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亦生 - 李小加的創新定義

香港蘋果日報   2013年10月31日

阿里巴巴的上市故事，注定與香港糾纏不清。港交所（388）行政總裁李小加上周在網誌撰文，提出要特別看待「創新型公司」，要酌情處理他們的上市申請，給予其創辦人特權，讓他們提名大部份董事，雖然全文沒有提過阿里巴巴四隻字，但字裏行間呼之欲出，毫不掩飾欲挽留阿里巴巴的動機。

文章甫出，港交所上市委員會便隨即於本周二討論諮詢的時間表，在港府開綠燈後，「同股同權」的檢討諮詢亦開快車。為了阿里巴巴這單生意，李小加今勻去得好盡。李小加提出的「優待」理據很簡單直接，通篇網誌說中國創新型公司是一個經濟大勢，丟失整整一代創新型科技好大件事云云，但由始至終沒有說明哪些算是「創新型」企業，創新定義都未搞清楚，如何防範有人渾水摸魚，扮創新攞着數？

阿里多年前上市　虎頭蛇尾

對李小加來說，阿里巴巴的淘寶網或者相當創新，那太陽能企業算不算創新？做風電、半導體、垃圾發電項目、研製新藥，難道就不創新？如果下次有一家在互聯網賣衫的公司申請上市，又是否列入「創新型公司」，是否要給公司創辦人同樣的優待？

阿里巴巴在2007年分拆B2B業務來港上市，力銷用互聯網結合內地中小企和海外買家，當時有誰不認為阿里巴巴B2B是創新型企業。怎想到業務實際依靠大量銷售員call客，游說廠家入會付會費，人手成本不菲，巨大增長未見，股價就潛水。

後來的故事大家耳熟能詳，阿里巴巴B2B長時間在招股價以下徘徊，母公司去年以上市價13.5元私有化阿里巴巴B2B，創新夢空歡喜一場。

美國傳理學及社會學家羅渣士（Everett M. Rogers）提出著名創新擴散模型，讀過市場學、經濟學的，一定聽過。他指出，創新過程如「S」形的曲線，當一樣創新事物要能繼續擴散下去，首先要有一定數量的人參與。創新擴散比例一旦達到臨界點，就會快速起飛，接着市場飽和，創新增長不再。

能開創一個時代的創新企業，已是難能可貴，要在市場激烈的競爭留下來，就是難上加難。創立影印機的Xerox、後來破產的菲林公司柯達、被Google收購的手機品牌摩托羅拉、要賣盤的黑莓，哪一間公司不曾是叱咤一時的創新型企業。我想問一問李小加，當企業創新不再，創辦人是否還坐擁特權？那時是由誰決定是否延續創辦人的特權？

免死金牌享特權　苦了散戶

今日是人人景仰的創新公司，他朝可能落後大勢，團購網站Groupon夠以為創新，但上市後生意兵敗如山倒。上市時包裝成創新型公司，也可能經不起時間考驗，這在科技界屢見不鮮。硬要為「創新型公司」改上市規則，我最擔心的是，創新只是淪為沒有實質意義的代名詞，最後只要港交所認為，對方市值大，不想丟掉生意，就給予對方「創新型企業」的御賜金牌，任由創辦人擁特權遊走於香港資本市場，不利小股東利益。

最近，財爺曾俊華接受《金融時報》訪問時提到，支持各界就現行上市制度諮詢提出任何意見，為李小加背書，港府取態微妙的轉變，不可輕視。我唯一慶幸的是，財爺還在訪問中提到，一致、清晰以及具透明度的監管制度，對香港而言，相當重要。我衷心希望，財爺可以把好這一關。

丘亦生 - 財經也維穩

香港蘋果日報   2013年10月30日

廣州《新快報》記者陳永洲，因為發表多篇關於國企中聯重科（1157）的負面報道，日前被中聯重科根據地湖南長沙的公安跨省拘捕。《新快報》開始時雖然力撐下屬，但最後都因為陳永洲在央視鏡頭下招認收錢寫稿，而要作出道歉。事件雖然未經法院審訊，但恍如已經結案。這些場面近期不斷出現，教人越看越心寒。

就在陳永洲被捕前一周，一名網名「天地俠影」的投資者在上海的家中，被烏魯木齊市公安局拘捕，押回烏魯木齊，罪名是涉嫌編造與傳播虛假信息。他犯了甚麼事呢？不過是在社交網絡發表一家烏魯木齊A股廣匯能源的負面評論，指公司入賬手法非典型，公司又可能向主要股東旗下公司貸款買賣自己股票。雖然「天地俠影」表示評論都是基於年報的披露推論得出，但仍被公司一概否認及作出舉報。這名剛在澳洲攻讀完博士回家探親的青年，就是因為多言而惹來無妄之災。

分析員查公司竟被捕

近年內地不獨對政治異見者絕不手軟，連財經環節的言論尺度亦收緊，對於批評上市公司的財務表現，動輒被扣上散播假消息惡意中傷的帽子，甚至連明查暗訪，希望為相關公司做背景審查的，也隨時誤觸地雷惹上官非。

據中國媒體報道，自2012年5月以來，已有數百名分析人員，在協助外國投資者調查在美國上市的中國公司時被捕，風聲鶴唳的局面，早出現在今次新快報事件之前。

《華爾街日報》月初跟進的例子尤其驚心動魄，去年一名加拿大對沖基金的分析員，因為調查一家加拿大上市公司在洛陽的銀礦業務，發現其銀礦的品質與聲稱不符，據此發表報告，但原來該上市公司是洛陽的最大僱主及納稅人之一，結果該分析員在北京機場，被洛陽警方拘捕送返洛陽。警方不斷要他在預先寫好的供詞上簽字，他不肯，結果被關押逾一年，仍未有判決。

歐洲股神靠偵探查證

一個市場要能暢順運作，資訊的自由流通是先決條件。早兩年歐洲股神安東尼波頓復出主理一隻中國基金，怎知不斷中伏，投資的民企爆了一隻又一隻，他痛定思痛，知道在中國模式下，單憑公司披露的資訊及賬目並不足夠，結果僱用了五家私家偵探，希望在落注前摸清公司虛實。

如今連發表負面評論，甚至刺探虛實都會觸犯刑法，而地方政府又與當地企業關係千絲萬縷，執法比司法強勢的情況下，未審先判的弊端實在難以根治。當皇帝的新衣，沒有人敢揭發，劣幣與良幣無法區分，只會令投資者卻步，又或需要一個巨大的回報來彌補風險。

內地股份為何回報長期低迷，遠遠落後於經濟，我想我找到部份原因。

區家麟 - 擲地無聲 蹉跎歲月

2013年10月30日

【明報專訊】往日在電視台拍攝新聞紀錄片，有一個給自己的宗旨、一個衡量節目水準的底線：不要浪費觀眾的時間。

試想想，在大台工作，節目動輒有過百萬人收看，以膠劇獻世，擲地無聲，內容如水過鴨背，時光瞬間丟失，令觀眾哭笑不得。阿媽教落，一寸光陰一寸金，電視製作人可以一下子浪費100萬人1小時的時間，暴殄天物，等同倒錢落海，又如雞汁煮雞，都是不可饒恕的罪過。

世上沒有多少人，擁有這種浪費別人時間的大能，電視台做得到。有人說，「唔鍾意，可以唔睇」，這種說法，等同那些涼薄老闆輕蔑下屬：「唔鍾意，你可以唔做。」誠然，這話不全錯，如果你有真正選擇的話。

長年以來，亞視半死不活，無綫一台獨大，平民百姓無選擇，無奈開着電視，日用而不知，長年以來的平庸，為社會傾注了多少麻木不仁？各式各樣的雞汁，塑造了多少惡俗品味？浪費大眾時間，耗損人們心智，是一種罪孽。

梁振英最少有八重問題未解答

免費電視發牌風波，事到如今，梁振英最少有八重問題未解答：

為何要嚴控發牌審批？香港一直崇尚自由經濟、鼓勵競爭，是否講真？科技發展，新經營者有自己的傳輸網絡，已經不需使用社會公器大氣電波，為何政府仍嚴格把持審批大權？今時今日，發牌只應規管節目內容及防止財團壟斷，不應涉及其他考慮。

為何阻人投資？有人肯大灑金錢投資30億，轟轟烈烈大幹一場，投資不論輸贏，都能促進經濟發展，政府憑什麼阻止？有人放風謂，「30億財力不夠雄厚」，若然屬實，香港豈非只有地產商、地產商個仔及地產商的代理人能營辦電視？

競爭何懼之有？政府謂恐防過度競爭，市場失序，香港幾時憂慮電影公司太多、免費報紙太多、廣東道名店太多、藥房電器舖太多，令市場失序？

倒閉何須擔心？自由經濟，汰弱留強，不是我們掛在口邊的基本倫理嗎？就算劇烈競爭下有經營者倒閉，一如當年佳視，沒有引起震盪，反而是激發創意火花的電視業大時代。再者，政府沒有責任保護不思進取的弱者，也不應為壟斷市場的強者維權。

為何扼殺創意產業？王維基的新公司是唯一表明積極拍攝電視劇的新經營者，政府的決定，窒息一代人的希望。獲新牌的有線與電盈，本業是收費電視，中短期內不可能大展拳腳搶自己生意。

官僚程序公義何存？開放市場鼓勵競爭的策略，經年累月，官僚體系內外商議諮詢而得，為何梁振英（會同行政會議？）少數幾人能推翻定議？

為何改變遊戲規則？臨門一腳，發牌數目由無上限變成「3揀2」，理據何在？各電視台建議書定稿不准改，而政府改遊戲規則，這是哪門子程序公義？

為何不公布理據？梁振英與行政會議成員，你們的權位不是市民授權的，你們的俸祿卻是市民的血汗錢，你們憑什麼作決定而不公布理據？你們說已公開「準則與考慮因素」，「準則」不等同「理據」，路人皆見，如此狡辯，大家看在眼裏，只覺悲涼。

有論者謂，政府已發兩個新牌，我們不應只看半杯空的水，我們應該為半杯滿的水而高興。問題是，我們本來就擁有一杯滿滿的水，而且一早就應該有。再說，我們有多少杯水，應由市場決定，這個無認受性、無權威、蹉跎歲月的弱勢政府，根本無權越俎代庖，主宰我們有多少杯水。

古德明 - 不排除

am730   中華正聲   2013年10月30日

二零一二年十一月二日，香港房屋局長張炳良說到樓房租金高昂：「政府一直留意租務市場，不排除在必要時採取措施。」第二句幾乎可以逐字直譯做英文：The government does not exclude the possibility of taking action when necessary。

我說「幾乎」可以逐字直譯，因為英文not exclude之後，還有the possibility of三字；從前，現代漢語人會把not exclude the possibility of譯做「不排除………的可能性」，例如二零零四年版《牛津高階英漢雙解詞典》exclude(排除)條下有以下一句：「We should not exclude the possibility of negotiation我們不應該排除談判的可能性。」但現代漢語人也許是嫌「的可能性」四字累贅，實行畧去，剩下非驢非馬的「不排除」三字。照道理，「排除」之後應有一個受詞，例如「排除異己」、「排除險阻」等，但現代漢語一不講道理，二不講文法。

二零一三年十月十八日，臺灣中央社電信談到馬英九政府竊聽立法院電話：「監察院委員洪德旋說，未來不排除向總統馬英九求證。」九月初，大陸《二十一世紀經濟導報》論中國石油公司要員貪污，標題是：「石油反腐遠未結束，不排除更大官員涉案。」中文從來沒有「不排除」甚至「不排除………的可能性」這些說法。

《三國演義》第四十一回謀士劉曄建議曹操派徐庶去招降劉備，曹操素知徐庶和劉備情誼深厚，沉吟道：「他去，恐不復來。」今天，現代漢語人會說：「他去，不排除不復來。」

《鑑戒錄》卷八唐末詩人羅隱赴京考試，在鍾陵認識娼妓雲英。十二年之後，兩人再度相逢，雲英拍手說：「羅秀才猶未脫白耶(還未考取到功名)？」羅隱慚愧，賦詩回答：「鍾陵醉別十餘春，重見雲英掌上身。我未成名君未嫁，可能俱是不如人。」今天，現代漢語人會說：「我未成名君未嫁，不排除是不如人。」

《兒女英雄傳》第二十三回張金鳳硬說丈夫安驥夢中叫另一個女人的名字，安驥心想：「或者偶然睡着，模模糊糊，叫出口來，也定不得。」今天，現代漢語人會說：「不排除偶然睡着………」

不過五、六年前，香港人還會說「或者」、「可能」、「恐怕」、「也許」等等，絕對不會「不排除這」、「不排除那」。現在，「不排除」幾乎已經完全取代傳統中文說法。現代漢語傳播界和官方通力合作，不斷創造下流詞語，天天廣播，影響之鉅，真教人不寒而慄。

周三刊登
作者專研中英文，以寫作、翻譯為業。

李怡 - 台獨人士不會期待香港開出民主花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3年10月30日

朱耀明與施明德會面，惹來《人民日報》、《環球時報》等官媒炮轟，指反對派與「台獨」勾結推動「佔中」，又指台獨勢力藉「佔中」拉攏反對派搞「港獨」。四十名建制派立會議員急忙響應，發表聯合聲明，認為朱耀明、鄭宇碩及李卓人早前與台灣民進黨前主席施明德會面，討論如何推行「佔中」，是將外部勢力引入香港，將香港推向危險境地。接着，是一堆「幫港出腥」「不義聯盟」之類紛紛抽水。前天八大商會的會長開記招，中總會長楊釗用3分鐘念完一個反台獨勢力干預香港政改的聯署聲明之後，就結束記者會走人，可謂快閃反台獨。

施明德寫了一篇文章回應，說「我個人關懷香港民主化，純屬個人言行，與台獨勢力和民進黨完全無關」。他接受BBC中文網訪問時又說，他認為中國應讓香港有民主，否則香港回歸意義何在？並稱深信中國將來也會民主，希望香港朋友要讓香港這朵民主之花開得漂亮，「將來成為中國的第一朵民主之花」。

單憑這幾句話，就知道施明德並非「台獨分子」，而是仍有大中華情結的人，難怪他在台灣政治中被邊緣化了。台灣真正堅持台獨的人，是不會關心香港民主化的，自然也不會期待中國開出甚麼民主之花。施明德說台灣沒有人會挑戰「香港是中國的一部份、香港特區的主權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因此獨立在香港沒有想像空間。這可說是台灣民眾包括民進黨的共同認知。有泛民質疑為甚麼建制派當年去台灣，會見力主台獨的民進黨主席蔡英文，中共輿論都沒有罵，泛民見過氣的施明德卻被指大逆不道。道理很簡單，因為主張台獨的民進黨，認為與香港建制派溝通，有助於改善台港關係，他們是站在台灣政治獨立實體的立場去發展與香港關係的。他們不會與香港建制派談香港民主，因為香港民主不民主，民進黨認為與台灣無關。

大約20年前，大陸有追求民主的學者到台灣，他們與民進黨會晤時說：中國不民主，台獨不可能；中國民主了，台獨沒必要。民進黨人的回答是：中國不民主，統一不可能；中國民主了，統一沒必要。深思這對話，就可知大中華民主派，與地方獨立自主的民主派的根本差別。

施明德不是台獨人士，他是台灣專權政治時代爭取人權的和平鬥爭的英雄人物。為對抗威權政治，施明德一共坐了25年監牢。1979年底美麗島事件後傳聞他會判死刑，政學界名人沈君山多年後在《九十年代》撰文，回顧當年他受蔣經國命，到牢獄與施明德溝通，表示若施不出庭發聲，就不會判死。但施次日卻昂首闊步邁出法庭，侃侃自辯，說台灣應有「宣傳台獨的言論自由」，這是基本人權，並請求處死刑。施最終被判無期徒刑。在牢獄中，他為抗議當局在社會的鎮壓活動絕食4年7個月，被強行實施插管灌食共達3,040次。1987年台灣解除戒嚴，施明德不接受當局的特赦與假釋，一再堅持「寧要尊嚴，不要赦免」。直到李登輝就任，宣佈美麗島事件判決無效，施明德才走出監獄。

他在1994年至1996年任民進黨主席。提出「台灣已經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民進黨執政，不必也不會宣佈台灣獨立」，並提出與支持統一的新黨政治大聯合，社會「大和解」。他的這些主張和作為，在台灣被標籤為民進黨中的「統派」。

1996年民進黨在總統大選中失敗，施明德辭去黨主席。2000年，施退出民進黨。

2006年，施明德組織百萬民眾包圍總統府，要求貪腐的陳水扁下台，是為「紅衫軍」運動。與挺扁的民進黨人對壘。於是，他在綠營的政治版圖中徹底淡出了。

施明德不是台獨派，他在威權時代主張台獨其實只是他反專權、爭自由、爭人權而已。台灣一般人對施明德的評價是浪漫的革命者，他本人對「浪漫」的看法則是：「以有限的資源或條件，企圖追求無限的目標和理想」的情懷與氣質。

作為一個從事了幾十年和平抗爭運動的鬥士，尤其是仍然關心中國民主發展的人士，他支持香港以佔中爭取真普選，是很自然的。因為佔中符合他的浪漫氣質。中共不可能不知道他與台獨勢力無關，指他是台獨，只是拿台獨港獨作藉口，愚弄香港的大中華主義者反對佔中這種和平抗爭而已。

施明德說：「自由永遠是反抗者的戰利品，絕對不是掌權者的恩賜物。」這句話沒有錯。但他認為「中國應讓香港有民主」，不是也在爭取「恩賜」嗎？這可以說是大中華情結患者的通病。

畢明 - 雞汁政府

香港蘋果日報    2013年10月27日

有沒發覺，TVB很特區政府，特區政府很TVB，輕易你就可以把它們混淆。

韓寒寫過一篇文章《三個中年男人》，說不知為什麼，在他的腦子裏，余秋雨、陳逸飛、陳凱歌，樣子都是一樣的：「坦率地說，我不喜歡這三個人，他們身上有太多中國中年男人的無趣、不坦誠、精明狡猾，缺乏想像力和沒有幽默感。」

在我眼裏，TVB和特區政府都是一個樣的。坦率地說，我非常不喜歡這兩個機構，它們身上有太多中國官僚制度的卑劣、專權、傲慢，敵視民意和阻住地球轉。（其實吳得掂、劏房波、假哭蘇，也是一個樣的，他們渾身太多高官的無品、無德、無能、無恥，餅印一樣。）

香港電視牌照難產，一屍幾百條人命連生計熱血夢想，一次過殘忍焚坑，為禍慘烈。原來某程度的當特區政府遇上TVB，兩惡相逢，破壞力那麼可怕。這就是官僚卑劣，專權傲慢，敵視民意和阻住地球轉的猙獰真面。

雞汁，一種product placement廣告手段，火成風勢犯眾憎，幾時開始，我們那麼討厭置入式廣告？就是當它越來越肆無忌憚，越來越無法無天，當我們是傻的，硬銷硬塞給我們硬食的時候。被強暴，就會想吐。英美的廣播條例，對置入式產品/廣告，有明確而嚴謹的指引，關鍵字是"editorial justification"，所有置入的東西，需"relevant to what the programme is about"（對於節目要切題而相關），那麼連沙律都喪落雞汁，相什麼關切什麼題？有關條文更指明，節目內容"shouldn't seem to be created or distorted, just to feature the placed products. Programmes also can't promote placed products or give them too much prominence"，當情節好像是為了陳列置入產品而創作或被扭曲，如《衝上雲霄2》的「顏色水」飲品，怎不違規？當置入的商品太過顯眼疲勞轟炸雞汁雞汁雞汁，就是too much prominence，擾民而強姦眼球，就是犯例。節目也有節目的公義。

雞汁令人怒，因為這種暴力而橫蠻的置入，已經太過猖獗，太熟口熟面，太沒公義，當香港人冇到，反感在身體自動產生排斥，因為TVB的雞汁，正正等同特區政府的雞汁！太多高官局長行會成員，根本是一籃子硬置入的placement，689更是雞汁當中的重中之重，阿爺的product placement。在策略、能力、施政、教育、經濟、房屋、民生、民望等各個節目中，他的內容既不切題又唔關事，偏偏集集節目都由佢主演，演技又差，對白又爛，與民為敵，叫香港人點頂這枝雞汁中的XO！

硬食裏面沒有公義，祇有嘔吐，但看見十幾萬人拒絕食物中毒，拒絕再硬吃，TVB和特區政府的置入雞汁，仍然千秋萬世為所欲為。這幾天，睜開眼就見王維基的怒火，和689的冷笑。以前，都是大時大節維園見，現在，久不久，就政總見，管治危機不斷尋底，祇有更低。

香港電視不獲發牌這事，我take it very personal，除了因為我也是創作人，相信夢想，競爭，公義，還有一個原因，就是港視的死因：不明。又關我事？像所有肥仔都姓死，所有複姓死因的都叫「不明」一樣，我（畢明）好像無情情的成了兇手。每聽見HKTV六月飛霜的要求真相公義，悲憤中怒呼死因不明，我都感同身受。我想告訴那個多年前拍片撼親個頭的國際打星，人禍令香港人覺醒，一次又一次展現香港人的團結、良知、勇敢和美麗，我一點都不開心，用夢碎和眼淚換來的，我非常的難過。今次，有些裝睡的人醒了，裝聾的，還是聽不見。

顏純鈎 - 砌一部香港歷史拼圖——讀《孤獨前哨》

星期日生活   2013年10月27日

【明報專訊】近期香港出版物中，有一部歷史著作值得重視，那就是由鄺智文和蔡耀倫合著的《孤獨前哨——太平洋戰爭中的香港戰役》。這部軍事歷史著作填補了香港歷史的空白，糾正了一些歷史論述上的謬誤，可以大膽地說，有了這部書，這段香港歷史基本上可以理清了，日後即使再有同類著作，也只是對它的個別修正和補充。

完成這件有意義工作的居然是兩名年輕的歷史學者，鄺智文今年才二十八歲，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剛於去年取得劍橋大學東亞及中東研究學院博士學位，現於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任教；蔡耀倫畢業於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主修歐洲史及第二次世界大戰史，現任慕光英文書院歷史科主任及通識科教師。縱觀本書掌握資料之繁富，論述問題時條理分明、邏輯性強，而對不同歷史資料的梳理與鋪排更有高屋建瓴的工夫，可見後生之輩的學術造詣和專業精神不可小覷。

宏觀微觀切入全局攻防

《孤獨前哨》之前，香港也有零星的著作論及這次戰役，可惜因為資料來源所限，難免流於空疏和片面。在本書「前言三：研究回顧」中，作者列舉了英日兩國大量研究這段歷史的專著，即表明他們在寫作之前與寫作過程中大量閱讀了相關的歷史著作，多方面掌握不同角度敘述的這場戰役，這對於他們分析和歸納全新的檔案資料，顯然是很好的思想準備。本書的資料來源多數屬於第一手，主要源於英國與日本大量的解秘檔案，不少涉及當年兩國政府高層的政治圖謀和戰略思想，有戰後的軍事檢討報告，也有不少戰事親歷者的回憶。這些檔案資料從宏觀與微觀角度切入戰爭場景，使《孤獨前哨》這本書，既可以有全局攻防的大架構，也有局部戰事接觸推進的細節，不單是歷史資料的剖析，更輔以生動具體的敘述。

資料星羅棋佈極考梳理工夫

從不同渠道得來的資料要有機地編織在一起，其間的零碎混亂可以想像，從這個角度來看，最大的難度不是取得資料，而是對資料的梳理與組織，這裏就顯示出作者清晰的思想及嚴密的邏輯。本書以戰前英、日、中三方對戰爭的不同籌劃開始，以戰役的先後階段區分，由攻守雙方的角度，分別陳述陸軍、炮兵、空軍、後勤等不同兵種，再分頭敘述軍隊指揮層及前線士兵在戰地的不同反應，最後還涉及香港市民、民間組織、共產黨東江游擊隊、國民黨陳策部等等，可謂全方位多層次多角度呈現了戰役全貌。沒有專精的學術訓練，沒有長時期鑽研軍事歷史的經驗積累，要在如此眾多紛繁的歷史材料中保持清醒頭腦，幾乎是不可能的。

在〈凡例﹀中作者提到關於時間的紀錄，日英兩國和港府紀錄時間的標準，分別與格林威治時間相差九小時、七點五小時及八點五小時，為統一論述時參照的時間坐標，作者要將不同的時間紀錄換算為一個同一的標準。想像一下，要是沒有這個最基本的處理，在呈現整個戰役的過程時，將要發生多少謬誤！而對戰役的分析，也要差之毫釐謬以千里。

推翻港英防衛疏忽證日軍僥倖

本書糾正了之前一些同類論述中的謬誤，最明顯的莫如反駁英國政府在香港防衛問題上「疏忽又自滿」的說法，又論證了日本軍隊在軍事部署上的混亂，個別軍事行動的成功基於僥倖。此外，也披露了戰事發生之前，三合會對歐洲人發難勒索港府金錢，因為政府未能妥善照顧市民，以致部分軍中華籍人員離隊等等，這些歷史的碎屑多少反映了當年香港的社會情况。

這是一場力量懸殊的戰爭，日軍三萬五千兵力，港英只有一萬三千兵力，日軍有飛機轟炸和偵察，英軍則早就失去空軍支援。至於具體的部署和指揮，則在混亂中指向命定的結局。日本人在未發動戰爭前，已有準備利用洪門成員編成「特種工作部隊」擾亂香港，可見其處心積慮，而英軍則要面對內部部分香港人的離心，也反映當時的政治不清明留下了禍端。不管如何，今日回望歷史，那些為保衛香港殫精絕慮、殊死奮戰的外國人（包括加拿大、印度等不同國籍的官兵），都值得我們紀念，他們將自己的熱血撒在遠離家鄉的土地上而沒有任何回報，如果不是這一本書，只怕連他們是否曾經存在過，也在漫長歲月中無人聞問了。

核心價值植根港史

多年來，香港歷史的追尋和書寫一直都零星散亂，這與政府及社會對本土歷史的忽視有關，今日本土論述興起，本土意識增強，日後會不會有更多歷史學家和歷史愛好者投入香港歷史的研究，也只好聊寄薄望了。近年來我們一直強調香港核心價值，可是香港核心價值從何而來？它不是天上掉下來的，也不是簡單對歐美意識形態的移植，它其實一直都植根於香港的歷史與文化中，可以說，是香港歷史養成了香港的核心價值。

香港的中國傳統文化一直得到很好的保護，香港又近水樓台地浸染西方的價值觀念，這兩方面的潛移默化，使香港從社會底層生出一種外在於政治層面的文化價值觀。一個社會事件發生了，全體市民凝聚出一種態度，無數個歷史事件發生後，一些觀念的共識就產生了。因此如果我們今日大講核心價值，那就不能不回頭去審視我們的歷史，從那裏知道這些價值的由來。

鄺智文和蔡耀倫寫《孤獨前哨》，是用一種砌拼圖的方式，以一個個零碎的片段，把「太平洋戰爭中的香港戰役」這段歷史「砌」出來。同樣的，我們也應該期望，有更多歷史學家用砌拼圖的方式，砌出香港不同時期、不同層面的歷史，再由這些局部的歷史，砌出香港的大歷史來。

文 顏純鈎

編輯 王芷倫

江關生 - 左風呼嘯：見施明德，罪犯天條？！

星期日生活   2013年10月27日

【明報專訊】台獨！暴力！流血！佔中！動亂！港獨！

這個星期，從行政會議成員、立法會議員、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幫港出聲」的教授、名嘴，到北京《人民日報》、《環球時報》、本地左派報紙的社評、專欄，鋪天蓋地、全面圍剿佔中行動。以民建聯為首的四十名立法會建制派議員更簽署聯合聲明，指摘佔中發起人朱耀明、工黨議員李卓人、真普選聯盟召集人鄭宇碩教授三人赴台，與民進黨前主席施明德會面，是試圖借助「台獨」理念推動「佔中」，走向暴力對抗，將香港推向危險境地。

這股有組織、有計劃的輿論攻勢，信息清晰、直接、嚇人。只可惜千部一腔，千人一面，水平奇低，看得令人有點煩厭。不過，謊言歪理講一百遍，也會成為真理，何况還是這麼多權威、大人物！

來勢洶洶的口誅筆伐，除了可以抹黑佔中行動、真普選聯盟，還可以轉移視線，圍魏救趙，救一救在電視台發牌問題上與民為敵的梁振英政府。可謂連消帶打，一舉數得。

筆者只是路人甲，與什麼台獨、佔中、泛民沒有半毛錢關係，眼見不平，插幾句嘴，擺擺事實，講講道理。

施明德發起的「百萬人倒扁運動」是好得很？還是糟得很？

香港人對施明德的認識，大多來自他在二○○六年八月發起的「百萬人倒扁運動」。百萬紅衫軍「天下圍攻」總統府，台北市片片紅海，蔚為奇觀。這場波瀾壯闊的運動持續了一個多月，雖然未能即時迫使陳水扁總統下台，卻為兩年後民進黨的落敗埋下了伏筆，最終把貪腐的陳水扁送進了監獄。早已脫離民進黨的施明德此一壯舉，獲得台灣社會普遍肯定，大陸的媒體更是一片喝彩。

官方的《中國新聞周刊》讚揚「百萬人倒扁運動」「堪稱台灣史上第一個不由政黨發動、全然民間自發、大規模而非暴力的群衆運動」。

該刊引述香港鳳凰衛視時事評論員楊錦麟說，「上班族、退休人士、家庭主婦、年輕辣妹、公職人員、中學生，甚至是帶着小孩的母親——這些台灣社會中最溫和的人，正在以自發、自覺、和平、守法的方式，呈現公民社會最積極的性格」。（〈台灣「倒扁」：理性與激情〉，《中國新聞周刊》二○○六年九月二十五日）

福建警察學院政教系副教授吳仲柱寫道：「標榜走『和平、理性、非暴力』路線的『百萬人倒扁運動』誠然是島內民眾抗爭在新的時代背景下的重大突破和創新轉型。倒扁決策層既沒有政黨或社運團體作為組織後援，靠道德感召力的勸說、傳授非暴力運動的經驗和訓練組織維持秩序的糾察隊，使運動鮮見暴力和暴民。……其所宣揚的理念、所採取的手段與方式，都將深刻地影響到趨向成熟的台灣街頭運動。」（〈論戰後台灣街頭運動的演化及成因〉，《福建警察學院學報》二○○八年第三期）

廈門大學台灣研究院助理研究員王茹寫道：「『倒扁運動』的紅衫軍中，有六成以上是女性。她們帶着幼童，冒着被執政當局、執政黨及其支持者指控為『破壞秩序、擾亂社會穩定、暴民』等污名，以非暴力的抗爭自執，且持續時間長，在台灣前所未有，而且在所謂的政治轉型的國家和地區的民主運動實踐中，也鮮有先例。」

王茹還指出，以施明德為首的決策層在準備期間，就訓練民眾的非暴力抵抗技巧。「組織了數千志願者組成的秩序維護隊伍……傳授領導民眾進行街頭和平運動的技巧、控制場面的能力和應對意外發生的方法，而且非常重視對普通參與者講解非暴力的意義。制定行動守則：對過激行動不參與。對挑釁行動不圍觀，不造成衝突……」（〈試析「倒扁運動」中的女性政治參與〉，《台灣研究集刊》二○○七年第一期）

北京「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主辦的《統一論壇》指摘陳水扁政府，「除了極力抹紅、抹黑、抹黃施明德外，把『倒扁』運動歪曲成『泛藍奪權』、『中國指使』，還挑動『倒扁』、『挺扁』雙方支持者的暴力衝突，降低『倒扁』的合法性，迎合中間選民。」（〈「倒扁」運動對島內政局和兩岸關係影響重大〉，《統一論壇》二○○六年第五期)

「仁勇之魅」施明德

由廣州《南方人物周刊》、新浪網等媒體舉辦、網民投票的「二○○六中國魅力榜」，施明德以「仁勇之魅」，壓倒其餘四十九人，榮登榜首。《南方人物周刊》在贊文中給予至高無上的評價：「我們可以猜測，他將是明年諾貝爾和平獎最無爭議的獲獎者之一。

作為台灣黨外運動的領袖，施明德的起伏人生，無疑是台灣民主自由史上的一個傳奇。早年因反對蔣氏政權，他兩度以叛亂罪被捕，一共被囚禁二十五年……他二十三歲就被士兵用槍托撞斷所有牙齒，多次面臨死刑的威脅，甚至妻離女散、家破人亡、財產盡失。但他出獄後，竟沒有一絲恨意，他向正翹首以待的公眾說的第一句話是：『忍耐是不夠的，還必須寬恕。』

今年八月，對陳水扁貪瀆政權極度失望的他發起了百萬紅衫軍『倒扁大行動』，他的口號仍然是：愛與和平。『要發動百萬人上街頭是很難的，更難的是百萬人上街頭沒有發生暴動，這更了不起。』他的和平請願運動，和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運動』、曼德拉的南非種族和解有着共同的精神源流，更為華人世界的民主實踐與和平轉型確立了一座豐碑。」（《南方人物周刊》二○○六年第三十二期）

二○○九年，紅衫軍運動三周年，施明德撰寫的《總指揮的告白》出版，詳細交代了他頂住權力的誘惑，堅持和平、非暴力，沒有仗着百萬紅衫軍的「兵力」攻進總統府，避免台灣流血衝突、民主倒退的心路歷程。

筆者不厭其煩地羅列以上資料，意在說明：施明德領導的「百萬人倒扁運動」是和平、非暴力，與統獨無關，當中積累了大量寶貴經驗，值得兩岸三地民間，甚至執政當局參考。佔中發起人向施明德討教和平、非暴力的抗爭經驗，何罪之有？

中大政治行政系退休教授、前台灣陸委會諮詢委員鄭赤琰說，施明德以民進黨爭取台獨的手法介入、甚至主導佔中，會演變為「二二八事件」、「美麗島事件」那樣的流血衝突。

發生在一九四七年和一九七九年的兩起事件，都是國民黨官方殘酷鎮壓造成的。為什麼鄭教授不說清楚呢？至於二○○六年的「百萬人倒扁運動」是一場和平、非暴力的運動，只有少數挺扁群眾和倒扁群眾發生零星衝突，為什麼鄭教授提都不提呢？

敢問抨擊施明德的袞袞諸公：你們認為施明德領導的「百萬人倒扁運動」是好得很，還是糟得很？ 施明德是用台獨理念去「暴力對抗」台獨總統陳水扁嗎？ 你們當時是維護「台灣之恥」陳水扁，還是支持「仁勇之魅」施明德？看了以上引述的內地官方刊物，你們有什麼感想？

施明德對兩岸關係的態度

過去二十年的台灣民調顯示，台灣人有八成以上贊成維持現狀。當中包括國民黨主張的中華民國主權獨立和「三不」（不統、不獨、不武），即「獨台」，也包括提倡台灣主權獨立的民進黨，即「台獨」。台灣商人不入於獨台，即入於台獨。與台灣有生意來往的香港富商巨賈、大陸國有、民營企業，豈不是有資「獨」之嫌？

香港人一向聞「獨」色變。但是有沒有想過，為什麼這麼多台灣人不惜拋頭顱、灑熱血，去爭取台灣獨立呢？有沒有嘗試去了解一下台灣的歷史呢？

施明德接受大陸著名傳記作家葉永烈訪問時，談到兩岸關係：「大陸和台灣是兄弟，大陸是長兄。兩岸要彼此包容，彼此尊重。大陸人民應當了解台灣人民所經歷的歷史磨難：從一六四二年荷蘭佔領台灣到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到國民黨政府取而代之，在將近四百年的時間裏，台灣的主權五次更替，沒有一次在事先徵求台灣人民的同意， 沒有一次在事後得到台灣人民的追認。台灣人民的這種無奈的感受，葉先生，你在上海沒有設身處地過，往往是很難理解的。」（〈訪台灣倒扁領袖——百萬紅衫軍總指揮施明德〉，《名人傳記》二○○八年第三期）

在施明德看來，「根據台灣人民的共識，以及國際法、國際外交史、現代史及台灣與台灣海峽兩岸半世紀以來的實况，中華民國一直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台灣已經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如果撇開台獨的話題，施明德對兩岸關係的態度，其實相當理性務實。

他祝賀中國富起來了，但指出離「富而好禮」還有一段距離。

他歡迎ECFA《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認為雙方「竟然談出了一個結束兩岸六十年衝突的正式法律文件，值得恭喜！」「讓政治權謀離ECFA愈遠，ECFA愈能替兩岸人民謀求更大福澤！」

對於會引起中國強烈反應的「台獨公投」，他表示反對，覺得沒有必要。

他認為兩岸領袖及人民應該向「歐盟」學習。「誰敢想像德法幾百年的世仇，歐洲各國錯綜複雜的恩怨情仇，會走到今天的『歐盟』」？（施明德：《常識——一個台灣人最好知道的事》，財團法人施明德講座基金會，二○一一年八月，十四頁、一二七頁、一三○頁、一三四頁、一三七頁）

筆者最後一次到台灣採訪，是在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發生後不久……

原屬統派的立法委員林正杰說：「天安門事件令香港人傷透了心，嚇怕了，台灣人也是同樣的情况。」他表示要站在台灣兩千萬人的利益來思考。

代亡夫出征、競選立法委員的民進黨人葉菊蘭說：「看到天安門事件，非常不希望哪一天中國的戰車來到台灣。」葉的丈夫鄭南榕主張建立台灣國，當年四月為抗議國民黨箝制言論自由，自焚而死，終年四十二歲。

當年七十三歲的老立委費希平直言：「國、共兩黨不必害怕台灣獨立，要反躬自問，我對老百姓做了些什麼？老百姓對我是否認同？假如經濟很發達，政治很民主，老百姓很擁護你，認同你，還怕什麼台灣獨立？」

這些台灣人的心聲，後來在《新聞透視》播出。施明德當時仍在監獄服刑，筆者無緣採訪他。

兩岸三地應當進行全方位的交流

「不要天真地以為，香港有了直選，就萬事大吉；以為有了民主，就高枕無憂。」一些要為民主袪魅的人常常這樣告誡我們。說得對。台灣儘管從兩蔣時代的威權政治，和平過渡到民主政治時代，沒有發生軍人政變、暴力革命、流血犧牲。但民進黨和國民黨先後輪流執政，依然跌跌撞撞，問題如山。

台獨理論大師林濁水就寫了一本五百多頁的《歷史劇場——痛苦執政八年》，深刻分析了民進黨執政八年的錯亂、貪腐，以及國民黨上台之後，弄得民生凋敝、百業蕭條。林濁水本身是民進黨創黨成員，但對扁王朝敗亡的解剖毫不留情。台灣政論家南方朔最近也狠批馬英九的兩岸政策十分失敗：「兩岸ECFA的簽訂，加速了台灣技術、資金和人力的向中國流出，台灣產業的空洞化、就業環境的惡化，以及薪資水準的倒退回十七年前……」

台灣的民主化經驗、處理兩岸經貿關係的成敗得失，很值得香港參考研究。兩岸三地，跳脫統獨的魔障，進行政治、經濟、文教、學術、環保等全方位的交流，共同推動大中華地區的民主民生社會建設，難道不是天經地義的大好事嗎？

如今，主張台獨的前行政院長謝長廷堂而皇之地踏足大陸，與中國高層官員對話；美麗島事件受刑人施明德的囚友、台獨分子陳菊，更以高雄市長的身分兩度訪問大陸；特區政府高官曾俊華、曾德成也屢次到訪台灣。以譚耀宗主席為首的民建聯代表團亦在二○○八年拜會民進黨主席蔡英文，成員包括民建聯前主席曾鈺成、副主席葉國謙及蔣麗芸等。

滑稽諷刺的是，譚耀宗現在居然領銜立法會眾多建制派議員，聲色俱厲地抨擊佔中、泛民三人見施明德。

譚耀宗辯解說，他不是雙重標準，兩者會面的性質不同。他還認為民進黨與以往「已有些不同」。

二○一二年差點成為台灣第一位女總統、二○一六年機會更高的蔡英文，台獨立場一向堅定清晰。二○一一年，蔡英文發表了《兩岸十年政綱》。中國社科院台灣研究所研究員王建民批評這個《政綱》：「以『台獨』與兩岸『一邊一國』為指導思想，敵視大陸、否認『九二共識』、政治凌駕經濟、管制重於開放。」（〈蔡英文「兩岸政綱」剖析〉，《世界知識》二○一一年第十八期。《世界知識》的主管單位是中國外交部）

民建聯訪台，與各界交流，包括會見台獨領袖，絕對是好事。令人不爽的是，為什麼只許州官防火，不准百姓點燈？你們見如日方中的蔡英文，就理直氣壯；別人見垂垂老矣的施明德，就呱呱嘈，說是勾結台獨勢力。難道說，分享「倒扁運動」和平、非暴力抗爭的經驗，也罪犯天條？

誠心希望某些人，少說一些傷害台灣人民感情、分裂兩岸三地關係的話，以免成為破壞祖國統一大業的千古罪人。

外號「浪漫革命家」的施明德說，明年起要每月派十七人佔中。佔中與否，仍在商討，一切還看政改方案。一個地方的民主進程，畢竟要靠當地人的覺悟。外來力量是靠不住的。

香港人是醒目仔女，也很「惜身」。一個沒有多少香港人認識的林濁水，前來參加婦女參政論壇，說了幾句：「今年佔中、明年佔西、後年佔北。」能有多大的煽動力？為此搞得神經兮兮，好像台獨分子快要打到來。可笑不可笑？

稍有頭腦的人都知道，港獨是死路一條，不可能實現，也沒有市場。大家心知肚明，歷史不會倒流，英國殖民統治者從一九九七年六月三十日午夜就已經一去不復返，高舉龍獅旗的一小撮人只是宣泄對特區政府的不滿而已。

老是攻擊別人搞港獨，要不是錯估形勢、謊報軍情，就是一種鬥爭手段——蓄意製造緊張、上綱上線、「砌生豬肉」，達到抹黑對手、震懾輿論的目的。共和國成立六十多年來，這種政治錯誤犯得還少嗎？批電影《武訓傳》、批《紅樓夢研究》、肅反、批胡適、批胡風、反右、批彭德懷、批習仲勳（習近平之父）反黨、文革批走資派、批劉少奇、批鄧小平，批孔子、批周公、四五天安門事件、六四天安門事件……直到今天，依然司法不彰，黨大於法，製造了多少冤假錯案……

不久前，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賀衛方在中文大學發表「中國憲政之路」的演講。被問到對「佔中」有什麼看法時，他對在場的一千五百多人說：

「讓一個學法律出身的人明確地支持：通過違反某種法律的方式來實現訴求，是一件特別困難的事情。但人類歷史上，有許多時候，人民通過違法的方式和平表達訴求，最終促進了法律的發展。

站在一個大陸人的角度，更願意強調的是，大陸的政府應該反思，為什麼會讓香港的學者不得不發起這樣一場（佔中）活動？為什麼傳統的抗議活動完全失效了？為什麼大陸政府不能表現出對民主的訴求一種極大的支持？恨不得你們香港人民早點直選、早點普選，這是最合理的制度。我們叫People's Republic（人民共和國），我們如何實現人民當家作主。我們讓香港人民在前面走、探索，在七百萬人的社會裏民主試驗，過程中出現怎樣的問題？有哪些值得我們學習的？大陸慢慢也可以把香港作為很好的標誌，來推動大陸的民主事業發展。為什麼總是讓香港許多人民感覺到大陸政府就是抵制民主、反民主，為什麼會形成這種印象？這是特別特別遺憾的。」（賀衛方的精彩演講，中文大學已上載到YouTube和內地的Youku優酷網）

話音剛落，會心的笑聲和掌聲交疊。

賀衛方還笑言，一九八九年他也佔領過北京的二環、三環，游說和阻擋進城的軍車……

十幾天後，香港電視主席王維基在同一個圓形廣場演說。三千多名師生對梁振英政府拒絕發出牌照給香港電視，舉手表示憤怒。

從電視選擇權、普選權到民主憲政，從一九八九年北京學生在天安門廣場安營紮寨、二○○六年台北紅衫軍包圍總統府，到戴耀廷教授等人仍在醞釀的佔領中環，當中潛藏着一條極度敏感的神經線。

冬天來了，左風呼嘯。讀着紅衫軍總指揮施明德寫的《常識》：「示弱，是強者的美德。只會咆哮的『強者』，絕不會是真正的強者。」想到連日來留守在政府總部的香港電視員工，令人感慨不已。

文 江關生

編輯 馮少榮

阿果訪問馬傑偉：扼殺電視，即係消滅香港

星期日生活   2013年10月27日

【明報專訊】這兩星期，心情持續欠佳。周中偶爾為王維基的金句稍稍振奮（猶如重溫《半澤直樹》），但其餘時間，細讀媒體消息，留意事態發展，始終開不了心。有一兩晚到了政總，聽着香港電視員工真情分享，情緒激動，悲憤依然。

馬傑偉這星期也有去政總，而且不止一晚。一年前的反國教風波，他靜坐公民廣場一角，絕食明志；一年後，他重回舊地，心情複雜，憤怒中帶點悲涼。

身為《明報》世紀版專欄《人文館》的長期讀者，我明白馬教授的心情。最近一年，他的專欄，愈寫愈灰——年初說自己對世事逐漸「麻木不仁」：「不想打開電郵、不想看新聞；下班駕車回家，不想打開收音機聽《自由風》」；年中坦言自己寫評論的quota用盡了，開始「努力學習在香港作一事不關己的外人。不勞心、不勞氣。躲在自己的小世界內」。到這個星期，面對發牌風波，他先是怒火中燒，痛斥「這個行會太傲慢」，字裏行間，盡是感嘆（號）；後是由怒轉哀，慨嘆自己「在香港出生、成長、讀書、工作幾十年，從來沒有如此深切的悲情」。我跟馬傑偉並不相識，但他那份既悲又憤的心情，作為讀者，實在隔着油墨也摸得到。

訪問當日，我們相約在中大的一家café見面。坐下不久，我們調換座位，原因是他眼睛有點毛病，不能被陽光長期直射。換了位置，他背着陽光，顯得有點深沉。呷了一口咖啡，他開口說了第一句話：

「其實我真係好唔開心。」

香港命根接近枯死

馬傑偉，中大教授，研究流行文化和身分認同多年。學者好友對他的形容是：「過去十年，拒絕變灰」（梁款）、「不知道那麼多精力從何而來」（呂大樂）；幾年前，他說自己「外貌如浪人，活力十足，行為如小伙子」（見《後九七香港認同》）。見面當日，我依字對認，卻發現眼前的馬傑偉，不似活力充沛的小伙子，反而像個飽歷滄桑的中年怒漢。

「我有一種很強烈的感覺……這次發牌事件，是扼殺創意；嚴重一點說，是扼殺香港。」我記得在九十年代初，當電視走向下坡，不同學者走出來爭着說「電視已死」的時候，馬傑偉獨排眾議，堅持「電視不死」。但這一次他卻說，快要死的，不止電視，還有香港和香港文化：「這些以前都是香港人的命根，香港人的身分、說話的方式，即是寸寸槓，但有時做事認真，有少少滑頭，但關鍵時刻又會挺身而出……都是從電視劇裏出來的。當然我不是說王維基一定會成功，但這條香港的命根接近枯死，現在難得有少少希望、少少生氣，都要揑住，咁你咪覺得好upset囉。」

馬傑偉形容，那是一種窒息的感覺，好像我們認識的香港，已經不再存在：「我們珍惜香港的制度，究竟還在不在呢？講到制度，首要當然是學校，像去年的國民教育，就是在教育制度裏面履行一種政治任務。另一個戰場在媒體，新聞當然最直接，但按照大陸那套，劇集也是很強的意識工具。」在這個部分，一國兩制似乎（即將）守不住：「（我們）不是要拍電視劇來作反，只是香港的制度，可以令創作沒那麼多指令、框框，有活力，可以將創作無限制地跳出來……這些範疇都要妥協，順應大陸那套，咁……香港就會無咗囉。」

電視劇真的有那麼重要的地位嗎？我是電視迷，也很少這樣想。「電視劇不是太high sounding、太高調，卻是普及文化的搖籃，（孕育）音樂、電影、創作人才，也是明星鍛煉的場所。現在香港無明星，也因為失去了這地方。你不停拍膠劇，咪膠晒囉！還怎樣尋找star呢？」

聽着馬傑偉的感言，我不停點頭。不過，無綫劇集千篇一律，脫離民情，似乎也不是這一兩年的事。這次王維基不獲發牌，是扼殺電視嗎？我覺得更似是把能夠搶救垂危電視工業的最後一顆靈丹妙藥，拋向萬丈深淵。「沒錯，這也是心情複雜的原因。我屋企有裝有線，間中都會睇。𠵱家（政府）發咗個牌畀有線，我真係好驚新的免費電視就是將（有線的）第1、12和13台加埋一齊，大佬！然後now就係100台囉！咁真係好唔老嚟喎大佬！」根據早兩天電盈公布的免費電視未來大計，這個「好唔老嚟」的猜想，似乎很有機會發生。

「但王維基唔同喎！我看《鏗鏘集》訪問《警界線》的導演，他真的講到以前我做研究、訪問幕後，好似戚其義講嗰種嘢喎！當然，我們可能一廂情願，將一些已經逝去的東西投射在王維基身上，以為他可以帶我們返去普及文化好有活力嘅時代，但係……你畀我投射吓都好吖，大佬！」馬傑偉又說，早幾天他讀到《主場新聞》一篇文章，作者是影視系畢業生，做過亞視編導，後來被炒，被迫轉行，之後每見後輩想讀影視，都以「打死都唔好！」勸阻。「咁你話係咪好悲涼吖大佬？現在王維基的公司都係有少少人情味、少少對創作的尊重、少少希望，咁啫！（停頓半秒）都唔得喎！你話係咪灰吖？我們不是要點點點，只是想要一個比較正常的影視生態，很小的要求罷了。」

電視研究者：十年無認真睇劇

這兩星期，發牌風波持續發酵，全城關注，人人熱議。各大媒體的論者談起此事，大多率先自報身世，以「我已多少年沒看電視劇」為開場白（十年是最低消費）。馬傑偉以前做電視研究，嘗過走訪台前幕後，試過仔細解構文本，港產電視劇，當然看過不少。但這次訪問，他一見面，劈頭就說：「其實我已經十年無認真睇過香港的電視劇。」我確實有點意外。

「我記得九七年之後，開始覺得電視走下坡，嗰時我成日同自己講：『由佢死囉，無人睇囉！咁佢先會進取嘛！』然後繼續留意收視，咦，又跌唔得去邊喎！香港人工作忙，怕麻煩，電視就好似養金魚的水一樣，養住你。」當然你我心知，那是一潭死水。馬傑偉不再看港劇的原因，跟你我一樣：「無刺激嘛！對智力無挑戰嘛！它不再在社會文化的前沿，我點解要虛耗青春去研究？」

我們談了一小時，當中九成時間眉頭緊皺，烏雲密佈。談到香港的電視，馬傑偉耍手擰頭，講得最多的，是「好sad」、「大佬」，以及「火滾」。唯一眉飛色舞的一次，是提起美劇Breaking Bad的時候。「近期我個女download畀我睇，我一路煲緊，剛睇完Season 2，開始Season 3。」好看嗎？馬傑偉突然推銷員上身，眼神閃亮：「套劇講一個中學化學老師，伙拍舊學生，一齊做毒品。昨晚睇到邊呢？講到……」他開始介紹劇情，狀甚興奮，幾十秒後見我無甚反應，立即補充：「Breaking Bad真係好hit的，蕭若元都睇緊。佢無任何moral judgment，唔會走出來話吸毒唔好，甚至連個hero也是毒販，但觀眾一樣會get到。」

身分認同 恐兩走極端

那有何感想？「我真係好感慨㗎。人哋已經讀到研究院，你仍然留班讀初中，無進步，繼續係咁BBQ、係咁喺𨋢偷聽，係咁煮個麵。嘩，香港係咪真係咁呀？以前在華語世界，香港電視劇曾經雄霸，現在卻連大陸的都不如。」馬傑偉談美劇的雀躍神情，讓我想起王維基搞電視台的其中一項雄心壯志，就是要仿效美劇。

感慨，只因曾經深愛。馬傑偉早年解構《網中人》，分析《大時代》，研究電視與文化認同之間的關係。「要講香港人和香港文化，最師奶、最入屋、最普及的，就是電視劇。昨晚我有去政總，那裏的人都是生面口，他們真的覺得（電視發牌）是件家事。電視劇很市井地define香港人是什麼人，將香港人的『人』字，在日常生活、茶餘飯後的細節體現出來，講到香港人的獨特之處。許多電視劇都關心本土生活、本土議題，將香港發生的事呈現出來。但這幾年TVB的程式化太驚人，那部分就散咗囉！」馬傑偉愈講愈激動：「大膽去講，我們認識的香港人、我們有親切感、投入感的香港文化，都同電視劇息息相關。在七十年代，香港就係喺嗰度生出嚟。現在要揑死佢，你話係咪好火滾吖？直接啲講，即係要消滅香港。」

我只有廿幾歲，以後還要在這裏生活，「消滅香港」這四個大字，聽起來很恐怖。馬傑偉續說：「死的，是最核心的部分。先別理上街爭取的民主呀普選呀，就連香港文化、香港身分、香港為什麼叫香港、香港人的面貌、價值觀、特質、生活方式，都會消失，化咗。」化？即是會變成一個中國城市？

「大陸化只是其中一個可能。」馬傑偉猜想，大眾電視作為凝聚身分認同的平台，一旦失去活力，下一代就算仍有「香港人」，也可能會走向兩端：「一是activist，透過惡搞、快樂抗爭，從社會事件中凝聚身分，講『我係香港的青年人』。這樣出來的身分，比較激烈，比較pull-and-push。」反而，普及文化孕育出來的身分，比較健康。「有新的偶像，新的明星，大家都會proud自己係香港人。」

「當然社會裏總有一群人會堅持批評、抗爭，但無咗普及文化那部分（去造身分），抗爭那邊就會擴大囉。」至於另一端，則不再認同自己是香港人：「他們專注跨境娛樂，睇韓劇，追韓星咁。但裏面無本土議題嘛，最後就會散咗囉。」他沉默半晌，補上總結：「到時香港仍在，但就不再是我們心目中的香港。」

新媒體下的「新香港人」？

這一點，我有疑問。沒錯，如馬傑偉所言，許多年前，電視誤打誤撞，書寫香港故事，製造港人身分。但上述這些，都已過去。環顧四周，我和同代人少《東張西望》，多揭《100毛》；少看《六點半新聞》，多流連《主場新聞》。電視平台的地位日漸縮小，難道規模較小的新媒體不能群起取而代之，再塑香港身分？

對於這個猜想，他有保留：「老實說，電視劇對整體文化的影響在降低，全世界都係咁。但我們看事物也要均真一點。電視是好lazy、好convenient的媒體，你不用download，不用search，只要回到家，一坐下，就已經睇到。它的『入屋』、普及性、容易被接收的特點，都仍在。重要性會減弱，但又未至於會減弱到一個咁嘅地步。」

新的媒體形態出現，往往會令人浪漫化地覺得能夠取代舊有的。新式媒體搶眼，但始終有所局限，例如受眾分散、持續性不足，「在可見的將來，電視個餅依然會是最大。現在許多人唔睇（電視），純粹因為質素差。只要做得好，就始終會有重要性。就算是TVB，有話題都多人睇，例如《盛女愛作戰》。對於電視，雖然年輕人好似移民走咗，但當有生活感、有話題，又觸及到本土社會的節目出現，他們又會回來。」

我喜歡駁嘴。馬傑偉剛說，新式媒體影響力不足，大眾電視又再造不出「香港人」。我反而在想，當飲電視奶水長大的一代人淡出了，我們不就會有另一種方式去凝聚香港身分？馬教授點頭：「文化cycle一定係咁。一代人離開，我們那個七八十年代的香港就一定會離開，唔需要太過傷春悲秋。到時真係會有『新香港人』。『新香港人』未必指那些新移民，就算是香港土生土長的，社會條件改變了，（他們）覺得九七回歸是遙遠記憶，只看facebook的新聞，久唔久睇吓劇集，港產片又少睇……在這種環境長大，十年後廿年後，我無任何理由唔相信，會有一個新的香港。（苦笑）係咪先？只不過到時這個新的香港、新的香港故事，成分如何，就視乎我們現在的所作所為。」

「我們其實都有少少obsessed with the past。面對不可理喻的政策、熟悉事物一層一層的剝走，集體就想抓住過去。我自己都係，但會提醒自己清醒啲，要知道那個是mission impossible，八十年代已經過去咗。調返轉頭，要想的反而是，在新的香港、新的環境、新的政治、經濟、社會條件，我們怎樣可以找回一塊又一塊我們珍惜、想要的磚頭，一齊起番好佢？」難得語調有點希望，但他下一句卻是：「而家王維基正好係一塊咁嘅磚啫！」心情又往下沉。

懇請保住香港活力

話題轉到王維基，馬傑偉有以下分析：「從文化角度來說，王維基這個人，very Hong Kong。他是好老闆，尊重創作，有guts，有sound bite……根本就是香港人辦。你捽死佢，咪即係捽死我？佢係我心目中活靈活現的香港人喎！其實整件事也是一齣電視劇，表面講一個香港仔，但依然被人揑住頸。所以香港人先睇得咁投入，咁sad。那種複雜的情緒，我覺得真是一種集體抑鬱來的，唉。」

他嘆了一口氣，然後語重心長：「我奉勸那些建制派，唔該走出來，畀個希望香港人，這事在政治上並不凶險，能夠贏到香港人的心。如果你真係愛國、想中國好的話，更加應該保住香港這一種活力……唔好同我講（王維基）會作反嗰啲，單計要娛樂大家，娛樂得好啲、有品質啲。保住這個制度，可以令香港同大陸之間的創作交流，無論是合拍片、影視製作，更加多元化，對大家都好。」事實上，內地剛開始拍劇的時候，模仿的對象就是香港電視劇。這個「香港好、中國好」的董伯伯式說法，也有道理。

事情會怎樣發展？「我都希望有轉機。司法覆核又係死得，拖拖拖。再worse的是，我們繼續心悒，梁振英就繼續拖。大家都好現實的，唔會咁荒謬為『我要睇電視』，同你瞓一個月街，最後又不了了之。但社會後果呢，就是人人心入面都有根刺。」你呢？「好悲觀，哀莫大於心死，但你又要喺度。你會繼續睇TVB架嘛，將來now、有線hea住做嘻嘻哈哈的節目，end up香港就係咁，大家夜晚返去就係睇呢啲嘢，你話係咪……so sad！」

我沒有答話，只是從偌大的玻璃窗望出去。原來太陽早已下山，外面剩下一片晦暗。風起了，天黑了。

答

馬傑偉，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早年任職無綫，其後在學院研究電視文化、身分認同多年，著作《電視與文化認同》分析《網中人》，解構《大時代》，一直為各大院校普及文化學科指定讀物。十年無睇港產電視劇（《天與地》除外），最近迷上女兒推介的美劇Breaking Bad，「十幾年都無試過咁」。近日心情總結：So……sad!

問

阿果，畢業於香港大學，主修傳媒及文化研究。喜歡香港流行文化，與電視交往多年，因此揭爛家中的《電視與文化認同》，深宵重溫阿燦豪賭啃包、丁蟹扔子落樓，甚至撐大雙眼，收看《巨輪》。近日心情總結：你真係唔好激嬲我囉！

文 阿果

圖 劉焌陶

編輯 方曉盈

李怡 - 事事向北望，香港永無真民主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3年10月26日

梁振英主導電視發牌事件，導致12萬人上街。三天後，他去北京可說是一次「神秘之旅」。在與北京市委書記郭金龍會面時，他突然離開香港與北京互補優勢的話題，大讚國家主席習近平兩周前在峇里的發言，說主席獲在場人士起立鼓掌，令他感到榮幸及驕傲。然後在向傳媒高度保密之下，他會見人大委員長張德江和港澳辦主任王光亞，會見時間特長，其後梁振英說他是向領導人介紹香港全面的、各個方面的最新情況。

甚麼是香港最新情況呢？每天傳媒鋪天蓋地報道的都是免費電視發牌所引起的席捲全港的風暴。但梁振英居然說：「電視發牌的問題，完全是特區政府自治範圍內的事，因此和張德江委員長和港澳辦會面當中都沒有談到。」

誰會相信「大話精」這個謊言？介紹香港各方面情況，居然沒有介紹這個最新又最掀動人心的情況，莫非梁振英和中共都認為12萬人上街和包圍政總只是小事一樁？為甚麼會見要高度保密？唯一的解釋就是中共既要與梁詳談此事，又要表示對此事置身事外。難道中共過去對香港自治範圍內的事不是不斷「關心」嗎？因此，「都沒有談到」是刻意迴避的謊言。實際上，電視風暴應是梁振英與中央談話的「重中之重」。

刻意迴避，是因為不發牌給王維基是中央的意思，梁振英改變過去已定政策，改變遊戲規則，不理三司司長和多數行會成員的反對，與民意為敵，就是要執行中央旨意。但他顯然低估了社會對電視發牌事件的反彈。現在他已到了沒有盟友、沒有朋友、社會沒有任何界別支持的境況了。他與中央高層的討論，就是要如何在固執原意之下去拆彈。

梁振英上京時，確實有點擔心他的烏紗帽，因此無來由地大讚習近平。而香港傳媒所反映的民意，則希望中央懲罰梁振英，或責備他沒有處理好此事，當然最好把他撤職。

回歸以來，歷任特首都忘記《基本法》對香港高度自治的規定，眼睛一味向北望。香港市民也習慣了殖民地時代對宗主國的順從，既不知道宗主國已從一個民主國家換成極權國家，也沒有做好高度自治必須建立在人民自主意識基礎上的準備，因此眼睛也還是向北望。你真的以為董建華的下台是因為03年50萬人上街嗎？50萬人上街是導致23條立法的擱置，但不是導致董的下台。董下台是因為他想在04年的施政報告中啟動政改諮詢，但被中央叫停，而他在施政報告中把中央叫停這件事如實說出，犯了大忌。

無論是菲律賓人質事件，還是我們對梁振英的越來越增加的憤怒，香港人大都希望中央介入。如果中央真的關心人質事件的受難者，把香港人的尊嚴放在中菲關係的議題之上，會讓事件拖三年之久嗎？現在馬尼拉市有了一些回應，梁振英即忙不迭地表示這是中央支持的結果。事實上若不是有立法會議員和輿論提出制裁菲律賓的措施，中央和菲律賓豈會有反應？因此，是香港人當中的自主意識主導了事件的發展，而不是中央改變態度。

民調顯示，梁振英民望淨值跌至負31%的新低，多數香港人要他下台，但輿論多把下台的希望寄放在中央身上，總希望中央看出他不得人心，中央要他下台。但我們忘了，去年中央是如何不顧香港民意，動員所有可以開動的機器，硬要支持唐英年的選委改投梁振英的。我們能設想極權橫蠻的中共會忽然轉性聽取香港民意嗎？

民主不能靠恩賜，同樣，自主意識也必須排除恩賜意識才能存在與活躍。如果在菲律賓人質事件發生後，香港人不去幻想中央打救，而是一開始就對菲律賓採取經濟制裁措施，相信事情也像台灣漁民事件那樣，很快解決。現在儘管遲了，但制裁措施還是會有效的。可惜許多政商界和輿論界還是遲遲疑疑地向北望，菲方稍有回應就感謝中央不迭。錯失了喚起全港自主意識的機會。

梁振英在京港洽談會上將香港比喻為其他國家到大陸經商的「轉插器」，其實他自己才是中央為香港所設的轉插器。他兩邊被插，卻自我感覺良好，這是最讓港人氣憤的。我們毋須寄望中央換一個轉插器。我們能否提高自主意識，不要轉插器，或回歸以法律即《基本法》作轉插器，真正實現高度自治呢？

梁振英事事面北叩首而拜，我們可以不理這個中央的奴才轉插器；但我們自己至少不要事事向北望，祈求中央打救。示威，遊行，佔中，抗爭，不是要極權的中共關顧香港民情，而是要表達和提升我們的自主性。沒有自主意識，香港永遠不會有真民主。

馬傑偉 - 悲情香港

明報   2013年10月24日

不少年來，都有悲情城市之說；台灣有之，香港追隨。現在回看，以前只不過是文藝自憐的况味。今天，2013年，反國教之後，又有香港電視的悲情。才不過一年，又上街了，朋友在台上落淚了，群眾真的憤怒了，而不少港人都累透了。我留意自己的情緒如何變壞。這不是私人的抑鬱症，而是群眾一次又一次的失望，不再說集體回憶了吧，我們面對的是集體的憤怒、失落、悲哀、認命，甚至抑鬱。

我看到「港視」總導演流淚了，在《鏗鏘集》記者面前哽咽了。他，努力創作，脫離了TVB工業生產的非人模式，在「港視」的鼓勵下，重新享受創作的熱誠。他的團隊，企圖延續港式電視劇的活力與輝煌，無奈被一棍打死。正如「港視」員工所指，有創意有幹勁的創作人，都有如被握緊喉嚨，趕入窮巷，無法舒展創作生涯。

在香港出生、成長、讀書、工作幾十年，從來沒有如此深切的悲情；今天香港面目全非，連不理政治、只想看電視的市民，也上街遊行。星期日，黑衣日，萬計市民抗議，行會還是顧左右而言他。我憤怒、荒唐——為什麼？！為什麼？！港人為了看電視劇，被逼上梁山。在金鐘對開、門常開的空地上，港人高呼，「我要睇電視！」這口號聽在耳裏，無端湧起一陣悲涼！這是怎樣的世代，連睇港劇都要上街爭取！

背後有否政治原因（例如習總說不），我們不必深究，追問也不會有結果。行會無情，選出違反民意的方案，這一切的一切，解釋與不解釋，都把港人推向情緒爆發的邊緣。

明報社評 - 橫柴入灶引發強烈反彈 發牌爭議變成個人戰爭

2013年10月23日

【明報專訊】行政會議增發免費電視牌照的決定，昨日特首梁振英發表長篇說法，而香港電視網絡主席王維基高調反擊，從兩人講話內容看來，梁振英的說法並未稍減對發牌結果的質疑，王維基披露的一些具體情况，則強化了發牌決定不公平不公正的印象。事已至此，除非梁振英政府能夠拿出使人信服的理據，證明香港電視（下稱港視）在申請評比落後，理應被踢出局，否則梁振英政府應該及早匡正錯誤，使政府和行政會議的聲譽不致再遭損害，事態也毋須因為對簿公堂而使香港付出巨大社會成本。

王維基炮轟梁振英
法律大、政策大，抑或特首最大？

梁振英昨日在行政會議之前，就發牌事件發表約23分鐘講話，不過，他只是重申政府一貫說法：增發兩個牌照已經增加了競爭，行會的決定參考了各種因素，符合程序公義，絕對沒有政治考慮，而基於行會保密原則和涉及申請者的商業機密，政府不能偏離一貫做法，云云。聽過梁振英這番表述，市民卻仍然如丈八金剛，摸不着頭腦，因為說法並非理據，只有事實才會提供答案和有說服力，梁振英顯然未能做到這一點。

王維基一反低調取態，高調地回應梁振英的說法，直指梁對事態火上加油，又透露港視已經決定申請司法覆核。王維基反駁梁振英的說法甚為具體，例如梁振英表示發牌不會「來者不拒」，王維基則指1998年的開放廣播市場政策，本來就是「發牌並無限制」，只需申請者符合資格、政策等要求，王認為梁振英改變了政策，卻又未諮詢公衆；另外，王維基透露今年5月接獲政府信件，始知改變政策，不會發3個牌照，但是政府又不准港視修改申請書的內容。另外，王維基再清晰地說，當局就發牌所做的4份顧問報告，港視從未排名第3。

王維基昨日提供的資料，由於沒文件佐證，無法證明是否真確，或是從政府的角度，會有另一番解讀，不過，單就梁振英和王維基先後發言的內容，在市民接收層面，王維基提供的情况，客觀上起碼使梁振英政府的說法更不可信。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王維基的反擊，基本上把特首梁振英與政府區分出來，矛頭直指梁振英。例如王維基說，政府若要改變發牌政策，是否應該先諮詢？並進一步質問「現在香港到底是法律大、政策大，抑或特首最大？」另外，王維基還質問是「政治決定、來者不拒抑或個人篩選」，又說「不是一個人鍾意點玩就點玩，如今的做法不合法律，傷害香港最重視的法治精神」，這些說話都針對梁振英而發。王維基這樣的生意人，不可能不知道與政府保持良好關係的重要，現在他不留情面地公開指摘梁振英，宛如把事態視作他與梁振英個人之間的戰爭，情况與社會一貫熟悉的官商倫理和互動，有根本不同。然則王維基為何「去到咁盡」，會起到什麼效果？對事態會產生怎樣的影響？都值得關注。

這次發牌事件折射出來的問題，已經溢出哪一個機構獲牌照範疇，因為觸及了政府角色與自由市場規律的原則問題。王維基質疑政府改變政策，究竟誰說了算，是其一；另外，梁振英政府聲稱增發牌照，要顧及免費電視市場的健康和有序發展，云云。港人熟悉的政府只是提供基建，打造一個公平的營商環境，讓各方參與者依法競爭，優勝劣敗，由市場規律決定；但是今次發牌，政府運用公權力決定參與者的生死，汰強留弱，被認為持續能力最弱的亞視得到保護，條件佔優、主事人最積極、也已實際投入製作的港視，卻被踢出局。

事態的乖謬之處，不單使人懷疑港視遭到不公平不公正對待，更使人驚覺自由市場的核心價值是否遭到衝擊，營商環境是否有本質性轉變，香港究竟是法治還是人治等，都從發牌的結果和操作折射出來。這些疑問，或許是許多平日不理會政治的人，都挺身而出表達不滿的原因；事件發生短短5日，並無特定團體號召，而周日上街遊行人數之多，參加政府總部集會人群之衆，確切反映公民社會感到危機，市民群起自救。從這個角度理解王維基悖乎常理地針對梁振英，會看到不同景象，折射出不少人的憂疑。

若政府未能駁倒王維基
應及早採措施解決事件

按王維基的描述，梁振英處理今次發牌，操作上大有橫柴入灶（即是「夾硬嚟」）之嫌，這種乖離常理、常規的做法，放諸崇奉自由的香港社會，不可能服衆，更遑論得到市民認同和接受。事實上，事件演變至今，除了連建制陣營也敦促政府交代發牌理據，號稱集體負責的行政會議，成員為政府辯護者寥寥無幾，個別成員即使面對傳媒，也只是敷衍幾句，最值得注意者是百官之首的政務司長林鄭月娥在這個議題上隱形，周日，大批市民湧上街頭表態之前，她只在電台節目談個人的成長和心路歷程，更推介大家聽聽《沉默是金》這首老歌。林鄭月娥這些身體語言，是否表達對時局的態度，只有她自己才知道，但是以其權位，卻對發牌事件引發的軒然大波，置身事外，無論從哪個角度檢視，都不正常、不合理。此外，行會召集人林煥光所謂「行會成員只是顧問身分，最終決策由特首作出」的說法，也被解讀為與梁振英適度切割，不肯為發牌結果背書。

梁振英在發牌事件有陷入衆叛親離之勢，他必須及早處理，一來自救，另方面也不要繼續拖累政府。按目前已披露資料和情况，除非梁振英政府拿出可信證據，使市民知道港視真的不值得獲得牌照（其實這是最簡單、直接的做法），否則就不應該以保密原則為藉口，拒絕交代。只要政府拿出資料「擊倒」王維基，則整個議題就會成為過去，王維基即使堅持申請司法覆核，也會成為笑話。若梁振英政府無法回應王維基的質疑，則應該採取補救措施，解決事件，使香港社會毋須繼續在此事上折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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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德明 - 「抓」的恐怖

中華正聲    am730   2013年10月23日

十月十六日，中共紀律委員會書記王岐山說：「深入推進反腐敗鬥爭，要抓早抓小，對存在的問題早發現，早處置，防止小錯釀大禍。」這三十三字現代漢語，等於中文十四個字：「肅清貪污，必須杜漸防微，免釀大禍。」「抓早抓小」和「杜漸防微」，是截然不同的兩種語言。

中共以「抓」治天下。抓「地主」、抓「反革命分子」、抓「資本家」、抓「階級敵人」、抓「尋釁滋事者」以至「抓早抓小」，甚麼都要殺氣騰騰的「抓」。查他們的《現代漢語詞典》，「抓」一可解作「捉拿」，二可解作「加強領導，特別著重(某方面)」。那第二個解釋，是中共賦與「抓」的新義；中文的「抓」字，從來沒有這個意思。

《史記》卷二帝堯見洪水為患，「用(大禹父親)鯀治水，九年而水不息」，鯀終於因治水無功，遭處死。中國人不會說「帝堯用鯀抓洪水」。

《漢書》卷七十四掌相丙吉有一次出行，見多人毆鬥，有死有傷，並不過問；見到有人趕牛，牛在春風之中竟然喘著粗氣，即上前問緣故。左右認為他輕重倒置，丙吉解釋說，庶民毆鬥，應由地方官負責；宰相則負責調和陰陽，牛喘恐怕是陰陽失調之兆：「宰相不親小事。三公(宰相)典(掌管)調和陰陽，職所當憂，是以問之。」中國人不會說「宰相不抓小事，而抓調和陰陽。」

《資治通鑑》卷七十蜀漢主簿楊顒勸諸葛亮不要事事親力親為，宜多與人分勞：「請為明公以作家(治家之道)譬之：今有人，使奴執耕稼，婢典炊釁，雞主司晨，犬主吠盜，私業無曠(家事沒有荒廢)，所求皆是。」中國人不會說「使奴抓耕種，婢抓煮飯，雞抓報曉，犬抓防盜」。

但現代漢語人甚麼都「抓」。今年四月，香港《開放雜誌》有《等待突發事件降臨》一文說：「中共總理李克強繼續溫家寶的行政管理路線，主抓經濟。」五月二十四日，臺灣中國廣播公司董事長趙少康發表文章說：「馬英九總統只要訂好目標，抓好政策，用對了人，怎麼會做不好？」七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黨校教授張希賢說：「必須把抓好政治方向、政治紀律、政治立場等作為第一位的工作來抓。」他們不會說「李克強繼續溫家寶政策，側重經濟」，也不會說「只要目標、政策制定得宜，用人得當，怎會做不好」，更不會說「端正政治的方向、紀律、立場，是首要任務。」中文已經給現代漢語人「抓」去槍斃。

吳志森 - 王維基可憐之處

香港蘋果日報   2013年10月23日

香港人仍無法擺脫小農基因，仍然幻想過「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於我何有哉！」的生活，遠離政治，就是最理想的生存境界。由香港電視的老闆王維基，到監製導演，到職員、藝員，連造夢都將「我唔識政治」、「我唔搞政治」、「我不是政治人」掛在口邊，我對小農DNA的調侃，深信不疑。

「香港人太痛苦，我希望製作高質素的娛樂節目，令他們快樂一些，使這個社會更和諧更穩定」，王維基無論在公開論壇，或私下飯局，都說過同一番說詞。這一兩年來，我在不同場合，相同的內容，已經聽過不只一次，對着香港和內地的權貴，相信王維基會有更深層、更長篇的演繹。我無法猜度，王維基是否真正相信這一套，又或只用這個辦法來對操控牌照生殺的權貴交心，從而令他們放心。但我知道的是，王維基雖然不是政治人，但他深明在這個時代的政治生存之道：要好好做生意，穩定賺大錢，就是要擺出一副溫順的姿態，絕對不能反政府，要交心，要使當權者相信：我真的是不懂政治。

這就正正是整個發牌事件的荒謬，以及王維基可憐的地方。對當權者而言，尤其對共產黨的當權者而言，「不搞政治」、「不懂政治」是遠遠不夠的。電視是甚麼？是意識形態國家機器，負責替黨和國家宣傳，是維護和穩定政權的兩支桿子之一，這套要求在中國大陸行了幾十年，現在更要拿到香港來。

給你掌管電視台，就是要求你懂政治，懂黨和國家的大政治，在關鍵時刻，更要你發揮關鍵作用。王維基口口聲聲說只要娛樂不搞政治，說明你還弄不懂電視台是甚麼性質？在整個政治體系中扮演甚麼角色？在共產黨眼中，電視作為宣傳機器，香港和內地沒有本質上的分別。

為甚麼王維基交心了，還不能令權貴們放心？不少人歸咎他「大口」，做亞視短命CEO期間，衝口而出說了不做中央十台，不做文匯、大公這些出格的說話，黨官們觀人於微，動輒上綱上線，這可能是原因之一，但並非關鍵。最重要的是，交一個電視台這麼重要的宣傳機器給你賺大錢，要問，能否確保你受到絕對控制？

有人說王維基像「甩繩馬騮」，反叛不羈，經常不按牌理出牌，第一桶金就是這樣賺回來的，因此令人不放心。這個說法或許有其道理，但稍嫌淺薄。當權者認為你可靠，就要對你有絕對控制權，例如掌握你的醜聞或犯罪證據，放出來會令你身敗名裂甚至監禁坐牢，又或控制你的經濟命脈，稍不聽話就傾家蕩產；又例如至親在我的手裏，你只能乖乖聽命唯我所用……簡單地說，就是要把你牢牢控制，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會，也不能「起飛腳」。

王維基說「死得不明不白」，其實他對自己的死因心知肚明，但他不相信香港沉淪得這麼快，不相信香港的遊戲規則已徹底改變，不相信香港已經變成一個陌生的城市，他是不甘心而已。香港人，你們甘心嗎？ 

李怡 - 不能說的理由必是政治理由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3年10月23日

王維基在記者會上評論事件是否涉及政治因素時說：「若政治是指同中央政府有關，就我所知，唔係一件咁嘅事。」這是他同梁振英在電視發牌問題上唯一相同的看法，但亦是最沒有說服力的看法。

昨天，梁振英面對傳媒時不斷強調，政府在決定發出新免費電視牌照的過程中，有全盤考慮，但沒有政治考慮，「王維基先生不是政治人，無政治立場」。

如果沒有政治考慮，那麼有甚麼考慮是見不得人的呢？行政會議要為申請牌照者保密，是保甚麼密？三家都是上市公司，財務狀況都是公開的，申請免費電視牌照的計劃亦已刊憲，誠如王維基所說：「睇唔到有乜嘢資料不能外洩」。

回歸以來，給香港人的經驗是：凡是不能公開的理由，幾乎必定是政治理由；凡是政府矢口否認的事，幾乎一定就是事實。

王維基不是政治人，過去甚而有人認為他是梁粉，早前他曾告《信報》誹謗，針對的是反梁的游清源。他在籌備電視中，放棄設新聞台，避免敏感。然而他本人是否反梁或反共的政治人，是一回事；中共是否放心讓他去設一個免費電視台，則是另一回事。兩件事並無關連。

兩年前，廣管局已向行政會議遞交發3個免費電視牌照的建議，去年2月王維基獲政府發放將軍澳工業邨的一塊地皮，用作興建電視製作中心。為甚麼發牌之事拖這麼久？為甚麼曾蔭權無法完成發牌？能夠想出來的理由就是中共反對。為甚麼反對？因為不管是親共還是反共的人士經營，只要不是全由中共掌控的官方媒體，就是「多個香爐多個鬼」，在仍有新聞自由而且又存在競爭的情況下，任何獨立媒體的存在對專權政治都是威脅。如果經營媒體的人還有其他生意，尤其有在大陸投資的大生意，那麼中共還較能與這人作利益交換；但如果是沒有其他生意的單純媒體經營者，中共就難以操控了。

這應該是曾蔭權政府遲遲不發牌給免費電視的原因，也是梁振英執行中共意旨而獨斷獨行的原因。

發牌風波已造成政府執政團隊嚴重分裂。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出席公開活動兩度迴避有關問題。立法會主席曾鈺成形容周日遊行和集會「場面墟冚」；對政府而言，「我只能講，『三個字』：不能漠視。」（繼續取笑傳將獲委任新聞統籌專員的馮煒光）他認為申請牌照的當事人、社會大眾、立法會各黨派都不滿政府解釋，故政府應再解釋拒發牌給港視原因。行政會議召集人林煥光表示行會討論最後由特首「拍板」決定，與特首劃清界線。建制派至今未見任何人公開挺行會的發牌決定，大部份緘默，少數人認為政府應披露更多港視不獲發牌的原因。

梁振英上台後，不斷推展不同群體參與示威遊行，推國教把平時不顧政事的中學生和家長動員了起來，現在又煽起大批看電視師奶的情緒，連曾是超級梁粉的演藝界人士也加入了反對行列。行騙長官自己選擇及委任的高官和行會成員都不支持他。在眾叛親離之下，實在使人懷疑他還能夠如何施政。

電視播放林煥光及一些建制派的談話，都清清楚楚是他們自己對着鏡頭發聲，梁振英卻說，「好多這些報道是不盡不實的」，強調特首雖有權不聽行會成員意見，但這情況「過去從來未發生過」。不過，「過去從來未發生過」，是否包括今次發牌事宜，他沒有說明。從高官和行會成員這星期的反應來看，反對梁振英決定的應不是行會成員的少數。

對於王維基表示，有政府官員曾對他說，只要提出申請就會獲發牌，梁振英強調，不可能有官員會作出如此的承諾。政府官員從來說話都不可能斬釘截鐵的，但向王維基批出土地建電視城，難道還不算是以實際行動作承諾嗎？

梁振英在與習近平會見時，拿着一本筆記本和一支筆在恭恭謹謹地低頭猛記；在立法會答問大會，他形容在印尼：「主席走在前面，我走在他後面，他轉過頭來，他問我，主動問我。他說：『昨天與菲律賓總統談得怎樣？』我向主席報告說，我說有少少進展，因為雙方同意互派官員繼續談……」這本來是只需用一句話交代的事，卻如蒙恩寵的說了一堆，足顯是一個臨下驕而事上諂的小人。中共有人說一句話，不就是拒向港視發牌的政治了嗎？

明報社評 - 用理據說服市民，真的那麼困難？

2013年10月22日

【明報專訊】增發免費電視牌照風波，愈演愈烈，根結在政府就香港電視（下稱港視）落選，未能提出使市民信服的理據，證明政府處事公平公正。事態的處理，本來可以很簡單，政府偏偏以種種托詞藉口，拒絕解釋，這種取態，使人認定箇中有不可告人之處。從周日遊行和政府總部的集會場面，顯示發牌結果和政府的蠻不講理，已經激發極大民憤，特首梁振英不應該繼續迴避，要回應社會的廣泛訴求，開誠布公地交代，避免事態演變至管治危機進一步深化，危及香港整體穩定。

主流民意不滿發牌
建制派也要求交代

周日，大批市民遊行、參加集會，人數之多，場面之「墟冚」，熟知港情和遊行文化的人，都知道「大件事」，一場龐大社會運動的能量，已經迸發出來；另外，據本報委託港大民意研究計劃所做調查，由政府宣布發牌翌日，即上周三至周五訪問了532人，結果顯示七成人反對只增發兩個牌照，另外，受訪者亦有七成不滿未發牌給港視。市民的主流取態十分清楚。

市民遊行集會之後，除了立法會泛民議員尋求以權力及特權法調查此事，建制派人物，例如立法會主席曾鈺成、民建聯的李慧琼等都要求政府交代，工聯會則要求政府交代非保密性文件等。其實，事件發生已一周，人們注意到建制陣營各方人士，鮮有出面替政府護航，建制派與政府保持距離的取態，較為少見，顯示政府陷入孤立無援境地，必須認真嚴肅處理，否則政局會動盪不安，政府更難實施有效管治。

政府以涉及行會保密原則和申請機構的商業機密為由，拒絕交代，不過，已經有多名官員（包括具行會成員身分的主要官員），前任行政局、行會成員等，都指出所謂行會保密，是在政策醞釀和討論之時，不能向外披露，而在下決定之後，行會須集體負責，成員有責任協助解釋政策，交代理據，但是不能透露成員之間的討論內容。特別是增發免費電視牌照這類事項，一方面涉及重大公衆利益，一方面關乎公平公正原則，政府更應該交代清楚，以免引發諸多聯想和揣測。

至於所謂有司法覆核和涉及商業機密，其實，行政會議決策之時，必然顧及會否有持份者提出司法覆核，一般而言，行會原則上有信心應對這類挑戰，才會下決定，因為這才是負責任做法。若行會在增發免費電視牌一事上害怕打官司，這是從側面反映行會的決定有問題。另外，港視要求政府交代，則起碼公開其申請相關資料，港視理應不會反對。所以，從保密原則以至涉及商業機密，都只是政府的藉口，並不使人信服。

這次發牌事件，政府必須在兩個問題上交代清楚：

（1）政府會發出3個牌照，一直是申請者以至公衆的理解，此所以2011年7月廣管局（後改名通訊局）向行會建議發出3個牌照；此後行會共6次討論和觸及發牌事宜，到2012年12月，政府的內部文件還顯示，政府在通訊局和3名司長支持下，完成審視申述工作，並在3名司長授權下，再向行會提交發牌文件，3名司長認同發牌給3個申請者。所以，按已披露的文件顯示，政府一直以發3個牌照為工作目標，現在變成「3揀2」，政府何時改變了政策，有必要交代。

（2）若說發牌數目改為「3揀2」，則為何香港電視落選，它在哪些方面不及其他兩個申請者（即是奇妙電視和香港電視娛樂），其實政府不難交代。因為政府在不同時段委託顧問公司做了4個評估，據已披露的其中一個報告，一些評估基準有數據支持，只要全面公開這些報告，哪一個申請者更優勝，一目了然，根本毋須政府多費唇舌。

上周二公布發牌結果之後，政府一直強調公平公正處理，但是從發牌數量，目前看不到政府改變政策的依據；另外，根據傳媒獲得的其中一份顧問報告，港視與港娛比較，港視較優勝。還有是在壓力測試中，亞視的可持續程度最低，若按顧問公司評估5家免費電視不可能並存，則應該淘汰的不應該是港視。所以，政府說發牌結果公平公正，符合公義，從已知的資料卻非如此。政府應該知道，公義並非自吹自擂得之，公義不單要讓人知道，還要使人看到。以今次發牌事件的情况，看不到政府已經踐行公義。

與其執拗搞小動作
不如坦誠面對公衆

這幾天，政府面對大量負面不利情况，並不以釜底抽薪做法尋求解決，反而搞一些小動作，意圖含混過關。例如傳媒爆出3名司長認同發出3個牌照的文件，當局只是執拗並非行政會議文件，不過，律政司長袁國強證實行會討論過有關文件，可見當局這種「行會討論的並非行會文件」的說法，只是捉字蝨，明顯在詭辯，意圖轉移3司認同發出3個牌照的事實而已。另外，政府不公開交代，卻以所謂「政府消息人士」、「政府權威消息人士」等向一些傳媒「放料」，為政府護航，但是內容貧乏，沒有說服力。

政府在發牌事件，已經陷身十分被動景况，雪球有可能愈滾愈大。事件由政府一手造成，解鈴還須繫鈴人，梁振英經常把開誠布公掛在嘴邊，他會同行政會議的決定若坦蕩蕩，則事無不可對人言，梁振英就應該向公衆全面交代整件事，而非藏頭露尾地躲在所謂保密原則、程序正義後面，損害政府和行政會議的公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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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傑偉 - 這個行會太傲慢

明報   2013年10月21日

誇張講句，沒有港式電視劇，就沒有今天我們所珍惜的香港。七十年代的電視，是香港普及文化之母。公仔箱變出Cantopop，為電影業訓練人才。香港人那套特殊的思考方式、言談舉止，與港劇息息相關。

九七後港劇一落千丈。本來王維基帶來新刺激，怎料未上場已被槍斃！老實講，HKTV的新劇，也不是新到哪裏去，只是正常的工業、用腦的創作，期望給港人一點正常的家居娛樂，都因為這個不知所謂的行會決定，被否定了。

客觀效果是，普羅市民每晚下班回家，浸淫在TVB膠劇的弱智娛樂。香港青年人，有志投身影視創作，卻苦無出路。新一代電視迷，若還肯看本地電視的話，就慢慢變成創意呆鈍、沒什麼要求的慣性觀眾。每晚喝這種雞汁奶水，肯定移風易俗，斷送香港普及文化。如此扼殺香港，呢個行會實在太暴力、大傲慢！在黑箱之內，研究你們說過什麼、討論過什麼，你憑什麼一口咬定香港電視不合資格？！一句保密，就閉門決定這個有關香港公共利益的政策，濫用公權，暴力對付港人的意願，怎不教人憤怒難明！

那天我駕車聽電台phone in，聽到官員那句：「我哋已考慮了『一籃子』……」已是怒火中燒，馬上關機，不想勞氣。過了五分鐘，情緒平復過來，又心思思扭開電台卻迎面而來一句：「港人應該互諒互讓……」更是無名火起三千丈。你以野蠻暴力，一棍打死香港電視，不作交代、不作解釋，然後叫港人互諒互讓！你這個政府不已化作斯文敗類，口口聲聲說和平理性，實際上是行使改治暴力；政改先不說，明刀明槍的政治，今次只想睇電視，你們卻把港人卑微的希望都摔死！

家明雜感：《情迷藍茉莉》萬事皆有循環

星期日生活   2013年10月20日

【明報專訊】有點意想不到，活地亞倫的《情迷藍茉莉》（Blue Jasmine）原來這麼嚴肅，尤其在前面兩部歐洲電影之後，以為這位影壇老寶會一直鬧着玩呢。

但嚴肅又不算沉重，《情迷午夜巴黎》及《情迷羅馬》無傷大雅，《藍茉莉》厲害在莊諧並重，拿揑得剛好分寸。要寫好Jasmine（Cate Blanchett）這個落難富婆已難了，她有《慾望號街車》Blanche DuBois的影子，家道中落但愛面子，終日緬懷過去，酗酒、自言自語並精神恍惚。Jasmine更甚是大話連篇，面對不了大起大落，活在自己的想像世界。她自覺是上等人，跟妹妹Ginger（Sally Hawkins）不同階層，但當身無分文要投靠妹妹時，仍嫌別人窮困寒酸。Jasmine戀棧過去、自命清高、奄尖腥悶；我們後來知道，她還是令自己身敗名裂的始作俑者。然而，她卻是《藍茉莉》最好看、最惹人同情的人物。

活地亞倫的角色從來不立於道德高地，處處瞥見人性的弱點。Jasmine無論富有、貧窮，對妹妹都很嫌棄。影片開始時，Jasmine在頭等機艙跟陌生人侃侃而談，說Ginger是被父母領養的，她跟丈夫離婚了云云；反而對自己前夫Hal（Alec Baldwin）讚口不絕（順帶一提，玩弄財技的Hal，基型來自2009年被判150年監禁的前納斯達克主席Bernard Madoff）。Jasmine在海邊首次跟Ginger未婚夫Chili及其好友Eddie見面，兩個藍領工人教她極不自在；她對他們十分冷淡，眼神迴避，姿態很不自然。活地亞倫在《藍茉莉》對階級有不同的態度，Chili、Eddie以至Ginger的前夫Augie俱率性，Augie中了彩票更到處張揚，是可愛的藍領老粗。Chili知道Ginger有外遇就上門跟她對質，Jasmine當初知道Hal在外面鬼混只能忍氣吞聲。Jasmine不能想像自己拋頭露臉，去鞋店當營業員，她的妹妹Ginger倒在超市售貨。有錢人要顧顏臉、講禮儀，作風偽善，口不對心，跟大情大性的工人階級大相逕庭。

Cate Blanchett

富婆主婦的生活其實苦悶，不是逛街打牌，就是忙着辦各種籌款宴會，Jasmine一下子脫離上流社會，生命變得全無依靠。她穿戴講究，全身名牌，內心卻虛空得不可思議——不知本地名媛、什麼雅集之類的看《藍茉莉》有沒有看到自家身影？活地亞倫對小男人挖苦得多，這次對小女人的鞭撻也非常到肉。後來Jasmine破產、潦倒了，要重新找生活寄託，便嚷着回學校（她當年中途輟學），但念什麼呢完全不知道（Chili及Eddie的追問其實正常）。Jasmine痛定思痛，接納Eddie的建議當牙醫的助手，那段時間她一邊工作及一邊念電腦，不再穿那兩三套名牌服裝，放下身段，我們看到她最隨和、謹厚的一面。只可惜她不甘心，遇上富有寡夫Dwight（Peter Sarsgaard），攀附、炫耀的作風又捺耐不住。Cate Blanchett堪稱是當今荷李活女伶第一人，在《藍茉莉》舉手投足、聲線變化之豐富，時而端莊雍容，時而失魂落魄，看她演出實在享受！

活地愛情不好算未如願

Jasmine的不幸或只能怪命。《情迷藍茉莉》中段一個本來無關痛癢的派對，幾乎改變了Jasmine及Ginger這對姊妹的命運。姊姊欲物色情人，萬事俱備，只差臨門一腳；妹妹陪太子讀書，竟碰上霧水情人Al，幾乎把未婚夫休了，最後恍然大悟才臨崖勒馬。活地亞倫對有閒階級有微言，但說到愛情事則人人平等。無論窮或富，愛侶的如膠似漆、形影不離、翻雲覆雨是一樣的，或許只是品味有些不同而已：Jasmine念念不忘初識Hal的《藍月亮》鋼琴音樂，Ginger的霧水情人Al用重低音給性事配樂。然而萬事皆有循環，緣滅則散；而當愛情消逝，見異思遷、色衰愛弛、痛不欲生，也是普天下男女，貧富、攣直也大同小異，「感情缺失」不是庸官的專利。活地的愛情觀由早期的名作《安妮荷爾》一直貫穿至今：愛情總是不可計算，不能如願以償。愛情是供求關係，中年商人Hal跟很多女人睡過，最後遇上妙齡少女才跟Jasmine提出離婚，顯然是少女給他重生的動力。Ginger失去霧水情人，又立即回到未婚夫Chili的身邊，她是覺今是而昨非，還是為求自保，已很難說清了。

姊妹的距離 快樂與憂愁

《情迷藍茉莉》自由自在的敘事方式，進一步帶出「萬物循環」的主題。影片一開始時Jasmine已落難，由紐約飛三藩市投靠妹妹，同時剪上Jasmine當初跟Hal的美好日子。兩段時空同時並行，有時候更互相映襯，比如Jasmine剛來到妹妹狹小居所，隨後即倒敘她跟Hal踏進豪華大宅的段落，地方很寬敞，樓底很高，兩段對比真強。另一段，Ginger的孩子跟姨媽Jasmine聊天，童言無忌：「我爸爸說你慶幸住得離我們很遠。」鏡頭一剪又是倒敘，Jasmine跟朋友在街頭購物，因為接到妹妹的來電，說夫妻兩要造訪而心緒不靈，朋友問Jasmine：「你怎麼心不在焉了？」（your mind's million miles away），這兩段對白的「遠」，一是物理一是心理，都說明Jasmine對Ginger有多疏離。有時不但今昔不同，連倒敘都「自打嘴巴」：某次倒敘Hal的兒子Danny大讚父親，父到他的學校演講，魅力不凡，令Danny也變成名人；幾場後另一回憶，兒子氣冲冲奪門而出，Jasmine挽留不住，這時Hal已因為騙案被抓，Danny對他非常痛恨（父子關係亦見愛恨循環）。一幕倒敘說Jasmine懷疑Hal有外遇但冰釋前嫌，Jasmine一句「我們做愛吧」作結；鏡頭一剪是當下，Jasmine在派對上喃喃自語，身旁一個老伯還以為有美女跟他搭訕，氣氛尷尬。真是這物弄人，心裏想着的激情昨天，怎麼跟苦悶的當下這麼南轅北轍呢！

對過去沒法遺忘

Jasmine的遭遇我見猶憐，她在結局跟Danny重遇更教人心痛。Jasmine在街頭碰見Augie，Augie告誡她：「不是所有人對過去都如此健忘的。」也許Augie誤會了，Jasmine的問題不在健忘，相反正好在於她沒法遺忘。《情迷藍茉莉》根本就是Jasmine的兩段旅程，回憶vs.當下。《藍月亮》鋼琴音樂的故事她說完又說，終於像祥林嫂一樣，身邊人都聽膩了，她苦無傾訴對象，只好對飛機上、公園內的陌生人說。《情迷藍茉莉》要呈現的，是一個人由孤獨到瘋癲的過程。活地亞倫的電影，很久沒見這麼一個淒涼的結局了。

文 家明

編輯 蔡曉彤

安徒 - 三十年一覺維基夢

星期日生活   2013年10月20日

【明報專訊】政府拒絕向王維基的香港電視發出免費電視牌照，引起全城轟動。短短數日，網上支持撐發牌的群組人數，直撲五十萬大關，一場「電視革命」一觸即發。筆者不會天真到預期梁振英政府會因此倒台，然而這場運動會帶來香港深層及長遠的文化意識的轉變，則是可以期待。

日前王維基在中大新亞書院圓形廣場參加講座，有近三千人出席，不期然令筆者想起三十年前的往事。筆者與王維基份屬同期同學，他也是學生組織的活躍分子。他的活躍範圍在聯合書院學生會，筆者出入於中大本部的范克廉樓。一九八二年香港前途問題浮現，中英雙方展開外交談判，中大校園內學生對這問題反應熱烈。論壇與講座往往座無虛席，而持不同立場的同學，也積極利用張貼大字報的形式，各抒己見，煞是熱鬧。

大學時代的廣義自由派

印象之中，王維基雖然不是寫大字報的常客，卻是在大字報上批註小字報的知名評論家。一個意見，引發連番相互辯駁，各方可以銜戰數日，甚至催生新的大字報出現，循環不息。他當時的立場屬於廣義的自由派，與持民主回歸論者每每針鋒相對。當時大學校園內說理爭辯，關心家國的氣氛，既孕育了王維基，也孕育了那「後嬰兒潮時期」的一代。我們或可稱之為見證香港踏上「過渡及回歸」路途的「六十後」一代。

「後嬰兒潮時期」的一代香港人，充滿了理想主義。他們既沒有「嬰兒潮世代」那種分享「和平紅利」的福蔭，也沒有受冷戰時代僵化的意識形態對抗所束縛。他們更相信香港晚殖民時期的務實思維和自由主義，也誠惶誠恐地認為鄧小平的「開放改革」年代，是新的理想中國的寄望所在。所以，雖然那個年代有過民主回歸和王維基所代表的自由主義批評者之間的爭辯，這一代人在中英聯合聲明簽署之後，都沒有依戀前朝的退縮心態。而是各奔前程，用各自的方式為自己，也為香港的前途打拼。

賺錢為樂卻非人生目標

三十載塵土功名。當日和王維基論戰的，一些反成了人權鬥士，民運先鋒，一些成了新朝新貴，而王維基就成了百億巨富，當過浙江政協，也是當下的風雲人物。

三十年來，王維基的「魔童」之名不脛而走，無可置疑地是因為他不靠庇蔭，獨闖天下卻又屢創奇蹟。從這個意義上，他是典型的「香港仔」，一個不難找相近例子的港式「成功企業家」。但他也是非常獨特的「六十後」世代，因為比起那些香港「富二代」，王維基是一個敢玩敢輸，充滿專注和敬業樂業精神的人物。他既體現了韋伯所講的「創業精神」（entrepreneurship），也展露一種典型的「波布族」（Bo-bo）的輕灑。他以賺錢為樂，但錢卻非他的人生目標。他拒絕要為自己建立家族的商業王國，卻選擇浪遊南極、深海，結合了波希米亞和布爾喬亞這兩極。雖然，這不代表他就是一個完美（或者仁慈的）資本家，但他的確擁有一份如神話人物一般的氣質，走進新一代香港人的夢幻世界。

如果說，戰後嬰兒潮世代的「五十後」要靠建立一種「獅子山下精神」為自己造像，自我敘述為在艱難的環境下掙扎，刻苦奮鬥，並且能同舟共濟、守望相助。那麼，「六十後」所要為自己描述的精神世界，就需要一種更加強調不依庇蔭、獨立思考、公平競爭，更加個人主義，能夠出入於物質世界，兼有務實精神的理想主義者造像。作為個體的王維基，的確是這種「後嬰兒潮」香港人的代表。

失敗的不獨王維基一人

可是，歷史表明，追求特立獨行的香港人一直都只能「戴着腳鐐跳舞」，沒有一點世故，沒有一點識做人、識講說話的技巧，沒有一點親中人脈，很容易就會「輸在起跑線」上。而王維基也長袖善舞，雖早早就有自由主義者疑慮回歸後前景的深層意識，而面對八九年的六四巨變，他也務實而靈活地決定遠走加國彼邦。（雖然事後證明，原來他這一驚一走，卻是天賜給他的一個創業良機，藉開拓「長途回撥」服務而創了電訊業奇蹟，從而邁向致富之路。）他為平衡家族人脈，親中關係之不足，他不會充當民主鬥士，甚至也隨大流，當過一個地方政協。

可是，就是連這一種充滿了務實平衡的考慮、戒慎恐懼的個人創業夢想，今天也仍然被政府和權貴封殺。失敗的就不是王維基一人，而是整個見證過渡與回歸的一代「六十後」香港人。

電視行業，本就是一個產製夢幻的行業。夢幻之為當權者所用，是為「意識形態」。電視之服務於製造夢幻，乃因它是逃避主義者的安樂窩。香港人在人心動盪的一九七○年代，如非靠急劇興起的電視文化、歡樂今宵式的大眾娛樂的安撫和發泄，早早就熬不下去，起來造反。可是，當社會不單大量消費夢幻，以致人們以夢幻的方法去看待社會本身，用夢幻的尺度去檢視周圍的事物，就會更期待在社會現實中出現夢幻式的英雄人物。因為只有這樣，社會才能不斷以「讓夢幻理想成真」的方式延續下去。當代資本主義的秘密，就在於繼續讓社會如夢如幻般延續下去，以致到達一個程度，延續夢幻變成了資本主義的一種責任，因為創造夢幻英雄，證明奇蹟是可能的，已經變成大眾的期待，視為理所當然。

從熒幕走上街頭的真人騷

王維基踏足電視這個造夢的行業，試圖充當白武士，扭轉乾坤，打破壟斷，把昏睡了三十年，接近沉悶至死的觀眾叫醒，這本身就是一齣蕩氣迴腸的浪漫戲劇。九億投資，四年苦待，就只欠一個大團圓結局。可是，一聲「叮走」，理由「無可奉告」，這又是如何可以收拾的anti-climax。如果任何一個選拔遊戲的真人騷可以如此輕易地更改遊戲規則就一聲把人叮走落幕，觀眾不把電視機也摔破才怪。

所以，香港當前所面對的，與其說是一場醞釀中的「電視革命」，不如說是一場從熒幕走上街頭的、穿了「崩」的「真人騷」，危險的不再是摔破誰的電視熒幕，而是政總的那幾塊玻璃。

當世界上第一個人因為電視節目結局荒謬而摔破電視機，上帝就向我們透露了一個關於人類的秘密，那就是：做（造）夢原是人的基本權利。當然世界最荒誕的是，雖然真實世界比一個爛透的電視節目還要荒誕，人們卻只會去摔破一部電視機。

王維基要去為香港人造更好的夢，卻同時是在真實世界認真地演繹着一個關於哥利亞可以打倒財閥家族巨人的「香港人夢」，這樣，他就悲劇地注定像《真人Show》（Truman Show）裏面那個要揭開電視機背後真相的人，結果，就是把夢幻的現實結構（或者現實的夢幻結構）瓦解掉。

王維基的「罪」與「過失」，正正就是他過分認真地演繹這種「英雄香港人」的故事。

我們面對的是赤裸裸的在夢幻結構瓦解掉後的「現實」，赤裸裸地面對連造夢／做夢的權利都被剝奪和嚴密監控的令人難堪的「現實」。如果，現實就僅如一部只會重複播演「維基叮走錄」的電視機，敢問你會不會把它摔到地上？

三十年一覺維基夢，夢醒之後，香港人往何處去？

編輯 梁詠璋

譚蕙芸訪問廖啟智：死水翻不了波濤

星期日生活   2013年10月20日

【明報專訊】廖啟智記得TVB對他的恩情，一九七九年藝員訓練班畢業後，不久就獲派電視劇《上海灘》重點角色，九十年代《歡樂滿東華》不乏他的亡命表演，最經典要數「穿高跟鞋踩鋼線」和「用喉嚨頂纓槍推郁小貨車」。九十年代中工作量更創紀錄，有一陣子，平均天天在公仔箱曝光半小時，連年「爆騷」讓他有條件養妻活兒。太太陳敏兒是訓練班青梅竹馬同學。智叔有今日，不能不歸功於TVB。

性格上，智叔為人低調，甚少在娛樂版投訴抱怨，更多是默默耕耘。大眾記得，早些年幼子文諾因血癌病逝，兩夫婦靠宗教力量互相扶持，好爸爸形象深入民心。在觀眾心裏，智叔就像他拍的外傭廣告一早已和我們「融入家中」。

然而，今次訪問，第一次接觸真人，才發現智叔內斂深沉，有點dark。不笑的時候，他那淺灰色眼珠望着你，嘴巴半張，像個洞悉世情的智者，又像個哀傷悲劇人物。導演爾冬陞說過，智叔眼神「凶狠非常」，筆者見證，裏面像個深海，時而波平如鏡，時而翻起暗湧。

筆者問一個問題，他思考良久，最長一次想了一分鐘（有聲帶為證），他不是迴避你，而是不願信口開河，在一分鐘裏，他瞇着眼，頭傾側，吃力從深處挖出最精準用字。千呼萬喚始出來的答案，缺少了「無綫」「政府」等主體語，但批評依然扔地有聲。有時他會說寓言故事，聽得人模稜兩可，但只要連同那豐富的形體演譯和千變萬化的眼神，你會明白他說什麼。

在這個脈絡裏，你知道，當他要批評自己前僱主，嘉許一個新玩家，智叔的話，句句肺腑。離開無綫多年，去年替王維基拍了一套劇，在新工作模式下，讓他重拾了久違的拍劇樂趣。今天，看到這個讓藝人有基本尊嚴，肯提升製作水平的老闆不獲發牌，智叔極度失望：「這次不發牌，是我演藝生涯的一件大事。我幾十年沒有享受過工作，現在有機會享受，忽然沒有了，還不大件事？」他更形容，現在發兩個牌，沒大幅改變電視生態：「一潭死水要加入活水才有生機，現在是在潭死水裏，加了兩滴水，泛起了兩個漣漪」。

發牌被阻，有人激憤得今天要上街。智叔不肯透露他會否參加，但哀莫大於心死：「一字咁淺（嘅發牌道理）都要上街，我寧可唔要（個牌）。」更實際的做法，智叔說，大家「唔好睇」某大台才是力量所在。

然而更令人心寒的，是一種集體絕望。王維基說香港公義已死，智叔說得更深入：「香港沒有公義？從來都沒有，只是以前它（當權者）會給你一個希望，𧨾你說有希望的，傻啦，有（希望）的，現在是連希望也要幻滅你……」說到這裏，智叔在筆者眼前耍了兩下魔法，尤如一個欺哄人的小丑，然後忽然變臉，放空眼神，以poker face木訥地說：「現實就係，無！」在昏黃的初秋夜，一陣無情風颳起，把樹葉紙張吹得亂作一團，筆者打了個冷震，眼前恍惚看到扼殺香港創意工業的死神。

「壟斷」出現 客觀現象

廖啟智出名謙虛。筆者致電邀約訪問，請他這位TVB老臣子又拍過王維基劇集的資深藝人，評一評新牌事件。智叔最初說：「我看法未必夠全面」，記者情急解釋，他才安慰：「我只是說自己經歷未必代表全面，但也願意跟你談。」到了約會時間，現於浸會大學教演戲的他下課後趕來，遲到五分鐘不忘道歉。記者上前跟他握手，他有點生硬，你可以感到一種害羞和慢熱，但骨子裏有一種誠懇。

入行三十多年，智叔是個「TVB傳奇」，自小在基層家庭長大，因親戚在大東電報局工作，家裏得以用便宜價安裝「麗的映聲」，在粵語長片裏看到童星馮寶寶，啟蒙他要做演員。中學畢業後，兩次投考無綫藝員訓練班才入圍。智叔常說，做人要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不「高大靚仔」，但多年來在電視及電影機會不絕，兩次獲得金像獎最佳男配角。

智叔說，自己愛穩定，而無綫「樹大好遮蔭」，收入又不錯，一直沒動機外闖：「熟了制度，工作模式掌握到，人的自省能力會減低，（大台）沒競爭，偶然隔籬（亞視）咬一啖，我哋就醒一醒神，當隔籬台無嘢咬，我哋就繼續，叫對得住份人工。」智叔承認，演員也不敢進取：「要求太多，跟整個氣氛不夾。」智叔認為，不理無綫認不認，「壟斷」已經出現：「像賽跑一樣，跑道上只得我一個跑，『沒人跟到我，我為何發力？』所以，無論它是否承認壟斷，客觀現象是出現了。」

智叔在TVB服務二十五年，至二○○五年離開。他強調，和舊公司關係不錯，亦感激對方給予的工作機會。然而，外界一直報道他離巢主要為家庭（其幼子二○○三年患病），但今日智叔透露，當初離開，和舊公司管理手法也有關。

智叔形容，最初TVB成立，藝人大都是簽同一種合約：固定薪金，每月包十個「show」（一個show是半小時節目，即每月曝光五小時）。至九十年代中，合約種類變多，知名度低藝人出現不合理待遇：如只簽一個show卻被合約綁死一年，亦有藝人因出show不足，在下一期合約被追討：「有人覺得這些條款匪夷所思，或不合乎合約精神，但亦有人說：你可以不簽，但藝人有選擇嗎？」

智叔發現，公司氣氛有所改變：「以前覺得公司好溫暖，大家一齊打拼，而家（公司）建立了，開始同你計數，『不要跟我講感情』，甚至同事傾約，管理層說話和態度已經『公事公辦』，甚至出現『尖銳挑釁性字眼』，這個變化，令我向心力不強。」智叔形容，同事在負面情緒下工作，促使他於二○○五年離開。

部頭拍劇 綁死兩年

離巢兩年，一位相熟監製邀請他回TVB拍劇，以「部頭」形式接了一套劇，簽約前卻發現條文無理：一套只拍兩個月的劇，竟要綁死兩年，期間不可於其他免費電視台工作。智叔說，對方解釋「這是制度」「這是規定」，並不是針對他。智叔憤憤不平，「唔係嘛？我拍兩個月咋，拍完不就是拍完了嗎？」但也無奈接受，因為更悲哀是，爭取了自由身也沒用，事關另一個免費台亞視近乎沒製作，但智叔依然有氣：「我感受是不好的」。

智叔表面有點酷，卻掩蓋不住一個演員的高度敏感，訪問裏多次提及「感受」。他分析，無綫沒實質競爭，故此沒動機維持員工士氣，但叫他惋惜是，一個以人為本的創意工業，竟悄悄流失了「人味」，說到這裏，他聲線柔軟，但字字清晰：「最初入TVB一切都是新的，可以說不成熟，但很人性。當它成熟到一個階段，變成脫離了人味，它變成不需要顧及感受，但人往往需要一種感受。」

電視台沒「人性」可以去到幾盡？大台為了提升生產力，白天外景，晚間廠景，同一班演員早上六時開工，凌晨三時收工，每天只剩數小時回家冲涼睡眠，但人不是機器：「觀眾可以看到，畫面裏的演員好唔夠瞓，狀態跟劇情應有的不一樣」。藝人拍劇期間想有社交，想有正常生活，是一種「奢望」。

去年夏天，廖啟智參與王維基新公司的《警界線》製作，飾演一個亦正亦邪的卧底。電視界老臣子如他，像劉姥姥入了大觀園，首先是技術上的創新：全實景拍攝，兩部攝影機同步運作：「這些條件是『革命性』的，過往幾十年香港電視製作，沒人會想過用這些方法，是一種『奢望』。」

更可貴是，資深演員如廖啟智，數十年來首次覺得，「原來工作可以如此享受」。他形容，以前拍劇是在「精神體力極度壓縮」，現在是「有空間給演員入戲」：以前二十集拍兩個月，現在拍半年；以前每日工作十九小時，現在縮減至十二小時，當然，老闆給演員的支票大張了，花在製作的開支上升了：「除了頭幾年入行，慢慢已沒有享受過拍劇，這一次才有番。」怪不得，有人形容無綫叫「舊世界」，王維基開拓了「新世界」。

聽到這裏，筆者感到一陣悲涼，香港演員多年委曲求全，過着比「碼頭工人」更剝削的生活，還有人拿着「自由市場」作藉口，指藝人「自願」被剝削；亦有藝人把這種舊秩序「內化」，揚言感謝大台霸權，才能練就一口流利普通話回應其他電視台訪問。

筆者大學主修心理學，記得一個經典實驗，科學家把狗放在大箱裏，箱子一邊通電，只要狗躍過中間欄柵跳到另一邊，就可以免卻被電刺痛，研究發現，狗會不斷跳躍，即使氣來氣喘，心理依然健康。但若欄柵另一邊也是通電的，意味牠如何努力跳躍，一樣會被懲罰。最恐怖是，有一天，欄柵另一邊不再通電，狗也放棄再跳，只會伏在地上任電流刺痛。簡單說，這隻狗「認命了」。科學家說，人亦一樣，長時間發現努力白費，會產生一種後天養成的自我放棄心態（learned helplessness），現在政府的做法，如同關掉了創意工業工作者等待多年後的最後一扇逃生門，把業內最後一線生機也要滅絕。

人味流失 希望幻滅

智叔像個智者，一矢中的點出今次事件最令人擔心的事實：「希望的幻滅」。他承接了王維基所說，香港沒有了公義，卻更透徹地分析，公義或許從來也許沒有，但至少當權者會願意假裝，欺哄我們「有的有的，這世界有希望的」，但今次決定，如同把香港人僅有的希望也要消滅：「現實就是，無」。請智叔分析，事件對香港整體社會的啟示。他像老僧入定，苦苦思索，良久才語帶相關地指，這次發牌決策，也反一種「無人味」的管治思維：「這次結果是，它不需要理會你的感受。」筆者追問，「它」是當權者？智叔沒否認，只慎重地重複：「它不會理會你感受囉。」

慎言的智叔，沒有落力稱許王維基，只是陳述客觀事實：在王維基治下，創作團隊過着較有尊嚴的生活，製作水平提升，藝人有空間可鑽研演技，觀眾多一個選擇。這不過是一個健康的自由市場裏應有的生態，六天之前，政府無情扼殺。智叔回憶，周二晚聽到港視失落牌照，愕然非常：「我腦海裏諗，唔係嘛！」對於政府不發牌的理據，連兩屆金像獎最佳男配角廖啟智也看不明白蘇錦樑局長的戲碼。智叔幽默地道：「我真係理解不了，什麼叫一籃子（因素）？個籃幾大，裝什麼也不知道，我怎樣理解？我只是知道，（牌照）沒有。」

最大力量：關電視

智叔說，不想猜度背後原因，說愈想愈令人難過。自稱懦弱的他說，感到扭轉事態機會渺茫，今天會否上街，他形容自己「思考中」，更有點絕望地說：「一字咁淺嘅嘢，（政府）都做唔到，如果下下要上街才可得到，我寧願不要，你可以說我消極，但消極也是一種抗爭。」他反而認為，關電視是一種可行方法：「既然，大家看到這個現象，就用選擇權去選擇，我覺得最大的力量是「唔睇」……觀眾要醒覺，有些習性我們不一定要堅持。」

兩個新牌電盈和有線，不會主攻電視劇，坊間認為，未能改變一台獨大，智叔以寓言故事，形容電視行多年如「死水」，今次選擇性發牌，死水也翻不了波濤：「水唔郁係死水，有嘢郁才是活水，你看死水裏沒可能有太大生機，活水才能養生，生命才可以延續。現在（發兩個牌）只能說是在一潭死水裏，加咗兩滴水，產生了兩個漣漪。」

一場革命需要勇氣

訪問在戶外，由黃昏一直進行到入夜，一陣陣秋風吹來，加上智叔的悲觀看法，令人絕望。我哀問智叔，香港人如何還有希望？智叔忽然小人物上身，推說自己沒責任令香港人有希望。大家靜了片刻，他又於心不忍心，引述港視同事收到噩耗後，發給他的短訊，內容是：「這是一場革命，革命不一定成功；一定成功的革命，便不需要勇氣。」智叔解讀，若大家把這件事看成革命，就知道革命會失敗，會流血，有犧牲，雖然過程難受，但至少「勇於去革命的人，才可貴。」

不少演員擔心得罪「舊有秩序」。智叔笑言，近年已轉向以電影為主，亦已過了「無嘢做唔得」的階段，故不太擔心。這次和王維基以「部頭」形式合作，不獲發牌他最傷心的是作品沒法重見天日。問他是否被大台列入黑名單，智叔笑着問：「我怎知道？但在公開場合，它（無綫）不會訪問你。」

對於香港電視觀眾，智叔有什麼說話要說？這個擅長演譯深沉角色的實力派，還是勸勉大家要內觀，要自省，戒掉對一間電視台的情感依賴：「其實人是需要有感情依附，一路慢慢成長，我們要學會不帶感情，或至少設個界限，做觀眾也是。觀眾好想有感情寄託，奈何有時所託非人，我哋都要有所取捨。」訪問完畢，我們客氣地道別，他一轉身，沿着昏黃的街燈漸行漸遠。我想起《無間道2》，智叔飾演的黑道人物，殺人之後，旁邊有人在埋屍，他在荒野裏用口琴吹起一首《Auld Lang Syne》。

答

廖啟智，五十餘歲（筆者指着筆記簿的數字問他，他笑說「這和發牌有關係嗎？」，原來男演員都介意歲數），一九七九年無綫第八屆藝員訓練班學員，畢業後獲得《上海灘》丁力助手陳祥貴一角。二十五年來拍過六十多部劇集。二○○五年離開無綫，主力拍電影，六次被提名金像獎最佳男配角，以《籠民》（1999）及《証人》（2009）獲獎，去年參與拍攝王維基的《警界線》，現於浸會大學電影學院任講師。

問

譚蕙芸，三十餘歲，飲TVB電視奶水大，清楚記得智叔於1990年《歡樂滿東華》穿三吋高跟鞋踩鋼線，經典一幕，陳敏兒擔心得在後台流淚，攝影師不斷拍攝廖太表情，穿插在智叔表演之間。還記得，觀眾不但不反感，還覺真摯動人。長大後，讀碩士也是研究電視文化與香港人身分認同，今日也像智叔一樣，在大學教書。對於大台今日只剩「雞汁」、「BBQ大結局」和「煮碗麵你食」，不無難過。



文  譚蕙芸
圖  陳淑安
編輯 方曉盈

鄭培凱 - 蔡元培論大學

世紀．文字江湖   明報   2013年10月20日

最近香港大學為了任命校長，吵得不可開交，不禁讓我想到了蔡元培。在大多數人心目中，蔡先生是近代中國大學校長的典範，是衡量大學校長的最佳標準。那麼，讓我們看看，在他的心目中，大學校長該怎麼做。

一九二五年，蔡元培在歐洲考察時，應「世界學生基督教聯合會」（World's Student Christian Federation）之邀，寫了〈中國現代大學觀念及教育趨向〉。中文原稿不知何在，現存的文稿是英文譯稿，再轉譯成中文，但大意總是不會錯的。他以擔任北大校長的經驗，對中國現代大學的發展趨向，做出一些針砭性的觀察，認為大學應該對學術做高深的研究，要有學術的獨立與絕對的自由，不受外界因素的干擾。為了培養學生，大學應該是綜合性的，應該提供廣博的知識取向，讓學生接觸各種學科的不同追求，而不應該只有單一專科的專業取向。他特別強調學科交叉的重要，以及轉益多師的好處，可以對青年成長的知識結構產生比較全面而且正面的影響。

學生在大學學習，不能只盯住自己的專業課程，把畢業後找一份工作當作人生目標。大學是一個培養人才的場域，不是訓練專業技術的訓練班。蔡元培強調，「如果進入一所各科只開設與其他學科完全分開的、只有本科專業課程的大學，那對他的教育將是不利的」。若是理科與文科涇渭分明，老死不相往來，「理科學生勢必放棄對哲學與文學的愛好，使他們失去了在這方面的造詣機會。結果他的教育將受到機械論的支配。他最終會產生一種錯誤的認識，認為客觀上的社會存在形式是一回事，而主觀上的社會存在形式完全是另一回事，兩者截然無關。這將導致自私自利的社會或機械社會的發展。而在另一方面，文科學生因為想迴避複雜的事物，就變得討厭學習物理、化學、生物等科學。這樣，他們還沒有掌握住哲學的一般觀念，就失去了基礎，抓不住周圍事物的本質，只剩下玄而又玄的觀念」。最後會導致學生知識偏執，甚至造就出一批心智狹隘、缺乏社會關懷的畢業生，學理工的自私自利，學文科的誇誇其談，不利於社會的健全發展。蔡元培的針砭，說得十分沉痛。過了一個世紀，由於中國大學教育的急功近利，六十多年來採用殺雞取卵的教育政策，更顯得他的觀察高瞻遠矚，充滿了真知灼見。

對於五四運動以來，中國學生積極參加社會運動，他採取開放的態度：「當中國的青年一代在思想上接受了新的因素之後，他們對政府與社會問題的態度就變得紛繁複雜了。他們熱情奔放地參加一切政治活動……學校當局的看法是，如果學生的行為不超出公民身份的範圍，如果學生的行為懷有良好的愛國主義信念，那麼，學生是無可指責的。學校當局對此應正確判斷，不應干預學生運動，也不應把干預學生運動看成是自己對學生的責任。現代的教育已確實把我們的學生從統治者的束縛中解放了出來。總的來說，這場活躍的運動已經在我們年輕一代的思想中灌注了思想、興趣和社會服務的真誠願望，從而賦予他們以創造力和組織力，增強了領導能力，促進了友誼。但是，這也可能使學生本身受害，危及他們已取得的進步。學校當局正是基於這點才以極大的同情與慈愛而保護他們。」

蔡元培擔任北京大學校長，在一九一七年一月發表就任演說，曾跟學生約法三章。第一，要學生抱定宗旨，是來大學求學問，不是想要升官發財的。他明確警告學生：「入法科者，非為做官；入商科者，非為致富。」第二，砥礪德行，要束身自愛，以身作則，力矯頹俗。第三，敬愛師友。上大學，不只是學一門餬口的手藝，更不是學着如何賺大錢、往上爬，最重要的還是學做人，做一個好人，成為社會的棟樑，創造更美好的社會。

不知道港大新任的校長，是怎麼看待大學教育的？

作者簡介：鄭培凱，學者、詩人，近著有《行腳八方》等。

鄭培凱 - 劉光第的故事

蘋果樹下   香港蘋果日報   2013年10月20日

近來聽人談香港的政治改革，說到前途佈滿荊棘，寸步難行，感慨港人流血太少。說法頗為聳動，引起各種爭議、質疑與撻伐，使得說者立時出來釐清，說是不希望流血，只想和平示威。不禁讓我想到戊戌變法正在擾攘之時，慈禧太后施出雷霆手段，發動政變，「戊戌六君子」血灑菜市口的故事。

根據梁啟超的《戊戌政變記》，政變發生之時，譚嗣同和康有為、梁啟超的處境類似，有機會流亡到國外，但他下定決心，要以自己的鮮血來喚起國人：「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日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他在獄中題壁作詩，現在流傳的版本是梁啟超提供的：「望門投止思張儉，忍死須臾待杜根。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昆侖。」浩氣磅礴，視死如歸，顯示出為國家為真理犧牲的英雄氣概。雖然有學者研究，說這首詩其實經梁啟超改動，而譚的原詩是：「望門投止憐張儉，直諫陳書愧杜根。手擲歐刀仰天笑，留將公罪後人論。」不論譚嗣同題詩的原貌如何，他拒絕出逃，決心流血犧牲，在獄中題詩，表明自己的心迹，是毋庸置疑的。

遭到殺頭的戊戌六君子，個個都是青年才俊，也都贊成變法改革。然而，他們會成為慈禧集團的眼中釘，非置之於死地不可，化作拋頭顱灑熱血的改革英烈，原因是不同的。譚嗣同視保守集團為死敵，甚至游說袁世凱去發動兵變，走的是以死相拼的激烈路線，慈禧當然容他不得。康廣仁是康有為的堂弟，抓不到為首的「元凶」康有為，逮捕他弟弟，也算解恨。其他幾位君子，按說罪不至死，則是殺雞懲猴式的「株連」，殺給其他同情康梁變法的大佬們看的。劉光第就自以為行事光明坦蕩，沒想到下場是殺頭。他與譚嗣同、楊銳、林旭，受到光緒帝賞識，授予四品卿銜，軍機章京行走，合稱「軍機四卿」，參與維新新政，成了他流血棄市的罪名。由此，也可以推知，戊戌六君子遭到橫逆之時，想法並不一致，對慈禧太后的反撲，對政治鬥爭可能導致的後果，也有不同的認識。

從逮捕到處死，六君子在獄中關押了四天，分別關在兩間囚室：譚嗣同和楊銳、楊深秀關押一室，劉光第和林旭、康廣仁關在另一間囚室。關押期間，劉光第以為自己光明磊落，一切按章辦事，沒有任何的非分叛亂之想，只要經過正規的審訊，就會還他清白，大不了是丟官歸鄉。康廣仁因受康有為牽連入獄，感到又是驚恐，又是委屈，據說在牢房裏失聲痛哭：「天哪，哥子的事，要兄弟來承當。」林旭年輕氣盛，聽他嚎哭，笑不可止，劉光第則安慰康廣仁，以為罪不至死。

劉光第（1859－1898），字裴村，四川富順縣趙化鎮人。出身貧窮家庭，父親早死，在寡母的嚴厲管教下，發奮讀書，二十三歲中舉，次年（1883年）連捷中進士，年方二十四歲，授刑部主事一職，可謂意氣風發。他在刑部工作，奉公守法，清廉耿直。或許是因為他的性格與經歷使他認為，大清有祖宗制度，有刊憲成法，他雖然身陷變法造成的政治動盪，卻罪不至死，所以在獄中還泰然自若，讀朱熹著作與《周易》。他這種篤信儒家道德的書呆子心態，做夢也沒想到政治鬥爭的殘酷，為了奪取政權，玩弄政治的人都是心狠手辣，血流漂杵尚不為惜，根本不管祖宗成法的。

梁啟超為劉光第作傳，說劉「性端重敦篤，不苟言笑，志節嶄然。」還說：「變既作，四卿同被逮下獄，未經訊鞠。故事，提犯自東門出則宥，出西門則死。十三日，使者提君等六人自西門出，同人未知生死，君久於刑部，請囚獄故事，太息曰，『吾屬死，正氣盡。』聞者莫不揮淚。」這裏說到劉光第熟悉法律程序，還在獄中等着審訊，沒想到未審先判，一紙上諭就奪去了六條性命，讓他感嘆不已，覺得法制蕩然無存，天地喪失了正氣。

高楷的〈劉光第傳〉說到行刑之日：「是日刑部官吏以會訊詒諸人，諸人不知。君出門，詫曰，『未訊而誅，何哉！』命跪聽旨，君不可，且曰，『祖宗例，臨刑呼冤者，即盜賊，提牢官必代陳堂上官，請復訊。未訊而誅，我輩縱不足惜，如國體何？』堂上官不應。再言之，則曰，『我奉命監斬耳，他何知。』皂役捺君跪，君崛然。同獄者皆無言。楊君銳曰，『裴村跪，跪，遵旨而已。』君乃跪。就西市時，神氣充夷，淡定如平日。行刑後，身挺立不仆。觀者驚嘆，咸焚香羅拜，謂劉君不死矣。」到了行刑之時，劉光第還是堅持法律程序，倔強不屈，站在正義與道德的高地，保持了傳統士大夫的尊嚴。

劉光第遇難之後，旅京的四川同鄉把他的靈柩寄放在蓮花庵內，弔唁的人很多，甚至有許多人專程從外省前來，以表哀思。人們看到他家十分窮困，紛紛捐款贈物，有位不具名的弔唁者，留下銀子百両而去。靈柩從北京運回家鄉，四川富順的父老鄉親為他舉行了一場盛大的公祭。公祭備極哀榮，完全不顧劉光第是被朝廷以叛逆罪名殺頭的，好像是鄉民對清廷的一場示威行動。載運劉光第靈柩的船隻從水路進入四川富順，沿江有百姓紛紛路祭。從懷德鎮到趙化鎮的最後一程，溯江而上，加入到拉縴隊伍的鄉人多達數百。臘月初八日，靈柩抵達趙化鎮，公祭劉光第的活動便開始推向高潮。據地方史志說：「大炮九響，鞭炮齊鳴，家家披麻戴孝，哭聲響成一片。在兩疋超長白布的圍繞下，家鄉父老牽引靈柩，繞行全鎮一周。游畢，停放於隆興寺──這裏距劉光第早年讀書的學堂僅數步之遙。初十晚，公祭儀式正式舉行，秀才藍瑞圖先用悲愴的聲調朗誦了文天祥的《正氣歌》，接着宣讀了祭文。」祭文是這麼說的：「彼蒼者天，忠義何罪？殲我哲人，邦國其瘁。哀我民思，罔知所屈。漢唐遺穢，邦國其壞。溝壑能填，白刃已蹈。強固曰命，正氣浩浩。生而為英，死明眾志。光被四表，功流萬世。」

劉光第在歷史上不是個轟轟烈烈的革命英雄，也沒有想過推翻清廷，只不過參加了變法維新，居然慘遭極刑，身首異處。慈禧太后以霹靂手段想要制止變革，殺了戊戌六君子，然而，清朝苟延殘喘，卻熬不過時勢變化，十三年後，辛亥革命爆發，兩千年的帝制從此告一終結。

林夕 - 螢幕發光無論什麼都看

香港蘋果日報    2013年10月19日

昨夜微冷，與人閒話淒涼。利申，我倆都不用電視送飯，但此事不只牽涉區區一個電視牌照，乃係國情教育一部份：做人不能太有性格、木秀於林風必摧之、謀定而後動、大事小辦急事緩辦、冒犯性說話爛在肚裏、敢教日月創新天的壯志別事先張揚、客氣話奉承話拉關係的話宜早些更早一些滲透、既然只是電視文化改革，不是革命，那就得請客吃客飯，溫良恭儉讓全套工夫做足……。最重要一點，誰也別信誰，即使是自己，什麼政府策略高官話過，更不在話下。

淒涼啊，能做到這樣，就做不成文化創意人，不如個個都去玩政治好了，香港還搞什麼創意工業，連營商自由環境都變了規則，若想投資，還要搞大的，別把蛋放一籃子裏，若只在香港有搞作，沒有一定資本放深圳河以北作為押金，金主成為人質，能輕身上路的，上頭不會放心。

淒涼人跟我說，但是，使唔使啊，使唔使如此肆無忌憚地對着民意幹啊，還嫌民不夠亂？使唔使如此預演一次黑箱篩選特首遊戲，幫佔中造勢啊？使唔使逼師奶上梁山啊？

我說，第一，師奶可能有歧視成份，小心有左翼團體向你下戰書，該說，使唔使惹到電視鐵粉頭上，令他們宅在鐵屋裏嚐透了雞有雞味後繼續昏睡豈不天下太平？其實非也，似那般螢幕發光無論什麼都看的沈默大多數，只是少了個台而已。新增的台也沒佔用大氣電波，得用這個那個他們不明所以的方法收看，再加個什麼機頂盒，他們若自覺看公仔箱權益受限制，早就上網煲劇去了，沒上網，也就可能對魔童再搞什麼魔法完全無知無感。現在四十多萬個讚，都是邊看邊罵或者只為公憤而讚的電視過客，上頭及上上頭對這麼一群平日多多聲氣的魔童魔青，惹不起也一早惹了，還怕你多一遊行，取得階段性勝利然後和平散去？明天在政總，且留意有多少白頭人到場，擠在黑頭人中間，便知要不要提早給此城送殯了。

淒涼人說，使唔使講到咁絕啊。要嘅，係咁絕架喇，營商文化創意文化給中港融合化了，最好把那些本來化了，借這機會令電視機前沈默的多數也多多聲氣，知道不是多個少個電視台的問題，政治也能跟電視入屋。使唔使，要架。

李怡 - 新老中國人和新老香港人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3年10月19日

自九月初三百民主人士刊登反赤化兼要梁振英下台的廣告後，就惹來中共媒體口誅筆伐，並開始宣揚「新香港人」概念。《人民日報》海外版發表《香港發展需要「新香港人」》的文章，指香港歷史上一直是移民社會，反駁那些要求減少大陸新來港人士的言論，認為新移民的學歷在整體上有提升，有的更成為香港社會新精英，指香港發展正需要這些「新香港人」。

但「新香港人」與「老香港人」不同。香港歷史上確實是移民社會，「老香港人」大部份是大陸的「老中國人」移民而來，與「新中國人」移民來的「新香港人」有不同面貌。

繼雙非童往新界幼稚園要求面試教師用普通話後，城市大學的大陸生，選讀註明「以粵語授課」的班，上課時卻要求老師改用普通話授課。城大教師被迫每講一句廣東話，即以普通話繙譯一次。本地生忍無可忍，引發與大陸學生罵戰。有關報道經大陸媒體轉載，成為大陸網民熱話。官媒《環球時報》加入論爭，為大陸生幫腔，把問題歸因「港媒惡炒」，指「要求學生開學就能聽懂廣東話不現實」。這些大陸生都是「新中國人」。

這件事讓筆者想起許多年前一位前輩文人曾說過民國初他在北京上學，當時王國維、黃節等大師在北大清華授課，他們的鄉音極重，以致許多學生上課時都不知道他們說甚麼，但所有學生都屏息靜氣聽他們講課，然後下課就問同學及借筆記抄。他們不會要求老師講流利國語。當時的學生是「老中國人」。

中共建政前兩年，筆者曾在北京居住，對當時北京的民風，當地人的謙厚、真誠、禮讓、幽默，印象深刻。「老中國人」有服從性即奴性的弱點，但潛意識中仍有「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古遠道德的呼喚。現在「老中國人」社會已被「一切都假」的「新中國人」社會取代了。

「老中國人」移民香港成為「老香港人」。過去來香港的大陸人，都尊重中國傳統的「入境問俗」。他們不管是從哪個省分來的，來了就學廣東話、學英文；他們尊重且珍惜香港的法治、自由，努力改變自己原來在大陸的陋習，融入香港的文明社會。

早前哲學大師勞思光去世，前廣播處長張敏儀談到她上大學時也選修過勞教授的課，她幾乎完全聽不懂勞教授的湖南口音國語，但也非常尊重他的講課，細心聽講，享受這過程。那時的香港人不會要求老師講他們聽得懂的廣東話。

現在的大陸已極少民國初那種尊師重道的學生，而大都是尊權重利的新中國人。他們來香港上課也自視為一種「恩賜」。針對城大罵戰事件中撐本地生的香港媒體，大陸網民說：香港媒體就使勁罵吧，等你們眼中的中國人都不去香港上學，都不去購物、旅遊，你們就沒力氣罵了。

我們還真希望回到「沒力氣罵」的歲月。在專權政治下生活，與在法治社會下生活，最大的區別就是前者不能由自己主宰自己命運，後者則是在法律保護下樣樣靠自己；前者號稱分配平等實際上是由特權造就「有些人比其他人更平等」，後者則是法治下的機會平等。「老中國人」懂得珍惜香港的機會平等，「新中國人」就大不同了。他們習慣了依靠權力才能生存及獲利，尤其在過去30多年的權貴資本主義熏陶下更把人生的價值全部寄放於金錢與權力，有權有錢就「大晒」，不會尊重他人的自由和權利，更不會尊重無形的普世價值觀。他們離開極權社會，口頭會罵中共專制，但來香港後卻仍想依附中共極權以圖利。香港近年的所有問題，所有爭拗，無不與這種「新中國人」來港自由行或定居對香港的侵蝕有關。因此，由過去的「老香港人」及其下一代組成的香港社會，尤其是愛護香港核心價值的新生代，想遏制「新香港人」的湧入，從「源頭減人」奪回「新中國人」移居香港的審批權。陳雲發文指現時的大陸移民不是新移民而是新殖民，因為這些「新香港人」認為自己來自強國，「處於文化強勢，不願意接受香港文化，甚至要改變香港文化，要香港人講北方話遷就他們。」

當然，「新中國人」也並非都是仗勢欺人有強國味的，正如老香港人中也有梁振英與陳茂波一樣。只是就整體而言，「新中國人」由大陸政府單方面批核湧入，確實是香港近年禍患的根由。這是客觀存在的現實，與歧視無關。香港市民倘不群起反殖民，將無可能擺脫滅頂沉淪。

蘇菲 - 由不明不白到無規無矩

非常Playgroup   香港蘋果日報    2013年10月19日

王維基這一仗，叫「死得不明不白」。一句「不明不白」，再次印證了大家對「這裏不再是我們熟悉的香港」的看法。

我們熟悉的香港，是一個有制度、做事有規有矩的地方，政府緊守「公平、公正、公開」三大原則，是這裏的核心價值。可是，過去一年，很多事情不明不白地出現，「特事特辦」成為官員的口頭禪。社會突然來了一群旗幟鮮明、支持政府的「普通市民」到處踩場；一位老師休班時路見不平的一句粗話，竟然出動重案組去調查。免費電視牌照的決定，由本來無發牌上限，到忽然私下改變遊戲規則要三揀二，蘇錦樑說過程是「公平、公正」，在行政會議保密制之下，看不到公平和公正，卻看到他沒有再提及「公開」二字。「公開」已不再是政府處事原則了吧？

回到日常生活，排隊、不隨地大小便吐口水，是我們小市民緊守的規矩，又不知何時開始，插隊和隨地便溺的情景，竟不時在朋友口中聽到、在自己身旁遇見。明明我們是理直氣壯去指摘那些不守規矩的自由行，但居然多次發生被他們反罵甚至推打的新聞。某天，我和家人到海洋公園，抬頭望到一片藍天、心曠神怡，低頭卻見地上一灘尿迹、聞到一股臭味。唉，哀我香港！

普選是切身的事

一年，香港可以變得這樣無規無矩、烏煙瘴氣；十年、二十年後，當孩子長大之後，他們會活在一個怎樣的社會裏？是一個無規矩無制度、無多元聲音只重視揣摩主子心意的環境，僅有May姐的鷄汁作娛樂？看看報紙，看看孩子，你會發現原來普選是那麼切身的事。 

阿寬 - 真的憤怒了

明報   2013年10月18日

特區政府有哪方面做得最出色？我可以答你，是製造民怨。

在民望如此低的時候，居然宣布不發牌給王維基的香港電視，簡直是罔顧社會上最大多數人的聲音。

三個申請為何只是王維基不獲發牌？大家不反對政府發牌給有線及now，也不是偏幫王維基。

為何市民大比數希望政府多發免費電視牌？一個原因，是幾十年來無綫一台獨大。

香港不是沒有另一家免費電視台，亞視奮鬥多年不只沒有進步，還愈做愈差，收視可以反映，不信收視，出街隨便找幾個人問都可以知道真相。

無綫節目令大部分觀眾滿意時，沒那麼多人想要多幾間免費電視台，每個人只得一雙眼，同時很難收看多過一個電視頻道，近年無綫節目質素整體下降，仍有少數優質的，已令市民渴求有更多選擇。

審視什麼申請計劃根本是多餘的，既然想打破一台獨大悶局，引入公平競爭，最重要看一個因素——哪間電視台對無綫最有威脅。

三個申請之中，盲的都知道王維基最勇，未有牌先開始製作，以更貼近市場價的人工吸納了一批電視專才，同時帶挈了無綫員工得到更合理的加薪。

反觀其餘兩家申請公司，幾乎按兵不動，沒有公布任何改變無綫一台獨大的策略，政府居然只發牌給這兩間公司，決定不只不專業，對電視行業的基本知識及現狀實在無知。

如果以財力作發牌標準，更加可恨，難道香港電子傳媒一定要掌握在財雄勢大的商家手上？

貧富懸殊，香港人的仇富心態愈來愈嚴重，政府罔顧這現實，還把市民的免費娛樂再次送給超級富豪，不是製造民怨又是在做什麼？

我們真的憤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