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寒 - 給李彥宏先生的一封信 (& 為了食油，聲討百度)

韓寒 - 給李彥宏先生的一封信

2011年3月26日

您好，李彥宏先生。

上周我和出版社的朋友沈浩波先生去山東的紙廠銷毀已經印刷完畢的一百多萬册《獨唱團》第二期，三百多噸的紙和工業垃圾一起進了化漿爐。幾百萬的損失對您來說可能是個小數目，但是對一個出版公司來說幾乎等於一年白幹了，那還得是國內數得上數的大出版公司。這個行業就是這麼可憐的，一個一百多人的企業一年的利潤還不如在上海炒一套公寓，而且分分鐘要背上「黑心書商」的罵名。但是沈浩波一直很高興，因為他說和百度的談判終於有眉目了，百度答應派人來商量百度文庫的事情，李承鵬，慕容雪村，路金波，彭浩翔，都是文化行業裏數一數二的暢銷書作家，導演和出版商，大家都很激動，準備了好幾個晚上各種資料。

於是昨天開始談判了，您派來幾個高傲的中層，始終不承認百度文庫有任何的侵權行為。你們不認為那包含了幾乎全中國所有最新最舊圖書的279萬份文檔是侵權，而是網民自己上傳給大家共享的。你這裏只是一個平台。我覺得其實我們不用討論平台不平台，侵權不侵權這個問題了，您其實什麼都心知肚明。您在美國有那麼長時間的生活經歷，現在您的妻子和女兒也都在美國，您一定知道如果百度開了一個叫百度美國的搜索引擎，然後把全美國所有的作家的書和所有音樂人的音樂都放在百度美國上面免費共享會是什麼樣的一個結果。您不會這麼做，您也不會和美國人去談什麼這只是一個平台，和我沒關係，都是網民自己幹的，互聯網的精神是共享。因為您知道這事兒只有在現在的中國才能成立。而且您也知道誰能欺負，誰不能欺負，您看，您就沒有做一個百度影劇院，讓大家共享共享最新的電影電視劇。

您也許不太瞭解出版行業，我可以簡單的給您介紹一下。1999年，十二年前，我的書賣18元一本，2011年，賣25元一本，很多讀者還都嫌貴。您知道這十二年間，紙張，人工，物流都漲了多少倍，但出版商一直不敢提太多價，因為怕被罵，文化人臉皮都薄。一本25元的書，一般作者的版稅是百分之8，可以賺2塊錢，其中還要交三毛錢左右的稅，也就是可以賺一塊七。一本書如果賣兩萬本，已經算是暢銷，一個作家兩年能寫一本，一本可以賺三萬四，一年賺一萬七，如果他光寫書，他得不吃不喝寫一百年才够在大城市的城郊買套像樣的兩居室。假設一本書賣10元，裏面的構成是這樣的，作家賺1元，印刷成本2元多，出版社賺1元多，書店賺5元。有點名氣的作家出去簽售做宣傳，住的都是三星的酒店，來回能坐上飛機已經算不錯了。出行標準一定還不如你們的低級別員工。最近幾年我已經不出席任何宣傳簽售活動了，但是在2004年前，我至少做過幾十場各個城市的宣傳活動，而在那個時候，我已經是行業裏的暢銷書作家，我從沒住到過一次300以上的酒店，有的時候和出版社陪同的幾個人得在機場等好幾個小時，因為打折的那班飛機得傍晚起飛，而多住半天酒店得加錢。這個行業就是這麼窘迫的。這個行業裏最頂尖的企業家，年收入就幾百萬。出版業和互聯網業，本是兩個級別相當的行業，你們是用幾百億身價和私人飛機豪華游艇來算企業家身價的，我們這個行業裏的企業家們，我幾乎沒見過一個出行坐頭等艙的。我們倒不是眼紅你們有錢，我們只是覺得，你們都那麼富有了，為何還要一分錢都不肯花從我們這個行業裏強行獲得免費的知識版權。音樂人還可以靠商演賺錢，而你讓作家和出版行業如何生存。也許你說，傳統出版會始終消亡，但那不代表出版行業就該如此的不體面。而且文藝作品和出版行業是不會消亡的，只是換了一個介質，一開始它們被畫在牆上，後來刻在竹子上，現在有書，未來也許有別的科技，但版權是永遠存在的。我寫這些並不是代表這個行業向你們哭窮，但這的確中國唯一一個擁有很多的資源與生活息息相關卻沒有什麼財富可言的行業。尤其在盜版和侵權的傷害之下。我們也不是要求你們把百度文庫關了，我們只是希望百度文庫可以主動對版權進行保護，等未來數字閱讀成熟以後，說不定百度文庫還能成為中國作家生活保障的來源，而不是現在這樣，成為行業公敵眾矢之的。因為沒有永遠的敵人，也沒有永遠的利益。我在2006年還和磨鐵圖書的沈浩波先生打過筆仗，為了現代詩互相罵的不可開交，而現在卻是朋友和合作夥伴。百度文庫完全可以成為造福作家的基地，而不是埋葬作家的墓地。

在我們這個行業裏，我算是生活得好的。李彥宏先生，也許我們一樣，雖不畏懼，但並不喜歡這些是非恩怨，我喜歡曬曬太陽玩泥巴，你喜歡曬曬太陽種種花。無論你怎麼共享我的知識版權，至少咱倆還能一起曬曬太陽，畢竟我賽車還能養活自己和家庭，但對於大部分作家來說，他們理應靠著傳統的出版和數字出版過著體面的生活。也許他們未必能够有自己的院子曬太陽。您的產品會把他們趕回陰暗的小屋裏為了生活不停的寫，而您頭上的太陽也並不會因此大一些。中國那麼多的寫作者被迫為百度無償的提供了無數的知識版權和流量，他們不光沒有來找過百度麻煩或者要求百度分點紅，甚至還要承受百度擁躉們的侮辱以及百度員工談判時的蔑視。您現在是中國排名第一的企業家，作為企業家的表率，您必須對百度文庫給出版行業帶來的傷害有所表態。倘若百度文庫始終不肯退一步，那我可以多走幾步，也許在不遠的某天，在您北京的辦公室裏往樓下望去，您可以看見我。

祝您的女兒為她的父親感到驕傲

韓寒

2011年3月26日

韓寒 - 為了食油，聲討百度

2011年3月25日

昨天，我的幾個作為行業代表的朋友們和百度的談判破裂了。在最早的時候，沈浩波，路金波以及侯小強都在各種不同的時間場合和我說過百度對整個出版行業造成的傷害。我說，告百度啊。他們說，都告過了，沒一個告的贏。百度很有錢很有門路，據說很多法院他們都能搞的定。百度的公關又很強大，據說很多媒體他們也都搞的定。我當時就感嘆，莫非李彥宏他爸才是李剛。於是就有了315的作家維權。在昨天談判的時候，我就覺得文著協應該出面，因為上次文著協和谷歌談判，結果談著談著人家就退出中國了，收效顯著。

依稀記得上次的谷歌事件，谷歌掃描了中國作家的圖書，每本先支付幾十美元，然後顯示了目錄和內容摘要，如果要閱讀全文，就付費下載，谷歌圖書館再和中國作家分賬。結果大家忽略了百度文庫從來都是所有作家所有圖書免費閱讀下載，而對保護版權的谷歌進行了圍攻，理由是掃描前你得問我願意不願意。現在想來，大家應該很慚愧。谷歌和百度還是有區別的，谷歌要臉，所以大家都想沖上去撕破它的臉皮，百度不要臉，大家一看沒臉可撕，就四散了。

百度宣稱，互聯網的精神就是免費和共享，對於這點，我很不這麼覺得。我認為，互聯網的精神是自由和傳播，並不是免費和共享。如果互聯網的精神是免費，那為什麼在百度上登廣告搞搜索排名就要花錢？如果互聯網的精神是共享，那為什麼咱們大家都共享了，而李彥宏卻變成了中國首富，為何你的財富以及百度的資產不和網民們共享呢？百度這家大商場，經營模式就是裏面的商品是免費的，於是成了中國最大的商場，因為人流多，所以在牆上糊廣告賺錢。這個模式沒有任何的問題，但我希望這家商場記住，你向廠家進貨還是要花錢的。百度又想出了「共享」，共享應該是我把我家裏的東西端出來，你把你家裏的東西端出來，然後放一起大家各取所需，但問題是，現在你和我都是把別人家的東西端出來，然後共享掉。這就是百度所謂的免費和共享。

百度趕上了一個正確的年代，因為只有在這個年代裏，你可以肆意的對作家音樂家影視工作者侵權，當然，最關鍵的是百度趕上了一個正確的國家，只有在這個國家裏，你對幾乎全文化行業侵權了以後還能受到庇護。

當然，百度有很多的支持者，我非常理解他們，有的時候你覺得買書麻煩，有的時候你覺得看書花錢，所以你就去百度文庫。就好比我也看盜版碟，也在百度的MP3裏下載音樂一樣。但是我很清楚，自己的行為是錯的，雖然錯不大，但是一定不能為我自己的錯去尋找正當性，更不能去反過來去侮辱那些為自己版權維權的人。我看到不少人留言這麼說，你們是想賺錢想瘋了吧，互聯網就是要共享的，你們這點水平能叫作家麼，你們寫的那些東西能叫文學麼，支持百度。

朋友們，我深知作家的困境。大部分作家兩三年才寫一本書，一本書就賺一兩萬。這些寫作者們可能才年薪一萬塊啊朋友們，月薪八百啊朋友，沒有社保啊朋友，還得交稅啊朋友，比你更慘啊朋友，除了幾個頂級暢銷書作家，中國作家絕大部分都收入微薄，很多網絡作家更是一天要寫一萬字，靠著千字兩分錢的下載收入維生，這年頭誰他媽還在論分來賣東西啊朋友，你看五千字的新鮮連載只要一毛錢啊朋友，一毛錢，你給叫花子都拿不出手啊朋友，可你免費看掉也就算了，怎麼還能指責他們呢朋友。而那頭可是六百多億人民幣身家的主兒啊朋友。請大家給中國的出版行業和作家們留一條生路。在你們為了石油的道路上，請放過我們的食油。

陳雲 - 香港終有「維穩辦」

am730 轉角專欄 2011年3月29日

英國為香港帶來廉政公署，中共為香港帶來維穩辦公室。警務處長曾偉雄在本月25日在北京拜訪國務院港澳辦主任王光亞，介紹本港治安。問及警方會否改變現行處理示威的手法，他說去年有32名警務人員因處理示威行動受傷，認為港人引以為傲的和平示威活動早已久違。曾說，警方行動科於去年成立專責小組，主動聯絡喜用「野貓式突襲」的示威者，及早理解情況，作出相應部署。

香港人應該感謝曾偉雄，不是他一再提醒，我們還在夢中，不知道香港的維穩工作去年就開展了。而且，範圍也不限於警察的行動科或刑事情報科，地政總署的封屋服務、香港鐵路公司的收地招呼服務、市區重建局的收樓招呼服務，以至各類地產公司的收樓收地服務，都是香港的維穩工作。然而，始終欠缺一個維穩辦公室，一位維穩辦的主任，令零星片段不能夠連貫起來，組成波瀾壯闊的畫面。

曾偉雄成立示威者聯絡辦公室，以後久不久就有示威者「被人請去飲茶」，與廉署的請人飲咖啡，相映成趣。成為香港被中共收回之前與之後的一個對照。歷史將記上曾偉雄的「豐功偉績」。本月6日的反財政預算案示威之中，香港警察拘捕了113名香港本地平民，破了1967年工人暴動以來的拘捕紀錄。捉示威者勤力過捉賊，以後，香港警務處就可以叫「維穩辦公室」，曾偉雄就叫「維穩辦主任」。

香港人人忙於營生，有人仗義示威，自有其政治及民生之迫切性。香港的示威者仗義急公，冒著愚民的指責，為香港的生存空間和民生困境謀出路，很多是犧牲休息時間、謀生時間來從事抗爭的，市民可以不參與，但總不能站在政府一邊，摧折正氣，指責示威者搞搞震，擾亂秩序的。

不要以為自己有樓安居，便大安旨意，收樓的維穩辦，隨時上門找你。由於立法會被《基本法》矮化，又遭受功能組別騎劫，不示威就得不到社會正義，甚至連財政司決定派錢，每人六千大元落袋，都是示威者前赴後繼，努力爭取回來的。市民領取六千元之後，要感激示威者為我們出頭，不要「食碗面、反碗底」。人民革命，形勢大好；維穩事業，方興未艾。政治事情，終須政治解決，這是香港警察無法處理的事。設立維穩辦，是養一大批飲茶灌酒的聯絡官而已。

中共肩負龐大軍費，也可撥出多過軍費的維穩經費。曾偉雄一言驚醒，原來香港還有第七大經濟支柱——維穩。港府遲遲不願意增加公共開支，改善經濟民生，說不定是高瞻遠矚，預先為香港的維穩事業撥備經費哩。

文化評論人，德國哥廷根大學民俗學博士，《中文解毒》系列作者。

孔捷生 - 死也不要做中國鬼

香港蘋果日報 2011年3月24日

大陸盲人歌手周雲蓬的《不要做中國人的孩子》，從克拉瑪依大火唱到黑窯童工，痛得撕心裂肺，其時還未發生汶川地震和三鹿毒奶風暴，當然更未有仙台大地震。比對這些哀史續篇，連人死了做天朝之鬼也是莫大不幸。

說個真實故事，今年春節四川農業大學都江堰分校馬教授來電，原來他已退休並移民美國，住馬里蘭州。他想去共產主義受難者紀念碑憑弔，我告訴他這座紀念碑座落何處，然後電話裏敍舊一番。我是五年前馬教授來美探親時認識他的，汶川地震，生民歷劫，到底是同胞，那份哀痛真是無比沉重。念及都江堰是重災區，幾次致電馬教授都不通，直至震後數月，才和他通上電話，原來四川農大都江堰分校對面就是新建小學，它因學童死傷慘重而聞名海內外。馬教授告訴我，警方對新建小學廢墟嚴加戒備，連難童家長前去祭奠都被驅逐和毆打，馬教授語焉不詳就匆匆掛斷電話。

這次馬教授移居美國，才告訴我，早前他曾協助香港記者採訪罹難學生家長，幾次被當局「請喝茶」。他說大學不少教職員的孩子在新建小學就讀，蒙難的有二十多家，他告知香港記者可採訪那些苦主，從而觸怒當局。馬教授又說，五十年代建的農大校舍都沒倒塌，新建小學卻一塌到底；譚作人的公民獨立調查，並無觸及豆腐渣校舍問題，只是核實死難學生真實數字便被判刑，天理何在？

接着說真人真事，姪兒在日本教過兩年書，我很遺憾沒去探看過他。前兩天叔姪通電話，才知道他工作過的漁港叫宮城縣石卷市鯰川濱，在牡鹿半島的尖端，是次牡鹿半島漂移五米多，下沉兩米多，是最靠近震中的地方；半島只有兩條公路，皆毀於海嘯，故而搜救隊數日未至。姪兒誰都聯絡不上，憂心如焚，孰料獲悉第一個確切消息，居然是鯰川濱學生老師安然無恙！原來赴日教書的外國人有個交流網站，姪兒在那裏打探，得知地震驟發時正是上課時間，日本規定學校必須建於高地，而且政府指定的災變避難所多是學校，因為那是最安全的所在。反觀汶川地震時也是上課時間，學校卻成了活埋孩子的死亡陷阱！

感慨之餘，想起大陸網上段子：為啥要喝洋奶粉？第一沒有毒；第二有毒可以索賠高額賠償；第三索賠未果也不會坐牢。換成地震背景，可改為：為啥要做外國的孩子？第一不會死於豆腐渣校舍；第二不幸遭難可問責政府；第三政府不敢抓你去坐牢。可嘆在神聖天朝，黨國第一要維穩；第二要苦主簽署不得訴訟的文書；第三任何群體和個人追究真相，都被鐵腕「和諧」─無論毒奶和川震都如是。

那還不夠，更有無恥文人出來「含淚勸告」和佈道「做鬼也幸福」。試問這樣的幸福鬼你願做嗎？周雲蓬所泣訴的「中國人的孩子」已夠不幸，就連死也不要做天朝之鬼！

梁文道 - 意志的勝利

財新《新世紀》 2011年第12期 出版日期2011年3月28日

日本福島核電站發生事故以來，不只政府當局和東京電力公司的發言前後不一，就連名牌學府的專家也都互有矛盾。一般百姓就更加不知如何是好了。我們的日常生活就是這樣建立在一些我們大部分人都並不懂得的技術之上，所以謠言的流行也是正常的反應了。

我想說明的其實只是一個很簡單的道理：在核電問題面前，任何言論都該慎之又慎，特別是主事者，特別是在這麼巨大的危機發生之後。就在福島核電廠發生洩漏之後的第二天，就在德國幾萬人舉行了反核集會的同一日，中國有位環境管理的官員公開表示：中國發展核電的決心和發展核電的安排不會改變。這番話後來也被官方的新聞網站刪除了，大概發言人和政府自己也覺得不太妥當。我無意追究這番話的言責，但我非常好奇：他為什麼會說得出這樣的話？以時間來看，他和環保部的一眾專家官員，應該來不及在一天之內就得到福島核電事故的完整資料，也不可能在一天之內就完全成了中國核電計劃的相應檢討。換句話說，這番言論發表得一點也不科學，極可能是在資料不足、分析不周的情況下的「第一反應」，是理性研判之前的純粹表態。

這個問題之所以值得拿出來談，是因為我時常在各種領導（包括商界領導）口中聽到類似的話，比方說「我們堅決……」「我們有決心……」「我們的意志不動搖」。這些話的共通點在於一種堅決意志的表達、果敢決心的展現。好玩的是這些話往往說了沒多久，那些要用決不動搖的意志所達致的目標卻已經悄悄生變，我又聽到他們又以同樣的意志和決心，追求另一種和之前幾乎全然相反的目標了。早知收集情報和思慮研究的工序不夠精詳，當初又何必硬是要表達出一副勇往直前絕不退縮的樣子呢？

我發現當下似乎有種迷信，迷信意志的勝利，迷信愚公真的可以移山；因為許多人（尤其領導）都很喜歡把意志和勇敢掛在嘴上，而且說的時候氣勢雄壯，惟恐別人覺得他軟弱怯懦。假如這種現象只是侷限在官場和商界，也就罷了，畢竟那是一片弱肉強食的原始叢林，光是叫人覺得自己身上帶傷，就已足夠致命。有趣的是，就連某些平民百姓也會在一些事例上顯現出類似的情緒傾向，而且還是一些幾乎完全干涉不到己身利益的事。

去年8月，朝鮮忽然炮轟韓國延坪島，朝鮮半島局勢處在一觸即發的危急關頭。我在新浪微博和各大網站的時事論壇上走了一圈，發現除了憂心中國會被拉下水，或批評朝鮮當局不夠理智的主流意見，原來還有一些網民相當讚賞朝鮮主動挑戰的態度，而理由居然是「朝鮮好樣的，說打就打」，甚至感慨「還是朝鮮人厲害，敢打，不像某些國家光說不練」。

這種言論有趣的地方在於它並不關心整場炮戰的是非，不追問到底是誰先挑起戰端，也沒興趣追究它會帶來多壞的影響；它惟一的重點就在於那個「敢」字。這些網民似乎覺得開戰的意志要比任何牽涉到戰爭的倫理問題還重要：你不必過問戰爭的理由，也不必在乎戰爭的正當性，你只需要關注戰爭中的意志和勇氣。

意志堅定是不是好事？當然是。勇敢是不是種高尚的品德？當然也是。然而堅定的意志與勇敢卻不是一種可以孤立判斷的價值，它就像形容詞一樣，其對錯是非，端看你要用它來形容什麼行為。無論如何，我們也不會認為一幫光天化日之下打劫銀行的匪徒是「勇敢」的吧？在明明知道有強大警力佈防的情況底下，依然毫不動搖地打劫目標，這又能叫做「意志堅定」嗎？就算我們把「勇敢」和「意志堅定」當成中性的形容詞，堅持使用它們去形容一群悍匪，我們也不大可能同意搶劫是種美善的行動吧？

在我看來，仍未摸清核電安全問題便宣稱發展核電的意志絕不可動搖，與不打算理清事件原委便稱賞朝鮮開火的勇敢，都是一種對意志和勇敢的過度抬舉。今日我們面臨的恰好就在這種美化意志的傾向，勇敢和意志被過度放大到了一種比它們所要應用的對象還重要的地步。彷彿一場沒頭沒尾的戰爭電影，觀眾不曉得雙方都是些什麼人，也不曉得他們血戰的原因，卻被那些嘶啞的怒吼和堅毅的目光深深打動，覺得這些戰士真夠勇敢。這是種風格，是種超乎善惡的意志美學。

黎廣德 - 與核同眠 要多安全才夠安全？

2011年3月24日

【明報專訊】在日本福島核泄危險爆發後，特首曾蔭權領着傳媒跑到機場禁區測檢輻射的衛生站，再到食物檢測中心巡視，然後到天文台慰問，重點是宣布香港一切如常，市民在特區政府的關顧下應該萬事放心。果真如此，自然是香港人的福氣，難得有一個無微不至的政府，處處為市民的安危操心。

福島核泄影響的範圍愈來愈廣，比政府原先宣布的30公里監控區大了好幾倍。由於核堆芯熔化的程度未能界定，這場災劫會否演變成「日本症候群」，比科幻預言China Syndrome有過之而無不及，尚屬未知之數。但有一點可以肯定，這是歷史上第一次「連環核反應堆」災難，國際原子能機構的「核能意外分級表」恐怕要從此改寫。

儘管如此，香港只要做好人員、貨物入境的把關工作，本土核污染的風險終究微乎其微。但香港的真正威脅並非來自3000公里以外的福島，而是50公里之遙的大亞灣和未來10 年陸續在廣東沿岸落成的16個核反應堆。今次福島核災對全球核工業和政府首腦的震撼，相信莫過於以下3點堪稱為「範式轉移」的反思：

1. 昨天的假設在今天崩潰

即使是全世界最好的工程師，設計一個項目時都必須對周遭環境作出一系列的假設；要安全一點，便要假設得保守一點。例如大家認為核電站能抵禦100年才發生一次的地震還不夠安全，便得假設有200年一遇的地震。但工程師總不能無止境「保守」下去，因為設計愈安全，成本愈高，最後項目變成經濟上不可行，沒有人願意投資，所以最「科學」的假設也只能參照已知的歷史紀綠和數據作出「可行」的評價。40年前日本工程師為福島核電廠設計6米高的海堤，便是基於當年最「科學」、最「保守」的假設，可惜今次海嘯高逾10米，9級地震超過千年一遇，巨災即至。面對地殼周期變遷與氣候變化，過去行之有效的假設再不適用於今天，意味着今天認定足夠安全的設計在明天不再安全。在「絕對安全」只是神話的核工業，這是最致命的課題：要多安全才夠安全？〈註一〉

2. 人性弱點無法用制度補救

核電安全不能只看硬件，今期《經濟學人》雜誌的社評，便指出一個透明、問責的體制，是確保安全和取信於民的前提。可惜，即使強如美國、日本等民主國家，亦無法建立百分百可信的制度；在前蘇聯等極權國家，人民利益更只是黑箱作業的賭注〈註二〉。例如，在1970年代，有幾位美國通用電氣公司工程師，公開表示福島反應堆的設計不安全，甚至辭職抗議，但未能改變現狀。負責營運福島核電廠的東京電力公司，過去曾經多次爆發人為失誤、隱瞞不報的醜聞，但公司高層與日本政要之間一直有千絲萬縷的關係，改革的呼聲屢屢無疾而終。試問誰能建立一種完美的制度，永遠不受人性的貪婪、怠惰、怯懦所侵蝕？一旦制度受侵蝕，安全的保障便隨時日減退，直至不可挽回的意外出現為止，然後再開始另一個海市蜃樓的循環：建立安全制度，備受人性侵蝕，等待意外爆發……

3. 人民評價安全的尺度全面改觀

核電專家的拿手好戲，是拋出一系列數字，證明「風險」在日常生活中無處不在：普通人撞車喪生的或然率遠高於核意外輻射致死的機會。統計數據沒有錯，但這種推論抹殺了兩項重要事實：一、核意外屬於「低頻率、高致害」的風險，即發生的機會很微，但發生後影響巨大，並且不可挽回（例如切爾諾貝爾核電廠周圍的土地，永遠成為廢墟），與日常碰到的意外有本質上的區別；二、核能並非與生俱來，社會大眾「有得揀」，因為要滿足能源需求有很多辦法：無論是傳統的煤炭、石油、天然氣，以至風力、太陽能、潮汐等可再生能源，甚至減排節能，改變生活方式。它們雖然各有利弊，但只要調配得宜，都是可行的選項。

核電決策黑箱作業

今次福島危機改變了全球對「低頻高害」風險的取態，要多安全才夠安全？這問題的答案不能單靠專家進行風險評估，正因為輻射污染禍延千秋萬代的特性，每一個使用核能的決定，都是代表我們子孫後代作出不可逆轉的抉擇，必須慎之又慎。任何負責任的政府，必須建立一個透明問責的民主決策機制，才能貫徹「跨代環境公義」的原則。因此福島核災激發的公民覺醒，必然大大增加全球民間社會參與核電決策的呼聲。

關心市民安危的特首曾蔭權，為何沒有就近在咫尺的大亞灣核電站，以及在距離香港不到200公里的陽江、台山和陸豐增建核電基地，發表一言片語？香港對上一次的公開核意外風險評估，在1980年代末進行，當時大亞灣的兩台機組還未落成，但時至今日，連同坐落於大亞灣旁邊的嶺澳核電站，香港50公里範圍內已共有6台反應堆，超越福島一號核電廠的規模，再加上多年來累積了不少高濃度輻射的乏燃料棒，也在大亞灣旁「臨時存放」，但存放的方式與數量卻從未公布。

若果曾班子對於今天香港面對的核風險，沒有建基於科學分析的透徹了解，他們又如何能夠制訂一個足以保障市民安全的意外應變計劃？政府官員怱忙找一些只到過大亞灣進行「遊客式」參觀，卻從未進行獨立審查的本地「專家」向市民大派定心丸，可說是權宜之計。但當安撫人心變成脫離科學的政治任務，政府當今的公關騷，只會播下日後社會恐慌的種子。

維護市民生命安全，是所有政府不能推卸的基本責任。過去殖民地政府鑑於中英之間的敏感政治關係，乾脆把責任下放給管理核電廠的內地公司和僅有部分股份投資的中電集團。回歸後十多年，為何特區政府不思改進，沒有半點危機感？

寄望一個恍如黑洞的體制，能夠永遠頂住人性弱點的腐蝕，無疑是一場豪賭。香港人，你放心嗎？

〈註一〉David Kane, "Science and Risk: how safe is safe enough?", Harpur Academic Review, 1992

〈註二〉The Economist, "Japan's Disaster", March 19-25, 2011

作者是公民黨副主席

蔡海偉 - 有錢派糖 無錢讓老弱安老

2011年3月24日

【明報專訊】溫家寶總理重提香港要注意3件事，包括要有一個長遠的、科學的發展規劃、要重視和解決經濟社會發展中的深層次矛盾、及努力改善民生，對特區政府是當頭棒喝，可惜政府的回應只是依然故我，更說：「謀劃長遠、改善民生及照顧老弱一直是特區政府施政重點。」

如果照顧老弱一直是特區政府施政重點，為什麼在2007至2010年的3年間，有5244名長者在輪候護養院時逝世，只有1600人可以獲編配宿位？這些長者全部經過政府中央機制評定為需要護養院服務，屬於非常體弱及家人難以照料的一群，為什麼政府未能讓他們可以比較有尊嚴地度過人生最後階段？

同樣，嚴重弱智或傷殘人士輪候院舍亦往往要等10年。是政府未能估計服務需求量，或對他們的困境視若無睹？

其實早在上世紀80年代，政府與社會服務團體已經有一套程式評估長者及殘疾人士對服務的需求，雖然結果與實際需要往往有出入，但亦不失為清晰的指標，協助政府進行服務規劃。

如果大家翻閱1991年出版的社會福利白皮書，就可以看到政府預早計劃往後8年增加6000多個護理安老院宿位。1992年的復康綠皮書，亦根據當時的輪候情况計劃在10年內增加接近4000個宿位，為當時正在輪候服務的殘疾人士提供足夠服務。

長遠承擔 為福利服務作出規劃

直至1998年，政府決定停止原有的5年規劃機制，及後在2000年，社會福利署在「整筆撥款資助制度」手冊中，承諾將進行短、中、長期服務規劃，社福界當時亦普遍支持。可惜手冊上的承諾到現在並沒有實現，政府只是密謀從手冊中刪除所有有關服務規劃的篇幅，但卻因為受到整筆撥款督導委員會極力反對而未能成事。

社福界一直爭取及早為服務作出規劃，有幾個主要原因。首先，有不少服務如長者及殘疾人士院舍，都要預早幾年準備，選址、設計、裝修等最少要花3年時間，而且預早選址及作出公布，就可減少因居民反對而令計劃胎死腹中。人手配套亦是十分重要，不少院舍服務都需要護士及物理治療師等醫療專業，現時普遍都有一至兩成短缺，預早規劃將有利培訓人才。

另外，服務規劃亦可提高透明度，及促使政府訂定清晰的服務目標及承諾。現時政府每年宣布增加幾百個宿位，好像已做了很多，實際上市民未必知道原來服務增幅遠遠落後於輪候人數。例如去年財政預算案宣布增加268個殘疾人士資助宿位，市民可能以為政府已回應了殘疾人士的需要，但實際上輪候人數有高達 7000人，以去年的增幅則需要26年才可開設7000個宿位。如果有服務規劃，政府就有責任清楚交代5年或10年計劃，以及服務發展的目標，讓社會衡量是否足夠，不易蒙混過關。

政府拒規劃 唯一解釋缺乏承擔

提高了透明度自然亦會迫使政府作出較大承擔，因為政府總不成向輪候服務的長者或殘疾人士說，要26年才可為他們提供足夠服務。如果政府連續4年「派糖」亦用去1600億元，則更難以解釋為何不願意每年以7至8億元，為所有有確實需要的殘疾人士提供合適的服務。

即使是個人、家庭、公司或社會服務團體，都會有一些短期或中期計劃，大學撥款委員會與各大學制訂3年計劃，醫管局亦有5年計劃，但政府直到現在仍然極力阻止為社會福利作較長遠的規劃。據悉社會福利諮詢委員會即將完成的長遠福利規劃報告，亦只會承諾每年為服務發展作出建議，而否決社福界一直爭取的中長期規劃機制。

政府堅決拒絕為福利服務作出規劃，唯一解釋就是缺乏承擔。在1990年代，政府透過綠皮書諮詢公眾及取得社會共識，然後在白皮書展示10年計劃，就是向市民作出承諾，願意盡力為弱勢社群提供他們需要的服務。到今天，政府不願對未來作出承諾，對弱勢社群作出承擔，只是每年透過施政報告或財政預算案公布政府增加服務的「德政」，期望博取社會掌聲，結果每年有數以千計長者在輪候院舍期間逝世，令眾多長者在極不合適的環境下度過餘生，對比香港的經濟條件，實在極不合理。

作者是香港社會服務聯會業務總監

李怡 - 中日民族性與社會基因的根本分野

香港蘋果日報 蘋論 2011年3月22日

Vic：李怡對當今中國嚴重缺乏人際互信的批評，在中國社會從上到下虛偽成性的情況下，的確令人無話可說。不過，中港的盲搶鹽現象，我認為更直接的原因是人民的愚昧和自私。相信吃鹽三斤可抗幅射，不是批發商卻一個人搶購上百斤鹽（見張五常文章〈恐慌的極端〉最後一段），除了愚昧和自私，還需要再說些什麼呢？

李怡還提到「日本人的團隊精神與中國人比，只看足球隊的成績就可以知道」，這一點也叫人無話可說。日本足球稱雄亞洲，是近十幾二十年才發生的事，以前中國足球隊是可以打敗日本的。諷刺的是，自1990年代初日本資產泡沫爆破後，日本經濟進入萎靡不振的二十年，同期中國經濟崛起，如今已取代日本成為全球GDP第二大國，但兩國足球隊的表現，卻剛好背道而馳。足球可說是中國最有群眾基礎的運動，但中國只能培養仰賴個人能力的金牌選手，中國男子足球隊卻是中國人的恥辱－－爛得無可救藥。

話說回來，李怡近期的文章，實有過度吹捧日本人之嫌，令人覺得他似乎因為痛感國人不爭氣，過度美化了日本人。在日本遭遇大難之際，批判日人不堪的一面或許時機不對，但作為富影響力的意見領袖，李怡實應避免誤導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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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日來，不少評論都針對這次「日本出事，中國淪陷」的問題，討論中日兩個民族的文明素質及民族性。近一百年來，中國有不少作家批判中國的民族性，魯迅對中國民族劣根性挖掘最深，柏楊反覆申述中國人擺脫不掉髒、亂、窩裏鬥的醜陋本性，陶傑歷來說中國民族有小農 DNA，而這次地震顯示日中民族質素優劣有目共睹，似確有民族 DNA存在。昨天論壇版有作者凝緣提出不同意見，他以自身經歷說明在 89民運時內地市民的井然有序，當年北京青年孤身擋坦克、市民冒死救槍傷者，「各階層國人煥發出的亮麗人性風範，哪一點比震中日人遜色。」他又表示，「遺傳基因只能決定膚色體形，生而平等、自由民主是人類共有的精神 DNA。」

陶傑的民族 DNA說法，只是民族性的另一種較有趣的陳述，與科學上的遺傳基因決定人的生理特徵並非一回事，而人類社會對自由民主的追求恐怕也與科學基因無關。中國人的民族性缺失，歷來作家學者多有論述。在特定時間特殊情況下，為了反專權體制的共同目標，人們會有團結一致的表現。一時的表現不能掩蓋長期以來只逐私利不顧公益，遇事一窩蜂和髒亂窩裏鬥這種民族劣根性。

一個民族的民族性，是由民族生存的地理環境，民族的歷史，和長期的社會生活形態所形成的。

以地理環境來說，中華民族幾千年來生活在遼闊的土地，遇有天災，逃荒流徙容易，所以較缺少危機意識。雖有居安思危的古訓，現實生活則多是好了傷疤忘了痛，而且總是心存僥倖，不見棺材不落淚。而日本民族則存活於島國，四邊是海沒有遷徙之路，處地震帶，缺自然資源，不能不隨時準備天災降臨。而自然災害的頻繁與無常，使日人在自然面前必須謙卑，人人都必須自持、自制、有序、守望相助，人才可以生存。在 1995年阪神地震後，日人全面檢討防震措施，每年進行防震演練。這次核危機使日本和許多國家都擱置核能發展計劃，而中國雖有溫總對核能喊停，卻立即又有反對聲音，說中國的核能發展不在地震帶，所以無妨。典型的心存僥倖。

以歷史來說，中國有兩千多年而且至今仍未走出來的專制傳統。專權政治的統治，就是對老百姓樣樣都管，人必須依附掌權者才會有出頭之日。而統治者的權力一旦放鬆一點，老百姓就像老鼠不見了貓似的，成為到處鑽空子的刁民。成龍說，中國人是要管的。正確地說應是：中國人是被管慣了的。被管的人，只能在服從與鑽營中求生，沒有個體之間互助的能力，沒有團隊精神。日本人的團隊精神與中國人比，只看足球隊的成績就可以知道。

在長期專權統治下，中國社會的人與人之間，普遍缺乏信任。中共建政六十多年，人與人的互信更徹底破碎。統治者不斷以今日之我打倒昨日之我，幾乎沒有一天不說大話謊話，加上沒有獨立輿論，百姓不相信政府，政府不相信百姓，百姓之間也互不相信。沒有互信的社會，各種成本包括交易成本都極大。政府不相信百姓，就連年大增「維穩」的公共安全費，今年維穩費已超過軍費了。百姓不相信政府，不相信傳媒，於是對種種可能給自己帶來利益或損害自己利益的傳聞就「寧可信其有」。盲搶鹽的鬧劇就是這樣在全國各地缺乏互信的狀態上演，並延伸到港澳的。試想，這種事在日本會發生嗎？說日本人普遍的文化知識比中港澳高，這不成理由。關鍵是日本是一個人與人有充份信任的社會，他們相信政府和傳媒的信息，而不會相信沒有根據的流言。

英國文豪蕭伯納說，對說謊者的最大懲罰，不是沒有人再相信他，而是他不再相信任何人。

不被人相信，頂多用自己的行動讓別人對自己重拾信心就是了。不再相信任何人，則是非常可怕的事。當甚麼事情都要反覆去查反覆去問，查了問了還是不相信，那不僅浪費時間金錢生命，而且簡直就惶惶不可終日。盲搶鹽固然反映人民的惶惶，而更惶惶的則是不相信人民並把維穩費不斷拔高的統治者。

一個是人與人之間幾乎有絕對信任的社會，一個是幾乎絕對沒有信任的社會。這就是今時今日，日中兩國社會基因的最大分野。


凝緣 - 中國人 DNA不比日本遜色
香港蘋果日報 2011年3月22日

面對地震海嘯核洩漏三重災難，日本國民贏得了全世界的尊敬。當東京青年網上相囑「要熱情幫助不懂日語外國人」時，中國青年卻在「慶祝」鄰國的奪命天災，接下來又是中港澳瘋狂盲搶鹽。凡此種種似乎有力佐證了城中「小農 DNA」理論：中國人天生就是一個劣等民族，血管裏世代遺傳着冷酷、自私、愚昧、奸詐……，總之，集人性垃圾之大成。

相信很多能辨清黨國之分的愛國港人，因憤青魔言陷入了對國族前景的絕望。感謝上帝，深淵中眼前忽然閃過一道電光：電光來自廿二年前，來自另一場「大地震」。

日震感動世人的畫面是：公用交通全面停駛，滿街是靜靜流淌的人潮，剛毅自律，無怨言無慌亂。

八九年六月五日凌晨五點，我走在江南省城中山路上，黎明前黑暗中，梧桐樹陰影下，路障橫亘，車輛絕迹。填滿馬路的，似極今日東京街頭，是靜靜流淌的人潮── 學生抗議屠城連夜宣佈癱瘓交通，市民聞訊提早出門步行上班，郊外廠區的要行兩個鐘。又和今日東京一樣，只見滿街嚴峻面容，不聞一句抱怨碎語。黑壓壓的人潮源源不斷，偶爾傳出細聲議論，「人家娃兒年輕輕死了，走點路有甚麼」。

日震感動世人的社會狀況是：災中物資奇缺，但無人搶劫，治安良好。北京自學生絕食「動亂」始，盜竊搶劫案竟然降至零；當局撤交警圖釀混亂，學生外行上陣，司機竟然人人服貼，交通空前暢順；日震堵核勇士慷慨赴死，當年北京婆婆奮身擋軍車、南京市民冒死藏王丹……請看，僅僅是民主乍露一線希望，各階層國人煥發出的亮麗人性風範，哪一點比震中日人遜色。

所以「小農 DNA」之說差矣，作比喻也欠貼切。遺傳基因只能決定膚色體形，生而平等、自由民主是人類共有的精神 DNA。當生命受到脅持、單一訊息反覆洗腦，無論斯德哥爾摩銀行裏的金髮人質，還是神州大地上的黑髮「人民」，都會在恐懼迷濛中苟且偷生，甚至為虎作倀。

六四後的中共，為了維穩腐敗政權，將慣用的鎮壓與封鎖發揮到人類史極致。同時又以滿足物慾和轉移仇恨，腐蝕着進步主力中產和青年的人性，常令人深陷長夜難明的沮喪。但是，一當真相看清，一當恐懼消失，善惡辨晰霎時分明，而勇敢更如噴發的岩漿：韓戰一萬四千七百四十「志願軍」俘虜，確信聯國可保證安全後，一萬四千三百人選擇了投奔自由。

故此，我們不必為自己的血統自卑，不應為國人的反常絕望，作為一個境外華人，牢記道義責任，努力向同胞呈現普世藍天，努力喚醒他們腐蝕中的人性，便可對得起自己的道德良知了。

凝緣
傳媒人

黎佩芬 - 長平到底說了什麼？

2011年3月20日
【明報專訊】日本地震讓大家見識到，政府資訊透明開放和媒體的高專業水平，在一場大災難中可以發揮的神奇作用。好了，中國網民當然大有話說，因為中國政府奉行完全相反的另一套。

不久前，理性沉實和敢言的長平被趕出「南方報系」，行裏行外譁然，因為，這宣告着中國媒體進入嚴竣的寒冬時期。長平刻下在香港當訪問學者，我約他訪問，在維園等，原來他常常來香港，對香港問題也有看法。

他果然是敢言的，他說內地有官員真心相信，五年後香港就會變成跟內地一樣，人民不可再上街，媒體要聽宣傳部指揮。

自我審查

問﹕其實，你們知道寫文章的底線在哪裏嗎？在我們來看，你們很勇敢，像《時代周報》主任彭曉云搞「時代一百人」選舉選出趙連海（最後因而「被休息」），這些東西我們《星期日生活》常做的，但我們不會有問題，在你們的立場，則是很勇敢。

長﹕所以她就要付出代價了。做之前你不完全知道這個代價，你知道可能要冒一點險，有時候你想去try，因為如果你不試就更不知道。我們沒有新聞法，邊界是不清楚的，不去試就不知道在哪裏，而且愈收愈窄。它很大程度靠你自我審查和領會，靠自律和領導打電話、開會，但領導的話也不夠明確，我們叫這做領會領導的精神。領導就是上司，或更上面的。（自我審查不能避免？）不能避免。（是生活的一部分？）對。

問﹕香港不是這樣。香港有新聞自由的基礎，如果報道有逃避或隱瞞，該說的沒有說，就會被批評為自我審查。

長﹕我們是不該說的說多了，你們是說少了。

問﹕你們去try，似乎官方領導也在try，放手看你們去哪，有問題就收窄。

長﹕有時也因為臨時的事情，如奧運會，亞運會，要我們收一下，媒體很無辜，只因奧運會就開個會，說不要報了，就收緊了。

問﹕受害的是公眾吧，他們應有知情權，老百姓有這個概念嗎？

長﹕這幾年媒體有機會就告訴老百姓要有知情權。官方有一套理論，媒體講多了會引起社會動亂、思想混亂，說媒體有錯誤的信息，造謠，誤導；比如SARS，不告訴大家，大家就會好好的生活，你告訴大家，大家就會很恐慌。
問﹕○三年的SARS是一個轉捩點吧。

長﹕○三年之前就開始了，但○三年進一步強調了這個事情，北京市市長和衛生部部長因為晚報下台了。

但事實上，後來的那些官員還是晚報，沒有下台，沒有實則性的轉變。下台只是休息，錢照拿呀，待遇沒變。我們的官除非政治鬥爭被捉起來，捉起來也是面子，對他們的影響主要是面子。陳良宇在監獄裏很好的，都是半公開的。所謂待遇，比如一個副部長級，飛機坐頭等有司機有專門特供食品——即是不會吃到有毒的菜，拿多少錢，有警衛員，這些都不會有很大的變化。

問﹕《南方都市報》（下稱《南都》）九七年創刊，被認為在媒體之間起了先鋒作用，當時媒體在社會的角色如何？

長﹕鄧小平南巡講話前，媒體一是黨的宣傳機器，一是文以載道的文人角色。南巡講話之後各方面開始市場化，我是在那時候進入媒體的。那時拿到一個開號就可以辦報，開號可以賣和租，大報像《南方日報》、《中國青年報》、《北京青年報》則自己申請開號辦子報賺錢，包括《南方周末》（下稱《南周》）、《南都》，後來的《人物周刊》都是。

媒體利用市場化開拓更多空間，為讀者辦報，為廣告辦報。《南都》雖然九七年才開始，也是在這個背景下產生。九二年後全國出來很多都市報，很多對新聞有理想的人，在黨報內無機會，也去了都市報，一方面用市場化做武器，另方面為自己的理想開路，到《南都》出來，走更市場化的路，警匪娛樂明星，同時有理想的媒體人看不過眼不公義，會利用機會做揭露性的報道。

溫總的話，為什麼刪？

問﹕最近是否走回頭路了？溫總在兩會的報告談到人權民主竟然被廣州的媒體刪掉，何以連國家總理的話也可以刪掉？

長﹕最近以來媒體很緊張。媒體市場化後，並沒有打破官方對媒體的控制，另方面，商業對媒體的控制卻產生了。賺了錢老百姓就膽小了，想保住自己的利益，有更多的自我審查。目前媒體這兩方面的影響都很嚴重，而且會合謀。

你知道連坐嘛，像計劃生育，一個村子裏你的太太多生，你的鄰居會被罰款，因為他沒有告發你。（很神經啊）神經啊。同一個集團，如果《人物周報》犯事，會罰《南都》的錢。這就是他們的管理辦法。

網絡新聞拓大了一些言論空間，沒有發言機會的普通人可以開一個微博，其實很多人沒看到另一方面，所有網絡公司都是商業的，利益第一。推特在國外沒有人組織話題，但新浪會找很多明星來，設計一些話題，炒熱，新浪的股票去年翻了三倍啊！為怕這東西會被關，要審查，配合宣傳部。

要打破媒體管理，還是要爭取體制的改變。

問﹕你進去的時候就已經抱有很清楚的新聞理想？

長﹕我讀文學，開始時只想找個工作，去了很快覺得很有點意思，可以為老百姓說話，去反對那個很討厭的新華社報道，反抗假大空。進一步就想揭露腐敗黑暗，另外很早開始寫專欄。最早在《成都商報》，後來《成都商報》通過這些變大了，變成既得利益者，我就到了《南周》，然後開始學習美國歐洲的媒體，看報道和研究理論，做調查報道，發表評論。

○二年出了一件事，有一個黑社會頭目張君，像電影一樣，對兄弟很殘忍（手作開槍狀），搶了很多銀行，他在重慶被捉，捉的是文強，就是去年被槍斃的公安局局長。當時他是明星了，作秀了，把人按在地上一直踩在他的頭上，打電話說「張君就在我的腳下」，記者就去照相。公安放開讓傳媒報道，全國媒體報道他的情書，去監獄採訪，公安的追捕過程……我在《南周》當副主任，就叫幾個人去他的老家看他是怎麼變壞的，發現他個人性格有原因，但也有農村青年的出路問題、農村政策問題、警方的問題——因為開始時犯一點小錯被捉了，他自己說進去一次就變壞一次。故事很哄動，沒有人想到可以用這個角度來報道，現在這樣報沒問題，當時中宣部很生氣，讓我離開《南周》。這是我第一次失業。

新一代眼中的「神聖」

問﹕當時一定很意外了……

長﹕對，當時很年輕，一腔熱血，幹新聞很high啊，也很享受，《南周》新聞部主任是很好的職位，突然就說不讓你幹了，太奇怪了。

後來也沒所謂，去中央電視台看看他們怎麼搞，兩個月就待不下去，去了上海參與辦《外灘畫報》。上海是管理最緊的城市，媒體很落後，想辦一份有《南周》氣質的報紙，宣傳部門根本不能容忍。○五年《南都》找我過去，同時一直在寫評論，現在更多人知道我專欄作家的身分。

○八年寫了〈真相與民族主義情緒〉，討論西藏三一四事件。內地媒體有好多條高壓線，有電的，不能碰的，一碰死人﹕民主問題，宗教問題，軍隊問題，主權問題，邊界問題；西藏事件全部都有，超級敏感。我不是要去碰那個高壓線，只是想找到它，把它往外推一點點。當時大家都在罵CNN、西方媒體扭曲報道，我想，好，如果大家這麼看重新聞價值，客觀真實公正，那我們討論一下，把別人都趕走了，讓CCTV獨家報道，肯定不符合新聞倫理，錯誤更大。

另外，我們到底應該怎樣跟少數民族相處？過去我們可能花了很多錢，叫紅蘿蔔，你怎麼還不滿意？很多老百姓也是這個思維，很生氣。我說我們應該跟少數民族有平等對話的習慣，不要高高在上。結果很多人罵我漢奸走狗敗類搞分裂。我們是個世俗的國家，無神論，但會把很多東西神聖化，比如國家領導主權是神聖不可侵犯的，如果你敢說我們討論一下，他會非常憤怒，怎麼可以討論。這太奇怪，但很多人覺得不奇怪。
問﹕這個你反而從來沒有想到過，一直都只想著官方的封鎖、那條線。

長﹕對，在辦《南周》時我們感覺到的都是老百姓的歡呼，去大學演講都像明星，像劉德華一樣，簽名啊，後來真的有變化，九十年代的教育強化民族主義情緒，也強化了所謂中國模式。因為經濟發展之後，當局有了一些信心，開始強調我們的中國文化特色，然後八九年以來人權老是受到攻擊，她也發明了一套﹕干預內政、西方的陰謀論，也教育了一代人。他們會發現過去上一代人歡呼的《南周》 「怎麼老是攻擊我們的體制呀」，他們是美國人的走狗。後來還引發出普世價值大討論，爭論到底人權民主自由是否普世的，後來成龍都說「中國人是喜歡被管的」……

《北京晚報》社長親自發了《造謠自由的南都長平》，用文革一樣的語言罵我，也是文革後第一次把一個人的名字寫進黨報標題來攻擊，大家都很驚訝，過不多久又發另一篇，後來，報社也收到壓力，一年後廣東省省委書記汪洋也在一個很大的媒體老總會上不點名批評我，之後就不讓我當副總編。這是我第二次失去工作。去年七月突然南方集團接到通知，停止我在《南周》和《南都》的專欄，我在這兩個報紙寫了五六年了，今年一月突然要我離開報社，過程我於過年前在「世紀版」發了文章。

體制內的平庸之惡

問﹕文章中你大力指摘報社，說你過去的採訪評論為報社賺了很多錢……

長﹕都指摘……因為都是幕後操作，猜測中宣部副部長某某某，網上都有說，其實是誰都不知道，他們甚至不會留下文件，沒有留下文件為什麼能執行呢，就因為報社配合。體制的前置應該是言論自由，它首先要受到譴責，但報社配合也應該受到譴責，尤其是《南都》有好名聲，實際上如果背後配合就等於欺騙讀者。十年前開始就知道要對南方報業整頓，像（前總編）程益中敢說話的被排擠出去，像我稍為敢說話的被趕走，未被趕走的邊緣化，上來平庸聽話人的當領導。漢娜．阿倫特講平庸的惡，一個人以自己的職權為借口做壞事，這叫做平庸的惡，因為你沒有那個能力，你沒有去反抗這個集團，在我看來他們也是。這個體制不是空的，由所有東西組成，包括《南都》的配合。南方報業也有好的傳統，有理想的記者會跟平庸的領導鬥爭，有時還會出一些好的報道。

問﹕有去逛逛街看看香港底層的生活？

長﹕我以前常常來。香港的貧富懸殊太嚴重了點，香港在商業上是比較變態，財富太集中，就會出現很好笑的，如豪門，很落後的一個詞，但大家仍津津樂道「嫁入豪門」，英國也有看皇室，但人家是多角度的，有些是很羨慕的，有反省有調笑的，香港媒體這個很不夠。

問﹕四叔抱孫，全港的報紙第一天報道都喜洋洋的……

長﹕對，一開始就應該當醜聞。不應該那樣仰視的，好像他們有錢有地位他們的故事我們都該這樣做。我覺得這跟經濟有關，貧富懸殊太大，香港社會商業化太重，遏抑人民的多元視覺如女性權利、自由平等的角度，不止是地產霸權，是由地產霸權帶來的文化霸權。過度商業也影響媒體，所以媒體也會覺得賺錢是件大事，這是觀念問題，觀念是值得檢討的。豪門在電影裏也有很多，現在也很影響中國，內地也有好多暴發太子黨，但大家不敢說，心裏有這個觀念，所以特別喜歡說香港的豪門，梁洛施的新聞在內地也大賣。

香港的價值

問﹕有留意香港的反高鐵運動嗎？怎麼看這件事？一次某的士司機跟我說載過一個內地人，說內地人想高鐵總站在深圳/廣州而不得，香港人好蠢。

長﹕內地發展觀這十年腦子更窄，發展觀就只為了GDP，反高鐵有很多理由，這些理由都應該尊重，都應該可以表達，最後有一個機制把這些都拿進去考慮。抗議文化本身是有價值的，香港可以上街得要珍惜，說不定哪天不能上街了。如果你只看經濟，沒有其他價值，內地可以用錢就把香港買下來，內地也有一個策略，去打台灣一個價錢，所以簽APEC (??)。

問﹕關於香港的變與不變，我們看見的中國盡都是有毒奶粉，無制度無法治，談融合會恐懼香港的制度被消弭，香港政府也做得很差。

長﹕香港政府為什麼要對市民負責？誰給我權力給誰負責，香港人要爭取的，不是要找個有能力的人來，還是普選。

香港的民主實驗和作為一個有特殊歷史的城市發展，提供對香港、亞洲和全球很有價值的影響；過去是因為香港富太多了，經濟港口金融中心只是一部分，上海也可以是金融中心，但香港比上海有更多，香港的文化應有更好的發展，包括商業文化、教育，應守住這些好東西。抗議文化內地確實沒有。我也有熟悉的內地官員，他們真心相信，只要五年就可以把香港變成內地城市，就是不能上街，由宣傳部給你們（媒體）發指令，確實要小心。

還好啦，香港的年輕人跟內地年輕人比會上街。

不要把自己當皇帝

問﹕你覺得香港在爭取中國體制的改變有角色嗎？早前的政改爭議經歷五區公投到最後關頭，立法會通過了無普選承諾的方案，當時有一種心理，怕過激會得罪中央，連現在僅有的那點民主都被收回。

長﹕應該明白一點﹕民主不會是恩賜給你的，是動態的，不會是過了幾年我放著會給你，不爭可能愈來愈少。唐英年說民主是妥協，已經有了民主才可以說這句話，沒有談什麼妥協呢，我覺得抗議是很重要的。我反對所有恐嚇式的東西，政治家可以考慮代價，民眾應正直誠實表達自己願望，要普選就直接說。內地每個人都想朝廷的事，中國皇權統治就是要老百姓失去自我，把自己當皇帝，說國家很難治理。普通人在政治前面要爭取自己的權利，不要過多替中央政府考慮，替特首考慮。
中國的民主最重要是中國人，香港人應爭取自己的權利。曾經有一種想法，以為香港回歸多了一個民主力量，這其實有誇大成分，這麼多年這些人失望了，發現香港沒有帶來幾多這方面的東西，反而用些奶粉錢就哄住了——當然最初他們不應抱那麼大的期望。

問﹕你樂觀嗎？

長﹕中國體制特點是不確定，有可能很多年不變化，有可能很短的時間內突然發生巨大的變化，蘇聯解體前沒有人能預測到。最重要是堅持自己認為應該做的事，作為媒體人就堅持拓大言論空間，不是因為明天有新聞自由了我就趕緊表演，明天不自由，後天不自由，這輩子都不自由，作為媒體人可做什麼？你也可以選擇不幹。最重要它是動態的，如果你想到很絕望但我還要掙扎，恰好它可能就在中間發生，會轉好。
什麼人答？長平

前廣州《南方都市報》副總編、專欄作家，農曆新年前因言論遭到解僱。《南都》向以敢言及具有新聞理想著稱，事件引來網民聯署聲援及社會迴響。

正在香港浸會大學傳理系擔任訪問學者。

什麼人問？黎佩芬

在享有新聞自由的香港任明報《星期日生活》主編，常警醒自己不要看風駛，要帶給讀者更多另類角度和思維刺激。

文 黎佩芬

孔捷生 - 輪到日本「多難興邦」

香港蘋果日報　2011年3月17日

日本地震，海嘯、核電廠爆炸，鄰國糞青有甚麼可高興的？這豈非給了宿敵「多難興邦」的契機？何況是次地震比汶川地震還強得多，糞青應該詛咒老天而非「祝賀」浩劫，因為這展示了人家的「情緒穩定」；學校與民舍均不見豆腐渣；也無冒充鋼筋的鐵絲；既沒有余秋雨來「含淚勸告」災民莫破壞「動人氣氛」，亦無王兆山來謳歌黨疼國愛和做鬼也幸福……總之一句話，是次地震「嚴重傷害了中國人民的民族感情」！

糞青的狂囂令官方頗覺難為情，這和「大外宣」和滿世界建孔子學院的大國架勢很不相符，但官方又不便承認愛國臣民裏有這麼一股反人類的叫囂，於是就在人民網和《人民日報》海外版登出〈我們需要甚麼樣的國民心態〉，它令我大開眼界，認清「愛國教育」和公民教育的分野。該文要旨是講「國家形象」，引導愛國者「成熟」、「謙遜」、「得體」，不要「浮躁」，表達憤怒時要「要適度、不要遷怒所有人。」通篇都是如何愛國，而非如何做人，特別是如何去做一個現代公民。

何謂人類正常感情─我姪子四年前在加州大學畢業，便到日本宮城縣一個漁港的中小學教英文，聘期已滿又主動延長一年，他和學生及其家長結下深厚感情，回美後仍兩度重返宮城漁港，專門參加學生的畢業典禮。而這次宮城縣正是震中，整個漁港被海嘯夷為平地，連日來姪子多方聯繫，迄今一個熟人都找不到……姪子的悲傷令我深受感染。

日本國民之文明程度，高於奉行專制的中國大陸，此為不爭事實，但日本這次核電廠爆炸，亦不排除有人禍成份，按余秋雨的「含淚勸告」去推演，地震到了九級，海嘯高達十米，甚麼核子反應爐都經受不住，大家就認命吧，別怨天尤人了。但日本國民和傳媒卻不會為「國家形象」而輕饒政府（或核電公司），所有嫌疑都將被公開、放大、排查和處理，對公共危機的過失調查，無論是個人抑或民間組織，都不可能受到打壓甚至判刑。

中國人骨髓裏的善良、悲憫、正義感、同情心，並不比任何民族來得淡薄，中國人在汶川地震中表現出來的愛心，一樣感天動地。惜哉經逾六十年專制的壓抑和扭曲，文化基因的變異尚在其次，民間社會和自治能力被廢，宛如被挑斷筋絡，這才是大悲劇。且看汶川地震之初，自發個體和群體爭相救災，這本是公民社會的雛形，未幾就被黨國體制所滅。套用賈寶玉夢遊太虛幻境警幻仙女所唱的《紅樓夢》套曲：「落得一片白茫茫大地真乾淨」，中國正是一片紅彤彤大地真乾淨！

只能靠國家動員和行政命令才能組織起來的社會，等於一個沒有自理自治能力的廢人，正如十九世紀的蘇格蘭哲人穆勒在《論自由》中寫道：「使人民渺小，就會發現靠渺小的人民是不能完成偉大的事業的。」

李怡 - 災變迫使人們思考生命的價值與意義

香港蘋果日報 蘋論 2011年3月16日

福島核電廠的反應堆連續發生爆炸，輻射塵飄移，包括中國在內，許多國家都紛紛撤僑，經連番折騰的日本人如驚弓之鳥，至本文執筆時止，他們似還能保持冷靜，以悲傷而內斂的態度接受無法抗拒的自然災難。這個優雅、守法、有序、互助的民族，甚麼時候才能平安度過天劫？我們無法預知。然而，過去幾天，這個民族的文明素質，已給全世界提供了一個非常值得學習的典範。[Vic：這個民族無疑有令人敬佩的素質，但如果因為這幾天的事，就將日本人講得天上有地下無，對他們不堪的一面完全失憶，那也未免太淺薄了。]

台灣有一篇評論說，如果有人因病昏迷不醒，地震後悠悠醒來，看到台灣、日本兩邊的電視報道，他絕對以為是台灣遭到地震，而非日本。因為日本主播非常冷靜，台灣電視報道反而陷入恐慌。[Vic：台灣電視報道的「恐慌」，如楊照的文章所言，是虛張聲勢、刻意渲染居多，是廉價的裝作。]

假設香港也有人從昏睡中醒來，看到香港電視台播放市民和大陸旅客搶購奶粉的畫面，再看日本電視台播放商場、超市的安靜場面，他大概也會以為是香港或隣近地區發生天災，而不是日本。

日本有 200年的震災經驗， 1995年阪神地震後，中央增設「防災大臣」閣員職位，內閣每年出版《防災白皮書》，籲求民眾「自助」、「共助」。從幼兒時期開始，就有防災教育，學校每學期進行防災避難演練。建築防震法規的執行也極為嚴格，不會有官員拿紅包讓豆腐渣建築草草通過這種情事發生。[Vic：在這一點上，中共的貪官真是豬狗不如，中共的體制是惡貫滿盈。如明報先前報道，四川一些農村的災後重建，地方政府壟斷工程，重建的民居基本上仍是豆腐渣。]

當然，更重要的是人民守法重秩序的素質。別說汶川地震時官員霸佔救災物資，十天前雲南地震災區領取帳篷要先繳押金這些貪瀆情事了，就算早前新西蘭地震，也發生災後搶掠、商戶趁機抬高物價的情況。這些事在日本不但沒有而且不可能發生。日本有的是食店煮免費咖喱飯，電器店提供免費手機充電，汽水機免費供應飲品，公共電話也暫不收費。

地震發生當天，東京電車停了，許多人徒步數小時回家，有人自述，在回家的兩小時中，到處都已經見到設立避難所了，可以說是迅速對應。在巴士站，即使人龍再長，人們也安靜排隊，排在最後的一人，舉着「我是龍尾」的牌子，讓新來的知道從哪裏排起，然後把牌子傳給最後一人。

許多報道，包括本報記者的實地採訪，都稱讚日本民族這種堅忍、冷靜、自助、互助的表現。部份中國或港台網民對日本災難的冷血論調，日本人並不介意，他們甚至連向溫家寶總理發問也沒有意願了。日本網民在地震後留言：「一定要協助不會說日文的外國人避難，就算你只會說 Hello、 OK都行。」

不過，昨天內地網上的一段對話恐怕使日本人不明所以了：中央台記者去福島採訪，聽說當地加油站停止供油了，她問工作人員：是為了囤起來好加價賣嗎？對方說：是存了一些，但是為了給救護車等救援車輛使用的。

這句問答，是兩國文明的最清晰的對比寫照。

日本地震給我們留下的印象是：滿目瘡痍的大地，井然有序的人群。日本民族為甚麼會有這種表現？他們的理性、冷靜，對七情六慾的壓抑，似乎已到令人畏懼的地步了。也許村上春樹在為阪神地震寫的小說《神的孩子都在跳舞》裏提到的意念會是答案，他說：災變迫使人們必須思考生命的價值與意義。長年受重大天災的淬煉，使日本人體認到在難以抵擋的天威面前，人是非常渺小的，渺小到絕對不能再自相踐踏，不能再製造人禍，因此人人都必須自持、自制、有序、互助，不要使社會秩序崩壞，人才可以生存。

如果有多難興邦的話，這才是真正的多難興邦，興的是「人為邦本」的人。

但天威仍然難測，所以我們只能為日本人民祈福。

至於滿是逐利思維和在詛咒聲中尋求心理平衡的民族，我們也期望能有一天可治癒心靈的災劫。

楊照 - 聽不懂日語都寧可看ＮＨＫ

聯合報 2011年3月16日

Vic：台灣電視新聞的製作人，將觀眾都當成是濫情的三姑六婆，從新聞的選材（平時盡報些拿不上檯面、稱不上新聞的雞毛蒜皮事）、畫面的呈現（各種標題和文字跑馬燈多得發神經）到播報的語氣（永遠的大驚小怪、莫名亢奮），十足十就像是特別設計給沒見識又缺乏智性好奇的八公八婆看的。專業欠奉，一天到晚盡耍些小聰明，不懷好意地操弄觀眾情緒，永遠是意識形態先於事實真相。看台灣的電視新聞，我最常想到的一個詞就是Indecent。Have you guys no sense of dec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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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十一日下午，日本發生大地震後，台灣的氣象局發布了海嘯警報，預計海嘯會在五點半到六點之間影響台灣。那是下午兩點鐘左右的事，接著氣象局又發布了更精確的預估，海嘯抵達台灣東岸的時間，應該在下午五點四十七分。

五點鐘，所有電視新聞台都擺出了大陣仗，密集報導地震與海嘯的消息。動員好幾個主播在攝影棚裡，每個人都用激動的語氣大聲講話，強調情勢的緊張，不斷提醒五點四十七分這個關鍵時間，然而畫面上的時鐘跳到五點四十七分了，電視上竟然沒有東海岸的畫面，勉強用東北海岸的連線鏡頭敷衍著，海面上沒有任何異樣狀況，連線記者卻一定要睜眼說瞎話：「這裡的海浪也明顯升高了」，更誇張的，明明已經過了五點四十七分，主播竟然繼續強調：「五點四十七分海嘯即將抵達花蓮」。

整段新聞最大的特色，就是從頭到尾都是嘶吼的話語聲，都是刻意裝做出來的情緒，沒有畫面，沒有事實，也沒有資訊。那麼大的新聞，那麼大的動員，也有幾個小時可以準備了，為什麼新聞台給不出畫面、事實和資訊呢？一項關鍵因素是：他們已經太習慣用激動口氣製造氣氛來做緊急新聞，這樣做新聞比去積極準備事實、提供資訊，要來得方便、容易多了。

也可以倒過來看，台灣的電視新聞之所以充滿硬是去製造撐出來的激動情緒，正就因為新聞的基本功太差了，沒有真正的內容報導，就養成了這樣虛張聲勢的習慣。沒有能力及時調度花蓮、台東的記者，來不及將ＳＮＧ車開到花蓮、台東，也沒有能力快速整理與地震、海嘯有關的地理科學事實，更沒有辦法提供大家如何正確應對海嘯的資訊，所有這些重要的東西，都付諸闕如，於是就只能扯著喉嚨講話了。

在話語上與文字上，持續扯著喉嚨喊。到了第二天早上，有新聞台用大標題打著：「日股狂跌」。往下看新聞內容，日股跌了百分之一點多，唉，這樣的幅度算「狂跌」的話，那麼台灣股市一年恐怕有一百天在「狂跌」了吧？用點常識腦袋想就會理解，那是日本股市星期五的收盤數字，地震發生在日本下午時間，一時情況不明，股市不會立即反應的。

星期五的日本股市沒有「狂跌」的事實，「狂跌」的標題純粹是新聞台編輯糊弄出來的，緣由於另一個長期養成的習慣——報導災難新聞時，不管事實是什麼，將情況描寫得愈悽慘愈有收視吸引力。那一整天，報導到日本地震，「慘」字在畫面上到處橫飛，順道就將根本還來不及反應地震狀況的股市行情，一併也「狂跌」了。

在這幾天中，台灣有不少人改將電視頻道轉到日本ＮＨＫ，赫然發現：就算聽不懂日語、看不懂日文，都能夠從ＮＨＫ的報導中，得到比看台灣電視新聞更豐富的收穫。

那裡沒有大呼小叫，沒有誇張的標題，甚至沒有出現任何「深入現場」的記者身影。有的是第一時間的餘震紀錄，各種避難訊息，來自不同地方的災情畫面，上頭一定標示了拍攝的時間地點。我們安心地接收清楚、可信的事實，呈現的事實不足以回答我們所有的問題（例如核電廠反應爐的狀況），但事實就是事實，中間不會摻雜情緒扭曲。

那麼多新聞台，但碰到天大的事，卻沒有一台能夠讓人信賴，如此狀況真是悲哀啊！

（作者為新新聞副社長兼總主筆）

施永青 - 特權比高樓價更惹不滿

am730 C觀點 2011年03月15日
Vic：中國的萬般特權，根源在於共產黨壟斷一切權力，不容任何質疑或挑戰，此所以法院必須「黨的利益至上」，司法體系無法發揮制衡權力的作用，再加上嚴禁新聞自由，特權與貪腐遂惡性失控。
共產黨治不了自己的腐敗，因為一個壟斷權力、為所欲為的掌權結構，根本沒有自我約束的意願或意志，反貪只是權力鬥爭的手段。共產黨一天不放棄壟斷權力的想法，中共的司法不可能有獨立的腰骨，施永青先生倡導的「先把司法制度完善起來，讓所有的人在法律面前都得到平等的對待」也就不可能實現。

「權力使掌權結構腐化；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化，」 這是社會科學的鐵律，只是共產黨死不相信（或死不承認），但世界的運轉不以人的意志而轉移，當然也不以共產黨人的意志而轉移。

在不義的體制下發大財的人，基本上都是不義之人。只有喪失良心或理智的人，才會為中共唱頌歌。

尊子．乜議員．明報．2011年3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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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擔心高樓價會導致社會不穩，故不惜犧牲地方政府的經濟利益，也要把樓價壓下去。其實，高樓價未必足以導至社會不穩，因為若是社會真的不穩，人們一定不想持有不動產，樓價亦無法高得起來。現時對內地社會穩定最具破壞力的因素，是人民對權貴可以不受法律制裁的不滿。

自改革開放後，內地掀起了一股創業致富的熱潮，大家都想透過付出更多的努力與願冒更大的風險去先富起來，因此，並不熱衷追求均富，而比較接受經濟上的差異。人們最為不滿的是社會上的權貴可以享有特權，不用遵守公平競爭的原則，以至自己雖然付出了大量努力，但成效卻遠不如那些有權在手的人。

大家一起捱高樓價沒有關係，人民不滿的是有些人可以憑特權以高折扣先買，甚至不用付錢也有人奉送。很多內地官員的財富都與入息不相稱，社會財富很多都落在太子黨手裡。這才導致人民把矛頭指向掌權者。在內地工作，得與政府部門打交道的人，都會嘗過衙門的悶棍，他們就是愛理不理，一拖三推，讓你要辦的事沒法有進度，目的就是要提醒你，你尚未孝敬我呢！

近年，敢明目張膽地收受利益的官員雖然少了，但他們一樣有辦法。他們可以安排一些親信，在外面成立一些顧問公司，宣稱有專業知識與某些衙門打交道。你辦不了的事可交給他們去辦，那當然要收取一定的費用。明眼人都看得出，這些費用其實只是賄款的變種，最終有部分會落在官員的口袋裡。

內地行大陸法，條條規規十分多，但只要你找到恰當的顧問公司，他們都有辦法繞過這些規條。他們可以幫你交少點稅，不用遵循勞動法或環保條例，甚至讓你打贏官司。在這種情況下，不但當官的人有特權，有錢的人也可買通官員去享有特權，最吃虧的是廣大的普通老百姓。所以大陸民間除了對當官的沒有好感之外，對富起來的人也開始有仇視的心態。

官員以權謀私，富人以錢謀方便，內地有些人已習以為常；人們最看不過眼的是，這些人即使做了傷天害理的事，也可以逍遙法外。只要你的官職夠高，或者肯花的錢夠多，違法也可以不予追究。人們對自稱「我爸是XX」的人最為深惡痛絕。

由於權貴可以有法不依`，所以社會上缺乏正氣，人們看到有人違法亂紀，也不敢輕易舉報，因為不知他有沒有後台，弄得不好，又會惹禍上身。

人民現在雖然忍氣吞聲，但內心一定會把賬算在執政者身上。中央要維穩，與其花氣力去壓低樓價，不如集中力量去反貪腐，先把司法制度完善起來，讓所有的人在法律面前都得到平等的對待。這樣，社會上即使有貧富的差距，只要可以公平競爭，社會也會相對穩定。

杜念中 - 獨裁者和我們崇拜的大師們

台灣蘋果日報　2011年3月12日

Vic：台灣的「文化」商人為了推銷商品，濫用「大師」、「教父」這種浮誇的稱號，其實已經令這些名詞變得一文不值。高等學府的學者也滿身銅臭時，教育只會愈來愈勢利化；教育不但將失去啟蒙作用，還將是迷惑人心的工具。此所以貪得無厭、損人利己的商業鉅子，尤其是投機炒作、促成金融危機的金融才俊，大多是國際名牌學府的傑出校友。

有人問耶穌：神的靈與言啊，誰最能誘騙世人？－－以為答案是惡魔撒旦－－不料耶穌回答：歧途上的學者；一個學者誤導，無數人要跟著墮落。(口傳阿拉伯語「穆斯林福音書」，馮象譯注《摩西五經》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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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比亞內戰受害者不計其數。但令人意外的是，執英國學術界牛耳的倫敦政經學院也因利比亞而折損了一名校長，還賠上校譽。在美國，由哈佛大學教授群組成的觀察諮詢集團（Monitor Group）同樣因為受僱於格達費而聲望大挫。

2009 年倫敦政經學院接受格達費基金會150萬英鎊捐款，名目是研究北非民主和公民社會發展。政經學院之所以被選為合作對象，和格達費次子賽義夫有關。該校民主理論學者賀爾德（David Held）特別鍾情利比亞，他和許多教授都認為利比亞可以實行政治改革。賽義夫在政經學院的博士論文主題為公民社會與民主治理，就完全沿襲賀爾德的學說。

政經學院為了拉攏利比亞，邀請賽義夫擔任米利班講座的主講者，結果引起米利班兩個兒子的抗議。米利班（Ralph Miliband）是20世紀英國重要的馬克思學派政治理論家，兩個兒子則是曾任工黨政府外相的大衛和現任黨魁艾德。去年政經學院還特別為格達費安排了一場遠距視聽演說。對格達費家族，政經學院可謂極盡阿諛之能事。辭職的校長戴維斯（Howard Davies）表面上是負起行政責任，但其實他代表過首相布萊爾指導利比亞的金融機構，也是利比亞主權基金的顧問，利比亞內戰爆發，他已經沒有立場主持政經學院這樣的高等學府了。

學者美化格達費

美國的觀察集團則收了利比亞政府超過1000萬美元的顧問費。這個由哈佛大學管理學大師波特（Michael Porter）創辦的諮詢公司，主要任務就是美化利比亞和格達費的國際形象。賽義夫博士論文的訪問素材全由觀察集團包辦，集團還請了哈佛甘迺迪學院前院長奈伊（Joseph Nye）負責審閱修改賽義夫的論文。另外，觀察集團還負責邀請國際級學者訪問利比亞的任務。

倫敦政經學院和哈佛教授群儘管有堂皇的藉口，但根本禁不起嚴格檢驗。賽義夫是否在學校認真從事研究，是否定期向指導教授報告進度，博士論文是否有人代為捉刀，校方必然清楚。看來這些學院的基本要求，政經學院都輕輕避開了。政經學院以最寬鬆的方式，刻意培植賽義夫成為傑出校友，令人難以苟同。

牛津、劍橋、倫敦政經學院等名校從來無法脫離大英帝國遺風，總是以培養第三世界領袖的搖籃自居。這種政策本來無可厚非，但問題是學院不能為了增闢財源和擴大影響力而降低學術標準。同樣重要的是，學者可以試圖影響不同國家的發展方向，但像紀登斯（Anthony Giddens）、福山、奈伊、賀爾德這些廣受敬重的大學者，竟然為了點顧問費而專程跑到格達費的帳篷與他坐而論道，替他七拼八湊的理論塗脂抹粉，甚至要替格達費作傳出書。此種行徑實為士林之恥。

中華民國建立沒多久，袁世凱就要恢復帝制，還請到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著名法學和政治學教授古德曼（Frank Goodman）遠赴北京，在袁的御用報紙《亞細亞報》發表了篇「共和與君主論」，鼓吹帝制適合中國，結果袁世凱稱帝百日即終，但古德曼卻因此遺臭萬年。

相較於百年前的古德曼，21世紀的大師們猶有勝出。當年到中國前，古德曼對中國所知有限，但21世紀的大師們對利比亞和格達費瞭如指掌，他們拜訪格達費，只是替格達費的垃圾理論加持，讓這個自大狂更加自我膨脹。倫敦政經學院如此巴結格達費家族，台灣校友們看在眼中，不知做何感想？發現大師甘心淪為獨裁者御用文人時，那些景仰膜拜他們的台灣小知識份子，心中又是何種滋味呢？

作者為《蘋果日報》社長
＜GOOGLE地球＞

安徒 - 六千港元 如何撕裂族群？

2011年3月13日

【明報專訊】政府派錢六千元，掀起香港一陣仇視新移民的惡浪，把香港社會撕裂。一項表面看起來至少有所謂「抒緩民困」作用的措施，竟然得出比財困還要負面的影響，很多人大惑不解。但其實，這場使很多人對香港社會危機如夢初醒的震動，比起攔路示威，更能顯示香港所接近的「臨界點」狀態。

不過，它的徵兆，其實早已寫在牆上。

二○○八年環球大股災，財困問題並非香港獨有。但你環顧全世界，能數得出有多少個成熟的經濟體系，會採取打開庫房向國民派錢的方法來抒解人民經濟困境？再往上追溯歷史和翻查教科書，又有哪一個當代工業社會的經濟學家，哪一本社會福利專業的學術著作，提出過人人平均派錢作為福利改革的手段？

顯然，平均向國民派錢的政策，既無學理根據，也缺乏往績經驗，是典型的愚民反智瞎指揮的結果。與其說它是一種福利改革的措施，倒不如說是一種為了掩飾官僚不學無術，缺乏承擔，迴避面對千瘡百孔的經濟社會結構性矛盾，以飲鴆止渴方式耍弄的低級民粹主義伎倆。

在香港人極目所望，亦只有澳門這幾年才有派錢這種做法，香港人亦曾經隔岸訕笑，作為彼岸官僚體系無能低效的象徵。只是想不到，當日曾經尚且維護着港人自尊自信的界線，這麼就輕輕地被打破。

香港的沉淪，真的可說低處未算低。

全民參與的「分家產」案

平均派錢為什麼不是良方，反是毒藥，是因為這種措施只問資格，不問需要。富者六千、貧者六千——它所涉及的資源錯置和浪擲是其一大弊端。六千元解決不了中產面對的問題，六千元卻又足以引起低下階層之間的相互嫉妒。不過，最壞的還在於，這種「一刀切」的利益再分配，偏離了一個自由主義社會底下，社會收入再分配應是根據一些可以供反思和理性辯論的公義原則。[Vic：這句文字不通。]

所以，問題根本不在於新移民在香港有沒有資格去享有六千元。

反對新移民享有六千元政府派錢的理據，在於他們未對香港社會有貢獻。可是，如果一個社會有良好的公義教育，就會明白每人有各自的條件和際遇，各自不同的實際需要。社會應合理地為公民解決他們的關鍵需要，這些可不是基於要回贈他們作過的貢獻。

也就是說，一個公義社會的前提是保障每個人都按基本需要，享有某程度的基本權利，以利於他們在公平起跑線上對社會作出貢獻，而不在於成員曾否或能否作出貢獻。否則的話，所有天生殘障，也應被禁止享有任何福利。

其實，一個新移民要融入社會，今時今日所已經享有各類權利，實際上也肯定超出了六千元。如果政府把這突然由幾百億庫存撥出的六千元，都一如既往，理性地按需要化為具體的服務或補貼，使真正需要的人受惠，公帑就會用於建設一個人人最終都受惠的公義社會。

可是，當這數額化為現金，事情就變成好像一宗全民共同參與的「分家產」案，赤裸裸地以純然隨意的標準去爭論誰有資格，展現的不是理性、包容，而是人性底下的嫉妒和仇視。於是，所有關於「需要」的論述和公共理性都被取消，富豪家族分產的鬧劇，竟隱隱然成為公共政策爭議的參照。這樣的話，唯一可以流通的語言就是恐懼、敵視和怨恨。族群分裂的根源就在於這種社會政策公義原則和公共性的喪失。

香港排外主義的特殊性

反移民的情緒並非香港獨有，所以也不用急於指摘這種現象為法西斯主義。可是，在不少西方國家，反移民情緒的確是右翼極端主義的溫牀。奧地利的自由黨、法國勒龐（Le Pen）父女領導的國民陣線，和澳洲一度風頭甚勁的漢森夫人（Pauline Hanson）與她領導的單一民族黨，都是新型極端右翼和排外主義的政治現象。

它們的出現，是過去三十年西方偏離社會民主（social democracy）的共識，自由主義亦隨之而為市場原教旨主義所取代之後的產物。在「小政府、大市場」的教條底下，民怨頻生，新右翼政客乞靈於危機管理。理應放在改革福利體系的資源，用作於根本沒有章法和原則可言的危機管理。香港今年預算案的藥石亂投，也可視為一種早有先例可援的排外政治的又一案例。

可是，香港的排外主義又有着自身的特殊性。因為香港人政治及文化的內／外構成更為複雜。香港人的內／外又再分上／下。上方的「外」，指歐、美、日的西方世界，倒是心儀艷羨的對象，不在排斥之列。只有下方之「外」，意指大陸、菲律賓和印巴，才是排外情緒的憎恨對象。

早前菲律賓槍殺人質事件，悲憤的過度濫溢，已經夾雜大量排外情緒，不過，這種排外也是對香港地位衰落的悲鳴。當時這種以敵視菲傭為表徵的自卑情緒，在香港有否享有所謂次主權的爭論中，竟以政治的方式呈現。一件對菲律賓無能政府的不滿事件，竟也招來香港自治是如斯被矮化的侮辱。再加上過去這幾年，香港自治空間的不斷收縮，一國兩制名存實亡，能夠真心以團結香港人為責任的政治人物幾成稀有動物。抗拒大陸的意識，也因此發酵日久。過去幾十年，香港人能夠嚴格區分大陸政權和大陸人民的能耐也日漸磨蝕。有人打出反中國化，「抵禦文化清洗」的駭人口號，是一個很自然的反彈。

所謂新移民也者，早晚都是香港人。可是，沒有這幾年官方及非官方的所謂「優質人口」論調，香港目前這種劍拔弩張的族群關係，不會獲得它在論說上的合法性，令那些使人觸目驚心的所謂「蝗蟲論」振振有辭，繪形繪聲。那些所謂「優質人口」與「非優質人口」之間「合理」分佈的謬論，如果不及時口誅筆伐，就只會不斷為香港埋下種族主義和族群衝突的毒素。而可哀的是，這些論調的鼓吹者，竟然大都是那些熱中於所謂中港融合的利益集團。他們以為，只要高舉「融合大趨勢」、「愛國主義教育」、「文化回歸」這幾度符咒，香港人的身分矛盾就會「解決」。

社會失卻基本的廉恥

可是，和世界其他地方一樣，與全球化一同出現的，正是族群衝突和種族主義的急速復興。新自由主義思維下由財團主導的中港融合，也同時激化了惡質右傾、排外的本土主義。針對這些現象的治療良方，並不是目前那套空洞的愛國主義教育或文化回歸，因為愛國主義教育召喚人們認同的只是權勢、是死的文物、是遙遠不着邊際的古老文明，是奧運獎牌，是不着地的太空人，是虛浮的榮耀，卻不是學習對鄰舍的接納，對他者的開放，對異己的寬容，對痛苦的同情，對苦難的承擔。

愛國主義之愛反是淘空了人對社群之愛的正確基礎，因為它只教你去愛中國，卻沒有教你、甚至禁止你去愛中國人，把這些中國人看成鄰舍。

這種優良的情感素質，是公民成熟的標誌，是主體性的彰顯，是人的自尊自信有沒有空間去生長和發展的終極考驗。但自尊自信可以建立的前提正是，社會上還尚存羞恥之心。香港回歸中國十多年，卻為了六千元而弄至群眾空前撕裂，一批中國人以種族主義的讕言辱罵另一批中國人，孰令致之？造成此等嚴重失誤的當權者輕忽了事，問責無從，社會所失卻的是一種基本的廉恥。

手足相殘，同胞如同寇讎……無恥之毒，又豈只一點排外主義？

一樣是水，卻還要區分井水河水，又怎會不生歧視和種族主義？

陳雲 - 香港是中共藩屬——讀強世功《中國香港——文化與政治的視野》

2011年3月13日

【明報專訊】我從不閱讀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之後的大陸政治書，然而，為了看病，也會破例。所謂看病，是看書中顯示的中共病徵，用的是佛洛伊德的病徵閱讀法（symptomatic reading）。這種閱讀法，以前梁啟超用過。他說，孫中山的革命黨寫的書，提供的不是救國之策，而是他們自身的病徵﹕急躁用事、自以為是、無事找事、強迫他人順從。

中共是天朝，香港是藩屬

中共黨人的書的病，比民國革命黨的要久要重。強先生曾在香港的「中聯辦」供職，寫書是試圖解釋中國的處境，解釋香港的去路。然而，我看的都是書中的病。該書旁徵博引，上下古今都論了，卻是如松鼠採果一樣，在巢穴堆積起來，不會去蕪存菁，更不會融會烹調。然而，由於他們緊握「中國例外論」為護身符，血汗工廠的出口年年上升，即使全書各處充斥住不能匯通的種種理論，也因為國力龐大，為世界產值第二強，沒人敢招惹他們，於是安之若素，不以為忤。這是中共累積的福份，我無緣享受，只能羨慕吧。

去年反高鐵的廣場上，有人向我推薦強世功的《中國香港——文化與政治的視野》，勸我要理解國情，不要老是抨擊祖國。半年之後，在書店偶遇此書，便買了來看。書中的閱讀經驗和推論過程，倒與我十幾年前的很相像，然而，結論迥異。

強先生說，當代中國不是現代形式的主權之國（state）而是文化形式的歷史之國（country），是古典的國家形態而不是現代的國家形態，黨國體制則是「傳統中國的政治遺產」，走向天朝大國和大同世界，既然主權國家和公民契約立國只是西方近代產物，中國毋須跟隨。中國有中國的軌道，是以封建觀念，以差序格局來開展的國家，也就是以儒家傳統立國。

香港的一國兩制之得以構思，正是由於中國有王朝與藩屬的傳統封建體制，藩屬是容許各種制度的，一國多制的。他說﹕「在香港問題上，中國共產黨超越了現代西方的政治理論（無論馬克思主義的階級理論，還是民族國家理論），可這種超越的東西究竟是什麼，似乎沒有人能夠說清楚……然而，正是在現代西方政治理論難以解釋的關鍵點上，恰恰展示了中國共產黨最深層的思考實際上延續了儒家傳統的天下觀念。這種『天下』觀念超越了階級和民族，也超越了主權國家概念，而把政治秩序的差序格局與圍繞地緣展開的中心與邊緣關係的思考結合在一起……只有理解中國共產黨理論與傳統儒家理論在最深層次上的一致性，才能理解中國革命的特殊性，即它是正統馬克思主義的一個例外，也是現代民族國家理論的一個例外」。

學史之目的，竟是不思進取

而在此封建理論之下，香港的愛國特首和愛國資本家成了諸侯，香港是他們的封邑﹕「在中央的決策思維中，所謂『繁榮』就是要確保『兩制』下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不變，而資本主義制度的核心就是要保證資本家的利益；『穩定』就是理順香港內部的政治關係，理順中央與香港的政治關係，前者要照顧工商界的政治利益，後者要確保國家主權和愛國者治港。經濟『繁榮』是政治穩定的前提，政治『穩定』是經濟繁榮的保證。因此，在中央『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的政治責任中，香港工商界無論在繁榮問題還是在穩定問題上都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在當代讀中國的政治史，目的不是要返回封建天朝，返回士大夫的士黨治國，返回藩屬分封，不是要回頭走，或者原地不動，宣稱這就是儒家治國，中國不須跟隨西洋。讀國史，是要向前走，繼承中國的文化傳統，走向憲政共和。憲政共和是天下大勢，也是人類社會的偉大建樹，即使孔子再世，也只能讚歎之，躬行之。十幾年前，我也循着強先生的路徑閱讀和思考，得出的結論是中國必須先承繼「古典共和」，就是政府成為無派性的全民政府，軍隊中立，執政者大公無私，不偏不倚，維繫國家全體長遠利益，這是王朝中國完成了的偉大傳統，然而這種傳統難以適應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多元理性和多元價值，解決的方法不是鞏固士黨，分封國土，而是走向多黨制的現代共和，走向聯邦中國。

中共在治國理論上可以胡言亂語，只是由於中國不是大國，中共絕不出頭，不承擔國際責任，不惹怒美國，中國成為富商的租界，奴隸的監護人，全世界富人的血汗工廠和荒淫妓院。中國大陸並無特殊，中國的經濟也非奇蹟，不顧社會成本和生態成本走向工業化，自然碩果纍纍；而在外交上，當穩了美國的小奴才，自然厚厚有賞。王朝與藩屬的關係，不是北京與香港的關係，而是華盛頓與北京的關係。中共說的「中國例外論」，只是美國政界說的「美國例外論」的翻版。美國是西方新大陸，卻保留了歐洲古老的政教合一，基督教治國；中國是東方老大陸，也要保留傳統，來個政教合一，儒家治國。

近年西方國家不催逼中國民主化，不是忌憚中國的國力，而是善人遭了惡報，吃了啞巴虧。中國富而生驕，在國際社會盛氣凌人，萬一中共真的走向欺騙性質的民主體制——而這是對中共和資本家大大有利的，中國人的才情和創意空前爆發，不再崇洋媚外，在文化意識形態上挑戰英美的文化霸權，與台灣重新締約，結盟日本韓國，這將是西方的心腹大患。勿讓子彈飛，就保持原狀，使中共成為中國人的文化尊嚴和科學創意的封頂水泥好了。美國近年退出支持香港的民主運動，樂見民主黨投共，其理在此。中共大可安枕無憂，在當美國藩屬的時候，向香港呼呼喝喝，做他們的天朝美夢。香港在目前也像西方社會吧，中共受了美國的氣，轉發在香港，這是他們難得的心理安慰了。不過，但香港一步一步的內地化、珠三角化，愈來愈像中共自己，這種虐待西方社會的慰安所，將來不知往哪裏找。到時候，也許是革命，也許是亡國。等着瞧。

陳雲 - 抗議預算案的革命意義

am730 轉角專欄 2011年3月8日

通脹肆虐，民怨沸騰，財政司長先前一毛不拔，民眾扔飯盒抗議之後，卻隨便答允每人派錢6,000元。一個輕率的政治決定，耗費公帑 400億。香港公帑儲備近3萬億元，公款動用得宜，可以為港人籌謀幸福，不必每日過着齷齪沮喪的生活。例如安排目前由私人管理強積金過渡到政府保障收入的中央公積金，再訂立全民退休保障；回購東隧西隧，節省交通時間；撥預備金回購領匯商場，恢復保障低下層生計的二元經濟格局；恢復興建公屋及居屋；興建優質的高租公屋，為中產提供租住樓宇，解決住屋困擾，令人民生活快樂，釋放創意；以市價回購新界原居民的丁權，重新規劃鄉郊土地及修復被污染的土地；購買策略保育用地，養護水土，復興農業；興建水庫及海水化淡廠，食水自給自足。

假若香港有一個正常的政府，財政預算案由議會多黨提議及辯論，由議會內閣制定，而不是由所謂行政主導的政府的專任官員（財政司）獨斷，上述的常規建議早已提上議會日程討論，而不只是在輿論出現，只在示威牌上出現。

星期日(3月6日)，多個團體發起反預算案大遊行，繼2003年反對國家安全立法以捍衛人權自由之後，這次爭取政治參議預算案的抗議行動，是香港憲政運動的一大里程碑。

沒有民主參議的預算制度，就沒有憲政可言。人民無法參議政府的錢庫，從消極而言，就控制不住官僚機器，執政者的用度不受監督，偏袒財閥，施暴於民；從積極而言，人民可以促請政府調度公款，為經濟與民生謀幸福，做到私人不可能做到的大事。英國的憲政運動，從大憲章到光榮革命，可以國家預算案的參議程度為標誌。

國會會議幾乎等同財務會議、預算會議，議會的要務，就是審核預算內容和監督預算執行。 可惜，香港立法會一早就被《基本法》廢除了提出涉及公共開支的法案的權力，立法會只能被動地否決財政司的預算案而無從提案參議，這就注定了香港的憲政和民主是殘缺不全的，注定了香港人民必須經常上街遊行，用政治壓力，討還自己參議公共財政的權利。香港之所以成為「遊行之都」，不是因為香港人好鬥，而是《基本法》決定了的。

香港在殖民地時期有合乎民意期待的預算案，不是因為民主制度，而是由於官員體察民情。幸會賢良之士，就得到一份親民的預算案；遭逢昏庸之官，就面對一部耍猴子戲的預算案。

事前賣廣告詢問民意，撚鬍鬚假扮親民，事後卻推出一份不恤民命的預算案。

曾俊華的傲慢，源自《基本法》矮化議會。

德國哥廷根大學民俗學博士，
嶺南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中文解毒》系列作者。

林沛理 - 蘋果軟銷反智的野蠻

《亞洲週刊》二十五卷第十期 2011年3月13日

《蘋果》讓讀者夠膽挑戰權勢，但又日復一日削弱他們獨立思考、明辨是非的能力。

幾個星期之前，《蘋果日報》港聞版有一則交通意外的報道，標題是《女煙民捱撞捲電車底危殆》。單看這篇報道，讀者沒有可能知道，甚至無法想像，這個最終不治的交通意外受害者，寫得一手足以令政府高官和大學教授汗顏的漂亮英文，也是個侍母至孝的女兒。她交朋結友，從不以成敗論英雄，很多失意、失業和失敗的人都得到了她的友誼。她對飲食很有心得，自己卻患上厭食症。這一切，我知道，因為這個給《蘋果日報》「定義」為女煙民的人，是我認識了二十五年的老朋友，大家的一切對彼此皆不陌生。

為什麼要將一個被電車撞倒後捲入車底，再遭輾過重傷的受害者稱為「女煙民」；並暗示「由於現場遺下香煙和(打)火機」，受害人可能「只顧吸煙，沒留意轉燈衝出路面肇禍」？原因大概是：在這個「要用最少時間知道最多事情」的資訊爆炸的社會，《蘋果日報》以為只要亂貼標籤、製造刻板形象、附和社會偏見，以及將揣測裝扮成推理，就可以令複雜的人和事立刻變得明辨可懂(instantly comprehensible)。本來大眾傳媒有責任同時扮演社會的詮釋者(interpreter)與叩問者(interrogator)的雙重角色，既要向受眾解釋社會發生的事情，又要指出問題的所在和提出質問。

可是，《蘋果日報》所做的，卻是將報道的對象一味面譜化，把一個飛來橫禍、遭到大不幸的人的僅有尊嚴都要奪去。這是一種文明的野蠻，用德國法蘭克福學派學者阿多諾(Theodor Adorno)的話說，《蘋果日報》這種否定人的基本價值和個體性(individuality)的報道手法，是把「啟蒙的可能」變成了「野蠻化的可能」。

《蘋果》是一份徹頭徹尾為普通人辦的報紙(a newspaper for the common man)，它一開始就選擇了站在老百姓和小市民的一邊，但同時它又明目張膽、幾乎不能自制地貶低這些老百姓和小市民，假設他們都是愚蠢、勢利、拜金主義、自私的、膚淺和貪婪；並根據這些假設制定報紙的編輯方向和內容組合，以及界定新聞的和報道的角度。結果，《蘋果》一方面恭維讀者，將他們的人民力量釋放出來，使他們夠膽挑戰權勢和向政府說「不」﹔另一方面卻傲慢地對待它的讀者，侮辱他們的智慧，「軟銷」反智，日復一日地削弱讀者獨立思考、明辨是非的能力。

我們不會天真到期望《蘋果》像《讀者文摘》一類刊物那樣「激人以道德」(move one to virtue)。只是倘若《蘋果》仍舊忠於其辦報理想，那麼它就算不可能完全揚棄那一套譁眾取寵的蒙昧主義，也要好好將報紙越來越強烈的反智傾向撥亂反正。

它對消費主義的擁抱(永遠都在提醒和幫助讀者做精明的消費者，卻從沒反省消費行為本身的意義)，其實是在引誘讀者做「消費的癮君子」(consumption addict)——你越拼命擁有，就越覺得匱乏，最終變成無法自拔的消費狂。還有的就是那些「狗仔隊」偷拍的所謂娛樂新聞，它將讀者變瞥伯 (peeping Toms)，是對讀者的矮化而非抬舉。

人才跟著金錢走，是資本主義的定律。給稿費從不吝嗇的《蘋果日報》名家如雲，還有善寫「美文」的社長董橋長駐候教。然而這種「裝飾性」(decorative)的思想性和文藝氣息改變不了報章的本質。

星期日《蘋果日報》的《蘋果樹下》辦得越有書卷味，越有批判性，便越給人一種罪人在星期天去禮拜堂做告解的感覺。我想到的是法國犬儒哲學家帕斯卡(Pascal)嘲諷教徒自欺欺人的一段話﹕「愚弄你自己，領取聖水，接受洗禮，向神父懺悔，然後一切都會有美滿的結果。」

《蘋果日報》要不再精神分裂下去，就必須把握住「人」這個中心問題，而不是在它的附近打轉。對於《蘋果日報》日後的發展，最大的關鍵在於它把「人」看成什麼﹕是愚民、笨伯、消費者、經濟人，還是一個公民社會的成員、一個雙肩承擔得起民主政治責任，也因此是應該得到民主的群體(a people deserving democracy)。《蘋果日報》常自詡為香港人的報紙，問題是香港人在《蘋果日報》的眼中到底是什麼？

林沛理，《信報》及《南方都市報》專欄作家。著有評論集《影像的邏輯與思維》、《香港，你還剩下多少》、《能說「不」的秘密》、《破謬．思維》及《精彩的偏見》，最新的一本書是《英文玩家》（天窗出版）。perrylam@yahoo.com

梁文道 - 灰色山寨

香港蘋果日報 2011年3月6日

幾個月前我在網上看見一篇林夕的訪問，這個寫詞寫到買豪宅的家伙居然向記者說填詞的收入很寒微，當時我就覺得有點不對勁。果然，沒多久我又看到了林夕的聲明，原來他從未接受過那份報刊的訪問，此事純係虛構。啊，假訪問，一種多麼親切多麼熟悉的物事呀。過去數年，在我讀過的大陸媒體的人物採訪裏頭，真不知有多少成真多少成假。不過這又有什麼關係呢？反正都是遊戲而已。玩世不恭，或許就是今日生活在中國的最佳態度了。

比起名滿天下的夕爺，發生在我身上的假訪問或許還不算太多，但也頗有一些談不上是訪問但卻令人頗感困擾的媒體虛構事件。就說去年吧，忽然有消息說重慶以辟穀修仙知名的道長李一收了不少名人徒弟，鄙人也忝列其中，莫名其妙地成了個煉丹修真的仙侶。消息還說李一道長是個騙子，只不過耍弄一堆江湖把戲，便把大家耍得團團轉。有趣的是這麼多家大陸媒體都把我算進受騙者的隊伍裏頭，但卻沒有一家直接找過我核實真相，而那些媒體之中還不乏以新聞理念知名以社會責任自許的嚴肅刊物。到了最後，唯一打過電話給我對證實況的，竟是普遍遭人歧視，被大陸同行看做是八卦狗仔老祖宗的《壹週刊》。這種小事本不值掛齒，但它很能用來說明現在中國媒體的常見窘況，那便是或許渴望 do the right thing，但不懂得怎麼樣 do the thing right。

至於假訪問究竟對不對，那就是另一個問題了。我甚至懷疑，對很多中國人來講，「對不對」這個問題本身就已經是種很古怪的問題；都什麼年代了，怎麼還有人想要搞清楚是非對錯呢？

比如說一位來自華中的青年學人，從他的自述來看，應是一位備受師長讚譽，治學態度嚴謹的後起之秀。他來香港找我，想要替一份老牌刊物做專訪，正好那陣子事忙，我便婉拒了他的好意。沒想到一個月之後便接到來信，說那份訪問稿已經寫好了，要我過目看看有什麼需要改正補充的地方。假訪問我試過，但要「受訪者」核對訪問稿的假訪問我還是頭一回碰到，於是我回信客氣地指出他這篇「訪問」東摘西抄，沿襲了不少網上流傳的謬聞；並且婉轉地告訴他媒體正道的緊要，最最起碼你不能根本沒採訪過一個人卻聲稱已經和他做了一個很生動很深入的訪談。然後他給了我一封用詞相當典正的答信，幾乎完全贊同我對中國媒體的看法；他說：「正因媒體的不負責任，才會有那麼多錯誤百出的消息。我最大的問題便是誤信他們，把這許多不正確的資料寫了進去」。所以他認為這篇「訪問」實在是個好機會，可以讓我乘機澄清，以正視聽。坦白說，這封信還真讓我呆了半天，因為他似乎完全沒搞懂問題出在什麼地方。

接下來，我們又通了幾個回合的信，在這幾封信裏，我們談到了些很基本因此也饒富哲學意味的課題。例如什麼叫做引號；在我看來，引號內的話應該是我的原話，訪問者如果不是親耳聽我說過，至少也有責任說明那些話的出處。假如他在別人做的訪問裏抄來的，是不是應該尊重一下他人的勞動成果，聲明出處，同時避免讀者誤會，以為這全是我當面對他說過的話呢？他的回應則是「尊重我的智慧產權，可以想辦法按字付費給我。」再如責任和道德，他坦承交稿的時限馬上就到，在雜誌上開天窗是很不道德的事，我不能不考慮這個問題的重要。於是我便把焦點引向一篇假訪問和在報刊上開天窗何者更不道德的倫理學討論，與他展開一場頗為深刻的交流。總而言之，無論我怎麼說，這位文化學術領域的明日之星就是弄不明白一篇訪問稿為什麼還真得做過訪問才行。

這是一次難忘的經驗，因為在那一連串的郵件往來之中，我並不生氣，而是越來越覺得困惑；難道訪問真的可以這樣子做？難道時代已變世道不古，只有我一個人跟不上，完全不懂得新生代的倫理與價值？後來讀到余華的新著《十個詞彙裡的中國》，我才能稍微理解此事的真實意義。

余華是很叫人吃驚的，以其地位名望，以其暢銷作家的身份，實在犯不著要寫這麼一本立場分明態度剛猛的散文集；然而他寫了，並且寫得十分精彩，絕對可以叫一眾時事評論家刮目相看。

《十個詞彙裡的中國》的詞彙之一是「山寨」。關於這個流行詞的力量，他有親身體會。先是一個賣盜版書的小販不識余華真面目，向他兜售《兄弟》，於是《兄弟》的作者翻了一下盜版《兄弟》，便直告小販「這是盜版書」。不料小販正色回道：「這是山寨版」。再有一回，「我見到了一個編造過我談話的記者，我十分嚴肅地對他說：『我從來沒有接受過你的採訪。』這位記者以同樣的嚴肅回答我：『這是山寨版的採訪。』我啞口無言了。這就是我們今天的現實，面對任何不合法或者不合理的事情，只要用上『山寨』一詞，立刻在社會輿論和社會心理上合法合理了」。

「山寨」是個叫人有點為難的現象。你說「山寨 iPhone」只是抄襲正版，不單侵犯版權，還阻礙了創意爆發；我也可以反擊，說它解決了窮人用不起 iPhone的問題，類似當年翻版碟在極低的成本下利益無數影迷的情況，是貧民大翻身的好事。你說「山寨春晚」完全模仿正版的春節聯歡晚會，看不出有多顛覆；我也可以說「人民春晚人民辦」，庶民的狂歡拑制掉了中央喉舌的壟斷。簡單地講，「山寨」是無可奈何的，外有環球資本，內有政府威權，無錢無勢的平民自謀出路，這又有什麼對不起人的呢？正所謂「革命無罪，造反有理」，「山寨」正是當代無數中國老百姓的文化造反與革命。

不過，「山寨」也因此掀起了一場重估一切價值的運動。盜版本來有罪，抄襲原來有錯，但就像余華所說的，凡事只要冠上「山寨」之名，它就忽然變得沒有問題了，更準確點說，不是沒有問題，而是不知道有沒有問題，不能肯定它的對錯。「山寨」是種價值的懸置狀態，放進任何一樣物事，它都可以爭議，它都不能簡單地辨別黑白。「山寨」是價值判斷的灰色領域。

既然「山寨」代表庶民，既然知識份子總有一種要站在庶民那一邊的天然傾向，所以大家也就不敢輕易說「山寨」的壞話了。因此「山寨」變成了很好用的形容，有點像當年的「人民」，不管「人民」說了什麼做了什麼，大家都不能隨便批評。假訪問很不對嗎？那就把它稱作「山寨訪問」吧。如此一來，反應慢點的呆瓜如我，就會一時愕住，不知如何是好。非但如此，人家都已經講明是「山寨」了，充滿戲謔的味道，我們要是認真下去，豈不太沒有幽默感太不識相；再套一句中國人常常掛在嘴邊的話，「這是何必呢？」

重點並不在於「山寨」真有這麼巨大的影響，而在於它及時地應合了當代中國價值領域的灰色狀態。重點也不在於假訪問究竟能不能與民間春晚相提並論，都可稱之為「山寨」；而在於襲用了「山寨」一詞之後，一篇假訪問便忽然變得無關價值無關道德，進入了一個模模糊糊超越是非的懸浮空間。

當然，那位年輕人可沒說他做的是「山寨訪問」。但從他的態度看來，我願意把他看成是山寨心態的代表（起碼在假訪問這一點上）。因為他不是那種創作了一篇訪問之後扭頭便走的記者，他的問題要來得更嚴重些；一個弄出了假訪問的人或許還曉得這是不對的；可他卻義正辭嚴地要求我這個當事人配合，彷彿根本不覺得一篇面壁虛構的訪問有什麼不對。

我曾經以為現在的中國很需要常識。但是在一個一切價值皆被重估，根本不知何謂正常的社會裏面，常識又有什麼用呢？不久的將來，也許我們終於會開始質疑偷竊的定義；人民百姓拿你的東西，這能叫做偷嗎？這叫做山寨，算不上偷。

許寶強 - 兒戲預算案 玩假政務官

2011年3月6日

Vic：其實，我覺得政府派錢也不錯。既然這個政府如此無心又無能，有錢唔識使，那麼多錢留在庫房，不如現兜兜派些給市民自己用。

許寶強先生說香港政府官員奉行「交功課主義」，確是妙論。他們的確最著緊向上頭交差，而不是真正幫市民解決問題。市民有什麼問題？萬惡的地產霸權且不去說它，香港一般市民能享有合理的醫療保障嗎？且摘錄張永和醫生2011年1月27日刊於信報的文章〈人口老化 醫改刻不容緩〉：

有相當大部分病者，患上了非緊急、非致命卻又實在影響到健康的病患。這範圍的病患很大，雖然不算急症，但若不能及時處理，則大有可能繼續惡化，更嚴重地妨礙病者的日常生活運作。在公營醫療系統裏面，這群組病者很可能就是在專科門診處輪候著。由於公營醫院專科門診的輪候時間變得愈來愈長，便反映出在這層面的服務，很大程度已經去到不勝負荷的地步。

李婆婆患上白內障，視力只有正常人之兩成，令她經常因碰倒雜物而跌倒。經診斷後隨即轉介到公立醫院眼科部治療，見眼科醫生經已是四個月後。眼科醫生無奈地告訴她，視力比她更差的大有人在，排期接受白內障手術需要輪候五年時間。李婆婆聽罷，仿如晴天霹靂，心想排到做手術時還不知有命沒有。但因她家境清貧，沒有其他選擇，只有無奈地接受。

陳先生年近六十，正計劃享受退休生活。例行身體檢查時卻發現他的腎功能只有正常人三成，超聲波檢查發現他右側腎盂因腎石阻塞，導致腎臟發大和積水。他往私人泌尿外科醫生處求診，需要作導管引流再配合碎石治療，使腎臟功能得以保存，以及預防併發症的出現。他有一份人壽保險，包括了意外和危疾的保障。他誤以為治療費用也包括在內，向保險中介者細問之下，才發現保單並沒有包括自己所需要的醫療保障。結果他需要動用畢生積蓄去治病，令他失去預算之外，還要推遲自己的退休計劃。

救護員張先生於執勤時受傷，他為救一名誤墮平台的傷者，他用右手「撐」過欄河，手腕過度旋轉而受傷疼痛。他先到公立醫院急症室求診，X光排除了骨折的可能。及後他嘗試過跌打以及針灸治療，但作用有限。他的手腕尺側持續疼痛、握力減低、手腕扭力變差，連拿起水壺倒水也感到吃力。他一直未能重返工作崗位，後來輾轉來到普通科門診求醫，醫生懷疑他的手腕關節「三角韌帶軟骨」（Triangular Fibrocartilage Complex, TFCC）受傷，建議他接受骨科醫生的治理。他被轉介到公立醫院骨科門診，因他的病情不算「緊急」，在排了個「提早」的預約期後，面見骨科醫生已經是二個月之後；又因其病情並非致命，要再排期三個月後才能作磁力共振檢查，檢查確定他的手腕關節三角韌帶軟骨有否破裂，之後才能決定是否需要進行腕關節鏡手術治療。事件用上超過半年時間，當中張先生、醫生，以致對社會整體，都要付出沉重的代價。

目前的公營醫療服務，對於以上病者而言，似乎便有所落差。私人醫務服務絕對可以提供幫助，但這實在並非普羅大眾所能承擔。一個合適的醫療保險計劃，在這些情況下，或可以更好地保障到病者。

近期聽到令人噴飯的一句話，是「政府有錢即係市民有錢」，完全是超現實之言。高官應該去跟上文中的李婆婆、陳先生、張先生說：「其實你o地好有錢，因為政府累積了幾千億財政盈餘、上萬億外匯儲備。不過……公共資源始終係寶貴的，所以沒辦法，婆婆的白內障手術還是要排五年，任何專科門診還是至少要排幾個月。哈哈哈……無辦法啦，反正你o地o既病唔夠急，一時三刻死唔去。哈哈哈……我o地o既哲學係小政府，大社會……」

香港的政府和財閥精於搜括，對真正的民生困苦視而不見，為富不仁，有錢也不肯花在真正有益民生的事上；括你一千億，花十億八億「關愛」社會，假惺惺扮慈善，企圖名利雙收。可憐大部分港人平日只懂沉默地捱生捱死，間中吵一下，無能的政府腳軟派錢，大家就忘了問題的根源，「務實地」接受現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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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本來，禮多人不怪。然而，我們的政府，派錢竟然也能夠派出事。原因可在？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惹來爭議的一席話，點出了任誰也難以否認的社會怨氣。怨憤的源頭，恐怕並非是計較派錢的多寡，而是對政府的徹底不信任。由高鐵到交通津貼、由殺校縮班到預算案，曾被認為是「廉潔高效」的政務官班子，今天為何成為眾矢之的？

就初出台的預算案，本地輿論的評論，主要針對當中的強積金注資、土地供應的作假和僅作小修小補的「派錢」措施。之後，在強大民意壓力下被迫「轉軚」的修訂預算案，儘管大灑金錢，但仍無法避免罵聲﹕或指曾俊華已背棄了其一貫信奉的「審慎理財原則」，又或批評財爺不尊重依據既定諮詢程序的決策過程，甚至指摘政府不再理性務實，只懂向民粹力量低頭。這些批評，自然不全是無的放矢，但卻仍有點錯認了批判的前提。

審慎理財的虛妄

真正審慎的理財，是要保證公共財政用得其所，在不浪費金錢的前提下，有效地達致市民所重視的目標。今年曾俊華提出的預算案重點，包括處理資產泡沫（主要是樓價）和通脹等兩大問題。暫不論其忽略了貧富懸殊這普羅百姓十分在意的焦點，單就控制樓價和通脹這兩項目標，預算案所提出的措施，顯然只是飲鴆止渴的虛招，完全搔不著癢處。所謂「大幅」增加「可建」樓宇的土地面積，在拒建居屋和有利於大地產商的勾地政策主導下，只是路人皆見的謊話；排除與美元脫鉤，難以提高本地銀行利息，貨幣不斷貶值，要解決資產泡沫和通脹，自然是緣木求魚；市場壟斷日益嚴重，租金、交通、超市、電力等價格飆升，貧富差距不斷擴大，短期的派錢退稅和補貼電費、減免差餉與公屋租金、增加綜援金額及食物援助等「象徵式」政策，除了向公眾表明，政府「正在做嘢」之外，顯然無補於事，難以寄望樓價和通脹由此而受控。這樣玩假的公關表演，與「審慎理財」所追求的有效解決問題，自然完全沾不上邊。

說曾俊華背棄了「審慎理財原則」，其實有點冤枉。其實，香港特區政府的理財，不見得一貫「審慎」。財政預算案「玩假」，並非始於今年。過去幾年的預算案，不是提出了扶貧、建立公平及可持續發展的社會、發展文化及創意產業、改善空氣等環境質素、處理人口老化等宏大目標？然而，歷屆財爺所提出的建議，來來去去都只是一些小修小補的「象徵式措施」，完全沒有觸及問題的核心。不然的話，為什麼三年又三年之後，我城貧富愈加懸殊、公平依然欠奉、西九流失文化舵手、環境質素不見改善？這些過去的財政預算案，真的可叫作「審慎理財」嗎？還只是不斷花一些「冤枉錢」，浪費市民和公務員的時間精神，投入一些無關宏旨的虛務？做大量無謂的事情，令真正的問題無法提出和解决，這就是「審慎理財」、「理性務實」嗎？

假戲假做

以這次備受爭議的注資強積金建議為例。據說，注資原初是為了令市民退休後更有保障，將來能過更好的生活。然而，每月僱主供款不多於一千港元的強積金，本來對市民未來生活的保障已經不大，再加上低回報率、高手續費，退休人士真的能指望靠這些微簿的積蓄終老嗎？在這「象徵式」的「強積金」浮沙之上，再一次過添注六千大洋，就能夠像強積金管理局所說﹕「有助確保現時在職人士日後可享有舒適安穩的生活」？騙不了市民之後，大幅修改預算案後的胡亂派錢，難道就與退休保障的目標相關？如果強積金從一開始只是在玩假，那麼，這次的注資派錢活劇，不是假戲假做嗎？

其實，評論者提出的其他憂慮，例如擔心政府不再理性務實及破壞諮詢制度的威信，都有點錯認前提。政務官大概從來都不太重視真正能解決問題的理性務實，這可從政府對認真和系統的研究工作的漠視中窺見一二。而殖民地遺留下來的諮詢制度，很大程度只是玩假的表演﹕從諮詢委員會成員到諮詢的時間、議程和地點的選擇，大概都能看到，政府並不重視認真地聽取民意。又例如「民粹」，其實也是政務官的強項，還記得「167萬」港人內地子女的無中生有的恐嚇嗎？近的則有孫明揚「隨口噏」的小班教學需要四百億這「假設性答案」。理性務實？還是嘩眾取寵？

正如我在以往的文章指出，政府官員的運作邏輯，是「交功課主義」，也就是依照既定程序規章，準時交差。至於由他們訂定或執行的政策，是否可以達致預設的目標，並不是重點。因此，課程發展處的任務只是跟循既定程序，準時出版課程指引，至於課程內容是否與教改目標相關，是「功課」要求以外的事，因此是無需深究的；同理，負責編制財政預算案的各級官員，只需保證依足程序規章，遣詞用字小心謹慎，至於財政收支是否能夠對抗通脹、處理資產泡沫、扶貧安老，顯然並非其「務實」的真正着力之處。

要「無驚無險，又到五點」，最好就是能盡量「平衡」各界利益。自然，「各界」也有分大小親疏。在地產霸權橫行的世代，自稱政治中立的政務官為求減少「交功課」的阻力，或多或少都會向大企業傾斜；不過，當北非中東的茉莉花香飄送國內，香港積累的民怨一觸即發，政府高官自然不敢視完全「民意如浮雲」。於是，放棄本來就不大堅持的原則、推翻原先也是玩假的方案，也就順理成章。「因風駛能搖櫓，逆水撑船費工夫」，欺善怕惡、遇阻即退，也許才是政務官能順利「交功課」的通則。

走向臨界點？

政府至今大概還不願直面市民憤怒的根源。花半年製作、經「廣泛」諮詢的財政預算案，提出的建議之所以令人憤怒，真正的原因，是由於在財富日益集中的世代，政府仍因循於玩假的「交功課主義」，有意無意偏幫了愈來愈「過分」的富裕特權階級﹕注資強積金，最「受惠」的是擁有特許經營權的基金信託機構；補助電費和津貼交通，卻不限制坐享高額盈利的壟斷企業加價，自然容易被理解為以公帑支持私營財閥；分批控制土地供應、堅決停建居屋，效果自然是讓樓價租金繼續飆升，進一步鞏固地產霸權。

香港市民最關注的問題，是貧富懸殊、通脹加劇、住房困難，這其實已是「不吃粟米班塊飯」階層以外的「社會共識」。這些問題的直接成因，是市場和老百姓的生活空間，不斷受到各種壟斷和特權力量蠶食；而在背後支持的，則是政府的傾斜政策，當中政務官玩假的「交功課」邏輯，扮演了推波助瀾的角色；普羅市民之所以難以改變這趨勢，主要是受限於不民主的政治制度。

其實，要訂定一份真正「理財審慎」、「務實理性」的預算案，並不困難。只需首先確立能有效改善市民生活的目標，例如縮短公屋和政府醫院的輪候時間、重建居屋、立例限制壟斷、推出小班教學、增設大學資助學位、建立全民退休保障制度、增加綜援金額等等；其次，在這些不含糊的目標之上，依據每年的具體收支情况，訂定一步一步邁向這些目標的措施，例如在坐擁巨額財政盈餘的年份，逐步注資建立全民醫療、教育和退休保障基金。當然，前提是諮詢制度必須改變，以認真地蒐集民意；政務官的運作也得翻新，以真正向市民問責；而政制也必須民主化，賦予百姓選擇和監督政府的權力。

以上的當然不是什麼真知灼見，甚至有點老生常談。不過，「橋不怕舊，最緊要受」。倘若當政者繼續沒有意願「玩真」，「紫荊花革命」也就可能不會「玩假」。

梁文道 - 話語「拳」

新世紀周刊 2011年3月1日

最近幾年國人喜歡討論「話語權」這個概念。聽起來十分洋派十分後現代，似乎與上世紀80年代以來西方學術界所說的「discourse」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仔細查究，便發現這三個字其實沒有什麼現成的西文對照詞。它也許只是中國人發明的一個術語，關涉的問題也只是中國自己的問題。

以媒體為例。許多人認為，今日全球媒體環境最嚴重的毛病是太過倒向西方。不只幾家有環球影響力的傳媒機構是西方媒體，連它們說話的方式和話語背後的觀點、立場和傾向也是西方的。在它們的影響下，非西方世界的現實被扭曲了，非西方世界人民的聲音也被遮蔽了。何以致此？那全是因為西方人掌握了話語權。

身為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全球第一人口大國，我們中國自不能在這場話語權的較量上繳械投降，任人曲解，任人主導。因此，他們說，中國有必要建立自己話語權。

據知，建立中國話語權的辯證法之一，是弄一些和CNN、BBC相似的跨國大媒體，不讓那些西方人專美於前。而最可供參考仿效的成功前例，是卡塔爾的半島電視台。根據國內媒體上某些專家的意見，半島電視台成功的原因不外諸點：大量資本投入；聚集大批高端專業人才；使用最先進的技術。然後，比較籠統地提到「要懂得搶大新聞，在非常重大的事件上佔領報導先機。同時還要不懼爭議，引起大家的注意」。我發現這些分析都很看重前面三條，對「搶大新聞」和「引起爭議」卻草草帶過。

利比亞一騷亂，著急國際局勢的觀眾，就想轉台去看半島電視台。這時候最可憐的大概是那些美國人了，因為多數美國有線網絡都不轉播半島頻道。原因是在伊拉克戰爭時，半島電視台說了太多「另一邊」的聲音，被美國當局視之為「恐怖分子的喉舌」。照理講，這是個很鼓舞我們人心的事。一來它說明了美國的信息其實也沒有他們所說的那麼自由；二來它更加證明半島果然代表了伊斯蘭世界的人民心聲，足以挑戰西方話語權，是我們應該學習的好榜樣。

但問題在於，半島既然那麼了不起地把伊斯蘭世界的話語權放到了地球的上空，為什麼埃及前政權又要在人民剛開始鬧事的時候，就立刻關掉半島駐埃及的記者站？這個待遇要比其他的西方媒體壞多了，人家的記者還沒有挨打，半島的人就已率先遭到驅逐。理由很簡單，半島不僅是整個中東、北非一直到印尼和馬來西亞等伊斯蘭地區的最大型跨國電視台，還一直被世人視為該地「話語權」的代表；但它同時也是這個地區言論最開放、觀點最大膽、報導最自由的電視台。正因為它「不懼爭議」，老在言論節目呈現出各種非官方非主流意見，所以才成了當地觀眾最想看最歡迎的頻道之一，也才有資格在全球媒體環境中成了他們的代表。

半島是伊斯蘭世界的代表，但這並不意味著它總是要為這片地帶的政府說話，正如它也用不著在伊戰中顧及美國政府的反應一樣。我曾見過它的記者在吉隆坡頂著警方水炮的攻勢，站在鏡頭前對觀眾解釋馬來西亞兩年前一場大型示威：「看，這就是馬來西亞式的民主。」它並不急著替突尼斯和埃及的前政權說話，反而大幅報導反對派的活動。當利比亞也開始亂起來之後，它沒有幫著卡扎菲安撫群眾，更沒有照顧官方感受而少播幾個畫面、少講幾句敏感詞。出力興辦它的卡塔爾政府，也曾被其評論節目毫不留情地抨擊過。

這樣的電視台竟然成就了阿拉伯世界的話語權，是不是有點奇怪呢？當然不。大家會覺得「美國之音」是美國的代表性媒體嗎？當然不。比起揭露過水門事件的《華盛頓郵報》，「美國之音」只不過是美國政府的喉舌而已，而喉舌和話語權好像是兩回事。

不管哪一個國家，不管要代表哪一種聲音，如果抽掉了媒體的靈魂，拿去了它的普遍原理，它都不可能奪得想像中的那種話語權。只靠大量資金、高端人才和先進技術，卻缺乏最基本媒體價值的媒體，最多只不過是個「語話拳」罷了。說真的，每回聽到高談「話語權」，我腦中浮現的居然都是「話語拳」這三個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