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傑 - 沉默就是懦弱

香港蘋果日報   2013年6月30日

教育是很艱巨的事業，不但課本知識，還有做人的宗旨和道理。

中國文化有許多自打嘴巴的成語，身為教師，年紀太輕，也不懂得如何教小孩分辨。

譬如，有說「打鐵趁熱」，做事不要拖，一旦決定了，勿失時機。但是另有一句，叫做「事緩則圓」，那麼做事應該快速，還是該審慎呢？

孟子說，大丈夫要捨生取義，但「民間智慧」說：「螻蟻尚且偷生」，那麼做人應該挺身而出，還是該做縮頭烏龜呢？

即使在英語世界，也有矛盾的智慧：有說「沉默是金」（Silence is gold），但美國演員兼編劇家費恩斯坦說：「不要被欺侮而沉默，不要讓自己成為犧牲品，不要讓別人度身訂造你的生命，不要讓別人來定義你自己。」（Never be bullied into silence. Never allow yourself to be made a victim. Accept no one's definition of your life; define yourself.）

如果要說明什麼是「美國精神」，這句話是首選。在強權的欺凌之前，不可以沉默。你不說話，並不是留白，也不是含蓄，更不是高深，因為你留白了的空間，邪惡的人絕不會跟你客氣，牠們會一哄而上來填滿。

沉默一時或可偷生，但對方終將得寸進尺。你的忍讓，欺凌你的人決不會尊重，只會視為其欺凌之得逞。古往今來有太多的笨蛋，無辜用人頭做了祭壇上的供品。生命是你的，個性也是你的，不由任何外來的權力為你像工廠流水作業一樣，造出千萬副一樣的iPhone，外形和功能，全都一個樣。

在喧譟的時代，選擇沉默，沉默即是超然和智慧。但在暴力和欺凌的環境，還保持沉默，尤其以「理性」、「包容」的託詞狡遁，則沉默的人無異幫兇。沉默是美德，還是罪惡，一點也不難分別。在一個愚昧的城市，你不甘於沉淪；在生死關頭，為了你的下一代，你要選擇。

梁文道 - 舞台

香港蘋果日報   2013年6月30日

演藝學院的畢業典禮果然成了一台戲。梁振英在台上端坐，學生在台下示威；上得了台的學生，也很能把握機會，或者交上請願信，或者來個三鞠躬，甚或豎起中指，亮出屁股。自然，事後有人就要罵這些年輕人不識大體、不懂禮節，以及「博出位」。

「博出位」？這當然是博出位，要不然你以為他們在幹什麼呢？這個世界上絕大多數的示威都是要博出位，因為只有出咗位，你才能迫得電視畫面給你那可憐兮兮的兩秒鐘，你才能利用那短短的兩秒鐘去表達你的意見和立場。尤其是在網絡媒體仍未興起的年代，大多數人都是被迫的受眾，只能接收影像，或者乾脆被人代表。

就算到了今天這個人人都是個小媒體年代，掌權的精英仍舊享有不成比例的媒介佔有權。就拿特首梁振英來說好了，無論他走到那裏，都有一大群記者跟着他，隨時準備散發他的言行表演。只要他高興，就算半夜三更都能吵醒全香港，讓大家洗耳恭聽他的最新妙計。請看看每天的電視節目、報章雜誌，和各式各樣的網絡訊息，全香港有多少個人的出鏡率和上報率能比得上梁振英呢？

相比之下，吳家進是誰呀？他不發起這次行動，不在梁振英面前演藝一下，有誰會知道他的意見？又有誰會想瞭解一個演藝學院應屆畢業生對香港特首的感受呢？換句話說，這些博出位的舉動，就是一個沒有政治權力的弱者，一個就連在媒介上都會被排除被消聲的小民，試圖在精英聚攏過來的光圈內打開缺口，向公眾表達自己的努力。

即便是到了這種非常時刻，梁振英也還是可以抓緊機會表現自己，例如他的平靜微笑，大家盡可將之詮釋為「寬容大度」（事實上，除了保持微笑，他也不可能再有更好的選擇了）。由此更是可見媒體的目光是何等地「照顧」權貴。

有些人時常抱怨，覺得媒體對建制不公，深恨不能將其盡數納入掌中。可別忘了，你天天霸佔了本城最大的舞台，迫着大家天天看你巡迴演出。假如自己沒把角色詮釋好，還要怪人家劇評不客氣，劇院位置太偏僻，甚至嫌觀眾喝倒采；這是不是該反省一下，或許你真吃不了這行飯？

陶傑 - 做個好人

香港蘋果日報   2013年6月29日

美國電影「雷霆救兵」是不朽的鉅構。不只講戰爭的殘酷，而且引起一場人性的爭論。

戲中主角米勒隊長，奉命領一支九個士兵的分隊，深入法國戰場，把一個失蹤了的小兵雷恩找回來。槍林彈雨的敵陣，用九條精兵的人命去救一個小兵，值不值得？連米勒自己也很抗拒。但是，雷恩有三兄弟，都參加了美軍，兩個哥哥都陣亡了。國家為了體恤英雄的母親，萬不可以讓第三個兒子也犧牲，所以國家向米勒交付任務，不惜代價，也要把小雷恩找回來。米勒帶着同袍，深入敵陣，在休息的時候，有一場辯論。米勒講起自己的身世，入伍之前，他當過教師，從來沒想到過會身陷如此處境。「這個叫雷恩的人，我不認識他，對於我，只是一個名字，跟我完全無關。但是這是一項任務，我只知道，完成了任務，我就可以回家跟老婆團聚了，所以，我不是在救一個素無交情的人，而是完成任務。」

換了一個庸手，米勒這個主角，必然愛國、激情、有同胞戰友的大愛，是個完美的大英雄。但是湯漢斯演的這個隊長不一樣：他滿肚子氣，他沒有什麼大理想，他只想早點收工、回家，他不把雷恩當做一個人，他把他當成任務。

最後，人救出來了，米勒犧牲了他的隊員，自己也重傷。他垂死之際，捉着雷恩的手，說：我們一支分隊，都為救你而死光了。你要令我們這九個人犧牲得有價值。你要答應我們：你活着出去以後，你這輩子做個好人。雷恩答應了。幾十年之後，老來的雷恩夫婦，來為米勒上墳。他與太太相擁，問她：「告訴我，我是個好人嗎？」

她握緊老伴的手，說：「對，你是個好人。」這是影史上最動人的結局之一，做一個好人，不是要做總統、CEO、億萬富豪，要求很低，也很普通，甚至有點俗氣。但是，這是人生最基本的道德主題。太多人想做所謂的「成功人士」，名利雙收，就是成功人士了，但不一定是個好人。

做個好人，不是叫你四方討好，八面玲瓏，個個不得罪，而是善良、誠實、美好，不存害人之心，對弱小富有憐憫之心。做個好人，要有所堅持，嫉惡如仇，與罪惡的人和事勢不兩立，絕不同流合污。

在一個紛愚的亂世，有幾多個人做到這一樣呢？做成功人士容易，做個「老好人」也容易，做個真正的好人卻最難。「雷霆救兵」是偉大的作品，因為偉大的作品在最平凡之處，體現了勇毅和智慧。這齣戲令人終生難忘，因為許多人忘記了人生的基本，追尋善和美，一切貴在純真，做一個好人。

李怡 - 沉默的好人也會變成邪惡的同盟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3年6月29日

演藝學院的畢業生，在他們人生中一個重要里程的畢業典禮上，以不同方式向無恥之徒表達「不敬」和抗議，台下學生以「我要真普選」聲援，台上的梁振英避無可避，只好尷尬裝笑。另外一幕，是cctvb轉播維穩音樂會，參與企圖在7.1壓抑遊行人數的維穩行動，使市民對於政府拒絕發新免費電視牌照更感憤怒。大遊行前夕，市民上街「倒梁」情緒升溫，而「愛」字頭團體也準備在當天製造事端。在掌權者和市民意向趨於對立的時刻，原來不準備參與行動和發聲的中間市民，你們會怎樣取態？

當大陸富戶搶貴了香港樓價，你們也許覺得跟自己無關，因為你們已經買了樓；當雙非孕婦擠爆了香港產房，你們覺得跟自己無關，因為早就有了孩子；當旺區的商舖已清一色變金舖、名牌舖、賣奶粉的藥房，你們覺得跟自己無關，你們自會找些不那麼擠迫的地區消費；上水的水貨客擠滿車站附近，香港人連坐港鐵都無處容身，你們看了報道不舒服，但不太在意，因對自己沒大影響；中共釋法拖延普選，選舉出現種票、種人，你們會感憤慨，但你們不參選，選了一些自己不喜歡的人也似乎不影響你們生活；梁振英以騙術上台，組成的班子頻頻出醜聞，語言偽術、大話連篇、答非所問、言行龜縮，你們覺得難接受，但在自己生活範圍內見不到這些厚顏無恥的特首高官，有沒有他們反正日子照樣過；香港傳媒已由自我審查發展到被中共無形之手支使的地步，兩個免費電視台讓人看不下去，但你們覺得日子得過且過也算了；警方執法甚至法庭審案都似乎有政治考慮，但那又怎樣呢？

香港自由法治在褪色，核心價值受挑戰，香港不再令港人感到舒適，感到驕傲，你們都知道。但你們想：我能夠做甚麼？我沒有能力去挽救香港的沉淪，而且是否有了以上這些現象就意味沉淪也不知道。許多人曾經為香港民主、為香港前途吶喊過，爭取過，經二、三十年的奮戰，結果是面對中共這龐然大物，越爭取只見越向反民主反自由的方向倒退。上街抗爭，有用嗎？

極權社會的形成和得以維持，正是多數人的冷漠造成的。我們不會不記得1945年德國牧師馬丁．尼穆勒（Martin Niemoller）說的話：「剛開始他們（納粹）來抓共產黨人，我沒有站出來說話，因為我不是共產黨員；接着他們（納粹）又來抓社會黨人和工會會員，我沒有出來說話，因為我兩者都不是；後來他們（納粹）來抓猶太人，我還是沒有出來說話，因為我不是猶太人；最後當他們（納粹）來抓我的時候，已經沒人能站出來為我說話了。」

納粹就是這樣在人們的冷漠中興起的。我們鄰近的社會主義制度也是在民眾忍受中維持六十多年的。許多香港人的冷漠是不是也同當年德國人和現今多數大陸人相似？

自行騙長官上台後，我們似乎已慢慢習慣了他和高官們的語言偽術，聽慣假話就會不以為假。而假，正是社會沉淪的標誌。

捷克前總統哈維爾在《無權力者的權力》一書中說，在極權統治下，「虛偽與謊言充斥着社會……。當權者作了自己的謊言的俘虜，就不得不把一切都顛倒黑白。它篡改歷史，歪曲現實，虛構未來；它捏造統計資料；它假裝不存在一個無孔不入和無法無天的警察機器；它裝作尊重人權，從不迫害任何人；它假裝甚麼都不怕；它假裝從不弄虛作假。」香港當然還沒有淪落到這田地，但我們正受到這樣的極權政治的威脅，這專制政權更軟硬兼施地力促香港向他們的制度蛻變。我們不必相信中央和特區政府的種種假話，但正如哈維爾說，「人們不必去接受謊言，他們承受在謊言中和與謊言為伍的生活，這就夠了。就是這樣，人們確認了這個制度，完善這個制度，製造了這個制度，變成了這個制度。」

是的。如果我們繼續對大話精容忍，對開始腐爛的香港政治慢慢適應，我們習慣了與謊言為伍，我們就會自己變成了我們憎恨的制度。

在大陸搵食的台灣藝人伊能靜今年1月在微博發聲力挺《南方周末》，她說「反對不是敵對，但良知知道，沉默的好人也會變成邪惡的同盟。」

不要強調在強權下我們的無力感，哈維爾的拒絕謊言運動導致捷共倒台，龐然大物的蘇聯也在人民抗議聲中塌掉了。我們十年前創下推倒23條立法的奇蹟，誰說歷史不會重演？只要你不再冷漠。

後天，七月一日，你知道自己應該做甚麼。 

梁文道 - 濃情軒

香港蘋果日報   2013年6月28日

不管叫不叫做「囍歡里」，其實大家一早就都曉得利東街的結局了。在市區重建局和發展商的協力「打造」之下，它註定要變成如此一道空具「情懷」、毫無內涵的「亮麗風景線」。只不過，它偏偏還要叫做「囍歡里」。

十年前，我在商業電台上過一陣子班，常常要跟林夕和他的幾個大弟子學習度橋，包括為一些活動和節目取名。絞盡腦汁，滿桌廢紙，塞爆一座煙灰缸，我們極力迴避各種香港「創意」的痼疾；其中最令人瞧不起的頭號大患，就是許多港人最為熱衷的「食字」。

所謂「食字」，就是逗弄諧音字的意思。不是一定不好，只是很難做得出讓人驚喜的效果，往往淪為懶人不動大腦的逃生窗口。偏偏懶人太多，於是香港滿街可見食字的濫調。凡是和泰國有關的事物，都能用「泰」、「太」同音的效果。所以泰式按摩水療店叫做「泰舒服」、「泰輕鬆」；泰式家品設計叫做「泰美麗」或「泰優雅」；而泰國菜叫做「泰好味」、「泰好食」和「泰新鮮」的，更如恒河沙數。這類名字多到叫人生厭的地步之後，就使得任何一個「泰××」都失去了個性，面目模糊，分不出甲乙東西。

更叫人難受的，是這類食字「創意」背後的一股窮酸味。明明是腦筋遲鈍，學問不多，胡亂拿些自己懂得的少數文字拼湊些諧音效果；卻還要擺出一副風趣幽默的樣子，沾沾自喜。例如這個「囍歡里」。

據說這幾年大陸「含毒」文字危害香港甚深；但要不是我們自己底子不厚，又豈能這麼容易就給人「打造」出這麼多可笑的「平台」呢？〔Vic：此說忽略了港共政權的作用：他們引進大陸的說法，毒害香港中文〕喜歡食字，恰恰是語文能力不夠用的表現。

所以我還可以想像，假如他們要在「囍歡里」裏弄一個小茶檔，它多半要叫做「濃情軒」。因為奶茶和咖啡應該是香濃的；而「軒」則是大家不知道該如何命名某個角落空間的時候，自以為最有文化的選擇。為了貫徹「囍歡里」的品味，我鄭重推薦他們要在里內開間「濃情軒」。

雷競璇 - 古巴的地名

2013年6月27日

今年初到古巴的時候，遊歷了幾個城市，這些城市的名字我都可以用西班牙文準確讀出來，但當地老華僑說這些城市名稱時，聽起來有點怪怪；偶爾在一些華人會館、同鄉會之類的地方看到以前留下的牌匾，上面的地名讀起來也別致。我在夏灣拿一間小博物館找到一九五三年二月份的《民聲日報》，用相機逐頁拍攝下來。這是當時古巴四份中文日報之一，但這些報章沒有人注意保存，現在不容易找到了。我最近翻看拍攝回來的照片，又注意到這些古巴地名。

例如最東部有Santiago de Cuba，是古巴第二大城市，卡斯特羅搞革命，就是從這裏開始，貪圖天高皇帝遠，兼且有崇山峻嶺屏障。從前西班牙人統治的領土有幾個地方叫Santiago，故此在這裏加上de Cuba以資識別。根據現在的標準中譯，此地稱「聖地亞哥德古巴」，但老華僑稱之為「山爹古巴」或「汕爹古巴」，簡明扼要得多。

又例如中部城市Ciego de Avila，仔細讀起來有七個音節，標準中譯是「謝戈德阿維拉」，少了一個音節，但老華僑的叫法是「舍咕」，取其前兩音，以簡馭繁。我在這裏看到一個中文牌匾，是古巴革命前留下的，上面有舍咕這個地名（圖）。

中國洪門民治黨駐舍咕分部

再例如Cienfuegos，在古巴島南岸，意為「一百把火」，也是個大城市，據說離岸有石油，中國今年會派遣大量人員前往勘探。此字有六個音節，標準中譯是「西恩富戈斯」，老華僑稱之為「善飛咕」，選取了頭中尾三個關鍵音，很能命中要害。

類似的情況還很多，例如Chaparra以前叫「集把拉」，現在譯作「查帕拉」，Jobabo以前稱為「荷花戶」，現在名為「霍瓦沃」等等。我在這裏舉出的標準中譯名字，是根據中國地圖出版社的《世界地圖集》。

我覺得這些舊地名很別致，用起來也比較方便，裏面還凝聚了好幾代華僑的心思。古巴現在經濟上愈來愈依靠中國，新到古巴的中國人愈來愈多，他們用的是標準中譯名字，如果因此而令舊名稱消失，太可惜了。 

古德明 - 建制派

中華正聲   2013年06月26日

【am730專欄】香港政壇有所謂「建制派」，其名字之下流，只有其操守可以相匹。

「建制」當然不是中文，而是英文establishment的硬譯。牛津英文字典The New Shorter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establishment”條下注釋是：a settled constitution or government(已成立的政治制度或政府)；韋氏英文字典Merriam-Webster’s Advanced Learner’s English Dictionary的注釋是：(often disapproving) the people in business, government, etc, who have power over the other people in a society(常帶貶義：商界、政府等的掌權者)。由於establish一字，多譯做「建立」，現代漢語人就把establishment變做方塊字「建制」，一如他們見machine多譯做「機器」，於是把mechanism(制度)變做「機制」。總之，學英文，像英文，就是現代漢語造詞的最高原則。

Establishment中文應怎樣說？按上述兩本字典注釋，「政府」或「當權派」都可稱為establishment。梁啟超《戊戌政變記》第五篇說，光緒帝遭慈禧奪權之後，有人「以為政府腐敗，不復可救，惟當從民間倡自主獨立」；《三國志》卷十九說，「夫能使天下傾耳注目者，當權者是矣」。中文不會說「夫能吸引天下眼球者，建制派是矣」、「建制腐敗，不復可救」等等。當然，英文則大可以說What the establishment does easily catches public attention以及The establishment is hopelessly corrupt。

也許，現代漢語人認定「政府」等於英文government而不是establishment，又不便自稱「當權派」，於是實行以「建制」為名，愛其不知所云。但中文還有「在朝」、「在野」的說法。例如《國語》卷四說魯國成公執政：「成公在朝」。《尚書．大禹謨》說三苗部族紀網敗壞，政壇不容君子：「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所以，西方的反對黨，中文可稱為「在野黨」；西方的執政黨，當然也可稱為「在朝黨」。今天香港那些達官貴人，其實就是在朝派。但「在朝」是中文，他們當然不取。

五月二十三日，香港《大公報》談到立法會民主派議員黃毓民、陳偉業因「非法集結」罪被判處入獄：「建制派啓動罷免兩醜議席，下周五提動議。」我不知道他們要「啓動」甚麼；《大公報》編輯想說的，大概是「建制派啓動機制，罷免兩醜議席」，卻連「機制」兩字都懶得寫。算了吧，這是現代漢語。

香港的民主派，往往自稱「泛民」，即pan-democrats；而在朝者則一律自稱「建制派」，即pro-establishment camp。不知情者，一定會以為香港還是在英治時代，方塊字無非英文附庸。

周三刊登/作者專研中英文，以寫作、翻譯為業。

Vic - 讀黃齊元論兩岸服務貿易協定有感

2013年6月25日

黃齊元文章：搞清楚！兩岸服務貿易協定，根本是中國讓台灣多

經濟全球化之下的國際貿易，是複雜的議題，一面倒批判或一面倒讚美，都失之偏頗。黃齊元批評的「不溝通的政府、不思考的民眾、不負責任的媒體」，在台灣的確存在，但他本文所言，貌似理性客觀，何嘗不是一種將複雜事物過度簡化的民粹。

台灣何其不幸，面對很可能是人類歷史上最惡毒的中共政權，無時不在盤算如何吃掉台灣（此句所言乃是事實，並無誇大，也非陰謀論）。為了保命（無自由無尊嚴形同失去生命），台灣人必須高度警惕中共。當年中共與香港簽訂CEPA，開放旅客自由行，多年來被宣傳成「祖國」照顧香港的恩典，完全不顧中港經貿往來的互惠性質。

如今香港愈來愈多人醒覺，CEPA這種協議造就的利益，只有少數官商能享受，代價（推高租金、滅絕小店、破壞社區風貌、壓榨庶民生活空間）卻是弱勢民眾共同承受，而且長遠而言，只會令香港失去自主性與國際性。殷鑑不遠，台灣人除了去香港吃喝玩樂，怎能不好好看看香港的淪落，吸取當中的慘痛教訓。

面對惡毒的中共政權，台灣人若都像黃齊元這樣思考，簡單認為服貿協議是中共讓利給台灣，台灣人要把握大好機會，那麼台灣淪為中共暴政下、庶民受政治與資本霸權雙重壓迫奴役的社會，是遲早的事。搞清楚，這不是誰讓利給誰的問題，而是攸關自由社會存亡的政治問題。

黃齊元是美國史丹佛MBA，「投資銀行界的領軍者」；這種背景的人，絕大多數重財不重義，自私透頂但非常聰明，能說出眼界狹隘但貌似理性客觀的歪理。台灣《商業周刊》向來倡導所謂的「成功者價值」，黃齊元的論調很能反映這種價值。他們定義的「成功」，不外乎個人賺大錢，對多數人的死活和社會公義，是完全不關心的（他們樂見財團成功，小店滅絕，認為這是資本社會的進化）。我向來覺得，台灣主流財經媒體一直鼓吹這種庸俗至極、自私透頂的「成功者價值」，只會令社會愈來愈自私惡俗。

林泉忠 - 從沖繩看香港與中央的距離

2013年6月24日

【明報專訊】昨天是沖繩的「慰靈日」，安倍晉三首相飛到最南方的沖繩出席追悼二戰末期「沖繩戰役」中死難者的紀念儀式。這場戰役不僅犧牲了沖繩四分之一的人口，也衍生了後來沖繩與日本中央政府之間的許多問題。

二戰結束後，日本從沖繩撤走，美軍統治沖繩，直至1972年歸還日本。初期沖繩社會傾向「離日」與「獨立」，不過50年代後就轉向要求回歸日本。然而，回歸後的沖繩與日本政府之間卻有着難以縮短的「心理距離」。造成此「心理距離」的最大問題是美軍基地的存在。目前駐日美軍基地的四分之三仍集中在僅佔日本國土0.6%的沖繩，沖繩民衆的反基地情緒一日不減。

與沖繩一樣經歷過「回歸」的香港，在迎來回歸16周年之際，根據港大的最新民調，港人對中央政府的信任比率跌至25%，不信任比率則升至45%，為回歸以來「最難看」的數據。造成香港社會與中央之間「心理距離」的因素衆多，最大的原因，毋須贅言，正是紛擾香港十數年的「普選」問題。

沖繩早在回歸前的1968年就舉行了立法院的普選，香港立法會即便按照中央允諾在2020年實行普選，也比沖繩晚了整整50年！更何况到了21世紀的今天，在社會與經濟發展都早已達至先進國家水平的香港，市民還要面對讓人窒息的「假普選」議題。

由沖繩民衆選出來、毋須中央任命的沖繩縣知事仲井真弘多在上述的紀念儀式上，面對着坐在下面的安倍晉三，毫不客氣地與中央政府唱反調，直言「要求普天間美軍機場遷出沖繩！」

下個星期的香港回歸紀念儀式上，特首梁振英面對着南來出席典禮的中央領導人，恐怕只會一如既往地「感謝中央政府對香港的支持……」，他敢說出香港主流社會要求「真普選」的訴求嗎？

為什麼沖繩敢，香港不敢？

作者新浪微博：
http://www.weibo.com/linquanzhongvip

作者是台灣中央研究院學者

陳雲 - 花碼字

轉角   2013年06月24日

【am730專欄】上回提到，月初在上環市政大廈的一家麵檔午膳，到達時已是兩點多，三四個顧客閒閒散散。同桌的老者與我聊天，不久老闆也坐下來食麵，一桌人侃侃而談，引得靠壁坐的少女也忍不住問，壁上的數字何解。

她已食完麵，在啜飲凍奶茶。我說這是花碼字，上面的一點是五，下面的一橫是一，例如一點加一橫，就是六，加三橫就是八。側邊的，就用一豎來表示一，以免混淆。下面的「十元」是最左邊的進位數，寫「百元」就表示最左邊的是百位數。她嘗試讀幾種麵的價錢，二十六元、二十八元之類，試過三次之後，就學會了看花碼字。

「為甚麼街市會用這種字的？」她身穿素色布裙，聽她的生硬粵語口音，該是來自南洋的華僑遊客。我答：「以前舖頭用算盤計數，即是abacus啊。上面的一粒珠是五，下面的是一，隔一條柱，就是進位，如是者，個、十、百、千、萬。舖頭掌櫃看花碼字如看見算盤子，一看就可以直接撥打算盤，運算快速。」

老顧客說：「以前酒樓、街市、米舖、麵檔、藥材舖都用算盤。掌櫃打算盤嘞嘞音，快過計算機。」我說：「是加減數吧，乘除就難講了。我兒時算術堂學過的珠算，現在只識得加減數。三下五除二。」

老者回應：「二一添作五、三去七進一。寶刀未老啊。」以前的武俠小說，描述工匠技藝嫻熟，或俠士出手，流氓應聲倒地，就寫「三下五除二」，這些以前的尋常算盤口訣，市井皆曉，如今有如軍機密令。

花碼字又名蘇州碼子、番仔碼、草碼、菁仔碼等。源自古老的算籌，即是用竹籤鋪在地上演算的代碼。花碼字在明朝的蘇州、杭州流行，傳到廣州和香港。那種粗線條的花碼字，用毛筆寫也好看的。〡、〢、〣、 〤、〥、〦、〧、〨、〩，只有那個〥字，寫起來不順，應該來自阿拉伯數字吧。

以前酒樓的筵席菜單，掌櫃用毛筆字寫，用的是花俏的行楷或行草，闊鉤大捺，鋒芒畢露，菜色的第一個字寫得好大，例如百花釀蟹鉗的「百」字，鮑魚扣鵝掌的「鮑」字，下面的十元、百元的單位也大寫，讀來首尾呼應。十二道菜，單尾的桂花蒸糕、水果拼盤之類，就逼逼仄仄，草草收場。華夏民間的金錢交易，也有俗麗的喜氣。

十年前，在中環政府總部上班，偶爾見秘書在老派酒樓預訂飯局，傳真機緩緩吐出一張書法流麗的菜單，看了俗慮全消。

周一刊登/文化評論人，德國哥廷根大學民俗學博士，《中文解毒》系列作者。 

陶傑 - 殺頭碑

頭條日報   2013年6月20日
       
中國酒泉衞星發射基地外，有一面石碑，橫寫十個大字：「竊密必被抓，抓住就殺頭」。

中國傳統的碑文，除了敬先耀祖一類，用字講究中正蘊藉，其他刻字題詩，都因好慕風雅，寫給有文化懂品味的人看，譬如西湖孤山的一面石碑，刻有兩個草書的怪字，狀似「虫二」，望之莫名其妙，據稱是乾隆皇帝所書，碑文是一道謎面，謎底是「風月無邊」，是一個拆字遊戲。

西湖的這一道碑，除了含蓄，還很有幽默感，心思玲瓏，屬於精品。還有蘇州寒山寺的一道石碑，刻寫「楓橋夜泊」詩句，由大學者俞樾書題，唐詩流傳，深入日本，日軍侵華時，陸軍大將松井石根對這道碑甚為傾倒，幾乎想搬回日本。

酒泉之碑，殺氣騰騰，比得上張獻忠的「七殺碑」，但碑文的十個字，是一種很低劣的語文，因為累贅嚕囌，恐嚇的效果反而打折扣。若用正當的中文，本來只四個字「竊密者誅」，已經講完，但今天的所謂「現代漢語」，邏輯混雜，語義含混，這十個字即可為證。

第一，「竊密必被抓」，已經說不通，因為竊密在暗，這個世界沒有天兵天將，能保證一定抓得住？「抓住就殺頭」，更加可笑，眾所周知，「中國是法治國家」，嫌犯必須經過法律程序，證實有罪再判刑，居然還用「就地正法」的一套，過去一百多年的「革命」，難道都白革了？

Vic：從網上照片看來，酒泉衞星發射基地外的那十個字，不是刻在石碑，只是一塊看板。陶傑此文，我看完忍不住笑，但笑完忍不住悲哀。

近十多年來，工作中陸續看了很多大陸人的譯稿，都是至少大學畢業的人翻譯的，而且已經算是經過挑選的大陸人才。而我看到的中文，遠比「竊密必被抓，抓住就殺頭」低劣者比比皆是。近日又看了很多大陸譯稿，當中也有一些文字清通的，但我看越多，越是肯定大陸的中文爛掉了。一般說話，你可能不大覺得他們的語言有問題，但寫成文字，卻普遍不堪入目，不像是人講的話。他們的譯文，即使意思沒錯，普遍都有冗贅和生硬的毛病，而且病入膏肓，估計無藥可救。沒辦法，人家「自我感覺良好」，我們怎麼批評都沒用。古德明老師一再用「下流」形容現代漢語，一般人或許覺得偏激，其實中肯之至。

劣幣驅逐良幣，下流的現代漢語成了當今的標準中文。華夏民族的文采風流，已隨風吹雨打去。我們終於淪落到這地步了。

孔誥烽訪問黃毓民：但開風氣不為師

星期日生活   2013年6月23日

【明報專訊】這十年來香港激進力量的聲音日益壯大。二○○八年，被主流媒體封殺的罵人王黃毓民代表社會民主連線出戰立法會以高票當選。自此以後的二○一○年五區公投、社民連分裂黃毓民等帶領支持者促成人民力量的誕生、二○一一年區選人力追擊民主黨、二○一二年立會拉布、立會選舉人力打正激進本土民主派大旗勇奪三席等政壇事變，全部都與黃毓民有關。

梁家傑曾呼籲泛民要與「黃毓民主義」切割，曾鈺成也說議會出現「黃毓民現象」。一個政治人物能成為「主義」與「現象」，上升到托洛斯基和厄爾尼諾的高度，在香港恐怕只有黃毓民一人。

最近黃毓民單方面宣布退出人民力量。一說認為黃的出走，源於某位在輿論和財力上均一直支持人力的網台老闆，不滿黃交了他不喜歡的新朋友（包括一位本土理論大師和一位新紮多媒體奇才），導致人力不少成員給壓力黃，希望他與這些新朋友絕交。黃現在雖不隸屬任何政治團體，但他的下一步怎樣走，肯定仍會是影響正處十字路口的香港政局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我在上周回港，立刻帶着滿腹疑問，跑到黃在立法會大樓的辦公室問個究竟。

孔：孔誥烽 黃：黃毓民

言論空間漸失 激進力量奮起

孔：你現在不隸屬任何政治組織，是覺得孤獨了，還是自由了？

黃：我一直都孤獨，沒什麽朋友……李敖以前有一句話是樹敵為樂、交友為苦，對我們年輕時的啓發，是做公共事務、做傳媒，就是樹敵為樂、交友為苦。如果你寫評論，這個打電話來說不要罵太兇，那個打電話來說遷就一下，就沒有什麽好寫。我做了幾十年傳媒，什麽都做過，記者、編輯。要保持言論獨立，就一定是沒有朋友。

孔：從八十年代到現在，你觀察到香港媒體生態有何變化？

黃：八十年代大家關心香港前途，一下子出了很多評論人。林行止與查先生寫的《明報》社論，都很有分量。那時報紙的評論、社論是很有地位的。我也在《快報》每日寫一個講兩岸政治的專欄，叫黑白集，筆名黃道，後來也寫《快報》社論。

那時我們最擔心的，便是傳媒的發展，所以我才在一九九六年搞《癲狗日報》，試探回歸後言論空間的底線。一九九七年之後看到有些自我審查的情况出現，有些刊物停刊。比較有震撼力的是李怡的《九十年代》停刊。

我自己耳聞目睹的是，共產黨在九七年之前對媒體管理人和老闆的統戰，已經大部分成功，你有何辦法不就範？

孔：那你和大班封咪，算是很具指標性的事件。

黃：對。那時主要是我和大班在二○○三年天天叫人七一上街倒董、反二十三條。之後我便被商台封咪。一九九七年之前中共是用軟性的統戰方法，二○○三年七一大遊行後，共產黨改變對港政策，在政治局設立港澳小組。從那一日起，言論空間變一直收縮。

孔：是不是因為言論空間消失，所以決定要參政？

黃：我這個人一直沒有什麽計劃，大部分時間都是做傳媒。二○○四年封咪之後，離開了香港七、八個月，回來已經沒主流媒體找我。

二○○五年我太太開牛肉麵檔。我賣麵時一些離開了民主黨的少壯派，如陳偉業、陶君行等來找我，他們還有阿牛、長毛等要成立社民連，找我加入。我當時百無聊賴想，為何香港那麽右的社會，不能有一個在政治光譜左一點，屬於社會民主主義的政黨？

結果這個中間偏左的政治力量真的成形。社民連在二○○六年十月成立。我們在二○○八年立法會選舉拿到三席，十五萬票。但跟着便分裂，分裂的主因是我跟大嚿（陳偉業）與陶對民主黨的立場南轅北轍，毛哥（梁國雄）這位老人家又無可無不可，於是便分裂。但分裂便像細胞分裂，催生了人民力量。

人民力量現在不算分裂，而只是我離開。人力也不是一個政黨，是由幾個組織結成的選舉聯盟。我本來沒打算再組黨，但大嚿說退出了社民連的幾百人像無主孤魂。政改之後選民力量提出向民主黨票債票償，我覺得很好，正是我們需要的。當時前綫因為劉慧卿加入了民主黨，也需要重組，於是前社民連加前綫，加選民力量，加泛藍，便成了人力。我當時剛好在搞普羅政治學苑（Proletariat Political Institute），便以普羅的名義加入。

普羅政治學苑的大計

孔：普羅是在社民連時代已經出現的？

黃：最早的構想是社民連要搞個黨校。但後來因為分裂沒搞成。但我在社民連後，自己的規劃是不會再搞政黨。就算是人力政黨化，我最多是這個政黨的一員，代表它參選，成為它的一個icon，選舉去撐場，我無問題，但我一定不會參加組織工作，因為我要專心辦學，搞好普羅、搞好MyRadio網台，這是我未來十年八年要做的事情。

在籌劃普羅時發生了很多事，我要打官司，亦有很多人事紛擾，所以拖到今年年底才可開課。我也要擴大MyRadio網台，今年七一我們會首次宣傳這個網台的主張：「本土、民主、反共」。

孔：所以網台、教育、出書會並行？

黃：對。我在議會工作，當然會盡力做，繼續發炮駡人。但做好文宣論述很重要。激進政治力量，組織動員的資源不多，所以一定要靠文宣論述。在社民連時代和人力時代的兩個立法會選舉，我們都是文宣取勝。在社民連時代，我提出的口號是「沒有抗爭、哪有改變」。到去年就是出了「偽民主派賣港實錄」小冊子，印了十幾萬本，整個選舉主軸就是狙擊民主黨。很多人覺得文宣沒用，這是錯的。

孔：但以後的文宣論述，會跟什麽政治力量結合？

黃：我們的口號是「本土、民主、反共」。每個關鍵詞都會有相應的論述。本土論述，陳雲的當然最完整，雖然我不是全部都同意。我們有陳雲做MyRadio的《本土論壇》節目，我們也準備在每個星期六做文化沙龍，找人做公開講座，如本土電影、本土文學。我自己最有興趣的是本土報業史。我們也會搞一些班，主要是培養人才，有些是較practical的，如企業培訓班，教授PR、溝通、媒體的班。另外亦有一個一年課程，給年輕人學習政治理論，學習香港現有的政治光譜、生態。課程亦會包括公共政策研究、媒體生態、地區工作，還有選舉時的campaign management，最後一部分是溝通技巧。一共七個範疇。由於我們已不屬任何政治組織，所以這個不會是黨校，而是有教無類，公開招生，學生也要經過我們面試。

激進力量與佔中

孔：香港的激進力量，過去幾年有無因為多次的分裂而變弱？

黃：有人說過去的分裂，像細胞分裂。看數據激進派是沒有變弱。社民連分裂後好像變弱，剩毛哥一人，雖然嚴格來說他們應該還有一兩人有機會選得上。但看數據，二○○八年社民連拿十五萬票。二○一二年，人力拿十七萬、差不多十八萬票，加社民連的總得票，有二十七萬，比起○八年，整個激進派增加了十二萬票。哪個政黨派別的增長有那麽大？現在年輕人投票愈來愈多，十八至二十五歲組群投給激進派的，超過一半。五十歲以上的，則投給民主黨民建聯佔多數，所以我對整個進步民主力量的前景，是十分樂觀的。

我不擔心激進派的發展。但有很理解政治的熟朋友說，我常常想在激進政治組織搞黨內民主化和制度化不對。各地的激進政治組織，都不能黨內民主化，要靠一個魅力型領袖，沒有這種人便會潰散。但這種人通常一定獨裁。所以我很「大鑊」，因為我獨裁無膽，民主又無能，所以搞成這樣。

但這不等於我過去做的都白費，所謂但開風氣不為師。現在已有兩個激進力量「社民連和人力」，講得難聽一點，都是我生出來的。我阿Q一點講，我鼓動風潮，已經完成責任，以後看他們造化，不關我事。我以前做電台時鼓吹的東西，我全都在自己做議員時做到了，搞了公投、也拉了布。

孔：你怎樣看最近有關政改和佔中的討論？

黃：我們先不要那麽早做判斷，但可以看看現有的事實，根據這些事實推測未來的發展。第一，你們說佔中是要累積跟共產黨談判的籌碼，即是最後一定還是要談判。第二，你們說政改要在基本法和人大決定的基礎上，接受提名委員會。佔中和真普聯，都只提二○一七年特首選舉，不談二○一六年的立會選舉，那麽搞什麽？對於激進派來說，還有什麽參與的空間？

整個佔中，都是要排除激進派。像上一次商討日，見到的都是熟口熟面的社運團體和泛民。這些人過去做了幾十年，有辦給你看。這次不同的，是有三個頭上有道德光環的出來搞，不是政客。這樣搞，可能會為泛民在二○一六年的選舉敗部復活製造基礎。但上次選舉，民主派其實沒有大敗，如你看得票，大敗的是民主黨。公投派如人力、公民黨是大勝。另外勝利的范國威、張超雄等，全部都是相對激進的。

孔：那激進派應該怎樣面對政改與佔中？

黃：我現在不知道人力、社民連的取態，這是很關鍵的。我自己就沒有什麽影響力，我主要退居論述與訓練，不會有太多參與。主要看這兩個政團取態。也要看今年七一。今年的氣氛跟○三七一有點像，當年倒董，現在倒梁。但今年七一好像沒有什麽訴求，民陣不敢公開打出打倒港共政權梁振英下台的口號，就沒有什麼意思。我會去擺街站，派單張，我的支持者會去遊行。

全民制憲，重新立約

孔：你很熟識台灣，台灣成功的民主化、本土化經驗，香港有什麽可以借鑑？

黃：民主化與本土化，必然結合。任何政權，都要在地的人民授權。沒有這個授權，便是外來政權。國民黨的政權，本來是外來政權，通過民主化便變成在地政權。他們有中華民國憲法，但裏面的增修條款，已經將中華民國主權限於台澎金馬地區。

我們提「全民制憲，重新立約」，被視為破壞基本法的革命主張。但這是我們一定要有的理想：回歸本土，由香港人重定、修改基本法。就算是退一步、退到底線，就是人大修改基本法，方向要按照香港人的意願去修改。這也是回歸本土，也在一國兩制高度自治的範疇內。你說不成，但不成為何人大可以關起門釋法？人大一紙便改了基本法，從三部曲變五步曲。我要說的是，只要民意壓力夠大，共產黨又無法承受這個壓力，便能改，這個不是烏托邦。

從八○年代草擬基本法到現在，民主派的訴求，都是一直在後退。現在他們提的方案比當年雙查方案還差。現在他們退而求其次，底線可能只求有一個泛民入場選特首便成。

當然現在不可以過早論佔中的成敗。無可否認，戴教授的agenda setting，和鼓動風潮是正面的。他帶起大家關注政改，也令建制派惶恐不安，要想辦法應變，這個作用是達到的，這個要給他credit。

孔：那麽你是否有可能參加佔中？

黃：要再看看，我是很想參加的。

孔：那應該找他們邀請你參加商討日。

黃：但我害怕我一出現便會起哄。

孔：哈哈哈，是你的仇家起哄，還是你的支持者起哄？

黃：都有，我一去場面便失控，必然的，這是我的經驗。但問題不在這裏。我去的話為了什麽？如果訴求不一樣，你去搞局，沒意思。所以還要在看。

問到這裏，毓民也趕着要去看眼科醫生。對於他以後的去向，亦只好耐心觀察了。不過可以肯定的是，只要他仍在政壇，仍未心灰意冷，香港政局，便不愁沒衝擊和刺激。

答

黃毓民，現任立法會議員，普羅政治學苑創辦人。也是資深傳媒人，曾在多份報紙擔任過記者、版主和專欄作者，並任教於珠海書院新聞系。九十年代因主持電視節目《龍門陣》猛力批評時政和恨鐵不成鋼的民主派而爆紅，後來創立《癲狗日報》、在商台開咪，挑戰九七年後的香港言論自由底線，結果在二○○四年被封咪趕絕。二○○八年參選立法會，高票當選，開始從政，成為激進民主派的一個領頭人物。

問

孔誥烽，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社會系副教授，著有Protest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Demonstrations, Riots, and Petitions in Mid-Qing China、《浮誇中華：大國雄起與香港主體的前世今生》等書。身在美帝心在香江，喜愛法國咖啡，亦熟悉法國的社會歷史理論，是終極離地的好高級中產。矢志促進香港的進步本土力量壯大，待他日香港達成城邦自治，便功成身退，老懷安慰地落地獄。

文 孔誥烽
攝 葉家豪
編輯 梁詠璋

家明雜感：《愛是神奇》馬力克耐看依舊

星期日生活   2013年6月23日

【明報專訊】去年知道泰倫斯馬力克（Terrence Malick）又有新作《愛是神奇》（To the Wonder，下稱《愛》）問世，非常訝異。這編導慣了慢工細貨，製作出名經年，為何突然如斯多產？更離奇的是，《愛》後他還有兩部影片在攝製中。

馬力克的欲罷不能，我看是他結合了現今攝製、剪接科技，重拾電影趣味的結果。由《生命樹》到《愛是神奇》，或許可從兩方面談。

一方面是他追求影像的流麗。電影是藝術，藝術講究美。馬力克由《生》到《愛》嘗盡不同格式，既有菲林（由35到65mm），也拍數碼，以行雲流水的steadicam鏡頭（幾乎每個畫面都動），呈現自然及人的美態。他對magic hour攝影的迷戀，早見於1978年的《夢斷天涯》（Days of Heaven），這兩年用得更灑脫自由了。《愛是神奇》充斥大量迷人的動態攝影：金黃稻草的牧場，水天一色的海岸，雨後的空氣清新；海洋、潺潺的流水充滿靈氣。馬力克的電影，單影像已教人暖和、舒暢。還有各種天籟，蟬鳴、小鳥的叫聲，和襯古典鋼琴音樂，動物的鏡頭祥和（水牛也很安靜）。秉承《生命樹》作法，馬力克這次更回到成長的奧克拉荷馬州，對一草一木皆有感情。猶如片中神父Quintana（Javier Bardem）一番話：「愛像春天一樣從大地而來。」

電影敘事的實驗

更別說人物及眾生了。《愛是神奇》比《生命樹》多了一點「紀實味道」，除了幾個主角由明星扮演，不少旁枝人物並不像演員，看上去特有說服力，說不定他們在演自己。如Bartlesville小鎮上受環境污染影響的居民，教堂的信眾，囚犯，瘦弱的婦女，滔滔不絕的黑人清潔工，蒙古症的男生等，雖只曇花一現，卻有血有肉，生命力很強，跟環境亦非常配襯。

泰倫斯馬力克為自己打造的另一種挑戰，是電影敘事的實驗。看過他過去的電影知道，他不愛一板一眼說因果故事，不大遵從傳統劇本架構。即使題材似曾相識，但《雌雄大盜》（Bonnie and Clyde）的鑒賞標準，未必適用於他的《荒漠情》（Badlands，1973）；以《雷霆救兵》（Saving Private Ryan）的心態去期待《狂林戰曲》（The Thin Red Line，1998），更是嚴重誤會。兩年前《生命樹》在港公映，我主持過幾節《生》的映後導賞，席間愛跟觀眾半開玩笑說，《生命樹》在網上有「FAQ」。其中一條網民最常問的是：辛潘在片中的最後一個鏡頭，他在笑麼？好像很匪夷所思的問題，卻真令不少人困惑。事實上我第一次看《生命樹》也沒為意，為了導賞而反覆看，才漸漸確定辛潘的表情。馬力克也夠有意思的，影片中辛潘一臉愁容，到最後稍見釋懷，然後鏡頭又倏地剪走。觀眾來不及看清楚，或許因此猜不透辛演的角色，到底經歷了怎樣的情緒變化。

《愛是神奇》的攝影仍是《美麗新世界》（The New World，2005）、《生命樹》的Emmanuel Lubezki，剪接師數目跟《生》一樣有五個人。馬力克電影這種分工，由九十年代沿用至今，剪接人員由三至五人不等，多少反映他對後期製作的看重。

跳接‧留白‧剪接

《愛是神奇》是他自《狂林戰曲》以來篇幅最短影片，片長不到兩小時。跳接（jump cut）、留白非常多，看上去猶如男女角的生命片語，盡見悲歡離合。《愛》的剪裁似乎更大刀闊斧，據說《愛》本有更多演員參與，如《生命樹》的Jessica Chastain，惟最後戲分給刪掉。單從這裏看，馬力克有點像王家衛，電影不是在劇本階段，而是到了剪接台才成形。另外，王及馬力克同樣愛用旁白；只是《愛是神奇》的旁白不是為了接駁故事、解釋角色情緒，而是跟畫面對比：神父Quintana的旁白有時是講道內容（如他說「做人必須承諾，不能優柔寡斷」），有時是他的「天問」（突顯出其信仰危機），然而畫面卻是他在傳道、探望信眾。《愛》另一些旁白令敘事更複雜，主角Neil（賓艾佛力）中段跟烏克蘭愛人Marina（Olga Kurylenko）分開，重遇舊友Jane（Rachel McAdams），跟她打得火熱，然後我們聽到Marina的傾訴式旁白，對象為Neil：「你跟我提起過她，那個在醫院遇上的女人，你們從前便認識。」《愛是神奇》Marina的旁白貫徹始終，甫開始她感激Neil的愛令她重燃生機，還以為是她當下心聲。但後來她的聲音介入Neil及Jane段落，則無論從視點，時態去看（旁白是她的事後回憶？），皆比想像中複雜得多。

情節「不完整」無礙理解

可以說，馬力克電影是「剪出來」。剪接的好玩之處不單是「呈現什麼」，更在於讓觀眾看不見什麼。《愛是神奇》開始不久，Neil及Marina一下子由諾曼底的聖米歇爾山，回到奧克拉荷馬州。影片有不少家居的內景，一幕由Neil及Marina兩人纏綿剪到遊樂場機動遊戲，再接回屋內Marina女兒Tatiana踏着窗影跳飛機的畫面。後來Neil及Marina分開，他們往昔及當下的片段亦互相交織。跟《生命樹》一樣（或尤甚），《愛是神奇》部分「情節」非常隱晦，有些剪法不講邏輯，欠缺一條更明確的「故事線」，正好是不少人覺得《愛》比不上《生命樹》的原因。Neil是做環境顧問的，但他為誰工作？故事並無交代。一些人物如中段的意大利女子身分也成謎。另Neil後來成家立室了？在他大屋瞥見兩個小孩的身影。

電影我看了兩次，筆記本仍有不少問號，很多問題解答不了。但《愛》情節的「不完整」，其實沒影響我們了解故事，憐憫、同情人物。《愛》以列車上一對戀人開始，以他們在美、法過着不同生活結終，畫面一再強調聖米歇爾山，無非是愛情今昔的對照。馬力克是另一個善用「減法」的作者，把無關痛養的情節刪除，令《愛是神奇》高於一般愛情片。一些細節又達到言簡意賅之效，諸如Tatiana搬回法國跟生父同住，跟身處美國的母親視像對話，鏡頭出現疑似「繼母」，女兒對父親的感情、Marina的失落及孤獨，於是不說自明。

善用「減法」的作者

當然，馬力克不着重情節，含蓄、留白的說故事手法，大前提是對觀眾的信任。還是那句老話：「本來就應該多看兩次」（鄭培凱談欣賞侯孝賢電影的名言）。不是每部電影都耐讀、經得起時間考驗，但馬力克有此能耐，電影無論新舊，每次看總有發現。《愛是神奇》可作首輪公映，更是我輩影迷福氣。

文家明

編輯蔡曉彤

《愛是神奇》IIB

張偉雄4.5★

跟著Marina的足跡，你可能看到她與環境、天際對話時的猶豫，卻總會有幸與她一起經歷勇氣的尋愛抉擇，正如Quintana神父說：選擇是承諾，容或跌進危險、挫敗、罪咎，然而神會去善後。只是猶豫，人會埋葬自己在世應許的天分；這是一部關於擁抱萬有，拒絕一事無成，實踐神奇的福祉電影。

朗天3.5★

《愛是神奇》和《生命樹》的最大分別在哪裏？不盡是推到盡以至有點膩的無盡窮推軌鏡頭和迴旋剪接，也不盡是愈來愈白，以至失去韻味的獨白。在大地母神女主角無盡舞動的身影中，愛的歡愉、傷痛、無明、佔有、不安，統統都點到即止，一碰到便流逝。「那愛我們的愛……」其實需要停下來，需要靜下來！於是，《愛是神奇》竟然「神奇地」沒有愛。永恆女性意象引領的可能只是導演本人的超升。

石琪2.5★

有歐美型男美女，有巴黎情緣，有美國鄉土，還有悲歡離合。全片影像優美，很少對白，電影感華麗，《生命樹》導演泰倫斯馬力再賣弄奪目花巧。今次完全談情說愛，可是劇情非常單薄，像音樂錄像長片，真是「有姿勢，無實際」。

石琪：《愛是神奇》導演過譽

《愛是神奇》（To the Wonder）是美國「隱世」名導泰倫斯馬力的新作，繼康城得獎片《生命樹》後迅速完成，成為這位「百慢導演」奇快之作，有多位國際明星助陣。片中賓艾弗力在巴黎與烏克蘭美女Olga Kurylenko浪漫相戀，雙雙帶同她的小女兒回到美國奧克拉荷馬州，但好景不常，戀情破裂……

泰倫斯馬力今次簡直純影像加旁白，對白不重要。全片畫面流麗，景物奇美，情節可能與他本身經歷有關，亦明顯地向法國新浪潮電影致意，兼有他常拍的美國內陸鄉野。除了男女主角，還有Rachel McAdams演美國舊女友，西班牙性格男星哈維亞巴丹演陷於信仰危機的天主教神父。問題是賣弄視覺花巧有餘，故事人物刻劃不足，什麼都故弄玄虛，交代不清。我認為《愛是神奇》進一步證實泰倫斯馬力是過譽了，此片唯有美景與美女可觀，不過他的忠心擁躉或會發現別有微妙深奧之處吧？

梁文道 - 台灣好Q

飲食男女   2013年6月23日

在台灣長大，我自然懷念台灣小吃。可是，等到它真正名揚天下，成了不少外地旅客的觀光重點之後，我卻又總是覺得好像那裏出了點問題，只是千頭萬緒，一時也說不出個所以然來。直到近兩年有毒食品的風潮終於吹到台灣之後，我才恍然大悟，原來關鍵就在台灣人形容食物時很愛講的那個「Q」字。

嚴格地講，這幾輪食品問題是不能用「風潮終於吹到台灣」來形容的。因為這麼說很容易讓人聯想到是不是台灣的飲食業者學壞了，受到彼岸毒風的影響。事實的真相卻是，許多根本不該下在食物裏的東西，許多根本不能拿來生產食物的工序，原來早在幾十年前，他們就已經很本土很自主地幹了起來。舉個例子，首先把「順丁烯二酸」加入樹薯粉，製成人稱「毒澱粉」的中學老師王東清便說，這是他四十前就傳了出去的技術。

毒澱粉也好，兩年前爆出來的塑化劑事件也好，它們全都和我們熟悉的那種「Q」有關，因為毒澱粉與塑化劑這些材料的主要作用之一，就是使得食物吃起來更加結實，更加有彈性。〔Vic：此說似乎不準確。塑化劑主要的用途，應該是令飲料均勻不沉澱，而非令食物變得結實有彈性。不過，台灣人近年真是「Q上頭」了，本文批評得很對。台灣一般人薪水十多年來不進反退，大家收入微薄，日子苦哈哈，都希望吃點便宜又好吃的東西，結果似乎就產生了今天的窘境：常吃化學加工的垃圾。〕平常我們看台灣旅遊節目，那些活蹦亂跳的主持人總愛在嘗了一口東西之後（不管那是甚麼東西），就馬上嬌呼：「哇！好Q！好好吃哦」，大概就是這些害人不淺的化學製品的結果。近幾年來，我發現可以用「Q」去形容，或者以「Q」去評斷其好壞的食品名單還在不斷擴大，不斷變長。從塑化劑下得最狠，因而也最「Q」的「珍珠」（「珍珠奶茶」裏的「粉圓」），到肉圓、肉羮、黑輪，乃至於粄條，居然都要以「Q」揚名。

就連香港也在口味上受到了台灣小吃的改變，我愈來愈常在坊間飲食節目和文字裏見到「好有口感」的說法。按照我的理解，「好有口感」大概就相當於台灣人的「Q」，粵語傳統裏的「彈牙」。問題是為甚麼我們會這麼欣賞「Q」的口感？從前，肉圓和肉羮這類閩南台灣小吃並不以「Q」著稱，大家最在乎的並不是它們咬起來有多彈牙。但是到了今天，台灣人竟然把「Q」變成了一個它們是否做得出色的味覺審美標準。於是香港遊客跟着旅遊指南或者網站上的道聽塗說，也拿着這把量尺去台灣尋找傳聞中最「Q」的小吃。這豈不是一種口味上的貧寡？嘗不出食物中的其他要素，吃不出食材原有的質地，獨以一「Q」掩蓋住所有能在嘴中得到的感受。就以口感而論，華人傳統裏頭其實還有太多不同的範疇。例如「糜」，恰好和「Q」相反，本是廣東白粥和福建芋泥之所以為人稱道的特點；但是在這個連一碗地道好粥也不易尋的年代，它早就被「Q」搶盡了風頭。又如「糯」，原是台灣麻糬和香港糯米糍的本色，以前我們愛吃這些甜食，就是喜歡它強化了糯米那種糯口的感覺；如今，我卻聽到不少人用「Q」去稱讚一塊麻糬，難道沒有人覺得不對勁嗎？

流風所及，就連吃外國菜的偏好也受到了左右。新一代華人都喜歡日本麵食，但就是不太愛吃在關西廣受歡迎，也更加具有日本傳統色彩的蕎麥麵。因為它怎麼做都不可能「Q」得起來，除非日本人也開始用毒澱粉去代替蕎麥。

這真是味覺的貧困。似乎食物進嘴，一定要對舌齒產生巨大的抗力，否則我們就好像沒吃到東西似的。如此貧乏的味覺審美，如此霸道的「Q」，難怪就要有如此興盛的化工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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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怡 - 香港未來全靠年輕人了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3年6月22日

七一前夕，港大民調顯示，港人對中、港政府和「一國兩制」的信心大幅下跌，而對「一國兩制」的信心淨值更跌至零，是回歸以來首次出現非正值。梁振英被問及有關調查結果時說：「我覺得我哋評價一國兩制落實嘅情況，不能憑空評價，一定要睇基本法嘅落實情況」，「如果有人認為一國兩制喺香港落實得有問題嘅話，我哋應該做多啲有關基本法內容嘅宣傳。」

作為香港的最高掌權者，「如果有人認為一國兩制喺香港落實得有問題」，他不是檢討自己，不是尋找問題出在哪裏，而是認為應該做多點宣傳。他的回答暴露出一個人或一個政府永遠不會有進步的根本原因。

中共起家自稱靠槍桿子和筆桿子，筆桿子就是宣傳，到今天，中共繼承傳統，仍以為宣傳就能贏得人民支持，然而六十四年的執政劣迹，已經使中共的一切宣傳均破產，現在大陸老百姓對中共宣傳多從反面去理解其含義，也就是說，中共的宣傳產生的都是反效果。梁班子上台後，也逐漸在香港有了中共宣傳的景象，也就是你越說我越不相信。

但梁振英說一國兩制「不能憑空評價，一定要睇基本法嘅落實情況」，倒是真的。過去是誰憑空評價的呢？比如去年胡錦濤在新政府就職禮上說：「十五年來，……香港同胞當家作主，……香港居民享有的民主權利和自由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更為廣泛。」「香港同胞對國家、民族的認同和感情與日俱增」。這就是明顯的「憑空評價」。你聽來會懷疑他在說反話？在自慰？或是黑色幽默？過去十多年，真正「做多啲有關基本法內容嘅宣傳」的，是對中央和特府落實《基本法》持批評態度的從政或議政人士，筆者也是其中一人。我們引述《基本法》的條文最多。公民黨的前身，是「四十五條關注組」，即關注《基本法》45條的落實。筆者每寫評論，幾乎都拿出《基本法》來對照香港的現實。近年在民主運動和社運中出現的本土派，他們提出的自治自主，所依據的也常是《基本法》。為什麼？正是因為中央和特區政府的行事往往違反《基本法》也。

港大最新民調，除了顯示市民對「一國兩制」的信心淨值跌至零之外，與此相對應的，是市民對特區政府和中央政府的信任度均大跌12個百分點，對特府信任度淨值為負5百分點，對中央政府的信任度淨值更高達負20百分點。

任何人看了市民對特府和中央的信任度以及對一國兩制的信心大降，都知道目前香港社會的主要矛盾何在，不就在於中央和特區奴才政府在政治經濟社會各個方面違反《基本法》所造成的中港矛盾嗎？解決矛盾的鑰匙在哪裏？我們認為最好是中央按《基本法》守住不干預的分寸，特區政府則按《基本法》的授權自主地維護香港人的核心價值與利益。但我們的期望都落空。不僅如此，過去多年更是中央干預的手越伸越長，而特府的奴性也越來越重。近年市民不僅覺得香港過去的好景不再，而且政治空間和生活空間都被中共勢力及大陸客擠壓得無處容身。在這種情景下，中港矛盾遂成為香港社會主要矛盾，港人求告無門於是自主意識抬頭，蝗蟲論湧現，本土派成為年輕一代的主流。

港大民調深入分析這次調查的數據，發現三個年齡組別中，18至29歲對兩個政府的信任度均是最低，信任港府的有18%、信任中央政府的僅有13%；不信任度最高，依次為54%和67%，信任度淨值為負36百分點和負54百分點。而情況相反的是50歲以上的被訪者，而30至49歲組別，則最多人回答「一半半」。

有網民留言說，這是因為年輕人不想自己有生之年都生活在暴政恐怖中，年長的人已經完全沒有鬥志。香港未來要全靠年輕人了。

年長的民主派，是不是「已經完全沒有鬥志」呢？他們曾經的妥協是否意味他們沒有鬥志呢？筆者希望不是也相信不是。但未來是屬於年輕人的，爭取香港未來的重任也一定要全靠年輕人。「港人自治藍色起義」的陳梓進說，他們舞動港英旗，揚言脫離中國籍，北京官員從沒試圖了解箇中因由、香港年輕人發生甚麼事，只是將他們當作是一小撮離經叛道的人。這樣，相信只會使年輕人對中央和特府越來越不信任，越來越疏離。筆者相信，對年長的民主派，這樣的意見也適用吧。

葉蔭聰 - 嶺大校長風波 陳智思之犬儒與麻木

香港蘋果日報   2013年6月18日

嶺南大學任命校長一事弄得風風雨雨，但我沒想過，在昨日（17/6）的諮詢會上，竟然目睹以下一幕：

學生會會長葉泳琳質問台上的校董會主席陳智思：在遴選校長的委員會裏，我是觀察員，但為何不給予我任何候選人的資料？

陳智思說：你只是觀察員，按大學條例，你不能投票，所以也沒有文件。

葉泳琳追問：那麼你為甚麼強行要求我就連名字也不知道的候選人發表意見？

陳智思說：因為我們需要學生參與。

陳智思面對傳媒追問大學任命校長之時，多番強調的「學生參與」是徹頭徹尾的「被參與」。我從來沒有想過，這樣近乎無賴之言會出自一位大學校董會主席之口。而且，當時還是被推薦人選的鄭國漢笑指身旁的陳智思說：他是我的boss。這讓我毛骨悚然。

我曾經不明白，為何學生只在大學三年，好像比我這位入職十餘年的老師還要着緊校長遴選？以上一幕，令我終於明白學生為甚麼會憤怒。因為，他們比我這位低級職員更直面一個無賴的制度，以及當中的犬儒之輩。

校董會裏有一半成員是特首（校監）委任的，所以，為甚麼現在的主席是行政會議成員陳智思，為甚麼上一任的主席是梁振英。學生會會長有一票，但校長任命不能投票，雖是遴選委員會的觀察員，但不只沒投票權，連文件也沒有。嶺南奉行博雅教育（liberal arts education），我們教學生民主自由的價值，要獨立思考理性辯論，但我們竟然要讓他們近乎絕望地嘗試實踐自由民主與理性思辯，這真是香港的縮影。

最讓我擔心的不是甚麼政治任務，而是由陳智思所代表的犬儒與麻木，污染大學與社會。他可以面對幾百位學生老師的質疑與抗議，還可以氣定神閒地說一句：一切按程序辦事。這個所謂程序不只威權主導，經不起一點專業與學術拷問：何以全球招聘校長，竟然找不到一位有傳統或新興人文學科背景的教授？最後竟然是一位自認不太認識文學院在幹甚麼的本地商學院教授是最佳人選？還要趕着校董會今年度最後一個會期，在師生放暑假之時來一個諮詢，兼即日宣佈結果？這樣的遴選、諮詢與人選，惹起任何猜疑，都只是咎由自取。

昨日爭論得面紅耳赤的同學，好像得不到任何成果，但是，他們已身體力行實踐了古典意義裏的"liberal arts"──以自由人身份參與公共生活，儘管這一切發生在一個充斥虛偽的體制之中。感謝同學為大家上了寶貴的一課。

葉蔭聰
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助理講師 

陶傑 - 無夢無悔

香港蘋果日報   2013年6月17日

英國商人基托，去浙江投資開咖啡店，十多年後，聲稱「中國夢碎」：他開的咖啡店，在莫干山最先獨家，本來生意好，但設計風格，迅速遭到中國人抄襲，他的咖啡店關了門。然後他發現其混血子女即使上了國際學校，受洗腦式的政治教育，然後他發現空氣和食品污染，然後他辦的英語文化雜誌，遭到中國查封。最後撤離中國，在英國左傾雜誌「遠景」（Prospect）撰長文、吐苦水。

這種文字，對於了解中國的人，無甚新鮮，看過可以即忘，但偏偏中國人非常在乎西方白人怎樣看自己，於是即刻有了中譯，在華人網絡瘋傳。

然而，問題是所謂「中國夢碎」，發生在一個英國人身上，我認為，才有一點點新聞價值。

英國人是很現實的民族，英國的歷史學發達，不像美國人之天真，法國意大利人之浪漫，英國人理性而清醒，以殖民主義的功業傳統，大英百科全書之知識鈎沉，英國人世上對任何事，都不應該有所謂「夢想」，而只有分析和結論。

尤其對於中國。英國是最早與中國交往的西方文明國家，一七九三年馬爾戛尼勳爵初訪「天朝」，一時為北京紫禁城之奢麗所迷惑，但後來從運河乘船南下，看見兩岸的中國平民貧窮、喧鬧、猥瑣，紀錄成文獻。

然後是「太平天國」匪亂。英國的傳教士當初聽見廣西有一個基督教團體，以為這個國家有進入現代文明的機會，哪知道一貼近考察，才知道這個團體的首領洪秀全，是一個殘暴無知的中國農民，而且有精神病。

英國的漢學家，有這樣的傳統，研究中國，獵奇有之、玩賞有之、防範有之，偏偏沒有做夢的一派，上一代的中國通如尤德、柯利達，一個經歷過長江的炮火，一個經歷過紅衛兵火燒英國代辦處，都是有學問的人，怎會有所謂「中國夢」？

這一代的英國人，如果都像基托這一類，世界潮流如此，只會令人懷疑是不是連英國也跟着沉淪？

丘亦生 - 大運河的中國夢

香港蘋果日報   2013年6月17日

習近平及奧巴馬兩周前的會面平淡收場，勢估不到真正的中美角力，在習奧會面之後即時展開，上星期初爆出斯諾登藏港事件後，一名來歷不詳的中國人周五又獲中美洲國家尼加拉瓜政府批出興建投資超過400億美元（3,120億港元）的新中美洲運河，擺明挑戰巴拿馬運河，明目張膽在美國後花園插旗。

神秘華商奪天價工程

巴拿馬運河是現今唯一橫越中美洲的運河，無論在商業、地緣政治上皆有重要意義。李嘉誠當年購入巴拿馬運河兩端港口營運權，美國輿論已經大為緊張。今次再由來歷不詳的中資商人王靖，獨資奪得尼加拉瓜新運河的工程，金額大到令人咋舌。我相信美國的緊張程度，絕不下於斯諾登事件。

王靖現時營運電訊公司信威通信，在內地薄有名氣，但相對國企龍頭，信威通信屬中型規模，公司一度由國企大唐控制，闖關A股失敗後，2010年王靖入股公司。內地傳媒形容，信威通信立即在幾年間起死回生。不過，這位年僅41歲的王靖的背景、出身等細節，不為外界熟知。

至於由王靖全資擁有、奪得天價工程的「香港尼加拉瓜運河發展投資有限公司」在去年8月才成立，股本僅值1萬元，原先公司地址寄居在九龍一家秘書公司，至上個月，辦公室才正式搬上IFC二期。

《華爾街日報》引述接近王靖的人士，指今次工程全部私人公司負責，與中國政府及信威通信無關，中國政府亦不會參與運河項目，王靖歡迎新投資者加入這項3,000億港元大計。

如此大型基建完全靠市場融資，不涉國家資本，是否mission impossible？我不敢全盤否定。九十年代建成連接英法海底隧道，用今天幣值計算，整項工程的建築成本超過150億美元，是大運河預算的大約四成，靠的就是從私人市場泵水。

英法海底隧道能夠成事，都有其歷史背景。八十年代，對市場推崇備至的英國前首相戴卓爾夫人及法國總統米特朗，夾手夾腳落實隧道大計。戴卓爾先旨聲明無意用公帑補貼項目，雙方政府擬定政策招標細節配合，整項工程由私人企業負責融資、興建，公司往後擁有數十年的特許營運權，即是所謂BOT形式。

靠市場融資十級難度

最後由2家英國銀行、3家法國銀行，再加上10家工程公司，合組隧道公司，接下整項工程，有超過200家銀行有參與融資，隧道公司再在市場公開集資，先勉強能應付工程開支，打破所有單一項目在私人市場融資的紀錄。由英法兩國主要銀行、工程公司出資成立公司，隧道方能獲英法政府同意開工。只在中國營運中型電訊公司的王靖，如何說服尼加拉瓜政府，自己有能力引針入線，鯨吞這單巨型大刁？

何況今日要重演英法海底隧道的私人融資規模，是十級高難度動作。因為這類興建期長達10年的龐大項目，資金回籠前景遙遠，生意風險難以計算。孭上巨債的公司，極可能會搖身一變成too big to fail的債仔，銀行到時也要買佢怕，蝕住為它吊鹽水。英法海底隧道的前例，足以當頭棒喝，隧道建成後即被平價客船搶客，業績遠差過預期，償還能力存疑。有份借貸的銀行被迫就範，延長隧道公司債務期限。

我很好奇，誰人有膽識去投資這條大運河。無數評論聯想到，大運河與中國國家利益攸關，王靖背後肯定另有高人。中國國企近年在非洲投資四處碰壁，被當地人視為新式的殖民主義，屢遭敵視。大運河項目或者是重新包裝的國家投資計劃。

不過，即使有中央政府為3,000億元埋單，尼加拉瓜大運河仍充滿不利條件。大運河北有美國虎視眈眈，尼加拉瓜國內亦對此相當不滿，反對派攻擊總統將項目批給一個毫無經驗中國人，是賣國行為。運河的路線將會橫跨面積廣闊的尼加拉瓜湖，威脅到中美洲的食水。保育團體也炮轟項目，將會鏟平熱帶雨林，危害生態，而尼加拉瓜至今也未公佈一份全面環評報告釋疑。

我猜想，原定於十年後建成的「尼加拉瓜大運河」，將來會不會收錄在牛津大字典，成為中國資本鬧劇的代名詞。  

孔誥烽 - 中國重建天朝秩序的願望與現實

2013年6月17日

【明報專訊】中日就釣魚台／尖閣列島主權問題頻頻擦槍，中國官媒和一些軍方強硬派人士，近來偶爾會提出不單釣魚台是中國的，就連日本的沖繩島也是中國的論調。例如《人民日報》便在5月8日發表題為〈論《馬關條約》與釣魚島問題〉的評論文章，指出「不僅台灣及其附屬諸島（包括釣魚島列嶼）、澎湖列島要回歸中國，歷史上懸而未決的琉球問題也到了可以再議的時候」，引起日本強烈抗議。

中日對峙下的沖繩400年

沖繩列島在19世紀被日本兼併前，一直以琉球王國的方式存在，向明清時期的中華帝國進貢。若大家接受古代時向中國進貢過便算是中國領土，後果將會十分嚴重，因為在明清時代或更早以前向中國朝貢過的藩屬，還包括韓國（朝鮮）、越南（安南）、泰國（暹羅）等。難道中國又要聲稱這些國家都是中國自古以來神聖領土的一部分，又要收回去？

當然，沖繩有它自己特有的歷史。在它被併入日本之後，要求擺脫日本而獨立的聲音一直沒有消散。19世紀與20世紀初，東京對新併入的沖繩徵收重稅，又強迫當地住民放棄原來的琉球語和本土風俗，與日本本島同化。太平洋戰爭後期，沖繩曾是美日進行殘酷持久血戰之地。戰後沖繩，歸美軍管治。1972年美國將沖繩交還日本之後，島上仍駐有大批美軍，不時發生美軍騷擾當地居民、強暴婦女的事件。有沖繩人視沖繩為美日雙重殖民地，主張沖繩獨立，不難理解。

但沖繩有人謀求獨立，卻從未見有人要求「回歸中國」。古代的琉球王國，縱使自明代起便朝貢中國，但在1600年左右日本結束戰國時代，統一於德川幕府之後，琉球也同時進貢日本。琉球人一直與中日兩國友好，在兩個強權之間取得平衡，維持獨立。

沖繩的處境雖獨特，卻是幾百年來東亞小國求獨立求生存的寫照。在19世紀之前，中國在東亞獨大，建立起被日本知名漢學家濱下武志稱為朝貢貿易體系的國際秩序。亞洲小國帶貢品進入中國，中國朝廷會以更貴重禮品回贈。而進貢團的隨行商人，亦會開展與中國的貿易圖利。這個體系之中，富裕的中國給進貢國經濟實利，換取進貢國俯首稱臣。這個可說是小國以自主和尊嚴換取物質利益的制度。

在這個朝貢貿易體系之中，中國朝廷常常介入進貢國的內政。例如在1770年代，越南西山阮氏三兄弟發動農民起義，推翻了向清朝進貢的黎氏皇朝，建立新政權，驅趕境內漢族商人、以越南語取代中文成官方語言、分配田地給無地農民，排斥清帝國。乾隆在1780年代遣旗兵攻越，輔助黎氏復位。但在阮氏新王朝的頑強抵抗下，清廷輔助黎朝復位失敗，但連年的軍事壓力，卻迫使阮氏向清朝稱臣。阮王在1790年親自到北京進貢並慶祝乾隆80大壽，乾隆於是冊封阮氏為新安南國王。

中華朝貢貿易體系的起落

16世紀開始，部分東亞小國開始富強，想擺脫中國宰制而建立以自己為中心的小朝貢體系，因此與中國頻生衝突。1590年代，剛統一了日本的豐臣秀吉將軍出兵朝鮮，企圖以朝鮮為據點進攻明帝國，建立一個新的東亞帝國。明朝雖已開始衰落，卻仍擊退豐臣秀吉。中日戰爭之後德川家康在1600年代於江戶（今日東京）建立全國政權，並在1630年代開始鎖國。德川幕府鎖國的其中一個原因，便是要制止白銀流失到中國，並拒中國製品於門外，使日本手工業得到足夠空間進行進口替代式的發展。日本自江戶時代起不再進貢中國，同時向琉球納貢，建立一個小型朝貢體系。東北亞海域，因此成為中華朝貢體系倒下的第一塊骨牌。

日本退出中華朝貢體系後，這個體系也在東南亞開始遇到挑戰。17世紀初，當明朝疲於抵抗滿洲人之時，在東南亞日益強大的越南開始向柬埔寨納貢，像日本向琉球納貢一樣，建立自己的小朝貢體系，跟同樣日益強大的泰國爭奪對柬埔寨的控制。中國面對慢慢不受中國控制的東南亞政局，也只能隻眼開隻眼閉。

19世紀末日本成功完成工業化，正式吞併琉球，改為由東京直接管治的沖繩縣。日本跟着殖民台灣和朝鮮半島等，建立後來被稱為大東亞共榮圈的、以日本為中心的東亞新秩序，取代分崩離析的中華中心朝貢貿易體系。二戰後的美日聯盟，承接了這個大東亞共榮圈在海洋地區的版圖。區內相繼崛起的經濟體包括南韓（韓國）、台灣、香港、新加坡均在經濟上受日本領導，政治軍事上受美國保護。東亞的冷戰體制，基本上是海洋與大陸的對立。海洋東亞受美日主導，中國的影響力，則被鎖在亞洲內陸。

中國有能力挑戰美日海洋秩序嗎？

1990年代起，中國經濟崛起，要化經濟實力為政治軍事實力、重奪東亞霸主地位的呼聲，也日漸明顯。中共積極追逐艦隊的擴張與升級，焦急地想要打破美日西太平洋島鏈封鎖的企圖心，十分明顯。而中國體制內鷹派的「沖繩屬中論」，加上愈來愈多中國知識分子提出要復興「天下體系」、「中華王道」等傳統國際關係觀，則透視出中國要重建在19世紀徹底崩潰的朝貢貿易體系的欲望。

但是解放軍建軍以來從未打過一場海戰，它在1979年對越戰爭後，便再無實戰經驗（在1989年射殺平民當然不算）。劉少奇之子、解放軍上將劉源近來對鷹派的對日兇狠講話頻頻潑冷水，公開表示軍隊的腐敗問題，已有影響戰力的危機。解放軍國防大學教授劉明福大校亦在去年底出版專著，表示「解放軍最大危險和頭號對手是腐敗」。中國是否有足夠軍力衝擊美日主導下的東亞海洋秩序，實在是一個大疑問。

從前的中華朝貢貿易體系，奠基於各國對中國儒家政治觀念與制度的仰慕。現在中國對東亞其他國家欠缺文化領導力。這些國家有拉攏美國抗衡中國的選擇，有的更以自己的民主制度與人權價值傲視專制中國。在軟、硬實力皆欠壓倒優勢的前提下，部分中國精英重建天朝威勢的夢想，恐怕還只能是一場綺夢。

陳雲 - 舖保

轉角   2013年06月17日

【am730專欄】六月七日，在上環市政大廈的一家麵檔午膳，一位在食麵的老者招呼我們坐在同桌，我們仰頭看壁上的餐牌，餐蛋麵、腸仔麵、肉丁麵之類，奶茶咖啡檸檬茶汽水，花碼字標記的價錢，二十多元一碗麵。選擇很少，也夠令我們猶疑不決。老者說，鄰桌有餐牌，不必抬頭看，太辛苦了。

之後他說老闆是潮州人，但又說其實他是水上人，不是來自潮州的。我說水上人一般來自中山一帶，不是潮州人。老者微笑了一下，我說我是客家人，他用客家話回答：「我也是自家人。」

坐下談，才知道老者不是老闆也不是伙計，而是老顧客。一會，另一老者端麵而出，坐着慢食。「你不要聽他認親認戚，說甚麼ga gi nang(家己人)、自家人。」同桌的老者說：「行走街市，總是要攀親戚、認鄉里的啊。這位才是老闆，八十多歲了。」老闆說：「你們的麵很快就來，我先食。」

「我由三毫子一碗麵，賣到現在二十三元一碗麵。」我答：「那是五十年代的事情了。」老闆眼光一閃，知道遇上知音人，便說：「嘿嘿，我開檔的時候，是一九四九年，就在樓下的一個街位。」

之後，兩位老者談到四、五十年代的事情。當時的五仙是銀色的，很好用，但打工的一個月只有三十元。很多廣州小子來香港謀工作，都是在中上環一帶的店舖、洋行。當時找到一份工，就可以在香港立足，開創事業。但找正式的工作，即使是麵檔的學徒，都要親族擔保或店舖擔保。老闆說：「很多人沒有舖保，就要離開香港，返回廣州，盤川用完的，要『行路上廣州』，認真淒涼。日本仔打香港，我們也要回鄉避難，也是行路上廣州。」

這是舊日的民間，歷史就這樣口傳下來。食一次麵，萍水相逢，就認識了以前開舖頭的隆重，同業之間的信用。很多舊舖頭都有金漆書法招牌，簪花掛紅，高懸正樑。店門有雕花廊柱拱衛，有些用花崗石，有些用水泥假造，不是支撐柱，只是雕飾，但都是舖頭的面子。這些舊店面，上環最多，土瓜灣、大角咀、深水埗也看到一點，都是苦苦支撐，一旦有人收購舊樓，就會拆毀丟棄。舊店舖的書法招牌有一種魔力，聽油麻地鏡明公司的老闆說，他父親就因為在夜冷舖買了「鏡明」的金漆招牌，後來便開了一家玻璃鏡器舖。

二十年前，聽到舖保一詞，是在舊女友家中作客。當時我籌備暑假去歐洲旅行，談到簽證，世伯開口便說：「你需不需要舖保？我可以簽個字給你。」他不知道英國屬土公民護照去歐洲一般不需要簽證的，我當年也有法國文化部的推薦信，故此婉拒了他的好意。如今想起來，才知道他心意之隆重。

周一刊登
文化評論人，德國哥廷根大學民俗學博士，《中文解毒》系列作者。

曾榮光 - 津校轉直資有礙教育均等

香港電台   香港家書

中文大學香港教育研究所客座教授曾榮光──津校轉直資有礙教育均等

** 標題由編輯所加

吳克儉局長：

    上星期六在港台節目「星期六問責」，收聽到閣下對直資學校政策的高見。閣下對直資問題的認識與理解水平，令本人深感訝異和不安。作為特區教育政策的最高問責官員，對所管轄政策現象有精準的認知及深入的理解，實屬至關重要；亦因此，本人特務昧修函向閣下就教。

    首先，閣下雖然重覆強調直資學校中有五間是不收取任何學費，但在說明另一極端的收費時，你卻說「最貴十幾萬」，這根本就是錯誤！根據教育局網頁資料，2013-14學年，最貴的直資學位是每年八萬多元而矣。

    其次，閣下對直資學校現象的理解亦明顯欠精確。香港教育界內眾所周知，直資學校在過去二十二年的發展中，實包羅了多種類別的學校。其中可概括為：一、九七回歸所造就的傳統「左派」學校轉直資，二、因上世紀七十年代港英政府急於實施九年強迫教育而衍生的買位私校轉直資，三、2000年以來新開辦的直資學校（其中絕大部份是英中），四、傳統津貼學校轉直資。這四類直資學校各有不同歷史背景、加入直資計劃不同的動機與目的、以至不同的運作模式。閣下不加識別地把它們當作一整體制度去理解，就明顯地犯了公共政策管理的大忌，結果只會使政策措施流於掛一漏萬，無法切合不同政策對象的需要。事實上，近日有關聖士提反女校轉直資的政策爭議，閣下只不斷重覆，有多於百分之三十的直資學校是收取每年五千元以下的學費，這種一概而論的說法，正好顯示閣下未有掌握問題的核心所在。

    聖士提反女校轉直資的現象，就屬於上述四類直資學校中的所謂傳統津校轉直資。惟有從這個角度入手，我們才可以緊扣直資學校是否製造教育不均等、造成社會不公義、窒礙向上社會流動等議題。事實上，當我們聚焦在由2002年以後傳統津校轉直資的十二所學校，我們就立刻可以見到它們的平均收費是每年三萬多元（而不再是五千元）。據此，我們就可以質疑，當香港大部份學童在十二年普及教育下，只可享用每年四萬元的財政投入（即資助學額的平均單位成本），但這些津校轉直資的學生卻可享有每年七萬多元的財政投入；這種辦學資源投入上的差距，難道不就是製造教育不均等嗎？

    其次，當這種教學資源投入的不均等，不斷作用及累積了十二年以後，這兩批學生在香港的考試制度內，被要求在同一標準下，參加香港中學文憑公開考試，並競逐本地大學有限的升學機會。據此我會質疑，這樣的一種不均等教育過程與考核、選拔制度，又算得上是公平的競爭嗎？

    第三，對比於2002年以前的公立學校制度，當年所有傳統名校都包羅在公立學校制度內，並參加統一派位機制。即所有傳統名校都是向全體香港學生開放，並以擇優取錄的方式下，公平競爭這些學位。但隨著部份傳統津校陸續轉直資以後，公立學校制度內的優質教育資本就不斷被侵蝕；同時，本港優秀學童享用傳統津校的優質教育資本的機會更一再受到剝削。因此我就要質疑，這算得上是一個公義的教育制度嗎？

    第四，當我們追問這些轉直資的傳統津校的優良教學資本是從何而來的時候，其中一個重要因素就是，香港社會的家庭長年累月地把一代又一代的優秀子弟投入到這些傳統津校就讀，因此這些傳統名校的優良教學資本，（以至衍生出來的文化及社會資本），都應該是香港社會大眾的共同資產。但當這些傳統津校轉直資後，這些優質教學資產就被封閉及壟斷起來。至此我就更要質疑，這算得上是公義的教育原則嗎？

     最後，香港在上世紀七十年代發展起來的普及以至均等的學校教育制度，其中一個重要的組成就是，一個包羅了所有傳統名校（包括官、津、補學校）的公立學校制度，而且這個制度是以擇優取錄方式向全港學童開放。這個公開、公平的公立學校制度，明顯就是香港賴以維持作為公平競爭的社會的其中一個核心制度。繼續容取傳統津校或甚官校轉直資，就是不斷對公立學校制度優質教學資本的侵蝕，以至對香港社會過去相對較開放的向上社會流動的階梯造成破壞。

    懇祈  珍惜，珍重！

曾榮光
2013年6日15日

林茵訪問曹禮：「教，不為錢」──聖士提反女中創辦者後人

星期日生活   2013年6月16日

【明報專訊】百年名校聖士提反女子中學擬轉直資，學費估計高達三、四萬元，惹起家長和舊生激烈反對。照理說，舊生既已畢業，轉直資與否對她們沒有直接影響；挺身而出，為的是前校監「St. Stephen's is not for the rich」的承諾。曾在此度過一段無分階級背景、共同成長的青葱歲月，怎捨得母校淪為學店？

創辦人之一的後代曹禮，直言聖士提反轉直資有違學校百年來堅守的「有教無類」精神，加上現時校方財政計劃不明，擔憂資深教師因薪酬太高被裁員，依賴商界捐款易令校方陷入利益交換的歧途，犧牲的都是莘莘學子，「可以預見的是，將來會大部分是有錢才能入學，前人的辦學理念，慢慢就不見了。我們是覺得他沒了那份心，這是好可惜的」。

創辦人 盼人人受教育

回顧學校歷史，當年為創校奔走的曹善允先生及其紳商好友、為同學爭取一套長衫校服以消弭貧富差距的李曹秀群，皆出身上流社會，卻看到基層的需要，為弱勢者出力。今天，同樣來自富裕家庭的前教育局政治助理楊哲安，卻滿口「demand」、「supply」來理解教育問題，有一女兒在讀聖士提反幼稚園的他，成為支持學校轉直資的家長代表。

時代確實不同了。年代久遠，今天或已不是很多人知道曹善允的名字。翻看他的生平，香港教育史上卻多處見到他的事迹。曹善允是曹禮的爺爺，曹禮憶述，在曾祖父的一代，曹家在澳門甚有地位，同時受到葡國政府和清廷的冊封；曹善允自小就得到用心栽培，十四歲被送往上海習國學，數年後又到英國修讀法律，考得優異成績。他在英國取得律師資格，由於司法體系相近，沒有回澳門老家，選擇來香港執業，成為香港早年少有的華人律師。曹家也有不少親戚友好在港居住，曹善允很快就跟其時的紳商名人如何啟、區德等成為好友。

這條成長之路，就像現代家長趨之若鶩的「贏在起跑線上」。但曹善允沒有獨善其身，而是運用自己的地位和人脈為社會出力。「回看他做過的事，有兩個好清楚的範疇，就是教育和醫療。現在當然好難去問他當時的具體想法是怎樣，但我猜想，他自己有機會到英國受教育，體會過西方教育的好處，就好想將這引進來令香港的華人受益。」

時為二十世紀初，香港社會仍處於非常草創的階段，學校缺乏，一般孩童就算有機會受教育，都是傳統的「卜卜齋」。一九零一年，以何啟為首的八名華人紳商，包括曹善允在內，上書港督倡建一所仿效英式公學的學校，專收華人子弟，以便他們畢業後可銜接升讀英國的大學。計劃獲港督和聖公會班納牧師支持，曹善允協助籌款，一九○三年成功創立聖士提反男校（今聖士提反書院）。翌年，曹何等人希望女孩都有受教育的機會，故創設兼收男女學童的小學及幼稚園，該校於一九○六年交由聖公會營辦，正名為聖士提反女校（今聖士提反女子中學），後來開設中學部，曹善允一直有參與校政，首屆校董會於一九二六年成立時他亦當選為校董之一。此外，一九一一年創立的香港大學、一九二六年的首間官立中文學校金文泰中學、一九三五年成立的孔聖講堂，曹善允都是籌組工作的核心人物。港府以其豐富的辦學經驗，一九二○年起邀請他加入教育委員會，為教育發展提供意見，曹善允連任該職二十年之久。

長衫 平等教育精神

曹禮指出，關注基層的理念，貫徹他爺爺的教育和醫療工作，像他籌辦的九龍城民生書院、西區的贊育醫院，都是有意設在貧困華人聚居之地，以幫助他們改善生活。聖士堤反女中亦不例外，當時雖未有九年免費教育，但學校收取的學費亦很低廉，不少貧困人家的女孩子都能入讀。一九二六年是標誌性的一年，聖士提反女中成立校董會，「當時聖公會的何明華牧師（後升任主教）公開表明，聖公會的辦學理念是『有教無類』。其後，新任的聖士提反女子中學校長Miss Atkins亦說，會跟隨何明華牧師所講的理念去辦學。最近校友講那長衫故事，也是這時間後發生」。事緣當年聖士提反女中雖然貧富兼容，但家境好的女生穿戴得花枝招展上學，基層女生卻只有天天白衣黑褲。為免同學互相比較，當時就讀該校的曹秀群便設計了一件藍色長衫，向校方建議定為校服，獲得採納，從此聖士提反的女生不論出身都穿起這件藍色長衫上學。長衫美麗，在於其平等教育的精神。曹秀群長大後成為大家熟悉的李樹培夫人、香港立法局首名女議員，力推修改婚姻法廢除納妾，捍衛女性權益，聖士提反校園內的金禧樓，一九九六年亦命名為李曹秀群金禧樓以作表揚。

那些年 同學無分背景

曹禮笑言，曹秀群雖與他家同姓，但並非親戚關係。曹秀群來自越南華僑家庭，亦甚富裕，其父將曹秀群送往香港，在聖士提反寄宿就學，與曹善允的三女兒同期，故非常熟稔，放假都到他們的家裏同住。曹善允的4個女兒都在聖士提反就讀，到曹禮這一輩，才較多入讀聖保羅男女學校，「我堂姐就仍讀聖士提反，她爸爸還安排她寄宿，那是四十年代尾，戰後的時間，堂姐很記得，當時宿友什麼階層都有，還有來自九龍城寨的同學，明顯是什麼家庭背景都歡迎的」。七十年代，聖士提反女中還開始預留學額給視障和聾啞學生，失明人協進會會長莊陳有，也是舊生家長，早前跟曹禮和一群關注轉直資事件的朋友提起，當年他對校長Dr. Barker讓視障和聾啞學生入讀的決定大加讚賞，Dr. Barker回應說，能有機會給他們進來讀書當然好，但更重要的是，同學有機會接觸到跟她們不同的人，令眼界更為廣闊。「所以這真的是一間好好、好前衛的學校。『有教無類』這理念，是一九二○年代末由學校官方講出來的，實踐到今時今日，如果這時候去轉，係好可惜。」

二○○八年，聖士提反女中前校監楊簡煥珠接受本報報章訪問時，堅稱不會跟隨傳統英中轉直資的潮流，因為「St. Stephen's is not for the rich」（聖士提反並非為有錢人而辦學）。不料數年過去，換了新校監和校董會後，校方態度忽然一百八十度轉變，仍在諮詢階段，已擺出一副轉直資事在必行、別無他選的態度。曹禮曾就此事與辦學團體聖公會的大主教鄺保羅面談，鄺表示，今年八月三十一日是政府設定的期限，學校要決定是按《校本條例》成立法團校董會，還是轉成直資學校；教會對此沒有既定立場，應由各校的校董會諮詢持份者，如家長、老師等，討論兩個方案的優劣再作決定。「後來我就在會上將主教所講的，向校董會、校監同大家講番出來。但校監（王鳳儀）卻一句話，『唔係喎，我們覺得直資是最適合聖士提反的』。好多人問，我們是否都要睇睇法團校董會優劣？甚至你可否話我聽，直資有咩唔好處？一樣咁多啦？無。一樣都無講，一句都無提過。」

「有無計過條數？」

曹禮說，四月中得知聖士提反擬轉直資，當初仍抱開放心態，與身為校友的太太同往出席諮詢會，想聽聽校方的計劃，然而，二十幾場諮詢會，「只是不停hard sell轉直資。我覺得佢係做場戲咁」。諮詢文件裏，對於日後的財政安排，細節欠奉。「我並不反對直資制度，只是認為它不適合聖士提反。從一個好practical的角度睇，即是從錢方面睇，聖士提反轉了直資後是否維持得到？校園內有廿三個斜坡，兩個護土牆和一個法定古蹟，每樣都需要維修，別的學校無這些開支。比如說政府要你每五年檢查一次這些護土牆和斜坡，平均一年都要花幾百萬，現在由出錢到找工人、完成工程，都是政府負責的。法定古蹟也是，現在教育局幫手做，教育局筆錢好大，要拿出幾百萬給你是好容易的事，但轉了直資，唯一途徑就是向古蹟辦申請，那邊的錢得咁少，你要申請就要排隊，要同其他古蹟去爭那筆小小的錢，還不知道是否全額資助，這是其他直資學校不用面對的問題。」

「校方還有一個好大的賣點是說，轉直資後會起一座好靚的教學大樓，卻沒講到要幾多錢、在哪裏起。因為大家知道，校園已無地方再起一幢新大樓，唯一方法就是將徐大統樓拆了再起過，徐大統樓才建成十五年，非常新的，而新大樓同佢現有設施相比，只是多個游泳池。我們問建築界的朋友，起一座這樣的大樓，起碼要三億，用三億買一個游水池？」家長和校友不斷想問更多詳情和計劃，校方卻一律避而不談。學費方案同樣令人疑惑，「第一輪說四萬二，因為比人話好貴，兩三星期之後就改口說三萬五，同時撥入學費減免的比例由原本十巴仙升至二十巴仙，卻無解釋是怎樣計出來，好似閤埋雙眼寫的而已，畀人感覺是，到底你是第一次想撳水魚？定係第二次那個根本做唔到㗎呢？有無計過條數呢？讓人疑慮方案背後根本無實際的財政分析及預算。」

師資恐成開刀對象

曹禮預見，若跟隨校方現時的方向，轉直資後財政壓力必然沉重，師資將是頭號被開刀的對象，「這裏好多老師都好有經驗，人工已升到頂薪點，跟普通中學相比，薪酬開支是比人高一截的。你當一盤生意你會點做？炒了高人工的請兩個平的囉。唔係仲有咩可以cut？大部分資源是放在教師上面。」當他們向校方查詢，轉直資後各種新建設錢從何來？校方便說找人捐錢，「如果我係一個舊生，會樂於捐錢畀間津貼學校定直資學校？搞到今時今日咁，好多校友已經覺得，如果轉了直資，根本就會同間學校切割的了，都唔係以前那間學校了。佢會點呢？搵商界囉。或者你都會諗到，商界會唔會無條件捐錢畀你？唔多唔少都希望會有番啲嘢吧。」曹禮感嘆，一些學校轉了直資後財政混亂，甚至有聽聞受廉署調查，「點解做學校會搞成咁？」

他的母校聖保羅男女學校都已轉了直資，問他轉直資前後的變化，他說，實在不知如何回答。他聽聞在黃竹坑小學部接送孩子的私家車太多，被鄰居投訴，校方要安排一架校車將孩子送到一處寬敞的地方讓他們「轉車」；朋友也有孩子在讀小學，說班裏二十多個同學，每個都是大企業家、高官名人的兒孫，名字一講出來人盡皆識，「佢話我都唔知個仔在咁樣的環境長大，會變了一個怎樣的人？這是否好的教育？佢話佢都唔敢講。」曹禮認為，今天基層向上流動的機會明顯減少，窮學生入大學的比率跟富學生相比，差距由二十年前的一點二擴大至三點七倍，「這是社會好需要正視的問題。教育不應該是這樣的。現在香港的教育制度或者未係好完善，但這應該是大家一齊去跟政府傾，爭取改善，而不是自己轉了直資就獨善其身」。

文 林茵

圖 尹錦恩、受訪者提供

編輯 方曉盈

相關評論：曾榮光 - 津校轉直資有礙教育均等

安徒 - 愛國考：愛國爭論中再思陳獨秀

星期日生活   2013年6月16日

【明報專訊】最近因着六四紀念，社會上激起一波環繞「愛國」問題的爭論，它不期然令人聯想起○四年發生的那次「愛國論」風波。所不同的是，上次的爭論是由中共官方先發炮，香港的民主派及評論人紛紛起來辯解。但今次爭辯，雖然也回應着早前喬曉陽說將來特首要「愛國愛港」，但焦點卻是意圖祭出「愛國愛民」為主題的支聯會，反對「愛國」的聲音卻多來自新興的「本土派」。

強調「本土」，抗拒「中國」，這本身是一種可以選擇的立場和態度。可是，正正因為「本土」的內涵並未真正展現，所以，反對「愛國」的理由也是千差萬別，甚至相互矛盾。有的認為六四是「他國」的事，港人要務是「去中國／去中華」，不應再浪費眼淚；也有的認為，六四應該悼念，但只是基於普世價值的原則，不應高舉「愛國」；當中更有意見認為，愛國主義本身就是違反人類進步的落伍思想，根據普世價值，我們應當全盤否定愛國主義……當然，在這個眾聲喧嘩的「反愛國主義」陣營當中，也不乏一些壓根兒就連普世價值也認為要讓位給本土忠誠，要堅守本土派基本要義的意見。

愛國從來不簡單

在這個見解紛雜的漩渦中，唯一肯定的就是本土主義思想的錯綜複雜、彈性可變。這些多樣的立場之間，共通點幾乎就是不滿再用「愛國」這一面旗幟。但其實，「愛國」也從來不是一件簡單的原則和口號。

就以中共創黨領導人陳獨秀為例，他早年身處晚清列強侵略的年代，他參與愛國運動，鼓吹反帝的民族主義，振興尚武思想，意圖保衛社稷，恢復國權。當其時，陳獨秀是傾向於建構民族國家，擁護那些救亡圖存的「國家主義」。可是，到了民國初年，政局混亂，「國家」的幻象消亡，成為政客壓迫人民的工具，陳獨秀思想遂轉向啟蒙思想中的自由主義，高呼自由自主的人格，個性解放。在醞釀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時候，他主張以「理性、自覺、民主」為主軸的愛國主義。如要愛國，當愛保障人民權利和增進人民幸福的民主國家。如是觀之，愛國主義應為民主主義的延伸，注重的是人民主權的政治認同，而不再是以領土、族群、文化為基礎的民族認同。

事實上，就是一個世紀之前，陳獨秀的思想就已經例證了幾十年後學術界所列舉的兩種民族／愛國思想的類型：前者為「族群民族主義」，後者為「憲政愛國主義」。「族群民族主義」訴諸族群感到挫傷、屈辱、欺凌，而作出同仇敵愾的反抗，民族／族群的利益優先，為着救亡而不惜放棄實現民主、自由等現代啟蒙價值；但「憲政愛國主義」則基於個人，以人權為本來建立政治共同體的主權，人民沒有天經地義的責任愛國，倒反是國家應以是否遵守現代價值，保護人民以獲得自由和享有權利來贏取人民對國家的愛戴。

八九民運非一般「愛國」運動

回首百年，陳獨秀當年的覺醒成果，竟然是被他自己日後創辦的中國共產黨所否定掉。當然，這個否定的過程也是迂迴的。中共初則信奉世界大同能夠進一步超越狹隘的民族國家思想，後又在反日反帝的民族主義中找到了活命良方。甚至在馬列烏托邦都徹底失敗了的時候，鄧小平選擇了重新向資本主義投懷送抱，也是以「愛國主義」來重新建築這個政權的意識形態。

八十年代的中國，是所謂思想解放的年代，一面有國家主導的用愛國主義取代馬列教條的「開放改革」計劃，另一面有發自民間、知識分子的所謂「新啟蒙」文化運動。八九民運，是這一波文化運動的最後結果，是在一連串一面掙破馬列教條，一面批判新君主鄧小平式「愛國主義」的潮流下發生。所以，八九民運原來就是一場啟蒙運動而不是一場一般族群或民族意義底下的「愛國主義」運動。「愛國」口號在運動期間被提出，用意是一面保護「民主運動」，保護思想啟蒙，以爭取更大支持。運動是按「憲政愛國主義」原則來推行，它批判國家、批判政權，所以，它既是「民主」也是（特殊意義下的）「愛國」的行動。

六四的「去殖民」及「去冷戰」

六四在香港所產生的意義，既有與八九民運中的「民主運動」相繼之處，但畢竟不完全是同一件事。香港人當年支援民運所產生的複雜「民族主義」轉向，也不能用簡單的「愛國主義」去理解，而是需要置放在香港本身戰後的「去殖民」及「去冷戰」脈絡。

「去殖民」所指的是，殖民者在香港長期培養的「非政治化經濟人身分」在八九民運前後被打破了。就像當年巴黎五月風暴的一個多月，香港人在八九年的四月至七月左右，獲得一種從常規下突然解放，充滿使命感地、理想地、無私地、也天真地活過，因此，六四也成了香港人的集體回憶。

「去冷戰」所指的是，香港人首次地在既不為共產黨，也不為國民黨雙雙壟斷的民族話語中，以自由人的身分去定義民族，投入一個真正是想像的「想像共同體」當中。這一種「愛國」當然也不是「愛」一個實體之「國」，也不是完全的臣服在夢幻的民族族群訓導中。而在往後一段長時期仍然縈繞不去的「留港」與「離港」的掙扎中，也體驗出一種香港人與自身文化民族身分有距離的反思和自覺。這種香港人特有的主體經驗，靠近更多的主體「啟蒙」而非族群的「救亡」。

本土主義愛國根源

這幾年香港的本土意識冒升，但本土意識成長的歷史經驗卻缺乏完整的梳理。究其實，作為一種美德的本土主義，其實正是愛國主義的根源（「愛國」一詞patriotism的字源是patria，意謂不管你的族群身分，也要愛你的居住地，愛你的共同體），它是一種「吾土吾民」之情，休戚與共，生於斯長於斯的情感連結。而作為一種意識形態，本土主義與愛國主義的共同點就更多，因為兩者都希望從某種負面的文化歷史經驗中，建構出一種能動的反擊力量，正面肯定地形塑共同體的尊嚴，解除威脅和苦難。但是歷史經驗如果無法整合，就只能停留在互相割裂的碎片狀態，製造對立和分裂，那建構共同體的希望就只能是一廂情願，無論是「民族」還是「本土族群」，都只能成為內在自我分裂的虛構。

當前國家主義主導「愛國」，「愛國主義」更是一種反動的意識形態。無論提出什麼方案去反擊和制衡，都不能只成為對手的鏡像倒影，一同開歷史的倒車，重複錯誤的歷史。因為，在「救亡」的迫切感底下，最終仍只有一再的「啟蒙」，才能制止「新的愚昧」、「新的封建」和「新的帝國」。不管你是不是仍然心繫大中華，讀讀陳獨秀關於「理性、自覺、民主」的愛國主義論，反思他早期經歷中這兩段思想的轉折，當有裨益。畢竟，香港本土歷史還欠一場專屬於我們的「五四」。

文 安徒

編輯 鍾家寶

陳電鋸 - PRISM break——從監聽思考公民權利

星期日生活   2013年6月16日

【明報專訊】綜合美國國家安全局外判電腦專家斯諾登口供和國家安全局事後發布種種資料，PRISM計劃是一個以網絡服務供應商提供的數據為基礎的數據挖掘計劃，目的旨在反恐，挖掘的數據包括用戶的電郵、網絡通話、傳輸檔案內容等等。科技界巨頭如微軟、谷歌、蘋果、facebook等等都有參與。唯一坦白承認有參與PRISM計劃的微軟表示，他們只會在法庭傳召之下才會提供用戶的數據，並不會主動向政府提供數據。其他幾家涉嫌的公司否認有參與此計劃。

合法數據截聽計劃眾多

說實在的，我對PRISM計劃的存在並不感到驚訝。國際間存在的合法數據截聽計劃不知凡幾，試舉幾個例：ECHELON——由美、加、英、澳、紐五國共建的情報收集網，能截聽一切經公眾電話、微波及光纖網絡傳送的數據；DCSNet——美國聯邦調查局的全美電話截聽系統，能夠隨時隨地截聽美國國內任何一部固網或無線電話，包括經手機互聯網數據傳送；NarusInsight——一台安裝在美國AT&T互聯網骨幹的超級電腦，用於監聽於此處交換的網絡數據包（network packet）資料……

以上的截聽系統有其限制，就是截來的數據太過原始，屬於機器才能閱讀的格式，要經過漫長的翻譯過程才能變成人類能夠閱讀的格式，方可用於舉證用途。此外，數據傳送間或翻譯過程中難免出現數據失真，增加舉證難度。相反，PRISM突破了以上的限制，卻是由網絡服務供應商伺服器裏取出資料，用戶的數據原汁原味呈上，原字照錄。如此的情報收集實在太過方便，無怪乎PRISM建立之後成為美國政府最重要的情報來源。

有一點必須注意，就是以上的數據挖掘系統全部合乎美國法律，屬於合法的數據截取，與前年揭發引起軒然大波的《世界新聞報》非法竊聽事件截然不同。以PRISM計劃為例，它是根據《美國保護法》和《外國情報監視法》而成立，每次挖掘數據行動要經過法庭批准才能行事。法庭會根據以上兩條法律原則決定是否批淮該行動。

沒理由犧牲公民權利

根據港式的「沉默大多數」的想法，若然你沒有做過任何犯法，沒有參與任何恐怖活動，或者與任何的國際恐怖活動組織有任何華洋轇輵，什麼PRISM計劃根本不足為懼。再者，這是完全合法的行動，那還有什麼好說嗎？同樣的理據亦可應用於支持香港《基本法》廿三條立法、《2011年版權（修訂）條例草案》（俗稱網絡廿三條），甚至學童驗尿計劃，若然你對有關立法建議有異議，會被質疑你是否支持分裂國家、網上侵權和少年吸毒。以PRISM為例，我亦同意如何平衡國家安全和憲法保障的私隱權和言論自由實在非常困難，但僅以「沒有犯法就根本不足為懼」，以及「合法就沒有問題」的想法去思考這個問題，就是將問題簡化得太過分。

PRISM計劃每次行動都要由法庭判定數據挖掘的對象是否涉及恐怖活動，有機會破壞美國國家安全。但如此定義跟「愛國愛港」一樣，實在太過含糊，無法以客觀方式量度，容易變成自由心證的測量。由於恐怖活動和威脅國家安全指涉嚴重，令人有合理懷疑法庭是會採取寧枉莫縱的原則處理。涉及恐怖活動的判準含糊亦可能引致寒蟬效應，一切在互聯網公開或私底下的反美言論，都可能招至數據挖掘的可能，令PRISM變成「羅織罪名」（Fishing Expedition）的工具。人們為求自保只好噤聲。若然此類監聽計劃以秘密、不透明的方式運作，本身對公眾非常不公平，我們自然也無法以善意（bona fide）原則思考。例如市民大眾無法得知有關計劃有否被濫用，令合法的公民都成為監聽的對象。五國合作的ECHELON情報網，就曾被歐盟多國質疑被濫用於從事商業間諜活動，例如協助美國政府竊取由西德和比利時研發的高科技產品設計。另外，ECHELON截取的數據涉嫌用於揭發歐洲空中巴士公司的貪污罪行，令人質疑此舉是為美國波音公司服務。機密執行的任何監聽計劃，無論用於防範任何嚴重的罪行，都會令所有人的人身自由減少。這一點，我是希望香港沉默的大數都必須引以為誡的，並不要僅僅以自身的利益來思考問題。市民大眾是沒有理由無條件白白犧牲憲法所保障的公民權利。

合法但未必合情

最後，我想談談「合法就沒有問題」的思考方式。法律之上，還有道德，合法的事情未必合情。此外，法律之間也有相冲的地方，不能只以事情合乎部分法例就當它是安全合法。筆者從事中國互聯網言論研究，每天見得最多的幾句是：「根據相關法律法規和政策，部分搜索結果未予顯示」、「根據相關法律法規和政策，該網站不可點播」、「根據相關法律法規和政策，相關微博未予顯示」……以上幾句的共通點是「根據相關法律法規和政策」，而被屏蔽的言論未必涉及違法事件，更多的只是政權所不願意面對的事實和言論，如六四、上訪、勞教、強拆、被自殺。就算這樣為維穩屏蔽異見是否有錯，看法可能是因人而異，但我們最少要認同這是道德上有爭議。可是，這樣做在中國的法例之下是合法的，最少是合乎《計算機信息網絡國際聯網安全保護管理辦法》。但這就代表完全沒有問題嗎？中國最近似PRISM計劃的事件，是師濤事件。中國記者師濤在二○○五年被控竊露國家機密，被判十年有期徒刑，直至今天仍在服刑當中。而向外國網站竊露的所謂國家機密，是指出中國政府禁止媒體報道妨礙和諧穩定的事件。（如大型群眾事件）在中國的法律匣架之下，何謂「國家機密」是沒有定義的。事件舉證過程當中，涉及位於香港的雅虎中國公司向中國國家安全部提供師濤的電郵和IP地址紀錄。沒錯，雅虎中國公司這樣做是「根據相關法律法規和政策」，是完全合法的。但為何時任雅虎總裁楊致遠又會被美國國會批評為「財經及科技的巨人，道德上的侏儒」？

時移世易，今天道德上的侏儒的候選人，新增了幾家科技公司以及美國國家安全局。既然計劃已曝光，亦為釋公眾疑慮，美國政府最少應該效法香港《截取通訊及監察條例》的要求那樣定期公布PRISM計劃於伺服器挖掘申請次數、違規挖掘次數、錯誤挖掘（misfire）等等資料，增加透明度。幾家涉及PRISM計劃的科技公司亦應該坦率承認有參與計劃，並公布至今為止向官方提供數據的維度和闊度。愈有可能侵犯市民私隱、言論自由的法案，愈須要民間的監察，暴露於陽光之下，公布愈多資料愈好。

黎廣德 - 真相鬥士：港產斯諾登在何方？

星期日生活   2013年6月16日

【明報專訊】香港受前中情局僱員斯諾登青睞，頓成全球傳媒焦點。斯諾登帶給香港很多禮物，不僅是考驗一國兩制司法獨立，制止1984式的「老大哥」社會不斷膨脹，香港人更應思考：為什麼我們很少港產斯諾登——甘願挺身而出維護公義的揭密者？

揭密者毋須一定在情報機關，影響我們生命安全和核心價值的事例就在身邊。

南丫海難39條性命的背後，是海事處不少官員十多年來的敷衍塞責：恪守專業的神話破滅。湯顯明送禮請客豪飲外訪的背後，是廉政公署五年來關起門自把自為：倡廉自律的神話破滅。兩者性質迥異，可怕之處卻一：多年來了解內情的官員上上下下多不勝數（試想每年參與驗船的人有多少？參加湯顯明飲宴購禮外訪或每天與價值20萬元屏風大禮擦身而過的官員有多少個？）他們難道沒有是非之心？他們不明白人命攸關？他們不珍惜自己信誓旦旦捍衛經年的廉政制度？只要任何一位知情人士在劣行發生之際甘願挺身而出，便毋須讓百多名父母妻兒終生含恨，毋須使一個戴着近乎神聖光環的機構變成嘲弄恥笑的對象。

所欠的，是真相鬥士。

英語whistleblower一詞，直譯作「吹哨人」，香港一般意譯作「檢舉人」或「揭密者」，皆有點詞不達意。Whistleblower的準確含義是泛指在工作崗位上發現舞弊、違規或不道德行為，因而向僱主、監管機構、傳媒或公眾揭露真相的人士。這些真相涉及不同範疇的公眾利益，最常見的是公共安全、健康、環境污染、貪污、詐騙、欺凌、疏忽照顧弱勢等等。

挑戰以和為貴的江湖義氣

華人社會文化對「揭密」有天生抗拒，黑社會認為出賣同伙的「二五仔」冇義氣，必定「零容忍」；一般人認為待人接物要有情有義，對老闆同事更應如此；更多人被自小告誡不要多管閒事，以免惹禍上身。

在今天分工精細的社會，有損公益的劣行可以用各種形式隱藏，特別在大機構大企業，只有極少數上層有權看清全部事實，一旦管理層因利益關係而有意隱瞞，甚或是涉事中人，真相便猶如鎖在只能從內開啓的密室之內，外人往往一無所知，或縱有懷疑亦無從指證。此時此刻，whistleblower是維護公益的唯一指望，因此以「真相鬥士」名之，絕不為過。

「真相鬥士」往往要冒很大風險，輕則被同事白眼或被老闆解僱，重則被告上法庭或鋃鐺入獄。

去年底英國愛護動物協會一名43歲女督察Dawn Aubrey-Ward，公開指證在她兩年工作期間，被迫將不少健康動物殺害，只因協會未能及時替牠們找到合適主人，估計遭此命運的寵物數以千計。協會馬上發出聲明否認，並指這女督察只因犯錯被解僱而作失實指控。Dawn因此承受巨大壓力，上月中被發現在家中上吊身亡，死前在面書留下遺言「我放棄了。我失業、破產，怎麼掙扎和受損都夠了」。

英國有一個專門協助真相鬥士的慈善團體，Public Concern at Work（PCW），剛發表的一份研究顯示，政府和企業普遍存在「大家封口」和「槍斃報訊人」的文化，逾七成人在舉報劣行之後得不到管理層任何回應，一成半人更被解僱，而且舉報人的職位愈高，被解僱的機會愈大。

莫禮時對羅范椒芬 公義何價？

這令人懷念香港教育學院的前校長莫禮時，他舉證教育局高官干預學術自由和院校自主，導致立法會聆訊，特首曾蔭權在壓力下成立調查委員會，結果教育局常秘羅范椒芬因指證成立而黯然下台，局長李國章也弄得灰頭土臉。但調查結束後莫禮時依然不獲續約，另一舉證人葉建源則在離開教院後輾轉成為今天教育界的立法會議員，而羅范椒芬則貴為梁振英的行政會議成員。

堂堂大專校長莫禮時也落得如此下場，比他知名度低沒有傳媒關注的真相鬥士，在香港的遭遇不問可知。

正因為真相鬥士不易當，社會更應珍而重之。在民主國家，社會設法保護因公益而冒險揭露真相的人士，被視為天經地義。統治者不高興被揭瘡疤，大企業不高興被人阻住發達，所以真相鬥士的唯一盟友是公民社會，可惜香港在這方面全交白卷，連一個支援舉報者的組織也沒有。全球有十幾個國家為保護真相鬥士訂立專門法例，香港不但沒有立法，更只有防止公務員泄密的官方保密法，與世界潮流背馳。

撫心自問，我們其實很樂意人家揭秘，自己買花生等睇戲，卻從沒認真想想，自己正在搭順風車：真相鬥士付出代價令社會進步，自己卻不費分文坐享其成。

保障小我始能完成大我

兩年前英國一名護士Terry Bryan向英國廣播公司告密，在南部布斯托市近郊一家專門接收患上學習障礙症病人的私家醫院Winterbourne View，長期凌辱和虐待病人。英國廣播公司利用秘密攝錄機拍下證據，在Panorama節目播出。公眾在電視上看到病人被扯髮推撞、拳打腳踢、冷水淋浴、在零度低溫下被推出戶外，用漱口水淋眼懲罰等嚇人片段，無不目瞪口呆。紀錄片播出後第二天，13名員工停職，一星期後7名員工被刑事拘捕，隨後兩名護士暫停專業資格，三星期後官方宣布關閉醫院，英國衛生部等展開調查，發現出事前三年已有76宗投訴，監管部門置之不理，私家醫院為了拿取政府按每名病人每周支付3500英鎊的津貼而隱瞞一切，從市議會至警方都有失職。

若果沒有一位敢於挺身而出的護士，至今便不會有11人被判刑，更不會令英國政府取締由私家醫院看護缺乏自顧能力病人的制度，為3400名同類病人提供社區為本的照顧，進一步檢討法例，改革互相包庇的閉口文化。但根據PCW的調查，這類成功揭發引起關注的例子實在百中無一。

真相鬥士的貢獻往往會惠及全球。例如斯諾登揭密發展下去，可能逼使美國政府加強保護私隱，對全球網絡自由有重大意義。又例如去年中英國銀行有人揭發幾家大銀行操弄LIBOR（倫敦銀行同業拆息）醜聞，發現多年來全球數以千億元計的債券、貸款、衍生工具金融產品的定價基準被扭曲，因此受損的市民——從存貸戶到投資者不計其數。到今不僅多家國際銀行被罰巨款或高層下台，連帶香港金管局也就本地HIBOR（香港銀行同業拆息）展開調查，至今餘波未了；新加坡剛於本周公布調查結果，發現20家銀行及133名交易員違規。

保護揭弊者 香港交白卷

想來心驚，英國有保護真相鬥士的法例，有支援舉報人的組織，要成功揭發維護公益尚如此艱難。在香港，沒有法律保障、沒有團體支援，絕大部分人在工作崗位看見濫權瀆職而默不作聲是合乎風險計算的「理性選擇」，究竟我們在安老院的親人有多安全？我們的公帑有多少被上下其手？我們的投資有多少次被無形黑手予取予攜？我們的核心價值被淘空了多少？或許在剝花生看秘聞的時候可以想想。

自從六年前公共專業聯盟成立後，收到熱心人士提供資料，舉報公益受損的個案為數不少。但基於種種原因，特別是因為害怕連累舉報人，多數個案被迫放棄，不見天日。台灣法務部為了鼓勵機關內部人揭發弊端，責成廉署制定了「揭弊者保護法」草案，明定機關不得以免職、調職或打低考績方式報復揭弊者；至於無故泄漏揭弊者的身分，最高可判刑三年，檢方如果因弊者提供情資而偵破貪瀆案，若有起訴，揭弊者可領到獎金。至於香港，不但未起步立法，連社會討論也沒有。

有人說，真相鬥士是現代社會的安全網，在我們的道德倫理跌至谷底之前把它截停。從海事處和廉署的例子可見，香港安全網的網眼實在太粗疏，我們一直向下掉而不自知。在禮崩樂壞的今天，安全網不是為了提供揭秘娛樂新聞，而是人命攸關的必需品。

文 黎廣德
編輯 梁詠璋

東仁、陳言 - 日本食品添加劑之神的背叛

大紀元   2010年8月4日

Vic：這是三年前的舊文，今天看到，覺得發人深省，應該讓更多人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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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添加劑的誕生可以回溯數千年，繁盛可以回溯數十年，但對於添加劑的思考，卻是關乎未來的。有著日本「食品添加劑之神」之稱的安部司反思了添加劑對人們生活的影響。

1973年，畢業於日本山口大學化學系的安部司找到了一份工作——在食品添加劑公司做銷售員。亞硝酸鈉、山梨酸鉀、甘油脂肪酸酯……看到這些化學品，他有些驚訝：那些東西竟被用在我們吃進嘴裡的食品上。

很快，這些「魔法粉末」，讓安部司嚐到了越來越多的樂趣和成就感——10年間，安部司成了食品添加劑公司的首席推銷員。

安部司的綽號很響亮——「添加劑活辭典」、「食品添加劑之神」。他甚至渴望創立「全國第一的添加劑公司」。

他堅信，自己是在為食品加工廠排憂解難，幫他們用最低的成本做出好賣的產品。

但是，一個偶然的轉折，安部司卻「背叛」了那個充滿「魔法粉末」的世界，拋棄了當初的宏大理想。

今天，安部司出書、演講，告訴人們每天填進肚子裡的食品是怎樣加工而成的，揭開添加劑世界裡那些不為消費者所知的「內幕」。

「我是親眼見證食品添加劑生產過程的人。我是親眼見證食品生產『幕後』的『活證人』，而這些情況是從事理論研究的人根本看不見的，只有我這樣的人才知道。」安部司說。

「背叛者」安部司，卻並非簡單地「反添加劑」。他說，一味強調食品添加劑的危險毫無意義，它們帶來了食品的便宜、快捷和方便，而且絕大多數都是遵照國家安全標準使用的。

他主張的是添加劑信息公開——讓消費者知道他們究竟吃了些甚麼，然後自己做出選擇。

安部司甚至從社會倫理上反思添加劑的影響：需要花費時間、積累技巧的傳統工藝被拋棄，贗品的味道被認為是真品，人們，特別是兒童，會認為食物得來輕易，而不知對自然萬物和他人勞動心存感恩與珍惜。

誰都喜歡的「魔法粉末」

安部司感受到添加劑的魔力，首先來自於父親的改變。

固執的父親以前根本不聽兒子說話。他開了一家麵條加工廠，卻苦於麵條不能長期儲存。安部司建議加入丙二醇和pH調整劑，父親這次卻全盤接受。

一個相熟的餃子皮加工廠廠長很發愁，餃子皮總會粘到機器上，剝餃子皮的時候必須停機。安部司建議他加乳化劑和增稠多糖類，這個廠長買了四種添加劑。「加進那個之後，機器一次也沒有停過。那種『藥』真厲害啊。」

一家以麵條筋道、骨湯香鮮著稱的麵店，安部司建議老闆使用乳化劑、磷酸鹽，不用甚麼手藝，誰都能輕鬆做出筋道的麵條;再用具有增強鮮味的呈味劑、酸味劑調出桶裝湯，兌水稀釋十倍就可以用了。

魚糕店老闆手藝精湛，兢兢業業，但是超市嫌他們的魚糕價格高，要求做些便宜的產品。

安部司勸老闆用進口的冷凍碎魚肉，再加入化學調味料、蛋白水解物以及大豆蛋白，省時省力，還免去了採購鮮魚並剔除骨頭的辛苦。

「使用冷凍碎魚肉，是手藝人的恥辱。」老闆起初不肯，安部司的一句話至關重要：「時代變了，這麼辛苦的工作，你兒子是不會繼承的。」

於是那家魚糕店捨棄了多年的手藝活，開始製作「添加劑魚糕」。

安部司說，那時他做的工作就是添加劑的合理化，「添加劑不需要手藝人，沒有技術也一樣可以做出具有一定水平的東西。」

可以用更便宜的原料，製作時間縮短，不需太多技術——安部司的「合理化」進展順利，食品業者們很樂於接受。

「那一刻我才意識到自己也是『買方』」

轉折源自「肉丸子事件」。

1983年的那天，是安部司女兒的三歲生日。回到家中的安部司突然發現，孩子們搶著吃的肉丸子，是自己幫助製造商開發的「得意之作」。

但他卻並未感到驕傲，反而慌張地用兩隻手摀住了盛著肉丸的盤子。

製造商採購了大量便宜的從牛骨頭上剔下來的肉碎，這種肉碎黏糊糊的，水分多，既不能做成肉餡，又沒有甚麼味道，一般用來製作寵物飼料。安部司被要求把這些廢肉變成能吃的東西。

作為「食品添加劑之神」，他給出的方案相當「完美」：首先，加進一些不能再產蛋的蛋雞的肉餡，以增加分量，成本也非常低;接著加進一種叫做組織狀大豆蛋白的東西，產生柔軟的口感，這種大豆蛋白也叫做「人造肉」，現在還被用於製作便宜的漢堡;隨後，用大量的牛肉濃汁、化學調味料等來增加味道，為了使口感嫩滑，還加入了豬油、加工澱粉等。

加入黏著劑、乳化劑，以便使機器批量生產更容易;用著色劑讓顏色好看;用防腐劑、pH調整劑延長保質期;用抗氧化劑防止退色——安部司的操作駕輕就熟。

即便是調味汁和調味番茄醬也要控制成本，使用添加劑來做出「具有那種味道的東西」：把冰醋酸對水稀釋，用焦糖色素使其變黑，然後再加入化學調味料，做成「仿調味汁」;把番茄醬用著色劑上色，加入酸味劑，用增稠多糖類增加其黏度，就做出「仿調味番茄醬」。

這種用了二三十種添加劑、幾乎可稱作「添加劑堆」的肉丸，一盒售價不到100日元(約合人民幣6.8元)，因為成本才二三十日元。

肉丸一上市就銷售火爆，據說製造商僅靠這一種商品的利潤就蓋起了一座大樓。

安部司自己也為研製出這種肉丸而自豪——廢物利用製成食品，有利於環保，也讓家庭主婦得到實惠。

但當他驚覺自己的孩子正開心地吃著這種肉丸的時候，「我才清楚地認識到，我根本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吃這種肉丸。」他說，「原來我只認為自己是『生產方』、『銷售方』，那一刻我才意識到自己也是『買方』。」

添加劑的信息沒有完全公開

對於意識到自己是「買方」的安部司來說，許多以前熟稔的信息都變得別有意味。

某工廠的廠長總在私下裡說：「我那裏特價出售的火腿根本不能吃。」鹹菜加工廠的廠長也經常說：「雖然價格超低，但還是不要買我們家鹹菜的好。」因為那是把發黑的蔬菜漂白後，用合成著色劑上色而成的。

安部司並沒有犯法，他一直嚴格遵守國家制定的添加劑使用方法、標準和用量，並且在產品標籤上也做了明確標示。「但這樣也抹不掉我的罪惡感。」

製造商降低了成本，超市以便宜的食品帶動營業額高漲，消費者買到看上去乾淨又好吃的便宜東西，本來要花兩個小時才能做好的飯菜，現在只要5分鐘就能搞定——食品添加劑看起來對所有人都有好處。

但是，安部司關心的是，消費者完全不知道在甚麼樣的食品裏加入了多少添加劑，信息沒有做到完全公開。

產品背面的標籤上，配料表裡一般都標注了使用的添加劑。但是光讀標籤是讀不懂的，安部司想要揭開的就是其中不為人知的「黑幕」。

添加劑公司為了賣出更多的添加劑，將磷酸鹽、亞硝酸鹽和有機酸鹽等數種添加劑混合在一起，按著色用、緊縮肉質用、改良品質用等不同用途出售。製造商則被相關法律允許合併標示，即把若干種添加劑算作一種進行標示。

而對於包裝表面積在30平方厘米以下的產品、散賣的加工食品、超市自己製作的副食品，則有免標的規定。

這些以前讓整個行業都順暢運行的法規，在被「肉丸子事件」刺激後的安部司看來，都成為消費者了解食品真相的障礙;而他也厭棄了「食品添加劑之神」的身份，而是想要做一個「食品添加劑翻譯者」，讓公眾有更多知情權。

安部司知道，目前日本有1300多種添加劑，日常生活中使用的有五六百種。他估算，一個人每天攝取的添加劑大約10克，一年約4000克，與人均每天食鹽的攝入量大體相當。光吃一個三明治，就可能同時吃進去乳化劑、酵母粉、調味料、pH調整劑、磷酸鹽、香料等20多種添加劑。每一種添加劑儘管都經過了國家質檢部門的檢驗，但複合攝取的結果究竟如何，卻是未知和模糊的。

這些問題讓安部司擔憂。

他從添加劑廠辭了職，沒了高薪，生活一度沒有著落。

「良心標準」

在添加劑領域十幾年的資歷，總是為安部司帶來一些求教者。

面對聽眾中的孩子們，他經常做的一個試驗是「甜瓜飲料」：

在一杯白水中，加入藍1號著色劑，水變成了純藍色;然後加入黃4號著色劑，水變成了純綠色。綠得和甜瓜的顏色一樣。

「這兩種顏色，全都是從石油中提煉出來的。」他會這樣告訴孩子們。

隨後，他又會在這杯綠水中加入一成多的果葡糖漿。以前飲料裡都加砂糖，但過重的甜味孩子們不喜歡，而果葡糖漿的甜味很清爽。

加了糖漿的「綠水」會讓陪在孩子身邊的媽媽品嚐，反應一般是「很甜，根本不能喝」。

魔術師般的安部司會往糖汁液體中加入三種酸味劑以及檸檬香料，再讓這位媽媽嚐。對方往往會大吃一驚：「這樣就能喝了，味道不錯。」

安部司隨即告訴孩子們，他們認為美味香甜的「果汁」只是由一些粉末調和而成，而一瓶500毫升的飲料裡，含有相當於50克砂糖所含的熱量，也就是200千卡，但是人喝了之後卻沒有飽腹感，必然會引發熱量的過度攝取。

「日本這些年肥胖兒越來越多，到處是自動銷售機，隨時隨地可以買到甜水。我常常為兒童們演講，告訴他們不該這樣生活。」他說。

安部司的反思在一步步深入，除了公眾知情權之外，除了因為食品添加劑而被拋棄的「老手藝」和飲食文化之外，他更關注的是被現代食品工業和「便利生活」改變的心靈。

他回憶起自己年幼時在鄉下養雞、種菜，那時吃進嘴裡的雞肉、蔬菜，自己都曾確實地感受到它們生命的存在;媽媽用一晚上時間親手做的飯團，也更能讓孩子體會親情和珍惜。

添加劑本身無所謂好壞，只要嚴格地遵照規定的標準，也根本不違法。但是，安部司希望，在法律標準之外再加上另外一個標準——「良心標準」。

「日常生活變得方便、舒適、富裕，我們得到的東西很多，這是事實。但在其背後，我們是否失去了甚麼珍貴的東西呢？」在書的結尾，他這樣寫道。

安部司簡介

1951年出生於日本福岡縣。畢業於山口大學化學系。曾任職於食品添加物公司，現為自然海鹽產品「最進之鹽」研究技術部長、有機農業JAS判定員、水質第一種公害防止管理者。對食品的內幕及食品添加物的真相知之甚詳，被稱為「食品添加物之神」。

安部司從事食品添加劑推銷工作20多年，他不僅熟知各種添加劑的作用和用法，並親眼見證了食品加工生產的「幕後」。他協助廠商開發了低鹽鹹菜、方便麵、健康飲料、湯料、漢堡、速食肉丸等幾乎所有種類的加工食品，能用舌頭——分辨出食品中用到的純添加劑。

他曾受食品加工廠委託，用二三十種添加劑把黏糊糊的廢肉製成好吃的肉丸。該產品上市後，大受孩子和媽媽的歡迎，銷售很好。他一度為此驕傲，而當他親眼見到女兒也在吃這種肉丸的時候，他才意識到，自己的家人也是自己開發的食品的消費者。他陷入深深的自責，於是從食品添加劑公司辭職。之後，他受邀開始做關於添加劑的演講，因其通俗易懂和生動有趣而深受好評。

食品是怎樣製作的，為了甚麼目的，使用了多少，甚麼樣的添加劑，這些事實一直不被消費者所知。現在的消費者購買食品時只圖便宜、方便，沒有任何安全意識。作為一名曾與儀器添加劑親密接觸的「添加劑翻譯」，安部司在本書中最大限度地利用了自己的經驗，帶領普通消費者深入食品加工的「背後」，讓你了解根本想像不到的真相，並教你怎樣選擇真正的好東西！

著書《食品真相大揭秘》。

李怡 - 梁振英色厲內荏的恫嚇不足畏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3年6月15日

梁振英在美國接受訪問時說，香港必會有普選，只是時間的問題。喬曉陽不是說過2017年香港必定普選特首嗎？現在梁振英的「只是時間問題」，意味（他認為）中共有可能食言。他又說，「在香港增加民主，會導致中國政府拒絕委任香港市民選出的領袖」，意思就是香港不可以有民主了。這是繼他在訪美前說佔中一旦發生，「不可能不犯法、不可能和平」之後，再次對香港人爭取民主作出恫嚇。

不假思索的市民會被行騙長官嚇倒嗎？如果你想想，所謂犯法是犯甚麼法？「不和平」若意味鎮壓，那麼鎮壓會造成甚麼後果？香港市民普選了一個特首，中央若不任命，又會在全世界有甚麼反響？儘管中共的行事方式比小說更難料，但也絕不會做不顧後果的事。所以，筆者認為，行騙長官的說辭，純然是恫嚇，而且正是基於畏懼而出言恫嚇。

當前，動員市民參與佔中行動，有幾隻攔路虎。

一、是說佔中會破壞香港經濟。但到目前為止，除了只在學院放空炮的所謂學者，說佔中會有多少經濟損失之外，真正在香港參與實務的財經界人士，包括大財團、大商家，有誰提過佔中會帶來經濟損失？外國政經人士和香港的外來投資者（包括大陸），似乎也不見有人作出這類批評。因此，佔中會帶來經濟損失，基本上是偽命題。美國曾經發生佔領華爾街運動，又有多少損失呢？

二、是說佔中「不可能不犯法」。佔中是公民抗命，是人們反抗法律不公或行政指令不合理時的抗爭手段，在許多非暴力抗議運動中都有使用，當然是有限度犯法。只是所觸犯的法律，只不過是「非法集會」或「阻塞交通」而已。而且通常是在警方作出勸喻後仍聚集不散才屬違法。如果香港人做良民做到連以小小犯法行為去爭取自己最大政治權利都不願意的話，那就真是不配有普選了。

三、對和平佔中行動，特府會不會「出動防暴警察鎮壓」，就像唐英年爆出梁振英曾在行會提過的那樣？又佔中行動在3月27日發表信念書後，翌日中央電視台發佈解放軍駐港部隊的海軍開進維多利亞港，以槍炮對準中環的片段，於是有時事評論者認為，佔中可能會導致六四鎮壓在香港翻版。倡議佔中的人士也認為要作最壞的打算。對於一個壞事做盡的政權，我們當然可以作這種揣測，但全面評估中國所處的國內與國際的政治經濟形勢，連烏坎村因有外媒前往報道中共也忍手不予鎮壓，就知道中共對國際城市的香港不可能採取24年前在北京的行動了。更何況中共今天有哪一個領導人有膽量如當年鄧小平那樣作出武斷決定呢？因此，中共或港共政權作出恫嚇，實在是出於對佔中行動的色厲內荏的反應。

色厲內荏是因為他們害怕佔中真會發生。發動及支持佔中的人士不可因其口頭恫嚇而後退，不要因此說不一定會走到佔中這一步，而是梁政權越恫嚇，越要堅持以佔中來爭取真普選。

問題是真普選的具體目標是甚麼？目前參與討論的人士，對真普選的底線意見紛紜。筆者認為，根據過去反23條、反國教的經驗，與其正面提出要甚麼，不如從反面提出不要甚麼，也就是說，反甚麼比要甚麼更能喚起民眾。日前，筆者與一位敬重的老民主派人士討論，她認為底線是獲提名的門檻，不能高於過去那一屆，也就是不能多過120位提名委員會委員提名；而參選的資格，也不能高於過去已有的設定，也就是不能有其他的附加條件。至於將候選人交由全港選民投票時，誰要作甚麼愛國愛港的宣傳就都無所謂，由選民取捨好了。

筆者認為，設下「不要甚麼」的底線，對動員市民參與佔中有利。現在有些人提出激進主張，說不能有提名委員會篩選，這種主張不符合《基本法》的規定，無論對錯，它都不能被較多數市民接受。佔中，仍需要提出市民能接受的最大公約數的主張，才有利於動員民眾。當然，提名委員會需要更民主的組成。

中共與港共的恫嚇還會升級，但紙老虎不足畏。香港前途要靠港人自主意識的擴展與提升，排除向中共乞求民主的幻想；以自主意識涵蓋不同派別的民主派，排除不同派別的意氣之爭；以最大公約數發動最廣大市民的參與，並以非暴力的公民抗命去為香港市民爭取我們應有的政治權利。

林濁水 - 城邦論與台灣主權

Thinking Taiwan    2013年6月14日

香港城邦論的陳雲說：「左翼以為我是城邦孤立派，民主黨以為我是搞港獨，國際派以為我是投共了。」他辯解說，其實城邦論才是「真正的中華政術。」

城邦論主張：
一，由周邊的台、港、澳開始，和中國，同時具備主權的四方締結成為中華邦聯。台灣加入邦聯，它的獨立自治權會比香港的大。邦聯在軍事權統一體制下各地可以保有治安力量及象徵式的防衛力量。外交方面，彼此釐定權限。各地行政獨立、財政獨立、司法獨立，邦聯設立協調辦法。

二，再推展到中國大陸地區，適當以地方自治的方法處理清朝這個滿蒙帝國帶來的蒙古、西藏和新疆的外族領土，奠定華夏以文化立國的憲法體制。

三，中華成立邦聯之後，可以用準成員、預備成員的方式，敦睦日本、韓國、新加坡，並且與漢文化流播地區（越南）及宗教文化友好地區（泰國、緬甸、不丹、斯里蘭卡）保持緊密關係。

依上面三個內涵，城邦論的城邦觀念來自周朝封建制度；把世界區分以漢人為中心的內外親疏層次有如中國傳統天朝秩序，以漢京城為中心，由內而外，依據「華夷之辨」，把天下依親疏畫分成漢人本部/朝貢諸藩屬/化外；納滿藏新疆為版圖是繼承了和傳統中國大異其趣的大清多元帝國的遺產，看來倒真的比誰都還中國。

另外很有趣的是，一般批評是城邦論是香港自搞自的民主，不理中國，像是一個自顧自的小格局自了漢，但，天朝，天下等「華夏」秩序架構實在非常宏大，並不是自了漢的小格局。

任何體制的維持秩序保証，核心不外軟實力的共享價值和硬實力的武力。

邦聯成員內政自主，就這點來說，他很鬆散；他最強力的，也是起碼的連結是軍事的同盟。無論是中國古代周朝天下，早期瑞士邦聯，德意志邦聯，美利堅邦聯都是成員在共同防禦需要組成的軍事同盟。既然如此，城邦論就必須處理軍事武力的問題。陳雲的中華邦聯，邦聯各成員除了如他說的必湏「行政獨立、財政獨立、司法獨立」和「外交方面，彼此釐定權限」外，卻是成員在放棄軍事自主的條件下組成的。現在港澳並沒有軍事權，於是陳雲主張「中華四邦同時具備主權而締結成為邦聯，軍事權統一體制，各地可以保有治安力量及象徵式的防衛力量。」倒也順理成章。但他進一步認為台灣也當把軍權交給邦聯中央，這就出現了四層的問題：

一，無論邦聯各邦或周朝各諸侯，或者今天歐盟各國，彼此總體國力相差不大，撐起了一個勢均力敵的穩定的平衡關係，如今中華邦聯各邦大小極度懸殊，勢必不可能維持穩定的平衡關係。

二，武力是維持秩序的最後手段，因此西方歷史上的邦聯各邦和中國周朝各諸侯的軍隊自然就是維持各自內政自主權的依賴，如今中華邦聯軍事集權中央，邦聯自治的保證在那裡?

三，台灣現在和對台灣沒有領土野心的美國維持了「準軍事同盟」關係，而其目的正在於防禦來自中國對主權威脅，怎可能輕易把軍事權交給由中國支配的「中華邦聯」?

事實上，以現實主義而非教條的民族主義的角度來看，在今天東亞對峙的現況，不要說台灣依2009年以來，中國一些軍方人士要求的，兩岸透過南海，東海爭端上的「合作」以建立「軍事互信機制」，單單台灣如美國學者季禮說的依芬蘭模式走向「中立化」都是中國非常巨大的勝利，既然如此，要台灣交出軍權換取毫無保障的邦聯身分，不切實際。

儘管城邦/中華邦聯論問題重重，但他指出的「中國國土遼闊，勉強採取中央集權體制，無法照顧各地文化風俗而立法與權宜行政，必會成為官僚理性主義統制之國，損害生機，或者落入中央與地方脫離，無法把持大局的失敗國家」，到底是華人世界無可廻避，必須處理的事實。他說的「香港及台灣之華夏文化及現代化經驗亦可垂範中國本土，引導中國本土復正及復漢」從中國改革開放後，港台對中國曾經扮演的角色上來看也不能說是過分誇大，更不能說城邦論「遠中」，或「去中國化」，頂多只能說，城邦論的「遠中」，或「去中國化」是階段性權宜性的，其目的則完全相反。於是我們在感受到陳雲的深沈悲情之餘也當嚴肅地面對他指出的大問題。無論如何，《香港城邦論》會連續成為香港暢銷書年度榜首，自有有他的大道理在，不能等閒對待。

蔡子強 - 鳴笛示警，揭發劣行

2013年6月13日

【明報專訊】英國經典政治小說《Yes, Minister》一書中，有如此一句名言：

Official Secrets Act is not to protect secrets but to protect officials.

《官方機密法》不是用來保護機密，它只是用來保護官方。

不錯，所謂保護國家機密和國家安全，往往只是政權的遮醜布而已。

近日因為大爆美國政府廣泛監控國民通訊黑幕的前中央情報局人員、國防承包商僱員Edward Snowden，因為選擇香港這個他口中認為尚算有言論自由的地方作為其爆料基地，並且正藏身於此，不單讓香港登上環球媒體的版面，亦讓這種僱員泄密行為是否正當，在本地引發一些議論，有人視他為英雄，亦有人視他為叛徒，甚至是賣國賊。

公眾利益與「whistle blowing」

這種為了公眾利益，僱員因而不惜違反機構、組織規定而泄密的行為，英文稱之為「whistle blowing」，有人譯作「鳴笛示警」，更傳神的可譯作「泄密揭發劣行」，香港人則慣之稱為「爆料」。它源於英式社會，人們見到罪案發生，便會鳴警笛示警，目的是警示執法者及公眾，犯罪行為現正出現，對社會構成危害。

但在今天，whistle blowing在政治學上則已通常收窄，指的是員工對機構內發生的不道德、濫權、瀆職，以至違法行為看不過眼，為了讓公義和公眾利益得到伸張，不惜牴觸內部紀律和保密原則，向外間（如傳媒、監管機構及國會等）泄漏風聲，揭發劣行，阻撓有關行為，以防問題變本加厲。

在美國，為了公眾利益而泄密揭發劣行，最著名的例子，莫過於《五角大廈文件》案。

美國的《五角大廈文件》案

1967年，美國國防部組織了一群專家學者，秘密編寫有關美國捲入越戰的來龍去脈，以供執政、決策者，在未來有需要檢討時可以拿來參考。Daniel Ellsberg是當時其中一位參與者，過程中他發現，美國政府其實是因決策錯誤，才會墮入越戰的泥沼，更甚的是，為了掩飾這些失誤，政府向國民說了大量謊話。在嘗試過其他方法無效後，為了制止謊言及早日結束越戰，他遂把有關文件（後來被美國人稱之為《五角大廈文件》，pentagon papers），交給記者，期望讓有關資料曝光後可以喚醒公眾，繼而向政府施壓，結束這場錯誤的戰爭。

1971年6月，《紐約時報》及《華盛頓郵報》先後轉載了這些文件，立時引起尼克遜政府恐慌，遂立即就此申請禁制令，官司最後鬧上最高法院。最高法院在6月30日判決，以6比3宣判政府敗訴，並撤銷了禁制令。這便是美國歷史上有名的New York Times Co. v. United States案件。

最高法院認為任何類似形式的禁制，都有違反憲法賦予之新聞自由的嫌疑，因此須特別謹慎，必須由政府負起繁重的舉證責任，提供強而有力的證據來證明禁制之必要。但在今次案件中，政府明顯達不到這個嚴格要求，它不能證明有關報道為國家安全帶來「一個清晰及迫在眉睫的危險」（a clear and present danger）。

最高法院法官Potter Stewart在其個人判辭中更指出，問題是否出於政府業已習慣把太多事情也列為機密﹖當政府漸漸把鑄有機密字樣的圖章，慣性蓋在所有文件上時，這難道不是荒謬的嗎﹖特別是當政府官員包括總統自己，常常選擇性地向外界泄露這些所謂機密資料，以為自己博取政治分數時，這不是進一步顯示制度的荒謬嗎﹖另一位法官Byron White亦持相同意見，更說了一句著名說話：「當所有事情都是機密的時候，那麼就再沒有什麼事情真的是機密了。」

法官Douglas亦指出：「政府的所謂機密，往往都是反民主的，只是用來持續官僚的錯誤。因此公開的討論對國家的健康發展是必須的。」

時間證明，《五角大廈文件》公開，對國家安全的危害可說是微乎其微。18年後，尼克遜政府的首席檢察官終於也良心發現，肯承認當時他們是過慮了，他甚至說，很多時把資料列入機密範圍的官員，通常不是真的為了國家安全的考慮，而是為了避免政府部門的尷尬和難堪。

就在尼克遜執政期間，美國同時發生了「水門醜聞」，當時《華盛頓郵報》記者在政府內部一位「線人」供料的情况下，展開了深入的調查報道，最終揭發了水門醜聞，尼克遜因而下台，他的幕僚長H. Haldeman及總統顧問J. Ehrlichman甚至因此被判監。《華盛頓郵報》的管理層給泄密者一個代號「深喉」（Deep Throat）。「深喉」的真正身分一直諱莫如深，是美國政圈和新聞界的一個最大謎團，30多年後，兩位記者終於證實，「深喉」的真正身分就是聯邦調查局前副局長W. Felt。

《Insider》

有關whistle blowing的例子，甚至上過大銀幕，這是1997年上映過的一套電影《Insider》。影片由兩大巨星阿爾柏仙奴（Al Pacino）和羅素高爾（Russell Crowe）主演，故事根據美國王牌新聞節目《六十分鐘時事雜誌》的一個真實個案攝製，主角真有其人。

《六十分鐘》的王牌製作人Lowell Bergman（阿爾柏仙奴飾）收到一個匿名包裹，當中有着有關煙草公司其實知悉香煙對人體有害的文件，遂希望Jeffrey Wigand（羅素高爾飾）這位煙草公司的前僱員幫助他剖析該文件，但Wigand卻受到煙草公司甘辭厚幣游說以及百般阻撓，並提醒和威脅他與公司簽署的保密協定，不能公開任何有關香煙的研究。一方面，Wigand不想失去醫療保險等對家人生活的保障，但另一方面，卻又受良心譴責，陷入了一片茫然失措之中。結果，他選擇了向良心交代，即使違反了有關保密協議，亦向外界剖白一切，並出庭指證該煙草公司。但後者豈是善類，對有關節目的播放申請了禁制令，亦對他展開一場抹黑攻勢。Wigand的妻女承受不了巨大的壓力而離家出走，只剩下他一人孤身奮戰，但在心靈深處的正義所支持下，他一直沒有退縮。

幾經波折，足本的訪問結果最後爭取到在《六十分鐘》節目中播出，雖然兩位主角都要為此付出沉重代價。煙草公司最終受到法律制裁，須為吸煙受害者付出數以千億美元計的賠償。Wigand在美國亦成了「whistle blowing」的經典代表人物，亦顯示公眾利益和知情權，實在應凌駕和超越狹隘的機構內部保密需要。

英國福克蘭戰爭的案例

在英國，亦發生過一宗十分轟動的whistle blowing案件，那就是1985年的所謂Belgrano affair。當年任職國防部的Clive Ponting，因為知道國防部長正準備對國會撒謊，因此故意泄露了一份有關英軍在福克蘭戰爭期間無理擊沉阿根廷軍艦Belgrano號的機密檔，給予一名在野工黨的國會議員。後來東窗事發，Ponting被保守黨政府引用《官方保密法》檢控，但結果泄密者Ponting被陪審團裁定無罪。在重大事情上，公眾利益和公眾的知情權，應該凌駕於一些狹隘的法規之上，而僵化地堅持所謂員工應該遵守機構規定，只會帶來道德真空，並將他們「政治閹割」而已。

前述美、英案件的共同教訓是，時間往往證明當時政府是過慮，有關揭密和報道，對國家安全影響微乎其微，國家機密往往只是官員的遮醜布，掩飾其決策及行為失當，甚至貪污舞弊。如果沒有一些大無畏的員工，基於公眾利益而揭發劣行，這些內幕將永遠無法曝光，社會將欠缺健康的討論，劣行到今天仍大有可能繼續還是積習。

因此，賠上了高薪厚職，犧牲了美好的愛情，承受巨大壓力，仍然決定揭發美國政府劣行的Edward Snowden，其勇氣和決心，無疑值得大家尊敬。

蔡子強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