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誥烽 - 菲律賓的崎嶇民主路

2010年8月30日

【明報專訊】菲律賓的貪腐政治和惡劣治安，舉世聞名。該國選舉期間經常發生的暴力事件，如果傷亡不多於三數人，媒體都已經懶得報道。去年年底一個南部省長候選人的親友在記者陪同下，一行幾十人乘多部汽車從老家出發到省會登記參選，結果車隊中途被100名相信來自競選對手家族的武裝人員綁架。最後候選人的妻妹與同行記者50多人被屠殺，棄屍荒野，有的更被強暴、斬首、肢解。

通過這些恐怖案例，我們不難想像籠罩當地社會的戾氣有多大。想深一層，如果菲國的政治清明一點，人命得到多一點保障，經濟還會那麼糟嗎？那麼多教育程度不低的年輕人，還要離鄉背井跑到別國當家傭嗎？那麼多媽媽還需要將自己孩子享受不到的照料轉讓給我們嗎？菲國政治社會危機的受害者，其實每天都在我們眼前，早已成為香港社會的一分子。

菲國亂局始於小圈子假民主選舉

港人無辜遇害，令我們切身體會菲國管治失效的可怕。可惜的是，在新舊媒體鋪天蓋地的報道下，我們最初的悲憤，並沒有多少轉化成更普遍的人道關懷和理性思考，反而異變成更狹隘的、人民對人民的民粹怒火或冷嘲熱諷。有人說要辭退菲庸、有人主張以經濟制裁懲罰菲國。有藝人更說「既然有外國人做人質，必須以人質安全為首要」，那是不是說如果人質是本地人，便不用以人質安全為首要呢？

菲國政府是需要譴責的。在譴責之餘，我們是否也應該暫時讓心境平靜下來，了解一下身邊菲籍朋友家鄉的亂局，究竟因何而起？

菲律賓人民在1986年通過和平革命推翻了馬可斯的專制統治，一度成為亞洲民主化的先鋒。現在菲國政府無能不堪，治安惡化至此，以後肯定會有不少人引用菲律賓的例子，重彈民主致亂的老調。但回顧歷史，菲國的亂局，其實與革命後的民主體制無關，而是始於美國殖民時期的小圈子假民主選舉。

菲律賓在19世紀被西班牙統治時，縣級地方政府由本土莊園主等精英互選產生。19世紀末西班牙人為了加強殖民政府效率，企圖收回地方政府的自治權和財稅權。長期把持地方政府的地主豪強不服，於是紛紛起義，推翻西班牙統治。但這些豪強在1898年成立菲律賓共和國後不夠一年，美西戰爭結束，戰敗的西班牙竟將菲律賓轉讓美國。本來已獨立建國的豪強拒絕再次被殖民，對登陸美軍作激烈抵抗，最終被殘酷鎮壓。

美國殖民者平定起義之後，積極安撫地方豪強，承諾只要他們接受美國治權，即可與殖民政府分享權力。美國更發明了「導修殖民主義」（tutelage colonialism）的概念，聲稱美國管治菲律賓，為的是引導菲人慢慢建立民主制度，假以時日達至全面自治、終極普選。

豪強政治網絡代代相傳

美國殖民者同時強調菲律賓並未具備實行普選的條件，而民主發展，又必須按當地實際情況循序漸進，不能一步到位。故此殖民政府在20世紀初引進縣級和省級首長、議會與全國國會的選舉時，將選民資格，嚴格限制在下級政府的「民選」公職人員和其他受過高等教育並坐擁巨富的上層精英之內。省長選舉的選民，有時可以少至500人。所有候選人，當然也須獲得美國殖民者的認可與祝福。對這種少數權貴與下層議員選舉上層議員、首長，並由母國在幕後操盤的選舉方法，見慣功能組別與大選舉團的香港人，應該感到十分親切。

這種小圈子選舉，在菲律賓實行了近40年。有資格參與選舉的豪強，在歷次選舉中慢慢結成盤根錯節的庇蔭——附庸（patron-client）網絡，小豪強票投大豪強，大豪強當選後則將壟斷事業牌照、政府合約、官位等公共資源分給小豪強。豪強的政治網絡通常都由他們的子孫繼承，代代相傳，形成豪強家族。豪強間時而因分贓不勻或選舉協調失敗而大動干戈。久而久之，各大家族均自行組建私家軍，割據一方。

美國在殖民統治後期，一步一腳印地增加菲國的民主成分，慢慢擴大各級選舉的選民基礎。這等龜步改革，給予豪強充分時間將其原有的庇蔭——附庸網絡向下伸延，以適應愈來愈龐複的選舉遊戲。到二戰結束後菲國獨立和實行普選時，各大豪強，已通過層層中間人，架起覆蓋至社會最底層的龐大庇蔭——附庸金字塔，立於不倒之地。豪強在每次選舉中的買票成本增加，他們掠奪公共資源的胃口，也就變得更大。1950、1960年代每屆民選總統積弱，沒有一個能駕馭地方豪強、建立強而有效的中央政府，並非沒有原因。

公民行動黨短短十多年發展神速

馬可斯在1972年宣布戒嚴，建立獨裁統治，除了是要集大權以剿滅共黨外，仿效1950年代台彎與韓國經驗建立威權中央、厲行土地改革、剷除豪強勢力，本來也是他的初衷之一。但他還是敵不過土豪的抵制，無功而返，最後只集中精力搜括國庫，累積私財。1986年人民革命恢復了民主選舉後，仍擁有龐大庇蔭——附庸網絡和自主武裝的各地土豪，即重施故技，操弄選舉，將馬可斯家族交還出來的國家機器瓜分，化成他們的私人提款機，造成今天的局面。

但這並不代表1986年的人民革命是白革了。革命至今，菲國的言論和結社自由怎說也比戒嚴時代進步。這個言論和結社空間，讓無數無懼權貴威嚇的社運組織者，支撐起一個充滿活力的公民社會。在傳統豪強家族的統治下，這個公民社會一直被排斥在政治權力之外。有見及此，一群從1986年革命一路走來的公共知識分子和勞工、婦女和外傭等團體在1998年成立公民行動黨（Akbayan Citizens' Action Party），積極參選，企圖從貪腐集團手上奪回86年革命的果實，歸還人民。他們在短短十多年發展神速，在今年國會大選中獲得超過100萬票，奪得兩個議席。該黨的其中一位眾議員，正是世界知名、一輩子為發展中國家的公義與和平而奔走的社會學家Walden Bello。

菲律賓在過去百多年的歷史，血跡斑斑。該國現在雖仍處在混沌、黑暗之中，但希望的幼芽，畢竟是頑強地成長起來了。8名無辜受難的香港遊客，是菲國那個貪腐、暴力體制的受害者。我們在面對同一個體制下的其他受害者時，就算不伸出援手，是否也應該少一點嘲笑，多一點慈悲？

作者是美國印第安那大學布魯明頓校區社會學系助理教授、中國政治與商務研究中心副主任

■延伸閱讀

1. Julian Go 2008. American Empire and the Politics of Meaning: Elite Political Cultures in the Philippines and Puerto Rico during US Colonialis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 Alfred McCoy ed. 2009. An Anarchy of Families: State and Family in the Philippines.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Vic - 無力

2010年8月29日

一八九一年，契訶夫完成了他的庫頁島之旅，頓悟到一廂情願的同情與一視同仁的博愛只是空虛的高調和妄想，而且，契訶夫沉痛地告訴我們：「在俄國，事實過於貧乏而議論過於豐富。」

--張大春：《厭倦議論的契訶夫》，香港蘋果日報／2010年8月29日

今天是馬尼拉巴士人質事件的頭七，許多香港人將走上街頭沉默遊行，哀悼死難同胞，也為自己療傷。

這件事，事實並不貧乏，議論--有見地的議論--迄今並不十分豐富，或許跟我們對菲律賓這國家非常無知有關。我向來重視評論，認為理性、睿智的評論十分珍貴，但此刻最深的感覺是無力：再睿智、再深刻的議論，在八位同胞就在大家眼前被無辜殺害的情況下，都顯得蒼白無力，不值半分錢。

我們覺得菲律賓當局在整件事中表現無能、荒謬到極點，但是，冷靜想想，這不正是一個沉淪了數十年的國家的正常表現嗎？我們要求真相，但這件事就在電視直播下發生，也有倖存者告訴我們車上發生什麼事，表面的真相，還不夠清楚嗎？還是我們認為，事件本來有望和平解決，結果釀成慘劇，是有人在耍陰謀？但是，即使證實的確如此，而且禍首奇跡般得到應有的懲罰，我們就真的心滿意足了嗎？

有在港的菲傭說：「我可以肯定他（殺人的門多薩）原來是一個好警官，起碼他沒有貪污。我在電視看見他的家，屋子殘破極了，而他十分貧窮。你知道，所有貪污的菲律賓官員都住大屋，有車，有錢，我們一看就知道。假如他願意貪污，就不會被解僱了。」

倖存的李小姐說：「槍手又多次向我們道歉，他說他也不想這種事發生在我們身上，說只是想我們幫他，逼政府注意他的個案，他三番四次強調不會傷害任何人，只要我們合作幫他……在他最後開槍之前，他從來沒有把槍指向我們任何一個人，從來沒有威嚇過我們，只要我們告訴他『toilet』，他都會揮手示意讓我們去，於是十個小時內，大家都在車尾堆滿雜物的小室內以膠袋如廁。首幾個小時，槍手說電話時，語氣平靜，有時還語帶笑意，一聲聲『ok、ok』的，讓我們心寬，間或又再強調不會傷害我們，還容許外面兩次送飯給我們。一直到黃昏之前，大家雖然是擔心又害怕，但車內的氣氛算是平和，並不恐怖。」

叫人扼腕，對吧？的確是大有機會和平解決的事。這位前警官，顯然不是窮凶極惡之人，但現實卻可以將他逼入絕境，剎那間由人變魔。人心惟危很可怕，但那令人走投無路的現實，或許更恐怖？

我們很容易將此慘劇歸咎於菲律賓貪污腐敗的體制，這不是問題。問題是，這個人口近一億的國家，淪落到成為全世界笑話的恥辱地步，但是，這似乎還不是黑暗的盡頭：至少，迄今為止，沒有人敢告訴我們，菲律賓這國家有望脫胎換骨，告別貪腐。很無力，是不是？

世界的苦難無窮無盡，每個人都承受著不同程度的現實壓力，再多的愛心也不夠用。「一廂情願的同情與一視同仁的博愛」，或許的確「只是空虛的高調和妄想」。面對慘劇後的傷痛與無力，我想，活著人如果無力積極做些什麼好事，盡可能避免作惡，盡可能避免傷害其他人，盡可能避免令世界變得更糟，也就已經很好了。

陳雲 - 香港人的身份，大陸人的身分

香港蘋果日報 2010年8月15日

殖民地政府發的香港居民身份證，寫的是「身份」而非「身分」，既是符合粵語發音，也是妙用政治語言。份是有份、一份、股份的份，粵語讀的是第二聲（高上聲），讀如麵粉的粉，身份用份字，表示這個地方是我有份的，香港有我的一份，意涵的公民身份是強調權利的，如有權享受憲法保護、公民權利和社會福利。昔日難民避秦，偷渡來港，取得的是香港身份。

身分無疑是舊寫，粵語讀的是第六聲（低去聲），讀如「分子」的「分」，是職分、緣分、盡本分、分內事的分字。身分用分字，強調的意涵是義務和責任，如為國盡忠、服從法令之類。國民義務，是你的本分。明白這個意涵差異，便明白為何香港寫身份證，大陸及台灣寫身分證。

香港回歸之後，二○○一年，葉劉淑儀當保安局長期間，政府公佈智能身份證的設計，諮詢公眾，第七版的設計圖，將新簽發的身份證的字樣更改為「身分證」，香港作家陸離女士馬上抗議，認為不宜亂改，將人字偏旁減去，國學家饒宗頤先生更考據「份」字在宋朝已通用。份字有辨義之功用，身份毋須復古為身分。港府見參與抗議者眾，只得從善如流，恢復寫「身份證」。參與抗議的人，只覺得不宜改字，沒了人字偏旁不好看。沒設想到，去了人字偏旁，意涵大大不同，「人」權奪去了，原本強調公民權利的身份，改為強調公民義務的身分了。

粵語有十聲，音調豐富，很多微細的差別，都可以用變調來辨別清楚。相反，普通話只有五聲，音調貧乏，不能從音調辨別「身份」和「身分」的差別。從讀音上無法分辨，就不會堅持另外創造新詞，甚至取締其他方言區的新詞，將詞彙簡化，例如將「身份」及「身分」統一為「身分」。

份字好勁。於粵人而言，中國我有份，香港我有份，這家公司我有股份，我有份話事，這個份字的讀音，與身份的份字讀音是一樣的。有人字偏旁的身份證，強調的是權利，不是義務。講普通話的人，拿到身份證或身分證，在聽覺上是沒分別的，在語義也難以覺察其精義。若是北方官大人，很自然會覺得這群講「鳥語」的香港人無聊鬧事，為何要堅持身份證那個份字呢？

聲調的微細分辨，聯繫到權利與義務的天大差別。你說，粵語要不要保育？你說，假若香港人的下一代只識得普通話，會不會愈來愈糊塗？北方的官大人要用普通話掃除粵語，將方言驅逐出公共空間，官府、電台、學校不准講粵語，使大雅之粵語淪為私密之部落語、鄙俚之市井語，這難道不是政治議程？愚民教育乃中共之大政，推普廢粵，真的是個偽議題麼？

區樂民 - 醫生之死 & 葛霖 - Good Value結語

區樂民 - 醫生之死
香港蘋果日報 2010年8月13日

她長得美麗，有愛心又具學識，才三十六歲，為甚麼會死在阿富汗？報章上的新聞，我讀完又讀，沉思良久。

英國華裔女醫生 Karen Woo，本是某醫療機構的助理醫療總監，去年十月，她放棄高薪厚職，走到阿富汗當義工，幫助孕婦和兒童。

在山區完成一項工作後，歸途上，車隊被武裝分子截劫，她和另外九人，慘遭殺害。

她不是個無知女孩。網誌上，她曾說：「這次遠征不會沒有危險，但我始終相信，最重要是為那些有需要的人提供醫療，我們的努力是值得的。」

她教我想起耶穌。

耶穌來到世上宣揚福音，基於大愛。被捕前，耶穌給門徒一條新命令：「你們該彼此相愛，如同我愛了你們。」

耶穌愛人，愛到極點，結果死在十字架上。

Karen Woo愛人，也愛到極點，結果死在阿富汗。

她的未婚夫對記者說：「她去最危險的地方只為幫人，她是我遇過最無私的人。她沒有宗教信仰，一切都發自內心。」

或許狹義上她沒有宗教信仰，但神是愛，她按心中的大愛行事，圓滿地實踐了耶穌給門徒的命令。

我敬佩她，但我可沒有膽量和相稱的愛心，跑到阿富汗行醫。基督徒該悄似基督，我捫心自問：究竟我是基督徒，還是她是基督徒？

有些基督徒堅稱，在生時若不信耶穌，死後必下地獄。如果我這個膽小兼愛心不足的基督徒也有資格上天國，天國怎可能沒有 Karen Woo的席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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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d Value
Reflections on Money, Morality and an Uncertain World

葛霖（Stephen Green） 著

作者簡介：現任匯豐控股主席，2003至2006年間任公司行政總裁。1982年加入匯豐後服務至今，1988年起擔任英國聖公會義務牧師。下文為Good Value一書最後幾段之中譯。

許多人對十字架的意義不甚了了，他們更認識麥當勞的黃色M字商標（這商標如今比十字架更普遍可見）。對某些人來說，十字架的意義因為歷史而受損（譬如十字架跟十字軍東征的關聯）。對另一些人而言，十字架是一個護身符，又或者是抬高自己、貶低他人的身份標誌--例如，1990年代塞爾維亞人在波斯尼亞作戰時，脖子上就明顯掛著十字架。

但十字架當年其實是執行死刑的工具，而且還是常用的一種。我們如今已忘了拿這種死刑工具作為一個新運動的標誌、希望的標誌，是多麼震撼的一回事。這個運動的領袖與靈魂人物被處死在十字架上時，喊出了兩句話，向我們顯示這希望的標誌是多麼不平凡。「我的神！我的神！為什麼離棄我？」這聲淒涼的呼喊將我們帶到失敗、絕望與孤獨體驗之極致。我們許多人已經有過、或將會有這種體驗：即使是那些不知道那麼多事的人，也不例外。作為人，我們必然牽涉其中--沒有它，我們的全球化故事就不可能完整。

根據《約翰福音》，接著是死前最後的呼喊：「成了！」在這一刻，這究竟是什麼意思呢？這裡不適合就此問題展開神學討論。千百年來，基督教徒已就此次死亡的意義留下數以百萬計的文字記錄，嘗試從各種角度、以各種理論來解釋它。我很懷疑世人能否徹底探索其深意。而不管如何，無論我們如何從神學上去詮釋它，如果這詮釋無法觸及我們存在的核心，那必定是無足輕重的。在我看來，若要觸及我們存在的核心，它必然得成為我們看自己與看世界的那面希望稜鏡：無論人類體驗到什麼，希望永遠都在，就在事情發生的當下，其基礎是我們已完成的事。米蘭大教堂的十字架，以及我們在所有其他場合碰見的十字架，它們的意義就在這裡。容我再說一次：作為人，我們必然牽涉其中--沒有它，我們的全球化故事就不可能完整。

因此，歸根結蒂，我們應帶著希望，而不是絕望，也不是不加批判的樂觀，去面對我們的全球化未來，個人及整體的，物質及精神的。

而這要求我們採取行動--在所有生活領域，包括親密關係、社會生活、商業、職業，以及我們的內在自我（這是我們自己都不完全了解的）。我們必須在數種意義上面對這要求。首先，世界呼喚我們參與全球市場模糊曖昧的生活，而不是脫離它。第二，我們必須發揮判斷力：在全球經歷危機的時刻，記得「crisis」（危機）一詞源自希臘文意思為「判斷」的單詞，對我們是有益的。只要我們直接或間接涉入不公義、排斥與剝削（總是這樣的），我們就無可避免地必須發揮判斷力。第三，我們每一個人都可能必須擔起自己個人的十字架，而我們可能無法預知這將如何、為何或何時發生。經歷此事時，我們或許必須謹記一件事：有人已經做過這件事。最後，我們都知道，我們肯定會犯錯；但我們總是可以選擇懺悔，而贖罪與重生永遠都是可能的。即使有時我們覺得路已走到盡頭，但那可能只是另一個起點。

在此基礎上，我們將不停探索（與奮鬥），儘管我們將無法看見終點。而即使我們對方向與終點只有不完整與暫時的認識，我們總有能力保持希望，希望自己向目標邁進--這是在全球市場中生活唯一負責任的願景。

明報社評 - 舟曲災難──被榨乾的山川向人類反噬

2010年8月13日

【明報專訊】每逢神州大地災變，看到受災同胞的慘狀，許多人都發出「這個國家真是多災多難，中國人民真是多災多難」的悲嘆。不過，這些災變純屬天災？溯本尋源，正如這次舟曲災難釀成重大傷亡為例，表面上是暴雨引發泥石流淹縣城滅村奪命，不過，骨子裏卻是數十年來舟曲過度開發，使水土嚴重流失的結果。另外，各級政府明知舟曲是全國四大泥石流危害區之一，卻不徹底整治，連人民生命安全也可以打馬虎眼的政府，施政「以民為本」從何談起，難道只是口號一句？

本有「隴上桃花源」美譽

舟曲美景毀於伐林追逐GDP

舟曲一帶，1949年以前曾是舉世聞名的原始森林，但是中共建政之後，舟曲以豐富的森林資源支援國家建設，數十年開發、濫伐的結果，舟曲森林覆蓋率由原先的67%，下降至現在約20%。當地居民形容，過去這裏蒼巒嫩綠，錯落有致，現在則是所有山頭的石岩都裸露在外，活像一個沒衣服穿的貧苦老人。過去，舟曲靠着林業收入，支應縣政所需。可見舟曲為國家建設和地方經濟，榨乾了森林，戕害了土地生機，種下今日的惡果。

1998年禁伐之後，舟曲縣「捨木就電」，開始利用流經白龍江的豐富水力資源，大建水電站，短短10年之間，舟曲縣獲審批大小水電站55座，已建成 27座，在一些河段上，幾乎每隔10公里就有一座。大興土木建水電站，與伐木一樣，都是走榨取自然資源的老路。當地官員說，修建水電站要炸山闢地，岩體因而鬆動，植被遭到破壞，引起新的滑坡，廢料堵塞河道，在溝道把胡亂堆積，也為泥石流形成提供了鬆散的團體物質。

除了伐木、水利，破壞舟曲土地生機的還有採礦。舟曲發現有金礦，據知，雖然現在只得一個集團動工開採，但是到去年為止，已有29家企業獲得礦產開採權，他們一旦全部動工，舟曲本來已經被弄得五癆七傷的水土，不曉得還要遭受多少折磨了。

舟曲縣是貧困縣，有官員訴說上世紀90年代，經常好幾個月發不出幹部工資，舟曲把森林奉獻給國家，而在追逐GDP的日子，他們不管原本有「隴上桃花源」美譽的好山，已經成為瘌痢頭，轉而打好水的主意，大興土木建水電站，還有就是牽山涉水的金礦業。這次連近2000名民眾寶貴的性命也陪上了。

舟曲官員利用自然環境優勢，發展經濟，表面上難以非議。但是這種破壞自然生態，榨取山川價值以推動經濟的做法，只是竭澤而漁，不可能持續發展，有太多例子證明這種粗放型、盲目冒進的發展模式，最終只會自食惡果。舟曲當局和人民珍貴的山清水秀家園，「被開發」得滿目瘡痍，不忍卒睹，不過，在經濟上最得益的並非他們，而是那些由全國各地而來的木頭販子、礦業商人，就算建了大批水電站，舟曲的電費不降反升，居民抱怨說「原來一度只要兩毛六，現在要五毛二」，原來水電站都要歸入國家電網，縣政府無權干涉電價。

家園山川告別隴上桃花源美譽，舟山陪上美麗自然景觀，卻為他人作嫁衣裳，自己仍然阮囊羞澀，這就是舟曲今日的寫照。

泥石流發生的頻率，遠多於地震，所以，預見泥石流和預防泥石流，應該比地震容易，地震發生在地下深處，泥石流大多發生在山溝地表。舟曲水土地表破壞之嚴重，早成為全國四大泥石流危害區之一，中央政府也有撥款給地方進行整治工程，舟曲縣要拿出部分錢，但是因為貧困，縣政府根本掏不出錢來，於是一項工程原要建攔渣壩13道，防導溝1.2公里，因為經費不足，只建了10道攔渣壩，其中3道原設計是鋼筋混凝土結構，因為沒錢，改成石塊混凝土，防導溝則始終無興建。這樣的工程質量，能夠抵禦泥石流衝擊？稀矣！

至於1998年禁伐後，中央給舟曲的造林費，每畝100元人民幣，據當地官員說，今年每株樹苗就要1元多，100元連買樹苗都不夠，因為每畝地要栽 200株，另外灌溉蓄水也在在需財。由此看來，飽歷滄桑、至今仍然遭受水電站和採礦業榨取其大自然剩餘價值的舟曲，當局的所謂保育措施，只是聊備一格，各級政府根本無決心好好整治。所以，今次被特大泥石流掩埋的以千計同胞，他們之死，是死於天災，抑或死於人禍。我們看來，人禍還是主要的。

舟曲災難僅冰山一角

擁豐厚儲備卻不能保民安全？

今次發生泥石流的三峽峪，只是舟曲159個泥石流重點區域之一，據知全國至少有1.6萬個與舟曲類似等級的地質災害隱患點，也就是說，有大批民眾的性命，時刻暴露在災變之下，他們的性命，無時無刻都備受威脅，一個對人民負責任的政府，理應怎麼做，應該不言而喻，但是觀乎實際，這些「保命工程」（若有的話）是否排在各級政府的優先次序上？以舟曲的例子，肯定就不是了。

「保命工程」耗費不菲，相對於興建規模宏偉的廣場、辦公大樓等形象工程，「保命工程」鮮能使官員添顏面光彩，但是有什麼比人民的性命更可貴呢？若連人民的性命也不盡力保護的政府，「以民為本」從何說起。中國現在有接近2.5萬億美元外匯儲備，而且持續增加，應該有能力讓人民活得安全一點。只是更多花精力在防微杜漸，則我們的總理就毋須經常奔波於災區指揮救災和作信心喊話了。

李怡 - 中國沒有畢菲特，也不會有關惠群

香港蘋果日報 蘋論 2010年8月7日

Vic：中國未來是否會像美國那樣，有很多富豪捐出大部分身家，或許不是很重要的問題。更重要的問題是：我們是如何生活、如何創造財富的？

如果我們在創造財富的過程中，糟塌自然生態、毒害剝削世人身心（想想石化與媒礦生意，想想華爾街目中無人的「天之驕子」，想想賣香煙、賣軍火的商人，想想無所不用其極鼓勵大家炫耀與消費的整個現代經濟體制），到頭來捐出財富，真的有很大意義嗎？

像香港的地產商，掌控整個城市的政治特權與經濟命脈，剝削掠奪之手段精益求精，刮你一百塊，再拿兩塊錢出來「回饋」社會，我們就應該很感激嗎？先奴役人，再拿一些錢出來為自己買個好名聲，有何功德可言？

《慢錢》(Inquiries into the Nature of Slow Money)一書的作者Woody Tasch在該書第二章對美國的公益基金會有以下批判，值得我們深思：

數以千億美元計的基金會資產投資時完全忽略基金會的公益目標，有些投資的後果甚至正是基金會撥款希望解決的問題--一名非政府組織領袖因此指公益事業是「一個破體系的溢流」（the run-off of a broken system）。

2007年，《洛杉磯時報》報導比爾與梅琳達蓋茲基金會的投資方式，彰顯了基金會圈子頑抗變革的一面。這家全球最大的基金會投資奈及利亞鑽油業，該產業造成的污染，顯著損害當地農村民眾的健康。在此同時，蓋茲基金會的公益目標之一，是改善非洲民眾的健康。儘管《洛杉磯時報》的報導引發關注與公眾的議論，蓋茲基金會「明確否決使命導向投資」，原因是要「優先處理我們的工作計畫，而不是排列公司與議題」，以及「專注於我們的核心議題」。

對公益基金會圈子以外的人來說，這種決心是難以理解、令人沮喪的。

我們必須繼續尋找我們遺漏的一個要素，一個能喚醒現代投資人心靈的要素，不管這名投資人是受託管理基金會資產，還是以個人資金小規模投資，但希望認真看待投資衍生的後果。

美國富豪的捐款進了公益基金會，公益基金會將這些錢拿去投資，為公益事業累積更多金錢，但如果投資的過程是製造出更多災難，那麼這到底算是什麼公益？為了有更多錢可以改善你們的健康，我們必須先從損害你們健康的生意中賺錢，這是什麼道理？

先污染再治理、先剝削再回饋、先發財再慈善，似乎不是我們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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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起捐出一半身家慈善計劃的美國富豪畢菲特，表示將會向中國和印度的富豪推動這個計劃。前天，奧巴馬總統向持續 24年在美國每天行善的香港移民關惠群授予總統公民獎章。這兩個消息都有在內地媒體報道。然而，筆者幾乎可以肯定地說，在可見甚或不可見的將來，中國大陸都不會有畢菲特，也不會有關惠群。

美國 40富豪捐獻一半身家的承諾，不僅是基於新教的奉獻精神，對人類愛心，而且來自一種人生哲學理念所支持。畢菲特在他發出的「捐獻誓言」中表示，他的人生哲學是把 99%的財富捐出做慈善，「未來我不會需要任何東西，我已經得到人生中想要的一切。」

畢菲特表示，他捐出的財產，就金額來說是很龐大的，但以相對價值來說，其實很多人每天的佈施都比他多。他說，美國有幾百萬人定期捐款給教會、學校、慈善機構，他們捨棄了原本要用在自己或家庭的部份錢財，或減少了看電影、上餐館或其他樂趣而捐款。但「對我來說，捐出 99%財產，我和家人不會有任何犧牲。」

他的「誓言」又說，這項捐獻承諾不會讓他犧牲最寶貴的資產：時間。「許多人──我很光榮地說，包括我的三個兒女──會捐出大量的時間與才幹去幫助別人，這種助人的方式，比捐錢更有價值，因為一個掙扎求生中的孩子，如果能獲得愛心輔導人的扶助與栽培，他所得到的這份愛心之禮，價值將比一張支票來得更大。我在這方面就做得很少。」關惠群 24年每天幫助貧困的人，她的付出按畢菲特的準則就大得多。

畢菲特從關愛全人類的角度，謙卑地表示，他的財富，歸功於他出生在美國。他常說，他和他的兒女都中了「卵巢彩券」（ the ovarian lottery）。他在 1930年出生時，全球能生在美國的機率是 1/30，而且他是男性，又是白人，躲過了即使在美國社會都有的許多人面臨的阻礙。

與大陸人相比，香港人或得以移居香港的人，其實也都是中了「卵巢彩券」的。若關惠群來不了香港，去不了美國，她即使善心爆棚，在大陸也不可能做甚麼，說不定本身都命運多舛。

畢菲特認為，「擁有一大堆財產的人，最後往往會變成這些財產的奴隸。」動用超過 1%的財產花在自己身上，不會讓自己變得更幸福快樂。然而，把 99%的財產捐出，肯定對其他人的健康和福祉可以帶來改變。

畢菲特要用這套人生哲學去勸喻中國富豪，很大程度是對牛彈琴。一、中國沒有鼓勵捐獻的稅制；二、中國缺乏民間的慈善機構，絕大部份捐獻都落到官方機構的口袋裏，比如前年汶川地震所獲天文數字的捐款，就沒有對這些捐款的具體賑災開支作透明交代，人們知道的是內地官員大幅加薪；三、在中國，大手捐款會引起社會矚目，導致各地機構鄉親臨門，引致其他富人的嫉忌甚至仇視，「財不可露帛」是中國的古訓；四、中國的富豪都不是經營事業數十年致富的，而是這十來年才發家的暴發戶，暴發戶不但不會覺得財產是負擔，而且越擁有得多、越奢華，越有滿足感。中國某城市有一標語：「人不可以把錢帶進棺材，但錢可以把人帶進棺材」。在大陸可謂至理名言，卻極少人引為鑑戒。「人不可以把錢帶到棺材」，卻可以留給後代，儘管許多富人死後，後代都爭得打破頭，由親人變成仇人；而許多人生前的誇張奢華，也確能把他提早帶進棺材。

中國不會有關惠群。在玉樹救災中犧牲的黃福榮，在 08年汶川地震當義工，尚且被當局懷疑他的動機；譚作人要幫助地震中國豆腐渣校舍受害學生的家長，卻被判刑；樂施會也被中國官方指為別有用心的機構。在中國，捐款最多詐捐，做好事幫助人只有死了才會被接受和被讚揚。

中國會不會有富豪響應捐獻呢？在中共的強力要求之下，為了迎合國際社會這個趨勢，說不定會有。但也很可能只是姿勢，是詐捐。而詐捐，卻是全世界都沒有的文化。因為捐獻出自心甘情願，沒有人會逼你，故不必詐。在壓力下不得已地捐，才會有詐捐。