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靄儀 - 「一地兩檢」你信政府？

2017年7月31日

【明報文章】民間組織、專業人士連同在任及前任議員建立「一地兩檢關注組」，令我感到很安慰，畢竟香港人還不至於放棄為自己的權利和為社會公義奮鬥。

連日來的政府宣傳攻勢集中渲染高鐵如何舒適、方便、為香港帶來龐大的經濟效益，但要享受這些利益，就必須接受在西九站做「一地兩檢」；反對者不應以法律上的技術問題阻三阻四，「一地兩檢」根本冇問題，反對者不過是別有用心，為反對而反對。這些所謂違反《基本法》的問題根本不存在，因為《基本法》只適用於香港特別行政區，只要將西九部分劃為「內地口岸」範圍，視為內地而不是香港的一部分，《基本法》就在這個範圍完全不適用。你信政府的講法嗎？

無獨有偶，上星期五的《明報》大篇幅報道層出不窮的電話騙案，提醒市民防範。其實電話騙案已非新鮮事，但仍不斷有市民上當，原因就是以利誘之，就可取得受引誘的人一廂情願的信任，就算有人苦苦相勸不要隨便信騙徒，也會被當作耳邊風、阻人發達、別有用心。騙徒利誘之餘還加上恐嚇：如不快快答應就會走雞或有無可挽回的嚴重後果。市民半信半疑之下交出所有銀行戶口號碼密碼個人資料，事後才恍然大悟，往往已太遲。情景真是與這個政府手法有幾分相似。

其實在建高鐵上政府欺騙市民已非一日。二○○七年要撥款幾百億要收地要拆人家園，但「一地兩檢」無法解決，就說有沒有一地兩檢高鐵也會帶來龐大好處值得建，到了建得七七八八，就改口說沒有了一地兩檢就所有投資都白費了，高鐵變成廢鐵。官方發言都記錄在案，前言不對後語，奇怪的是居然有人叫香港人信這個政府！政府煞有介事估算將來的高鐵效益，先不說官方數字也顯示收益預告需下調，但看說話的方法，不也是似曾相識？當年批撥款批地建迪士尼樂園，不是算出非常誘人的收益估計，教人心動麼？後來不又是要throw good money after bad？當年有人擔心內地會建更方便的迪士尼樂園搶生意，記不記得政府如何保證不會？後來不是反口麼？還怪香港人太保守一早不投資更多批地更大呢！

便宜莫貪，還是守緊自己的權利好。法律真的只是「技術」麼？政府視保障你的基本權利和自由的憲法為隨時可以戾橫折曲的「技術」問題，還稱得上是守法麼？你能不心寒麼？猶幸香港今天仍有資訊自由言論自由，關注組提供資訊理據讓市民自己看清楚利弊！

馮睎乾 - 做人咪咁湯家驊

香港蘋果日報   2017年7月30日

當年的湯家驊大狀，在立法會對時任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鄭汝樺說，香港市中心進行一地兩檢，憲法上根本「完全沒可能」，何其理直氣壯，然而投奔建制後，從前「完全沒可能」的事，如今不但可能，更變得合情合理合法。不厚道的人或許說，湯大狀隨風擺柳，吃相難看啊，對此我有點保留。個個都賣港，唔通個個都想賣港咩？一定別有內情。按常識，發生不可能的事，叫「神蹟」，所以那個「內情」，該是神蹟。

不要笑，香港今天是最唯物的時代，也是最多神蹟的時代──天主教徒林鄭月娥選特首前，曾聽到上主鼓勵，結果她以神聖的「777」票當選；今年一月，基督徒田北辰也對時任運輸及房屋局長張炳良表示，要趕及在高鐵通車前的一年半內實行一地兩檢，「我諗要神蹟先得」，結果不出半年，上帝便把神蹟落實了。感謝主。香港回歸廿年，神蹟之多，恐怕已超越花地瑪，所以現在一聽人說「沒可能」，我立馬知道他不是教徒，最新例子是律政司長袁國強。日前李柱銘憂慮一地兩檢開先例後，港府將再度租地予中央執法，袁國強昨天回應說，一地兩檢只為高鐵而設，李柱銘的假設「絕對無可能發生」云云。在袁國強和上帝之間，我當然信主。

近年來，上帝在香港多行神蹟，最神的一個，肯定是令建制派官員、親中媒體，以及無數「愛國愛港」人士失憶。最現成的例子，來自我在樓下管理處免費取閱，娛樂性比《蘋果日報》更豐富的《大公報》，看7月26日社評〈歡迎「一地兩檢」發揮高鐵最佳效益〉，我簡直以為是暗渡陳倉式惡搞高鐵：「回歸以來，特區『全新』的事物不多，不少人都說『好悶呀』、『冇新意』，如今終於有『新嘢』了；香港特區之內、西九車站之中，會有一個內地司法管轄區，實施內地出入境、安檢、衛生檢疫等法規條例，並由內地公安、邊防人員執法，港人從港方口岸踏過『一步』，就到了內地口岸和司法管轄區，真係夠晒新鮮和刺激，非試不可。」哇塞，內地執法這麼好玩，袁國強何不告訴香港人？

但以上的主題公園廣告不是重點，重點是社評說：「一些反對派政客和亂港傳媒《蘋果日報》，『如喪考妣』，大呼香港『割地』、『租界』，還恫嚇說未來內地司法管轄區將會『越設越多』，伸展到市區和全港，到時，全香港都會變成內地司法管轄區，『一國兩制』也就『完蛋』了。」藍絲KOL屈穎妍女士，日前也在〈身有屎者〉說：「當我看到香港反對派不斷發酵一地兩檢，真的覺得很無聊……反對派列舉了很多他們的憂慮，老實說，都是他們自己的憂慮。」我不厭其煩引述他們的話，只為證明一點：這群不知是裝失憶還是真弱智的人，根本在扭曲事實——質疑一地兩檢，從來不只反對派。

2015年12月15日，「愛國愛港」媒體《星島日報》報導某資深大狀對一地兩檢的看法：「若在高鐵的西九總站，有地方是執行內地法律，不再屬香港自治範圍的話，『哪管只是香港面積的零點○○○五百分比的地方，失去了自治範圍，把司法管轄權交了出去，香港人都要慎重考慮』，他強調畫出去的地方雖小，但象徵意義很大，會是非常危險的先例。他強調，因為方便的理由，就放棄香港的司法管轄權，對《基本法》十八條有衝擊，『香港市民要知道，代價有幾大。』」屈穎妍女士一聽這說法，很可能立即連珠炮發：「真低智啊，難道他們不知道解放軍已經駐港二十年？」很可惜，發表以上觀點的資深大狀不是李柱銘，而是全國政協委員、基本法研究中心主任胡漢清。

歲月是把殺豬刀，更是面照妖鏡。湯家驊不是一個人，而是兩個，或者說，因為奇蹟，香港出現了千千萬萬對「湯家驊」，他們最可怕的地方，是只勸你搭高鐵勿喊「平反六四」，卻沒有告訴你：山東有個網民王江峰，因為在微信聊天群用過「習包子」這詞，被控「尋釁滋事罪」，判刑兩年。這就是內地司法，新鮮，刺激，非試不可。

李怡 - 目的

世道人生   香港蘋果日報   2017年7月28日

袁國強就西九站劃出10萬平方米給大陸管轄，宣稱「基本法無define（定義）香港範圍」，至於香港本地法律同樣「無define香港territory（領土）」。

《基本法》是不是沒有定義香港範圍呢？讓我們看《基本法》「序言」：「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十九日，中英兩國政府簽署了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確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於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因此，《基本法》明言中國在香港行使主權的法源是《中英聯合聲明》。而聯合聲明的第一條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聲明：收回香港地區（包括香港島、九龍和『新界』，以下稱香港）是全中國人民的共同願望，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決定於1997年7月1日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已經清楚界定香港地區的範圍是「包括香港島、九龍和『新界』」了。袁國強怎麼可以睜眼說瞎話指「基本法無定義香港範圍」呢？

至於《基本法》第七條說香港土地是國家所有、由香港特區管理並可出租給個人、法人或團體使用，袁國強據此稱可以出租給國家。但這一條絕非意味出租後可以實行租賃者自己的法律而《基本法》及香港法律可不在那兒實施，根據第八條、第十八條，所有香港地區都無例外地實施《基本法》，並言明「全國性法律」不在香港地區實施。因此，在《基本法》訂明的香港地區內實行大陸法律，並沒有法律根據。

袁國強又稱，「實行高鐵一地兩檢的要求，是由香港提出，內地亦是本着幫助香港的心協助」。

這個「此地無銀」的聲言，使人更懷疑「一地兩檢」不僅是因應中共的需要而提出，而且這根本就是香港要建高鐵的目的。甚麼意思？意思就是從香港前往大陸的便利來說，根本是不需要高鐵的，更不需要把高鐵站建在市中心。香港建高鐵的目的，就是以「一地兩檢」為藉口，把大陸專權政治的執法利劍，插進香港的心臟。因此，建高鐵是手段，藉高鐵搞「一地兩檢」才是目的。

法律界人士David Tang昨天在facebook上說，「高鐵最令我反感的，是特府打從Day One就存心欺瞞」，「甚麼48分鐘直達廣州，根本是惡意做假。火車到的，不是廣州市中心，而是番禺，不過站名叫『廣州南』而已，要再坐十幾個站地鐵才到市中心，最少半個鐘。更糟的是，48分鐘是指中間不停站的直通車，而直通車，一天卻沒有幾班，其他的，要60分鐘以上，再轉地鐵，就是一個半鐘以上了。現在的九廣直通車，也是一個半鐘多一點而已」。

還有，大陸大部份城市的高鐵站，都遠離市中心，為甚麼香港非設在西九不可？香港有52%即300、400萬人居住在新界，他們去大陸會直接從北區過境，要坐高鐵也去深圳坐，不會繞來西九的。

因此，高鐵不論從成本還是需求來說，根本不值得建。建高鐵的目的現在終於清楚了，原來就為了要弄個「一地兩檢」。

香港失去的，不是「割地」，而是由此開始並將逐漸擴大的中共在香港的執法權。

香港人還以為無所謂，以為沒事發生嗎？

岑逸飛 - 國父與國賊

生命通識   2017年7月27日

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雖已逝世，但他在生時對孫中山有劣評，引人深思。他指孫中山的真正政治遺產，是暴力革命和列寧式政黨，並且有大量史料證明，孫不管在思想上還是在行動上，都是激進的革命者和霸道的專制者。在中國政黨史上，孫開創黨派至上、君師合一、以黨建軍、以黨訓政的傳統，應是無可爭議的。

有此看法的，其實不僅是劉曉波。8年前離世的歷史學家唐德剛便曾表示，孫（中山）、袁（世凱）、蔣（介石）、毛（澤東）四人之中，最後志願都是搞個人獨裁的最高形式皇帝。

反觀中共，一向對孫中山極為推崇。毛澤東稱孫中山是「革命的先行者」；鄧小平概括孫中山有兩項歷史功績，一是領導辛亥革命；二是開創國共合作。到了今日的習近平，也同樣肯定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結束了在中國延續幾千年的君主專制制度，為中國的進步打開了閘門」。

但辛亥革命是否由孫中山所領導，歷史學者對此也有爭議。辛亥革命前孫發動多次起義，影響力有限，皆以失敗告終，清廷認為是一群亡命之徒的政治鬧劇。其後的武昌起義，孫事前一無所知，他被選為中華民國臨時總統，是立憲派和革命黨妥協的結果；至於清室遜位，是袁世凱所為，更與孫無關。

不過歷史總是成王敗寇，孫中山作為國民黨領袖，國民黨把中華民國「國父」的光環戴在他的頭上，也是順理成章的事。但指孫為「國賊」的大有人在。說孫是國賊，主要因為他從二次革命起，先後聯合日本，並引入蘇聯，干涉中國內政，且與蘇聯一道培植中國共產黨。

中國在辛亥革命後如果沒有走上孫中山「以黨治國」的威權政治之路，今日中國也許是另一番面貌。當年的選擇其實不少，例如章太炎崇尚自由主義，反對專制獨裁，可惜他被孫公開指摘為滿清暗探；又如熱中議會政治的宋教仁，被孫排斥，其後宋教仁被暗殺，主謀會否是孫中山，也是疑點；再如本是孫中山的戰友黃興，也因堅持走法制之路而與孫中山不和；最後與孫中山兵戎相見的陳炯明，他的聯省自治主張，到今日仍具參考價值。

歷史當然沒有如果，回望歷史，對當事人而言，「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而對後人也許會帶來一點反省。蓋棺定論，孫中山畢竟是個人物。說他是「國父」，也許是過譽；說他是「國賊」，他也不應如此不堪。黑白二分法的思維模式是危險的，他多半是介乎「國父」與「國賊」之間的灰色地帶。

已故歷史學家錢穆對孫中山的評價是從大處着墨，確有大師風範。他將孫中山與章太炎比較，認為康有為主張要變法，不要革命，是看制度沒有看主權；章太炎主張要革命，不要變法，是看主權沒有看制度。孫則認為非革命不可，而革命之後還得要變法，變法最重要是把皇位傳襲徹底廢除，根本不要皇帝。所以康、章是書生之見，孫才是大政治家。

練乙錚 - 「軸心突破」──論聯合聲明失效與社運去向

氣短集   香港蘋果日報   2017年7月26日

香港大學學生會的同學希望筆者寫一篇文章探討社運的發展和整合，那正是筆者近日關注的問題，遂有此文。同一文章略作增刪之後，會在八月號的《學苑》出版。

香港是國際城市，牽涉兩個主權國家，人口和資產高度跨國。九七後，北京為要把香港「去國際化」，逐步實行三種對策：開放北人南來，推動紅資湧港，廢止《中英聯合聲明》。後者三年前起分階段發生，低調卻明顯，顯示高層作了清晰決定。

2014年6月李克強訪英，以巨額商機為餌，要求英國簽署一份肯定《中英聯合聲明》落實成果的文件。當時香港因政改醞釀佔中，英方不願談甚麼成果，中方不得要領。7月，英國派員訪港監察一國兩制落實，中方拒簽護照，並透過外交渠道暗示聯合聲明作廢。今年6月，中國外交部公開說：「《中英聯合聲明》作為一個歷史文件，沒有任何現實意義，也不具備任何約束力。」

「約束力」是聯合聲明核心，中共當年接受，是一種權宜，早晚要擺脫。一擺脫，一國兩制就失去原有基礎，香港社會基本性質因而改變，傳統社運模式也隨着失效，原因是結構性的。

聯合聲明與香港獨特社運模式

聯合聲明對中國有約束力，所衍生出的政治效果非常獨特吊詭：在全世界最大最嚴酷專制政權的鼻子底下，竟然存在一個規模相當宏大的反抗運動。它由一兩個傾向民主的大黨派主導，承認中國對香港的主權，支持一國兩制；在持續擁有立法會關鍵少數議席的條件之下，以溫和手段調動群眾爭取民主改革、推進雙普選議程；一旦成功，再倚靠民眾中長期存在的反共大多數，選出民主派支持的人上台執政，長期守護香港。

這無疑是世界上最理想的民主運動，在前階段的十多年裏，其四方面的運作條件都良好：法治穩固，公務員和警隊高度專業中立，中方大致遵守不出面干預港事的承諾，第四權發達、言論自由的尺度比港英時代更寬鬆。微風細浪到民主，是聯合聲明的設計威力；如果真可以，那會是人類歷史上的奇蹟；環顧世界上所有國家，民眾完全和平、政權完全非暴力地達至民主的，一個也沒有。

奠基英國民主議會制的「光榮革命」（1688），別稱「不流血革命」，其實也是多次戰爭的成果。如果把之前初步取消英國君主專制的英國內戰（1639-1651）也歸入議會民主的過程，那麼英國經驗就和其他國家無大分別，都相當慘烈。台灣民主化後段完全平和，但解嚴之前卻不是，這個大家清楚。

但是，這個神話般美好的香港社運模式，在強國勃起、視《中英聯合聲明》作失效而英方無力亦無意挽回的情況之下，已無法完成任務，因為支撐這個模式的四個主要條件正逐一剝落：法治日漸鬆動穩固，甚至已被用作對付社運的工具；公務員高層和警隊嚴重政治化；自2010年「第二支管治隊伍」出台之後，北京干預港事愈發明目張膽；言論自由也因主流媒體被收編而日益收縮。這些都是結構性轉變。

真正被DQ的是甚麼？

再無國際條約約束力，一國肆意衝擊兩制，民主派勢將逐步失去立會關鍵少數議席，議會因而不再是守護香港的屏障，「六四黃金率」存在也毫不管用。可以說，宏觀層面上，被DQ的非僅僅是十個八個議員，而是整個自港英管治晚期形成的非常特殊的香港社運形態。

與原有社運形態同時被DQ的，是運動的主要目的：政制民主。這個其實在聯合聲明作廢之前已無着落。你和理非非，中共就帶你遊花園；你搞佔領，它就施放催淚彈開槍。如今沒了國際約束，一國更可隨便欺凌兩制。選民把你送進立會嗎？它乾脆找人大釋法打掉你的議席。

周前一篇本欄文章比較了獨立與民主孰難，徵引世界各地百多個事例，得出的結論是兩者不相伯仲；目的不是辯證獨立如何容易（儍子才會那樣想），而是指出民主有多困難。如果還需要一個實例說明中共不會恩賜民主，那就是劉曉波的死。（此說明社運派別以達到各自倡議的政治目的之難易相攻訐，是何等虛妄！）

佔運之後，民眾呈現政治虛脫，動員困難，無論怎樣號召，群眾參與率都非常低。筆者推斷，這並非多次大規模動員之後的簡單政治疲勞，休息一下就復元那種；更不是港人追求民主的意志不夠堅貞，想放棄；而是民眾已直覺意識到，《中英聯合聲明》作廢，兩制遭結構性毀壞，傳統社運回天乏力，民主遙不可及，參與是虛耗。

聯合聲明作廢港向專制過渡

的確，民眾回顧多年經驗，當會如是想：兩制尚稱完好、傳統社運發展蓬勃之際，政改也無寸進，如今一國當道，安問民主？未見社運有可信新目標、行動綱領、組織架構和領導班子之前，與其知其不可為而為，不如先做好私事。

民眾如此「無反應」，其實是很好的反應，是對社運作出嚴苛提問，逼迫社運自省。社運因此不可能再一貫作業，business as usual。

《基本法》是國內法，本身對一國無約束力，兩制的實質存在，端賴聯合聲明的約束力。後者如今作廢，兩制顛覆，香港社會朝專制過渡無可避免，聯合聲明衍生的那種美好獨特社運模式不能繼續有意義地存在，「文明社運」即將告終。抗爭將無可避免回歸專制社會之下的一般形態：挨打、頑抗。上下四方古往今來皆如是，香港怎會是例外？

領導和參與這種「一般抗爭形態」的代價遠比過去的「文明社運」高，香港人已經看到了一些，躊躇一會很正常。且不說如八九六四天安門事件那樣的大屠殺──如果知道出動坦克衝鋒槍是政權行事話本裏的選項，則社運領導絕對不應朝那個方向走；但大家如果要清楚認識一個專制社會之下有意義抗爭的極限典型，1979年發生在台灣高雄的美麗島事件是最佳樣板。

問題是，在「文明社運」與「一般抗爭形態」之間，香港的抗爭將會升級到甚麼程度。回答這個，要看客觀需要，更要看運動的領導與民眾的意願。為此，社運界首先需要探討一個更基本的問題。這個問題剛巧已由一位溫和得不能再溫和的泛民人一句話牽引出了。

叛逆：到甚麼程度？

《立場新聞》月初訪問了中文大學教授陳健民。這位二十年來孜孜不倦在中國各地培訓公民社會人才的義工、視長毛在立會掟蕉是暴力的溫和派、被指為無可救藥的「大中華膠」，最後被問到如何面對愛國與民主時，平淡地說：「如果民族立場要我壓抑對民主、自由的追求，我一定做叛國者，毫無懸念地叛國。」

讀了這段驚心動魄的自白之後，筆者再在傳媒朋友之間印證，得出的印象是，當權派殘忍打壓中國內部異見人士、粗暴干預香港事務，在香港像陳健民那樣的五十後溫和派被逼到叛逆邊緣上的還真不少，其他比較年少激進的就更不用說。（聽說還有一位以往猛烈抨擊港獨的八十後，現在轉而主張香港立國；那更是完全合乎事態發展常理的。）

「絕地天通」神話與「軸心突破」

這就預示，香港原本分裂了的民主抗爭運動將會出現一條行動依然溫和但觀念比以往激進的聯合陣線，裏面包含背叛國家的聲音，因為這種聲音在不少年輕人當中也有了相當的比重。這樣的一條聯合陣線的出現，將突破籠罩香港社運的持續低氣壓。

史學大師余英時2014年初出版了據說是他畢生功力之所在的專著《論天人之際》，探討的是中國古代思想的起源。書中刻畫出春秋時代哲學思想的一次「軸心突破」，非常有意義。

中國遠古曾經出現過一次思想獨裁化。本是「天人合一」、「道不遠人」的一個良性秩序，最遲到了商代甲骨文所包含的五個時期中的最後一個，出現惡變異。此後的主流論述裏，一般人不可以憑一己心性接收和理解天道；那個能力改由一位「普世人王」、「余一人」、即所謂的天子所壟斷。這個突變，是以一個「絕地天通」的神話表現出來的；《尚書˙呂刑》：「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從此，天和地上的凡人隔絕了，只有「余一人」可接收天命、掌握真理。

但是，到了春秋時代，「余一人」的權力崩壞，思想界出現「軸心突破」（莊子說的「道術將為天下裂」）。「軸心突破後的思想家如孔、孟、莊子等，都強調依自不依他，即通過高度的精神修養，把自己的心淨化至一塵不染，然後便能與天相通。」（見余書75-84頁）

當然，後來中國再出現大大小小的「余一人」。到了二十、廿一世紀，共產黨系列的「余一人」就更徹底，從北京到一國，從一國到香港，都實行「絕地天通」：天道是甚麼，國家怎樣發展，人民如何生活，都由偉光正的「余一人」說了算。不過，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在中國搞這個還可以，二十一世紀在香港卻不行。

石破天驚

道術將為天下裂，這個裂，不僅是思想上的裂，也隱含王權與土地的裂，兩千多年前便如此。孔子的文化淵源在周，但他和他的弟子說的和效力的「父母之邦」卻是魯、衞等國，成周在儒者心目中的政治地位已無舉足之重，軸心突破既是思想上的，也是政治上的。「毫無懸念地叛國」，就是今天香港民間思想界正在萌生的軸心突破；它出現的方式和兩千多年前出現的那一次同樣地溫和，也同樣石破天驚。

聲明
自傳出《壹週刊》正在賣盤之後，不少讀者、朋友甚至記者都在不同場合問及我的去向，這裏一併答覆。我對周刊的供稿，會在賣盤交易完成、公佈發出之日停止。感謝黎智英先生這一年來給我發表文章的機會，感謝編輯部、美術部和出版社的其他同事不厭其煩地給我幫助。我自己生計大致無礙，發表文章亦尚有渠道，卻希望其他同事都能夠在新的或現在的位置上樂業安家。在難以繼續營運的情況底下，周刊結業不一定是最好安排；雖不情願看到，集團賣盤的決定卻是可以理解的。

陳文敏 - 一封電郵

2017年7月26日

【明報文章】二○一六年一月二十六日，當天我由中午開始上課，一直到晚上近十時才下課。下課後有學生告訴我同學包圍校委會，一些校委會成員未能離去，李國章及校長退回會議室內靜坐了好一會。已離去的校委會委員張達明因擔心校方不肯與學生對話會令同學情緒激動，故特地折返會場安撫同學。在我下課時，示威者已經散去，亦沒有任何人受傷。

事後李國章在校長陪同下召開了記者招待會，對學生作出了措詞強硬的譴責，並稱會報警跟進。我在一月二十九日向校長發了一封電郵，部分內容是這樣的：

「我認為新聞發布會是一場災難。除了為爭端火上加油外，它沒有達到任何有建設性的目的，亦不利於建立信任或對話……

就當晚的事件而言，我直到晚上9:30才下課，只能從媒體的報道中了解事件。我相信你會有比我更好的評估。不過，在評估時，希望您亦會考慮張達明和同學們對事件的論說。從我所見，學生們當天等候了六至七個小時，他們希望在會議後與李國章對話。他們以為大學正在安排這樣的對話，卻發現警察已被召喚到場，並以胡椒噴霧指向學生，示威群眾中亦有人不斷辱罵學生。張達明基本上確認了學生這方面的說法。學生以為校方會和他們開會，但當校方根本無意安排會面及李國章企圖溜走時，他們感到受騙。這可能刺激了一些學生／示威者作出更激烈的行為。我的印象是，如果校方當時安排和學生直接對話，解釋校委會的決定，情况可能會完全不同……

雖然我們不應該縱容暴力行為，但這種措詞強硬的新聞聲明亦毫無必要。聲明可以是採取堅定但亦理解學生情緒的態度出發，作為一名教育工作者，對採取行動刑事起訴我們自己的學生，我會萬分猶豫和困惑。可能有人認為這種強烈的態度會阻嚇學生，我恐怕這只會適得其反，使對話變得更加困難……

我的觀點不一定正確，但我認為應該讓你知道事情的另一面，這或許會幫助建立溝通。我們需要對話而非對抗。我們需要建立信任和溝通，而指摘遠遠不是實現這一目標的最好手段。」

呂秉權 - 自己破壞法治 如何信你一地兩檢？

2017年7月26日

【明報文章】「一些領導幹部法治意識比較淡薄，有的存在有法不依、執法不嚴甚至徇私枉法等問題，影響了黨和國家的形象和威信」——習近平，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學習貫徹全面依法治國研討班講話，2015年2月2日。

「中國認為『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習近平，於巴基斯坦議會引述《論語》，2015年4月21日。

早知今日，何必當初？

昨天，特區政府公布廣深港高鐵西九總站「一地兩檢」方案，在香港境內設內地口岸區，由內地執法人員在內行使內地法律，希望香港市民相信內地講法治。

港人對內地法治信心已被破壞

可惜，「回帶」一看，香港人對內地法治的信心已被嚴重破壞，正如習主席所講有些領導幹部有法不依、徇私枉法，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

舊事包括：銅鑼灣書店案的越境執法疑雲，無回鄉證者被「擄走」，「強力部門」對目標對象可行使「專政」，超越法律行事；2013年，禁書商姚文田被誘騙到深圳拘捕，判刑10年；2013年，港商潘維曦被人在香港綁架回內地，判囚16年半；1995年，港商蘇志一被內地拘捕，肇慶公安多次「押人」回港取證，蘇被囚終身；2004年，內地公安懷疑到摩星嶺跨境執法被警方拘捕，最後不了了之釋放。

在推銷「一地兩檢」時，官員多次以英法和美加情况對比。但筆者認為中國的情况難以與歐美國家比較。

第一，法治排名。根據統計世界法治排名的「世界法治項目」（World Justice Project），在全球113個國家和地區之中，英國法治排名第10、法國第21、美國第18、加拿大第12、中國內地第80、香港第16。「一地兩檢」的必要條件，是司法地區的文明程度相若，像英法相差11位，美加相差6位。但內地跟香港則相差64位，難以與美加等國的例子相比。因此，美國如何擴大與外國的「一地兩檢」，也不會與古巴「一地兩檢」，英國不會與俄羅斯「一地兩檢」，南韓不會與北韓「一地兩檢」。

第二，遵守國際難民公約。美國目前已與加拿大等6個國家15個機場實行「一地兩檢」安排，正考慮增加日本、冰島、巴西等11個機場入列，但客流龐大的中國機場不在其中。美國對「一地兩檢」國的其中一個要求，是要她遵守聯合國兩條有關難民的公約和議定書（1951年和1967年），尊重尋求庇護者，保護他／她免受迫害。2015年，有取得難民資格的中國異見人士滯留泰國，被強行遣返中國，聯合國難民署對此「深切擔憂」。

第三，美加的「一地兩檢」，美國在外只有拒絕入境權，沒有拘捕權。駐外的美國執法人員如想拘捕疑犯，只會暗中通報美國機場的執法人員在飛機抵埗時行動，不會跨境執法。

2014年10月，一名從溫哥華前往美國西雅圖的美國女公民，被美國駐溫哥華的邊檢人員發現其為本國盜竊和搶劫的通緝疑犯，美方邊檢人員沒有當場阻截反而讓她登機並暗中通知西雅圖警方，在該名疑犯落機之時，迅速將其逮捕。美國海關及邊境保衛局的數字顯示，美國用同類方法與駐外邊檢人員裏應外合，每天大約在美國的機場等候拘捕22人。可是，在西九的「一地兩檢」，內地執法人員有拘捕權，分分鐘可押送港人回內地處理。

第四，突發情况。內地的司法管轄權不包括路軌和隧道，那麼如果有人犯了事跳軌是否香港執法人員接管？有人掉了財物進路軌，但遭人冒認起爭拗，這又歸誰管轄？列車在香港境內行駛中，如果有港人因政治問題被公安找麻煩，這時他拉動煞車手掣，甚至打破玻璃跳車，香港警察會否將其交回內地？在月台違法上網轉載法輪功等信息會否被內地拘捕？

「誠信」到用時方恨少。將人治包裝成法治，特區官員真的不易為。

作者是浸會大學新聞系高級講師

黎廣德 - 一地兩檢變質 高鐵錯上加錯

2017年7月26日

【明報文章】要來的終於來了：政府拖延了8年的高鐵邊檢安排，昨天終於揭開鍋蓋。這種戲碼一點也不新鮮，特區官員的如意算盤是把生米煮成熟飯，無論鍋裏添加了多少死魚腐肉，市民揭鍋後只能捂住鼻子嚥下去，一地兩檢就是如此這般的把戲。究竟這次香港人會否見怪不怪、乖乖就範？

其實市民判斷政府方案的對錯，毋須被官員故意扮高深的法律術語嚇怕。如果真有合法合情合理的一地兩檢方案，為何2009年時任運房局長鄭汝樺被議員質詢時不敢堂堂正正拿出來，反而一拖8年，還要動用市民稅款發動鋪天蓋地的宣傳？特首林鄭月娥聲稱不希望公眾討論「政治化」，這套籌備了8年的「攻心計」難道不是「政治化」的最佳佐證嗎？

假若在西九站實施一地兩檢，接受大陸公安享有不受香港法律限制的執法權，勢必衝擊市民對一國兩制的信心，關鍵在於香港是否值得為此付出代價？因此任何「非政治化」的討論必須回歸到兩個核心問題：一、沒有了西九總站一地兩檢，高鐵是否無法有效營運？二、放棄高鐵是否等同前功盡廢？

盜版深圳灣模式

首先大家要明白行政會議昨天通過的方案是「盜版深圳灣模式」，因為深圳灣一地兩檢的地段位處深圳，毋須從香港境內劃出土地，不會有大陸公安在香港特定範圍內持械執法，更不會把內地司法管轄權延伸到香港市區。所以一眾司局長多番把西九一地兩檢類比深圳灣口岸，意圖淡化香港人的戒心，是徹頭徹尾誤導市民。

如果西九總站不設一地兩檢，是否必定效率大降？大家須看清事實，讓數字說明真相。

按照政府於2015年12月23日向立法會提交的修正推算，在2018年通車時，預計每天有109,200人次乘搭高鐵，當中67,500人次來往深圳、4800人次來往東莞虎門、18,300人次來往廣州南，最後才有18,600人次使用長途服務。按比例算，短途和長途的比例是83%對17%。由於短途車乘客不管在哪裏過關檢查也不影響總旅程時間，所以他們不會受惠於政府方案；至於長途車乘客，沒有西九站一地兩檢可能有利有弊，視乎他們本身的居住地點和替代方案而定。

正版深圳灣模式

事實上，根據客觀分析，如果廣深港高鐵實行「正版深圳灣模式」，營運效率足可媲美「盜版深圳灣模式」，甚至在特定情况下有過之而無不及。

「正版深圳灣模式」是把一地兩檢設於深圳福田站及龍華站，市民從西九總站上車時完全毋須過關，與現時在紅磡上車到羅湖或落馬洲一模一樣。高鐵列車往返西九與深圳之間需時14分鐘，到深圳的乘客（佔總客量六成）下車後過關便直入深圳市區，便捷程度等同西九方案。其他乘客經一地兩檢後可轉乘另一班高鐵列車到廣州或以外城市，由於深圳客流量大，鐵路局可以從深圳提供更多列車直達內地更多城市，所以旅客可以有更多城市選擇和享受更頻密的班次。

換言之，一地兩檢設於深圳，長途旅客可享有更多列車選擇的便捷，足以抵消在深圳轉車的不便。其實同類安排早已在航空界行之有效，這就是航空樞紐的概念：香港人飛到杜拜或倫敦等樞紐機場轉機到其他城市，早已甘之如飴。如今把同樣安排應用於高鐵營運，實有一舉兩得之妙：提升高鐵營運效率，避免對一國兩制的衝擊。由此可見，政府聲稱「沒有西九一地兩檢，高鐵便無法發揮效益」的結論，完全站不住腳。

釜底抽薪模式

再進一步分析：如果此時此刻放棄高鐵，是否等同800多億元投資血本無歸？究竟有沒有「釜底抽薪模式」，令港人受騙了8年後全身而退？

經歷了多年工程，高鐵項目形成兩項主要資產，恰好是香港最貴重的土地資源：其一是西九市中心38萬平方米地下樓面面積，比國際金融中心二期18.5萬平方米大一倍有多；其二是石崗菜園村27公頃已平整土地。

西九總站連地面共有5層，總樓面面積共約400萬平方呎，地面層主要是商舖，第二層是商舖和售票大堂，第三、第四層分別是入境和離境大堂，最底是延伸至西九海濱的月台層。按照原設計最頂兩層已預留32萬平方呎作商業用途，因此只需把售票大堂和離境大堂改裝，便足以提供約200萬平方呎作商業用途。參照圓方商場每月呎租400元計算，假設七成面積可供出租，每年租金收入67億元。按照上市大地產商平均市盈率8倍推算，該200萬平方呎面積市值約540億元。

除此之外，另一半共200萬平方呎可作公共社區用途，例如第四層可變身為九龍中央圖書館、室內運動場、青年創業共享空間或民間團體活動室；第五層月台面積最大，由於地下空間與西九文化區相連，全層近100萬平方呎面積可用作文化區的延伸，無論用作藝術展覽、工作坊、黑盒劇場、香港文學館等等，足以成為名副其實的全球最大地下文化空間。

第二項資產是從石崗菜園村平整出來的27公頃平地。由於地權已在政府手中，可以馬上改劃成為石崗新城，配合錦上路一帶的房屋發展，參照錦田南規劃，27公頃中有六成可闢作房屋用地，按中密度3倍地積比率計算，建築樓面面積約523萬平方呎，可建單位1.1萬個，容納3萬人，地價總值逾300億元。

光算這兩項資產的市場價值已逾800億元，遠高於估算營運高鐵50年收益136億元（按今天價格計算）。

無法跨過市民這一關

如果林鄭月娥政府確有自信，應該開誠布公，任由市民考慮3個方案——「盜版深圳灣模式」、「正版深圳灣模式」或「釜底抽薪模式」——派出官員大辯論，再全民投票供香港人三揀一。究竟是官員面子重要？還是市民信心和經濟效益重要？高鐵揭鍋後是否臭不可聞？最終無法跨過市民這一關。

作者是公共專業聯盟政策召集人

李怡 - 說到底是信任問題

世道人生   香港蘋果日報   2017年7月26日

高鐵一地兩檢安排，大致上是：特區將有關入境及離境的部份樓層及月台層租給大陸，在大陸租用的樓層及月台，以至車廂，中共人員有全面執法權，包括入境、清關、檢疫和刑事執法，在車廂的刑事案件由大陸處理。大陸執法人員200人。可配槍。在租用區執行大陸法律。車廂發生刑事案件，由大陸法院處理。沿途香港段的車軌則屬香港特區擁有。

不想窮究所以的市民，也許受轉軚大狀蠱惑，說向大陸設「新租界」合憲，說人大常委有權對香港的範圍作出調整，又說大陸執法人員在香港執法沒有問題，駐軍都可以何況執法？殊不知，香港與大陸的關鍵區別正是法律。講駐軍的《基本法》第14條規定：「駐軍人員除需遵守全國性法律外，還須遵守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至於中共在香港設置機構，也有《基本法》第22條規定：「中央各部門、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在香港特別行政區設立的一切機構及其人員均須遵守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律」。

香港有沒有司法管轄權，是不是實行香港的原有法律，是香港維持一國兩制的基石。《基本法》特別在第8、第14、第22條作出規定，正是中共當時在憲法層面的承諾。為甚麼深圳灣口岸又可以由大陸租給香港以及可以實行香港的法律呢？因為一來中共憲法並沒有作出明白的限制，二來眾所周知，在一黨專政之下的憲法、法律都只是裝裝門面，跟香港傳統的「法的統治」不可同日而語。

香港目前跟大陸、台灣都沒有罪犯引渡條例，反而大陸跟台灣有，甚麼原因？據了解，香港與大陸就司法合作的商談一直未能達成協議，關鍵問題是因為香港沒有死刑，而大陸、台灣均有死刑。無死刑地區，原則上是不能同有死刑地區相互引渡罪犯的。僅此一條，就可見港中兩地的司法管轄基本不同甚而不能相通。一地兩檢容許大陸執法人員在香港執行大陸法律，不僅違反《基本法》規定，更是擺明對香港司法制度的踐踏，衝擊一國兩制的法律基石。儘管有人說，李波事件已是大陸人員在香港執法啦。但由暗到明，畢竟有很大差別。

路軌屬香港業權，而車廂就實行大陸法律，那就更荒謬。輪船在公海上，可以視為輪船登記國的領土延伸，一旦進入別國的領海，就要受所在地的法律管轄。火車、飛機也一樣。若高鐵車廂屬大陸法律管轄範圍，倘若車廂出現刑事糾紛，甚至要煞停在香港擁有的路軌上，那麼該執行有死刑或沒有死刑的法律管轄呢？

張炳良前兩天說，一地兩檢是信任的問題。說到底，的確是信任問題。李波，桂民海，劉曉波，要香港人對中共在香港執法「信任」，除非瞎了眼睛。香港在深圳灣口岸通關、美國在加拿大境內通關，與中共在西九執法，根本是兩回事。可以信任，和絕難信任，豈可等量齊觀？

相關文章：一地兩檢違基本法　吳靄儀：這是一場民意戰　不能以為什麼也不做　可靠司法覆核推翻

吳靄儀 - 走出陰影 曬曬太陽

2017年7月24日

【明報文章】愈來愈愛看區家麟的文章，寫旅遊眼光獨到，寫評論一針見血，近年來時局嚴峻，反而更見深度，最近見他介紹新作《二十道陰影下的自由》，才知道他過去一年潛心寫論文正式研究香港傳媒的審查，證明花精神研究學習、思索分析的確是可以令人的思想更上層樓。區兄正當盛年，我很期待他負起帶領及推動香港新一代思潮的任務。我的一代，讀書人自然而然身負針砭時弊的使命，有人稱為public intellectual，在沒有民主議會的年代，政府重視輿論，社會給予獨立敢言的人特殊的地位。我的一代隨着社會變遷而過去了，但人類對言論自由、思想自由的要求沒有過去，新的擴張權力的手段崛起，要有新的批判力量作為抗衡，不讓生而享有自由的人淪為專制暴政的奴隸。人們愈不信任政治人物，有公信力的傳媒愈是重要。操控任何傳遞知識、鼓勵人們獨立判斷的媒體，自古以來就是暴政的夢想，至今不變，變的是過去的審查及禁制手段我們見得到，能對之譴責；現代的操控，我們雖然深深感受得到，有如包圍着我們的空氣污染，但卻捉不到、摸不到，不知如何對付，最後，只渴望找到逃離的門路。區家麟這本書最獨特，也是最令我肅然起敬之處，就是他不但沒有覓路逃離，反而轉身直面深入霧霾，分析出二十種方式源頭交織成的一張密不通風的「結構性審查」的大網，逐步檢驗，而且以區家麟活潑文體道出，偶有因論文所需的較學術性的討論，也很容易略過，令讀者可以迅速閱畢全書，再深思回味。我案頭有居禮夫人的名句：「Nothing in life is to be feared. It is only to be understood.」這位搜索最可怕的癌症的治療的勇士告訴我們，不需害怕，只要了解——了解害怕的物體，我們就會對付，不會再害怕了。這本書讓我們了解結構性審查，讓我們不再害怕，很值得再三細閱。

但細閱還不足夠。我在細閱的過程中不住問。為什麼會這樣？為什麼陰影的力量這麼大，足以癱瘓這麼多人，甚至癱瘓一個本來充滿活力的多元化社會？什麼可以掃除陰影，帶來陽光？我注意到一個虛缺，就是每個人的autonomy——自主自決、為自己負責這個基本思想和信念，這是文藝復興的中心思想，也是木心《文學回憶錄》突顯的古希臘人類敢於違抗天命的精神；隱藏在二十道陰影迷宮地下的魔怪是對得到別人認可的渴求，除掉魔怪，走出迷宮，曬曬太陽——區家麟，寫你的續集！

馬嶽 - 七月十四的故事

星期日生活   2017年7月23日

【明報專訊】7月13日。

這是場事先張揚的命案。在中國綿綿不盡的文字獄中，這一定不是最後一宗的命案獲政府空前重視，想要法官黨委親友老細街坊都覺得，這個人不是政府害死的。

但舊理想舊記憶和赤子心都沒有跟他安葬。有說思念像一條河，大體撒到大海後，思念就永遠不滅了，除非海枯石爛。

撒到大海後，他就會像Joe Hill般永遠不死了。他們忘記殺死的人，從瀋陽到香港，當他們為自由民主走出來，為如病染的祖國奮起叫嚷時，他就會在他們旁邊。

7月14日。

185,727票，被DQ的票是叫特首的人的239倍。

應該很多人都會奇怪的在問：為什麼一個法官可以有這麼大的權力，一個人撤銷185,727人的投票結果，又有誰可以制衡他的權力？

有記者問這樣取消議員資格在外國有案例嗎？當然有，歷史上無數威權國家，用各種理由取締反對黨、用各種理由刑事檢控議員拉人封艇，反對派贏得議席後用各種方法輸打贏要，並不罕見。

但在民主憲制原則下，這倒是難以理解的。像愛爾蘭新芬黨人在選上英國國會議員後，由於拒絕宣誓效忠英王，多年來都沒有take office。英國的相關法例規定是沒有完成宣誓的議員不可以支薪、不可以參加議會辯論和投票，否則可以罰款或有其他刑罰，但並不會將新芬黨的議席褫奪然後拿出來補選，因為國會議席來自選民投票授權，只有選民可以把這授權拿走（例如下次大選）。民主制度下，主權在民，你法官有法律可判案，法律的來源是選民透過投票選出的議會，你法官公權力的來源也是人民授權，建基於選民選出的國會立的法，除非這選舉的議席是非法獲得，法院可以宣布選舉無效，否則沒有宣誓，最多代表這人不能履行議會中的議員職務，法院沒有權把這議席拿走重新選過。

現在的情况，是由一個非由民選產生的全國議會，在監誓人宣布宣誓合法有效後，將新的宣誓條件加在地方的部分民選議會和法院上，成為凌駕性的「憲法性文件」，然後透過法官將185,727人的投票意願DQ。用民主和法治的原則來判斷，可能都是「牛頭不搭馬嘴」地搞錯了。

梁愛詩之流倒是會說共產黨其實是代表13億人，13億人其實是185,727的幾千倍呀。也好，有本事你就讓13億人投一次票給我看看。共產黨上一次得到人民授權，應該是1949年的事了，和國民黨的「萬年國代」差不多。

7 月14日晚上。

陌生城市的雨，沒有停下來的感覺。

長毛在7月14日晚上的集會說，他有一個夢。其實大家都有。

人又似天天去等，夢想總不會近。人漸老，那希望，變做遺憾。

有人問：可以做些什麼？我也不知道what will work呀。

不要哭，哭只會讓豺狼笑。縱要狂歌當哭，也必須在痛定之後。

朱凱廸說，劉曉波應該也知道他爭取的東西很難「成功」，都不會有即時的果效，但他只要做歷史上正確的事。長毛說，228年前困在巴士底監獄的人，不會想到有人會打破監獄把他們救出來的。

社會運動政治運動，本來就是逆流而上，本來就是很難成功的。順勢而行、很容易成功而有很多着數的事情，建制派都會搶着比你做得更快了。

有理想敢去堅持的人，繼續抱緊自信爭取公義就是了。會不會成功要多久成功，大家都不會知道，但成功與否，本來就不是大家選擇做這些事情的理由呀。震駭一時的犧牲，不如深沉的靭性的戰鬥。不過我不相信夢是假的，我不相信死無報應。拖欠得愈久，就要償還更多的利息。

Joe Hill

I dreamed I saw Joe Hill last night
Alive as you or me
Says I, But Joe, you're ten years dead
I never died, says he
I never died, says he
In Salt Lake, Joe, says I to him
Him standing by my bed
They framed you on a murder charge
Says Joe, But I ain't dead
Says Joe, But I ain't dead
The copper bosses killed you, Joe
They shot you, Joe, says I
Takes more than guns to kill a man
Says Joe, I didn't die
Says Joe, I didn't die
And standing there as big as life
And smiling with his eyes
Joe says, What they forgot to kill
Went on to organize
Went on to organize
Joe Hill ain't dead, he says to me
Joe Hill ain't never died
Where working men are out on strike
Joe Hill is at their side
Joe Hill is at their side
From San Diego up to Maine
In every mine and mill
Where workers strike and organize
Says he, You'll find Joe Hill
Says he, You'll find Joe Hill
I dreamed I saw Joe Hill last night
Alive as you or me
Says I, But Joe, you're ten years dead
I never died, says he
I never died, says he

Joe Hill(1879-1915) ，著名美國工運組織者及歌手，於上世紀初以歌聲帶領工人對抗剝削，其後捲入一宗謀殺案，在被指不公義的審訊中被判罪成，多國一度介入，最終他仍逃不過處死命運，死後成為社會抗爭的標誌人物。

岑逸飛 - 從神壇上拉下來

生命通識   2017年7月20日

劉曉波的逝世，蓋棺定論，該怎樣來定性他？說他是作家、文學評論家、人權運動家、2010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這樣的形容大致正確。他是搞文藝出身，滿身文藝細胞，流着文藝血液，是性情中人，因愛國而晚年投入政治運動，成為人權鬥士。

他早年已與文藝結上不解緣，22歲考入吉林大學中文系，次年便與同學組成「赤子心」詩社。大學畢業後考入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碩士研究生，29歲在《國際關係學院學報》發表處女作〈論藝術直覺〉。他在31歲時，因社科院文學研究所召開「新時期十年文學討論會」，他到場以《新時期文學面臨危機》為題即興發言，以「中國知識分子身上的民族惰性比一般大眾更深更厚」，語驚四座，被稱為 「文壇黑馬」。

劉曉波隨即成為北京師大中文系文藝理論博士研究生，33歲獲得博士學位，博士論文是《審美與人的自由》。後來他出國做訪問學人，主要也是講授中國當代文學，他從來不是一個歷史研究者。但他其後投身民運，因為愛國，便要回顧歷史，鑑古知今，要找出中國近代政治悲劇的癥結。

唐代劉知幾要求史家有三長，才、識、學。史才是編撰史書的才力，駕馭史料的能力；史學指掌握豐富的歷史知識。劉曉波不是讀史出身，史才、史學皆欠，但他有史識，指他對歷史的看法。後來清人章學誠在「三長」之外還多了史德，指史學家的心術，但章學誠又說：「能具史識者，必具史德。」但怎樣才算有正確的史識？劉知幾沒有明白說出，只是說「好是正直，善惡必書，使驕主賊臣所以知。」可見史識背後，必有其道德情操，而劉曉波的道德情操理應不用懷疑，所以他的一些歷史觀點，值得大家反省。

2001年是辛亥革命90周年紀念，江澤民發表長篇講話，把中共的事業稱之為繼承孫中山的未竟之志。中央電視台則在黃金時間播放有關孫中山的專題片，稱孫中山為「國父」，已有異於中共過去對孫中山的定位「革命先行者」。

今天中國，無論是哪一方的官方正史，都已將孫中山領袖化，甚至神化，孫中山被供奉在「國父」的神壇上超過百年。但好一個劉曉波，那年他46歲，中年心事濃如酒，愛國情懷難釋，大概是對江澤民的講話作出了回應，翌日（10月11日）就在家中寫下了鴻文：《孫中山的遺產與中共的緬懷——辛亥革命九十周年隨想》。

這篇鴻文擲地有聲，主要觀點是要還原歷史真相，將孫中山這尊偶像，從「國父」神壇上拉下來。劉曉波悍然指出：「儘管人們一提起孫中山，想到的都是他留下了所謂『三民主義』和『五權憲政』的遺產，但是，對於中國的現實政治來說，他留給後人的真正深入骨髓的政治遺產，是『一個國家、一個主義、一個政黨、一個領袖的黨國體制』。」

在劉曉波筆下，孫中山、蔣介石、毛澤東，都是一脈相承的罪魁禍首。

卓文 - 中國知識分子悲哀

夾心人   2017年7月17日

第一次接觸「文字獄」，應在小學讀清朝故事之時。記憶中老師指做法不對，但心底覺得沒什麼大不了。得罪皇帝被殺頭，是正常的事啊。年事漸長，書愈讀愈多，加上接觸世界文明，才明白文字獄之可怖，更是對知識分子一種踐踏。

人和野獸最大分別，是人類懂得思考。有思想，自然要表達意見。若只求滿足生理需要，或者不能發言，和禽獸及奴隸沒有分別。有幸身為知識分子，更有責任為國家為民族提供意見。不過在中國，這似乎是一種奢望。

中國有以言入罪傳統。參考《維基百科》，最早文字獄，可追溯至公元前春秋時代。為禍最烈的是，清朝康雍乾三代，文字獄個案超過160宗，牽連人數成千上萬。民國時代，情況好不了多少。因為言論（特別是支持共產黨）被迫害的不知凡幾。幸運的是，民國政府遷到台灣後，民主制度開始在九十年代落地生根，知識分子重新受到尊重。相反在大陸，進步無私執政黨，對文人壓迫變本加厲。自立國以來，先有「反右運動」，後有「文化大革命」，數以百萬計知識分子慘遭迫害。開放後曾有一段太平日子，近年隨着國勢興盛，反而重歸壓制傳統。劉曉波先生一介草民，只是行使憲法賦予的言論權利，便被囚禁至死，妻子還長期受到軟禁。這是一個什麼國家？

中國到處都充滿了野蠻的行徑，習近平又集軍政大權於一身，國際社會對此事未宣之於口，後世會如何評價。這樣對待劉先生，一方面引起公憤，另外對真正愛國之士，也是嚴重打擊。有志有節之士愈來愈少，剩下的只是唯利是圖、阿諛奉承之輩。今次代價太大，中國遲早要償還。

卓文 - 法制社會

夾心人   2017年7月19日

高院裁定4位立法會議員宣誓無效，他們即時喪失議員資格。這個判決亦間接宣布特區進入介乎中國與新加坡式法治（法制）社會。

不少評論，都曾提及「法治」及「法制」分別。簡單來說，在法制（rule by law）社會，法律是一種工具，被政府用來管制人民。相反在「法治」（rule of law）社會，法律是契約，也是一種理念及道義精神，用來平衡國家和平民權利。在法治地方，除了司法獨立外，還有一個重要因素，是執法機構有否濫用法律。打個比喻，警方宣布無限期嚴打違例泊車和行人亂過馬路。理論上，相關交通法例存在已久，警方根本不用公布天下，隨時可以執法。選擇這樣做，是因為車主和行人已習慣這樣做，突然收緊法例將會引起很多爭執。為避免民怨，溫馨提示是應有之義。

同理今次事件，中央先以人大釋法「宣誓條例」，梁振英繼而司法覆核4位議員。法官又純以法律條文考慮，不接受過往不成文做法（如長毛以往宣誓都是如此）。假設警方宣布利用天網，將之前違例泊車和過馬路人士，全部發告票。做法固然合法，大家會否覺得合情合理？

讀者不要誤會，以為我批評法官判決。法庭角色被動，只是按照法例審判，不能要求其他。不過特區尚保留大量殖民地惡法，況且立法會議席佔多數，有需要時可以通過其他嚴法，再加上人大釋法這個金剛箍，法律工具已實際掌握在政府手上，社會再無其他制約。早前佔中人士被控，同樣利用陳舊條例，目的顯而易見，便是利用法律懲罰反對派。從政治看，特區法治精神消弭，正式進入法制社會。

陳韜文 - 結構性新聞審查的陰影

2017年7月20日

【明報文章】同事區家麟博士把他的博士論文改寫成書──《二十道陰影下的自由：香港新聞審查日常》（註）剛剛出版，筆者有幸先睹。由於書的主題跟我一向關注的新聞自由問題有關，而且有新的見地，故以書介的形式在此加以說明一下相關發現。

從自我審查到結構性審查

中共設有意識形態控制和宣傳部門，對傳媒發出指示，規定宣傳口徑，禁止政治敏感話題，結果出來的媒介內容都是消毒過的，沒有異聲反調。這種新聞審查很容易確定，因為當中的管控是明刀明槍的、中央化的、有迹可尋的。相對之下，香港的權力結構正在轉變，而新聞制度也處於拉扯的過渡狀態，新聞審查並沒有中國大陸的明晰可見。

雖然如此，但香港還是有多位學者對新聞審查先後加以研究。綜合來說，自我審查大概是指傳媒為了討好權力中心或因為害怕利益受損而放棄新聞專業的守則及判斷，進而忽略、淡化、扭曲或屏蔽權力中心或許認為敏感的信息。研究自我審查的難處在於審查的行為難於獲得當事人的確認，很多時候要透過案例對比、邏輯推論、環境旁證等方式來考察。

區家麟一書的研究從自我審查的觀點出發，但不以此為滿足，他一方面要追溯自我審查的結構性根源，同時也把自我審查的概念擴寬為新聞審查，並把焦點從新聞工作者自覺的審查轉到日常，看習以為常的新聞制度、規範及實踐，如何客觀上生產出傾向利於建制的信息。他稱這種新聞審查方式為「結構性審查」（constitutive censorship）。在他眼中，結構性審查是潛藏在新聞組織中「無形的手」，不用外力強加，組織成員均視一些行事守則為理所當然，一旦實行，表達的可能性從而受到限制，新聞內容自然偏向權力中心。由此觀之，自我審查是傳媒工作者於結構性審查中，放棄抗衡、選擇妥協的一種結果。

新聞審查二十道陰影

「結構性審查」是本書的核心概念，當中則包含了20種審查表現。區家麟以香港新聞廣播新聞媒體作為考察對象，在蒐集大量資料後，他把有關的審查方式概括成20種「結構性審查行徑」（constitutive censorship practices）。因為有關行徑是無形的框限和禁忌，故他也稱其為「陰影」。這裏不是逐一介紹他的發現的地方，只能舉例一二，簡要說明。

他首先闡述的「第一道陰影」是「不對稱平衡」的現象。平衡報道是大多數新聞人員認同的新聞原則，以此賦予爭議雙方有同等的回應機會。在「不對稱平衡」中，平衡的作用主要在於裝飾，雖然雙方意見都有提及，但是建制一方意見所得的長度、顯著度和輕重安排卻不成比例。第二道陰影是「強力平衡」。這也跟平衡報道有關，只不過是指不需要平衡時卻強作平衡，結果導致真相的扭曲。其他「陰影」尚包括「唯權是尚」、「陰乾滅士氣」、「龍門飄移」、「重劃禁區」、「幼嫩培育」、「邊緣化羞辱」等等。在闡述每一道陰影的時候，區家麟都引述多個相關事例和被訪者的經驗和觀察來說明，可說是娓娓道來，甚具說服力和故事性。

「尋真」才是新聞的目標

在破題及闡述多項結構性審查行徑的過程中，區家麟花了相當的筆墨解構新聞專業意理，尤其是當中對新聞客觀性的質疑。他的解構可以說再一次有力打破一些新聞工作者對中立客觀的迷思。不過，他沒有在客觀性被非神話化後變得虛無，否定一切。他認為新聞的目的旨在尋找真相，不在於有否跟循客觀中立的一些專業儀式。對他而言，新聞客觀性只是尋真的手段，是在最終「真相」尚未發現時，一種暫時過渡的表達。又或有時不涉真假，只涉價值觀，平衡報道才有必要。他所不齒的是有人以客觀中立作為不判斷、不作為的口實，使其淪為新聞審查的暗器，混淆黑白，唯權是尚，把片面的事實幻化為真相的整體。

結語

此書強調新聞審查的結構性根源，無論是從理論概念的整合創新，或是從論述分析的深刻性和系統性來看，它對香港新聞傳播研究的貢獻是重要和可貴的。區家麟是有20多年經驗的資深電視新聞工作者，再花了6年時間修畢博士課程和完成論文。從他的專著可見，他是少數能自由出入於新聞實務與傳播理論的學者和新聞工作者，顯示出令人佩服的思考力、分析力、專注力和努力。這項研究的資料主要來自區家麟與數十位新聞人員的深談以及他多年來親身的觀察，為研究提供了豐富而堅實的實證基礎。自我審查及結構性審查都是比較複雜的問題，但是有關分析在區家麟的筆下顯得條理分明，邏輯清晰，概念與實證互相映照，誠然是理論結合實際的力作。區家麟坦言這是他目前最重要的一本書。我同意之餘，必須加上一句：這也是對了解香港新聞審查、自我審查和專業意理十分重要的一本書。弄清楚這些問題，可以提高我們對新聞審查的警惕，同時激勵我們對新聞尋真的熱切追求。

註：區家麟（2017）《二十道陰影下的自由：香港新聞審查日常》，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陳文敏 - 悼劉曉波

2017年7月19日

【明報文章】上星期是一段令人難過的日子。

劉曉波終於離開我們了。對他而言，多年的牢獄生涯終於可以解脫；對劉霞而言，多年的牽掛和身心的煎熬，心力交瘁，但前路會是怎樣？對世人而言，劉曉波給我們展示了一份崇高的人格和理想，他的離世，也給我們留下一連串的疑問！

劉曉波是中國目前唯一一位諾貝爾和平獎得主，但為什麼一位和平獎得主臨終仍要背負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他做了什麼罪大惡極的事要得到這樣一個罪名？劉曉波的前半生從事教研工作，專注於美學和文學評論。六四事件爆發，他放棄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訪問學人計劃，毅然回國支持學生，並懇求學生撤離廣場，不要平白犧牲性命，他亦因此被判囚於秦城監獄兩年。其後他草擬《零八憲章》，提出保障在中國憲法下已受保障的權利，促請政府走向民主選舉，並建議以聯邦制和平解決台灣問題。他沒有質疑中央政府的權力，亦沒反對共產黨的領導，更加沒有鼓吹任何行為推翻現政權。他只是一介書生，一個憂時傷國的知識分子，為什麼這些書生言論會構成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怎煽動？怎樣顛覆？是否提出和當權者不同的意見就是煽動顛覆，知識分子憑良心說實話就是顛覆國家？

第二十三條立法，是否就是要訂立這種煽動顛覆分裂國家政權的罪名？過往三十年，中國在經濟發展方面取得巨大成果，習近平主席在回歸二十年時亦提醒港人要發展經濟，但為何發展經濟和尊重民主人權不能同時並重？將劉曉波囚禁十一年和發展經濟有什麼關係？發展經濟是否就要出賣靈魂、放棄人性和忘掉良知和尊嚴？

還有，劉霞又犯了什麼罪，要遭多年軟禁？她只是嫁了一個愛國的丈夫，便因此失去了人身自由。中國已經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為什麼她還是這樣懼怕——懼怕一個手無寸鐵的文弱書生、懼怕一個飽受煎熬的未亡人、懼怕一些真誠的言論？

請你告訴我，輕輕的告訴我，不要喧嘩！

余杰 - 永遠如樹站立的劉曉波

香港蘋果日報   2017年7月19日

在絕大多數中國人都選擇像草一樣生活，歪歪斜斜、一吹就倒的時代，劉曉波堅持像樹一樣筆直地站立，因而成為時代的標杆。從「六四」到「零八」再到「一七」，他飛蛾撲火，再飛蛾撲火，最終焚而不毀。

這個時代，不是靠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和習近平這些面目猙獰的「巨嬰」來定義，而是靠劉曉波這樣形容枯槁的先知來定義。若沒有劉曉波，這個時代的中國將宛如聖經中的索多瑪城那樣污穢不堪；而有了劉曉波，這個時代的中國暫時被上帝從毀滅的名單中刪掉，劉曉波為中國贏得了一段認罪悔改的緩衝時間──至於中國是否真的會認罪悔改，那就不是劉曉波的事情了。

活着，並且站立，似乎這是兩難的選擇。在這個彎曲悖謬的時代，活着就意味着駝背，活着就意味着下跪，活着就意味着閉目，活着就意味着塞聽。劉曉波卻選擇為那些六四死難的學生而活，他認為自己不配稱為死難者的老師，因為孩子們死去了，老師卻倖存下來，這是何其巨大的恥辱。失去恥辱感的知識界從此麻木不仁、與狼共舞，劉曉波卻懷着贖罪般的心態開始後半生矢志不渝的抗爭。有人將抗爭當作奪取權力或道德高地的手段，劉曉波卻將抗爭當作再平凡不過的職業和志業。

在北京的那些年裏，我和妻子有好幾次跟劉曉波、劉霞一起去郊遊。在警察如影隨形的監控中，我們總是能找到斑斑點點的光陰縫隙。每當劉曉波和劉霞看到荒郊野外的樹木，都會發出由衷的感嘆：多美！劉霞很喜歡畫樹，尤其是那種掙扎着要想騰飛的樹，從土地奔向天空的樹。而劉曉波喜歡欣賞劉霞畫的每一幅樹，到了愛不釋手的地步。

有一次我們去他們家作客，在狹小的客廳裏面，劉曉波滿頭大汗地將劉霞的畫一幅幅搬出來向我們展示。平日豪爽如女俠的劉霞，那一次略帶羞澀地對曉波說：「又不是你的畫，幹嗎那麽顯擺？」而聽到我們讚美劉霞的畫，曉波比聽到我們對他的文章的讚美還要開心，像孩子一樣琅琅地笑了。

2014年，劉霞的哥哥到美國來找我。我問他，在長期軟禁中的劉霞有甚麽需要，他說，劉霞特別叮囑，希望為她拍攝一些美國的樹木。作為畫家的劉霞，長期以來失去了外出寫生的自由，只能根據照片畫畫。

我帶着劉霞的哥哥去了美東最大的國家公園仙來多，在美不勝收的藍嶺驅車並徒步數小時之久，拍攝到了很多高聳入雲的大樹。在這個自由的國度，不僅人自由，連樹也如此自由，不會有龔自珍《病梅館記》中寫到的那種「病梅」。劉曉波是美國的熱愛者，若他能在這座森林裏面健步如飛，如果他能在這些高聳入雲的大樹下歌唱，那將多麽幸福。

不知道劉霞後來有沒有根據這些照片畫出新的作品，不知道劉霞有沒有機會將她新畫的樹拍成照片帶給獄中的曉波看？

余杰
旅美作家

練乙錚 - 文革結束40年被禁閉致死，於中國

氣短集   香港蘋果日報   2017年7月19日

文學不會革命，但革命往往造就文學，尤其如果千萬仁人志士心中的希望最後竟變成暴政。1940年，匈牙利猶太裔作家、前德共黨員、西班牙內戰中的共和派庫斯勒（Arthur Koestler）一馬當先發表了共運批判文學中的第一部極品《正午無光》。故事發生在蘇聯史達林清黨的那幾年裏，主角是最高領導人的黨內頭號政敵，場景按出現次序分別是囚禁政治犯絕密監獄裏的臭格、盤問室、走廊、地窖行刑間。

走廊非常重要；主角最後一次被押着通過的時候，兩旁臭格裏的所有犯人整齊莊重地一下一下敲打鐵閘替他送行。

太陽失光如同黑夜

原書是德文，書名只一個字：Sonnenfinsternis，日蝕。讀畢全書，你會發覺光明一點滴也沒有，是日全蝕。英譯本的書名是Darkness At Noon，一說出自雨果的一本批評拿破侖三世的小冊子，指的是《聖經》所記耶穌受難被釘在十字架上臨終時出現正午太陽失光如同黑夜的景象（Il fait nuit en plein midi）。

主角被疲勞審訊，目的是要他承認自己是反領袖反祖國反人民的蓄意反革命。負責審訊他的人有兩個，一個是老幹部，另一個是「新人類」（原書用Neandertaler，舊石器時代人）；這個反差，在首章裏主角回憶被兩個秘密警察逮捕時也出現過，隱喻蘇維埃共產政權之下的文明倒退。筆者這輩人當中跟中共打過交道的，多少也會覺得本地老愛國與新人類（如《環時》派、愛字幫）之間亦有此差別。（註一）

反革命之為蓄意，在共產黨政治罪名排序上非常重要；次一等的罪名是「客觀上的反革命」，即無惡意卻做了壞事，蘇維埃刑法不判死刑。不過，審訊不是要犯人認罪（因為那就算不是事先定了，也可事後揑造），而是要從供詞裏找到足夠材料編造「蓄意」的證據。百度百科劉曉波條指他「以『貴族犯人』自居，關在牢裏也有美國人支付的年薪2.3萬美元」，那當然是蓄意裏通外國的罪證之一。

如此罪名，的確足以令曉波「死有餘辜」，所以北京對付他，比北韓對付美國學生Otto Warmbier更殘暴──後者成了植物人，最後也獲准出境就醫，但曉波有知有覺卻沒有這個自由；這種愈見殘酷的折磨手段，無疑一直以來都是掛在他頭上的催命符。Warmbier好端端給弄得失去知覺，北韓無疑做了手腳；曉波2008年失去人身自由，09年被判入獄，至今八年前後判若兩人，不僅外表老化嚴重，還得了肝癌，急促惡化，算責任完全可以算到中共頭上。

囚犯與肝癌

這不是政治判斷而是有醫學證據做基礎的指控。最新研究一致顯示，監獄人口中的癌症發病率和癌症死亡率都比平常人口高，其中尤以男性肝癌的數字特別嚴重，比正常人口中的數字高出好幾倍。下面簡單介紹加國安省2000-2012年期間做的一項大數據追蹤研究。（註二）

這項研究比較的是安省內2000年入獄的全部49,470名新囚到2012年終期間的年均癌症發病率和癌症死亡率，以及2006年（即2000-2012年期間的中間年份）整個省內人口的癌症發病率和癌症死亡率，得出標化發病比（standardized incidence ratio，SIR）和標化死亡比（SDR）。由於數據充份，可以算出合乎統計技術要求的分男女、分七種不同部位發生的癌症的SIR和SDR。

【體例：圖一，女性肺癌SIR=2.5，即表示數據內的女性在囚人士在2000-2012年期間肺癌新發病率是全省女性人口2006年間肺癌新發病率的2.5倍。SIR=1的話，即表示在囚與否沒有分別。注意橫座標顯示的倍數，不是用普通整數而是用對數做單位（logarithmic scale），所以第一大格是0.1到1倍，第二大格已是1到10倍。又：藍色代表男性，紅色代表女性。】

圖一、二分別是該項研究中各種癌症的SIR和SDR。可以看出，對男性而言，入獄成囚對肝癌的發病率和死亡率影響最大。圖一顯示男性肝癌SIR是3.5；圖二顯示男性肝癌SDR也是3.5。

政治犯與肝癌

由此結果推論，如果曉波入獄12年，他的肝癌發病或然率比一般人提高3.5倍，他的患癌死亡或然率也比一般人提高3.5倍。實際上可能更糟糕。在囚人士的癌症SIR和SDR偏高，很大程度是在囚期間的精神壓力導致的。（註三）由於曉波是政治犯，所受到的精神壓力比非政治犯要大得多（加拿大無政治犯），所以曉波的兩個或然率都會遠超一般人而不止3.5倍。事實上，不必12年，他已經到了肝癌的末期。鮑樸先生指中共謀殺曉波，如果指慢性謀殺，那一定對。

政權的維護者會狂嗆：他死有餘辜！正常人可不能同意這種蘇維埃/納粹/法利賽人的政治瘋癲。曉波因言獲罪，以文明人標準看，他完全無辜。中共強行把他逮捕、起訴、判刑，正式罪名是「煽動顛覆國家政權」，卻除了指出他發表過一系列違反官意的言論之外，始終沒法證明他有甚麼顛覆國家政權的行動，於是只得偷換概念，把他發表言論之舉說成是「行為」，「超出言論自由的範疇，構成犯罪」。

那麼，中共講的言論自由到底指甚麼呢？我們拿曉波的判決書看看就清楚：「被告人劉曉波……利用互聯網傳遞信息快、傳播範圍廣、社會影響大、公眾關注度高的特點，採用撰寫並在互聯網上發佈文章的方式，誹謗並煽動他人推翻我國國家政權和社會主義制度，其行為已構成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且犯罪時間長、主觀惡性大，發佈的文章被廣為鏈接、裝載、瀏覽，影響惡劣，屬罪行重大的犯罪分子，依法應予從嚴懲處。」

試問，這些「行為」，哪一條在文明社會裏是構成犯罪的呢？問題很清楚，曉波文章影響大，共產黨吃不消，所以他有罪。換句話說，如果一個人講話，要麼是共產黨中聽的，要麼是廢話，或者只講幾句就乖乖收聲，一點影響力都沒有，那他在中國就有充份的言論「自由」。

文革回頭路：行穩致遠

文革發生的時候，文化部長陸定一與當時的極左派周揚起草了一份文件，首次提出搞「文化大革命」。文革真正展開後，他卻先被劉少奇鬥倒，後又給毛定性為「階級異己分子、反黨分子、內奸嫌疑」，永遠開除黨籍。1996年他臨死，最後一句遺言是「要讓人民講話」。

改革開放的確有新意，人民的自由多了，但過去十年中共已經走了很多回頭路，以言入罪的情況又變得平常，封鎖人民思想的動作如嚴禁互聯網「翻牆」等，已經不是新聞。

中共當年搞文革，人民是糊裏糊塗給拉下水、捲進去的，但這一次它在政治及思想方面走回頭路，的確得到不少大陸人民乃至海外華人包括在西方受教育的高級知識分子和商人的大力支持。如此，再加上三十年來大陸經濟可觀的增長所提供予政權的合法性，走這條回頭路比起毛時代的那條，更能「行穩致遠」。

這個趨勢，大陸的民主派異見人士不可能不清楚感覺到，所以才有曉波對「中國」乃至「中國人」的柏楊式的批判與揚棄：「我絕不認為中國的落伍是幾個昏君造成的，而是每個人造成的，因為制度是人創造的，中國的所有悲劇，都是中國人自編自導自演和自我欣賞的，這可能與人種有關。」

斷腸回首處　淚偷零

百度百科更拿曉波的另一些晦氣話上綱上線：「劉曉波恥於做中國人，他認為自己最大的悲哀是外語不過關，『如果可以過關，中國會和我根本沒有關係』。」「他還曾多次公開為台獨、藏獨搖旗吶喊，甚至提出要把中國分裂成十八塊。」愛國人最後落得如此決絕，令人想起納蘭性德名句：「人到情多情轉薄，而今真個悔多情，又到斷腸回首處，淚偷零。」

1977年8月，華國鋒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宣佈文革「結束」，這剛好是40年前的事。今年，曉波用他的生命寫下了《正午無光》中國版。當他從通道走過的時候，當會有不少像筆者這樣的政治共犯替他送行，敲打鐵閘。

（註一）反思共產主義運動的批判文學巨著還有兩本：巴斯特納克的《齊瓦哥醫生》（1957），蘇仁尼津的《癌病間》（1968）；前者也有顯著的「老幹部」與「新人類」的對比。這兩本小說的出版日期都比《正午無光》晚。

（註二）論文可在美國國家生物科技資訊中心（NCBI）網站下載： 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5321272/ 。

（註三）論文網址： 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3037818/ 。

區家麟 - 釋法不義

2017年7月17日

【明報文章】宣誓案判決，再DQ四名民選議員，政府以司法手段改寫選舉結果，最突出的荒謬處，乃是你今天的行為，會犯了明天立的法。

議員是在二○一六年十月十二日宣的誓，犯了人大常委在十一月七日釋的法。現在玩法是，看清楚你的言談行為，然後找法律專家度身訂做法例解釋，然後又說這是釋法，不是修法，故有追溯力，而且可追溯至二十年前的回歸日。

法網無邊，還可以穿越時間長河，政府可追溯梁國雄議員過往幾屆宣誓時都不莊重不合形式，一次過DQ，原來長毛從來無做過議員，還要把過往多年的議員工資津貼歸還。

慣例既成，釋法還可以更有創意地靈活運用。根據內地「法律傳統」，被指「妄議中央」的人，隨時遭「依法」冠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

循此路向，香港基本法二十三條其實不用立法，香港《刑事罪行條例》早已經有殖民時代遺留下來的「煽動叛亂罪」，即是「頭上早已有把刀」，人大常委隨時發揮一下釋法的創造力量同幻想，以釋法豐富一下「煽動」的定義。結果，每個人一生之中，總有幾次可被定義為「妄議中央」，全部都被今天的法律視作「煽動叛亂」，十惡不赦。

至高無上的人大常委，只需忽然以釋法之名直接修改法例，就能以明天的標準，審視你的過去。香港法院，最少是終審法院之下的法院，已建立了一個承認人大釋法兼照單全收的做法；無視往日立法會慣例，亦無視釋法權力無限大、過程封閉、違反法治精神的權力操作。

法律成為冠冕堂皇的統治利器，美妙。

鄭美姿 - 中國人的害怕

2017年7月15日

【明報文章】七年前一個冬日的下午，在挪威奧斯陸巿政廳，正舉行諾貝爾和平獎的頒獎禮。典禮開始，不是鑼鼓張揚，而是一把女聲唱道：「冬天不久留，春天也要離開，春天要離開。」這首歌叫Solveig's Song，由劇作家易卜生填詞，是一首挪威的百年老歌。歌詞最後兩句，這樣完結：「你回來之前，我也一直獨自等待；就算你到了天上浮雲處，我也會前去相見。」

那是為劉曉波而舉行的頒獎禮，歌聲在十二月飄雪的北歐天空縈繞；而當刻劉曉波正於遼寧錦州，地址為南山里八十六號的一座監獄裏服刑；他的太太劉霞，則因丈夫獲獎，而在北京的家中遭軟禁，與外界聯繫全失。

劉曉波是有史以來，第一位中國人得到諾貝爾和平獎；但他因言入罪，不能出席領獎。這變成一場沒有得獎者的頒獎禮，台下有觀眾，台上只有大會為劉曉波準備的一張空櫈。諾貝爾委員會想邀請華裔小提琴家張萬鈞，在典禮上為劉曉波奏樂。張萬鈞在美國波士頓出生，他獲邀後沒有立即答應，因為害怕。是的，張萬鈞根本是美國人了，但他仍然害怕，當時他這樣說：「我需要多一些時間考慮，確保不會遭到報復……我在中國還有親戚，我問父親，他希望我不要去。」

除了張萬鈞，大會還向一隊中國兒童合唱團作出邀請，讓他們親臨挪威的現場表演；事緣劉曉波曾說過，他喜歡孩子的歌聲。但最後合唱團拒絕了，因為那些孩子的父母害怕，他們害怕一旦出國了，將不能回家。最後大會改由挪威的兒童合唱團表演，他們喜樂地唱了一首自己國家的民歌，臉上沒有懼怕。

紀思道 - 劉曉波，我們想念你

紐約時報   2017年7月14日

我們這個時代的曼德拉已死，在遭受了中國當局幾十年駭人聽聞的虐待之後，劉曉波至少現在找到了安寧。

享年61歲的劉曉波，是自納粹時代以來，第一位在羈押中去世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他的死是對中國殘酷對待一位現代偉人的指控。

就連在劉曉波罹患晚期癌症、頻臨死亡之際，中國仍拒絕讓他出國接受可能挽救他生命的治療。中國當局在沒有得到他同意的情況下，給垂死的劉曉波拍下影片，製作描述給他仁慈待遇的虛假宣傳片，這種做法愚不可及、令人作嘔。

在接下來的幾週裡，中國可能會試圖把劉曉波的遺體處理掉，而且是以不讓他的墳墓成為民主朝聖地的方式。當局無疑會企圖恐嚇、威脅劉曉波勇敢的遺孀劉霞，也許為了不讓她說話，會無限期地將她軟禁。

西方領導人會為她說話嗎？我認為恐怕不會，他們不會用比此前為劉曉波本人發聲更強有力的聲音為劉霞說話。

如果說，劉曉波死的方式是對中國壓迫的控訴，他的死同時也突顯了西方領導人的懦弱，他們太過膽怯，沒有用任何有意義的方式來提出劉曉波的情況。川普總統在二十國集團首腦會議的間隙，在漢堡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見了面，但川普根本沒有提劉曉波的名字。慚愧呀，所有人。

劉曉波死得有尊嚴、死得光榮，他恪守了自己的原則。其他所有人，差了點勁。

有朝一日，在民主降臨中國後，天安門廣場上將有一個劉曉波的紀念碑。但在一個自由的中國裡，永遠不會有習近平的紀念碑，他在執政期間主持了對異見的嚴厲打壓，大大地減少了中國的自由度。

下面是讓那些不認識劉曉波的人略微了解一下他：

1. 他是一位出色的教員，1989年春，他正在哥倫比亞大學當訪問學者，過得相當安逸。但在天安門的學生民主抗議活動開始的時候，他迅速回到國內，以對示威者表示支持。當軍隊在1989年6月3至4日的夜間向抗議者開火時，他原本可以逃離，但卻留下來與軍方協商，為仍在天安門廣場中心的學生安排了一個安全離開的通道。在1990年代，他原本可以移居西方，但為了在自己的國家裡為自由而奮鬥，他沒有走。

2. 他還有一個偉大的愛情故事，中國政府為了向他施壓，兇殘地對待他的妻子劉霞。劉霞在情感上已經很脆弱，雖然她從來沒有被控犯有任何罪行，但她被置於軟禁之中。中國政府知道劉曉波永遠不會屈服，所以政府故意讓他的妻子遭受巨大的隔離之苦，以此向劉曉波施壓。然而，這對夫婦堅​​持了下來，他曾用優美的語言向她致意：「你的愛，就是超越高牆、穿透鐵窗的陽光，撫摸我的每寸皮膚，溫暖我的每個細胞，讓我始終保有內心的平和、坦蕩與明亮，讓獄中的每分鐘都充滿意義。」

3. 異見者往往是不近情理的人，因為挑戰一個高壓國家有失去一切的風險，需要一種特殊的性格。劉曉波在職業生涯之初也不近情理，曾是一個少年得志、不可一世的學者，但在職業生涯的過程中，逐步變得溫和、明智。他用以呼籲民主的《零八憲章》，就是這種明智的範例，他時常讚揚自己的辦案者的專業精神，以明確地表示他並不厭惡他們——這正是我將他比作曼德拉的一個原因。

4. 習近平是否對劉曉波的死負有責任目前還不清楚，但很可能情況確實如此。雖然劉曉波死於肝癌，並曾患有肝炎（這是肝癌的一個危險因素），但中國監獄的醫療條件是臭名昭着地差，監獄當局常常拒絕為異見者提供醫療照顧，作為向其施加壓力的一種方式。在我看來，很有可能如果他沒有被監禁的話，劉曉波的癌症會在能夠進行治療的時候、更早地被發現。

5. 劉曉波在羈押中死亡，也為人們看到習近平讓中國倒退了多遠提供了一個窗口。在20世紀90年代及21世紀的部分時間裡，劉曉波曾有過自由，能為海外刊物和互聯網刊物寫文章。（我最後一次和他通話是在2008年他被捕前不久，我在電話裡報了自己的名字之後，國安人員就把電話掐斷了）。習近平領導下的中國，比20年前的中國更不自由了。幾天前，我曾給劉曉波寫過一封公開信，將他描述為也許是我最敬佩的人，我真希望他看到了那封信——但我相信當局不允許他那樣做。

6. 大多數中國人從未聽說過劉曉波，因為國家宣傳機器禁止關於他的討論。於是就出現了這個矛盾的現象：因其在中國從事的工作而贏得諾貝爾獎的首位中國人去世了，但在他自己的土地上卻沒有多少哀悼他的人。但是，對我們這些在過去幾十年中關心其無比重要和勇敢無畏的工作的人來說，有一種太多的空虛和悲傷感，主要不是為劉曉波本人感到悲傷，因為他現在已不再受迫害，而是為中國的大倒退感到悲傷，為世界領導人在一位現代偉人遭受野蠻對待時表現的膽怯感到悲傷。我們能夠從劉曉波的勇氣、正派和遠見卓識上學到很多東西，我也期待著有朝一日可以在天安門廣場上在他的紀念碑前獻花。

蘇曉康 - 劉曉波是一個民族英雄

蘇曉康臉書   2017年7月11日

 

現在人們用很多言辭定位劉曉波，比如“公民社會”的代言人、憲政中國的殉難者、民主中國的頭號公民等等，我覺得我們還是需要在當下中國的語境裏，用老百姓熟悉的言辭來定位他，所以，我說劉曉波是一個“民族英雄”。

1. 時勢造英雄。

在這個世紀之交，對中國文明和進步所做出貢獻者，沒有第二個人可以跟劉曉波比擬。1989年“六四”屠殺以後，中國進入了一個黑暗時代，它會延續多久，至今沒人知道，因為西方也出現了衰退，整個國際社會籠罩著綏靖主義；人類文明自二次大戰以後，除了技術發明上仍稍有斬獲（如數碼時代的出現），其他可以說毫無進步，人類的自私甚至超過歷史上任何時代。在這個大背景下，中國的沉淪——人性貪婪、環境破敗、制度倒退，更為突出，所以余英時稱之為“天地閉，賢人隱”的時代。然而正是在這個黑暗中，“六四”的血與火淬煉了一個人，而且還是最懦弱、可憐的群體中的一個人，他就是劉曉波。他在這三十年裏做的事情，是無人可以替代的：

他罕見地堅持對暴政的和平抗爭，

他謙卑地攙扶襄助受難者，

他孜孜不倦地探尋中國擺脫暴力循環的政治轉型途徑。

中國文明自近代以來，是一個衰落、失敗的文明，所以滿清崩潰後社會解體，中國是按照現代極權模式重新再整合起來的，中華民族為此付出了可怕的代價，不過六七十年就死掉了四五千萬人，而且至今看不到出路在哪里。“六四”一劫，讓這個極權幾乎崩潰卻又存活下來，就給了它打造更可怕模式的機會，所以我們今天面臨的，是全世界曾未有過的“升級版極權”，中華民族也面臨滅頂之災。劉曉波探索了一個可能的政治路徑，是中國民間的一筆巨大財富。

2. 劉曉波實踐並重塑了知識階層的新人格。

中華民族嚇破了膽，知識分子打斷了脊樑骨，這個民族還有什麼救？西方那條路，什麼公民社會、民主選舉、代議制、法制、基督教等等，在中國的文化裏，都離不開一種角色的核心凝聚作用，因為中國幾千年的四民社會，必須由“士”來領導，現代化底下，就是這個“士”變壞了，中國才一塌糊塗。

劉曉波隻身防堵“道德資源”流失的後六四精神困境，他才成為一個新的民間領袖，為此他必須重建“知識者人格”。年輕時代的劉曉波，是一個極狂妄的叛逆者，然而正是叛逆者才能在塌天境地中存活，並走出一條新路。他在中國八十年代那場著名的“文化熱”中，是一匹桀驁不馴的“黑馬”，他挑戰權威，叛逆而激進，動不動發表震動一時的驚世駭言，令輿論大嘩、街談巷議。抗拒權威的叛逆經歷，使得他具有一種知識分子缺乏的勇敢和尖銳，也給了他在黑暗中的孤膽和堅韌。

他做了三點：主動背上負罪感，懺悔自己；堅守國內，拒絕流亡，一次又一次地去坐牢；謙卑地攙扶受難者。劉曉波在此實踐了一個“基督徒”的受難精神，比無數的中國基督徒都做得出色，雖然他並未接受洗禮；而他這種超越性，更是超越了“五四”精神，因為我們都知道，五四那一代巨人，比如胡適，都是蔑視和反對西方基督教的。中國的大知識分子，四九以後又都是向毛澤東投降的，後來幾代人都是努力爭取回到“五四”，但是只有超越“五四”，中國知識人才能重生，今天我只看到一個人走到了這一步，他就是劉曉波。

3. 劉曉波活出了一個燦爛而富於傳奇的人生。

他雖然死於絕症，享年僅61歲，但是他卻活得比所有人都瀟灑。他的傳奇，不是標準的中國傳統可以杜衡的，相反，他一生充滿爭議，恰好跟中國的錯亂、顛覆、失序、衰落相映成輝。

我曾這樣描述過他：從「中國要當三百年殖民地」，到「我沒有敵人」，此間距離多少、又如何丈量？這既是從文化到政治的距離，從尼采到甘地的距離，也是從叛逆、狂妄、目空一切，到自省、謙卑、甘下地獄的距離。

中國近三十年無非三件大事：改革與文化熱、大屠殺與經濟起飛、專制霸權與民族主義；這三件事裏，我們都可以看到劉曉波的身影。站在大時代的風口浪尖做弄潮兒，這三十年裏，沒有人可以跟他比肩。

劉曉波因「文化激進」而備受批評，又因「政治溫和」而同樣備受指責，受「兩面夾擊」如是者，在中國又曾有誰？從六四清晨在大軍環伺的槍口下帶出廣場抗議學生，到身繫牢獄贏得諾貝爾和平獎，劉曉波三十年換了一個人，雖依舊桀驁不馴，但他已然有了一副溫和心腸。

即便是他的私人生活，也幾度波瀾，毀譽參半。但是最近二十年裏，他說“二十年來，支持我、給我力量的是劉霞的愛。”他們幾乎演義了一場現代版的“革命加愛情”。在他生命的最後時刻，他為了報答劉霞因他而受折磨以至得了嚴重憂鬱症，他又來了一次大叛逆，一改死不出國、坐穿牢底的初衷，用最後一口氣，要把劉霞送到西方去，他才不管輿論怎麼評價他。劉曉波我行我素到最終。世間沒有第二個劉曉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