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菲 - 不知醜 則天下無敵

飛常Playgroup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1月18日

梁振英的言論，常令人覺得「咁都講得出？」但早幾天簡直令人譁然。他說香港發展好，外國人十分羨慕，例如本港國際學校約有4,000學額短缺，「顯示外地人都希望帶小孩來港生活，對香港經濟有信心」。他竟能臉不改容說這歪理，當我們都是儍的嗎？

現在隨便走上街，都能碰到一位有子女讀國際學校的家長，他們不是外國人，絕大部份是香港中產。走入某些國際學校，到處都是港孩；或者去擁有20間國際學校的英基看看，英基本來是為駐港外籍人士子女提供教育，現今校內港孩人數年年急升。好吧，再說英國貴族學校哈羅公學，對，因學費超貴，不是尋常香港家庭能夠負擔，但本港富豪李家傑就公開說過會讓三個兒子讀哈羅。

香港中產節衣縮食，將子女送入國際學校，就是對本港教育制度嚴重缺乏信心。他們逃避填鴨教育，也不想因制度朝令夕改，子女無辜成為白老鼠；早前政府強推國民教育，亦變相「鼓勵」很多家庭轉投國際學校。國際學校成了港爸港媽的逃生門，結果學額短缺，但在梁振英口中竟變成「顯示外地人都希望帶小孩來港生活」。雖然醜字難寫，也須識寫呀！

換個角度，就當他在玩語言偽術，「外地人」其實是指「內地人」而非「外國人」，那或許說得通。事實很多內地富商為子女都來港爭學位，他們由喇沙爭到男拔女拔、到國際學校，港人讀不起哈羅，卻有很多內地富豪讀得起。即使是雙非家長，也熱衷送子女來港讀書，結果令北區幼稚園招生出現混亂。

他們不滿內地教育，才讓子女來港讀書。本港父母不滿本地教育，才走向國際學校。本來是對政府不信任，梁卻有本事把國際學校學額短缺的現象，解說成顯示香港很吸引外地人。我終於明白，人不知醜、則天下無敵。

李怡 - 認真考慮「爭取不到，不如拉倒」的意見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1月18日

香港大學二年級學生陳雅明前天在本報網上論壇重提「爭取不到，不如拉倒」的論述，這是1月2日著名政論家練乙錚在《信報》提出的。「爭取不到」是指爭取公民提名爭不到，「拉倒」就是讓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的政改拉倒。練的論述未獲香港政界和評論界足夠重視。但政改諮詢到了今天這一步，筆者認為有必要拿來談談了。

中共為普選設定的關卡是提名委員會。和平佔中在元旦日舉辦的「民間全民投票」所設的三個題目是：1.特首提名委員會的代表性應予提升；2.特首的提名程序不應設篩選機制；3.特首的提名程序應包括公民提名元素。參與投票的6萬多堅定民主派市民中，超過94%贊成3；其餘兩題都約90%。第一題說的代表性「應予提升」，與《基本法》所定的「廣泛代表性」，都屬於含糊字眼。只有20多萬選民基礎的選委會也自稱有「廣泛代表性」，那麼「應予提升」即使增加一倍到40萬，仍然無法擺脫幕後黑手的操控。至於是否設「篩選機制」，則牽涉對何謂篩選的解釋，中共從來沒有說過設篩選機制，但實際上宣稱「可仿照選委會組成」的提委會就是篩選機制。任何政黨說只要沒有篩選的方案就可以接受，很可能是為接受方案找下台階。因此，三個題目中只有公民提名最直接和有意義，故獲最多人贊成。

但公民提名加上「元素」二字，就意味着有「公民推薦」而交提委會提名的意思，也就是說，提委會這道關卡仍被承認。

真普聯提出的三個提名方案，都表示要提委會「確認」。如果提委會的確認，是像現在100名市民提名立法會候選人那樣，只要選舉管理委員會對提名者的身份作確認，這樣當然沒有問題。但中共不會認為《基本法》所定「最終達致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只是形式上的「確認」，實際上中共大員和親中人士已一再表示提委會是有實質提名權的機構，而且要提委會作「機構提名」，作無名有實的篩選。

普選的真正意義，是必須尊重人民的意願，不能把人民的投票當作橡皮圖章。世界上任何國家和地方的普選，都不會由掌更高權力者指定候選人讓人民投票的。但在「一國」專權政治之下的普選，就設立了這道提名的關卡。

真普聯提出的政黨提名和提委會提名，都要接受這道關卡的「機構提名」的篩選；公民提名儘管也要接受這種篩選，但如果是十萬八萬市民聯署提名的候選人，「機構」硬把他篩走就明擺着背後有操控，等於在全世界出醜。因此，公民提名是目前唯一可以突破提委會關卡的手段。

練乙錚認為，公民提名是最值得追求的目標，並認為「泛民黨派應該有『爭取不到，不如拉倒』的策略，因為這次談判結果不理想，拉倒了還可寄望下次，接受了卻等於替爭取民主選舉特首的那部份運動畫上句號」。因為這是《基本法》所定的「最終達致」的目標。如果香港人接受了市民當橡皮圖章的「普選」，那就意味以後都不會有體現我們政治權利的真普選，意味着梁振英如他早前洋洋自得地說會以任內實現普選而青史留名，那些為了自己或自己政黨可以入閘而在政改中妥協的政客，包括支持他們、為他們說項的傳媒和論者，也會同梁振英一併留下名聲。

「不如拉倒」是不是原地踏步？原地踏步會不會給梁振英連任機會？拉倒後下次再來會不會沒有更好甚至可能更壞的結果？練乙錚認為「不如拉倒」策略確實有「下行風險；然而，對統治階級而言，政制不變，下一回選出來的特首的認受性不會比目前的這一位高，管治問題改善不了，代價更大，亦即也有下行風險。」

筆者認為，更重要的是，「拉倒」的話，香港市民輸得起，因為即使689連任也不會比現在更壞了；但中共和特區政府輸的代價要大得多。而且，一旦建立一個讓市民當橡皮圖章的「普選」機制，就永世不得翻身。即使放眼大中華，也是為中國人民作了最壞的示範。

打算為入閘而妥協的泛民，請認真考慮一下練乙錚的意見。

（附言：有讀友希望筆者回應劉慧卿前天針對筆者的文章，恕不應命了。如果她對自己的主張有自信的話，那麼請瀏覽網頁中她文章後的200多個留言，那是對她文章的最真實也真誠的回應，不是五毛可以買到的。）（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施永青 - am730將堅守獨立路線

C觀點  am730   2014年01月16日

自去年11月開始，am730原有的廣告客戶中，突然有幾個一向關係良好的老主顧「暫停」了予我們的廣告。廣告部立即向有關公司了解因由，得到的回應都無關宏旨，很難成立；沒有一間清楚指出我們做錯了甚麼事情，需要全面停止在am730登廣告。幸好，他們並沒有說以後再也不會給我們廣告，所以我上文才會用「暫停」這個字眼。我希望我們很快可以恢復正常的商業關係。

今次停登廣告的客戶，清一色都是中資背景的公司。他們有些已是am730的長期客戶，對我們的服務一向滿意。今次事出突然，之前看不到任何跡象。有些廣告更是在已訂好那些日子刊登之後，才被截停的。否則我也不會用「被抽走」這類字眼。他們的行動非常統一，顯示背後有一個一致的原因。這個原因看來不是商業性的，否則，銀行業沒有必要與電訊業一致行動。此之所以，我懷疑他們今次的行為，背後有超越商業利益的政治原因。

這些中資公司，有些規模十分龐大，分別隸屬不同的部門，本來不容易一起行動，看來必有更高層次的需要，才會一齊作出暫停am730廣告的決定。am730有這樣大的影響力，真是受寵若驚。

我們粗略計過，這些公司過去每年給我們的廣告費超過一千萬，我們近年的盈利也不過一千多二千萬。如果以後繼續停登廣告，我們的盈利將大部分被蒸發，原有的發展計劃可能無以為繼，員工一貫可以收取的花紅可能會大幅減少。再者，現時尚有相當一部分中資機構仍在am730登廣告，如果北京要發功，他們也得停止落稿，這將嚴重影響am730的生存空間。這是我們必須認真面對的問題。我是一個商人，我十分清楚，若是沒法在經濟上達到自給自足，那就甚麼事情都辦不成。

然而，我亦是一個忠於自己信念的人。我的認知系統只會自省，自明，沒法被明。我不明所以的東西，我的腦都不會指揮身體去做。我認為應該做的東西，只要還有條件堅持，我都會做下去。到真的完全沒有條件時，我最多不做，我不會做我不想做的事情。

我對am730的前景並不悲觀，因為我們選擇行的路線，符合社會需要，符合歷史的發展，有信心可獲廣大市民的支持。我們會獨立思考，不聽命任何政治勢力。我們亦無意投入反政府陣營，變成他們的宣傳工具。

作為傳媒，我們的功能是讓讀者了解事情真相；我們不會在報道時，因個人的政治取態而加鹽加醋，以致扭曲事實。我們亦不會選擇性地只提供某類資訊，企圖影響讀者的判斷。我們會讓讀者看到各種不同角度的評論，令讀者可以更好地評估自己的處境，從而作出更恰當的選擇。

或許，我們的工作還有做得不夠的地方，但我們相信我選擇的道路是正確的，走下去一定會見成績的。社會是一定會讓一份正派、務實、獨立的傳媒生存下去。

李怡 - 聚焦公民提名是力爭真普選的出路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1月15日

一周前，真普聯公佈普選特首的「三軌」提名方案，召集人鄭宇碩說這是一個完整方案，「拎開任何一部份都唔係真普聯方案」。幾乎所有的傳媒，包括《蘋果日報》在內，都在大標題以「缺一不可」來形容方案。但一天後，民主黨宣佈「三軌」方案「非缺一不可」。學民思潮黃之鋒對民主黨的意見感到詫異，認為破壞民主派團結；公民黨和工黨對民主黨的修正沒有異議；社民連、人民力量和新民主同盟要求民主黨指出「非缺一不可」可以缺的是哪一個方案，如果可缺的是提名委員會提名的方案，他們贊成，但如果可缺的是公民提名的方案則萬萬不可。民主黨主席劉慧卿並沒有對此作明確回應，但強調，若政府方案三軌不齊，但可讓不同政見人士參選，民主黨都會考慮。鄭宇碩則表示他要讓所有黨派對他的論述「感到舒服」，他亦絕對沒有說過「缺一不可」是真普聯立場，只是表示提出的是一個「完整方案」。

至此，參與真普聯的政團意見一片混亂，不但佔中失去方向，甚至也可能失去對政改方案否決的三分一票數。

現階段，也許我們需要釐清幾個問題。

首先，爭取民主的政治人物和市民，是否要相信中共會落實香港真普選？

從中共對香港普選的一再拖延，從人大釋法，這問題可說不言而喻。在中共被迫提出2017年落實特首普選的同時，中共也為普選設立兩道關卡，一是對中央任命的解釋，另一就是對提名委員會的解釋。中共連《基本法》中關於改變立法會產生辦法向人大常委「備案」，都可以解釋為人大有實質否決權力，對特首任命的解釋自然也同世界上所有國家不同，指為有實質否決權力的「任命」了。但這道關卡的設立，帶恐嚇性卻難以實行，因為若香港普選產生特首而中央不任命，那是與全世界的文明法則相對抗，將貽笑天下。

另一道關卡是以中共可掌控多數的提名委員會對特首候選人作篩選，篩選出的特首候選人，由市民作橡皮圖章式的投票確認。如同人大選國家主席一樣，這就是有中國特色的普選了。指定候選人的普選，決不是人民政治權利的實現。

獲得六成市民支持的公民提名，是對這道關卡的突破口。有沒有其他方法可以在提名委員會的框架下，讓泛民主派也可以入閘參選呢？有。比如讓提委會以低門檻的方式提名，而不是中共所定的「機構提名」。如上兩次特首選舉那樣，只要在提委會中，有120名委員提名就可以作為特首候選人。過去的候選人由選舉委員會投票，自然沒有機會；但交由市民普選，未必不會勝出。另一辦法，是在中共恩准下，以「機構提名」方式讓一個中共放心而且肯定他不會當選的「泛民」入閘。

相信民主黨的「缺一」是他們認為中共不可能接受的「公民提名」，而無論政黨提名或提名委員會提名，甚至「機構提名」，在目前提委會的可能組成中，民主黨都有機會入閘。

然而，最有可能在政黨提名或提委會提名中入閘的政黨，偏偏是在2010年政改之後，越來越得不到市民信任的政黨。在新近的綜援案事件中，更被認為是出賣香港人利益的政黨。但更重要的是：如果讓一個中共有實質控制權的提委會掌握特首候選人的提名權，那麼就等同讓市民的普選投票淪為橡皮圖章，也就是把香港普選敲定為假普選了。

因此，當前力爭真普選的市民，大多認定真正不可或缺的，是公民提名權。只有集中焦點在公民提名，才能突破中共設立的提委會的關卡，真正實現讓市民有自由意志而不是當橡皮圖章的普選。佔中，或立會議員辭職啟動公投，若聚焦在公民提名上，才有足夠力量動員市民參與。若焦點模糊，在政黨利益的躊躇中用種種語言偽術去掩飾真正企圖，只會被市民認定是出賣我們的政治權利。

在這關鍵時刻，希望為香港爭民主的人士能深切認識：從來民主都是自下而上爭取的，而不是自上而下由掌權者恩賜的，尤其掌權的是一個專制政權。他們縱使今天賞賜你一點甚麼，也必定另有企圖，而賞給你的也完全可以取回。

假普選是不是比無普選好？假選舉會不會像台灣那樣弄假成真？筆者也一度這麼認為。但在中共的絕對權力之下，假到底、以假作真是他們的慣技了。假普選的模式一敲定，中共就以之當成已實現《基本法》的「最終」模式。因此，必須銘記當年余若薇與曾蔭權辯論的一句名言：寧可原地踏步，也不能行差踏錯。原地踏步我們還可以繼續努力爭取；行差踏錯就一失足成千古恨也。（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區家麟 - 所謂中立

風起幡動   晴報   2014年1月14日

《明報》撤換總編輯事件，管理層解畫，編輯方針要「中立」，謂「企得太左太右都會鬧……怎會不走失讀者？無讀者怎做生意呀？」

「中立」儼然是傳媒光環，大眾也覺得這是天經地義。學者考究歷史起源，十九世紀美國報業無中立概念，文章夾敘夾議，自電報發明後，國際通訊社出現，由於要供稿予不同立場之報章，遂要「中立」，免得失客戶。「中立」慢慢變成傳媒的道德高地，其實是從避免麻煩、方便拉生意而起。

傳媒天職，在提供資訊、監察政府、揭露黑暗。但權貴總叫傳媒「中立」，中立一出，彷彿要端正站立，不主動出擊，沒有態度。事實上，傳媒不可能無態度，十宗新聞選三宗報道，選擇過程必定有立場；選擇哪宗新聞作頭條，不可能「中立」。

若事情黑白分明，傳媒不可能站在中間；在事實與謊言之間，傳媒不可能無態度。中立也是一種立場，是一種需要解釋的立場。

陳雲 - 大陸與內地

三文治   2014年 1月14日

香港立法會有內務委員會，原擬「研究中港家庭事宜小組委員會」（二〇〇八年），某些議員反對，在二〇〇九年改名，稱為「研究內地與香港特區家庭事宜小組委員會」。為了使香港納入中國之內，避忌「中港」的講法。他們不知道，中港的「中」字，也可以稱為中國大陸。這些親共議員的愛國之情，與台灣政府不遑多讓，台灣的國民政府當初也為了顯示台灣也在中國之內，早晚要光復大陸，於是用「陸委會」（行政院大陸委員會）之類的名字。當然，「大陸」的名詞比「內地」好。

香港位於南海之濱，一貫用「大陸」稱呼邊界北面的地方。沿海、海島之地，稱大洲之陸為大陸，這是科學的地理名詞。英倫四島的人、冰島的人，稱歐洲大陸為continental Europe或 the Continent（歐洲大陸、大陸、內陸）。美國夏威夷、阿拉斯加的邊陲國民，也稱美國本部做continental U.S. （美國大陸）。舊時有故國之思的香港文人，因香港受英國殖民統治，區隔在外，形同身處外國，稱大陸為「國內」，也是恰當。

九七之後，香港的傳媒突然放棄大陸一詞，使用「內地」一詞，親共政黨及政府則用「祖國內地」一詞。一來是受到中共的政治指引，二來是自取其辱。

「內地」的中文詞義，原是內陸地區的意思，如清朝的內地十八省，也稱關內十八省、漢地十八省，有滿清王朝新征服地的意思，但滿洲人位處東北邊陲，他們也依循地理概念，稱漢地為內地。歐洲學者翻譯清朝的內地十八省為China proper，漢譯「中國本部」。

「內地」的現代政治詞語，首見於台灣的日本殖民統治時代。日治時期，第二任台灣總督桂太郎在其施政方針報告當中，以「內地」稱呼日本。日本人用內地（Naichi）來描述日本本土，與當年日本佔據的海外殖民地相對，故此在台灣、朝鮮及關東等地，稱日本為「內地」。國府遷台之後，堅拒內地一詞，用大陸一詞，例如反攻大陸、大陸政策、陸客等。

中共雖然政治上源自蘇維埃的分支，地理上仍是建基於中土，不是來自關外的滿洲外族，不宜用內地一詞。中共及香港的親共者，稱中國大陸為「內地」，就是灌輸中國是殖民宗主國的政治觀念。所謂中國收回主權，卻當香港是殖民地一樣來侵略和剝削，視香港人為異族，這就是香港官方和傳媒使用「內地」一詞的原委吧。

羅毓嘉 - 小確幸與不生氣

獨立評論@天下   2014年1月13日

近年來，台灣瀰漫著集體性的失敗感。

產業外移導致了經濟上的挫敗，金權體系造就了空有民主政治卻無法改變任何事情的集體的無力。公民運動雖有萌芽之勢，更大的無奈恐怕是來自於政府對於敷衍塞責，萬般推托的更多伎倆。

萬物皆漲唯獨薪水不漲，讓窮忙一整年恐怕也買不起都會區一坪房屋的上班族不知為何而戰。而理當對於未來最有想像能力，如海綿般吸納一切又吐出的學生族群，則必須在企業高分貝抱怨「教育體系無法提供產業所需人才」的穢氣中，處理自己所學究竟為何的集體迷失。

是這種失敗感，在台灣社會的每一個角落充填了「小確幸」生長的養分。

買不起房子，至少我們還買得起漲價後的高鐵車票，到高雄去看黃色小鴨。至少我們還有桃園，還有基隆──我們甚至還嘲笑基隆，嘲笑它作為「台灣最不幸福城市」的無力與卑微，彷彿我們真的過得比他們都好了。買不起車，至少我們還招得起一輛晨間的計程車，在早上六點抵達木柵動物園看圓仔露臉。

被上司苛責了，專案退回了，開完會的鳥氣未曾散去，讓我們再團購一次最熱門的礦鹽蘇打餅。

滿肚子的火氣就用竹鹽牙膏刷洗吧，那是我們僅有的小確幸。

即使窮忙，但至少我們還有三個小時的時間，去排隊買幾只甜死人的Krispy Kreme，拍照上傳臉書吧──並等待幾個讚，或許是「好好哦居然買到了」的回應。至少，至少在這個冷澈的冬季，幾間便利商店都賣起了霜淇淋，號稱不用出國也可吃到原汁原味日本輸入的牛奶製品，那麼，我們也就不再計較為何每年特休假少得可憐，怎麼還要被苛扣的剝削。

然而，真正重要的問題，恐怕並非我們為何感到確幸，而是我們為何不再對那些狗屁倒灶的結構與問題生氣。

小確幸正是台灣社會集體失落的最佳解藥。可它也只是麻藥。是不知為何而來小確幸讓我們忘卻了，生活給了一大沱屎還要我們苦手吞下它的每一天每一夜。小確幸是時效短暫的麻藥，當我們清醒過來，便像藥癮者般尋求著另一次短暫的快樂，我們可以拿最新的手機或DSLR或類單眼，拍下生活中任意的快樂的瞬間。卻更順理成章地忘記了，我們所背負的所有那些不快樂，其實可能並非是我們生來就必須承擔的，他者為惡的後果。

台灣社會把集體的失敗感，寄託於集體的小確幸。我們以為集體的狂歡會是集體的解答，然而信義計畫區的新年煙火何曾能夠洗去我們的不幸，又一邊罵，怎麼台北101的煙火總是千篇一律。但新年到了，人潮照樣聚集，新年過了，新聞媒體繼續聚焦謝金燕今年又創造了甚麼新哏，鎖定了多少無聊的眼睛。

其實我們深知自己的不幸，因為我們總是罵。

我們罵趙藤雄是炒地皮的奸商，我們罵徐旭東和他的遠通電收。我們罵台電罵中油，在上班時間看馬克的部落格罵自己的老闆罵別人的老闆都是那穿納粹外衣的吸血鬼。我們何其不爽又何其快樂。罵完了世界繼續運轉，在那我們還能夠繼續團購的世界裡，世界沒有任何改變只因我們並不真正生氣。

但我們何曾罵對了人，又何曾問對了問題？我們為了總統在防災會報時瞌睡而取笑他，給他蓋上一個又一個「笨蛋定讞」的徽章，然後我們相視而笑。彷彿自己揭穿了怎樣的祕密。好比我們拿鴻海組裝的iPhone 5s給彼此照相，歌頌郭台銘和他的鴻海帝國，卻忘記了我們跟鴻海富士康深圳龍華廠與鄭州廠的工人一樣，有為重啟勞資條件談判而罷工的權力。但世界何曾因為這樣微小渺茫的憤怒或快樂而變化，只因我們在網路上追逐著各種獵奇的新聞，確信自己並非島嶼上最不幸的人，忘記了，我們能夠對那些原先堅信的正確的事情表達立場。

只要我們還買得起iPhone 5s甚至5c，我們還能夠簡單地讓快樂閃耀在土豪金的手機背殼，那彷彿對我們就不會是個問題。

然而事實是否真是如此？

無論從心理或者社會層面，小確幸都是一種確切的調劑。小確幸並沒有錯。錯的是誤把小確幸當成生活的全部，而自動放棄了憤怒的能力。小確幸甚至擾動了我們判定「幸福」的標準，只要看到圓仔我們就快樂了，只要看到黃小鴨我們就愉悅了。看到黃小鴨破掉了──我們就高潮了。但那是真正的幸福嗎那是真正的快樂嗎？我們確實浸溺在集體的失敗感當中，但把失敗當成必然而尋求著每一次與下一次的麻醉，集體的失敗，很快將帶領我們走進集體的盲目。

而是的，群眾的盲目與不生氣，正好是「成功者」所希冀看到的。

我們的盲目，我們的不生氣，不正意味著我們縱容政治人物隻手遮天，不正意味著，即使資方持續剝削勞動條件我們也裝做看不見，不正意味著──我們的小確幸，與不生氣導向之處，不偏不倚──就是我們集體的不幸嗎？

我們當然可以確幸。可以苦笑。可以罵，也可以不罵。但更重要的，毋寧是對於自身的不幸乃至他人的不幸有更多面對與揭穿的勇氣，可以小確幸，但不能不生氣。生活確實是如此苦悶，但唯有戒除小確幸那不可長久的麻醉劑，正面迎擊社會生活的苦與痛，台灣才有機會從集體的挫敗當中，真正地癒合。


Vic：這篇文章提供了很好的思考材料。基本上我認同讀者的這句留言：可悲的不是「小確幸」本身，是台灣人只剩下「小確幸」了。

作者說台灣近年瀰漫著一種集體失敗感，這是我大致感受到的。但矛盾的是，台灣近年似乎也有一種集體幸福感，在某些大陸人和香港人眼中尤其如此－－這一點從大陸人士藉由歌頌台灣來批判大陸社會的台灣遊記，以及大半年來台港媒體一波有關台灣成為香港人熱門移民地點的報道中，不難看出來。

可是大部分台灣人不大可能滿意台灣的現狀。此地持續多年的經濟低迷、政治腐敗無能、媒體失格墮落、商業道德敗壞，令稍微清醒的人都不可能有「大確幸」。

我想問題不在於台灣人不生氣，生氣久了發現無濟於事，挫折感使人變得冷漠是很自然的事。我更擔心的是集體失智導致集體無能，而在這一點上，我最痛心的是台灣主流新聞媒體的集體失責與墮落。如彭明輝所言：「全世界沒有一個國家的電視像台灣這樣，晚間新聞只報導趣聞和小吃，談話節目只有做秀和藍綠意識型態的洗腦，整個晚上只有趣談和小道消息，沒有值得關心的事實。」（其實是整天的新聞都一樣，幾乎每個新聞頻道都一樣。）

主流新聞媒體（尤其是電視新聞）的影響力，目前仍然不是網路媒體可以相比的，台灣電視新聞長年只談趣聞、「美食」、名人八卦，真正重要的議題就無法得到重視，遑論深入探索、發掘真相。而重要議題即使有報道，落在這種以趣聞與「美食」內容為正業的新聞媒體手上，也只能產生導人於盲的效果。

一個族群失智了，生氣又能怎樣？

吳靄儀 - 如果《明報》沉淪

星期日生活   2014年1月12日

【明報專訊】有人說，印刷傳媒已為網上傳媒取代了，《明報》換總編輯是私人機構的內部人事調動，何勞關注？我相信，網上傳媒是資訊服務，追趕當下，報章還須是今日的輿論，明天的歷史，網上傳媒多麼發達，也不能取代有公信力報章的地位。

有人說，《明報》還有公信力麼？還是知識分子的報章麼？查良鏞的《明報》的神話不是早已打破了麼？我認為，《明報》在它的悠長歷史之中，在重要的時刻擔當了重要的角色，從來都不是因為它完美無缺，動機純潔，理想至上；查先生的《明報》從來都是動機複雜而機關重重的，如果《明報》發揮了任何正面的作用，那是因為在種種骯髒的政治交易、處事手法中，正面的力量仍能突圍而出，負起使命。這股力量，來自香港人的期盼，來自不甘心放棄原則理想的一代又一代的新聞工作者，也來自中港關係之間仍然存在的現實。

有人說，今次《明報》撤換劉進圖，不是事出港視發牌的重手報道，而是緣於張曉卿誤泊薄熙來的碼頭，如今要用《明報》全面歸順來贖罪。這個說法的真確性暫且不論，但即使是真的，也不是新事物，仍然沒有改變局勢的基本元素，就是《明報》的價值，仍是在中港政治上，老闆手中的一個籌碼。

政治與商業利益的考慮

查良鏞年代，也有人說，當年《明報》高調反對大丫灣建核電廠，是誤信消息，下錯了注。《明報》反對文革的立場，贏得了香港人的認同，但查良鏞北上見鄧小平之後，堅信中國及香港的繁榮穩定，最佳保證不是在於推翻共產黨，而是在於支持中共的溫和開放路線。最大的敵人是極左派，所以作為應對的策略，《明報》的「正確路線」就是以輿論為溫和派護航。理論上這是無可厚非，但執行起來，就往往以避免造成極左派攻擊溫和派的藉口為理由，壓抑批評北京的「過激」言論或「負面」消息的報道。「顧全大局」的理念，令《明報》在有爭議的事件上再三採取知識分子難以認同的立場。

查良鏞的政治地位與《明報》在香港及海外華人社會之中的影響力分不開，他的政治目標因而左右《明報》的編輯政策與立場也是顯而易見。如果關於撤換劉進圖的「真相」是張曉卿的政治需要，那也跟查良鏞時代並無二致。

基於商業利益的考慮也是同一邏輯。《明報》創刊的年代，報社一般專業辦報，從銷售量及廣告入息獲取利潤。那個年代，經典問題：「誰來監察傳媒」的經典答案是：公眾，因為失去了公信力，這份報紙銷量就會下跌，就經營不下去了。這個答案早已過時，因為從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報業集團業務已要多元化了，隨着大陸開放，中國投資的利潤目標遠遠高出辦報收入，報章幾乎淪為附庸，報道內容以配合商業利益為上，起碼也要避免傷害商業利益，中國新聞的「正確路線」也就不再是勇往直「言」。為大舉中國投資而調整編輯方針這個因素，也不是新的。

出賣靈魂得不到富貴榮華

如果一份報章為了政治目的和經濟利益，必須嚴控編輯方針不出軌的話，照說總編輯的人選便十分簡單：找一名靠得住遵從上頭旨意，鎮得住編輯員工的人便是。但事實並非如此，因為這樣的總編輯，不會是辦好一張有分量的報紙的人選。現在與過去，這種例子比比皆是。忽然某某報不好看了，原因就是換了個專責自我審查的總編輯。我眼見《明報》也不乏這樣的時代。出賣靈魂得來的不是世間的富貴榮華，而是讀者的唾棄，辦下去有什麼意思？根本不能達到原先的目標：沒有分量的報紙，是沒有價值的政治籌碼。

老闆利益需要有分量的報章

《明報》尤其是。以往的查良鏞，今天的張曉卿，甚至曇花一現的于品海，都是政治上、公共事業上有抱負有雄心的人，看中《明報》都是為了這個原因。聘用一名唯命是從的庸碌之輩，辦一份神不像神、鬼不像鬼的《明報》有什麼好處？將《明報》辦成一張「喉舌報」又有什麼好處？官方喉舌報多得很，何必增多一張？如果嫌《明報》太不識時務，乾脆結束了豈不更省事？

所以，大衛對哥利亞，大衛仍是會贏的，只要大衛意志堅定，懂得看準哥利亞也有弱點。因為《明報》老闆的利益，只有辦一份有分量的報章才能達到，而員工的士氣與素質是關鍵，總編輯是否才德服眾，是否處事公正，有足夠的個人專業修養地位令老闆不得不重視，則是能否吸引有質素的員工作出最大的貢獻的關鍵。

港人會懷念今天的《明報》

《明報》新舊員工聯署要求公司交代，要挽救的不是劉進圖「老總」的職位，而是《明報》的公信力。公司高層不否認打算在大馬調人來當總編輯，及調回北美總裁輔政。這些舉措若成真，《明報》很快便再沉淪為一份人所鄙視的「喉舌報」，對公司對老闆無益，對《明報》、對香港的傳媒力量有害，呼籲其三思，實在在理不過。

忠言逆耳，不聽又如何？我相信，《明報》會又一次進入黑暗時期。香港人會感受到黑暗的壓迫，會更加懷念今天已絕不完美的《明報》，因為再不完美的《明報》，仍是無可替代，它好比一管港人治港、言論自由的寒暑表，儘管我們抱怨寒暑表告訴我們天陰有雨，沒有了寒暑表，只會令我們對壞天氣毫無預兆的侵襲更加恐懼。

梁文道 - 槓桿

梁文道 - 為什麼辦報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1月10日

因為報道「香港電視」事件用力過猛，《明報》就要換掉總編輯嗎？這種簡單到荒謬的理論，大概也只有部份非常單純的香港人才會相信。在他們看來，我們肚臍眼上的小事全都重要得不得了，所有在此發生的變故全是北京頂層的計劃，所有在此鬧出來的醜事也全是「國際笑話」。所以港視牌照這等香港人人關注的大新聞，自然也會驚動極高層為港設計的整體佈局，導致一份大報總編的下台。

在我看來，直到目前為止，最接近真相的猜測可能就是甘詒的博客文章〈明報撤換劉進圖的真相〉；它把這個動作解讀成《明報》大老闆張曉卿為了之前太過吹捧薄熙來的贖罪之舉。就算不是真的「真相」，這篇文章的思路也是對的。

這條思路之所以正確，只是因為它捉住了今日華人資本跨域投資的基本格局。

我們不妨先問一個很簡單的問題：一個生財有道的資本家為什麼想要投資報紙？是因為他熱愛新聞事業？是因為他對一個自己從小看到大的報紙有感情？還是因為經營報紙的利潤相當可觀呢？我們都曉得媒體不是個容易的生意，尤其報紙等傳統媒體更呈日薄西山之勢，往往只能勉力維持。一個精明的資本家不可能不知道這點。所以除了少數真把它當成生意經營，又或者真的相信某種新聞價值又對這行特別有感情的異類之外，現在大部份報紙老闆都是為了其他理由才來插手這一行的。

主要的理由就是以媒體換取影響力，尤其是政治影響力。例如張曉卿，即便壟斷了整個馬來西亞的華文報刊市場，其獲利也完全比不過他那龐大的伐木造紙事業。然而他還是熱衷辦報，因為媒體是種好工具。特別是在馬來西亞這種威權國家，既能在有限的範圍內嚇阻各種政治力量的脅迫，也能反過來向權力輸誠示好。只要基本事業做得夠大，再昂貴的媒體經營成本也還是很值得花的一筆公關費。（槓桿三之一）


梁文道 - 跨境買賣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1月11日

政治上的影響力乃是資本家經濟利益的保護傘，舉世皆然。特別是在像馬來西亞這種長年一黨獨大的威權國家之內，官商關係特別緊密，市場上無處不見官僚的有形之手，做買賣的人很難不看權力的臉色。在這種情況底下，掌握一家媒體就是掌握了一道進可攻退可守的政治槓桿，有時候可以放狗出去造勢咬人，有時候又能收回來乖乖搖尾。

自從改革開放以來，神州遍地商機，這種原限一地之內的槓桿作用便有了更精巧更有趣的變化，因為所有身在外頭的華商也都心懷故土，很想參與祖國的建設發展了。比諸香港、台灣、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等官商勾結程度不一，但又各自精彩的地方；大陸的特點是你既要面對一個更加需要仰仗政治鼻息的營商環境，又不能像你在原居地那樣自主辦報來獲得保護。那該怎麼辦才好呢？

答案就是回去你原來的地方做媒體，在香港搞好人心回歸的工程，在台灣替祖國的統一大業鋪墊，在海外則協助打造中國文化的軟實力。於是便有了生意在內地做，媒體在境外開的特殊局面。於是也便有了香港本地商人熱衷媒體生意，台灣商人把老報變成仙貝的現象。

同樣是幹這等買賣，眼光手段也有高下之分。有些人真能掌握槓桿原理，懂得以新聞自由和獨立辦報來武裝自己，手下要紀念六四便由他們紀念，手下要揭露內地貪腐黑幕便由他們揭露，正好可以加重砝碼，提高自己的統戰價值和談判本錢。等而下之者，尤其是隔絕了幾十年之後忽見上大人就腿軟的部份台商，則往往獻媚到過頭的地步，連自己在台灣的報紙也不讓多發批評大陸時局的文章，徒然喪失媒體市場上的公信力，也減少了槓桿可以發揮的效果。（槓桿三之二）


梁文道 - 還債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1月12日

張曉卿雄霸了新加坡之外整個東南亞華文報刊市場，再加上香港的《明報》、《明報周刊》與《亞洲週刊》，本來就有很高的議價能力，可以好好玩一把跨境媒體／資本運作的槓桿遊戲。此所以這麼多年以來，《亞洲週刊》可以在處理香港事務取態保守的同時，對大陸政局卻又保持了一個改革派的角色；另一方面，《明報》中國組則繼續勇進，部份報紙也還守住了一種類似於民主黨的溫和民主派路線。

今天很多人都罵《明報》陰陽怪氣，曾有梁粉之嫌，但是一般香港人可能不曉得，即便是這麼「陰陽怪氣」，《明報》也還是不許入境的敏感刊物。對上大人而言，它根本還不夠「陰陽怪氣」。在一個跨境資本媒體玩家的手下，它能保住起碼的報格，固然是靠報紙自身的傳統與員工集體的努力，但恐怕更是大老闆的自律──反正他有點本錢放手讓下屬編輯自主。不過，當老闆和他身邊的人在內地涉入到更深更凶險的政治牌局時，犯錯的代價可能就是這點本錢了。

甘詒的分析很有道理，薄熙來一事或許便是導致張曉卿鬆動槓桿在香港的這一頭，使它更往上頭傾斜的真正原因。要知道，當年第一個發明「重慶模式」這個概念來吹捧薄熙來政績的就是《亞洲週刊》。那已經是2009年的事了，時隔四年，薄琅璫下獄，曾經為「重慶模式」敲邊鼓的人全都識相消聲，今天終於輪到用《明報》來還債的時候了。

我認識劉進圖很多年了，也知道有不少人批評他個人的政治意見；可是我必須說，他始終是一個信守專業新聞倫理的人。所以去年在爆出「唐宮」事件變相幫了梁振英一把之後，《明報》才能掉轉槍頭揭發梁振英的住宅僭建。像他這樣子的報人，在當前個節骨眼上自然得挪位讓賢，大老闆才能如臂使指地改變《明報》，加入新一輪的整頓香港傳媒大計。所謂的「港視事件」，就算不是今天拿出來轉移視線的煙霧彈，至少也是壓跨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香港人也好，台灣人也好，馬來西亞的華人也好，都必須明白在如今這麼多跨境資本運作底下，任何一件導致自身環境變化的事件，背後的遠因其實可能都不在自己這塊地方，而在遠方高層的種種交易和角力之中。（槓桿三之三） 

何雪瑩 - 本同氣連枝難獨善其身──論新舊媒體

星期日生活   2014年1月12日

【明報專訊】本星期是「媒體周」，Facebook被《明報》事件和邵逸夫之死徹底洗版。如果說邵逸夫之死標誌無綫的衰落，《明報》撤換總編風波則再次敲響新聞自由的喪鐘。讀到一些言論，說《明報》的陷落早就有迹可尋，一早已變成「投共梁粉報」，死不足惜；而且新媒體湧現，百花齊放，新媒體取代傳統媒體只是時間問題，故不必為《明報》之事過分緊張，甚至死不足惜，一雞死自會換來一雞鳴。我跟大家一樣，一星期才買一次報紙，上網佔每天一半時間，可是今日或五年後傳統媒體倒下，新媒體能趕上填補空位嗎？

細想一下才知道，這個根本是個徹底的偽命題。香港讀者讀外國報紙十居其九都是讀網上版，然而當有一天《紐約時報》宣布不再出報紙，全面改由網上發放，它到底是傳統或是新媒體？

傳統媒體和新媒體的分野不只是互聯網如此簡單。近年愈來愈多只透過網上平台發放資訊的網站，如大家熟悉的《主場新聞》、《獨立媒體》，還有成立不久的《852郵報》、《巴士底報》等，不勝枚舉。互聯網出現讓成立媒體的門檻降低，不用買印刷機不用起錄影廠，已經可以發放信息，讓更多長期受主流媒體忽略的群體和議題得以曝光人前，這是新媒體的一大特點。

市場模式下媒體的結構性問題

可是隨着報紙銷量下降，傳統大報也積極改革爭奪互聯網這一塊。《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和《衛報》（Guardian）在開拓網上發放新聞的可能性特別積極，網頁已不再只是印刷報紙的附屬品，不但可以隨時更新，發放音樂、影片等，還有很多內容是網上獨家。這種趨勢名為media convergence。傳播學者Henry Jenkins一針見血地指出，media convergence不應被視為新媒體一次過取代傳統媒體，而是不同媒體形式和平台多向互動的持續過程。其他學者如Burnettand Marshall亦將media convergence解釋為將媒體平台之間的界線消解融合過程。

讀者對傳統媒體諸多不滿，認為傳統媒體依附權貴，容易淪為政治和商業工具，沒有做好第四權的角色。這些問題其實都是市場模式下媒體的結構性問題。媒體依靠廣告收入，可是一旦報道針對大財團，廣告隨時抽起。《明報》多宗揭露上市公司和地產商醜聞的報道便令他們損失逾八位數字的廣告收入。這就是新聞業的奇怪之處，一般行業做得好會賺錢，可是新聞行業做得好即是得罪有錢人，廣告費減少。媒體雖是第四權，但市場模式運作下也是一盤生意，止蝕位在哪是一門學問；嚴肅新聞也不會討好讀者，於是出現新聞娛樂化，公眾興趣比公眾利益重要。今時今日辦報不賺錢，香港媒體老闆全部都是做其他生意發達再辦報；加上在香港這個獨特情况下，媒體老闆幾乎全部都在大陸有生意，這就成為政治操控的另一來源。另一方面，做宣傳和發放資訊也需要錢，政府和大財團比一般人有資金之餘，也因為著名的hierarchy of credibility，媒體發放的新聞自也以「影響大多數人的」政府和商界消息為主。所以你我去年宵買花不是新聞，梁振英行年宵買花而且不要找回來的零錢才是新聞。

偵查報道新媒體道盡局限

以上這些都是老生常談，任何媒體研究一年級生也能說得頭頭是道。關鍵問題是新媒體能免於以上所述的結構性問題嗎？以互聯網為唯一發放平台的新媒體亦是在市場邏輯下運作，即使老闆不求賺錢，員工也要出糧。本地的《主場新聞》等同樣在開拓廣告收入，關於政府和商界的資訊也從不會少，因為這些始終是「影響社會大多數」的事情。事實上，「新媒體」也從不掩飾他們對傳統媒體的依賴。目前本地和外國極大多數的新媒體人手有限，不能以傳統媒體採訪新聞，於是每天讀報、長開電視電台新聞，轉載傳統媒體的內容並addvalue是他們的恆常動作。如果傳統媒體今日倒下，新媒體新聞來源必受影響。

偵查報道是每間報館的基石，直指權貴要害，影響社會走向。可是做好一單驚天動地的偵查新聞需要的時間要年月計算，記者花上幾個月甚至一年埋首文件故紙堆，反覆推敲，需要極大的人力物力。目前絕大部分新媒體人手較少，還未有這樣的成績（由此可見，沒有金主的香港獨立媒體於2011年的美孚屏風樓調查報道是如此用心、難得）。香港的新媒體喜以美國Huffington Post（赫芬頓郵報）為楷模，但ProPublica卻是專注於偵查報道的新媒體。他們於2010年的偵查報道獲普立茲獎，2011年獲普立茲獎全國報道大獎，共有四十多名記者，全部專注於偵查報道。他們短短的自我介紹，道盡了傳統和新媒體的局限：

「雖然網上世界資訊平台的數目和種類愈來愈多，但只有很少致力於原創報道。觀點百花齊放，但觀點需基於事實，而事實來源卻愈來愈少。前者是好事，後者卻是個社會問題。相較其他新聞種類，偵查報道需要大量時間和人力，而且很多時候不符成本效益：有些故事一開始以為很有價值，但隨着偵查發現原來沒有想像中重要，甚至根本是虛構，不能刊登。是以很多新聞機構將調查報道視為一種奢侈品，經濟不景時可以放棄。很多新聞機構本來有好的偵查記者，卻因時間和金錢限制需要他們處理其他日常新聞，不能專注於偵查報道。」

網媒未找到可行商業模式

ProPublica辦得有聲有色，然而他們卻非常重視如傳統媒體的合作。2010年一篇關於卡特里娜颶風後，長者病人在護老院離奇死亡的報道獲普立茲獎，這篇報道同時刊於《紐約時報周刊》。ProPublica的記者亦會與傳統媒體記者合作處理偵查報道。英國《衛報》去年以斯諾登爆料揚名立萬，ProPublica在這單敏感的年度新聞亦與《衛報》合作無間。

ProPublica成立短短五年便有如此成績，跟其他網上新聞媒體相比他們的「水源」絕對充足。ProPublica的最大金主是借貸公司Golden West Financial Corporation的行政總裁Herbet Sandler夫婦，他們成立的基金和其他幾個基金是ProPublica的「大水喉」，大到可以支付行政主席57萬美元的年薪。ProPublica是非牟利機構，沒有廣告收入，媒體顧問AlanMutter曾說，如果要將美國新聞業轉為非牟利模式，每年需要880億美元捐款才能維持目前美國傳統媒體的工作質量。如果非牟利模式不盡樂觀，那網上廣告又如何？目前英美傳統媒體努力開發網站收入，網上廣告收入顯著上升，但還遠遠不足夠維持報紙運作。《衛報》積極改善網站，堅持不收費但以其他方式爭取收入，《紐約時報》、《泰晤士報》等採取不同模式的收費方式，但無論如何，業界還未為全力轉戰網上版找到一個可行的商業模式。

2014年外國新聞界都在期待一件重大事件：eBay創辦人Pierre Omidyar注資2.5億美元創辦First Look Media，開宗明義是專注調查報道的新媒體，並邀得主理斯諾登新聞的《衛報》前「博客」Glenn Greenwald及其他偵查報道大將加盟。目前外界對FirstLookMedia所知不多，只知由牟利的科技公司和非牟利的媒體公司組成，但已經足夠業界放長雙眼留意發展。只因事先張揚加盟的都是一向對美國國家安全部門開火最力的偵查記者，而且以Omidyar的85億美元財產，只要他願意，才不怕跟廣告商對着幹。連老店《華盛頓郵報》也被亞馬遜創辦人Jeffrey Bezos收購了。但無論First Look Media、ProPublica抑或香港以刊登評論為主的《主場新聞》背後，看來都依靠一名只會付錢不會干預編採又有新聞遠見的所謂「良心商人」；無論新舊媒體，都在等待一名只問付出不問回報的金主降臨。互聯網沒有為這個問題提供完滿解答。

所有新舊媒體的共享資產

以上所說的是目前情况，即使新媒體今天不能立刻擔大旗，新媒體取代舊媒體是否也許只是時間問題？我每天沉迷Facebook、長開網上新聞網站，但目前新聞行業遇到的危機，並無任何能一次過解決所有問題的萬靈丹。媒體不論新舊都面對的根本問題大多類似。新媒體和傳統媒體定義難以完全二分，傳統媒體是新媒體的新聞來源（sources of news），運作和功能也是互相補足，哪有新媒體（或其讀者）看着傳統媒體陷落而訕笑之理？我在別的地方已經寫過，為免「呃稿費」也許不應再重複，但《明報》換總編輯事關重大，我唯有無恥地在這裏重複一次：新聞自由不是記者的個人財物，也不是獨立存在於每個傳統機構，是新舊媒體和所有人的共享資產。你也許說你早已離棄《明報》，改讀其他勇敢抗共報或新媒體，但當新聞機構一個個倒下，連近年多番出產重要偵查新聞的《明報》也守不下去，你以為你追捧的反梁抗共媒體能獨善其身嗎？

編輯 梁詠璋

四維出世 - 荷李活陽性沙文主義

論語．電影   星期日生活   2014年1月12日

【明報專訊】新的一年剛始，不少電影獎項為過去的一年埋單，提名、得獎的名單陸陸續續出來，Alfonso Cuarón的《引力邊緣》（Gravity）獲得金球獎四項提名，想必也是奧斯卡熱門之一，有評論甚至以《2001太空漫遊》相提並論。對我來說，當然是天大的笑話。

《引》片引來不少迴響，當有其獨特之處，以技術而言，演員在片廠的綠背景前演戲，然後在電腦後期加工，《阿凡達》已經做過，已不是什麼新鮮的事。受惠於演員於綠背景移出移入，加上虛擬的場景，就可以製造虛擬長鏡頭（Pseudo Long Shot），片首的鏡頭，基本上是電腦動畫的技術合成。不過一部戲用一鏡直落90分鐘的一個真長鏡頭完成，蘇古諾夫的《俄國方舟》早已出現，也不是什麼獨步天下的技巧。

《引力》在技術上要處理的議題，反而是在攝影及燈光上。演員在太空飄浮，因太陽的光源轉移，光線怎樣在演員的臉上轉變，是攝影上的一大難題。最終他們想出用LED的熒幕作為背景，當熒幕上的影像光源轉變，演員的受光面自然會改變，再配合電腦加工，現在出來的效果，基本上是非常的像真，《生命樹》的攝影指導Emmanuel Lubezki應記一功。

《引力》是以特技作為創作主軸的電影，目的是以呈現太空中的真實，視覺效果上的優越，是毋庸置疑的。配合劇情的推進，基本上能給與觀眾的，可說是目不暇給，這個是Alfonso聰明的地方。

戲劇結構上，這是傳統低成本的密室困獸鬥的變奏，可是除了兩個大明星的卡士，一億美元的預算，可算是製作不菲，當然大部分的金錢是用在電腦特技上。這種電影，只有荷李活可以拍，因為就算有這樣的製作費，視覺上的水準也不是現時華語電影的水準可比擬的，這關乎到民族的美學訓練與專業要求，上期已經談過，在此不贅。

以前曾經提過，以D. W. Griffith為例，技法上的先驅，未必就是電影大師，這個大家要分清楚。以戲劇結構而言，《引力邊緣》是屬於Down to Drain的類型，因為一個危機，而引發更大的難題，懸念在觀眾要看主角們怎樣逃出生天。

製作真實場面背後心態

到底Alfonso是不是Kubrick？一如以往，要討論這個議題，就只要回到「現實」的層面上。不光只是要論述製作場面上的真實，還要探討到製作真實場面的背後心態和意圖。場面上的真實，《引力》是做到了，不少調度與節奏十分好看，有些甚至有瞬間永恆的觸動，可是，處境上的真實，是否又真的可靠？如果查看網上的Goofs，可以說是罄竹難書，科學家們提出不少缺乏根據的地方。最基本的致命傷，是人造衛星、太空站的軌迹問題。

各衛星的軌迹高度與方向不同，才不致相撞，這個是基本的常識。如果因為一個爆炸的連鎖反應，而每一次逃到另一個太空站，都逃不掉爆炸碎片因地球的引力而90分鐘輪迴的軌迹，那真的是天方夜譚。况且，如果ISS或者天宮太空站會在碎片路過的軌迹，那麼第一次爆炸就已經難逃刧數了。要是它們之後才分別走進這軌道，宇宙這麼大，真要中一千次六合彩，才可以有這樣的巧合。再加上太空艙失火、燃料耗盡、被降傘帶纏着兩個只能活一個，Sandra Bullock如果不是好彩到爆，就是黑過墨斗，真是要中一萬次六合彩了。

創造概念Artistic Vision

沒有錯，Alfonso創造這部電影的概念，可能是來由一個很原始很單純的一個Artistic Vision：怎樣用兩個演員、一個廠景及在無重飄浮的狀態下呈現戲劇張力。很可惜，劇情發展下來，平白浪費了一個很有潛力的意念，現在是離不開一個大路得不得了的驚悚片架構，罔顧真實，不斷製造九死一生的處境，到最後主角得救，令到觀眾有解脫的欣慰，一切計算，盡在商業的掌握中。

再者，George Clooney的角色性格描寫雖然有趣，可是大難臨頭，生離死別，還可幽默成性，一點兒貪生的恐懼也沒有，非常的不Human，好像是天生的殉道者，無私得好像神一樣，高高在上，無處不在，以全知的角度拯救Bullock。

荷李活的主流，依然……

到底是太空英雌，還是英雄救美？這個顯而易見，Bullock的得救，勵志的表面是說求生、講意志、談勇氣，實質離不開男性在背後指點江山。表面是犧牲男性，拯救女性，實質是討好女性之餘，亦鞏固了父權社會的意識形態，這個跟《鐵達尼號》、《阿凡達》的賣座方程式如出一轍。荷李活的主流，依然脫不掉陽性的沙文主義。

要對抗主流意見，說一句實話，是不容易的。

要說一句真話，更不是理所當然的。

現在的自由空間，沒有人可以安身立命，獨善其身了。

天佑明報。

編輯 蔡曉彤

皮亞 - 夜蒲不是爛拍的藉口

movie chic, movie style   星期日生活   2014年1月12日

【明報專訊】當《喜愛夜蒲3》完場，亮燈時，我有一種怕被人看見的感覺，想逃離，怕別被人問起，為什麼會看這部戲。

老實說，真的很難評價這部戲，影片不斷反覆強調一句對白：「認真你便輸了」，假如認真評價，便有機會落得被揶揄的下場——只不過是《喜愛夜蒲3》吧，使唔使睇得咁認真？

早前網絡很多人轉述和流傳「認真你便輸了」這句話，說得多了好像就變成真理。嘲諷別人「太認真」，多少有點吃不到的葡萄是酸的况味，也是一種反智。於是，便以這句說話來合理化一切可以做得更好，但沒有做好的事情。陳奕迅在電視轉播，有過百萬人看的叱咤樂壇頒獎禮上，唱歌甩嘴、走音、忘記歌詞，最後創造音樂界奇景，歌手看着手提電話唱歌，一拿開電話就唱錯。聽說事後他把很多歌手努力多年也得不到的獎座亂拋，跌崩了一角——認真你便輸了！娛樂圈，使乜咁認真，樂壇頒獎禮，使乜咁認真。

認真你便輸了

還記得昔日張學友開演唱會，曾經遇上喉痛聲沙失聲，於是取消擇日重唱，來不到的甚至可以回水，今時今日陳奕迅、容祖兒及一眾歌手，動不動開十多二十場演唱會，有一半場數都是在喉痛聲沙失聲中演唱，卻從沒有取消重唱，更不要說回水，還要現場觀眾一同拍掌鼓勵。這是什麼樣的港式演唱會文化呢？認真你便輸了！娛樂嘛。看八卦雜誌，你不會認真，聽演唱會，你不可以認真，看電影呢？假如老早表明不是認真拍，大家入場當聯誼，大概都會較易有心理準備，選擇去或不去，但票價依舊，入場後才知是廉價茶舞公餘場，然後對白說「認真你便輸了」，連後門也關掉，就真是只有你贏了全世界都輸了。

一齣小電影

《喜愛夜蒲3》難以用一般電影的標準評價，是因為這不像是一部電影。不像電影像什麼呢？假如不是無意義的MV，或許較接近「小電影」。小電影不是現在流行說的微電影，也不是在製作費上相對於大電影的小電影，小電影是軟色情電影的另一種名稱。《喜愛夜蒲3》的拍法，其實很像軟色情電影。

軟色情電影是那種俗語是「又要威又要戴頭盔」的色情電影，既要有色情慾念，但又不要過分露骨，不斷渲染，但又只在界線上徘徊，總之要擺明車馬，但又不是明刀明槍。《喜愛夜蒲3》放棄經營人物劇情故事，而成全了肉體。假如有認真留意，都不難發覺，在還未弄清劇情脈絡前，眼前出現的，盡是一個接一個男女性感身體部位的特寫鏡頭。女演員忙於擠眉弄眼俯身扭腰，男演員忙於張口瞪目豺狼上身，一切又只講不做，做又只做一半，極盡挑逗地解開鈕扣，接下來卻是鏡頭一轉。

很難看，假設觀眾性飢餓

《喜愛夜蒲3》很難看，其中一個原因，是假設所有觀眾都是性飢餓。影片從頭到腳都擺出一幅姿態，就是指着你的頭說：「你，吃罷」！男女主角全都是性上癮患者，在的士高，在遊艇，在家，幾乎沒有一個場所，跟性是沒有關係的。只要是朋友的男友，片中幾位姊妹就會流口水。劇情鋪天蓋地不斷明搶、暗戀、偷情、試愛，最後甚至還出現輪姦，各式各樣佔有他人身體的方法，都列陣在前，生怕來進餐的人吃不飽。一幅戰鬥格的姿態擺出來了，但又欠缺戰鬥的能力，從劇情、拍攝到演出，都製作粗劣，讓飢餓者反胃。

最可憐的，是夜蒲這件事。或許有部分喜愛夜蒲的人的生活是很爛，但也未必及得上《喜愛夜蒲3》爛。《喜愛夜蒲3》的爛，是可以反映在擬似感性的慢鏡，特寫胸圍在水池中漂浮，真是美到不行。假如把夜蒲等同爛玩，再把爛玩順理成章變成爛拍，敢情就是「爛抽」！比網上拿認真朗誦的梁同學來開玩笑的人，更不可原諒。梁同學的遭遇，正是另一個「認真你便輸了」的反智例證。

《喜愛夜蒲3》拍到第三集，證明支持者不少，試問香港有多少電影可以拍到三部曲？以青春偶像包裝的軟色情電影，在香港向來都有市場，昔日李麗珍主演的《蜜桃成熟時》，姚正菁主演的《哪個少女不多情》，製造了很多話題，製作也不見得很出眾，但畫面都嘗試唯美，企圖講劇情。以往扮純情，現在賣放蕩，這類題材在今天愈趨保守和單一的年代仍然可見，其實是難得的，電影尺度原地踏步可以理解，但連製作手法都不進則退，又實在有點那過。

演員表面抽離生硬做作

看《喜愛夜蒲3》演員的演出，無論是男是女，都是表面的，抽離的，無法投入的。沒有實質具說服力的劇情支持，自然不能令演員投入角色。就算是還原到純形體動作，也覺生硬做作，談情不似談情，接吻不似接吻，牀事像開了掣啟動的機械人。

作為觀眾，在完場亮燈時怕被人看見，不是因為影片的小電影性質和軟色情成分，而是因為影片沒有盡了製作一部「正常」電影的本分，而淪為跟一張戲票全日任睇相提並論的貨色。

成名 - 從「愛國愛港」看香港半獨裁政制的困局

明報   2014年1月11日

（註：明報刊登的版本有刪節，以下為民主教室網頁的完整版本）

林鄭月娥發佈政改諮詢文件，緊跟中央所提出特首候選人要愛國愛港，強調特首愛國是「不言而喩」。基本法並沒有寫上行政長官要愛國。這種「不言而喩」、違反法治的講法，想深一層就等於說中央是大老闆，它不會說清楚你要遵守什麼明文規定，但可就政治形勢、權力鬥爭的結果，隨便拿個「不言而喻」的借口來篩選特首候選人。律政司司長袁國強更表示，特首人選是否「愛國愛港」，要由提名委員會及中央判斷，表明特區政府在推銷提委會的「篩選」角色。

怎樣才算「愛國愛港」？港澳辦主任王光亞認為：「支持一國兩制，支持香港繁榮穩定，肯定是『愛國愛港』的行為，並重申不能選出『對抗中央』的人當特首。」但怎樣才算「對抗中央」，標準毫不清楚。 要中央交回單程證審批權給香港、中央不再干預立法會和行政長官選舉及中聯辦官員不應再在電視發牌干預議員投票意向，算是「對抗中央」嗎？算是不支持香港繁榮穩定嗎？中央以含混不清的「愛國愛港」概念作為當特首的條件，明顯地想進行有篩選的假普選。

上述「愛國」重於一切的講法，是典型獨裁社會「愛國主義」的論述。愛國主義意指以激發愛國情緒，進行政治動員的指導原則。在專制社會，獨裁者或利益集團不時利用愛國主義追求個人或集團利益，對人民帶來災難，例如發動二次大戰、文革、 東南亞排華運動及戰後歐洲新納粹主義。

「泛民為爭真普選與中央惡鬥，令人煩厭！」政制可不變嗎？

有人埋怨，泛民為爭真普選與中央惡鬥，令人煩厭！回歸16年半，沒真普選的香港是什麼光景？按「無國界記者」的全球新聞自由指數調查，香港新聞自由度由2002年全球排第18位降至2013年的第58位。過去一年就有多宗打擊新聞自由事例：在特首選舉期間，有專欄被竄改，甚至被刪除，也有中方官員致電報館，以影響傳媒報道。

在反貪汚上，國際反貪腐組織「透明國際」（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公佈2013全球廉潔指數排行榜，在177個地區中，香港排名下跌至第15位，是七年來最低。 香港有主要官員被揭發涉嫌貪污，令人譁然的是，作為香港肅貪倡廉機構的廉署亦爆出醜聞。前廉政專員湯顯明被揭發涉及多項違規酬酢。送禮操作並非湯顯明一人可以為之，而是需要有他人配合，事件似反映廉署的結構性問題。

貧富懸殊亦愈趨嚴重，「堅尼系數」由1996年已十分嚴重的0.518升至2011年的0.537。回購領匯、消除婦女貧窮、加強競爭法制裁反競爭行為的動議，被半獨裁政制下由商界主導的功能組別一一否決。半獨裁政制下功能組別和分組點票機制令縮減極為嚴重的貧富懸殊難上加難。

儘管香港享有低失業率和溫和經濟增長，大眾對特首、特區和中央政府 ，以及一國兩制信心，均在中央高度介入特區事務下，降至多年新低；上述種種治理不善的指標，反映我們的半民主丶半獨裁制度愈趨獨裁的惡果。

香港為何是半民主丶半獨裁制度？香港特首並非由普選產生，而是由北京所控制的1200人的選委會產生。中央將來可透過嚴苛的提名條件，繼續操控行政長官選舉。立法機關內，功能組別佔一半議席。商界背景的議員又佔功能組別議席中的一半以上，足以封殺任何由議員提出符合公益的議案。中央已多次強調功能團體即使在2020年仍有存在價值。

半民主、半獨裁制度最易帶來政治不穩

一項針對從1955至2002年，超過一百個國家所進行的跨國研究，試圖探討為何某些社會較其他更為穩定。研究發現，政治體制是最決定政治能否穩定的因素。半民主丶半獨裁制度，易造成政治不穩。與民主體制相比，半民主丶半獨裁制經歷的政治不穩風險高達十倍以上（註）。後者擁有以下三個階段性特徵，帶來政治不穩：

1）親疏有別政策—不民主的政府，因缺乏普選認受性，靠親疏有別管治；

2）政治兩極分化——親疏有別政策導致惡性政治競爭，贏家通吃，被政府打壓的一方與親政府陣營的衝突逐漸加劇。

3）群眾動員—最後被政府排斥的一方採取集體動員，從而尋求社會公義，政治不穩機會明顯上升。

以上三階段性特徵，在香港日益明顯：

1） 親疏有別政策：特區政府在北京撑腰甚或在鼓勵下愈趨親疏有別。漠視公眾期望：儘管民主派獲六成選民支持，自回歸以來政府普遍不委任民主派進入重要諮詢委員會和區議會。梁特首的行政會議班子，變成左派治港。自由黨20周年晚宴所有司局長缺席，據聞是由特首梁振英親自下令。原因是自由黨與特首在某些政策有不同立場。梁特首又曾要求，政策局提交公職人員的委任建議前，必須包含其親信高靜芝的意見，是向問責官員削權。親疏有別丶要全面統一立場、向左轉，意圖把半獨裁體制變得更獨裁，是香港過去年半寫照。

2）政治兩極分化——獲較多選民支持的泛民，不單被半獨裁政府排斥孤立，特區政府在北京支持下實行愈趨明顯的行政獨裁，賤視民意。行政長官的權力巨大，不太需向大眾或立法會負責，只要政府不需新撥款或制定新法律，特首可一人說了算。如特首要踢走港視，剝奪巿民看電視和接收信息的選擇權。只要一人決定，配合中聯辦向議員拉票，便可不理會十多萬遊行集會人士，全港七成多市民贊成批香港電視開台的聲音，把在內地沒有投資，有較少阻力扮演敢言傳謀的港視掃出局。又例如國民教育，特區政府試圖強加洗腦課程，令部份公民社會團體，奮起反抗，加劇政治兩極分化。

3）群眾動員：最後，被政府排斥的一方採取集體動員，尋求社會公義。

在立法會直選獲五成多至六成多選民支持的泛民，在不公平政制下卻成為了議席少於四成的少數派，而在議會外亦多方被政府排斥。梁振英上台後，忽然出現不同的「愛字頭」，是群眾鬥群眾的策略，以語言和肢體暴力，倒果為因地把爭取民主人權的政黨或人士標籤成亂港勢力，這種在專制社會常見的對自由、民主運動的壓制，長遠易造成更大的衝突、群眾動員和政治不穩。

雖然半民主、半獨裁制度有巨大危險，中央和特區政府卻無意推動全面民主，而意圖把半獨裁體制變得更獨裁，以不清不楚的「愛國愛港」概念作為當特首的條件，進行有篩選的假普選，將大增香港愈趨不穩的風險。

註：Epstein, David L., et al. "Democratic transition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50.3 (2006): 551-569.

作者是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副教授、民主教室創辦人

李怡 - 既是普選就不能讓市民成為橡皮圖章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1月11日

真普選聯盟日前就特首普選，提出公民、政黨及提名委員會三個途徑都可提名特首候選人的「三軌制」方案，並表示「拎開任何一部份都唔係真普聯方案」（即三者不可或缺），表明真普聯未來數月都會全力推動方案，期望能成為佔中民間投票的首選。

「三軌制」包括：公民提名若參選人取得1%登記選民具名聯署，政黨提名若在立法會直選中取得5%有效選票的政團提名，提委會都必須確認，不能因「愛國愛港」、「與中央對抗」等政治審查而拒絕確認。

由於真普聯這兩軌指定提委會「必須確認」，立即被中聯辦宣傳部長郝鐵川指若提名方案削弱或架空提委會都不符合《基本法》，律政司司長袁國強亦強調，削弱、繞過或剝奪提委會實質提名權都可能違反《基本法》，是「架空提委會」，或讓提委會成為橡皮圖章。

秉承喬曉陽與李飛的中央意旨而擬就的特府政改諮詢文件，將《基本法》45條中的「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的組成，與附件一「廣泛代表性的選舉委員會」的組成畫上等號，指兩者有相同涵意。諮詢文件對《基本法》45條關於民主程序提名的解釋，就引用喬曉陽說法：「提委會實際上是一個機構，由它提名行政長官候選人」，就是說提名方式是以整個提委會的集體意志來進行。選委會如何組成，它在去年底特首選舉中如何在中聯辦一聲令下就紛紛從投票給唐轉而投票給梁，市民有目共睹。若由這樣組成的提委會去行使「集體意志」，那就等於由中央去決定特首候選人名單，交給市民去投票。提委會固然不是橡皮圖章，但市民就成為橡皮圖章也。

普選的定義是讓人民以自己的自由意志，去選擇在特定時間的管理人（或稱領導人），這是人權中的政治權利的實現。「普及而平等」的選舉，意味着人民不是在專制政權鎖定的人選中，做橡皮圖章的投票，就像中共國的人大選國家主席一樣。尊重人民的選擇，是所有現代國家的人權準則。英國人民投票選出執政黨而產生首相，英女王予以任命，即使是英女王不喜歡的人，她也不能不任命，你可以說英女王是橡皮圖章，也可以說她的權力實際上被架空。但那是遵從人民政治權利的必然之舉。美國選總統，先產生各州的「選舉人」，然後各州人民投票，多數票選出的總統，選舉人必須按本州人民的投票結果選舉總統，選舉人只能依從民意而不能有自己的意向，你可以說選舉人是橡皮圖章，可以說他們的權力被架空。但如果他們的權力不被架空，就意味人民的權利被架空，人民成了橡皮圖章。所有現代國家的民主選舉，都是如此，任命等只是程序性的形式。

因《基本法》訂明特首須由中央政府任命，於是政改諮詢文件提到中央有權不任命特首，林鄭月娥表示，如果發生中央不任命情況，需處理本地立法工作及是否安排重選。這又是把市民的投票視為橡皮圖章之言，這等於說，若英女王不任命人民選出的首相，是否要重選。普選的意義在尊重人民的政治權利，絕無把另一權力凌駕人民權利使人民投票成為橡皮圖章之理。

真普聯未有提出要組成更具民主成份的提委會，是有道理的，因為不管怎樣增加提委會的民主成份，若由這一千多人的提委會擁有實質提名權，中共仍然有辦法操控。所謂「公民提名元素」實際上暗含「公民推薦」而提委會有實質提名權，這仍然會使市民的普選投票成為橡皮圖章。那麼，如何體現第45條說特首選舉「最終達至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產生」？筆者認為，公民提名就是民主程序，提委會予以確認，就是「按民主程序提名」也。

有政黨認為，只要是有競爭性、能讓不同政見者參選的方案，就可以考慮接受，並非真普聯的三軌「缺一不可」。請問前年特首選舉的唐梁之爭有沒有競爭性？他們是否有不同政見？若將此二人給市民普選投票，實際上這仍然是把市民當橡皮圖章。

何謂真普選？人民的政治權利最大化就是真普選。其他機制，包括提委會、中央任命都必須尊重人民的意願和選擇，它們只能是橡皮圖章。甚麼是假普選？由專制政權和它操控的機構擁有實質權力，而把人民的投票當作橡皮圖章，就是假普選。是把提委會、中央任命等同美國選舉人、英女王任命，當作只是程序性的橡皮圖章，還是把市民的投票當橡皮圖章，這是民主政治和專權政治的分野。（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丘亦生 - 新聞自由經濟學

金融雲端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1月10日

港人近期最憂慮的，莫過於正一點一滴消失的新聞自由，甚麼？離題？誰說新聞自由與財金、經濟競爭力沒有關係！

香港的新聞自由，自回歸後不斷下跌，去年在無國界記者編製的全球新聞自由度報告（World Press Freedom Index）中排名58，而2002年時是18位。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的新聞自由榜，香港的排名更低至72位，被定性為只有部份自由。

新聞自由與經濟，看似風牛馬不相及，其實不然，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早有報告，以逾百國家為樣本，指出新聞自由與經濟發展有高度的相關性。事實上，資本主義需要無礙的資訊流通，才能運作得好，尤其是進入知識型經濟，要透過創新來提升生產力時，新聞及資訊自由作為把經濟帶到另一台階的重要性，只會越來越高。

中國製造業撐經濟　難持久

或者有人會說，新聞自由差的地方，不見得經濟就很差，中國崛起之路便正正是個反例。當然，新聞自由不會是決定經濟表現的唯一因素，幾個中東國家無自由但有石油，一樣風生水起。這方面的論述，我認為耶魯大學金融學教授陳志武的解說最為清晰。

他去年曾以新聞自由為題撰文，解釋沒有言論自由的中國，過去的經濟成就驕人，但未來卻不一定行得通。幾十年來中國賴以增長的是以製造業主導的出口模式，努力成為世界工廠，一手交錢一手交貨，明碼實價，雖然都有詐騙的可能，但買家要檢定貨品質素不難，買賣雙方的資訊鴻溝不算太大，採購的一方上一次當，下次自然無交易。廠家也擔心信譽差，在行內難再立足。

不過，來到服務業，訊息的重要性便大得多，畢竟你委託基金經理幫你管理一筆錢，或找醫生動手術，跟你買一部手提電話，是完全不同性質的消費行為，買電話你很快知道它能否運作，功能是否齊備，但你很難知道一名基金經理是為你贏錢還是倒米，若果沒有流通的資訊，或中立的評級機構，提供無誤的回報及市場訊息，你根本無法判斷眼前這人是否信得過及實力如何。

陳志武引述了一個研究，是把106個國家按1990年的新聞自由度分成3組，並量度當地12年後的服務業規模，發現新聞自由度最高的國家，往後的服務業平均佔GDP的62.4%，新聞自由最差的國家，比例則為48.5%。

新聞越自由　服務業越暢旺

結論是，新聞自由對服務業的蓬勃十分重要。新聞越自由，能減少交易雙方的訊息成本，亦收窄了買賣雙方資訊不平等的鴻溝，令交易更容易進行。沒有過濾資訊的社會，能提升信任，而這是市場經濟的基石。

內地一邊猛講改革，要谷消費及服務業，但同時又抱着昔日的中國模式不放，習近平下達的七不講命令，其中之一正是新聞自由不要講，箇中的矛盾，我不知道他是否明白。去年逝世的高斯，生前最後一本著作，正是忠告中國應該解放思想，讓訊息仿如市場般自由流通。

香港正面臨新聞自由的倒退，不少人可能感覺不埋身，當權者甚至還沾沾自喜，覺得少了媒體嘈嘈閉，有助改善施政效率，我只想說，這是飲鴆止渴，連眼前的自毀長城也看不見，還說甚麼自貿區威脅、內地城市的急追作甚。 

添馬男 - 對沖功能大貶值

中門大開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1月10日

香港商人辦報，越來越似買政治保險，用來對沖內地投資風險，所以盤數唔靚唔緊要。南洋商人走出東南亞，踏足香港傳媒業，隻眼就北望神州巿場，也容易墮入內地利益集團鬥爭之中，有說《明報》母公司涉重慶集團，搞到要用整治《明報》言論來買「贖罪券」云云。其實《明報》集團旗下其他媒體言論，早已歸邊變成「識大局睇長遠」，代表作當然係《亞洲週刊》，相信今次空降南洋商報老總來控制香港《明報》，係要將《亞洲週刊》模式加諸香港《明報》身上。

只為中國爭取話語權

《亞洲週刊》模式係以「建設性言論」為主旋律，以「國情」去處理新聞，即係有個框框。其實自查良鏞出售股權予于品海之後，已有打算將《明報》改造成類似言論模式，廿幾年來，入主《明報》者都希望用佢去leverage其他利益，包括在內地搞有線電視。張曉卿1995年收購《明報》後，同于品海一樣，發華文世界媒體夢，于想做華人CNN，張則做出版，96年由《亞洲周刊》調任《明報》主筆之魏承思，曾在上海巿委宣傳部工作，主理報社言論，咪又係將《亞洲週刊》模式引入《明報》。魏其後去亞視做新聞總監及成報當高層，乜嘢取向大家心知。

點解內地咁欣賞「《亞洲週刊》模式」，因為內地官員都睇《亞洲周刊》，認為呢種媒體可以為中國爭取話語權，提升軟實力，如果加埋《明報》，就如虎添翼。但《亞洲週刊》在香港、台灣已經冇晒市場，因為實在太老餅，台灣有《商業周刊》、《天下》、《遠見》，邊有得比，香港就一樣變成小圈子老嘢刊物，《亞洲週刊》早就變成唐人街雜誌。

問題係日報不同周刊，報紙日日要追新聞，冇咁易控制新聞取向，但要郁評論版、筆陣、世紀版及副刊專欄就易得多，如果比晒周融、張志剛、吳康民、《亞洲週刊》專欄一類言論，取締陳惜姿、蔡子強及親泛民人士言論，結果會如何呢？睇睇《亞洲週刊》在香港銷量就知。

呢種自殺式行為，不過係在《南早》、《信報》後，多一份河蟹媒體，可惜？當然會有，但時代已改變，《明報》河蟹只有加速主流媒體失去輿論導向功能，其實區家麟、呂秉權等前傳媒人離開新聞機構，用博客通過新媒體發表意見，影響力大大超過《明報》筆陣、評論版及一眾專欄作者。只不過明報招牌，對以知識分子自居者，仍有些虛榮作用。

當《明報》老闆用如此粗糙方式打爛報紙招牌，唔單止「虛榮」功能冇咗，仲變咗有異味，其對沖將功能大貶值，哈哈，真係唔知條數點計！

李歐梵 - 夏志清與西方文學

世紀版   明報   2014年1月8日

夏志清教授逝世的消息傳來，我並不驚愕，只祝他一路好走，平平安安地到另一個世界，沒有痛苦。夏公（我們學生輩的人都這樣稱呼他）名震遐邇，在華人文學世界，無人不曉，寫追悼文章的人士當然也不會少。但我知道夏公在天之靈是不喜歡歌功頌德式的應景文章的，所以只能從我個人近年來和夏公交往的經驗和感受講起。

記得最後一次去紐約拜訪夏公，已經是四五年的事了。當時因返美公幹，路經紐約，我妻李子玉建議去看夏公。我怕他年歲已高，不便打擾，但又覺機會難得，所以約好某日下午去看他。我們準時到達，開門的是夏公自己（師母王洞剛好到中國大陸旅遊），他一眼見到子玉，就冒出一個字：Natasha！我們一時呆住了，進得門來，他就滔滔不絕地和我大談俄國小說，原來指的就是托爾斯泰《戰爭與和平》的女主人翁。

熟悉夏公待人接物的一貫作風的朋友都知道，他不管是新交或舊知，一見面就直言無忌──也有人說這是夏公返老還童，「童言無忌」，對年輕女性甚至會「動手動腳」，我妻初見他時果然如此，但她並不介意，反而覺得這個老人很率直。作為學生輩的我在夏公面前一向靦覥，那一天也沒有例外，靦覥之餘只好以嚴肅誠懇的語氣向他求教。偏偏我自從讀研究院起就酷愛俄國思想史和俄國小說，於是很自然地和他攀談起來。夏公說他最近重讀俄國文學經典名著，覺得實在了不起，世界沒有任何國家的小說──包括中國小說──可以比得上，如果勉強再作比較的話，他說只有Middlemarch（George Eliot）或可與托翁和杜翁（杜斯陀也夫斯基）相提並論。我自己招認還沒有讀過這本英國小說，夏公迫不及待地訓誡說：「趕快看！真是了不起！連Della（師母的英文名）在我的影響下都讀過了。」

我回港後立刻買了一本此書的紙面版，厚厚的一冊。可惜的是，至今還沒有得閒讀。倒是把《戰爭與和平》的新版英譯本讀了一遍，感受良深。

如何成為現代文學的主流

回味那一天和夏公的談話，終於了解他的看法。幾十年來夏公對文學的價值堅持自己一貫的立場：最好的文學作品，必須能夠探索生命的意義和最基本的道德價值，也因此更能把人的善惡刻劃入微。這不但需要文學技巧，而且作家本人更需要勇氣。夏公認為，十九世紀的俄國小說比中國現代小說深刻多了，沒有人寫得過托爾斯泰和杜斯陀也夫斯基。「還有契訶夫！」我記得在夏公面前斗膽加了一句，他不置可否。

那麼魯迅呢？還有他推崇的張愛玲，她是否也有此深度？在此暫且不表，因為談夏公對這兩位作家的評價的人太多了，我不願囉嗦，先「缺席」不論。只想補充一點看法：夏公有一篇討論中國現代文學的名文，題曰「Obsession with China」，老友劉紹銘將之譯成「現代中國文學感時憂國的精神」，有畫龍點睛之妙。研究或關心中國文學的朋友，都覺得夏公一語中的，把中國現代作家的特別情操點出來了，而中國小說有此特色，乃天經地道。我認為夏公的批評視野不止於此，他在文中雖然讚賞不少晚清和五四時期的作家，但也特別指出與現代西方不相似的地方：「中國愛國志士所夢寐以求的理想，也是現代西方文明所以追求的理想，但是，西洋文學的代表作品卻對西方文明的成就棄如敝屣，而着重描寫個人精神上的空虛，站在現代文學的立場，來攻擊現代社會。」（見夏公著：《愛情．社會．小說》，頁81）他引用的參考理論是當年美國名批評家屈林（Lionel Trilling）的一篇文章：〈論現代文學的特色〉（On the Modern Element in Modern Literature）。如用當今的西方理論加以衍義，就是說西方現代作家對於「現代性」（Modernity）的失望和幻滅，而用文學手法來批評。中國現代作家批評的僅限於中國社會的陰暗面，這是一種歷史造成的局限，所以夏公在文中說：「假使他們（指中國作家）能獨具慧眼，以無比的勇氣，把中國的困境，喻為現代人的病態，則他們的作品，或許能在現代文學的主流中，佔一席地位。」（頁83）

夏公這一段話，語重心長，也需要一種道德的勇氣，因為中國不少熱愛祖國人士會罵他沒有民族感情或政治偏見太深。多年來對於他的名著《現代中國小說史》的批評，也多從這個中國人的立場出發，而沒有正視他在書中大量引用作為比較的西方文學作品。

從「新批評」發現什麼

夏公畢竟是研究西方文學出身的，他在耶魯攻讀的是英國文學，師從當年「新批評」的幾位大師，他最推崇的一本小說理論書是英國F.R. Leavis的The Great Tradition，這位教授獨排眾議，把他自認為最重要的五位英國現代小說家（Austin, Eliot, James, Conrad, Lawrence）一一列出，推到經典名著的地位。夏公採用同一種筆法，堅持他自己的文學標準。一九六一年夏公此書的英文原著初出版時，美國研究中國現代文學的人幾乎人手一冊，我初讀過也覺得他不免有偏見之處，但無損其學術分析的精闢。經過半個世紀以後重讀，更感到這些政治偏見並不重要了。時過境遷，所有的文學作品之能夠傳世，都靠它們本身的文學價值。夏公所堅持的是一種文學的「世界觀」──也就是說，把感時憂國的精神從寫實的狹意範圍提昇到人類全體的視野，所以夏公在文中說：表面看來，現代中國作家「同樣注視人的精神面貌，但英、美、法、德和部分蘇聯作家（按：指的是寫《齊瓦哥醫生》的Pasternak）把國家的病態，擬為現代世界的病態。」（頁82）

當今的「後現代」世界的病態實在太多了，然而當代西方文學本身卻顯得有氣無力。我發現自己和夏公一樣，從重讀文學經典中求得精神上的救贖，「感時憂國」已經不夠用了。受到那一天和夏公一席談的感召，我非但讀了托翁的《戰爭與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而且重讀當年影響我至巨的杜翁小說《卡拉瑪佐夫兄弟》，又開始讀另一部更黑暗的《群鬼》（Demons，又名The Possessed），甚至約有心讀者開讀書班一起讀。

俄國小說是否屬於西方現代小說的一部分？夏公可能認為理所當然，因為當時歐洲的作家都看俄國小說（當然是譯本），反之亦然。我從英文譯本得到的感受是：即使讀的是英文，但托翁和杜翁的小說世界描寫的依然是道道地地的俄國，他們都是「感時憂國」的作家和知識分子，卻能在小說中把歐洲的文化價值納入他們的文學，並作批判，在「憂國」之餘，所探討的是整個現代文明的危機。這一個偉大傳統，在俄國經過半個多世紀的政治掛帥「蘇聯文學」後又復蘇了，甚至可以說從來沒有真正斷過。《齊瓦哥醫生》先以手抄本在地下流行，後來才被偷運到意大利除英譯版，可惜譯文太差，最近又有新譯本，和托翁、杜翁的經典一樣，歷久不衰。

珍惜日常生活的意義

在夏公影響之下，我已經放棄作為「中國現代文學專家」的角色，逼自己進入「世界文學」的領域。這才發現，自己早該讀卻沒有時間讀的西方文學經典實在太多了，甚至連歐洲現代小說的始祖《唐吉訶德》也沒有讀過。夏公在耶魯作研究生，甚至在上海滬江大學念書的時代，已經和乃兄夏濟安教授──我在台大的業師──遍讀西方經典，在他們來往的書信中可見其端倪。我個人在學術上的路數──特別是對於魯迅的研究──較接近濟安師，可惜他英年早逝，從來沒有和我談過俄國文學。濟安師過世後，他的學生都自動轉到夏公門下。妙的是，每次和志清師見面，我們談的大多和中國文學無關，不是聊老電影（夏公對此如數家珍，特別喜歡劉別謙（Ernest Lubitsch）的作品），就是談西方文學。這一段文學因緣，令我銘記在心，至今難忘。

近年來，每到聖誕節子玉必會寫信問候，他也必回，他的回信中時時不忘祝福我們的婚姻，讓我終於領悟到那一天他突然叫出Natasha這個名字的背後深意：當時還以為他讚賞子玉看來天真年輕，有點像托翁名著中的女主角，但其實夏公在講他的讀書心得：托翁在小說中更關心的是人婚姻和家庭的意義，連一場拿破崙征俄的大戰，也終歸煙消雲散，反而不見得比Pierre和Natasha的婚姻和家庭幸福更持久。現在我也進入老年，更珍惜日常生活的意義，它是人生必經的過程，也是人性的一面，更是人類的普世價值之一。托翁小說之所以耐讀，就在於此。但願夏公在天之靈聽到我這一番天真的「告解」之後，會哈哈大笑。

文．李歐梵   編輯：袁兆昌

古德明 - 何種程度

中華正聲   am730   2014年01月08日

香港教育署發布的一條通識科試題問：「在何種程度上，改革開放影響了國家的綜合國力？」論現代漢語，教育署這一句達到何種程度的下流，真難評定。

「在何種程度上」是赤裸裸的英文句法。查第七版《牛津高階英漢雙解詞典》，extent譯做「程度」，to…extent譯做「在……程度上」，例句To what extent is this true of all schools?則譯做「這在多大程度上符合所有學校的實際情況？」詞典用的當然是現代漢語，中文應譯做「這有多切合各學校的情況？」但香港教育署顯然認為，「在多大程度上」還不夠像英文，於是改為「在何種(what)程度上」。

大陸是現代漢語發祥地，to…extent句式之運用，更見嫻熟。中國教育在綫網站二零一三年三月十九日發表專文，說全國高等學校入學試過分重視英文：「英語在很大程度上浪費了國家教育資源。」臺灣《中國時報》二零一三年十二月十九日則說：「二零一四年，汽油價格會下滑。這一趨勢在很大程度上歸因於近幾年美國國內能源革命。」

《隋唐演義》第七十六回安樂公主驕奢，開鑿定昆池取樂：「司農卿趙履溫為之繕治，不知他耗費了多少民財，勞動了多少民力。」香港教育署一定會把末兩句改寫：「不知他在何種程度上耗費了民財，在何種程度上勞動了民力。」

一九四一年十月十八日，抗日領袖蔣介石出席第三次南嶽軍事會議，致辭談到日本軍人東條英機拜相：「這件事對於整個世界局勢，將發生很大的影響。」中國教育在綫網站記者也一定會把這句話改寫：「這件事將在很大程度上，對於整個世界局勢發生影響。」

《民國通俗演義》第二十一回應桂馨受大總統袁世凱指使，遣人刺殺國民黨領袖宋教仁，宋教仁同志黃興說：「這案的主因，尚不止一應桂馨呢。」《中國時報》記者大概也要改寫這句話：「這宗案件在很大程度上不能只歸因於一應桂馨呢。」

今天，你不應該說：「改革開放，對中國綜合國力有多大影響？」「英語大大浪費了敎育界人力物力。」「這趨勢的一大原因，是近幾年美國國內能源革命。」簡單明白的中文，已經不合時宜。但說話行文與其仿效英文，不如真真正正用英文吧。我只怕現代漢語人到時就張口結舌，臨楮彷徨。

周三刊登
作者專研中英文，以寫作、翻譯為業。

李怡 - 所恨芳林寥落甚，春蘭秋菊不同時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1月8日

昨天香港最大的新聞，一是傳媒大亨邵逸夫爵士的去世，另一就是《明報》撤換總編輯，由一個馬來西亞人空降當老總。這兩件事表面看似無關，實際上卻象徵着一個時代的終結，和另一時代的開始。

許多人都盛讚邵逸夫對香港的貢獻，包括真誠的與抽水的在內。無綫前總經理何定鈞說，邵逸夫幾乎所有事都會放手予管理層處理，亦沒有干預新聞運作。這句話對我們從事傳媒工作數十年的人來說，感受尤深。在邵逸夫時代的無綫新聞，是香港新聞界的龍頭。在黃應士主持下，無綫新聞可以說是新聞自由的楷模，它告訴香港所有新聞工作者，何謂新聞價值，甚麼是新聞自由。前無綫記者呂秉權說，他們在大陸採訪遇到公安找麻煩，他們會把他們老闆是邵逸夫亮出來，通常這位聞名大陸的大慈善家的名字，都會受到尊重。

九七後，六叔因年老淡出無綫管理層，其後更轉讓出股權。而無綫電視在一台獨大之下也就因循甚而倒退。在中共從統戰進而直接插手干預，和政商界紛紛靠攏的形勢下，新聞自由遂在自我審查中趨於陷落。ATV成為中央第十台，TVB淪為CCTVB。回歸前曾經最有公信力和最能發揮監督政經社功能的報紙《明報》、《信報》相繼在賣盤後失去了英雄本色。《明報》在去年特首選舉中，明顯為梁振英抬轎，《信報》在689的律師信威脅下「道歉」，香江第一健筆林行止在被圍攻之下，道出「擱筆不寫也許是眼前的選擇」。

接着，是香港電視不獲發牌事件，導致TVB、《信報》和最近的《明報》都失去新聞自由的操守。TVB先在節目「東張西望」中置入為政府宣傳的偏頗內容，更以封殺壹傳媒的採訪，示範如何扼殺及踐踏言論自由。而《信報》，就因抽起「獨眼香江」版一篇批評無綫新聞報道偏頗的文章，導致全組人、包括副總編輯游清源及三名記者集體辭職。《明報》這次換總編輯，據聞也與連續頭版報道港視新聞特別是揭露行會機密文件有關。總括來說，三樁事件都關乎對港視新聞的處理，是哪一個心胸狹窄的人要節制三個香港最重要的傳媒？誰是扼殺香港新聞自由的頭號兇手？呼之欲出。

TVB、《信報》、《明報》過去能堅持獨立傳媒的角色，能開創言論自由的社會風氣，固然來自英國維護新聞自由的傳統，但也與這三個媒體的老闆只經營傳媒事業不涉其他有關。若有其他生意，特別是有在大陸的生意，就不得不屈從於政治、經濟利益及經營環境的考慮。《明報》撤換總編，之所以引起員工和社會的疑慮，就因為報紙老闆有其他生意，而且更大的生意在中國大陸。即使不是出於本意，但受利益牽扯，也不能不對報紙的輿論方向有所影響。從大馬調來的總編輯，與從英國聘來的大學校長不一樣。後者沒有其他利益的考慮，可以完全由自己的價值判斷去辦學；前者必須考慮老闆在大陸的生意。

《信報》、《明報》在股權易手後，仍能維持一定新聞操守的原因，是一批中低層員工對新聞自由的堅持，而擔任總編輯的香港人也要顧及員工情緒和報紙的銷量、影響力，即使受到包括老闆在內的各方壓力，要盡責就仍須適當頂一頂。換了一個與香港無聯繫、只盡忠老闆的總編輯，只要老闆覺得自己的其他生意比報紙的聲譽、影響力甚至銷量、盈虧更重要，那麼新聞自由絕對不會被置放在第一位，甚至會將報紙作為公關的私器。而一旦最有公信力的傳媒相繼淪陷，社會上的其他自由也不容易維繫了。

納粹德國所建立的第一個集中營達豪（Dachau）集中營，是納粹用來剿殺被稱為「人民禍害」的種族和「國家敵人」的地方，那裏的入口處，刻着一位詩人的警世名言：「當一個政權開始燒書的時候，若不加以阻止，它的下一步就要燒人！當一個政權開始禁言的時候，若不加以阻止，它的下一步就要滅口！」在出口處又有一名言：「當世人忘掉這些事的時候，就意味着，這些事還會發生。」

魯迅詩：所恨芳林寥落甚，春蘭秋菊不同時。巨人歸去，終結了一個讓人懷念的自由的時代；黑手伸來，開始了一個扼殺自由和創意的芳林寥落的時代。達豪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但香港傳媒的相繼陷落，都是近事，你會選擇忘掉嗎？（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程翔 - 重讀《歷史的先聲》 拒絕假「普選」

星期日生活   2014年1月5日

【明報專訊】去年（2013年）8月，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再版了笑蜀先生在1999年編集的《歷史的先聲——半個世紀前的莊嚴承諾》一書（新版時題目的下半部改為「中國共產黨曾經的承諾」）。這本書收錄了中共自1941至1946年間《新華日報》、《解放日報》、《黨史通訊》、《人民日報》等的短評、講話、社論、文件等，文章原作者包括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鄧小平、潘梓年、章漢夫、夏衍等一些中共高層的言論。當時中國共產黨挑戰國民政府統治的合法性，旗幟鮮明地反對「一黨專政」，要求實行憲政制度，並大聲疾呼地要求自由、民主、人權、法治等這些普世價值。

中共自詡它「革命」勝利的原因，一靠槍桿子，二靠筆桿子。這些文章，就是它制勝的「筆桿子」。正因為這些承諾，符合廣大中國人民的意願，因而很得民心，而「得民心者得天下」，民心的背向使中共得以奪取全國政權。

然而，中共奪權後，卻完全違背了自己的這些承諾，令國家陷入了災難的深淵。笑蜀先生編集這本書，就是要提醒它過去曾經對中國人民作過什麼承諾。可是，單是重刊中共當年的承諾，本身竟然就是犯禁，這是何等荒謬的事，也可見中共的心虛。該書在2000年被中共查禁，而笑蜀先生也因此失去中山大學的教職。

但是，這本書卻成為手無寸鐵的中國人民與中共鬥爭的一件重要思想武器，所謂「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也。所以，該書雖然在大陸被禁，卻在香港一版再版。2002年先由博思出版社出版，十年後再由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出版，可見這本書反專制、反獨裁的威力。

一、中共曾經作過的承諾

本書收集了151篇文章，按其內容共分11輯，核心思想有以下幾點：

1. 反對「一黨專政」

「一黨獨裁，遍地是災！」這是新華日報1946年3月30日社論的標題。社論詳細解釋為什麼在一黨獨裁的政治制度下，會導致全國到處出現災難。

「目前推行民主政治，主要關鍵在於結束一黨治國。……因為此問題一日不解決，則國事勢必包攬於一黨之手；才智之士，無從引進；良好建議，不能實行。因而所謂民主，無論搬出何種花樣，只是空有其名而已」。這是《解放日報》1941年10月28日的文章，點出中國結束「一黨專政」的必要性。

2. 主張憲政

1944年3月12日，周恩來在延安各界紀念孫中山先生逝世19周年大會上發表〈人民真有發言權的國家才是真民國〉的演說，「我們認為，欲施行憲政，必須先實行憲政的先決條件，我們認為最重要的先決條件有三個：一是保障人民民主自由；二是開放黨禁；三是實行地方自治。又說：人民的自由和權利很多，但目前全國人民最迫切需要的自由，是人身居住的自由，是集會結社的自由，是言論出版的自由」。

3. 主張普世價值

書中收錄了很多當年中共高舉民主、自由、人權、法治這些普世價值的主張，例如：

民主：

1944年6月12日毛澤東答中外記者團的內容在第二天的《解放日報》上以〈中國的缺點是缺乏民主，應在所有領域貫徹民主〉為題說：「中國是有缺點的，而且是很大的缺點，這種缺點，一言蔽之，就是缺乏民主。中國人民非常需要民主，因為只有民主，……中國內部關係與對外關係，才能走上軌道。」

1944年3月5日《新華日報》文章〈強大而民主〉說：「我們再不應該以為，只要船堅利炮就能算是強大的國家。我們必須看出，民主本身就是一個力量。一切財富，一切國防的武器，只有和民主結合起來，才能算是真正強大的力量。我們所要的是民主的強大」。

自由：

《新華日報》1945年3月31日說：「統制思想，以求安於一尊；箝制言論，以使莫敢予毒，這是中國過去專制時代的愚民政策，這是歐洲中古黑暗時代的現象，這是法西斯主義的辦法，這是促使文化的倒退，決不適於今日民主的世界，尤不適於必須力求進步的中國……言論出版的自由，是民主政治的基本要件，沒有言論出版的自由便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不民主便不能團結統一，不能爭取勝利，不能建國，也不能在戰後的世界中享受永久和平的幸福……新聞自由，是民主的標幟；沒有新聞自由，便沒有真正的民主。反之，民主自由是新聞自由的基礎，沒有政治的民主而要得到真正的新聞自由，決不可能。」（〈新聞自由、民主的基礎〉）

人權：

《解放日報》1941年5月發表題為〈切實保障人民權利〉的社論，提出「保證一切人民（地主、資本家、農民、工人等）的人權、政權，及言論、出版、集會、結社、信仰、居住、遷移之自由權」，強調「我們決不空談保障人權，而是要尊重人類崇高的感情和向上發展的願望」。

法治：

《新華日報》1944年7月20日發表〈法治與人權〉的文章說：「怎樣才算真正的法治？從政治學的一般的觀點看來，至少有下列幾點：（一）法治狀態下的所謂法，最後必依據於人民的公意而創制，故法治必須以民主為其內涵，倘法律最後決定於個人或少數人的意思，則一切依法，便成為毫無意義……。（三）最後而最重要的一點，即在法治之下，一切合法進行的公私行為，非依法律，絕對不能變更之。因為法治的起碼要求，在於建立合法的社會秩序，合法的社會秩序之所以能建立，在於一切合法的行為，受到法律的保障」。

4. 主張軍隊國家化

中共曾經力主軍隊必須國家化，並為此定下標準。《新華日報》1946年1月17日報道了周恩來在1月16日在重慶政治協商會議上代表中共公布軍隊國家化的具體標準：1.軍隊不屬於個人；2.軍隊不屬於派系；3.軍隊不屬於地方；4.軍隊不屬於政黨；5.軍隊屬於國家。

5. 反對以「國情特殊論」來否定政治改革

《新華日報》1944年5月17日刊文反駁國民黨用國情不同論來拒絕民主制度。它說：「他們說這一套都是外國人的東西，決不適用於中國……原來，科學為求真理，而真理是不分國界的……現在固然再也沒有頑固派用國情特殊，來反對科學——自然科學的真理了。只有在社會現象上，頑固派還在用八十年前的方法來反對真理……民主制度比不民主制度更好，這和機器工業比手工業生產更好一樣，在外國如此，在中國也如此。而且也只能有在某國發展起來的民主，卻沒有只適用於某國的民主。有人說：中國雖然要民主，但中國的民主有點特別，是不給人民以自由的。這種說法的荒謬，也和說太陽曆只適用外國、中國人只能用陰曆一樣。」

中共當年這些主張，從精神到文字，都同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的《零八憲章》沒有多大分別，也同今天中國民間對中共提出的政治改革要求沒有兩樣。

二、中共違背了自己的承諾

很不幸，中共憑這些承諾奪取了全國政權後，卻違背了自己的承諾，在國家憲法上寫上「專政」兩個大字，至今這兩個字仍然高踞《憲法》序言。尤其讓人遺憾的是，毛澤東蔑視憲法及憲政的真正態度，在奪取權力後才暴露出來。1954年第一部憲法起草的修改過程中，毛澤東在杭州憲法工作會議上的講話，實際上就否定了憲政。他說﹕「中華五千年，從來沒有憲法，也沒見什麼損失嘛！……滿清準備玩憲法，結果亡的更快。教訓是深刻的嘛！可我們有不少同志，就是迷信憲法，以為憲法就是治國安邦的靈丹妙藥，企圖把黨置於憲法約束之下。我從來不相信法律，更不相信憲法，我就是要破除這種憲法迷信。國民黨有憲法，也挺當回事，還不是被我們趕到了台灣？我們黨沒有憲法，無法無天，結果不是勝利了嗎？所以，迷信憲法的思想是極其錯誤的，是要亡黨的。」他又說：「當然啦，憲法制定是制定了，執行不執行，執行到什麼程度，還要以黨的指示為准。只有傻瓜和反黨分子才會脫離黨的領導，執行憲法。」

由於毛澤東對憲法持這個態度，最高人民法院在1955年做出司法解釋，規定法院在審理刑事訴訟中不得援引憲法。從此中國憲法就成為一紙虛文。1957年3月17日，毛澤東更直接致函周恩來等，提出「取消憲治（法）課」，改設政治課。1961年，毛澤東在秦皇島召開的一次座談會上的講話，解釋了為什麼要廢除憲法課。他說：「我們的黨，好比諸葛亮，對於『憲法』這個阿斗，是懷有極其複雜的感情啊！不公開承認阿斗的領導地位是不好的，是無法向人民群眾交代的；如果不把阿斗當擺設，也是不好的，是無法讓黨隨意向人民群眾發號施令的，也是遲早要被司馬懿抓去砍頭的。所以，我考慮再三，決定在全國所有學校取消憲法課，開設政治課，讓全國人民明白，第一，阿斗還是有的，諸葛亮也受他的領導，不會胡作非為的，放心好啦；第二，諸葛亮是最厲害的，是會呼風喚雨、撒豆成兵的；不聽他的話，後果會非常嚴重的，嚴重到比地球爆炸還可怕！」

毛澤東這番話，表明中共完全違背了自己的承諾。其結果是導致了中國出現了自從有文字記載的歷史以來最嚴重的人道主義災難。我時常用兩組數字來概括這場民族災難：

其一是非正常死亡人數，根據官方數字可以申算出不少於4000多萬人：大躍進造成的大饑荒餓死3500萬人，建國初期（1951-55年）鎮壓「反革命」槍斃了約400多萬人。再加上文革時被打死的約400多萬人，接近4500萬之譜。

其二是受政治運動迫害的人數高達一億三千多萬人。以中國當時人口約8億計算，平均每8個人就有一個遭到政治迫害。

這場災難的發生，應驗了中共當年「一黨獨裁、遍地是災」的論斷，也應驗了毛澤東所謂「比地球爆炸還可怕」的警告。這是中共違背自己的關於建設民主的承諾，在憲法上寫上「專政」兩個字的惡果。而不可不慎的是，「專政」這兩個字至今仍然高踞《憲法》序言的位置，更不可不注意的是，「當今聖上」親政以來，未到一年便下達了反普世價值等「七不講」的規定，還軒起一場批判憲政的大風暴。

三、今天重溫此書的現實意義

今天重讀這本書，正值香港到了政治民主化的關鍵時刻。我們能否建立一套真正的普選制度，同香港乃至中國的政治前途都息息相關，所以雖然本書收集的是距今七十多年的文章，卻仍然有很強烈的現實意義。

第一，我們應否允許中共違諾的事實歷史重演？

我們看到，中共違諾的結果，就使中華民族遭遇到歷史所僅見的政治災難。當年中共承諾民主後食言的情况，今日似乎在香港以袖珍版的規模重現。三十年前對香港承諾民主、承諾普選，今天卻準備以「中國特色的普選」（即由中央先篩選候選人、再交香港市民選舉）來敷衍我們。

請讀一讀當年中共是如何提出要「真貨」。《新華日報》1945年1月28日社論說：「中國人民為爭取民主而努力，所要的自然是真貨，不是代用品。把一黨專政化一下妝，當做民主的代用品，方法雖然巧妙，然而和人民的願望相去十萬八千里。中國的人民都在睜着眼看：不要拿民主的代用品來欺騙我們啊！」

我們今天要求真普選，不就是當年中共要的「真貨」嗎？它今天打算給我們的，不就是它當年所反對的「代用品」嗎？

鑑於今日中共正在香港以袖珍版重覆當年的錯誤，我們應該怎辦？我覺得，我們應該從中國人民遭遇到的這場災難覺醒，制止中共繼續違背承諾。

第二，在普選問題上，中共強行設立了一些無法在《基本法》中找到法律依據的關卡，以遂它操控普選的目的。我們是否只能無奈的接受？

我們不妨重溫中共當年對真普選的認識和要求是怎樣的。中共《新華日報》1944年2月2日的社論指出：

*「真正的普選制，不僅選舉權要『普通』、『平等』，而且被選舉權也要『普通』、『平等』；不僅人民都要享有同等的選舉權，而且人民都要享有同等的被選舉權」；

*「廣義地說，選舉權就包括被選舉權在內，有選舉權的運用，就必有被選舉的對像，因而有選舉權存在，就同時有被選舉權存在。如果被選舉權受了限制，則選舉權的運用，也就受了限制」。

*「選舉權是不是能夠徹底地、充分地、有效地運用，與被選舉權有無不合理的限制與剝奪，有着不可分離的密切關係，假使某些人民被剝奪了被選舉權，則有選舉權的人就不能去選」。

*「如果事先限定一種被選舉的資格甚或由官方提出一定的候選人，那麼縱使選舉權沒有被限制，也不過把選民做投票的工具罷了」。

當年中共這些話，同我們今天所爭取的真普選，有什麼分別呢？我們今天所爭取的，正正就是當年中共所認識的和所爭取的真普選。昔日它可以爭取真普選，何以今天我們爭取同一樣東西，它卻要橫加種種限制？所以，今天中共這樣做，同它當年的認識相比，是明顯地倒退了。如果我們接受它的謬論，表示我們也自甘墮落、自甘倒退。

希望建制派的朋友，好好讀一下《歷史的先聲》這本書，才會明白今天香港市民希望沒有篩選的普選，其實並不是什麼離經叛道的訴求。

文 程翔

編輯 馮少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