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7月14日 星期五

劉曉波病逝:自由的探路者,專制主義的囚徒

紐約時報   儲百亮
2017713

 
北京——中國民主人士劉曉波於本週四逝世,享年61歲。劉曉波是一位離經叛道的知識分子。1989年學生運動中,他曾守在天安門廣場,軍隊逼近之際,救護了現場的抗議者。因為起草並傳播一份呼喚民主的宣言,他被判處11年有期徒刑。2010年,劉曉波在獄中獲得諾貝爾和平獎。

劉曉波是因肝癌離世。中國政府於6月末才披露這個診斷,那時他的病情已經基本醫治無望。從官方的角度來說,劉曉波獲得了保外就醫。但即便是住進東北一家醫院、面臨死亡的時候,劉曉波仍被禁言,始終有人看押。他幾十年來與這個專制政權的牢籠鬥爭,臨死時仍然是它的囚徒。

劉曉波的妻子劉霞一直被警方軟禁,並處於嚴密監視之下。警方不允許她就丈夫的死和遲到的癌症治療發表言論。

劉曉波危及生命的病情被公開時,劉霞在一段對朋友的簡短的視頻中這樣描述他的情況:“不能手術、不能放療、不能化療。”這段視頻迅速在網上傳播開來。

劉曉波的病況引起了朋友、中國人權活動人士以及國際團體的廣泛同情。在他們看來,劉曉波是一名無畏的和平民主改革倡導者。他是1935年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1938年在監獄醫院中死亡的德國和平主義者、納粹的敵人卡爾.馮.奧西茨基(Carl von Ossietzky)——以來,第一位在國家監控下死亡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

“人們對他病情的反應說明了他受到了多大的尊重,”現居洛杉磯、一名認識劉曉波的前北京文學教授崔衛平說。“各界人士——朋友、陌生人、年輕人——在聽說有癌症晚期患者被關押至死,都相當憤怒。”

劉曉波最後一次被捕是在2008年,在他參與起草《零八憲章》之後。那是一份呼籲民主、法治以及結束審查制度的大膽的請願書。

一年後,北京一座法院審理了劉曉波的案子,並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對其判刑。判決書引用了《零八憲章》和劉曉波批評、戲謔中國政府的文章。面對沉重的判決,劉曉波回以一個對中國未來的警告。

“仇恨會腐蝕一個人的智慧和良知,”劉曉波在一項為審判而準備的陳述中寫道:“敵人意識將毒化一個民族的精神,煽動起你死我活的殘酷鬥爭,毀掉一個社會的寬容和人性,阻礙一個國家走向自由民主的進程。”

受審當時,劉曉波已是中國最出名的異見者。在2010年獲得諾貝爾獎之後,他變得更加出名。當時他被關在中國東北獄中。挪威諾貝爾獎委員會表彰他是“中國人權鬥爭最突出的象徵人物。”

劉曉波無法親自領獎,在頒獎典禮上,本該屬於他的位置擺放著一張空椅子。他為審判而準備、卻未被准許宣讀的法庭陳述,被人代為朗讀,作為他的諾貝爾演講。

“無論是在精神還是肉體上,曉波都與中國及其命運緊緊相連,”劉曉波去世前,澳大利亞漢學家、他的好友白傑明(Geremie R. Barmé)在一篇頌詞中這樣寫道。“到頭來,他的言論與行動可能為他贏得了諾貝爾獎,但是在一個專制的體制裏,在一個1989年以來不過是在殘酷與無情之間擺動的體制裏,那些言論與行動已經註定了他的命運。”

劉曉波對抗爭和監禁毫不陌生。19551228日,他在中國東北的吉林省出生。他的父親是一名忠於共產黨的大學教授,他卻一生頑強執拗地與專制主義抗爭。

“即使在異見者中間,他也是一名異見者,”劉曉波的友人余傑說道。他曾為劉曉波寫過一部傳記。余傑現居美國。

他還說道:"劉曉波願意作自我批評,反省自己的所作所為。就連許多民主運動中的活動人士,也做不到這一點。”

餘傑回憶了大約在1999年,他第一次與劉曉波通電話的情景:“他說,‘我已經讀過你的書了,有很多地方我不同意,’他批評了我大約半個小時。”

20世紀80年代,劉曉波在北京作為一個嚴厲的文學評論家出了名,被人稱為“黑馬”。知識界的一致順從讓他深惡痛絕,哪怕是以改革的名義。當時,鄧小平拒絕進行與經濟自由化匹配的政治改革,他漸漸將重心轉向政治問題。

1989年,在北京的學生佔領天安門廣場、要求民主改革並結束政黨腐敗時,他是哥倫比亞大學的訪問學者。他回到北京支持抗議者。後來,他將該時間點描述為一個“轉折點”——讓他結束學術生涯,不可逆轉地走上了政治反抗的人生道路。

劉曉波對學生展現了無保留的同情。他最終敦促他們離開天安門廣場,回到校園。越來越多跡象表明,共產黨領導層將動用武力結束抗議活動;這時,劉曉波和他的三個朋友(包括歌手侯德健)在廣場上一邊絕食聲援學生,一邊勸導他們撤離。

“如果我們沒有加入廣場上的學生並且面對同樣的危險,我們就沒有資格發言,”侯德健引述了劉曉波的話。

當軍隊進來時,在通向天安門廣場的路上,有成百上千示威者死在槍彈下和混亂中。但如果沒有劉曉波和他的朋友,流血事件的後果可能更加慘重。63日夜晚,當坦克、裝甲車以及解放軍官兵朝天安門方向推進合圍時,劉曉波和他的朋友們也守在廣場。

劉曉波和他的朋友與逼近的軍隊協商,要求為留在廣場的示威者開放一條安全的通道以便他們撤離,並說服驚慌的學生離開,避免衝突。

“你們的心情我理解。但是你們想過沒有,這槍一響,天安門廣場將血流成河?”根據劉曉波撰寫的有關1989年的回憶錄,他當時在天安門廣場上這樣說。

“如果他沒有在現場,我相信會有人死在廣場上。那是他的和平主義行動,”63日那晚同劉曉波留在天安門廣場上的友人劉蘇裏表示。“曉波有一種從未消失的英雄主義情結。”

軍方鎮壓動亂之後不久,劉曉波因支持抗議而被捕,在獄中度過了21個月。他失去了大學講師的工作、著作被禁,共產黨把他貼上煽動民運的“黑手”的標簽。他隨後支持包括入侵伊拉克在內的美國政府政策的行為也招來鄙視。

但他沒有為此屈服。1996年,因為呼籲釋放因參與示威而仍被囚禁的人士,劉曉波被判處勞教三年。

劉曉波不是《零八憲章》的發起人,但他後來參與了公開發佈這份聲明之前的準備,並且讓它能被盡可能多的人所接受。他還在北京挨家挨戶地敲門,動員知名人物簽字。

這一請願書一開始吸引了303人簽字,其中包括劉曉波動員的許多中國著名作家、學者、律師和卸任官員。截至20095月,簽字人數已達8600多人,包括海外支持者。

“他能兼顧體制內外的人,”劉曉波的朋友、同樣也簽署了《零八憲章》的崔衛平說: “他還把來自不同世代的反對派運動聯繫起來。我不認為除了劉曉波還有人可以做到這一點。”

劉曉波和大多數其他簽署者對可能受到嚴懲的風險不以為然。但他的妻子劉霞擔心政府會嚴加報復。在劉曉波的審判陳述中,他感謝劉霞的“無私的愛”。

“即使我被碾成粉末,我也會用灰燼擁抱你,”他寫道:“親愛的,有你的愛,我就會坦然面對即將到來的審判,無悔於自己的選擇,樂觀地期待著明天。”

儲百亮(Chris Buckley)是《紐約時報》駐京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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