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7月14日 星期五

蘇曉康 - 劉曉波是一個民族英雄

蘇曉康臉   2017711

 
現在人們用很多言辭定位劉曉波,比如“公民社會”的代言人、憲政中國的殉難者、民主中國的頭號公民等等,我覺得我們還是需要在當下中國的語境裏,用老百姓熟悉的言辭來定位他,所以,我說劉曉波是一個“民族英雄”。

1. 時勢造英雄。

在這個世紀之交,對中國文明和進步所做出貢獻者,沒有第二個人可以跟劉曉波比擬。1989年“六四”屠殺以後,中國進入了一個黑暗時代,它會延續多久,至今沒人知道,因為西方也出現了衰退,整個國際社會籠罩著綏靖主義;人類文明自二次大戰以後,除了技術發明上仍稍有斬獲(如數碼時代的出現),其他可以說毫無進步,人類的自私甚至超過歷史上任何時代。在這個大背景下,中國的沉淪——人性貪婪、環境破敗、制度倒退,更為突出,所以余英時稱之為“天地閉,賢人隱”的時代。然而正是在這個黑暗中,“六四”的血與火淬煉了一個人,而且還是最懦弱、可憐的群體中的一個人,他就是劉曉波。他在這三十年裏做的事情,是無人可以替代的:

他罕見地堅持對暴政的和平抗爭,
他謙卑地攙扶襄助受難者,
他孜孜不倦地探尋中國擺脫暴力循環的政治轉型途徑。

中國文明自近代以來,是一個衰落、失敗的文明,所以滿清崩潰後社會解體,中國是按照現代極權模式重新再整合起來的,中華民族為此付出了可怕的代價,不過六七十年就死掉了四五千萬人,而且至今看不到出路在哪里。“六四”一劫,讓這個極權幾乎崩潰卻又存活下來,就給了它打造更可怕模式的機會,所以我們今天面臨的,是全世界曾未有過的“升級版極權”,中華民族也面臨滅頂之災。劉曉波探索了一個可能的政治路徑,是中國民間的一筆巨大財富。

2. 劉曉波實踐並重塑了知識階層的新人格。

中華民族嚇破了膽,知識分子打斷了脊樑骨,這個民族還有什麼救?西方那條路,什麼公民社會、民主選舉、代議制、法制、基督教等等,在中國的文化裏,都離不開一種角色的核心凝聚作用,因為中國幾千年的四民社會,必須由“士”來領導,現代化底下,就是這個“士”變壞了,中國才一塌糊塗。

劉曉波隻身防堵“道德資源”流失的後六四精神困境,他才成為一個新的民間領袖,為此他必須重建“知識者人格”。年輕時代的劉曉波,是一個極狂妄的叛逆者,然而正是叛逆者才能在塌天境地中存活,並走出一條新路。他在中國八十年代那場著名的“文化熱”中,是一匹桀驁不馴的“黑馬”,他挑戰權威,叛逆而激進,動不動發表震動一時的驚世駭言,令輿論大嘩、街談巷議。抗拒權威的叛逆經歷,使得他具有一種知識分子缺乏的勇敢和尖銳,也給了他在黑暗中的孤膽和堅韌。

他做了三點:主動背上負罪感,懺悔自己;堅守國內,拒絕流亡,一次又一次地去坐牢;謙卑地攙扶受難者。劉曉波在此實踐了一個“基督徒”的受難精神,比無數的中國基督徒都做得出色,雖然他並未接受洗禮;而他這種超越性,更是超越了“五四”精神,因為我們都知道,五四那一代巨人,比如胡適,都是蔑視和反對西方基督教的。中國的大知識分子,四九以後又都是向毛澤東投降的,後來幾代人都是努力爭取回到“五四”,但是只有超越“五四”,中國知識人才能重生,今天我只看到一個人走到了這一步,他就是劉曉波。

3. 劉曉波活出了一個燦爛而富於傳奇的人生。

他雖然死於絕症,享年僅61歲,但是他卻活得比所有人都瀟灑。他的傳奇,不是標準的中國傳統可以杜衡的,相反,他一生充滿爭議,恰好跟中國的錯亂、顛覆、失序、衰落相映成輝。

我曾這樣描述過他:從「中國要當三百年殖民地」,到「我沒有敵人」,此間距離多少、又如何丈量?這既是從文化到政治的距離,從尼采到甘地的距離,也是從叛逆、狂妄、目空一切,到自省、謙卑、甘下地獄的距離。

中國近三十年無非三件大事:改革與文化熱、大屠殺與經濟起飛、專制霸權與民族主義;這三件事裏,我們都可以看到劉曉波的身影。站在大時代的風口浪尖做弄潮兒,這三十年裏,沒有人可以跟他比肩。

劉曉波因「文化激進」而備受批評,又因「政治溫和」而同樣備受指責,受「兩面夾擊」如是者,在中國又曾有誰?從六四清晨在大軍環伺的槍口下帶出廣場抗議學生,到身繫牢獄贏得諾貝爾和平獎,劉曉波三十年換了一個人,雖依舊桀驁不馴,但他已然有了一副溫和心腸。

即便是他的私人生活,也幾度波瀾,毀譽參半。但是最近二十年裏,他說“二十年來,支持我、給我力量的是劉霞的愛。”他們幾乎演義了一場現代版的“革命加愛情”。在他生命的最後時刻,他為了報答劉霞因他而受折磨以至得了嚴重憂鬱症,他又來了一次大叛逆,一改死不出國、坐穿牢底的初衷,用最後一口氣,要把劉霞送到西方去,他才不管輿論怎麼評價他。劉曉波我行我素到最終。世間沒有第二個劉曉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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