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大樂 - 「金融海嘯」需人文反思

2008年11月17日

社會學研究一向並不認為資本主義市場本身能夠自我調節，自行解決它內在的種種問題：市場失效本身就是市場機制內部存在的問題，而不是個人或企業的人為錯誤的結果，也並非只是偶發事件。市場可以出現——而且不止是在短期——獎勵機會主義的情況。

索羅斯(George Soros)從他在金融市場裏的實戰經驗中總結出一點：關於道德方面的考慮，根本不會出現在計算和制訂投資策略的過程之中。在投資過程中，重要的是如何跟其他基金或投資產品比較，看哪項能取得更高的回報。要爭取更多客戶對投資產品產生興趣，便必須想辦法令回報更為可觀。在這個你追我逐的過程之中，並不會在競爭中衍生自我約束，反之是會向制度的漏洞裏鑽，尋找還未定義為不可以的空間與機會。

Durkheim強調所有契約都包括了設定契約之前的元素。他的意思是無論契約的條文如何精密，它始終不可能滴水不漏，將一切漏洞堵塞。契約關係如何運作，要視乎在契約以外的社會關係和道德規範。Bell認為現代資本主義社會存在文化的矛盾：資本主義社會底下文化中約束個人的元素均來自前資本主義時期，而它們正不斷受到市場中交易和消費活動所衍生的價值與期望所衝擊。資本主義社會並沒有——也不一定能夠——產生可以支持這個制度長期運作下去的道德規範。直接的說，資本主義社會需要市場機制以外的文化規範來幫助它保持某程度上的(雖然並不穩定和不變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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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100年之前的警告，依然生效。關於資本主義制度本身存在自毀傾向——具體表現為爆發經濟大衰退、粗暴的殖民主義、殘酷的世界戰爭——這個問題，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爭論不休的大議題。那時候，資本主義社會(更準確的說是它的代言人)還多多少少有一份自覺，既自覺制度內部存在矛盾，並可能會因此而產生種種問題，同時也明白社會主義可能是一種挑戰，足以動搖制度本身的認受性。不過，隨著由俄國革命所牽頭的共產主義運動逐步失去它的意識形態魅力(封閉的政治及文化環境，再加上威權政治制度，是最有力的反宣傳)，並且作為一種社會經濟制度到了1989年基本上已告崩潰之後，資本主義便奉為無可再超越的制度，出現所謂「歷史終結」之說。正當社會上下不同界別的人均以為資本主義已「全面勝利」，主觀上樂觀地(也可能是幼稚的)認為未來就只是現有基礎的繼續擴張之際，全球經濟受到「金融海嘯」的衝擊。

「金融海嘯」忠告乃事後「真知灼見」

社會學研究一向並不認為資本主義市場本身能夠自我調節，自行解決它內在的種種問題：市場失效本身就是市場機制內部存在的問題，而不是個人或企業的人為錯誤的結果，也並非只是偶發事件。或者應該這樣說，在社會學家眼中，既然資本主義經濟每隔一個時期便會發生崩盤式的經濟危機，那麼這些問題便應該包括在分析之內，而不是托詞是偶然事故、人為錯誤、不正常偏差、疏於監管等等，迴避問題。社會學的分析並不認為，只要市場機制是處於理想的狀態，不受社會環境因素影響，便能夠自我調節，保持在大致上平衡的狀態。索羅斯(George Soros)從他在金融市場裏的實戰經驗中總結出一點：在實際投資的過程中，不會衡量經濟決定所帶來的後果；關於道德方面的考慮，根本不會出現在計算和制訂投資策略的過程之中。在投資過程中，重要的是如何跟其他基金或投資產品比較，看哪項能取得更高的回報。而對回報的期望，是相對的；這也就是說，所謂合理的回報水平，取決於其他市場投資者的表現。要爭取更多客戶對投資產品產生興趣，便必須想辦法令回報更為可觀。在這個你追我逐的過程之中，並不會在競爭中衍生自我約束，反之是會向制度的漏洞裏鑽，尋找還未定義為不可以的空間與機會。

對於上述分析，我曾聽過這樣的回應：笨蛋！當市場交易是重複交換的時候，本來不講道德的市場亦會衍生出自我約束的秩序；當考慮到長遠利益(例如建立品牌，爭取信任)的時候，短視的機會主義行為便會受到約制。這種回應未有考慮的問題是，(一)市場可以出現——而且不止是在短期——獎勵機會主義的情況；(二)市場競爭會將參與者的行為推向兩極。在出現崩盤之前，市場並未有發出叫人收手的信號。現在，於發生「金融海嘯」後所提出的忠告，基本上都是事後的「真知灼見」，而不是事前的預警。將問題歸咎於個人的貪婪(並視此為人性，因此只可盡量減少發生的機會，別無他法)，更是差勁的解釋。

社會學分析的出發點，是現實中的市場均嵌入在社會制度環境之內，而它的運作必然地包含社會性。Durkheim強調所有契約都包括了設定契約之前的元素。他的意思是無論契約的條文如何精密，它始終不可能滴水不漏，將一切漏洞堵塞。契約關係如何運作，要視乎在契約以外的社會關係和道德規範。Weber寫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這個題目時，雖然並非直接處理這個問題，但他的分析卻包含了這個意思：資本主義社會的運作是建立在前資本主義的道德與價值的基礎之上。Bell進一步發揮了這個論點，認為現代資本主義社會存在文化的矛盾；資本主義社會底下文化中約束個人的元素均來自前資本主義時期，而它們正不斷受到市場中交易和消費活動所衍生的價值與期望所衝擊。資本主義社會並沒有——也不一定能夠——產生可以支持這個制度長期運作下去的道德規範。直接的說，資本主義社會需要市場機制以外的文化規範來幫助它保持某程度上的(雖然並不穩定和不變的)平衡。

「百年一遇」危機比沒發生好

雖然這樣說像是講風涼話，但出現了這樣「百年一遇」(真的是百年才一遇嗎？)的經濟危機，可能還是比沒有發生的好。它提醒我們在過去20多年裏奉市場為衡量一切事物的唯一標準是何等危險。今天大眾所指摘為投機取巧的人物，昔日曾吹捧為金融奇才、wiz kids、大學生的模範。今日大眾視為不務正業、經理「虛業」的所為，曾幾何時理解為可以創富的財技。現在人人破口大罵為不擇手段的所作所為，曾經是不可多得的創造力和冒險精神的表現。而在爆發「金融海嘯」之前，社會上上下下各界都想盡快趕上這些快速擴張的經濟機會，在此以外的均貶為次要。大學教育、青年領袖培養等等，無不以當時金融市場的方向、標準、要求為參考，丟下舊有的人文價值，緊貼市場需要，栽培wiz kids。在過去的一段日子裏，資本主義社會對市場放下了戒心，而且還恐怕未能全面釋放它的能量，盡量以它為標準，除去規範價值所造成的阻力，具體表現為金融信貸和財務槓桿的無限擴張，而結果就是一次大崩盤。

對於當前的「金融海嘯」，我們需要人文的反思。

作者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