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月15日
【明報專訊】高鐵撥款爭議搞了這麼久,大概政府仍然搞不明白,這其實不關高鐵的事。
這是意識形態鬥爭呀!你們怎麼這樣都不明白?
反高鐵運動反對的,其實不是高速鐵路、不是669億的造價(不代表300多億便沒有人反對了),不單純因為影響了菜園村和其他居民(因為我相信沒有鐵路方案會不影響任何居民),更不是因為總站設在西九龍。我近日在想:如果是政府建議把總站設在錦上路,反對者一定會想到更多理由反對(可能會反過來問為什麼不設在市中心),並且會認為這是政府跟新界鄉紳勾結,將公帑補貼新界收地和發展新界,得益者只會是鄉紳等等。
反高鐵實反對管治意識形態
我不是說這些因素完全沒影響:政府對高鐵的很多計劃細節交代不清楚,給反對者提供了很多彈藥,也擴大了反對者的層面,但如果特區政府以為消除反對聲音的方法是提供更多有關高鐵的資料,便其實是「捉錯用神」。
反高鐵運動反對的,其實是整套管治意識形態和發展模式:是反對那種經濟發展至上、將土地還原為金錢價值的觀念;是反對那種自上而下的城市規劃決策;是反對那種只選擇性地提供資料,諮詢有關利益團體的形式化諮詢;是反對那種首先照顧土地利益和專業利益集團的資源分配模式;和反對那種永遠以經濟效益和增長作為所有社會政策的最高目標的管治哲學。這場運動,其實和西九、天星、皇后、一脈相承,並且會繼續承傳,以至擴大。
政府不能明白這場運動,正如他們沒有明白為什麼年輕人要保衛皇后碼頭一樣。觀乎這一兩星期政府不斷宣傳高鐵的經濟效益,是完全「牛頭唔搭馬嘴」的表現,就像不斷對覑一群回教徒說「耶和華是真神」一樣,不單完全失效,還要加深矛盾和反感。
政府上世紀一直用的那種發展模式、意識形態和管治哲學,對現時的抗爭者來說,合法性所剩無幾。那種一直用「整體經濟利益」合理化少數社群的犧牲、用高地價政策的房地產收益來補貼基建和集體運輸系統、用社區會堂式的諮詢而不是直接與受影響的社群對話的策略,當新一代社運根本不認同這些價值和程序時,政府根本無法說服反對者,也沒有方法解決矛盾,因為反對者開出的,是一張他們不能結的帳單。
政府要建立民主規劃過程和架構
政府要結帳,要建立一個民主的規劃過程和架構,不要自己做好所有的規劃,才「斬件」拿給不同的諮詢機構諮詢。諮詢的時候,不能遮遮掩掩隱藏最具爭議性或政治最敏感的部分(例如不告訴人會挖大角嘴的地底和影響西九的交通),而應該一早把方案主要利弊羅列來讓公眾可以比較,愈具爭議的愈要早作針對性諮詢。政策的原則,不能單以自己界定的「整體經濟效益」壓倒一切,要把哪些社群會受損、哪些團體會得益計算清楚並公告天下,並且考慮如何爭取受影響者的支持,或對他們作出補償。要求政府決策時不要以「經濟發展至上」的思維主導,筆者也同意是苛求了:現在的政府高官,除了這種簡單化的功利價值,根本不能說得上有任何社會政策的價值體系。
當政府不願意改轅易轍,改變既有的決策和發展模式,最後又選擇重彈舊調,出動建制權力,動員親政府的團體支持撥款、開動輿論機器重複「經濟效益」的論調,出動委任的行政會議成員批評立法會議員拖延,並且透過掌握立法會大多數通過撥款。這不但無助說服反對者,還造成另一層次問題:民眾很快認清問題的根源是政制不民主,結果將矛頭指向功能組別議員。就像元旦遊行,傳媒只放大了「80後」的主題,但其實遊行隊伍中有相當多頭髮斑白的參與者,除了支持民主外,帶著各種由骨灰龕至屏風樓、由重建到全民退休保障的民生訴求,最後「萬佛朝宗」,全都歸結到政制不民主的問題上。
回歸13年,民間社會運動和民主運動若即若離,但當社會矛盾愈尖銳,民眾開始開展對香港整個體制多個面相和基本原則的反思,最終會帶來民主運動和各種社會運動的合流,衝擊建制。特區政府如果不作根本反思,高鐵撥款也許總會通過,但可以開始準備應付下一波的社會運動了,至於保護的是港珠澳大橋的中華白海豚、上水的古洞村居民,還是某市區重建的釘子戶,我可不知道了,反正會陸續有來,而特區政府沒能解困。
作者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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