏？

馮：我知他姓愛新覺羅，但他課上很少講自己背景，通常只會駡駡蔣介石，或批評一下當時台灣的情况。到這幾年，看到些學兄寫毓老的傳記，才知道那時他要低調，當然也因政治原因。九○年兩岸還未完全開放，好像到九五年毓老才回到東北找故居，卻發現已遭改建，變了一個政府部門。他之後便在遼寧成立了一個滿族研究院。聞說清華也曾想請他回去辦國學研究院，但他年紀太大，沒成事。

學而時習之

郭：上課有什麼經歷印象較深？

馮：記得有次他駡一些同學懶，然後牽扯到一些政治人物身上，最後太嬲，便說，今日沒心情，提早放學。哈哈。但也因為他，才知道「家學」這回事，那是皇家學問，他跟溥儀一起讀書，老師是陳寶琛和王國維等人，他的課開了我眼界，如他強調《論語》篇章的編排不可能是隨意的，以「學而時習之」開始也有原因。關於自己身世，好像只有一次聽過他講當年如何逃命，但他實在少提，何况他與偽滿州國有關連。

郭：我見龔鵬程懷疑他有意把經歷說得迷離些，說他有狡獪之嫌。

馮：可能是事都過去了，不願多提，也不方便提吧。

郭：讀《毓老講論語》，注解我不覺得特別好，倒記得他引伸開去的一些話，如他說溥心畬如何糊塗，或溥儀晚年常到故宮靜坐，賣票的開玩笑說：「皇上，買個票吧。」

馮：他不同時期講學的重點也有不同。《毓老講論語》較晚，《子曰論語》則早些，很像我上課時的筆記，講得也比較仔細。

郭：我想不少人跟我一樣，因為「國風堂」而知道毓鋆。

馮：對。我有個客人從來只讀英文書，我介紹他看毓老著作，之後他竟開始對經學感興趣。

這時代最需要什麼？不就是修養。活得久了，覺得孔子的話真有道理，但亂解就沒意思。第一句就是「學了東西得閒要回去溫習」，哪個小朋友會覺得有意思？首先，孔子講「學」必定是講學做人，不是讀書的學問，所以魯哀公問孔子哪個學生最好學，他答顏回。

郭：因為「不遷怒，不貳過」。

馮：就是，而不是因為他科科一百分。然後那「習」字，「鳥數飛也」，雀仔學飛，即要練習，要實踐。老師教你「助人為快樂之本」，適當時你真能實踐去幫人，心裏覺得高興，便是「悅」。最簡單是這樣解，至少不會錯。

文史的未來

郭：在香港讀歷史，開這樣的書店，有什麼感覺？覺得孤獨嗎？

馮：會的。對於學歷史我是這樣想，現行初中還有中史，但沒有學生喜歡讀，因為太死板，還在記人名、年份和事件。為何不可調轉，以人物為主？如說唐太宗，可否假設你是李世民，在那環境你會如何處理？你會否跟兄弟爭，抑或當時無法不爭？既不想負弒兄之名，又要自保，應該怎樣做呢？這樣，學生便會從待人處世開始去想，而且發現需要有其他知識，再看同學的答案，便可知道他性格大概如何。甚至可抽一段《新唐書》原文給他看，同時學點文言文。每朝代選一兩人就可以了，至少他會容易記得。

郭：不就是《史記》。荊軻多深刻。

馮：對了。你問我在香港開書店感覺如何，當然會覺得辛苦，會掙扎，你估我是伯夷叔齊，「求仁得仁，又何怨乎」那樣？司馬遷不也問相同的問題？但始終想有個地方以書會友，捱不下去就沒話說，「君子有所為，有所不為」。但反過來，「道不同，不相為謀」。哈哈。現在的歷史教育，很難培養出人的歷史意識，多數只是懷一懷舊，茶餘飯後說一說。

開書店的確不容易。以前圖書行業還蓬勃時，你開書局不識書也不要緊，有錢就可以。情况是這樣的，出版社是上游，批發商是中游，書店是下游。以前書店可跟批發談好條件，總之有新書就給我，書店老闆不看書也可以。但現在因市道差，退書太多，物流費用大，批發便不會自己發新書給你，你要自己靠眼光去買，並且要有專長。網購興盛後，批發也收縮了，未來應該只有上游和下游。我相信書店還會存在，因人還是喜歡實體書，先拿上手翻翻，看看目錄，有些人便來我書店翻書，然後再回家上網訂。

另外我也有一個想法。我覺得文史哲將來可能會變成有錢人的學問，尤其在香港這樣的地方。除非你家很有錢，否則很難容許你讀文史學系。

郭：但真有那麼重要嗎？學科跟社會地位有關，文史這些，識了好像也不特別威。

馮：就只是興趣。我認識一位年青人，對文史有興趣，但家境不太好，結果只好去讀法律系。他很掙扎，我只好笑着安慰他說，或者可研究法律史。另一方面，則是因為文史書其實愈出愈少，古籍出版社也少了許多家，有些書根本買不到，所以書也不斷升值。你現在要買一部陳垣的《勵耘書屋叢刻》，孔夫子網就過千元。

不過話說回來，能開書店實在快樂，可跟志同道合的人聊天，「這本好，你有沒有？」「那本你有呀，難得啊。」就是這樣，生活也不能只有S和兩直，你以為在經營人生，實則可能在糟蹋人生。

文：郭梓祺

圖：鍾林枝

編輯：蔡曉彤

sundayworkshop@mingpao.com

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

馮錦源（圖﹕鍾林枝） 

「國風堂」馮錦源（圖﹕鍾林枝） 

奉元學舍出版的《毓老講論語》（圖﹕鍾林枝） 

馮錦源到書櫃挑了這三本書，認為都值得看，分別是柴德賡《史籍舉要》，余嘉錫《目錄學發微》及陳智超編注的《陳垣史源學雜文》。（圖﹕鍾林枝） 

書店新返的這套陳登原《國史舊聞》，馮錦源相當推許。（圖﹕鍾林枝） 

馮錦源在書店與學生補習的房間，白板上以「病」字為例，講解文字本義與引伸義的關係。（圖﹕鍾林枝）

鄭培凱 - 量小非君子

世紀．文字江湖   2016年9月4日

【明報文章】民間有一句俗話，「量小非君子，無毒不丈夫。」說得非常狠辣，充滿了「食其肉，寢其皮」的怨恨，好像心目中浮現的對頭，千刀萬剮還不足以解恨。到底是為什麼造成如此深仇大恨，我們不清楚，是對頭殺了他摯愛的父母妻兒，非要置之於死地？還是對頭設下過什麼圈套，引他墜入陷阱，導致傾家蕩產，家破人亡？然而，這一句俗話雖然暗藏血淋淋的心機與殺手，卻相當通行，時常聽人說起，因此，也不禁令人懷疑，世上哪來這麼多不共戴天的血海深仇？或許也只是發發狠，逞口頭的一時之快，把小怨說得天來大。從那怨毒的口氣看來，對手的本領不小，正面對陣打不過人家，只能口頭上說得怨毒，以解心頭之恨，算是毒咒型的阿Q精神，得到一點精神勝利。

仔細觀察這句俗話，可以發現語句的重點，是後一句「無毒不丈夫」，是怨毒情緒的發泄，而前一句「量小非君子」是用對仗句法起興的引子，也就是《詩經》裏的「比」與「興」的修辭法。既然是比興修辭，原意就與整句話的怨毒情緒無關，而是一句眾所周知、理所當然的成語，表達大家視為天經地義的觀念。由於是廣為接受的觀念，就在此移花接木，借來加強後一句的力道，同時也扭曲了原本的概念，跟着「無毒不丈夫」一起發泄怨毒了。不過，「量小非君子」這概念的原意，則是君子寬宏大量，與另一句俗語「宰相肚裏好撐船」是一個意思。

如果才幹不足

由此我們可以推衍出，在民間通俗的潛意識中，折射了社會文化的深層積澱，認為君子是有社會地位的人，而且寬宏大量，不但能夠容納各種不同意見，還能容忍毒丈夫從暗地射來的毒箭。這種通行的社會認識，與儒家長期以來提倡的「君子」觀類似，可見儒學道德倫理的觀念深入人心，世世代代耳濡目染，連詛咒對頭的時候，選用的修辭框架，也若合符節。《論語》記孔子說：「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都是拿君子與小人的品行來對比，以顯示君子的人生意義與追求，與小人是背道而馳的，關鍵就是，君子寬宏大量，能夠容人，而且為他人着想，希望人人都好，沒有嫉妒之心，也沒有暴戾之氣。

《荀子．不苟》篇分析君子的特性，是這麼說的：「君子寬而不僈，廉而不劌，辯而不爭，察而不激，寡立而不勝，堅強而不暴，柔從而不流，恭敬謹慎而容，夫是之謂至文。」譯成白話文就是，君子寬宏而不怠慢，廉潔而不苛刻傷人，辯明事理而不與人爭論，明察是非而不採取激烈手段，卓然不群而不強壓別人，堅強而不粗暴，溫順而不隨波逐流，恭敬謹慎又能容人，可以說是最有文化修養的了。在同篇中，荀子也對君子小人之分，做了明確的剖析與對比，說君子與小人的最大差別，不是才能，不是本領有多大，而是對人的態度寬厚不寬厚，能不能為人着想，能不能推己及人。他特別指出，君子有才能當然好，沒有才能也是個好人，小人則不同，有沒有才能都不好，因為他有才無才都做壞，不會為別人着想。君子有才能，就待人以誠，寬宏大量，為社會做好事；沒有什麼才幹，就恭恭謹謹，謙虛工作，也是做好事。小人不然，若是有才能，就盛氣凌人，欺壓弱小，甚至做出傷天害理的事；沒有才幹的話，就滿心嫉恨，造謠生事，傾軋破壞，以滿足自己的陰暗心理。

歷代解經學者，從何晏、皇侃以來，就對君子與小人之分，有過詳細的討論。朱熹在《四書集註》裏綜合了各家的說法，重新提出一個界定的標準，說得很清楚。他說，君子與小人的差別，不在具體的事功，關鍵在於一個是公心，一個是私欲。從今天的思想角度，來看民間俗話「量小非君子」，其實強調的是氣量，是寬容大度，也是民主社會最需要的多元容忍精神。

作者簡介：學者、詩人 近著《品味的記憶》等

林道群 - 體面的香港公民

香港蘋果日報   2016年9月4日

英國打油詩人W.S. Gilbert似乎認為，一個人政治上的傾向是與生俱來的，「我常覺得這件事很滑稽，/老天為何總是這樣設計；/讓來到世上的男男女女，/不是傾向於自由主義，/就是傾向於保守主義！」若不是與生俱來，否則打死你也不明白，在香港，時至今日有人還會把票投給所謂的建制派。

當然是經過雨傘運動的洗禮，今年我非常留意每一個候選人，所屬選區的，還有我無票可投選區的。我知道，政治選舉是一種表演，是一種講演，候選人都戲劇化了。但就算只是為表演而表演，你得說服我呀。看着這兩個月來建制派的醜陋，你能被說服嗎？你信任他們嗎？你能令他們改邪歸正懸崖勒馬回頭是岸嗎？你非常清楚，一旦他們當選，只會變得更加醜陋。

普選通貨膨脹，選票貶值，以致這些所謂的建制派竟也可能擾亂視聽蠱惑人心。本來是一字咁淺的道理，我們要的是監察政府、制衡權力的立法會議員，你卻自我獻媚定位建制，保駕護航附和特首叫囂，攻擊泛民攻擊司法獨立，圍攻學生，慫恿操控新聞出版言論自由惡行。

法國大儒盧梭說一個人如果不參與制定自己必須遵守的法律，他就不可能享有自由。而今是，參與自由民主政治，就意味着參加或支持某一政黨，也就是在種種重大政治問題上選定自己的立場。雖然香港有投票史以來，我從來沒投給所謂的建制派一票，但是在此還是要昭告天下昭告幽微，為何一票都不能投給香港的建制派。

現在香港的所謂建制派其實是背叛香港的偽建制派，陳冠中說，「作為最有權有勢的香港既得利益中流砥柱、最有資格代表香港的建制一派，竟然不盡自己的本份，不站在香港本土的主場，不捍衛香港共同體的主體利益，不去堅定的遵守《中英聯合聲明》承諾及《基本法》規範的一國兩制、港人民主治港、高度自治，背棄了中立特首、中立政府的特區建制設定。」

今天是選舉日，雖然百般不是，雖然這三年來我們受到的屈辱也真夠多了，此刻要做的，讓手中的選票使我們重拾尊嚴，成為一個體面的公民。

吳靄儀 - 撐議會：撐開2047前途討論空間

2016年8月31日

【明報文章】立法會是我們的議會，香港人有權在自己的議會，公開和無懼地辯論一切最直接影響我們整個社會的幸福和方向的問題，包括香港2047年後的前途問題。

一直以來，建制派在議會的主要角色，是阻止任何重大問題在立法會得到真正的辯論。今次選舉，關心香港的選民，首要目標就是要以選票結束建制派在議會壟斷議程的霸權。唯有這樣，我們才能奪回屬於香港市民的辯論空間。這是選民的責任，不單止是候選人或當選為議員的人的責任。這個星期日，每個香港選民都有責任投下保障香港、保障自己的自由的一票。

選舉主任以梁天琦涉嫌倡議港獨為理由而取消他的參選資格，即時掀起了鋪天蓋地的熱烈爭議。對港獨的取態、對政府禁制港獨的手段的回應，一下子成了選舉的焦點。這是當權者聲東擊西之計，不惜把公務員中立地位捲入漩渦。

社會不能不面對如何走下去的問題

其實，港獨理所當然需在來屆的議會中得到辯論，因為在否決8．31政改方案之後、在雨傘運動清場之後，社會已不能不面對「香港應如何走下去」的問題，在一浪又一浪的大陸化之下，不能不檢討一國兩制實施以來的得失，不能不回應新世代要尋找2047年之後香港前途應如何解決的響亮聲音。在這個框架內，作為2047年前途議程上的一個項目，港獨有權得到討論。與此同時，港獨亦絕不能獨佔討論空間。

有什麼說得通的理由禁止討論港獨？政府恫之以法，說港獨「違反《基本法》」。我從來未聽過市民的行為能「違反基本法」，即使反對所有基本法條文，也不能構成「違反基本法」罪名。2014年6月，60萬憤怒市民參加公投，梁振英恐嚇說公投「違法」。有市民即時反駁：我違反了哪一條法律？你且來拘捕我吧！梁特首無詞以對。即使當年保安局長窮兇極惡硬銷23條立法，也未敢說倡議、支持台獨、藏獨的言論可以入罪。有1000個理由反對香港獨立，也不構成一個禁制討論港獨的理由。不討論，如何能判斷是否言之成理？其實，不經理性批判而認定港獨是對是錯，同樣是非理性的。反對，不是不許討論的理由；不許討論，理由只有一個，就是說也說不得，光是討論，也會造成即時的重大危險，說穿了就是會惹怒北京。如果我們接受這個理由，香港還有任何權利和自由嗎？接受這個理由，不就是等於承認一國兩制已名存實亡嗎？如果一國兩制名存實亡，不是更需要討論香港如何走下去嗎？

「香港人」的身分認同，是不可逃避的現實。在可預見的未來，中國政治文化與價值都無法容納「香港人」身分所代表的文化價值，也是不能逃避的現實。如何處理這個現實，是不可逃避的問題。除非中央當局決意走上暴力鎮壓的不歸路，否則這個問題仍需透過理性探討和辯論去解答。

不可不論港獨 也不可只談港獨

是以，不可以不討論港獨，也不可以只談港獨，以獨立為2047年後香港前途的唯一出路。未經批判思考就視「獨立」為唯一途徑不符理性要求，而不考慮香港人的意向更令發起港獨運動基礎薄弱。認真以開放態度討論2047年後的香港前途，理所當然須包容多元化的想像和選擇，包括在現階段看似不可能的路向。基本法本身是一個時代的產物，在那個時空有其必要甚至可取之處；但在下一個世代，香港、台灣、西藏以至全中國，未必沒有更合乎人民的需要及願望更好的制度與安排。

今年年初，我看到《學苑》2015年度最終回的《香港青年時代宣言》，深為感動。公平開放的讀者，都能感到當中的誠懇與堅持、激情與理性，特別是義無反顧地對自己的一代及香港未來所作的承擔。《宣言》的分析和描述是詳盡而真摰的，對將來的香港各方面應有什麼政策目標，盡力提出了具體建議及支持這些建議的理由。漠視這份有分量的宣言，是糟蹋香港最可貴年輕一代思潮與理想。

《宣言》歸結於〈我們的2047〉。他們說：「二次前途問題，將由我們這一代人，正式帶入香港人的視野。」他們說：「《中英聯合聲明》中50年不變的承諾在2047年屆滿。香港的命運再次成為未知數，究竟是獨立成國，維持現狀，還是成為中國城市，現時社會鮮有觸及。2047年說來遙遠，然而香港人早在70年代末已開始討論九七的問題，觀乎現時香港赤化之快之急，我們現在已需要着手準備二次前途問題。」他們說：「我們有突破界限的勇氣。我們的香港有無限可能……」

This is the voice of the future. Ignore it at your peril.

也許，新世代不知道30年前，我們選擇了香港；30年前，我們決定留下來在一國兩制之下，為香港在法律之下的自由奮鬥。因為這是大多數香港人的意願，因為這最實際可行。當時，就是像我這樣的人，投身議會，爭取一個行政機關必須向之負責的民選立法機關。

也許我的一代錯了，也許我們應浴血街頭、點綴歷史；但歷史只許我們立足現在、面向未來。只要今日的議會仍在、只要民主選舉仍在，我們在朝在野每一個人，都須撐起一個有制衡力量的議會，在議會內撐開最大的空間，讓全香港討論任何真誠提出的2047年前途的意見與期望。

陳文敏 - 原居民權益

2016年8月31日 

【明報文章】近日一些立法會候選人不斷重申丁屋權利已獲終審法院在「陳華案」中確認，這明顯是言過其實。

「陳華案」涉及的問題是非原居民可有資格參選新界村代表的選舉。終審法院指出，村代表選舉涉及鄉村居民的整體福祉，現時這些鄉村居民大部分皆非原居民，而且村代表是晉身鄉議局從而進入立法會的途徑，故將村代表候選人限於原居民屬對參與公共事務的權利的限制；若沒合理理由，該限制便違反《人權法案》的保障。

鄉事委員會提出，這限制是為保障新界原居民的傳統權益，而鄉議局亦是保障新界原居民權益的組織，故認為該等限制為合理。這兩點均為法院所駁回。第一，法院指出，原居民的傳統權益必須為可追溯至1898年，村代表選舉制度在日治時期引入，故選舉村代表並不屬於原居民的傳統權益。法院並舉例說，在丁屋政策下原居民的一些土地權益才屬傳統權益。這句籠統的說話在法律上稱為「判詞以外的評語」（obiter dicta），一般對法院並無約束力，因為這宗案件並不涉及丁屋政策，雙方亦未就丁屋政策是否屬傳統權益提出理據。其後原訟法院亦曾兩次指出，終審法院這句評語並非定論。

於是，丁屋政策是否屬原居民的傳統權益，還得視乎有關權益能否追溯至1898年。支持這說法的主要論據是按大清的法律，原居民有權在其擁有的土地上興建物業，不受任何限制，但這權利為英政府所奪去，故丁屋是給予原居民的賠償。按此論據，賠償只應給予在1898年已擁有土地的原居民及其後代，而非所有原居民皆有權獲丁屋賠償。若他們的祖先當年沒有土地，自然沒有權益可遺留後代。大清律例亦沒規定政府得向沒有土地的居民提供土地。現時的丁屋政策，部分包含在1950年代引入的私人條約批地，當時的批地政策主要為改善鄉村的衛生環境，與傳統權益並無關係，亦不能追溯至1898年。要改變這部分的政策，並不涉及《基本法》對原居民的保障。

此外，法院還指出，鄉議局的設立是為代表所有新界居民而非單是原居民的利益，但多年來鄉議局已淪為原居民的喉舌，現在是否該重新檢視鄉議局的職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